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范文10篇

对华范文篇1

我国遭受外国反倾销指控与改革开放的进程相伴相生。据统计，20世纪70年代（以下均指20世纪）仅2起，80年代平均每年6起，90年代平均每年高达29起之多，我国实际上已成为当今国际反倾销的最大受害者[1]。面对汹涌而来的反倾销浪潮，扯掉外国对华反倾销的“幌子”，尽快制定具体的应对策略已成为我国当前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一、外国对华反倾销的主要特征

（一）对华实施反倾销的国家增多，欧盟位居多国之首

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对我国商品提出反倾销调查的国家和地区也日益增多。80年代，对我国实施反倾销的国家基本上集中在欧共体、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其中欧共体26起，美国18起，澳大利亚7起。进入90年代以来，外国对华反倾销的势头愈发猛烈，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墨西哥、伊朗、智利等也纷纷加入到对华反倾销调查的行列。据最新资料显示，截止到2000年底，共有29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出口商品提出反倾销调查，涉案数412起，涉案金额高达数百亿美元。其中欧盟99起，美国78起，两地合计占总数的43%；印度更是后来居上，对华反倾销指控达38起，名列第3位；澳大利亚、阿根廷、南非、墨西哥4国对华反倾销投诉也均超过20起。另据统计，仅2000年我国出口商品遭受反倾销案件就达38件，占当年世界总数的15%，与前几年一样高居全球榜首[2]。

自1979年6月欧共体对我国出口的糖精钠首次投诉倾销以来，无论是在立案数还是调查数上，欧盟始终居于各国之首。据统计，从1979年至1998年的20年间，欧盟对其他国家的反倾销数总体上呈下降趋势，立案数从前10年的年均42起降至后10年的33起。与此同时，欧盟对华反倾销数却逐年攀升，由前10年的26起增至后10年45起，同期占欧盟反倾销立案总数的比重也由前10年的5.5%上升至后10年的13.8%，列第1位。1999年欧盟对华反倾销更是变本加厉，仅在前10个月就立案12起，超出历年立案数量，我国名副其实成为欧盟首要的反倾销打击对象[3]。

（二）反倾销具有连锁效应，涉案金额日趋增大

许多国家对于本国企业的对外反倾销活动常采取鼓励和支持态度，助长了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气焰，一件出口商品的反倾销案常引发进口国其他生产商也纷纷对我国产品提出反倾销投诉，希望利用反倾销手段以达到限制进口我国产品的目的。如美国1994年从一个小小的大蒜案开始，相继对我国出口美国的蜂蜜、自行车、蘑菇罐头、靛蓝等提起反倾销诉讼，直接影响我国对美出口额高达3亿美元。另一方面，当我国某一商品在一国遭到反倾销投诉后，其他国家担心我国产品在被挤出申诉方所在国后会大量涌入本国市场，往往采用所谓“预防性”反倾销手段，从而使我国产品在一国遭受反倾销调查后，相继在其他一系列国家被投诉。我国出口的钨制品、鞋、鬃刷、硅锰、碳化硅、高锰酸钾、硅铁、糠醇、钢板等都曾遭遇过此番厄运[4]。

在80年代外国对华反倾销案件中，没有一件涉案金额超过1亿美元，涉案金额超过1000万美元也不足10件。进入90年代以来，涉案金额日趋增大。超过1000万美元的案件高达数几十起，仅欧盟就占24起，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人造刚玉案7000万美元，塑料编织袋案4884万美元，圆锥滚子轴承案1500万美元等。超过1亿美元金额的案件已达15起，其中欧盟独占9起（见下表），美国占3起，加拿大、印度和波兰各占1起。

欧盟对华反倾销超过1亿美元大案统计[3]单位：亿CEU

年份类别金额

1991年自行车1.65

1992年大屏幕彩电1.01

1993年棉坯布1.31

1994年鞋类3.42

1995年旅行箱包6.46

1996年手提包2.74

1997年激光唱片3.03

1998年中厚钢板1.2

1999年焦炭2.3

注：CEU为欧元前的欧洲货币单位

（三）涉及的产品范围趋大，指向性强

90年代以来，外国对华反倾销案件涉及的产品范围呈大规模扩张的趋势，已从最初的五矿、化工类初级产品迅速扩大到轻纺、机电、土畜、医保等商品。1993年4月15日墨西哥甚至对我国出口的纺织、服装、自行车、手工具、家电、氟石、玩具、有机化工、管胶头等10大类4000多个出口商品发动了极其罕见的大规模反倾销。在这当中，五金、矿产、化工产品一直属于被反倾销的重灾区。有资料显示，在过去20多年来外国对华反倾销案件中，近1/3是五矿化工产品类。最近几年，外国对华反倾销的重点开始转向我国出口势能高的传统大宗出口商品，如彩电、自行车、微波炉、鞋类、棉布和箱包等，以欧盟为例，1979年至1989年欧盟对华反倾销案中，五矿、化工类初级产品占70%；1989年至1999年该比例降至41.7%；而同期棉坯布、鞋类、旅行箱包、手提包等轻纺类产品从13%上升至37.5%；自行车、彩电等机电类产品从8.7%升至10.4%。2000年欧盟又对我国出口的彩电、自行车等多种产品相继提起反倾销诉讼[4]。

（四）反倾销税率高，危害性严重

各国在对华反倾销税的确定上存在着较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征收幅度从百分之十几到百分之几百。如美国1994年对我国出口的大蒜征收378.67%的平均反倾销税率；1993年12月墨西哥甚至对我国出口的鞋类征收高达1105%的反倾销税率。另一方面，各国在实际中常不采用统一标准对待所有出口同一商品的国家，相比之下对我国产品往往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率。如1999年2月欧盟宣布对中国、印度、墨西哥、波兰、南非和乌克兰的钢丝绳和钢缆征收为期6个月的惩罚性反倾销税，其中南非33%，而中国为74.8%。

