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理念范文10篇

法律理念范文篇1

关键词:宪法宗旨;宪法理想;法治;法律制度;法律秩序

一、简介

从法律的性质角度出发，宪法是国家根本的、基本的、最高的法律，这是公认的普遍的法学认知，在这个认知的基础上，宪法不可能不和一国公民的法律生活没有半点关系。每个公民、团体、机构等等在国境内的活动单元体都应该遵守和尊重宪法的规定。为什么要遵守宪法呢?难道只是单纯的守法既念吗?本文的内容主要在说明宪法中的法律不单单只是法律，还应该具备宪法本质的元素，其中的主要的元素是法治和以法治理念附带出来的法律制度的建设。

二、法治

法治的理念是每个现代宪法的法治国家追寻的目标，法治的原始本义是在推翻君王统治而建立的人民执政的民主社会为目的，其中要点是废除君主统治和建立一个新的宪政的，以人民的意志为依归的，“依法治国”的法治国家。在君主统治时期，法律本质上属于君主个人的命令，其所代表的国家与君主个人意志间密切相关，君主的意志即化为国家的意志，君主的命令即化为国家的法律。在君王统治的国家里法律的本身内涵离不开君主的影子。但是，始终也可以被称呼为法律，法律与法令则难以区分，法治的意义更似乎是君主个人意志的体现。然而，自法国大革命后，现代国家的宪法理念大多以人民的意志为基础，由人民自主决定国家的组成。人民不再是帝王君主之下的子民，不再归属于君主权力下的统治客体，相反，人民进入了以人民民主执政的主体地位。在建立一个全新的，以人民为主体的政治实体的过程中，如何展现人民的意志呢?宪法恰恰正是人民意志的表现。人民具备有制宪的权利去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实体和社会。显然，人民的制宪权利不可能来自宪法，因为宪法还没产生又哪来宪法授予的制宪权呢?所以，人民的制宪权应该是先于宪法前存在的一种权利，这种权利不应该也不可能被法律给癈除或被删减。制宪权的来源如果来自宪法，法律或其他理由，则可能因为宪法的修改或者其他的理由的消失而消失，就变得自相予盾。制宪权更应该是一种人民的意志，而体现人民意志的法律意义上应该是人民自有的、固有的政治决定权利，以决定其所欲建立的是何种社会，何种目的，何种动能。这种权利在现代国际法上通称为人民自决权，人民自决权利最核心的法律基础就是实现人民的意志，当人民决定了自身的社会的组成和未来的构想时，就有必要将其构想图固定下来，再一步一步地去实现人民心目中的社会模式和幸福的蓝图。为什么要固定下来呢?因为一个被认定后的人民的意志和决定是不容许被任意的更改或癈止的，否则就违反了宪法最初的本意。所以，当后来的修宪者要修改宪法时，就必需考虑到宪法原本的构想和目的以及其宗旨为何，而不能恣意地加入癈除。

三、宪法的存在性与继续性

为了使人民的意志得以实现，一般来说，在宪法的内容里普遍性地都会记载下其政治理念与目标，国家的构成的机构，国家权力机构以及其行使等等一切国家需要的必需构成要素，当然，更重要的是，为了突显人民罢脱君主统治时代的被统治性质，现代一般宪法都会记载下人民所拥有的基本权利，以张显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即民主原则。为了要达到宪法最初的构想，就必需透过一套有秩序的安排，使宪法的目的得以顺利完成，这种秩序的形成我们称之为法律制度的建立。所以，法律制度的建立，从起草开始一直到法律的实施，无论是程序上还是实施后的结果上都应该遵循宪法的宗旨和目的，并且不能超越或者违反宪法的条文规定。宪法的条文规定，其本质内涵是为了实现宪法的宗旨的详细的细节内容，其本身并非目的。为了要使这些细节得以正常运作，就需要一套法制系统作为辅助宪法内容的实施。因此，原则上法制系统的建立和运作不得有违宪法的规定，法制系统的运作必需有秩序地运作，这种秩序固然是宪法性的，法律制度的运作必需有一定的原则为依据才不至于脱离人民的意志，才符合宪法的本意。

四、法律制度的合宪性

法律制度的建立其本身必需是合宪的，合宪的意义并非只是单纯地符合宪法法律条文的规定就已经满足，更重要的是，还必需符合宪法的宗旨和目的。宪法的存在更像是一个国家的存在，因宪法的内容就是个国家的描述内容，因此，要使国家的存在状态继续下去而不被破坏，就必需有一套法治的秩序以维持宪法任务的实施，在通常意义下，一般国家的任务是宪法为最高的指导原则在从事其管理国家的事务。其核心的理由是满足人民的意志和符合人民的意愿。宪法的法治意义，应该包含宪法背后的政治理念和诉求，单纯的宪法律的审查最多只不过停留在法律学的领域，如果法律制度的审查只是符合一般宪法条文的规定却违反了宪法的政治理念，就难以信服地被认定为合宪性，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宪法的存在状态是人民意志的表现，而人民意志的实施是要透过宪法的政治理念去执行。总言之，法治的理念和法律制度的建立都应该以宪法为核心以达到国家要完成的目标和任务。

［参考文献］

［1］PeterBadura:Staatsrecht，(Muenchen:VerlagC．H．Beck，2003)．

法律理念范文篇2

关键词:法治理念;权利与义务;法律思维

法治的概念核心构成是法律至上、权利平等、公民自治。作为构建社会约束社会的基本公理，法治反映了人类文明现代形态对公共生活规范和秩序的特殊理解。现代法律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赋予了作为公共权利和普遍规则及个人权利的新定义，在权力的分配原则上参考了上述三个基本关系呈现出一种社会的当前状态。本文简要对法治理念与法律思维进行分析。

一、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

法律思维表现为对权利和义务的不断提出质疑。界定是否享有这样的利益并达到了预计的期望值，在行驶过程中是否符合这样的行为。以这种方式能否满足对方的要求和期望?对方是否有义务这样做?着这样相互约束又相辅相成之中，只有义务与权利是无条件且必须要绝对服从和分配的核心问题。因此，法律思维的本质在于权利、义务的分析，重点在于非法性和合法性界定和分析，这意味着其他因素是相对的和具备条件性的，在部分情况下，合法性的识别性只能通过义务和权利的分析来实现。(一)普遍性优于特殊性。只有同时满足以下几个条件才能使特殊性优于普遍性:在未来特殊性被提升为普遍性类似的问题处理方式也相似;在处理具体的法律问题时，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优先考虑特殊性会导致异常问题的发生造成负面后果，因此法律的基本理想是不可接受的冲突;法律规则中规定的关系模式具有普遍性，法律要解决的具体法律问题是特殊的。由于法治的理想在于使用普遍规则来管理社会，法律思维必须强调普遍性的优先性。在这里应当着重强调，普遍的考虑是首要的，特殊的考虑是最后的。原则上，不允许通过待决问题的特殊性来排除给定规则的普遍性，并且不允许以否定作为示例［1］。(二)实质合理性稍逊于形式合理性。制度合理性和规则合理性或即是形式合理性，是一种合理、普遍的表现形式。而实质合理性则只能表现为个案处理结果的合理性。案件处理结果的合理性实质表现为通过形式合理性追求实质合理性的基础，对于弘扬社会的正义，维护制度正义和规则正义起到积极的作用，是留下制度正义、规则正义的根本所在，最大化社会正义。治理理论的不合理性价值主要在于忽视了在实现社会正义过程中的作用普遍制度和规则。相反，将希望放在了个人的品质上来实现社会正义，历史经验证明，即使这样的成功是短期的，伴随这样的成功也多数取决于偶然的性质。人治理论其根本性主要是依照拥有权利的人的理念而实施的，存在于一种没有约束的感性思维来全权处理事物，而把法律当作了参考资料;官员必须要在束缚个人想法，紧扣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加上自身的审核才能有效发挥其作用。当面对一个特殊的案例时，为了追求一个切实可行的法律结论，可通过法律思维的方式来实行。(三)法治思维的中心思想。终究需要按照以合法性、公平正义为中心，为时刻明确中心思想，以加深对法治的理解为目的，加强对法治概念的培训。尤其是在现阶段，法治培训的方式方法很多，可以起到更好的实际效果。法治是基于对法治的意义和要素的清楚理解。在法治概念基础上，人们运用法律精神、法律逻辑、法律原则、法律规范全面分析所遇到的问题。新思想、新思路、新战略的学习和认识必须与时俱进，秉承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方针来鼓舞人心，推理新思想活动，以法治改变思想。对于不了解法治内涵和要素、不能时刻加强任自我法律约束的，有必要采取主动的形式巩固自我思想防线。用以坚持主体思路的运行轨迹，要做到通过法治支配意识，善于运用法治治理国家［2］。(四)法律的客观性与权威性。法律的权威性毋庸置疑，一切法律思维的特殊之处，都要基于法律的主导地位来试试，无论任何想法都必须公开的表达出来，同时法律上的依据也要可靠。也就是说，必须要找寻一个在法律上意义上可以切实可行的依据，考虑问题要客观全面不能够依靠道德的角度来做出决定性的判断。在法律上要有相当的说服力和认可度。应当遵循，每一条法律法规都不是因为个人的好恶来进行判断的，而是基于客观的现实来评判的，在逻辑中印证之后，所引出的结果。

二、结语

总而言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整个社会系统之中法律位于首要地位，具备最高的权威性，法律之上不能有任何个人、组织的凌驾，只有在法律至上、公民自治和权利平等的基本条件下，才能够按照法律思维的方式，来滋养维系法治社会的最基本的共同观念。

