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制度范文10篇

法律援助制度范文篇1

第一条为保障公民享有平等的法律保护，规范法律援助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和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法律援助，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在司法行政部门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的法律服务机构及法律援助人员，为经济困难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

本条例所称法律服务机构，是指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和基层法律服务所；法律援助人员，是指根据法律、法规和本条例规定实施法律援助的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以及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受援人，是指获得法律援助的当事人。

第三条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监督管理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工作。

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具体负责组织、指导、协调本辖区的法律援助工作。

第四条法律援助经费应当列入同级人民政府财政预算，专款专用，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鼓励社会对法律援助事业提供捐助。

第五条有关机关、单位和个人应当支持法律援助机

构和法律援助人员开展法律援助工作。

法律援助人员依据法律、法规和本条例规定实施法律援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涉。

第六条鼓励社会团体、其他组织和法律服务人员自愿对经济困难或者有其他特殊困难的当事人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

第七条对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法律援助的对象、范围和形式

第八条当事人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需要法律服务，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经济困难的标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不低于本地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一点五倍确定。

第九条下列事项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一)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

(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三)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

(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

(五)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

(六)请求医疗事故、交通事故、工伤事故赔偿的；

(七)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

(八)其他需要提供法律援助的事项。

第十条有下列情形的刑事案件当事人，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一)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

(二)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

;(三)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

第十一条有下列情形的刑事案件当事人，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为其提供法律援助：

(一)公诉人出庭公诉，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二)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三)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四)人民法院按规定指定辩护的其他情形。

第十二条法律援助主要采取下列形式：

(一)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

(二)刑事辩护和刑事；

(三)民事诉讼；

(四)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

(五)仲裁；

(六)非诉讼法律事务；

(七)公证证明；

(八)其他形式的法律服务。

第三章法律援助程序

第十三条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由该人民法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非指定辩护的刑事诉讼的法律援助申请，由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前两款规定之外的法律援助事项的申请，由申请人住所地或者工作单位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申请人向其他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的，由受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受理。

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第三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四条申请人可以直接向法律服务机构提出法律援助申请。法律服务机构认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报请当地法律援助机构审查确认，但法律服务机构自愿提供无偿法律服务的除外。

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法律服务机构可以直接决定予以办理。

第十五条申请法律援助，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下列证明、材料：

(一)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的身份证明，申请人还应当提交有权的证明；

(二)申请人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有关单位出具的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经济状况的证明；

(三)申请法律援助的事项及相关的证明、证据材料。

申请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由其监护人或者法定人代为申请。

第十六条法律援助机构中负责审查和批准法律援助申请的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当事人也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其回避：

(一)是所申请事项的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近亲属；

(二)与所申请事项有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办理该申请的。

第十七条法律援助机构应当自收到法律援助申请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作出是否提供法律援助的决定。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及时确定法律援助人员，并通知申请人办理有关手续；对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申请人提交的证件、证明材料不齐全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要求申请人作出必要的补充或者说明；申请人未按要求作出补充或者说明的，视为撤销申请。申请人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确有困难，法律援助机构根据有关情况认为确有必要提供法律援助的，可以决定对其提供法律援助。

第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先决定提供法律援助，再进行审查：

(一)诉讼时效即将届满的；

(二)必须立即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

(三)有其他紧急或者特殊情形的。

法律援助机构经审查发现先行提供法律援助不符合条件的，应当终止法律援助，因先行提供法律援助而发生的费用，由申请人负担。

第十九条法律援助人员应当在法律援助事项办结后十五日内，向所指派的法律援助机构提交结案报告。

第四章权利与义务

第二十条法律援助人员应当按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并接受法律援助机构及所在法律服务机构的监督。法律援助人员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拖延或者中止办理法律援助事项。

第二十一条法律援助人员不得向受援人收取钱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法律援助人员不得泄露当事人的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

第二十二条法律援助人员依法进行调查取证，有关单位、个人应当提供便利。

第二十三条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需要调阅、查询有关材料的，经出具法律援助机构的有关证明，有关机关应当免收相关费用；需要复制有关材料的，经出具法律援助机构的有关证明，有关机关收取费用的标准不得高于复制所需原材料的成本费。

劳动仲裁机构应当对法律援助案件缓收、减收或者免收仲裁费用。

鉴定机构应当对法律援助案件先行缓收鉴定费用，待案件审结后根据人民法院或者劳动仲裁机构的裁决由当事人承担鉴定费用。受援人交纳鉴定费用确有困难的，由法律援助机构给予适当补助。

人民法院应当对法律援助案件的受援人先行作出缓收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的决定，待案件审结后再根据有关规定和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对受援人诉讼费的减免。

第二十四条法律援助人员在法律援助过程中发现受援人不符合受援条件的，应当报请法律援助机构批准，终止法律援助。受援人愿意支付有关费用的，可以继续提供法律服务。

第二十五条法律服务机构的人员提供法律援助后，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按规定向其支付办案补贴，办案补贴费在法律

援助经费中列支。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会同司法行政部门制定。第二十六条受援人应当向法律援助人员如实陈述有关事实，提供有关的证明和证据材料。

受援人有权了解法律援助案件的进展情况，法律援助人员应当如实告知。

受援人认为法律援助人员消极履行义务的，可以要求法律援助机构更换法律援助人员。法律援助机构查证属实的，应当予以更换。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法律援助人员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由司法行政部门依法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一个月以上三个月以下停止执业的处罚；有违法所得的，责令退还，并可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法律服务机构拒绝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不安排所属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由司法行政部门依法予以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一个月以上三个月以下停业整顿的处罚。

司法行政部门、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服务机构以及法律援助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八条法律援助人员违法执业或者因过错给受援人造成损失的，由其所在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所在机构赔偿后，可以向有关法律援助人员追偿。

第二十九条有关单位为申请法律援助的当事人出具虚假的经济困难证明的，由法律援助机构建议该单位或者其上级主管部门、监察部门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法律援助制度范文篇2

为进一步规范我区法律援助工作，为弱势群体提供及时、便捷、高效的法律援助，保障公民享有平等、公正的法律保护，根据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和《陕西省法律援助条例》，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公民申请法律援助的条件、范围、形式和程序

第一条申请法律援助的公民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经济困难的残疾人、老年人、妇女和家庭经济困难或社会福利组织收养的未成年人。

（二）除享受最低生活保障金或领取失业保险金外无其他收入的。

（三）经济困难的优抚对象。

（四）因自然灾害或其他不可抗力造成经济困难正在接受救济的。

（五）其他经济困难、需要法律帮助的公民。经济困难的标准，参照陕西省人民政府规定的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执行。（**区最低生活保障金为150元）

第二条公民可就下列事项申请法律援助

（一）涉及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家庭暴力、故意人身伤害等行为的刑事案件。

（二）请求国家赔偿的诉讼案件；

（三）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四）请求赡养、扶养、抚育和给付劳动报酬的；

（五）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妇女追索侵权赔偿的；

（六）因公受伤害请求赔偿、补偿的；

（七）交通事故、医疗事故、工伤事故或者其他人身伤害事故的受害人，追索医疗费用和赔偿的；

（八）追索抚恤金、救济金的；

（九）需要予以公证的与人身财产密切相关的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

（十）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

（十一）其他需要法律援助的法律事项。

公民可以就本项第2条、第3条规定的事项直接向区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咨询。

第三条法律援助形式

（一）解答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提供法律意见；

（二）刑事辩护和刑事；

（三）民事诉讼；

（四）公证证明；

（五）其他形式的法律服务。

第四条公民申请法律援助的程序。

（一）申请法律援助的公民应提交下列材料

1、法律援助申请书，要写明申请事项的基本情况。

2、申请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3、由申请人所在单位或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出具的"家庭经济状况证明"。

4、与申请事项有关的书面材料，如合同书、伤残鉴定、调解书等。

（二）区法律援助中心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

区法律援助中心决定给予法律援助的，应当指定法律服务机构，通过法律服务机构指派法律援助人员，同时书面通知受援人；决定不予法律援助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区法律援助中心经审查认为申请人提供的证明及材料不完备或者有疑问的，可以通知申请人补充或者说明，并可以向有关单位、个人进行调查，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并免收费用。

（三）申请人对区法律援助中心作出的不予法律援助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向主管的司法行政部门申请重新审查。司法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查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四）当事人面临生命危险或者重大财产损失及其他紧急情况的，区法律援助中心应当及时予以法律援助；法律服务机构亦可先行提供法律援助，之后报区法律援助中心备案。

(五）区法律援助中心在实施法律援助过程中，发现受援人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应当终止法律援助，并向受援人收取法律援助支出的费用。

（六）法律援助事项办结后，法律援助人员应当向区法律援助中心提交法律援助事项办结报告，并附办结的法律文书副本或者复印件，由区法律援助中心验收存档。

第二章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范围和程序

第五条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范围。

（一）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二）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且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如果人民法院有指定辩护请求的，区法律援助中心应当提供法律援助。

第六条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程序

（一）人民法院指定辩护应提交下列材料：

1、指定辩护受援人的家庭经济状况说明

2、指定辩护受援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的相关证据。

3、指定辩护通知书

4、起诉书副本或者判决书副本

（二）人民法院应在开庭10日前将上述材料送交区司法局审核。对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或法定材料不全的，三日内(特殊情况外)退回所有材料并予以答复。对审核符合条件的，由区援助中心指派法律服务机构安排工作人员办理。并在开庭3日前将确定的承办人员名单回复相关的人民法院。

第三章法律援助工作站职责

第七条各镇办法律援助工作站，两日内将本辖区、本单位管辖范围内符合上述条件的当事人提交的有关材料报本站所属乡镇、办事处司法所，由司法所所长审查后提出意见，两日内报区法律援助中心审批。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援助申请由中心指派人员办理。

第八条司法所对法律援助工作站提交的材料审查后，不能确定的，可在意见书上注明情况，再报区法律援助中心审查。

第九条工会、妇联、残联、团委等区属机构的法律援助工作站对于当事人的法律援助申请经过初审后，认为材料齐备的，由主管单位出具意见，两日内将申请材料和书面意见书报区司法局审查，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由中心指派人员办理。

第四章不予提供法律援助的情形

第十条经审查申请人经济状况超过**区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不予提供法律援助。如果所申请事项符合援助范围，且情况紧急，可酌情提供法律援助，但须由申请人向法律援助人员支付差旅费等部分法律服务费用。

第十一条涉及农村宅基地、土地承包、村民与村组之间的经济纠纷等应当通过行政途径解决的纠纷不予提供法律援助。

第五章权利和义务

第十二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人员，应当遵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提供法律援助不得收取任何财物。

第十三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人员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向区法律援助中心报告，区法律援助中心经审查核实的，应当终止该项法律援助：

（一）受援人的经济状况发生变化，不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

（二）案件终止审理或者已被撤销的；

（三）受援人又自行委托律师或者其他人的；

（四）受援人要求终止法律援助的。

第十四条受指派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法律工作者或者接受安排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社会组织人员在案件结案时，应当向区法律援助中心提交有关的法律文书副本或者复印件以及结案报告等材料。

第十五条区法律援助中心对公民申请的法律咨询服务，应当及时办理；复杂疑难的，可以预约择时办理。

第十六条法律服务机构、律师和法律工作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区司法局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停止执业的处罚：

（一）律师事务所或法律服务所拒绝法律援助中心的指派，不安排本所律师或法律工作者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

（二）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擅自终止法律援助案件的；

法律援助制度范文篇3

关键词：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理论；立法；实践；述评；展望

“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天职和神圣的召唤。它使人确信这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得以继续保障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这是在实然层面上的反思，更是在应然层面上的追求。作为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的一朵“奇葩”，法律援助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时代宣示者的角色，应该与时俱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注入活力，为广大民众的全面发展铺就一条法治绿色通道。本文着重在宏观层面上把握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力求对其理论、立法和实践作客观、鞭辟的述评，并在此基础上大胆展望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未来的发展趋向。

一、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理论述评与创新（一）理论述评理论源自于实践，实践离不开理论的指导。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作为一种经实践凝炼和升华的制度，也必然离不开相关理论的支撑。这里，笔者从以下四个方面对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理论进行评析。

1.价值源泉：人权保障人权保障是法律援助制度的价值渊源，这在理论界业已形成共识。“从一般意义上说，人权是人的价值的社会承认，是人区别于动物的观念上的、道德上的、政治上的、法律上的标准。”最早提出“人权”口号的是14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他们开始了对人性的崇拜和对人自身利益的关注，表达了“人人生而平等”的愿望。但是，由于当时特定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历史条件所制约，他们所推崇的“平等”是理想化、绝对化的平等，他们所憧憬的“人权”是抽象的人权，缺乏实质内容，实际上不可能完全实现，因而只能成为倡导性宣言。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人权”越来越被西方国家所重视。“国家的进步过程，其实也是人权内容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大多数国家在宪法中规定了“人权”的内容，并且在一般法律中将其具体化和明确化。人权在宪法中表现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在一般法律中表现为各种具体的权利。从此，具有实质内容的人权便找到了依归，人们对人权的追求真正成为可能。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固有的局限性，其所宣扬的“人权”不可避免地带有欺骗性，只能是资产阶级的人权，往往成为少数政治人物把玩的“工具”，广大人民不可能享有真正的人权。

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正式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人权保障的宗旨。这是新中国人权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也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必然选择。然而法治国家不仅仅“通过法律的途径直接地保障人权”，而且“还通过依法制约国家或政府的强权来保障人权”.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正是通过限制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权力，附加其行政义务，以确保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公平、公正的实现。它侧重于司法救济和保障，是人权保障价值的具体实现形式之一。但这种人权保障制度是片面的、不完全的、不平衡的，它只强调对某些特殊人群某方面的人权保障，其他许多本应为法律援助制度所“牵挂”的权利，如学习权、经济权、政治权、技能权、自我权、社会权等由司法权衍生的，本属于人权范畴的一系列权利都被排除。人权保障是一个系统工程，仅从司法角度救济弱势群体，只实现他们部分人权的做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司法人权即使能够得以实现，也会因为其他人权缺失的制约而前功尽弃。因此，可以说目前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所追求的人权保障价值，只是在某一历史阶段的静态的特殊要求，没能在人类历史的长河和人类发展的动态过程中审视和设计。于是笔者认为，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应以人权保障价值作为具体目标，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与文明作为终极目标。

2.经济基石：资源配置实现社会公平是人类最古老的理想之一。中国自古就有“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社会构想。法律援助是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键时期应运而生的，是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新生事物。它是资源分配不公的必然结果，也是资源合理配置的有力措施。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人力资源是最为重要的资源。法律援助的对象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对这部分人的援助是对生产力决定性因素的极大重视。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法律援助实际上为弱势群体自身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法律平台，是对这部分生产力的一种解放，是对人力资源的充分发掘。这无疑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

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使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摸爬滚打，其中有些人却难免于被社会所淘汰，沦为弱者。同时，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也是一个利益调整的过程。法律援助制度的产生在一个层面上迎合了这种需要。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更不是社会主义。中国作为拥有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贫富分化逐步扩大为最棘手、最头痛的难题。在“先富”与“共富”政策的指引下，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生活已达到小康水平，但仍有相当数量的弱势人群于温饱线甚至贫困线的边缘，他们是社会发展的滞后者。法律援助为这部分人提供帮助，可以认为是法律资源的“先富”帮“后富”，从而实现全社会法律资源的“共同富裕”。实际上，法律援助在某种程度上是物质上的帮助，只不过是以提供法律资源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它是社会资源分配的有效途径之一，符合中国国情。

