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投资范文10篇

对华投资范文篇1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是围绕着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的替代效应和促进效应以及对就业规模、结构和区位分布的影响来进行的。杨建清(2004)认为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就业替论、就业补充理论、就业结构优化论、公司战略论。目前来看，有关流出FDI对母国就业影响的经验证据比较有限。Chen和Ku等人(2003)的研究表明，台湾地区对所有国家流出FDI而创造的技术和管理岗位的工作超过了1993－2000年技术和管理工作数量的总和。Wu、Heng和Ho(2003)的研究认为，新加坡1996年到2000年期间流出的FDI在制造部门创造了33600个工作岗位。而EllingsenGaute和Win－fliedLikumahuwa等人(2006)的研究也得出了近似的结论，即没有发现流出FDI对新加坡劳动市场造成负面的影响，尤其是不存在流出FDI替代母国出口的证据。戴翔(2006)通过对新加坡的研究表明，FDI对国内就业的影响是积极的，FDI型企业对不同的劳动群产生不同的影响，科技人员就业增长从FDI的发展中受益最多，其次为管理人员和体力劳动者，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开展，公司内部的劳动分工会进行重新配置，从国内生产型向技术密集型和管理密集型方向转变。王峰和王博(2007)运用协整方法对台湾地区失业率上升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台商对大陆的投资活动并非是造成台湾失业率升高的主要原因；而且长期来看，对大陆的投资改善了岛内劳动力就业质量，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同时指出，岛内失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产业结构升级和宏观经济环境低迷，加强两岸经贸合作是台湾改善经济环境和降低失业率的明智选择。

国内外专门探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本国就业水平影响的文献较少，多数是在探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日本经济影响及产业空心化的研究中略有提及。随着日本90年代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以及国内产业向国外的转移，日本就业人数逐步减少，因而一些日本学者认为本国出现了产业空心化问题，如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丰田章一郎就对日本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而导致的产业“空心化”表示忧虑(张国成，1994)。庞德良(1998)、中村吉明(2002)把产业空心化定义为一种外部性现象，跨国企业把生产基地转移到海外后，由于其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造成国内制造业生产下降、就业减少、产业衰退，进而对本国经济增长和发展产生不良影响。9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以及国内制造业产业的大规模转移，恶化了日本国内的就业状况尤其是制造业的就业状况，有关日本产业空心化的问题便自然而然地与“中国因素”联系在了一起。然而，国内学者就日本产业空心化问题对日本国内就业水平影响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伞锋、曾浪(2005)通过分析日本直接投资的增长与日本进出口和就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7期业的关系得知，“中国因素”不仅不是日本产业空洞化的祸首，反而是新一轮景气回升的重要动力。“中国因素”加快了日本逆工业化进程，尽管使日本制造业失业人数增加，但导致日本产业空心化的真正原因是服务业过多的规制和劳动力市场缺乏弹性，使逆工业化过程中制造业释放出的失业人员不能向服务业进行有效转移。王晓枫、郭远芳、袁绍锋(2006)采用格兰杰因果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基于中日数据分析了FDI、产业转移与母国就业之间的关系。实证检验表明当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时，转移了其国内的制造业产业，输出了制造业就业岗位，但是由于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替代弹性大于1，使得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总量上增加了就业机会，在结构上促进了日本国内就业结构优化。

二、日本就业变动与对华投资之间的关系——描述与分析

正如前文所述，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对中国投资快速增长的同时日本国内的就业状况迅速恶化。如图1所示：在1990年以前很长时间内，日本的失业率基本上在2-3％之间波动，但在1991年以后其失业率却迅速增加。根据2003年日本统计年鉴上的资料，日本的完全失业人数在1990年仅为134万人，1995年已增至210万人，2000年再增至320万人，2002年3月最多时曾达379万人。其完全失业率在1990年仅为2.1％，1995年升至3.2％，2000年再升至4.7％，2001年7月突破5.0％大关，截至2003年初仍在5.5％的水平上居高不下(江瑞平，2003)。再从作为对外投资主体的制造业来看，1992年以前就业水平一直呈上升趋势，但此后发生了逆转，1993年比1992年就业人数减少了39万人，1994年比1993年减少了34万人，1995年再比1994年减少了40万人。尤其是海外投资率高的产业就业减少的现象最为明显，其中纺织和电器机械产业最为严重(庞德良，1998)。1991至1994年，电器机械产业的就业人数减少18万人，服装和纺织产业减少10万人。除此之外，一般机械产业减少了8.1万人，金属制品产业减少了6.9万人，汽车及附属产业减少了4.6万人。就制造业与服务业就业人数对比来看，1992至2002年间，制造业失业者增加了347万人，服务业就业者增加了322万人(吉田惠美里，2006；日本总务省，2003)。由此可见，日本国内就业问题的日趋恶化确是事实，大量对外投资的产业就业问题较为严重也是事实。然而据此认为对外投资是日本国内就业状况恶化的根本原因，进而说明对中国投资是这种原因的核心，理由并不充分。

首先的疑问来自于下面的比较。从纵向比较来看，上世纪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中后期日本对中国投资同样是迅速增长，但此期间日本的国内失业率却很低。在此我们还可以做一个横向比较。韩国同样是一个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中国投资保持迅速发展态势的东亚国家。韩国对华投资始于1992年，虽起步较晚但增长十分迅速，从1992年的1.19亿美元到1997年的21.42亿美元，年均增长78％。从1993年到2000年，投资项目和投资金额分别占其对外投资总量的48.2％和18.3％。尤其是2005年上半年，韩国对华直接投资较上年同期增长了54.4％，在投资规模方面超过了日本和美国。然而资料表明，韩国在同一时期内的国内就业状况却呈现日益改善的趋势。在1993至2002年期间，韩国的平均失业率为3.6％，低于日本0.3个百分点，而且考虑到此前韩国失业率长期大大高于日本，这种转变更是十分显著。尤其是进入本世纪以来，在日本失业率一再上升的情况下，韩国失业率却连续下降，其中2000年、2001年和2002年的失业率分别为4.1％、4.0％和3.5％。

其次的疑问在于，日本对华投资金额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并不高。以日本在90年代对中国投资最多和增长最快的1995年为例。这一年日本对中国的投资为44.78亿美元，仅占日本对外投资总额的8.7％，占日本对亚洲投资总额的36.2％，而仅占日本对美国投资额的19.8％，也就是说，日本对中国的投资额还不到对美国投资额的1／5。如果有影响，也只能说明对华直接投资对日本就业水平的影响很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近年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日本的失业率却在降低。据日本总务省劳动力调查，2004年失业率为4.7％，2005年为4.4％，日本的正式工人数出现了1997年以来的首次增加，同时青年就业人数增加，2005年，25岁到34岁的失业人口同比下降3％。2006年5月份完全失业率为4.0％，6月份完全失业率为，完全失业者数比前年同月减少2万人，就业人数比前年同月增加20万人。由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诱发出口”效果大于“出口替代”和“逆进口”效果，反而带来了日本国内就业机会的增加(吉田惠美里，2006)。

三、对外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理论分析与日本的现实

在分析对外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具体影响时，我们先来分析一般条件下的情况。所谓一般条件，就是指国内经济的平稳发展。直观地看，对外投资就是将国内即将用于或已经用于生产的资金或生产资料装移到国外，我们将这些资金或生产资料统称为资产。不难理解，如果这些资产在国内进行生产，势必要在国内招募工人因而增加国内的就业，然而对外投资减少了这部分就业，这是对外投资影响就业的第一个方面。同时，这些资产的转出就意味着已经存在的或即将存在的生产活动的转出，则本来或潜在以这种生产为原料供给对象或产品销售对象的生产者将会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它们的就业，这是对外投资影响就业的第二个方面。很明显，以上两者都是负面的影响。对外投资对国内就业还有一个正面的影响，即通过向国内购买原材料或中间产品增加本国的就业，这就是一些学者谈到的扩大出口效应。不过问题是，如果这些生产者仍在国内，它将向国内购买更多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即使考虑到对外投资使生产规模增加因而需要更多的原材料或中间产品，此时向国内的购买量也不会大于在国内时向国内的购买量。可见，扩大出口的效应是微不足道的，至少难以大于上述第二方面的负面影响。因此，总的来看，在经济平稳发展的条件下，对外投资应该减少国内的就业。在此，我们特别强调经济平稳发展的条件，因为如果不具备这个条件，上面的结论将不再成立。非经济平稳发展的极端情况亦即经济过热和经济低迷。在经济过热时，对外投资减少的就业会立即被吸收；在经济低迷时，对外投资根本就不减少就业。也就是说，在这两种情况下，对外投资不会对国内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在此意义上甚至应该理解为增加了就业)。

作者认为，基于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的背景，日本当时的经济现实就属于经济低迷。从国内大环境来看，由泡沫破灭导致的不良债权问题日益突出，银行惜贷现象严重，以致企业破产增加，就业环境恶化；就业环境的恶化，进一步加重了日本国民的不安心理，导致消费需求下降，企业生产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7期萎缩，雇佣人员进一步减少。可以想象，面对国内的经济萧条和需求不足，那些对外投资的企业即使待在国内也不可能创造就业，而只能造成资源的浪费。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那些仍然留在日本国内的企业的开工率都十分低下，不仅不能通过扩大生产来增加就业，反而还在竞相裁减员工。例如，到90年代中期，在日本中小企业聚集的东京大田地区，制造业的就业人数比泡沫破灭前的高峰期下降了40％，工厂数目下降了25％(国家信息中心，2004；伞锋、曾浪，2005)。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认为日本对外投资的企业不存在对国内就业的前两种负面影响，而其第三种正面的影响却在整体上显示出作用。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日本的对外投资没有破坏国内就业，相应地，日本近年来对中国投资的迅速发展也没有降低其国内的就业水平。如果一定要定性其影响，应该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就业。

四、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没有恶化日本就业：一个实证的证据

对于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引起日本国内就业恶化的言论，还可以在计量研究的基础上提供反驳的证据。我们的做法由两个步骤组成：首先考察日本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是否下降，如果没有下降则没有必要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其次考察日本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下降与日本对中国制造业投资增长之间是否存在联系。之所以用制造业作研究对象，是因为近年来日本对中国投资以制造业为主体。而用上述比重作主要变量，则是考虑到，如果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没有下降，即使制造业就业下降也没有必要关注海外投资对日本就业的负面影响，只有在上述比重下降的情况下，我们才有必要研究日本对中国投资是否影响了日本的就业。

首先来看日本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比重的变化。从图2来看，在1979-2004年的很长的一个时间内，日本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始终处于一个下降的状态，这符合了上面所说的进行第二步工作的要求。但这里也有问题：长期持续的比重下降很难与对中国投资建立密切的关系，而总就业与制造业就业在90年代的下降也增加了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对于第二步的工作，我们通过检验下面的

回归模型来完成。

E1=β0+β1FDI1+β2FDIt-ll+β3FDIt-2+β4FDIt-3+εt

其中，E为日本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FDI为日本对中国的制造业投资，t为时间。考虑到日本对中国投资对其国内就业的影响可能具有滞后性，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3个滞后变量。经过对E和FDI的时间序列做平稳性检验，发现两个变量都具有1阶单位根(由于篇幅所限，检验结果不再列出)，所以在模型估计中我们采用两个变量的l阶差分。下面是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1)。

表1中的模型估计结果显示：FDIt、FDIt-l、FDIt-3的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它们对日本国内的就业没有影响；FDIt-2的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但由于其系数为正值，不仅不能证明FDI对日本国内就业有负面作用，而且还显示了FDI与日本国内就业存在某种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日本对中国的投资不仅没有使日本国内的制造业就业甚至总就业下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对后者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五、对日本就业下降原因的进一步认识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日本近年来(主要是90年代)的就业恶化呢?首先，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其经济萧条和需求不足的状况。经济萧条和需求不足使很多企业不得不减少生产，也就不得不产生裁减员工的要求。而且也正是日本国内经济的状况导致了以终身雇佣为主的原有雇佣制度的变化，使很多原来的全职工作变成了兼职工作。因此它使企业产生裁减员工的要求同时又消除了其裁减员工的障碍，故而导致了国内大量的失业。其次，在国内经济状况、自身发展要求、对外直接投资等因素的影响下，日本需要也正在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这种经济结构调整的本身也会带来一定量的结构性失业。正像一些日本经济学家指出，日本的就业市场近年来处于一种失衡状态，传统产业由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或资源转移等原因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而一些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却存在劳动力不足。最后，由于日本国内生产成本的提高，原来日本经济快速发展所赖以存在的外需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

