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规范范文10篇

法律规范范文篇1

一、大力推进法律援助机构规范化建设

一是抓好了县、乡、村三级法律援助机构建设。县法律援助中心经县编委批准为参照公务员管理副科级事业单位，全县18个乡镇依托司法所全部设立了法律援助工作站，全县270个村（居）委会都设立了法律援助联系点，聘请了联络员，在县残联、妇联、工会等7个社团组织成立了援助站，在外出务工人员聚集地设立了4个援助站，构建了县法援中心—乡镇（社团组织）法援工作站—村（居）法援联系点三级法律援助网络，极大地方便了群众咨询、申请和获得法律援助。今年8月又在县看守所成立了法律援助站，尽力满足在押人员的法律援助需求。

二是抓好了法律援助队伍建设。已报请县委同意年底通过公开考试配备一名副科级法律援助中心主任，今年8月份已通过考试录用了一名援助中心工作人员，使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达到5人。

三是抓好了法律援助制度建设。进一步健全完善了各项工作制度，即：“一须知、二公开、二办法、十制度”，并装订成册，每个工作人员一册。同时，结合创业服务年活动，及时制定了法律援助服务承诺、首问责任、限时办结等制度，将具体承诺、工作职能、服务内容和对象向社会公示，接受群众监督，提高办事效率，提升服务效能。

四是抓好了法律援助经费保障体制建设。县政府自2004年开始将县法律援助经费按每年不少于1万元纳入财政预算，今年县财政拔付援助中心业务经费3.9万元，各乡镇援助站业务经费3.6万元。2003年以来通过开展公益活动和发放援助募捐卡募集捐资13万余元，为法援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的财力支持。

二、大力实施法律援助民生工程

一是进一步降低经济困难标准。凡为范围内的低保人员、下岗失业人员、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妇女、农民工，申请法律援助的，只要符合法律援助事项，对经济状况不予审查，直接提供法律援助。

二是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范围。在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和《省实施人法律援助条例》若干规定》所明确的法律援助范围的基础上，将农民工在劳务方面或返乡创业、就业因签订、履行、解除和终止合同导致利益受到损害，农民因购买种子、化肥、农药、饲料等质量低劣产品导致经济损失以及残疾人、老年人、妇女、未成年人在人身财产权益等方面受到损害的事项，纳入到法律援助范围。

三是进一步加大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和事项力度。通过制定目标管理考评、任务分解、提高办案补贴等措施，要求每个社会律师全年办理2件以上援助案件，每个乡镇司法所办理6件以上援助案件。今年以来，全县共办理援助案件219件，其中刑事案件23件，民事案件193件，行政案件3件，受援人数达227人，办理其他法律援助事项1637件。

四是进一步完善便民利民措施。县法律援助中心在新行政中心一楼设立了无障碍通道的法律援助便民服务接待窗口，购置了办公必需的桌椅、文件柜、沙发、照相机、电话、电脑、复印机、传真机等设施，安排专人值班接待，各项制度都已健全完善，并上墙公示。另外，在北京、广东东莞、福建福州、浙江温州等籍农民工较多的地方设立了法律援助联系点，发放了便民联系卡和宣传资料，为外出务工人员提供便捷高效的法律援助。

三、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经费管理

一是制定了法律援助经费使用管理办法，明确支出范围，严格经费审批，确保做到专款专用，没有出现挤占挪用情况。

二是制定了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及支付办法，按时按标准支付办案补贴。

法律规范范文篇2

【关键词】法律规范;抵触标准;法律惩罚;不一致

抵触是法律规范中常见的法律冲突表现与现象，但对于法律规范之间的抵触标准却至今未达成统一的看法。其中，《立法法》中将纵向的法律冲突称为“抵触”，将横向的法律冲突称为“不一致”，如果按照这种概念界定，那是否纵向的法律规范冲突就不会出现“不一致”的现象?或者是横向的法律规范冲突就不会出现“抵触”问题了呢?可是，如果承认了严重的法律规范“不一致”现象就是所谓的法律规范“抵触”，那《立法法》中有关“抵触”理论的论述就会土崩瓦解，这种现象导致直到如今法律规范之间的抵触标准问题依然是法律领域中的难题。因此，本文针对法律规范之间的抵触标准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法律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法律理论视角下的“抵触”概念定位

“抵触”的英文词汇是“conteavene”或“resistance”，表示“相反、对抗或者反对”的意思。然而，法律规范之间的“抵触”概念并不是通过“抵触”的相关词义就可以全部解决的。针对法律规范之间的“抵触”概念定位，诸多专家与学者也都做过多次的探讨与研究。譬如，周旺生指出法与法间的抵触其实就是上位法和下位法之间的违背与冲突，并将法律规范间的抵触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宪法、行政法规、法律的条文内容存在违背与冲突，即所谓的直接抵触;另一类是宪法、行政法规、法律的原则与精神存在违背与冲突，即所谓的间接抵触。董书萍则将抵触等同于冲突，即包含有矛盾、违反、违背、相反等意思，也是两事物间相互排斥的互不相容的一种状态。与董书萍的看法相类似的还有杨临萍，即后者认为法律规范之间的抵触指的就是内容上的违背、冲突与矛盾。［1］另外，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孔祥俊对“抵触”概念的定位，即法律规范之间的抵触主要是指在对同一个对象进行调整时法律规范之间出现的不相容的现象。基于法律理论视角的“抵触”概念版本还有很多，但综合这些观点来看，虽然其所指内容都会或多或少有所不同，但所指向的几大要素还是能够达成一致的:一是抵触的内涵是指法律规范的具体内容在意思上不兼容;二是存在抵触的法律规范针对的法律调整目标必须是同一个;三是抵触既包括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的法律条文冲突，也包括上位法的精神与原则冲突。

二、基于法律规范性质的抵触类型划分

(一)法律规则抵触。法律规则的特征与性质决定了，法律规则相互之间的抵触其实就是彼此之间的冲突。从这一角度去看，法律规则抵触也可以称为法律规则冲突。由于法律规则属于典型的确定性命令，故而法律规则在被有效适用时，必须确保其所规定对象的内容能够得到最为精准的实现。这样一来，一旦在同一案件中出现两个同时都能够适用于此案件的法律规则时，就会出现法律规则抵触，此时案件的处理者就只能选择一个适用的法律规则，另外一个适用的法律规则必须予以排除。然而，如果两个法律规则出现了冲突又该如何予以解决?这时就可以应用法律规则的例外情形处理法，如公交车上的乘客只有在公交车到站点的时候才能下车，但如果公交车出现了严重状况且此时没有到达任何一个站点，此时乘客到底该不该下车?面对这种不相容式的法律规则抵触情况时，可以将公交车出现严重状况的情景当作第一个法律规则的例外情形进行处理，即乘客可以下车。［2］但是，如果通过法律规则的例外情形处理法不能解决抵触问题时，就需要法律规则的适用者将其中的一个法律规则确定为无效，这是因为法律体系中存在的各个法律规则必须是和谐的、统一的且没有矛盾与冲突的，一旦出现了法律规则之间的抵触则必须将其消除。(二)法律原则抵触。法律原则抵触主要是由法律原则的特征与性质决定的，且法律原则抵触属于优先关系或竞争关系。从本质上讲，法律原则属于最佳化命令，即法律原则能够不同程度地被满足，其这种满足不仅要结合案件情况，而且还依赖于法律规则，尤其是对竞争法律原则的依赖。由此可见，法律原则的法律实现主要取决于法律原则所受到的与其有竞争关系的法律原则在案件中的对其限制，此处所指的限制并不是将不适用于案件中的法律原则予以排除，而只是明确这一法律原则在案件中没有优先性。比如，其中一个法律原则对某件事情是禁止的，但另一个法律原则却是允许的，这个时候法律原则适用者就需要考虑哪个法律原则更具优先性。换而言之，法律原则抵触与法律规则抵触的矛盾关系与冲突关系不同，其只是优先关系与竞争关系。

三、法律规范之间的抵触标准认定

(一)形式化的抵触标准。一是以法律规范位阶为基础的积极抵触标准。位阶指的是确定法律规范抵触的主要依据，同时还是法律规范抵触形式化标准的认定。一般而言，法律规范抵触仅仅在不相同位阶的规范之间发生。同时，根据位阶设定的法律规范抵触标准，依据的是通过效力高低进行优先排序，并不是按照适用性进行的优先排序。诸如，当下位法的法律规范对上位法的法律规范产生抵触时，则上位法优先于下位法;当下位法的法律规范在实施过程中并未对上位法构成抵触时，如果下位法更为明确与具体，则下位法要优先于上位法。二是以法律规范要素为基础的消极抵触标准。法律规范所包括的要素主要由法律概念、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从法律规范要素视角对法律规范抵触进行分析，有助于明确哪些法律规范要素之间的冲突能够构成抵触，哪些构不成抵触等。比如，法律规则间的相互抵触可以说是法律规范抵触的最佳代表，法律概念的相互冲突也可以构成抵触关系，而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法律原则和法律原则间的冲突则需要放置到具体案件中才能确定其是否构成抵触。(二)实质性的抵触标准。一是以是否对法制的统一构成损害来认定抵触标准。对法律规范抵触的实质性标准探析，必须从法律规范抵触的研究目的进行着手。对于法律规范抵触的探究，其根本目的在于实现法制的和谐与统一，逐步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因此，如果上位法和下位法的规定存在差异性，并对法制的统一性构成损害，则会直接导致法律规范之间的抵触现象出现。二是以是否违背权利保障、权力限制精神对抵触的实质性标准进行认定。权利和权力是构成法律体系的最核心内容，故而对法律规范之间的抵触是否成立，可以按照其所规定的权利与权力的效果不同进行判断与识别。

总之，不完善是任何法律规范都避免不了的特性，但对广大群众而言，其更希望生活于确定性法律与可预测性法律所构筑起的法治环境中。同时，对于法学本身来讲，其核心任务之一就是排除各种矛盾，将各种材料与实践经验整理成有价值的统一性整体。而要做到以上要求，就需要从事法律工作的所有人士意识到并着力解决在法律规范中存在的抵触问题，确立清晰明确且统一的抵触标准，从而切实保障法律秩序的和谐性与统一性，强化法律秩序的规范性与安定性，提升法律秩序的可掌控性与可预测性。

【参考文献】

［1］王传国．论法与法之间抵触的判断规则———在放权地方立法背景下的观察［J］．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26～27

法律规范范文篇3

[关键词]正当性，合宪性，正当立法程序

一、问题的提出

近几年来下位法律规范[①]违反上位法律规范的现象屡屡发生，下面是几则典型案例中所涉及到的法律规范之间相冲突的几种情况。

1.规章和规章之间的冲突。据新华社报道：2004年4月5日晚，哈尔滨市急救中心救护人员出诊急救时，在机场高速公路收费站因是否应交纳30元过路费与收费人员争执不下，患者最终因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死亡。收费站依据的是黑龙江省交通厅和省物价局下发的《哈尔滨机场专用高速公路机动车辆通行费征收管理办法》，《办法》在征收范围中明确规定“除执行任务的军警车辆外一律征收通行费”。而急救中心依据的是该省物价局、交通厅、财政厅联合下发的《关于对“120”急救车辆免征车辆通行费的通知》，这两个规章之间规定不一致。

2.规章和行政法规及法律相抵触。1999年8月31日沈阳市颁布了《沈阳市行人与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该《办法》规定由违章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违章者承担全部责任。但按照国务院1992年实施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44条：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对方人员死亡或者重伤，机动车一方无过错的，应当分担对方百分之十的经济损失。《民法通则》第123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能够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亦即本条确立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因此，规章和行政法规、法律相冲突。

3.地方性法规与法律相抵触。2001年5月，河南汝阳县种子公司（下称汝阳公司）与伊川县种子公司（下称伊川公司）签订合同，约定由伊川公司为其代繁玉米种子。按合同约定，汝阳公司接收种子的价格为基地收购价加代繁费，基地种子收购价的确定按收购种子时当地市场商品玉米单价的2.2—2.5倍计算。后伊川公司未能履约，汝阳公司便将伊川公司诉至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汝阳公司认为依据《种子法》，赔偿损失的计算方法应按市场价格定，伊川公司将赔偿损失70余万元。而伊川公司认为，赔偿应当依据《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规定的政府指导价来确定赔偿数额，按此计算，伊川公司只需赔偿2万元左右。在这里地方性法规与法律发生了冲突。

………

上述列举的只是最近几年在社会上被公开的几则法律规范之间以及下位法和上位法相抵触的情况，在实际生活中，下位法和上位法相抵触、不具有正当性但依然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规范不在少数。这些法律规范因为能对公民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因而既侵犯了公民的权利，又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在呼唤法治、倡导建设法治国家的今天，我们不能回避这种法律规范冲突现象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因而如何理性地看待法律规范的正当性并从源头上防止不具有正当性的法律规范的出台也就成了今天必须着手加以解决的问题。本文拟在这方面做一些尝试。

二、法律规范正当性的法理基础

（一）正当性的含义

“正当性”一词在英文中为legitimacy，从辞源学的意义上讲，“正当性”具有合法性的含义。因此，一般情况下正当性就等同于合法性。判断下位法律规范是不是具有正当性首先应看它是不是具有合法性，只有在具备合法性的条件下才能说该法具有正当性。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具备合法性的法律规范也未必具有正当性，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德国纳粹党在执政后不久（1935年）就通过它控制的议会制订了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该法为维护日尔曼的血统和荣耀，剥夺了犹太人的受教育权和财产权，继而剥夺了其公民权，最后变成了实施种族灭绝的法律依据。当时纳粹政府依据该法制定具体实施细则，那么实施细则本身无疑具有合法性，但具有正当性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此，在宪法秩序内，合法性并不是判断某一个法律规范是否具有正当性的唯一标准，也不是最高标准。正如施米特所理解的，“通过制定法律规范建立的仅仅是形式合法性，是飘浮于表层的东西，真正强而有力的、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形成必须依赖于实质正当性的追问。实质正当性才是形式合法性的根基，离开对实质性问题的探索，形式合法性下的社会秩序就犹如水中浮萍，随波逐流。”[②][1]

那么，在宪法秩序内实质正当性是什么呢？按照现代的宪法理论，在实行成文宪法国家，实质正当性是宪法，宪法是正当性的根基。因为在立宪主义国家，宪法作为一种价值秩序，它是以尊重个人为原理及以此为基础的人权体系；它“是社会生活的基本的价值体系，是国家法律秩序的基础和最高准则。按照法律规范位阶的一般原理，在法律体系内部的上位规范与下位规范之间形成了价值的统一体，上位规范是下位规范发挥效力的根据和基础，下位规范不得同上位规范相冲突。这里所说的冲突既包括实体内容上的传统，也包括法律形式上的冲突。特别是，宪法规范通过普通法律得到具体化的过程中，确立宪法规范最高性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2]因此，法律规范只有以宪法为基础，并把人权保障作为核心价值，其才能获得正当性的根据。所以，下位法律规范获得正当性需从两个层面加以考察：一是合法性层面，二是合宪性层面。前者可称为形式正当性要件，后者可称为实质正当性要件。下位法律规范既要符合形式正当性要件，更要符合实质正当性要件。在上位法律规范出现瑕疵的情况下，下位法律规范为执行上位法律规范而需要将之具体化之前，首先应依据法定途径使之符合实质正当性要件，然后才能依据上位法律规范建立具体规范。

（二）法律规范正当性的法理基础

依据立宪主义民主理论，国家存在目的在于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成员的发展。国家目的之达成，必须借助于国家权力。由于达成国家目的需要完成多方面任务，是故近代以来立宪国家根据所要完成的任务不同把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这三种国家权力分别配置给不同国家机关来行使。立法机关是由经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的，其主要职能是制定抽象的普遍适用的法律，而行政机关的职能是根据已经制定的法律实施经济、社会、文化事务的各项管理，而司法机关的职能是依据法律裁决纠纷。因此，在宪法秩序内，行政权和司法权都是透过法律、并仰仗法律来实现自己的职能，这样就使得法律的正当性相对于行政与司法体制运行的正当性具有优先的次序。

然而现代社会，国家事务、社会事务纷繁复杂，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大国，事事要求由立法机关制定法律极不现实，因此，立法机关除了某些事项必须由法律保留加以规定外，还通过法律的形式授权进行行政立法和地方性立法。我国《立法法》具体规定了国务院有权制定行政法规、省级人民政府等有权制定地方政府规章，同时还规定了各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等地方立法机关有权制定地

方性法规或者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上述不同立法主体制定的法律规范虽然在效力等级上存在着差别，但从实质意义上来讲都具有同法律相同的功能，在实现宪法价值、保障公民权利方面具有优先的次序。因而这些法律规范须既具有合法性、又具有合宪性。

三、法律规范正当性的生成机制

如何使制定的法律规范具有正当性，即既具有合法性又具有合宪性？这是本文关注的重点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只从法律规范本身去寻找答案，而必须考查法律规范的形成过程。只有在法律规范形成过程中，立法主体具有正当性并尽到了“注意”的义务，其所制定的法律规范才有可能具备正当性的品质。

（一）立法主体需具有正当性

实证主义法学家哈特认为，法律是由组织系统颁布的规则体系，是一种授权性规则。法律的正当性来源于立法者拥有立法的资格权力，这种权力决定了它所颁布的命令具有强制约束力。用他的话来说，即人们的服从是立法者有资格对他们下命令或要求。[3]（p.117）从各国宪法规定来看，拥有制定法律权力资格的主体只能是国会、议会或者人民代表机关。如美国宪法第1条规定：“本宪法所授予之立法权，均属于由参议院与众议院组成之合众国国会”。我国宪法第58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这些规定意味着除了宪法明确授权的机关以外的机关不能进行立法，否则制定出来的法律不具有正当性。除了法律以外，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还存在着大量的法规、规章，这些法规、规章的制定主体也必须具有正当性，即必须获得法律的授权。没有获得法律授权的机关、组织不能制定法律规范，否则不具有正当性。

（二）立法主体在法律规范形成过程中的“注意”义务

1.目的的正当性。人类社会存在两种法则，一种是自然科学法则，一种是人为制定法则。前者是客观存在的自然规律，如万有引力定律，它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与前者不同，后者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目的而制定出来的，因此立法者在制定法律规则时就得考虑这种规则的目的意义。由于每一部法律规范所要调整的社会关系不同，其立法目的也不尽相同，但在宪法视野下，作为法律规范正当性的立法目的只有一个，即落实宪法保障人权的基本精神，这是每一部具体法律规范立法目的的价值基础。

