根本利益范文10篇

根本利益范文篇1

一、坚持法律至上的原则

法是国家意志的重要表现形式。法所体现的意志既不是个别人的意志，也不是少数人的意志，而是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共同意志。而社会主义法正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坚持法律至上实际上也是坚持了“人民意志至上”。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行政机关的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代表大会表述意志的最基本的途径和形式是制定法律。行政机关也就是执行法律的机关。依法行政才能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如在取缔流动摊贩过程中，有人往往觉得他们生活困难，值的同情，而使国家的行政法规得不到贯彻执行，但恰恰是这一点却损害了绝大部分人民群众的利益，影响了人们生活和工作的环境，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坚持法律至上实际上正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二、坚持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原则

"严格"指在执行制度或掌握标准时，认真不放松；"公正"指公平正直，没

有偏私；"文明"指人类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和具有较高文化，与野蛮相对。严格、公正、文明执法是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必然要求。同志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是邓小平同志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和政府管理国家事务的重要方针。实行和坚持依法治国，就是使国家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和规范化；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参与管理国家，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就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制化，法律化。"这段话确认了依法治国和对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肯定。行政机关是国家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最直接的执法者，它代表国家在最广泛、最关切群众利益的层面上与广大群众打交道，它是法制形象的重要方面。执法的严格、公正、文明关系到"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的顺利实施。

在城市管理过程中，我们碰到钢材市场经营户占道堆放钢材严重影响交通的问题，周围群众对此很有意见，由于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难题很大，我们一方面加强宣传，责令先行整改，另一方面对到期拒不改正的一律予以处罚，做到从严执法，不偏私。在处罚上坚持公正，不能孰轻孰重，即使个别经营户不理解、不配合态度粗暴，我们也要说明情况，晓之以理，而不仅仅扣没有关物品了事做到文明执法。这样才能最大限度体现周围群众和经营户们的根本利益。因此，这就决定了执法必须严格、公正、文明才能更好为人民服务履行自己职能，圆满完成工作任务。

严格、公正、文明执法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也在不断加强和提高，懂得运用法律来捍卫自己的权利，而严格、公正、文明执法正体现这一点，特别是执法人员要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要，它使公民的民主权利得到了了充分的保障，能够通过法定的民主程序当家作主，进行重大决策，管理国家大事，人民真正成为了国家的主人。坚持严格、公正、文明的执法才能使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法律范围内得到充分体现。

三、寓服务于执法之中的原则

作为政府的执法部门公务的对象是广大的百姓，接触的是普通的平民，那么对待百姓的求助要做到笑脸相迎、竭诚办事，寓服务于执法之中，建立一套有效的投诉和联系制度，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如在中高考期间，我们要坚决查处工地夜间违章施工的现象，为居民提供一个安静的夜晚。而对餐饮业油烟的整治过程正体现了当前人民生活环境质量的服务要求。在挖掘城市道路案件中我们更要注重服务原则若当事人是为了群众利益而违章，可以根据有关法规免于处罚或从轻处罚。贯彻服务原则，就是要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接受群众监督，努力为人民群众服务。

四、兼顾效率和保护的原则

在执法过程中我们必须兼顾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程序保证行政机关迅速有力地打击行政违法现象；二是在此过程中不损害公民的合法权益。既要效率，又要保护，二者不可偏废。行政处罚程序既不能成为行政机关单纯的工作程序，也不能片面只强调保护公民权益，这才有可能通过行政处罚达到维持经济和社会秩序的目标。在违章案件中当事人既是违章行为者也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员，对此我们既要效率，也要保护。如在道路遗撒案件中，我们既要及时迅速有力的查处，又不能在处理中‘推、拖、卡’等，要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五、惩戒和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根本利益范文篇2

摘要: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两个基本内容。如何使基层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有效衔接,实现其良性互动,是考量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的重要标杆。四川省成都市进行了推进基层党内民主的政治实践,对基层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衔接做了有益尝试,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但这种探索也同时出现了一些老问题、新困难,促使人们进行一些深层次思考。

关键词:基层民主创新;党内民主;人民民主;衔接

当前,我国各种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改革的总方向,“都是为了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发扬和保证人民民主”①。没有党内民主,党的先进性就无从体现;失去人民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先进性也将失去依托。为了使二者良性互动,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中共十七大把“发展基层民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性工程”。所谓基层民主应该包括“基层人民民主和基层党内民主两大部分,其中基层党内民主尤其重要,因为作为执政党的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起着带动、示范的作用,中国共产党要以尊重党员主体地位来推动并实现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来推动并实现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如果执政党的基层党内民主没有搞好,就会影响到基层人民民主的健康发展,就会造成对基层人民民主的阻碍和伤害。”②因此,处理好基层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衔接工作,是推进当前民主政治建设的有效途径。

一、基层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衔接的现实条件

在国家的大力推动下,村民自治在过去20年的发展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农村基层党内民主的发展反而表现得相对滞后。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基层民主选举改革的同时,也在不断尝试将党的领导与民主选举有机统一起来,这在早期村民选举的“两票制”当中可以得到体现。

乡镇长选举改革的展开,直接给基层党组织带来合法性的冲击,即在政府官员通过直接选举获得广泛民意支持的背景下,如何能够仍然保持党组织的领导权威。正是基于此,从2002年以来,随着乡镇长直选改革,乡镇党组织也开始了选举改革,成为推动基层民主和党内民主的又一具体途径。其实,早在1998年9月至11月,四川省遂宁市莲花乡和东禅镇就进行了“公选”乡镇党委书记的改革,同年11月至12月底,四川眉山市青神县南城乡进行乡镇党委、纪委、政府三套领导班子公推直选试验,由全乡党员直接选举党委、纪委领导班子成员。党的十六大之后,乡镇党政领导班子的“公推直选”在江苏、云南、重庆、吉林、江西、河南等省市推开,乡镇一级党内的选举改革得到更大范围的试点。在乡镇党政班子选举改革的试点当中,各地创造出各种方式,如“公推竞选”、“两推一选”、“公推差选”、“公推直选”等,但基本做法大同小异,其中“两推一选”最具有代表性。从一定意义上讲,农村党组织实行“两票制”和“两推一选制”是村民自治“倒逼”催生的产物。③可以说,“党内民主”与“村民自治”成为两股相互交错的力量,构成了一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两者的有机结合则体现了十七大报告中强调的“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④,即村民自治带来的人民民主拉动了党内民主,而党内民主又进一步推动了人民民主。当前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努力实现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有机统一,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民主建设的重要战略。

二、扩大基层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的有益尝试

自2003年以来,成都市积极探索党内基层民主新途径,逐步形成了以“公推直选”、“‘三会’开放”、“民主评议”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民主政治框架,把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有机结合起来,由加强党内民主建设进而推动整个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一)具体做法

