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制企业范文10篇

改制企业范文篇1

中国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企业改制浪潮，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家把许多亏损企业、微利企业、账务状况不好的国有、集体中小企业，象破铜烂铁一样，以低价或零转让的方式，卖给了企业负责人和职工，卸下了沉重的包袱和责任，同时也造就了数百万百万富翁或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为什么在国家看来象工业垃圾一样的企业，有那么多的企业负责人趋之若骛，争相购买，而且能成就那么多的富翁。

不探讨国家推卸责任的作法，这里。也不探讨国家政策方面的失误以及政府官员管理国家的无能，只探讨这一轮大规模的企业改制谁是最大的受益者。这就涉及到国家、企业负责人和职工三者的利益了。

来看国家。国家卖掉了企业，首先。收回了部分投资，减轻了负担，同时把职工推给了企业，也推掉了国家本应对职工所担负的责任。这时的职工成了企业的股东，作为股东就应对自己的投资行为负责，企业盈利还是亏损，能否发出工资，一概与国家无关。这样看来，国家似乎是企业改制的受益者。不知大家想过没有，九十年代是企业改制的商潮，也是工人大量下岗、失业的高潮。以至于进入二十一世纪，国家还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精力、物力、财力来搞就业、再就业工程，其花费远远大于国家收回的那点财力。另外，下岗、失业人员带来的不满情绪、家庭离异带来的社会问题，给国家利益带来的损害，就远远不是用金钱能够衡量的也远远不是用金钱就能够摆平的。

美国经济衰退，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社会矛盾突出，罢工、罢课现象此起彼伏，以至于美国军队把坦克都开进了大学校园。经过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由于经济衰退，企业大量辞退工人，造成了美国人民的不满。同时，美国人民生活状况的恶化，使离婚率上升，不良少年大量产生又带来了许多的社会问题，再加上越战的影响，使美国政府疲于奔命。有此教训，后来的美国政府都十分重视就业问题。结合美国的经验教训，国现在社会问题复杂，治安状况不好，与企业改制能没有关系吗?

看来，因此。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企业改制国家不但没有受益，反而受到很大的损害。

来看职工。接触过许多改制企业的职工，其次。说实在话，对企业改制的热情并不高，只不过他面对国家强力推行的改制和企业负责人的压力、劝诱毫无办法。既然国家都可以把作为主人翁的职工抛弃，改制后的企业主为什么就不能呢?事实证明了职工们想法是正确的。

职工成为企业的股东，改制后。可是职工手中的那点可怜的股份就象股市上的散民一样，任凭大股东们蹂躏，企业发挥不了丝毫的作用，职工(股东)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升反降。改制前，企业负责人是由上级任命或由职工选举报上级主管部门批准，企业负责人还有所顾忌；企业成为无主管上级的独立法人，企业主控制了大股，任何人也奈何不了可以随意地决定企业和职工(股东)命运。

可以长年不给职工长工资甚至拖欠职工的工资，有的企业可以长期不召开股东大会。可以以企业亏损的名义不给职工投保。职工在企业中只能唯唯诺诺，看企业主的脸色行事，职工的心理压力比改制前更大，关系更加紧张。

国家给了职工一个保护期，改制时。但保护期一过，企业主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用人观决定用谁不用谁，这种情况下，那个职工敢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除非他做好了失业的准备。即使你再小心谨慎，保护期过后也不一定能保住自己的饭碗。几乎所有的企业在保护期满后都会大量的裁减职工或招用农民工以降低费用。这也就是为什么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出现大量下岗失业工作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改制企业的职工要求退回到改制前的状况。也许本人孤陋寡闻，见识不多，没有发现改制后蒸蒸日上的企业和心情愉快的职工，遇到都是些满腹心事、对企业改制不满的落后群众。不要忘记，这样的落后群众在全国有几千万呀。

职工没有受益，既然国家没有受益。但总得有受益的人吧?那就只有企业主了。

来看企业主。企业改制后，再次。企业主会通过各种办法增加自己的股份而挤压职工股东的股份以达到控股的目的这样才能控制企业、控制职工，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每个职工的头上，才能把改制时国家给企业的优惠政策转化为个人利益。

作为企业的负责人，改制前。不满上级主管部门对自己的控制，因此在企业中才有“婆婆”一说。改制后，企业主从“媳妇”一跃而成为职工的婆婆”不仅继承了婆婆”一贯作风和作派，更有变本加厉之势。十年媳妇熬成婆的企业主们感到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快感和幸福。现在可以大胆地说：这个企业是就要说了算；想给谁长工资就给谁长工资，想长多少就长多少；想用谁就用谁，一切都要看我高兴不高兴。

改制企业范文篇2

保持企业社会主义方向的“舵”。改制企业无论怎么改，其社会主义企业性质是不能改的，但改制企业改革方向最终实现无上级、无主管部门企业，即使有主管部门，也是间接的行业管理，而非直接的行政管理。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党组织也不能直接管理企业的具体事务。如何保证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规在企业贯彻落实，使企业这艘航船沿社会主义方向顺利前进，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成员，责任历史性地落到了改制企业党员的肩上。党员必须在党组织这个“舵手”的把握下，在各自的岗位上通过自己的正确行动，保证企业按照党组织的要求开展工作。

一是在企业重大问题的决策中，董事会中的党团员要坚决执行党组织的决议、决定，通过行使自己法规规定的权利，把党组织的意志转化为企业决策，使企业经营中的重大问题都能按照党组织的要求去做。

二是各岗位上的党员要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和带动企业职工不折不扣地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党组织的安排、部署以及企业的各项决策。

三是带领职工群众监督企业及负责人的工作活动，如企业或企业领导发生违法乱纪等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行为，党员要首先坚决抵制，并动员职工共同抵制，必要时向有关部门举报，组织职工通过职代会等合法形式弹骇责任人员。

推动企业顺利前进的“帆”。不管是改制企业还是非改制企业，一个企业就是党的一个“阵地”。党组织、党员有责任、有义务守好这个阵地，如果企业不能发展甚至亏损、倒闭，那就是阵地失守，是党组织、党员的失职，是极大的错误。尤其改制企业，守住这块阵地，不仅在发展经济，减少下岗，保持社会稳定方面有着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作为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试验田”，其政治意义是巨大的。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国内、国际市场竞争白热化，当前买方市场，需求疲软，改制企业，上级部门、党组织不能直接插手企业经营事务，企业党员推动企业前进的作用更直接、更明显、更迫切。这就要求企业党组织的党务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要不断创新，紧紧围绕企业中心工作，发挥党组织的政治优势，使企业党组织的工作成为企业的动力之源。党组织工作最终要落实到每个党员身上，通过党员普遍性的政治素质高，执行党和国家政策能力强；业务素质高，驾驶市场、经营管理能力强；无私无畏、吃苦耐劳的特点，把党员队伍建设成为能攻克急、难、险、重任务的特别能战斗的队伍。党组织要经常开展党员技术比武、献计献策、我为党旗添光彩、八小时外多贡献、党员责任岗等活动，不断强化党员对企业发展的推动作用，以自身较高的政治素质、业务技术素质和模范行动抵御市场风险，保障企业顺利发展。

改制企业范文篇3

一、我区改制企业党建工作现状与问题

到目前，我区已完成了129家国有企业的改革任务，其中有40家企业实行了转制，有89家企业实施了破产、解散。有340多位党员纳入了区就业处管理。

我区企业通过改制改革，取得了一些明显成效，但企业党的建设却存在薄弱环节，现状令人堪忧。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停产企业党组织瘫痪。停产企业党组织的领导在企业停产后都为前程各自飞，导致原领导成员丧失了领导者身份及其凝聚力、号召力，进而导致停产企业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企业停产后党员外出谋生，党组织是有名无实，如经纬家纺公司**年就停产了，在去年企业进入解散程序后，党组织是形同虚设，在公司整个解散过程中无力发挥政治优势，致使职工对解散方案不理解、不支持，多次上访，给企业改制工作造成极大障碍。

二是党员教育管理难。我区目前改制后的企业由就业处管理。由于企业改制后，除部分党员继续留在改制后的企业上岗外，大多数党员自谋出路，此外还有离退休的党员居住分散，大多数游离于组织之外，给管理工作造成了很大的难度。再说单由一个单位管理，人员多，工作量大，也很难管好。据了解，现在对党员教育管理一年只开一次全会，其他党内的各项组织活动就无法正常开展，如支部会、上党课、小组活动等制度就自行废止了。“”制度无法落实，就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教活动也几乎没有进行。

三是党员的宗旨信念淡化。相当一部分党员离岗后，对生活和工作环境改变不适应，思想波动很大，许多党员对企业党组织有意见，抱怨抵触情绪不少。有部分党员离岗后思想认识偏差很大，精神萎靡不振，逐渐放弃了党的原则和放松了自我改造；有的把党性修养抛在脑后违法乱纪。如有的企业在改制过程中，部分党员不仅不支持改革，还带头闹事。

四是党员纳新发展停滞。很多企业党组织从企业陷入困境后就一直没有发展党员，大多数党组织多年来未发展一名新党员。由于纳新发展停滞，致使党员队伍老化，素质偏低。在我区现有的340多名改制企业党员中，以40岁以上、初中及高中文化程度为主。

二、产生问题的原因

改制企业党建工作出现的问题，是深化改革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其形成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主要有：

（一）认识上陷入误区。从调查情况看，在企业改制的运作上，无论是指导者、组织者，还是被改制企业的领导者，都没有走出误区，从上到下没有关于围绕企业改制抓党建的部署和要求，只抽象的认为贯彻落实改革改制，就是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是实现党的领导。而在具体实践中没有充分认识基层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以致在整个企业改制的过程中不讲党员的作用，在企业改制时都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人员的安置和资产的处置上，而对企业改制过程中的党建工作却没有引起重视，导致了现在关、停、破、转企业党建工作的滞后。

（二）体制机制不适应。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实行了多种所有制体制。其中在国有企业向股份制和民营企业转换过程中，企业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些企业党组织和职工对此不适应，一时出现许多矛盾和问题特别是企业党建在新体制和新机制中如何运作，对企业党建工作提出了新课题。

（三）思想观念陈旧。随着企业改制工作的不断推进，党员思想观念也呈现多样化，主要体现：一是部分离退休党员思想僵化。这部分党员传统观念和传统思维习惯比较重，面对新形势，思想产生了疑惑。他们对公有制企业改为股份制企业的做法，不理解，有情绪，所以对组织有看法，不支持党组织的工作，对党的认识产生了偏差。二是留在改制后企业工作的党员党的观念淡化。不少党员缺乏先锋意识，雇佣思想严重。认为在企业，自己首先是雇工，然后才是党员，“受雇于人必受制于人”，自己找份工作不容易，所以“听组织的不如听老板的”，“做党务不如做业务”，担心在股份制企业开展党务活动，坚持党的路线方针，维护国家和职工的合法权益，会被老板“炒鱿鱼”；有些党员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理想信念是空的，那是坐机关搞政治的人的事，搞好经营，多赚钱才是实实在在的；不少党员存在拜金主义思想，信奉为富不仁哲学。三是无职无业党员思想认识有偏差。在企业改制后，一部分离开了工作岗位的党员，为了生计，四处奔波，组织观念日益淡薄，甚至丧失基本的党员意识，成了“自由人”。

（四）相关配套改革滞后。社区是集管理、服务（包括社保金、低保金发放）为一体的，功能齐全，管理到位的基层组织。社区既是接纳无职无业党员的重要渠道，也是协助党和政府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基本阵地，无职无业党员纳入社区管理是必然趋势。但由于我区社区建设还处在起步阶段，改制企业后的党员还没纳入社区管理，所以目前社区还不能对这部分党员进行有效的管理。

三、加强改制企业党建工作的几点建议与对策

做好改制后企业的党建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一项重要工作。为此，加强改制企业党建工作已迫在眉睫。本人认为要着力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

在这个问题上，关键是要统一思想，牢固形成三点共识：第一，企业党的建设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新形势下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这是确保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领导，巩固和加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第二，加强和改进企业党建工作，是企业改革、发展、稳定的重要保证。加强和改进企业党建工作，既是深化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克服企业困难、促进企业发展和维护企业稳定的迫切需要。第三，加强关、停、破后企业党建工作，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关、停、破企业党组织必须站在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高度，深刻认识加强党建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抓紧抓实。

（二）因地制宜，理顺关系，建立健全基层党组织。

首先要健全党的组织。对改制后的新企业及新成立民营企业，要依据党章规定，建立党支部、党总支、党委或建立联合党支部。要按照“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原则，配齐领导班子。其次要加大社区党建工作力度。要按照“因地制宜、理顺关系、注重教育、加强管理”的工作思路，逐步加强对企业改制后党员的管理。社区要主动做好社区内离退休和解除劳动关系党员组织关系的接转工作，加强对这部分离岗职工党员的教育管理。

（三）创新机制，分类指导，强化企业党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工作。

第一、摸清底子，了解党员的基本情况，建立党员信息库，重点摸清“挂空”党员情况，生活困难党员情况，党员就业情况。

第二、理顺关系，规范管理。按照属地管理为主的基本原则，做好关、停、破企业职工党员组织关系的接转工作。首先对继续在改制后的企业中工作的党员，由企业设立的党组织负责教育管理；对暂时组织无法建成，党员组织关系暂时不能转走的，要组建临时党组织，组织党员正常开展活动；其次对已下岗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的党员及退休党员要转往新的就业单位或居住地基层党组织（如社区）进行管理；再次对已下岗且外出打工的党员，将党员的组织关系转到属地的基层党组织负责教育管理。对外出时间较长但暂时无法接转组织关系的党员，使用《流动党员活动证》，按流动党员管理办法管理。

第三、注重实效，优化教育，加强监督。首先，严格执行“”等制度，组织开展“党员责任区”、“党员帮扶特困职工”、“党组织帮扶特困党员”等主题活动，不断强化党员意识，发挥“一个党员一面旗帜”的作用。特别是要严格对下岗职工党员的教育监督管理，各级党组织尤其是停产企业党组织，教育广大党员，不仅要自觉地支持企业改革，维护企业稳定，而且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自强创业。其次，积极探索新时期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的新途径、新方法。针对目前党员队伍数量多，流动性强的实际情况，可以使用《党员管理手册》加强对党员的管理，推行党员所在单位党组织和党员居住地党组织对党员进行双重教育、管理、监督的制度。再次，疏通出口,保持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对少数徒有虚名的党员长期滞留党内，影响党员队伍先进性的情况，我们建议把“出”的口子敞开一点可以清除出党或自行脱党。