以保障人权作为法律规范正当性价值基础的思想可以追溯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洛克。洛克从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出发，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论证了议会立法的人权保障性。他认为在自然状态下每个人都享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等权利，这些权利受自然法的保护，但由于自然法是不成文的，除在人们的意识中外无处可找，这样自然法便失去了它应有的保护权利的作用。为了避免人们在自然状态中的各种权利遭受侵害，人们便立约联合成社会，并“把他们全部的自然权利交给他们所加入的社会，社会才把立法权交给他们认为适当的人选，给予委托，以便让正式公布的法律来治理他们……”[4]（p.85）因此，立法者的权力，“除了实施保护以外并无其他目的的权力，所以绝不能有毁灭、奴役或故意使臣民陷于贫困的权利。”[5]（p.83-84）

当然在实证的层面上，立宪主义在肯定和维护公民个人权利（法定化的人权）必要性的同时，也承认社会共同体运用权力增进社会福利、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等公益的重要性。因此，公益等也是立法目的正当性之所在，甚至为了达成后者，国家可以通过法律对公民个人权利予以适当的限制。但这里值得说明的是，即便立法者基于公益需要可以对公民的权利进行限制，但这种限制本身也要受到保障人权价值原则的约束，立法者应在公益和个人的权利之间建立一种平衡，不能以公益为借口肆意侵犯公民的权利。

2.内容的正当性。我国宪法第5条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立法法》第78条规定：“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这两条规定就是对形成法律规范过程中在内容方面的“注意”义务。这里“注意”义务以禁止性规定形式表现出来。在一般情况下，宪法的规定需要先由法律予以具体化，然后才能加以实施。当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下位法律规范为执行法律需要把法律具体化而制定实施细则时，其内容必须符合法律。如果法律制定机关直接依据宪法制定了合宪性的法律，而其它立法主体依据法律制定法规、规章时，其内容和法律不吻合，这种情况则构成了违法，违法不具有正当性。

在有些情况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针对某些事项尚未制定法律，而这些事项又迫切需要立法加以规制。此时下位法律规范制定时遵循的原则是“法律保留”，即只能由法律作出规定的事项，其它法律规范不得作出规定。

3.程序的正当性。“无程序即无立法”是现代社会许多法治国家有权机关实施立法活动所遵循的重要原则，因此，在法律规范形成过程中遵循法定立法程序即注意立法程序的正当性是个必然要求。

立法程序的正当性和正当立法程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在法律规范形成过程中要遵循已经公布周知的程序规则，而不管该程序规则的品质如何。后者是从美国联邦宪法第14修正案引申而来的概念。第14修正案规定：“无论何州亦不得不经正当法律程序而剥夺任何人之生命、自由或财产。”从该条规定来看，所谓“正当法律程序”主要涉及防范立法机关对公民权利的影响问题，它是宪法对联邦和州立法权的一种限制。设置该正当法律程序的目的旨在保证公民的宪法权利不因联邦或州的某项法律而被剥夺，哪怕该法的制定和通过遵循了一定的程序。因此，所谓正当的立法程序是指符合宪法精神和公平、正义理念特质的立法程序。正如RandyE.Barnett教授所说：“法律可能是有效的，因为它是按照某项法律制定所要求的所有程序制定的；但该法可能是不正当的，因为这些程序并不足以确保该法律是公正的。”他又说：“一项法律可能是正当的，因为它是按照确保其公正的程序制定出来的”。[6]在他看来，能够确保法律公正的程序就是正当的立法程序。因此，正当立法程序是对程序本身品质的要求；而立法程序的正当性并不问法律规范制定机关所遵循的程序是否具有这些品质，只要其遵循法定程序便是正当的。当然如果它所遵循的法定程序恰恰就是正当立法程序则再完美不过，这有利于提升法律规范的质量。

4.民主性。民主是现代政治国家存在的正当性基础，同时也是立法主体进行立法活动的正当性基础。我国《立法法》把民主性作为一项原则确立下来，该法第5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都确认了《立法法》确立的这个原则，并体现在两条例的许多具体条款中，如《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的第12条、第20条、第21条和第22条，《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的第14条、第15条以及第20——23条。其主要内容是有关机关在起草和审查行政法规或规章阶段应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对直接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切身利益的送审稿，应当向社会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等。听取意见可以采取书面征求意见、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总而言之，所谓民主性，也就是有关机关在法律规范草案通过之前，应该为普通公民能够参与法的形成和法秩序的创造提供意见表达的渠道和制度上的支持；最后在整合人民群众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完善法律规范草案，再予以通过。

民主性作为法律规范正当性的基础，其重要功能是使公民对法律规范保持宽容，从而有利于达成社会的和谐。因为法律规范制定过程中人们对规范草案不可能取得一致同意，必定存在多数人意见和少数人意见之分，但由于人们有表达意见的渠道，能够及时寻求调整或避免对自己不利的因素写入法律规范当中，这样即使最后的决定对自己不利也能接受。因此，法律规范形成中的民主是一种缓和或者避免意见对立或利害冲突的机制，同时也是使法律规范本身具有正当性的一种机制。

四、我国法律规范冲突解决办法之检讨

（一）我国法律规范冲突形成原因

1.法律规范制定中的部门或地方利益驱动。依据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制定法律、国务院有权制定行政法规，其它下位法为执行上位法在不同上位法相抵触的情况下可以作出具体规定。如果严格按照《立法法》的规定运作，自然不会出现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现象。问题在于：在中央和地方存在分权背景下，地方的机会主义有可能使地方在相应的法律规范中扩大自己的权力以获取更多的利益，政府部门也可能把本部门的利益纳入规范当中予以保障。立法的实质在于分配国家的利益资源，而国家的利益资源总量是限定的。如果下位法在制定时把利益向部门或者地方倾斜，必然在整体上破坏上位法建立的平衡，从而与上位法发生抵触。

2.现有的预防性制度本身存在缺陷。《立法法》为防止下位法和上位法相冲突在制度上作过一些安排。一是立法批准制度。即有权机关制定的法规、规章须依法报请特定的立法监督机关审查批准后才能生效。《立法法》第63条规定：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省、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施行。二是备案审查制度。《立法法》第89条具体规定了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应当在公布后的30日内依照规定报有关机关备案。立法备案的目的是为了对相关立法进行正当性审查。通过审查，备案机关发现下位法有违反上位法规定等情形时，可以依照法定的权限予以改变或者撤销。这两项制度有这样两个特点：其一，享有立法监督权的主体是享有立法权限的主体，司法机关不具有立法审查权。“其在总体上仍属于一种立法系统内部的自我监督。”[7]（p.353）其二，享有立法监督权的主体和被监督主体都无需承担法律责任。首先享有立法监督权的主体不会因监督不作为而承担责任，致使实践中“‘备而不审’现象之普遍，已成为不争的事实”。[8]（p.353）其次，法律规范制定主体不会因立法不具有正当性而受到追究，从而“使中国的立法工作成为随便怎么做、做好做坏都无所谓的一项不存在责任、不需要负责的‘最幸福’的工作。”[9]因此，这两项制度并没有成为防止和减少同等效力的法律规范之间以及下位法和上位法之间发生冲突的保证，因而需要探索有效的防止冲突发生的机制。

（二）我国法律规范冲突解决机制之选择

在当今各国的法律体系当中，法律规范和宪法规范之间以及各位阶法律规范之间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如何建立一种有效的机制以消弭这些冲突、缓和对宪法秩序的冲击，并保护公民的权利。

从西方国家的情况看，解决法律规范和宪法规范之间的冲突主要有两种制度模式：一种是事前审查模式。事前审查是指宪法委员会等专门机关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颁布生效之前所进行的实质正当性即合宪性审查。如确认被审查的法律规范性文件违宪，其便不能颁布实施。事前审查的特色是在法律等规范性文件公布之前使其内容与宪法保持一致，避免与宪法不相一致的法律等规范性文件在公布以后实施过程中侵害公民的权利，同时对宪法秩序构成侵害，进而动摇宪法的权威。

另一种是事后审查模式。它是指宪法法院、普通法院等司法机关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颁布生效后，在其执行和适用过程中对其进行的正当性审查，如果通过审查发现其不具有正当性则停止其效力。事后审查模式的特色是司法机关成为审查法律规范是否具有正当性的主体。由于事后审查总是同具体的诉讼案相联系，在具体案件中当事人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他们更容易发现法律规范和宪法规范之间以及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司法机关依据自己的职权能够迅速、及时地解决这种冲突。

我国解决法律规范冲突是否应该引入国外的这两种模式？如果应该引入，那么究竟应采用事后审查模式还是采用事前审查模式？这是最近几年学界争论比较多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两种模式在国外运行都很有效，但引入中国将会面临很多现实问题，比如法院的宪法、法律解释权问题，如果设置宪法法院、宪法委员会还会涉及到宪政体制的变动问题等，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但由前所述，我国现有的法律规范之间冲突现象非常严重，甚至可以说出现了“立法无序现象”，[10]（p.180）而且“位阶越低，存在的问题越多、越严重”[11].这些问题又必须马上加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应作出怎样的选择呢？

笔者认为最现实的办法是完善《立法法》，因为《立法法》第90条已经建立了一个中国式的法律规范冲突解决机制，但该法现有的规定尚不完善。第90条第1款规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分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第2款规定：“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必要时，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该条规定实际上确认了两种解决规范冲突的办法。一种是对于已经颁布生效的法律规范，有关机关、组织或者公民个人如若认为违宪或违法，可以书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要求或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依照法定程序行使审查权。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审查如确认存在下位法律规范违反上位法律规范的情形，可以责令制定机关进行修改，并在制定机关不予修改的情况下行使撤销权，终止其效力。

另一种是对于为执行上位法律规范而正准备制定具体法律规范的机关，当其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中的某些条款存有正当性疑问时，应当将该疑问书面提交到有权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书面审查要求的机关，由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查；或者由其自己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审查建议。如果疑问对象是规章该如何处理？《立法法》第90

条没有将规章纳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的范围。不过按照该法第88条第3款“国务院有权改变或者撤销不适当的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和第5款“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制定的不适当的规章”的规定，笔者认为如果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政府制定规章时如果对省级政府规章是否符合上位法律规范有疑问，可提请国务院作出审查判断；它也可以提交到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由其作出判断。总而言之，对于存有正当性疑问的上位法律规范，必须首先依照法定程序解决上位法律规范的疑问，并在上位法律规范具有正当性的条件下将之具体化。

从《立法法》的规定来看，需要完善之处主要有这样三个方面：一是需要扩大有权提请审查的主体的范围。该法第90条列举的能够提出审查要求或者建议的主体似乎很多，但仍不够周延。比如实际运作中，地方各级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中都有可能遇到对所适用法律规范的正当性产生疑问的情况，如果按照现在采取逐级上报、最后由最高人民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的做法，无疑会大大延长案件审理的期限，这对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非常不利。二是扩大审查对象范围。该法第90条规定的能够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对象的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而将法律和规章排除在外。依据我国宪法第5条第3款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这说明宪法并没有排除法律违宪的可能性。《立法法》将法律排除在外，这“必然降低了《立法法》对发展现行违宪审查制度所可能产生的积极意义；而将规章排除在可提请审查的对象之外，则不利于完善法律冲突的解决机制。”[12]（p.369-370）事实上，我国法律规范冲突主要是规章之间以及规章和上位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三是要完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查程序，主要包括审查机构的组织、审查机构的活动程序及活动原则、审查期限、审查结论的答复等，这些内容在《立法法》中都没有作出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考虑对这些问题制定专门的规则作出明确规定。

注释：

[①]在我国宪法学理论中，法规范可以分为宪法规范和宪法规范以外的其他法规范（统称为法律规范）。法律规范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和规章，本文在这种意义上使用该概念。

[②]施密特这里所使用的“实质正当性”内涵同本文所指不是一种含义，本文只是借用这一概念。

[1]转引自郑春燕。当合法性遭遇正当性：以施米特宪法思想中的对抗理论为背景[J].二十一世纪。2004（1）

[2]韩大元。论宪法解释程序中的合宪性推定原则[J]，北京：政法论坛，2003（2）

[3][英]哈特著，张文显等译。法律的概念[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4][英]洛克著，叶启芳、矍菊农。政府论（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5]同上。

[6]RandyE.Barnett，ConstitutionalLegitimacy，TheColumbiaLawReview（2003）103Colum.L.Rev.111.

[7]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8]同上。

[9]周旺生。立法法与它的历史环境：关于立法法研究的一个方法论问题[J]，济南：法学论坛，2003（5）

[10]郭道晖主编。当代中国立法（上）[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

法律规范范文篇4

1.1医方主体的复合性：医患法律关系的主体，是医患法律关系的参加者，在医患法律关系中依法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从医患之间的医疗服务合同角度来看，医患合同关系的主体就是医疗机构和患者。也就是说，医疗服务合同中，只有医疗机构和患者才有资格成为主体，患者的关系人不是医疗服务合同的主体，医疗机构内的医务人员也不能成为医疗服务合同的主体。但是，根据现有的法律规定，作为医患法律关系的主体的医方又不仅仅指医疗机构，还包括医护人员，医疗服务合同虽然是患方与医疗机构为主体一方所签定，而不是与医疗机构内的一个或几个医务人员之间建立了医疗服务合同关系，医务人员不能以合同主体的身份参与医疗服务合同。但是，医务人员又是代表医院向患者方履行义务的实际执行者。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和《执业医师法》的有关规定，医务人员在医疗服务过程中独立承担着自身的义务和享有相应的权利，依法对自已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医疗机构和其自身内部的医务人员之间又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相对于患方，医务人员也不仅仅是个人，而是不同专业人员分工合作有序组成的群体。因此，医患法律关系中的医方是医疗机构与其所属的医务人员依照法律和医疗机构的内部章程组成的复合主体。二者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互相依托有序组织共同向患方主体承担义务。1.2患方主体的复合性：虽然医疗服务合同是医疗机构与患者之间所签定，但作为患方的医患法律关系主体也绝不仅仅是患者，还包括其关系人。《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医疗机构施行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必须征得患者同意，并应当取得其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时，应当取得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执业医师法》第二十六条也规定，“医师应当向患者或其家属介绍病情，但应注意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医师进行实验性临床医疗，应当经医院批准并征得患者本人或者其家属同意。”可见，患者的关系人同样是在医患法律关系中享有一定权利并承担一定的义务的主体之一，只不过在患方群体中处于次要地位。同时，患者在接受医疗服务过程中，其部分权利和义务是由其家属享有或承担的。但根据上述规定，患者的关系人又享有法律所赋予的独有的权利和义务，只不过相对于患者的权利义务而言处于从属地位，或者说是由患者的权利义务派生而来。当然，患方这种复合性主体是以患者为中心的[2]。

2医患法律关系客体的复杂性

医患法律关系的客体[3]即医患双方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也就是由医方提供而患方所需求的医疗、预防、保健“产品”，从现在习惯性的观点和公认的医疗服务合同的概念出发，本文姑且仍称之为“医疗服务”。医疗服务这个客体既是患方与医方建立医疗服务合同的目的所在，也是医患不和谐时双方争议的焦点所在。说他是“产品”，只能算是一个比喻，因为作为医患法律关系客体的医疗服务实际上包含了法律关系客体的所有种类，从现代医学的要求来看，甚至还超出了民事法律关系客体的所有形式。而且对每一例患者而言，医方都必须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为其“量身定做”，而不能预先生产出来去供给患者的需求。因此，从法理学的角度阐述医患法律关系的复杂性，目前在学术界还没有令人信服的权威论述，笔者亦只能做一个肤浅的探讨，以期能抛砖引玉。就笔者看来，作为医患法律关系客体的医疗服务至少有以下特点：2.1成分的多元性：对每一名具体的患者而言，医疗服务都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这个过程中既有物（如药品、器材等），也有行为，如医务人员对患者的躯体施以手术、注射等行为，还有非物质的财富如对患者作出的诊断、开具的处方等，它融合了医务人员的专业知识和智慧。因此，医患法律关系的客体是一种由多种元素构成的复合体。由此可见，医疗服务这个客体不仅包含了法理学上法律关系客体的所有种类，而且是各种类型客体按照医学科学的原理的有机结合。按照最近的社会学和医学人文学对临床医学的要求，这个客体还将包括人文关怀等社会因素。如一个外科患者到医院以后，需要医方首先给予检查、分析、作出诊断、提出治疗方案，进而实施治疗方案，还可能要对患者进行麻醉、手术、注射治疗行为等等。这一系列过程和已经包含了法理学上法律关系客体的物、行为、非物质财富三种类型的全部。在这个过程中，医方的医务人员并非是机械地给予患者这些自然属性的客体就足够了，还必须尽可能地给予患者本人以人文关怀，这一点也不仅仅是道德对医方的要求，而是法律赋予医方的义务，医方必须把它作为医患法律关系的客体提供给患者。这点从《执业医师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就已经体现，并且按照现代医学和社会发展的要求来看，将来的法律修定还将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要求。2.2鲜明的个体性：医方提供给每一位患者的医疗服务必须是与患者个体情况相符合，因为患者个体之间各种情形是千差万别的，即使不同患者患同一种疾病，医方也必须在掌握患者年龄、性别、是否存在并发症、体质上的差异，解剖生理上的变异等诸多的差别的基础上制定出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才能适合于具体的患者，这不仅是医学科学的要求，也是法律的要求。2.3作用的二重性：医疗服务作用的二重性是指它在为患者解除病痛的同时又会给患者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患者就医需要医方提供的医疗服务主要是为其解除病痛、恢复健康。但事实上，医疗服务产品的每一种类型在具备治疗作用的同时，也对患者的躯体或多或少伤害作用：如放射线损伤、药物不良反应、手术的创伤等等。就算最轻的注射行为也会在患者的躯体上留下小小的针孔。2.4结果的或然性：患者就医的目的在于由医方提供的医疗服务使其取得解除疾苦、恢复健康的结果。但人体的复杂性和医学发展的局限性决定了医疗服务的结果不是必然的而是或然的，医方只能借助医学知识和技术提供尽可能符合医学科学原理和患者具体情况的医疗服务推动患者的疾病向健康的方向发展，但绝不可能保证患者的病情必然向恢复健康的方向发展。这是医学上客观存在的不确定性。即使随着医学科学的不断发展和疾病诊治手段的不断改进而使疾病的诊断治愈率不断提高，也只能使患者疾病向恢复健康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增加，但绝不可能预期到理想结果是必然的，而相反在患者接受医疗服务过程中的每一步都有可能出现不可预知的意外和风险。这一点正是患方的高期望值与医学科学实际之间存在的差距，导致医患关系不和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此。2.5时空的差异性：这个特点的含义在于，在不同的时间，或者同一时间的不同地点的医疗机构，甚至同一医疗机构的不同医护人员，对相同疾病的患者提供的医疗服务也可能存在差异。这不但是由于医学不断发展新的诊治手段取代传统方法的结果，也有不同医疗机构的客观医疗条件不同因素所致，还有因为医务人员之间业务技术水平的差异的原因。如同样是胆囊结石疾病，在腹腔镜问世前则完全行开放法手术治疗，而到了当代则两种方式并存。就在同时代的当今，乡镇医院对此可能只能开腹手术，但在二级医院则可能使用腹腔镜方式手术。同一个医院的不同医师使用腹腔镜手术时，有的可能使用三孔法完成手术，而有的则要使用四孔法、两孔法完成手术；不同医师实施开腹手术的切口也有长短之别或右上腹部直切口与右肋缘下斜切口人路的不同。而上述的所有情形都是医方提供给患者的合法的医疗服务客体[4]。

