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范文10篇

放弃范文篇1

那时候属于自己的一切我都不会放弃。然而只要这一天还没有来临，如果有一天战争恶梦从地球上永远消失。家好。今天演讲的题目是选择放弃我无怨无悔》

不放弃。这句被钢七连视为兵魂的口号，电视连续剧《士兵突击》里有一句感人至深的名言：不抛弃。许三多做到成功的也是幸运的和许三多的不放弃”相比，有一种放弃则更让人感动。

脱下了心爱的军装；伍六一为了不拖累战友，史今为了让许三多能够在班长的位子上得到更大的锻炼。终点线前微笑着拉响了手中的求助弹；甘小宁拒绝了许三多递给他那份口粮，坦然退出了选拔；而马小帅在被高成发现之后，拒绝了昔日连长的好意”用放弃来证明自己有“钢七连的骨头”

没有遗憾，史今放弃了伍六一放弃了甘小宁放弃了马小帅放弃了选择放弃他无怨无悔。没有惋惜，看见的只是脸上阳光般的微笑。少了一分成功的喜悦，而多了一分让人们发自心底的感动和敬意。

军人的词典里就没有放弃这个词语；然而事实上在战场上不言放弃的军人在祖国和人民需要之时更懂得放弃的意义。有人说。

投身革命，回想当年、、叶挺为了理想毅然放弃高官厚禄。打响了南昌起义的第一枪；邓稼先、钱学森为了国家的利益放弃，国外优越的条件，毅然投身祖国国防科研事业，用自己的毕生心血撑起了民族不屈的脊梁；、更是危急关头放弃了自己生命，用自己的身体为战友们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如今身处和平年代在祖国大江南北、海岛边防，坚守岗位的军人们远离灯红酒绿，舍小家顾大家，为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为祖国繁荣昌盛和民族复兴保驾护航。

穿上军装，如今走进军营。成为一名革命军人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不言放弃”和“懂得放弃”这对看似相互矛盾的词语能够在军人的身上如此完美的融合一体。

不怕放弃生命；为了人民幸福，作为军人：为了国家安全。不惜放弃青春；为了取得胜利，不计较个人得失；为了军人气节，不食嗟来之食。

放弃名利是因为我不放弃信仰，放弃青春是因为我不放弃理想。放弃自由是因为我不放弃纪律，放弃生命是因为我不放弃胜利。

因为人生最宝贵的莫过于生命；因为人生最难得的莫过于自由；因为人生最幸福的莫过于家庭幸福合美；因为人生最美好的莫过于青春年华。有人说我傻。

渴望自由，其实我并不傻。但我更遵守纪律；珍惜生命，但更懂得牺牲的价值；热爱青春年华，但祖国更需要我默默奉献；希望家庭幸福，但人民更需要要我放哨站岗。

不怕牺牲，其实我并不傻。更渴望和平。但是当今世界并不太平，霸权主义仍旧横行，恐怖分子依然嚣张，山姆大叔亡我之意贼心不死，东洋矮子军国主义阴魂不散，看北边，北极熊雄心勃勃，南方，南亚大象虎视眈眈，中国的南海几个小国正在瓜分着海底的资源，海峡的东岸几个跳梁小丑正在搞着公投制宪…

放弃范文篇2

【关键词】政府/国有企业/民营化

【正文】

一、引言

与以往的国有企业改革实践相比，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和资产重组的重要性已经成为越来越难以回避的现实。在这期间，尽管国有存量资本非国有化的实践有时会受到理论的责难，偶尔也会被政策的摇摆所困惑，但这一实践的进程始终未中断。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被纳入民营化序列。与此同时，国内外学术界也对我国这一领域的改革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根据一些最新的研究文献(DjankovandMurrel,2000、MegginsonandNetter,forthcoming、Tonneli,2000)，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研究已集中到这样一个观点，即民营化对改革国有企业是至关重要的，许多已经实施的民营化改革方案都对企业的运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是，政府为什么会选择国有企业民营化，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转入私人之手，或者让其破产清算，从而放弃国有企业？从多种意义上来说，这些问题比那些已有的民营化研究文献所关注的问题更加重要。没有明显的原因让我们相信这一点：政府会忠实地遵循经济学家在诸如民营化这样的重大经济政策问题上的建议。政策制定者往往有他们自己的考虑。对政府为什么会（不会）选择民营化有了更好的理解之后，我们就可以确认并解决那些通过民营化提高效率的障碍，我们的关于民营化的经济分析就能被更好地应用。

就目前已有的经济学文献来看，虽然人们可以找到关于这一问题的几种不同的思路，但是关于政府为什么会放弃国有企业这一问题的经济研究文献仍然非常有限，实证研究就更为单薄。在给出我们的研究结果之前，大致地回顾一下已有的研究思路是非常必要的。

第一种观点认为，政府放弃国有企业是为了增进企业的效率。实际上，大多数关于民营化问题的理论研究都是从这个前提出发，进而得出若干预测的。这一思路实际上基于一个信念：即不管怎样，政治市场是有效率的，政治博弈在经济上是有效率的。在更大的范围上，Glaeser，Johnson和shleifer把它叫做科斯制度理论。但是，为什么在现实中会存在这样一种普遍的现象，即许多效率增进的民营化改革方案因为政府的反对而得不到实施呢？至少，我们需要对这些关于政府民营化决策的理论进行实证检验。

第二条思路解释说，政府放弃国有企业是为了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而不是增进企业的效率（注：在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条件（包括完全的资本市场，非扭曲的税收和完全竞争的产品市场）下，最大化民营化收入，或政府税收收入，或停止金融损失等价于最大化社会效率。我们当然不能认为我们所关注的经济会满足这些条件。）。在一些情况下，将国有企业民营化，或令其破产清算会给政府带来直接的现金收入；如果被民营化了的企业的效率得到了足够的提高并且税收力度足够强的话，民营化也会增加政府未来的税收收入；最后，在国有企业亏损的情况下，对这类企业予以民营化或者破产清算会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针对我国的改革实践，曹远征、钱颖一和魏加斯特(Weingast,1999)争辩说，政府实施民营化是因为面临着变硬的预算约束。然而，在没有来自企业层面数据的情况下，他们并不能直接验证这一假说。借助一个关于中国乡镇企业的数据库，Brandt，Li和Roberts(2001)发现当地区银行面临变紧的破产清算约束时，地区的集体企业被民营化的可能性就会增大。

第三条思路是说政府放弃国有企业的举动是作为政治博弈中的一个战略行动。例如，人们往往这样说：东欧和前苏联的改革派政治家选择大规模的私有化是为进一步改革寻求政治支持（参见Shleifer和Triesman，2000）。在东欧，当权的保守党将对国有企业民营化或清算破产的方式来削弱工会组织，进而削弱作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工党的政治基础。例如，Biais和Perotti(1998)用模型描述了一个右翼政府如何通过大规模私有化来获得连任。这一关于民营化动机的解释似乎有道理，但没有获得系统的实证检验。

针对以上关于国有企业民营化或破产清算的理论，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实证检验，寻找政府放弃国有企业产权的实质性原因，从而填补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我们之所以能这样做，要归功于一套关于中国国有企业的独一无二的数据库，数据库中的国有企业一部分是已经被民营化或者破产清算了，余下的企业仍然是国有的。本文将集中验证前两种关于政府民营化动机的理论，而对第三种思路暂时不做深入的讨论。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数据库无法提供足够的有关这方面的可靠的信息。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研究会忽略政治利益的因素对民营化这一重大问题的作用。在这里，我们将尽可能估计政府对国有企业控制的政治利益的相对水平。

我们首先建立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该模型应该尽可能一般化，以便能为特殊案例的分析提供基础。然后，我们得到这一简单模型的预测，并将预测和各种假说中的政府偏好联系起来。通过对基本参数的实证估计，我们能够得到关于政府偏好的推论，然后，我们可以对政府为什么做出民营化决策的各种理论给予验证。

关于民营化的简单模型，是建立在政府和国有企业职工之间讨价还价博弈基础上的。政府被认为有个一般的目标函数，该目标函数包含企业的效率、税收贡献和政府控制企业的政治利益（例如，政府可以借助对国有企业的控制权维护社会的稳定等）。通过让政府非对称地对待正的和负的财政收入，政府补贴亏损的国有企业从而带来财政负担这一问题也可以被模型化。企业职工关心的是就业（失业）和工资收入。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或破产清算会带来效率的变化、职工和政府收入的变化以及就业和政府控制权的政治利益的变化。毫无疑问，双方在商讨民营化或破产清算的决策时都会对这些变化做出预期。

当实行民营化或者破产清算的时候，该简单模型基于政府目标函数的基本参数和由于民营化而给国有企业带来的变化做出了预测，通过依据已观察到的民营化的数据进而对这一预测的验证，我们能够对政府目标函数的参数进行估计，因此可以检验关于民营化的各种不同的理论。

我们的实证检验否定了“效率论”而给“收入论”提供了支持。它表明就民营化或破产清算而言，所有衡量效率的指标的增加都不具有预测力。另一方面，政府收入的增加在预测民营化或破产清算的决策时是重要的。特别当到期未偿还的贷款和利息成为政府的财政负担的时候，这些贷款和利息就成为引致民营化或破产清算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企业裁员越多、政府控制企业得到的政治利益越大，国有企业被民营化或破产清算的可能性就越小。总之，我们的验证所传递的主要信息就是：政府放弃国有企业并不是为了增加企业的效率，而是为了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或者说是为了减轻因补贴亏损国有企业而造成的财政负担。

论文第二部分描述了一个民营化的简单模型及其预测；第三部分解释了实证检验的设计和变量的衡量；第四部分是检验结果，最后一部分是总结，并就一些政策含意进行了讨论。

二、一个民营化的简单模型

对一个国有企业实施民营化决策的双方是最为关键的，该模型将集中论述他们。决策一方是政府部门，它指挥或支配着国有企业的高层管理者。政府部门和作为政府官员的国有企业高层管理者可以被看作一个实体，他们在国有企业民营化问题上拥有重要的决策权。另一方是被国有企业长期雇佣的职工。尽管在企业是否民营化的问题上，他们的决策权小于前者，但如果因民营化的实施减少了他们已有的利益，他们的反对也会阻止这一交易的进行。职工的反对可以看作是政府政治利益的减少。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假定在做出一项民营化决策之前，必须征得双方的同意。