如果要说中国对日本就业有所影响的话，那么近年来中国经济强劲发展夺走了日本的外需应是最为突出的因素。中国大量的物美价廉的产品吸引了世界的眼光，使日本国内的生产不得不减少，因而促使其就业水平下降，但这与日本对中国投资的变化无直接关系。所以，总的来看，导致日本失业增加的原因仍在其国内。对外投资是其必然的要求，产业结构调整也是其必然的要求，因此，只有解决自身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使自身经济重新步入一个良性发展的轨道，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本国就业状况恶化的问题。

内容提要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造成母国就业状况恶化的评论曾经甚嚣尘上。本文通过理论与实证方面的分析结论表明，日本对中国的投资不仅没有使母国的制造业就业甚至总就业下降，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对后者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总的来看，导致日本失业增加的原因仍在其国内而非对华直接投资。

关键词日本对华投资就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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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德良：日本海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空心化。《日本学刊》1998年第3期。

伞锋、曾浪：中国因素对近年来日本产业空洞化的影响分析。《现代日本经济》2005年第4期。

王晓枫、郭远芳、袁绍锋：外国直接投资、产业转移与母国就业。《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对华投资范文篇2

[关键词]海湾国家投资中国

海湾阿拉伯国家是世界重要的资金输出地区。海湾国家的对外投资一直受到世界各国的热切关注。近年来，随着石油价格的攀升，海湾国家的资本积累变得更加雄厚，有力推动着海湾各国经济的发展，同时海湾对海外投资的力度和范围也在不断增加。对华投资近两年内无论是规模还是领域均有着实质性突破。

一、海湾国家的海外资产

海湾国家的海外资产大部分是自上个世纪70年代石油高价时期开始积累的。1973——1979年，海湾国家的累计石油收入为9318亿美元，年均递增达35.8%。而这些国家落后的工业和容量相对较小的经济规模，使得这些石油美元在国内的使用极为有限，因此形成剩余资金，剩余资金的外流就形成了他们今天的海外资产。20世纪70——90年代，阿拉伯国家对外投资高达8000亿美元，对内投资仅450亿美元，只占5%。(1)海湾国家的海外资产最初为银行存款，后逐渐以小额资产开始进行工业投资和购置不动产，发展到今天的银行存款、工业投资、购置不动产与购买工业国家的债券和证券等并举。海湾国家的海外资产，无论以哪种形式流动在外，都为他们带来丰厚的利润。

1985年末，海湾国家在国外商业银行中的纯资产已达450亿美元。(2)80年代中期后，由于世界油价下滑，加之两伊战争、海湾战争带来的负面影响，海湾海外资产缩减。至1998年年初，海湾国家的海外资产又回升至5100亿美元。(3)

2002年以后，随着油价攀升，海湾收入剧增。2004年海湾国家石油总收入为1560亿美元，2005年、2006、2007年分别为1670亿美元、2270亿美元、3810亿美元，预计2008年将增长到6000亿美元，增幅近57%。沙特央行最新的月度公报：截止2008年3月，沙特的年度净国外资产比前一年增长了48％，达到3456亿美元。

海湾国家银行系统积累了规模仅次于中国的外汇资产，对外投资大幅增加。

华盛顿国际金融学院的报告指出，2000-2006年海湾国家输出资金5400亿美元。2007年海湾海外资产约为1.8万亿美元，预计2008年年底海湾海外资产将突破2万亿美元大关。

二、海湾国家的对华投资

长期以来，海湾国家的投资对象主要是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和部分阿拉伯国家，对中国的投资一直处于低水平，且投资领域狭窄。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海湾对华投资逐年上升，但实质性的大动作见诸不多。而近两年，海湾国家的对华投资规模在迅速上扬，投资领域也从原先的基础设施建设扩展到金融、地产、酒店等，能源领域的合作进一步加强，海湾对华投资已翻开新的篇章。

80年代，部分海湾资金开始进入到中国，主要是政府贷款和直接投资两类。科威特基金会于1982年向中国提供第一笔贷款，用于安徽宁国水泥厂等项目建设。海湾国家的在华直接投资自1984年开始，最初三年来华投资的阿拉伯国家有科威特、利比亚、突尼斯、约旦、黎巴嫩、阿曼，共达成9个项目的协议，共计金额10840万美元，实际投资额204万美元。(5)1985年，科威特投资总局通过J.E中国投资基金进行间接投资，还以流通股方式通过香港投资机构向中国企业投资。(6)1985年，中国、科威特和突尼斯合资在秦皇岛建立化肥有限公司，总投资为5800万美元，科威特、突尼斯各占30%股份，中国40%，1991年投产。1987年，阿联酋在深圳独资兴建深圳国际炼油厂，总投资3.24亿美元，年加工原油300万吨。(7)

90年代后，海湾国家在华投资显著增长，截至1996年，所有海湾国家都在中国进行了投资，投资额最大的是科威特，其次是阿联酋。1991年至1996年，这两个国家在华总投资额分别为1.9947亿美元和2500万美元。1992年，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与美国阿科公司和科威特国家石油公司联合开发南海崖城13——1气田，项目1995年建成，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与外国合作的的大型海洋石油天然气项目。1995年12月，中国与沙特达成协议，其一是在青岛建造一座炼油厂，预计投资为15——20亿美元，中国、沙特各持股40%、45%，韩国双龙公司持股15%；其二是沙特参与扩建茂名炼油厂，预计投资为10亿美元。此前，沙特阿尔布拉克集团公司与宁夏伊斯兰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合资建立了宁夏阿尔布拉克伊斯兰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注册资本8000万美元，沙方出资60%，中方出资40%。此外，沙特还通过在中国的合资公司在上海浦东投资8000万美元购买了一块地皮，并在宁波开发区投资5000万美元，开发有关项目。(8)

2003年，海湾六国对华实际投资额为7550万美元，占当年中国实际吸收外资总额的1.41%。(9)

截至2005年底，海湾六国在华投资合同额10.4亿美元，实际投资7.1亿美元。主要分布在轻工、石材、建材、房地产等行业。

2006年是海湾对华投资的一个里程碑，当年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首次公开募股，海湾资本高调竞购。沙特王子瓦利德联合几家公司斥资20亿美元购买中行股份，最终获得3.9亿美元新股，随后又斥资约20亿美元认购中国工商银行股份。卡塔尔投资局购买了2.06亿美元工行股份，科威特投资总局购入7.2亿美元工行股份，成为此次工行上市最大的投资者。

2007年8月，卡塔尔多哈银行在上海开设代表处，多哈银行副执行总裁赛拉曼对媒体表示：在全球范围内，中国市场有我们最大的投资机会。

瓦立德王子素有“阿拉伯巴菲特”的美誉，在2006年《福布斯》杂志全球富豪排行榜上，他以200亿美元的净资产额排在第8位。瓦利德王子在美国和欧洲的金融、酒店、地产等行业有着巨额投资，他在全球投资了15个连锁饭店集团，拥有355家饭店。瓦利德王子对中国的酒店业也表现出极大兴趣，2007年，其王国控股公司旗下的迪拜上市酒店投资公司，以5800万美元收购昆山商贸酒店并更名为昆山瑞士大酒店。该公司透露，计划在未来3到5年间，在中国大陆投资10亿美元，开设15家以上的豪华酒店。瓦利德王子堪称海湾海外投资的典范，其对华投资的运作可看作海湾投资的风向标。

除金融外，海湾油资还积极进军中国房地产领域。2006年初，巴林沙密尔银行和中国中信集团公司合作成立了1亿美元的伊斯兰基金，专门投资中国房地产。2006年6月，阿联酋最大私营房地产公司达马克（DamacProperties）与天津市政府签署签署协议，负责开发天津塘沽区滨海项目，总金额约27.25亿美元。项目包括住宅、酒店、港湾码头等。

迪拜最大地产公司Emaar于2006年7月正式启动在上海的办公机构，将以多种方式投资中国地产业，Emaar为皇室成员所持有。2007年11月，迪拜投资(Istithmar)在上海设立代表处，这是Istithmar首次在阿联酋以外的地区设立海外代表处，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可见一斑。在此之前，迪拜投资就已试水中国市场，收购了汉思能源有限公司9.91%的股权。

迪拜世界公司（DubaiWorld）旗下的房地产子公司Limitless，已在青岛投资建设码头等大型水岸开发项目。正是Limitless开发了目前全球最豪华的“七星级”酒店。

2007年在上海举办的中国上海国际地产投资与开发博览会，云集了国际地产界的诸多知名公司，其中超过70%来自中东，多数具有石油资金背景。

阿联酋总理兼迪拜酋长穆罕默德所有的迪拜控股集团下属投资基金迪拜国际资本（DIC）计划在未来三年内将中国、印度和日本作为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进行投资，拟投资50亿美元。(10)2008年7月，DIC执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萨米尔·安萨里表示：由于目前市场情况仍不明朗，金融机构依然存在很多难题，暂不考虑对国际金融机构进行投资，“但不包括中国”，他特别强调说。他认为中国的金融业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和投资机会，同时，房地产、基础设施、能源等领域也是DIC重点关注的行业。

中国科威特投资公司拥有资本8,000万科威特第纳尔（1科第＝3.66美元）。2008年5月，中科投资公司负责人哈穆迪披露，该公司的目标是与地区金融公司合作在中国设立房地产投资基金，资本金达2.5亿美元。公司准备集中发展亚洲市场，已确定的有：中国、印度、印尼和越南。该公司主要从事基础设施、房地产、能源和金融领域的工程项目。

2008年7月，科威特财政大臣穆斯塔法.什迈里表示，科投资总局和科主权财富基金不打算投资任何新的美国房产抵押债券。他说，科投资总局正研究加强在亚洲的投资，尤其是日本、印度和中国，希望投资这些国家的股票、债券和房产及其他领域。因为这些地区市场总体情况良好，处于发展阶段，投资回报高。(12)

能源领域是海湾在华投资的较早的领域之一，这几年的发展也引人注目。2007年7月由河北省三河市和巴林海湾金融控股集团共同投资建设的中国国际能源城项目在河北签约，投资总额50亿美元，主要包括工作区和住宅区，为亚洲能源领域的大公司提供服务。(13)

2008年6月，科威特石油公司将壳牌和陶氏化学两公司列入合作成员的名单，参与中石化在广东南部的联合炼厂项目。两家外国合作公司在新炼厂和石化厂的所占份额较少，合作方中石化将占有50%-51%的股份。广东南沙炼厂的建设成本在75亿至90亿美元之间。

2007年3月，中石化、沙特阿美及美国埃克森.美孚宣布成立两家三方合资公司，资本总额50亿美元,这两家公司分别是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和中石化—森美（福建）石油有限公司。其中美孚和阿美各持有25%的股份，其余的由中石化及当地政府共有。这一合资合同的签署标志着中国第一个炼油、化工生产与销售、成品油营销全面一体化合资项目取得重大进展。

2008年1月,中石化与沙特基础工业公司萨比克签署框架协议，合资在天津建立大型石化项目，双方各占50%的股权。预计投资17亿美元，拟于2009年完工。该协议的签署，标志着萨比克在设立亚洲工业中心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14)

沙特对华投资从2004年起持续显著增长，沙资企业数量以年均20%的速度增加，目前沙特在200个对华直接投资的国家中列第65位。沙特对华投资企业资金雄厚，平均每个企业达928.5万美元。沙对华投资主要领域有石油、天然气、生产加工部分原材料等。截至2007年10月，沙特在华直接投资企业59家，总投资额58.5亿美元。

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低迷，美元持续贬值，海湾国家海外投资屡遭重挫。而除科威特以外的海湾5国实行当地货币与美元挂钩的政策，给自身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冲击。此外，为了避免国内出现经济过热，海湾政府的财政支出并没有与石油收入同步增幅，通货膨胀在海湾国家已持续多年。

中国经济20年强劲增长，人民币不断升值，海湾资本正是看好中国经济的未来而进行战略性投资，希望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果实。