1.积极推行“公推直选”。

2003年11月,成都市首先在新都区木兰镇进行了“公推直选”镇党委书记的试点工作。2004年7月,成都市在认真总结该区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下发了《关于开展乡镇党委书记公推直选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在全市范围推行。同时,在充分试点的基础上,又将“公推直选”范围延伸至区级机关、村(社区)、学校、企业、医疗卫生系统的主要负责人等,用党内民主来引导和带动基层社会民主。根据《中共成都市委组织部关于认真做好村(社区)党组织换届工作的通知》,在各区(市)县村、社区公推直选面均应达到100%。

在工作程序上,主要抓住了7个环节:一是宣传动员;二是公示候选人预备人选;三是公开推荐人选;四是组织考察;五是确定正式候选人;六是依法直接选举;七是在上级党委领导下,选举监督委员会并对整个过程进行监督,受理申诉及举报等。选举结果报区(市)县委批准。在开展选举改革的同时,成都市积极探索了基层民主的政治配套制度建设,研究制定了《关于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若干问题的意见》。目前围绕选拔任用、监督管理、决策咨询、考核奖惩等方面,已形成了《成都市乡镇党委书记公推直选试选办法》等13个配套文件和《成都市村(社区)党组织班子成员公推直选试行办法》等7个配套文件,建立起一套从选举到任期管理、从民主评议到质询罢免、从党务公开到科学决策的相互衔接、系统配套、切实可行的制度体系。

2.逐步推行“‘三会’开放”。

“‘三会’(党委常委会、人大常委会、政府常务会)开放”是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按照成都市委的统一部署和要求,自2004年起,市“‘三会’开放”工作陆续在各区(市)县实施。除了开放“三会”外,乡镇(街道)、部门的相关会议,凡议题事关全局和党员群众切身利益的,都必须全面开放。列席“三会”的代表,除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外,还包括普通党员、群众和专家。代表在会前必须广泛开展调查研究;会中要反映民声,提出意见建议;会后要做好群众工作,促进决策实施。为此,一是规范“三会”开放办法。对“三会”内容、形式、程序以及列席人员结构、产生方式和职责任务等进行明确规定,确保“三会”

开放工作有章可循,有制可依。总体来看,各区(市)县都有关于“三会”开放的原则性规定。如新都区制定了《中共成都市新都区委关于开放区委全委会、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常务会的意见(试行)》;金牛区出台了《列席“三会”人员的产生管理办法》等。二是拓展“三会”开放层面。将“三会”开放的做法不断扩大,全面推行镇党委(街道党工委)会议开放,机关单位局务会、党(委)组会议开放,村(社区)“两委会”会议开放,并使之制度化、经常化。

同时,有些地区,如武侯区将“三会”列席人员扩展到委员会和区域经济发展顾问团,凡涉及中长期发展规划、重大经济社会发展项目以及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均先由决策咨询委员会充分论证后,再提交“三会”讨论决策,健全了公共决策机制。

3.全面实施“民主评议”。

2007年6月,根据成都市委要求,成都市委组织部下发了《关于开展乡镇党委书记民主评议的意见》,对民主评议乡镇党委书记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他们探索了量化测评、第三方测评等测评方式,改进和完善了社会评价体系、评价标准和评价方式。为深入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他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明确民主评议的参会条件。根据《关于开展乡镇党委书记民主评议的意见》精神,全市所有乡镇党委书记均为民主评议对象。二是明确民主评议涉及的内容。民主评议的内容结合本乡镇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实际,紧紧围绕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进行测评,做到群众关心什么就评议什么。开展此项工作的基本程序:一是广泛宣传,撰写报告。

各地普遍抽调了精干力量,广泛进行宣传动员工作,同时充分利用布幅标语、有线电视、流动宣传车、宣传点等媒介以及各种新闻媒体,进行全过程的宣传。二是选举代表,收集民意。各乡镇根据市委确定的参加人员范围、数量及比例要求,将名额分配到村(社区),由村(社区)以户为单位,一户一票,差额“海推”参评代表初步人选,然后召开党员代表和村(居)民代表会议公开推荐,按得票多少产生正式参评代表,并予公示。三是党委把关,规范开展。各级党委强化指导,从评议指标到评议程序设计,从代表推荐到会议组织,都严把质量关、参与关,确保了过程公开和结果公开。

(二)突出特点和创新意义

1.在总体思路上,“以上带下、以下促上,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4年来,成都市通过“公推直选”、“民主评议”等不同民主实践形式,激起了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对政治生活广泛参与的积极性。

比如“公推直选”,其目的在于还权于民,把推荐权交给群众,把选举权交给党员。组织定原则,群众来推荐,竞争择良才。当前,成都市由全体党员直接选举产生基层党组织书记的举措,使党内民主的程度一下子走到了人民民主的前面,真正有资格去示范和带动群众了。

2.在党内民主的切入点上,践行政党文明,保障了党员主体地位。

党员民主权利的行使程度,是党内民主建设成效的重要标志,也是政党文明的首要标志。因此,党的十七大在发展基层党内民主问题上,把“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推进党务公开,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放在了第一位。成都市的实践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落实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实行基层党组织书记“公推直选”;二是开放“三会”,提高决策民主化程度;三是全面实行社会评价,开展民主测评和民意调查;四是实行县委常委会向全委会述职、县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向人大述职的制度。此外,成都市还探索了发展党员公示制,党内质询、罢免制,党内事务听证制并采取了选派机关干部驻村任职、对农村党组织书记的轮流培训等新举措。

3.完善民主决策机制,体现人民民主的利益与意志。

民主决策是实现基层党内民主的关键环节,也是基层事务决策科学化的重要基础。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的途径之一,就是要正确处理“书记办公会”、“常委会”和“全委会”的关系。成都市的实践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逐步取消区(市)县书记办公会,重新划分决策权力。这一改革从新都区开始,目前全市已有10个区(市)县作了这方面的探索。取消书记办公会后,新都区等地改为常委会确定议题、全委会决策;武侯等地实施了党代表年会制,常委会成为日常决策机构,发挥了党代表在闭会期间的作用。二是通过开放“三会”,让普通党员群众有机会参与决策,使决策更加符合民意要求。三是开展“三联系”制度,即党委委员联系党代表,党代表联系党员,党员联系群众。这种金字塔状的联系网络,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收集民意,解决问题。

4.在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结合上有新亮点。

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是一种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关系。虽然党内民主的带动是主体,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但党内民主如果脱离了人民民主也不可能真正得到实现。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政策制定、领导干部选拔等都与群众的利益息息相关,在这些问题上必须听取群众意见,而不能仅仅局限在党内。因此,在干部选拔的程序上,四川省的做法体现了对人民群众意见的尊重,体现了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结合。比如,在“公推直选”乡镇党委书记时,群众参与推荐和投信任票成为必经程序;在村党支部选举中,除了党员一人一票外,群众一户一票也具有同等的效力。不管是从民主的内容看,还是从保障党员的权利看,发展党内民主,就要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建立党内竞争性选举制度,充分体现党员的选举意志。

三、结论性思考

成都市基层民主的推行,对党内民主政治的建设,对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实现,对党的执政基础的巩固和加强,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深层次的思考。