［参考文献］

［1］马慧珍．浅论法治理念与法律思维［J］．科研，2017(2):00271－00271．

法律理念范文篇3

法律现代化，不仅包括法律制度和法律运作方式的现代化，而且必然内含法律理念的现代化。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执法和守法，要达到最理想的现代化效果，都离不开现代法律理念的导引。精神理念上的择优决策，直接影响着法律制度的创设、存废及具体运作的优化。可以说，没有现代法律理念导引的法律现代化是盲目的，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因此，本文通过对法律理念的定义和功能的深入分析，阐述法律理念在中国法律现代化演进历程中的嬗变以及地位，展示中国法律理念现代化的基本取向，力图为中国法律现代化寻求有力的精神支撑和理念准则。

一、法律理念的内涵与功能

从词源上考察，“理念”（英语：idea，德语：Idee）一词源自古希腊文（ειδs）／（eidos），原意是指见到的东西，即形象。柏拉图在其创立的理念论中剔除了“理念”一词的感性色彩，用来指理智的对象，即理解到的东西。他认为，善的理念是理念世界的顶峰、最高的本体，认识只不过是对理念的回忆。这实质上是关于理念的客观唯心主义本体论的解释。

亚里斯多德继承并发展了柏拉图的理念学说，他认为客观的理念并不与事物分离，它存在于事物之中。圣·托马斯·阿奎那认为理念有三种存在：第一，存在于事物之前，作为神心中创造世界的蓝图；第二，存在于事物之中，作为事物的本质（大体相当于亚里斯多德所说的“理念”）；第三，作为人心中的概念，即主观方面的思想。作为思想的理念与作为客观存在的理念，意义有所不同，一般把思想的理念称为“观念”。

十八—十九世纪的德国古典哲学重新规定了“理念”的含义。在康德哲学中，理念指理性所产生的概念，是理性应当追求的东西，但却是永远不能实现的理想，是不能达到的彼岸世界的自在之物。所以，黑格尔说：“康德诚然使人知道重新尊重理念”，“但关于理念，他同样只是停留在否定的和单纯的应当阶段。”黑格尔自己则将理念看作是世界的本质，是理性构成世界的元素。在自然哲学中，理念为自然界的本质，自然界发展到人出现，而人是具有精神活动的，理念再复归为精神，上升为自在自为的理念。黑格尔认为人类的法律、政治、宗教、艺术、哲学均为理念的表现。黑格尔虽然是从唯心主义角度来论述“理念”，但他那种融普遍性和直接现实性于一体的“理念”，包含着合理的成分最多。

尽管“理念”的含义如此广泛，关于这一概念，至今尚无统一、确定的定义，但并不妨碍将它引入法律领域。康德早就作过这种尝试，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泛论理念”一节中对柏拉图的“理念”进行了详细的评析以后，专门论述了“理念”对“制定宪法及法律”的作用。不过，康德并未提出“法律理念”这一专门概念。这一缺憾实际上可以说是由黑格尔补救的。黑格尔将法与理念结合起来，提出了“法的理念”这一专门术语，并给它下了一个简短的定义：“法的理念，即法的概念及其现实化”，“法的理念是自由”。德国的新康德主义法学家鲁道夫·施塔姆勒则在对法律理念进行专门研究后“将法律概念同法律理念作了区分。法律理念乃是正义的实现。”随后，英国的法学家罗伊德作了更深入的研究，他在1964年出版了一本《法律的理念》（TheIdeaofLaw）的专著，“告诉人们如何来运用缜密的思想，分析法律的理念，达到至美至善之境。”虽然罗伊德未对“法律理念”下过定义，但他明确指出：“法律理念过去曾对人类文明有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我国，也有为数不多的几位学者对“法律理念”及其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台湾法学家史尚宽先生认为，“法律制定及运用之最高原理，谓之法律之理念。”以此为基点，史尚宽先生着重对法律理念与法律概念、法律目的、法律观念及法律理想之间的区别作了深入的分析。“法律之概念，谓‘法律为何者’；法律之理念，谓‘法律应如何’。”而法律理念与法律目的的区别则在于“法律之理念，为法律的目的及其手段之指导原则。”“理念为理性之原理”，不同于感性的法律观念。至于法律理念与法律理想的区别，史尚宽先生则说得更为明确：“理念（idea）与理想（ideal）不同。理念为原则，理想为状态。理念为根本原则，为一无内容无色透明的不变之原则，基于理念作成理想状态，具体的实现理念之状态为理想。”在上述思想指导下，他认为“幸福”、“自由”、“博爱”、“平等”均带有感性色彩且动摇不定，均“不得为法律之理念”，只有“‘正义’为法之真理念”。史尚宽先生这最后的结论似乎又“皈依”到了新康主义施塔姆勒那里，加之他将法律理念看作“不变不易之原则”，有不少失之偏颇之处。

大陆一青年法学工作者则从本体论、知识论角度对“理念”进行“简略的清理”后认为，“法理念既是具体法形态的内在，同时也是法之本体的存有。差不多可以说，实在法、理性法、自然法都有自己的法理念或内在精神，然亦有交叉或综合的法形态的理念精神。”面对这一界定，另一青年学者看到了其中隐含“混淆概念”的逻辑错误指出“作者基本上是在与‘法精神’、‘法观念’含义相同的基础上使用‘法理念’这一概念的。”接着，他自己为法律理念下了一个简短的定义，即“法律理念乃是指对一种法律目标指向的实现”。尽管这一学者对“法律理想”与“法律理念”作了专门的区分，但从其定义来看，仍然没有完全避免那种将“法律理念”泛化为“法律理想”的倾向。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法律理念首先是对法律的本质、根本原则及其运作规律的理性认知和整体结构的把握。具体地说，是指人们对法律现象、法律原则、法律体系、法律模式、法律信仰或信念、法律实践、法律文化及价值取向的宏观性、整体性反思而构建的理性图型。作为其视域的对象、概念和方法，不是表层的、单向的、孤立的，而是本质的、立体的、普遍的，它摒弃人类关于法律的偏见，将人们关于法律现象及其本质的观念从感觉或经验状态提升为理性认知形态，从宏观和总体上把握法律的基本走势，图解法律与时代变迁的根本关系，为法律发展或进化提供理念准则和导引。简言之，法律理念就是对法律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一种宏观的、整体的理性认知、把握和建构，是一种理智的思想，是一种方法，是一种态度，是认识论、方法论和本体论有机结合的产物。

法律理念作为一种理性认知形态，来源于法律实践，必然反作用于法律实践。因为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调节器，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客观反映，这种反映并不是直接的和自发的，而是通过法律理念的中介来完成的，可以说，法律理念的形成从某种意义上说，又是法律建构的前提条件。但法律制定是为了付诸实施的，法律的实施同样离不开法律理念的作用。“依法之理念以指导立法及法之运用。故法之理念，不独为立法原理，而亦为法的解释之指导原理。……立法不依法之理念，则为恶法，窒碍难行。解释法律不依此指导原理，则为死法，无以适应社会之进展。”历史上没有哪一部完美的法典，不是以完备的法律理念作为基础、前提和指导的。正如罗伊德在评价法律理念对人类文明不可磨灭的贡献时所指出的：“它使现行的法规得以表现，提供方法，使这些规定有机会作合理的发展，或是创造新的规则，同时提供一种指导人类行动的工具。”从总体上看，在法律进化和发展中，法律理念不仅有认识论功能，而且具有方法论功能，一是对法律的一般规律及其特点的揭示和高度概括，一是对普遍原理、原则、方法、方案和模型指导法律实践。具体说来，法律理念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表征和指称功能，即法律理念具有对法律的表征和概念指称作用。法律并非向壁虚构的产品，而是社会客观需要的产物，但又不可能自动生产出来。社会对法律的客观需要不可能直接具象化为法律制度，必须通过法律理念的表征和指称功能的转化。“法律之理念，为指导法律的意欲，使制定理想的法律及圆满的运用法律之原理。”法律理念首先反映和揭示社会所需要的法律关系，然后通过法律概念的指称，再转化、整合为法律上关于各种权利义务的理性认知，从而为法律创制奠定基础和提供前提条件。

第二，中介和外化功能，即法律理念将立法动机具象化为法律创制工作，转换为法律规范。法律理念形成后，不可能永远停留在认知形态上，必须外化才有意义。当社会生活对法律的客观需要转化为立法动机以后，就要将这种法律动机转换为现实的法律规范。立法者通常运用法律理念对调整社会关系的法律模式进行评判和优化选择，使之客体化、定型化和制度化。可见，在法律创制过程中，法律理念构成了社会立法需求与法律制度之间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中介环节，法律理念的外化使法律从思想上印证到现实中形成现实的法律法规。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法律理念，便可能产生什么样的法律模式。如我国古代以“泛刑主义”为其理念，结果形成了“民刑不分”的法律模式。而英美法律理念与欧洲大陆法律理念的差异导致重判例的普通法系与重法典的民法法系并行不悖。不过，有必要强调的是，法律理念仅仅是社会客观的法律需要与法律规范之间的连接点，并不是法律产生的最终根源。法律的最终源头始终是客观的社会经济基础和物质生活关系。

第三，科学的预测功能，法律理念可以对法律制定进行科学的预测和指导。法律来源于社会经济生活并随着它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完善，只有依靠法律理念对现行或潜在的法律进行预测、认知和把握，才能对法律是否适应社会实际进行正确估价，及时作出立、改、废的决策，从而使法律得以发展和完善。马克思在论述立法问题时曾指出：“如果一个立法者用自己的臆想来代替事物的本质，那么我们应该责备他极端任性。”这就是说，离开法律理念对社会物质生活关系和法律关系的洞察和科学预测，就可能使得制定出来的法律偏离社会实际，甚至出现“恶法”，造成法律实施的障碍。

第四，导引功能，法律理念对法律的运作有巨大的导引作用。法律理念不仅为法律发展指明奋斗目标和价值追求，而且为人类实现这些奋斗目标和价值追求设计具体方案、方式和方法。要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不仅需要运用法律理念对具体法律行为进行分析、评判以及对法律规范适用进行认知和优选，而且需要依据法律理念把握立法精神和对法律成本收益进行效益判断，以确立最佳实施方案。如果执法者和司法者缺乏正确的法律理念，非常容易出现执法或司法偏差，甚至出现执法或司法专横，而守法者一旦缺乏法律理念的引导，就不可能自觉运用和遵守法律，永远只能作“法律的奴隶”。