为了寻求一般化，我们假定，跟企业相联系的政府有三个可能的目标：企业的经济效率、企业对政府财政收入的贡献以及政府对国有企业控制的政治利益。政府对企业效率可能的关心来自于其寻求社会经济繁荣的愿望；对税收收入的偏好往往被认为是各级政府官员共同的特征；最后，关于政府官员从对国有企业直接控制中得到政治利益这一点，许多人已有论述。例如，Kornai(1992)。总之，不管一个国有企业是否已经被民营化了，政府的一般偏好是一样的。但是民营化之后，目标函数中的每一个变量都会发生变化。特别地，如果企业是私有的，那么政府对企业控制的政治利益被假定为零。我们假定三个因素的相对权重分别为α、β和1。我们可以把政府的目标函数写成：

W[,G]=αe+βT+B(1)

在这里，e是衡量企业经济效率的指标（不管它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T等价于政府每期得到的收入；B是政府控制的政治利益，当企业为私营的时，B等于零。

我们需要将其模型化的一个潜在的重要因素考虑进来，即软预算约束。所谓的软预算约束指的是这样一些现象：例如，国有企业陷入财务困难时会得到政府的救助；政府容忍从企业的运营中获得负的收入T等。与软预算约束相对的是硬预算约束，指的是负的T会给政府带来额外的“痛苦”，因此政府可能会对企业的运营进行改变而不是被动地给予补贴。基于这一分析，我们在式(1)中引入一个额外的项来描述预算约束的软硬程度：

W[,G]=αe+βT+βsD(T)T+B(2)

这里，如果T＜0，那么D(T)=1；反之，D(T)=0。系数βs用来描述软预算约束现象，βs值越小，预算约束越软。直观地表述，βs是一单位利润的损失给政府带来的额外的“痛苦”。

现在转向企业职工的目标，我们将集中论及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中的两项。首先，他们关心失业；其次，其他条件不变，工资总额的增加会使所有职工受益。因此，就业的减少必须通过增加支付给同一组职工的总工资报酬来补偿，报酬可以通过工资和失业补偿的形式支付。令就业规模为L，每期的工资报酬为W，它们的相对权重分别为1和γ。我们将职工的目标函数写成如下形式：

W[,L]=L+γW(3)

对职工的目标函数的解释是：如果民营化使得一个职工失业，那么付给这个职工的额外补偿就应该是γ。

现在我们要分析民营化得以发生的条件。很明显，这样一个决策是政府部门和企业职工协商或谈判的结果，并且政府对职工的补偿是必要的。假定M是为了让职工同意民营化，政府转移支付给职工的永久性的每月货币量。

为了让职工同意这样一个民营化的计划，必须满足：

ΔW[,L]=ΔL+γ(ΔW+M)＞0(4)

这里，差值是取自民营化和非民营化之间。

同时，政府必须也发现民营化是值得的，也就是说，

ΔW[,G]=αΔe+β(ΔT-M)+βsΔ[D(T)T]+ΔB＞0(5)

(4)式乘以β，(5)式乘以γ，然后再将这两个不等式相加，我们得到

αγΔe+βΔL+βγ(ΔW+ΔT)+γβs[ΔD(T)T]+γΔB＞0(6)

我们定义R=W+T，指的是企业的总的现金流量，该现金流可以在政府和职工之间进行分配。条件(6)可以被重写为

αγΔe+βΔL+βγΔR+γβs[ΔD(T)T]+γΔB＞0(7)

我们作两个假定来进一步简化条件(7)。首先，我们假定国有企业民营化之后，政府将不需要承担企业的亏损，也就是说，民营化之后T总是正值。我们用T[,s]来表示政府从国有企业收取的税收收入。其次，民营化之后政府控制国有企业的政治利益为零。我们用B[,s]来表示跟国有企业相联系的政府控制的政治利益。表达式(7)可以被简化为：

对条件(8)的一个简单解释是：要使一个国有企业民营化，效率增进、现金流R的增加以及民营化之前的亏损三者的组合必须足够高，以超过工人失业和政府控制的政治利益的损失这两者的组合。解释条件(8)的另一种方式是看政府和企业职工的偏好对民营化决策的影响。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α越高，也就是说，政府给企业效率的权重越高，民营化就越容易发生，因为Δe是正的。当γΔR+ΔL为正值时，也就是说，当民营化带来的现金流的增加足以补偿失业职工，从而还有一部分剩余留给政府时，较高的β值使得民营化容易更发生。最后，只要γ非零，βs值越大，也就是说，预算约束越硬，民营化就越是可行。

应该注意到的一点是，条件(8)足够一般化，从而使我们可以检验民营化为什么会被推行的各种假说。尽管我们并不能确认α、β、和γ这三个参数中的每一个，但是我们却能够对Δe、ΔR、D(T[,s])T[,s]、ΔL和B[,s]这些变量中的每一个的系数进行估计。效率增进是民营化的原因这一假说可以通过估计Δe的系数进行验证；分别地，变量ΔR和D(T[,s])T[,s]的系数的估计值是检验收入增加或预算约束变硬是民营化的原因这一假说的基础。

三、数据和实证检验的设计

1.数据库

我们所用的数据集是基于对几百家中国国有企业所作的三次调查，其数据涵盖了从1980到1999年。第一次调查是1990年在董辅réng＠①和唐宗kūn＠②研究员的主持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牛津大学和密西根大学的经济学家组成的课题组完成的。这项调查含有从1980年到1989年间769家国有企业的信息。第二次调查是1995年进行的，研究人员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密西根大学，该项调查的数据反映了同一组国有企业从1990-1994年间的信息。在最初的769家样本企业中，在第二轮调查中仍有681家有效。在消失的88个样本中，破产的有13家，合资27家，被其他企业兼并的41家，此外尚有7家下落不明。图1按样本规模分类，提供了它们产权变动的情形。在最初的769家企业中，大型企业有8家与外商合资，1家被兼并；371家中型企业有2家破产，9家合资，16家被兼并；229家小型企业中破产的有11家，24家被兼并，10家与外商合资。

附图

图1样本企业次产权变动(1980-1994)

第三次调查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香港科技大学和美国的研究人员组成的课题组在2000年中期进行的，2001年初，课题组完成了企业调查和数据清理。课题组在设计第三轮调查框架时，重叠了1994年的信息（例如，原有的样本企业有些更换了名称，当我们得到这些样本后，首先确认它是否就是以前的样本，这时重叠的信息就显得尤为重要）。把这三次调查放在一起，我们拥有了一个囊括相当数量的中国国有企业的数据库，该数据库贯穿整个中国20年的改革开放(1980-1999)时期。

样本企业取自四个省，涉及31个行业。首先，所有的研究人员参与问卷的设计，并在正式调查以前由研究人员用最初的问卷进行试调查，然后在试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问卷。这一数据库包含着样本中的国有企业的运行和财务状况方面的详尽信息，同时还含有来自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提供的信息。到目前为止，1980-1994年的数据库已被广泛使用。

附图

图2样本企业产权变动(1995-2000)

注：1.目前仍然为国有；2.已经被其他国有企业兼并或收购；3.与外商合资，且由外商控股；4.被乡镇企业收购；5.被政府关闭；6.宣告破产；7.被拍卖或租赁；8.该组为股份合作制；9.下落不明。

使我们的实证检验成为可能的是，2000年进行的第三次企业调查中，在第二次的681家样本中又有239家企业“消失”了，也就是说，这些企业在2000年初调查开始时已经不复存在了。因此，课题组作了大量的努力来查明这些企业究竟发生了什么。结果这些曾经是国有的企业大多数或者被民营化了，或者被破产清算了，也就是说，它们被政府主管部门“抛弃”了。当然，这239家企业中并没有全部被民营化或者被清算，有些是因为被其他的国有企业兼并了。

被“抛弃”的国有企业可以分成两大类：民营化和破产（清算）。民营化的做法多种多样，包括卖给私人（通常是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或私营企业；与乡镇企业合并以及被外国企业接管和实行股份合作制等。图2提供了一个这些主要情形的分类。其中，从3到8类属于民营化和破产（清算）的范围。

关于这些被民营化了的国有企业，其所有权发生变化之后，对于企业的运营状况，调查组无法得到像其所有权发生变化之前那样详尽的信息。但这项调查提供了下述方面的信息：企业何时发生了“身份”的变化，谁购买了企业所有权的份额，对企业职工有何影响，以及在企业发生“身份”变化前夕，它们基本的经营状况等。

2.经济计量检验的设计

我们的实证检验遵循不等式(8)中总结的理论模型。令y[,i]为因变量，如果企业i在1995到2000年间被政府放弃了，那么y[,i]等于1；否则y[,i]等于0。我们并没有区分民营化和破产（清算）这两个子类，因为在这两种情形下该理论模型都是适用的。我们的计量经济模型是：

附图

这里，所有的变量都跟前面解释的一样。因为漏掉了我们无法观察到的变量，所以我们引入误差项ε[,i]。我们假定该误差项符合正态分布。因为样本中企业的规模差别较大，所以假定误差项在不同企业具有相同的标准差是不合理的。相反，我们认为对于较大的企业来说，民营化决策包含有更多的模型没有“捕捉”到的考虑。因此，我们假定大企业比小企业具有更大的标准差。特别地，我们假定误差项的标准差跟企业的劳动力规模成比例。这意味着在实际处理中，我们将按照企业吸纳就业的规模划分全部的自变量。

3.变量的计算

对于那些在2000年初之前仍然是国有的企业，包括那些被另外的国有企业兼并了的企业，因变量y[,i]为0。如果第i个企业在2000年之前已经被民营化或破产清算了，那么y[,i]等于1（对应于图2中的第3类至第8类）。从理论上看，无论是民营化，还是破产清算，两种情形是一样的，即政府放弃以所有者身份对这些国有企业的控制。