归结为一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有赖于法律援助提供一定量的法律资源作保障，同时，法律援助制度的健康运行也需要相当多的物质资源作基础。客观地讲，虽然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综合国力也有所增强，但由于我国已达到的小康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人们在未能全面满足自身需求的时候，很难拿出更多的物质资源、人力资源、财力资源、法律资源及其他资源去发展法律援助事业。这是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发展所面临的困境与尴尬。笔者认为，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应转换视角，拓宽思路，寻求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在物质文明发展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法律援助事业的飞跃进步。

3.政治之本：人民利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实现、维护和发展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为了中国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其强大的社会组织优势和社会动员能力，实行依法治国方略，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化进程。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正是这一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公仆情怀和执政理念，给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送来一股清风。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这就要求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为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提供条件和保障。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正是国家对弱势人群的特别关照，有助于他们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进而更充分地行使当家作主的各种权利。这突出表明社会主义民主是真正的民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人民内部矛盾，使绝大多数人民群众从心底里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体味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依法治国是中国的基本治国方略。在实现“法治”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必须充分保障每一个公民享有基本权利和相关权利。而“公民权利保障的最后一道屏障是司法救济，如果司法救济不公，公民的权利则将无所诉求了。”法律援助制度是国家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保障司法人权和司法公正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穷人也能打官司”，无疑是对一个国家司法人权和司法公正最深刻而又最通俗的表达。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关注的焦点集中于中国最底层、最贫困、最需要法律帮助的人们的合法权益。它直接向世人昭示：中国法治的本质不是“治民”，而是“民治”，人民利益是“法治”的最终归宿。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涉及面之宽，影响面之广，在最大多数人中间推行，依赖于全社会法治环境的形成；但同时也有利于法治方略的最终实现，有利于社会进步与文明。

人民权利与政府权力历来是一对矛盾统一体。行政权力来源于人民权利，人民权利的实现有赖于行政权力的保障。法律援助是实现人民权利的有效途径，是政府行使行政权力保障人民权利的重要形式。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正是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一头牵着百姓疾苦，一头系着政府关爱”，直接面向社区、面向农村、面向群众，成为政府关心群众、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这样可以协调、维持人民权利与政府权力之间良性、互动、文明关系，有助于彼此间的相互支持和相互促进。

总之，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是在党的领导下、政府的主导下发育和成熟起来的，它是党和政府“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之民本思想的具体体现，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必须认识到，由于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还不十分科学，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实现渠道还不十分畅通，依法治国方略的推进阻力重重、问题多多，政府行政水平、行政艺术还有待提高和改进，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政治因素的制约，人民群众的利益尤其是司法权益受到非法侵害、无法实现的现象屡见不鲜。中国法律援助制度虽有所发展，但困难较多，压力较大，可谓任重而道远。

4.人文理念：民生关怀中华民族具有优秀的传统文化，孕育着扶弱济困、匡扶正义等传统美德和“仁爱”思想。这是儒家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我们应该加以继承、发扬和创新。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最早正是脱胎于此，它是全社会基于道义、慈善之心自发的个人行为，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内在精神的呈露。但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是政府对人民的义务，应将其上升为国家行为。政府只有给予社会弱势群体人性化的关怀和民生救助，在社会弘扬正义、培育人文理念，才是对弱者最根本、最彻底的关注和扶持。当然，对于新时代的社会捐助、义务帮助等社会公益行为，国家也要大力倡导、全力支持和有序引导，使之成为为弱势群体撑起正义蓝天的另一只巨手。这也有助于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交流与了解，实现全民族心灵上的共通共融。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都是中国的治国方略。二者的主体都是广大人民群众。无论是依法治国，还是以德治国，最终目的都在于保障公民的权利，实现其根本利益，维护社会秩序，推动社会进步。德治是法治的基础，法治是德治的保障。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作为“法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有赖于“德治”提供社会道德基础，同时又有助于正确引导全社会都来关注弱者、救助弱者、发展弱者，进而推动以德治国方略的更好实现。

“法治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现代化”。法治的实现要观念先行，法治的观念是实现法治的精神动力。法治意识就是这一观念的体现。法治意识作为法律文化的要素之一，它是法治现代化的真正内在动因。“民众是社会最基本的构成元素和最深厚的普遍基础。”民众的法治意识对于法治的实施及法治国家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推行，无可厚非应建立在全民法治意识觉醒和普及的基础上，因为只有如此，弱者才会知道在自己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时设法求助于法律；社会各界才不会任意损害弱者的利益。与此同时，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有助于全社会法治意识的推广和强化，进而为法律文化及其他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提供最为直接的载体。

总之，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植根于特有的人文理念之中，是精神文明之花的必然结晶。但有一点值得注意，人们在给予弱者关注与关怀时，其心态更多的是同情和施舍，这在某种程度上会拉大援助人与受援人之间心灵上的鸿沟、造成无形中的不平等，而这恰恰背离了人文精神和民生关怀的初衷和实质。

（二）理论创新理论创新是制度创新的前提和基础，制度创新是理论创新的动力和保障。目前，学术界对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理论研究的范围较窄，思路不宽，前沿问题研究不多，缺乏创新，没能充分发挥理论的先导作用。因而，笔者试图提出一些不成熟的见解，以引起更多学者对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理论给予更多关注和进行大胆创新。

1.树立以人为本理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是目的，不是手段。法律援助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最终目标，因此自然成为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终极目标。法律援助所进行的一切活动都是以人为中心的，都与人有密切联系。笔者认为，法律援助应该突破只提供直接的法律帮助的束缚，通过提供与法律援助相联系的更为广泛的间接的法律服务，全面改善困难群众的生活环境和发展条件。因为“一个社会的贫弱者，法律问题仅仅是他所遇到的广泛的社会、情感、健康和其他问题中的一个方面而已，如果法律援助为他提供了一个案件的帮助，在个案结束后，他的经济状况并未改变，还会面临其他问题，也就是说，就个案进行的法律援助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同时，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不应该只停留于对单个人的法律帮助，而要在单个受援人的生活、权利等发生明显改变后，使其全面提升自己、发展自己，尽可能多地帮助周围的人，带动社会法治正气和爱心的养成，从而实现全体人民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只有符合这样的理念，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才可以称得上是成功的、好的制度。

2.摆正法律“援助”观念，重新分配社会资源中国自古而来的“扶危济困”，本质上存在“瑕疵”。这种传统的扶贫带有同情色彩，扶助人在心态上存在偏差，常常以一种高姿态俯视贫弱群体。笔者认为，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并没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援助”中饱含“恩赐”和“不平等”。因此，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从一开始就应该树立一种服务理念，“援助”的实质应定位于“服务”，援助人必须以平等的身份、态度、思想提供法律服务，而且应当认为这是自己对社会应尽的“义务”。

法律援助不仅仅是为了社会的公正，更重要的是要消除贫困，彻底改变贫困者的生存状况和社会地位，最终保障他们作为人的所有权利。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对社会资源进行重新分配。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本质是将社会原本属于弱势群体而被其他大众所享有的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法律资源等相关资源以法律的形式归还给他们。我们姑且将这样的分配方式称为“资源回归”。基于此，必须做好“三次分配”理论的研究：第一次分配，主要是透过市场作用实现的收入分配——注重效率，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第二次分配，主要是透过政府调控而进行的收入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优化分配关系、分配结构、分配格局，提供平等的教育和就业机会，增加对贫困人口的健康投资，提高贫困人口在市场经济竞争中的起跑点，提高弱势群体的长期生产力，以提高其发展能力；第三次分配，主要是透过个人自愿进行的收入分配——注重道德，强调个人在习惯与道德的影响下将可支配收入的部分或大部分捐赠出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力发展慈善事业有助于加强全社会公平观念教育，培育社会成员互帮互助的社会责任心、爱心和公平竞争的规则意识，有助于缩小两极分化。由于第三次分配是人们自觉自愿的捐赠，因此影响更为广泛，所发挥的作用也是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所无法比拟的。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应在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中找到自己的最佳归属，并努力在第三次分配中谋求发展。

3.坚持协调发展战略，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协调发展”是对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在发展方向和倾斜力度上的重大调整。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作为法律层面上的一种制度，也应当坚持协调发展战略。由于历史和地缘因素所致，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南部和北部，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之间，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在文化、习俗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区别和差距。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应惠及全中国所有地区，但也须正视上述差别，在差别中找寻法律援助实施的有效形式，努力使之既有全国的共性，又有各地的个性；同时，各地之间应互通有无，互相借鉴，架构法律援助资源共享之桥梁，在个性发展中实现全国的协调发展。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全体华夏儿女梦寐以求的理想。因此，“我们应超越个人利益、阶层利益的局限，站在时代的、历史的、发展的、民族振兴的高度”来看待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可以唤起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使人们认识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只是一部分人的复兴，而是整个民族的复兴，对弱势群体的帮助，实际上是为了加快民族复兴的进程。从这样的高度来看，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完全可以成为点燃弱势群体生存与发展希望之火炬，成为提高全民综合素质的有力杠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助推器。理论界对此应继续深入研究，并挖掘出新的理论素材。

二、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立法述评与完善（一）立法述评建立和实施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援助制度，是建设中国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而法律援助制度必须具备相应的法律作支撑，于是“立法”被放至相当重要的地位。所谓“立法”，是指“由特定主体，依据一定职权和程序，运用一定技术，制定、认可和变动法这种特定社会规范的活动”.立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广义层面理解，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立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宪法中有关法律援助的价值依据。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对法律援助制度的有关精神实质作了原则性规定，但缺乏关于法律援助的直接条文；第二，一般性法律、行政法规、法规性文件、部门规章、司法解释中有关法律援助的规定。它们构成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法律体系，在实践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彼此之间的内容有些不协调；第三，国家五年制定一次的计划纲要和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法律援助的内容。虽然它们不是以法律形式表现出来，但究其实质而言，仍是具有全局性、根本性、战略性和权威性的法律文件，在这些法律文件中规定法律援助，总体上符合中国的客观实际；第四，地方性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中有关法律援助的内容。它们对某些问题进行专门性规定，但适用范围较窄；第五，国际法中有关法律援助的内容。它们便于实现国际法律援助合作，但目前适用频率较低。

本文仅在最狭义的层面讨论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立法，即对国务院颁布施行的行政法规《法律援助条例》进行概括性述评。

《法律援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我国第一部关于法律援助的全国性专门立法，是在总结我国法律援助工作的成功经验、借鉴国（境）外法律援助制度的有益做法的基础上制定的。它既体现了法律援助制度自身的规律，又显示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初步构筑了中国特色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框架，标志着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正式确立，是我国政治文明和法制文明的重要体现。

1.公民权利，政府责任我国宪法虽已明确了公民享有的各种基本权利，但是现实生活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有些公民因为经济困难，在合法权益遭到侵害时，无法靠自身力量求得法律帮助，因而无法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尤其是《条例》的颁布施行，使公民不管经济条件好坏、社会地位高低，都能平等地获得法律帮助，平等地进入诉讼程序，实现法律赋予的权利。因此可以说，法律援助是公民应当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

法律援助责任归属，是法律援助制度建立与实施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条例》明确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这是《条例》的灵魂和亮点所在。它表明政府既是权力政府，更主要的是责任政府，其享有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一切权力，同时也负有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责任和义务，体现了服务型政府的形象，标志着中国法律援助工作逐步摆脱过去单纯的道义色彩，从传统的社会个人慈善行为发展成为国家对公民的司法救济和保障。笔者认为，这里所指的“政府责任”主要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制定相关法律和政策，完善相应的体制和制度；第二，提供必要的机构和队伍保障；第三，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第四，充分调动律师、社会组织等多方面的积极性；第五，广泛开辟资金渠道，鼓励各方面对法律援助提供支持；第六，对法律援助进行监督和管理。必须指出，《条例》关于“政府责任”的规定十分抽象和模糊，但在涉及律师作用时又非常具体和明确，其重心显然放在律师义务方面。《条例》这种“政府责任宽松、律师义务严格”的立法思想值得斟酌。因为按照国际惯例，法律援助制度的义务是国家义务，履行这个义务的责任应当是政府的责任。即使政府决定要让律师来承担部分义务，也应当是要求政府设立“公职律师”来承担这个义务，而不能要求所有的律师都来承担义务，否则，“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只能是一句空话而已。

2.律师义务，社会参与基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暂时无法采用福利型模式，《条例》采取由专职人员、社会职业律师和社会组织人员等多种援助提供主体并存的立法模式。这有利于广泛动员社会各方面的人力资源，增强法律援助制度运行的灵活性和便民性。但《条例》特别强调法律援助诉讼服务的主导力量是律师，对律师从业人员而言，法律援助是义务，属于“必须行为”的范畴，并且责任较为严格。这是国家在目前人力、物力、财力等稀缺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无奈之举，充分考虑到律师可以利用法律专业知识和技能等相对优势，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服务。应当明白，虽然法律援助主要是律师的义务，但并非强制律师“白干活”，相关法律援助机构应依法给予其一定量的办案补贴，这种补贴不是劳动报酬，而是办案成本支出。对于现实中出现“有些律师不愿或不擅长办理诉讼案件，而由其出资折抵法律援助义务”的情况，《条例》没有明确规定。笔者认为，这种做法不可行。因为这样做无论是从律师业的社会性和公益性特点看，还是从社会影响和社会接受的程度讲，都是弊大于利。所以，探索律师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新方式和新途径，科学合理地调配律师资源，让所有的律师都能公平地承担义务显得很有必要。

在当前我国法律援助资源严重不足，特别是全国县级地方和西部贫困地区经费严重短缺，导致法律援助工作明显滞后的情况下，《条例》大力倡导和鼓励社会各界，包括有能力的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热心奉献、积极捐助，使法律援助专项基金能够发挥吸纳社会捐助的功能，广泛募集社会资金和其他资源支持法律援助，特别是在支持贫困地区法律援助工作中发挥特殊作用。但也应当注意，社会组织建立从事法律援助的机构，必须经司法行政部门审批，并受其指导和监督，不使用政府资金，不得收取当事人的任何费用，更不得假借法律援助的名义从事有偿服务。其他单位和个人提供经费支持的，应该按照有关程序公开进行，不能给某些单位和个人提供腐败的便利和“温床”。

3.界定法律援助范围法律援助范围解决的是哪些人可以或应当享受法律援助的问题，是法律援助制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条例》基本上沿袭了10年来法律援助实践中的做法，对原来零散分布于《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等法律中关于法律援助的范围进行了集中阐述，但也有所突破。

《条例》规定公民在6种行政、民事诉讼方面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这个规定比以前略有缩小，只规定了一个最基本的法律援助范围，即生活困难的公民主张与基本生存有关的事项。如依法请求国家赔偿；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请求发放抚恤金、救济金；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请求支付劳动报酬。此外，增加了一项“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内容。考虑到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实际情况，规定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对《条例》规定以外的法律援助事项作出补充规定。目前这种做法切实可行，但也留下许多隐患。笔者将在后面进行具体分析。

《条例》规定对公民在刑事诉讼中的5种事项进行法律援助，与以前的相关法律比较，被援助对象的范围作了较大调整。这一点体现在《条例》第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可以看出，中国的立法正逐步倾向于人性化的关怀。这是中国法治进程中的一个号角，值得称颂。