(一)党政“一把手”行权问题新都区实行“公推直选”乡镇党委书记后,由书记来组阁领导班子,然后交上一级党委审批,若没有原则性的问题基本上都同意。

在探索阶段,我们党鼓励和支持任何形式的创新活动,但这种做法可能会给党内民主的科学发展带来消极影响,实际上是把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和政府首长负责制相混淆了,是把党的集体领导、集体负责制转变为书记个人负责制。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新当选的党委书记应由党委提名作为候选人推荐到人大去竞选乡镇长,一旦人大通过当选,就形成了一人兼任党委书记和乡镇长局面,此时以行政首长的名义而不是以党委书记的身份“组阁”,提名“副”职等人选,然后提交人大通过,在现有的宪法制度框架下,这种做法符合科学执政和依法执政的理念。

(二)“三会”权力划分及实效问题民主决策是实现基层民主的关键所在,但“三会”实际权力在运行中很难真正对口执行。

只有将重大决策事项进行具体分类,对“三会”表达方式进行明文规定,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同时也应看到,目前对“三会”的关系还没有作深层次挖掘,如涉及本地区范围内政治、经济、社会领域重大问题,“三会”都要审议,关系不顺。在不影响决策效率的情况下,三者的职能如何划分?党委常委会作为党的权力机构,如何体现核心领导地位?如何使全委会形成的决议、决定通过人大常委会把党的主张转化为人民意志,然后通过怎样的方式表达和体现人民意志?理顺“三会”关系,对充分发挥“三会”功能意义重大。

(三)民主测评的方式与实效问题从实际操作来看,成都市尚存在以下问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加以解决和完善:

一是如何保证信息畅通、真实有效。

二是民主测评的对象确定、主体构成、程序设计和内容要求还需要完善。

从主体构成来看,要坚持利益相关原则,科学确定评价主体的地域性、层次性和关联度,不能简单地、事无巨细地全部交给普通党员群众来进行测评。此外,民主测评只有建立在科学的制度体系上才能充分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因此,民主测评应建立法定的机制以确保测评的稳定性和科学性;测评内容应具体,便于操作;测评方式也需要进一步创新完善。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72—373页。

②许耀桐:《加快发展和落实基层党内民主》,《民主与科学》2008年第4期。

根本利益范文篇3

【关键词】三个代表/人民利益/邓小平理论

【正文】

世纪之交，同志在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之后，又提出了对“三个代表”思想要“研究好、宣传好、贯彻好”的基本要求。研究好是宣传好和贯彻好的前提；“三个代表”的思想内涵极为丰富，也需要我们正确把握。虽然代表人民利益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宗旨，在这一点上也从未动摇过，但是历史事实表明，只有在一系列基本问题上做出正确回答并形成共识，才能真正做到代表人民利益，否则，代表人民利益只能是一个良好愿望，甚至南辕北辙。本文认为，在代表人民利益问题上，必须对以下四个基本问题做出正确回答，而邓小平理论对这四个基本问题都给我们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一、以什么态度来正确认识人民利益

代表人民利益首先取决于对人民利益的正确把握，而能否正确把握人民利益，认识态度或思想方法问题至关重要；以什么样的态度来认识人民利益，这是能否正确把握人民利益从而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前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重大失误和挫折，根本上都与此有关：在以什么态度来认识人民利益这个重要问题上，不是让人民群众在实践中自己来回答，而是从本本出发，从条条框框出发，从领导人的一厢情愿出发，把实际上并不代表人民利益、人民群众并不欢迎的东西当做人民利益来维护，并为之努力奋斗。作为共产党的宗旨的为人民服务，也不是由人民自己来回答究竟需要哪些服务内容和什么样的服务方式，而是不遗余力地提供了许多人民并不需要的服务内容和并不欢迎的服务方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的立场是正确的，但在认识人民利益时所持的态度却是错误的，严重存在着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

实际上，在以什么态度来认识人民利益这一根本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是十分明确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党与无产阶级利益的关系时明确指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利益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版，第264页。）杰出地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思想应用于对待蓬勃兴起的中国农民革命运动，高度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农民自己做出来的十四件大事热情肯定，并明确指出“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同时尖锐地批评了党内外一些对农民运动指手划脚、责难咒骂的人“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命，这和叶公好龙有什么两样！”（注：《选集》第1卷，第13～42页。）正是从这里出发，诞生了“山沟里的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忠实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基本观点，并作出了杰出的发挥，他说：“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历史时期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确认这个关于党的观念，就是确认党没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向人民群众实行恩赐、包办、强迫命令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在人民群众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版，第218页。）今天我们重温邓小平的这些论述，仍然能深切感到它的振聋发聩的力量。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不需要恩赐和包办，也不愿接受强迫命令，人民需要对他们的创造活力的尊重与保护，需要物质与文化的丰富与繁荣，需要自由地舒展自己的个性。如果抹杀这一切，甚至用某些毫无道理的一厢情愿的东西来强迫人民接受，那就是小平同志严厉批评过的“曾经在历史上给党、给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带来不可胜数的损失的主观主义者”（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版，第323页。），这是和马克思主义与共产党人格格不入的。

邓小平的重大贡献，就是在以什么态度来认识人民利益这个问题上，冲破一切条条框框的束缚，放下一切自以为是的东西，彻底抛弃一厢情愿，让人民群众在实践中自己来回答。早在1956年，小平同志就在党的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明确指出：“许多人并非在主观上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愿望，但是他们仍然把工作做坏了，使群众受到重大的损失。这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是先进分子，是领导者，比群众懂得多，因而遇事不向群众学习，不同群众商量，因而他们出的主意，经常在群众中行不通。”（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版，第218页。）到1962年，他在谈到农民自发搞起的包产到户形式时，更明确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起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版，第218页。）三十年后，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又一次指出：“农村搞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邓小平提出的认识人民利益的正确态度，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已经昭示于天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以及由此带来的各项事业的大发展，无不得益于此。这一正确态度的深远历史意义同样重大，可以说它提出并解决了全党思想能否可持续解放的大问题，彻底革除了妨碍我们的思想可持续解放的观念障碍。邓小平早就明确指出：只有继续做群众的学生，才能继续做群众的先生。（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版，第219页。）在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刚刚结束时，他就提出了今后“必须继续解放思想”（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版，第364页。）。同志也提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看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他在上海工作期间，还每月召集有关方面的代表讨论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疑点问题，从来不是简单地定于一尊，而是在讨论中逐步形成最切近人民群众实际利益的正确认识。（注：《报刊文摘》1996年11月12日。）始终坚持以这样的正确态度来认识人民利益，彻底放下一厢情愿的主观偏见，以人民群众的好恶为好恶，以人民群众的是非为是非，这正是邓小平理论所以能够赢得人民的基本原因。坚持这一态度，也必将使这一理论能够始终赢得人民。

二、以什么思想来准确表达人民利益

人民的利益应该由人民自己来选择，但需要由执政的共产党来集中表达。特别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究竟是什么，更必须由共产党通过集中人民群众的愿望加以提炼。这种在集中提炼的基础上对人民利益的准确表达，对于真正代表人民利益同样是极其重要的。