面对如此高的税率，无论我国哪家企业都无法承受，许多企业不得不退出已经占有的市场份额，有的甚至被彻底逐出原有市场，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如我国对欧盟出口的自行车1989年至1991年达86万辆／年，结果被征34%的反倾销税，其理由带有“明显增长出口倾向”，使我国出口商品无法立足，不得不退出欧盟市场[3]。又如，自1983年美国商务部宣布对我国氯化钡征收反倾销税以来，至今我国几乎再

没有向美国出口过氯化钡。据统计显示，从1979年至1999年的20年间，仅欧盟对华反倾销就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我国约10%的出口额，损失金额在30亿美元以上。

二、外国对华实施大规模反倾销的动因

外国之所以对华发动大规模反倾销浪潮，是内因和外因合力作用的结果。在外因上，主要起因于反倾销作为贸易保护措施在国际上日益被强化，以及外国对华实施歧视性政策；在内因上，与我国出口秩序不规范、企业应诉积极性低等因素密切相关。

（一）反倾销作为贸易保护措施在国际上日益被强化

关贸总协定经过8轮的谈判，使各缔约方进口关税大幅下降，非关税壁垒不断消除，国际贸易正逐步朝着自由、公正和透明的趋势发展。反倾销作为WTO认定和许可的保护国内产业的三大措施之一，由于具有形式合法、有效控制进口、易操作性等优点，已被国际上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视为实施贸易保护的主要工具和对付非公平竞争的最佳手段之一，反倾销成为WTO各成员对外贸易政策与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反倾销作为贸易保护手段有进一步被强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一是国际上使用的频率越来越多。据日本统计，60-70年代全世界平均每年约有40件反倾销调查案，80年代后半期反倾销调查案每年高达114件，而90年代则增加到每年190件[5]。二是许多国家不断修改或完善其反倾销法。以欧盟为例，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各成员国利益的要求，欧盟多次对其反倾销法作重大的修改和补充。如1979年确立了来自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倾销标准；1984年规定了“落日条款”；1987年增加了“反规避措施”条款；1988年又补充了“反费用承担条款”；1994年区分反倾销和反补贴，设立专门反倾销条例。三是执行功能日益强化。各国基本上都建立了专门的反倾销管理机构，以解释和执行反倾销法。以欧盟为例，欧盟反倾销的管理机构主要有欧盟理事会、欧盟委员会、欧盟反倾销顾问委员会，专职管理人员也由80年代的5-6人发展至现在的240多人。

（二）对华反倾销政策中带有明显的歧视性

在反倾销中如何确定出口价格和正常价格至关重要。长期以来，欧美等国家把我国列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认为我国是“国家给生产原料和产品定价，外贸出口价格受国家干预”的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因而在计算我国出口商品正常价格时，采用替代国政策，即在反倾销调查中不以我国企业实际生产成本和国内售价计算正常价格，而是采用所谓“市场经济第三国”同类产品的正常值作为衡量我国商品是否构成倾销的依据。同时在替代国的选择上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常选择经济发展水平大大高于中国的第三国如韩国、法国甚至美国这些根本不具有可比性的国家，来确定正常价格，导致正常价格一直处于过高状态，无端扩大了产品的倾销幅度。在出口价格方面，对中国应诉企业采取“一国一税”（或统一税率）的歧视性政策，即无分别裁决。即不论企业应诉与否，一律将应诉企业和非应诉企业共同平均得出一个出口价格，与替代国正常价格相比较后得出一个统一的倾销幅度，征收统一的反倾销税，适应所有中国企业。这种做法不但有失法律的公正严明，而且大大伤害了我国企业应诉的积极性。

近年来，欧美等国家已逐渐改变过去对我国所有企业实行统一反倾销税率的做法。欧盟1998年7月修改反倾销原则，将我国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名单中划去，并且规定如果我国企业符合“市场经济5项标准”，可获得市场经济待遇。与以前相比，欧盟新政策的确体现了一定的现实性和灵活性，但是其形式上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而实际中否认之的消极本质显露无遗。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5个方面：(1)在市场经济地位政策适应性上的歧视性，即对中国企业按照市场经济5项标准逐个审查是否符合市场经济条件；(2)审查手段的不合理性，申请条件过于苛刻并且代价太大；(3)已取得市场经济地位的中国企业的正常价值不能用作其他企业的参照正常价值，对于绝大多数所谓未取得市场经济地位的中国企业仍坚持采用参照国来确定企业的正常价值；(4)在程序上限制审查市场经济地位的范围，规定在日落复审调查案中的中国企业无权申请市场经济地位；(5)将审查市场经济地位与市场准入问题挂钩，对内销有严格限定的外资企业，拒绝给予市场经济待遇。

（三）我国企业应诉不积极，自我保护意识不强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企业应诉的积极性不高，有的甚至根本不予应诉。近年来，情况虽有一些改变，但仍有许多企业不愿参加反倾销应诉。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恐惧或不愿打“洋官司”，把反倾销调查行政程序混同于一般的司法诉讼程序，将企业参加反倾销应诉视为“上法庭、当被告”；(2)由于有关国家长期以来在反倾销裁定中采用“替代国”和“一国一税”等歧视性做法，使企业的应诉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认为胜诉的可能性极小；(3)相当多的企业经济实力有限，难以承担较高的应诉费用，同时缺乏反倾销的专业人才；(4)一些企业存在“搭便车”的思想，不愿出面出钱应诉；(5)国内各生产商之间、生产商与出口商之间缺乏整体合力，不能联手参加应诉。