3医患法律关系内容的广泛性

医患法律关系的内容就是指在医疗服务过程中，医患双方主体依法各自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冈。一般来讲，法律关系主体双方中一方的权利就是对方的义务。在医患法律关系中，最基本的权利义务就是医方有义务提供给患者所需求的医疗服务，患方依法享有医方所提供的符合法律规定质量的医疗服务并有按规定向医方支付医疗费的义务。这是医疗法律关系内容的核心。以此为基础，法律又赋予双方与这一基本权利义务紧密联系的其他一系列相关权利义务，这些权利义务不再像这一基本权利义务那样，对医患双方互为权义主体，体现出医患法律关系内容的不对称性和层次性。患方的权利更为广泛，而医方的权利基本是为患方的权利实现而设定。3.1患方的权利义务：对于患方而言，这些权利义务是由其基本权利义务派生而来，但却又是更高一层次的权利义务，如患者的就医选择权、平等医疗权、知情同意权、秘密保护权、拒绝治疗权、被陪护探视权和如实提供疾病信息、遵守医疗秩序和医方的管理规范等义务。患者的关系人也具有一定的权利义务如知情同意权陪护探视权以及如实提供患者疾病信息，遵守医疗秩序、配合医务人员医疗工作等义务。陪护探视权是患方与其关系人基于身份关系而设定，但在患者就医过程中仍然需要医方的义务支持才能实现。3.2医方的权利义务：医方有使患方上述权利实现的义务，但作为医患法律关系一方主体之一的医疗机构，主要是通过一系列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组织纪律以及赋予其一定职责来支持和约束医务人员的行为来保障患方权利的实现，医务人员在医疗服务过程中享有一系列的权利如疾病调查权、诊断权[5]等等，以及保证患者上述各项权利实现的义务。医务人员在医患法律关系中的权利的层次性尤其显著：首先，是为保障患者权利实现而使医务人员必须具有的权利。如《执业医师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疾病调查权、诊断权、医学处置权、出具相应的医学证明文件权、选择合理医疗、预防、保健方案权等。医学研究权、医学继续教育权等虽然也是医务人员的权利，但同样是为保障患者权利的实现而设定，因此也可以说，这些权利同样也是医务人员的义务，因为医务人员只有通过医学研究、继续教育来提高专业本领才能更好地向患方履行义务。一般来讲，权利是可以放弃的，但医务人员的这部分权利是不允许放弃的。比如诊断权，医务人员对于来就诊的患者而放弃自己的诊断权，患者的权利就不能实现，医务人员就是失职，医务人员如果有关放弃了这些权利，就得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可以说，这类由法律规定的所谓医护人员的权利实际上是医务人员的义务。其次，是医务人员自身利益方面的权利。《执业医师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执业医师具有获取工资报酬和津贴，享受国家规定的待遇的权利。这是医务人员自身利益的权利的明确规定，即合法的工资待遇权。当然这也并非医务人员特有的权利，而是医务人员作为公民和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当然这项权利对于劳动改造的服刑人员是没有的。第三，是医务人员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执业医师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了医师“在执业活动中，人格尊严、人身安全不受侵犯。”这是《执业医师法》明确赋予医师的又一项属于医务人员自身利益的权利，但其实也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基本人权，只要医师也是宪法规定中的公民，当然毫不例外地享有这些权利，《执业医师法》再把这条规定具体化，体现了对医务人员这项基本人权特别保障的立法意图。但遗憾的是没有规定具体的保障措施，所以近年来医务人员的这项权利屡遭侵犯。当然，保障医务人员的这项权利同样也有为保障患者的各项权利实现的目的。因为假如医务人员的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则无法去履行义务而使患方实现权利的。可见，对于医患法律关系而言，无论医护人员的权利还是义务都是以患者的权利实现为目的，无论医护人员的权利还是义务都是其自身的职责。

总之，法律关系是由法律规范调整的人们在行为过程中的权利义务关系，是一种特殊社会关系。笔者所探讨的医患法律关系，只能依据现有的法律法规去分析其所调整的那部分医患关系。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深人和法律规范的完善和修改，医患法律关系的内容必将随之发生变化。在复杂的医患关系中，医患法律关系只是其中的一个重分组成部分。除了法律关系之外，医患之间还存在伦理道德关系、经济关系、服务与被服务关系等等[6]。要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除了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要明确自身在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并依法享有和履行之外，作为在医患法律关系中享有广泛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的患方也有必要深人了解，才能既保护好自身的合法权利，又不至于胡乱猜疑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而做出诸多伤害医护人员之事，减少“医闹”事件，营造良好的就医氛围。新闻媒体的从业人员更有必要正确把握医患法律关系的特点，才不至于在报道有关医疗事件时先人为主，扩大事态，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发挥正面引导作用。当然，法律从业人员如律师、法官、检察官等更应对此深入研究并正确把握，在司法实践中才能做到公正科学地处理有关医疗纠纷的案件，保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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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孙国华.法理学[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9:248-261.

[4]黄志强,黎鳌,张肇祥.外科手术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1012-1033.

[5]刘永斌.医务人员服务规范与正确处理医患关系实用手册[M].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8-21.

[6]唐海洲.医疗告知与医患纠纷防范实用指南[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3-5.

法律规范范文篇5

关键词:《民法总则》;法律行为;意思表;效力

一、引言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国民法总则已经表决通过了，并且在过去的十月已经正式的开始生效。在当前的中国新法律发展的形式下，民法总则的通过对于国家的法律体系建设有很重要的保障和指导作用，通过民法总则解决了众多阻碍法律建设的问题，其为我们扫清了发展的绊脚石。另外，基于国外一些比较成熟的法律体系，通过对比结合的方式来形成一套具有独创性的法律体系。

二、法律行为之概念与定义评述

《民法总则》继续继承了我国立法的优良传统，在相应的条款之中，对法律行为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民事行为中，法律行为可以概括为意思表示的成立，变更和撤销，这种解释是与《民法通则》对比实现的。它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地方：第一是法律行为的规范性被除去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前法学界所认为的法律行为应不应该在满足响应行为要求的争论问题。在《民法通则》相应的条款中有明确的规定法律行为不许是规范的行为，与法律相反或者在实行法律行为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没必要的行为都可认定为非法律行为，所以说，应当也必须把法律行为纳入到规范的体系当中。有很多学者赞成这一做法，但是也有许多意见相反的学者反对把法律行为纳入到规范体系当中。第二就是法律行为的相关条款规定了法律行为与意思表示的区别，《民法通则》在第54条中做出了相应的解释，并且在定义法律行为这一词语的过程中也没有见到有关意思表示的字眼。主要是在学说解释的过程中把法律行为和意思表示联系到了一起。《民法总则》中有明确的规定，把民事主体的“意思表示”默认为是法律行为的反映，因此，在立法的过程中又把法律行为规定到中国式的法学之下。

三、意思表示的构成要素

（一）意思表示的内容。在实际上，意思的表示分为了内在和外在表现两种形式，也就是所谓的主观和客观条件。按照国外的一些理论来对其进行说明，意思表示包含的要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包括了目的意思，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基础和法律行为的阶层。二是效果意思，从另一方面考虑，其又可以称为法效作用。三是意识，也就是在所表达的内容中体现出其根本目的和意思。四是行为意思，它表达了效果意思所能产生的理想。五是行为，它主要是作为一种表示要素而存在。（二）意思表示的主要构成要件。在实际上，意思表示应该是作为一种法律行为的手段，在一定情况下也可以等效为法律行为。其实意思表示应该分为主观和客观两部分，主观主要实现了其直接目的的明确表达。客观则是利用现实的情况来表达目的和内容。换言之，其也是作为一种交易的形式存在。意思表示在实际上应该由效果，行为和意识三部分组成。效果是存在于人类心中，而表达指人以一定行为的方式来表达理想效果，而意识则是被人的客观和主观思想消化。（三）学理及个人认为的意思表达。通过学理认识来表达意思是最具有争议的，因为其分为了积极和消极两面。消息方面主要认为意思表达具有一些行为表示的思想效果，因此，在表达的结构上无需将意识作为一种独立的要素。而积极方面主要认为意识和效果思想是相关的，它与一般的意思需要严格的区分，而且在其本质的成立上可以作为一种不可缺少的条件。而个人认为的意识表达则是作为其主要内容，是作为表达和效果之间的一种介质。效果主要是指行为按照一定的欲望产生了相应的法律效果，行为后果是作为其意思表达的主要基础。对于后者，行为意识在表达上具有不确定性，比如在某人的内心里面已经形成了某种效果的理想，但是其却没有完全的表现出来此时的行为是相关的。由于一些特殊情况而使得其被人认为，想要表达一些非理想的主要意思，而不是直接的对意识进行表达，这体现了一种内心可控但受外界影响的不作为情况，这充分展示了内心思想和意志控制下的决策活动，此时的被迫和效果需要在大脑意识的支配下来对身体的行为做出一定的指导，其中这样可能是作为意识表达的一种形式。

四、意思表示评述

《民法总则》对意思表示的完善：根据民众对法律的理解以及法律行为的定义，构成法律行为的重要因素就是意思表示，用另外的意思解释就是，意思表示基本都包含于法律行为。单方面法律行为意思是由一个意思表示组成双方面及多方面行为由各自的意思表示一致组成，所以，《民法总则》中所阐述的最为重要的内容就是意思表示所具有的很多公共规则，采取这样的方式能够避免在分则中要做出重复的规定，而且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法律漏洞的概率，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在立法过程中，采取正确的法律行为理论，在法典中一定要单独作节来阐述意思表示，在《民法总则》中，对法律行为的意思表述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善：（一）规定意思表示的规则。在《民法通则》之中，因为之前的法律体系相对来说发展的不够完善，所以就对特定条件下的意思表示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也就缺失了相应的对于意思表示有效和无效的鉴别方式，以《合同法》为例，该项法律对于合约和诺言有效，但是对于合约与诺言之外的法律行为就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二）完善意思表示的阐述。《民法总则》在本次颁布所取得的最大的成就就是规范了不是意思表示的解释。针对总则中对非意思表示的阐述，其效力不仅是法律行为理论中最有影响力的问题，而且是法律行为理论中的主要问题。在私法自治原则基础上，法律行为的有效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所以，通过分析阐述当事人所表达的真实意思就成为了法律行为开始产生作用的前提。在意思表示的过程中，要判断是否存在漏洞，就要根据意思表示产生的前提做出判断。表意人通过自己说的意思，在常规的情况下与领到意思表示的人的想法是一致的，所以这个意思表示在两边当事人一起理解的含义上产生法律效果。但是，因为语言上的不足，表意人表述出来的想法与受领人的想法一点也不一样的情况也有很多，这时候双方当事人有了争论诉至法院，法院就要求该意思表示展开对应的解释，因此获得对的评判。（三）完善意思表示瑕疵。《民法总则》是在《民法通则》的体系之上，针对意思表示所存在的确定进行了完善。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1）针对诈骗过程中的意思表示进行完善。相关法律比如《合同法》，关于受到欺诈的意思表示，在《民法总则》中新增加了一些规定，也就是由第三方实行的当事人在知道的情况之下，可以主观的撤销掉意思表示。（2）增加了虚伪的意思表示规则。在新颁布的《民法总则》第146条做出了规定，所采取的形式是比较容易接受的比较法的形式。（3）增加了对暴利行为的规定。在新颁布的《民法总则》第151条作出明确规定，针对市场中的，有损市场荣誉或者是有失公平的获利行为规定为暴利行为，要撤销意思表示。

五、意思表示的不足

（一）意思表示在实行过程中的漏洞修复。在意思表示判定为有效的过程中，还有两个地方存在着遗漏的规定，因此，就会造成法律漏洞。一是还不存在制定对于不负有行为能力和行为受到限制的人规定意思表示所具有的时间。在对比法中，通常把这类人的人作出意思表示。二是假如在行为人死亡之后，法律机构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对于行为人发出了意思表示，或者是之前的行为人有对自己行为负责的能力，后来由于某种原因丧失了对自己行为负责的能力，这两种情况下做出的意思表示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时效性。（二）意思表示规则需要完善。1．没有规定单独虚伪表示。《民法总则》根据社会的真实发展轨迹，规定了各种虚假的意思表示的法律效应，但是，并不能与事故真实情况相违背的虚伪的意思表示，所以就会造成法律系统的不完善。所谓的瑕疵，在意思表示之中主要可分成两种，一种是逻辑不通，另一种是受到限制，因此，也就会造成当事人所要真正的意思表示受到影响，从而影响最终的司法公正。2．应当进一步完善意思表示错误的规则。《民法总则》还是继承了《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制定，关于民众在认识和学习法律的过程中仍然对意思表示产生了误解，曲解成与学术上的意思表示相背离的方向。改用对比法上的“错误”。即使有一些法学界专家在对比过程中发现当前国家法律所产生的误解不一致，主张应该明确区分开来，而且还明确说出了不同之处。但是在一些学者发表的文章或者个人言论来看，大多数的学者认为应当把“重大误解”认定为“错误”，或者是把“错误”包含在“重大误解”之内。在这个基础之上再进行学术的研讨。

六、结语

《民法总则》这项法案的通过，对于中国社会的法律法规的健全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不仅满足了当前社会民众对于这项法案的要求，也解决了当前法学界对于法典争论不休的现象，在后续的时间里，将会颁布相应的《民法典》各编。这项法案的通过将会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我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许多领域发生重大的影响。和所有法典一样，它一定会受到许多现实因素的牵制而有许多缺点，《民法总则》的法律行为规范体系里边也会有许多要求更加改进的方面。关于这些要求改进的方面，应该在《民法典》各个分则编撰结束以后，展开对《民法典》整体整合时候的完善。

参考文献：

[1]李永军．民法总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2]王琦．德国法上意思表示和法律行为理论的新发展——兼论对中国民法总则立法的启示．清华法学．20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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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顾昂然．立法札记——关于我国部分法律制定情况的介绍(1982-2004年)．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法律规范范文篇6

关键词：自然资源自然资源法律规范所有权利用保护宪法宪法原则

在人类降生之初即懂得利用自然资源来维系生存，但只是在本能的驱使下实施相应的行为。随着人类理性世界的不断发展，人们开始认识到自然资源对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作用与意义。于是，关于如何对待自然资源的问题，就在人类理性世界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相应的理念。人们提出了各自不同的主张，其中主要是围绕如何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为基础而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随着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技术和手段的不断提高，方法的日新月异，大量的自然资源在人类开发利用的活动中被消耗，人们开始认识到自然资源的有限性，难以再像从前那样肆无忌惮地挥霍自然资源，因此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在这样的理论于人们的思想中逐渐发展、进步的情况下，关于“保护”自然资源的主张，便向人们传统的关于如何“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和观点提出了挑战。越来越多关于保护自然资源的理论也应运而生，相应的学说、名称，甚至相关的政府机构也随之出现，诸如自然资源保护法、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等等。这样，在如何对待自然资源的问题上，就有了开发利用和保护这三个基本的人类思维理念。在“民主与法制”和“依法治国”这一规范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总原则下，人们又提出了关于自然资源的权属问题。这样，便就先后将自然资源归谁所有，如何“开发”、“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的思想纳入到了宪法和环境法理论之中。在当今社会的法律制度不断发展，特别是在目前我国的环境法律制度不断进步的过程中，上述这些基本思想和主张即已成为有关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理论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核心内容。

然而对于这样的基本原则和核心内容，目前人们又提出了新的问题，其中主要是对“保护自然资源”的观点和主张产生异议。他们从科学的发展观和法治观出发来阐明观点，认定关于“保护自然资源”的概念及其思想观点缺乏科学性和有效性，认为这一理论的提出是极为不适当的。于是，在有关人类应该充分利用自然资源，还是应当保护自然资源的问题上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那么，什么应当是明辨是非的标尺和准则呢？上述这些观点反映到如何进行法律规范的问题上，在立法界同样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和认识。如果不能用正确的思想方法来指导我们的立法工作，不但不利于立法工作，甚至会对整个自然资源法律制度带来不好的后果，最终将影响我们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因此，什么是自然资源法律规范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应当遵循的原则，是一个亟待人们来探讨和解决的大问题。

