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考察报告范文10篇

放弃考察报告范文篇1

大家好!我叫，是年级班的队长，学习委员和纪律委员，也是一位积极乐观、有责任心和集体荣誉感强的好学生。

首先，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也感谢学校为我提供这次机会。

记得卡耐基说过：“不要怕推销自己，只要你认为自己有才华，你就应该认为自己有资格担任这个或那个职务”。今天，我满怀信心的站在这里，荣幸的参与这次竞选。我认为我具备以下优势：

一、思想端正，品德优良。

作为金海岸小学的一名学生，我始终感到骄傲和自豪。我热爱学校和班集体，遵守校规校纪，尊敬师长，团结同学，不仅敢于吃苦，还乐于助人，是父母眼中的好孩子，老师眼中的好学生，同学眼中的好伙伴。

二、热爱学习，兴趣广泛。

课堂上,我专心听讲，认真思考,积极发言，课下按时完成作业，成绩优秀，多次被评为“金牌少年”。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并取得优异成绩，在“春风伴我读好书”活动中，荣获读书“手抄报”一等奖；在古诗文诵读考级活动中，荣获一级证书；在“魅力金海岸，才艺好少年”百生秀评选活动中，被评为“数棋小名士”。我喜欢读书，还参加了绘画、围棋、乒乓球、英语等知识的学习，开阔了视野，提高了自身素质。

三、具有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

作为一名班干部，我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一心为班级着想，在同学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三二班北队的路队长，我总是认真负责，积极协助老师管理好路队。在管理中，难免会遇到各种困难，我曾郁闷过，也产生过放弃的念头，但我一次又一次地说服自己，要坚持，不要放弃，因为放弃，就意味着以前的努力都白费了，我不甘心。

今天，我已经能坦然面对各种困难，管理路队已是轻车熟路，得心应手。自三年级以来，孙老师很少去送我们北队，北队在我的带领下一直安全、有序。为此，孙老师在给我的《素质考察报告》中这样写道：“没想到，你如此小小的身躯却能爆发出如此巨大的能量，你是老师的得力小助手，能替老师独挡一面了！

不过，成绩代表过去，未来的路还很长，在今后，我将加倍努力，让我们三二班在未来的日子里更上一层楼！

既然是花，我就要开放；

既然是树，我就要长成栋梁；

既然是班干部，我就要成为一名出色的领航员！

放弃考察报告范文篇2

一、努力改造思想，搞好角色转换

经过“十年寒窗”的洗礼，虽然付出了艰辛，但也增长了学识、炼就了坚毅的秉性，同时也为以后的人生种植了希望；然而，数十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象牙塔内生活，是以社会经验的巨大缺失为代价的，它造就了自己凡事过于理想化的书生气，形成了崇尚自由、不喜束缚的特立独行之个性。如今，我已经走上了工作岗位、成为了一名国家公务员，作为人民公仆，我再也不能像学生时代那样无忧无虑、养尊处优了，这是不利于自己以后的工作的，也是初入社会的我应该加以改造和克服的，以后的工作中要努力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一年的工作经历使我感受到：搞好角色转换，正是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一要务。

二、认真学习理论知识，提升思想境界

“革命的理论指导革命的行动”，为了更好地指导今后的工作行为，我更加注重了理论知识的学习，在重新巩固学校书本上学习的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又认真学习了重大时事政治理论，重点学习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出台后，在支部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又对其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并及时撰写学习心得体会与同志们交流，通过学习，丰富了自己的政治理论，提高了思想认识，不断在学习中丰富自己、充实自己、巩固自己、提高自己。

一直以来，我就有一个美好的愿望，那就是有朝一日能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时代，我就努力争取，但是限于学生党员名额有限，自己没能如愿以偿，但我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仍然在努力争取着；因此，上班不久，我就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在实际行动中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由于表现较好，顺利被确定为党的培养对象，紧接着又被所在支部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离自己的愿望仅一步之遥，我一定会继续努力，争取早日夙愿得偿！

三、刻苦钻研业务，提高工作能力

为了使自己学习到的理论知识迅速和实践结合起来，不断提高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我很注意对自己所从事工作实际特点的研究和学习，以便找到理论和实践的最佳结合点，从而为解决实际问题寻找一个切入点，以利于问题的实际解决。

在教育局上班的一年内，根据实际需要，我共在人事科、监察室和职成高教科三个科室工作过，针对不同工作的不同特点，我学习的侧重和采取的工作方法也有所不同：

（一）在人事科，我侧重学习了干部调动、人事任免和教师工资、档案方面的知识，并参与了对一些任免对象的考察，撰写了多篇考察报告。

（二）在监察室工作期间，针对其原则性、理论性强的特点，我重点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相关知识，加强自己的党性修养，并接听、收到、接待了多次投诉教育乱收费电话、信件和上访人员，配合纠风办参与了多起教育乱收费案件的查处工作。

（三）4月份，到职成高教科后，我的工作岗位基本稳定，协助参与我市民办教育工作管理的工作职责也得到了明确，因此，我就系统、认真地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对我市民办教育的现状进行了两次调查研究，撰写了《###市教育局关于民办教育的调研报告》，并报市政府及省教育厅，为其制定出台政策提供了依据。

为确保民办教育的稳定、规范发展，起草下发了《##市教育局关于切实做好全市民办教育机构安全卫生工作的紧急通知》（濮教〔2009〕112号）、《市教育局关于对全市民办教育机构进行清理整顿的通知》、《市教育局关于开展2009年度民办教育机构年检工作的通知》（濮教〔2009〕247号）等文件，并和科室其他同志一起对我市市城区各界各类民办教育机构进行了四次拉网式排查，取缔了近20所无证办学机构，规范了民办学校的办学行为，促进了民办教育的健康发展；年内，参与审批了20多所民办教育机构，使我市民办教育力量进一步壮大，民办教育工作又上新台阶。

四、团结同志、虚心请教，营造和谐工作氛围

因为刚参加工作，对业务还不是很熟悉，难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惑和不解，每当这时，我就会主动向工作经验丰富的同事或领导请教；对同志们提出的意见、建议甚至批评，我都会虚心接受、认真反思；被人误解时，我也会会心一笑：“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无论在哪个科室，都能与同事们和睦相处、团结协作，争取获得一个好的人际关系，从而能够拥有一个和谐的工作氛围，工作起来也会更加舒心、更加起劲儿；因为自己年轻，争取每天提前上班，主动打扫卫生区和办公室卫生，积极参加每周五下午的义务劳动，自觉承担一些较重的体力活。虽然，自己在工作中付出了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收获，也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一致肯定，想一想，心中甚感欣慰；但是，毕竟自己年纪轻，又是参加工作的第一年，缺乏工作经验，也暴露出了许多缺点和不足，比如：考虑问题不够全面，做事过于草率；有时候不注意讲究工作方法；在一些工作细节上不够细心，犯一些不该犯的错误；工作不够沉稳，易浮躁等等，这些都有待在以后的工作中加以克服，对此，我充满信心，相信自己以后一定会做得更好！

放弃考察报告范文篇3

一、努力改造思想，搞好角色转换经过“十年寒窗”的洗礼，虽然付出了艰辛，但也增长了学识、炼就了坚毅的秉性，同时也为以后的人生种植了希望；然而，数十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象牙塔内生活，是以社会经验的巨大缺失为代价的，它造就了自己凡事过于理想化的书生气，形成了崇尚自由、不喜束缚的特立独行之个性。如今，我已经走上了工作岗位、成为了一名国家公务员，作为人民公仆，我再也不能像学生时代那样无忧无虑、养尊处优了，这是不利于自己以后的工作的，也是初入社会的我应该加以改造和克服的，以后的工作中要努力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一年的工作经历使我感受到：搞好角色转换，正是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一要务。

二、认真学习理论知识，提升思想境界“革命的理论指导革命的行动”，为了更好地指导今后的工作行为，我更加注重了理论知识的学习，在重新巩固学校书本上学习的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又认真学习了重大时事政治理论，重点学习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出台后，在支部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又对其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并及时撰写学习心得体会与同志们交流，通过学习，丰富了自己的政治理论，提高了思想认识，不断在学习中丰富自己、充实自己、巩固自己、提高自己。

一直以来，我就有一个美好的愿望，那就是有朝一日能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时代，我就努力争取，但是限于学生党员名额有限，自己没能如愿以偿，但我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仍然在努力争取着；因此，上班不久，我就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在实际行动中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由于表现较好，顺利被确定为党的培养对象，紧接着又被所在支部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离自己的愿望仅一步之遥，我一定会继续努力，争取早日夙愿得偿！

三、刻苦钻研业务，提高工作能力为了使自己学习到的理论知识迅速和实践结合起来，不断提高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我很注意对自己所从事工作实际特点的研究和学习，以便找到理论和实践的最佳结合点，从而为解决实际问题寻找一个切入点，以利于问题的实际解决。

在教育局上班的一年内，根据实际需要，我共在人事科、监察室和职成高教科三个科室工作过，针对不同工作的不同特点，我学习的侧重和采取的工作方法也有所不同：

（一）在人事科，我侧重学习了干部调动、人事任免和教师工资、档案方面的知识，并参与了对一些任免对象的考察，撰写了多篇考察报告。

（二）在监察室工作期间，针对其原则性、理论性强的特点，我重点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相关知识，加强自己的党性修养，并接听、收到、接待了多次投诉教育乱收费电话、信件和上访人员，配合纠风办参与了多起教育乱收费案件的查处工作。

（三）4月份，到职成高教科后，我的工作岗位基本稳定，协助参与我市民办教育工作管理的工作职责也得到了明确，因此，我就系统、认真地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对我市民办教育的现状进行了两次调查研究，撰写了《###市教育局关于民办教育的调研报告》，并报市政府及省教育厅，为其制定出台政策提供了依据。

为确保民办教育的稳定、规范发展，起草下发了《##市教育局关于切实做好全市民办教育机构安全卫生工作的紧急通知》（濮教〔20××〕112号）、《市教育局关于对全市民办教育机构进行清理整顿的通知》、《市教育局关于开展20××年度民办教育机构年检工作的通知》（濮教〔20××〕247号）等文件，并和科室其他同志一起对我市市城区各界各类民办教育机构进行了四次拉网式排查，取缔了近20所无证办学机构，规范了民办学校的办学行为，促进了民办教育的健康发展；年内，参与审批了20多所民办教育机构，使我市民办教育力量进一步壮大，民办教育工作又上新台阶。