（四）严格标准，保证质量，积极稳妥地做好党员发展工作。

第一、支持、鼓励政治上要求进步的下岗职工入党，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对要求入党的下岗职工，要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和引导，通过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积极宣传党的主张，扩大党的影响，使下岗职工了解党的纲领、宗旨和任务。并且采取多种措施进行培养教育，帮助他们端正入党动机，条件成熟一个发展一个。

改制企业范文篇4

目前，我国国有资产总额约为11万亿元，但因种种原因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每年达数百亿元，这其中的大部分属企业国有资产。可以说：流失，时刻都在发生。2000年以来，*市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共查获发生在国有企业中的贪污贿赂案件812件，国有资产流失9.04亿元。其中大要案662件，处级以上干部201人，位居企业"一把手"的厂长、经理280人。这些案件绝大多数都是在企业体制改革过程中发生的。

我院近年来也多次办理企业内部发生的经济犯罪案件。今年上半年我院反贪部门在区委的统一领导下，在区纪委等部门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办理了我院第一例私分国有资产案，即*区住宅建设开发公司（以下简称住开公司）私分国有资产案，此案是在我区进行企业改制之前发生的。因此，这一案件再次提醒我们，预防企业内部职务犯罪的发生，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应是我区下一步进行企业改制工作中的一项重中之重，它对于改革工作能否顺利进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下面我们结合此案发生的特点、原因及危害性，提出我区企业改制过程中预防职务犯罪的对策和建议，为区委在此项工作的决策中提供参考。

一、住开公司私分国有资产案的有关情况

1、案件基本情况。被告人龚伟明，住开公司法定代表人、经理；被告人夏建兰，住开公司总会计师；被告人李美玲，住开公司财务审计部主任；被告人张岱雨，住开公司党总支书记兼副经理。2000年7月至2002年9月间，住开公司经上述领导班子成员多次讨论，先后决定为职工购买康宁终身保险、国寿福瑞两全保险、国寿鸿泰两全保险等商业保险，并将本应在"应付工资"科目中列支的商业保险费用及个人所得税共计780余万元列入"管理费"中，造成企业成本增大，利润减少，致使国有资产被私分。另外，该公司还存在严重违纪问题，于1995年至2002年10月间，由于企业不按当年文件批复及时调整工资提取数，造成多提工资571万；由于企业不按有关工资政策规定减少工资总额数，造成多提工资183万；在企业未完成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指标的情况下，却提取新增工资682万，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共计2000多万元。

2、此案的特点。

（1）集体研究、利益均沾。住开公司私分国有资产的行为都是经过领导班子和其他有关人员集体研究和商量，共同决定将国有资产私分的，单位全体人员人人有份，只是数额不等。如：该单位领导班子多次开会研究为公司全体职工上商业保险的事，并指定劳资、财务等有关人员对如何上商业保险的事做有针对性的了解，又将了解结果在班子会上进行了汇报，取得了班子成员一致同意后，为全体职工上了保险。又如自2000年下半年开始，在改制的大环境下，公司领导班子认为工资总额的余额还有许多，按他们自己的话就是"粮票还有很多"，要采取"消肿"的办法解决"庞大的工资总额"，于是领导班子频繁开会讨论给全体职工按不同等级增发月奖、季奖、半年奖、年终奖、大病医疗补助费等。

（2）行为对内的公开性。私分国有资产总是假借发奖金、福利补助、津贴等形式，在这种合法形式的掩盖下公开造表造册，由领款人签名领取的一种公开行为。住开公司领导班子就是错误的认为不论是巧立名目多发奖金，还是为职工买保险，只要每个职工人人有份，不全装进自己腰包就行，这种行为对内是公开的。自2001年年初他们加快了发钱的速度，仅4月份除正常的工资、月奖金外，另发放各种奖金十次，全年共发放奖金80余次，最多为一个月发12次。奖金发放的数量标准也不断提高。仅2001年12月至2002年5月以"职工医疗补贴费"的名义，在"应付工资"和"福利费"中列支发放现金289万元，领导班子成员及部分科长每人12万元。

（3）行为对外的欺骗性。将国有资产私分给个人对于单位内部是公开的，人人都知道，但对外往往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采取的是虚列费用、假报成本等欺骗手段。住开公司自2000年6月至2002年8月，经领导班子决定为全体职工购买商业保险以后，共缴纳保费1220万元。为了躲避检查，他们在作帐时将其中404万元在"应付工资"科目列支，而将其余的780余万元在"管理费"科目中列支，还谎称是在进行"纳税调整"。这样做加大了企业的成本费用，减少了企业的利润，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减少和流失。

二、住开公司发生私分国有资产案件的原因。

1、教育淡化。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逐步深入，住开公司只重视经济效益，忽视政治思想教育，特别是法制方面的教育。从主要领导到部分中层干部，再到一般工作人员对法律知识知之甚少，有的甚至全然不知，以至不知不觉的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即使是被我院立案侦查后，他们还没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涉嫌触犯了法律。还在强调这是班子会决定的，是公司全体职工共同得益的事，最多也就是违反财经纪律，做个检查，严重了给个处分也就了结了，不值得这么"大动干戈"。

2、思想退化。由于政治思想教育少，企业干部职工免疫力差，加上社会上不良风气的影响，造成干部职工思想上的混乱和困惑，甚至有的共产党员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切向"钱"看的思想逐步升温，少数人私欲膨胀，他们的内心世界是："有了钱才能有一切"，"谁有钱就是英雄好汉"。因此为了捞钱不择手段，胆大妄为，表现了极大的贪婪性。作为单位"一把手"的经理龚伟明在得了重病，经过长时间休息恢复上班之后，不是为企业着想马上投入工作，而是在心态上发生了很大变化，整天琢磨发钱的事，他说：反正我可能活不了多长时间了，还不如多捞些钱，也该享受享受了。很难想象，这样的领导能带出好的队伍。

3、企业内部监督机制不完善，缺乏制约力。住开公司单位内部各项监督机制缺乏制约力，形成一个人说了算、少数人说了算的局面。一是缺乏党内有效监督。对于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党内监督是最直接的监督。党对党员的监督要铁面无私，不能讲人情。只要他是党员，就不管他是一般党员，还是高层领导的党员，都要一视同仁。但是住开公司的党组织是如何对党员进行监督的呢？在领导班子成员每次开会讨论用剩余工资总额给单位职工上保险和多发奖金时，作为党总支书记的张岱雨不但没有一次提出反对意见，反而支持这种做法，他说之所以这样做，一是怕得罪领导班子成员，二是家里也需要钱。可见，张岱雨已经丧失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最起码的党性原则，更不要说发挥党的监督作用了。二是缺乏财务人员的监督。作为财务人员，要严格遵守各项财务管理制度，当好领导的参谋，同时有责任对领导的行为进行监督。如果住开公司的财务人员敢于监督，对领导的错误做法及时指出，并严格按照财物管理制度办事，那么住开公司私分国有资产的行为就不会得手。但是作为住开公司总会计师的夏建兰，不但赞同购买商业保险，而且同意将此费用列入管理费的做法。作为财务审计部主任的李美玲在自己也想多分到一些钱财的私心驱使下，不但积极参与操作购买商业保险，还直接执行了将商业保险费用列入管理费的行为。会计师事务所在年度审计中要对住开公司此事进行披露时，李美玲在龚伟明和夏建兰的授意下，还积极找人疏通此事，使得该所未将此事在审计报告中予以披露，使得该案未能及早被发现和查处。

三、企业改制过程中产生腐败及经济犯罪带来的危害。

1、严重影响企业改制工作的顺利进行。在企业改制过程中产生私分国有资产等单位犯罪，及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自然人犯罪，严重侵犯公共财产和破坏国家行政管理秩序。特别是单位犯罪较之自然人犯罪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一些企业利用其雄厚的资本、掌握的权力或者其他特殊条件，有组织、有计划的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它们打着改革、开放的幌子，相互勾结实施犯罪。同时，为了掩盖违法犯罪行为，他们必将在企业改制过程中，处处设置障碍，从事破坏活动，这些人往往都是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其结果必然会导致企业改制工作遇到更大的困难，甚至使企业改制工作不能顺利进行。

2、给国家造成大量经济损失。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造成的经济损失非一般刑事犯罪案件所比。有人把这些犯罪分子形象地比作"蛀虫"，把国家政权比作"大厦"，一旦大厦内生了蛀虫，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倒塌。可见，企业改制过程中产生职务犯罪的危害性有多大。

企业改制过程中发生职务犯罪案件不仅给国家造成非常大的危害，影响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还严重腐蚀我们的干部队伍，败坏了党风，污染了社会风气。

四、企业改制过程中预防腐败及经济犯罪的对策。

1、大力加强法制教育，党性教育。加强对国家公务人员的廉政法制教育、党性教育，培养干部廉洁自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是预防职务犯罪的治本之道。一个时期以来，各单位较为注重国家工作人员的改革开放意识，商品经济意识，个人价值意识教育，强调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作用，而在公仆意识、廉政勤政意识、国家整体利益意识、奉献意识方面的教育就显得有些薄弱。致使一些意志衰退的干部产生意识上的错误，好像改革开放，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自己保持革命本色就是"吃亏"，"不捞白不捞"，"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而忽视了自己是一个负有特殊使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忽视了共产党员以国家利益为自己利益的党性原则。加强对国家公务人员的廉政法制教育、党性教育，就是要使所有的国家工作人员知法、守法，树立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自我牺牲意识，要让他们知道贪污贿赂非但不可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反而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2、加强管理、健全制度。要加强财务、经营等活动中的管理和健全企业经济合同、工程招标、承包管理以及对外经济活动中的各项制度，从管理、制度上铲除职务犯罪的土壤和温床。各部门、单位在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的同时，关键在落实，不能让制度只是"挂在墙上、说在嘴上"，形同虚设。如，严格执行财会管理制度，就要钱帐分管，加强对现金、支票、印章、凭证的使用管理，真正做到有章可循，有章必循，堵塞漏洞。

3、完善有关监督制约机制。企业内部缺乏严格的职责分工和明确的责任界限，国有资产产权不明，帐目不清，管理权力高度集中，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就必然会导致官僚主义的产生，给一些人实施犯罪以可乘之机。因此，深化企业体制改革的关键就是要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首先是党的监督。党的监督作用发挥得如何直接关系到其它监督的有效实施，其中，最重要的是监督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情况，如在贯彻执行中央路线、方针、政策及上级组织指示精神方面，监督有无违反"四个服从"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实用主义；监督重大决策时有无个人独断，不能正确集中正确意见的问题；监督在班子政治生活中，有无民主集中制形同虚设或有不同意见不能真诚、坦率表达，甚至当面赞成背后拆台的问题等等。其他监督形式还包括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以及广泛的群众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等，要将这些监督方式融化为一体，形成监控合力。

4、加大对贪污贿赂犯罪打击的力度。加大对企业内部职务犯罪打击的力度是预防企业在改制过程中职务犯罪发生的关键环节。一是要广开案件来源渠道，提高发现犯罪的能力。二是要尽快提高侦查破案的能力。三是加强纪检、监察机关的查案工作。做到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让有犯罪动机的人不敢犯罪，从而达到预防职务犯罪的目的。

五、治理腐败、预防经济领域内的职务犯罪必须实行综合治理

1、要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特别是要加强对企业"一把手"的教育、监督和约束，强化企业民主监督。

2、明确产权责任。在企业改制过程中要明确产权责任，建立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利益机制。在我国，社会主义全民财产的产权属于国家，并由国家交给企业进行经营管理，但是谁来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有时不很明确。由于产权责任不明确，那么国家交给某一企业经营管理的财产，就很难得到很好的保护。要想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就是要对国家交与企业经营管理的财产，有专门的机构对其进行监督保护，以防止企业的不正确使用和国家工作人员对国有资产的侵吞。在明确产权责任的同时，要建立国家、企业和职工等人之间的利益机制，克服三者利益之间的反差。这样就能使他们自觉地去维护国家财产不受侵犯，并认真负责地去经营和关心自己的劳动成果，从而国家工作人员侵吞国有资产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改制企业范文篇5

现状

随着国有企业改制步伐不断加快，改制后的国有企业有的原有国有资本将全部退出，企业职工身份将完全置换，有的国有资本比例将明显降低，有的将重新组合原有单位不复存在，这样原有企业党的组织面临许多新的变化。**县国有企业通过改制后，已有67个基层党组织实行改制，涉及到1500余名党员。从目前改制企业党组织面临的新情况来看，主要面临着以下几种变化。

党组织的核心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变化。按照党章规定，改制前国有企业党组织处于核心地位，保证监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企业的贯彻执行；参与重大问题决策，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及群团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在企业内部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或战斗堡垒作用。党组织的负责人和企业行政负责人享受同等待遇，有的单位党组织的书记或董事长、经理实行交叉任职或一肩挑的模式，党组织在企业中的作用能够得到体现。而改制后，企业党组织的负责人原来与行政领导享有的同等经济利益将直接受到冲击，董事会的董事地位是由所占股权大小而确定。同时中央及省的有关文件也明确了国有企业改为非公有企业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为引导和监督企业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领导工会、共青团工作，维护各方合法权益，促进企业健康发展，这就说明改制前和改制后的企业党组织地位作用已经发生了变化。从**县的一些改制企业看，党政负责人占有股权份额的比例悬殊较大，以个别改制企业为例，行政主要负责人占百分之三十几，党组织负责人仅占百分之十几，现实中，党组织负责人就处于从属地位，由此而带来了企业党组织的地位作用发生了变化。

党组织垂直的隶属关系发生了变化。改制前，企业党组织是按照原行业上下级管辖关系而确立的，从属于县委县政府管理企业党组织的管理体系，具体的是实行党组织垂直分级管理。改制后，随着企业性质的改变，企业人员的分散，原企业党的组织有的已不复存在，原有的一些党员按照改制企业对不同年龄段的要求，已分散到各个社会领域。同时，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今后政府将不再管理企业，这样使得原来的组织隶属关系将受到冲击。**县已有62家企业在改制后，随着土地转让、企业走人关门，原有的党员均分散在社会中。