有关自然资源的法律规范，是整个法律规范系统的组成部分之一。这个法律规范体系是以宪法为最高原则的，由于宪法在整个法律规范系统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为其他法律规范提供了根本的指导原则和思想方法，因此而被赋予“根本大法”的称谓。它的这一至高无上地位的确立是人们对人类宪政历史甚至法制史经验总结的结果，是由宪法的产生过程和内容，以及制定和修改宪法程序的复杂性、权威性等决定的，一切熟悉法律制度的人们无不知晓宪法的这一崇高地位。在宪法的这一崇高地位之下，其他法律规范是对宪法原则和精神的延伸和扩展，即对宪法原则和精神的具体化。它们必须以宪法的有关规定作为其做出相应规范的基础和指导原则，甚至它们的立法方法也必须符合宪法的原则。有关自然资源的法律规范也同样要遵循这样的原则，即以宪法为其做出规范的原则和基础，这是毋庸置疑的，是世界各国宪政制度普遍适用的原则，在成文法国家表现的尤为鲜明。作为成文法国家之一，我国的宪政制度也自然要遵循这样的原则。因此遵循宪法原则，也是向一切从事自然资源立法及管理实践，以及理论研究的人们提出的要求。所以，有效做出有关自然资源的法律规范，是以严格遵循宪法原则和精神为前提的，而要根据这样的原则来做出有关自然资源的法律规范，就必须首先弄清什么是宪法关于规范自然资源的基本指导原则。在这样的思考下，笔者以宪法为准则和立说的基础，结合对我国立宪史的简单回顾，并在引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对宪法中有关“自然资源”的规定做出归纳，提出关于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宪法原则，从而说明如何对利用自然资源的行为和活动做出正确法律规范的结论。同时，结合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宪法有关自然资源不尽详细的规定，提出进一步完善的建议。

一、宪法有关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原则规定

新中国建国后于1954年制定宪法，这部宪法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政的历史，首次确立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宪法原则。其中就有对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原则规定，这部宪法制定后，到目前为止经过了三次大的修改，分别为1975年、1978年和1982年，此外，还经过了数次小的修改。从1988年起，即以修正案的形式修改宪法，到目前为止已有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四个修正案，宪法修改已进入规范化程序的轨道。到目前为止，宪法制定与修改的历史过程已经延续了近50年。有关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问题，在1978年和1982年两次大的修改中发生了一些变化。关于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宪法原则已经基本确立，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宪法的这个基本原则：首先我们来回忆一下它的变化过程，从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来认识我国宪法关于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基本原则；然后再就现行宪法的有关规定，来认识什么是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宪法原则。

（一）宪法有关自然资源法律规范原则规定的演变过程

在1954年我国制定宪法之初，即将有关自然资源的法律规范问题写入其中，第6条第2款中明确规定：“矿藏、水流，由法律规定为国有的森林、荒地和其他资源，都属于全民所有。”这一条明确地对矿藏、水流，以及由法律规定为国有的森林、荒地和其他资源的权属问题做出了规定，即归全民所有。第8条第1款又规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这一规定，表明了国家在明确上述资源为国家所有的前提下，承认农民对部分土地的所有权。1975年对宪法作第一次修改时，由于单纯重视适应“”的需要，没有顾及有关自然资源法律规范问题，因此未对这个问题做出改动，保留了宪法第6条第2款的上述规定。1978年修改宪法时，对有关自然资源的法律规范问题略微做出调整，即在原第6条有关资源归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的内容中，将“其他资源”改为“其他陆海资源”。这一修改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它首先改变了我国宪法中对海洋资源的权属问题未做出明确规范的状况，明确了海洋资源的权属问题，避免了由于我国海洋资源权属不清而引发的争议。按照这一规定，可以做出这样的推论，即一切海洋资源，包括一切海域、海岛、海礁和滩涂，以及海洋中的各种生物资源、矿物资源和海水等均有了明确的权利归属，即为国家所有。1982年的宪法修改，是一次最大规模的修宪活动。这次修改，对宪法的内容作了大量的补充和调整，其中有关自然资源的法律规范问题也同时做出了历史上最大的改动。这次修改后，宪法除明确了我国自然资源的权属问题，而且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及保护内容做出了相应的增补。但却将1978年明确的“其他陆海资源”的文字表述，用一个不十分明确的“等自然资源”的文字表述方式所替代。虽然这个表述对我们未来规范空间资源和极地资源[①]留有余地，但却使原已清楚的海洋资源的权属问题，变得有些不明确。由于在这三次大的修改期间或之后所做出的几次小的、局部的修改，均是专项的或者以修正案的形式就专门问题做出的修改，所以未就自然资源的法律规范问题做出调整。有关自然资源的法律规范问题，主要是体现在宪法制定之初和1978、1982两次大的修改之中。

从以上对宪法制定和修改历史的简单回顾，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宪法有关自然资源法律规范问题，从时间上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在1982年修宪以前，由于历史和人们认识上的局限性，我国宪法着重于对自然资源权属问题的法律规范，对于自然资源的利用及保护等问题未能做出规范；1982年修宪期间，由于人类对利用自然资源认识的不断提高，一些思想和理念必然反映到我国的宪政制度之中，使得这次修改后的宪法关于自然资源法律规范问题增加了有关利用和保护的内容。1982年修宪之后，直到目前为止，基本确定了我国宪法有关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基本原则，以下让我们对这一原则的全部内容做进一步清楚的认识。

（二）宪法有关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原则规定

从以上对我国宪政史的简单回顾可以看出，我国宪法从1982年那次大的修改后，关于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原则就基本确定下来，其内容主要包括了关于自然资源的权属，关于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关于对自然资源的保护三个方面的问题。此外，还包括其他一些较为重要的内容。为了对这些内容予以更加清楚的认识，以便切实全面、准确地把握什么是我国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宪法原则，我们以以下两个条款的内容为主做出认真的分析研究：

宪法第9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第10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一切使用土地的组织和个人必须合理地利用土地。”根据以上两条的规定，我们可以对宪法有关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原则做出这样的归纳：

1.关于自然资源的权利归属问题。从以上宪法的两条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宪法对自然资源权属问题的原则规定是较为清楚的，即没有明确规定私人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归属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二是集体所有。对此需要把握的原则有这样几个，其一，矿藏、水流和城市的土地为单一所有制形式，即归国家所有；其二，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为双项所有制形式，即包括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但集体所有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即“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其他的均为国家所有；其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也有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形式，但国家对农村和城市郊区土地的所有权，也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其他的均为集体所有；其四，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集体所有；其五，有关其他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是一个需要予以特殊说明的问题，从上述两条的规定中可以做出这样的认定，有关其他自然资源即宪法条文中“等自然资源”的表述归国家所有，第9条第一款的第一句话即表明了这样的含义，而且集体所有的资源均是做了明确规定的，主要包括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以外的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以及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除此以外的一切资源，包括宪法中未列明的其他自然资源即“等自然资源”，均应归国家所有。这里所说的“其他自然资源”，包括人类已发现的和未发现的资源。

2.关于利用自然资源的宪法原则问题。宪法第9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这是宪法关于规范人类利用自然资源的最基本的原则。其含义应当包括两个，其一是对自然资源应当合理利用；其二是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人类之所以能够在自然界中生存和繁衍，主要是以利用自然资源为基础和源泉的，离开了自然资源，人类就不可能生存和发展。我国宪法遵循了人类依赖自然资源生存和发展的这一基本规律，将如何利用自然资源的问题作为一条重要的宪法内容予以规范。根据宪法的上述规定，对我国自然资源必须合理利用，因此，“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是一条重要的宪法原则；同时，宪法还明确规定，由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

3.关于保护自然资源的宪法原则问题。如前所述，宪法并没有对自然资源从整体上做出保护的规定，对“保护”一词的使用仅限于针对“珍贵的动物和植物”，即宪法第9条第2款规定：“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这一宪法原则也是十分明确的，对于珍贵的动物和植物不得利用，而强调保护。对于“珍贵”一词的具体含义，我国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即为珍稀、濒危的物种。

4.关于国家有权征用土地的宪法原则问题。宪法第10条第2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这一条款的规定，可以视为对土地权属问题规定的补充。实际表明了土地的集体所有权是相对的，国家所有权是绝对的。但国家对土地的征用不是随意性的，也必须依法进行征用。关于如何征用土地的问题，我国的有关法律和政府的有关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中做出了相应的规定，这里不作过多说明。

5.关于禁止破坏自然资源行为的强制性宪法原则问题。在前述宪法做出对自然资源合理利用和保护珍贵动物和植物规定的同时，还对禁止破坏自然资源的行为做出了强制性的要求。第9条第2款明确规定：“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第10条第2款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一切使用土地的组织和个人必须合理地利用土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宪法是在明确了自然资源的权属问题，提出有关正确对待自然资源的基本要求的同时，附之以强制性条款加以保障，保证有关自然资源权属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珍贵动物和植物规定的宪法原则的实现。因此也就有了一个重要的宪法原则，即必须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国家和集体对自然资源的所有制，以保障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根据这一宪法原则，我国的刑法明确做出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尽管这个名称有些不十分准确，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其目的和作用是较为清楚）的规定，民法通则及相关的环境法律也对侵占和破坏自然资源的行为设定了相应的民事和行政责任。

以上从五个方面，归纳了我国宪法关于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基本原则。我们因此可以从这五个方面较为全面地认识宪法确立的关于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基本原则和精神。

二、对宪法有关自然资源法律规范几个原则问题的理解

在前面第一个问题中，我们在尊重宪法精神和原意的基础上，依据宪法条文的明确表述，对其所确立的有关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基本原则，做出了一般性说明，即对宪法规定的这些内容的含义做出了简单的分析、认定。并未能从更深层次上对宪法上述规定中的一些内容，以及从更为科学的意义上就宪法有关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原则问题做出深入的分析和论述。而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根据宪法的精神，正确地运用宪法原则来规范人们利用自然资源的行为和活动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有必要对这些问题做更进一步的探讨。

（一）对宪法关于“等自然资源”规定的理解

关于自然资源的权属问题，我国宪法的规定总的来说是清楚的，这里不对全部内容予以探讨，仅就其中关于前述规定中，如何认识其他自然资源即宪法中关于“等自然资源”表述的理解问题，做出必要的探讨。因为对于这个问题，人们的认识不够统一，也就因此对有关这类自然资源的权属问题产生了争议。这里特别以我国的海岛和海礁为例，予以说明。所谓其他自然资源，即“等自然资源”，如前所述，应当包括人类已发现的和未发现的两大类。对于已发现的其他资源，应当包括我国的海岛和海礁。关于我国岛、礁的权属问题，由于在我国宪法条文中没有做出具体明确的文字表述，因此，有一种人们对海岛、海礁权属问题的认识较为混乱，有的认为海岛包括国家所有、集体所有两种形式；有的认为海岛归其所在地方所有；甚至有人认为海岛归个人所有。由于这些观点的错误引导，致使我国的一些海岛被违法出让给个人，这样的事实已经见诸于报端。更为严重的是，一些沿海地方政府将海岛认定为地方财产，甚至一些个人，将海岛占为私有，随意炸岛、炸礁，改变海岛的自然生态结构，致使我国的一些海岛资源和生态系统受到严重的损害。这里需要着重强调，上述的观点和行为是错误的，我们应当将海岛和海礁视为独立的资源种类，像山岭、滩涂、草原、荒地等资源一样，在法律规范及法律制度管理中，作为一个专门、独立的资源类型。只是它与上述这些资源不同，其所有权为单一性的，必须归入宪法未予明确的其他自然资源即“等自然资源”之列，而归国家所有。实际上宪法关于“等自然资源”的含义是较为明确的，有两个基本的原则：其一，逐一点清了哪些是集体所有的自然资源，在此之外的，均不应属于集体所有的资源；其二，未予明确的资源，应当包含在“等自然资源”的范围之中，完全属于国家所有，海岛、海礁即属于未予明确的自然资源，应当包括在这个“等自然资源”范围之中。因此，对于宪法未予明确的自然资源，以推论的方式认定为宪法已明确点出的集体所有的自然资源的范畴之中，因而将一部分海岛划归集体所有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这实际上是违背了宪法的原则和精神。当然，为了使宪法的原则和精神更为清楚和明确，避免引起人们的争议，在适当的情况下，对宪法第9条做出必要的修改补充，即将海岛、海礁的权属问题加以明确，则是十分必要的。

（二）如何解释现实情况下，私人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自然资源的问题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在自然资源管理领域中出现了私人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资源的情况，主要表现在对野生动物的驯养繁殖和对野生植物的培育问题上。这因此向人们提出了关于如何将“自然资源”的私人占有这一事实，与宪法的基本原则相协调的问题。宪法的规定是十分明确的，即不承认私人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但在现实生活中，为了保护野生动植物，维护生态的平衡，我国在野生动物保护法、药品管理法等法律及有关的行政法规中，明确了可以对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对野生植物进行培育的问题。以致形成了在实际情况下私人占有、处分，甚至使用和收益经其自己驯养繁殖和培育的物种的现象。这确实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并较为普遍。这也就因此引出了对这些经驯养繁殖和培育的物种资源的私人所有权是否违反宪法原则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对宪法的原意做出全面的理解。宪法在原则做出自然资源两种所有制规定的同时，在第8条第一款中规定：“……参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经营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业和饲养自留畜”。根据这一规定，对于经私人驯养繁殖和培育的物种资源如何确立权属问题，我们有两个考虑：

其一是将这种驯养繁殖和培育物种的活动，纳入到宪法规定的经营、饲养自留畜的范围-这种经营、饲养中，应当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自留畜的含义。按此推论，也应允许驯养繁殖者和培育物种者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一部分或全部经其驯养繁殖和培育的物种，但必须以遵守国家有关法律的规定为前提。

其二则是宪法应当补充完善的问题。如果按照现行宪法的原则，根本否定私人对自然资源包括上述经驯养繁殖和培育的物种的所有权，那就不能认定驯养繁殖者和培育者有权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部分或全部经其驯养繁殖和培育的物种。但如果这样认定，就会带来一定的问题，即会影响集体或私人驯养繁殖和培育物种的积极性，同时对于现实问题也难以说明和解释，存在的问题也难以处理和解决。为此，应当探讨如何在我国宪法所确立的所有制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对于前述问题予以充分的考虑，做出科学、合理的规范。对此，建议对宪法第9条的有关规定予以补充，明确规定，经法律规定允许私人驯养繁殖和培育的物种，其部分或全部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或者所有权归驯养繁殖和培育物种者所有，但经国家委托进行驯养繁殖和培育物种的行为人不具有这样的权利，或者有限制性的上述权利，以作为我国对自然资源所有制基本制度的一种例外或补充；也可以依照宪法第11条第一款的规定，将其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如何理解规范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及保护活动的宪法原则

宪法第9条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及保护问题做出了原则性规定。将该条第1款与第2款的规定联系起来，可以看出，我国宪法在有关开发、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问题上所确立的原则是十分明确的，即对于自然资源从整体上来说是“合理利用”，不是禁止利用；对珍贵的动物和植物予以“保护”，不得利用；没有对“开发”自然资源问题做出明确规范。对此，有这样几个问题需要我们加以深入的理解和体会：一是关于为什么宪法使用“合理利用”自然资源，而没有使用保护自然资源的表述；二是怎样理解“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含义；三是为什么宪法没有对“开发”自然资源问题做出规范。

1.关于第一个问题应当有这样的认识，如前所述，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的条件和基础，人类只有利用自然资源才能维系生存和发展，因此不能禁止人类使用自然资源。但耗竭性自然资源在数量上是有限的，人类在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必须考虑如何持续利用资源的问题，因此宪法做出了“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规定。但宪法没有做出保护自然资源的规定，这是因为保护自然资源的含义中包含着禁止使用自然资源的意思，如果宪法做出保护自然资源的规定，就是禁止或者部分禁止人类使用自然资源，这与人类生存、发展的规律和需要是相矛盾的。保护自然资源的概念应当是在维系生态平衡，保障资源永续利用的含义下提出的。在某一类资源由于人类和自然力的长期破坏或消耗已极为稀缺的情况下，如果人类进一步利用这种资源就可能造成在局部地区这一资源的灭绝，进而导致生态平衡的破坏，最终危及人类的生存、发展，因而就应当提出对这一资源的保护，而禁止使用这一资源。同时，为了保护自然资源，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不断提高，人们已经懂得了利用替代资源即非耗竭性自然资源或耗竭性自然资源中的可再生资源来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消耗的道理。对于这种资源我们的观点是提倡利用而不是保护，但这种资源同样包含在资源的总概念中。如果简单、笼统地提出保护资源，就等于限制，甚至禁止对非耗竭性自然资源或可再生资源的利用，这显然是荒谬的。此外，为了保护生态平衡的需要，在某一自然地理区域内，当一种物种的数量足以对其它物种的生存、发展造成危害的时候，人类就要对这种物种充分地利用，以避免这种物种给生态平衡造成破坏。只是有关这一点，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还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结论。因为就我国物种的整体情况而言，任何一种物种都不能达到因为数量过于充足，给其它物种的生存造成危害（外来物种入侵的情况除外），而可以充分利用的程度。但这个结论可以用来补充说明，为什么不能一味地提出对自然资源保护的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一味地提出保护资源的概念是不正确的，保护自然资源的概念是为了维护生态平衡的需要，只能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针对特定的物种提出。所以，宪法没有做出国家保护自然资源的规定，而是做出了上述的规定。只有“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对珍贵动物和植物予以保护，才是明确的宪法原则。“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既可以满足人们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又有利于保障对自然资源的有序利用和持续利用，也是对自然资源最有效、最实际和最适当的保护。

2.关于第二个问题，即应当怎样理解宪法关于“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的深层含义。我们体会，应当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这个问题：其一，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就应当避免由于利用一种自然资源而污染和破坏另一种或多种自然资源，甚至造成环境资源的退化，生态的破坏；如开采矿产资源的同时，应当避免对水资源、土地资源和物种资源等的破坏；利用内陆水资源避免对土地资源、海洋资源和物种等资源的破坏；利用土地资源避免对水资源、海洋资源和物种等资源的破坏等。同时，应当禁止过度利用自然资源，特别是要对耗竭性自然资源中的不可再生资源的开采加以严格的规范和限制。其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是以国家的有效保障为前提的。这种有效保障又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

第一，应当把对自然资源的利用，纳入到市场经济的轨道，确立自然资源的价格体系，建立自然资源资本市场，将自然资源核算纳入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中，以最低的资源成本确保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以最低的自然资源资本代价获取最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第二，完善对自然资源的综合法律规范和管理体系，以协调的法律规范来保证对和谐的自然环境和资源的合理利用。而目前我国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问题，人们在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的错误引导下，自以为是地将和谐的自然资源分割、孤立开来，以他们各自为政的狭隘思想，将统一和谐的自然环境割裂的支离破碎、满目疮痍。我们迫切需要依据宪法的原则，建立和谐的自然资源利用管理体系和机制。