企业不应诉或应诉不力给我国的外贸出口造成严重后果，主要体现在：(1)我国企业应诉不力或不应诉，国外反倾销管理机构根据所谓“可以得到的最佳信息”，依据申诉方企业提供的材料和“证据”，作出对我国最为不利的裁决，使对方不战而胜；(2)在国际上造成中国企业软弱可欺的错误印象，使我国企业的产品在国外市场极易遭到反倾销指控，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3)轻易不应诉使中国企业失去参加复审机会，导致涉诉产品甚至长达十多年不能进入起诉国市场；(4)由于多数企业不参加应诉，国外常以“代表性”不足为条件，拒绝受理少数企业的应诉，从而使该企业所在的整个行业将遭受打击[4]。

（四）我国出口秩序不规范，授人权柄

长期以来，我国出口的大宗出口商品多是劳动密集型或技术含量低的产品，产品附加值小，在国际市场上一直处于过度竞争态势。受短期利益的驱动，不少企业为达到多出口，工作重点常常不是放在如何加快新产品开发以及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上，而是采用竞相降价的方法，以低价抢占国际市场，扰乱了正常的外贸出口秩序，从而很容易为外国提起反倾销指控制造借口。更有甚者，利用应诉企业已获取的“无损害”胜诉结果，继续大搞低价竞销，致使我国不断陷入反倾销指控的恶性循环之中。如1994年6月26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终裁我国出口到美国的碳化硅“无损害”后，我国数十家未应诉企业纷纷在国内大肆提价收购，使国内每吨收购价上涨200-300元人民币，而对外则大行低价竞销，以每吨比正常价低50-60美元向美商报价，新一轮对华反倾销势头难以避免。我国频受指控的鬃刷、鞋子、铸铁管件、棉纺制品、自行车链等即是此类情况的严重受害者[3]。

三、我国应对国外反倾销的策略

针对外国对华实施的大规模反倾销活动，从长远来看，我国应进一步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本着“以质取胜”、“以优取胜”的方针，大力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改善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和国际形象，实现外贸增长向集约化方式转变。在近期，应着重抓好以下两个方面工作：第一，直面反倾销，积极应诉，切实维护国家和企业的根本利益；第二，应由被动转为主动，完善没有向美国出口过氯化钡。据统计显示，从1979年至1999年的20年间，仅欧盟对华反倾销就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我国约10%的出口额，损失金额在30亿美元以上。

二、外国对华实施大规模反倾销的动因

外国之所以对华发动大规模反倾销浪潮，是内因和外因合力作用的结果。在外因上，主要起因于反倾销作为贸易保护措施在国际上日益被强化，以及外国对华实施歧视性政策；在内因上，与我国出口秩序不规范、企业应诉积极性低等因素密切相关。

（一）反倾销作为贸易保护措施在国际上日益被强化

关贸总协定经过8轮的谈判，使各缔约方进口关税大幅下降，非关税壁垒不断消除，国际贸易正逐步朝着自由、公正和透明的趋势发展。反倾销作为WTO认定和许可的保护国内产业的三大措施之一，由于具有形式合法、有效控制进口、易操作性等优点，已被国际上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视为实施贸易保护的主要工具和对付非公平竞争的最佳手段之一，反倾销成为WTO各成员对外贸易政策与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反倾销作为贸易保护手段有进一步被强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一是国际上使用的频率越来越多。据日本统计，60-70年代全世界平均每年约有40件反倾销调查案，80年代后半期反倾销调查案每年高达114件，而90年代则增加到每年190件[5]。二是许多国家不断修改或完善其反倾销法。以欧盟为例，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各成员国利益的要求，欧盟多次对其反倾销法作重大的修改和补充。如1979年确立了来自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倾销标准；1984年规定了“落日条款”；1987年增加了“反规避措施”条款；1988年又补充了“反费用承担条款”；1994年区分反倾销和反补贴，设立专门反倾销条例。三是执行功能日益强化。各国基本上都建立了专门的反倾销管理机构，以解释和执行反倾销法。以欧盟为例，欧盟反倾销的管理机构主要有欧盟理事会、欧盟委员会、欧盟反倾销顾问委员会，专职管理人员也由80年代的5-6人发展至现在的240多人。

（二）对华反倾销政策中带有明显的歧视性

在反倾销中如何确定出口价格和正常价格至关重要。长期以来，欧美等国家把我国列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认为我国是“国家给生产原料和产品定价，外贸出口价格受国家干预”的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因而在计算我国出口商品正常价格时，采用替代国政策，即在反倾销调查中不以我国企业实际生产成本和国内售价计算正常价格，而是采用所谓“市场经济第三国”同类产品的正常值作为衡量我国商品是否构成倾销的依据。同时在替代国的选择上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常选择经济发展水平大大高于中国的第三国如韩国、法国甚至美国这些根本不具有可比性的国家，来确定正常价格，导致正常价格一直处于过高状态，无端扩大了产品的倾销幅度。在出口价格方面，对中国应诉企业采取“一国一税”（或统一税率）的歧视性政策，即无分别裁决。即不论企业应诉与否，一律将应诉企业和非应诉企业共同平均得出一个出口价格，与替代国正常价格相比较后得出一个统一的倾销幅度，征收统一的反倾销税，适应所有中国企业。这种做法不但有失法律的公正严明，而且大大伤害了我国企业应诉的积极性。