党组织工作方式与活动形式发生了变化。改制前，企业党组织的工作方式、活动形式比较集中统一，党建工作的活动内容比较能够落实。企业改制后，企业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企业党组织的职能也将随之发生变化，工作方式、活动形式只能是小型的、分散的、业余的，在对党员的管理要求上也不可能象以前那样紧密，只能结合企业特点，按照实际、实用、实效的要求开展必要的工作。另外，企业有的党员与企业解除了劳动关系，与企业失去了依附关系，党员进入社会，往往是散兵游泳，加上一些党员的实际困难原有的组织不能帮助解决，因此往往党员与组织产生了对立情绪，从而导致党章要求的教育、培训、监督等各项管理工作落了空。

党组织的队伍发生了变化。改制前企业党组织的工作基础相对稳定，党组织的负责人有的是上级党组织委任，有的是选任，其待遇是按级别给予的，党组织内部设有不同职能的工作部门，并有一定人员数量要求，党员队伍也相对稳定。改制后，企业的所有制性发生变化，企业党组织的地位作用、党组织的设置、党组织负责人的任用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党员有的进托管中心，有的进入社会，党员队伍的相对稳定则受到冲击。因此，企业党建工作不可能按原有的工作计划、目标去要求，只能按照非公有企业的特点去进行，在时间、人员、财力等方面都将存在着难以保证的局面。

原因

就目前改制企业党建工作的现状而言，分析其原因，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因素。

客观原因：国有企业改制是一项全新的改革，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作为改制企业党的工作更是一项新的课题。对国有企业的改制工作，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具体要求，而对改制企业党的工作具体怎么改，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缺少理论依据，出现了老的不行，新的不灵。由于改制后的企业既不同于私营企业，又不同于其他非公有企业，有它独特的特点和要求，再加上理论研究和相关配套政策相对滞后，因此，一段时间内造成了企业党组织无所适从。**县在实行企业改制过程中，县委组织部虽下发了一个党建工作的意见，但仅仅是一个原则要求，可操作性不强，到目前为止，虽已引起了各级党组织的重视，但至今尚未有一个规范的文件要求。

主观因素：首先在认识上对改制企业党建工作存在着差距。在改制企业党建工作暂时没有明确要求的情况下，总觉得企业党建可有可无，比不上经济工作重要，主管部门或上级的企业法人在改制前和改制中，对改制后的党组织接转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忙于对改制企业资产的评估、人员的分流，对党的建设、党员管理没有做到同步考虑、同步计划、同步实施。其次在行动上表现不够主动。因忙于改制过程中其他矛盾的处理，未能主动安排专人处理党组织建设问题，导致改制企业党建工作往往滞后于其他工作。再次在方法上指导不力。党组织的上级主管部门未能及时给予指导，即使有了比较原则的“意见”，面对现实，也显得指导不具体、操作无抓手。

建议

根据中央关于“国有、集体企业改为非公有制企业，或者非公有制企业进行组织结构调整时，要根据企业规模、党员人数和工作需要同步改进和组建党组织，并相应调整和明确党组织的隶属关系和职能”的要求，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新形势下切实做好改制企业党建工作，笔者建议，应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

1、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理论研究，制定配套政策。根据党章规定和中央及地方各级文件确定，无论是国有企业、非公企业，还是其他类型企业的党组织都是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企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改制企业党组织同样是企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重视做好改制企业党建工作，无疑是各级党组织当前和今后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各级党组织应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政治高度去认识此项工作的重要性，认真履行好改制企业党组织的职责任务。同时，改制后企业党建工作不同于原先国有企业党建工作，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要求，从事党建工作的同志首先在思想认识上要有新的转变，从有利于党组织开展活动、有利于促进企业发展、有利于党组织交接工作不断档、有利于党员管理不断线的原则出发，确立适合改制企业特点的党建工作的指导思想、工作思路与工作计划，以适应改制后企业党建工作特点的需要。由于改制企业党建工作是新时期党建工作面临的一项新课题，需要有新的理论指导。针对当前缺少这一理论的现状，各级党组织以及科研机构、党校等要进一步重视理论探讨和研究，为改制企业党建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各级组织部门也应及时组织力量在调研的基础上，制定出相关政策，对各种改制企业中不同建制的党组织的归属等一系列问题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为实际工作提供政策依据和操作抓手。

2、针对不同情况，理顺党组织隶属关系。改制企业党组织总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理顺关系－－所在地管理－－政企分开，建立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企业党组织管理体系。但由于改制企业的历史成因和现实状况均不相同，宜区别不同情况，分别制定工作方案。一是实行党组织所在地管理。将实行“三联动”改制，即国有资本全部退出、经营层整体收购、重新组合的改制企业党组织按照企业法人注册地，党员居住地全部交由所在地管理，按照党员的数量多少，企业的规模大小，由所在区（县）委确定归属街道或社区管理。二是对那些合资重组、改制后仍保留国有资本的股份制企业党组织，其党组织隶属关系可暂时维持不变，待时间发展成熟后交由企业工委统管。三是对本企业托管职工党员应随劳动关系的转移而转移，对企业中身份置换的职工党员，应按照所在地管理的原则实行管理。

改制企业范文篇6

近几年，市属部分企业陆续改制为国有或集体资产退出、职工全部持股的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改制企业，下同)，其中部分改制企业的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任期届满。为促使企业尽快建立起科学合理的现代企业制度，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任期届满的企业，要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进行换届。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换届工作应坚持的原则

1、充分发挥改制企业的主体作用；

2、依法办事；

3、公开、公平、公正、透明；

4、充分体现最广大股东的意愿。

二、换届工作的程序

1、做好准备工作。各企业换届选举工作由董事会具体组织，要搞好企业换届选举工作方案，做好换届的各项筹备工作，进行股权登记，起草工作报告、候选人产生办法、换届选举办法、工作日程等有关文件；

2、公布候选人条件，确定参加选举的董事、监事候选人。其中，职工代表经公司职工民主选举产生后不再参加股东大会的选举；

3、换届选举的有关文件和候选人名单，要按照法定程序提出，并按规定予以公布；

4、按《公司章程》的规定，召开股东大会或股东代表大会，审议批准有关工作报告，选举产生公司董事、监事；

5、分别召开新一届董事会和监事会会议，选举产生董事长和监事会主席。

根据改制企业的换届选举结果，由上级党组织按规定调整企业党组织组成人员；工会主席由企业党组织从公司董事或监事中推荐人选，提交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公司经理层人员由董事会聘任。

三、对换届工作的要求

1、加强领导，搞好宣传发动工作。有关企业要高度重视换届工作，成立由公司董事会、党组织和工会负责同志参加的专门班子，抓好换届的各项筹备工作。企业党组织要切实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充分发挥在职工中的政治核心作用，对换届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要发挥好工会组织的作用，采取多种形式搞好宣传发动，统一广大干部职工和股东的思想，做到换届选举与企业生产经营两不误，确保换届期间企业的稳定。

2、企业主管部门要抓好督促指导。各企业主管部门要部署安排好所属企业的换届工作，认真审查每个企业的换届选举工作方案，明确一名领导同志具体负责这项工作，指派专人对企业换届工作全过程的依法和公正进行监督和指导，确保任期届满的改制企业都要依法进行换届，选出能够使企业改革发展稳定、体现广大股东意愿的领导班子。

3、严格组织纪律和工作程序。市直各企业主管部门和换届企业的全体职工要严肃换届选举工作纪律，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和拟定的工作程序开展工作。严禁在换届过程中进行非法组织活动，一经发现，严格按照党纪和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改制企业范文篇7

目的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今天召开全市企业改制工作会议。动员各级各有关部门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丰满的工作热情投入企业改制攻坚，圆满完成市委、市政府年初确定的企业改制工作目标任务。会上，迎峰同志宣读了市委、市政府有关文件，对改制工作领导、职责分工进行了再明确、再强调。林沐同志作了一个重要的动员演讲，对市直企业改制工作进行了全面安排。财政等四个市直部门也作了很好的表态发言。请大家结合实际，一并抓好贯彻落实。下面，再强调三点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快企业改制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统一思想。

有28家企业完成改制，市的市直企业改制工作已经进行了多年。改制完成率39.4%取得了一定效果。但目前还有43家正在改制和尚未改制，任务还十分艰巨。为此，市委、市政府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加大了市直企业改制工作力度。做好这项工作，具有五个方面的意义：

通过改革，第一。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改革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之源。1978年开始，从农村到乡村，从农业到企业，国的改革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效果。实践证明，谁改得早、改得好，谁的经济发展活力就强。省的马鞍山市、芜湖市，都是企业改制比较早、比较快的经济发展也就领先了全省。因此，必需要通过改革，使企业的运营模式、管理体制更加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不时焕发企业新的生机与活力。从发展趋势来看，国家也只是掌握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以国有或国有控股的形式掌控一批大企业、大集团。对于广大的中小企业来讲，只有深化企业改革，才干走出困境，才干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通过改革，第二。切实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政府工作主要包括三个大的方面，即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和维护稳定。从改善民生角度看，那些经营困难、停产半停产企业的职工，就是今天乡村里的弱势群体和困难群体。由于企业的经营状况，职工的基本生活临时得不到改善，养老安全、医疗平安等问题得不到保证。解决这些问题，必需通过企业改制，让职工在身份置换过程中，按政策拿到应得的弥补，养老安全、医疗平安得到顺利接续。目前没有改制的往往是矛盾比较多、问题比较突出的企业，希望通过这次改制，把涉及企业职工合法权益的问题切实解决好。

通过改革，第三。坚持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要清醒地认识到43户没有完成改制的市直企业，影响我市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从节前、节后和日常的上访件来看，牵涉未改制企业的很多，说明未改制企业存在问题较多、隐患不小。必需把企业改制工作做好、做到位、做彻底，促进社会发展环境的继续和谐稳定。

通过改革，第四。促进乡村建设和发展。近年来，市中心城区建设步伐在不时加快，今年的投资量将再创新高，仅道路、桥梁等重要基础设施项目的政府性投入就达20.4亿元，相当于前几年政府性投资的总和。加快乡村建设的过程中，应当注意到绝大多数的市直未改制企业地处中心城区，这些企业有国有、有集体，有工业、有商业，既是乡村改造的重点，也是乡村建设和发展的重要资源。如果这些企业不能动、不能碰，不只影响我市的乡村形象，也影响乡村建设的步伐。必需通过企业改制，让这些企业活起来、动起来，从而盘活一局部国有资产，推动乡村改造、建设和发展。

通过改革，第五。为建设现代国际旅游乡村奠定体制基础。建设现代国际旅游乡村是战略目标，实现这个目标，必需要有与国际接轨的相适应的体制机制。目前，市还有一批停留在旧体制、旧模式下的企业，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只有通过改制，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才干为现代国际旅游乡村建设奠定良好的基础。今年，下决心对43家企业进行完全改制，既是形势所迫，也是发展所需。

要切实提高认识，总之。从上述五个方面来看待当前的企业改制工作，考虑当前的企业改制工作，安排当前的企业改制工作，抓好当前的企业改制工作。

二、保质保量完成企业改制任务，集中精力。

市市直企业的体量不大、人数不多。从这点来说，与我省其他市相比。企业改制的工作量也不是很大。但要看到由于企业改制已经拖了好多年，有的企业才改了一半，积累的矛盾比较多，情况也很复杂，对这些企业进行改制也就有了一定的难度。对于企业来说，改制进行得越早就越主动，改制利息就越低，也越容易盘活。与过去相比，现在企业改制更加规范，因此改制的难度也在加大。同时，由于市本级财力有限，43家企业要完成完全改制至少需要1亿多元的资金，压力确实很大。当务之急是要抓好五个方面工作：

成立了以迎峰同志为组长、林沐同志为副组长的企业改革领导组，一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企业改制工作。之前已经召开了几次工作会议，对改制工作进行全面安排。福宏同志对企业改制工作非常关注，近期将听取各工作组的专题汇报，解进展情况。希望“4+3企业改制工作组各部门和单位要切实担负起责任，密切协调配合，尤其是主要领导要尽职尽责，抓具体、具体抓，加快推进企业改制工作。

就专门强调指出，二要确保人员到岗到位。全市领导干部电视电话会议上。企业改制涉及多个部门，事关职工切身利益，相关部门和单位必需抽调懂政策、精业务、能吃苦、善工作的骨干，空虚到市企业改制工作组中来，共同把企业改制工作做好。当前，企业改制是地方政府最重要也是最难干的工作之一，这是对干部工作能力、工作水平的一次重要考验。希望各相关部门和单位一定要全力支持企业改制工作。这里我再次强调，凡是未经迎峰、林沐同志同意，擅自将参与改制的干部抽回去的该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必需自己顶上去。随着工作的开展，如果人手不够，市委、市政府还将从相关单位进行再抽调，以确保改制工作力量，确保每位被抽调出来的干部能够到岗到位，全力以赴地投入企业改制工作。

下一步要明确分工、明确责任，三要明确工作职责分工。企业改制是当前最主要的工作之一。现在各单位的人员已经抽调进去。统一领导、统一调度。市经信委作为企业改制的牵头单位，要牵好头、抓好总，既要抓好份内工作，也要抓好部门之间、市和区之间的协调。屯溪区和各相关部门、单位也要依照职责分工，高度重视、履职尽责，全力抓好企业改制工作。

就是尚未完成改制的43家企业，四要坚持完全改、改彻底。完全改。要全部改制、无一例外，决不能改着改着就停止了改彻底，就是要实行“双置换”即置换产权、置换身份。全省企业改制中有许多沉痛的教训，有的企业只搞产权置换，不搞身份置换，多年以后国有资产消耗得差不多了职工再要求置换身份，企业却没钱了所以，必需要身份置换、产权置换统筹考虑、统一运作，这是企业改制的一个基本原则。决不能说职代会没开、身份不能置换，就先将企业的资产卖掉。这样就会造成资产的流失，没有钱发放职工弥补金，这绝对不行。同样，也不能说这个企业职工人数少，资产有几千万，简单分分就算了这也绝对不行。国有、集体企业改制必需按政策办事，必需要完全完成身份置换、产权置换这两项工作。企业改制资金，由企业改革领导组严格依照政策统一调配。

力争10月份前全面完成企业改制任务。为了保证这项工作快速、顺利地推进，五要保证按期完成改制任务。企业改制已经到不能再拖、再拖不起的时候了向福宏书记汇报时说了要一鼓作气、一抓到底。每个改制企业都要排出工作计划、排出工作进度表，每个改制工作组也要排出统一的改制工作调度表，明确什么时候进行宣传发动，什么时候召开职代会，什么时候测算职工弥补费用，什么时候兑现职工弥补费用，从而确保在确定的时间节点上，全面、按期完成规定的企业改制任务。

