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理论范文10篇

时间:2023-03-31 05:19:53

对外贸易理论

对外贸易理论范文篇1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对国际贸易理论贡献最大的当数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在李嘉图之前,在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只能出口有绝对优势的产品,才能从国际贸易中得到收益。按照这种理论,国际贸易的范围,包括国家和商品都受到很大的限制。因为倘若一个国家在任何商品的生产上都不具备优势,那么这个国家便不能出口任何商品,而由于进口终归要由出口所得来支付,那么这个国家也就不能进口任何商品,因此,该国便不能参与国际贸易。李嘉图的理论改变了这一认识,从而给国际贸易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础并使各国找到了自己参与国际贸易的实践准则。李嘉图以英国和葡萄牙两国为例说明他的理论。他假定英国生产一单位毛呢要100人/年的劳动,生产一单位葡萄酒用120人/年的劳动;而葡萄牙生产一单位毛呢用90人/年的劳动,生产葡萄酒用80人/年的劳动。按绝对优势理论,这两个国家之间是不可能进行贸易的。因为英国在任何一种商品的生产上都不具备优势,所以不能出口;因为不能出口,当然也就不能进口。而李嘉图认为这种结论是不对的,英国可以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毛呢,而进口不具备比较优势的葡萄酒。同样,葡萄牙生产葡萄酒比生产毛呢有比较优势,因此可以出口葡萄酒而进口毛呢,这样两国都可以从贸易中得到好处。李嘉图由此提出国际分工理论,认为英国可专门生产毛呢,而葡萄牙专门生产葡萄酒。这一理论可用下表表示。

表1分工前所需的劳动量

1单位酒1单位毛呢共计

英国120人/年100人/年220人/年

葡萄牙80人/年90年/年170人/年

两国相加200人/年(2单位酒)190人/年(2单位毛呢)390人/年

表2分工后所需的劳动量

2单位酒2单位毛呢共计

英国——200人/年200人/年

葡萄牙160人/年——160人/年

两国相加160人/年(2单位酒)200人/年(2单位毛呢)360人/年

从上表可以看出,由于按比较优势进行了国际分工,两国生产同样数量的葡萄酒和毛呢所需的劳动量由390人/年减少到360人/年,即节约了30人/年。其中英国节约了20人/年,葡萄牙节约了10人/年。这些被节约的劳动力再从事生产,其产品便成为国际贸易的收益。这无疑在原有的产品总量上有了一个增加量,使人们能消费更多的产品,从而增加了福利。

这样,李嘉图把在两国之间进行成本比较改为在国内商品之间进行成本比较,就为各国都可以参加国际贸易并能从中获得好处的自由贸易主张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比较成本说(亦译作比较优势说)被西方经济学家称为国际贸易的万古不变的理论,并一直占居主导地位,其他经济学家只是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一些补充,包括进行一些庸俗化。

马克思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科学成分,创立了彻底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从而为建立科学的国际贸易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马克思说:“国家不同,劳动的中等强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因此,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而这又表现为更多的货币。”他又说:“但是,价值规律在国际上的应用,还会由于下述情况而发生更大的变化:只要生产率较高的国家没有因竞争而被迫把它们的商品的出售价格降低到和商品的价值相等的程度,生产效率较高的国民劳动在世界市场上也被算作强度较大的劳动。”(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614页。)从这一结论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一国生产率较高的部门的劳动在国际上会被当作强度较大的劳动,因此能表现为更多的货币;如果用这些货币从国外换取本国生产率相对不高的部门所生产的产品,则无疑会节约社会劳动。而劳动是价值的源泉,价值又总是物化在一定的使用价值上。马克思指出:“不论财富的社会形成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48页。)节约社会劳动便是增加社会财富。按比较优势进行国际贸易也不是绝对的,因为一国的比较优势并不是无限的。任何一种产品,随着生产量的增加,或迟或早都要达到边际成本,当边际产品上升到一定程度以后,其产品就不再具有比较优势,也就不能再出口。所以,除资源垄断和技术垄断的行业外,在这些行业的产品没有替代品的情况下,国际分工不可能是绝对的,而只能是相对的和部分的。这一观点可以用下图表示。

附图{图}

图1成本递增对国际分工的影响

上图以澳大利亚和我国进行的羊毛贸易为例,说明成本递增对国际分工的影响。其中横轴表示产量,纵轴表示成本(价格)。在图的左半部分,澳大利亚羊毛的供给曲线为Sa,需求曲线为Da。在没有国际贸易的情况下,这两条曲线的交点决定澳大利亚羊毛的价格为O—Pa。在这一价格下,澳大利亚对羊毛的供给和需求数量都是O—C,O—Pa为均衡价格。该图右半部分的Sc是我国的羊毛供给曲线,Dc是我国的羊毛需求曲线,O—Pc为我国的羊毛价格。在这一价格下,供给与需求数量都是O—H,O—Pc为均衡价格。从图上看,澳大利亚羊毛的价格低于我国。这是由于生产羊毛需要草原,而澳大利亚草原辽阔,人均草原面积大大超过我国,所以,羊毛的生产成本低于我国。显然,如果澳大利亚出口羊毛而进口其在生产上比较不利的产品,对中澳两国都会有好处。

如果边际成本不变,那么,澳大利亚在价格为O—Pa时就能无限量地生产羊毛,而我国在价格低于O—Pa时则完全不能生产羊毛,这样,在羊毛生产上便实现了完全的国际分工。根据我国的需求曲线,在价格为O—Pa时,羊毛的需求量为O—L,这一需求量将全部从澳大利亚进口。

但是,生产的边际成本不是不变的。在生产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边际成本将出现递增现象。由于有了我国的进口需求,澳大利亚必然扩大其羊毛的生产规模。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一些劣质草场也会被用来养羊,同时一些缺乏养羊技能的劳动力也会从事养羊业,一些缺乏牧场管理经验的管理人员也会来从事牧场管理,等等。因此,羊毛生产的边际成本便开始递增。这一递增一直到O—Pa与O—Pc之间的某一点时才会结束。这一点的高低取决于我国对羊毛的需求强度,这一强度又取决于我国对羊毛的需求偏好。我们假定这一点为P点,再假定市场为完全竞争的市场,这时,边际成本等于价格,即为O—P。这时,根据我国的需求曲线,我国对羊毛的需求为O—G;根据我国的供给曲线,在价格为O—P时,我国自己已能生产O—F羊毛。这是由于随着价格由O—Pa上升到O—P,我国一些优质草场及较好的牧工和管理人员已经能在此成本上生产羊毛。这时,澳大利亚由于羊毛价格由O—Pa上升到O—P,所以,澳大利亚的需求便也由O—C减少到O—A。而我国的需求由O—L减少到O—G。在我国的需求中,O—F为自己生产的,F—G为进口的。这时,澳大利亚羊毛的总产量由原来的C—L下降为O—A加F—H或AB。国际分工已经不再是完

全和绝对的了。

这一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应当认识到国际分工的“度”,不能认为我国没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就绝对不能生产,而在一定条件下,我们也能生产这些产品。这是我们在制定外贸发展战略时必须考虑的。

国际分工的不完全性和相对性还由于各种关税壁垒的存在而进一步加强。关税就是在进口品的价格上附加一部分税金,使价格上涨。在一般情况下,供给和需求都是有弹性的,在这种情况下,关税有如下影响,见图2。

附图{图}

图2供给和需求均有弹性时的关税影响

在上图中,横轴O—Q表示数量,纵轴O—P表示价格。为了分析简便,我们假定该国不生产这一产品。在征税以前,当价格为O—P时,该国进口的某一商品为O—Q,即需求曲线D—D和进口供给曲线S—S的交点E所决定的量。如果对进口商品征收Pm—P’关税,则征税后价格由O—P上升到O—P’,其上涨额小于关税额(P—P’

非关税壁垒也是对国际分工的一种限制。所谓非关税壁垒是政府直接采用关税以外的手段限制进口,如配额、质量标准、海关估价、政府采购、反倾销规则、国内歧视性税收、卫生标准等等,方式很多,且不断产生新的方式。这些手段带有行政上的强制性,所以,它对国际分工的限制更直接,更有效,而且立竿见影,一经采取,立即产生限制作用。战后关贸总协定和后来的世贸组织的活动一直是在贸易自由主义理论的主导下进行的。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一直是其活动的主要内容。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以及国与国之间不同的政治经济关系和各种不同的国际经济集团之间的矛盾,围绕着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斗争一直非常尖锐而复杂。而且,这一斗争又受到各种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的支持和指导。与此同时,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也在不断地发展和丰富,如国内外生产成本均等论、输出失业论、降低工资论、保护幼稚产业论、多样化论、次优理论、贸易条件论、国家安全论等等。任何理论都是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下才是正确的。贸易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完全的国际分工能增加全球的产出,从而能增加全人类的福利。但实现这一点的前提是各国之间必须是友好和善意的,否则,这种完全的国际分工便不能促进全球经济的均衡发展,而会产生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弱者愈弱、强者愈强的后果。战后南北经济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便是明证。而在国际上仍有敌对和不信任的条件下,就不能说国家安全论没有道理。在国内失业压力很大时,限制某些进口以增加国内就业也不无道理,有时就业问题还会成为国内的主要政策目标之一。贸易自由主义理论只是在抽掉很多现实状况后的一种纯经济分析。

所以,我国在确立自己的外贸理论和制定外贸政策时,首先应该考虑充分利用国际分工来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应该分别不同产业的情况,对一些幼稚产业给予不同程度的保护。这一保护应遵循以下原则:

1.被保护的产业应当是有潜在比较优势的,适当的保护能把潜在的比较优势变为现实的比较优势。一般说来,这一保护期不宜过长,否则会迟滞国民经济的发展,因为在这一保护期内,我们实际上是以放弃国际分工所可能带来的收益为代价的。

2.对有些明显没有现实和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则不应保护,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下,我们应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充分获取国际分工所带来的收益。原来投入在这些产业的生产要素则应依据市场经济的原则自发地或有指导地转移到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上来。这些产业并不会完全、彻底地消失。根据上文所说的边际成本递增原理,有些产业当其生产规模缩小到一定程度后,其成本可能会下降,能与国外产品竞争,从而保有一定的市场份额。而有些产业可能就消失了。这一结论实际是我们对上文所说成本递增对国际分工的影响的实际应用。事实上,任何国家也不可能什么产业都自己发展,因为有些劣势是无法弥补的。如俄罗斯就不可能生产茶叶,除非它投入巨额资金人工制造适于茶树生长的条件,但这样产出的茶叶不可能在市场上有竞争优势。同样,即使冰雪运动场利润再丰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热带国家也发展不起来。

3.有些产业虽然对国家的经济乃至政治安全很重要,但如果没有潜在比较利益,保护也是徒劳无益的。比如,核原料对发展核工业和核武器是至关重要的,但假如我国没有核矿藏,再保护核原料工业也发展不起来。明智的做法只能是进口核原料来发展核工业。

4.军事工业是应当受保护的。一个自己不能生产先进武器的国家便不可能有安全感,在国际关系上也难免在不同程度上受制于人。但保护不等于孤立封闭,积极进口一些与军事工业相关的产品和技术不但不会损害我国的军事工业,反而能加快其发展。当然,在进口的基础上还要创新,否则便是跟在别人后面走,谈不上生产先进武器了。

5.对不必要的垄断产业不应保护。国内有些产业是垄断的,因此,必然产生与垄断伴生的服务质量差、缺乏技术进步驱动力及垄断高价和垄断利润。这实际是要消费者为其购买的商品支付不合理的高价,不利于发展使用其产品的其他产业的生产,也不利于使用其产品的非生产性消费者提高生活水平。因此,除去确有必要保护的产业外,对其他垄断产业不宜保护,垄断是不利于发展的。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限制了完全的国际分工外,运费也是限制国际分工的一个因素。一个生产成本较高的国家,可以因为距进口国较近而战胜生产成本较低的国家。不同商品承受运费的能力是不一样的。那些价值高、体积小、重量轻的商品承受运费的能力比较大,如珠宝、精密仪器等,就可以承担空运的费用,因为即使如此,运费也只占其价值的很小一部分,不会因此而削弱其竞争力。反之,价值越低,体积越大,重量越大的商品承受运费的能力越弱,如铁矿石一般只能水运或陆运,而建筑用沙土除边境地区外几乎不能出口。其他一些价值低、体积大、重量大的商品也因运费而削弱了其竞争力,从而使完全按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的想法不能实现。