但是，《条例》在法律援助范围方面的规定不是完美无缺的，有些问题悬而未决，给法律援助实践带来困惑。第一，法人和非法人团体可否成为法律援助的对象？笔者认为，基于中国目前的国情考虑，法人暂不纳入法律援助范围的做法是可取的。因为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最初就是为了保障人权而建立的一项司法救济制度，目的是通过对那些经济困难和某些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依法减免其诉讼费用或律师费用的法律帮助，使其能够平等、公正地实现法律赋予的公民权利。法律援助的宗旨并不在于调整经济关系，不在于通过挽救某些濒临破产或倒闭的企业而达到稳定社会经济秩序的目的。当然，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全面成熟定型，随着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壮大，在若干年后，可以借鉴某些国家的做法，将某些法人纳入法律援助范围，并在相关立法中得以体现。非法人团体与法人在此问题上的做法基本相似。第二，外国人和无国籍人可否成为法律援助的对象？对于刑事案件被告人中经济困难的外国人可以考虑给予法律援助，因为这涉及我国刑法的公正实施问题；对于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的外国当事人，如确因经济困难的，则应由其所属国籍的国家提供法律援助费用，或由两国间签订法律援助司法协助协议相互减免有关费用。对于无国籍人，笔者认为，从人道主义出发，只要其居住在我国，符合我国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将其作为我国法律援助的对象。《条例》对此没有规定，有待于今后立法的逐步补充和完善。

4.“经济困难”没有全国统一标准《条例》规定，公民经济困难的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和法律援助事业的需要规定。申请人住所地的经济困难标准与受理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地的经济困难标准不一致，按照受理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地的经济困难标准执行。各地在制定经济困难标准时，既要考虑贫困群众的实际需求，又要兼顾地方经济的发展水平，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但是，各地经济困难标准至少要保证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公民能得到法律援助；有条件的地方，应当尽量降低门槛，使更多的人受益于法律援助制度。这样规定，充分考虑到中国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有利于各地“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然而笔者认为，这种做法使弱势群体在享有法律援助资源方面存在差别，实际上造成弱势群体之间新的相对不平等，从长远看，不利于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和平相处，势必给未来中国社会新的矛盾和歧视埋下伏笔。

纵观《条例》所有条文，其内容十分丰富。之所以选择以上几个方面进行述评，是因为笔者认为它们相对比较重要，但不是说其他问题不重要，只是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述及。

（二）立法完善在现代社会，法律援助的状况如何和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程度，是检验一国司法制度乃至整个法律制度健全与否、先进与否的重要标准，也是衡量一国社会文明、法律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准绳。完善的立法是法律援助制度得以顺利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由于《条例》刚刚颁布，且其施行的效度较高、社会反响较好，笔者论及的重点不再局限于《条例》本身，而是着眼于构建成熟、健康、文明的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立法体系，希冀其能真正成为中国弱势群体“遮风挡雨”的屏障。

1.提升法律援助立法层次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最高法律依据是宪法中“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最直接法律依据是国务院颁布的《条例》。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作为与中国贫弱老百姓联系最密切、最广泛的制度，是法治意识普及的最佳途径，其立法意义远非其他一般救助措施所能相提并论的。因此，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层次不应该限定在行政法规。笔者建议，在宪法中明确载明“国家坚持和发展法律援助事业”，用最直接、最显明的语句将法律援助制度在根本法中固定下来。同时，从长远计，在《条例》施行一段时间后，在法律援助实践成熟的基础上，努力提升法律援助立法层次，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以基本法律的形式规范法律援助。这样有利于法律援助实践的健康发展，有利于依法治国方略的更好实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颁布施行后，要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规，使之更好地发挥实际效用。

2.加强法律援助规范化建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出台之前，应当及时总结实践经验，做好《条例》的修改完善工作。司法部要及早制定与《条例》相配套的关于法律援助机构、经费管理使用、法律服务人员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社会组织人员参与法律援助工作、法律援助服务质量监督、落实《条例》规定的法律责任等管理办法，全面规范法律援助工作。各地也要根据辖区的实际情况就法律援助的管理和实施，尽快制定或修改地方性法规、规章、细则和办法，等等。

3.协调法律援助相关规定目前，与法律援助联系较为密切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律师法》、《国家赔偿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法律援助条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等，与之相配套的还有一系列法规性文件、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等。它们为法律援助制度在中国真正确立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然而这些法律法规、法规性文件、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等之间往往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重复甚至矛盾之处。因此，有必要在未来几年内对它们进行拉网式整理，以使所有与法律援助有关的法律规定衔接起来。当然，笔者并不赞成就“法律援助”这一项内容特别加以修改，而是要在修改相关法律规定时必须重视此类条文的修订。

4.拓展法律援助国际法视野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要立足国内、放眼世界。理所当然，中国法律援助制度要解决中国国内弱势群体对法律资源急切需求的难题，但也应该关注国际弱势人群的法律要求.在法律援助国际化方面，中国已经迈出了一定的步伐，加入了诸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等国际公约，并与一些国家签订了司法协助双边或多边协定或条约。但是，法律援助国际化并没有被中国的有关法律法规所特别重视。因此，必须加大法律援助国际法研究的力度，保障国家履行法律援助的国际义务，以使更多的弱者获得法律的帮助，从而推动中国法律援助事业向更宽广的领域发展。

以上是笔者对完善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立法提出的一些粗浅建议，然而有了宏大的立法构想，没有具体的立法步骤，显得较为空洞。为此，笔者初步设想并建议，构建成熟、健康、文明的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立法体系可以实行三步走战略：第一步，2004～2007年，在《条例》颁布施行5周年之际，全面制定法律援助相关规范，修改与法律援助有关的法律法规、法规性文件、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等，使之逐步协调一致，初步健全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立法体系；第二步，2007～2010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际，将有关法律援助的内容明确规定在宪法中，使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以根本法的形式固定下来，加强法律援助国际法的研究，使之渐趋走向国际化；第三步，2010～2013年，在《条例》颁布施行10周年之际，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最终完成成熟、健康、文明的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立法体系的构建，并使之向纵深发展。

三、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实践述评与改革（一）实践述评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实践大体上经历了自下而上、由自发到自觉、由社会推动到国家主导的过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据统计，至2003年底，全国共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80多万件，解答法律咨询600余万人次，有近97万人通过法律援助维护了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援助给中国老百姓带来了福音，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越来越多的人们投入法律援助事业，为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增添了人性化的关怀与温暖，在国际上树立了我国保障司法公正和维护人权的良好形象。中国法律援助事业呈现出良性的发展态势，前景十分美好，但仍有许多地方有待改进。这里，笔者侧重于对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实践的不足之处进行述评。

1.法律援助宣传力度不够，部分公民综合素质不高在中国，法律援助的对象主要是生活比较贫困的群众和一些特殊社会群体，所以法律援助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基层（农村、社区）。然而，一些地方对法律援助的宣传存在偏颇，针对基层的宣传较少，怕宣传多了，老百姓找上门来，应接不暇。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因为不宣传，老百姓就不了解法律援助，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也就比较困难。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形成大规模的农民工群体。由于经济上的贫困、知识和信息的匮乏、权利与义务意识的淡薄、社会人际关系的缺少、心理上的劣势、生理发育上的某种残疾以及区域间法律服务资源存在不平衡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他们不知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不知国家鼓励什么、限制什么，一切都是凭感情用事，无法用理性的眼光来判断。于是出现了大批“文盲”、“法盲”和“流氓”，他们在自己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时，缺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意识，更不知求助于法律援助部门或者法律服务者，而是采取其他非法手段，从而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2.对法律援助认识模糊，积极性不高（1）对法律援助重视不够。法律援助应该是"上为政府排忧，下为百姓解难"的行政行为，然而一些人却认为法律援助工作可有可无，抱着“能搞则搞，不能搞就拉倒”的态度，形成"会上重要，会后次要，碰到实际困难不要"的观念，导致人员不到位，职能不发挥；也有人认为，法律援助是律师的事，与自己无关，漠然视之，使法律援助工作难以有效开展。

（2）对法律援助缺乏热情。有些法律援助机构的人员对法律援助工作不热心，对来访者的态度冷淡，有的案子迫于舆论或领导的压力才不得不提供法律援助；有些地方的社会执业律师得不到必要的成本补贴，即使拿到一定量的补贴，也不能与他们的服务成正比，因此积极性受到挫伤。

（3）基层法律援助实施困难。一些地方的法律援助工作基本上是“上面雷声大，下面雨点小”；一些基层法律援助中心给人的印象是挂着牌子，却很少受理业务，即使受理，也仅是为了完成上面所规定的任务而已。

（4）人民法院系统对法律援助工作支持不力。在实际执行中，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人民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往往不同意当事人提出减免诉讼费或指定辩护的申请，在处理法律援助案件时具有较大的随意性。

3.法律援助缺乏经费保障，办案质量不高经济困难的公民逐渐认识到可以通过法律援助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是，法律援助本身也亟待“援助”，经费短缺成为最棘手的问题，由此带来办案质量不高的问题。

（1）经费来源存在“瓶颈”。目前我国财政每年拨付的法律援助经费平均每人不足6分钱，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2002年全国各级地方政府投入的法律援助经费只能满足实际需求的1/10，多数经济欠发达地区法律援助经费还不能得到稳定的财政支持，即使在经济发达的地区，也有相当数量的县级地方法律援助经费有待进一步落实。有的法律援助机构自成立时起就没有经费，需要支出时，须向相关的司法行政部门打报告，再由司法行政部门向本级财政部门申请，如此往往要等几个月才能拿到少量资金，有时甚至一无所获；有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援助经费由当地的律师协会拨款，而律师协会的经费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律师和律师事务所上缴的管理费，这实际上是律师事务所在搞法律援助；有的地方政府拨给相应的法律援助机构一定编制的人头费，但无办案经费；有的地方的法律援助机构既无编制也无拨款。

（2）办案质量不高。经费短缺，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也直接影响到办案质量。有些法律援助机构为了不增加经费负担，在承办法律援助案件中走过场，敷衍了事；有些法律援助机构缺乏必要的工作资料，办案时只能靠东拼西凑。这样使法律援助的服务质量总体上远远低于有偿服务的质量，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很好的维护，法律援助的社会信誉面临严峻挑战。

4.有限的法律援助资源与大量的法律援助需求之间矛盾突出随着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和普法宣传的深入，广大群众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法律援助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然而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法律援助受到人力、财力等条件的限制，加上法律服务和运作成本在不断增加，使得我国的法律援助资源不能适应正在急剧转型和变化的社会对法律援助的需求。2002年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统计数字显示，我国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超过70万件，而实际受到援助的低于18万件，受援率不足1/4.我国加入WTO之后，涉外法律事务猛然增多，全国法律援助队伍的数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要，特别是那些高层次的法律援助人才更是奇缺。此外，律师与法律需求不呈正相分布，客观上制约了法律援助需求的满足，也加剧了供求矛盾。

5.法律援助机构设置混乱、队伍整体素质不高一些地方仍然存在“四无机构”，即无编制、无经费、无专职人员、无办公场所的法律援助机构。有的法律服务所（有偿）与法律援助机构（无偿）混设，且人员编制混杂；有的法律援助机构还没有独立的办公地点，只是在律师管理部门增挂了一块“法律援助中心”的牌子；有的法律援助机构设置“机关化”，人员进入把关不严，“福利性”、“照顾性”安置较多，将司法局里的一些干部安排到法律援助中心来，既不能办案，又不能管理。同时，目前全国法律援助人员的总体水平是业务素质偏低，知识储备单薄，学历参差不齐，没有实现职业化、专业化，严重影响到法律援助工作的正常开展。

6.法律援助工作机制不健全全国各级法律援助机构的运作程序、工作制度、管理体系以及援助人员工作量的确定和评估等缺乏科学的规定。如为民事、行政案件的当事人减免诉讼费，为刑事被告人指定辩护人等援助项目，均由法院管理，其余项目或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或由社团组织负责。而这些部门各自为政，缺乏一个统一的组织管理机构或组织协调机构。特别是法律援助工作的保障机制尚不健全，福利政策落实不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律援助队伍的稳定和整体功能的发挥。

法律援助制度范文篇4

关键词:大学生;法律援助;改革

我们国家是依法治国的国家，国家提出了法治理念，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法律越来越重要。由于大学生法律援助的无偿性，对于政府来说是没有资金负担的，对于现在社会的发展来说，我国法律援助制度是需要大学生法律援助来辅助的，对于高校大学生法律援助出现的各种问题，我们需要作出以下几点:

一、高校大学生法律援助存在的价值

在当今法制社会，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利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为存在着很多因素，很多的公民他们并不懂得法律，譬如农民工，他们自身文化程度非常低，根本接触不到法律，他们没有经济条件，请不起律师为他们服务，他们没有人脉关系，不懂得怎样走司法程序。当他们的权利受到侵害时，所以根本不知道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更不会想到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这种情况下高校大学生法律援助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高校大学生拥有专业的法律知识，他们是无偿的，他们能够更好的帮助农民工同志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让那些因为贫穷、知识匮乏而无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公民能够得到帮助，中国的法律援助非常需要像高校大学生法律援助这些愿意无偿提供法律服务的人士。

二、高校大学生法律援助模式的改革

高校大学生法律援助由于刚发展起来，处于发展阶段，所以它会面临着制度不健全、资源分配不合适、无资金保障等等这些问题。有了问题就要有解决的方法，为了能够更好的保障高校大学生法律援助的进行，就需要我们要做出一定的改革与创新。(一)高校大学生法律援助制度落实规定。高校大学生法律援助由于自身的特殊性，在帮助需要法律援助的公民中，可能会遇到没有权利参与、没有权利调查取证、身份受限等这些问题，这使得参与法律援助的大学生不能够快速、有效的进行取证，不能获得有效信息，妨碍到法律援助工作的进行。为了能够更好的保障高校大学生法律援助的实施与运作，相关部门应尽快的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利用政府法规、部门规章来保证高校大学生法律援助的权利，譬如可以采用登记的方式，将参加法律援助的优秀高校大学生注册登记，用一定的方式予以公告，赋予他们一定的权利，保障其在法律援助过程中的调查。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也应对法律援助的高校大学生提供一定的业务指导，使高校大学生能够更好的参与当中，弥补高校大学生法律援助的不足。(二)高校大学生法律援助要专业对口。在大学里，学生在校期间都会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会实践，比如兼职家教、超市的促销员、志愿者、兼职饭店服务员等。但是借助法律援助来进行研究交流的大学生相比较而言特别的少，这方面的实践也比较少，从这一点来说，大学生法律援助要切合学生的需求，让越来越多的学生都能够参与到法律援助当中来。高校大学生参加法律援助，可以按照高校大学生所学的专业，术业有专攻的对应到法律援助案件中，让学生在自己擅长的专业中进行法律援助，这样学生们更有自信，更能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进行法律援助，也更加积极的参与到法律援助当中，也能更好的帮助需要法律援助的群体。(三)高校大学生法律援助要面向社会。学校方面应建立法律援助教师小组，给学生法律援助提供更好的后盾保障。高校大学生法律援助要加强与各社会团体、企业、企事业单位的合作，积极引入市场机制，更要加强与媒体的合作，加强实践活动的宣传力与社会效应，以保障其资金来源。没有这些后盾，高校大学生法律援助就不可能长久的发展下去，就不能更好的进行法律援助。高校大学生法律援助在内容上要紧密的结合社会的发展，紧跟时代步伐，了解当地各领域的建设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开展具有特色的实践活动，不仅能够提高高校学生的实践能力，还可以提高高校学生的解决问题的能力，高校学生能够尽早的接触到社会中的一些问题，丰富高校学生的法律援助经验与经历。丰富的法律援助经验能够更好的帮助法律救援案件的处理。