美国经济放缓也许会导致原油需求下降，海湾国家海外资产增速会随之下降，加上亚洲经济并未与西方完全脱钩，所以海湾对该地区的投资也将放缓。但海湾投资者对亚洲市场的关注不会减少，对中国的投资仍将呈上升趋势。目前，海湾国家的对华投资，无论是与该地区国家实际对外投资能力还是与中国吸引外资的总量都不成比例，海湾资本进军中国市场才刚开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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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国驻科威特使馆经商处[EB/OL]/aarticle/jmxw/200807/20080705675164.html

对华投资范文篇3

【关键词】跨国公司新趋势应对措施

一、新时期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基本趋势

1.对华投资增势不减,增幅趋缓。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一个更加开放、更加稳定、更富于增长潜力的新兴市场呈现在国际投资者面前,于是,跨国公司纷纷放大在中国的经营目标,延展在中国投资经营的产业链条,中国引进外资再度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在2001年实现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恢复性增长之后,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明显加快了步伐,中国的引进外资实现了在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之后的第二个大幅攀升。

2005年以来,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经营的环境发生了两方面改变。一方面,“民工荒”在珠三角爆发并很快在沿海地区蔓延,由此拉开了中国生产成本上升的序幕。另一方面,2008年初,中国实行两税并轨,年中,中国《反垄断法》生效,外商投资在华的“超国民待遇”时代渐行渐远。在新世纪开局的头10年里,为推动经济转型、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中国大力调整了外资外贸政策,开始由招商引资转变为招商选资。

但是这些变化并没有影响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大局。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基本格局和良好态势没有改变,在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减弱的同时,中国形成了规模庞大、高效率的制造业配套生产体系,这一体系正努力实现着升级换代。同时,中国服务业发展空间可观,中西部地区潜力巨大,并购监管日益规范化,跨国公司在中国拥有明朗且更加有利的发展前景。展望未来,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增长态势基本不会改变,鉴于年度外商投资的基数较大,对华投资的增幅会有所放缓。

2.制造业FDI谋求升级换代

新世纪以来,跨国公司开始调整对华投资的产业结构,力图紧跟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步伐,实现对华投资的升级换代。这一方面表现在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的内移、外迁和就地升级。多数劳动密集型企业选择留下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优化生产模式和产品结构来努力应对成本上升以及经贸摩擦、人民币升值等诸多挑战。

制造业对华投资升级换代的另一方面表现是大量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进入。统计表明,自2000年以来,电子及通信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通用设备和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等制造业的外商投资持续大规模投入,轻纺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入则开始放缓。事实上,中国产业升级的努力为跨国公司提供了新的广阔的发展空间,高新技术产业是近年来外商投资的重点领域,而拥有先进的环保和节能技术的跨国公司更是看到了巨大商机,它们已经在清洁能源等领域展开了激烈竞争。

3.从一般性生产项目导入,到地区总部、研发中心、采购中心的建立;从满足本地需求,追求当地市场,到面向全球市场。跨国公司的投资方式、项目规模、控股比例、投资结构、行业领域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跨国公司呈现新的发展态势。

(1)从合资合作走向独资控股

投资方式从合资、合作走向独资或控股,从绿地投资发展到并购本土企业或上市公司。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投资一般都经过合资、合作的探索磨合阶段,对华投资同样遵循着这一发展过程。从2000年始,在华投资外商独资企业已从量上超过合资企业。一些跨国公司还谋求在中国A股市场上市,深度介入中国资本市场。据分析,跨国公司并购的具体做法有:直接购买股权,增资提高占股比例,设立外资企业收购资产等。

合作方式从产品、一般技术合作,到品牌、标准合作,竞争模式由一般商品竞争转向品牌专利角逐。为强化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跨国公司之间在中国的竞争则从竞争走向“竞合”,在某些领域和项目上合作,建立联盟,优势互补,联手出击。跨国公司在华建立的生产基地、采购中心和研发中心,不仅满足本地需求,而且面对全球市场。

(2)跨行业关联性投资明显增多

投资项目从劳动密集型小项目到资金、技术密集型大项目,项目规模不断扩大。以江苏为例,2001年跨国公司投资单项平均协议金额为2100万美元,大大高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969万美元和1994年的1380万美元。总投资1亿美元以上、协议外资金额5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明显增多。2003年,经国务院和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38个跨国公司投资主要项目总投资额超过120亿美元,一批知名跨国公司投资的重化、能源、汽车、电子等资金和技术密集型项目相继开工建设。

投资行业从一般加工业到制造业、高科技产业、第三产业,层次不断提升,一揽子合作或跨行业关联性投资明显增多。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服务业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跨国公司进入服务领域的势头强劲,会展业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现已经进入了跨国公司视野,一些大型跨国公司开始涉足中国会展业。

二、如何应对跨国公司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首先,中国企业应该发展高级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满足外国跨国公司的需要。以前中国一直凭借改革开放的优惠政策和廉价的劳动力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但是最近几年中国的低劳动力成本正在逐渐消失,因此中国企业应该通过增加技术和管理人员的数量来吸引外商投资,满足外商对中国企业人才的需要。

其次,中国企业应该大力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研发水平,创建属于中国企业的品牌,以此与外资企业竞争,壮大民族工业。尽管吸引外资从总体上看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但是在中国投资的外国跨国公司以市场整合型的占多数,而且目前中国市场上产品的品牌以国外品牌为主,为了保持中国本国企业的产品的市场份额,需要提高企业所生产的产品的科技附加值,以质量创品牌。

再次,中国企业也应该主动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只有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才能有效转移国内的剩余生产能力,或利用国外的技术和市场,从而将国内外的优势结合在一起。

参考文献:

[1]杨朝.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对我国经济的影响[J].当代经理人,2006,(10).

对华投资范文篇4

英国学者邓宁在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和卡森的内部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跨国公司及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做了全新的解释。他指出：一个企业进行直接投资是有三个因素决定的，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邓宁把区位优势看作国际投资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并把区位因素归纳为市场因素、贸易壁垒、成本因素和投资环境，随后又补充了语言、习惯等非经济因素。

根据邓宁的理论，伍德沃和罗尔夫对影响出口导向制造业国际分配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根据他们的分析，跟投资选址呈正相关关系的因素有：GDP、汇率贬值、免税期限、自由贸易曲的规模、政治稳定因素、制造业的积聚度、土地面积等；而与选址呈负相关关系的因素有：工资、通货膨胀率、运输费用、工会组织等。

朴商天（2004）以中国市场为研究对象，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性差异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对外开放度、集聚化程度、鼓励政策与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工资水平、研发人力则对直接投资起着反作用。基础设施对选址呈正相关关系，但对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正在减少。

这些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FDI区位选择的动因，前两个是以多个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性，但不可能完全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朴商天虽然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但他只简要的讲述了影响地区性差异的因素，对某些区域存在着哪些具体的问题方面并没有解释。本文根据这些学者提出的因素，结合中国东、中、西部的具体情况，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分布不均衡的原因和由之得出的一些启示。

二、提出问题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吸引外商投资额最大的国家，但是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性发展很不平衡。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以东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和以京津唐地区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圈。据有关数据显示：目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中有87.84%分布在东部地区，9.09%分布在中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只有3.08%。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对华投资的如此不均衡，跨国公司进行投资区位选择时考虑的因素又有哪些呢？中外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

三、影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

1政策因素

张立（2002）对FDI在我国省际分布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他引入了各省执行FDI优惠政策的时间，结果显示，各省执行优惠政策的时间先后对FDI的流入有着显著的影响。我国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作为政策开放较早的地区，利用自己东南沿海的区位优势、政策优势和劳动力成本优势，通过建立开发区和工业园区，最先成为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的集中区。1992年中国开放内陆城市并实行也沿海地区相同的鼓励政策，推动了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近几年外商对中西部的投资有所增长，特别是长江中上游地区，如安徽、江西、湖北、云南、贵州等省份。差距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但中西部地区已经开始了引进外资的征程。

2劳动力成本及工资水平因素

劳动力成本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策的成本因素中最为主要的成本。Austin(1990)强调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主要原因在于低工资水平，工资高低与外商投资呈负相关关系。朴商天（2004）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这一关系的正确性。作为人口大国，中国具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这种成本竞争优势对跨国公司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劳动力导向战略是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重要的区位选择战略。除了成本因素，劳动力素质也直接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特别是在一个东道国内部，低劳动力成本经常意味着低的劳动生产率，只有那些低成本并且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区位，才能比低成本、低劳动生产率的区位更具有吸引力，这就是外资没有因为劳动力成本低而大量流向中西部地区的原因。

但是过高的工资水平也会抑制外资的流入。以长江三角洲职工平均工资衡量的劳动力成本显示，上海、宁波、杭州、南京和苏州等地的工资水平，远高于长江以北地区城市。工资成本对FDI分布的影响就是，未来的长三角地区外资可能会更倾向于投资到工资水平较低的周边地区，甚至转移到区外。工资成本的上升对长三角的外资流入是一个不利因素。

3土地成本因素

珠三角地区开发较早，当外资聚集到一定程度后，可利用的土地越来越少，而成本不断攀升，对FDI起到了明显的抑制作用。按2002年单位土地面积的GDP衡量，深圳、汕头、广州、海口和福州等珠三角城市的土地成本在全国排在前列。自90年代以来，珠江三角洲在引进外资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而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的比重在持续上升。

4.基础设施质量

基础设施（公路、铁路、港口和信息通讯等）和基础工业的发展状况决定着社会生产的规模和效益，特别是具备一定投资规模的大型企业，如果生存在一个基础设施薄弱的经济环境中，将会导致投资收益递减。在我国，各地区的投资硬环境差异非常大，例如东部沿海的广东省和江苏省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目前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相当完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1年，东部地区的交通线路综合密度为1597公里/平方公里，同期中部地区为680公里/平方公里，而西部仅为29公里/平方公里，与东中部地区相差甚远，成为外资进入的“瓶颈”。

5集聚效应区域产业基础是吸引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全球80％的FDI集中在发达工业化国家（hakrabarti，2003），外国资本在这些国家的投入也更加集中；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的分布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集聚效应（Figueiredoetal，2000），区域产业基础越强，外资企业越多，外商就越容易在该地区投资。Headetal（1996）对我国931家外资企业进行了研究，发现有“吸引力”的城市——那些具有良好产业基础的城市——获得了更多的投资，而集聚效应则放大了政策的直接影响。

对于集聚现象，Krugman（1991）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研究视角。他结合城市经济学和区域科学，认为：聚集效应的关键是规模经济，特别是外部规模经济；聚集能导致生产某一种产品的平均成本下降，进而产生递增的规模效应。聚集效应体现出一种路径依赖，进而影响后续FDI的聚集(吴丰，2001)。外商直接投资的聚集效应体现在增量FDI的区位选择受到特定区位的FDI存量的影响，即当某一地区的外商资本控制的厂商越多，新的外商就更倾向于投资该区域国家或区域(许罗丹、谭卫红，2003)。许罗丹、谭卫红(2003)、王剑、徐康宁(2004)、吴丰(2001，2002)对FDI在中国表现出的聚集效应进行了研究阐述，均认为外商投资的聚集效应明显。为了在运输成本最小化的条件下实现规模经济，制造企业倾向于在有巨大需求的市场或潜在市场区域选址，而需求本身的定位取决于制造业的分布。区域产业基础与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入具有双向促进关系。资本的进入增强了该地区的产业能力，同时也强化了外资的集聚机制。以苏州为例，该地区的IT制造业目前已具备了相当完整的产业链，在开发区周围25公里内可以达到98％的产业配套率。这种配套体系在吸引跨国公司进入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苏州由此成为全球IT制造业最重要的集聚区之一。台湾十大笔记本电脑公司有九家在苏州投资，包括明基、华硕、华宇、台达在内的台湾20家最大的电子信息企业，有16家人驻苏州，随后相关配套企业相继进驻，产品包括线路板、电脑配件、主机板、扫描仪、鼠标器、及电池和笔记本电脑等等，共有1500余家IT企业，形成较为齐全的IT产业配套体系，这种产业链投资方式既使企业具备了较强的竞争优势，又增加了苏州招商引资的吸引力。

行业的地区集中可以提供一个足够大的市场使得各种各样的专业化供应商得以生存。在我国，另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是广东东莞，这里集中了大量的来自海外特别是台湾地区的计算机和电子设备制造商，是公认的全国电子产品配套能力最强的地区，在此设厂，有助于厂商增强其竞争力和建立竞争优势。有了特定产业的聚集，就能吸引相关的FDI进入，而我国西部就非常缺乏这种聚集，是吸引FDI的薄弱环节。