第三，依据宪法的原则，应当建立强有力的司法保障系统，用司法强制手段，制约违背宪法原则的滥管、滥用自然资源的行为。

根据以上的认识，这里有两个建议：一个是进一步完善宪法的有关规定，在宪法第9条中明确有关建立自然资源资本市场、价格体系和合理的自然资源管理体系的规定。另一个是依据宪法原则，制定综合性的自然资源管理法律，或者进一步补充完善各项有关自然资源管理的法律，完善刑法的有关规定，早日建立和完善有关的民事法律制度等。

3.关于第三个问题。在如何做出自然资源法律规范问题上，一个时期以来，人们经常提到“开发”的问题，在一些法律和法规中也明确地予以了确认。然而，宪法却没有对“开发”自然资源问题做出明确规定，也就是宪法在规范自然资源问题上没有使用“开发”的文字表述。对此，需要引起所有从事环境资源立法工作和理论研究者们的注意。宪法之所以没有对“开发”自然资源问题做出规范的根本原因，应该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因为“开发”的行为不是一个具体的、单一的行为，而是行为的集合，或者称是一个抽象的集合行为。而法律的实在性决定了它是对具体行为的规范，以便明确责任。对于一个集合行为，法律是难以确定其责任的，必须是对每一个具体行为或者集合行为中的各个单一行为做出规范。法律的适用也是对单一行为或者众多行为即集合行为中的各个行为划分责任。由于“开发”的含义缺乏实在性，很不具体，十分抽象；也很不清楚，很不规范。每一个“开发”中都包含着大量不同的行为，因此，不便于从法律上对“开发”活动做出直接、具体地规范。这也应当是为什么宪法没有使用“开发”这个文字表述的原因。在科学和准确地使用文字的问题上，宪法为一切有关规范自然资源的法律、法规做出了表率，确立了原则；也为人们应有的言行做出了清楚的戒律。

以上对我国宪法有关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基本原则做出了概括性的分析和说明。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宪法关于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原则从总体上讲是科学、明确和较为全面的，但问题也还是存在的。如前所述，关于海岛、海礁的权属问题，宪法没有明确做出规范，由于一些海岛处于领海基线上，为基点岛屿，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对于如此重大的问题，宪法的规定应当说是有缺陋的。对此，应当在适当条件下对宪法的有关规定加以修改和补充。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宪法关于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原则是清楚和较为全面的这一结论。宪法的有关原则规定，应当是所有从事自然资源立法、执法、司法和管理、研究工作的人们遵循的最高行为准则。一切从事自然资源利用、保护、管理，以及从事相应法律规范工作和研究工作的人们，都应当深刻领会和严格遵循宪法的上述原则。

法律规范范文篇7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司法部《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和《省基层法律服务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行业规范为依据，按照“整顿、规范、拓展、提高”的思路，以依法管理、规范运行为重点，进一步规范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机构和人员的执业行为，净化执业环境，提升行业社会公信力。

二、工作目标

通过整顿规范提高我区法律服务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规范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执业行为和管理行为，消除法律服务市场存在的突出问题，形成公平竞争、合理规范的法律服务市场格局，为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三、整顿规范的范围、对象和内容

（一）整顿规范的范围、对象

区属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二）整顿规范的内容

1、严格依法规范法律服务机构的设立和登记备案。

2、严格依法规范执业人员的异动和登记备案。

3、整顿规范从业人员和执业范围

（1）律师以公民身份或以法律服务工作者名义案件的，法律服务工作者以公民身份进行有偿法律服务的。

（2）违规提供法律服务。包括未取得律师执业证而以律师名义提供法律服务；未取得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而以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名义提供法律服务；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冒充律师提供法律服务。

（3）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同时在两个以上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执业的。

（4）规范法律服务机构为不具有律师执业证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证的人员出具有关律师或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身份的委托合同、出庭函件、调查函或印制名片等行为。

（5）规范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聘用行政辅助人员的管理。

（6）规范基层法律服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违反规定，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

4、加强职业道德教育，严肃执业纪律

（1）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私自接受委托，私自向委托人收取费用、收受委托人财物，利用提供法律服务的便利牟取当事人争议的权益，或接受当事人财物，私自办案的。

（2）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接受委托后，无正当理由，不尽职尽责地为委托人提供法律服务，服务质量不高或只收费不服务，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的。

（3）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向法官、检察官、仲裁员以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或者行政执法人员行贿，或者指使、诱导当事人行贿的。

（4）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提供虚假证据，隐瞒重要事实或者威胁、诱导他人提供虚假证据、隐瞒重要事实。

（5）承办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接受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后，又另行收取当事人费、交通、住宿等费用的。

（6）违反业务规定，擅自提高收费标准、扩大收费范围和自立名目乱收费的。

（7）进行不正当竞争的。包括无正当理由，以在规定的收费标准以下收费为条件争夺案源的；以故意诋毁同行的声誉或其他法律服务机构的声誉为手段争揽业务的；以支付介绍费或给回扣为条件等不正当手段争揽业务的。

5、规范法律服务机构内部管理

（1）制度建立健全方面。建立和完善了学习、收结案登记、档案管理、财务管理、收益分配、过错赔偿、涉及信访稳定的重大案件报告制等各项制度。

（2）财务管理规范，有专业会计、出纳，并依法缴纳了各种税费。

（3）聘用人员办理了养老、医疗等保险。

（4）内部管理科学民主，财务管理透明，收益分配合理，有良好的奖惩激励机制。

（5）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业务广告、招牌设置规范。

四、整顿规范的时间安排及步骤

(一)时间：2012年6月16日至12月16日。

(二)实施步骤：

第一阶段：学习动员阶段（6月24日—6月30日）

一是召开动员大会。组织区属36家律师事务所、10家基层法律服务所召开动员大会进行安排部署。二是各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结合自身实际，制定本所整顿规范方案，并于6月30日前报区司法局。三是各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组织本所人员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司法部《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省律师协会会员违规行为惩戒规则》、《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省基层法律服务条例》、《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省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规范》等法律法规和省厅、市局的管理规定，重点宣传、学习法律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执业范围、职业道德、执业纪律等。通过学习动员，使广大法律服务人员进一步明确作为法律服务机构和法律服务人员应具备的条件和标准，应遵守的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明确此次整顿规范的内容和任务，增强积极主动认真参与的自觉性。

动员和学习情况要做好记录和笔记，区司法局将进行检查。

第二阶段：自查自纠阶段（7月1日-7月31日）

一是各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及每位执业人员（包括聘用人员）都要根据本行业的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对照本方案列举的整顿规范内容进行自查自纠，认真梳理在执业服务中存在的问题并写出书面自查小结材料。二是各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要认真查找自身问题，，并组织本所人员有针对性地进行专题讨论分析，最后形成本所自查整改报告（报告内容要有问题、有分析、有对策、有措施，3000字以上），并于7月31日前报区司法局。三是区司法局将加强对区属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开展自查工作的督促检查，确保整顿规范工作落到实处

第三阶段：重点检查、整顿规范阶段（8月1日-11月10日）

一是区司法局在检查监督过程中，发现、查实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执业活动中存在问题的，依据法律法规相关规定，进行警示谈话、责令改正，并对其整改情况进行监督，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向上级司法行政机关提出处罚建议，需要给予行业惩戒的，移送律师协会处理；二是各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要对照自身查找出的问题，进行彻底整顿规范，其中注册地与经营地不符等需报请上级部门批准、登记备案的，要按程序迅速上报；三是区司法局组成检查组，分别到律师事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所对照各所的自查小结和报告进行检查，并督促整改。

第四阶段：总结验收阶段（11月11日—12月16日）

区属各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对整顿规范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总结；区司法局整顿规范工作检查组组织各所来一次回头看，督促整顿规范的问题得到彻底纠正，检查情况作为各所年度考核依据。

五、工作要求

（一）区司法局成立由局党组书记、局长郭执东任组长，局党组成员王兴华，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曾志超任副组长，公律科、基层科同志为成员的武侯区整顿规范法律服务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此次整顿活动的组织和领导，公律科、基层科负责具体工作落实。

区属各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要高度重视此次整顿规范专项工作，各所主任要亲自抓，指定专人负责具体落实并制定切实有效的整改措施。

法律规范范文篇8

[关键词]：附赠式有奖销售；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

随着我国买方市场的逐渐成熟，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附赠式有奖销售已经成为经营者的重要的促销手段，在商业实践中屡见不鲜。各大百货商场的“满就送”活动就是附赠式有奖销售的一种重要形式。周末满三百送一百二；圣诞满三百送一百五；店庆满三百送一百八……面对激烈的竞争，商场似乎是没有后路可退，非送不可；消费者则是从中摸出门道，等待商场“满就送”时再去购买，于是只要商场有“满就送”活动，就往往是人潮涌动。这对商业的繁荣也许是件好事，但是由于我国法律目前对附赠式有奖销售缺乏可操作性的规范，对其放任自流的结果则可能会与繁荣商业的目标南辕北辙。随着附赠式有奖销售的愈演愈烈，对其的法律规制也显得刻不容缓。

一、附赠式有奖销售概述

附赠式有奖销售，是有奖销售的一种重要形式。它是指经营者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附带性地向所有购买者提供物品、金钱或者其它经济上的利益的行为。一般来说，附赠式有奖销售具有以下特征：

（一）附赠的主体是经营者与消费者

提供赠品的是经营者，接受赠品的为与其交易的消费者。虽然有学者认为，根据交易对方的性质的不同，附赠包括经营者之间的附赠和经营者向消费者的附赠。但是根据《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八条的规定：经营者在商品交易中不得向对方单位或者其个人附赠现金或者物品。但按照商业惯例赠送小额广告礼品的除外。违反前款规定的，视为商业贿赂行为。可见，经营者之间的附赠已经被法律明确规定视为商业贿赂行为，因此本文讨论的附赠行为仅指经营者向消费者的附赠。具体就商场“满就送”活动而言，附赠的主体双方就是商场和购买商场货品的消费者，只要消费者消费到达指定的数额就能获赠一定数量的购物券。

附赠的赠品是向不特定的所有的消费者提供的。只要与其交易，就提供赠品，而且是一种一视同仁而不是厚此薄彼的提供。这是附赠式有奖销售区别于抽奖式有奖销售最重要的特征。如果商场举行的是满三百送一百二的活动，那么只要消费者购物达到三百的金额，无论是谁，都可以得到一百二的购物券，只是由于消费者消费的金额不同而在赠送上分为若干个等级而已。

（二）附赠的赠品包括物品和现金

在附赠式有奖销售中，经营者所提供的赠品有多种形式，但一般分为现金和物品。物品包括与所购物品完全相同的物品或小样，还包括同种类物品和完全与所售物品不相关的物品；现金除以货币外，现在较为普遍的是有价证券，例如只能在该经营者的经营场所内并且在某一特定时段内消费的购物券。通常商场所举行的“满就送”活动所赠送的是在该商场内使用的礼券，凭该券可以购买与其所标明的价值等额的商品。

（三）附赠是公开进行的

附赠作为一种经营者促销的手段，是公开地给予任何一个交易对方的。通常在附赠式有奖销售活动开展前，经营者会通过各类媒体如广播、电视、报刊杂志或者是店堂告示、海报等方式对该活动进行强有力的宣传，最大程度地吸引消费者前去购买。因此关于活动的形式、具体数额、参加范围、领取赠品的要求等等具体问题都会十分明确地告知消费者。这就区别于商业贿赂的暗箱操作。

（四）附赠行为是商品交易行为的从行为。

合法的附赠式有奖销售行为应当存在两重民事法律关系。首先，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存在买卖关系，这是主关系，买卖行为是主行为；其次，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还存在着赠与关系，这是从关系，赠与行为是从行为。经营者之所以赠与消费者一定数量的赠品是因为消费者购买了一定数量的商品或者接受了一定时间的服务，换句话说，消费者如果不与经营者存在买卖关系，那么赠与关系也就自然不存在了。

事实上，附赠式有奖销售作为经营者的促销手段，有时候会对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买卖关系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而经营者为了提高赠品对消费者的诱惑力，有时会不断加大赠品的价值，甚至超过了一定的危险线，此时合法的附赠式有奖销售就可能变成了应当规制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附赠的法律性质也发生了变化，这个问题将在下文中讨论。

随着买方市场的逐渐形成，商业竞争的日趋激烈，附赠式销售也开始出现新的发展态势。就以商场举办的“满就送”活动为例，首先，“满就送”的频率越来越高。前些年只是在如元旦、春节、店庆等一些重大的节日才举办的“满就送”这几年是频频出镜，商场甚至自己创造节日“满就送”，如空调节、化妆品节等等；其次，“满就送”的幅度越来越大，如从一开始的满三百送九十，到现在的满三百送一百五，甚至在店庆时达到了满三百送一百八到二百；参加“满就送”的商场越来越多，面对其他商场的巨大攻势，一些商场也不甘落后，积极应对的结果就是同一商业圈甚至是不同商业圈的商场都高挂着“满就送”的横幅打起了附赠式有奖销售之战。诚然，规范的附赠式有奖销售有利于经营者赢得更多的消费者，扩大经营范围，提高竞争力，且从某种角度上讲，附赠行为是一种让利行为，在客观上是有利于消费者的。但是，当附赠式有奖销售逐渐开始脱离正常的轨道而走向危险的边缘时，法律就绝对不能对其视而不见。

二、附赠式有奖销售可能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根据巴黎公约第十条之二，不正当竞争是指“在工商业活动中违反诚实惯例的任何竞争行为”。制定反不正当竞争特别法的大多数国家在其一般条款中采纳了相同或者近似的界定，运用诸如“诚实交易惯例”（如比利时、卢森堡）、“诚实信用”（如西班牙、瑞士）和“善良道德”或者“善良风俗”（德国、希腊、波兰）之类的术语。在没有特别立法的国家，法院采取诸如“诚实原则和公平交易”或者“市场道德”之类的术语界定不正当竞争（如美国）。可见，各国基本都是将违反诚实惯例作为判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标准。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本法所称的不正当竞争，是指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虽然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没有在概念中直接明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道德基准，但是该法第二条第一款明确规定，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由此不难得出，我国法律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界定的道德基准是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原则以及公认的商业道德。附赠式有奖销售本应当是合法的竞争行为，但是当其超越了一定的限度后是否可能会违反这些原则而成为不正当竞争行为呢？

如果说小额的附赠行为是经营者的一般的赠与行为的话，那么巨额的附赠式销售行为的性质则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满就送”活动为例，当消费满三百元就可以获赠高达一百五十元甚至以上的购物券时，该附赠行为实质上就不是一种赠与行为，而是一种买卖行为。从会计实务操作上而言，经营者都是将商品赠品的价值计入主商品的经营成本之中，而不是计入经营者销售主商品所得的利润之中。这样从一方面说，商业赠品与一般商品的会计入帐没有不同，附赠行为在经济行为上就等同于买卖；从另一方面说，经营者不是从自己营业所得的利润中返还一部分给消费者，而是将赠品的费用摊入一般商品的成本之中，转嫁给消费者，从而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一言以蔽之，“羊毛出在羊身上”，经营者通过会计处理的方法已经悄悄地把赠品的价值转移到了主商品之中，最后还是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因此，消费者所获得的购物券并不是由商场赠与的，而是由消费者自己所购买的。小额的赠品还可能是商家为了促销而赠与消费者所搞的噱头，高额的赠品就绝不会是商家某天的突发好心了。从这个角度来说，高额的附赠行为实际与搭售存在着相同之处。消费者在购买主产品时实际也购买了受赠的产品，虽然商家并没有强制性地搭售受赠商品，但是由于高额的购物券的诱惑，使得绝大多数的消费者都会不自觉地购买一些并不完全需要的商品，或者是如果没有附赠行为就绝对不会购买的商品，因此该行为实际上构成了搭售。这是有违诚实信用原则的，事实上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高额的附赠行为与一般的民事赠与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别。第一，在高额附赠式有奖销售中，行为主体一方是经营者，一方是消费者。经营者无论是在经济实力、商品交易信息还是在经验上都有着消费者无法超越的优势，双方的地位事实上是不平等的；第二，附赠行为具有营利性的目的。经营者通过高额的附赠行为，诱使消费者放弃与其他经营者交易而选择与之交易，以扩大自己的商品销售并从中获得巨大的利润。赠与消费者一定数量的赠品并不是附赠行为的主要目的，而只是促销的一种手段而已。第三，附赠行为本身具有营业性。消费者在选择交易对象时，往往是将赠品价值与商品价值放在一起进行综合考虑，并可能因为赠品而忍受一定的不利益，如在“满就送”活动中，为了凑足三百元的消费额而购买一些自己不需要的商品或者是相对更为昂贵的商品。事实上，商场中的很多商品的标价就具有十分的技巧性，通常末位数都是九或者八，消费者在购买了主商品后发现只需要少量的数额就可以获赠，有时甚至只差一元钱，于是消费者就会购买商场中的一些小货品如袜子、手套等，这样的附赠又带动了商场中小货品的销售。仔细分析，这实在是有违商业道德，有不适当地引诱消费者之嫌。

高额的附赠式有奖销售在法律逻辑上也存在着较大的问题。首先，高额的附赠式有奖销售极容易构成不正当削价竞销行为。不正当削价竞销是指经营者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在一定的市场和时期内实施的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其商品的行为。按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一条规定，除对销售鲜活商品有效期将到的积压品、季节性降价、歇业转产的削价销售允许外，其它的削价销售均被视为不正当削价竞销行为，被法律禁止。这就要求附赠式有奖销售的商品价格减去附赠的赠品的成本价格所得的差额应当高于没有附赠销售的商品（主商品）的成本，否则就是低于成本价销售。但是，由于附赠的价值越来越大，使得商家很容易陷入低于成本价销售的泥沼中去。例如满三百送二百的附赠行为，就要求消费者实际购买的主商品的成本低于一百元，否则商场就是在无利润甚至是赔钱销售，这就构成了削价竞销。因此，赠品的价值越高，附赠行为就越可能构成不正当的削价竞销。其次，当经营者举证证明自己在赠送给消费者如此高额的赠品后还是有利润空间时，就有可能违反《价格法》的规定，不正当地牟取暴利。根据我国《价格法》第七条规定：经营者定价，应当遵循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该法第九条还规定：经营者应当努力改进生产经营管理，降低生产经营成本，为消费者提供价格合理的商品和服务，并在市场竞争中获取合法利润。