高校大学生法律援助对于民生的改善有着促进作用。高校大学生法律援助是现代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不仅成为我国社会弱势群体寻求法律援助的一条有效途径，而且也成为高校法学专业教育中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开展实践教学活动的重要手段。所以我们迫切需要通过拓展筹资渠道，加强指导师资力量，来促进高校大学生法律援助的快速发展起来。让高校大学生法律援助能够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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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小彧，李泊毅．高校法律援助困境与出路探索［J］．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4):73－78．

法律援助制度范文篇5

关键词：法律援助现状人权保障

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组织、指导和统一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以保障实现其合法权益，完善国家司法公正机制，健全人权及社会保障机制的一项法律制度。①

法律援助有以下特征：

1、法律援助是国家行为或者是政府行为，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实施。它体现了国家和政府对公民应尽的义务；

2、法律援助是法律化，制度化的行为，是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3、受援对象为经济困难者、残疾者、弱者，或者经人民法院指定的特殊对象；

4、法律援助机构对受援对象减免法律服务费，法院对受援对象减、免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用；5、法律援助的形式，既包括诉讼法律服务，也包括非诉讼法律服务。

我国第一部全国性的法律援助法规《法律援助条例》，已于2003年9月1日起开始施行，这标志着我国保障贫、弱、残等弱势群体平等实现其合法权益的司法救济机制度的确立。成都市法律援助工作在为贫困群众提供法律援助的同时，突出了为见义勇为行为提供法律援助的工作重点，率先制定了《成都市见义勇为法律援助暂行办法》，特别是三月份经终审的张德军见义勇为法律援助案件，引起了中央电视台、东方卫视、《南方周末》和社会的高度关注，通过我们卓有成效的法律援助工作，进一步弘扬了社会正气，倡导了社会公平与正义。

一、成都市法律援助的基本概况

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于1996年。其下设有20个区县法律援助机构，设立100个法律援助机构乡镇社区站点。成立法律援助中心是国家从司法制度上保障人权的具体体现，对经济特别困难的群众实施司法救济，以体等这一司法原则的最终实现。

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编制10人，隶属于成都市司法局，现有工作人员8名，其中多人工电话咨询等法律服务；指导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援助工作。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还在市妇联、市残联、市总工会、成都大学成立了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市妇人具有律师资格，下设综合科、业务科。其主要职责是：免费受理公民的法律咨询，并经常向社会公众宣传法律知识；为各种法律援助对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开设法律咨询热线，免费为公众提供联、市残联、市总工会、成都大学工作站。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经费由成都市政府预算拨款，并设立法律援助基金，接受社会捐赠。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以来已接受了15万余人次的法律咨询，了3000余件民事法律援助案件；办理了4200余件刑事法律援助案件。

二、成都市法律援助取得的成效

㈠成都市法律援助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在成都市司法局的直接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四中、五中全会的精神和市委十届四次全委会健身，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面落实和树立科学发展观，围绕服务“产业年”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坚持在实践中创新工作和解决问题，切实加强法律援助组织机构建设，积极为农民工、贫困残疾人、下岗职工、妇女儿童等社会贫苦群体提供及时、便捷、高效的法律援助。成都市援助案件办案数量每年增长近20%，办案质量也不断提高，为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成都作出了积极贡献。

㈡设立社会法律援助组织。都市司法局与成都市工会、妇联、残联组织相互加强沟通和协调下，法律援助中心市总工会、妇联、残联、成都大学四个工作站建立，这些社会团体逐步承担起一定的受理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职能。

㈢“12348”法律服务专线电话的开通，它是以法律咨询作为法律援助的重要形式之一，由成都市执业律师每天义务轮流值班解答咨询，方便了市民咨询法律问题，及时为咨询者提供法律方面的帮助，极大的满足了全市广大群众对法律的需求，受到了市民的良好评价。

㈣发展全市法律援助援助律师队伍，每个区、县法律援助中心不少于3名法律援助律师，使之成为直接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主要力量，还不同程度地吸收红市了一批专业突出、素质较高的人员，增强了法律援助力量，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效率明显上升。

㈤提供法律援助的农民工援助率达到100%，积极开辟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绿色通道，成立农民工法律援助应急服务队和区（市）县法律援助中心工会工作站，对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实行24小时内受理制等，并对农民工经济困难状况一律免于审查，以实现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绿色通道和“一站式”法律援助便捷措施。

㈥分解法律援助案件总量

成都市近年各类法律援助人员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数，如下表所示

成都市各类法律援助人员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数（件）

法律援助机构工作承办社会律师承办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承办社会组织人员承办

2004年785706380

2005年394161736117

2006年上半年25981425235

（七）扩大宣传，发动全社会力量倾注对法律援助的奉献与爱心，通过开展法律援助爱心活动、成立农民工应急服务队、组织送法下乡律师宣讲团、农民工维权法律援助大型咨询活动等，广泛宣传，扩大影响。

三、成都市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

㈠宣传力度不足

随着成都市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且有大批“外来工”他们的文化素质较低、法律意识淡薄，使他们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时，缺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意识，也不知道如何求助于法律援助部门或者法律服务者，于是采取其他非法手段，从而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而且，需要援助的弱势群体大多集中在基层，所以法律援助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基层。然而一些县、区法律援助机构对法律援助的宣传力度不够，怕宣传多了，老百姓找上门来，应接不暇，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因为越不宣传，老百姓就越不了解法律援助，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也就越困难。

㈡相关部门协作配合机制还未真正建立起来。

目前，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相关部门之间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协调配合机制，直接影响了法律援助制度作用的发挥。在法律援助案件所涉费用中，由于诉讼费用以及相关部门收取的调查取证、坚定等所收取的费用相对困难群众的收入来说较高，而法律援助机构又无力承担这些费用，虽免除了法律服务费用，受援人最终因交不起相关费用，或者无法进入司法和仲裁程序，或者得不到相关的证据材料，法律援助的效果大受影响。

㈢有限的法律援助资源及其需求的矛盾突出

据了解，成都市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在4000件以上，而按成都市现有的1300多名律师每人每年免费办理2件计算，每年最多也只能办2600件，而这当中缺口很大。面对如此庞大的需求量，却不能予以满足。这就需要政府和社会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人力、物力上的投入。

四、完善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对策

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在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其不可避免的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故有必要在实践中逐步加以规范和完善。针对是法律援助的现状，联系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实际，笔者拟对完善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对策作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㈠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对法律援助的认识

法律援助既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更是一项群众工作。它直接面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充分利用报纸、杂志、电台、网络等新闻媒体和通过法律下乡（如可以尝试制发法律援助服务卡，便于群众掌握法律援助知识）、法律咨询（尤其要加强“12348”专线律师值班，拓展法律援助咨询电话服务的领域）等途径，进一步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力度，使法律援助家喻户晓，让需要法律援助的人知道怎么寻求法律保护，让社会弱势群体及时得到法律帮助，以使他们“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的难题得到解决，进而使他们的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要让关心社会进步，有能力支持法律援助的社会力量来关心和支持法律援助事业；更要使成都市各级领导干部深刻意识到法律援助工作不是可搞不可搞的事情，而是依法治国、依法治市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从而真正把法律援助工作纳入党委、人大、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使为困难群众谋利益具体落到实处。

㈡提高弱势群体的法制观念

法律援助的重要对象是在农村生活比较贫困的群众和一些特殊社会群体。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弱者原本不是弱者，但由于他们经济上的贫困、知识和信息的匮乏、权利和义务意识的淡薄、缺少社会人际关系、心理中的劣势、生理发育上的某种残疾以及区域间法律服务资源存在不平衡等主客观因素，才使他们成为弱势群体。特别是由于缺乏基本的法律常识，他们不知什么可为什么可不为，不知国家鼓励什么限制什么，一切都是凭感情用事，无法用理性的眼光来判断，于是出现了大批“文盲”、“法盲”和“流氓”，更谈不上如何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只有提高弱势群体自身的法制观念，才能使弱者成为强者，这是治本之策。

㈢积极开辟法律援助的人力资源，使众多的社会团体，法学院校参与进来，为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完善的法援体系，包括一个高效的人力资源体系，法援案件的不断增多和复杂对从业者提出考验同时也增加了援助成本，自身制度设定的壁垒也限制部分热忱于法律援助的团体和个人。《条例》颁布以明显的规定吸引有能力从事法律援助团体和个人从事法援工作，面对于制度设计不完善的中国法制教育，过于注重理论，缺乏法律实务经验及社会经验成为被评击的重点，法学教育可否与法援工作相融合，答案是肯定的。“福特基金”在资助中国高校的法律诊所课程中将法学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开展具体的法律援助案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美国在其具体实践中获得极大的成功，以导师为业务指导，学生共同解决，并在《美国律师协会关于法学院的批准标准》302条e款中明确规定，法学院就鼓励学生参加提供减免收费的公益性法律服务活动，并为学生提供这样的机会，以制度的形势保证了学学院的实践融入法援体系，其主要的目的（一）向学生教授有效的辩护的技法，职业道德及法律对于穷人的作用（二）在为那些无法得到公正人辩护的同时，批判性的检验的应用法学理论。（三）改革法学教育弊端，并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学生的融入无非是教学与法援的两赢之选，除学生外，有能力的社团组织和个人也是扩宽法援人力资源选择的范围，部分省市下发的法援指导性文件中均提出引入法学院学生和社团意见，却鲜见实施的具体细则。此制度何参照美国英国等成熟的制度，推行导师制和公益性团体有限参加，即法学院的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展援助活动，对于社会团体设定团体设定准入机制，依其水平，章程和法援的需要有限的介入援助工作。

㈣充分发挥个人法律援助的作用

1.凡是有能力以自己的工作为他人提供法律服务者（如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具有较高法律理论素养和社会实践能力的志愿者），都可以参与到法律援助工作中来，为法律援助事业贡献力量。

2.允许政法机关离退休人员到法律援助机构发挥余热，从事义务性质的法律援助工作。

3.可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监督法律援助工作，多向他们汇报工作，请他们提出意见、建议。

4.有效发挥基层摄取法律援助联络员、信息员的作用。

㈤以政府投入为主导，多渠道筹集资金，扩大“节流”的实体程序的设定和利用网络快捷的工作渠道。

人民不断增强的法律援助服务的需要同目前稀缺的法援资源产生矛盾政府的投入不足，大部分法援资金没有列入政府的预算，软、硬件建设相对于滞后。将法律援助纳入财政预算，建立起政府对法律援助的是低经费保障机制，充分的保障法援工作的正常开展，相对于增长快但经济基数较小政府收入有限，财政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的压力较重，通过利用常规的筹款方式满足不了法援需要，必须充分开展社会化运作，积极拓展法律援助经费的社会捐渠道，建立公益性的基金会。90年3月北京就已经成立了北京市法律援助基金会，内设办公室，财务部，集资部、外交部、开展大型法援公益活动筹集资金。

在开源的同时，采取一定保障节流的措施，降低法援的成本1、引导律师鼓励确已构犯罪的被告在法庭上做有罪答辩。法援的目的性决定了追求程序和实体公正的目的性，保障援助对象的合法权益，对业以犯罪的对象鼓励做有罪答辩，减少诉讼环节和调查费用。2、普及网上办公，加强援助网络的营造和以网络为基础的网上法援救助，利用网络的覆盖面和快捷方便援助人员和受援助者的交流和公开法援案件的援助流程。通过程序上的公正高效有序的措施保障弱势群体权利的伸张，实体上的改革同样保证了法援工作的效益及提高资金的利用，盘活法律资源，保证社会运行的稳定及司法公正。

㈥提高法律援助服务水平

法律援助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社会方方面面的群众利益，法律援助的服务水平关系到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笔者认为，提高成都市法律援助服务水平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培养律师良好的素质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成都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在律师管理工作中，应把重点放在律师职业道德、职业纪律教育和责任意识、服务意识教育上，使法律队伍真正成为维护社会正义的力量。

2.规范社会团体、法学院校及其其他民间组织的法律援助行为。这些部门提供法律援助必须经过司法行政部门审批，不使用政府资金，不利用法律援助从事有偿服务，同时接受司法行政部门的指导和监督，保证法律援助的水平和质量。

3.拓宽法律援助的受援面。笔者建议成都市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在受理法律援助案件时，适当拓宽援助范围，如给予老年人或高龄老人强制刑事辩护的援助，将法院诉讼费的缓、减、免真正纳入统一的法律援助中来，从而使法律规定与法律援助的宗旨真正一致起来。

4.推行法律援助寻访制度。成都市地广人杂，这就需要政府支持和鼓励法律援助人员定期或不定期到指定的服务区寻访，主动调查，主动发掘案件，从而保证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获得最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

5.建立法律援助质量监控体系。虽然我国目前尚未建立法律援助质量监控体系，作为西南地区的发达城市，应当发挥西南核心地区的先导作用，尽早建立符合成都市实际的法律援助人员综合质量监控体系，其应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持续教育、业绩考察、顾客反馈、质量评估。

法律援助作为一项神圣而伟大的“民心工程”，作为法律界的“希望工程”，作为泽惠人民的“光彩事业”，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成都市法律援助在市党委、市委的领导下，在市人大、市政协的监督、支持下，必将日臻完善，其工作也将跨上一个新台阶。

参考文献：

1、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2004年—2006上半年法律援助统计表、工作总结报告

2、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法援简报》第一、二、三期

3、房保国编著《遇事找法—法律援助》中国法制出版社

4、法律援助条例

法律援助制度范文篇6

关键词:社会弱者;司法救济;法律援助制度

法律援助是帮助弱者参与诉讼、专业性很强的法律救济制度，它既是国际社会普遍采用的司法制度，同时也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法律制度的完善，我国相继出台了含有法律援助内容的法律、法规，推进了法律援助的实施，帮助了许多经济困难者参与诉讼、争取权利。目前，法律援助制度日益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不少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刻研究，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我国2003年《法律援助条例》的颁布和施行，标志着法律援助制度基本建立，经济困难者获取了参与诉讼的必要帮助。但迄今为止，我国法律援助制度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还存在一定缺陷，需进一步完善。

一、我国法律援助取得的成效

(一)法律援助立法稳步推进

法律援助制度立法是健全法律制度不可缺少的环节，也是衡量法律制度完善的主要标志之一。我国法律援助作为一种国家制度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确立，并经过多年努力逐步完善起来的。在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援助始于1996年:该年通过的《刑事诉讼法》首次以立法形式明确提出“法律援助”概念，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该年通过的《律师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律师是法律援助的施助主体，老年人和其他社会弱者是法律援助的受援主体。1997年颁布的《关于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1999年颁布的《关于民事法律援助工作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等法律文件，具体规定了我国法律援助的原则、对象、范围及适用程序，搭建了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框架。与此同时，我国学术界也开始研究法律援助问题，探讨法律援助的本质和作用，如有学者认为“法律援助是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和社会志愿人员，为某些经济困难的公民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1］，有学者认为法律援助是“对需要专业性法律帮助，而又无力承担诉讼费用以及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公民予以帮助，以维护其合法权益的法律保障制度”［2］。目前，我国法律援助已基本形成四级组织架构:国家建立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统一实施对全国法律援助工作的指导、协调与监管;省级行政区的司法行政部门、地市级行政区的司法行政部门等，均在其机构内部设法律援助中心，负责指导、协调与监管本辖区内的法律援助工作;在条件具备的县(区)的司法行政部门，建立本县(区)法律援助中心，负责组织实施本地的法律援助工作。跨世纪以后，我国加快了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步伐，法律援助立法取得了新的突破。2000年颁布的《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细化了法律援助规程，增强了法律援助的操作性。该通知规定，经济困难无力聘请律师的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人、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及其法定人等，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还规定人民检察院应积极支持法律援助工作，听取法律援助人员的意见。与此同时，各部门及地方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了法律援助实施细则或办法，对推动地方法律援助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2003年颁布并实施的《法律援助条例》全面规定了法律援助原则、内容，使我国法律援助真正纳入法制化轨道。近几年来，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立法更是进入发展完善的快车道。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依法治国高度提出了“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战略任务，十八届四中全会继续强调“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并具体化为“扩大援助范围”“保证人民群众在遇到法律问题或者权利受到侵害时获得及时有效法律帮助”“对聘不起律师的申诉人，纳入法律援助范围”等几项重大举措。2015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司法部出台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建设和发展。