近年来，欧美等国家已逐渐改变过去对我国所有企业实行统一反倾销税率的做法。欧盟1998年7月修改反倾销原则，将我国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名单中划去，并且规定如果我国企业符合“市场经济5项标准”，可获得市场经济待遇。与以前相比，欧盟新政策的确体现了一定的现实性和灵活性，但是其形式上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而实际中否认之的消极本质显露无遗。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5个方面：(1)在市场经济地位政策适应性上的歧视性，即对中国企业按照市场经济5项标准逐个审查是否符合市场经济条件；(2)审查手段的不合理性，申请条件过于苛刻并且代价太大；(3)已取得市场经济地位的中国企业的正常价值不能用作其他企业的参照正常价值，对于绝大多数所谓未取得市场经济地位的中国企业仍坚持采用参照国来确定企业的正常价值；(4)在程序上限制审查市场经济地位的范围，规定在日落复审调查案中的中国企业无权申请市场经济地位；(5)将审查市场经济地位与市场准入问题挂钩，对内销有严格限定的外资企业，拒绝给予市场经济待遇。

（三）我国企业应诉不积极，自我保护意识不强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企业应诉的积极性不高，有的甚至根本不予应诉。近年来，情况虽有一些改变，但仍有许多企业不愿参加反倾销应诉。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恐惧或不愿打“洋官司”，把反倾销调查行政程序混同于一般的司法诉讼程序，将企业参加反倾销应诉视为“上法庭、当被告”；(2)由于有关国家长期以来在反倾销裁定中采用“替代国”和“一国一税”等歧视性做法，使企业的应诉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认为胜诉的可能性极小；(3)相当多的企业经济实力有限，难以承担较高的应诉费用，同时缺乏反倾销的专业人才；(4)一些企业存在“搭便车”的思想，不愿出面出钱应诉；(5)国内各生产商之间、生产商与出口商之间缺乏整体合力，不能联手参加应诉。

企业不应诉或应诉不力给我国的外贸出口造成严重后果，主要体现在：(1)我国企业应诉不力或不应诉，国外反倾销管理机构根据所谓“可以得到的最佳信息”，依据申诉方企业提供的材料和“证据”，作出对我国最为不利的裁决，使对方不战而胜；(2)在国际上造成中国企业软弱可欺的错误印象，使我国企业的产品在国外市场极易遭到反倾销指控，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3)轻易不应诉使中国企业失去参加复审机会，导致涉诉产品甚至长达十多年不能进入起诉国市场；(4)由于多数企业不参加应诉，国外常以“代表性”不足为条件，拒绝受理少数企业的应诉，从而使该企业所在的整个行业将遭受打击[4]。

（四）我国出口秩序不规范，授人权柄

长期以来，我国出口的大宗出口商品多是劳动密集型或技术含量低的产品，产品附加值小，在国际市场上一直处于过度竞争态势。受短期利益的驱动，不少企业为达到多出口，工作重点常常不是放在如何加快新产品开发以及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上，而是采用竞相降价的方法，以低价抢占国际市场，扰乱了正常的外贸出口秩序，从而很容易为外国提起反倾销指控制造借口。更有甚者，利用应诉企业已获取的“无损害”胜诉结果，继续大搞低价竞销，致使我国不断陷入反倾销指控的恶性循环之中。如1994年6月26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终裁我国出口到美国的碳化硅“无损害”后，我国数十家未应诉企业纷纷在国内大肆提价收购，使国内每吨收购价上涨200-300元人民币，而对外则大行低价竞销，以每吨比正常价低50-60美元向美商报价，新一轮对华反倾销势头难以避免。我国频受指控的鬃刷、鞋子、铸铁管件、棉纺制品、自行车链等即是此类情况的严重受害者[3]。

三、我国应对国外反倾销的策略

针对外国对华实施的大规模反倾销活动，从长远来看，我国应进一步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本着“以质取胜”、“以优取胜”的方针，大力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改善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和国际形象，实现外贸增长向集约化方式转变。在近期，应着重抓好以下两个方面工作：第一，直面反倾销，积极应诉，切实维护国家和企业的根本利益；第二，应由被动转为主动，完善我国的反倾销机制，建立预警监控体系。

（一）直面反倾销，积极应诉保市场

1.增强反倾销的意识外国对华反倾销的实质是想通过限制或排除中国产品的进口，达到削弱中国产品竞争力、保护自身利益的目的。政府和企业领导者应消除恐惧或消极情绪，不断增强反倾销意识，激发企业积极应诉的机能。近年来我国反倾销胜诉率不断提高的事实也表明，尽管外国在对华反倾销上采取一系列歧视性政策，只要我国企业积极参与应诉，提供详实可靠的证据，努力抗辩，维护或拓展商品出口市场的机会还是很大的。据WTO统计，目前我国反倾销应诉率已达到2/3，其中涉及到美国和欧盟的案件应诉已达到100%，应诉成果也越来越好，我国出口产品反倾销的绝对胜诉率（无税结案）已上升到35.7%。仅1995-2000年，由我国五矿进出口商会组织协调且业已结案的28起反倾销应诉中，胜诉或保住市场的20起，占71%[6]。

2.切实贯彻“谁应诉，谁受益”的原则为鼓励我国企业积极应诉，外经贸部明确规定了“谁应诉，谁受益”的原则，即在国外对我国产品裁定“统一税率”，或应诉取得全胜时，参加应诉的企业有权继续出口或获得较多的出口数量份额，未参加应诉企业则不能继续出口或限制其出口数量。但是，在实际执行中，由于此项原则存在着落实不够、贯彻不力等问题，没有产生明显的效果。因此，建议有关主管部门制定较为详实的实施办法，并会同各商会加强监督，对应诉不力者加大处罚力度，直至取消其生产经营许可权、外贸经营权等。