6“核心一”体系（CPS）。在对外直接投资比较集中的地区，往往会形成“核心一”体系（CPS），在空间一上的表现即为围绕“核心”区域形成的“核心一”（CP）结构。因此，与核心区域的地理接近性，成为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我国“核心-”体系的结构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与投资国相邻，易于吸引投资。例如我国广东的东莞、深圳等地区，由于毗邻香港，而成为外资最先进入我国的地区之一。山东的青岛、威海等地则由于与日本、韩国接近，而成为日资和韩资集中的地区。CP结构形成后，会在该地区产生一种引力，企业在选址时将遵循引力模型中所描述的企业关系，形成集聚效应。第二种是对外直接投资在核心区域选址后，吸引了大批跨国配套企业进入，这些企业在核心区域附近选址，形成了以产业配套为特点的区域。1993年，台湾明基公司在苏州新区投资设厂，同时还召集其台湾核心配套厂商，吴江由于具有土地和区位优势成功吸引了一大批配套企业人驻，从而在以苏州为核心，以吴江为的地区形成了以产业配套协作体系为特点的CP结构。

基于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促进区域经济特别是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几点启示：

1.接受并推行投资自由化

加快西部对外开放的基本方向是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主要是指那些有利于促进长期性外国直接投资的自由化政策，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促进市场竞争原则，通过减少或消除特别针对外国投资者所采取的歧视性措施，取消市场准入限制，促进市场竞争。外国直接投资参与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的潜力也非常巨大，要创造宽松的环境，鼓励外资进入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优先发展领域，允许外资公平参与国家重大工程项目或公共项目的公开竞争招标。二是享受国民待遇的原则，即外国投资者的待遇等同于本国投资者，一方面，应取消对外资企业在税收等方面“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另一方面，应取消对外资企业贷款、融资、投资等方面“非国民待遇”的歧视性措施，严禁对各类外资企业乱收费和变相增加非生产性负担。三是提供制度保护原则。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发挥市场经济机制来促进投资自由化和吸引外资，同时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制定相应的竞争性政策，以抑制某些私人投资和贸易的负面影响对市场竞争的破坏效应。四是尽量减少本是不必要的，繁琐的政府干预。无论是提高企业经济绩效，还是提高西部地区整个经济的效率，关键是增强市场的竞争性。在此意义上，投资自由化就是经济市场化，竞争游戏规则的公平、公开化以及监督机制的透明化、制度化。

2.积极开发人力资源

就西部而言，开发人力资源具有尤其重要的特殊意义。因为西部地区最大的资源是人力资源，也是中国目前就业压力最大的主要地区之一，由于政府投资本身创造不了多少就业，因此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有效的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吸引外国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这对扩大就业、缓解失业压力具有重要作用。这就要求政府不仅要实行直接影响FDI的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更重要的是要将人力资源开发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包括大力发展教育，积极培育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鼓励外资企业对其员工进行人力资源开发以提供更多的培训机会，增加中央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鼓励少数民族控制人口增长，在逐步解决“收入贫困”的过程中逐步解决“人类贫困”、“知识贫困”和“文化贫困”问题等。

3.实行跨国公司友好型政策，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吸引跨国公司直接投资

吸引跨国公司是中国和西部获取全球知识与技术的重要来源，也是西部缩小与东部和发达国家知识与技术差距的重要途径。提高西部地区产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善待跨国公司，把吸引跨国公司的技术、资金与西部和中国相对巨大的消费市场等互补性优势结合起来，吸引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国际竞争力最强的跨国公司大规模投资于西部，并发展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的后项联系，鼓励与本地区著名的大企业联盟，提高其市场竞争力。这是西部开发最好的吸引外资策略。

对华投资范文篇5

一、中小企业对华投资的现状及特点

（一）中小企业投资是我国吸引外商投资的主流

由于中国利用外商投资来源地的独特性（相当大部分来自港、澳、台和华侨、华人）以及世界各国（地区）对华投资一般都经历了由其中小企业率先开始投石问路的过程等原因，中小企业投资过去、现在、未来都是我国吸引外商投资的主流。

根据商务部对外商投资企业规模的划分，合同外资金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为大型企业或大型投资项目。截止2003年底，外商投资的大型企业为14562家,约占累计项目总数的3.31%，合同外资额占累计总额的50.36%,达到4749.87亿美元[1]。投资额在1000万美元以下的中小项目，在我国利用外资项目总数中的比重高达96.69%，约占合同投资额总量的49.64%。从外商投资单个项目的平均投资额来看，合同外资金额为202.70万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金额107.78万美元。不难看出，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的规模普遍不大，即基本以中小型企业项目为主体。

港资一直是我国利用外资最重要的组成，在我国利用外资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据商务部统计，截止2003年，香港在内地投资的项目累计为224509个，合同外资金额为4145.14亿美元,实际投资额达2225.75亿美元，分别占上述各项总量的48.25%、43.95%和44.38%，排在对我国投资前十五位国别/地区的第一位。单个项目平均合同额和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分别为184.63万美元和99.14万美元。就单个项目平均额来看，明显体现为以中小企业投资为主。

表一：主要对华投资国家/地区投资状况

（截止2003年）金额单位：万美元

排位国家项目数比重%单个项目平均合同额单个项目平均使用额

总计465277100.00202.70107.78

1香港22450948.25184.6399.14

2美国413408.89209.10106.65

3日本284016.10202.41145.75

4台湾6018612.94116.3560.62

6新加坡118712.55367.02198.22

7韩国271285.83135.1172.57

8欧盟161583.47408.11234.39

注：1)本表国别/地区排位及相关数据系根据商务部《截止2003年对华投资前十五位国别/地区情况》表计算。

2)本表中的比重为各国/地区投资金额占我国合同和实际外资总额的百分比。

（二）中小企业对华投资的特点

1、从投向区域看，中小企业对华投资主要集中在我国的东部地区特别是广东、福建两省及江苏、浙江、上海和山东。据商务部统计，截止2003年，东部地区的项目数、合同和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分别占全国总量的82.00%,86.86%和86.27%,并主要集中在广东、江苏、福建、上海和山东。

台湾企业的投资主要分布在福建、广东和上海等沿海地区。

日本企业对华投资也主要集中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华南地区（广东），以东莞、深圳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及华东地区（上海），以苏州、昆山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比重为46%）。

韩国企业对华投资主要集中在我国东部地区，如山东和朝鲜族人聚集地区。2003年，韩国在该地区新设立的企业为4,572家，所占比重为92.93%；合同外资金额87.45亿美元，实际投入外资额43.16亿美元,在韩资总量中的比重分别为95.29%和96.15%。据统计，截至2003年底，已有1万多家韩国中小企业在山东投资。

2、从投资领域来看，各国/地区海外中小企业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其中,以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所占的比重为最大。此外还有纺织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塑料和金属业，房地产及其他服务业，并以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项目为主。

国家统计局对1992-2001年间外商投资企业进行普查的结果显示，外商投资偏重于第二产业，其中工业企业达到35,822家，占全部投资企业的63.1%，但企业的生产规模并不大。在普查的56,770家外商投资企业中，资产规模在500万美元以下的企业为40,348家，占全部企业的71.1%。因此，国家统计局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上述海外中小企业对华投资的状况。

以日韩为例，日本对华投资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据有关统计，1987年以前，日本64.9%的子公司投资于我国的制造业。90年代，随着日本大型跨国公司的进入，制造业所占比重上升至85%。据日本中小企业金融公库2002年对其部分企业客户对华投资的调查，接受调查的345家中小企业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其中以纺织业为最多，约占19.1%；塑料和金属业各占11%，机电行业为8.4%。

韩国企业的对华投资以制造业为主。截止2003年9月底，韩国制造业对外投资项目1236个（其中对华投资项目为959个，约占总数的77.59%）。其中，电子通讯设备为177项，位居首位；纤维服装153项；机械设备109项；石油化学91项；运输机械及食品饮料各61项。近年来，韩国中小企业对华投资已呈现出多样化多行业、全面开花的局面，并呈持续上升趋势。韩国中小企业在我国已投资或计划投资的行业已扩大到服务业，如联合办学（创办韩语翻译学校及培训跆拳道、航空、旅游等专业人才），合作开发新旅游线路及餐饮业等。

二、中小企业对华投资的新趋势

（一）服务业将成为中小企业对华投资的主要增长点

近年来，服务贸易领域一直是海外中小企业投资的重点。加入世贸组织后，服务贸易领域已成为中小企业对华投资的主要增长点，我国服务业吸引外资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据商务部统计，2003年，我国服务贸易领域合同外资金额达到285.55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27.87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50.51%和0.91%。

服务业将成为中小企业对华投资的重点的主要原因是：

1、我国服务业发展相对落后，潜在的市场容量和发展商机都很大。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服务业也已经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特别是我国城市商业服务业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相对开放也较为滞后，海外中小企业对华投资与合作有许多相对优势，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商机。

2、我国服务业的开放及进一步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及法律体系，为海外中小企业进入我国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法律保证。近年来，我国颁布的一系列开放服务贸易领域的法律法规进一步推动了国际服务业向我国转移。因此，以软件开发产业为例。近年来，软件开发产业在我国发展较快。根据国家统计局2002年对三资软件开发企业的统计，2002年的企业数量较2000年增长了204.04%，即从198家增至602家；年从业人员增长了205.76%。该产业以中小企业为主，单个企业的从业人员平均仅为65人（2000和2002年）。

鉴于上述海外中小企业投资我国的状况和近年的发展，中小企业对服务贸易领域的投资将会是未来投资的新趋势。

（二）跨国公司对华投资进一步带动中小企业对华投资

目前，全球500家大型跨国公司中已有400多家企业在华投资，项目总数已超过3,000个，单个投资项目的平均规模达到3,330万美元，大大超过了我国外商投资项目202.7万美元的平均规模。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主要特点是，投资项目规模较大，地域集中且技术含量较高，项目仍主要集中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并以制造业为主（比重超过80%）。其中，汽车、电子、石化等资金技术密集型行业投资所占比重超过50%。此外，跨国公司的投资向上下游延伸，投资于原材料和核心零部件生产及物流、营销和批发零售。

跨国公司将通过以下两方面的效应进一步带动中小企业来华投资：

一是上下游产业配套的需要。从专业化配套的角度来看，海外大型企业/跨国公司在我国的投资和发展势必带动一批海外中小企业的投资和发展，从而形成专业化配套的合作方式。例如，丰田汽车公司进军中国市场带动为其提供零部件的中小企业跟进，丰田汽车所需零部件约为2-3万个，与丰田公司有直接供货关系的零部件企业近300家，加上非直接供货的二次、三次交易企业总数近千家。再如，台湾明基电脑在苏州新区投资后，也带动了原台湾30多家配套企业陆续落户苏州。

二是业务外包的带动。近年来，跨国公司一个很重要的经营方式是将其部分业务外包，委托最具专业水平的公司生产。由于大型跨国公司主要投资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如大型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等，因此，跨国公司的投资为具有专利技术和专业化生产优势的海外中小企业提供了从事委托生产的分包机遇。因此，跨国公司对华投资也促使海外中小企业来我国投资，寻求合作伙伴。

（三）以日韩中小企业为代表的新一轮海外中小企业对华投资热潮

海外中小企业对华投资是一个持续投资的过程，其投资活动贯穿于我国利用外资二十多年的历史。在我国利用外资初期，海外中小企业的投资构成了我国利用外资的主体。90年代来，跨国公司开始大规模对我国投资后，我国利用外资出现了以跨国公司投资为主导，大、中小企业投资并举的局面。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服务业的开放又促进了海外中小企业的投资，并使中小企业再次成为我国外商投资的主体。日本、韩国中小企业近年的对华投资热潮即可以证明这一点。

1、日本

根据日本国际合作银行2002年对792家在国外设有法人公司的日本制造业企业所进行的问卷调查，71.6%的企业提出今后3年将继续加强和扩大海外业务，计划扩大海外业务的企业比重比2000年度调查结果提高了17.1个百分点之多，可见日本企业的对外产业转移今后将以较快的增长速度继续扩大。其中82%的企业认为中国是最有前途的产业转移对象国（可重复选择），比2000年调查结果提高13个百分点，已经连续4年居各国（地区）之首。此外，今后3年计划扩大海外业务的企业中76.3%的企业回答将扩大在中国的业务，比2000年度调查结果提高了16.8个百分点。因此，今后中国将成为日本包括直接投资在内的产业转移的主要目的地。