(二)法律援助条件取得重大突破

第一，法律援助供助力量壮大。法律援助供助力量主要指从事法律援助的律师、法律工作者及其他法律志愿者等，其中律师和法律工作者由司法行政部门的法律援助机构委派，其他志愿者经法律援助机构协调自愿参加。到2014年底，我国法律援助机构有3700余个，工作人员总数达14000余人;第二，援助队伍素质有较大提高。为了提升法律援助队伍素质，我国各级法律援助机构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培训，组织实施“西部省份法律援助轮训计划”“中东部省份法律援助轮训计划”等，近5年共培训法律援助人员29万余人次;第三，法律援助条件更加便利。所有法律援助机构都致力于改善条件，为受援者提供更多更便利的法律援助。近5年来，我国建成法律援助工作站6．8万个，建立便民服务窗口3200余个，建立热线服务平台2300多个。同时，注意加强法律援助信息化建设，研发了法律援助信息管理平台，开通了“12348”法律服务热线服务平台，提高了法律援助的信息化水平;第四，法律援助受援对象增多。近5年来，我国各级各类法律援助机构共提供法律咨询超过2900万人次，受援群众超过558万人。其中，2014年法律援助受援人总数达139万人次，农民工受援人47万余人次，增长9．8%，为受援者提供来访、来电、来信咨询近680万人次;第五，法律援助范围增长。为了使更多困难群众获得优质高效的法律援助，各级法律援助机构积极采取多种措施，将就业、就学、就医等与民生紧密联系的事项纳入法律援助范围，还将法律援助覆盖人群从“低保群体”拓展至“低收入人群”。

(三)法律援助进展效果良好

具体表现在:其一，法律援助案件逐年增长。自2010年至2014年的5年内，我国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499万多件，年均增长14．3%。其中，2011年办理80多万件，2012年突破100万件，2013年达115万余件，2014年是124万余件;其二，法律援助资金增幅巨大。近5年来，我国法律援助经费总额达70多亿元，其中财政拨款68亿元，年均增长15．2%。地方财政也在不断增加拨款，2014年各级地方财政共投入法律援助经费12．9亿余元，是《法律援助条例》颁布前的9倍;其三，经费安排更加合理。自2011年起，财政部每年安排3亿元的法律援助基础资金，安排1亿元的农民工、残疾人、老年人、妇女和未成年人法律援助保障资金，安排2亿元的地方法律援助办案补助专款。绝大多数地方已将法律援助业务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其中23个省级行政区建立了法律援助专项资金并调整了办案补贴标准，广东、山东、湖北等省还建立了死刑案件法律援助专项经费、农民工案件法律援助专项经费;其四，援助效果更加显著。我国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全面落实《意见》要求，降低受援门槛，简化法律援助程序，将许多与民生紧密相关事项纳入法律援助范围，认真办理法律援助案件，重点做好农民工、失业人员、未成年人和残疾人等群体的法律援助，使更多受援对象及时获得了法律援助。

二、我国法律援助存在的缺失

(一)欠缺法律援助专门法

有专门法律援助法，是衡量一国法律援助制度健全的重要标志，也是一国法律援助落地生根的前提条件。到目前为止，我国虽然有不少关于法律援助的文件或条文，但以部门、地方立法居多，法律层次不高，且有关法律援助条文多散见于《刑事诉讼法》《律师法》以及司法部颁布的有关规章中，没有专门的法律援助法。法律援助制度作为与贫弱群体联系最密切、最广泛的制度，其立法意义远非其他一般救助可比，法律援助制度立法层次不应仅限定在行政法规上，而是应该上升为宪法原则和专门法律，并构建相对独立体系。纵观当今世界，欧美国家一般都有专门的法律援助法，并将法律援助上升到宪法保障高度。

(二)法律援助范围需进一步拓宽

一般来说，发达国家人们的生活水平尽管较高，但人们的法律意识也较强，求助于法律的人较多，因而受援面也比较广，受援人口大多达到一半以上。“对于法律援助的覆盖范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其法律援助覆盖面达到很高的程度，比如，法国的法律援助覆盖面达到总人口的70%，瑞典达到90%，英国达到60%，美国达到50%”［3］。相比之下，我国法律援助的覆盖范围还比较窄，以2003年为例，当年我国法律援助受援人口仅占总人口的2．6%。近年来，人们法律意识增强，经济社会事务更纷繁复杂，刺激了法律援助需求的增长，加之法律援助门槛不断降低，法律援助事项持续扩大，至2010年，法律援助受援人口达到总人口的11%左右，且每年以1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增，2014年底已接近15%。但总的来说，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如法律援助机构本身及其提供的受援能力有限、老弱病残妇幼等受援对象对法律援助不甚了解，法律援助便民程度需进一步改进等，导致受援面拓展缓慢，与我国巨大人口基数和法律援助需求还很不适应。

(三)法律援助供助力量还需继续壮大

供助力量是决定法律援助的关键，没有一定规模和数量的机构和人员，法律援助无法推行，更谈不上服务质量和社会效益。当前，我国实施法律援助的主体是国家，经费来源主要依靠政府，供助力量包括法律援助机构———各级法律援助中心和其他法律援助志愿服务组织，法律援助人员———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社会志愿者等。虽然我国法律援助供助力量多样化，但还存在一些不足:其一是数量不够。提供法律援助不同于提供一般服务，支援者除了强烈的爱心和责任感外，还应熟悉法律，有丰富的办案经验，符合这样条件的人员只能是律师、法律工作者和其他法律志愿者。目前我国的职业律师不到总人口的万分之一，法律工作者和其他法律志愿者相当有限;其二是素质不高。由于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的差异，加之区域、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我国法律援助资源分布呈现不平衡性、复杂性特征。经济发达、交通方便、文化程度高的地区，不但法律援助需求量大，而且对法律援助及其工作人员的素质和质量要求高。而一些“老少边”地区或交通不便、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法律援助需求量相对少些，法律援助服务资源则相对贫乏，业务水平相对低些。这种不平衡性、复杂性，需要认真研究，并加以解决。

(四)法律援助社会化程度需进一步提高

法律援助既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更是一项群众性工作，它直接面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只有为广大人民群众了解和掌握，法律援助制度才有生命力。要做到家喻户晓，获得各界的理解和支持，法律援助方能取得良好效果。一些国家法律援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除了制度比较完善外，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社会化程度高。他们非常重视法律援助的推广和普及，政府会投入巨大财力和物力加强法律援助的宣传和普及，采取许多方式与手段让广大民众知晓法律援助内容及实施过程。我国的普法教育虽然已经进行了多年，对法律援助的宣传也作了许多努力，人们的法律意识有所增强，但普法教育形式上轰轰烈烈，实际效果不明显，法律援助宣传普及还不够，仍有不少人不了解法律援助或法律援助观念淡薄。

(五)法律援助经费还不充足

经费是法律援助事业发展的必要物质基础，法律援助要持续进行，就应多种渠道、多种方式筹措资金，没有经费保证，法律援助就是一句空话。目前，我国虽明确了法律援助资金筹措主体，作为负主要责任的各级政府正花大力气筹集大量资金，作为应承担一定责任的社会各界也积极捐资帮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法律援助资金供求矛盾，但由于制度设计的先天不足，我国的法律援助条例虽规定了资金援助筹措渠道及相应措施，但弹性有余约束性不足，没有强制规定各级政府与相关组织筹措资金的职责和义务，也没有硬性要求将资金列入政府财政预算，如果各级政府在拨付法律援助经费上打折扣，或监管不力与执行不严，其他社会组织“不爱给”就“不给”，法律援助资金就无法保障。支持法律援助事业的社会力量越来越多，其增资能力不断增强，但由于规模小、影响不大，其募集资金十分有限。此外，我国的社会救助渠道还不很畅通，公众捐款意识还要加强。

三、完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途径

(一)健全法律援助立法

法律援助制度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一种制度设计，在立法上必须有恰当的安排和合理的表达，既要有比较完整的体系，还要有高级的法律层次与地位作保证。其一，要把法律援助上升为宪法原则。把法律援助作为最高法律层次保护是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如《意大利宪法》规定:“每人均可按司法程序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和合法利益。在诉讼的任何阶段和任何情况下，辩护均为不可破坏之权利，穷者有在任何法院起诉和答辩之可能性，应由特别制度保证之。”《日本宪法》规定:“刑事被告人在任何场合都可委托有资格的辩护人。”目前，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制定了《法律援助条例》，强调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视法律援助，比以往任何时候的法律援助要进步。但还有很大改进空间，应将法律援助上升到宪法保护高度，在宪法上明确规定公民有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其二，制定《法律援助法》。制定法律援助法可以提升法律援助的保护力度与层次，能够有效消解法律援助制度的法规、规章之间的不协调或冲突，有利于建立比较完善、规范的法律援助法律体系。许多国家之所以能较好地贯彻落实法律援助制度，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有专门的《法律援助法》。如英国、西班牙有《法律援助法》，日本有《民事法律援助法》，德国有《法律援助公司法》等。现在，我们应当以《法律援助条例》为蓝本，整合其他法律文件相关法律援助条款，加快法律援助法的立法调研，尽快出台法律援助法;其三，制定相关法律援助法律、法规及实施细则办法等。国务院、司法部及地方各级机关要依据立法权限与程序，在不违反法律援助法的前提下，根据本区域的客观实际，加快立法进程，制订切实可行的法律援助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或单行条例等，并使之相互配套，体系完备。

(二)拓宽法律援助受援面

从我国法律援助的制度设计和实施情况看，我国法律援助受助对象虽然众多，但远未达到全覆盖，需要进一步改进和拓宽。一要改进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受援面。从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法律援助条例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与相关批复看，刑事法律援助受援对象主要是:因贫穷而无法支付诉讼费的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且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等。这样的规定，与我国刑事诉讼现状及其对法律援助的需求还不太适应，因为享受法律援助权是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在要求，获得刑事法律援助人应该是“在司法利益有此需要的一切情况下的人”。很显然，将法律援助受援对象仅定位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很不够的，还应将受害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也作为法律援助受援对象。因为受害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既是当事人之一，也最有可能是利益受到侵害的人。此外，将受援特殊对象仅限于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也存在问题，不少老人、妇女及其他严重伤残人因智力及财力原因，很难通过诉讼获得法律救济，也应当将其纳入法律援助围。二要拓宽民事、行政法律援助的受援面。我国《法律援助条例》尽管再一次拓宽了法律援助的受援面，还具体规定了以下六方面的援助事项，即: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的;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民事权益的。但这样的列举既显粗糙，又不符合法律援助事项要求。因为民事、行政法律援助事项千头万绪、点多面广，以上这6项范围远远满足不了人们的法律援助需求，它只能使很少一部分人在民事或行政诉讼中获得法律援助。因此，还需扩大民事法律援助范围，可以将就业、就医、就学、劳动报酬、社会保障等与民生问题紧密相关的事项，纳入法律援助范围。还要逐步将婚姻家庭、食品药品、教育医疗等与民生紧密相关的事项纳入法律援助范围，逐步将不服生效的民事和行政裁判、决定，聘不起律师的申诉人纳入法律援助范围。

(三)构建合理的法律援助机构

法律援助机构的科学设置与高效运转，有利于充分发挥法律援助的功能。为了解决我国法律援助机构存在的条块分割或职能重叠问题，应立足法律援助需求不断增长现状，以提高法律援助机构整体效能为根本目标进行整合。可按以下思路设立法律援助机构:保留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和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成立国家法律援助委员会。“中心”负责委派律师，“基金会”负责筹措资金，“委会员”代表国家行使法律援助工作管理职能;省、市、县三级地方对应设立“中心”“基金会”和“委会员”等机构，在本行政区划行使对应职能。乡镇或城市的街道办事处可设立法律援助站，为经济贫困者提供最直接便捷的法律援助。此外，还必须明确各级法律援助专门机构定位与人员编制。法律援助专门机构的职能与其他行政机关的职能是截然不同的，法律援助专门机构主要是负责委派律师、筹措资金，指导、协调法律援助工作，而其他行政机关主要行使行政管理职能，因此，要把法律援助专门机构从司法行政部门中单列出来，划分一定的层级，规定为事业单位，人员明确为事业编制，事业费由同级财政负担。

(四)提高法律援助队伍的素质

做好法律援助工作，依赖于一支优秀的法律援助队伍。对于我国法律援助人员数量不足的问题，可以考虑采用以下办法解决:从制度或法律层面着手，增加律师和法律工作者进行法律援助的次数;采用有效措施鼓励律师、法律工作者以及其他法律服务人员开展法律援助志愿活动;支持大学的法学院设立法律站，让大学生加入到法律援助队伍中来;动员妇联、工会、残联等社会团体组建法律援助站，以行业群体为对象开展法律援助。针对法律援助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的问题，可采取法律援助知识定期培训、法律援助探讨、法律援助经验交流、法律援助业务学习等方法解决。

(五)扩大法律援助资金来源

解决我国法律援助经费缺口问题，须通过扩大资金来源解决:其一是政府继续加大投入。政府要增加法律援助经费预算，并坚决做到专项开支，杜绝拖挪挤占。对财政极其困难的地区，上级政府应给予最低经费保障，经济发达地区可予以对口支援;其二是鼓励社会捐资。各级法律援助基金会要与企事业单位加强联系，与慈善组织或团体多进行沟通，想方设法动员社会各界人士积极捐资，以便接收更多的资金支援法律援助;其三是吸纳部分罚没资金纳入法律援助经费范围。我国每年的罚金、没收财产及罚款数额较大，其最终去处一般是收归国库，纳入国家财政。将其中一部分用于法律援助，也是“财”尽其用，能充实法律援助资金，有效缓解法律援助资金不足问题。

(六)加大法律援助宣传力度

法律援助作为公民的一项权利，理应为每一个人所认知和了解。如果公民都不知道它的存在，法律援助就失去了意义。加大法律援助宣传力度，应围绕提高人们的法律援助知晓率，采用多途径、多手段和多方法进行宣讲、教育和传播，如:通过法律咨询热线为人们提供专业性强的意见和建议，在公共场所为人们免费提供法律咨询、散发法律援助宣传画册与卡片，使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法律援助制度;利用法律援助典型案例进行立体、直观教育，针对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结合已办过的法律援助案件进行个案教育;利用互联网、新媒体，开通法律援助网站、短信平台，为人们提供快捷、便利的法律援助。在宣讲、教育和传播中，要尽量做到不留死角，特别重视农村法律援助的运用和普及，因为农村往往是最需要法律援助但最不了解法律援助的地方。各乡镇的司法所要设立法律援助联络站和热线电话，随时为群众提供法律援助咨询。每个村要聘请至少一名法律援助信息员，及时收集农村法律援助信息，及时讲解法律援助知识。另外，还可通过文艺演出、问卷解答等形式，把法律援助知识传播到广大农村。