四、团结同志、虚心请教，营造和谐工作氛围因为刚参加工作，对业务还不是很熟悉，难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惑和不解，每当这时，我就会主动向工作经验丰富的同事或领导请教；对同志们提出的意见、建议甚至批评，我都会虚心接受、认真反思；被人误解时，我也会会心一笑：“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无论在哪个科室，都能与同事们和睦相处、团结协作，争取获得一个好的人际关系，从而能够拥有一个和谐的工作氛围，工作起来也会更加舒心、更加起劲儿；因为自己年轻，争取每天提前上班，主动打扫卫生区和办公室卫生，积极参加每周五下午的义务劳动，自觉承担一些较重的体力活。

放弃考察报告范文篇4

一、努力改造思想，搞好角色转换

经过“十年寒窗”的洗礼，虽然付出了艰辛，但也增长了学识、炼就了坚毅的秉性，同时也为以后的人生种植了希望；然而，数十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象牙塔内生活，是以社会经验的巨大缺失为代价的，它造就了自己凡事过于理想化的书生气，形成了崇尚自由、不喜束缚的特立独行之个性。如今，我已经走上了工作岗位、成为了一名国家公务员，作为人民公仆，我再也不能像学生时代那样无忧无虑、养尊处优了，这是不利于自己以后的工作的，也是初入社会的我应该加以改造和克服的，以后的工作中要努力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一年的工作经历使我感受到：搞好角色转换，正是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一要务。

二、认真学习理论知识，提升思想境界

“革命的理论指导革命的行动”，为了更好地指导今后的工作行为，我更加注重了理论知识的学习，在重新巩固学校书本上学习的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又认真学习了重大时事政治理论，重点学习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出台后，在支部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又对其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并及时撰写学习心得体会与同志们交流，通过学习，丰富了自己的政治理论，提高了思想认识，不断在学习中丰富自己、充实自己、巩固自己、提高自己。

一直以来，我就有一个美好的愿望，那就是有朝一日能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时代，我就努力争取，但是限于学生党员名额有限，自己没能如愿以偿，但我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仍然在努力争取着；因此，上班不久，我就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在实际行动中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由于表现较好，顺利被确定为党的培养对象，紧接着又被所在支部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离自己的愿望仅一步之遥，我一定会继续努力，争取早日夙愿得偿！

三、刻苦钻研业务，提高工作能力

为了使自己学习到的理论知识迅速和实践结合起来，不断提高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我很注意对自己所从事工作实际特点的研究和学习，以便找到理论和实践的最佳结合点，从而为解决实际问题寻找一个切入点，以利于问题的实际解决。

在教育局上班的一年内，根据实际需要，我共在人事科、监察室和职成高教科三个科室工作过，针对不同工作的不同特点，我学习的侧重和采取的工作方法也有所不同：

（一）在人事科，我侧重学习了干部调动、人事任免和教师工资、档案方面的知识，并参与了对一些任免对象的考察，撰写了多篇考察报告。

（二）在监察室工作期间，针对其原则性、理论性强的特点，我重点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相关知识，加强自己的党性修养，并接听、收到、接待了多次投诉教育乱收费电话、信件和上访人员，配合纠风办参与了多起教育乱收费案件的查处工作。

（三）4月份，到职成高教科后，我的工作岗位基本稳定，协助参与我市民办教育工作管理的工作职责也得到了明确，因此，我就系统、认真地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对我市民办教育的现状进行了两次调查研究，撰写了《###市教育局关于民办教育的调研报告》，并报市政府及省教育厅，为其制定出台政策提供了依据。

为确保民办教育的稳定、规范发展，起草下发了《##市教育局关于切实做好全市民办教育机构安全卫生工作的紧急通知》（濮教〔20*〕112号）、《市教育局关于对全市民办教育机构进行清理整顿的通知》、《市教育局关于开展20*年度民办教育机构年检工作的通知》（濮教〔20*〕247号）等文件，并和科室其他同志一起对我市市城区各界各类民办教育机构进行了四次拉网式排查，取缔了近20所无证办学机构，规范了民办学校的办学行为，促进了民办教育的健康发展；年内，参与审批了20多所民办教育机构，使我市民办教育力量进一步壮大，民办教育工作又上新台阶。

四、团结同志、虚心请教，营造和谐工作氛围

因为刚参加工作，对业务还不是很熟悉，难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惑和不解，每当这时，我就会主动向工作经验丰富的同事或领导请教；对同志们提出的意见、建议甚至批评，我都会虚心接受、认真反思；被人误解时，我也会会心一笑：“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无论在哪个科室，都能与同事们和睦相处、团结协作，争取获得一个好的人际关系，从而能够拥有一个和谐的工作氛围，工作起来也会更加舒心、更加起劲儿；因为自己年轻，争取每天提前上班，主动打扫卫生区和办公室卫生，积极参加每周五下午的义务劳动，自觉承担一些较重的体力活。

虽然，自己在工作中付出了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收获，也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一致肯定，想一想，心中甚感欣慰；但是，毕竟自己年纪轻，又是参加工作的第一年，缺乏工作经验，也暴露出了许多缺点和不足，比如：考虑问题不够全面，做事过于草率；有时候不注意讲究工作方法；在一些工作细节上不够细心，犯一些不该犯的错误；工作不够沉稳，易浮躁等等，这些都有待在以后的工作中加以克服，对此，我充满信心，相信自己以后一定会做得更好！

放弃考察报告范文篇5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不知不觉间，猴年已逝、鸡年降临，真是时不我待！2004年，是我走出大学校院、踏入社会的第一年，也是注定要在我人生中留下浓重一笔的一年；正是这一年，我从一个充满抱负的学生成长为了一名努力把抱负变为现实的国家公务员，正是这一年，我感受到了真真正正的成长。回首一年来的风风雨雨，内心感慨颇多，现简单总结如下：

一、努力改造思想，搞好角色转换

经过“十年寒窗”的洗礼，虽然付出了艰辛，但也增长了学识、炼就了坚毅的秉性，同时也为以后的人生种植了希望；然而，数十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象牙塔内生活，是以社会经验的巨大缺失为代价的，它造就了自己凡事过于理想化的书生气，形成了崇尚自由、不喜束缚的特立独行之个性。如今，我已经走上了工作岗位、成为了一名国家公务员，作为人民公仆，我再也不能像学生时代那样无忧无虑、养尊处优了，这是不利于自己以后的工作的，也是初入社会的我应该加以改造和克服的，以后的工作中要努力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一年的工作经历使我感受到：搞好角色转换，正是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一要务。

二、认真学习理论知识，提升思想境界

“革命的理论指导革命的行动”，为了更好地指导今后的工作行为，我更加注重了理论知识的学习，在重新巩固学校书本上学习的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又认真学习了重大时事政治理论，重点学习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出台后，在支部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又对其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并及时撰写学习心得体会与同志们交流，通过学习，丰富了自己的政治理论，提高了思想认识，不断在学习中丰富自己、充实自己、巩固自己、提高自己。

一直以来，我就有一个美好的愿望，那就是有朝一日能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时代，我就努力争取，但是限于学生党员名额有限，自己没能如愿以偿，但我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仍然在努力争取着；因此，上班不久，我就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在实际行动中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由于表现较好，顺利被确定为党的培养对象，紧接着又被所在支部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离自己的愿望仅一步之遥，我一定会继续努力，争取早日夙愿得偿！

三、刻苦钻研业务，提高工作能力

为了使自己学习到的理论知识迅速和实践结合起来，不断提高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我很注意对自己所从事工作实际特点的研究和学习，以便找到理论和实践的最佳结合点，从而为解决实际问题寻找一个切入点，以利于问题的实际解决。

在教育局上班的一年内，根据实际需要，我共在人事科、监察室和职成高教科三个科室工作过，针对不同工作的不同特点，我学习的侧重和采取的工作方法也有所不同：

（一）在人事科，我侧重学习了干部调动、人事任免和教师工资、档案方面的知识，并参与了对一些任免对象的考察，撰写了多篇考察报告。

（二）在监察室工作期间，针对其原则性、理论性强的特点，我重点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相关知识，加强自己的党性修养，并接听、收到、接待了多次投诉教育乱收费电话、信件和上访人员，配合纠风办参与了多起教育乱收费案件的查处工作。

（三）4月份，到职成高教科后，我的工作岗位基本稳定，协助参与我市民办教育工作管理的工作职责也得到了明确，因此，我就系统、认真地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对我市民办教育的现状进行了两次调查研究，撰写了《###市教育局关于民办教育的调研报告》，并报市政府及省教育厅，为其制定出台政策提供了依据。

为确保民办教育的稳定、规范发展，起草下发了《##市教育局关于切实做好全市民办教育机构安全卫生工作的紧急通知》（濮教〔2004〕112号）、《市教育局关于对全市民办教育机构进行清理整顿的通知》、《市教育局关于开展2004年度民办教育机构年检工作的通知》（濮教〔2004〕247号）等文件，并和科室其他同志一起对我市市城区各界各类民办教育机构进行了四次拉网式排查，取缔了近20所无证办学机构，规范了民办学校的办学行为，促进了民办教育的健康发展；年内，参与审批了20多所民办教育机构，使我市民办教育力量进一步壮大，民办教育工作又上新台阶。

四、团结同志、虚心请教，营造和谐工作氛围

因为刚参加工作，对业务还不是很熟悉，难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惑和不解，每当这时，我就会主动向工作经验丰富的同事或领导请教；对同志们提出的意见、建议甚至批评，我都会虚心接受、认真反思；被人误解时，我也会会心一笑：“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无论在哪个科室，都能与同事们和睦相处、团结协作，争取获得一个好的人际关系，从而能够拥有一个和谐的工作氛围，工作起来也会更加舒心、更加起劲儿；因为自己年轻，争取每天提前上班，主动打扫卫生区和办公室卫生，积极参加每周五下午的义务劳动，自觉承担一些较重的体力活。