我们承认国际贸易中的比较利益原则,因为它出自科学的经济理性,但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比较利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这种动态不是指边际成本的上升,而是指生产要素的可变性。因为无论马克思所说的生产率,还是李嘉图所说的比较优势,都是由生产要素的质和量决定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生产率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而生产力由三个要素组成:有一定劳动技能的人即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从发展的观点看,这三者都是可变的。首先,劳动者的数量由人口的数量决定,而人口数量则由出生率和平均寿命所决定。劳动者的质量由教育的普及程度和水平决定。这一切都是动态的。劳动工具小到手工工具大到成套设备,无一不是一定水平和科学技术的物化。而科学技术是随着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不断深化而发展的。劳动对象也是不断变化的,现有的劳动对象不断被发现有新的用途,人们也不断发现新的有经济价值的劳动对象,如发现新矿藏等,而同时,一些劳动对象也随着不断的开发利用而减少乃至枯竭。

在生产力诸要素中,决定性的要素是劳动者。因为其他要素的变化都是由人决定的。所以,我们才得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发展科学技术的前提和基础又是教育这一重要结论。只要人的素质提高了,就会制造出越来越先进的生产工具,并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自然资源和越来越多的新用途,并由此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正因为生产力诸要素是动态的,世界文明的中心才会转移。在古代,中华民族就曾创造出灿烂的文明而与恒河文明、两河文明、尼罗河文明并列为四大古代文明。只是文艺复兴以后,欧洲的科技水平才超出中国越来越远。我们相信曾经创造出令人骄傲的文明的中华民族是优秀的民族,绝对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我们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它在国际贸易上有特殊的意义。正是因为生产要素是可变的,所以,比较优势也是可变的,否则我们便只能面对现实徒唤奈何了。由于生产要素的可变性,我们才有可能使我国的比较优势产业由科技含量较低向科技含量较高发展,由低技术产品向高新技术产品乃至世界领先和独创技术产品发展。这是我们改变外贸出口商品结构、制定外贸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之一。

我们还应认识到,在生产要素的变化中,对外贸易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进口先进的生产设备等于直接发展劳动工具这一生产要素,而由于使用这些生产设备需要劳动者具有更多的科技知识,所以,它又促进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而且先进的生产设备往往物耗低,这又等于扩大了劳动对象的量。同时,它还会对上游产业和下游产业都产生良性的促进作用。基于此种认识,我们应尽量进口能促进我国科技进步的商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深入理解邓小平同志“发展是硬道理”和“三个有利于”的著名论断。要辩证地理解“自力更生”和进口现成技术设备的关系。自力更生是基础,是我们发展生产力的内因,“自助者天助”,如果自己不努力,经济的发展便失去了根基。但同时我们也应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外部因素,以收少走弯路、加快速度之效。既然以合理的国际分工,按比较优势进行国际贸易是我国对外贸易的理论基础和行为准则,那么就提出一个如何使收益最大化的问题。从经济学上讲,外贸收益最大时即为边际收益为O时。在这一点,我们得到了外贸所可能带给我们的一切收益。我们在衡量进口收益时,不仅应考虑到价格收益,同时还要考虑进口该商品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这样才能得出进口的净收益。我们必须时刻记住,外贸是国民经济的一部分,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需要来确定我们的进口量,再由此而决定我们的出口量。在出口量不能满足合理的进口需求时,在不考虑技术进步等条件的情况下,即在假定这些条件不变时,就只能靠降低汇率来增加出口量,以满足这一进口需求,否则就会迟滞国民经济的发展。但一国的产出不是无限的,而且降低汇率意味着用更多的商品换取原来用较少商品即可换回的进口品,也就是说贸易条件会恶化。所以,降低汇率也有一个限度。由于这些限制,出口量也不是可以无限扩大的。出口量决定进口能力。由于出口量受到限制,进口需求与进口能力之间就会出现一个缺口。这一现象在经济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表现尤为突出,因此往往达不到贸易收益最大化的点。比如说,我们需要进口很多的生产设备来发展经济,也需要进口很多消费品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可是,这需要相应的出口来换取,在出口能力不足时,则只能按轻重缓急来安排进口。

对外贸易理论范文篇2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对国际贸易理论贡献最大的当数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在李嘉图之前,在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只能出口有绝对优势的产品,才能从国际贸易中得到收益。按照这种理论,国际贸易的范围,包括国家和商品都受到很大的限制。因为倘若一个国家在任何商品的生产上都不具备优势,那么这个国家便不能出口任何商品,而由于进口终归要由出口所得来支付,那么这个国家也就不能进口任何商品,因此,该国便不能参与国际贸易。李嘉图的理论改变了这一认识,从而给国际贸易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础并使各国找到了自己参与国际贸易的实践准则。李嘉图以英国和葡萄牙两国为例说明他的理论。他假定英国生产一单位毛呢要100人/年的劳动,生产一单位葡萄酒用120人/年的劳动;而葡萄牙生产一单位毛呢用90人/年的劳动,生产葡萄酒用80人/年的劳动。按绝对优势理论,这两个国家之间是不可能进行贸易的。因为英国在任何一种商品的生产上都不具备优势,所以不能出口;因为不能出口,当然也就不能进口。而李嘉图认为这种结论是不对的,英国可以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毛呢,而进口不具备比较优势的葡萄酒。同样,葡萄牙生产葡萄酒比生产毛呢有比较优势,因此可以出口葡萄酒而进口毛呢,这样两国都可以从贸易中得到好处。李嘉图由此提出国际分工理论,认为英国可专门生产毛呢,而葡萄牙专门生产葡萄酒。这一理论可用下表表示。

表1分工前所需的劳动量

1单位酒1单位毛呢共计

英国120人/年100人/年220人/年

葡萄牙80人/年90年/年170人/年

两国相加200人/年(2单位酒)190人/年(2单位毛呢)390人/年

表2分工后所需的劳动量

2单位酒2单位毛呢共计

英国——200人/年200人/年

葡萄牙160人/年——160人/年

两国相加160人/年(2单位酒)200人/年(2单位毛呢)360人/年

从上表可以看出,由于按比较优势进行了国际分工,两国生产同样数量的葡萄酒和毛呢所需的劳动量由390人/年减少到360人/年,即节约了30人/年。其中英国节约了20人/年,葡萄牙节约了10人/年。这些被节约的劳动力再从事生产,其产品便成为国际贸易的收益。这无疑在原有的产品总量上有了一个增加量,使人们能消费更多的产品,从而增加了福利。

这样,李嘉图把在两国之间进行成本比较改为在国内商品之间进行成本比较,就为各国都可以参加国际贸易并能从中获得好处的自由贸易主张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比较成本说(亦译作比较优势说)被西方经济学家称为国际贸易的万古不变的理论,并一直占居主导地位,其他经济学家只是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一些补充,包括进行一些庸俗化。

马克思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科学成分,创立了彻底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从而为建立科学的国际贸易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马克思说:“国家不同,劳动的中等强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因此,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而这又表现为更多的货币。”他又说:“但是,价值规律在国际上的应用,还会由于下述情况而发生更大的变化:只要生产率较高的国家没有因竞争而被迫把它们的商品的出售价格降低到和商品的价值相等的程度,生产效率较高的国民劳动在世界市场上也被算作强度较大的劳动。”(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614页。)从这一结论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一国生产率较高的部门的劳动在国际上会被当作强度较大的劳动,因此能表现为更多的货币;如果用这些货币从国外换取本国生产率相对不高的部门所生产的产品,则无疑会节约社会劳动。而劳动是价值的源泉,价值又总是物化在一定的使用价值上。马克思指出:“不论财富的社会形成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按比较优势进行国际贸易也不是绝对的,因为一国的比较优势并不是无限的。任何一种产品,随着生产量的增加,或迟或早都要达到边际成本,当边际产品上升到一定程度以后,其产品就不再具有比较优势,也就不能再出口。所以,除资源垄断和技术垄断的行业外,在这些行业的产品没有替代品的情况下,国际分工不可能是绝对的,而只能是相对的和部分的。这一观点可以用下图表示。

附图{图}

图1成本递增对国际分工的影响

上图以澳大利亚和我国进行的羊毛贸易为例,说明成本递增对国际分工的影响。其中横轴表示产量,纵轴表示成本(价格)。在图的左半部分,澳大利亚羊毛的供给曲线为Sa,需求曲线为Da。在没有国际贸易的情况下,这两条曲线的交点决定澳大利亚羊毛的价格为O—Pa。在这一价格下,澳大利亚对羊毛的供给和需求数量都是O—C,O—Pa为均衡价格。该图右半部分的Sc是我国的羊毛供给曲线,Dc是我国的羊毛需求曲线,O—Pc为我国的羊毛价格。在这一价格下,供给与需求数量都是O—H,O—Pc为均衡价格。从图上看,澳大利亚羊毛的价格低于我国。这是由于生产羊毛需要草原,而澳大利亚草原辽阔,人均草原面积大大超过我国,所以,羊毛的生产成本低于我国。显然,如果澳大利亚出口羊毛而进口其在生产上比较不利的产品,对中澳两国都会有好处。

如果边际成本不变,那么,澳大利亚在价格为O—Pa时就能无限量地生产羊毛,而我国在价格低于O—Pa时则完全不能生产羊毛,这样,在羊毛生产上便实现了完全的国际分工。根据我国的需求曲线,在价格为O—Pa时,羊毛的需求量为O—L,这一需求量将全部从澳大利亚进口。

但是,生产的边际成本不是不变的。在生产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边际成本将出现递增现象。由于有了我国的进口需求,澳大利亚必然扩大其羊毛的生产规模。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一些劣质草场也会被用来养羊,同时一些缺乏养羊技能的劳动力也会从事养羊业,一些缺乏牧场管理经验的管理人员也会来从事牧场管理,等等。因此,羊毛生产的边际成本便开始递增。这一递增一直到O—Pa与O—Pc之间的某一点时才会结束。这一点的高低取决于我国对羊毛的需求强度,这一强度又取决于我国对羊毛的需求偏好。我们假定这一点为P点,再假定市场为完全竞争的市场,这时,边际成本等于价格,即为O—P。这时,根据我国的需求曲线,我国对羊毛的需求为O—G;根据我国的供给曲线,在价格为O—P时,我国自己已能生产O—F羊毛。这是由于随着价格由O—Pa上升到O—P,我国一些优质草场及较好的牧工和管理人员已经能在此成本上生产羊毛。这时,澳大利亚由于羊毛价格由O—Pa上升到O—P,所以,澳大利亚的需求便也由O—C减少到O—A。而我国的需求由O—L减少到O—G。在我国的需求中,O—F为自己生产的,F—G为进口的。这时,澳大利亚羊毛的总产量由原来的C—L下降为O—A加F—H或AB。国际分工已经不再是完

全和绝对的了。

这一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应当认识到国际分工的“度”,不能认为我国没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就绝对不能生产,而在一定条件下,我们也能生产这些产品。这是我们在制定外贸发展战略时必须考虑的。

国际分工的不完全性和相对性还由于各种关税壁垒的存在而进一步加强。关税就是在进口品的价格上附加一部分税金,使价格上涨。在一般情况下,供给和需求都是有弹性的,在这种情况下,关税有如下影响,见图2。

附图{图}

图2供给和需求均有弹性时的关税影响

在上图中,横轴O—Q表示数量,纵轴O—P表示价格。为了分析简便,我们假定该国不生产这一产品。在征税以前,当价格为O—P时,该国进口的某一商品为O—Q,即需求曲线D—D和进口供给曲线S—S的交点E所决定的量。如果对进口商品征收Pm—P’关税,则征税后价格由O—P上升到O—P’,其上涨额小于关税额(P—P’