据商务部统计，2003年，日商在华新设立企业3,245家，合同外资金额79.55亿美元,实际投入外资金额50.54亿美元，比2002年同期分别增长了18.54%,50.16%和20.62%。2002年，日本中小企业信用金库客户企业的海外投资中，对华投资项目仍达到50%以上。因此，日本中小企业已再次成为日本对华投资的主要力量。

2、韩国

根据韩国进出口银行和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今年6月公布的资料，截止2004年4月，韩国对华投资中，大企业投资为2.33亿美元，而中小企业则达到3.35亿美元；在投资项目数量上，大企业为26项，中小企业为233项，中小企业投资已构成韩国对华投资的主体。2003年，韩国大企业对华投资项目为43项，投资额为4.75亿美元；中小企业的投资项目为1,134项，投资额达到7.96亿美元，大大超过韩国大企业的投资。显然，近几年韩国对我国的投资中，很大一部分是由韩国中小企业进行的。

三、吸引中小企业对华投资策略思考

（一）要了解各国中小企业在华投资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招商工作

各国中小企业在华投资都有一定的特点，对于这些特点的把握又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吸引中小企业来华投资，以日本、韩国企业为例，日本中小企业在华投资的市场特点主要有：在华投资的企业主要是想利用中国廉价、丰富的劳动力；产品的原材料采购地主要是中国本地企业，其次是日本总部；日资投资设立企业较为慎重，要反复多次进行市场调查研究，而且注重在当地设立企业的技术革新和产品更新，以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韩国中小企业在华投资的市场特点主要有：韩企多采取“技术研究和开发在韩国，而产品在中国当地生产”的投资方式；产品所需原材料一般也是海外进口，多数是来自韩国；中小企业所投资也多数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集中在山东、天津、辽宁等环渤海地区，主要是追求费用最低，因为许多在华韩资企业生产的原料和产品的销售市场都在韩国，在这一地区投资布局可最大限度地降低运输费用。对于比较符合这些企业在华投资要求的地方就可以加大对它们的招商引资力度，突出重点，这样成功几率就比较大。

（二）要解决制约中小企业对华投资的主要问题，保护中小企业对华投资积极性

由于存在着文化背景与国情差异，如与本国市场运作模式、企业管理和办事方式等方面的差异，海外中小企业来我国投资不可避免地遭遇和面临各种不同的困难和问题。

1、知识产权保护不够。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在加入WTO后有了很大的进步，企业侵权的现象还是时有发生，这就令外商投资企业很是担心。中小企业因为所处经营环境严峻，更加注意保护自有技术和知识产权，对仿冒问题高度关注。由于专利、创新、专有技术等是中小企业其谋求生存的唯一法宝，一旦失去，将可能危及其存亡，因而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担心成为导致部分日本中小企业对华投资谨慎的因素之一。

2、资金特别是流动资金不足，及企业的融资问题历来是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型企业面临的首要问题。北京瑞士商务促进中心调查认为，中小企业来华投资设立新公司通常需要支付多项日常费用，及大量的项目前期费用，如律师咨询、翻译，以及其他行政费用等，因此高昂的项目启动费用使许多瑞士小企业望而却步。

3、大多为劳动密集型企业，缺乏技术创新能力。在内地投资的众多香港中小型企业就属此种情况。由于国内加快对外商投资企业实施国民待遇，外商原先享有的一些优惠政策也在逐渐减少，加上国内资源趋紧，这些因素均可能导致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运营成本上升，利润下降。因此，香港投资商感到其享有的优势正在减少。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4、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由于大型跨国公司的进入及近年来国内企业的迅速发展，国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使中小企业对华投资受到一定的制约。面对愈来愈激烈的市场竞争，特别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大型企业及跨国公司在市场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海外中小企业对我国的投资和发展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

因此，我国要能清楚的意识到中小企业在华投资遇到的普遍问题，能及时为他们解决。在宏观政策上，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同时为在华投资的中小企业提供相应的便捷的融资渠道，鼓励它们进行技术创新，为它们在中国的生存提供比较宽松的环境。

（三）要抓重点，讲政策、讲策略、讲服务

1、抓重点。中小企业数以万计，如何吸引那些能适合本地发展的中小企业前来投资，需要进行细致的研究，需要抓住重点。例如，可以选择一些发展前景好、技术含量高、有助于国内中型企业和地方经济发展的中小型合作项目，有针对性地向国外中小企业推荐。

2、讲政策。主要是产业政策。我国利用外资已经进入到一个新了阶段。国家对利用外资制定了一系列产业政策，重点鼓励外资投资于中西部地区、高科技和基础设施领域，以利提高我企业的技术水平，提升我产业的配套能力和竞争力。因此要有意识地吸引拥有高新技术的中小企业。

例如，日本中小企业在产品、技术等硬件方面依然具有相当强的国际竞争力。根据日本专利厅和中小企业厅统计，2001年受理申请专利439175件，实用新方案8806件，新设计39423件，其中来自中小企业的分别占21%、17%、23%。可见日本中小企业技术研发创新能力依然不弱。日本中小企业依然拥有不少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技术，如能善加引导，将对我国经济、科技发展有所裨益。因此，我们对于中小企业投资不应只着眼其投资规模，而应更加注重其先进技术对我国的积极作用，借此提高制造技术和零部件生产能力，促进我国企业技术革新，逐渐改变中国仅作为外资企业加工基地的现状。

3、讲策略。吸引中小企业前来投资，还需要讲策略，既不能不重视中小企业，又不能过于心急，盲目引进。目前看来，劳动力价格和巨大的市场仍是我国引资的优势，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认识到前往中国投资的必要性，尚未前往中国的企业则深感来自在华日资企业的有力竞争，形势迫使他们不得不放眼中国市场，我国进一步吸引其投资是有可能的。因此，对中小企业的投资地域和投资领域要加以妥善引导，有的放矢招商，提高招商引资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将资金引向我确实需要投入的领域。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要认真研究中小企业最可能投向的行业。以日本为例，从不同产业的投资趋向来看，在日本的主要行业中，汽车工业生产企业计划3年内扩大和加强海外业务的比重最高，达到90%，其次是一般机械（74.5%）、电气机械、电子设备（72.3%）、化学工业（70%）等。另外，日本对华产业转移（包括直接投资、当地投资企业增资或扩大销售以及产品研究开发、向中国国内企业委托生产、收购中国国内企业产品等）趋势将进一步加快，其中运输设备、机械、电气电子机械、化工等资本密集型产业领域的投资有可能超过其他产业。由于不少日本中小企业拥有独到的先进生产技术，又与大企业存在依附关系，需要追随大企业的海外发展步伐。因此，日本大企业对华投资将会使中小企业产生跟进需求。

4、讲服务。能否做好服务是引资的关键，特别是对于日韩这种非常注重人情和人际关系国家的企业来说。

对华投资范文篇6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5年4月20日向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5年会提交的一份题为《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中国》的主题报告显示，截至2003年底，中国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621亿美元，但如果考虑外商投资企业的终止运营、资产折旧和撤资等因素，2003年底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为2600亿美元，相当于当年GDP的18%左右，低于27%的世界平均水平。至2003年底，在累计批准设立的46万多家外商投资企业中，已终止或已停止运营的企业逾23万家，约占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50％，现存注册运营外商投资企业约23万家。即：在已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中，失败、中止、撤退的比例高达50%。这其中，由于跨国公司撤资引起的企业终止或停止运营占了一定的比重。详细情况如表1所示。

典型行业撤资原因分析

乳业。导致国际乳业跨国公司撤离中国市场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国际乳业跨国公司过高和过于乐观地估计了中国奶品市场的培育与发展速度，短期内即形成消费市场尚不具备充分的条件；产品多走高价位路线，与中国百姓的实际收入水平相差甚远；中国的奶品市场发育还不成熟，市场秩序较为混乱尚未完全理顺。无序的多发的价格战、造假等，使外商无可适从；对中国的饮食文化、消费习惯、消费能力、消费选择、消费对象、消费特点等不甚清楚，经营理念未完全迎合中国人的消费观念和习惯；缺失奶源优势及对奶源的控制权。大部分的国际乳业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后，多把精力和资本都投放在奶品加工、奶品市场销售这两个环节上，对奶源往往掌握不了主动权，缺失奶源优势；管理成本过重，有人曾作过成本分析，认为外资的产品成本中的管理成本普遍高出中国国内企业的20-30%；公司选址和产品市场定位偏差；国际乳业跨国公司巨头，其中大部分在刚进入中国之时，落脚点都选择在中国的北部，而中国的北部恰恰是奶源的高度集中点和牛奶消费的冷点。

电力行业。导致电子行业撤资的原因主要有：超国民待遇的取消，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将电力生产领域对外国直接投资(FDI)大幅度开放。由于电力需求强劲，中央和地方政府为了鼓励和吸引外资进入中国电力工业领域，对投资发电行业的外资实行“三保”政策，即保电量，保电价，保回报，承诺高达15%到20%的固定回报率。2002年中国电力体制改革确定了竞价上网的基本方向，随着优惠政策的逐步取消，外资回报率明显下降。2004年下降到5％。

煤价上涨影响电力利润。从2003年开始，新一轮电力紧缺所导致的发电用煤供应紧张使外资发电厂面临更大的困境，众多的外资和民营电厂都只能到市场上去购买高价燃煤，由于煤炭价格大幅度上扬但电价由于管制而几乎未有变动，令外资发电企业损失惨重。

电力体制改革进程缓慢。中国电力投资领域市场准入程序复杂，审批周期较长，而正处在改革过程中的电力市场却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即中国电力体制改革走向不明，以及当前电力领域的低市场化程度和对未来电力市场前景的谨慎态度，导致了外国电力资本撤离中国或止步不前。

电力投资政策变化频繁。电力投资大，回收期长，其间可以发生很多情况。在中国的现有体制下，其经济政策投资政策常常不能正确预判，因而造成“政策多变”。外商普遍认为中国电力投资环境依然存在一些不明朗因素。

投资方母国电力市场诱人。自2003年8月美国发生大面积停电事件以来，民众要求政府增加电力投资的呼声日益高涨。美国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提议对电力行业结构进行重组改造，要求电力公司整修电网,对输电网升级改造。这对跨国企业的抽回资金形成了直接的影响。为了大规模参与美国电力建设新高潮，筹集电网升级改造所需资金，出售海外非核心资产就成为许多美国电力企业的必然选择。

典型国别撤资原因分析

韩国。韩国与中国建交于1992年，当年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额为1.19亿美元，此后逐年增加。至1997年达21.4亿美元。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连续三年出现下降，2000年后开始回升，2001年基本回至金融危机前的水平。1992年至2001年间，韩国对中国的总投资额为123.4亿美元，占同期中国FDI总额的3.32%。

导致韩国撤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包括韩国人的性格。韩国人的性格造成了韩国企业投资轻率，只是靠一时冲动，而不是仔细研究市场前景和当地消费水平。另外，由于中国在很多方面技术水平提升很快，韩国的技术优势越来越不明显，失去了收益的基础。

韩国经济的不景气则是直接原因。韩国2000年GDP增长率是8.8％，2001年的增长率只有4％，这使得韩国企业国内总公司遇到资金困难，周转不济，对外投资能力下降，收缩对外投资成难免之势。

韩国对中国的投资受投资地域限制的影响较大。投资地大多集中于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东、北京、天津等东北部地区和环渤海地区，从数量上看，投资于该地区的数额占到了韩国对华投资总件数的83.2%，占到了总投资额的66。2%，从产业分布上看，则主要集中于纺织、服饰、玩具、皮革等劳动密集型，其主要是出于对中国廉价劳动力的考虑，另外则是由于东北地区，特别是朝鲜族聚集区语言沟通便利。但对投资的经济发展状况及投资环境考虑较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韩资企业的经营带来了困难。

最后就是由于经营成本的逆转。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韩国经济大受影响，韩国国内资本不足问题日益突出，各企业纷纷缩减对外投资。此外，金融危机后，韩国国内劳动力成本大幅降低，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下降，再者，随着中国加入WTO，关税下调，部分韩国商品可自由进入中国，也进一步促使部分韩国国内产品的生产成本反低于在中国制造。