虽然，自己在工作中付出了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收获，也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一致肯定，想一想，心中甚感欣慰；但是，毕竟自己年纪轻，又是参加工作的第一年，缺乏工作经验，也暴露出了许多缺点和不足，比如：考虑问题不够全面，做事过于草率；有时候不注意讲究工作方法；在一些工作细节上不够细心，犯一些不该犯的错误；工作不够沉稳，易浮躁等等，这些都有待在以后的工作中加以克服，对此，我充满信心，相信自己以后一定会做得更好！

放弃考察报告范文篇6

关键词：；宗教思想；影响

一、对宗教本质的认识

像旧中国的许多家庭一样，的家庭也深受宗教影响:他的祖母和母亲都笃信佛教，她们为求观音菩萨保佑幼年的，还曾让拜“石观音”为干娘，从而使当时的有了个“石三讶子”的称呼。在母亲的影响下，少年时的难免也信了一段时间的佛教，如在同斯诺谈话时曾这样回忆:“我父亲毛顺生早年和中年都不信神，可是我母亲信佛却很虔诚，她向自己的孩子灌输宗教信仰，我们都因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我九岁的时候，曾经同我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不信佛的问题。从那以后，我们好几次想把他转变过来，可是却没有成功。他只是骂我们，在他进攻之下，我们只好退让，另想办法，但他总是不愿意同神佛打交道。可是，我看的书逐渐对我产生了影响，我自己也越来越怀疑了。”

据回忆，其父亲晚年因偶然的一件事受到刺激，终于开始信仰神佛，而却与其父亲相反，变得越来越怀疑神佛的真实性。后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本质及产生的根源有了清醒的认识，如1938年他在读李达著粼社会学大纲卜书时就对有关宗教的内容这样批注:“宗教的本质是崇拜超自然力，认为超自然力支配个人、社会及世界。这完全是由于不理解自然力及社会力这个事实而发生的。”

从这一批注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时的宗教观已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直接影响，如恩格斯对宗教曾有过一个类似的著名论断:“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

认为宗教产生的根源在于人对自然力和社会力的不理解，因此要想让普通民众不信仰神佛，就必须发展和普及科学知识，他强调:“我们是信奉科学的，不相信神学。”“要老百姓不敬神，就要有科学的发展和普及。科学不发展、不普及，敬神在他们是完全需要的。如果多有几个阿洛夫这样的人物，当然就没有人再敬送子观音了。有了科学知识，迷信自然就可以打破，没有这一着，他还是要迷信的。”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但不信仰任何宗教，还“要用唯物论代替唯心论，用无神论代替有神论。”不过，认为这种替代只能靠引导而不能靠强制，如1927年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曾指出:“菩萨是农民自己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厄丢菩萨。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厄是不对的。”

认为应该靠发展和普及科学知识让老百姓自然不再信神，而不能用强制手段去越姐代鹿，这个观点本来是非常精辟的，可惜后来“自一九五七年以后，我们在宗教工作中的‘左’的错误逐渐滋长，六十年代中期更进一步地发展起来。特别是在中，、反革命集团别有用心地利用这种‘左’的错误，肆意践踏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关于宗教问题的科学理论，全盘否定建国以来党对宗教问题的正确方针，根本取消了党对宗教的工作。”直到拨乱反正之后，随着1982年党中央91号文件(即《关于社会主义时期我国的宗教问题扔的颁布才使党的宗教工作又回到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轨道上来。

二、对宗教研究的重视

虽然不信仰任何宗教，但却很重视对宗教的研究，早在1920年，他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就曾想学习佛学，如他当时给老师黎锦熙的信中就曾表示:“文字学、言语学和佛学，我都很想研究。……望先生遇有关于言语文字学及佛学两类之书，将书名开示与我。”

从的言论中看，他重视宗教研究的一个原因是他认为宗教不仅是一种信仰，同时还是一种文化，宗教文化也是一种宝贵财富。如1947年他在游陕甘宁边区的白云山庙时曾感叹:“古代灿烂的文化都是和宗教紧密相连哟!”他称庙里的宗教雕刻、塑像、石碑、牌匾等“都是重要的文化遗产，要好好保护，不要毁坏。”并指示陪同的县委书记:“县里要拨点经费，把庙修一修，这样才对得起祖先，对得起人民呀!”1948年他在游佛教胜地五台山时也这样对山上的老和尚说:“等全国解放了，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寺庙和文物，绝不能让祖国的文化遗产受到破坏。”还对陪同的说:“佛教文化传入中国近两千年，它和儒、道学说相融，成为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遗产，我们要加以保护和研究。……几千年来，佛教在哲学、建筑、美术、音乐上取得的成就是不可忽视的，这是全人类也是中华民族文明和灿烂文化的重要部分。”

重视宗教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认为宗教具有群众性，宗教问题常常同群众问题紧密相连，如1916年1月23日他在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谈话时就这样表示:“我赞成有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宗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有那样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

重视宗教研究还有一个原因是他认识到宗教研究是哲学、文学、世界史等学术研究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如1963年12月30日在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外事小组、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的指示稿上这样批注:“这个文件很好。但未提及宗教研究。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面的刊物。《现代佛学》不是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文章的水平也很低。其他刊物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这点请宣传部同志们考虑一下。”正是在的直接影响下，后来任继愈带领一批学者创立了新中国第一个专门的宗教研究机构:世界宗教研究所(今天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前身)，并创办了《世界宗教研究洲殆志。

自己确实曾看过不少宗教尤其是佛教方面的书籍，如《金刚经》、《法华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六祖坛经》等等.他不仅在日常交际和作品中常常引用宗教经典，而且还经常同一些宗教界人士探讨宗教问题，如他在1959年10月22日同班禅大师谈论道:“从前释迎牟尼是个王子，他王子不做，就去出家，和老百姓混在一块，做了群众领袖……我不大懂佛经，但觉佛经也是有区别的，有上层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如唐朝时六祖的佛酬法宝坛经双(六祖坛经)就是劳动人民的。”

当然，从对一些宗教理论和现象的评论来看，他的理解尚不够深入。也许在宗教界人士看来，对宗教的一些见解只能算外行。不过，也正是主张从“外行人”的角度去研究宗教的，如他在1959年会见任继愈时“除谈到要加强宗教研究，他还提出研究宗教不能让信仰宗教的人去研究，他说研究宗教要‘外行人’才能把宗教作为对象来研究，因为有信仰的人，如果研究他所信仰的宗教，有时不免受到局限性。”

认为信仰宗教的人去研究宗教有时会有局限性，这个观点并不错，但他似乎却忽略了问题的另一方面:如果研究宗教的全部都是“外行人”而没有信仰者的参与，那么由于“外行人”缺乏一定的宗教体验，这样研究出来的成果很可能是肤浅、片面的，很难获得大家的认同—这个问题已越来越被现代宗教学研究者们认识到，如在2002斌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组织的由方立天、何光沪、赵敦华、卓新平等四位著名宗教学专家开展的学术讨《中国宗教学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宗教学研究四人谈》中就曾探讨过这个问题，专家们认为宗教学研究不能完全排斥信仰者，而应该加强“内学”(宗教信仰者)和“外道”(研究而不信仰宗教的学者)的对话，这样才能做到“进得去，出得来”。

三、处理宗教问题的思想对新中国宗教政策的影响

是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自己不信仰任何宗教，但他同中国的普通民众一样，也是出生于一个深受宗教影响的家庭，深知宗教在中国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长期性，这样，他逐渐形成了其处理国家宗教问题的思想:一方面要普及科学知识宣扬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明确共产党员和宗教信徒在世界观上的本质区别;另一方面又要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不能用行政命令和强制手段消灭宗教—他的这一既对立又统一的思想分别体现在他的日常谈话、所写的文章及签发的文件中。

1932年1月他在江西瑞金东华山上的古庙养病时曾说:“佛教是一种文化现象，要改变人们对神佛的信仰，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他交代警卫人员:“我们住在这里，不要妨碍山下的老表们前来烧香敬佛，也不要妨碍两位师傅的佛事。我们这些无神论者和有神论者，可以在这里各不相扰。”

1936年5月25日，签发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其中第二条明确宣告:“我们根据信仰自由的原则，保护清真寺，保护阿旬，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

1940年，发粼新民主主义论封旨出:“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

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中说明:“根据信仰自由的原则，中国解放区容许各派宗教存在。不论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他宗教，只要教徒们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给以保护。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们的自由，不许加以强迫或歧视。”

1957年，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强调:“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

放弃考察报告范文篇7

从晚清至今，中国已经有过好多部宪法了，但是中国政治至今仍未上轨道。从宪法角度看，基本原因是什么呢？为便于讨论，我们先列出如下近代中国的主要宪法及其制宪修宪的时间，然后再考察问题之所在。

1949年之前

1.清末《钦定宪法大纲》(1908)

2.辛亥革命南北议和产生的《临时约法》(1912年3月11日)

3.袁世凯主导的《天坛宪草》(1913年10月30日)

4.《曹鲲宪法》(1923年)

5.主导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1931年)

6.《五五宪草》(1936年5月5日)

7.《中华民国宪法》(1946年12月25日，以下简称《民国宪法》)

1949年之后

大陆|台湾

8.《政协共同纲领》(1949年)|《民国宪法》加《临时条款》与《戒严令》

9.《五四宪法》(1954年)|《民国宪法》加《临时条款》与《戒严令》

10.《七五宪法》(1975年)|《民国宪法》加《临时条款》与《戒严令》

11.《七八宪法》(1978年)|《民国宪法》加《临时条款》与《戒严令》

12.《八二宪法》(1982年)|《民国宪法》加《临时条款》与《戒严令》

13.《八二宪法》(88年修宪)|《民国宪法》(87年解严，实行民主宪政)

㈡何以中国大陆有宪法无宪政？

如上所见，自清末以来，中国有过多部宪法。但是，中国大陆本土至今仍没有宪政。

所谓宪政，是指政府的一切行为是以被授予的权力为范围的，粗略地说，指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是被民意所限制的。其根本点在于，在政府权力之上有一套更高的法律，对政府权力进行规限，在法治下行有限政府，才构成宪政。因此，宪政制度所约束的主要对象并非一般国民，而是国家或政府等权力机构。