非关税壁垒也是对国际分工的一种限制。所谓非关税壁垒是政府直接采用关税以外的手段限制进口,如配额、质量标准、海关估价、政府采购、反倾销规则、国内歧视性税收、卫生标准等等,方式很多,且不断产生新的方式。这些手段带有行政上的强制性,所以,它对国际分工的限制更直接,更有效,而且立竿见影,一经采取,立即产生限制作用。战后关贸总协定和后来的世贸组织的活动一直是在贸易自由主义理论的主导下进行的。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一直是其活动的主要内容。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以及国与国之间不同的政治经济关系和各种不同的国际经济集团之间的矛盾,围绕着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斗争一直非常尖锐而复杂。而且,这一斗争又受到各种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的支持和指导。与此同时,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也在不断地发展和丰富,如国内外生产成本均等论、输出失业论、降低工资论、保护幼稚产业论、多样化论、次优理论、贸易条件论、国家安全论等等。任何理论都是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下才是正确的。贸易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完全的国际分工能增加全球的产出,从而能增加全人类的福利。但实现这一点的前提是各国之间必须是友好和善意的,否则,这种完全的国际分工便不能促进全球经济的均衡发展,而会产生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弱者愈弱、强者愈强的后果。战后南北经济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便是明证。而在国际上仍有敌对和不信任的条件下,就不能说国家安全论没有道理。在国内失业压力很大时,限制某些进口以增加国内就业也不无道理,有时就业问题还会成为国内的主要政策目标之一。贸易自由主义理论只是在抽掉很多现实状况后的一种纯经济分析。

所以,我国在确立自己的外贸理论和制定外贸政策时,首先应该考虑充分利用国际分工来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应该分别不同产业的情况,对一些幼稚产业给予不同程度的保护。这一保护应遵循以下原则:

1.被保护的产业应当是有潜在比较优势的,适当的保护能把潜在的比较优势变为现实的比较优势。一般说来,这一保护期不宜过长,否则会迟滞国民经济的发展,因为在这一保护期内,我们实际上是以放弃国际分工所可能带来的收益为代价的。

2.对有些明显没有现实和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则不应保护,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下,我们应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充分获取国际分工所带来的收益。原来投入在这些产业的生产要素则应依据市场经济的原则自发地或有指导地转移到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上来。这些产业并不会完全、彻底地消失。根据上文所说的边际成本递增原理,有些产业当其生产规模缩小到一定程度后,其成本可能会下降,能与国外产品竞争,从而保有一定的市场份额。而有些产业可能就消失了。这一结论实际是我们对上文所说成本递增对国际分工的影响的实际应用。事实上,任何国家也不可能什么产业都自己发展,因为有些劣势是无法弥补的。如俄罗斯就不可能生产茶叶,除非它投入巨额资金人工制造适于茶树生长的条件,但这样产出的茶叶不可能在市场上有竞争优势。同样,即使冰雪运动场利润再丰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热带国家也发展不起来。

3.有些产业虽然对国家的经济乃至政治安全很重要,但如果没有潜在比较利益,保护也是徒劳无益的。比如,核原料对发展核工业和核武器是至关重要的,但假如我国没有核矿藏,再保护核原料工业也发展不起来。明智的做法只能是进口核原料来发展核工业。

4.军事工业是应当受保护的。一个自己不能生产先进武器的国家便不可能有安全感,在国际关系上也难免在不同程度上受制于人。但保护不等于孤立封闭,积极进口一些与军事工业相关的产品和技术不但不会损害我国的军事工业,反而能加快其发展。当然,在进口的基础上还要创新,否则便是跟在别人后面走,谈不上生产先进武器了。

5.对不必要的垄断产业不应保护。国内有些产业是垄断的,因此,必然产生与垄断伴生的服务质量差、缺乏技术进步驱动力及垄断高价和垄断利润。这实际是要消费者为其购买的商品支付不合理的高价,不利于发展使用其产品的其他产业的生产,也不利于使用其产品的非生产性消费者提高生活水平。因此,除去确有必要保护的产业外,对其他垄断产业不宜保护,垄断是不利于发展的。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限制了完全的国际分工外,运费也是限制国际分工的一个因素。一个生产成本较高的国家,可以因为距进口国较近而战胜生产成本较低的国家。不同商品承受运费的能力是不一样的。那些价值高、体积小、重量轻的商品承受运费的能力比较大,如珠宝、精密仪器等,就可以承担空运的费用,因为即使如此,运费也只占其价值的很小一部分,不会因此而削弱其竞争力。反之,价值越低,体积越大,重量越大的商品承受运费的能力越弱,如铁矿石一般只能水运或陆运,而建筑用沙土除边境地区外几乎不能出口。其他一些价值低、体积大、重量大的商品也因运费而削弱了其竞争力,从而使完全按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的想法不能实现。

我们承认国际贸易中的比较利益原则,因为它出自科学的经济理性,但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比较利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这种动态不是指边际成本的上升,而是指生产要素的可变性。因为无论马克思所说的生产率,还是李嘉图所说的比较优势,都是由生产要素的质和量决定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生产率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而生产力由三个要素组成:有一定劳动技能的人即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从发展的观点看,这三者都是可变的。首先,劳动者的数量由人口的数量决定,而人口数量则由出生率和平均寿命所决定。劳动者的质量由教育的普及程度和水平决定。这一切都是动态的。劳动工具小到手工工具大到成套设备,无一不是一定水平和科学技术的物化。而科学技术是随着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不断深化而发展的。劳动对象也是不断变化的,现有的劳动对象不断被发现有新的用途,人们也不断发现新的有经济价值的劳动对象,如发现新矿藏等,而同时,一些劳动对象也随着不断的开发利用而减少乃至枯竭。

在生产力诸要素中,决定性的要素是劳动者。因为其他要素的变化都是由人决定的。所以,我们才得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发展科学技术的前提和基础又是教育这一重要结论。只要人的素质提高了,就会制造出越来越先进的生产工具,并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自然资源和越来越多的新用途,并由此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正因为生产力诸要素是动态的,世界文明的中心才会转移。在古代,中华民族就曾创造出灿烂的文明而与恒河文明、两河文明、尼罗河文明并列为四大古代文明。只是文艺复兴以后,欧洲的科技水平才超出中国越来越远。我们相信曾经创造出令人骄傲的文明的中华民族是优秀的民族,绝对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我们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它在国际贸易上有特殊的意义。正是因为生产要素是可变的,所以,比较优势也是可变的,否则我们便只能面对现实徒唤奈何了。由于生产要素的可变性,我们才有可能使我国的比较优势产业由科技含量较低向科技含量较高发展,由低技术产品向高新技术产品乃至世界领先和独创技术产品发展。这是我们改变外贸出口商品结构、制定外贸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之一。

我们还应认识到,在生产要素的变化中,对外贸易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进口先进的生产设备等于直接发展劳动工具这一生产要素,而由于使用这些生产设备需要劳动者具有更多的科技知识,所以,它又促进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而且先进的生产设备往往物耗低,这又等于扩大了劳动对象的量。同时,它还会对上游产业和下游产业都产生良性的促进作用。基于此种认识,我们应尽量进口能促进我国科技进步的商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深入理解邓小平同志“发展是硬道理”和“三个有利于”的著名论断。要辩证地理解“自力更生”和进口现成技术设备的关系。自力更生是基础,是我们发展生产力的内因,“自助者天助”,如果自己不努力,经济的发展便失去了根基。但同时我们也应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外部因素,以收少走弯路、加快速度之效。既然以合理的国际分工,按比较优势进行国际贸易是我国对外贸易的理论基础和行为准则,那么就提出一个如何使收益最大化的问题。从经济学上讲,外贸收益最大时即为边际收益为O时。在这一点,我们得到了外贸所可能带给我们的一切收益。我们在衡量进口收益时,不仅应考虑到价格收益,同时还要考虑进口该商品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这样才能得出进口的净收益。我们必须时刻记住,外贸是国民经济的一部分,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需要来确定我们的进口量,再由此而决定我们的出口量。在出口量不能满足合理的进口需求时,在不考虑技术进步等条件的情况下,即在假定这些条件不变时,就只能靠降低汇率来增加出口量,以满足这一进口需求,否则就会迟滞国民经济的发展。但一国的产出不是无限的,而且降低汇率意味着用更多的商品换取原来用较少商品即可换回的进口品,也就是说贸易条件会恶化。所以,降低汇率也有一个限度。由于这些限制,出口量也不是可以无限扩大的。出口量决定进口能力。由于出口量受到限制,进口需求与进口能力之间就会出现一个缺口。这一现象在经济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表现尤为突出,因此往往达不到贸易收益最大化的点。比如说,我们需要进口很多的生产设备来发展经济,也需要进口很多消费品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可是,这需要相应的出口来换取,在出口能力不足时,则只能按轻重缓急来安排进口。

对外贸易理论范文篇3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对国际贸易理论贡献最大的当数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在李嘉图之前,在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只能出口有绝对优势的产品,才能从国际贸易中得到收益。按照这种理论,国际贸易的范围,包括国家和商品都受到很大的限制。因为倘若一个国家在任何商品的生产上都不具备优势,那么这个国家便不能出口任何商品,而由于进口终归要由出口所得来支付,那么这个国家也就不能进口任何商品,因此,该国便不能参与国际贸易。李嘉图的理论改变了这一认识,从而给国际贸易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础并使各国找到了自己参与国际贸易的实践准则。李嘉图以英国和葡萄牙两国为例说明他的理论。他假定英国生产一单位毛呢要100人/年的劳动,生产一单位葡萄酒用120人/年的劳动;而葡萄牙生产一单位毛呢用90人/年的劳动,生产葡萄酒用80人/年的劳动。按绝对优势理论,这两个国家之间是不可能进行贸易的。因为英国在任何一种商品的生产上都不具备优势,所以不能出口;因为不能出口,当然也就不能进口。而李嘉图认为这种结论是不对的,英国可以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毛呢,而进口不具备比较优势的葡萄酒。同样,葡萄牙生产葡萄酒比生产毛呢有比较优势,因此可以出口葡萄酒而进口毛呢,这样两国都可以从贸易中得到好处。李嘉图由此提出国际分工理论,认为英国可专门生产毛呢,而葡萄牙专门生产葡萄酒。这一理论可用下表表示。

表1分工前所需的劳动量

1单位酒1单位毛呢共计

英国120人/年100人/年220人/年

葡萄牙80人/年90年/年170人/年

两国相加200人/年(2单位酒)190人/年(2单位毛呢)390人/年

表2分工后所需的劳动量

2单位酒2单位毛呢共计

英国——200人/年200人/年

葡萄牙160人/年——160人/年

两国相加160人/年(2单位酒)200人/年(2单位毛呢)360人/年

从上表可以看出,由于按比较优势进行了国际分工,两国生产同样数量的葡萄酒和毛呢所需的劳动量由390人/年减少到360人/年,即节约了30人/年。其中英国节约了20人/年,葡萄牙节约了10人/年。这些被节约的劳动力再从事生产,其产品便成为国际贸易的收益。这无疑在原有的产品总量上有了一个增加量,使人们能消费更多的产品,从而增加了福利。

这样,李嘉图把在两国之间进行成本比较改为在国内商品之间进行成本比较,就为各国都可以参加国际贸易并能从中获得好处的自由贸易主张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比较成本说(亦译作比较优势说)被西方经济学家称为国际贸易的万古不变的理论,并一直占居主导地位,其他经济学家只是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一些补充,包括进行一些庸俗化。

马克思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科学成分,创立了彻底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从而为建立科学的国际贸易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马克思说:“国家不同,劳动的中等强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因此,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而这又表现为更多的货币。”他又说:“但是,价值规律在国际上的应用,还会由于下述情况而发生更大的变化:只要生产率较高的国家没有因竞争而被迫把它们的商品的出售价格降低到和商品的价值相等的程度,生产效率较高的国民劳动在世界市场上也被算作强度较大的劳动。”(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614页。)从这一结论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一国生产率较高的部门的劳动在国际上会被当作强度较大的劳动,因此能表现为更多的货币;如果用这些货币从国外换取本国生产率相对不高的部门所生产的产品,则无疑会节约社会劳动。而劳动是价值的源泉,价值又总是物化在一定的使用价值上。马克思指出:“不论财富的社会形成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48页。)节约社会劳动便是增加社会财富。