我们用两种互相替代的方式计量效率增进Δe[,i]。首先，企业“身份”变化之后，我们估计一个企业总资产的总收益率的增长，不管是真实的还是假设的。总资产的总收益是这样定义的：企业的总的增加值除以资产总价值，企业的总的增加值可以用来支付工资、奖金、税收以及银行利息等。遗憾的是，对于那些已经民营化了的国有企业，我们没有其改制后总收益率的数据。对于那些尚未被民营化的国有企业，我们对假设的民营化案例也没有观察资料和数据。幸运的是，2000年进行的第三次调查时，我们增加了358家非国有企业的样本。我们计算出了这些企业所属行业的资产平均收益率，并将这些平均值作为民营化了的国有企业的资产收益率。也就是说，Δe[,i]的构造是为了衡量1990至1994年间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资产的行业平均总收益率的差额。

作为一种选择，当一个已经民营化了的企业解雇掉剩余劳动力而产量水平保持不变时，我们用劳动生产率的潜在增长来衡量Δe[,i]。在这些调查中，企业经理提供了这样的信息：在不影响企业现有生产规模的情况下，企业可以解雇的工人的最大数量。在破产清算的情况下，我们仍然计算这一指标。这里有一个假设，即破产清算企业的生产性工人（不包括剩余劳动力）被转移到同行业中相似的生产设施中去，在这样一个假设前提下，该指标还是能够反映潜在生产率的增长的。

由民营化或破产清算而导致的总现金流的增加，即ΔR[,i]，我们无法从数据库中完全观察到，因为我们缺乏民营化了的企业运营方面的信息。根据定义，ΔR[,i]不是一个衡量社会福利或社会效率增进的指标，因为它只影响政府和企业职工的福利。举例来说，企业减少一个冗员并不会改变ΔR[,i]，因为政府节省的工资在量上正好等于被解雇的工人的损失。而失业解雇一个冗员却是增加了社会效率Δe[,i]。

为了能够运用计量经济模型，我们将ΔR[,i]部分参数化。我们假定ΔR[,i]包括两部分，即可观察到的部分和不能观察到的部分。可观察到的部分建立在企业潜在身份发生变化之前是如何亏损的这样的信息之上。数据库描述了亏损的那部分产出所占的百分比。我们现在作下面这一假设是合理的，即企业民营化或破产清算之后，将卖掉生产这部分产出的部分资产，即亏损的那部分产出。假定这部分资产的价值跟亏损的产出成比例，那么它构成了政府和职工收入增加的部分源泉。我们使用5%的利率，将现金流一次性的增加转换成现金流永久性的增加，并将其定义为S[,i]。此外，通过其他的渠道，民营化也可以增加政府和职工用以分享的现金流的总量，而该部分现金流无法观察到，我们假定它与剩余资产的总价值成比例。这个比例依赖于企业民营化之前可观察到的特性，比如，该企业所在的行业以及作为一个国有企业它进行了多少改革。归纳起来，我们假定：

附图

这里，S[,i]指的是通过民营化或破产清算获得的即时的和可观察到的成本的节省。a[,1]industry[,1]…是不同产业的模拟；reform[,1]…是民营化前改革的模拟；A[,i]是企业资产的价值；η[,i]是因为漏掉变量而产生的误差项。η[,i]被假定服从正态分布，其标准差与企业雇佣工人的数量（一个衡量企业规模的指标）成比例，因为对大企业来说，用于估计的公式可能会不成比例地失真。

T[,i]指的是由政府建立的国有企业在民营化或破产清算之前的负的现金流，它可用两种可供替代的方法进行估计。第一种方法是用1992到1994三年间企业的平均亏损加上销售税。第二种方法是用企业累积的总的到期未付的银行贷款和利息，这是企业糟糕的财务状况的累积反映。使用到期未付的银行贷款和利息和好处是，跟企业亏损相比，它反映了一个更长期的问题。

对每一个变量作了回归之后，在每一个变量都乘以一个反映企业糟糕的运营给政府带来多少负担的指标之后，我们对这些变量又分别进行了回归。我们将其称为sbc[,i]，如果一个国有企业的经理说，在处理拖欠银行贷款时他没有从政府那里得到任何帮助的话，sbc[,i]的值为0。在这种情况下，累积的财务亏损对政府来讲还不是问题。如果企业的经理回答说，在处理拖欠银行贷款这个问题上，他从政府那里得到了最重要的帮助，那么sbc[,i]的值为4。在这两者之间的中间情形下，scb[,i]可以取值1，2，3。scb[,i]的值越大，政府感到其面临的企业每单位财务亏损的负担就越重。

ΔL[,i]衡量的是由于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或清算带来的就业量的减少（多数情况下是负值），它可以在可观察到的变量的基础上计算出来。在民营化和清算的每一种情况下，对于给企业职工带来什么影响，调查都提供了确切的信息。也就是说，一定比例的工人被转移到了失业救济部门，还有一定比例的工人在民营化了的企业中找到了新的就业岗位。对于那些没有发生身份变化的企业，我们用ΔL[,i]来近似表示企业冗员的总量，因为当这些国有企业被放弃后，这些工人最有可能被裁掉。

最后，与国有企业相联系的政府控制企业的政治利益B[,i]，我们还必须将其参数比，因为我们无法观测到。我们假设B[,i]依赖于民营化之前的就业规模、固定资产的总价值以及政府主管部门的级别（中央或者省级或者县级）。也就是说，我们假定在这里，附图是综合的误差项，它仍然服从正态分布并且其标准差跟企业规模成比例，这里我们用就业规模衡量企业规模这一指标。

四、实证检验的结果

在681家样本企业中，有122家企业在1995至2000年间或被民营化了，或被清算了。余下的仍是国有企业（见图3）。将这两组样本企业进行对比可以看出，两者主要的区别在于规模。在已经民营化或清算了的企业中，只有大约4%的企业为大型企业，而余下的国有企业中有27%的企业为大型企业。这与政府20世纪90年代以来实行的“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是一致的。

表1列出了所有自变量的简单统计。有几个模式是引人注目的。平均来讲，余下的国有企业在总就业量、产值以及固定资产价值这几个指标上要比那些被民营化或清算了的企业大一些。同样，像就业的变化、到期未付的贷款以及多余劳动力的工资支付这些指标也同样。然而，从比例上来讲，两组样本中国有企业的后一组变量（指就业的变化、到期未付的贷款以及多余劳动力的工资支付）的差别要小于前一组变量（总就业量、产值和固定资产价值）。直观地看，使用前一组变量中的一个作为权重，使用后一组变量进行回归应该能够产生预测力。这就是检验结果的统计精髓所在，我们将在下面给予解释。

表1样本回归的简要统计

附图

表2给出了Probit回归的估计结果。这些回归得出了一些跟理论假设一致的发现。第一，结果表明效率在企业民营化或破产清算的决策中不是一个重要的变量，不管是用资产收益率的增加还是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衡量效率的增进，结果都是一样的。第二，衡量政府和企业职工可获得的现金流变化的变量大部分是正的，并且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该结果支持这一假说，即企业民营化或清算是由政府想增加收入的动机来推动的。第三，尽管到期未付的贷款加上利息这一指标在统计上并不显著，但是当在这一变量上乘以财政补贴负担这一指标以后就变得显著了。如果企业在处理贷款时没有从政府那里得到任何帮助的话，则该财政补贴负担指数等于0；如果从政府那里得到了最重要的帮助的话，那么该指标等于4。换句话说，累积的债务本身并不是推动企业民营化或清算的原因。但是，当高额坏债变成政府的一个主要财政负担之后，那么它对促使政府做出民营化或清算的决策就是有效的。最后，回归结果表明，与民营化或清算相关的失业越多，政府放弃国有企业的可能性就越小，因为“失业”这一项的系数是负的并且在统计上是显著的。

附图

图3122家民营化或破产（清算）企业

附图

图4仍旧为国有的企业

表2HeteroscedasticProbit回归：国有企业民营化或清算决策的变量

附图

这些影响政府民营化或清算决策的变量在经济意义上又是怎样的呢？表3计算了这些统计上显著的变量的增加所导致的民营化或清算的概率的增加。计算结果表明，由于民营化或清算导致的失业的一个标准差的增加会使得民营化或清算的概率降低57%到61%。用于非盈利性生产的总资产的一个相似的增加会使民营化或清算的概率增加8%到10%。乘以补贴负担指数的到期未付的贷款和利息的一个相似的增加会使民营化或清算的概率增加3%到5%。

表3自变量增加引起的民营化或破产清算概率的增加

附图

注：IBS为衡量政府负担的指标；空白部分是在统计意义上并不重要的自变量；除了累积变量之外，所有自变量的增加量均为该变量的一个标准差。

五、结束语

大量的关于民营化问题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这样的问题上：政府是否应该将国有企业民营化，如何民营化以及正在进行的民营化方案所产生的影响。我们所关注的一个同等重要的问题是：在实现中，政府为什么会选择（不选择）通过民营化或清算的方式放弃国有企业。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相当缺乏，已有的研究文献通常有三个一般理论来解释政府为什么会放弃国有企业，它们分别为：经济效率最大化、政府收入最大化和政治利益最大化。

利用上述来自中国改革20年的数据库，我们能够检验政府为什么会将国有企业民营化或清算的“效率”和“收入”理论。在这组数据里，有些国有企业被放弃了，有些则依然如故。检验否定了“效率”理论而给“收入”理论提供了支持。另外，结果显示，政府想消除因补贴运营糟糕的国有企业而造成的财政负担的动机是非常重要的。并且，我们发现，避免失业和失去控制国有企业的政治利益是阻止政府做出民营化或清算决策的重要考虑。

虽然我们的实证检验是基于我国民营化的经验，但是这篇论文的结果是足够一般化的，它有一个简单的政策含意。在民营化问题上，经济学家倾向于提出最优方案以使社会效率最大化。然而，我们的研究发现，在现实中，最关键的决策者——政府——将收入最大化作为其目标，并且关注失业，这就是为什么最优方案经常遭到政府的阻止。因此，为了使一个民营化方案成为可行，建议实行一个民营化或清算的次优方案是明智的，即在增进社会效率的同时考虑政府关注的东西。例如，一个追求收入和限制民营化后大量裁员的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方案比那些出售股份和无限制裁员的方案更为合适，至少在我国经济的情况下是如此。

【参考文献】

1Biais,B.andE.Perotti.1998,"MachiavellianUnderpricing."Mimeo,Institutd''''EconomieIndustrielle.