第五，文明进化功能，法律理念是推动法律制度进化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精神力量。科学的法律理念有助于消除落后的法律文化，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扫除法律进化的各种观念性和制度性障碍，形成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代法治环境，充分利用民主法制机制推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的发展，促进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总而言之，法律理念有助于人类认识隐藏在其所使用的法律工具背后的思想，正确地运用周延的态度来审察法律问题，避免在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中作出流于偏执的、武断的结论。进一步说，只有确立现代的法律理念，才有可能洞察比感观世界更丰富、更深刻的法律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在更高的层次上提升现代法律价值，构筑现代法律精神，营造出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幸福、和谐的现代法治社会。

二、中国法律现代化的演进历程与法律理念的嬗变

法律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整合过程，与其说是一个动态的时间性概念，倒不如说是一个处在不断地从一种法律文明状态向另一种法律文明状态升华的多维立体式时空模型。这种运动意味着传统的法律理念、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的革命性转变。法律传统一般是指一个民族或国家自进入文明时代起在自己特有的经济土壤、政治氛围、文化模式等交互作用下孕育和生成的法律制度以及与其相适应的法律理念的总称。每个民族和国家的法律传统都有自己独特的内在精神和外在形式，呈现出连绵不断、一脉相承、难以割裂的特征。而法律的现代化则是指适应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要求的先进性法律制度与法律理念的总汇，蕴涵着世界文明大道上最基本的法律准则。美国哈佛大学葛兰特教授在1966年发表的《法的现代化》一文中，将现代法律概括为统一性、无等级性等11个特征。这是不少西方学者认同的划界标准，但在实践中，当代西方法律体系却朝着与上述许多特征相反的方向发展。这就为反对者提供了论据，尤其是随着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第三世界法律体系的发展，一些学者认识到“西方法律”并非法律现代化的最佳选择。所以，我们认为应对不同法律体系现代化进程展开全面的比较研究，然后再归纳出法律现代化最一般的特征。具体说来，法律现代化最主要的一些特征可以概括为：以普遍有效的法律作为社会调控的主要手段，法律的全民性和普遍性特征相当明显；先进的法院及其他相关制度的成龙配套而形成综合的法治系统，开业律师界兴盛、发达；独立的法学家和法学研究共同体及其相关团体、协会、学术机构的发展壮大；各种法律制定和修改的技术、方式科学化；法律以维护市场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为己任，私法成为整个法律制度的基础，“权利本位”或“社会权利本位”在公法和私法中均占据主导地位；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都不是以维持一个封闭、僵化的社会为目的，而应致力于开放、公平、民主、自由、和谐的秩序的维护，等等。这些特征，大部分是指法律现代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状态，即已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实。如果再进一步加以概括，法律现代化是现代社会的法律理念、法律制定和法律实施三者交互作用而构成的有机整体，是对各种法律文明的整合，是从一种文明向另一更高层次的现代文明进化的根本性转变。若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革命性变化，则无法形成立体层面的转变，那么，法律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至多只能出现“法律变革”或“法律更新”。因此，中国法律的现代化不是某一方面的单向演变，而是一场涉及与法律有关的各个领域的一场巨大的革命。这场革命并非肇始于市场经济的提出，因为中国法律现代化是一个不断渐进的积累和部分质变的长期演进过程，经历了传统化至近代化以至准现代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性演变。之所以中国法律至今尚未实现现代化，除了政治、经济原因外，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可以归结到忽视了法律理念的现代化建设。

中国法律传统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在“礼法并重”、“出礼入刑”、“义务本位”、“民刑不分与诸法合体”等法律理念的制约下，一直在自我封闭的价值体系中演绎，“泛刑主义”、“专制主义”和人治思想在法律中占据统治地位，法律发达程度低、法治环境欠缺。这种状况以战国李悝编纂《法经》为发端，经过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深化和发展，再到隋唐时期被《唐律疏义》进一步强化以及宋元明清各朝的沿袭、充实和巩固，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传统的法律制度由于特定的法律理念的导引，“一直没有出现实质性变化”。日本法学家滋贺秀三不无感慨地指出：“在中国，虽然拥有从古代就相当发达的文明的漫长历史，却始终没有从自己的传统中生长出私法的体系来。中国所谓的法，一方面就是刑法，另一方面则是官僚制度统治机构的组织法，由行政的执行规则以及针对违反规则行为的罚则所构成的。”这在清末沈家本修律时也未能超越。沈家本在修律之初一直认为，刑法是中华法系的主体，修律最主要的工作则是引进西方刑法制度。虽然他后来发现西方法律制度的文明不只在于刑法，更重要的在于程序诉讼及私法中的民商律的完备，但沈家本未能把握好这一法律理念并向国人传播，应是他的修律以失败而告终的原因之一。沈家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引进创制的《大清新刑律》，被清朝保守派斥责为“不合吾国礼俗”而未能实施，两部诉讼律草案则根本未予公布。在程序法方面，清政府唯一正式公布并要求实施的则是具有近代诉讼法性质的法规《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它将审判、陪审、律师辨护与、控告申诉等一套西方诉讼制度融合到中国诉讼的传统制度之中，形成中西合壁的格局。然而，由于未注意法律理念的同步建构，这种中西合壁的格局实际上貌合神离，各地官府依然我行我素，并未遵照章程行事。从某种程度上讲，沈家本修律引发了中外法律文化的第一次大交流和中国法律的近代化。在这一次法律文化大交流中，虽然引进了一些具有现代意义的域外法律制度，但由于封建制度并未被推翻、传统的法律理念根深蒂固，引入的法律制度在经济、文化和社会形态迥异的中国社会中即使艰难地生存下来，也变了形走了样，失去了“现代”的意义和特征。

当西方法律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大踏步地向现代化迈进时，中国法律却始终未能越过近代化的栅栏进入现代法治形态。这中间除了封闭的自然经济和专制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外，根本原因盖在于中国特有的社会土壤中的专制主义、等级观念、厌讼轻法、权力崇拜等传统根深蒂固。这种滞后的法律理念从根本上阻碍了中国法律现代化的步伐。

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中国法律也本可以获得现代化的良好契机。但是因指导思想和政策的长期失误，市场经济的运作模式被根本否定，几乎完全套用了苏联僵化的、封闭的计划经济，因而使得中外法律文化第二次大交流主要移植了以苏维埃法律思想为代表的前苏联法律文化，结果法律被完全政治化了，加之受“”的冲击和破坏，几乎将中国法律近代化过程中积累的一些成果也否定掉了。但是，历史的车轮是无法阻挡的，现代化的发展是一种必然趋势。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中外法律文化开始了第三次大交流，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法律体系的雏形初步得以形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办事”等原则逐渐深入人心，现代审判制度、辩护与制度日益完善。不仅法律制定和法律实施的现代化迈步较大，而且法律理念的现代化建设也在同步进行。从总体上看，中国法律目前正在沿着现代型态或近似于现代形态的准现代化进程演变。

法律理念范文篇4

内容提要:我国试点中的社区矫正制度建立在矫正的理念和非监禁化的理念之上，其中矫正的理念可以从我国传统的改造理念中推衍，而非监禁化的理念可以从我国传统的刑罚思想中找到渊源。社区矫正在我国的推行具备相应的思想条件和社会基础。我国的社区矫正具有本国的特点，同时应当从各国的社区矫正制度中发现共性，使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严格按照法治原则健康发展。现行法律的完善和社区矫正法的制定将为社区矫正提供规范依据和制度保障。

社区矫正是我国正在试点的一种非监禁化的行刑方式和处遇措施，它也是我国在长期贯彻严打的刑事政策以后对较为轻微的犯罪人采取的一种宽大的处遇措施，因而受到普遍欢迎。在一定意义上说，社区矫正试点成功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必将改变我国传统的以监禁为主导的行刑模式，并且对我国刑事法治的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社区矫正制度建立在两个基本理念的基础之上：一是矫正的理念，二是非监禁化的理念。

矫正的理念来自于刑事实证学派，在刑事古典学派那里是没有矫正可言的：报应主义强调的是惩罚，而功利主义强调的是威吓。在这种情况下，刑罚只不过是惩罚的手段与威吓的工具。刑事实证学派，尤其是刑事社会学派，以李斯特的教育刑思想而闻名于世。在教育刑思想中，就包含了对犯罪人进行矫正的理念。李斯特曾言：“矫正可以矫正的罪犯，不能矫正的罪犯不使为害。”尽管李斯特对于如何对罪犯进行矫正并未深入论述，但我们将李斯特称为矫正理念的首倡者并不为过。相对于报应刑与威吓刑的思想，矫正的理念赋予刑罚以更为积极的意义。基于矫正的理念，罪犯不再是简单的刑罚客体，而是矫正的对象。尽管并非所有的罪犯都能够通过矫正成为守法公民，但至少对于可矫正者来说，这种使其重新做人的效果是可期待的。因此，矫正的理念使刑罚不仅是排害之器，而且成为致善之道。