按比较优势进行国际贸易也不是绝对的,因为一国的比较优势并不是无限的。任何一种产品,随着生产量的增加,或迟或早都要达到边际成本,当边际产品上升到一定程度以后,其产品就不再具有比较优势,也就不能再出口。所以,除资源垄断和技术垄断的行业外,在这些行业的产品没有替代品的情况下,国际分工不可能是绝对的,而只能是相对的和部分的。这一观点可以用下图表示。

附图{图}

图1成本递增对国际分工的影响

上图以澳大利亚和我国进行的羊毛贸易为例,说明成本递增对国际分工的影响。其中横轴表示产量,纵轴表示成本(价格)。在图的左半部分,澳大利亚羊毛的供给曲线为Sa,需求曲线为Da。在没有国际贸易的情况下,这两条曲线的交点决定澳大利亚羊毛的价格为O—Pa。在这一价格下,澳大利亚对羊毛的供给和需求数量都是O—C,O—Pa为均衡价格。该图右半部分的Sc是我国的羊毛供给曲线,Dc是我国的羊毛需求曲线,O—Pc为我国的羊毛价格。在这一价格下,供给与需求数量都是O—H,O—Pc为均衡价格。从图上看,澳大利亚羊毛的价格低于我国。这是由于生产羊毛需要草原,而澳大利亚草原辽阔,人均草原面积大大超过我国,所以,羊毛的生产成本低于我国。显然,如果澳大利亚出口羊毛而进口其在生产上比较不利的产品,对中澳两国都会有好处。

如果边际成本不变,那么,澳大利亚在价格为O—Pa时就能无限量地生产羊毛,而我国在价格低于O—Pa时则完全不能生产羊毛,这样,在羊毛生产上便实现了完全的国际分工。根据我国的需求曲线,在价格为O—Pa时,羊毛的需求量为O—L,这一需求量将全部从澳大利亚进口。

但是,生产的边际成本不是不变的。在生产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边际成本将出现递增现象。由于有了我国的进口需求,澳大利亚必然扩大其羊毛的生产规模。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一些劣质草场也会被用来养羊,同时一些缺乏养羊技能的劳动力也会从事养羊业,一些缺乏牧场管理经验的管理人员也会来从事牧场管理,等等。因此,羊毛生产的边际成本便开始递增。这一递增一直到O—Pa与O—Pc之间的某一点时才会结束。这一点的高低取决于我国对羊毛的需求强度,这一强度又取决于我国对羊毛的需求偏好。我们假定这一点为P点,再假定市场为完全竞争的市场,这时,边际成本等于价格,即为O—P。这时,根据我国的需求曲线,我国对羊毛的需求为O—G;根据我国的供给曲线,在价格为O—P时,我国自己已能生产O—F羊毛。这是由于随着价格由O—Pa上升到O—P,我国一些优质草场及较好的牧工和管理人员已经能在此成本上生产羊毛。这时,澳大利亚由于羊毛价格由O—Pa上升到O—P,所以,澳大利亚的需求便也由O—C减少到O—A。而我国的需求由O—L减少到O—G。在我国的需求中,O—F为自己生产的,F—G为进口的。这时,澳大利亚羊毛的总产量由原来的C—L下降为O—A加F—H或AB。国际分工已经不再是完

全和绝对的了。

这一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应当认识到国际分工的“度”,不能认为我国没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就绝对不能生产,而在一定条件下,我们也能生产这些产品。这是我们在制定外贸发展战略时必须考虑的。

国际分工的不完全性和相对性还由于各种关税壁垒的存在而进一步加强。关税就是在进口品的价格上附加一部分税金,使价格上涨。在一般情况下,供给和需求都是有弹性的,在这种情况下,关税有如下影响,见图2。

附图{图}

图2供给和需求均有弹性时的关税影响

在上图中,横轴O—Q表示数量,纵轴O—P表示价格。为了分析简便,我们假定该国不生产这一产品。在征税以前,当价格为O—P时,该国进口的某一商品为O—Q,即需求曲线D—D和进口供给曲线S—S的交点E所决定的量。如果对进口商品征收Pm—P’关税,则征税后价格由O—P上升到O—P’,其上涨额小于关税额(P—P’

非关税壁垒也是对国际分工的一种限制。所谓非关税壁垒是政府直接采用关税以外的手段限制进口,如配额、质量标准、海关估价、政府采购、反倾销规则、国内歧视性税收、卫生标准等等,方式很多,且不断产生新的方式。这些手段带有行政上的强制性,所以,它对国际分工的限制更直接,更有效,而且立竿见影,一经采取,立即产生限制作用。

战后关贸总协定和后来的世贸组织的活动一直是在贸易自由主义理论的主导下进行的。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一直是其活动的主要内容。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以及国与国之间不同的政治经济关系和各种不同的国际经济集团之间的矛盾,围绕着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斗争一直非常尖锐而复杂。而且,这一斗争又受到各种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的支持和指导。与此同时,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也在不断地发展和丰富,如国内外生产成本均等论、输出失业论、降低工资论、保护幼稚产业论、多样化论、次优理论、贸易条件论、国家安全论等等。任何理论都是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下才是正确的。贸易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完全的国际分工能增加全球的产出,从而能增加全人类的福利。但实现这一点的前提是各国之间必须是友好和善意的,否则,这种完全的国际分工便不能促进全球经济的均衡发展,而会产生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弱者愈弱、强者愈强的后果。战后南北经济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便是明证。而在国际上仍有敌对和不信任的条件下,就不能说国家安全论没有道理。在国内失业压力很大时,限制某些进口以增加国内就业也不无道理,有时就业问题还会成为国内的主要政策目标之一。贸易自由主义理论只是在抽掉很多现实状况后的一种纯经济分析。

所以,我国在确立自己的外贸理论和制定外贸政策时,首先应该考虑充分利用国际分工来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应该分别不同产业的情况,对一些幼稚产业给予不同程度的保护。这一保护应遵循以下原则:

1.被保护的产业应当是有潜在比较优势的,适当的保护能把潜在的比较优势变为现实的比较优势。一般说来,这一保护期不宜过长,否则会迟滞国民经济的发展,因为在这一保护期内,我们实际上是以放弃国际分工所可能带来的收益为代价的。

2.对有些明显没有现实和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则不应保护,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下,我们应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充分获取国际分工所带来的收益。原来投入在这些产业的生产要素则应依据市场经济的原则自发地或有指导地转移到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上来。这些产业并不会完全、彻底地消失。根据上文所说的边际成本递增原理,有些产业当其生产规模缩小到一定程度后,其成本可能会下降,能与国外产品竞争,从而保有一定的市场份额。而有些产业可能就消失了。这一结论实际是我们对上文所说成本递增对国际分工的影响的实际应用。事实上,任何国家也不可能什么产业都自己发展,因为有些劣势是无法弥补的。如俄罗斯就不可能生产茶叶,除非它投入巨额资金人工制造适于茶树生长的条件,但这样产出的茶叶不可能在市场上有竞争优势。同样,即使冰雪运动场利润再丰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热带国家也发展不起来。

3.有些产业虽然对国家的经济乃至政治安全很重要,但如果没有潜在比较利益,保护也是徒劳无益的。比如,核原料对发展核工业和核武器是至关重要的,但假如我国没有核矿藏,再保护核原料工业也发展不起来。明智的做法只能是进口核原料来发展核工业。

4.军事工业是应当受保护的。一个自己不能生产先进武器的国家便不可能有安全感,在国际关系上也难免在不同程度上受制于人。但保护不等于孤立封闭,积极进口一些与军事工业相关的产品和技术不但不会损害我国的军事工业,反而能加快其发展。当然,在进口的基础上还要创新,否则便是跟在别人后面走,谈不上生产先进武器了。

5.对不必要的垄断产业不应保护。国内有些产业是垄断的,因此,必然产生与垄断伴生的服务质量差、缺乏技术进步驱动力及垄断高价和垄断利润。这实际是要消费者为其购买的商品支付不合理的高价,不利于发展使用其产品的其他产业的生产,也不利于使用其产品的非生产性消费者提高生活水平。因此,除去确有必要保护的产业外,对其他垄断产业不宜保护,垄断是不利于发展的。

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限制了完全的国际分工外,运费也是限制国际分工的一个因素。一个生产成本较高的国家,可以因为距进口国较近而战胜生产成本较低的国家。不同商品承受运费的能力是不一样的。那些价值高、体积小、重量轻的商品承受运费的能力比较大,如珠宝、精密仪器等,就可以承担空运的费用,因为即使如此,运费也只占其价值的很小一部分,不会因此而削弱其竞争力。反之,价值越低,体积越大,重量越大的商品承受运费的能力越弱,如铁矿石一般只能水运或陆运,而建筑用沙土除边境地区外几乎不能出口。其他一些价值低、体积大、重量大的商品也因运费而削弱了其竞争力,从而使完全按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的想法不能实现。

我们承认国际贸易中的比较利益原则,因为它出自科学的经济理性,但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比较利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这种动态不是指边际成本的上升,而是指生产要素的可变性。因为无论马克思所说的生产率,还是李嘉图所说的比较优势,都是由生产要素的质和量决定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生产率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而生产力由三个要素组成:有一定劳动技能的人即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从发展的观点看,这三者都是可变的。首先,劳动者的数量由人口的数量决定,而人口数量则由出生率和平均寿命所决定。劳动者的质量由教育的普及程度和水平决定。这一切都是动态的。劳动工具小到手工工具大到成套设备,无一不是一定水平和科学技术的物化。而科学技术是随着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不断深化而发展的。劳动对象也是不断变化的,现有的劳动对象不断被发现有新的用途,人们也不断发现新的有经济价值的劳动对象,如发现新矿藏等,而同时,一些劳动对象也随着不断的开发利用而减少乃至枯竭。

在生产力诸要素中,决定性的要素是劳动者。因为其他要素的变化都是由人决定的。所以,我们才得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发展科学技术的前提和基础又是教育这一重要结论。只要人的素质提高了,就会制造出越来越先进的生产工具,并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自然资源和越来越多的新用途,并由此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正因为生产力诸要素是动态的,世界文明的中心才会转移。在古代,中华民族就曾创造出灿烂的文明而与恒河文明、两河文明、尼罗河文明并列为四大古代文明。只是文艺复兴以后,欧洲的科技水平才超出中国越来越远。我们相信曾经创造出令人骄傲的文明的中华民族是优秀的民族,绝对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我们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它在国际贸易上有特殊的意义。正是因为生产要素是可变的,所以,比较优势也是可变的,否则我们便只能面对现实徒唤奈何了。由于生产要素的可变性,我们才有可能使我国的比较优势产业由科技含量较低向科技含量较高发展,由低技术产品向高新技术产品乃至世界领先和独创技术产品发展。这是我们改变外贸出口商品结构、制定外贸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之一。

我们还应认识到,在生产要素的变化中,对外贸易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进口先进的生产设备等于直接发展劳动工具这一生产要素,而由于使用这些生产设备需要劳动者具有更多的科技知识,所以,它又促进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而且先进的生产设备往往物耗低,这又等于扩大了劳动对象的量。同时,它还会对上游产业和下游产业都产生良性的促进作用。基于此种认识,我们应尽量进口能促进我国科技进步的商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深入理解邓小平同志“发展是硬道理”和“三个有利于”的著名论断。要辩证地理解“自力更生”和进口现成技术设备的关系。自力更生是基础,是我们发展生产力的内因,“自助者天助”,如果自己不努力,经济的发展便失去了根基。但同时我们也应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外部因素,以收少走弯路、加快速度之效。