作者:肖雅戈 龙井仁 单位:湘南学院

参考文献:

［1］宫晓冰．中国法律援助立法研究［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

法律援助制度范文篇7

关键词：法律援助现状人权保障

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组织、指导和统一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以保障实现其合法权益，完善国家司法公正机制，健全人权及社会保障机制的一项法律制度。①

法律援助有以下特征：

1、法律援助是国家行为或者是政府行为，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实施。它体现了国家和政府对公民应尽的义务；

2、法律援助是法律化，制度化的行为，是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3、受援对象为经济困难者、残疾者、弱者，或者经人民法院指定的特殊对象；

4、法律援助机构对受援对象减免法律服务费，法院对受援对象减、免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用；5、法律援助的形式，既包括诉讼法律服务，也包括非诉讼法律服务。

我国第一部全国性的法律援助法规《法律援助条例》，已于2003年9月1日起开始施行，这标志着我国保障贫、弱、残等弱势群体平等实现其合法权益的司法救济机制度的确立。成都市法律援助工作在为贫困群众提供法律援助的同时，突出了为见义勇为行为提供法律援助的工作重点，率先制定了《成都市见义勇为法律援助暂行办法》，特别是三月份经终审的张德军见义勇为法律援助案件，引起了中央电视台、东方卫视、《南方周末》和社会的高度关注，通过我们卓有成效的法律援助工作，进一步弘扬了社会正气，倡导了社会公平与正义。

一、成都市法律援助的基本概况

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于1996年。其下设有20个区县法律援助机构，设立100个法律援助机构乡镇社区站点。成立法律援助中心是国家从司法制度上保障人权的具体体现，对经济特别困难的群众实施司法救济，以体等这一司法原则的最终实现。

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编制10人，隶属于成都市司法局，现有工作人员8名，其中多人工电话咨询等法律服务；指导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援助工作。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还在市妇联、市残联、市总工会、成都大学成立了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市妇人具有律师资格，下设综合科、业务科。其主要职责是：免费受理公民的法律咨询，并经常向社会公众宣传法律知识；为各种法律援助对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开设法律咨询热线，免费为公众提供联、市残联、市总工会、成都大学工作站。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经费由成都市政府预算拨款，并设立法律援助基金，接受社会捐赠。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以来已接受了15万余人次的法律咨询，了3000余件民事法律援助案件；办理了4200余件刑事法律援助案件。

二、成都市法律援助取得的成效

㈠成都市法律援助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在成都市司法局的直接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四中、五中全会的精神和市委十届四次全委会健身，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面落实和树立科学发展观，围绕服务“产业年”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坚持在实践中创新工作和解决问题，切实加强法律援助组织机构建设，积极为农民工、贫困残疾人、下岗职工、妇女儿童等社会贫苦群体提供及时、便捷、高效的法律援助。成都市援助案件办案数量每年增长近20%，办案质量也不断提高，为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成都作出了积极贡献。

㈡设立社会法律援助组织。都市司法局与成都市工会、妇联、残联组织相互加强沟通和协调下，法律援助中心市总工会、妇联、残联、成都大学四个工作站建立，这些社会团体逐步承担起一定的受理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职能。

㈢“12348”法律服务专线电话的开通，它是以法律咨询作为法律援助的重要形式之一，由成都市执业律师每天义务轮流值班解答咨询，方便了市民咨询法律问题，及时为咨询者提供法律方面的帮助，极大的满足了全市广大群众对法律的需求，受到了市民的良好评价。

㈣发展全市法律援助援助律师队伍，每个区、县法律援助中心不少于3名法律援助律师，使之成为直接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主要力量，还不同程度地吸收红市了一批专业突出、素质较高的人员，增强了法律援助力量，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效率明显上升。

㈤提供法律援助的农民工援助率达到100%，积极开辟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绿色通道，成立农民工法律援助应急服务队和区（市）县法律援助中心工会工作站，对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实行24小时内受理制等，并对农民工经济困难状况一律免于审查，以实现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绿色通道和“一站式”法律援助便捷措施。

㈥分解法律援助案件总量

成都市近年各类法律援助人员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数，如下表所示

成都市各类法律援助人员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数（件）

法律援助机构工作承办社会律师承办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承办社会组织人员承办

2004年785706380

2005年394161736117

2006年上半年25981425235

（七）扩大宣传，发动全社会力量倾注对法律援助的奉献与爱心，通过开展法律援助爱心活动、成立农民工应急服务队、组织送法下乡律师宣讲团、农民工维权法律援助大型咨询活动等，广泛宣传，扩大影响。

三、成都市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

㈠宣传力度不足

随着成都市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且有大批“外来工”他们的文化素质较低、法律意识淡薄，使他们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时，缺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意识，也不知道如何求助于法律援助部门或者法律服务者，于是采取其他非法手段，从而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而且，需要援助的弱势群体大多集中在基层，所以法律援助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基层。然而一些县、区法律援助机构对法律援助的宣传力度不够，怕宣传多了，老百姓找上门来，应接不暇，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因为越不宣传，老百姓就越不了解法律援助，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也就越困难。

㈡相关部门协作配合机制还未真正建立起来。

目前，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相关部门之间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协调配合机制，直接影响了法律援助制度作用的发挥。在法律援助案件所涉费用中，由于诉讼费用以及相关部门收取的调查取证、坚定等所收取的费用相对困难群众的收入来说较高，而法律援助机构又无力承担这些费用，虽免除了法律服务费用，受援人最终因交不起相关费用，或者无法进入司法和仲裁程序，或者得不到相关的证据材料，法律援助的效果大受影响。

㈢有限的法律援助资源及其需求的矛盾突出

据了解，成都市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在4000件以上，而按成都市现有的1300多名律师每人每年免费办理2件计算，每年最多也只能办2600件，而这当中缺口很大。面对如此庞大的需求量，却不能予以满足。这就需要政府和社会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人力、物力上的投入。

四、完善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对策

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在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其不可避免的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故有必要在实践中逐步加以规范和完善。针对是法律援助的现状，联系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实际，笔者拟对完善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对策作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㈠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对法律援助的认识

法律援助既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更是一项群众工作。它直接面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充分利用报纸、杂志、电台、网络等新闻媒体和通过法律下乡（如可以尝试制发法律援助服务卡，便于群众掌握法律援助知识）、法律咨询（尤其要加强“12348”专线律师值班，拓展法律援助咨询电话服务的领域）等途径，进一步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力度，使法律援助家喻户晓，让需要法律援助的人知道怎么寻求法律保护，让社会弱势群体及时得到法律帮助，以使他们“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的难题得到解决，进而使他们的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要让关心社会进步，有能力支持法律援助的社会力量来关心和支持法律援助事业；更要使成都市各级领导干部深刻意识到法律援助工作不是可搞不可搞的事情，而是依法治国、依法治市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从而真正把法律援助工作纳入党委、人大、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使为困难群众谋利益具体落到实处。

㈡提高弱势群体的法制观念

法律援助的重要对象是在农村生活比较贫困的群众和一些特殊社会群体。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弱者原本不是弱者，但由于他们经济上的贫困、知识和信息的匮乏、权利和义务意识的淡薄、缺少社会人际关系、心理中的劣势、生理发育上的某种残疾以及区域间法律服务资源存在不平衡等主客观因素，才使他们成为弱势群体。特别是由于缺乏基本的法律常识，他们不知什么可为什么可不为，不知国家鼓励什么限制什么，一切都是凭感情用事，无法用理性的眼光来判断，于是出现了大批“文盲”、“法盲”和“流氓”，更谈不上如何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只有提高弱势群体自身的法制观念，才能使弱者成为强者，这是治本之策。

㈢积极开辟法律援助的人力资源，使众多的社会团体，法学院校参与进来，为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完善的法援体系，包括一个高效的人力资源体系，法援案件的不断增多和复杂对从业者提出考验同时也增加了援助成本，自身制度设定的壁垒也限制部分热忱于法律援助的团体和个人。《条例》颁布以明显的规定吸引有能力从事法律援助团体和个人从事法援工作，面对于制度设计不完善的中国法制教育，过于注重理论，缺乏法律实务经验及社会经验成为被评击的重点，法学教育可否与法援工作相融合，答案是肯定的。“福特基金”在资助中国高校的法律诊所课程中将法学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开展具体的法律援助案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美国在其具体实践中获得极大的成功，以导师为业务指导，学生共同解决，并在《美国律师协会关于法学院的批准标准》302条e款中明确规定，法学院就鼓励学生参加提供减免收费的公益性法律服务活动，并为学生提供这样的机会，以制度的形势保证了学学院的实践融入法援体系，其主要的目的（一）向学生教授有效的辩护的技法，职业道德及法律对于穷人的作用（二）在为那些无法得到公正人辩护的同时，批判性的检验的应用法学理论。（三）改革法学教育弊端，并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学生的融入无非是教学与法援的两赢之选，除学生外，有能力的社团组织和个人也是扩宽法援人力资源选择的范围，部分省市下发的法援指导性文件中均提出引入法学院学生和社团意见，却鲜见实施的具体细则。此制度何参照美国英国等成熟的制度，推行导师制和公益性团体有限参加，即法学院的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展援助活动，对于社会团体设定团体设定准入机制，依其水平，章程和法援的需要有限的介入援助工作。

㈣充分发挥个人法律援助的作用

1.凡是有能力以自己的工作为他人提供法律服务者（如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具有较高法律理论素养和社会实践能力的志愿者），都可以参与到法律援助工作中来，为法律援助事业贡献力量。

2.允许政法机关离退休人员到法律援助机构发挥余热，从事义务性质的法律援助工作。

3.可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监督法律援助工作，多向他们汇报工作，请他们提出意见、建议。

4.有效发挥基层摄取法律援助联络员、信息员的作用。

㈤以政府投入为主导，多渠道筹集资金，扩大“节流”的实体程序的设定和利用网络快捷的工作渠道。

人民不断增强的法律援助服务的需要同目前稀缺的法援资源产生矛盾政府的投入不足，大部分法援资金没有列入政府的预算，软、硬件建设相对于滞后。将法律援助纳入财政预算，建立起政府对法律援助的是低经费保障机制，充分的保障法援工作的正常开展，相对于增长快但经济基数较小政府收入有限，财政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的压力较重，通过利用常规的筹款方式满足不了法援需要，必须充分开展社会化运作，积极拓展法律援助经费的社会捐渠道，建立公益性的基金会。90年3月北京就已经成立了北京市法律援助基金会，内设办公室，财务部，集资部、外交部、开展大型法援公益活动筹集资金。

在开源的同时，采取一定保障节流的措施，降低法援的成本1、引导律师鼓励确已构犯罪的被告在法庭上做有罪答辩。法援的目的性决定了追求程序和实体公正的目的性，保障援助对象的合法权益，对业以犯罪的对象鼓励做有罪答辩，减少诉讼环节和调查费用。2、普及网上办公，加强援助网络的营造和以网络为基础的网上法援救助，利用网络的覆盖面和快捷方便援助人员和受援助者的交流和公开法援案件的援助流程。通过程序上的公正高效有序的措施保障弱势群体权利的伸张，实体上的改革同样保证了法援工作的效益及提高资金的利用，盘活法律资源，保证社会运行的稳定及司法公正。

㈥提高法律援助服务水平

法律援助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社会方方面面的群众利益，法律援助的服务水平关系到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笔者认为，提高成都市法律援助服务水平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培养律师良好的素质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成都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在律师管理工作中，应把重点放在律师职业道德、职业纪律教育和责任意识、服务意识教育上，使法律队伍真正成为维护社会正义的力量。

2.规范社会团体、法学院校及其其他民间组织的法律援助行为。这些部门提供法律援助必须经过司法行政部门审批，不使用政府资金，不利用法律援助从事有偿服务，同时接受司法行政部门的指导和监督，保证法律援助的水平和质量。

3.拓宽法律援助的受援面。笔者建议成都市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在受理法律援助案件时，适当拓宽援助范围，如给予老年人或高龄老人强制刑事辩护的援助，将法院诉讼费的缓、减、免真正纳入统一的法律援助中来，从而使法律规定与法律援助的宗旨真正一致起来。

4.推行法律援助寻访制度。成都市地广人杂，这就需要政府支持和鼓励法律援助人员定期或不定期到指定的服务区寻访，主动调查，主动发掘案件，从而保证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获得最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

5.建立法律援助质量监控体系。虽然我国目前尚未建立法律援助质量监控体系，作为西南地区的发达城市，应当发挥西南核心地区的先导作用，尽早建立符合成都市实际的法律援助人员综合质量监控体系，其应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持续教育、业绩考察、顾客反馈、质量评估。

法律援助作为一项神圣而伟大的“民心工程”，作为法律界的“希望工程”，作为泽惠人民的“光彩事业”，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成都市法律援助在市党委、市委的领导下，在市人大、市政协的监督、支持下，必将日臻完善，其工作也将跨上一个新台阶。

参考文献：

1、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2004年—2006上半年法律援助统计表、工作总结报告

2、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法援简报》第一、二、三期

3、房保国编著《遇事找法—法律援助》中国法制出版社

4、法律援助条例

法律援助制度范文篇8

关键词：中国法律援助；多学科；多层次；完善

2015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对我国的法律援助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任务，同时结合社会实践生活中法律援助确实存在的一些问题，本文提出了有关方面的应对措施以及法律援助存在的价值。

一、法律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

绝大多数法制健全的国家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法律援助制度，我国也不例外，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是指国家在司法制度运行的各个环节上，对因经济困难及其他因素而难以通过通常意义上的法律救济手段保障自身基本社会权利的社会弱者，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保障制度。法律援助制度起源于15世纪的英国，1994年，我国建立了法律援助制度。法律援助作为一种救助社会弱者的制度，有其存在的法理基础。

（一）符合保障人权的根本要求

首先，符合我国宪法保障人权的要求，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尊重和保障人权，面对经济特别困难无力请律师为其出庭辩护等情况下，国家免费为他们提供法律工作人员的资源利用，可以实现与他人平等的诉讼地位，从而实现基本的人权价值。其次，符合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保障人权的法律思想，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部伟大的思想论述，其中表明了要关注工人阶级的人权，反对资产阶级压榨工人阶级，这只是马克思关注人权的一个小小缩影，马克思恩格斯在后来的很多著作中都以保障人权为其指导思想，始终站在广大人民的利益基础之上。

（二）实现社会平等的价值要求

我国现行宪法明确规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这一原则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是主体平等，即任何人都不允许拥有超越法律的特权，第二就是适用平等，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平等的适用于每一个人，不论其贫富状况、社会地位、文化程度、民族差异以及性别差异等等。这一原则规定的初衷是极好的，但是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一些公民无法寻求法律救济，因为他们有些人缴不起诉讼费用无钱请律师，他们的诉讼权利就得不到充分的实现。法律援助制度的出现恰到好处的化解了这一问题，也就是说政府通过法律援助使那些社会弱者得到国家的关怀，获得法律人士的帮助，真正能使我国的司法资源平等的适用于需要这些资源的人。