三、全力确保企业改制和谐稳定，扎实工作。

企业改制工作关系到职工的切身利益，企业改制是整个社会利益的一次调整。一定要千方百计做好企业改制过程中的稳定工作，防止上访、越级上访和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一定要认真宣传好企业改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一要认真做好宣传发动工作。宣传发动工作很重要。改制工作组在深入企业时。宣传好企业改制的各项政策。要统一印制一些企业改制宣传手册，把企业改制政策向职工说清楚。要依托改制企业的留守人员，抓好宣传发动工作，也希望留守人员坚守岗位、负责到底，协助做好企业改制工作。

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二要严格执行改制政策。企业改制已经进行了很多年。前后政策的衔接非常重要。既要切实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更要防止翻烧饼、走回头路。一方面，必需认真做好政策宣讲解释工作，要做到能和职工说到一块去，让职工知晓政策、接受政策。另一方面，要认真按政策办事，注意不要仅凭着一种朴素的感情来开展企业改制工作。要知道朴素的感情代替不了政策，会出问题的这里我要提醒大家，有些同志平时到基层、企业比较少，对政策又不太了解，听到职工提点意见，就说“看这个事情可以”如果这样的话，企业改制就会乱套了所以，希望工作组的每位同志都要吃透改制政策、掌握改制政策、用好改制政策，只有这样才干将工作做好。

尤其是改制顺序是法定的顺序，三要规范操作改制顺序。企业改制政策性强。没有这些顺序，改制就难以成功。整个改制过程中，从改制方案的制定到职代会的召开，最后职工弥补金的张榜公布，都必需按顺序来操作。当然，这当中有些工作很难。比方，有些企业最难的召开职代会，因为企业停产时间长了老的职工代表进来打工或者不在新的职工代表因职工大会开不了又难以选出。对于这个问题，必需按工会的统一要求，想方法加以解决。如对那些在外打工的职工代表，可以买好车票请他回来；可以利用五一、十一、端午、中秋等节假日，职工代表在家的时候，抓紧时间召开职代会。改制工作必需做深做细，对于一些关键环节，改制工作组更是要事先做好每一位职工代表的沟通和思想工作，确保职代会开得好、开得成功，改制方案在职代会上能获得通过，确保企业改制在规范的顺序中顺利完成。

既要深入企业、深入基层，四要严格纪律加强团结协作。改制工作组的每一位同志。又要遵守纪律、注重形象，严禁到企业大吃大喝、报销支出，严禁利用改制之机侵占国有资产或者在国有资产处置中捞一把。企业的留守同志也要遵守党纪国法，不允许有任何违法违纪行为。说这些都是有针对性的希望大家在工作中严格遵守。同时，企业改制工作组和企业留守同志之间，一定要加强配合、加强协作，多沟通、多理解，同心协力把企业改制工作做好。企业改制中做群众工作是很难的有的时候工作做得差不多了有一个人在群众中间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可能这项工作还要回头重做。有的企业职工上访，就是由于工作组内部不团结造成的对于这些问题，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如果工作组内部出现不配合、不协调的现象，将会给予严厉的批评和处分；如果企业内部出现阻挠改革、破坏改革的人和事，也将会依法坚决查处。

改制企业范文篇8

关键词：政府权力；精英关系；乡镇企业改制

一、引言

乡镇企业的改制虽然在几年前已基本落下帷幕，但在其过程中所展示的现象、暴露的问题和改制方式选择背后的深层原因却仍然值得探讨。尤其是在目前国有企业的改革遭受一些质疑、各界对产权改革莫衷一是的情况下，①「2004年8月由郎咸平引发的对某些国有（或集体）企业改制的质疑迅速引发各界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热烈讨论，足见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分析和检讨乡镇企业改制过程中的现象和问题更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苏南和温州两个地区农村集体工业（乡镇企业）改制的不同方式——苏南的暗箱操作和不公正的改制与温州相对透明和公正的改制——的比较和分析，讨论了不同的约束，尤其是地方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政治约束）如何决定和影响地方（社区）政府对改制方式的选择。地方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决定了谁可以参与到改制的过程中来、谁被排除在外，决定了谁是受益者、谁在被牺牲。

改制背后涉及政治因素（政治因素在这里主要指各相关利益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而不是指意识形态和国家政策意义上的政治因素），改制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政治过程，改制涉及到生产性资产的再分配和生产关系的调整，它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各相关群体的利益；各相关群体也会基于自身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和能力，对改制方式和改制过程施加影响。所以，怎么改制、怎么协调照顾各个群体的利益，都将对经济平等和社会分层产生长期的结构性影响。

综观近几年国内外关于中国改革开放中乡镇企业改制的研究，我们发现，很少有人探讨改制过程和改制方式选择背后的政治因素。现有的文献主要集中在改制的原因（Whiting，1999；Kung，1999；Hoetal.，2000；Li，2003；Park&Shen，2003；冯曲，2000；姜长云，2000；张军、冯曲，2000；支兆华，2001），改制方式的描述和各方主体的讨论（如秦晖，1997、1998；邹宜民等，1999；姜长云，2000；范从来等，2001）；也有关于改制对企业表现（效率）的影响（Li&Rozelle，2003；秦晖，1997、1998；张军、冯曲，2000；姜长云，2000；范从来等，2001）和改制的其他后果的讨论（比如，Ho等人考察了改制对工资结构的影响，见Hoetal.，2002；黄少安等指出持股差距的扩大带来了经营者固化、分工挤压工资等，见黄少安、魏建，1999）。一般认为，乡镇企业转制的根本原因是在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如市场的逐步完善，竞争的加剧，宏观调控和信贷紧缩等）的情况下，乡镇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调整和再分配的结果，尤其是乡村政府和企业经营者之间博弈的结果。

现有的解释至少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很少有人讨论企业工人和社区居民在改制中的角色和作用。我同意乡村政府和企业经营者是改制中的主导利益群体，他们的互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改制的路径，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工人和社区居民毫无作用。如果他们抵制或挑战改制，那么改制将不能顺利推进（就像国企改制中遇到的问题一样）；或者如果乡村政府预期到他们会抵制，乡村政府也不会毫无顾忌地按照自己的意愿推行改制。因而，采取什么样的改制方式以及改制能否顺利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工人是否接受（不管是积极还是消极）改制方案和（或）政府对工人和社区居民态度的预期。第二，现存的研究不能回答为什么不同地区（尤其是像苏南和温州）会采取不同的改制方式。第三，现有的研究大多局限于经济领域，没有从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的角度去分析改制背后的决定因素。

以上三个不足背后的共同问题是对当地经济社会及政治结构关注不足。我的研究尝试弥补此不足，把改制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下，从地方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中寻找原因，以求深刻理解这一现象。正如怀特·米尔斯在《社会学想象力》中所提倡的，只有当我们把社会现象置于历史和社会结构的交叉点上，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社会现象（Mills，1959）。本研究运用历史比较法——即从历史的角度比较两个不同发展模式的社区样本，以求揭示改制背后的政治因素。

本研究选定的两个样本是代表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两个非常不同的发展模式的苏南和温州地区。苏南是乡镇企业的发源地和典型代表，其地方政府一直在农村工业化和区域经济发展中起着支配或积极作用（Byrd&Lin，1990；Kung，1999；Chen，2000；Whiting，2001；周海乐、周德欣主编，1996）。不论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还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一直到改制前），苏南都曾经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重镇，收入分配的相对平等是当地政府追求的目标。相比之下，温州则走了一条截然相反的发展道路：民营经济一直是当地发展的动力，而地方政府只是起了一些支持和补充的作用。①「国内外对温州模式的研究有浩繁的文献。主要的英文文献有：Nolan&Dong，1990；Liu，A.，1992；Liu，Y-L.，1992；Parris，1993；Whiting，2001.主要的中文文献有：袁恩桢编，1987；张仁寿、李红，1990；史晋川等编，2002.」但乡镇集体企业在温州也是存在的，虽然远不如在苏南那么重要。与苏南相比，温州曾长期处于计划经济的边缘地带，改革以后出现了以市场为导向和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自发进程，政府基本无力调整收入分配。两个地方的乡镇企业都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进行了改制，但采取的方式及结果非常不同。为什么苏南出现了不透明和不公正的改制，从而迅速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而温州则出现了相对透明和公正的改制，从而基本照顾和保证了各相关群体的利益？本文将揭示：不同的改制方式正是两个地方过去形成的权力关系的产物。具体地讲，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并在改革以后得到加强的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不同的权力关系、以及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之间不同的权力关系决定了两个地方采取不同的改制方式，并均能成功地实施。

文中所用的资料主要来自笔者在2001和2002年在上述两个地方进行的田野调查。笔者在了解面上情况的同时，还细致地了解了两地一些乡（镇）和村的改制情况，尤其是苏南的改制。深入访谈了大约200个人，其中有政府官员、原乡镇企业厂长经理和改制后的新所有者、工人、社区居民、银行官员等等，他们或者是当时改制的直接参与者，或者是利益相关人，因而都熟悉当时的情况。

本文拟从描述两个地方不同的改制方式过程入手，讨论当地官员对他们所采取的改制方式的解释，以及这些解释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作出笔者的解释：即地方权力关系是决定两地采取不同改制方式的根本原因；并探讨改制对两地财富分配（阶级结构）和政治前景的可能影响。

二、暗箱操与相对透明的改制

20世纪90年代中期，尤其是1997年以后，苏南的地方（或社区）政府对他们所有和管辖下的集体所有企业进行了改制。①「苏南的改制基本上经历了两轮。第一轮把乡镇企业转变为股份合作制——一种基本相似于管理层和工人持股的改制。在这种安排下，管理人员和工人根据他们在企业里的位阶、工作年限等指标购买本企业的股份，同时政府也保持一定比例的股份。但股份合作制只是暂时的安排。改制很快进入了第二轮，即彻底的产权转移。这主要是通过政府退出其拥有的股份和工人股份向管理层集中实现的。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进行了两轮改制。股份合作制只进行了试点，在部分企业里推行。本研究主要讨论最后的改制。」他们首先转掉了小企业，然后决定迅速转掉所有的企业。很多地方甚至制订了一个时间表，把企业改制变成了一项政治任务，要求在一定时间内完成。②「蔡永顺也提到了这种运动式的改制（Cai，2002）。秦晖（1997）、张军等（2000）对乡镇企业改制的研究也发现，在苏南一些地方，上级制定了时间表要求在一定时间内完成改制。」

例如，我所调查的一个镇要求在1997年完成乡镇企业改制80%，1998年完成90%，等等（访谈对象57③「访谈对象的编号沿袭了我在论文中的编号。」，镇干部）。在这种情况下，乡镇企业的所有权在很短时间内迅速易手。到2000年底，除了少数"大而赢"和"大而亏"的企业外，大部分乡镇企业都完成了改制（参看史易、赵小剑，2001）。余下的少数企业也在随后的几年里被陆续处理。从规模和速度上来说，苏南的改制基本上相当于前苏联和东欧的大规模私有化，即所谓的"休克疗法".

苏南改制的基本特点是它的不透明性，可谓暗箱操作，即地方（或社区）①「本文所说地方（社区）政府主要指乡（镇）和村级政府。」政府快速处理了其辖下的企业。从理论上来说，当一个企业改制时，应该有五个方面的利益相关者出席：一是事实上的所有者——地方政府；二是企业经营者；三是工人；四是名义上的所有者——社区居民②；「尽管社区居民对乡镇企业并不享受任何所有者应该享受的权利，也不行使任何形式的实际控制，但还是有合法的理由来宣称他们的所有权资格。这是因为乡镇企业最初来源于集体积累，并且在成长过程中得益于工人（大部分为社区居民）的低工资。」五是债权人即银行（如果企业有贷款的话）。但在改制过程中，改制变成了两方的游戏，即政府领导和企业经营者之间的游戏（邹宜民等，1999），其他几方利益相关者——工人、社区居民和银行——都被关在了门外。在很多情况下，政府内有资格参与决策的只限于几个人，尤其是党委书记和乡（镇）长。以无锡的五陶镇③「作者对苏南的地名进行了匿名化处理。」为例，据该镇一干部讲，他们镇转制时主要是"党委书记说了算，别人根本没有份儿，识相的镇长和副职们也都有意识地让书记决定"（访谈对象57，镇干部）。不透明的改制带来了背后的操控和讨价还价，结果极大地便利了当时在任的经营者，同时也可能为参与决策的官员带来利益。④「我在苏南做调查时，社会上流行着一些传言，说是一些政府官员尤其是党委书记和乡镇长从改制中谋取了不少好处。企业经营者通过向他们的政府主管行贿以求得到有利于他们的改制结果。无锡市检察院公布的信息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传言。信息显示，从1997年到2000年，检察院收到的关于经济犯罪的公民举报线索中，公有企业的改制和破产占了最大的比重。」表1、2、3列出了该地改制的主要信息。

从表1、2、3中可以看出，在任的厂长（经理）是改制的最大受益者。

在五陶镇，除了一个例外，所有的镇办企业都转给了现任的经营者，那力村更是把所有的企业无一例外地转给了现任的经营者。相比之下，苏州的万光镇倒是表现出了一些多样性。23个镇办企业中，有4个处理给了外边的人，其中包括2个外省人。尽管如此，现任的经营者仍然是最大的赢家。如果我们加上其他管理人员，80%以上的企业转给了现任的管理人员。换句话说，经营者买断，或者说内部人私有化，是苏南改制的主要方式和结果。⑤「这一发现与其他发现是一致的，见秦晖（1997）、邹宜民等（1999）、Kung（1999）、Oi（1999）、Li&Rozelle（2003）。」

工人们成了输家。①「国有银行也是大输家。新的企业所有者采取各种手法逃废银行债务，因为银行归中央政府。关于改制过程中的逃废银行债务问题，参看史易、赵小剑（2001）。」作为直接的利益相关人，同时也作为名义上的所有者（因为大多数的工人是当地居民），工人们没有被征询意见，更不用说参与改制的过程了。他们的利益无从得到保障，也没有得到任何的补偿。而且，在改制的过程中，关于补偿的动议根本就没人想到或提出过。当我在访谈中提到有关对工人补偿的问题时，访谈对象们先是惊讶，然后随即摇头："补偿？没有补偿，从来没有人提到过。没这个事"（访谈对象64，镇工业办干部）。在随后的企业人员调整中，工人中的有些人成了裁员的对象。②「当然，苏南的地方（社区）政府也在改制前后要求新的企业所有者尽量不要裁减工人，以免引起失业上升和社会不安。不过这种要求并没有强制性。」