既然以合理的国际分工,按比较优势进行国际贸易是我国对外贸易的理论基础和行为准则,那么就提出一个如何使收益最大化的问题。从经济学上讲,外贸收益最大时即为边际收益为O时。在这一点,我们得到了外贸所可能带给我们的一切收益。我们在衡量进口收益时,不仅应考虑到价格收益,同时还要考虑进口该商品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这样才能得出进口的净收益。我们必须时刻记住,外贸是国民经济的一部分,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需要来确定我们的进口量,再由此而决定我们的出口量。在出口量不能满足合理的进口需求时,在不考虑技术进步等条件的情况下,即在假定这些条件不变时,就只能靠降低汇率来增加出口量,以满足这一进口需求,否则就会迟滞国民经济的发展。但一国的产出不是无限的,而且降低汇率意味着用更多的商品换取原来用较少商品即可换回的进口品,也就是说贸易条件会恶化。所以,降低汇率也有一个限度。由于这些限制,出口量也不是可以无限扩大的。出口量决定进口能力。由于出口量受到限制,进口需求与进口能力之间就会出现一个缺口。这一现象在经济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表现尤为突出,因此往往达不到贸易收益最大化的点。比如说,我们需要进口很多的生产设备来发展经济,也需要进口很多消费品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可是,这需要相应的出口来换取,在出口能力不足时,则只能按轻重缓急来安排进口。

对外贸易理论范文篇4

关键词:合作博弈;对外贸易;农产品造价;控制

一、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步伐的不断扩展,对外贸易活动的规模不断扩大,对对外贸易中农产品造价管理和控制研究受到人们的重视。对外贸易中农产品造价的量化控制是一门系统性交叉性学科,通过对外贸易中农产品造价管理,实现对对外贸易活动的造价成本控制。通过对对外贸易中农产品造价管理,建立有效的对外贸易中农产品造价控制模型,实现成本控制和造价开销预测,为对外贸易活动的进行和管理提供准确的数据支撑。通常,对外贸易中农产品造价的影响因素较多,包括农产品、人工、设备、设计规划、物流等,这些影响因素之间存在着一种合作博弈关系,通过构建合作博弈的对外贸易中农产品造价效益量化标准控制模型,实现对对外贸易活动的整体管理,达到对对外贸易中农产品造价优化控制的目的,研究对外贸易中农产品造价的效益量化标准控制模型具有重要的意义[1,2]。传统方法中,对对外贸易中农产品造价的效益量标准控制模型主要从节约成本的角度出发,通过工程开销预测线性建模,实现对对外贸易中农产品造价制约因素的量化控制,其中,文献[3]提出一种基于异构融合的对外贸易中农产品造价控制模型,基于对外贸易中农产品对服务质量需求的非单调性特征,采用多属性决策(MADM)选择方法实现对对外贸易中农产品造价的控制,降低了对外贸易中总体成本;文献[4]在随机控制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外贸易农产品造价的效益量化控制模型,基于经验评估和结构寿命预测的对外贸易中农产品成本模型设计,不符合规定年限内基本状态因子最大化的原则。可见,传统的对外贸易中农产品造价效益量标准控制模型采用的是弹性均衡分配模型,对经验数据的依赖性较强,对对外贸易中农产品造价的评估效果不好。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建立了一种对外贸易中农产品造价的合作博弈效益量标准控制模型。采用合作博弈标准化控制方法实现对对外贸易中农产品造价的量化控制模型改进,根据合作博弈方的贡献程度,选择主成分的个数,最终使得博弈模型达到均衡,该模型对对外贸易中农产品造价的控制精度较高,提高了对外贸易中农产品造价的预测能力和量化分析能力。

二、对外贸易中农产品造价的效益量和代价量参数模型

(一)对外贸易中农产品造价的量化评价参数模型。在对外贸易中农产品造价的标准化控制的基础上,需要构建对外贸易中农产品造价的量化评价参数模型,通过建立农产品的最大效益量和参数量模型,在每一个对外贸易环节与农产品选配等方面实现对外贸易中农产品造价的合理控制。在对外贸易农产品造价量化评价参数模型中,物流就是其中一大重要的影响参数,这是因为当今物流在农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二)对外贸易农产品造价中物流参数的相关概述。物流经济学是新兴产业所衍生出的一门学科,在对目前经济活动研究下,物流活动能够促进相关产业经济的发展。物流经济学利用了微观、宏观、工程、产业经济、运筹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相互利用与推动发展物流行业市场以及农业的发展,为它们的共同发展提出解决办法的决策性建议;与此同时,又要利用微观经济学、技术经济学等相关学科和理论依据作为辅助,重视在目前微观物流活动中所产生的经济问题并且对相应问题做出正确决策和改革方案,为农业微观物流活动的科学化、合理化、可持续化、最优化提供理论支持和研究讨论。(三)对外贸易农产品造价效益量中物流参数的影响。影响物流业发展的因素有很多,主要有全球化,“技术控”的劳动力,增长方式,消费习惯,货运共享化以及安全性。其中全球化就是所说的“走出去”,农业对外贸易发展中就要坚持对外开放,此时就需要借助物流来实现农产品的出口。物流业发展得越快,各个物流企业之间的竞争就会越激烈,那么农产品在运输造价这一方面的造价就会越低,对外贸易中农产品造价效益量就会越高。安全性则主要指物流的客户信息以及运输产品的安全性。

三、合作博弈决策对外贸易中农产品造价效益量标准控制模型改进实现

在构建的对外贸易中农产品造价效益量和代价量的基础上,采用合作博弈论进行对外贸易中农产品造价效益量标准化控制,首先分析对外贸易中的消耗成本,定义为,在最优成本约束下,在以上决策目标下,对外贸易中农产品造价效益量和代价量的博弈方决策策略是相互冲突的,构建可靠指标标记为、,只要,使得所有的,得到了劣化结构的可靠指标评估方程的状态系数表示为:A等于B40加上1减去i除以4然后再乘以B41,B等于3加上i除以4然后再乘以B41,在这样的基础上加上B42,然后再加3加i除以4乘以B43,其中,B41,B42,B43,B44分别代表一个博弈方的对外贸易中农产品造价成本现值、完全维护成本现值、新结构的需求函数,计算基准期和折现系数,由此计算得到第l次对外贸易中农产品造价量化成本控制时的维护成本、用户成本和社会成本。对外贸易中农产品效益以及最小化成本负载出现最佳匹配,再结合约束条件,得出合作博弈效益量化控制的参数模型。在合作博弈决策对外贸易中农产品造价效益量标准控制模型中,物流这一因素对在有着较大的贡献量。因此要想优化对外贸易中农产品造价效益量的模型就需要降低物流这一主要成分的影响。农业经济发展中要对物流所产生的问题及时发现并且做到及时的解决,在提高物流效率与质量的同时能够降低物流过程中的成本。提高对外贸易中物流服务质量可以从以下入手:加强监管力度。物流对消费者侵权的事情时有发生。农产品对外贸易中,如果在物流这一环节中发生了物流侵权事件就会延长收保证投递的时效与质量。物流的时效与质量问题一直是普遍关注的,在对外贸易过程中,农产品造价中物流是一大影响要素,如果投递的效率较差就会提高农产品的造价。因此,物流企业对工作人员进行定期的培训,对于特殊的产品要特殊对待,例如易碎物品要轻拿轻放等,保证产品完好无损。物流质量的提高能够有效地降低用户投诉的频率,降低物流成本从而实现提高对外贸易中农产品造价效益量。农产品进货的时间提高产品在贸易过程中的成本,农产品造价效益量就会降低。所以相关部门要致力于维护用户的合法权益,建立物流企业的信用档案对于投诉率较高的物流企业应给与停业整顿等处罚,保证农民的合法权益。基于构建的合作博弈效益量标准控制模型,分析对外贸易中农产品造价与对外贸易中农产品生产效率的关系,根据合作博弈方的贡献程度,选择主成分的个数,最终使得博弈模型达到均衡,实现对外贸易中农产品造价的合作博弈效益量标准控制模型改进。

四、实验结果与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模型在对外贸易农产品价格调控系统中的性能,以某地农产品为测试对象进行了实验,选用的化肥、种子等级按照常用的标准,假设种子的费用为5650元/t,化肥的费用为340元/m3,在农产品的外贸交易过程中的各项费用包括:人工费、生产材料、机械费、利润和税金。其中的总造价为4676万元,人工费为433万元占到了总造价的9.2%;生产材料费为2894万元,占总造价的61.8%;机械费为1083万元,占总造价的23.1%;利润和税金为239万元,占总造价的5.9%。其中的人工费主要包括付出的人力劳动,在人力劳动中就包括了产品在贸易过程中物流的人力支出以及物流企业的各项成本支出。令本文设计的对外贸易中农产品造价合作博弈效益量化控制模型中的未知参数分别为。当要求在一定时期内农产品的贸易量增加一倍的情况下,农产品的生产材料费以及人工费就会增加,以此给出相应的每平方米材料费用、人工费用等开销,根据外贸易中农产品造价的合作博弈效益量化标准控制模型与《对外贸易中农产品造价预算定额标准》,合理调配农产品耗费价格,使用的种子、化肥等级也都符合通用标准,得到优化的对外贸易中农产品造价合作博弈优效益量化控制结果。为了对比性能,采用本文模型和传统模型,以对外贸易中农产品造价效益量控制的代价量标准化冲击响应函数为分析指标,采用本文算法,能有效提高对外贸易中农产品造价的效益量化标准控制能力,代价量标准化冲击响应峰值明显,提高了对对外贸易中农产品造价的预测精度。

五、结论

针对传统的合作博弈效益量标准控制模型对经验数据的依赖性较强,对对外贸易中农产品造价的评估效果不好的弊端,建立一种对外贸易中农产品造价的合作博弈效益量标准控制模型,并且为了验证该模型用试验来加以证明,该模型对对外贸易中农产品造价的控制精度较高,提高了对外贸易中农产品造价的预测能力和量化分析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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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宋修阁.公路工程造价管理绩效评价标准设计研究[J].引文版:工程技术,2015(12):5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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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黄颖,李德奎,王梦茹.我国农产品冷链物流标准化管理模式研究[J].企业导报,2013(24):7-9.

对外贸易理论范文篇5

从上面的对外贸易理论的发展来看,也可以看出对于对外贸易是否促进经济增长还有争论,主要存在促进论,阻碍论和折衷论。促进论的代表是罗伯特逊,他提出“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发动机”的命题,而普雷维什则以“中心—论”表示反对。

为了支持各自的理论,经济学家也对对外贸易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由于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迅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的增长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国内外大批学者运用我国的数据对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大都支持外贸,特别是出口贸易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因为进口贸易也是对外贸易的一方面,所以也有很多学者把目光转向进口贸易,考察进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对外贸易究竟是促进还是阻碍了经济增长,不同国家或者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情况都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但是,我们可以得到的启发是:要对出口贸易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重新进行审视,不能一味崇拜出口,也要重视进口贸易的作用。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重视出口而排斥进口,认为进口会减少GDP的增长,从中世纪的欧洲重商主义学派就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有这样的看法,包括重商主义的“奖出限入”,贸易乘数论也认为出口会带动经济的增长,而进口会抵消这种作用,而凯恩斯的国民收入恒等式Y=C+I+G+(X-M),明显的告诉人们净出口增加国民收入。直到近几年,才有学者看到进口也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出口贸易确实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起到很大的作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我们也要看到,近年来的一些新情况值得我们深思、重视。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国际原油价格、粮食价格上涨导致的输入型通货膨胀,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危机给我国加工制造业带来的冲击,使得国内的许多制造业企业生存环境急剧恶化,对出口加工类的企业打击更大,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减退,出口增幅下降。由于我国的出口产品多为低端产品,高新技术含量有限,我国的制造业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所以出口贸易是否对我国经济增长继续有重大的作用还值得我们去探讨,而一直为人们所忽视的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正在被重视。

二、进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进口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最早要追溯到亚当·斯密,他认为出口带来的收益以及换回本国需求的产品没有机会成本的付出,因此必然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后来的大卫·李嘉图也指出,通过对外贸易从国外获得较便宜的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以及原材料,就能稳定物价,阻止利润下降的趋势,保证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正因为如此,才有人提出美国能保持如此久的高增长低通胀发展,中国廉价的商品输入是原因之一。20世纪80年代初,新贸易理论将进口贸易作为主要因素来解释技术进步,认为进口贸易是促进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通过进口技术先进国家的产品,可以使其包含在产品中的先进技术扩散到本国,工业后发国家也可以通过进口贸易,进口所需的机器设备、技术,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提高国内的劳动生产力。对进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具体如下:

1.进口贸易促进了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进口国外的先进的机器设备等中间产品,可以提高国内相关产业的生产效率,“干中学”表明我们可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来掌握世界上先进的技术,利用技术的溢出效应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且通过进口国外的产品,会给国内企业造成压力,促使他们在竞争的环境中不断学习创新。

2.进口贸易有利于稳定物价。通过对外贸易从国外获得较便宜的生活必需品以及原料,资源,可以抑制物价的上升,保证利润。这一点在欧美等发达国家表现的较为明显。

3.进口贸易与FDI相互促进。随着进口国进口额的加大,出口国企业为节约成本,绕开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会直接到其国内投资;而FDI的进入又会派生出间接的进口贸易,而且会带来技术和管理上的新理念。

无论对外贸易是促进还是阻碍经济的增长,我们都已经进入了全球化的时代,尽管在现在的国际分工下,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会处在不利的位置,受到发达国家的控制,但我们仍然不可否认,对外贸易是不可避免的,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有拉动作用的,我们一定要坚持开放,融入全球的经济发展当中去。

当然,现在我们也遇到了一些问题,需要我们重新审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出口贸易大大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增长,然而我们也忽略了进口贸易的作用,这也是笔者为什么单独介绍了进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对外贸易理论范文篇6

关键词:国际贸易新理论外贸战略启示

在如何开展对外贸易上,发展中国家大都是按照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强调劳动力和资源优势。这样虽然使发展中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得到了一些贸易利益,但是也因此强化了低水平的产业结构,使其长期发展缺乏后劲,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在我国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的今天,要想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必须重视国际上20世纪70年代以后兴起的国际贸易新理论,实施创新的对外贸易战略,打造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

一、我国对外贸易的现状

1、外贸增长方式为粗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

与世界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外贸规模扩大较迅速,但仍是粗放型的,出口产品附加价值低,技术含量低。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我国企业在短时间内难以适应外贸发展战略转型。另外,由于我国目前从事加工贸易的劳动力素质问题,三资企业加工贸易升级换代难度也较大,使得我国有可能失去一部分中低档产品的国际市场,同时失去一次参与新一轮国际间产业转移的机会。

2、出口产品的整体层次较低,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

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丰富,价格低廉,外贸出口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阻碍了我国的产业升级,僵化了我国的产业结构。

3、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产品附加值低

发达国家凭借高端技术优势在国际分工中占有优势地位,在国际贸易中获得最大的利益。我国目前的加工贸易仍处于传统发展阶段,发展水平较低,技术含量不高,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低下。即使是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也主要从事中低端的加工装配,国内增值率不高。另外,在我国,低附加值加工贸易快速发展,尤其是来料加工的发展,加剧了高价进口原料、低价出口产品的现象。由于外商控制核心技术和销售渠道,跨国公司通过对技术和品牌的控制取得了产品的主导权,获得高额利润,而我国加工企业只能获取微薄的加工费用。

4、资源和能源消耗较大,环境污染严重

发达国家把劳动密集型产业、低附加值的加工业以及资源和能源消耗型产业转移到我国,加大了我国的能源和环境压力,使我国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高消耗、高污染的出口模式加剧了我国的资源匮乏和环境恶化。

5、货物贸易规模迅速扩大,服务贸易发展相对滞后

我国的服务贸易发展水平落后,远远跟不上货物贸易的发展,特别是保险、物流、银行、中介等,成本和费用高,服务质量差,已经不能满足外贸迅速发展的需要,成为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障碍。

二、当代国际贸易新理论

二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国际贸易的规模越来越大,国际贸易的商品结构和地区分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比重相对扩大,产业内贸易迅速发展。面对这些新情况,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即比较优势理论和资源禀赋说已难以作出有力的解释。经济学家们在“里昂惕夫之迷”的推动下,在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中不断探索,先后出现的国际贸易新理论中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几种。

1、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战略贸易理论(StrategicTradeTheory)是保罗·克鲁格曼(P.R.Krugman)等提出来的。1984年,克鲁格曼在《美国经济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工业国家间贸易新理论》的论文。克鲁格曼认为,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都是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分析框架基础上的,因而不能解释全部的国际贸易现象,尤其难以解释工业制成品贸易,从而提出应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进行更新的主张。1985年,克鲁格曼又在其与赫尔普曼(E.Helpman)合著的《市场结构与对外贸易》一书中,运用垄断竞争理论对产业内贸易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阐释,并建立了以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别化为基础的不完全竞争贸易理论模型,被国际经济学界称之为新贸易理论,即战略贸易理论。

战略贸易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的现实社会中,在规模收益递增的情况下,要提高产业或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必须首先扩大生产规模,取得规模效益。而要扩大生产规模,仅靠企业自身的积累一般非常困难,对于经济落后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对此,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政府应选择发展前途好且外部效应大的产业加以保护和扶持,使其迅速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凸现贸易优势、提高竞争能力。战略贸易理论建立在不完全竞争贸易理论的基础上,为国家进一步干预贸易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

2、产业内贸易理论

20世纪70年代,格鲁贝尔和劳埃德等人开创了产业内贸易理论研究,到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进一步推动了这一理论的发展。该理论不同于侧重论述产业间贸易的传统贸易理论,它侧重研究贸易双方在同一产业中既出口又进口同类异质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在不完全竞争产业中,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是产业内贸易形成的决定因素。即使各国具有同等技术水平和资源条件,规模经济效益的存在仍能使大规模生产的国家在产品成本方面拥有竞争优势,而且这种优势将随着生产的扩大而增大,因而有可能达到专业化生产,向同类产品生产规模较小的国家出口。同时,各国产品在质量、性能、品种、规格上的种种差异有可能满足不同层次、不同偏好的消费者需要,从而引发差异产品的产业内贸易。

3、竞争优势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波特(MichaelPorter)在其三部著作《竞争战略》、《竞争优势》和《国家竞争优势》中提出了竞争优势理论。波特希望回答的中心问题是:为什么某个特定产业在某个特定国家能获得并维持相对于它国的竞争优势。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是指竞争主体在市场竞争中建立起来的、持久的优势地位,他认为“国家的繁荣是创造出来而不是继承而来的”,产业竞争力来自其创新与升级能力。波特提出了决定产业竞争优势的“4+2”因素,认为决定一个产业的竞争优势主要有四类因素:生产要素、需求状况、支持性产业及相关产业状况、企业战略及结构和竞争者。除上述四种核心因素之外,还存在着两种辅助因素,即政府和机会。这六个因素影响着行业和企业的竞争优势,形成了一个含括波特竞争优势理论主要思想的“钻石模型”,模型中的每一组因素都可单独发生作用,又同时对其他因素产生影响。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为预测产业竞争优势的发展方向以及长远发展潜力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分析工具。

三、贸易新理论对我国外贸战略的启示

战后国际贸易新理论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符合当今世界对外贸易的实际情况,对于我国制定对外贸易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1、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形成高技术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提高产业内贸易指数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全球竞争突出表现为高科技水平的竞争,由此带来世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表现在世界贸易格局上就显现出各国出口商品结构的知识、技术密集化。因此,在未来竞争中,最具竞争力的产业就是高科技产业,谁能在高科技产业占有一席之地,谁就能成为佼佼者。另外,依据产业内贸易理论,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能促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同种类差异产品之间的贸易,是提高对外贸易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因此,我国要想提高国际竞争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关键。2、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由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

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全球贸易自由化步伐进一步加快的世界经济大环境下,我国的对外贸易也应按照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思路加以考虑。要依据国际竞争优势理论,坚持以质取胜的战略,提高出口商品和服务的竞争力,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开拓新兴市场,努力扩大出口,只有这样,才能使一个追赶型的中国尽快成为贸易强国。

3、实行政府适度保护政策

根据战略性贸易理论,政府对于高科技产业在关税和其他方面给予适度保护和扶持,将有利于顶住外国进口产品的强大冲击,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提高,有利于培育产业竞争优势和国家竞争优势。国家的战略性贸易性政策还能促使企业实现规模经济,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并带来外部经济。

4、发展高层次的产业内贸易,提高对外贸易竞争力

随着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产业内贸易在给各贸易国带来贸易利益的同时,还加快了科学技术管理经验、企业家精神在不同国家同一行业内的传播和扩散。通过规模经济,实现不同国家在产品层次上的分工,实现产品生产的国际化,从而促进一国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的发展,进而推动一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由此可见,提高产业内贸易水平,是提高对外贸易竞争力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的贸易格局基本上还建立在以比较利益为基础的产业间贸易,而产业内贸易则较不发达,这种贸易格局阻碍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影响了我国的竞争力。因此,加快发展高科技产业,促进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同水平差异产品之间的贸易,是形成对外贸易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

5、政府要转变职能,为企业、产业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竞争环境

政府应该担当起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职责,为企业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鼓励企业竞争和创新,建立和完善企业提高产品出口竞争力的政策环境,建立较为完善的政策、法律、知识产权保护、出口促进服务体系。切实加强政府在发展对外经济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政府要增加科研投入,加强科技推广,提高劳动力素质,建立信息服务体系,提供市场行情和动态,指导企业生产和出口,作好对外贸易规划。同时,政府应积极推行自由贸易,把本国企业推向国际市场,强化企业的竞争意识,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市场上锤炼企业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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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吉国、周娟、田野青:从比较优势走向竞争优势:中国对外贸易战略转变的依据和路径[J].商业研究,2007(7).

对外贸易理论范文篇7

主流观点指出,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实质即通过外贸活动实现社会劳动的节约,其形式是通过实物形态及价值形态的转换,使国内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同世界市场结合起来,实现优势互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但也有的观点认为,在外向型经济日趋发展的条件下,应注重开拓新的国际分工和交换的利益源泉,扩展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内涵。

二、我国外贸经济效益衡量指标存在的问题及影响

评价指标是从结果角度对已发生事件的评价,其合理性是对以往经济行为真实有效评价的关键。同时评价指标不仅是对已发生经济行为的结果的衡量和评价,更是对未发生经济行为的引导。

对外贸易经济效益作为客观存在,要求得到评价和衡量。当前我国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衡量指标分两类:一类是对外贸易社会经济效益的衡量指标,一类是对外贸易企业经济效益的衡量指标。对于对外贸易社会经济效益的衡量指标,包括:进出口贸易总额、平均换汇成本、资金利润率、进出口贸易税利、贸易条件等;进出口贸易总额是对外贸易的直观总体表现,反映了我国对外贸易活动的规模,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和外贸计划的完成情况。以此为基础构筑的外贸社会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在我国外贸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度量、评价和引导作用,极大的促进了我国外贸的快速发展,如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成为一个贸易大国。2004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超过11000亿美元,提前6年实现突破10000亿美元的规划目标,其中顺差超过300亿美元。2005年我国对外贸易仍然保持着迅猛的发展速度,贸易总额14221.2亿美元,贸易顺差高达1010.8亿美元。我国对外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也由2003年的第4位升至2004年的第3位,并在2005年继续保持了这一位次。但由于受“出口创汇”思想的影响,我国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评价指标体系中也中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表现为:

(一)过分强调贸易总量和贸易顺差

由于对外贸易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充足的外汇储备是发展对外贸易的必要条件,因此在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衡量指标中特别强调贸易额顺差、出口增长速度等指标。为了完成出口任务,不少企业以牺牲利润的代价,低价竞销,提高市场占有率和销售额,在纺织品、服装等劳动密集行业,出口量增价减、丰产不丰收的情况比比皆是。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媒体大肆宣传对外贸易高速增长,外汇储备增加,外贸形势大好,另一方面,更多的国内资源廉价地流向了国外,企业利润更少。

(二)评价指标过于笼统

单独评价进出口贸易总额,中国毫无疑问是一个贸易大国,但从贸易结构这一重要指标来看,中国距离世界贸易强国的地位还有一定的距离。在2004年中国1.1万多亿美元的总贸易额中,加工贸易就占了6000多亿美元,而外来加工的出口贸易占全部出口额的58%。即便是一般贸易中的份额,也有相当部分为外资企业所创造。如天津2004年的314家外资企业出口总量为99.4亿美元,占天津出口总量的99.1%。而103家内资出口企业总计出口234万美元,占有量不到0.2%,这种外商主导出口的情况在我国各大城市普遍存在。因此,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乔治-吉尔博伊认为:“中国的高科技和工业产品的出口是由外国公司而不是中国企业在主导。中国企业严重依赖从美国和其他工业发达国家进口的设计、关键性元件以及生产设备等,几乎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去吸收消化和推广它们进口的技术,从而使得中国企业不可能迅速成为全球工业中的有力竞争者。”