进行了高额的附赠后经营者仍存在利润空间，这就说明没有进行附赠时的商品定价是有违价格法的上述规定，并没有遵循诚实信用的定价原则，而是不适当地牟取了暴利。还是以满三百送二百的附赠为例，如果说商场在赠送了消费者二百的高额赠券之后还存在着利润空间，那就意味着没有参加附赠之前的商品的实际成本是不到一百，但是销售价格却高达三百。经营者将因为高额的附赠有奖销售行为陷入两难解释的境地，这从另一方面也表明了高额的附赠式有奖销售行为的不正当性。

有此可见，超过一定限度的高额的附赠式有奖销售是一种不正当的竞争行为，其危害也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对于高额的附赠式有奖销售的发起者来说，可能存在以下的消极影响。第一，由于发起者将注意力放在附赠行为上，因而难以看到市场需求或市场营销的变化，导致“营销近视症”；第二，若没有把握好时机、频率和幅度，附赠行为将对经营者形象与品牌形象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因为消费者可能会因为过高频率的附赠行为而产生“便宜没好货”的心理；第三，附赠行为容易被模仿，很难形成持久的竞争优势，而且会引来竞争者的强烈包袱，最终使得两败俱伤。其次，对于消费者来说，也存在着许多危害。第一，附赠行为难免会使经营者忽略商品质量，有时甚至鱼目混珠，此外，商品的售后服务质量也可能因为经营者利润的下降而得不到保证；第二，附赠行为提高了消费者的心理预期，他们期望着更获得更多的赠品，因而持币观望，使得市场更为疲软。频繁的附赠促销反而诱发消费者持币待购饿“买涨不买落”的消费心理的生成；第三，附赠行为容易引起没有附赠活动就购买商品的消费者的不满，同时冲击层次化市场。尤其是商场中一些中高档的名牌产品，更是不能随意以附赠作为竞争手段。国美电器就已经宣布将永远不再开展销售返券的活动，并将此种行为定性为“套牢消费者的陷阱”。

最后，对于整个社会和经济生活来说，同样也存在着巨大的消极作用。第一，从市场角度看，过度的附赠式有奖销售会恶化市场环境，制约行业的发展。一旦发起者抛出附赠活动，就会有同类的经营者蜂拥而上，造成恶性竞争；第二，过度的附赠式有奖销售会造成经营者亏损剧增，行业效益下降，国家税收减少，同时还会影响职工的收入水平、消费信心和社会投资信心；第三，企业的效益减少会使许多企业破产和被淘汰，大批工人丢失饭碗，面临失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三、附赠式有奖销售的法律规制

市场经济提倡的是多角博弈和双赢模式，产品提供者或消费者任何一方利益受到根本损害都是不能长久的。附赠式有奖销售在有序、理性的情况下，无论对经营者、消费者还是整个社会经济都是有利的，因此在具体运用时，应当谨慎地把握好“度”，这就需要法律对其进行规制。

目前，我国调整附赠式有奖销售的法律规范，主要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制定的《关于禁止有奖销售活动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这两个法律规范对于确认和规范附赠式有奖销售活动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它们的缺陷和不足也在实践中反映出来了，主要表现在：第一，对附赠式有奖销售的规制和认可，只有一个法律规范，即“不得利用有奖销售推销质次价高的商品”。这样简单的法律规范，很难规制表现形式比较复杂的附赠行为。第二，法律规范对附赠式有奖销售所提供的物品、金钱或者其它经济上的利益的量，没有法律上的度的界定，这也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实践中高额的附赠行为的产生。

从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立法来看，大多将附赠式有奖销售作为有奖销售的一种形式，并且原则上都是允许的，只是进行了必要的限制。德国1932年的《附赠法》原则上禁止经营者在商业交易中从事附赠行为。但又规定了一些禁止附赠的例外：①价值较小的赠品；②符合商业惯例的从物或附属服务；③顾客杂志；④提供咨询或建议；⑤为报纸或杂志的订阅者订立保险合同；⑥现金折扣或数量折扣。虽然德国联邦议会已于2001年6月29日废止了《附赠法》，但是由于在德国可以依据一般条款对一切违背“善良风俗”原则的所有不正当竞争行为提起诉讼，并且先前就已有大量依一般条款对“诱捕顾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惩治的案例，因此实际上德国并未放松对不正当利诱性销售行为的轨制。法国八六——一二四三号关于价格及竞争自由命令第二十九条禁止任何产品或财产之出售或出售之要约，或劳务提供或劳务提供之要约，即时或附期无偿的赋予消费者请求赠品之权利。该项赠品包括产品、财产或劳务，而与所出售或提供之产品、财产或劳务不同者。惟上述之禁止规定，不适用于小件物品、价值微薄的劳务及样品。日本《不当赠品及不正当表示防止法》第三条规定：公正交易委员会为了防止不当地引诱顾客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就赠品价额的最高额、总额、赠品的种类、提供方法或其它有关提供赠品的事项作出限制，或者禁止提供赠品。根据该规定，对赠品是限制还是禁止，由公正交易委员会决定。按照规定，事业者提供附赠的奖品或奖金的最高额是：1、交易额在1000日元以下的，奖品和奖金的价值不得超过100日元；2、交易额在1000日元到50万日元之间的，奖品和奖金的价值不超过交易额的10%；3、交易额在50万日元以上的，奖品和奖金的价值不得超过5万日元。西班牙规定，经营者向购买者提供好处的实际价值，不得超过主商品价值的15%，奖品必须与销售的商品有关。台湾地区公平交易委员会于1995年通过《处理赠品赠奖促销案件原则》，规定销售商品附送赠品，其赠品价值上限如下：1、商品价值在新台币100元以上者，为商品价值之1/2；2、商品价值在新台币100元以下者，为新台币50元。

综观上述国家和地区的法律规定，不难看出，均对附赠式有奖销售的赠品额度和方式作出了严格的限制，不允许过度的附赠行为。这对我国关于附赠式有奖销售的法律规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事实上，我国福建省厦门市人大运用全国人大授予的特别立法权制定颁布了《厦门市反不正当竞争条例》，在全国第一次对附赠式有奖销售作出较为全面的规范，其中第二十三条规定经营者不得从事下列向消费者附带赠送礼品的销售活动，包括赠品价值超过所推销商品价值10%.厦门市的《反不正当竞争条例》无疑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对于我国该如何规制附赠式有奖销售，有学者提出应单独制定《限制赠品法》。但是笔者认为，在《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关于禁止有奖销售活动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中增加关于附赠式有奖销售的规定就可以了，并没有必要单独立法。

第一，增加对附赠式有奖销售奖金或奖品的最高额进行限制的规定。由于附赠式有奖销售是面向所有消费者提供赠品，因此在赠品的价值上采用比例累进递减的办法比较妥当，即附赠奖品或奖金金额=所销售商品的单项价格×附赠奖（品）金价值限额比例+所购商品数的递减系数。公务员之家

第二，授权国家及省级工商行政管理局对附赠的具体条件、次数、期限等加以具体规定。北京商务局会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工商局研究制定了《北京市商业零售企业促销行为规范（试行）》，于2005年2月1日起施行。其中第七条第二项规定：经营者应当提前明示使用返券的商品范围、时间、方式、返券面值，以及有关附加性条件等详细内容。不得限制使用返券选购同一品牌的商品，返券使用期限自当日购买商品的行为结束之后，一般应不少于七个营业日，确保消费者的选择权。禁止以虚构原价（虚构原价指所标示的原价不是本次降价前一次在本交易场所成交的有交易票据的价格）、虚假优惠折价的方式进行购物返券活动。

第三，规定相关的法律责任。（1）民事责任。受到不当附赠式有奖销售行为侵害的直接交易相对人以及其他合法经营者，都可以成为民事制裁请求权的主体，都有权要求责任人停止不当附赠式有奖销售行为，赔偿损失。（2）行政责任。各地的工商管理机关为市场经营者的监督检查部门。因此对正在进行的不法附赠式有奖销售行为，工商管理机关可根据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或主动依职权对行为人作出“停止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决定，并可依法对行为人处以罚款，同时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可吊销营业执照。

四、结语

附赠式有奖销售的存在既然以一定的市场发展阶段为前提，那么在特定的允许状态下，通过一定的法律规制，来保障、发扬其优点和长处，并抑制其缺点好不足，就成为一种社会治理的当然选择。通过对附赠式有奖销售的法律规制，更好地发挥其繁荣市场经济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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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汪传才。附赠式有奖销售的法律思考[J].政法论坛，19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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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汪传才。附赠式有奖销售的法律思考[J].政法论坛，1999，（6）。

法律规范范文篇9

「关键词」：行政法律责任，法学研究方法，法律学，规范

一、语义分析：被泛化了的行政法律责任

从一般法理学（Generaljurisprudence）的角度看，法律权利、法律行为和法律责任三者有机地构成了各种法律制度的本体要素，它们是对法律进行实证研究的重要范畴。以控制行政权力为基本功能的现代行政法亦以行政权力、行政行为和行政责任为基本结构，由此构成了“行政权力-公民权利”、“行政行为-行政程序”和“行政责任-行政救济”的基本范畴[1].对这些基本范畴的清晰诠释，是行政法学研究的根基和起点。然而，作为行政法基本范畴的行政法律责任概念，在中国大陆的行政法学研究中却是一个颇具歧义的概念。其主流观点认为，行政法律责任是指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因违反行政法律规范所应承担或应负的法律上的不利后果，根据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分类，其中包括行政主体的责任、公务员或行政人的责任以及行政相对人的责任；与行政法控制行政权力的价值取向一致，学者大多将研究重点置于行政主体的责任，一般认为，行政法律责任是指行政主体因行政违法或行政不当，违反其法定职责和义务而应依法承担的否定性的法律后果。这种意义上的行政法律责任不仅包括行政损害赔偿责任，在责任形式上，它几乎囊括了所有行政违法、行政不当及瑕疵导致的不利后果，行政行为的确认无效、撤销、变更均是重要的责任形式。更广义的行政法律责任甚至包括行政法律规范要求行政主体在具体的行政法律关系中履行和承担的义务，它包含了“岗位责任”和“行政责任”两个方面[2].这种责任观实际上将责任等同于义务，使责任概念的外延无限扩大，它更接近于大众语境中的责任涵义，例如，当人们说“政府负有保护公民合法财产权的责任”时，实际上是指政府具有某些义务。

在西方各国以及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法中，行政法上的责任与侵权法中责任是一致的，它的涵义仅局限于行政机关因其公务活动给公民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害所承担的赔偿责任，域外的行政法学著述以及行政立法几乎不用“行政法律责任”这一称谓，而是具体化为“行政损害赔偿责任”、“政府侵权责任”、“国王责任”、“联邦责任”等3，它们分别是各国（地区）国家赔偿制度中的核心范畴。

与域外行政法上的“行政法律责任”相比，中国行政法上的责任是一个包罗万象、被泛化了的概念，其涵盖范围的扩张导致其精确程度的下降。在分析法学家看来，法律学的发达程度往往取决于其基本概念的精确程度，法律学研究应该从最基本的法律概念的正确分析着手，而后才能着手构建理论体系，阐释某些基本法理。4就作为法律学分支的行政法学而言，对行政法律责任这一基本概念在法解释学的意义上作出精确诠释是十分必要的。

“对一个概念下定义的任何企图，必须要将表示该概念的这个词的通常用法当作它的出发点”，5因此，语义分析是我们认识责任概念的起点。在现代汉语中，责任通常有两种涵义，一为“应尽的职责”，即“分内应做的事”；二为“应该承担的过失”。6在日常大众语境中，责任一词在三种意义上被使用，即“义务”、“过错、谴责”、“处罚、后果”。日常生活中责任一词的含义具有包容性，根据场合，“责任”可能仅指“义务”或“谴责”或“后果”，也可能包括“义务”和“谴责”双重意义，甚至包括“义务”、“谴责”和“后果”三重意义。7由于责任一词在大众语境中的多义性，法律学规范语境中责任涵义的确定应以此为基础进行选择。现代汉语、日常生活中责任的部分含义-“分内应做的事”、“义务”已被法律学中的基本概念“义务”所吸收，因此，法律责任的涵义应建立在责任的“剩余”涵义-“应该承担的过失”、“过错、谴责”、“处罚、后果”上。否则，就可能导致法律学中的两大基本概念-“义务”和“责任”的混同，从而使精确的法律逻辑、法律推理失去根基。中国行政法上广义的责任概念正是简单地将大众语境中责任涵义等同于规范语境中责任涵义的结果，忽略了法律责任作为规范科学概念的本质。

确定法律责任概念的语义，只是对行政法律责任概念进行诠释的一个起点。通过前述分析，法律责任语义被确定在“应该承担的过失”、“过错、谴责”、“处罚、后果”之上。然而，这一分析结果仍然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个中内含了错综复杂、相互勾连的事实与价值。如，“过错、谴责”就涉及到价值评价的问题，即应当以何种标准判断过错或进行谴责：“处罚、后果”则可能与法律上的强制这一事实要素相关；而“过错、谴责”又可能是“处罚、后果”的前提。法律责任概念语义的复杂性决定了它无法象“权利”、“义务”概念那样成为法律学上的“元概念”，易言之，法规范语境中的责任概念可能由一系列在逻辑上相互承接的权利义务关系构成，而不是象权利、义务概念那样由几个相对独立法律关系“元形式”（法律关系的最低公分母）构成。8那么，在法律学的语境下，我们应当怎样诠释行政法律责任概念的这些复杂的内在构成因素？这关系到法律学研究方法的思考。申言之，法律学意义上对基本概念的诠释路径甚至关涉到这样一个宏大的理论问题：法学作为一门规范性质的独立科学，其“自治”或“自主”的根基即本体的研究方法是什么？9

二、方法：诠释行政法律责任的三种路径

刑法学者冯军认为，任何一种责任制度，如果完善的话，都应当包括“义务指定”、“归责要素”和“负担形式”三方面的内容。10冯军对法律责任构成要素的界分以一种十分明快的方式道出了法律学研究方法的基本认知模式。这种认知模式以认识论上的界分事实与价值为前提。自从英国哲学家休莫提出事实与价值的二元界分命题从而开创人类认识论的新纪元以后，近代法学出现了二者在学说上被分开的趋势（以休莫、韦伯、凯尔森、拉德布鲁赫等的观点或立场为代表，尤其是新康德主义的所谓“方法二元论”）。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法的构成要素界分为逻辑构成、价值和社会事实。责任制度中的“义务指定”主要指向责任规范的逻辑结构，即责任规范的适用以指定义务的违反为逻辑前提，并由此展开一系列在逻辑上相互承接的法律关系，责任在法的逻辑、形式意义上表现为特定的法律关系：“归责要素”指向责任规范中的价值评价，即应当以何种标准作出价值判断，使责任归属于违法义务的行为人，从

而使责任制度获得正当性；而责任的“负担形式”则解决了在公权力的强制作用下以何种方式实现责任的问题，（如赔偿的方式、惩罚的方式），指向责任制度中的社会事实因素。这也为我们阐释行政法律责任提供了基本线索。

1、责任关系：行政法律责任的逻辑形式意义

对行政法律责任逻辑形式意义的探究须运用传统分析法学的研究路数。分析法学在剔除了法律中的价值因素后，认为法律学的核心研究对象是实证的法规范，法律学的基本任务就是为法律家在法律推理、适用的过程中提供基本的认知模式，因此，法学研究的要义首先在于对基本法律概念、法律规范的逻辑形式构造进行精确的界定。尽管传统分析法学对法律价值、社会事实因素的忽略遭到了后世学者的诟病，但它却为现代法律学研究方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合理内核”。在这种方法下，行政法律责任（而非道德上的责任、政治上的责任）的意义须从法律的形式意义上得以说明，行政法律责任的本质在于法律关系，这些相互链接的法律关系必须满足以下标准范式：1、在一个法律关系中，特定的行为违反了法律设定的义务，即侵犯了权利；2、有权利则必有救济，由于权利被侵犯，必然导致另一个救济权法律关系的展开，责任的实现依赖于这个救济权关系的实现。在剔除了价值、社会事实因素后，纯粹逻辑、形式意义上的行政法律责任的本质就是这个救济权法律关系，亦可称之为责任关系11.这为我们展示了行政法律责任规范的核心结构，也奠定了法教义学意义上对行政法律责任的认知范式，从而将行政法律责任从道德责任、社会责任中剥离出来，成为法律学的基本概念。

至此，我们可以对中国行政法上的责任概念进行某些反思。许多学者认为，行政行为的撤销、无效和变更都是行政主体的责任形式。在法的形式意义言之，行政行为的撤销、无效和变更所涉及的是行政行为效力要件的缺陷，这几种情形实际上是指行政主体通过行政法律行为所意欲创设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失败，在行政行为的内容在事实上被实现以前，并未构成对相对人权利的侵害，因此无法导致一个救济权关系的展开。例如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作出罚款5000元的处罚决定，实际上是通过一个行政处罚创设了行政主体和相对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行政主体有权要求行政相对人缴纳5000元罚款，行政相对人具有缴纳5000元罚款的义务），如果该行政处罚被撤销，则意味着行政主体创设的这一权利义务关系的失败，只要行政相对人未缴纳罚款或被强制执行，这个被撤销的行政行为并未构成对行政相对人权利的侵犯。行政行为的撤销、无效和变更实质上是对行政主体运用行政法律行为进行设权活动的矫正和纠错机制，它们本身并不是责任的形式。这一认识和侵权法上的责任理论是一致的，因为如果将其视为行政法律责任的形式，那么，一个民事法律行为的无效也必然产生民事法律责任，从而引起侵权法理论的混乱。这种做法也与将行政法律责任定位为行政主体承担的“不利后果”或“消极性后果”的概念自相矛盾，难道行政行为的撤销、无效和变更就一定对行政主体“不利”吗？基于法治的立场，我们可以说撤销或变更一个违法的行政行为是纠正了行政主体的错误，这无论对于行政主体、相对人或是社会来说都是大有裨益的。一个行政法律行为的效力要件是否具备，这是一个法律逻辑、形式层面的问题，它是“价值无涉”的；而“不利后果”或“消极性后果”则是一种价值评价。将这两者相混同用以阐释行政法律责任，在逻辑上是难以自洽的。