非监禁化的理念较之矫正的理念是更为新近的刑罚理念。初始的矫正主要是指监狱矫正，这种矫正是通过监禁的方式实现的。然而监禁刑本身具有消极性，尤其是短期自由刑的弊端更为明显，为限制短期自由刑的弊端导致缓刑的大量适用。此外，对于长期自由刑来说，对罪犯的长期监禁同样会扼杀罪犯的主观能动性，使罪犯刑满释放后难以回归社会。为此，假释制度得以创立，并成为罪犯从监禁到自由的一种过渡性措施。为克服监禁刑的缺陷，进一步发挥缓刑和假释在罪犯矫正中的作用，矫正模式在西方国家经历了医疗模式和更新模式之后，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监狱替代模式——社区模式（TheCommunityModel）。通过扩大社区矫正的形式来部分替代监狱的功能。社区模式是在对医疗模式和更新模式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的，它表明矫正模式从监禁化到非监禁化的嬗变。医疗模式（TheMedicalModel）认为，犯罪是由于犯罪者心理和生理的疾病与障碍所导致，因而监狱的主要功能是对这些疾病和障碍的治疗。而更新模式（TheRehabilitationModel）则认为，犯罪主要是由于犯罪者没有经历一个正常的社会化过程，因而应当通过监狱着重对罪犯进行重新社会化的塑造，以祛除其犯罪动因。显然，上述两种矫正模式都是以监狱为场域，以监禁为手段。而社区矫正模式认为，刑事司法执法体系的目的应该是使罪犯在社区中得到新生。医疗模式强调罪犯在监狱中得到治疗是有片面性的，更新模式希望罪犯在监狱中得到矫正也是有局限性的，因为监狱这种人工建造的机构主要是用于将罪犯与社会隔离，而不利于提高罪犯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因此，在社会高度发展的今天，不应过于强调在监狱中对罪犯的治疗和更新，而应增加罪犯在社区中变为守法公民的机会。所以，应有选择地对非暴力犯和初犯等更多地采用缓刑等非监禁刑的刑罚方式，以便于罪犯有更多的机会参加社区职业教育的项目，以利于罪犯更好地适应社会。对于必须在监狱服刑的罪犯，也应使其尽早得到假释，增加罪犯的社会适应能力，尽快地得以新生。[1]在这种情况下，非监禁化成为刑罚的发展方向。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在立法上创设了更多的非监禁刑，这可以说是立法上的非监禁化。在司法上，对监禁刑也更多地采用非监禁的处遇措施，以弥补监禁刑的不足，包括缓刑和假释的广泛适用，这可以说是司法上的非监禁化。

社区矫正就是一种非监禁化的矫正措施，它是刑罚思想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那么，我国是否具备了推行社区矫正的思想条件呢？我认为，这个问题同样取决于我们对矫正与非监禁化的认识。

就矫正的理念而言，在我国以往的刑罚理论中并无矫正一词，更多的是采用改造一词，尤其是将劳动作为改造的主要手段之一，称之为劳动改造。劳动改造几乎成为监狱矫正的代名词，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我国的监狱被称为劳动改造机关。其实，劳动改造并非将劳动作为改造的唯一手段，除此以外，还包括通过政治教育进行思想改造。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第4条规定：劳动改造机关对于一切反革命犯和其他刑事犯所实施的劳动改造，应当贯彻惩罚管制与思想改造相结合、劳动生产与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方针。在这一方针中，劳动改造的内容得以正确地阐述。当然，劳动改造一词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并且容易引起误解。我国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将监狱从劳动改造机关改为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该法第3条规定：“监狱对罪犯实行惩罚和改造相结合、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在这种情况下，改造一词虽然仍然保留，但劳动已经不是改造的根本手段。那么，我国《监狱法》中的改造是否可以与西方的矫正一词相等同了呢？严格来说，两者还不能完全等同。美国学者指出，矫正这一术语是指法定有权对判有罪者进行监禁或监控机构及其所实施的各种处遇措施。[2]因此，矫正一词更具有技术性，矫正是对犯罪人人格的一种改变。而我国的改造则具有政治性，强调对于犯罪人的思想的一种改变。当社区矫正作为一种行刑措施引入我国的时候，不能简单地将改造替换为矫正，而是应当从刑法理念上进行彻底的反思。从技术手段人手，将社区矫正纳入法治的轨道，从建设和谐社会这一社会治理目标与建设法治国家这一社会治理手段的统一上深刻地理解社区矫正的性质。

如果说，我们尚可从传统的改造理念中蜕变出矫正的理念，那么，非监禁化的理念也同样可以从我国传统的刑罚思想中找到渊源，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对犯罪分子进行监督改造就是其中之一。我国刑法学界一般都将管制作为我国独创的、专门机关与群众相结合来惩罚、监督、教育改造罪犯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刑罚方法。[3]但是，我们不能陶醉于对管制刑的独创而自满。从管制刑的前生今世来看，它远远没有达到我们所期待的效果。在历史上，管制刑曾经沦为群众专政的工具，是对敌斗争的手段，因而打上了深刻的政治烙印。从现实来看，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演变，管制刑逐渐丧失了其群众基础与社会基础，因而几乎成为一种被冷落的刑罚。在1997年刑法修改中其存废都成为一个争执的问题，其命运可想而知。从1983年以来，我国处于持续的严打运动之中，严打不仅使严重的犯罪受到严厉的惩罚，而且在水涨船高的效应之下，轻罪的刑罚也逐渐趋重。在这种情况下，首当其冲的就是对缓刑与假释等非监禁化处遇措施的严格限制，以免其冲淡或者抵消严打形成的高压态势。因此，从长期以来贯彻的严打刑事政策考察，监禁化甚至长期监禁化是严打的重要举措之一，而非监禁化是受到排斥的。更为重要的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刑罚是与监禁直接相联的，社会公众一般认为只有在坐牢的情况之下才是受到了刑罚惩罚，这是一种监禁化的刑罚理念，它与非监禁化措施是直接抵触的，因而存在一个非监禁化刑罚理念如何获得社会认同的问题。

社区矫正制度并不是矫正与非监禁化的简单相加，它更为倚重的是市民社会的成熟发展，因而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基础。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是一个单位社会，这里的单位在城镇是指企事业单位，在农村是指生产单位。就城镇而言，每个人都隶属于单位，个人通过单位与国家发生政治、经济与法律上的联系。单位为个人的社会活动提供了一个必不可少的空间，是个人生活定位、身份定位和政治定位的外在标志，同时又是国家调控体系的承载者与实现者。[4]个人对单位的依赖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单位乃是个人生存唯一的社会空间，由此而取代了家庭的功能。我国学者曾经揭示了单位组织的这种复合功能性，认为单位这种生产组织，不仅仅是单纯的就业场所和生产场所，而且具有政治与社会等多种复合功能。[5]在城镇当时虽然也存在居民委员会之类的社会自治组织，但它只是对单位制度的一种补充，只能管理那些无单位隶属的人员，这类人被称为社会闲散人员。而在农村，情况与城镇稍有不同。尽管1958年大办时，当权者曾经想把公社建成农民生产与生活合一的单位，藉以降低甚至取消家庭的作用。但由于大办食堂的失败，公社只是一个生产组织，生活职能仍然由家庭承担。由于生产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因而以公社为模式的生产组织成为对分散的农民进行集体管理与控制的政治手段。在这样一个单位社会，个人的自由空间极为有限。对于普通公民来说，社会流动也只限于访亲问友等极少数情形，并且外出住宿或者搭载交通工具都需要单位介绍信以证明身份以及流动的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对个人的控制得以有效地实现，社会治安与社会秩序都处于一种超稳定的状态。当然，其后果是社会发展的长期停滞。在改革开放以后，从经济体制上突破，单位社会逐渐被瓦解，个人由此而从单位的控制之中解脱出来。不仅如此，以往完全依赖于国家的单位也逐渐地获得自主性，更不用说在市场经济中出现的与国家没有直接隶属关系的新型经济组织。这样就出现了我国学者所称的单位对国家、个人对单位依赖性的弱化现象。在这一弱化过程中，个人的行为自由度得以增强，由此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尤其是对中国城市社区中的整合与控制机制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这预示着，中国城市社区整合与控制机制得以运行的重要基础——单位对国家和上级单位的全面依赖，单位成员对单位组织的全面依赖已经开始动摇；国家和政府已经越来越不可能像以前那样仅仅通过单位就能够实现对社会成员的控制和整合。[6]这种情形在农村表现得更为明显：随着制度的瓦解，虽然建立了乡一级的政权机构，但村民委员会成为自治组织，只负责乡村公共事务。随着家庭生产责任制的推行，家庭不仅是一个生活组织，而且是生产组织，其重要性大为提升。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与政府对农民的控制则明显减弱。尤其是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农民工的身份流动到城市以及经济发达地区从事劳务活动，他们成为这个社会中最为活跃的要素，尽管还受到城市管理部门各种各样的限制与约束，包括暂住证等。中国社会面貌的这种变化，对社会控制与社会整合的传统方式带来重大挑战，不仅单位控制失效，而且户籍制度失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单位已经改变成为单纯的经济组织，政治动员与社会控制的功能几乎丧失。至于户籍制度，随着人户分离现象越来越严重，只具有消极的登记功能，已经很难使其在社会控制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变，出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国家将部分权力让渡或者归还给社会，由此从政治国家的一元社会结构到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社会结构演变。市民社会的建构，对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意义。同样，在犯罪惩治与罪犯矫正这一刑事领域，也应该从完全依赖国家到调动更多的社会积极性，吸收公众参与这样一种嬗变。这是我国社区矫正试点的社会背景的一个分析。

应该说，社区概念对中国人来说是正在逐渐认同并接受的一个概念。我们以往更喜欢使用的是社会这个概念。但社会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具有整体性。如果不对社会进行具体分析，尤其是不从与国家对应的意义上理解社会一词，我们十分容易将社会与国家相混淆。当然，自从德国社会学家裴迪南德·滕尼斯在1887年出版的《共同体与社会》（《GemeinschaftandGesellschaft》）一书首次使用社区（英文为Community）一词以来，在理论上对社区存在各种不同的理解。我国学者倾向于对社区作更严格的限定，将其定为居民社会生活共同体，即由居住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群组成的、具有相关利益和内在互动关系的地域性社会生活共同体。[7]在这一社区概念中，包括了地缘性、利益相关性等要素。更为重要的是，在社区中包含共同体这一要素，它表明社区是一种组织。当然，社区组织不同于国家的行政组织，它具有自治性，对社区进行的是治理而非统治。我国目前的社区组织，尤其是城市的街道社区和社区居委会，都是从以往的社会基层组织中蜕变而来。社区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社区组织仍然具有对政府的较强的依赖性，缺乏对社区治理上的自主性。更为重要的是，非营利组织在我国还不发达，因而难以吸纳更多的公民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社区建设是社区矫正制度得以存活的社会基础。公务员之家