相比之下，温州乡镇企业改制采取了非常不同的方法。温州通过相对透明的方法，一个一个逐步地转掉了他们的集体企业。明显的不同有三个方面：第一，在做出最终决定前，不同的改制方案被提出来在员工（包括经营人员和工人）中讨论，只有在基本形成共识后才会进入下一步；第二，一旦决定拍卖，政府会进行公开竞标，因而存在竞争（尽管局限于企业内部的人）；最后，根据在工厂中工作的年限，工人们会得到相应的补偿。

以温州乐清市虹桥镇的转制过程为例。在80年代，当乡镇企业被叫好的时候，虹桥镇曾以其发达的乡镇企业在温州闻名一时（赵顺鹏、朱知喜，2000）。因此虹桥可以说是温州地域上最接近苏南模式的乡镇。从1993年开始，虹桥陆续把镇办和村办企业一个一个地改制。①「除经济原因外，温州的改制主要是政治原因引起的。当外部政治和意识形态环境渐渐有利于民营企业以后，温州就开始为原来的"红帽子"企业摘帽子，同时改革他们的乡镇集体企业。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

到2001年底，除2个以外，虹桥转掉了所有镇办企业。从总体上讲，改制的过程是透明的。在任何一个企业改制之前，镇有关部门都会先征询有关各方的意见，提出各种可能的方案来讨论。例如，2001年，当镇政府决定为一个镇办企业改制时，他们提出了三种方案：股份合作制；租赁；拍卖。镇企业办召开了几次会议听取职工的意见，还做了一个问卷调查了解大家的态度，看工人们同意不同意改制、同意以什么方式改制等等（访谈对象176，镇企业办干部）。另一个镇办企业的厂长告诉我，他们厂自1993年改为股份合作制以来一直惨淡经营，但要改制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根据《工会法》的规定，要70%的职工通过才能改制。别说职工了，本厂的支部都通不过。所以也就无法改"（访谈对象174）。只有在达到基本共识以后，改制才能继续。如果决定了拍卖，那么会在镇政府进行公开的招标。尽管招标不对外公开，但至少为企业内部人员提供了竞争的机会。1994年当乳制品厂改制时，当时的厂长和两位副厂长参加了竞标。最后，该厂以4151688.88元成交，比标底价高出了100万元（赵顺鹏、朱知喜，2000：137）。企业被拍卖后，镇政府从拍卖企业的所得中拿出一部分钱来补偿工人。工人们得到补偿后，原来的劳动合同宣告终止。新的合同可以在新的所有者和工人双方自愿的基础上重新签订。在虹桥改制的文件里，很大部分是关于给工人补偿的文字，因为每个人都要在收据上签名盖章。例如乳制品厂，工人们根据人头（每人5000元）和在工厂的工作年限得到了从1万元到3万元不等的补偿。①「这种补偿相似于国有企业改制中采用的买断工龄。」通过事前征询工人们的意见和事后对工人们进行补偿，工人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护，他们的反对因而也被缓解了。补偿也为随后的企业重组和瘦身扫清了障碍。

从表4可以看到，两地改制的主要区别在于过程是否透明，工人们是否被允许参与，以及工人们是否得到了补偿。通过这一比较不难发问：为什么苏南和温州改制的方式如此不同？下面我将首先讨论当地政府官员给出的解释，然后予以分析并作出我自己的解释。

三、地方官员的解释及其问题

在《转型与经济学》中，罗兰得（Roland，2000）列出了私有化过程中的各种约束，包括财政约束、政治约束、信息约束、管理约束和现金流约束。事实上，这些约束中的大部分都被当地官员提到了，虽然他们使用的是一套他们习惯的表达术语。

在苏南，当我问到当时改制的方式和政策选择的背后原因时，当地官员给出了三种解释。②「访谈对象55、83，政府官员；71、73、74，政策研究人员。」一种解释是急于改变现状的时间压力使得他们不可能对改制方案有更多的考虑和选择。第二种解释是大规模的迅速改制是改制启动后政府管理和监控能力不足的反应。第三种解释是严重的"内部人控制"和信息不对称使得外边的人不敢轻易竞标，从而出现有利于现任经营者的结果。这三种解释大概对应了财政约束、监管约束和信息约束。①「现金流约束是指个人有没有足够的资金来购买企业。由于以下原因，现金流约束在当地并不是非常严重。第一，中国渐进式的改革已经催生了一定的个人财富。实行多年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和乡镇企业集体产权下监督的缺乏等，都为经营者积累个人财富提供了条件（参看邹宜民等，1999）；第二，因为很多乡镇企业都是中小企业，因而购买并不会涉及很严重的资金约束；第三，分期付款、抵押和其他一些方法可以用来缓解约束。」它们部分解释了改制的规模、速度和现任经营者的优势，但并没有解释采取不透明的改制的必然性，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这样的改制能够有效执行，没有遇到挑战和抵制。

（一）财政约束

让我们首先来看看第一种解释，即急于改变现状的时间压力的解释。这种解释是说，当时问题重重的乡镇企业已经严重影响到当地的经济和地方（社区）政府的收入。考虑到乡镇企业在当地经济中的比重，问题就更显严重。在很多乡镇，乡镇工业创造了90%以上的工业产值，乡村政府财政收入中的相当部分也来自乡镇企业（Whiting，2001）。而在9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却遇到了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债务问题。一个公认的事实是，苏南改制的直接原因是债务危机（参看史易、赵小剑，2001）。1992年和1993年高涨的投资冲动在1994年宏观调控和银根收紧以后遭遇了困难，但头脑发热的地方政府和乡镇企业转而从别的途径来寻找资金以满足其投资饥渴②「关于形成乡镇企业的投资饥渴机制，参看韩云（2000）。」，这个途径就是集资——通过乡村政府向内部职工、社区居民甚至外界集资，承诺的利率在15%左右（访谈对象24，镇干部）。但这很快被证明是饮鸩止渴，因集资款难以偿还而引发的事件频频发生（史易、赵小剑，2001）。很多乡镇企业负债率居高不下。以昆山为例，改制前乡镇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达到了75%，而那些准备在改制中破产的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达到了134%（作者的田野调查）。而昆山的情况还不算差的。乡镇企业严重的债务负担和下滑的业绩不仅影响到地方经济，也直接影响到地方官员和政府工作人员。官员们之所以受到影响，是因为他们的工作业绩和职业生涯与经济发展指标密切相关。③「苏南有着可以说是全国最为发达的干部考核机制。考核指标中经济发展往往占很大的比重（参看Whiting，2001）。」更为尴尬的是，个别乡镇负责人因为政府为乡镇企业的借贷担保而被法庭传唤，如一个镇党委书记在一个月内竟被传唤两次（访谈对象5，学者）。下降的政府收入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政府工作人员的收入和奖金。①「提高政府财政收入是地方政府发展乡镇企业的最初动机之一（参看Byrd&Lin，1990；Oi，1992；Jin&Qian，1998）。」以前曾是"现金奶牛"②「"现金奶牛"为英文Cashcow的译文，意指乡镇企业为社区政府带来了收益。」的乡镇企业，现在却变成了政府的负担。③「国内一些学者或者从理论分析（如张军、冯曲，2000）出发，或者从实证分析出发（如徐志明、张建良，1997），都发现乡镇企业对地方（社区）政府价值的下降。」这意味着财政约束已经变成了地方政府急于对乡镇企业改制的重要原因。某镇的书记谈了他当时的感受："当时我们压力很大，一上班就怕被人追债。别说政绩了，只要少点麻烦就谢天谢地了。所以大家都感到乡镇企业不改不行了"（访谈对象24）。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地方（社区）政府匆忙而迅速地对乡镇企业进行了改制。结果是，时间的急迫性使得更细致周全的计划变得不可能，选择现任的经营者就变成了一个容易而方便的选择。

与其他人相比，现任的经营者对其经营的企业更熟悉，有现成的供销渠道和关系网络，因而政府官员们相信，一旦产权实现变革，现任的经营者们能很快改变企业的经营状况。④「很多人相信，在多数情况下，乡镇企业的问题主要是由机制引起的而不是由经营者的无能引起的。因而，通过改变所有权而创造激励就成了解决问题的首选方案。」简单地说，这种解释认为，对改变当时经济状况的支配性的考量和时间的急迫性决定了改制方式的选择和改制速度。

这个解释得到了部分经验证据的支持。这些证据包括苏南和温州之间的差异和苏南区域内的差异。与苏南不同的是，民营经济在温州经济中贡献了很大的份额，而集体经济的贡献则微乎其微。据统计，1990年民营经济占温州工业产出的比重达到了75%，而在苏南98%的工业产值是由乡镇企业实现的（Whiting，2001：32）。⑤「实际上，民营经济在温州的真正贡献要远大于官方统计所显示的份额，因为有很多所谓的集体企业都是戴"红帽子"的假集体。关于"红帽子"企业，参看Zhou，1996.」温州的地方（社区）政府在财政收入上对乡镇企业的依赖也小得多。因而，温州的地方（社区）政府并没有通过乡镇企业改制而扭转地方经济表现的需求。

即使在我所研究的苏南的两个镇，改制的迫切性和时间压力也因为乡镇企业对当地经济的重要性不同而有所不同。尽管两个地方在90年代中期以前走了一条相似的发展道路（乡镇企业模式），但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由于外资进入的不平衡，两个镇经济的构成发生了变化。在五陶镇（无锡），乡镇企业仍然是当地工业的主体；但在万光镇（苏州），大量外资的进入使得原来乡镇企业的重要性迅速下降。万光处在昆山，一个因90年代以来吸引了大量外资而著名的地方。一些简单数字可以说明外资在昆山经济中的重要性。2000年，昆山大约60%的财政收入、70%的国内生产总值和80%的出口是由外资创造的（访谈对象38，官员）。这意味着外资已成为当地经济增长的主要成分。乡镇企业相应地失去了其以前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与五陶相比，万光的经济在更低的程度上受到乡镇企业的影响。这使得万光在乡镇企业的改制上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考虑方案的选择和具体实行。事实上，万光在改制中也确实表现出了比五陶更丰富的形式和更长的时间跨度。

五陶基本上把所有的企业都转给了现任的厂长经理，万光则把镇办企业中的4个卖给了外边的人，其中还包括两位外省人。五陶在3年内将所有企业都完成了改制，而万光则花了5年的时间来做这一工作。

（二）监管约束

第二种解释认为迅速的改制是对政府管理能力不足的一种反应。

一旦政府决定要对乡镇企业进行改制，行政管理方面的约束马上就变得非常突出。让有限的政府管理人员来负责对众多的乡镇企业进行资产评估和资产监控，其困难显而易见。例如五陶镇在1997年转掉了13个镇办企业，而监管这些企业的镇工业总公司只有十多个工作人员。

即使这些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都被充分调动起来了，也会力不从心。更重要的是，当改制在一些企业启动后，其他企业的经营者看到这是最后的转移公有资产的机会，采取各种手段侵蚀公有财产。他们迅速行动起来，以各种方式转移或隐匿资产，混水摸鱼。有几个访谈对象都提到，改制刚开始时还比较规范，改制程序和资产评估也比较认真，但越到后来越混乱"，厂长经理们也越来越少顾忌，越来越清楚怎么转移资产，因为他们清楚以政府有限的几个人手，根本看不住那么多企业"（访谈对象57，镇干部）。与此同时，政府也意识到，如果不改制的话，那些赢利的企业早晚也会变成亏损的企业，因而不得不决定迅速转掉所有的企业。也就是说，快速和大规模改制是对政府管理和监控能力不足和防止资产进一步流失的应变措施。

反之，从温州的改制看，这个解释也有其道理。温州的乡镇集体企业为数少得多，因而监管上的约束也大为降低。但是，监管约束更多的是不同改制方式的一种结果而不是原因。温州逐步地、一个一个地，而不是大规模地对乡镇企业进行改制，这就把监管约束分散到了更长的时间段里。在每一时间段里，只有几个企业在改制，这就使得政府部门有较高的能力进行监管。更重要的是，在温州的改制过程中，至少有两个措施降低了监管约束：第一，竞标的存在降低了现任经营者通过改账侵蚀公有财产的积极性。因为不到改制的最后阶段，谁都不清楚谁最终会得到企业。如果由别人中标的话，现任经营者的努力可能就白废了。第二，在一些将要改制的企业，政府让全体职工或职工代表大会，以民主的方式，选出工厂资产民主管理小组，对企业的资产进行监管，并参与工厂的对外招标和资产处置（如虹桥钢木家俱厂和交通涂料厂改制的时候，就采取了这种方式，参见赵顺鹏、朱知喜，2000：136）。这些措施有效地降低了监管约束和公有资产的流失。

（三）信息约束

现在让我们来检讨第三个解释。正如一个镇干部所说："只有现任的厂长经理才对他们经营的企业知根知底，别人不知深浅，谁敢去冒这个险？再说，你不转给他（现任的厂长经理），他会跟你捣乱"（访谈对象57）。也就是说"，内部人控制"给了现任的经营者更多的优势来得到企业，因为信息不对称和高风险影响了别人来竞标。信息不对称意味着企业对现任的经营者更有价值，从而使他成为得到企业的最合适人选。①「当地还有一种想法认为转给现任的经营者实际上是对他们以前工作的补偿，经营好的可以从改制中获得以前应得而没有得到的补偿，同时那些经营不好的人也应当接受他们自己创造的烂摊子。」同时，原有企业经营者通过经营实践和长期的关系性投资积累了自己的人力和社会资本，使得他们在购买企业时具备优势地位（谭秋成，1999）。

不可否认，在乡镇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内部人控制"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随着市场竞争的激烈，地方（社区）政府为了激励经营者不得不给他们更多的自主权和对企业的控制权。①「参看Chen，2000.经济学家们很早就推测到市场化和竞争会推动制度创新，包括给经营者更多的控制权和私有化（如Jefferson&Rawski，1994；McMillan&Naughton，1991）。他们的基本逻辑是：市场竞争会引起平均利润率的下降，同时影响到政府的财政收入，从而推动企业和政府进行包括技术进步、减少成本和制度创新在内的一系列创新。张维迎、栗树和（1998）也从相似的逻辑推出竞争会导致地方政府对其所辖的国有企业进行民营化。」其中一项控制权力就是经营者对其他重要岗位的人事任命权，尤其是财务主管的任命权。