所谓宪法，就是这种法上之法(无论它是成文还是不成文)，高于任何个人和机构，国家的一切权力源于宪法并依宪法行使。一切法律均不得违反宪法的宗旨、原则和内容。

一般而言，一个明明有宪法的国家却迟迟未走上宪政道路，有两个可能的原因，一个原因是宪法设计得不好；另一个原因则是宪法形同虚设，政治家们根本没有把宪法当一回事。

对历史上各部中国宪法进行比较与鉴别后，从宪法文本的审读和政治实践的历史记录来看，对中国的多数宪法来说，宪法的失败与其说宪法设计不当，不如说政治家们没有把宪法当一回事，是权力支配了宪法，而不是宪法支配权力。

当然,宪法文本本身也不是每一部都没有问题。例如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宪法——清末的《钦定宪法大纲》(1908)就是显例。当时以慈禧为代表的满清当局迫于国际国内的大势，不得不考虑立宪问题了。1904年，张謇和张之洞的幕僚赵凤昌印制了日本明治宪法的译本给慈禧，据说慈禧表示赞同。1905年6月4日，在日本战胜俄国前夕，袁世凯、张之洞以及两江总督周馥联名上奏，要求立宪。六周后，1905年朝廷上谕派四名高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实际上意味着清廷不久将同意立宪。1905年9月2日，清王朝废除科举考试。1905年12月11日，五名考察政治大臣，带着80名以上随员，共出洋考察了六个月。回国后，他们曾多次受慈禧接见，五人一致建议中国实行宪政。

1906年9月1日，慈禧公布《预备立宪之诏》，成立官制编制馆。在立宪政府问题上，一些顾问告诫慈禧，只有英国、德国或日本模式的政体，才能保障皇室特权。在《预备立宪之诏》一年多后，1907年9月9日，慈禧又派三名考察政治大臣，分赴英、德、日考察，最后朝廷根据各次考察报告，认定英国制度不切实际，不能仿效。因为它建立于传统之上，没有成文宪法；但实际上更重要的原因，是英国制度对君权有严格的限制，不合清廷胃口。德国普鲁士宪法虽然已有典章，但是仅仅在帝国议会通过后就立即施行，清廷认为那是强加于皇帝的，不尊重皇帝的最高权力。只有日本宪法，既已集编成典，又绝不侵犯皇家特权；事先既不受公众审查评论，皇帝公布宪法时还象是给国民的恩赐。事实上，当时日本的政体被后人称之为“伪立宪绝对主义”(pseudo-constitutionalabsolutism,见信夫清三郎著《日本政治史》)，是传统神权体制和家长制与宪法在形式上的嫁接。所以，慈禧决定采用日本式宪法，全面保留皇帝特权。他们在此基础上，采取立宪政体，实施“钦定宪法”。

这个1908年8月27日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第一和第二条差不多是直接从1889年日本明治宪法的第一、第三条直接翻译过来的。

《钦定宪法大纲》共23条，其中竟有14条是有关“君上大权”的。其中对君主权力的恋栈、索求以及唯恐丧失权力的恐惧，远远超过了日本明治宪法，尽管日本当时已是世界上最严厉的君主立宪政体了。

即使如此，清廷还规定了长达九年的所谓“预备立宪的时间表”，要结束后才公布宪法。即，满清计划于1916年举行全国选举，1917年才召开国会。

但是，历史已经不愿意给清廷这一缓冲时间了。

1908年11月14、15日光绪与慈禧几乎同时去世。中国的政治局势迅速走向两极化。

一方面，在准备立宪的前四年所采取的改革措施和营造的气氛已经吊起了社会的宪政胃口。1909年召开各省咨议局会议，该会已对朝廷造成压力。1910年资政院又批评了当局。这就标志着地方与中央的准议会已经准备分享和行使自己的权能了。

而在另一方面，慈禧死后，清廷不仅未逐步开明化，反而在失去权力的恐慌中加速走向保守和偏执，把维护朝廷视为头等大事，无视社会人心的变化，顽固地坚持满族统治集团的特权。

这样，“极化”政治迅速显身——民间与朝廷南辕北辙，两股相反方向的力量在撕裂中国。

本来还想通过清廷主导的变革逐步走向宪政的士大夫和官员们，从此彻底失望，抛弃幻想，其中某些力量就此与革命者结成同盟。

1911年，辛亥军兴，满清王朝顷刻瓦解了。

虽然清朝末年的《钦定宪法大纲》如前所述，具有重大的缺陷，但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诸宪法就很不一样了，其中确有些是相当不错的。1923年和1946年的两部尤其受到法学界的褒扬。然而1923年宪法的立宪过程由于(猪仔议员)受贿事件而极大地削弱了其合法性，因此，最值得关注的就是1946年12月25日(1947年1月1日颁布)拟定的中华民国宪法了。台湾的经验已经表明1946年的宪法具有相当的力量，新近台湾的修宪也是针对临时条款而不是针对宪法本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954年和1982年的两部宪法互相之间很接近，它们与中华民国1923年和1946年两部宪法相当不同。虽然1949年之前和之后的宪法差距相当大，但即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上述两部宪法，也仍然在字面上提供了一套可以把中国推向民主的制度：从地区到全国范围的逐级升的四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人民的主权，也在字面上有一系列保障公民权利的条款。何以这两部宪法对此未能在实践上有丝毫表现？正是我们如下要讨论的主要议题。

人们常如此回答：中国非宪政问题的根本症结在于宪法从来只是被束之高阁，成为政权装饰，成为政客手中的玩物，不具有实在的权威性。

话虽不错，不过这一答案等于只是转换了问题，并未解决问题。

为何在中国政客就不把宪法当回事，而在其他宪政国家的政客就把宪法当回事？其中的机制在哪里？

原因恐怕首先要从宪法诞生的原初条件去找。中国历次立宪都不是国内各种不同立场的政治力量长期对峙、力量相对均衡、谁也吃不掉谁、不得不协商妥协的结果，而是产生于一派武力的压倒性胜利，宪法成了对战争结果的认可、对军事胜方的背书。因而宪法不可能具有超越党派的公正性，相反，胜利一方的党派利益凌驾于宪法之上。

原因之二在于，原法统断裂后，丧失了维系社会秩序的非军事权威。如，满清消亡后形成法统真空，缺乏非军事的传统权威可借用及维持秩序，无法形成一个稳定的有权威的宪法传统。于是宪法成为一党一派根据自身利益而随意改动的工具，因此政治家们把宪法当作贯彻自己意志的手中玩物。

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是人治的，缺乏法治传统。宗教感淡薄的中国文化中“超越性”因素很弱，“世俗性”特征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法律的神圣性和至高性从未进入社会文化心理，它历来只是掌权者手中的工具之一。因此对统治者随意违反宪法、任意解释宪法、动辄修改宪法、随便废弃宪法，中国人似乎都无动于衷，而社会多数心理也把这点视为自古皆然的政治常例，见惯不惊，默认屈从，社会上对之质疑的声音和力量皆很微弱。

㈢关于护宪和修宪

这就产生了在中国如何确立宪法权威的问题，它是走上宪政之路的根本。

但是，我们确立宪法权威，只能在既定的历史基地上起步。因而，面对近代中国的宪法遗产，我们只有三种选择：护宪、修宪或制宪。

这里先讨论护宪和修宪的问题。

各国历史经验表明，如果本国历史上曾存在过与民主宪政并无严重冲突的宪法文本，则采取护宪和修宪的战略，比重新立宪的社会代价要小得多。由于既有宪法法统的存在，宪法的权威比较容易确立一些。而一个从头开始的全新宪法，必须经过历史过程的积累才可能产生权威。

问题是，在中国以往及现存的多部宪法中，何者有作为中国的宪政法统的渊源及修宪底本的资格？

前面已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1954年与1982年宪法相当接近，因此可以用现仍在大陆实行的后者来作竞争的候选者；而中华民国1923年与1946年宪法也比较近似，但1923年宪法的立宪过程由于(猪仔议员)受贿事件而合法性受损，故可用现仍在台湾实行的后者来作竞争的候选者；于是，我们面前就有两部主要的互相对峙和竞争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中华民国宪法。

因此，核心问题变成：该两部宪法中，谁具有作为修宪底本的资格？

或者，是否走第三条道路：同时参照两部宪法，即以二者共同作为修宪的底本，才更公平可行？

让我们先来考察一下两部宪法的内容及其性质。

1.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虽然在该宪法中保护公民权利的条款与各国宪法相差不大，但是，在其基本前提架构上是经不起宪政概念的审查的。

首先，是宪法规定有有绝对的集中的最高权力(文本规定最高权力为全国人大，同时又在序言写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该权力没有分割、分立，而是采取所谓「议行合一」，(即监督与执行合一，实际上是立法、执法、司法合一，由中国共产党实行一元化领导)，相互没有制约，是事实上的绝对王权。这与宪政的定义矛盾。

其次，中共立宪的理论基础，强调宪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因此，它当然就不可能成为全社会的公平的游戏规则。它明文强调国家的基础是某一阶级的专政，从而使该阶级的政党赋有特权，而政党特权与公民权利是互相矛盾的。

第三，宪法内写入了某一政党的意识形态(马列主义、思想)作为指导思想，而以意识形态入宪，导致「政教合一」，从而与宪法内文所规定的公民的思想信仰自由相矛盾。

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基本性质上带有非宪政精神的烙印，难以作为修宪底本。

2.关于中华民国宪法

论及中华民国宪法的法理地位，首先就需考察1946年政协立宪的派别基础。

众所周知，当时中国正值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的全国重建。在其他民主国家协调下，中国国内各党各派唯恐担上历史骂名，都不甘人后，参与了宪法的制定。也就是说，制宪的基础具有很大的广泛性，国、共两党及民主个人主义者等独立人士都参与组织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党8人，中共7人，青年党5人，民盟2人，国社党2人，以及其他社会贤达，总共38人)，同意了政协的制宪原则并大体同意了宪草修正案，参与了制宪过程。各党、各派、各阶层协商成立了宪草小组，国、共与其他政派咸与立宪，共襄盛举。主要执笔者是既非国民党、亦非共产党的著名宪法专家张君劢先生。而宪草修正案在中共退出国民大会之前就已基本成文。因此，该宪法制宪的基础广泛，代表性强。