我国的社区矫正尚在试验阶段，相对于已有上百年历史的西方法治发达国家的社区矫正，我国的社区矫正刚刚起步，社会基础还是十分薄弱的。当然，我国的社区矫正具有本国特点。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当从世界各国的社区矫正制度中发现共性，由此而使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严格按照法治原则健康地发展。

社区矫正在我国尚无明确的法律规范，唯一可以作为社区矫正的规范依据是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和2004年5月9日司法部《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应该说，这两个规范依据的法律效力层级都是较低的，这也反映了社区矫正的试验性质。当然，纳入社区矫正范围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和监外执行等非监禁化的行刑方式和缓刑、假释等非监禁化的处遇措施本身，均是在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中有明确规定的。我认为，在社区矫正试点的基础上，我国应该及时地进行社区矫正的立法，包括对刑法、刑事诉讼法进行修订，将社区矫正的实体和程序的相关内容纳入其中。更为重要的是应当专门制定社区矫正法，为社区矫正制度提供充足的法律根据。在社区矫正法中，亟待解决的是社区矫正机构的性质、权限和法律地位，在这当中，非监禁刑的行刑权和非监禁化处遇措施的执行权之归属是最为重要的。根据现行法律的规定，上述权力是由公安机关行使的，但公安机关实际上缺乏足够的能力去行使这一权力，为此，应当将这一权力授予社区矫正机构行使，使社区矫正机构成为非监禁刑的行刑主体和非监禁化处遇措施的执行主体。社区矫正机构作为行刑机构，应当隶属于司法行政部门，使我国的司法行政部门成为监禁刑和非监禁刑的执行机构。这对于司法权与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具有重大意义，也是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得以开展的制度保证。

注释:

[1]参见郭建安主编：《西方监狱制度概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以下。

[2]参见（美）克莱门斯·巴特勒斯：《矫正导论》，孙晓雳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7页。

[3]参见吴宗宪等：《非监禁刑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60页。

[4]参见刘建军：《单位中国——社会调控体制重构中的个人、组织与国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公务员之家

[5]参见杨晓民、周翼虎：《中国单位制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65页。

法律理念范文篇5

首先。任何刑事立功自身都是关于刑法所维护的法益自身的损害。在立功的实质特征上，无论是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与应受刑罚处分性的三特征说，还是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罪恶性以及应当承当刑事义务性的四特征说，以至于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等等两特征说。社会危害性都是刑事立功的实质特征。而社会危害性就是应受刑罚处分水平的社会危害性。依据最根本的“谁投资、谁受益”以及“无义务。就没有权益”的准绳，在兽医站收益情况不能满足日常开支的状况下。兽医站实践上曾经不具备任何投资的才能，王某、邹某、陈某、张某、魏某等人出资兴办的经济实体，其资产理所应当归结于其投资人一切。而且，在该站其他职工由于思索运营风险而未参与集资的状况下，依照权益与义务对等的准绳，其他职工当然地不享有相应的运营权与利润分配权。由于经济实体自身的资产并非国有财富。所以作为贪污立功客观方面的公共财物在本案中并不存在。客观主义刑法理论又以为，刑法上的结果是指对法益的损害与损害的风险。因而，违法性的依据在于行为对法益的损害或者要挟的结果，即结果恶才是违法性的依据。这便是后来被称为结果无价值论的根本观念。由于王某并没有超越本人的投资范围以及投资的权利非法获得任何国有资产，所以其关于国有资产的权益没有发作任何损害，也就不具备刑法规则的贪污立功的法益损害性或者是契合定罪的结果无价值论。

当然，王某等在经济实体运营过程中以及经济实体的处置过程中，其赢利以及处置资产所得都曾经用于兽医站这一国有事业单位，从资产的处分权上似乎能够得出经济实体资产属于国有资产的结论。2000年，王某请乡党委处置资产未果；2002年，王某出卖经济实体资产所得款项18万元用于兽医站归还债务、购置办公用品及职工家眷治病等开支。从兽医站实践享有利润分配权以及乡党委的资产处置权上，我们可能以为经济实体应当是属于国有资产，但是认定资产最重要的准绳是经济实体自身的投资主体。由于集资人签署协议商定分红微风险承当方法，那么兽医站与王某等之间并非借贷关系，也就是兽医站关于经济实体的资产没有任何义务，也不承当任何资产损失的风险，经济实体的资产当然地不属于国有资产。固然盈利曾经用于兽医站开支以及王某恳求本质代表公权的乡党委处置资产。其自身并不影响资产性质的认定。

其次，王某本身的行为不具备客观违法性，或者是不具备贪污立功这一目的犯的主要特征。作为非法占有的立功都是属于目的犯，而目的犯都必然具备客观的违法性。“客观的违法性在调查行为之违法性时，归入客观视角，能够说是一种更为全面的违法性理论。构成要件是一种违法类型，因而在构成要件的内容上，也不只仅包含客观要素，同样也存在客观要素。最初所指的客观要素就是指目的犯之目的等特定的客观要素。后来才扩及成心与差错等普通的客观要素。”贪污立功的客观方面就是追求关于国有财物的非法占有。王某为了本人投资资产的平安，在乡党委2006年严重怠于行使本人职权的状况下(实践上，乡党委也不应当行使资产的处置权)，2009年王某卖掉经济实体资产所得24万元，分得11万。既然王某当初投资进去，其收回本人投资的行为完整属于关于本人资产的一种处分行为，而且从数额上讲也没有超越本人当初的投资范围。其从客观方面没有并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腕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所以客观违法性与客观违法性分离认识剖析，其行为不具备刑事违法性。

最后，王某的行为不具备职务行为的根本特征。依据《刑法》第93条，国度工作人员，是指国度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度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按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度工作人员论。王某2006年6月办理了退休手续，其自己也就不再具备刑法意义上的国度工作人员身份。固然其自身实践上关于经济实体自身存在一定的管理权限，但是由于经济实体属于其为主体投资兴办的，其管理权限属于投资者的民事权益；而且即便是经济实体自身的资产属于完整的国有资产，在并没有得到乡党委受权的状况下，其关于经济实体的管理最多属于民法意义上的无因管理，而无因管理并不是职务行为。认定王某涉嫌贪污立功，完整无视王某曾经退休三年以及没有任何拜托受权的事实，所以是关于贪污立功的职务行为扩展化解释。

中国社会三十年来在发作宏大的变化，中国的法律也在承受宏大的变化。假如其有过错的话，那就是由于国度的变革招致当初兴办经济实体的时分。关于经济实体的相关法律规则不是十分明晰，以致于在经济实体的盈利处置等方面形成一定意义上认定经济实体本身资产性质的困惑。我们不能寄希望于法律可以完整标准变革理论，那样的话实践上也就不是变革了，特别是当初鼓舞兴办经济实体的变革。所以给予理论以一定的空间，或者说是刑事法律在变革地带留下一定的空白，那是我们必需承受的。也正由于如此，当刑事法律遇上中国式变革理论时。我们既要坚持罪刑法定准绳，也要坚持刑罚的谦抑性准绳，促使刑罚权行使主体以及行使过程的内敛。我们不应当由于王某等没有正确地行使本人的民事法律权益，将盈应用于国有事业单位而动摇罪刑法定的根基。毕竟贪污立功的对象是国有资产，立功主体是国度工作人员。

法律理念范文篇6

大家好！我是来自司法行政战线的一名法律援助志愿者，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让法律援助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闪光”。

“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请进来”，法律援助工作是一项“功在党和政府，利在人民群众”的特殊公益事业，是社会主义法律援助制度下，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的一个重要途径。据专家调查，我国现有困难群体约1.4亿人，占总人口的10%，其中包括贫困人群、失业下岗人群、残疾人、受灾人群、农民工等，可以说这样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是不容忽视的，是每一个饱含热血、忧国忧民的中华儿女都挥之不去的心结。和谐社会是一曲优美的交响乐，原创：而它的音符就是我们社会的各个阶层,只有社会的各个阶层的权利和自由，都能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和谐的乐章才能响彻神州大地。

“财富的拥有可以有先后之分，司法公正的获得却不能有先后之别，法律援助让人人平等地站在法律面前”。，法律援助作为社会弱势群体应当享有的一项政治权利，为当今世界法治文明国家所普遍确认。它的实质是国家通过制度化的形式保障弱势群体获得司法公正的权利，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必然要求，它象天平一端的砝码，托起了另一端法律公正的一切份量。

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公平和正义是法律援助的神圣职责。人人生而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不仅仅是法律规定上的平等，更是实现法定权利手段上的平等。但在现实生活中仍有一些不平等的现象，这种不平等需要正义予以消除。法律援助工作就是为了完善法律权利的实施，实现弱势群体所诉求的正义。常言道，虎毒不食子。一位深受封建思想荼毒的农村妇女，在相继生育了两个女孩后，公婆吵骂，丈夫拳脚相加，身心饱受摧残的她，杀害了年仅两岁的女儿。案件侦破后，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她提起公诉。在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下，法律援助律师通过周密细致的调查发现，被告人有精神抑郁症状，经司法鉴定确认后，法院从轻判处她有期徒刑9年。