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不是尾巴主义者，当然懂得，群众的意见一定不会都是正确的和成熟的。我们所谓总结和集中，并不是群众意见的简单堆积，这里必须要有整理、分析、批判和概括。”（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版，第219页。）即使是在认识人民利益问题上采取了正确的态度，也不能保证对人民利益的集中表达一定是准确的；理所当然地，如果以一厢情愿、定于一尊的态度来认识人民利益，其对人民利益的集中表达就更难以是正确的了。

我们过去由于在对人民利益的认识态度上的主观偏见，导致了对人民利益的集中表达上的严重失误。一是错误地认为人民的利益在于阶级斗争，只要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就是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于是，党的任务就是“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二是错误地认为人民的利益在于坚持某种固定的社会主义模式，只要坚持“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商品生产”的公式，就能给人民带来幸福；于是，任何违背这一公式的主张和做法都被认为是对人民利益的背叛，从而又为阶级斗争提供了理由，如此恶性循环。这种对人民利益的集中表达上的失误，模糊了社会主义事业的真正目的，把手段、途径、措施层面的东西看得至高无上，并把它们当作人民的根本利益来加以坚决的维护。这种失误导致的僵化、停滞以及各个方面的重大损失毋庸赘述。

邓小平的重大贡献，就是在怎样准确表达人民利益的问题上极其鲜明地把注意力高度集中在社会主义事业的目的上，只有目的才能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而手段层面的东西则是应该被检验、被选择的，是应该服从和服务于根本目的的。这种对社会主义事业根本目的的关注，具体表现为小平同志对生产力的关注和对人民共同富裕的关注，并在他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中做出了精辟的阐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通过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才是人民群众的真正利益；而发展生产力的具体形式，不仅不代表人民利益，恰恰需要用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共同提高来衡量和取舍。在这个根本利益面前，其他的一切都没有理由表白自己的神圣，都要低下头来接受检验。

邓小平在如何准确表达人民利益问题上彻底克服了固守僵化模式的错误，把目的提到第一位，确实表明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飞跃。革命战争时期，正确把握了民主革命的目的和手段的辩证关系，从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政权这一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目的出发，实事求是地选择最适当的手段，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究竟是中心城市暴动还是建立农村根据地，是游击战还是阵地战，是进攻还是退动，诸如此类，无非都是不同手段的选择，只有能够实现革命战争胜利这一目的的，才是正确的。而固守俄国革命道路的教条主义者曾经给扣上了“机会主义”、“经验主义”、“逃跑主义”等大帽子，以为民主革命全世界只有一种战略技术可用，邓小平也曾因此受到牵连，遭受不公正的对待，个中是非曲真，历史早已昭示明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同样应该从人民群众所追求的目的上来认识人民利益，并围绕它来选择最适当的手段。正如邓小平所说：“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邓小平以对生产力的高度关注和对人民共同富裕的高度关注来表达人民利益，同样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忠实继承和杰出发展。马克思科学地揭示了人类有史以来就一直在不断探求的美好未来，这就是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只能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旧的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72年版，第83页。）；共产主义只能产生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72年版，第12页。）列宁在谈到共产主义时也明确指出：“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在预见这个阶段将会到来时所设想的前提，既不是现在的劳动生产率，也不是现在的庸人。”（注：《列宁选集》第3卷，1972年版，第254页。）可见，对生产力的关注和对人民共同富裕的关注，是无产阶级伟大领袖们的一脉相承的思想。邓小平忠实继承了这一思想，把它创造性地运用于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并明确地把人的全面发展和对庸人的超越放在共同富裕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党的基本路线对人民利益的完整准确的表达，即实现富强、民主、文明三大目标。这就是现阶段我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紧紧围绕这三大目标开展工作，才真正是为人民谋利益。

三、以什么内容来广泛涵盖人民利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由于我们在人民利益问题上从错误的认识态度出发并做出了错误的表达，所以必然无法广泛涵盖人民利益固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而不可避免地把人民利益看成某种孤立的简单划一的东西，除了“枪杆子、印把子”以外，其他的诸如求富、求乐、求专业成就、求个性发展、求心灵安宁、求个人志趣的实现等等，都认为是违背人民利益而加以排斥。于是，在认识和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私与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等相互关系问题上充满了形而上学，凡是沾了个人、私和资本主义边的东西，就一律被认为是与人民利益不相容，甚至连摩天大楼、高速公路一类体现现代科学技术的文明成果也被打上资本主义的印记而排除在人民利益之外，更不要说那些虔诚的宗教信仰、纯真的花前月下、多彩的服饰装扮，丰富的个性表达、专注的个人奋斗等等了。这种对人民利益的认识上的狭隘性，毫无道理地把原本应该丰富多彩的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搞成了“清一色”，一方面压抑了人本身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本性，另一方面也极大地伤害了社会主义的吸引力，使原本应该是人民群众自己的生活的可亲可近的社会主义成了不得不按某种规定的道白和动作进行表演的舞台。这一切，显然都是和社会主义的宗旨背道而驰的。

以邓小平命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既体现了对人民利益的准确表达，也体现了对人民利益的广泛涵盖，对现阶段人民利益做了最宽厚的包容。政权巩固、社会安定自不待言，其它凡是有利于实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国家这一共同理想的，都是人民利益之所在，而不是简单地以个人还是集体、私还是公、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划线。他在回答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关于个人利益的提问时说：“必须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才能调动积极性，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生产力高度发达，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将更多承认个人利益，满足个人需要。”（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版，第351～352页。）明确提出了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对个人利益给予更多的承认和满足，在谈到有人主张“解决”雇工经营的个体私营经济时，邓小平也明确指出：“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1页。）对于资本主义的东西和资产阶级思想，他明确指出：“对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当然也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并指出“‘兴无灭资’这个老口号不够全面，也不很准确。”（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版，第338页。）还语重心长地说服党内的同志：“搞了一辈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忽然钻出个资本主义来，这个受不了，怕。……不要怕，得益处的大头是国家，是人民，不会是资本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0～91页。）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又指出，对老中青科学家，“不管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妥善安排。这个政策不能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8页。）邓小平的一系列论述告诉我们，“恐私”、“恐资”、“恐个人”一类的东西，不但不是从人民利益出发，而恰恰是违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必须克服。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进一步丰富了邓小平关于人民利益的广泛性的思想，提出了四个“一切有利于”的明确主张，即：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有利于追求真善美、抵制假恶丑、弘扬正气，有利于履行公民权利与义务、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所有这一切都是人民利益之所在，都应该给予充分的鼓励和切实的支持。