3.加强与进口商合作加强同国外进口商的合作，是我国企业获得胜诉的至关重要因素之一。在反倾销应诉中，进口商的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可以在其国内反倾销应诉中提供有利于我方的证据；(2)可以说服其国内的广大产品用户向反倾销主管机构施加压力；(3)可以协助寻找相对低的替代国价格[7]。在面对反倾销投诉时，进口商意识到一旦倾销幅度上升，他们将直接承担高额的经济损失，因此应诉的积极性非常高，甚至愿意高价聘请律师参加诉讼，或分担一部分出口商应诉的律师费用。我国企业应充分借助国外进口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相互支持，相互配合，联手参加应诉，不仅增加了胜诉的机会，而且会进一步密切双方之间固有的合作关系，增强应诉企业出口竞争优势。

（二）完善我国反倾销法律和应诉机制，主动应对国外反倾销

1.加紧制定我国的《反倾销法》近年来，我国已相继颁布了《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关于中国出口产品在国外发生反倾销的应诉规定》等一系列行政反倾销法规，以指导我国出口企业参加国外反倾销应诉或国内提起反倾销诉讼。但是，这些法规存在着内容过于简单粗陋、可操作性差的特点。因此，应充分借鉴和吸取欧美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尽快出台《反倾销法》，使其成为指导我国企业参加应诉或提起反倾销的合法依据，同时也是对付外国蓄意以反倾销手段限制中国商品进入的最具威慑力的对应手段。在《反倾销法》中，应注意参考WTO《反倾销协议》内容，制定详实的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条款，包括明确重要概念、规范政府职能、增加司法审查程序等[8]。

2.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和反倾销专项资金借鉴欧美等国家的经验，建议在已有外经贸部下的反倾销协调委员会基础上，设立专门的反倾销调查司。地方政府可设立相应的反倾销服务中心，协助向企业定期和不定期信息，为我国企业应诉或提起反倾销诉讼提供有力的信息支持。

另外，建议设立专项反倾销资金，在经济上保障企业积极应诉或提起反倾销诉讼，对获得胜诉者，可给予适当的经济奖励；对于应诉失败者，可从反倾销资金中支取一定的诉讼费用，从而调动企业参与反倾销诉讼的积极性。在资金来源上，可由外经贸部会同海关依据企业出口量的大小确定一个对应的征收比例表，由海关执行，但具体征收以不增加企业负担为前提。

3.构建预警监控体系一方面，建立完善的反倾销预警机制。主要是观察对外贸易发展动态，捕捉国际市场信息，从而使我国企业在外国提起反倾销诉讼还处于萌芽状态时，就能做好相应的准备，及时调整出口策略，或者快速组织应诉[6]。另一方面，设立重要出口商品价格监控体系。目的是打击企业竞相低价出口，杜绝恶性竞争，规范出口市场秩序。根据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幅度状况，对价格偏低易引起反倾销的敏感出口商品，应及时调整产品出口价格和数量，而对恶意搞低价竞销的企业提出警告，并报请有关部门促使其限期整改或实施处罚。

4.充分发挥政府和商会的引导与协调功能政府在企业应诉中的功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内加强反倾销应诉政策的制定和宏观管理，并在实际中切实加以贯彻和执行；二是对外通过与有关国家协商谈判，促使他们尽快改变对中国的歧视性贸易政策，维护我国企业的利益。各进出口商会负责国外反倾销案件的应诉组织工作，主要职能有：动员涉案企业参加应诉，组织召开应诉会议；提供反倾销法律咨询服务，协助企业选定律师，帮助制定应诉方案[9]。

5.加快设立反倾销人才培养机制由于我国参加反倾销应诉还处于起步阶段，我国律师基本上从未介入到此类案件中，国内缺乏熟悉国际反倾销的经贸、法律人才，至今仍处于依靠外国律师争取权益的尴尬局面。为此，我国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尽快培养一批精通国际反倾销应诉的专业法律人才。

对华范文篇2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是围绕着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的替代效应和促进效应以及对就业规模、结构和区位分布的影响来进行的。杨建清(2004)认为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就业替论、就业补充理论、就业结构优化论、公司战略论。目前来看，有关流出FDI对母国就业影响的经验证据比较有限。Chen和Ku等人(2003)的研究表明，台湾地区对所有国家流出FDI而创造的技术和管理岗位的工作超过了1993－2000年技术和管理工作数量的总和。Wu、Heng和Ho(2003)的研究认为，新加坡1996年到2000年期间流出的FDI在制造部门创造了33600个工作岗位。而EllingsenGaute和Win－fliedLikumahuwa等人(2006)的研究也得出了近似的结论，即没有发现流出FDI对新加坡劳动市场造成负面的影响，尤其是不存在流出FDI替代母国出口的证据。戴翔(2006)通过对新加坡的研究表明，FDI对国内就业的影响是积极的，FDI型企业对不同的劳动群产生不同的影响，科技人员就业增长从FDI的发展中受益最多，其次为管理人员和体力劳动者，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开展，公司内部的劳动分工会进行重新配置，从国内生产型向技术密集型和管理密集型方向转变。王峰和王博(2007)运用协整方法对台湾地区失业率上升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台商对大陆的投资活动并非是造成台湾失业率升高的主要原因；而且长期来看，对大陆的投资改善了岛内劳动力就业质量，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同时指出，岛内失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产业结构升级和宏观经济环境低迷，加强两岸经贸合作是台湾改善经济环境和降低失业率的明智选择。