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服务大局是法律援助的重要使命。从法治的角度来讲，司法救济是社会纠纷解决和社会公正的最后防线，那么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的群众宁愿选择上访而不选择诉讼？司法成本的居高不下是其中重要的原因，特别是贫困人群，更是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去承担高额的司法成本。如果不给予无偿的法律援助，就可能因部分当事人采取法外处置而带来大量的社会问题，甚至影响社会的稳定。2002年9月份，9名为生计所累的下岗女工，在缺乏劳动安全保护的小作坊内发生集体苯中毒，9名女工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血小板等血液成分减少的症状，其中1人较重，患有再生性障碍贫血。贫困的生活、无望的未来，让女工们和她们的家人情绪异常激动，切发生于党的十六大召开前夕！事态紧急。一起危及社会稳定的信息马上出现在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脑海中。果断介入，靠上服务、个别谈话、集体调解，9名女工最终获得数十万元的赔偿，使这起即将发生的集体上访事件，在十六大召开前夕得到了圆满地解决。

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执法为民是法律援助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群众的思想都是朴素的，感情都是淳朴和率真的。古语讲，礼失求诸野。作为法律援助工作者为他们所援助的每一起案件，办理的每一件事件，那怕是微不足道的一件事，都足以让他们铭记一辈子。原创：这种感觉只有在和弱势群体的接触中才有更为深刻的体会，这也是一直激励着法律援助工作者无私奉献的精神力量。一位满怀对美好生活憧憬的女孩从莒县来临沂打工，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无情地击碎了她的梦想——车祸导致她脑部留下残疾，轻度痴呆。悲剧发生后的两年多时间里，肇事者依然逍遥法外。她拖着残疾的身体奔波往返于两地之间，不幸的遭遇经媒体报道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法律援助工作人员为其不幸深深震动，主动为她提供了法律援助。由于时间跨度长，给取证工作带来很大的难度，但是，法律援助工作者毫不气馁，通过大量工作，在人证物证前，令肇事者对援助律师的工作和法院的判决心服口服，主动通过援助中心向受害人履行了付款义务，使这起长达两年久拖不决的案件得到了圆满解决。案件办理过程中，有两个细节是难忘的，一是女孩的两次哭泣，身为痴呆的她，悲苦无助的脸庞上热泪横流的神情怎能让人不动容？二是后来女孩父亲前来送锦旗时，他腰上所扎的草绳，这样一个活生生的贫困者形象又怎能让人不动情？

这样的事例太多太多，这样的感人场景历历在目。当医疗事故的受害者颤抖着双手，接过近乎天文数字的108万赔偿款时，当母亲追索被歹徒猥亵的女儿的赔偿款即将兑现时，当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接过被黑心老板拖欠的工资时，……当穷苦的百姓合法权益得到切实维护的时候，所有的一切一切，无不闪烁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光芒。法律援助这项工作所能产生的社会意义，我无法用很高很深的理论去阐述它，只是想告诉大家：当他们的利益受到侵害而得不到保障时，当他们满身冤屈、失去自由又无从伸张时，当他们身患残疾感到无助时，是法律援助让他们获得做人的尊严，正义的存在，让他们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人性化的关怀！

法律理念范文篇7

1、本复习题库以《法律知识与法治理念》为主，兼顾《乡镇干部依法行政百问》。

2、答案仅供参考，不妥之处请调整。公务员之家，全国公务员公同的天地

一、填空题：

1.法治，作为一种治国的理念和原则，是与（人治）相对立的一个概念，是一个历史范畴。

2.权利意识、（契约意识）、社会自治意识等现代法治意识构成了法治社会得以生存和成熟的必要思想条件。

3.法律至上，首要的是强调宪法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权威，从这一意义上讲，法治是（宪法之治）；同时，居于统治地位的法律，又必须是“良法”，即体现安全、平等、自由、权利、效率等价值取向的法，从这一意义上讲，法治又是（良法之治）。

4.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5.从国家权力角度分析，（选举）是公共权力获得人民认同、取得合法性的主要方式。

6.我国目前的宪政架构中并不存在完整意义上的违宪审查制度，而只有宪法的（监督保障）机制。

7.行政机关依照行政许可法变更或者终止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对由此给行政相对人造成的财产损失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8.按照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的一事不再罚原则，对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

9.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只有做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的案件才能适用该程序，其他行政处罚案件不适用听证程序。

10.当前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基本制度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强制执行为例外。

11.世界各国一般规定由争议之外的第三方即司法机关主掌解决行政争议的大权，并赋予其（最终裁决权），司法因此而被人们称为“称量正义的天平”、“维护社会公平的最后防线”。

12.行政诉讼作为司法对行政的监督制约，与权力机关监督相比，具有（经常性）特点；与行政机关监督相比，具有（局外人）的特点。

13.我国《公司法》创设了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三机关，分别行使决策权、经营管理权和监督权，形成“（三权分立――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模式。

14.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与其他普通民事权利相比，有自己的特性，概括起来主要有五性，即无形性、（专有性、地域性）、时间性和可复制性。

15.我国专利法规定，发明专利权的期限为（20）年，实用新型专利权和外观设计专利权的期限为（10）年，均自申请之日起计算16.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经营者在销售或购买商品时，在（帐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回扣的，以商业贿赂论处。

17.现代社会要实现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平衡，必须在对公权力和私权利进行合理的定位，即对于（公权力），法不授权不得行，法有授权必须为；对于（私权利），法无禁止皆权利，法无禁止不得罚。

18.美国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曾经说过一句话：从人的本性来说，对一个人的（生存）有控制权，就等于对一个人的意志有控制权。

19.1987年8月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通过的《世界司法独立宣言”（草案）》第3条规定：“在做出裁决的过程中，法官应对其司法界的（同行和上级）保持独立。

司法系统的任何等级组织，以及等级和级别方面的任何差异，都不应影响法官自由地宣布其判决的权力。”

20.罪刑法定是法治原则在刑法领域的体现，其基本涵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21.我国刑法规定，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

22.2003年10月31日第五十八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历史上第一部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23.在农村没有公安派出所的地方，公安机关可以委托（乡（镇）人民政府）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处以警告、50元以下罚款。

24.按照《信访条例》规定的要求，建议信访人提出信访事项，一般应当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等书面形式；需要采用走访形式的，应当推选代表提出，代表人数不得超过（5）人。

25.《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0条明确指出：“村民会议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并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备案）。”

26.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国家保护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地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任何组织和个人强迫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该流转无效。

27.在土地承包经营期限内，对个别承包经营者之间承包的土地进行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28.信访事项涉及下级行政机关其工作人员的，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直接转送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并抄送下一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

法律理念范文篇8

和谐社会的核心应该是以人为本，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为公民的自由发展提供最大的空间。法律为人们提供基本的行为模式和规则，因此应该是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良法”，但是若是没有现代化的、科学的理念作指导，很难相信会制定出“良法”，会实现法治化的目标。

法律理念有历史继承性的特点，由于我国深受传统法律思想和法律文化的影响，法律理念也或多或少残留着传统思想的痕迹，突出的表现为权力本位的意识和观念并未得到完全的改变。

要实现法治化的目标，必须结合我国的国情，加快实现法律理念的彻底更新。

树立人性尊严的理念

人民是一切国家权力的本源，国家公权力行使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的权利、利益和幸福。对于人的尊严的维护是国家的一项最基本的义务。

人性尊严的理念同时也为国家公权力划出了一条界限，避免对人的自身价值和尊严的恣意侵犯，不仅严禁国家从事损及人的尊严的行为，如对于人格的侮辱、刑讯逼供等，同时要求在程序上也必须保障人的主体性的地位。一是保障人们在民主的基础上有参与的机会，应该保证国家公权力行使的公开性与透明性；二是应该给与公民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特别在作出可能对公民不利的行为时，应该保证公民有提出辩驳意见的机会。

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在封建制度下人们只是国家统治、驭化的工具。虽然在我国的思想文化宝库中，有一些思想家的思想中闪烁着某些人本思想的火花，但往往是稍闪即逝，只能成为我国封建文化的点缀。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性尊严的理念在我国法律规范和实践中逐步得到了确立。但是在十年浩劫中，法制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人性尊严的理念也几乎荡然无存。1982年把对人格尊严的保障写进了宪法，《宪法》第38条第一项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宪法系统规定了公民基本权利，宪法的原则和规范中始终贯彻了人性尊严的理念。同时，人性尊严的理念不仅要体现在法律制度中，更要体现在法律实践中。徒法不足以自行，在法律实践的过程中坚持人本主义的思想，始终维护人性尊严就更为重要。

树立权利本位的理念

我国已经基本确立了权利本位的法律理念，但是我国传统的义务本位、秩序本位的观念影响是深远的，在我国的法律制度建设和法律实践中仍然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在法律实践往往会有意无意的把法律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立法、执法的出发点是如何使国家权力得到实现，如何实现管理，而不是更好的提供服务。在公权与私权的关系上，更多的表现为国家借助自身对于资源的垄断性的占有，和取得的支配性地位首先保证公权力的实现，强调国家对于社会和公民的管理、控制功能，甚至有的时候为了保证公权力的实现不惜侵入公民私权领域的范围。把公民相对于国家应该取得的某些利益和权利，当作是国家的恩惠和赏赐。在程序设计上更多的程序是为了保障国家职能方便快捷的实施，把对效率的追求放在第一位，对于公民的程序性的权利一般未予充分的关注，有时甚至把公民的程序性权利看作可有可无，抱着一种程序虚无主义的观念。在法律实践中要进一步摆正公权和私权的关系，要寻求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公民权利的最佳结合点和有序的协调统一。要大力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逐步改变义务本位的观念，面对强大的国家公权力，公民要增强主体意识、主人翁意识，要敢于维权，善于维权。

树立重视公民私益的理念

在2004年的修宪中，《宪法》明确规定了对于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规定了公民私有财产的征收、征用的补偿制度。国家和社会日益重视对于公民私益的保护，这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必然要求。但是在公益和私益的关系中，我国长期以来深受传统法律文化思想的影响。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义利问题一直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之一，法律文化也不例外。在我国古代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价值观倡导“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崇义贬利或重义轻利的道德观念一直是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这种重义轻利的价值观也未从根本上得到改造，在涉及到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衡量时，人们往往会不适当地和一个人的道德水准联系在一起。