（三）实现社会公平主义的必然要求

一个社会不仅要强调形式的公平，而且还要注重实质上的公平。实质公平是指在制定法律的时候应该针对不同的社会群体加以区别对待。就如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妇女在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受特殊保护,禁止妇女从事高度危险矿井下作业，禁止用人单位聘用童工一样，我国对处于弱势地位、确因经济困难、无能力或无完全能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公民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给予这些人特别的权利保护，既是公平正义的体现，还是我国实现实质公平正义的要求，因为只有对不同的社会群体加以区别对待，才能实现社会目的。

二、法律援助制度的缺陷

“中国法律援助的三个专业实施主体是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律师主要提供诉讼法律援助（包括刑事辩护、刑事和民事诉讼等）和非诉讼法律援助；公证员主要提供公证事项的法律援助；基层法律工作者主要提供法律咨询、代书、普通非诉讼事项的帮助等简易法律援助。”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存在以下漏洞。

（一）立法不完善

我国关于法律援助的规定散落于多部法律和《法律援助条例》中，使得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时，查找相关法条比较麻烦，而且还很可能导致公民遇到受援案件时不知适用哪部法律的现象大有存在。而且，随着社会问题的层出不穷，在修改法律援助方面的法规条例时，由于涉及到多部法的修改，会导致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结果，影响多部法律的稳定性。

（二）法律援助在我国的分布不平衡

在我国呈现出这样一种现象，经济越发达的地方法律援助机构越多，而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法律援助机构也更少，沿海地区的法律援助机构明显更多，在中西部法律援助机构明显更少，这就使某些真正需要法律援助的公民得不到援助，使法律援助制度的价值得不到充分的实现。

（三）法律援助质量低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实行免费的义务制，使得律师在法律援助时因为得不到报酬而对法律援助案件随便应付了事，其办案质量可想而知。其实追踪到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法律援助工作者的道德素质低、法律修养不高。

三、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措施

面对社会法律援助需求的增多，政府作为法律援助的主要责任主体，它的力量是有限的，因此必须发挥非政府组织在法律援助中的辅助作用。国外很多国家其实也是以政府作为主导作用，非政府组织的力量作为补充。社会学是理顺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的一门学说，在非政府组织研究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从法学角度研究,注重政府在法律援助中的主导作用

大多数学者研究法律援助时对于怎么完善这种制度都有自己的观点，但是一个共同点都认为应该发挥政府在法律援助中的主导地位。法律援助制度要在偌大的中国完美施行，必然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我国的法律援助以政府主导，政府负有法律援助的主要责任。法律援助队伍可以通过国家统一的考试招录的方式来选拔，择优录取，首先保证考试的人员必须是法律专业科班出生，提高法律援助队伍的质量。“在全国范围内全面覆盖法律援助咨询服务，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点，开通网上法律援助热线，构建起多元服务平台。”

（二）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发挥市场在法律援助中的激励作用

1.针对特定的人收取一定的费用。其实有些人是在胜诉后，是有能力缴纳诉讼费以及律师费的，为此我们可以针对这部分人收取定额的费用，对那些经济特别困难的公民还是免除费用，无偿性的提供法律帮助。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既能够避免法律援助案件泛滥，又能够照顾特定的受援人，还能够彰显出法律援助的平等性价值，公平正义的价值属性，更重要的是还能够收取一定的法律援助费用，可以收归国家财政收入，用来支撑法律援助的机构本身运行。

2.制定出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激励机制。比如，2013年后，有个别省份明确规定“对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对于该种奖励机制笔者认为首先应该在我国全国范围内实施，古语有云，奖励之下有勇夫，也就是说有相对应的法律激励机制，法律援助工作者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就能够调动起来。其次，在这种激励制度下，针对每一个法律援助工作者而言，机会都是平等的，只要你认真对待法律援助工作并且取得突出贡献，你就可以获得国家的奖励。再者，既然制定出这种激励机制，国家就应该给满足条件的人给予奖励，比如物质奖励有金钱，精神奖励有证书表彰、荣誉称号等等，而不能够使这些制度形同虚设，如同一张白纸不能发挥实际社会作用。最后，对于这些有突出贡献的人给予奖励后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宣传，鼓励更多的法律工作人员参加到法律援助工作中来，同时调动他们更大的积极性。

（三）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发挥非政府组织在法律援助中的辅助作用

面对数量繁多的法律援助案件，单靠政府的力量是明显不够的，还要发挥非政府组织的力量。首先，民间的法律援助组织要自觉地组织起来，构建起为弱势群体排忧解难的社会团体。并且自觉地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咨询、诉讼文书、作为诉讼或者辩护律师出庭等等。当然要做到这一步必然要求这类主体落实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态度，提高自己的道德素质以及法律修养，为此政府应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法律援助工作者自觉遵守司法工作人员道德职业准则。

四、结语

本文阐述了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价值和诸多缺陷，并基于此希望从多学科多角度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特别是要发挥市场的作用。我国当前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平等性、法制性、竞争性和开放性等一般特征，国家鼓励市场主体在自由公平有序的条件下进行自由竞争，允许市场在社会资源中占主导性的支配地位，对法律援助的激励机制就体现出这一点。

作者:陈飞 单位:赣南师范大学政治与法律学院

参考文献：

[1]李东骏.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有关问题思考[J].中国司法,2014,(01).

[2]李想.为更多困难群众提供优质高效法律援助[J].法制日报,2015,(01).

法律援助制度范文篇9

关键词:西部地区;法律援助;制度;立法

据学者考证，春秋时期郑国讼师邓析因其服务低收费且针对下层人士，被认为是我国的最早“法律援助”。我国现代法律援助制度始于民国时期北洋政府的《核准指定辩护人办法令》。新中国成立后，1980年审判“”集团时，司法部挑选法律专家担任其辩护律师，为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探索开辟了希望之路。2003年7月21日国务院颁布行政法规《法律援助条例》，确立了法律援助制度，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建设法治国家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法律援助制度释义

法律援助于我国而言是舶来品，英文名称为“LegalAid”，我国曾翻译为法律援助、司法救助等，但在国务院颁布《法律援助条例》后，实务界和理论界都统一采用“法律援助”这个概念。各国对法律援助有不同的界定。英国称为“在免费或收费很少的情况下，对需要专业性法律帮助的穷人所给予的帮助”。日本将其定义为：“就有关法律纠纷、法律事务对被援助者提供法律服务以及费用的援助”。法国司法部将其定义为：“法律援助是指使卷入司法诉讼的低收入者能够与其他受到裁决的高收入者一样享有同等捍卫自身合法权利的保障，而无需支付费用”。韩国将其定义为：“法律援助是指由律师或公设律师向受援者提供的法律咨询、诉讼以及其他形式的法律事务的帮助”。各国对法律援助有不同的定义，其内涵和外延也不尽相同，但笔者认为，法律援助的实质是司法保障体系，是国家对弱势人群提供的法律帮助，通过免除法律服务费的方式来保障法律赋予公民的权益平等。因此，我们认为，法律援助是指政府设立的由财政保障的法律援助机构在司法制度运行的全过程中，依法组织法律援助人员为存在经济困难的人们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活动，使他们的合法权益得到平等保护的一项法律制度。

二、我国现行的法律援助制度

我国迄今尚未出台法律援助法，施行的法律依据为国务院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在地方法规层面，从2000年至2013年，浙江、广西、重庆、江西等省、自治区、直辖市先后通过了26个法律援助地方性法规，多地还根据法律援助工作的实际需要，对地方性法规进行了修订和完善，既为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提供制度保障，也为我国最终制定法律援助法提供了丰富的地方资源和实践经验。（一）《法律援助条例》尚不能满足现实需求。《法律援助条例》属行政法规范畴，虽明确了法律援助工作的立法宗旨、范围和对象，提出了法律援助工作的总体目标和任务，规定了具体的实施程序和法律责任，但仅有6章31条，其中部分内容已经无法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为充分保障受援对象的合法权益，我国正在推行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工作，由于专业人才的不足，这在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操作起来相当困难，人民群众也深切期盼通过扩大法律援助范围来满足其法律服务需求，由此产生了对于法律援助立法的强烈的制度需求。（二）地方性法规各有特色但急需整合1.法律规范的结构。对比26部地方性法规的法律结构形式，除天津市、上海市、海南省、河南省以《规定》形式颁布外，其余均为《条例》形式。在总体结构上，除《山东省法律援助条例》《甘肃省法律援助条例》《云南省法律援助条例》《上海市法律援助若干规定》《天津市法律援助若干规定》未设置章节外，其余条例或规定均设置有5到8个章节。大多数地方性法规均采用“总则”“援助范围”“申请和审查”“援助实施”“法律责任”“附则”的结构。在章节具体的设置上，各省市存在一定差异，如：关于法律援助的对象，河南、福建、广东、贵州、浙江、宁夏六省条例在“法律援助的范围、对象、形式”有明确的章节外，其余省市则大致规定在“总则”或“法律援助的范围”之中；关于法律援助的权利和义务，贵州、陕西、湖南、浙江、青海、广东、辽宁、山西、河南九省有“权利与义务”或“权利和义务”章节，其余省市则均规定在“法律援助的范围及人员”“法律责任”等章节中；关于法律援助资金，仅有河南单列为“法律援助资金”章节，江苏列入“法律援助的保障”章节，其余省市无单独章节，均大致规定在“总则”之中；关于法律援助的程序，贵州、福建、湖南、浙江、河南五省条例中单列成“法律援助程序”章节外，其余省市均列于“申请、受理、实施”之中。除此之外，辽宁单设“法律援助服务和监督”章节、河南单设“法律援助机构、人员”章节、贵州则将“管辖”单独列为一章，却无“附则”的内容。总的来看，除山东、甘肃、云南、上海、天津五个省市未设置章节外，其余21部地方性法规的章节设置比较雷同，内容相似，虽有一些突破和创新，却未能完全体现出地方法律援助法规的特色。2.立法目的。26部法律援助地方性法规均对立法目的进行了明确，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1）促进和规范法律援助工作；（2）保障公民享有平等的法律保护的权利；（3）加强和规范法律援助工作，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4）维护司法公正；（5）维护法律正确实施。其中26部法律援助地方性法规均将“促进和规范法律援助工作”“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放在最前面，规定为法律援助法律最主要的目的。笔者认为，法律援助立法的主要目的是保障公民享有平等的法律保护权利，促进和规范法律援助工作开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司法公正和法律的正确实施，推进依法治国向纵深发展。3.援助的主体和对象。在分析法律援助义务主体时，我们认为，法律援助的主体当然是国家，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均明确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政府通过设立援助机构、经费支持、监督实施等体现其责任，具体由实施机构的工作人员、法律援助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援助志愿者、高校师生、各级工、青、妇、残、老等社会团体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作为具体实施的主体。在法律援助对象的界定方面，从国际上看，有的地区主张依据经济实力来判断是否需要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而有的则是从权利与利益角度来衡量受援主体。目前，我国除按法规、地方性法规规定给予法律援助外，申请人必须经济困难，并符合法律援助范围的条件，才能获得法律援助。4.监督机制。在26部地方性法规中，只有辽宁单设了“法律援助服务和监督”一章，其余监督的内容均在“总则”中进行了原则性规定，规定法律援助工作应当接受上级、同级司法行政机关和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在实践中，监督主体一般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各级监察、审计以及司法行政部门，但大多采用行政手段进行监督，没有形成多维、定量、有效的具体监管措施，监管效果有限。5.法律责任在法律责任方面，除山东、甘肃、云南、上海、天津五个省市未设置章节外，其余各省法律援助条例均列出专门章节进行规定，主要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法律援助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法律责任和法律服务机构及法律服务人员违法的责任等进行明确。但是，法律援助工作的法律责任范围较广，各地的法律援助条例或规定对法律责任的规定缺乏操作性，比如不符合条件的受援人骗取法律援助服务将如何处理，《法律援助条例》未予明确，实践中也未发现追索法律援助费用的相关案例。

三、从西部地区法律援助的实施现状看法律援助制度的困境

随着法律援助事务越来越多，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问题日益凸显，且愈演愈烈。（一）机构组织保障不足。我国的法律援助机构人员存在行政、参照公务员管理和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人员模式，不同的组织结构形式导致人员的编制和待遇等方面存在差异。这些差异，既影响了法律援助机构的运行，也难以发挥一线人员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法律援助机构与管理他们机构的界限也不清，很多县一级的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管理机构都是合署办公。以我们所在的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县为例，县司法局的内设机构公共法律服务股，既承担法律援助的管理职责，又从事具体的法律援助工作，造成该单位的职责混杂，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法律援助经费的管理使用和法律援助审批权的分配执行，很难达到预期的监督管理效果。（二）法律援助队伍在不同地区之间分布不均。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主要成员包括律师（及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主要是配置的法律援助律师）、法律援助志愿者三类。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不高，西部地区明显缺乏法律援助人员。以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据四川省司法厅2019年的公告显示，全州共有58家律师事务所，专职执业律师342名，17家法律援助中心有法律援助律师58名。经比较分析，西昌、会理、会东、德昌、冕宁等五县市拥有47家律师事务所，占全州律师事务所总数的81%，律师占全州总数的92.4%；木里、盐源、普格、布拖、金阳、昭觉、喜德、越西、甘洛、美姑、雷波、宁南等12个县仅占全州律师事务所总数的19%，律师仅占全州总数的7.6%。由于经济欠发达，很多县的法律援助机构连基本的办案队伍都不具备，部分县甚至一名社会律师都没有，法律援助案件仅靠一两名法律援助律师和工作人员来完成。（三）对法律援助经费的保障严重不足。对法律援助经费的保障力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法律援助工作开展的成效。我国的法律援助经费主要来源于财政拨款，极少一部分来源于福利公益金、社会的资助、行业和社会捐献等。我国现行的法律援助条例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为法律援助提供资金支持。但是，对于资金的保障并未出台具体、明确的规定，很多地方每年只是象征性的列支一部分经费，甚至有些地方的法律援助财政拨款还是捆绑式拨付，这样就可能导致法律援助经费被挤占或者挪用，难以保证法律援助经费的开支，进而无法真正实现法律援助的目的。尽管司法部曾经于2011年下发过《关于加强法律援助经费使用监督管理工作的意见》，但在经费的管理上，目前还没有全国统一的、有强制力的经费管理办法。（四）缺乏案件质量评估机制。我国还未制定统一的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管理办法，部分地方省市尚在积极探索，东部发达地区主要通过规范案件流程、发放征求意见表、定期不定期参与法律援助案件办理庭审旁听、电话回访、严格审查卷宗材料等方式来确保法律援助的案件质量。虽然有这些做法，但是由于沟通协调力度不够、补贴标准低、律师积极性不强等原因，使得法律援助的案件质量整体不高。由于各地操作标准不一，缺乏统一的案件质量评价机制，造成目前我国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参差不齐。（五）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各省、市、自治区在法律援助案件监督方面也有一些探索，但监督主要来自于司法行政部门的内部监督，此外，目前各地对法律援助受援助一方仅规定以不正当手段骗取法律援助待遇的法律责任，未对其他违法行为进行规定；对施行援助一方的监督主要是追究公职人员、法律服务机构、法律服务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责任，在操作层面上，法律监督手段存在着很多空白。