国内外专门探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本国就业水平影响的文献较少，多数是在探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日本经济影响及产业空心化的研究中略有提及。随着日本90年代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以及国内产业向国外的转移，日本就业人数逐步减少，因而一些日本学者认为本国出现了产业空心化问题，如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丰田章一郎就对日本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而导致的产业“空心化”表示忧虑(张国成，1994)。庞德良(1998)、中村吉明(2002)把产业空心化定义为一种外部性现象，跨国企业把生产基地转移到海外后，由于其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造成国内制造业生产下降、就业减少、产业衰退，进而对本国经济增长和发展产生不良影响。9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以及国内制造业产业的大规模转移，恶化了日本国内的就业状况尤其是制造业的就业状况，有关日本产业空心化的问题便自然而然地与“中国因素”联系在了一起。然而，国内学者就日本产业空心化问题对日本国内就业水平影响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伞锋、曾浪(2005)通过分析日本直接投资的增长与日本进出口和就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7期业的关系得知，“中国因素”不仅不是日本产业空洞化的祸首，反而是新一轮景气回升的重要动力。“中国因素”加快了日本逆工业化进程，尽管使日本制造业失业人数增加，但导致日本产业空心化的真正原因是服务业过多的规制和劳动力市场缺乏弹性，使逆工业化过程中制造业释放出的失业人员不能向服务业进行有效转移。王晓枫、郭远芳、袁绍锋(2006)采用格兰杰因果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基于中日数据分析了FDI、产业转移与母国就业之间的关系。实证检验表明当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时，转移了其国内的制造业产业，输出了制造业就业岗位，但是由于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替代弹性大于1，使得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总量上增加了就业机会，在结构上促进了日本国内就业结构优化。

二、日本就业变动与对华投资之间的关系——描述与分析

正如前文所述，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对中国投资快速增长的同时日本国内的就业状况迅速恶化。如图1所示：在1990年以前很长时间内，日本的失业率基本上在2-3％之间波动，但在1991年以后其失业率却迅速增加。根据2003年日本统计年鉴上的资料，日本的完全失业人数在1990年仅为134万人，1995年已增至210万人，2000年再增至320万人，2002年3月最多时曾达379万人。其完全失业率在1990年仅为2.1％，1995年升至3.2％，2000年再升至4.7％，2001年7月突破5.0％大关，截至2003年初仍在5.5％的水平上居高不下(江瑞平，2003)。再从作为对外投资主体的制造业来看，1992年以前就业水平一直呈上升趋势，但此后发生了逆转，1993年比1992年就业人数减少了39万人，1994年比1993年减少了34万人，1995年再比1994年减少了40万人。尤其是海外投资率高的产业就业减少的现象最为明显，其中纺织和电器机械产业最为严重(庞德良，1998)。1991至1994年，电器机械产业的就业人数减少18万人，服装和纺织产业减少10万人。除此之外，一般机械产业减少了8.1万人，金属制品产业减少了6.9万人，汽车及附属产业减少了4.6万人。就制造业与服务业就业人数对比来看，1992至2002年间，制造业失业者增加了347万人，服务业就业者增加了322万人(吉田惠美里，2006；日本总务省，2003)。由此可见，日本国内就业问题的日趋恶化确是事实，大量对外投资的产业就业问题较为严重也是事实。然而据此认为对外投资是日本国内就业状况恶化的根本原因，进而说明对中国投资是这种原因的核心，理由并不充分。

首先的疑问来自于下面的比较。从纵向比较来看，上世纪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中后期日本对中国投资同样是迅速增长，但此期间日本的国内失业率却很低。在此我们还可以做一个横向比较。韩国同样是一个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中国投资保持迅速发展态势的东亚国家。韩国对华投资始于1992年，虽起步较晚但增长十分迅速，从1992年的1.19亿美元到1997年的21.42亿美元，年均增长78％。从1993年到2000年，投资项目和投资金额分别占其对外投资总量的48.2％和18.3％。尤其是2005年上半年，韩国对华直接投资较上年同期增长了54.4％，在投资规模方面超过了日本和美国。然而资料表明，韩国在同一时期内的国内就业状况却呈现日益改善的趋势。在1993至2002年期间，韩国的平均失业率为3.6％，低于日本0.3个百分点，而且考虑到此前韩国失业率长期大大高于日本，这种转变更是十分显著。尤其是进入本世纪以来，在日本失业率一再上升的情况下，韩国失业率却连续下降，其中2000年、2001年和2002年的失业率分别为4.1％、4.0％和3.5％。

其次的疑问在于，日本对华投资金额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并不高。以日本在90年代对中国投资最多和增长最快的1995年为例。这一年日本对中国的投资为44.78亿美元，仅占日本对外投资总额的8.7％，占日本对亚洲投资总额的36.2％，而仅占日本对美国投资额的19.8％，也就是说，日本对中国的投资额还不到对美国投资额的1／5。如果有影响，也只能说明对华直接投资对日本就业水平的影响很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近年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日本的失业率却在降低。据日本总务省劳动力调查，2004年失业率为4.7％，2005年为4.4％，日本的正式工人数出现了1997年以来的首次增加，同时青年就业人数增加，2005年，25岁到34岁的失业人口同比下降3％。2006年5月份完全失业率为4.0％，6月份完全失业率为，完全失业者数比前年同月减少2万人，就业人数比前年同月增加20万人。由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诱发出口”效果大于“出口替代”和“逆进口”效果，反而带来了日本国内就业机会的增加(吉田惠美里，2006)。