日本。日本经产省直属的日本贸易振兴会200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中国的日本三资企业6—7成为盈利，2成左右收支平衡，1成多为赤字或撤退。可见，日本在华投资企业的撤退比例是偏低的。以1995年为例，日本企业从中国撤资总数为8家，居日本海外撤资排序的第9位，占其当年全部撤资比例的3.1%。详细情况见表2。

尽管日本对华投资撤退的比例相对偏低，但从我国的角度分析，日本对华投资确实还存在相当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中国所造成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不亚于撤退资所造成的影响，甚至可能还更为严重。这些问题主要包括日本对中国的投资与欧美国家相比，项目平均规模偏小。尽管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中的大中型项目在不断扩大，但是同欧美国家比起来，平均单项数额仍然偏小。根据日本财务省统计，日本对华投资项目平均规模仅相当于对世界投资平均规模的34%，而面向亚洲、北美洲、欧洲投资的平均规模分别相当于对世界平均水平的46%、152%和118%，这说明日商对中国市场尚存疑虑。另外，企业当地收益再投资比较多，来自日本本土的新项目投资增长并不明显。除此之外，投资企业在人才、零部件采购本地化和技术转移方面的进展落后于欧美企业。

中国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象国中的地位没有明显提高。按照日本财务省报告、申报额统计，2000-2004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只占同期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6.2%，其中2000年仅占2.0%，2004年才提高到12.8%，分别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象国中列第6、第3位。从整个情况看，2004年末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资产余额为202亿美元，只占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资产总额的6.0%，居对美国（1430亿美元、38.5%）、荷兰（365亿美元、9.8%）和英国（268亿美元、7.2%）的投资

之后，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象国中列第4位。

日本垄断性产业的投资落后。如前所述，包括汽车、家用电器和计算机、手机等部分高新技术产业在内，凡是日本与欧美各国激烈竞争的领域，日本企业都迅速扩大了对华投资。然而，在日本高度垄断国际市场和中国市场的领域，日本企业仍继续实行扩大出口的战略，在当地生产方面几乎没有什么进展，其典型是数码家电产业。

投资仍高度集中于沿海地区。根据日本三菱综合研究所2004年7月的统计：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其次是广东、北京、大连和青岛；2003年末，在华日资企业的42.8%集中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

外商撤资所引发的思考

客观地分析中国区位优势

跨国公司“兵退”中国，带给我们的思考是多方面的。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仍普遍较低，相应地，消费水平也不高。而且，就许多行业而言，虽然中国是最有潜力的市场之一，但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尚需时日，短期内市场需求规模不会有想象中那么大；中国的低成本优势正在消失。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运作成本（包括生产成本、管理费用、销售和促销费用、税收等）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低；受以上两个因素的影响，许多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回报率都低于预期水平，也低于在其它亚洲国家的投资回报。这也是为什么欧美跨国公司在增加对华投资的同时，采取的态度越来越谨慎的原因。

冷静地审视引资政策

我国外商投资领域存在两大怪现象：独资企业比例增长的同时，合资企业逐渐减少；吸引新的外资的同时，已投项目大量流产。

目前，在国际上，外商投资的主流模式是并购，90％以上的投资采取的这种模式，但在我国目前这一比例还非常低。近两年来，外商独资企业的比例不断提高，以中外合资、合作形式投资的比例逐渐降低。这反映了大量的外商新增投资与我国现存的国有企业资产并未实现最有效的结合，外资没选择并购而是另起炉灶，致使规模巨大的国有资产闲置。多年来，我国对潜在投资者的挖掘过程中，忽视了对存量资产的盘活问题，更没有过多考虑新增外商投资与国有资产存量的结合问题。

另外一个怪现象是，在引资的同时，又丢掉了一些已经投资的大项目。根源在于，只重视前期招商的环节，忽视了后续服务工作的跟进，最终导致不断增加新项目，但已投资项目没有服务保障而流产。

对撤资的防范策略

对于跨国公司的撤资，既要冷静分析其深层原因，又要采取必要的手段和措施，确保我国引进外资目标的实现。

应进一步调整外资政策，保持外资流入、流出量的稳定性，使之成为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运转的较确定性的因素。同时，调整过度集中的外资来源国结构，避免资本流入量因为某国或某一地区的经济波动受到较大影响。

要进行必要的事前控制。由于东道国事后难以采取有效的措施和政策遏制已经蔓延的撤资行为，因此，加强对外资流动的事前控制就成为我们防止跨国公司撤资以及由此带来突发的负面影响的重要手段。

在管理方面要做好如下工作：为外商提供更完全、更真实的投资信息，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撤资；利用中国产业多层次并存的特点，采取明确的产业优惠政策，变外资撤退为外资在中国境内的产业转移；考虑到外资制度安排的国际竞争，中国在外资制度安排上要保持一定的国际区位比较优势，建立和巩固新的区位优势，防止外资撤退。

保持吸引外资政策的连续性，继续改善投资环境。必须始终坚持积极吸引外资的基本方针。调查表明，尽管我国已经在完善基础设施等“硬件”环境方面取得明显效果，但是诸如政策制定缺乏透明度、变动频繁，政策执行不尽统一、具有随意性，政府工作效率低、缺乏服务意识，市场监管不力、假冒伪劣商品泛滥、乱收费严重等等外商关于“软”环境方面的批评依然强烈。

从现在起，我们应逐步形成一种不仅依靠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的基本格局，在市场准入和政策软环境方面下工夫，并通过大量工作使外资认知这一思路。只有这样，才可能进一步稳定外资的进入与留存。否则，过份依赖优惠政策的外资，一旦优惠政策取消或减少，更易形成撤资事件。

参考文献：

对华投资范文篇7

1.对华投资增势不减,增幅趋缓。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一个更加开放、更加稳定、更富于增长潜力的新兴市场呈现在国际投资者面前,于是,跨国公司纷纷放大在中国的经营目标,延展在中国投资经营的产业链条,中国引进外资再度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在2001年实现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恢复性增长之后,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明显加快了步伐,中国的引进外资实现了在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之后的第二个大幅攀升。

2005年以来,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经营的环境发生了两方面改变。一方面,“民工荒”在珠三角爆发并很快在沿海地区蔓延,由此拉开了中国生产成本上升的序幕。另一方面,2008年初,中国实行两税并轨,年中,中国《反垄断法》生效,外商投资在华的“超国民待遇”时代渐行渐远。在新世纪开局的头10年里,为推动经济转型、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中国大力调整了外资外贸政策,开始由招商引资转变为招商选资。

但是这些变化并没有影响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大局。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基本格局和良好态势没有改变,在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减弱的同时,中国形成了规模庞大、高效率的制造业配套生产体系,这一体系正努力实现着升级换代。同时,中国服务业发展空间可观,中西部地区潜力巨大,并购监管日益规范化,跨国公司在中国拥有明朗且更加有利的发展前景。展望未来,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增长态势基本不会改变,鉴于年度外商投资的基数较大,对华投资的增幅会有所放缓。

2.制造业FDI谋求升级换代

新世纪以来,跨国公司开始调整对华投资的产业结构,力图紧跟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步伐,实现对华投资的升级换代。这一方面表现在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的内移、外迁和就地升级。多数劳动密集型企业选择留下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优化生产模式和产品结构来努力应对成本上升以及经贸摩擦、人民币升值等诸多挑战。

制造业对华投资升级换代的另一方面表现是大量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进入。统计表明,自2000年以来,电子及通信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通用设备和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等制造业的外商投资持续大规模投入,轻纺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入则开始放缓。事实上,中国产业升级的努力为跨国公司提供了新的广阔的发展空间,高新技术产业是近年来外商投资的重点领域,而拥有先进的环保和节能技术的跨国公司更是看到了巨大商机,它们已经在清洁能源等领域展开了激烈竞争。

3.从一般性生产项目导入,到地区总部、研发中心、采购中心的建立;从满足本地需求,追求当地市场,到面向全球市场。跨国公司的投资方式、项目规模、控股比例、投资结构、行业领域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跨国公司呈现新的发展态势。

(1)从合资合作走向独资控股

投资方式从合资、合作走向独资或控股,从绿地投资发展到并购本土企业或上市公司。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投资一般都经过合资、合作的探索磨合阶段,对华投资同样遵循着这一发展过程。从2000年始,在华投资外商独资企业已从量上超过合资企业。一些跨国公司还谋求在中国A股市场上市,深度介入中国资本市场。据分析,跨国公司并购的具体做法有:直接购买股权,增资提高占股比例,设立外资企业收购资产等。

合作方式从产品、一般技术合作,到品牌、标准合作,竞争模式由一般商品竞争转向品牌专利角逐。为强化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跨国公司之间在中国的竞争则从竞争走向“竞合”,在某些领域和项目上合作,建立联盟,优势互补,联手出击。跨国公司在华建立的生产基地、采购中心和研发中心,不仅满足本地需求,而且面对全球市场。

(2)跨行业关联性投资明显增多

投资项目从劳动密集型小项目到资金、技术密集型大项目,项目规模不断扩大。以江苏为例,2001年跨国公司投资单项平均协议金额为2100万美元,大大高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969万美元和1994年的1380万美元。总投资1亿美元以上、协议外资金额5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明显增多。2003年,经国务院和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38个跨国公司投资主要项目总投资额超过120亿美元,一批知名跨国公司投资的重化、能源、汽车、电子等资金和技术密集型项目相继开工建设。

投资行业从一般加工业到制造业、高科技产业、第三产业,层次不断提升,一揽子合作或跨行业关联性投资明显增多。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服务业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跨国公司进入服务领域的势头强劲,会展业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现已经进入了跨国公司视野,一些大型跨国公司开始涉足中国会展业。

二、如何应对跨国公司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首先,中国企业应该发展高级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满足外国跨国公司的需要。以前中国一直凭借改革开放的优惠政策和廉价的劳动力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但是最近几年中国的低劳动力成本正在逐渐消失,因此中国企业应该通过增加技术和管理人员的数量来吸引外商投资,满足外商对中国企业人才的需要。

其次,中国企业应该大力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研发水平,创建属于中国企业的品牌,以此与外资企业竞争,壮大民族工业。尽管吸引外资从总体上看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但是在中国投资的外国跨国公司以市场整合型的占多数,而且目前中国市场上产品的品牌以国外品牌为主,为了保持中国本国企业的产品的市场份额,需要提高企业所生产的产品的科技附加值,以质量创品牌。

再次,中国企业也应该主动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只有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才能有效转移国内的剩余生产能力,或利用国外的技术和市场,从而将国内外的优势结合在一起。

参考文献:

[1]杨朝.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对我国经济的影响[J].当代经理人,2006,(10).

[2]刘寿先.国跨国公司在华并购问题研究[D].山东大学,2005.

[3]苏都巴雅尔曾奕.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J].商场现代化,2006(上旬刊),(472).