四、法律援助的域外经验借鉴

（一）主要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援助制度及其成功经验。1.英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及成功经验。世界上最早的法律援助制度产生在英国。《1999年接近正义法》确立了英国现行的法律援助制度。我们认为，英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在质量保证体系方面值得我国借鉴，他们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法律援助质量保证体系。英国政府非常重视法律援助的案件质量，通过高门槛的设置，限定法律援助服务的提供者，保证有限的法律援助资金能够用到最需要帮助的受援人身上。英国对特别复杂和困难的案件还采取了特殊的质量保证措施，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2.美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及成功经验。美国法律援助制度主要分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和民事法律援助制度。笔者认为美国有以下经验值得我国借鉴：一是建立了公设辩护人制度。美国将刑事法律援助视为公民的一项重要权利，联邦宪法对此作了明确规定。因此，刑事法律援助在美国是做得非常完备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均能够享有充分保障的刑事法律援助服务。二是美国法律援助的资金来源是多样化的。除了政府资助外，美国的民事法律援助还通过律师事务所、私人律师、公司和企业、基金会和慈善机构筹集资金，以满足公众对法律援助的需求。（二）主要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援助制度及其成功经验。1.德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及经验。德国法律援助主要分为刑事法律援助和民事法律援助。在德国，刑事法律援助不需要审查当事人经济状况，哪怕是百万富翁也能获得法律援助，因为他们认为法律援助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司法的公平正义，保证公民得到公正的审判。我们认为德国的法律援助制度有以下经验值得借鉴：一是在适用条件上，除了经济困难外，还将充分的胜诉愿景和无恶意纳入了《法律援助法》中，以保障资金使用的有效性；二是适用诉讼费用保险制度，健全的法律费用保险市场减小了民众对法律援助的需求，在一定程度缓解德国法律援助经费的压力。2.法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及经验。法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分为法律援助、法律获得和受害者援助三个体系，通过三个体系的互相配合达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目的，充分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宗旨。笔者认为法国法律援助制度有以下经验可以借鉴：建立以财政投入为主，法律援助保险、社会组织普遍参与等多种方式来保障法律援助经费稳定。法国法律援助每年的经费支出约305亿欧元，除了财政的投入外，还实行分担费用制度，明确哪些情况需要由当事人根据其经济情况分担部分法律援助费用，从而减少法律援助经费压力。3.日本的法律援助制度及经验日本于1952年成立了一个全国统一性的财团法人法律扶助协会，专门负责实施法律援助工作。2006年，由最高法院设立和运营的日本司法支持中心，正式承担日本的法律扶助业务。笔者认为，日本的法律援助制度具有以下经验值得借鉴：一是日本的法律援助制度更具操作性。日本的法律援助从法律援助机构设置、经费保障、业务范围、资格条件、申请及救济程序等方面做了详细明确的规定，这样就更有利于操作；二是司法支持中心和律师联合会深度合作。除了日本司法支持中心承担主要的法律援助业务外，律师联合会还为促进法律援助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公共福利机构的努力使弱势群体比以往更容易获得专职律师和法律援助业务。（三）我国台湾地区的法律援助制度及其成功经验。2004年，我国台湾地区颁布了“法律援助法”，正式建立了法律援助制度。经过研究比较，笔者认为有两点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一是台湾地区更强调立法中的制度理性，明确台湾法律扶助的主管机关为“司法院”，以财团法人法律扶助基金会为核心开展工作，在实施过程中更具有可操作性。二是在法律援助的对象规定上，台湾地区采取“例外排除”的体例，明确除了规定“不应准许申请法律扶助的情形”外，原则上，不能负担或不能受到法律适当保护的人有权申请法律援助，这就更有利于公民获取法律援助服务。（四）我国香港地区的法律援助制度及其成功经验。《香港法律援助条例》于1965年正式通过，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法律援助条例已经过多次修订。经过研究比较，笔者认为香港地区的法律援助制度有以下经验值得借鉴：一是确保法律援助经费来源的稳定。香港特区政府对法律援助署提供了强有力的财政支持，经费包括三部分：审查申请和提起诉讼的法律援助费用、员工工资和部门支出，法律援助费的拨款不受财政上的限制，也不受立法会预算的限制。二是建立法律援助服务质量保证体系。法律援助服务质量的审查与评估,是一个非常重要和复杂的问题，香港法律援助署通过建立定期的员工培训制度、投诉及陈述处理体系、顾客意见调查评估机制，对法律援助质量进行全过程跟踪，保证了法律援助服务的质量。三是法律援助免费与分担费用并存。香港的法律援助并非完全免费，一般而言，在民事或刑事案件中，受诉人应根据受诉人的财产状况和代其追回或保留的财产，分担或偿还诉讼所涉及的法律费用。

五、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

法律援助制度范文篇10

1996年，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初步建立。？从此，我国的法律援助事业全面发展。全国各级法律援助机构为经济困难或特定案件的当事人提供了大量的法律援助服务，维护了他们的合法权益。随着法律援助工作的深入展开，基于切实保障服刑人员合法权益实际需要，有关部门开始尝试对服刑人员提供法律援助。2001年前后，在北京、上海、河北、江苏、浙江、广东等省市，开始出现服刑人员法律援助实践活动。比如，2001年初，河北省冀东监狱联合唐山市人民检察院、唐山市律师协会以“维护狱内罪犯合法权益，稳定罪犯改造情绪，提高教育改造质量，预防减少犯罪”为宗旨，开展对服刑人员的法律帮助活动，由律师为服刑人员提供一些免费的法律咨询和诉讼工作。？冀东监狱的做法已经包含服刑人员法律援助因素。以后，在我国的其他一些省市区，服刑人员法律援助实践活动也有出现。在我国监狱系统中，比较早和比较系统开展服刑人员法律援助实践活动的监狱是广东省佛山监狱。2001年12月，佛山市法律援助中心和佛山监狱联合设立“佛山市法律援助中心服刑人员法律援助部”，开展对服刑人员的法律援助。从相关实践来看，已开展的服刑人员法律援助工作的效果是值得肯定的。服刑人员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不仅解决了服刑人员的许多法律实际问题，维护了其合法权益，而且促进了监狱对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推进了监狱管理社会化。可以说，服刑人员法律援助工作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二．服刑人员法律援助实践亟待制度规范

我国的服刑人员法律援助实践活动开展至今已经有数年，应当说成绩是显著的。但是服刑人员法律援助实践也存在着诸多问题。第一，从全国范围来看，服刑人员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具有不平衡性。沿海发达地区服刑人员法律援助工作发展较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缓慢，服刑人员法律援助实践活动远没有普及。第二，已开展相关实践活动的监狱，服刑人员法律援助的内容和方式呈多样化状态。在组织形式、受援对象、业务范围、申请程序、经费来源等方面各具特点，具有很大差异。第三，相关部门之间缺乏协调性。根据《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各地法律援助中心是为符合法定条件的公民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的法定机构？但是实际情况是，目前许多法律援助中心并未将服刑人员纳人其援助范围。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监狱与法律援助机构之间缺乏沟通和联系是主要原因之一。监狱与法律援助机构主管部门同为司法行政机关，但是，长期以来，监狱对服刑人员实行封闭改造，司法行政机关对服刑人员的法律援助重视程度不够，这种状况使得监狱与法律援助机构之间难于形成有效的协调工作机制。服刑人员法律援助实践存在的问题直接影响到我国罪犯人权保障的效果，这些问题应当予以解决。但是，要解决这些问题，首要的措施是应当尽快建立系统的服刑人员法律援助制度。只有制定全国统一的服刑人员法律援助制度规则，在司法行政机关、监狱管理机关、律师管理机关、法律援助机构、监狱等相关部门和服刑人员之间才能构建起服刑人员法律援助的完整体系。服刑人员法律援助才能在全国普遍开展，对经济困难和特殊案件服刑人员当事人的法律援助才能落到实处，服刑人员法律援助才能充分发挥对罪犯人权保障的积极作用。

三．对我国服刑人员法律援助制度的构想

我国构建服刑人员法律援助制度应当以《宪法》、《监狱法》、《法律援助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为依据，结合我国监狱行刑的实际情况，并注意总结监狱实践中服刑人员法律援助的有益经验，形成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

（一）服刑人员法律援助的基本原则

1．政府责任原则。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服刑人员法律援助工作，为服刑人员法律援助提供管理和财政等多方面的支持，切实保障服刑人员的合法权益。2．保障服刑人员依法定条件平等获得法律援助原则。司法行政机关、监狱、法律援助机构密切配合，通力协作，保障服刑人员与社会普通公民依法定条件平等地获得法律援助。3．确保监管安全与秩序原则。服刑人员法律援助的一切行为必须遵守监狱的监管规则并不得损害监狱的监管安全与秩序。

（二）服刑人员法律援助的实施主体

服刑人员法律援助的实施主体应当包括：法律援助机构的执业律师和法律援助业务人员，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社会执业律师，社会组织法律援助机构的业务人员。需要加以说明的是，监狱干警不能成为法律援助的实施主体。根据《监狱法》的有关规定，监狱干警是依法履行对服刑人员监管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监狱干警从事法律援助业务没有法律根据。

（三）服刑人员法律援助的范围

服刑人员法律援助的范围应当根据《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法律援助条例》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结合服刑人员权益保障的实际需要加以确定。1．《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的法律援助范围适用于服刑人员。根据《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法律援助的范围包括民事、行政法律援助事项与刑事法律援助事项。民事、行政法律援助事项具体包括：依法请求国家赔偿，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请求支付劳动报酬，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等法律事务。获得刑事法律援助的情形包括：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釆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其本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其本人及其法定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其指定辩护；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其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其指定辩护。除了上述法律援助事项之外，当服刑人员涉及监狱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法律援助补充事项时，有权获得法律援助。2．服刑人员法律援助特别事项。处于监禁状态之下的服刑人员，与单纯财力困难原因造成的弱势群体有所不同，服刑人员是特殊的社会弱势群体。服刑人员法律援助范围仅限于《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的范围，过于狭窄。服刑人员法律援助范围应当适当扩充，目前应当将服刑人员由于身份特殊性导致的权益易受损害且处理结果对服刑人员改造效果影响较大的法律事务纳人法律援助范围。具体地讲，服刑人员法律援助的范围，除适用《法律援助条例》的一般规定外，应将一般法律事务咨询、离婚纠纷、子女监护权纠纷、分家析产纠纷、继承纠纷、人民法院已决定再审的刑事申诉案件作为特别事项纳人法律援助范围。除此之外，对于某些特殊的法律事务，依据服刑人员法律援助的基本原则衡量需要进行法律援助的，可以报请有关法律援助机构审核，由其决定是否提供法律援助。

（四）服刑人员获得法律援助的条件

1．经济困难。除特定法律事务外，服刑人员获得法律援助应当具备经济困难条件，其经济困难标准，应当以服刑人员家庭为单位，参照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地人民政府公布的获得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执行。2．特定法律事务不要求经济困难条件。某些特定法律事务的法律援助，不要求经济困难条件。这些特定法律事务主要是：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此外，对服刑人员提供一般法律事务咨询，一般也不必要求经济困难条件。

（五）服刑人员法律援助的组织和管理体制

1．服刑人员法律援助的主管。服刑人员法律援助应当由法律援助机构主管，对服刑人员提供法律援助，是法律援助机构的职责所在。2．服刑人员法律援助的管辖。目前，除北京市的监狱一般关押北京市籍服刑人员外，其他省（区、市）的监狱普遍关押相当数量的外省籍服刑人员。在我国服刑人员法律援助实践活动中，监狱服刑人员的法律援助一般都由监狱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供，由于没有全国性的服刑人员法律援助制度规定，跨省（区、市）的法律援助活动非常少，有的地区甚至规定不对外省籍服刑人员提供法律援助，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外省籍服刑人员的权利保障。为了解决这类问题，必须对服刑人员法律援助的管辖作出科学的规定。我国法律援助机构分为中央、省（区、市）、市（地区）、县（市辖区）四级，在服刑人员法律援助机构的级别上，由于服刑人员法律援助的对象的特殊性，宜于以市（地区）级法律援助机构为主。关于对服刑人员法律援助的地域管辖方面，应区分法律事务的不同情况作出规定。第一，《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的法律援助事项依据该条例规定确定管辖。请求国家赔偿的，由赔偿义务机关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管辖＞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由提供社会保险待遇、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义务机关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管辖，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由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义务人住所地的法律援助机构管辖，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由支付劳动报酬的义务人住所地的法律援助机构管辖，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由被请求人住所地的法律援助机构管辖；刑事法律援助事项一般由审判或处理机关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管辖。第二，服刑人员法律援助特别事项一般由监狱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管辖。服刑人员的法律援助特别事项中的离婚、子女监护权、分家析产、继承等婚姻家庭领域的法律事务，法律援助实施者与服刑人员沟通环节非常重要，有些案件的办理可能还需要监狱干警配合做一些工作。这些法律事务应当由监狱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管辖。一般法律事务咨询、已立案再审的刑事法律事务由监狱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管辖，工作起来也比较方便。因此，服刑人员法律援助特别事项，应当以监狱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管辖为原则。特殊情况，可以通过有关法律援助机构之间的协商来解决。3．监狱及其管理机关设立法律援助联络机构。监狱应当设立常设性的法律援助联络机构并配备专门人员。法律援助联络机构可以称为“法律援助联络站”。“法律援助联络站”工作人员应由负责教育改造和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干警组成。“法律援助联络站”的职责主要是：收集整理服刑人员需要咨询的有关法律问题，集中送交所在地法律援助中心，定期组织和协调开展对服刑人员的一般法律咨询；接受服刑人员的法律援助申请并协助其完善资料，将申请材料转递有关法律援助机构，并将援助机构是否予以法律援助的书面决定转送提出申请的服刑人员；安排法律援助律师或法律援助业务人员与受援服刑人员的会见，传递有关法律文书、法律文件；加强与所在地法律援助中心的联系沟通。监狱管理机关也应当设立法律援助联络机构，主要履行对所属监狱法律援助联络机构的工作管理、指导及协调与相关部门的联系之责。4．服刑人员法律援助的管理机构。服刑人员法律援助涉及到监狱管理和法律援助管理，根据我国目前监狱管理体制和法律援助管理体制的实际情况，应当考虑在中央和省级司法行政机关设置专门管理服刑人员法律援助的职能部门或专职人员，专事组织、管理、协调服刑人员法律援助方面的问题，制定有关规章制度，组织对有关法律援助律师和法律援助业务人员进行监狱规章制度方面的专门培训等。

（六）服刑人员法律援助的运行程序

服刑人员法律援助是法律援助的一个特殊类别，其运行程序本质上与普通法律援助的运行程序是相同的，但服刑人员法律援助运行程序又有其特点，表现在服刑人员处于被监禁的状态下，监狱对运行程序施加以保证监管安全和秩序为目的干预。服刑人员法律援助的运行过程是：1．告知。监狱法律援助联络机构应当在服刑人员人监时即告知其享有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及申请法律援助的条件和程序等。2．提交申请。服刑人员向监狱法律援助联络机构提交法律援助申请。申请应以书面形式提出，书写有困难的，可以口头申请，由联络机构工作人员。3．初审。监狱法律援助联络机构对服刑人员的申请进行初审，对不符合要求的，协助完善资料。4．转递。监狱法律援助联络机构将经过初审的服刑人员申请资料转递有管辖权的法律援助机构。5．受理审查。法律援助机构对转递的服刑人员法律援助申请，应当在一定期限内按规定进行审查。6．提供援助。对符合法定条件的服刑人员提供法律援助。法律援助承办人员在接受指派后，即应当依照有关规定履行援助义务。7．结案。法律援助事项办结后，法律援助承办人员应当及时提交结案报告。

（七）服刑人员法律援助的资金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