其次，我们还应从中华民国宪法文本的内容来考察其宪政色彩。

考察46年宪法文本，并同其他民主国家的宪法比较，可以看出，它是把孙中山先生的五权(除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外，加上了监察与考试两权)宪法思想与现代民主国家的议会民主制融为一炉。在文本上，无论就其设计的国家权力的分立、平衡与制约，对政府权力的明确限制，以及对基本公民权利的保障，与其他民主国家并无实质差别。仔细阅读宪法文本，此点至为明显，兹不赘议。

第三，我们举一旁证恐怕更容易从侧面豁显中华民国宪法的正当性。

如所周知，1950-60年代由雷震先生主编的《自由中国》杂志标举自由主义宪政主义的旗帜，同当年台湾的实施戒严的中华民国政府的威权统治进行过可歌可泣的抗争。但即使反对政府，这些异议人士及其异议刊物也称中华民国宪法为“民主宪法”(第10卷第6期第185页)，并号召“根据这部宪法，建立民主制度”(第11卷第10期第306页)。这强有力地表明该宪法是社会各党各派力量公认的最高规范。

最后，我们还需从其经受的历史考验的结果来考察该宪法。

世所公认，中华民国在台湾目前已经走上了宪政民主之路。而台湾在1986年之后启动的民主化进程，正是在废除了附加于该宪法的「临时条款」和「戒严令」后，对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的自然回归，故台湾民主化是以46年民国宪法为基础的。这就清楚证明，中华民国宪法在实践上可以而且已经引领国家走上民主宪政。这是历史的结论。

㈣现代中国的宪政法统

现代中国是否存在有宪政法统？如果有，它是什么？附丽于何处？这是一个需要重新省视现代中国历史的根本问题。

面对当代的政治现实，不可否认，现代中国存在两个相互竞争的法统：即，中华民国(ROC)法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PRC)法统。

如果对两个法统进行合法性(legitemacy)比较，我们可从以下几个不同的角度讨论法统问题。

首先，从两种法统源头即1911年辛亥革命和1949年共产革命何者具有合法性，进行合法性(legitemacy)的比较。辛亥革命依据的价值是基本上符合占主流的现代价值系统(民族、民权、民生，它基本上是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革命价值系统的翻版，当然也加上了一些当时流行的社会民主主义色彩)，大体上相当于当代欧洲很多国家所奉行的社会民主主义。而1949年共产革命的价值(公有、集体主义、阶级专政、计划经济)则是正在消亡的价值系统，已经被20世纪的历史所否决。

其次，从1949年后中共统治的历史悲剧(镇反、反右、三年、、六四屠杀......等导致非正常死亡八千多万人)导致对其政权法统的否定。

第三，是台湾「宁静革命」的民主化成功经验和经济奇迹对中共仍在坚持的极权制度的否定。

第四，是邓小平式的「改革开放」的实质(「辛辛苦苦几十年，醒来回到解放前」)对共产革命及其意识形态的否定。所谓「改革开放」，就是把共产主义强加于中国社会的那些痕迹，统统抹去。

第五，是共产主义大溃败的全球冷战结局对中共政权的否定。

第六，是通过战后历史的检讨即1949年之后三个中国人的社会(大陆、港、台)的分区式的制度性竞争昭示的方向导致对大陆政权的否定。

法统问题是将来中国政治中不能绕开的基本问题，也是解开两岸关系这一历史死结，重建现代中国的宪政体制，完成民主建国重任的钥匙。就何者才传承了宪政大统而言，研究的结果正是对共产革命的裁判。现代中国的真正宪政法统，是中华民国的法统；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具有合格的宪政法统地位。

继承了中国宪政法统的中华民国政府，如果卸下了自身的历史重任，北京政权就必然以民族主义为旗帜，以中国大一统为号召，对国府的存在，对台湾的安全构成外交与军事的威胁。国府以高姿态放弃对中国大陆的管辖权，诚然是善意和政治现实主义的表现；但必须以北京政权对等地放弃对台湾地区的管辖权为前提。倘若北京并无对等的善意回报，国府也须收回对中国大陆管辖权的放弃。如此，才能真正保障台海的安全，保障台湾同胞的根本福祉。台湾虽然只是边陲小岛，但海内外的中华同胞，切不可低估了中华民国宪政法统的道义力量。中国有句老话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台湾的宪政民主体制，为同共产政权进行和平竞争、逐鹿中原预留下根本的正当性的法统资源，为中国走上民主宪政之路垂范立标，留下至关重要的血缘命脉！这是中华民族的近代最大的政治遗产，也是台湾同胞的生命安全线。一兴俱兴，一亡俱亡，我们千万不可等闲视之。

㈤关于重新制宪

当然，我们不能低估在中国大陆重建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合法性将会遇到的重大障碍。第一个障碍当然是中共坚持权力垄断。它唯一听得懂的语言是实力，因此，只要它仍能借助大棒加葫萝卜掌控多数民众，它是不愿降下共产主义旗帜，不愿走向宪政的。更重要的障碍在于，大陆民间在世的多数人，经过中共50年的隔绝、信息封锁及单方面宣传后，已经不了解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制宪过程了。一般大陆民众已经习惯于把1946宪法看作一党，即国民党的私产了。这种几十年的心理积习是一时难除的。这是一个巨大的心理障碍。因此，一旦在大陆出现(对中华民国宪法的)护宪和修宪舆论，很可能被解读为国民党为一党之私“”的报复行为，也许难于得到广泛的认同。

政治发展的轨迹是很难预先设计的，由于种种偶然机会的因缘聚合，政治潮流和变迁过程常常是难以逆料的。有鉴于此，我们必须预留下重新立宪的选择空间。在一些特殊的政治情势下，制宪的阻力也许会小于护宪修宪。

放弃考察报告范文篇8

【关键词】突围转型；融媒体生态；副刊初心；运营策略

在报纸式微已成定局的融媒体时代，报纸副刊边缘化是一个不争事实。作为副刊，怎样在新的媒体传播生态中实现突围转型，进而重构副刊在传媒文化价值中的核心地位，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副刊的重要地位在融媒体生态中更为凸显

副刊从创刊迄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从定位看，副刊虽然是新闻正刊的补充和延伸，但从其作用看，副刊不副，特别在新的传媒生态中，它的重要地位更加凸显。在新闻同质化普遍严重的传媒环境中，副刊是一种异质的存在。在融媒体时代，信息海量，传播快捷，但独家新闻还是可遇不可求的稀缺品，同质化已成为新闻不可救药的通病。而好的报纸副刊，是陶冶读者情操、净化读者心灵的“精神家园”，成为了一种异质的存在。副刊虽与新闻板块共同承担着服务读者的重任，但因为其偏重文艺性和知识性的传统而承载了报纸的文化底蕴。“报纸耐不耐看，主要看副刊”。著名报人赵超构一语道出了副刊的地位。在报纸由信息媒体向“意义媒体”的嬗变中，副刊有其独特作用。融媒体时代新闻竞争白热化，越来越多的媒体人意识到，好的媒体必须是观点生产者，阐释是“内容为王”中的王道。而副刊固然较少阐释具体的新闻，但从来与时代和社会同频共振。“五四”时期，副刊成为文学革命和知识启蒙的平台，各种思想的交锋，也成就了《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民国日报·觉悟》副刊、《时事新报·学灯》副刊。现代副刊在追求生活的贴近性和现实性的同时，始终没有放弃其应有的文化高度和思想深度，在观点生产者的舞台上展现风采。也正因为此，引得一些媒体逆势而动，如《华西都市报》副刊从2017年起，由周末才有的副刊增至每日四版。在弘扬主流价值的博弈中，副刊“润物细无声”的功能愈发重要。从历史看，副刊一直在先进文化的建设和文化思潮的引领中发挥重要作用。如鲁迅的《阿Q正传》等大量文学作品就是在报纸副刊上发表的，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是首先在报纸副刊上发表。在今天，文化多元，价值多元，主流文化、主流价值碎片化，副刊作为最能体现报纸文化个性、区域文化特色和民族文化品质的构件，必须有其担当。

副刊的作为空间在融媒体生态中相对更大

对于副刊边缘化的问题，应持辨证眼光。一方面，网络的崛起造成纸媒的相对衰退。另一方面，更与副刊自身问题相关。20世纪90年代，一些副刊为迎合受众需求、追求经济效益，逐步放弃了副刊价值引领和文化担当的责任。在形式上追求大而全，大搞专刊，如娱乐、健康等板块，甚至在一些版块大上软文，真正有副刊自身特色的东西越来越少。这种形式变更不但导致各报副刊内容大同小异，更造成副刊媚俗化、商业化。检视造成副刊边缘化的自身原因，旨在说明传媒环境变化并非其根本原因。相反，副刊要主动拥抱融媒体时代，因为融媒体提供的新技术环境为副刊提供了更为广阔的作为空间。可实现由关门办副刊到开门办副刊的转变。由于介质本身局限，传统报纸副刊编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我编你看”，互动受到很大限制。与新媒体融合后，这种状况能得到有效改观。新媒体技术中的评论、分享等功能，使得副刊用户既是内容的消费者也是生产者，参与度得到大大加强。可实现由单一的文字表达到多元的文本表达。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文字文件可以被轻松地转换成音频播放。借助这一技术，副刊不再是单一的文字呈现，而是可以做到有文有图有音频。通过调动用户更多感觉器官，让内容传达过程更加轻松简便，更富有趣味性，更加人性化，用户体验也将更加优化。可实现由一次传播到多次传播。借助新媒体赋能，副刊作品不再局限于报纸这个单一介质，而是可实现多介质、多平台传播。传播效能将更为高效，副刊影响力将更为广泛。事实上，目前已有报纸做出了可贵探索。如加强互动方面，《成都商报》的《大周末》副刊举办“头条诗人”评选活动，以微信公众号投票形式来与用户互动，在一年时间里有超过百万人次的用户参与，大大提升了副刊的传播力与影响力。再如多文本表达方面，天津《今晚报》副刊打造的《津味君说老事》音频节目，成了天津津云APP的品牌。至于多次传播，《人民日报》记者朱思雄写的游记散文《徽州八记》在报纸副刊首发后，又在网站、客户端、微博、公众号等新媒体上推送，做第二次传播。此后，又生产出音频、视频产品，再次在新媒体上进行传播，最后由出版社结集成书。得益于多元化传播，整个《徽州八记》的网上阅读量达上亿次，这种传播效率如果放在以前，是难以企及也是难以想象的。