据那力村的会计介绍，在乡镇企业发展的早期，乡镇企业里的管理人员基本上都是由政府任命的，尤其是财务主管："那时候会计都是村里派的。这是规矩，企业得接受，因为企业是村里的企业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实践变得越来越不可行。企业厂长（经理）们或者通过把政府任命的管理人员变成自己的盟友，或者通过操控把自己的亲信或家庭成员安排到核心管理岗位上。久而久之，企业就变成了他们的个人王国。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万光的一个镇办企业里，经理把他的情妇安排为财务主管；在五陶的一个企业，厂长通过活动把他不喜欢的会计撵走，然后换上了自己的人（访谈对象42，村支书）。

"内部人控制"使得外边的人，包括政府主管，很难了解企业的真实经营状况。企业做假账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有些学者（如Maetal.，1994）发现很多企业有三本账：一本为自己掌握，一本为政府部门准备，一本为银行准备。有时候企业从外边看起来可能还不错，但实际上可能存在很严重的问题。一个官员把这种现象称为"马桶现象"（访谈对象24，镇党委书记）。意思是说，当一个人蹲马桶的时候，他可能看起来还挺体面，但他不能站起来，因为屁股上不干净。乡镇企业即是如此：重大的问题只有在经营者变更的时候才会被发现，因为只有那时才有机会来评估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即使是万光镇主管乡镇企业很多年的官员也说，在改制的时候，他才知道很多企业的状况原来那么糟。这一点连他自己都感到吃惊："说实在的，我管了这么多年的镇办企业，一直认为自己挺了解情况。但改制时才认识到不是那么回事。

有些原来看起来不错的企业其实早就该破产了"（访谈对象30）。例如五陶镇的一个生产电饭锅的镇办企业曾因为产品的商誉和企业的高利润率在该镇名噪一时。作为奖赏，该企业的厂长被提拔为镇工业总公司的经理，随后又被提拔为副镇长。但企业的真实状况在他离开企业以后才慢慢暴露出来。不仅原来的库存被当作实际销售记在账薄上，企业还背负大量的债务。改制时，企业几近资不抵债。

考虑到内部人控制，外边的人可能会因为不知深浅和风险太大而犹豫。另一方面，如果改制不利于现任经营者的话，他可能会不配合或抵制，为新的所有者制造障碍。尽管如此，如果有机会的话，企业里别的经营者很可能愿意参与竞争；社会上也总会有些人愿意参与竞标，因为当时很多人认识到这是占集体便宜的"最后的晚餐"，过了这村就没那店了。事实上，万光发生的一个例外的情况正好反驳了当地官员以上的解释。

威宵是万光镇（苏州）惟一通过公开竞标而改制的企业。当时新上任的镇党委书记想采取一种有别于前任的做法，威宵因而就变成了一个样板。尽管竞争只在企业内进行，它还是吸引了五个竞争者：现任的厂长、两个销售员、一个车间主任和负责保管仓储和原材料的主任。拍卖的起价是（人民币）1090000，几轮下来，涨到了1560000.出价最高的人——车间主任，最终得到了企业。（访谈对象33，该企业现任老板）

非常清楚，"内部人控制"并不能充分地解释苏南改制之所以采取不透明的方式，因而极大地有利于现任经营者这样一种结局。正像上述这个例子和温州的情况所展示的那样，竞争可以缓解信息的约束。

根本不提供竞争的机会却预测和放大竞争的困难是没有道理的。

上述三个解释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苏南改制的某些方面，比如速度、规模以及现任经营者在竞争中的优势，但并不能充分解释为什么苏南的地方（社区）政府可以采取那样不透明的方式来改制？为什么工人和社区居民的利益根本就没有被列入考虑范围？为什么改制在当地能够比较平静地实施？如果当地政府采取透明的方式来改制，允许别的管理人员和企业的工人加入到改制的过程中来，最后采取公开竞争的方式选择新的所有者的话，那么管理和信息的约束就会得到缓解。但问题是这些根本就没有被考虑。

四、权力关系作为根本原因

苏南和温州之所以出现如此不同的改制，其根本原因是两地面临不同的政治约束。这里的政治约束主要指两个因素：一个是政府与人民（或社区民众）之间的权力关系，另一个是乡镇企业经营者（经济精英）与社区干部（政治精英）之间的权力关系。资源依赖理论认为，权力来源于对资源的控制和让对方产生依赖的能力（Pfeffer&Salancik，1978）。控制资源的一方能够对需求资源的一方制造依赖，从而产生权力。一般来说，资源的重要程度、稀缺程度和是否存在替代方式（机会）

是决定依赖程度，因而也是决定权力关系的主要因素。按照这个逻辑，一个地方社区政府控制和影响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机会的能力和程度也就决定了该地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权力关系。这个视角也是理解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之间权力关系的钥匙。

苏南和温州不同的权力关系孕育于计划经济时期，在改革后由于两地发展模式的差异而更加得到强化。虽然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地的制度安排大体一致，但由于各地经济基础的差别、历史文化原因、地理位置（离政治中心的距离和对于政治中心的重要性）差异，等等，各地政府能力以及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权力关系并不完全相同。这些不同的起始条件也正是改革以后各地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重要原因。

苏南的强政府和精英政治（即少数几个精英主导社区事务）有它的历史根源和当代基础。在解放以后的几十年里，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苏南建立起了强大的地方政府。首先，苏南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资源条件使它在计划经济时代就建立起了良好的集体工业基础；而集体工业基础则强化了地方政府的权力。和其他地区比较，苏南具备众多发展农村工业的优势：发达的农业为工业生产提供了必要的原始积累；地理上接近上海，使它能够很容易地获得工业生产所需的技术、人才和原材料等；发达的交通，使它更便利地连接原料产地和市场；近代工业的遗产，使它具备必要的管理技能和有技术的工人，等等。这些条件使苏南在集体经济时期就发展了它的工业基础。乡镇企业的前身——社队企业——最早在50年代末就在苏南出现了（Whiting，2001）。""期间，由于城市的生产秩序遭到破坏，再加上部分上海"知青"到苏南下乡，苏南又藉此便利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社队工业。从70年代初开始，其间无锡县社队工业的产值在全国县级单位中名列第一，这种地位一直维持了很多年。1981年，无锡县社队工业的固定资产达到了2.78亿元。相比之下，乐清县（温州市下属较大的一个县）社队工业的固定资产只有大约2千万（Whiting，2001：130），还不及无锡县的1P10.控制一个发达的集体工业基础，为苏南的强政府提供了经济基础。

一个强政府必然包含它从社会中摄取资源的强大能力（参见Evansetal.，1985）。在这方面，苏南政府有着非常高的摄取和控制财政资源的能力。由于该地区为富裕地区，而且集体经济发达，政府手中控制的资源和其他地区相比非常突出。1978年，无锡的人均财政收入高达258元，占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37%（无锡市统计局，2001）；而同年温州的人均财政收入只有24元，占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10%（温州市统计局，2001）。通过控制集体经济基础和掌握相对丰富的财政资源，苏南的政府可以有效地控制或影响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机会，比如干部可以决定谁到社队企业里工作（就业）和群众的收入分配，等等。概括地说，集体时代的遗产赋予苏南地方政府更多的权力和影响。

其二，苏南在解放前相对而言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及社会生活，使它成为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的目标，其结果是导致强政府的建立。苏南是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之一，当地曾孕育了很多著名的民族资本家族，如荣家、唐家等，还有为数不少的中小工商业者。如此历史，使苏南在1949年解放后，成为一个在政治上需要特殊处理的地区。以前的工业资本家和商人成了历次政治斗争的对象。据无锡县史，无锡县有1373个小工业者和小商人在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期间被错误地划为资本家（1980年得到平反），这些还不包括那些"符合"这一成分的人（中共锡山市委党史办公室编，1999：125）。这些人在政治运动中被批斗。在这种政治氛围下，强政府得以建立。①「米格德尔（Migdal，1988）在他的影响广泛的著作《强社会和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和国家能力》里曾指出革命是建立强国家的途径之一。」这种政治氛围也催生了该地区意识形态上的保守性，干部害怕犯政治错误，尽可能求稳。正是因为苏南地方政府的强势和意识形态上的保守性，该地区成为全国最晚实行农村分田到户改革的地区之一，一直到1983年才全面实行分田到户，比大多数地区晚了3-4年。②「有学者（Jin&Qian，1998）用1983年时没有采用大包干家庭责任制的农户比例来测量社区政府的政治力量（politicalstrength）。基于这种测量，苏南社区政府的能力是非常强的。」这种状况实际上也影响到改革开放后苏南发展道路的选择。一位在无锡市工作的干部说："历次政治运动使人们对发展私营经济心存禁忌，甚至谈私色变，而发展集体经济则是政治上比较保险的做法"（访谈对象94）。

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社队企业）和政治（强政府和意识形态的保守性）遗产使苏南在改革开放后选择了一条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那就是发展乡村集体企业。这条道路使地方（社区）政府能够继续发挥它的作用和维持它的权力。①「邱泽奇（1999）曾指出集体经济与地方威权主义和干部权力之间互相强化的关系。」苏南的社区政府和官员继承了集体经济时代的遗产，同时又控制了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机会，限制甚至禁止民营企业的发展（新望，2002），他们非常积极的扮演了企业家的角色来建立和管理工业企业——诸如投资和担保、管理人员的挑选和任用、管理人员和工人报酬总分配的确定、企业之间的资金划拨、税后资金的再分配和运用，等等。②「很多学者都从不同方面提到了社区政府在发展乡镇企业中的作用，参看谭秋成（2003）的文献总结。」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国内外的赞扬，苏南的干部曾自豪地宣称"社会主义在苏南".而城乡协调发展、工农业协调发展（以工补农）和收入分配的相对平等（共同富裕）则是苏南模式受到赞誉的主要原因。但学者们也注意到了发展乡镇企业对地方（社区）政府和干部的益处（Oi，1992；Lin，1995；Lin&Chen，1999；邱泽奇，1999）。发展乡镇企业的结果之一是：社区政府和干部通过发展乡镇企业维持了对当地经济和人民生产生活的影响。这些影响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安排就业、提供公共福利、调节收入等。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直到很晚的时期（甚至在改制以后），社区政府还通过企业代扣代缴本地工人的税费（如农业税等）。同政府和干部的强势相对的是社区居民和工人的弱势。他们没有能力对社区事务施加影响，成为既定秩序的消极接受者。一个在党校工作的、长期研究苏南的学者（访谈对象6）称他们为"沉默的大多数".也就是说，政府与社区居民之间的权力依赖关系在改革后依然存在，甚至还得到加强。

因此，虽然苏南曾经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重镇，当地干部和社会舆论也曾经赞扬苏南模式中收入分配的相对平等；然而，表面的平等并不能掩盖背后权力分配的倾斜。正如社会主义经济加强了国家及其人——行政官僚（Bureaucrat）和技术官僚（Technocrat）（即所谓"新阶级".参看Djilas，1957）的权力一样（Moore，1987），苏南的集体经济和政府主导型的发展加强了干部和乡镇企业经营者的权力。

在苏南，很多简单的事实都可以让我们看到强大的政府和干部的权力。如从壮观辉煌的政府办公大楼到影响极大的地方（社区）干部，从组织严密至村级的各级权力机构到人们对政府权力的认知，等等。

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苏南的村级干部一般都享有准国家干部的待遇，他们全职为村里工作。①「村在我国并不是一级正式的政府组织。根据我国宪法，村是自治组织，村干部来自农民，从位置上下来后一般的说会恢复农民身份。但在苏南，村干部享受很多国家干部享有的特权。在我做田野调查的时候，上级政府正考虑为主要的村级干部购买养老保险和健康保险。而这些在过去则是国家正式干部才有的福利。」也就是说，他们是职业干部。苏南的土壤上孕育了比其他地区更多的地方强人，这些强人影响甚至支配着当地的政治、经济和人们的生活。这种权力关系在干部与群众的日常互动中得到体现。例如，在一次口角冲突中，一位村党支部书记对一位村民语带威胁地说："我要你去要饭，你就得去要饭".据该村民介绍，村支书蛮横地对待别人在他们村并不少见，因为"村支书掌握着好多村办企业，他可以让企业雇谁，也可以让企业不雇谁".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乡镇企业经营者与社区干部的关系，即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之间的关系。在苏南，我们观察到两个方面的现象。一方面，两个精英群体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乡镇企业经营者的地位随着时间推移而迅速上升，与干部讨价还价的能力增强。

由于乡镇企业集体所有而乡村政府又在许多关键方面对企业经营发挥影响，企业经营者和乡村干部的密切关系自不待言。最简单的事实是，乡镇企业的经营者由社区政府指派，代表社区政府管理企业，他们之间是资产所有者与人之间的关系（principle-agent）。一般情况下，社区干部会尽量把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安排到企业经营者的位置上。在相当一些地方，企业经营者或者是社区干部的亲属，或者是他们的朋友或亲信（Ruf，1999；Lin&Chen，1999）。如在我所调查的一个村，村支书把他的哥哥派到村里赢利最好的企业（公墓）做负责人，同时把他的老婆派去做财务；村里的采矿场则包给了他的亲信（访谈对象9，该村村支书）。与此同时，两个群体之间也存在着频繁的流动。在村一级，村干部和村办企业经营者交叉任职的情况非常普遍，有相当部分村的支部书记或村主任兼任企业的负责人，或者由企业经营者兼任村干部。①「关于这一现象，请参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无保"调查课题组，1999.」在乡镇一级，虽然兼职的情况比较少见，但乡镇干部和乡镇企业经营者之间的流动也是存在的。乡镇政府的工作人员或退下来的村干部（尤其是支部书记），经常会被安排到镇办企业任职，企业的经营者有时也会被提拔到政府部门工作。例如，在五陶镇那力村，1985年以后先后退下来的6位村支书中有2人被安排到镇办企业任职。②「当然，随着市场竞争的激烈和企业经营的逐渐专业化，这种现象在乡镇企业的后期越来越少。」社区干部和乡镇企业的经营者共同构成了支配当地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也正因为如此，苏南的经济曾被广泛地称为"干部经济"或"精英经济".