三、对外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理论分析与日本的现实

在分析对外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具体影响时，我们先来分析一般条件下的情况。所谓一般条件，就是指国内经济的平稳发展。直观地看，对外投资就是将国内即将用于或已经用于生产的资金或生产资料装移到国外，我们将这些资金或生产资料统称为资产。不难理解，如果这些资产在国内进行生产，势必要在国内招募工人因而增加国内的就业，然而对外投资减少了这部分就业，这是对外投资影响就业的第一个方面。同时，这些资产的转出就意味着已经存在的或即将存在的生产活动的转出，则本来或潜在以这种生产为原料供给对象或产品销售对象的生产者将会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它们的就业，这是对外投资影响就业的第二个方面。很明显，以上两者都是负面的影响。对外投资对国内就业还有一个正面的影响，即通过向国内购买原材料或中间产品增加本国的就业，这就是一些学者谈到的扩大出口效应。不过问题是，如果这些生产者仍在国内，它将向国内购买更多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即使考虑到对外投资使生产规模增加因而需要更多的原材料或中间产品，此时向国内的购买量也不会大于在国内时向国内的购买量。可见，扩大出口的效应是微不足道的，至少难以大于上述第二方面的负面影响。因此，总的来看，在经济平稳发展的条件下，对外投资应该减少国内的就业。在此，我们特别强调经济平稳发展的条件，因为如果不具备这个条件，上面的结论将不再成立。非经济平稳发展的极端情况亦即经济过热和经济低迷。在经济过热时，对外投资减少的就业会立即被吸收；在经济低迷时，对外投资根本就不减少就业。也就是说，在这两种情况下，对外投资不会对国内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在此意义上甚至应该理解为增加了就业)。

作者认为，基于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的背景，日本当时的经济现实就属于经济低迷。从国内大环境来看，由泡沫破灭导致的不良债权问题日益突出，银行惜贷现象严重，以致企业破产增加，就业环境恶化；就业环境的恶化，进一步加重了日本国民的不安心理，导致消费需求下降，企业生产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7期萎缩，雇佣人员进一步减少。可以想象，面对国内的经济萧条和需求不足，那些对外投资的企业即使待在国内也不可能创造就业，而只能造成资源的浪费。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那些仍然留在日本国内的企业的开工率都十分低下，不仅不能通过扩大生产来增加就业，反而还在竞相裁减员工。例如，到90年代中期，在日本中小企业聚集的东京大田地区，制造业的就业人数比泡沫破灭前的高峰期下降了40％，工厂数目下降了25％(国家信息中心，2004；伞锋、曾浪，2005)。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认为日本对外投资的企业不存在对国内就业的前两种负面影响，而其第三种正面的影响却在整体上显示出作用。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日本的对外投资没有破坏国内就业，相应地，日本近年来对中国投资的迅速发展也没有降低其国内的就业水平。如果一定要定性其影响，应该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就业。

四、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没有恶化日本就业：一个实证的证据

对于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引起日本国内就业恶化的言论，还可以在计量研究的基础上提供反驳的证据。我们的做法由两个步骤组成：首先考察日本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是否下降，如果没有下降则没有必要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其次考察日本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下降与日本对中国制造业投资增长之间是否存在联系。之所以用制造业作研究对象，是因为近年来日本对中国投资以制造业为主体。而用上述比重作主要变量，则是考虑到，如果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没有下降，即使制造业就业下降也没有必要关注海外投资对日本就业的负面影响，只有在上述比重下降的情况下，我们才有必要研究日本对中国投资是否影响了日本的就业。

首先来看日本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比重的变化。从图2来看，在1979-2004年的很长的一个时间内，日本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始终处于一个下降的状态，这符合了上面所说的进行第二步工作的要求。但这里也有问题：长期持续的比重下降很难与对中国投资建立密切的关系，而总就业与制造业就业在90年代的下降也增加了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对于第二步的工作，我们通过检验下面的

回归模型来完成。

E1=β0+β1FDI1+β2FDIt-ll+β3FDIt-2+β4FDIt-3+εt

其中，E为日本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FDI为日本对中国的制造业投资，t为时间。考虑到日本对中国投资对其国内就业的影响可能具有滞后性，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3个滞后变量。经过对E和FDI的时间序列做平稳性检验，发现两个变量都具有1阶单位根(由于篇幅所限，检验结果不再列出)，所以在模型估计中我们采用两个变量的l阶差分。下面是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1)。

表1中的模型估计结果显示：FDIt、FDIt-l、FDIt-3的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它们对日本国内的就业没有影响；FDIt-2的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但由于其系数为正值，不仅不能证明FDI对日本国内就业有负面作用，而且还显示了FDI与日本国内就业存在某种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日本对中国的投资不仅没有使日本国内的制造业就业甚至总就业下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对后者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五、对日本就业下降原因的进一步认识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日本近年来(主要是90年代)的就业恶化呢?首先，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其经济萧条和需求不足的状况。经济萧条和需求不足使很多企业不得不减少生产，也就不得不产生裁减员工的要求。而且也正是日本国内经济的状况导致了以终身雇佣为主的原有雇佣制度的变化，使很多原来的全职工作变成了兼职工作。因此它使企业产生裁减员工的要求同时又消除了其裁减员工的障碍，故而导致了国内大量的失业。其次，在国内经济状况、自身发展要求、对外直接投资等因素的影响下，日本需要也正在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这种经济结构调整的本身也会带来一定量的结构性失业。正像一些日本经济学家指出，日本的就业市场近年来处于一种失衡状态，传统产业由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或资源转移等原因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而一些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却存在劳动力不足。最后，由于日本国内生产成本的提高，原来日本经济快速发展所赖以存在的外需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

如果要说中国对日本就业有所影响的话，那么近年来中国经济强劲发展夺走了日本的外需应是最为突出的因素。中国大量的物美价廉的产品吸引了世界的眼光，使日本国内的生产不得不减少，因而促使其就业水平下降，但这与日本对中国投资的变化无直接关系。所以，总的来看，导致日本失业增加的原因仍在其国内。对外投资是其必然的要求，产业结构调整也是其必然的要求，因此，只有解决自身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使自身经济重新步入一个良性发展的轨道，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本国就业状况恶化的问题。