副刊的守正出新在融媒体生态中尤为关键

放弃考察报告范文篇9

南京师范大学赵寄石教授是中国大陆幼儿教育界具有很高学术声望的幼儿教育专家。1921年，赵寄石出生于南京一个牧师家庭，民主开放的家庭氛围，使她享受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这也是她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为人风格和谦逊博爱的人格形成的重要条件。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后，她被保送进入苏州景海海女子师范，毕业后留校，在附属小学和幼稚园工作。从婴儿院、幼稚园一直教到小学一、二、三年级。正是在这些年间，她与2-8岁的儿童及他们的家长建立了感情，也感受到了与比她大很多的其他教师共事的乐趣。这八年的经历，为她进入学前教育学术领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48年，赵寄石赴美留学，学习幼儿教育。1952年回国，任教于当时的南京师范学院幼教系，先后从事幼儿园自然教学法和语言教学法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这个阶段，通过对教育现实和社会现实的了解，尤其是通过与基层普通民众的接触，坚定了她教育为大众服务的思想，这也是指导她以后研究和工作的重要信念。

恢复幼教引领建设

20世纪70末，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百废待举，百业待兴。赵寄石教授在唐淑教授的配合下，负责恢复学前教育专业和带领同事们进行学科建设的工作。从教学和研究队伍的组织，新的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的拟定，一批新的课程的开设及相关教材的编写，专业基础研究的展开，团队研讨活动规范的建立等等，赵寄石教授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赵寄石等老一辈研究人员的努力下，关注理论前沿、注重教育实践这一陈鹤琴先生倡导的学科建设原则又得到了发扬和光大。在赵寄石教授的倡导和带领下，教师们深入幼儿园，开展各科教学法的研究，为进一步的幼儿园课程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赵寄石教授不断从理论上思考高等师范学校的学前教育专业建设，在培养目标、队伍建设和研究方向等方面提出了很多具有前瞻性的见解。在《重新思考学前教育专业》和《90年代高师学前专业面临的挑战》等文章中，赵寄石教授对高等师范学校的学前专业建设提出了很多极具价值的观点。她指出：高师学前教育专业的改革，首先要从学前教育基本概念的变革中引伸出来，要关注学前教育的内涵的变革，如年龄的下延、服务范围的伸展等，将高师学前教育专业办成培训和科研一体化的机构，拓宽高师学前教育的服务范围，高师的服务和研究对象要扩展到从出生到入学前的儿童，要研究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学前教育机构的保育和教育。

赵寄石教授特别关注教学和研究队伍的建设。在完善基本的学术团队的同时，倡导研究人员出国进修和深入实践，鼓励年轻教师留校任教后首先深入幼儿园进行实践锻炼。赵寄石教授还非常重视研究团队的讨论和研究，还注重跨学科的学习和交流。

锐意改革探寻真知

赵寄石勇于正视幼儿园教育尤其是幼儿园课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弊端，并努力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上进行深入的探究。她在幼儿园实地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结构主义的理论和陈鹤琴等的课程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综合教育”的思想，并在幼儿园中实践这种思想。“综合教育”的提出，在当时过于一统化的采用分科课程的背景下，对于当时幼儿园课程理论和实践来说，这是一种重大的震动。综合教育的实验研究，拉开了我国声势浩大的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序幕，对解放学术思想，促进教育观念更新，促进幼儿园课程的多样性和适宜性起到了重大作用，当然也对幼儿教育的成效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当然，对综合教育的研究，也必然会出现一些不同的或者是反对的意见。面对这些不同的声音，赵寄石教授很平静地说，我们是在为孩子做事，我们继续为孩子做事。在“综合教育”研究的过程中，她经常深入到班级中，深入到教师和儿童中，践行行动研究法。在不断总结的基础上，形成了幼儿园综合课程的基本结构、综合机制及实践策略。“综合教育”在中国大陆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综合教育”本身，它让很多的研究者和实践者解读到了这样的理念：中国的幼儿园课程不应该一统化，一切适合于幼儿发展的课程都值得去探究。

在城市幼儿园综合课程研究的基础上，赵寄石教授带领一批教师深入农村，开展农村幼儿园课程的研究，并主持了全国教育科学“七五”重点课题“农村学前一年综合教育”的研究。赵寄石教授不顾年事已高，经常深入农村，有时跟随孩子们来到村庄和田间，观察农村文化背景中的幼儿园活动，关注农村的幼儿园的课程开发。从80年代末起，她的身影经常出现在扬州邗江、南京江宁、常州武进、无锡锡山和宜兴、徐州睢宁等地的农村幼儿园。当时的交通条件还不发达，有些山路还要坐拖拉机进去。赵寄石教授和年轻的同事们一起，克服了各种生活上的困难，全力投入到研究之中。90年代初，课题组出版了《农村学前一年综合教育课程》，发表了近二十篇相关的论文。在国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相关研究成果在1992年OMEP大阪会议上进行了交流。

在赵寄石教授的带领下，90年代中期，南京师范大学的学前教育研究人员又开始了幼儿园领域课程的研究。该研究一方面试图整合过于分散的课程内容，将相关的学科整合为相应的领域，同时确保经验的系统性；另一方面，使重要的学习经验不至于遗漏，使幼儿教育真正促进幼儿的全面和谐发展。1996年，出版了中国大陆第一套以健康、语言、社会、科学及艺术五大领域为组织线索的幼儿园课程方案，并在随后展开了更大范围的实践研究。近年，对幼儿园领域课程进行了改革和发展，尤其是更多的关注不同领域之间课程内容的相互渗透。刚出版的由赵寄石和唐淑教授领衔主编的《幼儿园渗透式领域课程》是对领域课程的一种改进和完善。

在实践研究的同时，赵寄石教授还深入讨论幼儿教育和幼儿园课程的理论问题，系统的提升幼儿园课程建设实践的经验。在幼儿教育的基本价值观念、幼儿与教师的关系、幼儿园教育的基本结构、幼儿园课程的综合机制、幼儿的智力发展与教育、幼儿语言发展与教育、幼儿园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上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发表了很多的学术论文，也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影响。

赵寄石对幼儿教育的理论建设总有一种宏观洞察和高度把握的能力，先后提出用“结构主义心理学理论”、“生态学的观点”和“持续发展的观点”等理念来研究幼儿教育，并将这些观点运用到幼儿园课程的理论和实践中去。赵寄石教授在《为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幼教科学努力奋斗》、《我国幼教科研的发展与展望》、《为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学前教育理论体系而努力奋斗》等相关的文章中，明确地提出了她对于幼儿教育研究的见解。如，她在80年代末提出，学前教育的理论研究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对原有体系中的概念、变量、陈述、格式等理论基本要素重新进行考察，加以确定、调整、更新、充实；同时，对原有体系的基础理论，即教育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中的新发展加以探讨并吸收，从而构建基本理论的框架。二是80年代借鉴吸收国外新的理论观点，直接用于指导幼教实践。对这些实践研究的过程和成果进行概括，探讨其中的规律，就能建立起技术理论的框架。赵寄石教授的这种理论建设思想，一直是指导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研究的重要思想。

广泛沟通积极借鉴

在关注本国学前教育研究的同时，赵寄石教授非常重视开展国际交流。从80年代起，她通过多种方式，广泛接触国外幼儿教育专家。1982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同中国建立幼教合作项目，南京师范大学被教育部确定为首期唯一的与儿童基金会合作的单位，作为该项目的重要负责人之一，赵寄石教授积极推进各项合作工作，在项目计划、实施及成果推广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甚至还亲自关注资料的翻译工作，并培养年轻教师和学生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基本能力。南京师范大学的工作受到联合国儿基会官员的高度评价，也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中国进一步的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赵寄石教授多次赴国外考察及参加国际幼教学术会议，为中国幼教界参与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考察交流的同时，赵寄石教授非常重视对国外先进经验的借鉴和思考。比如，80年代初，赵寄石教授随学校考察组，访问了墨西哥、美国及英国，回国后，她一方面介绍在国外看到的先进的实践，与此同时，她也比较分析了我们自己的优势和存在的问题，并在借鉴的基础上探讨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在赵寄石教授起草的国外考察报告中，都有思考和启示的部分，也正是在不断对外交流和思考的过程中，在对本国现状不断思考和审视的过程中，孕育了她关于学前教育改革和建设的基本思想。赵寄石教授深知了解世界幼儿教育发展的重要性，她自己亲自为本科生开设“外国幼儿教育”这门课程，还编写了讲义及外国幼儿教育文稿，并积极扶持国内的年轻学者编写相关教材。赵寄石教授的“外国幼儿教育”课，资料详实，“说”与“思”并重，任何理论观念最后都落实到我们的教育现实之中。

扩展领域辛勤拓荒

在当代中国幼儿教育界，赵寄石教授德高望重。她从事幼教工作半个多世纪，把全部的生命与幼教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近十年，赵寄石教授又在不断拓展自己的研究视野。她引导年轻的研究人员关注比较教育、教师教育，并努力为年轻教师的申请科研项目提供帮助和服务。她自己又向新的研究领域迈进。她特别关注托儿教育，经常深入托儿所关注一岁半至三岁孩子的活动。她和托儿班的老师一起研究托儿的发展特点和学习特点，研究托儿课程的组织和实施，她们的研究成果——《托儿综合教育课程》已于90年代出版，并在更大的范围里进行实验研究。赵寄石教授高度关注家庭教育，她对家庭教育的研究，理性中透着浓厚的情意，循循善诱又言之成理。她认为，在学龄前这个关键阶段，成人的不同态度会给孩子以不同的导向，造成以后不同的结果。若能在幼儿阶段因势利导，支持鼓励，放手培养，就会逐渐形成孩子的独立性；若事事包办代替，孩子自感无能，必然导致依赖性。从小养成独立性，一辈子受益，依赖成性，非但难改，而且贻害无穷。她特别强调要珍惜幼儿的自主性，要让幼儿拥有快乐的童年。她的《育儿之道》及《家庭教育小议》等家庭教育手册，深受家长和研究者的喜欢。赵寄石教授在研究幼儿语言教育的基础上，还开始了幼儿英语教育的研究，并受到了很多实践工作者和研究者的关注。