(三)忽视了对外贸易社会经济效益的评价

现有的外贸指标评价体系对社会经济效益评价的缺失,使得一些出口行业在取得显著经济效益的同时,忽视了社会经济效益。例如,陶瓷生产过程中对环境污染是十分严重的,目前许多欧美国家都在逐渐减少陶瓷的生产。而在中国,众多陶瓷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竞相压价,以牺牲环境资源的代价来取得微薄利润。中国的劳动力价格比美国、日本低二十倍,比泰国要低一倍,甚至比人均GDP低于我们的印度都低。沿海地区很多地方的财政税收每年增幅30%以上,而从事外贸出口的大量民工工资近十年却没有多大变化。这种不正常的状态说明我们的对外贸易经济效益衡量指标存在较严重的问题。

三、我国外贸经济效益衡量指标存在问题的原因及修正原则

(一)我国外贸经济效益衡量指标存在问题的原因

1.重商主义的深远影响

虽然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价值论和比较优势理论一直为我国参与国际分工、进行对外贸易的基础理论和指导思想,但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外汇紧缺局面使重商主义对我国外贸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新形式下的“重商主义”,即“提倡节约,重储蓄,轻消费,扩大出口,减少进口,赚取更多的外汇”的观念成为多年来我国发展外贸的主要驱动力。

20世纪80年代,我国外贸收支绝大多数年份是贸易逆差,外汇短缺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为了创汇,我国采取了诸如出口退税等一系列促进出口的政策,外汇储备也由此快速增加。在当时特定的背景下,突出贸易额、顺差、出口增长率等指标有其现实意义。但是,对这些指标的侧重并未随着世界经济和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实际情况而发展变化。政策性的出口鼓励使外贸企业盲目地追求出口数量和出口贸易额的增长,大大忽视了社会效益。在外汇储备超过7000亿美元、即将成为全球最大外汇储备国的今天,过分强调创汇额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

2.发展对外贸易的经验仍然欠缺

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十分重视对外贸易及其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但是,我国改革开放时间较短,市场体系与市场机制仍有待完善,与有丰富对外贸易经验的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对外贸易迅猛发展,但是关于对外贸易方面的各项政策及评价标准并不完善,甚至存在诸多缺陷,其发展和完善也远不及对外贸易的发展速度。尤其缺乏对不同性质企业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区分以及对进出口商品结构的整体评价。

3.市场经济体制有待完善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对外贸易活动的调控主要采取直接调控方法。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我国外贸宏观调控体系开始从以直接调控为主向以经济和法律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的间接调控体系转变。虽然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在逐步发展和完善,但现行的宏观调控体系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不能适应外贸发展的需要。市场经济条件下,因为指令性计划被取消,所以在对外贸易发展的过程中统计是很重要的。但是,目前我国的统计思想比较淡薄,统计制度不甚严格,统计技术不高,统计指标不全面。再者,指令性计划尽管名义上被取消,但类似进出口指标的变相指令性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因此,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的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衡量指标体系并未随经济体制的转变而有实质性的改进,这已不能真实、准确地反映我国的对外贸易经济效益,对外贸企业也无法进行正确的引导。

(二)对外贸易经济效益评价的基本原则

1.实事求是,科学评价

外贸经济效益评价既是决定贸易机会取舍的重要前提,也是指导外贸活动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评价对外贸易经济效益,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科学评价的原则。首先,评价所采用的数据必须真实、准确、合理。外贸经济效益评价的基础是对外贸易活动中所涉及到的相关数据。数据选择是否合理,直接影响到评价本身的科学性;数据不真实、不清楚,也会导致评价结果失真,继而导致贸易决策失误。其次,评价方法和评价指标应力求科学、合理。根据对外贸易本身的特点,外贸经济效益的评价应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应采用有别于国内其他经济活动的评价方法和评价指标,而且应具有可测性和可比性,定性指标也应有一定的量化手段与之相对应。这些指标不能过于复杂,计算所需数据也应比较容易获得和基本可靠。在对外贸易经济效益评价中,科学的评价方法和评价指标应体现如下特征:

(1)能准确全面地反映对外贸易的综合经济效益;

(2)体现经济效益变动的连续性与可比性,沟通效益变动的轨迹;

(3)简便易行,方便操作。

2.贸易前的评价与贸易后的评价相结合

从外贸经济效益评价的作用来看,贸易前的评价与贸易后的评价应有不同。贸易前的经济效益评价其实是一种效益预测,评价的目的在于决定贸易机会的取舍,选择确定合适的贸易对象与贸易条件;贸易后的经济效益评价则是对贸易效果的总结,把评价结论反馈到今后的决策中去,推进决策优化。对外贸易经济效益与贸易决策之间的关系,可以表述为下面的基本程式,即:贸易前的评价→贸易决策→贸易后的评价→贸易决策优化。对一项贸易决策而言,既要依据上一项贸易效益评价的结论反馈,同时也要依据本项贸易的经济效益预测。坚持贸易前的经济效益评价与贸易后的经济效益评价相结合,不仅能客观地检测决策的科学化程度,也有利于决策的科学化。贸易前的经济效益评价(预测)结果与贸易后的经济效益评价结果之间的差异,是反映贸易决策水准的一个重要指标。

对外贸易理论范文篇8

关键词:对外贸易战略原因障碍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的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但是以加工贸易及粗加工为主的出口方式导致我国经济过度依赖自然资源。我国出口商品正面临激烈的竞争、存在贸易条件恶化的倾向,调整和转变我国对外贸易战略,有利于我国对外贸易长期、健康、稳定的发展。我国政府提出了优化对外贸易战略的基本思路,但是由于历史原因、现行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国内等方面的原因,我国目前对外贸易战略的优化还存在较多障碍。

一、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的原因

(一)现有的出口增长方式导致我国资源环境压力加大

粗放型的出口增长越多,对能源和资源的消耗就越多,对环境的破坏就越严重。我国目前已经是一个能源和资源消耗大国,如果我国继续保持这种以高耗能、高耗原材料为基础的粗放型出口增长,那么所消耗的能源和资源并不是为生产和消费所消耗的,而是为其他国家生产和消费所消耗的,让本来已经很脆弱的资源和环境来承担这种高消耗的发展道路,只能是拥有短期利益而损害长远利益。通过出口廉价商品、污染环境、浪费资源、拿低工资,却让其他国家享受世界低成本的产品,显然不是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期望。

(二)对外贸易摩擦越来越大

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贸易摩擦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世界贸易组织的信息显示,截至2005年,我国已连续12年成为世界上遭受反倾销调查和被实施反倾销措施数量最多的国家,入世以来,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形势呈现新特点:摩擦从个案转向体制层面;摩擦领域逐步由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领域扩展;从反倾销向多种贸易保护手段扩展,使用了包括特保条款、337知识产权调查、质量、技术、卫生和环保标准等各种技术性贸易壁垒手段;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蔓延。目前,印度、巴西、土耳其等发展中国家对我国发起的反倾销案件数量,已占到我国遭受反倾销案件总数的60%。如果我国的贸易顺差越来越多,今后的贸易纠纷可能会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适宜的国际环境。对外贸易摩擦的不断蔓延和升级,不仅意味着我国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越来越困难,而且还会对宏观调控和对外政治外交关系造成严重干扰。

(三)出口的高速增长并未实现贸易技术水平的提高

事实上,如果单纯考虑分工各方的比较优势,并据此从事产品生产,双方将各自产品拿到国际市场进行交换,双方是可以受益的。按照比较优势进行自由贸易,有可能使发展中国家被锁定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专业分工当中,这也不足以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处于劣势,关键是先进产业的国际比较优势要比落后产业的国际比较优势有更强的市场操控力,势必造成拥有落后产业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依赖发达国家。我国正面临如此的尴尬,我国出口产品在面对发达国家出口产品时,显示出交换弱势,也就是我国不能够从发达国家那里以合理价格换回我国需要的产品,甚至根本换不来我国需要的高技术产品。在交换中我国产品显示出的弱势,使我们希望通过交换获取公平利益及通过交换提高技术水平、进而提高竞争力的想法无法实现。

二、世界及国内经济环境对我国外贸发展的不利影响

(一)世界经济环境不利于我国对外贸易发展

我国在世界产业分工中处于产业末端,获利较少。发达国家在将传统产业结构向外转移的同时,垄断高技术产业的贸易。而在世界贸易额的增量中,主要是高技术商品,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重较为有限。这样,我国在扩张的世界贸易总量中,所能得到的份额将取决于竞争力的强弱和出口产品结构的优化程度。

我国出口产品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近年来,全球一般加工工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原材料和能源价格持续上涨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善。出口商品价格呈下降趋势,而生产成本在增加,为了在有限的市场中占有更多份额,国际经济矛盾将继续会加剧,市场争夺会更加激烈。

欧美国家经济的普遍衰退会制约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美国次贷危机已经演变成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尽管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央行努力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市场信心将无法一时改善,欧美发达国家的投资及消费方式会发生重大调整,必将导致投资及消费减少,有可能会由于欧美公司的撤资造成我国大量资本外流,同时也会由于发达国家消费结构的调整而造成出口减少。世界性的金融危机进一步会演变成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再加上由于大规模救市,在全球性通货膨胀尚未解决的情况下,世界经济可能会由于流动性过大而进入新一轮经济滞胀。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势必会长期影响我国对外贸易发展。

(二)国内经济环境不利于对外贸易发展

国内宏观经济环境不利于中国对外贸易战略转变。投资与消费关系不协调,我国消费已经增长的很快,但投资更快,表现在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服务业发展慢,比重低。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情况比较突出,贫富差距依然很大。经济增长依然没有摆脱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长模式。部分行业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张导致生产能力过剩,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低、环境污染不断恶化,已经成为经济运行的一个突出问题。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矛盾还在加剧,贸易顺差过大。外汇储备已经过万亿,国际贸易摩擦愈演愈烈。对外贸易现实不利于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转变。出口商品结构仍然附加值偏低。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仍然附加值偏低,工业制成品中自有知识产权的产品占比较低,以加工贸易为主,出口产品的国内增值中附加价值较低,这也是收益少、缺乏竞争力的主要原因。优化出口商品结构缺乏支撑动力。目前总体讲,出口结构优化与国内产业升级的技术进步缺乏密切联系和促进。国有企业缺少依靠自身力量进行技术改造、产品结构优化调整的积极性和实力,出口商品的附加值难以较大提高。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工业的落后,使加工贸易难以大面积地对相关配套产品进行进口替代。加工贸易占外贸出口比重过大。由于加工工业未能实现中间投入品、相关配套产品的进口替代,导致加工工业与国内工业发展关联程度较低。我国沿海地区原有的加工成本低廉优势,正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及人民币升值、原料价格上涨趋于减弱,正在丧失加工工业的发展条件和贸易机会。

三、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的障碍分析

(一)需求转移障碍

我国目前的出口商品结构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之所以我国产品出口每年以23%的规模增加,是因为国际市场对我国现有产品的需求带来的,基本的经济规律告诉我们,市场需求决定供给,我国现有的出口产业结构是由于现有的国际市场的需求结构决定的,如果对现有的对外贸易战略进行调整,就要求我们对现有的产业结构即供给结构及需求结构进行调整,产业结构的调整可以通过宏观调控实现,但是微观层次一般表现为从事粗放型出口产品加工制造的企业必需作出三个方面的选择:一是转型。转型需要资本、技术的投入,而资本技术投入往往是我国大多数企业尤其是大多数民营中小企业的关键;二是倒闭关门。倒闭关门必然会造成大量失业;三是转移市场。将出口转移到国内,市场转移会导致国内市场供给过剩。