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人民利益的广泛涵盖，同样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认为：应该把人看成是自由自觉的实践创造者，人类的解放，就是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本性，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不同时期的著作中反复指出，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就是“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版，第82页。）；就是“使自己作为个性的个人确立下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版，第85页。）；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版，第273页。）；就是“人终于成为自己的主人——自由的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72年版，第443页。），如此等等。可见，共产主义就是给每个人提供无限丰富的选择和可能，而绝不是把个人都同化和束缚起来。邓小平所说“共产主义”……将更多地承认个人利益、满足个人需要”，正是马克思上述思想的体现。伟大的列宁从来没有把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笼统地、不加分析地看成是与人民利益格格不入的东西，他明确指出：“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注：《列宁选集》第4卷，1972年版，第348页。）；他认为，“为了同那些占统治地位的宗教蒙昧主义作斗争”，“必须同十八世纪（资产阶级还是革命阶级的时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结成联盟”，否则，“就无异于背叛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注：《列宁选集》第4卷，1972年版，第607页。）；他甚至大声疾呼：“我宁可拿出几十个（指不称职的共产党员——笔者）来换一个老老实实研究本行业务和有学识的资产阶级专家。”（注：《列宁选集》第4卷，1972年版，第475～476页。）可见，承认人民利益的丰富性，由此承认人民在实现自己利益时的选择的多样性，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邓小平忠实地继承了这一基本观点，无愧于我国人民利益的杰出代表。

四、以什么方式来保证实现人民利益

对人民利益的准确表达和广泛涵盖，仅仅是真正实现人民利益的必要前提，并不能必然提供真正实现人民利益的有效保证。如果采取的措施和方法是错误的，既使是表达准确、涵盖广泛的人民利益也不可能真正得以实现，更不要说前提的错误了。我们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在人民利益问题上不仅表达不准确，涵盖不广泛，而且选择的实现方法和手段也是不正确的，突出表现为具有浓厚的恩赐和包办色彩，而不是真正把人民利益的实现看作是人民自己的事业、自己的生活，应该由人民自己自立自主地来完成。于是，在经济上，就造成了计划体制，统分统配，统收统支，统购统销，到处是一统天下，生产者成了被任意拨弄的算盘珠子；在政治上，就造成了事实上的集权体制，原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变成了“从领导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政治体制，依靠简单化的组织手段和思想发动来实现行政命令，割断了人民群众的生产工作与其自身利益之间的联系，必然抹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助长了普遍的“救世主意识”、“青天意识”、“苍天意识”，并为官僚主义、瞎指挥、以权谋私等等埋下了祸根，最终导致人民利益的落空。

邓小平的重大贡献，就是不仅对人民利益做出了准确表达和广泛涵盖，而且提出了能够真正实现人民利益的有效保证，这就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上发展民主”，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这两条，正是邓小平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贯主张，也是他为我们设计的改革蓝图的核心内容。其精神实质，就是要把人民利益的实现看作人民自己的事业、自己的生活，应该通过人民自己的努力来完成。邓小平同志一贯反对对人民利益的恩赐与包办，一贯尊重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正是他上述一贯思想的必然结论。

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现阶段能够保证人民利益得以真正实现的唯一正确的途径。实践反复表明，人类迄今为止还无法形成一种既不用联系自身利益又保持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活力的经济体制，如果割断生产经营活动与生产者自身利益的联系，必然导致积极性的丧失，导致停滞。离开了人民群众自己的努力，任何人也不可能把幸福赐给人民；割裂了人民群众的生产工作与其自身利益的联系，就会使人民群众普遍努力的积极性大大丧失。这样，实现人民利益的唯一有效办法，就是在人民群众的生产经营与其自身利益之间建立起紧密的联系，而这就是市场经济体制。市场体制所要求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人民群众自己的积极性，使人民群众得以在自己的努力中真正实现自己的利益。民主政治则高扬了人民群众在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的参与精神、负责精神和主动精神，既是人民群众得以充分表达自身利益的基础，又是人民群众有效实现自身利益的切实保证。父爱式的恩赐，家长式的包办，最终无不走向反面，更不要说假为人民之名行谋私利之实的官僚主义、权威主义、个人主义了。尽管人民群众中的许多人可能在市场体制下的追求中一无所获，或者在民主政治下的参与中反复被否决，但却保证了整个社会因此而充满活力，并且是人民群众自己的活力。把人民群众自己的活力调动起来，并加以保护，这就是实现人民利益的有效保证。

根本利益范文篇4

当前，有的党员特别是个别领导干部在人民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更多地偏向于个人利益，甚至热衷于获取那些不应该属于自己的非法利益，并不惜利用自己的地位、职权和影响去竭力扩大这种私利。这一方面说明，党长期居于执政地位而个别党员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另一方面也说明社会经济成份、利益分配方式的多样化，导致一些党员的利益观倾斜，个别党的领导干部在利益选择上出现困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泛滥，把行使权力的过程变为对个人私利追求的过程。这虽然发生在极少数人身上，但其危害很大，一任发展下去，势必严重损害党的形象和威信。我们党从建党开始就申明除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因此，在五光十色的社会现象面前，在处理人民利益和个人利益关系时，一定要把握好谁先谁后、谁服从谁的问题。

追求利益是人之本能，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动力和目的。问题在于，你在代表谁的利益，怎样获取最大的利益。必须承认共产党人也有平常人的生活，也有个人利益，并随着经济的发展还要不断改善。但这种利益必须融入党的事业，存活于民众之中，因为任何执政者的利益都来自人民，没有人民的利益就没有自己的利益，两者是鱼与水的关系，不可颠倒。所以共产党人必须始终做到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必要时还要牺牲个人利益。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拥有政权就意味着掌握最大的利益，并拥有利益的支配权。这就是说，任何执政者，使用好权力，富国利民，威力无穷；用得不好，祸国殃民，毁掉自身。江总书记强调指出：“所有党员干部必须真正代表人民掌好权、用好权，而绝不允许以权谋私，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因为我们掌握着权力，是人民把利益管理权、分配权托付给了我们，我们只有公平公正地处理利益的权力，而没有丝毫占有的权力。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会错用手中的权力，将其变成侵害人民利益的合法外衣。

根本利益范文篇5

植根于人民，党来自人民。服务于人民。制定方针、政策和措施，必须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坚持用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和检验我方针、政策和措施正确与否的标准。有了好的方针、政策和措施，还必须认真贯彻执行，抓好落实。实干利民兴邦，空谈误国害党。现在一些地方，有些工作之所以没有取得应有的成效，并非思路不对、措施不当，也不是没有想到没有说到而是没有真抓实干，没有落到实处。许多内部矛盾的产生，也都与一些地方的政策不落实、工作不落实有关。不落实，已成为一些地方工作中的一大顽症和群众反映十分强烈的热点问题，必须痛下决心，坚决加以改变。必须看到愿不愿抓落实，去不去抓落实，会不会抓落实，不仅仅是一个工作作风问题，也是对党的事业的态度问题，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衡量干部的党性观念、责任意识和政策水平、领导能力的问题。一定要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高度，以求实的精神、务实的作风、扎实的工作，全面、正确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使之真正落到实处，让人民群众从中真正得到好处、得到实惠。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尽心竭力地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群众利益无小事。各项工作都要紧紧围绕和抓住解决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来部署、来展开、来落实。