另一方面，随着时间推移，乡镇企业经营者逐渐成为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力量，在当地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优势变得非常显著，他们同政府和干部讨价还价的能力也越来越强。由于乡镇企业在该地区经济中的比重和重要性，乡镇企业的经营者在地方经济和社区中本来就举足轻重。

这种优势地位，随着他们借助经济地位积累起的在各界的关系网络而加强：他们利用工作和生意关系，加强与生意伙伴的商业网络；通过借贷往来，形成了与银行的密切关系；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政府官员进行投资，从而建立起了在政界的人脉网络。其结果是他们在社区的影响与日俱增，尤其是那些规模较大的企业的经营者。他们中有些人甚至不把社区干部放在眼里。例如在那力村，村里根本不能节制其最大的企业的厂长（来自访谈对象78，该村会计）；在万光镇，几个大企业的厂长经理也不怎么买镇领导的账，因为他们上可"通天"——认识市里甚至省里的领导（来自访谈对象39，乡镇企业局干部）。有的乡镇企业经营者，利用他们在上级政府那里的人脉关系，左右社区政府的人事任命。我所熟悉的一个村办企业的厂长就通过他跟镇领导的密切关系左右村里的人事安排，不仅村支书要在很多方面让着他，他还帮忙把他的亲戚放到了村主任的位置上（来自访谈对象40，企业厂长；访谈对象80，村主任）。

社区干部与乡镇企业经营者的密切关系影响到改制的方式和参与主体，在一些情况下，甚至不排除两者合谋寻租的可能性，即乡镇企业经营者通过贿赂官员，从而以优惠的价格得到企业。两者的密切关系也可能使他们一起排除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另一方面，经营者们的优势使他们有能力在改制时影响政府采取有利于他们的改制方案。也就是说，经济精英已经可以侵蚀干部的权力，影响政府决策的自主性。

了解到政府和人民之间倾斜的权力关系和乡镇企业经营者与干部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经营者的优势地位，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改制在这一地区会采取这种不透明的方式了。不透明的改制不是偶然和随机的选择，恰恰相反，它反映了当地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它是威权体制和精英政治的产物，是经营者与干部密切关系的结果，是经营者优势地位的必然反映。政府相对于人民的强势，使它意识到不透明和不公正的改制不会遇到工人和当地居民的反对和挑战，正像过去政府主导了所有重大的决定而没有遭到人民的挑战一样，在他们的记忆中不存在人民挑战的历史，因而才敢于勇往直前。

在五陶镇，党委书记在决定了改制方案后召集了一次政府工作人员的会议。在会上他宣布了决定，要求大家理解并支持改制。

虽然一些人私下里对改制有不同意见，但没有一个人敢于公开表达。这样改制的动员就算开始了。对于工人和社区居民来说，他们连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都没有，更不用说挑战了。（访谈对象57，镇干部）

相比之下，温州从计划经济时期继承的遗产是薄弱的集体经济和弱势的政府。改革开放后，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则出现了新型的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权力关系；乡镇企业经营者也根本无法取得像苏南乡镇企业经营者那样的优势地位来与社区政府讨价还价。与苏南相反，温州处于原社会主义再分配体制的边沿地带。该地区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一直到90年代才通铁路），离中心工业城市遥远，加之曾长期处于对台前线的位置，解放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国家的投资微乎其微。从1949年到1981年，国家对温州的投资只有6亿多，相当于同时期国家对宁波投资的1P4（单东主编，2000：112）。结果是，国有部门非常弱小，集体经济极其薄弱，人民生活非常贫困（张仁寿、李红，1990）。据统计，1978年温州的人均耕地只有0.52亩，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P3；农民人均收入只有113元，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全省5个贫困县中有3个在温州（袁恩桢编，1987）；1980年人均财政收入只有30元，相当于无锡的1P10（参看表5）。其发展的最初条件即是一个弱势的政府和薄弱的集体经济。在这种条件下，地方政府连维持基本的职能都很勉强，更不用说发展集体经济了。

温州因长期远离政治中心，再加上贫困的经济基础，其经济和政治地位的重要性不像苏南那样高（苏南长时期以来为政治中心和其他地区提供农业剩余，所谓"苏湖熟，天下足"），因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处于相对被忽视的地位。从50年代的对台前线，到""中武斗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一些干部死于武斗，省政府不得不一度派军队去维持秩序。参看温州市志编纂委员会，1998），一些地方的政府处于瘫痪状态，无法维持起码的社会治安。一直到80年代初，温州仍以混乱著称。

1981年，曾有两个国家高级领导人指示浙江省解决温州的治安问题（杨海鹏、翟明磊，2001）。温州80年代初的市委书记曾是浙江省主管政法的书记，他到温州的使命之一就是恢复温州的社会秩序。

资源条件和历史遗产迫使温州走上了一条不同于苏南的发展道路。在过去的20多年里，企业家或者说人民一直是温州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如果说苏南的发展动力来自于上边（政府和精英）的话，那么温州发展的动力则来自于下边。政府既然没有能力发展集体经济，为百姓提供基本的生活条件，也就不能理直气壮地"控制"老百姓自发的"致富"冲动。换言之，政府之弱势控制反而使温州地区的发展具有了相当程度的自由空间。从""后期开始，温州就有人为了生存陆续外出寻求机会，做些城里人不愿干的事，如贩卖小商品、理发、补鞋、做木匠、铁匠等；或者在家里从事地下工业和商业，如弹棉花、搞土纺织等。很多访谈对象都有到外边做小生意的历史。一位60多岁的农民说他早在60年代就外出到江西等地卖糖果和其他小商品。到70年代末期，温州已经有号称"10万大军"的购销员队伍，同时有数十万人在温州从事家庭工业。

用艾伦·刘的话来说，温州的发展可以用三个M来概括：群众的首创性（massinitiatives）、流动（mobility）和市场（markets）（Liu，1992：699-700）。群众的首创性是温州模式的根本特色，政府只是起了一些支持和补充的作用，比如说政策上对当地一些比较超前的做法给予合法性支持，帮助企业家获得必要的证照，等等。有些国内的学者和温州当地的百姓甚至认为温州的发展得益于温州政府早期的"无为而治".①「当然，温州地方政府还是做了一些制度上的创新，藉此支持和合法化当地群众的社会实践。比如说，他们在早期合法化和规范化了"挂户"实践，后来又通过对股份合作制的有创造性的定义合法化了民营企业。」市场，而不是政府，成为引导和左右人们经济活动和生活的核心机制和力量。市场机制决定了温州人的机会基本平等，谁都可以通过努力工作和个人能力获得成功，因而出现了面广量大的民营企业。也正因为如此，相对于苏南的"干部经济"或"精英经济"，温州的经济被人们称为"老百姓经济"或"人民的经济".

群众首创性的实践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催生了一个新的社会力量，型塑了人民与政府之间新型的经济关系。在政府的控制以外，出现了一个为数众多而又日渐强大的企业家群体。到1986年，已经有大约1P5的人口从事工商业，出现了14603个家庭企业或合伙企业，470个专业市场。民营企业的总数在2000年约达到4.7万家，个体工商户约达到20万户（胡宏伟、吴晓波，2002）。由于民营经济本身的特点，再加上改革早期税收的不完善，人民迅速富裕起来，而政府的财政收入则在80年代增长缓慢（参看表5）。根据统计，从1980年到1990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一直在10%左右徘徊。②「根据2001年《温州统计年鉴》有关数据计算（参看温州市统计局，2001）。」袁恩桢也记录了大量关于百姓迅速富裕而政府却相对贫困（民富官穷）的例子。例如，在苍南县钱库镇，1985年实现的工业税收只占当年总销售额的0.767%（袁恩桢编，1987：255-256）。直到今天，虽然很多温州老百姓已脱贫致富，但很多乡和村政府的办公条件仍然简陋得难以想象。在一个村子里，村委租了庙里的一间房子作为办公室，所有的办公用品就是两张桌子和几把椅子；虽然村中家庭电话已基本普及，但村委会连部电话都没有。

在另一个村子里，村支书把厂里的一间房子拨出来作为村办公室（他自己是个老板）。这样的事情在苏南是不可想象的。

新的社会力量的出现和新的经济关系的形成，影响甚至决定着此地的权力格局。一方面，不同于苏南的威权政府和精英政治，温州逐渐出现了人民和政府之间相对均衡的权力关系。因为人民不是主要从政府那里获得生存和致富的机会（即他们不对政府存在依赖），因而也就敢于挑战政府的权威。如第一例农民状告县政府的案子；第一次村民成功罢免村主任的事情；第一次农民状告政府"不作为"的案子；等等（胡宏伟、吴晓波，2002）。面对这样的人民，地方政府也不可能像苏南的政府那样具有支配地位，他们必须相应地调适自己的观念和行为，在与人民的博弈中达到一种平衡。一位长期在（龙港）镇政府工作的干部曾经深有体会地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反过来，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政府在做决策时必须相对慎重，尽可能把各方的利益纳入考虑范围。

另一方面，乡镇企业经营者在温州根本无法取得像苏南那样的优势地位，他们与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也极其有限。由于存在众多的民营企业，乡镇企业经营者无非是无数企业家中的一小部分（而且可能是并不非常优秀的一部分），他们在社区中的影响也就非常有限。以虹桥镇为例，2000年该镇销售额排前20名的企业中，镇办企业只有一家（该企业正酝酿改制。别的已经改制的镇办企业也没有一家进入前20名），其他的都是私营企业。因而乡镇企业经营者根本不可能像苏南乡镇企业的经营者那样通过向政府施加影响，让改制完全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进行。社区政府也不敢做出这样的选择。道理很简单：如果改制不透明的话，那些靠自己的努力而获得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就会挑战："为什么我们辛辛苦苦地挣钱，他们却可以通过占集体的便宜而致富呢？"（访谈对象180，民营企业家）结果是，温州的地方（社区）政府在改制时倒是可以不受乡镇企业经营者的左右，表现出了相当的自主性。

虹桥一镇办企业的厂长就曾这样说："改制是政府行为，企业自己做不了主。但政府事太多了，管不过来。元件厂（另一镇办厂）嚷嚷几年了都还没改，我们也只能等着。"（访谈对象174）虹桥镇主管企业改制的官员的话正好揭示了政府的担心和考量。他说他们这里的改制必须公开和公平，如果不公开和公平，工人和当地居民就会有意见，别的私营老板也会有意见，甚至会抗议。"适当的优惠（给新所有者）是可以的，但不能偏得太多。政府部门谁都不敢操纵改制过程，把企业转给他们自己喜欢的人"（访谈对象181）。

事实上，他的担心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基于他对当地政府与人民的关系的认知，基于对过去经验教训的总结。前边提到的乳制品厂改制时就遇到了挑战。虽然镇政府采取公开拍卖的方式对该企业进行了改制，虽然工人们得到了相应的补偿，但因为中间操作上的瑕疵，工人们认为他们应得到更大的份额，因而进行了抗议，有些人还到上级政府部门上访，要求对改制进行调查。这些抗议使政府在后来的改制中更加慎重（访谈对象181，镇政府官员）。

五、改制方式对资产定价的影响

同前述的改制结果（怎么转，转给谁）受制于改制方式一样，资产价格也直接受改制方式的影响。在苏南，不透明的改制为现任经营者制造了改账和侵蚀公有资产的机会，客观上激励了转移和隐藏公有资产的行动。其结果是低价出售变成了普遍性的做法。两个方面的因素导致了这个后果。一方面，企业转给现任的经营者基本确定，几乎没有悬念；另一方面，最后的改制价格由正式的资产评估来决定。这样，几乎所有的经营者都通过改账或别的转移资产方式来达到有利于自己的结果。操控的手法多种多样，有些人压低资产和夸大负债，有些人把资产转移到下属子公司或关联企业，还有人直接隐藏有价值的资产或设备等，不一而足（参看史易、赵小剑，2001）。所有这些操控的目的是降低企业的账面资产，以便最后取得好的价格。如那力村一位改制老板（原来村办企业的厂长）不无自豪地告诉我，改制时他把账做出了大约25万的净债务，这样在改制后的5年内他就可以免缴土地使用费（以抵消债务）。根据他的看法，改制时没有不做账的，做的"漂亮不漂亮"完全取决于经营者有多"聪明"（访谈对象40）。

从表1、表2和表3，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最后改制时卖出的价格，以及现任的经营者们以什么样的价格得到了他们经营的企业。固定资产大致反映企业的规模，资产-负债数也大致是最后的成交价。如果数字为正，那么新的所有者要拿出资金来购买；如果数字是负，说明该企业负债大于资产，当地政府还需要承担部分债务。在五陶镇，在16个我们掌握信息的镇办企业中，有7个负债大于资产，这意味着镇政府在把所有的资产转移给他们以后，还要帮他们还清多出来的负债（政府一般通过免收土地使用费和其他资产使用费来补偿新的所有者）。总体上来说，镇政府只能从出售的18个总固定资产为1个多亿的企业中收取大约2百多万的资金。这些信息还不包括剩下的三个当时还未完成改制的企业，其中有两个严重亏损。最差的一个总负债在1亿以上，镇政府正考虑让它破产，若如此，银行将遭受严重的损失。相比之下，万光的情况要好一点，在我们所调查的22个镇办企业中，13个有净资产，尽管总量并不大。镇政府只能从出售的23个企业中收取667万现金。与此同时，表上未列出的另外两个破产企业总负债达到了3500万。

至此我们可以说，苏南的改制基本上是一个白送（giveaway）的改制，即新的所有者基本上不用付出什么资本，就白白地得到了企业。当地称这种改制为"零资产转移"，意指新的所有者只需在得到所有资产的同时，承担所有的负债就行了。因而也就不奇怪为什么改制以后苏南一夜之间就出现了一批百万富翁。

相比之下，温州的公开竞争则使得这个问题不那么严重。①「有些学者（如张军，2003）认为乡镇企业改制过程中的企业价值人为低估、集体资产流失的根源并不在改制本身，而在于与改制配套的资本市场、经理人市场尚未建立健全。作者对这种论断并不认同。本文力图揭示改制方式影响资产定价这一现象及其成因。」因为现任的经营者自己也不敢完全确定他是否能够在最后的竞标中胜出，他们没有那么大的动机去改账（结果可能是为别人做了一锅饭）。同时，其他方式的资产转移也因为当地政府比较紧密的监控、别的管理人员和工人的监督而变的不太可行。最后，公开竞争一般情况下都提高了基点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低价贱卖公有企业的情况，正像前述乳制品厂的例子展示的那样。这支持了罗兰德（Roland，2000：246）的论断：竞争性的投标能够有效地缓解内部人控制和信息约束的问题。