(二)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与国内产业升级相互矛盾

实现国际收支均衡要求进出口平衡发展,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产业结构都是为出口导向型战略服务的,我国对外贸易战略的调整在长期以来形成的竞争优势将不存在,而产业结构的调整又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时间的积累,而且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形成也不仅仅是技术投入和科技创新的简单实现,它需要形成以技术密集型为主的产业链,并且需要形成较细的产品分工,有可能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出现国际收支逆差,国际收支逆差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产业结构的调整。

(三)结构调整造成既得群体利益损失带来的障碍

粗加工制成品的出口商品结构形成了我国大量为该出口商品结构服务的产业,包括制造业及服务业,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意味着现有的为出口粗加工制成品服务的制造业及服务业将会被大大受到限制,这部分人群会面临失业、关门的威胁,他们的利益会遭受损失。这一群体不仅仅包括工人与业主,实际上结构调整会导致地方经济增长率下降,从而影响一些官员的政绩,在对外贸易战略调整实施中,他们会因为自身的利益遭受损失而反对相关政策的实施,如何妥善解决制度变革中,部分群体利益的重新分配,维护大部分人的利益,是目前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的一大障碍。

四、新型对外贸易战略的构建

尽管存在许多制约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的障碍,这种调整依然势在必行,任何制度变革都是要付出成本的,而如上的诸多障碍正是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的成本所在。目前,我国必须适时地调整出口导向贸易战略,实行开放式的进口替代贸易战略。按照国际开发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所谓开放式的进口替代贸易战略就是适度的出口导向与有效的进口替代相结合、以关税和汇率杠杆为主要调控手段的兼容战略。这一战略的政策隐含着废除亏损出口、行政指令出口、高额补贴出口的政策诱导机制,对部分幼稚产业实行战略性、动态性保护,从政府优先国内采购、科研补贴等方面对高新技术装备工业等实施进口替代扶持。公务员之家

“十一五”规划提出:应按照发挥比较优势、弥补资源不足、扩大发展空间、提高附加价值的要求,积极发展对外贸易,促进对外贸易由数量增加为主向质量提高为主转变。在优化出口结构方面,应以自有品牌、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营销为重点,引导企业增强综合竞争力。在积极扩大进口方面,要实行进出口基本平衡的政策,发挥进口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发展服务贸易方面,要扩大工程承包、设计咨询、技术转让、金融保险、国际运输、教育培训、信息技术、民族文化等服务贸易出口。还要健全贸易运行监测预警体系和摩擦应对机制,合理运用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增强应对贸易争端能力,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和国家利益。因此,中国新型对外贸易战略必须实现以下几个战略转变:要推动我国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型;推动我国实现从粗放型贸易增长模式向集约型贸易增长模式转型;推动我国实现从以货物贸易为主向注重提高服务贸易比重转型;推动我国从单向“引进来”向“走出去”与“引进来”并重的战略转型;推动我国从单一对外贸易政策向综合型、协调型对外贸易政策转型。

参考文献:

1.付立柱.新形势下我国对外贸易比较优势理论分析[J].武警学院学报,2004

2.郑宁,崔丽萍,方彦辉.新贸易理论的主要观点及其对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意义[J].财经界(下半月),2006

对外贸易理论范文篇9

关键词:跨境;电子商务;对外贸易;关系研究

一、我国跨境电商现状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网络化的发展,国际贸易领域中出现跨境电子商务。2016年中国跨境电商市场交易规模达6.7万亿元,同比增长24%,进、出易规模分别为1.2万亿元和5.5万亿元,跨境电商成为对外贸易的新增长点。2016年跨境电商进、出口比例分别为17.92%和82.08%,出口占八成比重,进口比重逐年增加。有效释放了消费者对全球商品的需求和企业对全球采购的需求。

二、跨境电子商务与我国对外贸易相互影响

跨境电商让市场营销由大众化、标准化变得个性化、定制化,产品附加值增加,营销模式随之变化。影响营销渠道和利润空间,如图2,跨境电商可能选择渠道3和4,两者比渠道1、2的价值空间更大。外贸市场份额庞大,传统贸易方式不能满足外贸需求,催生出以网络平台为载体的跨境电商,实现全球范围内物流、商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整合,为全球生产者和消费者提供了互联互通的平台。图2国际贸易销售渠道结构

三、跨境电子商务与我国对外贸易关系的机理分析

基于比较优势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全球价值链理论,减少中间商、降低中小企业全球生产分工限制,优化主体结构;新技术带来外贸产品多元化,优化产品结构;跨境电商在传统市场中交流技术、学习经验,在新兴贸易市场中开拓市场,优化市场结构。跨境电商平台集商品买卖、信息交换、物流运输和资本流通为一体,缩短了营销渠道,降低了协议成本、订约成本和履约成本;创新营销模式,需求的私人化带来生产的针对性,产品附加值增加;革新沟通、支付方式,重组业务流程,影响对外贸易。

四、实证分析

1.变量选取与数据描述本文采用对外贸易进出口额(EM)衡量我国对外贸易情况、跨境电商交易规模(CT)和上网用户人数(ON)衡量跨境电商情况,选取2001-2016数据。对所选数据取对数,用LNEM、LNCT和LNON表示,进行实证。2.模型构建与检验(1)平稳性检验采用单位根检验法对LNEM、LNCT和LNON三个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由赤池信息准则确定滞后阶数,结果如下:由表1中可得,三个变量的ADF统计值均大于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不能拒绝原假设,即三个序列是不平稳的。在进行一阶差分后,进行ADF检验,发现三个变量的ADF统计值均小于10%的显著性水平,拒绝原假设,得出序列平稳,即其一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的结论。(2)Johansen协整检验与模型建立经检验确定VAR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为2,由于三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在VAR(2)的基础上,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法来判断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结果见表2。通过表2可以看出:最大特征根的值和特征根迹统计量的值均大于5%临界点,表明在5%的置信水平上,三者存在协整关系。对LNEM做关于LNCT和LNON的OLS回归,得出回归模型:LNEM=3208.92+0.479LNCT+2.365LNON+μ结果表示拟合优度为0.917,在进行VAR模型的AR根检验之后发现所有代表单位根的点都落在院内,可见方程拟合效果较好。(3)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Johansen检验证明三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就因果关系进行Granger检验,结果如下:①跨境电商交易规模是对外贸易进出口额的格兰杰原因,对外贸易进出口额是跨境电商交易规模的格兰杰原因,符合前文机理分析。②上网用户人数是对外贸易进出口额的格兰杰原因,后者不是前者的格兰杰原因,说明上网用户人数与对外贸易进出口额存在单向因果关系。③上网用户人数不是跨境电商交易规模的格兰杰原因,后者是前者的格兰杰原因,说明上网用户人数与跨境电商交易规模存在单向因果关系。(4)脉冲响应分析利用基于VAR(2)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滞后期设定为10年,分析变量动态关系,结果如下:如图5-(1)所示,对外贸易进出口额对来自跨境电商交易规模的冲击显示出正向的影响,随后逐年加强,并在第2年至第3年期间产生快速的增强,第3年后呈现稳步增强趋势,说明跨境电商交易规模对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额的影响在短期正向效果显著,起明显推动作用,长期效果平稳增强且持续时间较长。如图5-(2)所示,跨境电商交易规模对来自对外贸易进出口额的冲击显示出正向影响,第2年小幅增长,随后正向效应平稳发展,整体变化幅度不大,说明对外贸易进出口额对跨境电商交易规模有着正向且平稳的影响,其影响贯穿整个时间轴,波动较小。如图5-(3)所示,对外贸易进出口额对来自上网用户人数的冲击显示出正向影响,第2年出现低谷,前6年波动较大,第7年趋于平缓,说明上网用户人数对对外贸易进出口额的正向影响在中短期内不稳定,长期才趋于平稳,总体上网用户人数促进了对外贸易进出口额的发展。如图5-(4)所示,上网用户人数对来自跨境电商交易规模的冲击显示出正向影响,第1年到第2年的影响大幅增加,第2年达到高峰,随后减弱,第6年出现小幅增长后趋于平缓,说明在起步阶段,跨境电商交易规模对上网用户人数的正向作用效果显著,长期影响程度放缓,虽会拉动跨境电商交易规模,但程度逐渐变小。图5脉冲响应函数图3.实证结果分析结果表明,跨境电商交易规模与对外贸易进出口额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是一种相互正向影响关系,跨境电商交易规模对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额有积极作用,对外贸易进出口额业对跨境电商交易规模有正向影响,上网用户人数促进对外贸易进出口额,跨境电商交易规模促进上网用户人数。跨境电商交易规模与对外贸易进出口额存在着相互影响、促进的关系。

五、政策建议

对外贸易理论范文篇10

从上面的对外贸易理论的发展来看,也可以看出对于对外贸易是否促进经济增长还有争论,主要存在促进论,阻碍论和折衷论。促进论的代表是罗伯特逊,他提出“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发动机”的命题,而普雷维什则以“中心—论”表示反对。

为了支持各自的理论,经济学家也对对外贸易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由于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迅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的增长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国内外大批学者运用我国的数据对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大都支持外贸,特别是出口贸易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因为进口贸易也是对外贸易的一方面,所以也有很多学者把目光转向进口贸易,考察进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对外贸易究竟是促进还是阻碍了经济增长,不同国家或者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情况都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但是,我们可以得到的启发是:要对出口贸易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重新进行审视,不能一味崇拜出口,也要重视进口贸易的作用。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重视出口而排斥进口,认为进口会减少GDP的增长,从中世纪的欧洲重商主义学派就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有这样的看法,包括重商主义的“奖出限入”,贸易乘数论也认为出口会带动经济的增长,而进口会抵消这种作用,而凯恩斯的国民收入恒等式Y=C+I+G+(X-M),明显的告诉人们净出口增加国民收入。直到近几年,才有学者看到进口也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出口贸易确实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起到很大的作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我们也要看到,近年来的一些新情况值得我们深思、重视。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国际原油价格、粮食价格上涨导致的输入型通货膨胀,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危机给我国加工制造业带来的冲击,使得国内的许多制造业企业生存环境急剧恶化,对出口加工类的企业打击更大,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减退,出口增幅下降。由于我国的出口产品多为低端产品,高新技术含量有限,我国的制造业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所以出口贸易是否对我国经济增长继续有重大的作用还值得我们去探讨,而一直为人们所忽视的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正在被重视。

二、进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进口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最早要追溯到亚当·斯密,他认为出口带来的收益以及换回本国需求的产品没有机会成本的付出,因此必然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后来的大卫·李嘉图也指出,通过对外贸易从国外获得较便宜的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以及原材料,就能稳定物价,阻止利润下降的趋势,保证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正因为如此,才有人提出美国能保持如此久的高增长低通胀发展,中国廉价的商品输入是原因之一。20世纪80年代初,新贸易理论将进口贸易作为主要因素来解释技术进步,认为进口贸易是促进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通过进口技术先进国家的产品,可以使其包含在产品中的先进技术扩散到本国,工业后发国家也可以通过进口贸易,进口所需的机器设备、技术,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提高国内的劳动生产力。对进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具体如下:

1.进口贸易促进了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进口国外的先进的机器设备等中间产品,可以提高国内相关产业的生产效率,“干中学”表明我们可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来掌握世界上先进的技术,利用技术的溢出效应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且通过进口国外的产品,会给国内企业造成压力,促使他们在竞争的环境中不断学习创新。

2.进口贸易有利于稳定物价。通过对外贸易从国外获得较便宜的生活必需品以及原料,资源,可以抑制物价的上升,保证利润。这一点在欧美等发达国家表现的较为明显。

3.进口贸易与FDI相互促进。随着进口国进口额的加大,出口国企业为节约成本,绕开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会直接到其国内投资;而FDI的进入又会派生出间接的进口贸易,而且会带来技术和管理上的新理念。

无论对外贸易是促进还是阻碍经济的增长,我们都已经进入了全球化的时代,尽管在现在的国际分工下,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会处在不利的位置,受到发达国家的控制,但我们仍然不可否认,对外贸易是不可避免的,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有拉动作用的,我们一定要坚持开放,融入全球的经济发展当中去。

当然,现在我们也遇到了一些问题,需要我们重新审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出口贸易大大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增长,然而我们也忽略了进口贸易的作用,这也是笔者为什么单独介绍了进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参考文献:

张冰金戈: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研究综述[J].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2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