2Brandt,Lauren,HongbinLi,andJoanneRoberts.2001,"WhyDoGovenmentsPrivatize?"DepartmentofEconomics,UniversityofToronto,mimeo.

3Cao,Yuanzheng,YingyiQian,andBarryWeingast.1999,"FromFederalism,ChineseStyletoPrivatization,ChineseStyle."EconomicsofTransition.V.7,n.1,pp.103-131.

4Djankov,SimeonandPeterMurrell.2000,"EnterpriseRestructuringinTransition:AQuantitativeSurvey."DepartmentofEconomics,UniversityofMaryland,mimeo.

5Glaeser,Edward,SimonJohnson,andAndreiShleifer."Coasev.theCoasians."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Forthcoming.

6Kornai,Janos.1992,TheSocialSystem.NewYork,NY:CambridgeUniversityPre

7Megginson,ter."FromStatetoMarket:ASurveyofEmpiricalStudiesOnPrivatization."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Forthcoming.

放弃范文篇3

关键词：广播广告传播媒介

随着媒体的多样化和竞争的加剧，广告主把更多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电视、报纸及互联网等高收视率、高说服率的媒体，而忽视了广播广告的作用。有人说，广播广告已是一种夕阳媒体，它已走过辉煌时代，再也没有什么发展余地了。广播广告真的到了穷途末路了吗?经过实际调研笔者认为，广播广告是企业在广告宣传中应该给予充分重视和优先考虑的媒体。

一、广播广告的优势

广播媒体是通过语言、声响、音乐来传播各种信息。广播媒体的特点可以概括为：采用电声音频技术，按时传播声音节目，专门诉诸于媒体听众的听觉。如果实际调查和科学分析，你就会发现，广播广告虽不如电视广告声画兼备，不如报纸广告能够保存，也不如网络广告随时点击，但广播广告也有其他媒体所不具备的优势，综合起来有以下几点：

1、覆盖面广，听众广泛。目前，广播基本上不受时问和空间的限制。从电波所波及的范围看，可以覆盖整个国土，不论城市、乡村，都可以听到广播节目。广播收听具有方便性、灵活性和随意性。收音机可以移动，人们可以一边开车或一边走路一边收听；既可以在家里听，也可以在户外听；可以多人收听，也可以一对一听；与电视、网络等媒体在收视上有很大的局限性有着显著的不同，因而，广播媒体有很广泛的受众。

2、以声带响，亲切动听。广播媒体是声音的媒体，广播广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用语言诉诸人的听觉器官，通过语言及音乐，声响等的配合，造成人们听的愉悦和视觉的联想，达到创造视觉形象和记住产品宣传信息的目的。

3、制作容易，传播迅速。广播广告是通过播音员的叙述，有时加上音响效果、背景音乐来播放的，有时则以专题节目或文艺节目的形式出现，与电视媒体、报刊媒体相比较，广播广告的制作工序比较简单，因此，广告主可以随时调整和改变广告中的内容，可以随时播放和加播，操作也非常简单。广播广告是通过电声传播信息的，只要写好广告词，就可以马上播出去，听众就能立即听到。广播广告传播的速度非常快。

4、重复传播，经济实惠。广播是通过声音传播的，而声音又具有转瞬即逝的特点，为了加强记忆，广告节目可以多次重复播放，听众不觉厌烦。由于电台开办和运营所需投入较低，广告收费一般情况下相对较低，广播媒体与其他媒体相比较，节目制作成本费用低廉，一般的广告主均能承担得起。

5、受众目标集中，相对稳定。目前收听广播的主要人群可以分为四大类：开车族是比较大的一部分，他们一般收听交通台或其他台的新闻、天气预报、体育、文艺等综合类节目；再一部分是学生，学生看不到电视或没时间看电视，听广播成了他们很随意的消遣方式，学生听众的收听高峰一般在中午和晚上；再一部分是妇女和老年人，妇女收听的高峰一般在早晨准备早饭或晚饭间，妇女们要了解当天的新闻和天气情况而收听广播，而老年听众或因视力不好或认为电视有辐射或因电视费电等多种原因，一般多数老年人特别是老年男性不喜欢看电视，而更愿意听收听广播，可以说老年听众收听高峰在全天；还有一部分是追随流行时尚的人群，这部分人对广播的青睐越来越高，这是因为许多电台普遍加大了娱乐及时尚生活栏目的力度，令他们感兴趣的信息传播的又快又新的缘故。

6、可信度高，广告形象好。由于我国国情的特殊性，电台代表政府的喉舌，是政府的宣传工具。在我国，不允许私人开办电台，每个城市的地区只有一家电台，与其他媒介相比广播有着极好的威信和可信度。一项调查资料显示，在广播中播出的广告，给人的可信度较高，而且形象良好。特别是新闻、天气预报、流行音乐和访谈类栏目，如果在这类节目里插播广告，传播效果就更好。

二、广播广告媒体存在的问题

以上笔者分析了广播广告与其他广告媒介相比所具有的优势和特点，在媒体竞争十分激烈的今天，可以说明广播广告媒体拥有自己独特的优势，而不能说成是夕阳媒体。但为什么许多广告主忽视广播广告这一广告媒体呢?经调查研究，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广播广告的实际到达率底。就每周有收听广播15分钟以上习惯来定义，中国的广播平均到达率只有25％左右，与广播发达的国家，有很大的差距。

2、广播广告专业创作人员缺乏。受委托的广告公司长期以来没有自己的广告制作人员。因广播广告利润不高，制作人员也缺乏创作的积极性，因此整体广告的创作水平不高。

3、广告主对广播广告的优势认识不够。大多数广告主只迷信电视上“见影”，一味地把大量的广告费投入到电视上，没有认识到广播媒体的优势，也不懂国际流行的整合营销传播。

4、广播媒体自身经营方式有待改革。在我国，专业的广播广告公司很少，广告制作通常由工作繁重的电台工作人员承担，由于制作经费不足及对产品特征、市场状况和消费者等相关资料没有切实把握，自我创意、自我的广告不免平庸。如机关枪式的广播方式；主持人同时客串几个角色的方式；听觉意境的虚假；与主题不吻合的音乐；没有特色、平平淡淡的音响；这样的广播广告难以令人回味，怎能起到促销商品的作用呢！

广播电台缺乏定位，广播的节目缺乏个性，没有独特的节目风格，缺少名牌主持人，甚至一些电台抱着“谁来都是钱”的态度，饥不择食，什么广告都做，诸如名不符实的某些保健品广告等，都是导致广播电台被广告主冷落的原因之一。

三、充分开发利用广播媒介的对策

1、根据广播节目听众，有针对性地进行广告投放。不是所有的产品都适合在广播上做广告，广告主及广告公司应该首先研究产品的目标受众，做好产品目标受众的定位，然后寻找适合产品广告信息定位的媒介，如果锁定的目标消费群体又恰是愿意收听广播的人群，那么选择用广播做广告就是明智之举。例如“光明牛奶”在南京做产品推广宣传时，把目标受众锁定在30—40岁的女性，他们不仅在电视台上做广告，而且也在南京电台每天六档妇女收听高峰节目中做广告，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2、研究广播广告的黄金时段，做有效的广播广告。通过调查显示，收听高峰发生在早晨5点、6点到8点之间，另外两个低得多的高峰发生在中午和傍晚6点到8点之间，周末的收听率很高。另外，男性也要比女性喜欢收听电台，男性喜欢在早晨、中午和傍晚时分收听电台。不同年龄段收听时间有很大不同。年长的人集中在早晨6点到9点收听节目，收听高峰大约出现在早晨7点左右，青年人则相反，喜欢在傍晚、晚上或午夜收听节目。了解广播广告的收听高峰及收听人群，能够减少盲目广告投放所带来的损失，让有限的广告费发挥真正的效用。

3、与目标受众进行双向互动、创造性的沟通。广播广告属于“闯人型”的广告，而且是“单向性”、“线性化”地向消费者传递信息。作为受众而言，只有被动地接受广播广告传达的内容，要想更多地了解广告商品信息，还得跑到商品销售地点才行。广告主或广告公司要想把自己的商品信息能被消费者记住，与消费者进行双向互动，创造性的沟通是一个好办法。例如很多电台开设“热线广告”效果就很好。赞助在社会上能造成较大影响的节目，如“热点话题”、“公仆与市民对话”等节目也是一个提高收听率，吸引关注度好办法。或干脆利用电台广播媒介，搞大型社会公益活动，让更多的受众不仅知晓企业要传播的信息，而且要求参与进来，这样变广播听众被动收听为主动收听，达到很好的传播广告信息、树立企业形象的目的。如2002年，仅为“统一”一个品牌，南京音乐台就做了l6场名为“统一冰红茶闪亮之星”的校园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4、提高广播广告的创作水平。广播广告创作水平的提高，是吸引广播听众对广告产生兴趣的根本办法。为提高广播广告创作水平，需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1）引入生动人物角色。为增加真实感觉和形象性，人物对话和人物对白式的广播广告应该引入生动、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而不是那种一出场就摆出推荐产品样子人物。以虚假、造作的人物生硬介绍产品，是许多广播广告的通病。

（2）引入“说者”与“听者”的互动，避免生硬推荐。具有创造性的互动，能使对话精彩、有趣，也就能使广告受众喜欢。

（3）营造氛围，引发听众想象。由于广播听众无法直接见到产品和产品被使用的情境，广播广告文案更应该注重通过营造氛围引发听众的想象，让产品的形象在诉求对象的头脑中丰满起来。