切实解决好相信谁、依靠谁的问题，只有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解决好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的问题，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充分发挥全体人民的积极性来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才能使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才能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威力充分发挥出来。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制定和实施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方针、政策和措施。

首先，要牢记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再小也要竭尽全力去办。尤其对那些生产和生活中遇到这样那样困难的群众，更要格外关心，重点帮助，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使他们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其次，要兼顾各方面利益，但最主要的是维护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因为最大我数人的利益始终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关系党执政的全局，关系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方向，关系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社会安定的全局。

再次，要始终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尤其要把加快发展、富民强国，全面建设小康腐和为当前最大的政治、最硬的道理、最根本的任务。当前，必须把抓防汛救灾、抓生产自救与抓改革开放、抓经济发展、抓社会稳定统一起来，确保防汛抗洪求灾的劲头不松，抓经济社会发展的力度不减，全年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任务不变，努力保持全省改革深化、开放扩大、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社会全面进步的良好势头，在加快发展、富民强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迈出更快更坚实的步伐。

根本利益范文篇6

二要坚持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全国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人大最大的优势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只要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更好地代表人民意愿，自觉地接受人民监督，才能保持人大工作旺盛的生命力。我们要坚持以人为本，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人大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展民主渠道，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保障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要坚持走群众路线，更好地发挥人大在体察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方面的优势和作用。要正确反映和统筹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认真督促有关方面及时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根本利益范文篇7

一、利益问题的核心——“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第一，在利益主体类型上，突出“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主体是指利益的拥有者，是社会化了的需要主体。我们谈到利益，总是意味着，那是隶属于一定主体的利益。如果没有了主体，就根本谈不上利益。利益的主体类型是复杂多样的，可以按不同的特征进行分类。其中最重要的，最具有普遍意义的特征就是集合特征。按利益主体的集合程度可分为个人利益、家庭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人类利益等等。“三个代表”指出其代表的利益主体是“中国最广大人民”。所谓最广大人民，最基本的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着眼于最广大人民，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继承。马克思主义向来重视利益问题，并把“利益”二字公开写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上，公开申明要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效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人民群众的人心向背体现了时代精神，预示了社会发展方向。提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3](P1096)邓小平也把“人民拥护不拥护”、“答应不答应”、“赞同不赞同”、“高兴不高兴”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中外历史证明，一个政党无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并且日益脱离人民群众这个主体，其结果只有一个，被人民群众和历史所抛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马克思主义人民利益观，指出“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总是由各方面具体利益构成的”。在市场经济利益多元化的格局下，在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时，“都应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但是，最重要的是必须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这始终关系党的执政的全局，关系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全局，关系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社会安定的全局。”[1](P161)可见，大多数的利益构成了利益问题的核心。

第二，在利益重要程度上，强调“根本利益”。按利益的重要性程度，可划分为一般利益和根本利益。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有一个把握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问题。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即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在“七一”讲话中具体化为“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1](P161)。把握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可以有的放矢，寻找正确的方法、手段或途径最大限度地实现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二、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途径——“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与“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辩证统一

第一，“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实现人们物质利益的根本途径。

首先，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促进人们物质利益的实现。物质利益是指为了满足一定主体的物质生活需要而占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物质资料，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它是人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利益，是人的其他利益的基础，也是整个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生产力是在利益需要向生产活动的转化中形成和发展的，是利益主体实现自身利益需要的能力。先进生产力是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生产力。代表人民利益，最重要的是把“蛋糕”做大。在这个意义上，赢得利益，比分配利益更重要。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极大提高和物质产品的不断丰富，从而使人们的衣食住行用等物质利益需要得以实现和满足。没有“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4](P86)所以生产力作为人们获取物质资料的活动方式，是人们维持自己生存发展的惟一途径。只有生产力的发展，才能实现人们的物质利益，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其次，生产力的发展与人们的物质利益是相互促进的。人们物质利益的实现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群众的物质力量与他们的积极性的发展是因果、互相促进的。“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4](P82)从直接性上看，人民群众是依据自己的利益，尤其是物质利益去从事创造历史的活动的。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从根本上说，历史是人的物质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物质利益是人们从事活动的根本动力。所以生产力发展与人的物质利益是相互促进的。在经济社会中，正是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才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割断人民群众的生产工作与自身利益的联系，这必然抹杀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5](P146)所以生产力越发展，人们的物质利益就越得到满足，人们的物质利益越得到满足，则越易促进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更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只有使生产力的发展与人们的物质利益统一起来，才能互相促进，实现良性循环。

第二，“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实现人们精神利益的根本途径。

文化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多内容的统一的体系。其中处于核心层次的是思想、意识、观念等。思想意识中最重要的两个方面，一是价值观念，一是思维方式。精神利益是指满足主体精神需要的对象。主体精神需要丰富多样，如精神自由、人格、荣誉、追求自我实现、精神生活的充实、完善和愉悦、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知识水平、价值观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为习惯水平的提高等等。它是较高级的利益，是最能体现人的本质属性的利益，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和标志。在发展人们的精神利益的过程中，文化有着特殊的意义。文化发展可以改变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模式，转变人们的落后观念，实现价值取向的提升；文化发展可以通过对教育模式的改造，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教育状态，提高人的素质；文化发展还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使其焕发出自强、自信的进取精神。所以“代表中国先进的前进方向”，是实现人们精神利益的根本途径。

第三，“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与“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两条途径是统一的，所以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实现也是统一的。

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使人们的经济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的精神生活世界归根到底是他们的现实生活、尤其是经济生活在头脑中的反映。并且“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6)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生产力作为精神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量，表现得尤为明显。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追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日益丰富多彩，同小农经济、封建宗法观念及传统的计划经济相联系的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与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相适应的新观念和新生活方式逐步建立起来

三、利益实现过程的动态性——“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与“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的“先进”体现了实现人们根本利益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动态过程

生产力是一个历史范畴，存在先进生产力与落后生产力之分。随着时代的发展，原来先进的生产力又会变成落后的生产力。所以作为利益实现的手段和途径，生产力必须与时俱进，具有先进性。“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表明了这种动态性。文化虽然有其相对独立性和继承性，但作为决定因素的生产力的发展变化最终要求先进的文化与之相适应。“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也就体现了这种与时俱进的先进性。人的利益需要的实现过程和利益需要的水平与生产力的发展、文化的前进是相互作用的。生产力的发展会促进人的利益需要与文化发展，人的利益需要对生产力和文化的发展也具有促进作用。

“三个代表”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发展先进生产力是发展先进文化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基本条件。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自我构成一个利益的逻辑结构，内涵着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框架，也是我们研究利益问题的指导思想。发展先进生产力，繁荣先进文化，不断满足人们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也是人类不断促进社会发展的根本利益选择。“三个代表”已正是基于这种深邃的理论思考与现实需要所做出的论断。以“三个代表”为指导，中国社会发展图景已呈现出整体推进的和谐态势，中国人民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和人民根本利益犹如弦上之箭势不可挡。

参考文献

[1]．论“三个代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2

[2]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8.