当我们看到80多岁赵寄石走进幼儿园、托儿所，当我们看到她在一群蹒跚起步的孩子中间，不时的与孩子们交谈，不时的倾听和观察，我们无不为这个场景感动！我们可以确定，这就是这位老人最重要的生活。正是这个老幼亲和的世界，不断地激发着赵寄石教授的思想和智慧，让她向着一个又一个专业领域前行。

博爱谦逊扶持后学

赵寄石教授的博爱与谦逊感染了很多人的心灵。她总是为他人着想，谦恭宽容，远离功名。她总是耐心的倾听别人的意见，肯定别人积极的方面。从大学的同事到幼儿园孩子的父母，从城市的幼儿教师到边缘山村的代课教师，都感受到了她的博大的胸怀和博爱的品格，都能在与她的交往中感受到一种关爱、尊重和激励。有些农村甚至边缘山村的幼儿教师突然造访，赵寄石教授总是热情接待，耐心倾听，积极鼓励，有时还给予生活上的帮助。全国各地的幼儿教师只要给赵寄石教授写过信，不管她（他）深处何地，总是能收到赵寄石教授的回信。

我们这些在赵寄石教授身边工作的每一个人，都得到过她的真切的关心和帮助。赵寄石教授关心身边每一个人，在她眼里，任何人都在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所以她对大家没有远近亲疏，对任何人一视同仁，都给予热情的帮助和关心。90年代初，赵寄石教授领导的农村幼儿教育研究课题组的报告被幼儿教育国际大会接受，作为第一作者，赵寄石教授放弃了参加会议的机会，把机会让给年轻教师，并帮助年轻教师准备发言提纲，修改英文稿。有些教师身体不是很好，赵寄石教授总是利用外出的机会，为他们寻找相关的资料、保健品。这类事，在赵寄石教授的生活中的经常发生的。国内其他的师范院校也有很多教师得到了赵寄石教授的热情帮助和关心。可以说，只要在赈灾、救助的地方，就能感受到赵寄石的善心、爱心。赵寄石教授的为人感染和激励了很多人，她的品格和学术思想将会指导和激励人们为幼儿教育事业的辉煌而不断奋发努力！

参考文献：

1、赵寄石：《赵寄石学前教育文稿》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放弃考察报告范文篇10

关键词：土地革命战争；；农民；思想教育；乡村振兴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维护最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切身利益。党的五中全会擘画了中国未来社会发展的美好蓝图，响亮地吹起优先发展农村农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伟大号角。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教育是思想的前提，要真正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要求，必须重视和加强农民教育，补足补齐农民思想意识的短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重视农民教育，净化农民思想，开创性地认识到农民在革命中的主体地位，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对农民进行教育，并对农民教育思想展开了一系列积极探索。借鉴吸收这一时期的农民教育思想，对当前实施乡村振兴行动、深化农村改革、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农民思想教育产生的原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称为“十年内战时期”或“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主要指从1927年8月由、和等领导的南昌起义的爆发到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时期。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开始，国内阶级矛盾下降，民族矛盾上升，国共两党由对峙转向合作，拉开了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序幕，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宣告结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农民是革命的主体，是可以团结的重要力量，始终坚持一心为民的初心和宗旨，切实为农民群众谋福利。但在革命中，农民阶级也暴露出其固有的弱点和局限，农民现实的思想状况与革命发展的思想要求之间存在着差异。为壮大革命队伍，充实革命力量，淬炼革命思想，真正改造农民、团结农民，必须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因此，农民阶级的局限性、革命队伍的壮大和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农民思想教育的重要原因。1.1克服农民阶级自身局限性的需要。农民阶级天然存在着一些固有的、无法克服的弱点和局限性，首先表现为大部分农民文化水平偏低。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深刻指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1]39。由这些论述可以看出，农民是可以被改造的，农民自身的局限不是它自己决定的，而是地主剥削了农民的受教育权。因此，对农民进行教育实现其自身的自我改造是能够实现的，也是必要的，经过改造后的农民可以成为坚强的革命力量。早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就强调，农民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然而他们的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一部分失业群众则具有无政府思想）”[1]18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农民教育的现实状况不仅造成了农民思想僵化、民主意识缺乏，更阻碍了农民参加革命、谋取自身利益的积极性。想要带领农民干革命就必须以满足农民对土地的需求为前提，而要科学合理地带领农民开展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运动又必须对农民进行革命理论的熏陶与引导。也就是说，受传统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和封建宗法思想制度的束缚，广大农民缺乏相应的独立性，依赖性和盲从性严重，成为农民革命路上不容忽视的障碍，也迫使革命者必须加强农民思想教育。农民阶级有着革命性和妥协性的双重矛盾性格，使得他们既急于希望获取土地资源、改变贫苦生活，但又没有革命的决心与勇气，缺乏坚定的革命信念。这种自我矛盾思想更加剧了农民思想教育的必要性。农民阶级的这些特点和现实，迫使革命者必须将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必须摆在前面，以便克服农民小生产者狭隘的政治眼光和阶级局限性，让接受教育的农民真正成为革命的主体，发挥农民群众在革命中的战斗堡垒作用。1.2壮大革命队伍的需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关键又在于对农民的教育。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白色恐怖蔓延，革命前途渺茫，悲观失望情绪蔓延，再加上国民党的疯狂围剿，革命力量骤减，革命队伍亟需扩充，而人口最多的农民自然成为革命队伍争取的对象和主力之一。或者说，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要成功，就必须获得农民的支持，工农形成“合唱”，否则就会成为“孤鸿哀鸣”[2]。正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意识到农民的力量，主动走进农民、联合农民、发动农民、带领农民，实现工农联合，增强了革命力量。换句话说，农民问题是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革命必须得到农民的支持和拥护，否则“国民革命不会成功”[3]。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通过一系列文章，深刻揭示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地位，大力称赞农民运动“好得很”，支持农民革命运动。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革命队伍的壮大，急需对农民进行教育改造，推动农民参加革命。从道路选择上看，面对强大敌人占领和统治的中心城市，为了保存革命的火种，只能放弃攻打城市，根据我国国情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之路，而农村包围城市就必须聚集、团结广大农民。从革命愿望上看，广大农民受地主剥削压迫最深，一直饱受欺凌，在整个社会中处于最无权地位，有改变自己悲惨生活的强烈愿望，接受党的领导的革命性坚定。从农民自身来看，农民作为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军，是共产党真正的朋友，为了获得土地翻身当家作主，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因此，革命形势的发展，革命队伍的壮大，决定了必须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1.3保持中国共产党性质的需要。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将实现共产主义、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为全体人民谋福利的初心和宗旨始终未变。我国自古以来以农业为主，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乡村人口中，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农占百分之十。百分之七十的贫农中，又分赤贫、次贫二类”[1]20，深刻地揭示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比重庞大、农民人口基数占据主体的现实。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广大农民饱受欺辱与摧残，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亲眼目睹了人民特别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生活的疾苦，指出“农民受到的压迫和压榨世之罕见”。为此，中国共产党就勇敢地肩负起带领农民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一个自由、平等、民主、富强人民政权的重任，并在革命中突显“以农为本”思想和“为农服务”意识，让农民切身感受到利益和实惠。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在多次实践调研（包括《宁岗调研》和《永新调研》）中，通过对农民的性质和现状的分析，认识到农民的利益诉求与党的宗旨存在一致性，指出农民是可以联合的阶级。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广大农民对革命的支持，需要对农民进行教育进而改造农民、团结农民。另一方面。农民为更好地参与革命实践，也有接受科学理论教育、提高自己思想觉悟的渴望。这两方面因素的存在为农民的思想教育提供了现实可能。同时，中国共产党来源群众、依靠群众的工作方式，决定了党的政策、方针必须回归群众、反哺群众，维护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的可能性。