（4）传达真情实感。广播广告应充分利用“人声”这一特点，表现人物真实的感隋和个性色彩，并通过声音来感染听众。

放弃范文篇4

关键词：仲裁裁决；撤销理由；默示放弃制度

1仲裁裁决的撤销的含义及存在依据

仲裁裁决是仲裁庭根据仲裁当事人的申请就当事人之间的争议作出的有法律约束力的裁决。而仲裁裁决的撤销（cancellationofaward）是指仲裁裁决存在法律规定的情形，由当事人申请并经法院审查核实、判决或裁定予以撤销，使之归于无效的一种特殊程序。

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撤销的出现是出于国家的司法干预和控制，是为了监督国际商事仲裁活动。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撤销作为一项司法监督仲裁行为，已为大多数国家所规定和采用，但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有关裁决撤销理由的不一致，比较混乱。所谓裁决的撤销理由，即当事人申请撤销裁决及法院接受申请并处理撤销裁决事宜的条件和根据。1958年《纽约公约》第5条规定，裁决地所在国之主管机关有权撤销仲裁裁决。综观各国立法，法院撤销仲裁裁决的事由可归纳为：仲裁裁决所依据的仲裁协议无效，违反正当程序，仲裁庭越权，仲裁庭组成不当，公共政策等。

2仲裁裁决撤销理由的默示放弃制度的含义

原则上，仲裁裁决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仲裁裁决对当事人的约束力表现在：仲裁裁决一经作出即具有既判力和执行力，裁决的既判力排除了当事人就仲裁裁决所涉争议再行提起仲裁或诉讼的权利，裁决的执行力赋予裁决的权利人在对方当事人不履行裁决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仲裁裁决的权利。

然而，根据各国立法通例，当事人有权对仲裁裁决主张撤销事由。即仲裁裁决的既判力与执行力并不是绝对的，在满足法定条件时，当事人有权申请法院依法撤销仲裁裁决。在申请符合法定程序且被申请撤销的裁决存在法定撤销理由时，法院即应依法撤销裁决，使仲裁裁决的既判力与执行力归于消灭。

但是，根据国际普遍实践，当事人可以以某种行为默示放弃对仲裁裁决提出撤销的权利。对于仲裁裁决而言，即使存在应予撤销的法定理由，如果当事人在仲裁程序进行期间已知这些理由存在但未及时提出反对，就构成对裁决撤销理由的默示放弃，这就是仲裁裁决撤销理由的默示放弃制度。

3仲裁裁决撤销理由的默示放弃制度的合理依据

3.1提出仲裁裁决撤销理由的默示放弃制度的理由

仲裁裁决撤销理由的默示放弃制度的提出主要是基于以下理由：(1)仲裁裁决的撤销制度与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制度构成了对仲裁的双重司法监督，损害了仲裁的优越性，并且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相悖。(2)仲裁裁决撤销权是赋予裁决地所在国之主管机关行使的。然而，裁决地的选择往往是偶然的，与当事人的实际关系不大，由仲裁地法院对裁决进行司法审查没有实际意义。(3)仲裁裁决就其实质而言不是按照任何国家的法律作出的，因此任何国家的法院都不能对裁决行使撤销的权力，对该裁决的唯一补救方法就是拒绝承认和执行该裁决。而且，即使仲裁地法院依照法院地法行使了撤销的权力，撤销了该裁决，执行地法院也可以无视该裁决己被裁决地国撤销，继续依据其本国法承认与执行该项裁决。

3.2仲裁裁决撤销理由的默示放弃制度的合理依据

3.2.1仲裁裁决撤销理由的默示放弃制度有其理论上的合理性

首先，这一制度符合禁止反言原则。根据禁止反言原则，当事人既已发现了仲裁协议无效、仲裁庭无管辖权、仲裁程序不当等情事，但仍继续参加仲裁程序并且不提出异议，实际上认可了仲裁协议的效力、仲裁庭的管辖权和仲裁程序的正当性，就不得再提出反言。其次，这一制度也符合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认为如果当事人在明知仲裁协议或仲裁程序存在瑕疵，但不及时提出异议并继续参加仲裁程序，在发现裁决结果于己不利时转而以此否定仲裁协议和仲裁裁决的效力，显然是有悖诚信精神。

3.2.2仲裁裁决撤销理由的默示放弃制度还具有实践上的合理性

根据这一制度，在知悉仲裁协议无效、仲裁庭无管辖权、仲裁程序不当等情事时，当事人必须立即或不过分迟延地主张撤销，从而有利于法院或仲裁庭及时做出审查处理。相反，若把有关异议全部留待裁决作出后提出，可能导致仲裁程序的无效进行，造成不必要的时间和金钱浪费，不符合争议解决的经济和效率原则。

4我国仲裁裁决部分撤销理由的默示放弃制度

我国的《仲裁法》并未对仲裁裁决撤销理由的默示放弃制度作出规定，但在我国的《仲裁法解释》中却创设了仲裁裁决部分撤销理由的默示放弃制度，其第27条规定：当事人在仲裁程序中未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提出异议，但在仲裁裁决作出后以仲裁协议无效为由主张撤销仲裁裁决或者提出不予执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需要注意的是，仲裁裁决部分撤销理由和仲裁裁决部分不予执行理由的默示放弃制度的适用情形只有“以仲裁协议无效为由主张撤销仲裁裁决或者提出不予执行抗辩”一种。

国际上普遍承认的当事人可以默示放弃的仲裁裁决撤销理由不仅包括仲裁协议效力问题,也包括仲裁庭组成和仲裁程序与当事人约定不符问题。而在我国，适用仲裁法的解释依据仲裁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仅将仲裁协议效力问题作为当事人可以默示放弃的裁决撤销理由。至于仲裁庭组成和仲裁程序与当事人约定不符问题,因无任何法律规定,而未纳入当事人可以默示放弃的范围。

5结语

从文章分析可知，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撤销理由的默示放弃制度有着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合理性。这一制度的应用既符合国际商事仲裁的自治理论的，也符合争端解决方式的各司其职、分工合作的理念的。对国际商事仲裁的司法监督通过拒绝承认与执行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制度便已足够，无需给商事仲裁裁决敷之以茧，使其难以发挥仲裁的最大优势。

参考文献:

[1]江仁所.论已撤销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侧[M].华东政法大学,2005.

[2]林一飞.国际商事仲裁法律与实务[M].中信出版社,2005.

[3]万鄂湘、于喜富.我国仲裁司法监督制度的最新发展——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仲裁法的司法解释[J].法学评论，2007（1）.

[4]张红燕.论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撤销[D].复旦大学硕士论文.

放弃范文篇5

致：加拿大万德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人在此通知公司，本人放弃要求公司在股东年会召开10日前向本人送交以

下文件副本的权利：

1．财务报表，如公司成立至股东年会召开不足6个月，或，如果公司成立已

过一个财政年度，上一财政年度结束致股东年会召开不足6个月，和

2．审计报告，如果有；和

3．有关公司财务状况和公司按章程、规章或股东一致同意所进行活动的结果

的其它信息。

根据1982年《商品公司法》第153条第3款。

放弃范文篇6

一、基本内容

对农村符合政策规定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夫妻双方主动放弃二孩生育指标，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并采取了安全适宜长效节育措施、领取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家庭，给予一次性奖励4000元，并引导和帮助这些家庭把奖励资金用于发展生产、勤劳致富方面。

二、条件

对农村放弃生育二孩家庭奖励的对象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夫妻双方均为农业户口或界定为农村居民户口;

2、符合《××省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规定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

3、2001年1月1日以来生育第一个子女;

4、夫妇双方自愿放弃生育第二个子女且领取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5、夫妻双方与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签订了《放弃生育二孩协议书》;

6、采取了长效避孕措施。有禁忌症者，不能采取长效节育措施的，应当有县级以上计划生育服务机构的证明。

三、实施时间、范围

从*年1月1日起,在全省农村全面实行放弃生育二孩家庭奖励制度。

四、资金来源

农村放弃生育二孩家庭的奖励资金，由省、市、县三级财政按8∶1∶1的比例承担。

2001年1月1日以前生育第一个子女，并放弃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奖励，由各市（区）、县（市、区）按《陕西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规定给予兑现，所需经费由各市（区）、县（市、区）自筹解决。

五、奖励金的发放

奖励金的发放采取“直通车”的形式，由省人口计生委委托中介发放机构将奖励金直接汇入奖励对象个人账户。奖励金分三年兑现，当年兑现2000元，次年兑现1000元，第三年兑现1000元。

六、申请、审核、兑现奖励金程序

（一）个人申请。夫妻双方向女方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并领取《放弃生育二孩申请表》（见附表1，以下简称《申请表》），认真填写后交村民委员会。

（二）村民委员会审议并张榜公示。村民委员会对申请对象逐户核实情况后，提交村民代表会议评议，并在《申请表》上签注评议意见，在村务公开栏公示。公示期限为7天。

（三）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审定，张榜公示。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对村级上报的《申请表》集体研究审核，并由主要负责人签署意见。对审核后符合奖励条件的申请人，在申请人所在的村进行张榜公示，接受群众的监督。公示期限为7天。

（四）县级人口计生行政部门审核。对经公示后，群众无异议的对象，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将《申请表》和申请人相关资料报送县级人口计生行政部门，县级人口计生行政部门按《陕西省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的规定，对申请人是否符合生育二胎等方面进行审核，并在《申请表》上注明具体原因。如需相关资料，申请人应按要求提供。

（五）签订协议。县级人口计生部门审核后，将签署意见的《申请表》返回乡（镇）人民政府，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按要求与申请人签订《放弃生育二孩协议书》（见附表2，以下简称《协议书》，协议书一式三份，申请人留一份，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存档一份，报县级人口计生行政部门一份）。《协议书》应当由申请夫妇双方共同签字。

（六）落实节育措施。申请人持《协议书》到县级或县级以上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医疗卫生机构落实相应的长效避孕节育措施。落实节育措施单位向申请人出具《放弃生育二孩申请人落实节育措施证明》（见附表3，以下简称《证明》。《证明》一式四份，申请人一份，落实节育措施单位一份，乡（镇）、街道办计生办一份，报县人口计生行政部门一份）。《证明》应当同时有申请夫妇、实施节育措施者以及落实节育措施单位负责人签字和盖章。有禁忌症者，必须有县级以上的医疗卫生机构或县级人口计生服务机构的证明。