[3]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96.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根本利益范文篇8

在人类文明史上，大国崛起往往伴随血腥和战争。一个日渐发展起来的中国，将会展示出什么样的形象，对世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是当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期世界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重申：“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根据时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我们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秉持公道，伸张正义。我们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中国致力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推动国际和地区安全合作，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不搞军备竞赛，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军事威胁。中国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这些论述鲜明回答了中国在国际上走什么道路的问题，阐明了中国选择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根本原因和方向，既坚持了中国外交方针的一贯原则，又根据时展的要求申明了中国对当今世界一些重大问题的基本态度，更是对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的响亮回答。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对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是我国外交方针的一贯原则。当今世界尽管存在着综合国力的激烈竞争，全球经济失衡的深刻矛盾，单极和多极的激烈较量，形形色色的局部战争，以及恐怖主义、环境污染等各种各样的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但是，从大局、主流、根本趋势看，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在外交实践中，中国从来就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国际合作的坚定力量。党的十七大报告再度申明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顺应时代潮流，切合时代主题，符合我国追求和平发展的一贯原则和立场，有利于澄清外界的各种无端猜测和疑虑。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主题是发展。中国的发展战略归结起来就是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这是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之所在。和平发展是中国国家战略的一部分，是中国国家发展战略和方向在对外领域的自然延伸，是中国国家本质在国际上的自然展现。中国人民高度珍视和平的价值，在集中精力建设自己国家的同时，把争取良好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作为保障国家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作为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标。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符合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国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持以积极负责的态度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积极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追求人类共同的美好未来。和平发展道路体现了这样的宗旨和追求，充分表明我们是始终从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处理问题的，是在兼顾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决定我们的发展道路的。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始终不渝的战略选择，贯穿我国对外工作各个方面。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我们将继续同发达国家加强战略对话，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妥善处理分歧，推动相互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我们将继续贯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积极开展区域合作，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我们将继续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深化传统友谊，扩大务实合作，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要求和共同利益。我们将继续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承担相应国际义务，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我们将继续开展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交流合作，加强人大、政协、军队、地方、民间团体对外交往，增进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这些部署充分体现和平发展精神，表明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携手实现人类美好理想的坚强决心。

根本利益范文篇9

正确认识我们党领导革命取得政权与历史上其它势力“打天下、坐天下”的关系，党和它的党员任何时候都不能为自身谋取私利

中外历史上，各个阶级和各种政治力量在取得政权之前，大都是打着为民众谋利益的旗号来动员各种社会力量，进行推翻旧的统治的斗争。但他们一旦取得政权，又总是背叛先前的诺言，反过来剥削和压迫人民群众，把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中国历史上无数次的改朝换代，都循环着这样一种“打天下，坐天下，享受天下，最后失掉天下；依靠民众取得政权，利用政权压迫民众，最后被民众所推翻”的历史轮回。我们党之所以不会去重复这个轮回，就在于我们党的性质决定了它不是一个狭隘的利益集团，而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这就要求党及它的每一个成员，任何时候都不允许为自己谋取私利。做到这一点，对我们党来说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因为党的成员主体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脱胎出来的小生产者，在执掌国家政权之后，面对现实而经常的利益诱惑，个别人难免会产生“革命时付出了心血和艰辛，现在做了官，掌了权，应该得到报偿和享受”的心理。对此，党在革命即将胜利之前作了大量的思想教育工作，制定了极为严格的纪律和规定。尽管如此，建国初期仍然出现了以刘青山、张子善为代表的一些党内意志薄弱者。我们党坚决而严厉地处理了这些腐败者，对经受执政的考验始终警钟长鸣，从而使党变得更加坚强，更加赢得了民心。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在市场经济的新环境中，党面临的考验更加严峻。长期的执政，使有的人逐渐产生了一种错误的思想倾向，就是把党和人民授予的职务和赋予的权力，看成是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是用来为党和人民更好地工作，而是用来谋取个人私利。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强调，党内“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这既体现了我们党坚持党的根本宗旨的决心，也说明这个问题已经到了必须高度重视的时候了。要使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克服那种为人民谋利益必须让人民群众等价甚至高价交换的心理，克服利用手中权力为个人或小团体谋取私利的行为，就必须强化党的宗旨意识，一刻也不能忘记我们党与其它政党和利益集团的根本区别，自觉实践“三个代表”的要求。

正确认识和处理管理组织国家与为人民谋利益的关系，始终把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摆在首位

我们党是一个代表人民利益的执政党，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管理国家也好，组织社会也好，都统一于代表人民利益这个根本目的。但在事实上，由于对国家的管理一般都表现为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在大多数情况下面对的又是人民群众，这就使得执掌权力的一些党的干部，很容易自觉不自觉地强化运用权力去管理社会和强制群众的一面，有的甚至走得更远，利用手中的权力欺压人民、剥夺群众。同时，随着党的执政时间的推移，党的成员在不断更替，党员人数在不断增加，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怀着为个人谋取权益等不良动机的人进入党内，使党内的思想不纯的问题不是减少而是增多了。显然，在这种情势下，如何防止我们党和它的党员利用党的执政地位和管理国家、组织社会的职能，去谋取个人的私利，就是一个需要始终高度重视、一刻也不能放松解决的重大问题。

正确认识和处理革命的依靠力量与执政的社会群众基础的关系，任何时候都要关注普通群众的利益

夺取全国政权以前，革命的条件极为艰苦，环境非常险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把本阶级作为最基本的依靠力量，团结其他阶级、阶层一道奋斗。党执政以后，地位发生了变化，任务发生了变化。由于“人民”是一个同社会生产方式、经济形态以及社会结构相联系的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它的内涵也会有新的拓展。在这种情况下，党要做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就必须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发展，关注社会各个阶层的变化，并处理好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在增强党的阶级基础的同时，不断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如果不能随着时展和社会阶级阶层关系的变化而不断发展我们的理论、调整政策策略，就会逐渐缩小党的社会影响力，动摇党的执政根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展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的理论。“最广大人民”这一概念的主体，任何时候都是也只能是普通的人民群众。他们是社会的基础，也是我们党的基础。当前之所以要明确这一点，意义就在于：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一些新的社会阶层不断出现，人民群众的内涵既包含普通工人、农民、简单个体生产者，也包括企业家阶层、私营企业主和主要从事管理工作的所谓白领阶层。在这些阶层之中，存在着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不同利益要求和利益矛盾。比如，私营企业工人同业主之间、管理人员与普通员工之间都存在着利益矛盾和差别。在正确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必须特别关注普通群众的利益，关心、体察他们的各种愿望和需要。应该看到，改变普通群众的命运，使他们尽快地富裕起来，这正是我们党的责任所在，是改革开放的目的所在。

正确认识和处理理论上能够做到与实际上是否做到了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关系，真正把人民群众对利益需要的满意程度作为检验、改进工作和决策的重要标准