2、强制和责任方式：行政法律责任的社会事实因素

在逻辑形式意义上，行政法律责任的本质是行政法上的救济权关系，然而，逻辑并不是责任规范的全部，离开责任规范中的社会事实因素，我们将无法完整地解读行政法律责任概念。行政法上的救济权关系与民法上的救济权关系一样，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如行政主体可以和行政相对人协商解决行政侵权损害赔偿，从而使相对人的权利得到救济，行政相对人也可以通过行政赔偿诉讼实现救济。在法教义学的意义上，只有进入公力救济，在国家公权力的强制作用下保障救济权实现的行政救济法律关系才能被视为行政法律责任关系。这和较为成熟的民事责任理论是一致的。12这涉及到对行政法律责任制度中社会事实因素的诠释。行政法律责任制度中社会事实因素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国家公权力的强制作用，公权力的强制作用并不意味着简单的强制执行，在大多数场合，它首先表现为一种潜在的影响和支配能力，强制执行这种迫不得已的制裁措施只是法律最后的选择。13例如，行政相对人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法院判决行政主体承担赔偿责任，由于司法权的强行介入，此时行政法上的救济权关系已转化为行政法律责任关系，如果被告自动履行了判决内容，公权力的强制作用仅仅表现为对被告的影响和支配力，如果被告拒绝履行判决，法院启动强制执行程序，公权力的强制作用才直接体现为制裁。需要指出的是，公权力的强制作用是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实力装置-通过事实上的对人的心理施加压力、影响或者直接施以物理上的力发挥作用的机制，它并不是规范语境中的存在，因此，它属于法律制度中的社会事实因素。

二是责任方式，在公权力的强制作用下，责任人以何种方式实现责任的负担形式，这是法律责任制度中最为直观的事实表象。行政法律责任的责任方式和民事法律责任的责任方式基本一致，主要有停止侵害责任形式、恢复性责任形式和补救性责任形式构成。14而这些责任形式在实证法上又具体表现为赔偿、返还财产、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

3、归责：行政法律责任的价值评价机制

上述研究路径在逻辑形式和社会事实层面上解决了行政法律责任规范的内在机理，但这仍然不是问题的全部，我们仍然必须面对“人们应当基于何种理由对自己的违法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国家公权力强制介入某个法律关系为被侵犯之权利提供救济的正当性、合理性是什么？”这些具有价值评价性质的根本问题。因此，为了求得对行政法律责任规范完整的认识，导入某种价值分析的路径是必要的。行政法律责任的价值因素集中体现在归责这一要素上。在较为成熟的大陆法系刑事责任理论中，“特定意义的刑事责任”研究是对责任中价值评价机制的阐释。“特定意义上的刑事责任”是指行为的有责性15，它是犯罪构成要件之一，在本质上，它是指法律基于特定的价值标准对实施侵害之行为以及支配该行为之主观心理状态所作的“道义非难”和“社会非难”。对这种评价机制中的价值标准的研究，就是刑事责任理论中“责任的根据”，这是对刑事责任价值本原的认识。当然，这种价值分析并不是哲学意义上追本溯源、形而上学般的追问，它必须立基于法规范的限制范围，以寻求价值标准的客观化。于是，刑法学导入“罪责”这一规范机制，从而使抽象的道义性、社会性非难转变为对行为人主观过错（故意、过失）的探究，实现了价值评价的客观化。在民事责任、行政法律责任中，与“罪责”相对应的概念是“归责”，“归责”实际上也是法律责任规范中价值评价的客观化机制，由此产生的是民法、行政法中的“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的归责方式。

在行政法律责任制度中，“过错责任”是其根本性的归责原则。“过错责任

”的本质是一种道义性的价值评价，它是基于伦理的立场，对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的否定评价。过错意味着行为人的自由意志选择了恶，因而具有道德上的可谴责性，行为人因过错致人损害而承担责任在道义上是正当的。随着侵权法理论的发展，现代行政法上的“过错责任”出现了“过错客观化”的趋势，从考察行为人主观的心理状态转向考察客观的行为状态，行为若不符合某种行为标准意味着对注意义务的违反，即可推定“过错”的存在。在各国行政法上，行政机关违反法定职责（我国行政法上的各类行政违法），均可作为判断过错的客观标准。

“无过错责任”是行政法律责任中的补充性归责原则。在各国实证法上，“无过错责任”具体表现为“危险责任”、“特别牺牲责任”等16，它们无不主张在责任的评价机制中，排除对“过错”的考虑，完全基于损害补偿等功利性因素进行归责。因此，以这种理论为根基的行政法律责任实质上是一种“社会责任论”，它所蕴含着的价值内涵可以归结为“利益均衡”，即在发生侵权损害的情况下，应当根据社会公共利益（或公共政策）权衡冲突双方的利益，以达到合理的损失分配。

三、思考：作为法律学分支的行政法学之研究方法

上述分析大致展示了规范语境中行政法律责任概念完整的构造，从中折射出作为规范科学的法律学研究方法的基本认知模式。笔者认为，西方法学与中国法学对行政法律责任认识的差异在本质上是研究方法的迥异。从总体而言，目前的中国行政法学对法学方法、法律方法的认识是混沌的，她还没有自觉地意识到作为规范科学的行政法学研究方法的一些基本特征。这一点在行政法律责任的阐释中尤其明显，一些学者往往将大众语境中的责任与规范语境下责任相混同，导致行政法上责任的外延无限扩大。上述分析也引发了一种关于行政法研究方法的思考，对于年轻的中国行政法学而言，这或许是十分必要的。

笔者认为，作为法律学分支的行政法学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一种在通盘考虑法的各要素的前提下、逻辑中心主义的“综合的研究方法”。对这种研究方法的探究，又必须从构成它的“元方法”及其研究对象着手。

行政法学是以行政法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法律学。行政法现象由行政法规范、行政法意识、行政法制度和行政法关系组成。17从现象学的角度，还可对行政法现象作更为细密的分类，上述行政法规范、行政法意识、行政法制度和行政法关系与其他任何部门法现象一样，从本原上说，无不由价值、事实和逻辑三大要素组成，由此构成了行政法现象的“元要素”（也是其他部门法现象的“元要素”）。分别以这三个要素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组成了法学所有的流派，并构成了完整的法学（行政法学）研究方法，成为法学研究方法的“元叙事形式”。法现象所包涵的价值因素是自然法学（或其他价值取向的法理学）赖以存在的基础；而广义的社会法学则以法现象的事实因素为研究对象，它包括法经济学、法社会学和历史法学等学科；法现象所包涵的逻辑因素构成分析法学赖以成立的基础。对上述法学三大流派的理解，应从本体论（Ontology）和方法论（Methodology）两个层面着手。从研究方法的层面上看，分析实证方法、价值分析方法以及社会实证分析方法构成了完整的法学研究方法。

用分析实证的方法研究行政法学，应注重从逻辑和形式上分析实在的法律概念和规范，运用以逻辑分析和语义分析为基础的系统而精密的法律分析方法，通过概念的分析与建构形成规则，通过极高的逻辑系统性形成超越具体问题的形式合理性。如果没有这一点，行政法学将不成其为法学，因为作为法学者和立法者，尽可能地将纷繁芜杂的社会现实概括至一个严谨的法律概念系统中，这是他们的天职，也是法治的要求。萨维尼指出：由一门严格的科学的方法所保障的确定性才能根除任意专断。以分析法学为主要方法的法律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出现是法治的内在要求，其社会功能在于对专制权力的制衡。18在这个层面上可以说，分析实证方法是行政法学的本体研究方法，它使行政法学在知识上成为作为独立学科的法律学之分支成为可能。似乎是受到“重学轻术”或“褒学抑术”的古代学术传统的影响，当下中国的诸多行政法学者非常热衷于一些宏大叙事式的研究（比如，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行政法的范式转换、21世纪行政法的发展趋势等等），但在另一方面，作为行政法学根基和研究起点的一些基本概念（譬如，公权力、行政行为、行政法律关系、行政责任等等）却未在法解释学的意义上得到清晰的阐释。如果说民法学者王涌倡导的分析实证民法学可以使相对成熟的中国民法学获得反思能力，改变无批判地继受他国民法理论、并“纠缠在一些抽象的他国法律问题之中”的被动局面，从而可能给中国的民法学研究提供“一个关于法律分析的一般方法论基础”，19那么对于根基不深的中国行政法学而言，分析实证研究路径的引入则可能为中国的行政法学殿堂打下坚实的基础和起点，因为对行政法基本概念、基本规范的逻辑、形式分析正是传统的分析法学方法的“拿手好”。20世纪初美国分析法学家霍非尔德对权利概念精致的逻辑分析至今仍是一个被广泛运用的研究范式20，从中引出的“法律关系元形式”理论亦为中国行政法上一些聚讼纷纭的基本概念、基本规范提供了精致的分析框架。

如果说实证分析法这所注重的是法的形式、逻辑意义，那么传统的价值法学所关注的是法的内在价值或实质价值，它将法学视为一种正义与善之术，认为法学的功能不仅在于揭示实在法的共同原则，而且应当具有批判性，这种批判性就来自于自然法思想中所蕴含的价值标准。随着现代实践哲学的兴起并在法学研究领域产生深刻的影响，这种具有古典自然法学派余风遗韵的研究方法已成为“稀有物种”。现代价值法学在方法上不再主张固有价值观念的不可质疑，而在于寻求法律准则如何能够证实和具体化的问题。21当代英美世界自由主义法理学的代表人物德沃金提出了“阐释性伦理学的法律观”，认为法律制度是与道德具有一致性的巨大的智识和实践结构22，在方法上则主张法律并非是描述性的科学，而是要用解释性的方法探究道德和法律难题存在的唯一正确答案。德国著名的法学家卡尔。拉伦茨的价值法学则主张运用法律诠释学的方法以探究“不能用科学实验的方法加以证明”的价值判断的客观化。23现代价值法学的研究方法为法律解释学的发达作出了巨大的智识贡献，就目前中国的行政法而言，行政法解释学无论是在法学研究、法学教育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均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现代价值分析方法在行政法学研究中的运用将为其提供一个新的知识增长点。

在社会实证分析方法的路径上考察行政法现象，实际上是将其置于宏观的社会视野中，所关注的是行政法现象的社会意义，将行政法现象放进社会领域联系地加以研究。因此，社会实证分析的方法实际上是诸多社会学科、人文学科研究方法的统称，如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的方法。这标志着其他学科对法学的全面渗透，由此而形成的是法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多种交叉学科，如法经济学、法社会学、历史法学等。严格地说，这些学科已经不是规范性质的学科，而是事实性质的学科，它们只是经济学、社会学或历史学的分支，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学的分支。但是，正是这些交叉学科的存在为法学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外部动力”，

并且深刻地揭示法的社会本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法的关系……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24社会实证的方法的在行政法学研究中的运用，是行政法学朝向社会生活关系的面相。当代中国正经历着一个前无古人的社会转型期，变动不拘、斑驳陆离的社会生活事实为中国的法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学术“富矿”。社会实证路径上的戮力耕耘，也许为中国的行政法学作出智识上的贡献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

以上是根据行政法现象的“元要素”（事实、价值和逻辑）在研究方法上所作的分类。由于人类认识的“确定性之墙”上始终存在“裂缝”，绝对地区分事实与价值是人类认识论上的一个神话。因此，在研究方法上绝对泾渭分明地界别上述三种路径也是不可能的。每一种研究路径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性，现代法学研究方法出现了综合、统一的趋势。现代法律学在历经了法学史上法律实证主义与自然法学派的激烈的争论后，逐渐出现了方法上的“超越法律实证主义与自然法”的倾向，25主张法律规范是法律学的本体研究对象，法律学应以法律实证主义的方法为基础，处理规范所内含或指涉的事实，在对待价值的问题上，不仅承认法律与道德之间的紧密联系，而且主张价值是法规范的有机部分，价值可以客观化为法规范，成为指引、评价行为的标准。本文对行政法律责任的诠释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种研究方法的统合：责任关系的研究体现了分析法学着重于法律的逻辑要素、逻辑关系的路数，其中将公权力的强制因素视为责任规范的构成要素贯彻了社会实证法学关注规范与社会事实之间的勾连的要旨，而价值分析路径上对归责的诠释则表现了现代法律学追求价值客观化的基本立场。

作为法律学分支的行政法学，应以法规范为其核心研究对象，法律实证主义（分析实证法学）为其提供了基本的研究方法，它着重于法规范本身的逻辑及形式层面的阐释，致力于对法律概念和法律逻辑精益求精的追求，它为法律生产精致的“零件”，为司法推理提供基本的逻辑方法，但它同时又不排斥法律中的价值考量，在实证规范的约束下寻求价值的客观化，从而避免沦为极端的法律实证主义。另外，行政法学还应该是一门具有教义性质的学科，26它要求研究者的认知过程必须受到预置规则的限制，而不能流于形而上或本体论或社会学意义上的探究。因此行政法学研究不能忽视基本的研究规范和传统理论而任意地自行创设，否则只能导致理论研究中的混乱和无序。27中国大陆行政法学将行政法律责任“泛化”的研究倾向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忽视了这一法律基本概念的“教义”性质，从而将责任的规范研究导向非法律学的歧路。

参考文献：

[1]现代行政法的这一特征可从西方行政法的基本结构中窥见，美国学者伯纳德。施瓦茨德观点精辟地概括了这一特征，他认为，行政法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行政机关所具有的权力，二是行使这些权力的法定要件，三是对不法行政行为的救济。参见「美」伯纳德·施瓦茨著：《行政法》，徐炳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2]参见王连昌主编：《行政法学》（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5页。

3参见L.NevilleBrown，JohnsBell：FrenchAdministrativeLaw（FourthEdition）ClarendonPressOxford1993.pp172-175.

4参见陈裕琨：《分析法学对行为概念的重建》，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3期。

5「奥」汉斯。凯尔森著：《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6《新华字典》，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50页。

7参见冯军著：《刑事责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6页。

8参见「美」W·N·赫菲尔德：《司法推理中应用的基本法律概念》，陈端洪译，资料来源：/chendhhuofeierde.htm.

9从哲学的角度看，任何一门学科的自治程度或成熟程度取决于它是否具有独特的、稳定的研究对象或特有的研究方法。以“法”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并不仅限于法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均在“法”的研究中作出了独特的知识贡献，于是，法学是否具有本体方法论就成为一个关系到法学能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而存在的宏大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取决于对法的理解，它决定了特定的研究范式或研究进路，乃至法学流派的形成，波斯纳看到了哲学中的阐释学和语言科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以及其它学科研究方法对法学的全面渗透，因此他得出了法学不是一个自治的学科的结论。（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著：《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28-540页“法律作为自主学科的式微”）德国学者卡尔·拉仑兹对法学方法论作了精微湛密的阐释（当然，他所指的法学方法论是一个不能与法学研究方法相等同但又与之相关的概念），他的观点自然与波斯纳大相径庭，他指出：法学的本质是法学方法论。参见「德」卡尔·拉伦茨著：《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二章“导论：法学的一般特征”。

10冯军著：《刑事责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5和33页以下。

11参见朱新力主编、余军副主编：《行政法律责任研究-多元视角下的诠释》，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六章“行政法律责任的实证分析”（陈裕琨撰）。

12大陆法系民法学的通说认为，责任随债务而发生，二者须臾不可分离。债是指应为一定给付之义务，而所谓责任则是指强制实现此义务之手段，亦即履行此项义务之担保。债与责任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债为当为，责任为强制；债是责任之前题，责任是责之结果。债永远存在，但责任超过诉讼时效则不再存在。债与责任之间的转化，可以侵权行为为例来说明，侵权行为发生后，侵权人承担损害赔偿之债，仍属“当为”性质，但是如果侵权人拒绝履行此债，受害人诉之法院，法院判决并强制侵权人赔偿损害，此即由债转化责任。可见，侵权行为的第一结果是债，对债的违反，进入公力救济，才产生第二结果法律责任10.参见史尚宽著：《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王泽鉴著：《债法原理》（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页；王涌著：《私权的分析与建构-民法的分析法学基础》，中国政法大学199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74页。

13在汉斯。凯尔森的“纯粹法”理论中，法律制裁仅仅意味着强制执行和刑事处罚。参见参见「奥」凯尔森著：《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50页。

14参见朱新力主编、余军副主编：《行政法律责任研究-多

元视角下的诠释》，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五章“行政法律责任的形式”（李春燕撰）。

15参见洪福增著：《刑事责任之理论》，台北三民书局1988年版，第3页。转引自陈兴良著：《本体刑法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98页。

16参见「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著：《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二十七章。

17这一分类参考了日本“京都学派”宪法学家关于“宪法现象的逻辑构造”的认识。参见林来梵著：《从规范宪法到宪法规范-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18参见王涌著：《私权的分析与建构-民法的分析法学基础》，中国政法大学1999年博士论文，第235页。

19参见注18王涌文，第一章。

20如当代法理学、宪法学巨擎Alexy.Robert在他的巨著ATheoryofConstitutionalRights（OxfordUniversityPress2002）中以霍氏的权利理论为研究起点所作的精辟分析。

21参见「英」麦考密克、「奥」魏因贝格尔著：《制度法论》，周叶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4页。

22参见「英」韦恩·莫里森著：《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李桂林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15页。

23参见「德」卡尔·拉伦茨著：《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一章“现代方法上的论辩”。

24马克思：《序言、导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页。

25参见「德」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2版，第129-151页，“超越自然法和法实证主义”；「英」麦考密克、「奥」魏因贝格尔著：《制度法论》，周叶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五章“超越实证主义和自然法”。

法律规范范文篇10

关键词：规范性/应当性/法律义务/承认规则/接受效力

一、引言

规范性问题是法哲学的基本问题和核心问题，也是哈特法律理论的核心问题，正如Kramer所指出的，规范性这一概念遍及哈特理论的每一方面。笔者曾在《哈特法律规范性理论研究》一文中对哈特的法律规范性理论进行了初步探讨。在本文中，笔者将在本人先前研究的基础上，对哈特的法律规范性理论做以进一步的探讨。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结论，部分可以被视为笔者对自己先前研究的修正和推进，部分可以被视为对目前学界相关研究的回应。笔者力图通过研究哈特的法律规范性理论进而展示法哲学界研究法律规范性问题的不同进路和观点。