“人权入宪”以后，为了更好地保障人权，正确处理公益和私益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个现实问题。在法治的环境下，公共利益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可以任意解释的概念，公共利益的判断必须有严格的标准，以避免公共利益的界限不确定可能对私人利益造成的侵犯。除了把以公共利益为由行使公权力纳入舆论监督、社会监督等民主监督视野中，更需要加强对于这一公权力行使过程的违宪审查、司法审查、上级监督、专门监督等国家权力性监督，更好的为公民私益提供保护和救济。

树立国家责任的理念

法律理念范文篇9

关键词:知情权同意权法律适用

一、知情同意权的理念及其法律保障

所谓“知情同意权”，全国人大法工委巡视员、民法专家何山解释道，严格说是“知情”和“同意”两项权利。知情同意权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中给予消费者的9项权利之一，“同意”是医疗合同中的一项权利。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除了衣食住行消费之外，还有其他许多领域的消费，如医疗服务。患者到医院就医，接受医院提供的诊疗、护理服务，以使自身得到康复，同时支付相应的医疗费用。这一民事行为本身符合消费法律关系的特性，应适用《消》法，患者作为消费者理应享有《消》法所赋予的各项权益。医疗服务虽然是生活消费的一种，但是又不同于一般的生活消费，医疗服务有着其独有的特性，表现在：1、医疗服务的内容直接针对消费者的身体、器官和组织，服务的结果对消费者的肉体乃至精神将产生巨大的影响；2、医疗服务的提供者所承担的风险特别巨大；3、通常情况下消费者对医疗知识严重缺乏，因而，对于医疗服务的方式、品种，甚至价位的选择方面，几乎提供者拥有完全的决定权，而消费者基本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4、由于医疗服务的全过程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的今后健康乃至生命，因而，从消费过程的心理状态看，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居于优势，消费者处于劣势，通常消费者不敢对服务本身提出质疑。医疗服务具有上述特性，使其权责分担有别于一般消费。“知情同意权”的前提，是确认医患是一种“特殊”消费关系。对患者，它是权利；对医生，则是法定义务。

知情同意权的核心是“任何人体实验都必须取得受试者的同意，不允许隐瞒病人和家属在病人身上进行任何试验”（注释1）。这说明医务人员对患者所采取的任何医疗措施都必须向患者和亲属详细告知，但患者由于不懂得医学知识，医务人员必须用通俗易懂的形式尽量向患者说明情况，让患者知道治疗措施的不足和副作用，甚至危险性。为维护患者的生命健康权，尊重患者的自我处置权，让患者知道知情权是同意权的基础，只有患者在知道自己的病情基础上，根据医生的告知，知道自己的病情和应采取的治疗措施和医疗意外、医疗并发症的存在、医疗过程中的风险等情况，让患者在知情的情况下做出承诺，并履行签字同意。医务人员在患者充分配合的情况下，才能有效地采取措施保障医疗安全，让患者在自主自愿的情况下做出负责的承诺，患者的知情权最后转变为患者对医疗风险的承担。自然而然成为医务人员免责的条款，也是避免医疗纠纷发生的根本措施。

患者的知情同意权早在18世纪就已经提出来了（注释2），1957年美国法院的判决创造了知情同意权这一词汇，从此确立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这一法律概念很快被美国各州所接受，并传输到国外。现已成为法学理论上承认的一项患者的权利。知情同意权在西方国家已存在多年，并得到医患双方的共识，这一学说最早来源于《纽伦堡法典》(注释3)，具体表现为个人有意识的同意和允许的自我控制权、决定权，让知情同意权真正融入我们的实践行动中，使之成为患方一项真正的权利。为此任何特殊检查、特殊医疗器械的使用、新药物的应用、手术协议书都必须使患者本人同意，除非患者本人失去活动能力，才允许他的配偶、子女、父母代办签字。此种做法体现了“生命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人对自己的身体都有决定权和控制权。保护人的生命权，健康权是法律赋予的责任。我国《民法通则》第98条“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具体表现为公民对于自己的生命安全、身体组织、器官的完整以及身体的生理机能和心理状态的健康所享有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必须以法律的形式加强保护。任何人，任何组织，不得以任何手段剥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

近几年来，我国在医疗行业的执业中以宪法为基础以民法为前提出台了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法规等等，规范医疗服务行为，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保障医疗安全，促进医学技术的发展。如1999年5月11日起实施的《执业医师法》第26条规定：“医师应当如实向患者或家属介绍病情，但应注意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医师进行试验性临床治疗，应当经医院批准并征得患者本人或其家属同意”。此条的立法原则是依据宪法和民法为基础，体现出患者因病就医的行为已和医疗机构形成事实上的医疗服务合同，患者和院方已构成民事主体，患者有权利知道自己的真实病情和健康状况，有权利知道各项检查结果和医生对自己采取的诊疗措施及愈后信息，在患者知情同意下和院方达成共识。医患双方在诚信的前提下，医方应做到诊断明确，治疗措施得当，康复快经济损失少，但涉及患者本人隐私的地方应尊重患方的意愿，特别是对一些顽症的治疗更要尊重患者的意见，以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的治疗和康复，如患者被诊断为恶性肿瘤，应采取适当的形式向亲属告知，有关病情恶化、愈后不良不要轻易告诉患者本人，医方应采取谨慎的方式履行告知，并尊重患者的隐私权。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62条规定：“医疗机构应尊重患者对自己的病情、诊断、治疗的知情权，在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时应当向患者做出必要的解释，因实施保护性医疗措施不宜向患者说明情况，应当将有关情况通知家属。”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11条规定：“在医疗活动中，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应当将病人的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等如实告知患者，及时解答其咨询，但是应当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

二、知情同意权的告知义务和患者的同意权

(一)医务人员的告知医务

根据我国《消》法及前述医疗卫生法律、法规以及诚实信用原则，在医疗活动中为满足患者的知情权，医疗机构有义务告知患者如下内容：1、就诊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基本情况和医学专长包括医疗机构的基本情况、专业特长，医务人员的职称、学术专长、以往治疗效果等。2、医院规章制度中与其利益有关的内容。3、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诊断手段、诊断措施。4、所采用的治疗仪器和药品等的疗效、副作用等问题。5、手术的成功率、目的、方法、预期效果、手术过程中可能要承受的不适和麻烦以及手术不成功可能想象到的后果、潜在危险等。6、患者的病情。7、患者所患疾病的治疗措施。即可能采用的各种治疗措施的内容、通常能够达到的效果、可能出现的风险等。8、告知患者需要的费用。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医疗活动都必须向患者告知，为了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的影响，在某种情况下医务人员可不履行告知义务，如患者本人对病情十分理解，对医疗措施满意，患者本人认为自己病情轻微或者患者本人放弃告知义务。特殊的绝症、顽症和疾病的自然转归无需向本人告知，为抢救危重患者应先行采取急救措施挽救患者的生命，可以暂不告知，对患者死因的认定在未经法医鉴定前不好告知。

(二)患者的同意权

患者在知情的基础上作出的同意，是患者自己决定权的重要体现。同意，在医患关系中发挥着两种不同的作用：一是法律上的作用，它为医疗提供了合法的理由，没有这种同意的治疗是不法行为。二是临床上的作用，它能获得患者的信任与合作。同意作为医疗合法的理由，有时与传统的伦理原则相矛盾，尤其是当医生的治疗方案对患者无害甚至有利时。例如，患者出于宗教信仰拒绝输血、患了不宜怀孕的疾病的患者坚持要怀孕等，在此种情形下，即使在医生看来患者的选择是不明智的，甚至会危及患者的生命，不经患者同意也不能对患者进行输血、流产的治疗。

1、同意的能力

就患者而言，只有具备同意的能力，他所作的同意才可能有效。关于患者同意的能力，或称自己决定的能力，它取决于患者理解治疗的性质和目的的能力，包括如接受治疗将对身体所作的处置、不治疗的可能的后果、理解医生对其说明的各种危险及副作用等。理解的水平必须与所作决定应当是成正比的，理解水平约稿，则决策的能力越大。所以，必须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

2、同意的形式

同意的形式有明示和默示两种，明示的同意又包括书面的及口头的两种方式。通常情况下，书面的、口头的、默示的同意被视为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但书面的同意是证明患者确实作出了同意的最清楚的证据，故一些医疗服务部门更青睐于书面形式，以备出现纠纷时在司法程序中用来抗辩。

3、同意的范围

即使患者同意治疗，仍有一个同意范围的问题。依传统，医生不可以扩大患者同意的范围。如在已取得同意的医疗过程中，发现了新问题需作进一步治疗，应对此新治疗程序取得患者的同意。但也有例外，当一个医生在手术过程中为挽救患者的生命或避免其受更严重伤害，认为必须毫不迟疑地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同意的范围便被扩大。法院也允许医生运用他正常的理智的判断扩大手术范围，即如果手术中出现了不可预见的情况需增加治疗，而患者又不能作出同意，则医生可以扩大原同意的范围，但这种范围的扩大必须以紧急治疗行为为前提。

三、知情同意权的应用

任何一个医疗行为都具有一定的侵袭性，对患者的免疫力会带来一定的损害，同时也可能带来患者生命的终止。医疗服务的不够完善和不足常带来不可避免的医患纠纷，为此医方在医疗活动中必须履行注意义务，取得患者的同意，尊重患者的人格。知情同意权在医疗活动中的应用，其目的是对患者人权的尊重。医疗知情同意权是对医疗行为的理解和约束，其原则是为了达到疗效最佳、安全无害、痛苦最小、经济实惠等目的，同时也使患者的经济损失降到最低限度。下面将介绍一例我国目前最多的一类涉及患者知情权的案件。