对华投资范文篇8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吸引外商投资额最大的国家，但是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性发展很不平衡。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以东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和以京津唐地区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圈。据有关数据显示：目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中有87.84%分布在东部地区，9.09%分布在中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只有3.08%。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对华投资的如此不均衡，跨国公司进行投资区位选择时考虑的因素又有哪些呢？中外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

二、文献回顾

英国学者邓宁在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和卡森的内部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跨国公司及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做了全新的解释。他指出：一个企业进行直接投资是有三个因素决定的，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邓宁把区位优势看作国际投资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并把区位因素归纳为市场因素、贸易壁垒、成本因素和投资环境，随后又补充了语言、习惯等非经济因素。

根据邓宁的理论，伍德沃和罗尔夫对影响出口导向制造业国际分配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根据他们的分析，跟投资选址呈正相关关系的因素有：GDP、汇率贬值、免税期限、自由贸易曲的规模、政治稳定因素、制造业的积聚度、土地面积等；而与选址呈负相关关系的因素有：工资、通货膨胀率、运输费用、工会组织等。

朴商天（2004）以中国市场为研究对象，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性差异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对外开放度、集聚化程度、鼓励政策与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工资水平、研发人力则对直接投资起着反作用。基础设施对选址呈正相关关系，但对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正在减少。

这些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FDI区位选择的动因，前两个是以多个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性，但不可能完全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朴商天虽然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但他只简要的讲述了影响地区性差异的因素，对某些区域存在着哪些具体的问题方面并没有解释。本文根据这些学者提出的因素，结合中国东、中、西部的具体情况，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分布不均衡的原因和由之得出的一些启示。

三、影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

1政策因素

张立（2002）对FDI在我国省际分布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他引入了各省执行FDI优惠政策的时间，结果显示，各省执行优惠政策的时间先后对FDI的流入有着显著的影响。我国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作为政策开放较早的地区，利用自己东南沿海的区位优势、政策优势和劳动力成本优势，通过建立开发区和工业园区，最先成为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的集中区。1992年中国开放内陆城市并实行也沿海地区相同的鼓励政策，推动了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近几年外商对中西部的投资有所增长，特别是长江中上游地区，如安徽、江西、湖北、云南、贵州等省份。差距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但中西部地区已经开始了引进外资的征程。

2劳动力成本及工资水平因素

劳动力成本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策的成本因素中最为主要的成本。Austin(1990)强调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主要原因在于低工资水平，工资高低与外商投资呈负相关关系。朴商天（2004）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这一关系的正确性。作为人口大国，中国具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这种成本竞争优势对跨国公司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劳动力导向战略是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重要的区位选择战略。除了成本因素，劳动力素质也直接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特别是在一个东道国内部，低劳动力成本经常意味着低的劳动生产率，只有那些低成本并且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区位，才能比低成本、低劳动生产率的区位更具有吸引力，这就是外资没有因为劳动力成本低而大量流向中西部地区的原因。

但是过高的工资水平也会抑制外资的流入。以长江三角洲职工平均工资衡量的劳动力成本显示，上海、宁波、杭州、南京和苏州等地的工资水平，远高于长江以北地区城市。工资成本对FDI分布的影响就是，未来的长三角地区外资可能会更倾向于投资到工资水平较低的周边地区，甚至转移到区外。工资成本的上升对长三角的外资流入是一个不利因素。

3土地成本因素

珠三角地区开发较早，当外资聚集到一定程度后，可利用的土地越来越少，而成本不断攀升，对FDI起到了明显的抑制作用。按2002年单位土地面积的GDP衡量，深圳、汕头、广州、海口和福州等珠三角城市的土地成本在全国排在前列。自90年代以来，珠江三角洲在引进外资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而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的比重在持续上升。

4.基础设施质量

基础设施（公路、铁路、港口和信息通讯等）和基础工业的发展状况决定着社会生产的规模和效益，特别是具备一定投资规模的大型企业，如果生存在一个基础设施薄弱的经济环境中，将会导致投资收益递减。在我国，各地区的投资硬环境差异非常大，例如东部沿海的广东省和江苏省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目前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相当完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1年，东部地区的交通线路综合密度为1597公里/平方公里，同期中部地区为680公里/平方公里，而西部仅为29公里/平方公里，与东中部地区相差甚远，成为外资进入的“瓶颈”。

5集聚效应区域产业基础是吸引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全球80％的FDI集中在发达工业化国家（hakrabarti，2003），外国资本在这些国家的投入也更加集中；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的分布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集聚效应（Figueiredoetal，2000），区域产业基础越强，外资企业越多，外商就越容易在该地区投资。Headetal（1996）对我国931家外资企业进行了研究，发现有“吸引力”的城市——那些具有良好产业基础的城市——获得了更多的投资，而集聚效应则放大了政策的直接影响。

对于集聚现象，Krugman（1991）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研究视角。他结合城市经济学和区域科学，认为：聚集效应的关键是规模经济，特别是外部规模经济；聚集能导致生产某一种产品的平均成本下降，进而产生递增的规模效应。聚集效应体现出一种路径依赖，进而影响后续FDI的聚集(吴丰，2001)。外商直接投资的聚集效应体现在增量FDI的区位选择受到特定区位的FDI存量的影响，即当某一地区的外商资本控制的厂商越多，新的外商就更倾向于投资该区域国家或区域(许罗丹、谭卫红，2003)。许罗丹、谭卫红(2003)、王剑、徐康宁(2004)、吴丰(2001，2002)对FDI在中国表现出的聚集效应进行了研究阐述，均认为外商投资的聚集效应明显。为了在运输成本最小化的条件下实现规模经济，制造企业倾向于在有巨大需求的市场或潜在市场区域选址，而需求本身的定位取决于制造业的分布。区域产业基础与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入具有双向促进关系。资本的进入增强了该地区的产业能力，同时也强化了外资的集聚机制。以苏州为例，该地区的IT制造业目前已具备了相当完整的产业链，在开发区周围25公里内可以达到98％的产业配套率。这种配套体系在吸引跨国公司进入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苏州由此成为全球IT制造业最重要的集聚区之一。台湾十大笔记本电脑公司有九家在苏州投资，包括明基、华硕、华宇、台达在内的台湾20家最大的电子信息企业，有16家人驻苏州，随后相关配套企业相继进驻，产品包括线路板、电脑配件、主机板、扫描仪、鼠标器、及电池和笔记本电脑等等，共有1500余家IT企业，形成较为齐全的IT产业配套体系，这种产业链投资方式既使企业具备了较强的竞争优势，又增加了苏州招商引资的吸引力。

行业的地区集中可以提供一个足够大的市场使得各种各样的专业化供应商得以生存。在我国，另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是广东东莞，这里集中了大量的来自海外特别是台湾地区的计算机和电子设备制造商，是公认的全国电子产品配套能力最强的地区，在此设厂，有助于厂商增强其竞争力和建立竞争优势。有了特定产业的聚集，就能吸引相关的FDI进入，而我国西部就非常缺乏这种聚集，是吸引FDI的薄弱环节。

6“核心一”体系（CPS）。在对外直接投资比较集中的地区，往往会形成“核心一”体系（CPS），在空间一上的表现即为围绕“核心”区域形成的“核心一”（CP）结构。因此，与核心区域的地理接近性，成为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我国“核心-”体系的结构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与投资国相邻，易于吸引投资。例如我国广东的东莞、深圳等地区，由于毗邻香港，而成为外资最先进入我国的地区之一。山东的青岛、威海等地则由于与日本、韩国接近，而成为日资和韩资集中的地区。CP结构形成后，会在该地区产生一种引力，企业在选址时将遵循引力模型中所描述的企业关系，形成集聚效应。第二种是对外直接投资在核心区域选址后，吸引了大批跨国配套企业进入，这些企业在核心区域附近选址，形成了以产业配套为特点的区域。1993年，台湾明基公司在苏州新区投资设厂，同时还召集其台湾核心配套厂商，吴江由于具有土地和区位优势成功吸引了一大批配套企业人驻，从而在以苏州为核心，以吴江为的地区形成了以产业配套协作体系为特点的CP结构。

基于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促进区域经济特别是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几点启示：

1.接受并推行投资自由化

加快西部对外开放的基本方向是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主要是指那些有利于促进长期性外国直接投资的自由化政策，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促进市场竞争原则，通过减少或消除特别针对外国投资者所采取的歧视性措施，取消市场准入限制，促进市场竞争。外国直接投资参与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的潜力也非常巨大，要创造宽松的环境，鼓励外资进入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优先发展领域，允许外资公平参与国家重大工程项目或公共项目的公开竞争招标。二是享受国民待遇的原则，即外国投资者的待遇等同于本国投资者，一方面，应取消对外资企业在税收等方面“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另一方面，应取消对外资企业贷款、融资、投资等方面“非国民待遇”的歧视性措施，严禁对各类外资企业乱收费和变相增加非生产性负担。三是提供制度保护原则。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发挥市场经济机制来促进投资自由化和吸引外资，同时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制定相应的竞争性政策，以抑制某些私人投资和贸易的负面影响对市场竞争的破坏效应。四是尽量减少本是不必要的，繁琐的政府干预。无论是提高企业经济绩效，还是提高西部地区整个经济的效率，关键是增强市场的竞争性。在此意义上，投资自由化就是经济市场化，竞争游戏规则的公平、公开化以及监督机制的透明化、制度化。

2.积极开发人力资源

就西部而言，开发人力资源具有尤其重要的特殊意义。因为西部地区最大的资源是人力资源，也是中国目前就业压力最大的主要地区之一，由于政府投资本身创造不了多少就业，因此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有效的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吸引外国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这对扩大就业、缓解失业压力具有重要作用。这就要求政府不仅要实行直接影响FDI的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更重要的是要将人力资源开发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包括大力发展教育，积极培育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鼓励外资企业对其员工进行人力资源开发以提供更多的培训机会，增加中央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鼓励少数民族控制人口增长，在逐步解决“收入贫困”的过程中逐步解决“人类贫困”、“知识贫困”和“文化贫困”问题等。

3.实行跨国公司友好型政策，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吸引跨国公司直接投资

吸引跨国公司是中国和西部获取全球知识与技术的重要来源，也是西部缩小与东部和发达国家知识与技术差距的重要途径。提高西部地区产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善待跨国公司，把吸引跨国公司的技术、资金与西部和中国相对巨大的消费市场等互补性优势结合起来，吸引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国际竞争力最强的跨国公司大规模投资于西部，并发展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的后项联系，鼓励与本地区著名的大企业联盟，提高其市场竞争力。这是西部开发最好的吸引外资策略。

对华投资范文篇9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吸引外商投资额最大的国家，但是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性发展很不平衡。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以东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和以京津唐地区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圈。据有关数据显示：目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中有87.84%分布在东部地区，9.09%分布在中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只有3.08%。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对华投资的如此不均衡，跨国公司进行投资区位选择时考虑的因素又有哪些呢？中外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

二、文献回顾

英国学者邓宁在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和卡森的内部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跨国公司及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做了全新的解释。他指出：一个企业进行直接投资是有三个因素决定的，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邓宁把区位优势看作国际投资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并把区位因素归纳为市场因素、贸易壁垒、成本因素和投资环境，随后又补充了语言、习惯等非经济因素。

根据邓宁的理论，伍德沃和罗尔夫对影响出口导向制造业国际分配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根据他们的分析，跟投资选址呈正相关关系的因素有：GDP、汇率贬值、免税期限、自由贸易曲的规模、政治稳定因素、制造业的积聚度、土地面积等；而与选址呈负相关关系的因素有：工资、通货膨胀率、运输费用、工会组织等。

朴商天（2004）以中国市场为研究对象，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性差异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对外开放度、集聚化程度、鼓励政策与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工资水平、研发人力则对直接投资起着反作用。基础设施对选址呈正相关关系，但对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正在减少。

这些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FDI区位选择的动因，前两个是以多个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性，但不可能完全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朴商天虽然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但他只简要的讲述了影响地区性差异的因素，对某些区域存在着哪些具体的问题方面并没有解释。本文根据这些学者提出的因素，结合中国东、中、西部的具体情况，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分布不均衡的原因和由之得出的一些启示。

三、影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

1政策因素

张立（2002）对FDI在我国省际分布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他引入了各省执行FDI优惠政策的时间，结果显示，各省执行优惠政策的时间先后对FDI的流入有着显著的影响。我国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作为政策开放较早的地区，利用自己东南沿海的区位优势、政策优势和劳动力成本优势，通过建立开发区和工业园区，最先成为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的集中区。1992年中国开放内陆城市并实行也沿海地区相同的鼓励政策，推动了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近几年外商对中西部的投资有所增长，特别是长江中上游地区，如安徽、江西、湖北、云南、贵州等省份。差距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但中西部地区已经开始了引进外资的征程。

2劳动力成本及工资水平因素

劳动力成本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策的成本因素中最为主要的成本。Austin(1990)强调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主要原因在于低工资水平，工资高低与外商投资呈负相关关系。朴商天（2004）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这一关系的正确性。作为人口大国，中国具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这种成本竞争优势对跨国公司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劳动力导向战略是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重要的区位选择战略。除了成本因素，劳动力素质也直接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特别是在一个东道国内部，低劳动力成本经常意味着低的劳动生产率，只有那些低成本并且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区位，才能比低成本、低劳动生产率的区位更具有吸引力，这就是外资没有因为劳动力成本低而大量流向中西部地区的原因。

但是过高的工资水平也会抑制外资的流入。以长江三角洲职工平均工资衡量的劳动力成本显示，上海、宁波、杭州、南京和苏州等地的工资水平，远高于长江以北地区城市。工资成本对FDI分布的影响就是，未来的长三角地区外资可能会更倾向于投资到工资水平较低的周边地区，甚至转移到区外。工资成本的上升对长三角的外资流入是一个不利因素。

3土地成本因素

珠三角地区开发较早，当外资聚集到一定程度后，可利用的土地越来越少，而成本不断攀升，对FDI起到了明显的抑制作用。按2002年单位土地面积的GDP衡量，深圳、汕头、广州、海口和福州等珠三角城市的土地成本在全国排在前列。自90年代以来，珠江三角洲在引进外资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而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的比重在持续上升。