同志深刻指出：“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心的背后是利益，是利益决定着人心的向背，支配着人民群众的选择。革命也好，建设也好，实际上都是利益要求的表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但是应该看到，作为一种宗旨，还只是属于理论上的可能性，要转化为现实性，还必须经历一个真正使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坚持和贯彻的实践过程。前苏联剧变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政党执政以后，既有代表人民利益的要求，也存在着脱离群众的倾向，而且这种倾向每日每时都在发生。更为严重的是，执政党自身会不断适应这种脱离而不易自我觉察，以致于一个执政数十年的大党老党竟一朝覆亡。这些教训深刻警示我们：即使是一个曾为人民的利益作出过极大牺牲和奉献的党，人民群众也不会允许它背离自己的宗旨和诺言。因为，这个党是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党，为他们谋取利益只是尽了党的本分，否则，人民就会或早或迟地背弃它。因此，执政党应该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需要看作是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反映，并把这种利益需要实现的满意程度，作为检验工作和决策是否正确的重要标准。这就要求党和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各种颂扬之声面前保持清醒，认真倾听群众的声音，以他们的满意程度来检验和改进党的工作和决策。当然，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一些对实现人民群众利益带有根本性的政策，有些群众可能一时不能完全理解，这自然需要进行有效的引导；但是，对那些大多数人民群众较长时间不理解、不接受、不满意的措施和决策，就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切实加以改进和完善，从而真正把人民的事业交给人民，使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实现自身利益的伟大实践的主体。

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群众的眼前和长远、个人和整体等利益的关系，努力为人民群众谋取看得见的实际利益

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负责，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着想。在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中，我们党的基本原则是强调前者要服从后者，这是民族、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要求。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两方面的利益关系是统一的，它统一于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一方面，没有整体利益，就不会有个人利益；另一方面，整体利益又必须体现和落实到个人利益上，不存在脱离个人利益的、纯粹的整体利益。认识不到这一点，就可能忽视群众的个人利益，造成与群众思想的隔膜和关系的疏离。作为人民群众，如果看不到、体会不到整体利益最终会落实为个人利益，那他们就会对整体利益持一种消极的甚至抵制的态度。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关系也是这样。人们放弃某些眼前利益，是为了获得更多更大的长远利益。如果总是要求人们只去看长远利益，而得不到眼前的利益，这种长远利益就会被认为是一种虚无飘渺的东西，人民群众就不会愿意为它去付出和奋斗。因此，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必须注重和关心人民群众个人的利益、当前的利益。当然，代表人民的利益并不是去做人民群众的救世主，而是要忠实了解、正确反映和科学分析人民群众的利益，引导人民群众以对个人的、当前的利益的正确追求，来实现整体的、长远的利益。

根本利益范文篇10

努力使人民群众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

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要认真研究他们的具体利益，努力实现这些具体利益。人民利益的具体利益，大体可以分为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三大方面。

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首先是经济收入问题。大多数群众都是既要求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绝对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过富裕生活，又注意同其他群体相比较的相对生活水平，要求实现社会公平。其次是财产问题或所有权问题。这是人民群众能够进行生产劳动，从而提高收入水平的重要条件。在我国现代化建设日益发展的条件下，不仅公有资产日渐增多，而且个人拥有的财产也在不断增加，所有权问题的重要性也就更加突出起来，它们要求国家给予有力的保护。再次是经济自主权、经济自由问题。这也是素质不断提高的人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个必然的、合理的要求。

人民群众的政治利益，主要是对民主的要求。广大人民群众越来越不满足于别人代替他们当家作主，不满意于一些党政干部对公共事务进行“暗箱操作”和乱用公共权力，而是要求了解国家和社会各个方面的信息，参与国家和公共事务的管理，尤其是在关系自己切身利益的时候，更强烈要求表达意见、参与决定。这是合理的、进步的要求。同时，人民群众也越来越懂得，没有法制就没有民主，健全的法制是民主、秩序和正当权利的可靠保障。所以，他们期望切实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也是人民群众政治利益的一部分。

人民群众的文化利益，主要是期望国家和社会能够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能够有更加丰富多采的文化生活，更好地接受教育的条件，更加健康的社会文化氛围，为更多的人们提供在文化领域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较好条件。

我们党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努力创造条件，尽最大可能满足人民群众这些要求，使人民群众获得实实在在的、并且日益增多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

第一，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一方面，必须坚持效率优先。因为人们物质利益的满足，是以物质财富的增多为前提的，只有“蛋糕”做大，人们才能分得更多，使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要使物质财富不断增多，就必须提高效率，用较少的投入换取较大的产出。而在物质财富的创造方面，人们之间是存在着客观差别的，有的人效率高些，有的人效率低些，他们创造的财富各不相同。显然，我们不应采取平均主义的政策，而只能实行根据人们贡献的不同，有差别地满足他们的利益，给那些贡献大者以实实在在的鼓励，给贡献小者以有力的鞭策，进而实现物质财富增多与人们利益满足之间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实际上，这正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基本精神。

另一方面，又要兼顾公平。它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了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拥护。不过，我们也不能不考虑“结果”的公平。从“结果”看，如果人们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甚至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就会损害相当一部分群众的利益和积极性，遭到他们的抵制和反对，激化他们同其他群体乃至同党和政府的矛盾，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这是不利于国家和全局的，也不符合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所以，必须兼顾“结果”的公平。

第二，着眼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人民群众是包括许多不同的利益群体的。我们党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考虑和处理任何问题时，都要着眼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要求。最大多数人是人民群众的基本部分，是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其他一切财富的主力军，是社会稳定的决定性因素，是我们党执政的主要基础。能否首先考虑和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衡量我们党员干部有无全局观念、政治意识、群众观点的一个重要标准。

对于全国来说，由于农民占总人口大约70％，他们和工人、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劳动者，是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最大多数人的利益首先和主要是指广大农民的利益，工人、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的利益。我们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必须首先反映和满足这些劳动者的利益，这是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重点所在。同时，我们也要尽最大可能反映和满足其他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利益，这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第三，注意帮扶困难群体。他们是最需要党、政府和社会给予帮助和扶持的部分。能否帮扶这部分群众摆脱困境，提高生活水平，不仅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而且关系到社会贫富差距的缩小和社会稳定，关系到我国社会制度的形象和声誉，也是社会文明水平的重要表现。

坚决解决党内腐败问题

我们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我们国家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进步，同我们党的领导和广大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是不可分的。

但是，不必讳言，改革开放以来，党内出现了以权谋私等各种消极腐败现象。这些消极腐败现象，严重地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破坏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败坏了党的形象和声誉，贻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开放事业，是党和人民的大敌。加强廉政建设，反对消极腐败现象，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一个战略性问题，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消极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同少数党员干部的意志薄弱、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投机取巧等不良思想抬头直接相关。因此，要加强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教育和自我改造，建立起比较坚固的思想道德防线，自觉抵制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和腐朽思想的腐蚀。

同时，消极腐败现象的久禁不止，也与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不够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不够健全，对腐败行为和腐败分子查处打击不力有重要关系。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必须注重加强有关体制和机制建设。严密防范和严厉惩处各种消极腐败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