原告王某诉称，1998年1月，原告在被告处（某妇幼保健院）剖腹生产，出院后感腹部疼痛，于当年3月又入住被告处，但未能治愈。原告长期受疼痛折磨，无法从事正常工作。2002年1月，原告因腹痛难忍，前往医院检查，B超显示原告左侧囊肿与包块达9．8厘米。原告此时才想起曾在被告处两次住院的情况，回家找出病历，发现1998年1月被告为原告实施剖宫产手术时，未经原告同意，擅自切除了原告的左侧卵巢，结扎了原告左侧输卵管，导致原告左侧输卵管积水。被告的行为已导致原告残疾，给原告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精神损失。为此，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医药费、营养费、残疾者生活补助费、残疾赔偿金、依靠受害人实际抚养者的必要生活费等费用共计20万元，精神损失费4万元。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医院未经患者同意切除组织是否侵害了患者的知情权，是否应承担责任。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医院接受患者求诊并予以诊治，医患双方即形成医疗合同关系。医院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应严格遵守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被告对原告施行手术，却在病案中无患者或家属的书面同意意见及签字，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的规定（注释4），在医疗行为中存在过错。被告存在的过错医疗行为与原告左输卵管积水之间因果关系不能排除，故被告应对原告患左侧输卵管积水付损害赔偿责任。法院判决被告一次性赔偿医疗费、营养费、误工费合计3.3万元，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诸如此类“好心不得好报”的事情经常发生在涉及患者知情同意的医疗诉讼案件中，类似的案件还包括未经患者同意，在实施胆囊手术时“好心”的切除了被发现已经病变的阑尾组织；在切除一侧病变乳房时对另一侧进行了探查，将该“病变组织”顺便切除等等。此类案件的审理结果对医务人员的心理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进而严重影响了其为患者治疗的积极性，然而这正是法律残酷之所在，因为根据法律规定，未经患者同意，医生不得对其进行手术，包括患者同意切除甲组织，则医生顺便切除其存在病变的乙组织的行为将构成侵权，除非在紧急情况不得已而为之。对于本案医务人员正确的做法，应当是重新获得患者或家属的授权，履行告知和签字手续。

所以为了切实有效地保障患者的知情同意权，维护患者的利益，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在医疗机构履行告知义务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履行告知、取得同意的形式。医疗机构往往是口头告知（除手术之外），一般缺乏全面、准确的告知，也缺乏能够成为有效法律证据的告知文书。一方面，由于情况紧急、患者家属的文化素质和理解能力，以及医生口头提供情况的真实性、准确性等因素的存在，可能无法真正实现患者的知情权；另一方面，按照现行司法解释，对于医疗事故的侵权责任医疗机构应当就自己不存在过错以及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举证。因此，一旦医疗纠纷被诉诸法院，医疗机构将无法举证证明自己已尽到告知义务，或无法提供患方的书面签字，而承担败诉责任。所以，医疗机构应当注意在履行告知义务，实现患者知情同意权时，原则上应当尽可能书面化。在紧急情况下无法书面告知时，应当明确要求其在事后临床医务人员或其他相关医疗服务人员忠实、详细进行的记录上签字证明，作为医学证明材料。最高法院证据规则的司法解释出台以后，部分地方在紧急情况下履行告知义务无法书面告知时，采用了录音录像等方式加以记录，这也是值得借鉴的。

（二）告知的方式。告知应当选择适当的时机或方式，以避免对患者的疾病治疗和康复产生不良的影响，尽量采用通俗的语言，认真履行告知义务。在医疗活动中，医疗机构常要求患者或其家属签订某些协议，如输血协议、麻醉同意书、手术同意书等，这些协议无一例外地均以免责或限制责任条款为主。但这种约款本身除了能够证明已经尽了告知义务、满足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之外，并没有什么法律意义（注释5）。

（三）我国医疗实践中一直将病人作为治疗的服从对象看待，遇到紧急情况或危重病情时，首先考虑的是向患者家属交代，而对病人本人却保密，这种做法需要进一步研究。应当明确患者知情同意权的主体是患者本人，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才能由他人行使。而且，在告知时应当注意保护患者的隐私权，对于在医疗活动中获知的患者隐私，未经患者本人同意，不得向他人泄露。

（四）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全面、真实、准确、客观地履行告知义务，不能有所选择或保留，不宜带有倾向性，应当由患者或其监护人等在医务人员的帮助下自主作出选择，切忌误导或者不适当地影响患者，否则，将为未来的医疗纠纷埋下隐患。

注释：

1、这是1964年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召开的第18届世界医学大会上通过的《赫尔辛基宣言》中提出的。

2、知情同意权这一理念来源于1914年美国纽约上诉法院的一个判例著名的卡多佐大法官提出：“每一个精神正常的成年人有权决定（别人）可对他的身体做什么”。

3、知情同意的概念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纽伦堡审判中提出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集中营的纳粹医生强迫受害者接受非人道的人体实验，其行为令人发指、触目惊心，1946年在纽伦堡审判中，人们深刻的意识到没有征得受试者同意而对其进行人体实验的道德和法律问题，国际社会对法西斯医学研究的罪行进行反思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在1947年通过了《纽伦堡法典》。

4、1994年2月26日颁布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规定：“医疗机构施行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必须征得患者同意，并应当取得其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时，应当取得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又无家属或者关系人在场，或者遇到其他特殊情况时，经治医师应当提出医疗处置方案，在取得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被授权负责人员的批准后实施。”

5、在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三条中明确规定：“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免责条款无效”。

参考文献:

1、张宝珠，刘鑫主编《医疗告知与维权指南》,人民军医出版社,2004年3月

2、卢小红，《医疗实践中影响患者知情同意权实施的原因分析》，现代医院杂志，2004年5月

3、王健，《知情同意，医患关系的死结》，载于法医网，2004年9月

法律理念范文篇10

“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请进来”，法律援助工作是一项“功在党和政府，利在人民群众”的特殊公益事业，是社会主义法律援助制度下，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的一个重要途径。据专家调查，我国现有困难群体约1.4亿人，占总人口的10%，其中包括贫困人群、失业下岗人群、残疾人、受灾人群、农民工等，可以说这样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是不容忽视的，是每一个饱含热血、忧国忧民的中华儿女都挥之不去的心结。和谐社会是一曲优美的交响乐，而它的音符就是我们社会的各个阶层,只有社会的各个阶层的权利和自由，都能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和谐的乐章才能响彻神州大地。

“财富的拥有可以有先后之分，司法公正的获得却不能有先后之别，法律援助让人人平等地站在法律面前”。，法律援助作为社会弱势群体应当享有的一项政治权利，为当今世界法治文明国家所普遍确认。它的实质是国家通过制度化的形式保障弱势群体获得司法公正的权利，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必然要求，它象天平一端的砝码，托起了另一端法律公正的一切份量。

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公平和正义是法律援助的神圣职责。人人生而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不仅仅是法律规定上的平等，更是实现法定权利手段上的平等。但在现实生活中仍有一些不平等的现象，这种不平等需要正义予以消除。法律援助工作就是为了完善法律权利的实施，实现弱势群体所诉求的正义。常言道，虎毒不食子。一位深受封建思想荼毒的农村妇女，在相继生育了两个女孩后，公婆吵骂，丈夫拳脚相加，身心饱受摧残的她，杀害了年仅两岁的女儿。案件侦破后，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她提起公诉。在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下，法律援助律师通过周密细致的调查发现，被告人有精神抑郁症状，经司法鉴定确认后，法院从轻判处她有期徒刑9年。

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服务大局是法律援助的重要使命。从法治的角度来讲，司法救济是社会纠纷解决和社会公正的最后防线，那么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的群众宁愿选择上访而不选择诉讼？司法成本的居高不下是其中重要的原因，特别是贫困人群，更是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去承担高额的司法成本。如果不给予无偿的法律援助，就可能因部分当事人采取法外处置而带来大量的社会问题，甚至影响社会的稳定。2002年9月份，9名为生计所累的下岗女工，在缺乏劳动安全保护的小作坊内发生集体苯中毒，9名女工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血小板等血液成分减少的症状，其中1人较重，患有再生性障碍贫血。贫困的生活、无望的未来，让女工们和她们的家人情绪异常激动，切发生于党的十六大召开前夕！事态紧急。一起危及社会稳定的信息马上出现在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脑海中。果断介入，靠上服务、个别谈话、集体调解，9名女工最终获得数十万元的赔偿，使这起即将发生的集体上访事件，在十六大召开前夕得到了圆满地解决。

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执法为民是法律援助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群众的思想都是朴素的，感情都是淳朴和率真的。古语讲，礼失求诸野。作为法律援助工作者为他们所援助的每一起案件，办理的每一件事件，那怕是微不足道的一件事，都足以让他们铭记一辈子。这种感觉只有在和弱势群体的接触中才有更为深刻的体会，这也是一直激励着法律援助工作者无私奉献的精神力量。一位满怀对美好生活憧憬的女孩从莒县来临沂打工，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无情地击碎了她的梦想——车祸导致她脑部留下残疾，轻度痴呆。悲剧发生后的两年多时间里，肇事者依然逍遥法外。她拖着残疾的身体奔波往返于两地之间，不幸的遭遇经媒体报道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法律援助工作人员为其不幸深深震动，主动为她提供了法律援助。由于时间跨度长，给取证工作带来很大的难度，但是，法律援助工作者毫不气馁，通过大量工作，在人证物证前，令肇事者对援助律师的工作和法院的判决心服口服，主动通过援助中心向受害人履行了付款义务，使这起长达两年久拖不决的案件得到了圆满解决。案件办理过程中，有两个细节是难忘的，一是女孩的两次哭泣，身为痴呆的她，悲苦无助的脸庞上热泪横流的神情怎能让人不动容？二是后来女孩父亲前来送锦旗时，他腰上所扎的草绳，这样一个活生生的贫困者形象又怎能让人不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