4.基础设施质量

基础设施（公路、铁路、港口和信息通讯等）和基础工业的发展状况决定着社会生产的规模和效益，特别是具备一定投资规模的大型企业，如果生存在一个基础设施薄弱的经济环境中，将会导致投资收益递减。在我国，各地区的投资硬环境差异非常大，例如东部沿海的广东省和江苏省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目前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相当完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1年，东部地区的交通线路综合密度为1597公里/平方公里，同期中部地区为680公里/平方公里，而西部仅为29公里/平方公里，与东中部地区相差甚远，成为外资进入的“瓶颈”。

5集聚效应区域产业基础是吸引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全球80％的FDI集中在发达工业化国家（hakrabarti，2003），外国资本在这些国家的投入也更加集中；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的分布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集聚效应（Figueiredoetal，2000），区域产业基础越强，外资企业越多，外商就越容易在该地区投资。Headetal（1996）对我国931家外资企业进行了研究，发现有“吸引力”的城市——那些具有良好产业基础的城市——获得了更多的投资，而集聚效应则放大了政策的直接影响。

对于集聚现象，Krugman（1991）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研究视角。他结合城市经济学和区域科学，认为：聚集效应的关键是规模经济，特别是外部规模经济；聚集能导致生产某一种产品的平均成本下降，进而产生递增的规模效应。聚集效应体现出一种路径依赖，进而影响后续FDI的聚集(吴丰，2001)。外商直接投资的聚集效应体现在增量FDI的区位选择受到特定区位的FDI存量的影响，即当某一地区的外商资本控制的厂商越多，新的外商就更倾向于投资该区域国家或区域(许罗丹、谭卫红，2003)。许罗丹、谭卫红(2003)、王剑、徐康宁(2004)、吴丰(2001，2002)对FDI在中国表现出的聚集效应进行了研究阐述，均认为外商投资的聚集效应明显。为了在运输成本最小化的条件下实现规模经济，制造企业倾向于在有巨大需求的市场或潜在市场区域选址，而需求本身的定位取决于制造业的分布区域产业基础与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入具有双向促进关系。资本的进入增强了该地区的产业能力，同时也强化了外资的集聚机制。以苏州为例，该地区的IT制造业目前已具备了相当完整的产业链，在开发区周围25公里内可以达到98％的产业配套率。这种配套体系在吸引跨国公司进入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苏州由此成为全球IT制造业最重要的集聚区之一。台湾十大笔记本电脑公司有九家在苏州投资，包括明基、华硕、华宇、台达在内的台湾20家最大的电子信息企业，有16家人驻苏州，随后相关配套企业相继进驻，产品包括线路板、电脑配件、主机板、扫描仪、鼠标器、及电池和笔记本电脑等等，共有1500余家IT企业，形成较为齐全的IT产业配套体系，这种产业链投资方式既使企业具备了较强的竞争优势，又增加了苏州招商引资的吸引力。

行业的地区集中可以提供一个足够大的市场使得各种各样的专业化供应商得以生存。在我国，另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是广东东莞，这里集中了大量的来自海外特别是台湾地区的计算机和电子设备制造商，是公认的全国电子产品配套能力最强的地区，在此设厂，有助于厂商增强其竞争力和建立竞争优势。有了特定产业的聚集，就能吸引相关的FDI进入，而我国西部就非常缺乏这种聚集，是吸引FDI的薄弱环节。

6“核心一”体系（CPS）。在对外直接投资比较集中的地区，往往会形成“核心一”体系（CPS），在空间一上的表现即为围绕“核心”区域形成的“核心一”（CP）结构。因此，与核心区域的地理接近性，成为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我国“核心-”体系的结构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与投资国相邻，易于吸引投资。例如我国广东的东莞、深圳等地区，由于毗邻香港，而成为外资最先进入我国的地区之一。山东的青岛、威海等地则由于与日本、韩国接近，而成为日资和韩资集中的地区。CP结构形成后，会在该地区产生一种引力，企业在选址时将遵循引力模型中所描述的企业关系，形成集聚效应。第二种是对外直接投资在核心区域选址后，吸引了大批跨国配套企业进入，这些企业在核心区域附近选址，形成了以产业配套为特点的区域。1993年，台湾明基公司在苏州新区投资设厂，同时还召集其台湾核心配套厂商，吴江由于具有土地和区位优势成功吸引了一大批配套企业人驻，从而在以苏州为核心，以吴江为的地区形成了以产业配套协作体系为特点的CP结构。

基于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促进区域经济特别是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几点启示：

1.接受并推行投资自由化

加快西部对外开放的基本方向是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主要是指那些有利于促进长期性外国直接投资的自由化政策，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促进市场竞争原则，通过减少或消除特别针对外国投资者所采取的歧视性措施，取消市场准入限制，促进市场竞争。外国直接投资参与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的潜力也非常巨大，要创造宽松的环境，鼓励外资进入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优先发展领域，允许外资公平参与国家重大工程项目或公共项目的公开竞争招标。二是享受国民待遇的原则，即外国投资者的待遇等同于本国投资者，一方面，应取消对外资企业在税收等方面“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另一方面，应取消对外资企业贷款、融资、投资等方面“非国民待遇”的歧视性措施，严禁对各类外资企业乱收费和变相增加非生产性负担。三是提供制度保护原则。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发挥市场经济机制来促进投资自由化和吸引外资，同时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制定相应的竞争性政策，以抑制某些私人投资和贸易的负面影响对市场竞争的破坏效应。四是尽量减少本是不必要的，繁琐的政府干预。无论是提高企业经济绩效，还是提高西部地区整个经济的效率，关键是增强市场的竞争性。在此意义上，投资自由化就是经济市场化，竞争游戏规则的公平、公开化以及监督机制的透明化、制度化。

2.积极开发人力资源

就西部而言，开发人力资源具有尤其重要的特殊意义。因为西部地区最大的资源是人力资源，也是中国目前就业压力最大的主要地区之一，由于政府投资本身创造不了多少就业，因此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有效的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吸引外国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这对扩大就业、缓解失业压力具有重要作用。这就要求政府不仅要实行直接影响FDI的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更重要的是要将人力资源开发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包括大力发展教育，积极培育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鼓励外资企业对其员工进行人力资源开发以提供更多的培训机会，增加中央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鼓励少数民族控制人口增长，在逐步解决“收入贫困”的过程中逐步解决“人类贫困”、“知识贫困”和“文化贫困”问题等。

3.实行跨国公司友好型政策，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吸引跨国公司直接投资

吸引跨国公司是中国和西部获取全球知识与技术的重要来源，也是西部缩小与东部和发达国家知识与技术差距的重要途径。提高西部地区产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善待跨国公司，把吸引跨国公司的技术、资金与西部和中国相对巨大的消费市场等互补性优势结合起来，吸引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国际竞争力最强的跨国公司大规模投资于西部，并发展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的后项联系，鼓励与本地区著名的大企业联盟，提高其市场竞争力。这是西部开发最好的吸引外资策略。

对华投资范文篇10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涉及领域较广，从交通、通信等基础部门和能源、原材料等基础产业到汽车、石化、机械、电子、房地产等支柱产业及商业、餐饮等都有跨国公司的投资。加入WTO后，我国逐步开放电信业、银行业、保险业、专业服务业四个新的投资领域，众多跨国公司为开辟自己的投资新渠道、迅速抢占中国市场而积极准备。一些外资银行纷纷与十大股份制银行及各大城市商业银行等进行密切接触。在资本市场，目前许多跨国公司在A股市场开展积极的并购活动，一些资本来源较为广泛的跨国公司将成为在我国A股市场展开并购活动的主力军。从操作方式来看，跨国公司以在我国设立合资合作公司作为起点、以并购等方式加入上市公司股权之中的行为呈明显增加趋势。

二、跨国公司投资重点领域由传统制造业转向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

近年来，跨国公司的高新技术产业对华投资步伐大大加快，这与其早期对华投资主要集中于一些技术含量不高的传统制造业已有了明显的区别。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把技术含量很高的高端产品直接放到我国生产。据对500强在华投资的调查显示，他们投资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电子及通信设备、机械、交通运输设备、化学制品等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的行业。500强在上述49个行业的投资项目合计486个，占500强在中国投资项目总数的40%；投资规模合计166110亿美元，占其在中国投资总规模的55%。从全球来看，跨国公司对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都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和提高。而我国加入WTO，又为跨国公司扩大服务业投资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根据入世承诺，我国加入WTO后，将逐步开放金融服务业、旅游业、传媒业、批发零售业、保险业等广泛的服务业，并规定有3-5年的过渡期及相关限制性措施。因此，在过渡期内，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一般是在不超过股权限制比例的前提下，先通过合资合作以求在中国市场占据一席之地。

三、跨国公司加大了技术转让的力度提升产业水平

当今国际市场竞争的实质是科技的竞争。跨国公司凭借自身强大的研究开发能力，成为世界高新技术的主要创新者和垄断者。因此，跨国公司对东道国技术转让的力度大小直接影响着该国技术水平和产业的升级换代。一般来说，跨国公司为了获取高额垄断利润，技术转让是以跨国公司的生产转移为先导。由于其对技术的垄断性，他们会全力阻止技术传递（外溢）到发展中国家，而目前这一情况已有所改变。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众多跨国公司在技术转让方面纷纷加大力度。如1997年调研结果显示，真正在中国市场使用母公司先进技术的只有13%，到2001年，这个数字急剧增长到41%。1997年，外资企业在中国合资生产的轿车中几乎没有可以被归入最先进的技术和产品，而2002年下线的13款合资新轿车中至少10款是与全球同步的。

世界500强等跨国公司

对华投资对投资环境的新要求

一、对集聚经济的追求

集聚经济是指由于经济活动和相关生产设施的区域集中而形成的正的外部性以及规模和范围经济。跨国公司对集聚经济的追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产业基础和产业配套能力的要求。地区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和良好的产业基础往往来自于特定产业在该地区集中。跨国公司对制造业进行纵向一体化投资时要求该地区有良好的产业基础作为依托。体现在：生产上有前向、后向和水平联系的供应商、生产商和销售商之间的合作紧密，原材料能及时获得，中间产品能快速转产，最终产品能迅速销售，不断降低运输及库存费用，同时能对产品的技术水平和质量有充分的保障。

2.对城市化的要求。城市化集聚效应主要体现在：第一，本地区和周围地区的市场的潜在规模。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区人口规模增长较快，从而促使城市市场规模相应扩大，这对市场导向性的投资有较大吸引力。第二，服务业的集聚效应。大城市往往是大学或研究机构、金融机构、法律咨询、广告等中介服务组织的密集区。跨国公司制造业投资系统化过程中，需要服务业的配套支持，需要建立采购中心、研发中心和销售中心等服务性机构。第三，基础设施规模效应。基础设施是维系各类生产和生活活动的基本物质条件，不可或缺。从经济角度讲，基础设施的建设必须有一个人口限度支持，如航空港建设。没有足够的人口支持，效益就会非常低下。城市化程度高的地区有足够的人口支持为基础设施建设创造必要的条件，而优越的基础设施又会是吸引外资的重要优势。当地基础设施条件好，意味着区域内部人流、物流、信息流的载体容量大，整体功能强，也意味着使各种“流”向外辐射的能力强。

3.对外资集聚程度的要求。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FDI增量的区位选择受到特定区位FDI存量的影响。外商投资决策受许多内部和外部不确定性的影响。外商作为一个“陌生人”对某地区进行投资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在收集公用信息（如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和外资政策）和专用信息（如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外资政策的具体执行情况等）时又会涉及较高的信息成本。为避免这种问题，外商在选择投资区位的时候往往会采取“跟进”策略，选取外资集聚地进行投资。

二、对法制与政策环境的要求

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呈现系统化投资、产业链投资、研发本土化和技术转让增多等特点。在这过程当中，跨国公司的投资规模、项目品种和投资范围都将增加，公司运作开始集合各种社会条件和因素，通过法律手段、法律形式表现出来，并通过一定的法制体制实现其作用和效力、指挥分支机构实施其权威性。因此，他们比一般外商更注重投资区域立法的完善程度和政策环境。大型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地区总部之所以“入境问法”的理由就在于此。他们坚信，他们的投资业务升级的前提条件是法制环境和政策环境有较大的改善。

三、政府职能部门工作效率和服务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