落实措施单位应及时将《证明》反馈给对象所在的乡（镇）、街道办计生办和县人口计生行政部门。

（七）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县级人口计生行政部门根据《申请表》、《协议书》和《证明》为申请对象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八）省、市人口计生行政部门备案。县级人口计生部门对放弃生育二孩申请人名单汇总后，将《放弃生育二孩备案汇总名册》（附表4—1、附表4—2）报市级人口计生部门备案。市级人口计生行政部门对县级上报的申请对象进行审核、汇总，经主要领导签字后，将《放弃生育二孩备案汇总名册》报省人口计生委备案。

（九）拨付奖励金。省人口计生委对各市上报的奖励对象进行汇总，并将奖励对象总数和奖励资金预算报省财政厅，同时将奖励对象反馈到各市县。省财政厅按奖励对象人数和标准将省级承担资金直接拨付委托发放机构。各市、县根据省计生委反馈的本地区受奖励人数、以及奖励标准、承担比例，将本级承担资金及时拨付到委托发放机构的指定账户。

（十）兑现奖励金。委托发放机构根据省人口计生委提供的奖励对象的个案信息，开设奖励对象个人账户。奖励金全额拨入委托发放机构后，发放机构将个人账户发至奖励对象所在的县级发放机构，由县级发放机构打印存折，并与县级人口计生行政部门共同将存折发放到奖励对象个人手中。

县级人口计生部门不仅要配合县级发放机构做好奖励金的发放工作，而且要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共同引导奖励对象将奖励金用于发展生产。

七、监督管理

（一）各级人口计生部门要加强对放弃生育二孩家庭奖励工作的组织领导，严格执行资格审查程序。不得虚报、漏报奖励对象；要加强资金发放的监督，确保资金及时足额发放到放弃生育二孩家庭。

（二）各级财政部门要足额安排放弃生育二孩家庭奖励所需资金，并及时将资金划拨到省人口计生委指定账户。对于市、县承担资金未能及时到位的，省上将暂缓发放该地区奖励资金。待市县资金足额到位后，再办理相关手续；

（三）各级人口计生行政管理部门要在每年3月底之前，将上一年度放弃生育二孩家庭奖励资金发放情况报本级财政部门，并会同本级财政部门逐级上报省人口计生委和省财政厅。

（四）放弃生育二孩家庭奖励对象的资格确认、资金发放和制度运行等方面接受监察、审计等部门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检查。对奖励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实行终身追究制度。

八、工作时间安排

放弃生育二孩家庭奖励金，每年集中一次发放。工作时间为：

2月28日前，农村放弃生育二孩家庭提出申请。

3月31日前，村民委员会审议并张榜公示。

4月30日前，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审定，张榜公示。

5月31日前，县级人口计生行政部门审核。

6月30日前，奖励对象签订协议、落实节育措施。

7月15日前，县级人口计生行政部门确定并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7月31日前，市级人口计生部门备案。

8月15日前，省级人口计生部门备案。

8月31日前，拨付奖励金。省、市、县级财政部门将奖励资金拨付委托发放机构。

9月30日前，兑现奖励金。

附表1：

放弃生育二孩申请表

妻子姓名

民族

出生年月

丈夫姓名

民族

出生年月

现住址

现有子女

男

出生时间：

落实节育措施时间

女

申

请

理

由

申请人：

（丈夫签名、手印）：(妻子签名、手印)：

年月日

村委会

审核

意见

负责人（签名）：（盖章）

年月日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审定

意见

负责人（签名）：（盖章）

年月日

县级人

口计生

审核确定意见

负责人：（签名）（盖章）

年月日

附表2：

放弃生育二孩协议书

甲方：县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法人代表：

乙方：夫妇姓名：

根据《陕西省农村放弃生育二孩家庭奖励工作方案》的要求，经双方协商同意，签订如下协议。

一、双方履行的责任

(一)甲、乙双方经协商，乙方自愿放弃生育第二个孩子，并自愿采取长效避孕节育措施。

(二)甲方承诺在乙方采取长效避孕节育措施后，按规定奖励现金4000元，分三年兑现，第一年兑现2000元，第二、三年分别兑现1000元。

二、双方享有的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应当免费向乙方提供安全可靠的节育技术服务和优生优育、生殖保健咨询服务，并免费向乙方发放避孕节育、优生优育和生殖保健等有关资料。乙方有接受甲方定期随访、孕检的义务。

(二)甲方有权利和义务在乙方采取长效避孕节育措施后，定期随访、孕检。

三、违约责任

(一)甲方在乙方采取长效避孕节育措施后，不能按时兑现奖金的，乙方有权申请行政诉讼。

(二)乙方在领取放弃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奖励金后又生育第二个子女的，甲方有权收回奖励资金，乙方同时要承担奖励金50％的违约金。乙方通过虚假手术等其他途径索取或取得奖金的，甲方有权拒绝或收回奖励金，并保留采取其他措施的权力。

四、双方协商同意，因实施手术失败而导致怀孕的，乙方应当主动配合甲方采取补救措施。因手术导致并发症、后遗症的，按有关规定处理。

五、对乙方领取奖励金后子女意外致残，乙方申请再生育子女的，甲方应按有关的规定积极协助乙方办理相关手续；甲方发给乙方的奖励金不再收回。

六、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存一份，县级人口计生行政部门一份。

甲方法人代表乙方夫妇(签字、手印)：

(签字)：妻子：

丈夫：

年月日年月日

附表3：

放弃生育二孩申请人落实节育措施证明

妻子姓名：年龄：

丈夫姓名：年龄：

现住址：

现生育子女数：个，其中：男女

采取节育措施时间、类别：

落实节育措施者(签名)：

落实节育措施单位(盖章)：

放弃范文篇7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根本原因

学术界对于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根本原因有过激烈的讨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高见纷呈。有的学者把根本原因归结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自身缺陷，有的学者则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以及中共领导人对苏联模式的认同上找答案，还有学者认为工业化战略选择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终结的根本原因，我认为这些因素都是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原因，但不是根本原因。

任何一个历史现象都不是孤立的，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纷杂的各种联系中，必然有一种联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那把打开历史真相之门的钥匙。在这个问题上，那把钥匙是什么呢？我认为必须搞清楚最初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动机。换句话来说，要分析出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观支配下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文字层面来看，这一理论符合生产力决定论历史观，也创造性解决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如何跨越整个资本主义发展进入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但是，当我们将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态度进行梳理时，发现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而每一次的变动都与当时阶级斗争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我们可以作出这么一个判断，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在阶级力量对比论历史观下，为适应当时阶级斗争的需要而提出的一种政治策略而已。后来，这种阶级斗争的环境和力量对比关系发生巨大变化后，这一理论自然就终结了。这也就是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根本原因。

一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调整了对内政策，由联共抗日转变为积极反共。以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为标志，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一股反共高潮。在军事上，国民党军队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制造事端。在思想上，《三民主义半月刊》、《中央周刊》、《抗战与文化》、《民意》、《前卫》、《血路》等到国民党刊物连续登载反共文章。反共的小册子纷纷抛出，“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宣传甚器尘上。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共产党进行了“有礼、有利、有节”的斗争。在军事上，坚决反击敌人的进攻。在思想上，从1939年6月到年底，一批批驳国民党顽固派反动理论的重要文章相继发表，其中有的《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王稼祥的《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艾思奇的《关于三民主义的认识》、吴黎平的《叶青的假三民主义就是取消主义》、陈伯达的《论共产主义者对三民主义关系的几个问题》等。

为了斗争的需要，从1939年10月到1940年1月，相继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我认为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主要是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驳斥国民党的反共理论，反对建立资产阶级专政。讲过，“中国有一句老话：‘有饭大家吃’。这是很有道理的。既然有敌大家打，就应该有饭大家吃，有事大家做，有书大家读。那种‘一个独吞’、‘人莫予毒’的派头，不过是封建主的老戏法，拿到20世纪40年代来，到底是行不通的。”[1]二是有破就有立，与国民党针锋相对，提出自己的建国纲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也是的智慧之所在。很明显，共产党是不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应该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但从当时的阶级力量对比情况来看，共产党不宜提出一个社会主义建国纲领，否则会使自己陷入一个被动的局面。讲过，“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1]因此，在阶级力量对比决定论历史观下，提出了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这一社会形态既不是国民党所要建立的资产阶级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但前途是社会主义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共产党赢得了更多阶层的支持，国民党则走向了更加孤独的地位。这不是政治欺骗，而是一种必要的政治策略，这一策略的实施对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证抗战的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在这里，我们必须认识到，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并不是没有理论依据，而这一理论符合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论历史观，也是思想中最有创造性、最有价值、最有思想、最精彩的一笔。令人惋惜的是只是把这一理论当做阶级斗争的策略而已，也许他本人就根本没有认识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在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这为他放弃这一理论埋下了伏笔。

二

历史的发展是瞬息万变的。1945年和1946年，中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有抗战胜利、国共和谈破裂、内战爆发等。在这个过程中人民革命力量日益壮大。也开始重新审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并作了修改。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提出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间表。在刘少奇发言中有过一次插话，对于资本主义“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十五年”[2]。在会议作结论时指出：“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准备，苏联是会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中国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观点是可以宣传的。”[3]我们知道，在最初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中，虽然很明确讲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前途是社会主义社会，但没有讲具体过渡的时间。的讲话标明，到1948年时他已经开始思考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具体问题，也意味着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已经做出了重大改变。为什么会在这时候发生改变呢？1948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在转入战略进攻一年多之后，在东北、西北、华北、中原和华东等各个战场取得重大胜利，促使军事力量的对比发生重要变化，战略决战的时机日趋成熟；在解放区的工作中，中共中央集中解决了党在各个方面的政策和策略问题，纠正了和整党工作中的错误倾向，巩固并发展了解放区；与此同时，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民主运动空前高涨，各派纷纷响应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建议，国民党统治集团内分崩离析，政权已处于完全孤立的境地。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已经具有在政治上、军事上夺取全国胜利的工作任务，中共中央召开了这次会议。这充分表明，此时修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中一些观点，正是出于对阶级斗争力量对比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考虑。