二、哈特的法律规范性概念及其与法律权利、法律义务的关系

正如笔者曾指出的，不同学者对于法律规范性概念的界定是不同的。这直接导致了下述结果，即对于法律规范性问题的分析，学者们的研究对象及结论之间存在的明显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他们采取的分析框架不同。

部分学者将法律的规范性界定为法律具有的引导人们行为的功能，如拉兹指出：“由于法律的功能是引导人们的行为，所以法律是规范性的。”在这种界定下，法律的规范性体现在两方面：“通过规定避免如此行为的某种标准理由，影响人们某种行为过程的后果；通过规定追求某种行为或避免某种行为的理由(至于究竟如何则视立法者的选择)，影响人们的某种行为过程的后果。”就前者而言，法律通过设定义务的方式来引导人们的行为，其提供的是确定的指引；就后者而言，法律通过授予权利的方式引导人们的行为，其提供的是不确定的指引。根据拉兹式的法律规范性概念，不仅法律义务是规范性的，法律权利也是规范性的，（类似的观点参见TorbenSpaak，LegalPositivism，Law’sNormativity，andtheNormativeForceofLegalJustification，RatioJuris.，Vol·16，No·4，2003.付子堂教授主编的《法理学初阶》(第三版)也持相似的观点，该教材指出：“所谓法律的规范性，是指法律作为一种调整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而具有的，规定人们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或不应该做什么，从而，为人们的行为提供一个模式标准或方向的属性。”付子堂主编：《法理学初阶》(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92页。）二者的区别不在于是否具有规范性，而在于规范性体现的方式不同。

另有一些学者认为，规范性作为一个概念指涉的不是现实世界中的部分，它意指“是”与“应当”区分之中的“应当”部分。在这一逻辑下，法律的规范性指涉的是“法律的应当性”，（在“法律的应当性”之外，理论研究中还存在“法律的应然”这样的概念。对于何谓“法律的应然”，学者们也存在不同的理解。李步云先生认为：“法的应然是指法应当是什么”。参见李步云：《法的应然与实然》，《法学研究》1997年第5期，第67页。张文显先生认为法的应然意味着法律：“告诉人们当某一预设(假定)的条件存在时，某种行为就可以做出(许可)、必须做出(命令)或者不得做出(禁止)”。参见张文显：《法哲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6页。）即人们应当按照法律的规定行为。如凯尔森认为：“我们以规范意指事物应当存在或应当发生，尤指一个人应当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行为。”在这种解释之下，法律的规范性是一个与法律义务相关联的概念。在此必须着重强调的是，法律的规范性是一个与法律义务相关联的概念这一命题，其含义并不是指，对任何认同这一命题的学者而言，所有法律义务均必然是规范性的，而是指，对于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这对范畴而言，如果法律本身存在规范性的话，那么它只与法律义务相关。此种相关在不同论者的研究中呈现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法律的规范性体现为违反法律义务的行为应当被制裁；另一种观点认为，法律义务本身具有规范性。

如前所述，由于不同学者对法律规范性概念的界定存在差异，因此，研究哈特的法律规范性理论，首先必须确定哈特是在哪种意义上讨论法律规范性的。笔者的基本判断是，哈特以“法律的应当性”界定法律的规范性。（在《哈特法律规范性理论研究》一文中，针对学界对于法律规范性概念存在不同理解和界定这一情况，笔者曾在分析哈特的法律规范性理论之前首先确定了文章所使用的作为分析工具的法律规范性概念，但在该文中，笔者并未就为何采用该种类型的法律规范性概念分析哈特的法律规范性理论进行明确说明，本文相关部分的分析可以被视为对此问题的补充论证。相关参见苗炎：《哈特法律规范性理论研究》，载邓正来主编：《西方法律哲学家研究年刊》(2007年总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9-61页。）在他的理论中，法律的规范性是与法律义务而非法律权利相关的，但并非所有的法律义务均必然具有规范性。

哈特并没有对何谓规范性以及何谓法律的规范性进行定义式的解释，这与他一贯反对在定义的脊背上建立法学理论的立场有关。他赞同奥斯丁的看法“我们正在以对语词的深刻认识来加深我们对现象的感知”。因此，他坚持通过语义分析方法即弄清概念在不同语境背景下的含义去理解它们。

哈特对于法律规范性问题的分析建立在其对一般层面的规范性概念的分析基础上。在一般层面，笔者将他的规范性理论称为“规范性的实践理论”(thepracticeoftheoryofnormativity)。该理论认为，团体的社会规则是规范性的，其规范性体现在团体中的多数人对于规则持有内在观点：他们在实践层面接受并使用这些规则作为其行为的指引，这同时是规则成立的必要条

件。对于“接受”这一关键性概念的涵义，哈特反复以语义分析的方式解释说，接受体现在：人们视特定的行为模式为共同的标准，对其持有批判反思的态度，“此态度应在批评(包括自我批评)以及对于遵守的要求中体现出来，并且承认这些批评和要求是正当的；所有这些可以从‘应当’、‘必须’、以及‘应该’、‘对的’和‘错的’这些规范性术语中发现其独特表达。”接受作为一种对规则的态度“表现于团体成员长期的一种心态，此种心态将该种行为模式作为他们自己未来之行为的导引，并且也将该行为模式作为批判标准，以正当化成员对其他人须加以遵守的要求和各种促使人们遵守的压力形式。”

笔者曾经指出，在哈特的理论中，社会规则与法律规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换言之，它们成立的要件和特征存在差别。不过，哈特并未因此对法律的规范性进行另外的阐释。与对社会规则规范性的解释相同，哈特依然以“接受”解释法律的规范性：法律由规则组成，其规范性体现在人们对于法律规则的接受。当人们接受法律规则时，他们视其为自己应当遵从的行为标准，对于偏离法律规则的行为，人们持有批评的态度，并认为“这是不应当的、错误的”。由此观之，与在一般层面以“应当性”界定规范性相应，在法律层面，哈特依然以“应当性”界定法律的规范性。

在此逻辑下，对于哈特的法律理论而言，规范性显然是一个与法律义务而非法律权利相关的概念，此种相关体现在，只有法律义务具有规范性。与边沁、奥斯丁、凯尔森这些实证主义者认为法律最终都是赋予义务或规定制裁的明显不同，（SeeG.L.F.，TheDistinctionbetweentheNormativeandFormalFunctionsofLawinH.L.A.Hart’sTheConceptofLaw，VirginiaLawReview65(1979)，pp·1366-1367.如奥斯丁即认为，法律就其本质而言就是施与义务的，承受义务就是受到某种强制，履行义务是为了避免制裁，不存在仅仅授予权利的法律。他指出：“所有事实上授予权利的法，要么明确地，要么暗含地，设定了一个相对的义务，或者一个与权利有关的义务。……所有事实上授予权利的法，都是具有强制性质的。”参见[英]约翰·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刘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页。依靠上述分析，奥斯丁使每一个法律规范都与强制和制裁相联，由此使强制成为法律的内在属性。凯尔森则认为：“一个法律秩序的所有法律规范都是强制规范，即：都是规定制裁的规范”。参见[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30页。）哈特区分了课予义务的规则与授予权力的规则，（哈特虽然区分了授予权力的规则与课予义务的规则，但实际上，他的社会规则理论并不能对授权性规则进行解释，因为该理论明显是以课予义务的规则为核心分析对象的。换言之，社会规则概念并不适用于授权规则。拉兹则对强制性规则和授权性规则进行了详细的区分，参见JosephRaz，PracticalReasonandNorms，OxfordUniversityPress，2002.）在他看来：“也存在着某些重要类别的法律，是以威胁为后盾之命令所完全无法类比的，因为它们发挥着十分不同的社会功能。规定使契约、遗嘱或婚姻有效成立的方式的法律规则不会不顾人们的意愿而要求人们以某种方式来行动。这种法律并不赋予义务。相反，这些法律借由授予个人以法律权力，通过特定的程序和满足某些条件，在法律的强制性架构中创设权利和义务的结构，从而为人们实现自己的愿望提供了便利。”哈特承认存在单独授予权力的法律，（在哈特的分析中，授予权力包括授予公权力和私权利两种类型。）但他的法律规范性概念显然不适用于法律权利。在哈特看来，“‘应当’这一语词仅仅反映了某种批评标准的存在”。在这一逻辑下，法律具有规范性，不但意指它是人们应当遵守的，人们遵守法律是有正当理由的，更为重要的是，当人们违反它时，他们的行为会被视为是错误的、不应当的，换言之，他们违反法律的行为被认为是缺乏正当理由的。对于违反法律义务的行为，人们可以用“这是不应当的、错误的”等规范性语言来评价。与之相对，“应当”作为一种批判标准并不适用于对有关法律权利的行为的评价。法律权利显然并不具有应当被遵守的性质，人们行使法律权利当然具有正当性基础，但对于是否行使权利，主体具有选择的自由。正如张文显先生指出的：“法律权利给了权利主体在法定范围内为实现利益要求而表现意志、做出选择、从事一定活动的自由，包括在一定条件下转让权利或交换权利的自由。”（张文显：《法哲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2页。）法律权利是主体可为而非当为的。对于不行使权利，人们并不能以“不应当的”、“错误的”之类的规范性语言来评价。

同时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在哈特的法律理论中，规范性是一个与法律义务而非法律权利相关的概念，只有法律义务具有规范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法律义务均必然是规范性的。对于社会规则，哈特强调，义务的存在虽然的确隐含着规则的存在，但规则的存在并不必然意味着义务的存在，规则所要求的行为标准并非总被视为义务性的。“‘他应当有(Heoughttohave)’与‘他有一项义务(Hehadanobligationto)’并非总是可以互换的表达。”[8](P83)在这一逻辑下，社会规则虽然必然是规范性的，但此种规范性并不必然体现为义务，而课予义务的社会规则必然是规范性的。（这是因为赋予义务的社会规则从逻辑上来说是社会规则的一部分，二者之间是种属关系，由于社会规则必然是规范性的，所以赋予义务的规则必然是规范性的。在这一层面，哈特认为：“在规范性语词的类型中，‘义务’、‘责任’这些语词构成了一种重要的次类型，它们蕴含着其他语词通常并不包含的意义。”H.L.A.Hart，TheConceptofLaw，OxfordUniversityPress，1961，p.83.）与接受是课予义务的社会规则成立的必要条件从而使得这类规则必然是规范性的不同，除了承认规则本身之外，课予义务的规则成为法律规则，其必要条件不是它被人们实在地接受从而具有规范性，而是得到承认规则的确认。用哈特的话说就是“它已通过了由承认规则提供的所有判准的检验，并成为法体系规则中的一员”。[8](P100)一个课予义务的规则只要通过了承认规则的检验，它就是法律规则，至于它是否被人们实在地接受，是否具有规范性，对其法律规则身份的获取并不存在影响。用哈特自己的话说就是：“被制定出来的法律规则能够被承认规则所提供的判准鉴别为有效的法律规则，它们可以从被制定出来的那一刻起，而在真正被人们实践出来之前，就以法律规则的姿态存在着，从而实践理论不能适用于它们。”由上述分析可知，造成此种差异（即所有课予义务的社会规则必然是规范性的，而并非课予义务的法律规则均必然是规范性的。）的原因，在于哈特对社会规则与法律规则设定了不同的成立条件：前者以被人们实践性地接受为成立条件，而后者以通过承认规则的确认为成立条件。（关于此问题的详细分析参见苗炎：《哈特法律规范性理论研究》，载邓正来主编：《西方法律哲学家研究年刊》(2007年总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6-52页。）通过上述分析也可以发现，由于在哈特的法律理论中，法律规则既包括课予义务的规则，也包括授权规则，规范性只与法律义务相关，同时，并非所有的法律义务均必然是规范性的，这实际上也意味着，在哈特的法律理论中，并非所有的法律规则均必然是规范性的。

对于哈特的法律理论，笔者曾经认为：“法律规则与社会规则的核心区别在于：从逻辑上讲，说一个社会规则不具有内在面向是矛盾的，但是，说一个法律规则不具有内在面向却不存在任何问题。由此可以发现，在规范性问题上，社会规则与法律规则之间存在差异：从逻辑上讲，社会规则必然具有规范性，而法律规则并不必然具有规范性。”经过进一步的思考，在此，笔者必须对此观点进行修正，即不能从一般层面认为所有的法律规则均不具有内在面向，并不必然具有规范性。进一步而言，并非所有的法律规则均必然是规范性的这一命题具体包括三层含义：授予权力的次级规则(变更规则和裁判规则)必然不具有规范性；课予义务的初级规则不必然具有规范性；承认规则作为课予义务的次级规则，必然是规范性的。关于授予权力的次级规则必然不具有规范性，以及课予义务的初级规则不必然具有规范性之理由，笔者在前面的论述中已经进行了分析，以下将对承认规则是课予义务的次级规则，必然是规范性的这一论点进行分析。

哈特将法律规则分为两类，即初级规则和次级规则。初级规则课予义务，其规范的对象是人们具体的行为或变动。不论人们接不接受这种规则，他们都被要求去为或不为某些行为；次级规则授予权力(power)，包括公共的或私人的权力。这类规则规定，人们可以通过行为或者言论而引入新的、取消或者修改旧的初级规则，或以各种方式确定初级规则的作用范围，或控制它们的运作。次级规则具体包括承认规则(aruleofrecognition/rulesofrecognition)、（关于承认规则，哈特先后使用了两种表述，一种是单数形式(aruleofrecognition)，一种是复数形式(rulesofrecognition)。）变更规则(rulesofchange)以及裁判规则(rulesofadjudication)。正如不少论者所认为的，承认规则并不如哈特所认为的那样是授权规则，而是课予义务的规则。（参见苗炎：《哈特法律规范性理论研究》，载邓正来主编：《西方法律哲学家研究年刊》(2007年总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6页，注释28。）承认规则的作用是设定一个规则如要成为某特定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必须符合的条件。官员们应当按照承认规则设定的条件检定一个规则是否是法律，他们有义务遵守承认规则。与其他法律规则相比，承认规则的性质很特殊：它是唯一不存在法律效力的法律规则，但其他所有法律规则的效力均由其赋予；与授予权力的次级规则(变更规则和裁判规则)和课予义务的初级规则均不以被接受（虽然哈特认为，一个法体系之成立需要一般人民服从初级规则以及政府官员接受次级规则，但是，笔者认为，如果像裁判规则这类授权规则的确如哈特所认为的，其本身没有课予任何义务，而仅仅是授予权力的话，那么，哈特以“接受”来形容官员对此类规则需要具有的态度显然是不合理的。SeeH.L.A.Hart，TheConceptofLaw，OxfordUniversityPress，1961，p·94.）为其成立的必要条件不同，承认规则必须是一个以被接受为其成立必要条件的法律规则，“承认规则事实上就是一种司法上的惯习规则，只有在法院加以接受并加以实践，用以鉴别法律和适用法律时，它才能够存在”。这意味着，承认规则这一课予义务的法律规则对于官员而言必然是规范性。（由此可以发现，承认规则之规范性获得的基础有别于一般的法律义务规则。这体现在，一般的法律义务规则获得规范性需要社会成员对其广泛的接受，而承认规则获得规范性并不需要社会成员广泛接受它，只需要官员阶层广泛接受它。）

哈特对于法律规范性的分析使其在该问题上在法律实证主义内部有别于凯尔森和拉兹。凯尔森认为规范性是法律的逻辑属性，即所有的法律必然是规范性的。哈特虽然承认法律具有规范性，但同时认为并非所有的法律均必然是规范性的。对于凯尔森而言，规范性体现在违反法律义务的行为应当被制裁，“法律义务并不是规范所‘要求的’、‘应当’被遵守的行为。法律义务是由于遵守而得以避免不法行为的行为，从而也就是与成为制裁条件的行为相反的行为，只有制裁才‘应当’被执行。”对于哈特而言，只有法律义务而非法律权利才可能是规范性的，同时，并非所有的法律义务均必然是规范性的，只有课予义务的承认规则必然是规范性的。而在拉兹看来，不但法律义务是规范性的，法律权利也是规范性的。他指出，一个法律体系内部的所有法律并非都是规范，因此，并非所有的法律都具有规范性。在这一逻辑下，拉兹认为：“关于法律规范性的解释建立在法律体系而不是法律的概念之上。”拉兹的判断似乎根据这样一种现象，如我国《民法通则》第十一条规定：“十八周岁以上的公民是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该条法律规定显然只是对某种情况予以确认，即公民年满十八周岁即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而年满十八周岁这一条件显然不是法律本身所能控制和导引的。在这一意义上，法律只是对公民年满十八周岁这一自然事实赋予法律意义。人的年龄的增长完全是一种自然现象，其本身不是法律导引的结果。因此，对于普通公民而言，该法律并不具有规范性。（需要指出的是，笔者本人并不认同拉兹的论断。在笔者看来，该法律虽然对于普通公民不具有规范性，但是对于法官而言仍然具有规范性。它对于法官的行为具有导引作用。当一个公民年满十八周岁时，法官会据此确认该公民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

三、哈特的法律规范性概念与法律效力概念之间的关系

有论者认为，哈特将法律规范性问题转化为法律的效力来源问题，是对法律规范性的误解。（参见范立波：《论法律规范性的概念和来源》，《法律科学》2010年第4期，第20页。作者将其认为存在的将法律规范性问题转化为法律的效力来源问题的理论路线称为“法律人视角”的理论路线。“其典型运思方式是：当我们问一个法律为何有规范约束力时，法律人通常会回答说：因为它是一个有效的法律。一旦我们追问这个法律为何有效，答案为它是由某个权威的这一事实。如果我们继续追问某个人或机构为何拥有制定和法律的权威，就必须诉诸于另一个有效规范，它授予该机构制定和法律的权力。换言之，法律的规范性必须通过权威来说明，而权威概念通常又只能诉诸规范。”参见范立波：《论法律规范性的概念和来源》，《法律科学》2010年第4期，第22页。）笔者认为，这一判断本身实际上是对哈特法律规范性理论的误解。将法律规范性问题转化为法律的效力来源问题这一判断可以被适用于自然法学派以及以纯粹法学著称于世的法律实证主义者凯尔森，但哈特并未将法律规范性问题转化为法律的效力来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