六、结论

本文分析了苏南和温州乡镇企业改制背后的政治约束。尽管财政约束、监管约束和信息约束能够部分解释两地改制方式的差异，但根本原因是两地面临的不同的政治约束，即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及两个精英群体（干部与乡镇企业经营者）之间的权力关系。两个地方政府不同的社会治理行为和地方权力关系，解释了什么样的改制方案被提出以及有效地得到实行。苏南不透明的改制是当地倾斜的权力关系——地方（社区）政府和社区精英控制和支配了政治和经济资源、大多数人没有参与权力的必然结果。温州相对透明的改制，反映了当地政府和人民之间新型的相对均衡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是群众能动性得到充分发挥和民营企业发展的结果。

从表面上看，苏南近乎"休克疗法"的改制似乎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但它恰是过去社会主义时期和乡镇企业发展阶段形成的自上而下的权力关系和制度安排的必然产物。改制过程彰显了这种制度安排赋予干部的权力资源和优势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干部和经营者结盟兑现P消费其权力资源（寻租）的途径。同样道理，温州相对透明的改制也是其历史遗产和权力关系的产物：传统社会主义时期薄弱的集体经济基础使得温州在市场机会来临的时候走上一条自下而上的人民（或企业家）主导选择的发展道路；而恰是这种选择，衍生出了一种新型的权力关系，催生了一个相对独立和强大的企业家阶级，并开始形成一种精英竞争的阶级关系与社会政治格局。由此不难看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构转型表现出了其路径依赖的特征，即：以往的权力结构和制度遗产影响着转型的发展选择及其社会政治关系。

苏南的改制对财富分配产生了重大影响，造成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改制成了新旧秩序的分水岭。原来乡镇企业里管理者和职工的关系在改制后出现了变化：经营者变成了资产所有者，工人变成了打工仔；两者的收入差距迅速拉开，如据作者对那力村的调查，1987年村办企业厂长经理的收入大约是工人的5倍；而在2001年，改制后的企业所有者与工人的收入差距达到了大约30倍，一个厂老板的收入甚至是其150个工人收入的总和（Zhang，2003a）。两者的关系出现了剥夺与被剥夺的质性变化。在集体积累的基础上，一些原乡镇企业的厂长经理迅速致富，成为当地的富人，苏南原来规模企业的经营者变成了当地的大企业（资本）家。改制以前社区中倾斜的权力关系逐渐转化成为倾斜的财富分配关系；过去宣称的苏南的共同富裕被一个日益扩大的收入两极分化的格局所取代。

改制方式的选择也可能对两个地方的政治前景发生影响。苏南的历史遗产和改制后迅速出现的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使精英联盟成为可能。①「在我的博士论文中我对精英联盟的前提、机制和实现路径有详细的讨论（参见Zhang，2003b）。我也会在以后的文章中专门讨论这些问题。这里只是粗略谈及改制的政治后果。」如以上所分析的，苏南的政治格局本来就是一个精英政治的格局，改制后这种局面很可能会持续并进一步加强。从历史角度看，获致财富的途径使苏南的企业家在政治上容易变得保守。以不公正的方式获致财富变成了苏南"管理型资本家"（即原来乡镇企业的经营者通过改制而变成的资本家）的"原罪"."管理型资本家"不是成为人们羡慕和景仰的对象，而是成了人们憎恨和嫉妒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同政府官员结盟，维持现有社会秩序就成了苏南企业家的利益所在。

与此同时，苏南社会结构的两极分化也为精英联盟提供了可能性和动力。处在社会顶端的少数几个当权者和少数几个有钱人总是更容易实现联盟（当然不一定是正式的）。正如奥尔森所分析的，"特殊利益"小群体，或者说"既得利益者"，常常能自愿组织起来采取行动支持其共同利益（曼瑟尔·奥尔森，1995：30，151）。在苏南，经济精英要保持其经济方面的支配地位，而官员们则希望保持其权威。为达到这一目的，双方都需要将民众保留在原来的位置，防止更多的人参与到当地政治生活中。这种联盟关系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地方威权主义。苏南仍由政府控制和社区精英主导的村级选举正好反映了这一政治现实（Zhang，2003b）。因此，我并不同意邱泽奇（1999）关于乡镇企业改制宣告了地方威权主义的终结的论断。事实也逐渐表明，改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地方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传统的领导-从属关系（即乡镇企业受乡镇政府管理、经济精英服从政治精英），使得经济精英获得了更显赫的地位，两个群体之间的关系也较改制前有所疏远，但由于他们的历史性联系，更重要的是在新的形势下两个精英群体的相互需要，精英联盟有着非常现实的可能性。①「康晓光（2002）在分析9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的发展走向时提出，精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联盟已成为当今中国的政治现实。他的研究着重从宏观层面描述，而我的研究则是微观的实证研究。」经济精英需要政治精英帮助他们提供好的经营环境、稳定社会秩序、对付外在的和上边的掠夺等；而政治精英则需要经济精英帮助他们完成经济发展目标。如在改制以后，苏南很多地方的政府都提出了"为企业服务"的口号，把服务企业作为工作的重要目标；而苏南在历史上形成的强大的干部考核机制则为政治精英同经济精英的结盟实现，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②「据作者对许多地方的研究和观察，苏南的干部评估机制是最强大的。」

相比之下，温州的发展道路及其由此而形成的阶级结构和权力关系则使精英竞争成为可能。温州快速成长的私营企业催生了一个相对独立和强大的企业家阶级，他们以其强大的经济资源优势，成为地方社会治理及社会政治生活中一支难以替代的力量，对政府行为产生了潜在的、巨大的影响。如前所述，温州的私营企业是在政府控制之外大量成长起来的。正是由于地方政府没有能力发展当地经济，特别是发展集体企业，才为私营企业留下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数量迅速增多，规模日益扩大，企业家阶级也随之成长壮大。他们对政府治理有强烈的要求，如提高效率、改进服务，获得更大的政治参与空间等。近年来大量出现的由企业家组织的商会和协会，承担了一些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协调功能。这说明这种由经济领域的活动向政治空间发展的潜力完全可能变成现实。

另一方面，温州的私营企业家们也没有苏南"管理型资本家"那样的历史和心理负担。他们是靠市场机遇和自己的努力而致富，从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在温州，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往往成为人们羡慕和追求的对象，整个社会对富人和财富的理解和容忍程度也相对较高。这一事实使得企业家阶级更为自信。因此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害怕竞争。

从社会结构上来说，温州面广量大的企业家阶层（温州的社会结构呈纺锤状，中间大两头小，参看Zhang，2003a；胡宏伟、吴晓波，2002）和社会流动的频繁也使得精英竞争更具可能性。根据集体行动的逻辑，来自成员之间的竞争要比人数众多的自发群体更有可能组织起来并形成联盟。企业家之间围绕着市场、权力、地位、声望等的竞争，促使地方（基层）政治和社会出现了竞争性的格局，如，温州的村级选举正是因为有大量富人的参与才变得非常激烈（Zhang，2003b）。也就是说，不同于苏南的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的联盟，在温州，经济精英对政府加以制约的要求和经济精英之间的激烈竞争已经成为一个相当突出的社会政治生活现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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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制企业范文篇9

一、加大党建工作领导力度。建立和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加强改制企业党建工作领导。出台有关文件，对加强改制企业党建工作作出明确规定。先后三次召开改制企业党建工作会议，研究部署有关工作。2001年起，抽调30余名县级干部和80余名科级干部组成督导组，在督促企业改制工作同时，担负起党建工作指导任务。

二、加强党务干部队伍建设。在一些经济主管部门配备专抓党务工作的副书记，从市、县、街道直属单位选派一批熟悉企业工作、有较强管理经验的机关干部到改制企业党组织任职。针对改制企业一些有着较为丰富经验的优秀党务工作者，但又存在技能相对单一、再就业较难等问题，采取举办研讨班等形式，开展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做好党建工作等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技能。在人才交流中心建立党务人才库，储备一批优秀停产、关闭、破产企业党务工作者，定期举办交流会。同时，由市、县两级财政出工资，组织部门通过择优录用的方式，聘请一批优秀党务人才作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联络员。

三、及时调整和设置党组织。对企业关、停、破后，实施资产重组的企业，及时调整党组织机构设置。在原有基础上实行股份制改造的企业，保留原有企业党组织机构设置，适当调整党务干部队伍，保证工作延续性。对正在关、停、破的企业，从机关选派一批党员干部兼任党组织负责人，处理改制和善后工作。将以前按车间、班组为单位设置党支部，调整为离岗、离退休和留守文秘杂烩网人员党支部，把党组织工作重心放在加强对下岗和离退休职工党员的教育管理上。

四、扎实抓好党员组织关系接转工作。在企业破产即将终结时，向每个党员发出《转移组织关系征求意见函》，征求党员意向，就近、就便转移关系。专门造具党员组织关系转移花名册，除写明基本情况外，标明户口所在地、住所、通讯联系方法、党费交纳等情况。将党员《入党志愿书》等主要材料复印一套，由党委在复印件上审查盖章。同时，积极与上级部门和接受党员的地方党组织协调、磋商，办理党员组织关系转移具体事宜。按照有关规定和协商好的意见，开具党员组织关系集体转移介绍信，将党员组织关系转移名单及复印的党员资料交社区党组织主管机构。此外，向每个党员发出书面通知，通知党员本人组织关系转移去向等，要求党员在规定期限内到新的党组织报到。

五、加强和改进对党员的教育管理。市、县两级组织部门会同劳动、工会等部门，充分利用党校及劳动等部门举办的各种培训班，对部分长期未就业的下岗党员进行技能培训，增强其再就业本领。

改制企业范文篇10

在新的经济形式下，团结是一个领导班子是否具有坚强战斗力

的要害。公司成立以来，我们把搞好领导班子团结、作好领导班子的协调工作作为我们的工作基础，仓库重大事项总是及时召开领导班子会议，及时向班子成员通气。研究问题本着充分发扬民主，开诚布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原则；决定问题本着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去开展工作，有力的发挥了领导班子的集体聪明，使整个领导班子紧密团结，分工明确，各负其责，各尽所能，相互帮助，密切配合。从而保证了仓库各项工作都有条不紊，迅速高效的开展。

二、圆满完成粮食购销企业改制、改革的各项工作。

依据省、市粮改精神，××××公司领导班子首先认真学习了粮改的各项政策，做到了深刻领会、吃透精神。在工作中我们按照市粮改领导小组的布署，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以维护和保障职工利益为出发点，着力解决改制中出现的具体问题。针对非凡职工、非凡情况，用活、用足政策，切实做到了改革无情人有情，率先完成了上级下达的人员分流工作。在此基础上20**年我们根据相关政策以上岗职工入股为依托，以吸引外资注入为手段，圆满完成了粮食购销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按照法定程序，组建了国有控股形式的××××储备库有限公司。

三、不断壮大企业规模，打造××××××*粮食购销龙头企业。

自××××公司组建成立后，规范的现代企业新机制，使企业各方面的积极性都得以充分的调动，从体制上让企业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动力。在这种有利的契机下，公司领导班子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千方百计壮大企业实力，增强企业发展后劲，扩大企业规模，努力把公司打造成××××××*粮食购销龙头企业。

在这样的思路下，我们领导班子经过研究，征地55亩，申请农发行简易仓贷款500万元改建、扩建高大平房仓4栋，新增仓容0.25亿斤。同时，努力争取引进外资2000万元，新建高大平房仓12栋，现在，4栋新仓已装入今年托市收购的新粮。另外几栋正在紧张建设中，届时××××公司总仓容将达到3.6亿斤，成为豫北地区最大的粮食购销企业。

四、围绕基础工作做文章，加强各级储粮治理。

仓储工作是我们重要的基础工作，也是我们的立库之本。改制以来，公司领导班子时刻牢记储备粮工作无小事，责任重于泰山。工作中以创新超越，不懈进取的精神，从仓储设施的改善到储粮技术的推广，从仓储制度的健全完善到落实创新，从仓储人员的培养，到业务水平的提高，都做到严格治理，逐步形成了完整的仓储工作治理体系，仓储工作得到了上级各级领导的好评。

优越的储粮条件，为企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得到了中储粮××公司等各级领导的肯定。继为××*直属库代储5万吨中心储备粮之后，我们又努力争取了3万吨进口小麦的储备指标。同时在我省与××××市政府签订代储6万吨储备粮的合同中，××*市粮食局首先确定我库为其代储1万吨××*市地方储备小麦。目前我库储存各类储备粮11万吨，在××××市粮食仓储企业中名列前茅。

五、努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最大限度为员工谋福利。

自改制以来，公司领导班子与全体员工上下一心，努力争取增加储备粮指标，增强企业经济增长力，使××××公司的经济效益增长了一倍。在企业发展的基础上，为了使员工能充分享受到企业发展的成果，两年来，经班子研究给职工两次上调了工资，使员工工资在两年间翻了一翻。同时我们下大力度改善职工工作、生活条件。安排职工值班免费供餐，并且投资20多万元购进了大型公交车辆，天天上下班接送员工，解决了员工上下班路途较远、冬受严寒、夏遭酷暑的状况，这些工作使员工的主人翁地位充分得到了体现，使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也得到了充分的调动，企业经济效益和员工利益实现了良性互动、有机的统一，有力的促进了企业发展。

六、增强职工素质、促进企业两个文明齐发展。

一个企业要能够快速的发展，最根本的在于有一支素质高的员工队伍。自改制以来，××××公司领导班子始终把提高员工素质做为一项重要工作。去年我们在单位开展了

“美化环境、提高素质，增强责任”为主题的形象大整顿、素质大提高活动，通过多种形式，有组织有系统的对全体职工进行了思想教育、业务培训，极大的提高了全库员工的整体素质。今年公司领导班子又研究决定在全库开展了竞争上岗工作，对所有的岗位，在仓库所有员工中进行了公开、公平、公正的竞聘，通过这次竞聘工作，不但提高了员工的素质，而且使一批年轻员工走上了中层领导岗位，极大地促进了企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