1948年10月26日，在看刘少奇修改的一份报告时，在第29页上将“决不可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办法”改为“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办法”[4]。1949年1月底到2月初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华时，对他解释采取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的原因时讲，“这是由中国的经济条件、政治条件、革命条件、群众条件，诸因素决定。”[4]又进一步指出，我们分析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根据就是斯大林同志1927年的论述和他最近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著作。”[5]我们知道，斯大林在1927年曾经根据列宁的思想指出，无产阶级参加领导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单独领导的革命，则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5]。斯大林“最近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著作”，也是认为中国已经到了“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即已到社会主义革命历史时期[5]。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新政权的性质问题上，对米高扬说，“这个政权的性质简括的讲就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而究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5]而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国体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1949年7月4日，在中央团校第一期毕业典礼上又讲：“二十年后我们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看其情况进入社会主义。”[6]这些历史史料表明，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因此，在这一时期，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又作了修改，他的关注点不在于建国后如何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而是更多的关注什么时候才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公务员之家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然而这却是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国纲领，没有写进社会主义前途。这与前一段时期的观点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让人产生了不解。对此的解释是“纲领中只说现阶段的任务，如果再说得远一点就变空洞了。就是说，纲领是带有时间性，有变动的。”[4]这句话表明，当时并不是要在中国真正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而只是一种政治策略。一方面是作为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政治诺言的一种承诺。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当时国内外形势的考虑。随着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国内城乡交通未通，物资进出不畅，特别是解放军渡江部队即将向华南、西南进军，财政经济遇到了严重困难。为此，1949年7月22日至8月15日，在陈云的主持下，在上海召开了财经会议，专门来研究财政困难问题。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了的面前，解放一个国家很难，而要管理好一个国家更难。意识到，要在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上建设一个国家，必须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资源，提出“不要四面出击”。他讲过，“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个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7]后来，也讲过，“不写入社会主义的前途，是因为今天的条件还不成熟，今天的民族资本主义还有它的历史任务，过早提出会乱了资产阶级的阵脚。”[4]在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建国前后，刘少奇曾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思想。这一思想在理论上与《共同纲领》的精神是一致的，却遭到的批评。从这里我们可以认识到，在建国前后，已经想在中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是时机没有成熟。“时机不成熟”主要不是出于对当时中国落后生产力状况的考虑，而是出于当时国内外政治斗争形势的思考。

三

新成国成立后，经过三年的努力，我们在国家建设的各项事业上取得巨大的成功。在经济上，国民经济得到恢复，据统计，1953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3.8%[8]。在政治上，我们成功进行“三反”、“五反”运动，打赢了朝鲜战争，政权得到巩固。这时，又迫不及待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问题。“1952年9月24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了一段话，大意是：我们现在就要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4]这表明又一次修改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在实践上加快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步伐。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共中央开始制定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年6月1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第一次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内容作了比较完整表述。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8]这点恰恰与在建国前夕思想是一致的，他想在中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他心里，新中国就根本没有建立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即使有也是政治策略层面的新民主主义社会。1953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正式公布了过渡进期的总路线。随着1956年底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便成了一个彻底的历史名词。

我们通过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历史分析，验证了本文以开始所提出的那个判断。有什么样的开始，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束。虽然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论的理论对中国革命前途的独创性思考，但它的命运依然没有摆脱阶级斗争决定论历史观的圈子，当认为无产阶级已具备足够的实力牢牢掌握政权时，新民主主义社会就该结束了，那怕当时我们还不具备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状况。

四

纵观一生理论发展的轨迹，我们发现他有许多重要理论发生了相当频繁的变动，这种变动超出了人们所熟知的理论认识、理论逻辑的常规演进，让人变得费解。究其原因，我觉得在于其身上有两种历史观交织地发挥着作用。当然，这里面有个主次的问题，并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论历史观，他有许多重要的理论就是在这一历史观下形成的，然而影响他一生的却主要是阶级斗争决定论历史观。导致这种情形出现的深层社会原因及其所派生的深层的主观原因是，主要在于中国当时现代化进程的有限性和本人长期生活在农村环境的落后性，在于这种客观环境的制约致使其始终未能真正地理解和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生产力决定论和社会物质基础论，在于他这种理解中虽然也认识到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并因此而对生产力标准给予过相当透彻的理论论述，却又始终不能理解在一定的生产力基础上何以只能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一定生产关系，因而也就在事实上始终认为在同一性质生产力基础上也完全能够形成性质截然不同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始终认为不同性质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不是取决于生产力的性质和状况，而是取决于政治、思想等等上层建筑方面的因素，特别是取决于当前阶级力量、政治力量对比的实际状况[5]。加之长期处于艰苦的阶级斗争中，他已经习惯于从阶级力量对比的实际状况出发思考问题、处理问题，而且运用的非常自如。因此，基于这种脱离了生产力决定论的阶级斗争力量对比论的思维模式，决定了一生许多重要理论发生了非逻辑性的变动。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我认为一生最伟大的思想是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而最大的失误在于过早地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说明社会主义事业每前进一步，都是在艰难曲折中实现的。历史环境的局限性和思想认识的局限性，是任何人都难以跨越的。因此，新民主主义社会被提前放弃也是必然的。

参考文献：

[1]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45-683.

[2]自武力.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总结的历史分析[J].党史研究与教学，2003，（3）:28.

[3]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纪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153.

[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修订本）: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3-220.

[5]王占阳.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一种新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79-327.

[6]年谱: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525.

放弃范文篇8

医务人员先进事迹演讲--永不放弃

××年9月30日的傍晚，一名36岁的外地男子独自来到中心医院急救中心就诊，当接诊医生为他做了仔细的体检请他去做心电图检查时突然倒地不省人事。被立即送入抢救室后监护仪提示最严重的心律失常——心室颤动。闻讯赶来的急诊内科主任承介静和主治医生王丽敏立即为患者实施了最有效的治疗方法除颤术。第一次300焦耳除颤不成功，立即采用最大电能360焦耳再次除颤，原创：心跳出现了，但此时患者已瞳孔散大，对光反射消失，生命危在旦夕。监护室主任、心导管室主任纷纷赶来，确诊了患者为急性心肌梗死。面对患者反复的呼吸暂停和室颤频繁出现医生们一边组织全力抢救，一边设法寻找线索通知患者的家属。当患者的家属赶到医院时，该患者已脱离了生命危险。期间急救中心的医生们共为患者除颤13次，反复胸外心脏按摩2小时，历时连续抢救时间整整长达4小时之久。患者的妻子是一位身材瘦小的女性，当她得知事情的原委后感激之情难以名状，她甚至不敢相信像他们夫妻这样来自外地靠回收废品为生的打工仔在身份不明且身无分文的情况下能够得到上海医生们如此无私的帮助。

其实她并不知道类似这样的事情在急救中心，在整个普陀区中心医院里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因为在院领导的倡导下，给患者以人文关怀，负起对社会对生命的责任早成为了医院文化之一。

就在前几天，《新民晚报》上刊登了普陀区中心医院救治“兵妈妈”的故事。这位来自安徽黄山的农村妇女她的儿子在上海当兵。为了多年困扰着她的疾病她在家人的陪同下四处求医，早已弄得家徒四壁。这次来到我院9病区住院治疗时病情已相当危重。家庭的经济困难和危重的病情使得兵妈妈和她的家人们几乎放弃了对生的希望。就在他们准备放弃治疗的时候，9病区的医生们一次又一次给他们鼓励。为了使“兵妈妈”安心的接受治疗医生护士们自己掏钱为她凑医疗费；为了使“兵妈妈”的手术能够成功72岁的王钦尧教授彻夜不眠的为她制定手术方案。原创：医生们决不放弃挽救她生命的机会。在王钦尧教授、方子千主任等所有医务人员积极的努力下“兵妈妈”终于手术成功痊愈出院。

给了“兵妈妈”第二次生命的医务人员们是多么的欣慰，他们的努力、他们的坚持、他们的执着挽救了一个又一个患者的生命。他们不禁想起了自己穿上白衣时的誓词“救死扶伤”，而今天他们还要说“永不放弃！永不放弃生命的尊严，永不放弃爱的信念！”

放弃范文篇9

六十年前，构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并经过十多年的丰富发展，初步形成体系。根据这个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经过一段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为社会主义打下坚实的基础，等到条件成熟时，再一举进入社会主义。可是，新中国成立才三年多，便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也就是说，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尚未充分展开就仓促收场，是什么原因促使等中共领导人改变了十多年的设想，决定放弃新民主主义建设实践？目前，学术界各抒己见，见仁见智。笔者认为，作如此巨大的社会变动，一定有深刻的内因外因。不过，无论什么原因，它一定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本身有密切的联系。

（一）根本原因：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本身的缺陷，尤其是在几个重大理论问题上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主要由提炼、归纳和系统阐述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独创，它开创了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然而，由于种历史的现实的原因和认识水平的限制，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也存在着一些不严密不完善不周到的地方，尤其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存在着模糊性、笼统性和不确定性，致使其在实践过程中有些无所适从，这是它被放弃的关键因素。

1、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问题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这是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开始形成时就已明确了的。但是，这个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性质是什么，属何种体系？对于这个问题，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形成发展的十多年间一直没能很好地明确，也就是说，新民主主义社会一直没能得到合理定位。大多数时间是把它看作资本主义的，但又有所摇摆。

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认为将来建立的民主共和国的性质是既有资本主义因素，也有社会主义因素。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它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又说：“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注：《选集》，第2卷，709页。）。这里，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中华民国等同起来。1944年，在一次讲话中很明确地说，现在我们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社会主义的，但也不是老资本主义的，是新资本主义。

但是，在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批评了新民主主义是资本主义的说法。他说，外面有人说我们的经济是新资本主义，我看这个名词不妥当，因为它没有说明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

纵观对新民主主义性质的认识，之所以几经反复，主要原因是时局的变化。总的来讲，对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的认定几经反复，某种程度上讲是策略的需要，但也反映了在的心目中，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其实是不确定的。如此重大问题的不确定本身就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短暂命运埋下了伏笔。