2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农民思想教育的内容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按土地占有和经济情况，可以将农民分为贫农（含雇农）、中农和富农。其中，贫雇农是农村的半无产阶级，受压迫最深，自然成为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中农是农村中的小资产阶级，同样受到官僚势力、封建地主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掠夺，因而也可作为无产阶级争取的对象；占农村人口最少的富农，不仅没有受到威胁和压榨，反而经常压迫剥削他人，害怕革命威胁到自身利益，革命性最弱。因此，本研究中的“农民”主要是指贫雇农和中农这一受剥削压迫的群体；“农民思想教育”主要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贫雇农和中农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方面进行的一系列宣传教育活动，以满足革命形势和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2.1开展政治教育提升农民政治觉悟。政治教育是农民思想教育的首要任务，重视农民的政治教育是农民思想教育最突出的特点。主张用共产主义对农民进行政治教育，以图唤起农民的革命意识，自主投身民主革命。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农民中存在的各个阶层及其在革命中的作用进行了科学分析，重点论述了在革命中组织和依靠农民的重要性，并热情洋溢地论述了普及政治宣传的意义与方法，驳斥了当时对农民运动的各种怀疑和指责的论调，产生了广泛影响。同时，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进行的宣传工作、教育工作等都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清醒地认识到，农民受到封建宗法观念的束缚，盲目性、自发性较强，必须加强对农民的政治教育。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明确指出：“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目标，就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1]86因此，亲自率领战士在街头巷尾向群众宣传穷人要革命的道理，刷写标语宣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挨村逐户开展宣传，访贫问苦，多次召开群众性大会。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期间，还曾用“杨先生”的名义对农民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通过教育和学习，广大农民的理论水平不断提高，逐渐认识到农民运动的重要性，同时增强了实践能力，掌握了开展农民运动的方式方法，坚定了开展农民运动的信心。但农民本身所固有的组织纪律缺乏、封建迷信盛行、斗争目标盲目、片面贪图享乐等非无产阶级属性，不仅阻碍着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实施，也在一定程度上给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与发展埋下了隐患。因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农民、灌输农民，最大程度地占领农村政治思想阵地，提升其政治觉悟，努力帮助克服农民阶级的狭隘性，把广大农民群众真正团结起来。2.2开展经济教育确保农民生存之本。经济教育是农民思想教育的核心。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结合着经济工作一道去做，不能孤立地去做”[4]。思想政治教育要讲大目标、大道理，但不是空的，要以满足农民经济需求为根本。也就是说，解决思想问题要通过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来进行，必须从实际出发，从关心群众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入手，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给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土地是农村的命脉，更是广大农民的生存之本，不仅关乎农民的经济生活，也直接关系着农民的政治态度。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等中国共产党人十分注重发展生产保障民生，改善农民物质生活。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写道：“我们要胜利，一定要做很多工作。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这样，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尚光荣的旗帜。”[1]136自幼生长在农村的，耳濡目染农民生活的困顿和地主的剥削压榨，深知普通农民对土地的强烈渴望，意识到无产阶级要带领农民干革命，必须首先满足农民对土地的渴求。或者说，只有引导农民通过军事斗争摆脱封建地主和土豪劣绅压榨，摧毁地主豪绅武装，建立农民自己的政权才能保障革命成果。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带领农民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取消苛捐杂税的土地革命，以此保障农民生产之本，推动农村生产力发展，增加农村物质供给，解决农民实际生活困难，改善农民生活状况。获得土地后的农民革命热情高涨，纷纷投身革命事业。总之，经济工作尤其是经济教育让农民获得了利益，确保了农民的生存之本，为战争的推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后盾。2.3开展文化教育促进农民意识提高。文化教育是农民思想教育的基础和前提。大革命惨败后，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由城市转向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山区，革命运动在农村形成了一片星火燎原之势。等中国共产党人清晰地意识到，要在农村进行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就必须把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政治教育放在首位。历史和实践也充分说明，要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必须用先进的理论教育群众，提升其政治觉悟，提高其理论素养。对农民的文化教育，不仅是对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科学技术教育、军事理论教育等的基础，更是对农民进行革命理论教育、政策主张宣传的重要手段。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红军成分，一部分是工人、农民，一部分是游民无产者”，“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容易。在此情形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1]63。他深刻认识到农民在党员成分中所占比重较大的现状，指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问题的重要性，强调“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1]77。这里所说的“政治训练”“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显然包括了马克思主义观点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从小生于农村、长于农村，来自农民家庭的早就意识到农民文化教育的重要性，提出农民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要“用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的政治和文化水平”[1]126。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农民绝大多数都是文盲或者半文盲。这给党的政策和革命思想的宣传带来了严峻挑战，能否做好农民的文化教育，不仅关系到苏维埃政权的巩固，更关系到革命胜利与否。从土地革命开始，“苏维埃政府用一切方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给予群众政治上与物质条件上的一切可能的帮助。因此，现在的苏维埃区域已经在加速度地进行文化教育了”[5]。但旧中国农民文化思想落后，普遍低下的文化知识水平并非一朝一夕能够改变，这一现实结果更迫使必须抓紧对农民进行扫盲教育，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提升农民革命自主意识，促进革命理论和革命思想的深入广泛传播。2.4开展军事教育提高农民军事技能。军事教育是农民思想教育的重点。吸引农民加入革命队伍，加大对农民进行军事理论和军事技能教育，在农民利益得到满足的前提下，是扩展革命队伍、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保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对农民的军事教育主要从军事思想教育和军事技能教育两个方面进行。在军事思想教育方面，注重政策与策略教育，将政策与策略看作“党的生命”“行动出发点和归宿”。深刻地指出：“不注重政策与策略的教育，不使这种教育贯彻到底，使全体指战员充分明了，不加检查，让单纯军事观点占了统治地位，不尖锐全面彻底地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向这种错误观点让步妥协或者隐瞒这些现象不向前委或军区反映，而前委或军区则不向中央反映，只将战绩向上级及中央反映。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不对的，是或多或少离开了党的路线，必须认为是极端严重的现象，应当立即加以检讨。”[6]可见，十分重视政策与策略教育对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意义，要求主动根据实际情况及其变化制定党的政策策略，强调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同时，还通过军事思想教育，动员农民推翻封建地主的剥削统治，建立农民自己的革命武装政权。比如在北伐战争期间，对农民运动给予了热情的歌颂和支持，并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指出，“民团、团防必须解除武装，绅士的政权必须消除，乡村自治政府，必须以乡村民权势力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组织农民自卫军以保障革命”[7]。在革命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对农民进行实战性的军事技能教育，才能真正捍卫革命政权。因而，亲自制定了军事训练方法，向农民传授各种军事技巧，比如距离测量、自我救护、武器运送、装备维护等技能；向农民普及军事常识，如战时遇到飞机不要乱跑、学会遇敌隐藏身体、开挖防空洞、正确使用梭镖等技能。这些军事教育提升了农民的军事技能，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等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农民武装夺取政权、打土豪分田地、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起到了重要作用。

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时期农民思想教育的现实启示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重视农民教育，通过开展政治教育提升农民政治觉悟、开展文化教育促进农民意识提高、开展军事教育提高农民军事技能、开展经济教育确保农民生存之本，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思想觉悟、政治意识、生存技能、军事能力，成为我国农民思想教育的典范。当前，我国正在推进乡村振兴建设，深化农村改革，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科学借鉴土地革命时期农民教育思想，汲取经验，重视农民思想教育、提高农民思想觉悟，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支持。3.1思想是先导，实施乡村振兴必须加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是革命的指导，科学理论的指导是革命胜利的前提。思想凝结于理论中并为行动提供导向。全面实施乡村振兴，真正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农民思想素质的高低至关重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党人将农民教育摆在突出位置，认为“农民教育是最严重的问题”[1]1477，意识到只有重视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用先进的思想和文化教育农民，扫除其思想上固有的狭隘性和矛盾性，才能稳定革命的同盟军，进而保证革命胜利。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但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农民增收困难的现实不容忽视。农村普遍存在着农民科学文化水平低下、传统小农思想根深蒂固的现实，特别是当下，受各种因素影响，农村不良社会风气蔓延、农民盲目攀比浪费严重、农村土地闲置问题突出等现象有所回头，这些都逐渐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拦路虎。因此，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借鉴土地革命时期我党农民思想教育的精髓理念，加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用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意识教育广大农民，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抵制各种不良思潮的侵袭。特别是要用精神文明、科学文化来教育农民，改变其思想落后、文化偏低的现状，从而保障我国农业现代化科学、合理、有效地发展。3.2现实是要求，农村是当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短板不容忽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广大农民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都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加速了世界地球村的实现，同时也加剧了各种错误思潮对农民的侵蚀。科学文化素质长期落后的农民，其思想上固有的封建性和狭隘性，导致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并不能自发地让其催生出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目前，农村陋习普遍、思想混乱、道德滑坡等现象越来越严重，引人忧思。究其原因，对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忽视，对农村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短板现实的忽视，是当今农村不良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结合我国农村面积广阔、农民人口众多的现实，清醒地认识到应将“掌握政治思想教育”作为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指出“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8]。结合历史经验，面对严峻现实，只有不断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用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意识教育农民、灌输农民，塑造新型农民，才能克服农民固有的自私狭隘、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农民是当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短板的严峻现实，更加剧了对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今后，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农民，帮助广大农民认清新形势、新变化，正确实现自身的价值，真正推进乡村振兴向前发展。3.3土地是基础，重视农民利益需将思想教育与物质激励相结合。土地是农民生活的基础，更是农民生存的命根子。曾尖锐地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9]对农民的土地需求的满足程度，是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能否取得理想效果的关键。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深刻地意识到土地的重要性，把对农民的关心付诸到对农民土地需求的满足上，让农民切身感受到了真心实意的关怀，发挥了以物质利益促进思想教育的巨大作用，引领广大农民群众积极投身革命，用行动表达对革命的支持和拥护。当下盛行于农村传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弊端也越来越凸显，小农耕种增收困难的窘境引起了社会普遍关注，其高强度、大投入、低效率换来低收入的尴尬局面更发人深思。党中央充分认识到农村发展的问题，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鼓励农村发展多形式、多样性的规模化经营，建立集约化、专门化和市场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面对当前农村普遍存在的农民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短缺、农田大片闲置的现实，党中央提出了农村土地流转的创举。通过大力推进农村土地使用权有偿流转，充分利用农村闲置土地资源，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实现了增加农民收入和荒置土地使用的“双赢”。土地是基础，必须结合当下实际，充分利用土地这一农村最宝贵的资源，高度重视农民利益，把思想教育与物质利益相结合，积极探索用土地资源为载体实现教育农民的目的。3.4人才是核心，高素质人才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有力支撑。推进农村改革与发展，关键在于人，核心在于思路。人才为农村发展提供思路，正确思路指引科学发展。可以说，农村发展的关键在于人才，“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10]。当前，我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其核心和关键都在于人才，特别是高素质人才队伍。要扩大农村人才队伍，对政府而言，必须加强农村人才队伍建设，建立完善的农村人才吸收机制。从社会的角度看，善“筑巢”方能多“引凤”，要积极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激励人才发挥作用、施展才能；从人才发展的角度看，留住人才比引进人才更重要，因此必须完善奖励和激励机制，对有突出贡献和重大创新的人才大力给予奖励，稳定农村人才队伍；从个人情感的角度看，既要留住人才的“身”更要留住人才的“心”，因此应给予农村优秀人才更多的情感关怀，增强人才的归属感，提升其投身农村、奉献才智的信心。同时，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保障广大农民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缩小城乡差距。此外，更要在文化环境上下功夫，营造公平、合理、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让人才在农村这片沃土上更好地施展自己的才华。总之，要推动乡村振兴，必须充分挖掘人才，积极调动社会各界人才投身乡村、奉献自我；必须大力重视人才，充分鼓励各类人才回归农村、贡献力量。一句话，只有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汇世间人才而留之，才能全力推进乡村振兴健康向前发展。

4结语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创性地认识到农民力量的伟大，坚持把农民利益放在首位，始终重视农民思想教育，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方面用实际行动教育改造农民，提出了一系列有深远意义的教育理论，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党的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把乡村建设摆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面对当前农村意识形态教育相对薄弱、农民文化素质普遍落后、农业增收陷入瓶颈的现状，当前必须科学借鉴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展农民思想教育的经验，在思想上重视加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克服农村思想道德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短板。同时，努力加强农村高素质人才队伍建设，积极调动社会各界力量投身乡村振兴行动，助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唯有如此，乡村振兴才会早日实现，农村面貌才会早日改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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