2、社会主义革命的起点问题

新民主主义论开宗明义：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第二步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的起点在哪儿？不甚清楚。强调两个革命阶段必须是衔接的，中间不容许横插一个资本阶级专政的阶段，这又使人易于理解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一结束，社会主义革命就开始，否则，何以谈得上衔接？既然互相衔接，怎么又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时期？

社会主义革命的起点虽没明确，但从的一个讲话中似又依稀可辨。他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讲：“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注：《选集》，第4卷，1433页。）。其中的“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的表述是1960年9月《选集》第四卷出版时，亲笔加上去的。这就是说，当初他作这个报告时实际暗含了革命在全国胜利后，党的中心任务是解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因为中心任务应根据主要矛盾而确定，既然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那么，中心任务就应该是解决这个矛盾。这与等几位领导人关于进行较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的表述又是矛盾的。

（二）直接动因：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在实践过程中遇到难题

在战争年代形成的属于预见性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在指导实践过程中不可能没有矛盾。不过，这里所说的“预见性的”并不是说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构想过程中没有实践基础，事实上，抗战时期的革命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实践基础，也就是说，根据地、解放区可以视作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雏形。但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情形毕竟与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情形不一样。现实社会也不可能完全遵循着人们所设想的模式运行。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理论与实践的矛盾越来越难以排解。我们知道，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精彩之笔是要保护民族工商业，坚持国营经济领导下的五种经济成分并存，允许资本主义有一定的发展。但是，这在农村和城市都遇到难题。

在农村，大海般的个体农业经济生产规模狭小，生产工具简陋、落后，生产水平低下，无力抗拒自然灾害。个体农业经济不利于采用农业新技术，严重阻碍着农村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新的贫富分化开始出现，少数人上升为新富农，多数贫困农民重新沦为被盘剥的对象，这是等共产党人不能容忍的现象。这使得他们不得不去考虑个体经济发展方向问题。加之，小农个体经济的落后性也直接影响着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

在城市，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令人担忧。在1950年调整工商业后，违法犯罪活动日趋猖狂，将其唯利是图、损人利己、贪得无厌的本性暴露无遗。他们拉拢腐蚀干部，于是，一些意志不坚定者腐化堕落，在资料显示，当时已发现的贪污腐化者中，有一半以上与不法资本家的腐蚀行为有关。不法资本家在国家机关和要害部门设立坐探，窃取国家经济情报，扰乱市场。如此等等，如果不对资产阶级不法分子予以打击，不仅会使国家的经济遭受极大损失，而且会危及到新生的人民政权。因此，打击“五毒”是非常必要的非常及时的。“五反”运动之后，资产阶级在事实上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生存了，资本主义在当时的生存发展空间已变得十分狭小，资本家自己也感到前途渺茫，请求国家“计划他”。

1951年7月5日，刘少奇对中央党校学员作报告时说过，实行工业国有化是一个严重的步骤，性质是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方式现在不能决定，实行时间和方式要看当时情况和资产阶级的态度才能决定，资产阶级的恶劣态度可能逼迫我们要早些，并采取激烈的方式来实行这一步。由此可见，资本家的恶劣态度和农村的实际困难使得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考虑加紧采取限制资本措施和扩大农村的合作运动，这就不可避免地把社会主义改造大业提上议事日程。

（三）内在动因：对资本主义高度警惕的主体态度

对中国资产阶级早有深刻的认识和辩证的分析。1925年，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就充分、透彻地解剖了中国资产阶级，他说：“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注：《选集》，第1卷，9页。）。其后的三十多年间，看待民族资产阶级始终遵循着这样的思路，因而，构成了对资产阶级的主体态度，这充分体现在他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当中。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中，多次表述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既要团结也要警惕，因此对待资本主义的策略是利用、限制、改造。不过，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表现，的态度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

在战争年代，特别是40年代初期和中期，认为要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团结和联合，以便结成巩固的统一战线。因此，他在构想新民主主义社会时对资本主义的态度是利用、限制，特别强调利用。他认为，在革命胜利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后不可避免的结果。同时认为，提倡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可见40年代初期和中期，在战争的状态下，必须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结成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以对付共同的敌人，挽救国家的危亡。因此，在这一时期，与民族资产阶级加强团结和联合应是主旋律。

在解放战争后期和新中国建立初期，仍注意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对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资本主义仍坚持利用、限制，但是，这时期已将重心后移，更强调限制了。1949年6月，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又说：“剩下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就可以向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进行许多适当的教育工作。等到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即实行私营企业国有化的时候，再进一步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注：《选集》，第4卷，1477页。），“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注：《选集》，第4卷，1479页。）。他又说，“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注：《书信选集》，3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可见，新中国建立前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在讲团结的同时，开始考虑对其进行教育的问题，因而，在考虑新中国建立后的资本主义问题时，在利用的同时已开始强调节制、限制了。新中国建立初期，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在惩处“五毒”分子之时虽仍注意采取“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注：《选集》，第5卷，54页。），但是，消灭资本主义的决心逐渐坚定。

1952年6月，在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起草的一个文件批评中说：“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注：《选集》，第5卷，65页。），这已经暗示，民族资产阶级将要被作为主要斗争的对象。此后，便提出了消灭资本主义的问题。1953年春，将李维汉《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问题》报告中的“利用、限制、改组”的提法改为“利用、限制、改造”，其重心当然是在改造上，这点充分体现在其后确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基于上述分析，在40年代和50年代初，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评价，对其采取的策略，总体上讲应该说是符合中国当时的实际和历史发展的，尤其是对民族资产阶级两重性的认识更是入木三分。不过我们也应看到对资本主义的消极面估计也有过大的一面。尽管对新民主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注：《选集》，第4卷，1477页。），但是，他对资本主义的警惕性始终很高，特别是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暴露之后，的警惕之弦崩得更紧。一方面，不能容忍资产阶级的胡作非为，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贪婪本性、私人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使感到矛盾不可克服，他说：“资本主义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所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性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之间之矛盾，资本主义企业内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都是不可克服的。”（注：《建国以来文稿》，第4册，406～407页。）既然矛盾不可克服，就必须进行斗争。根据薄一波的会议记录，在对“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进行批评时说过：“过去枪炮激烈，不决定资本主义绝种”（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65页。），言下之意就是，现在没有了枪炮声，资本主义该绝种了。由此可见，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决定向社会主义过渡至此已在所难免。

（四）外部压力：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未能被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苏联所认同

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联，特别是斯大林，早先对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心存疑惑、持有偏见的，对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革命新道路一直不以为然，不仅当时提出批评，而且在中国革命胜利后，仍有怀疑。斯大林认为是“麦淇淋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新中国建立后访苏，斯大林称呼其为“毛先生”，而不是称“同志”，当时的共识是，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称同志，志同道合，而对非马克思主义者朋友才称“先生”。试想，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论走出的革命新道路，已取得全国胜利、被证明为正确的情况下，“老大哥”的态度尚且如此，那么，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的姐妹篇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不被承认还难理解吗？更何况，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中允许五种经济成分并存，允许私人资本主义有生存发展的余地，这跟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不是明显相抵触吗？难怪斯大林称是“第二个铁托”。苏联来华专家对中国允许资本主义发展进行指责，说是对资本主义“采取的调情政策”，告诫中国领导人说城市、乡村随时都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刘少奇、于1952年访苏时，苏共领导人敦促中国应尽早向社会主义过渡。当时的新中国，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极端仇视，美国等对中国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企图扼杀新中国于摇篮。在如此情况下，新中国不能失去苏联朋友。“一边倒”，应该是多方位的，尤其是像搞社会主义这样的根本问题。

放弃范文篇10

20万考生临阵放弃公务员并非就业主干道

近日，据相关部门统计，201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确认人数为535574人，录取平均比例为1：42，远远超过高考和其他大规模考试，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第一考。在这样巨大的竞争压力下，20余万考生最终放弃了考试。

韩峰就是这20万“临阵逃考”大军中的一员。“我报的是团工委青联部主任科员，2014多人里选1人，比当年考大学竞争可要激烈得多！即使这样，很多人还在削尖脑袋往里钻。上届有个学长，参加了上海、重庆、江苏等10多场公务员考试，发誓考遍中国也要考上公务员。”对此，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于海提醒应届毕业生，公务员热考并非好事，很多人报考盲目，投入代价过大。另外，高素质人才都集中在政府部门也不利于其他技术性、专业性更强行业的发展。

在认识到公务员竞争的“惨烈”后，韩峰选择了放弃。弃考后，他参加了软件测试培训，边找工作边充电。像韩峰一样另谋出路的人不在少数，其中，相当一部分的人选择了职业培训。而之所以选择软件测试，韩峰说主要有几点原因。“首先当然是薪水了。很多招聘会上软件测试工程师年薪标价都在10-15万元左右，刚入门的月薪也在3000-5000元，对我们刚毕业的学生来说很有吸引力。另外，软件测试对专业背景的限制不大也是吸引人的原因。我一个会计专业的朋友，大三时报班学习了软件测试，现在轻轻松松就被用友给录取了，工作环境、福利待遇都不错。”据统计，目前我国软件测试人才缺口已超20万，并向30万挺进。智联招聘网人力专家告诉记者，近几年随着技术和人们消费习惯的改变，促生了如软件测试师、精算师、职业规划师等一批朝阳职业，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职业需求量大，待遇较高，而人才供给又严重不足，尤其像软件测试这样的职业，仅有几家知名IT培训机构和国内高校开设相关课程，每年培养的专业人才不足万人。因此，未来5-10内软测人才供需不平衡的现状还将持续。由于人才的稀缺，使的像软测师这样的朝阳人才在企业获得的发展空间要比其他人大的多。“我那个在用友的朋友，去用友才半年的时间，现在已经是用友的测试部项目经理了”。韩峰说“选择职业要看发展空间，考公务员主要是觉得好的部门竞争太激烈，一般的部门又感觉未来的空间不大，所以就放弃了。

年关将至，应届毕业生也将迎来新一轮求职的高峰。在此，中国人民大学的姚裕群教授建议学子，理性规划个人的职业生涯，注意了解各行业发展情况，有效规避盲目竞争，弥补能力不足，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行业开创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