内容提要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造成母国就业状况恶化的评论曾经甚嚣尘上。本文通过理论与实证方面的分析结论表明，日本对中国的投资不仅没有使母国的制造业就业甚至总就业下降，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对后者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总的来看，导致日本失业增加的原因仍在其国内而非对华直接投资。

关键词日本对华投资就业

参考文献

江瑞平：日本产业空心化的实态、症结及其“中国因素”。《日本学刊》2003年第3期。

杨建清：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商业时代》2004年第35期。

戴翔：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影响的实证分析——以新加坡为例。《世界经济研究》2006年第4期。

王峰、王博：台湾投资祖国大陆对岛内就业的影响——基于制造业的实证分析。《世界经济研究》2007年第11期。

庞德良：日本海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空心化。《日本学刊》1998年第3期。

伞锋、曾浪：中国因素对近年来日本产业空洞化的影响分析。《现代日本经济》2005年第4期。

王晓枫、郭远芳、袁绍锋：外国直接投资、产业转移与母国就业。《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对华范文篇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取得迅猛发展，外国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案件迅速增加。我们应该从自身方面找原因：多年来我国部分出口产品供大于求，企业为了生存竞相低价倾销。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国内企业在对外出口中的确存在倾销行为。从实质损害来看我国出口产品的数量不仅增长迅猛，而且也对进口国市场价格产生明显影响。

有多种原因造成了我国企业在出口时存在倾销现象：

1.改革开放使国内产业出口额大幅度增长。2005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达1.4万亿美元，居世界第3位。相比之下，我国产品大多拥有劳动力价格低、生产原料廉价、经营成本低等比较优势，这使一些进口商大为恐慌，绞尽脑汁加以阻挡，提起反倾销调查便是其主要手段之一。

2.一些企业的竞争观念落后。现代贸易中，非价格竞争已取代价格竞争，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主流。一些企业只看重价格竞争，而对产品的功能、质量、服务上的竞争却缺乏必要的认识。这种以低价取胜为核心的竞争观念，不仅表现为国内市场各企业相互倾轧的不正当竞争，也突出表现在产品出口上，这是引发各国进行反倾销调查的一个原因。

3.出口秩序混乱。我们有些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没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多头对外，价格混乱。由于我国出口市场过分集中，使得我国产品在某一国际市场的数量急剧增加，很容易引起反倾销投诉。

4.政策引导上的失误。一些部门侧重于鼓励和奖励企业出口创汇而忽视其实际效果，政策缺乏一致性、连贯性。从而导致了一些企业重眼前利益而轻长远发展，出口秩序受到影响，而管理却相对滞后。

二、贸易保护主义和对中国的歧视性作法不容忽视

随着WTO的成立，各国关税进一步降低，用关税壁垒保护国内工业已经不太可能。加上近年来全球经济的不景气和一些国家的经济的衰退，造成了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我们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非市场经济”已不再是中国经济体制的现状。按照东京回合达成的反倾销协议的解释：只有全部或几乎全部价格由政府制定的国家，才是非市场经济国家。另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90%以上的产品是由市场定价。两者对照便知，中国已不再是非市场经济国家了。

1998年4月27日，欧盟委员会尽管通过了条例，把中国从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中删除，但并非完全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在反倾销案件处理中对申请“市场经济”对中国企业设定了“市场经济的5条标准”，即是：

1.企业按照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价格成本和投入，其决策没有明显地受到国家干预，主要生产要素的成本基本反映市场价值。

2.企业有一套明晰的基础会计账簿，该账簿需按国际通用会计准则进行过独立审计并有通用性。

3.企业的生产成本和财务状况没有受过去的非市场经济体系的显著影响。

4.涉诉企业应该受破产法和财产法的管辖，以保证其在经营中法律资格的确定性和稳定性。

5.货币兑换汇率的变化有市场决定。根据欧委会的规定，上述5条标准只要有一条得不到满足，就要否定涉诉企业的市场经济地位。

在替代国制度方面，美国反倾销法允许市场经济国家以其产品在本国市场的销售价格作为“公平价值”。但是，对中国的出口商来说，他们却无法预知出口价格定在何等水平上才不会被起诉。按照美国反倾销法的规定，若找不到合适的替代国价格，可以采用推算价格或结构价格。由于很难找到一个与中国具体情况完全相同的国家，美国商务部有时就采取从不同国家分别使用生产要素的费用来联合计算成本，有时甚至使用一些发达国家的生产要素来计算

中国出口产品的生产成本。三、应诉不力助长一些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出口产品反倾销调查

据统计，到2001年底，国外对华反倾销案件中，以我方最终胜诉的仅有13起。一些渉诉企业不应诉，带来的负面影响有：

1.“缺席判决”，彻底退出市场。例如，1994年初，美国蒜农协会控告中国企业倾销大蒜，被控企业近百家，可最后没有一家企业应诉。半年后，美国商务部做出缺席判决，向进口商征收376.67%的反倾销税，中国大蒜被赶出了美国市场。

2.不应诉引起连锁反应。连锁反应表现在：

(1)同一国家对不同产品的连锁反应。例如大蒜案后，由于起诉方律师看到了中国企业不愿应诉，又鼓动美国蜂蜜行业对中国提起反倾销诉讼，在蜂蜜案进行过程当中，美国自行车企业又对中国自行车提出起诉，接下来是蘑菇罐头等，总共影响了中国3亿美元的出口。

(2)不同国家对我国同一产品的连锁反应。1990年欧盟对我国出口的打火机提起反倾销诉讼后，美国、土耳其、波兰、墨西哥、新西兰、韩国和阿根廷等七国相继对我国出口的打火机提出起诉，极大地影响了我国产品的正常出口。

大量实践证明，积极应诉与否，结果大不一样。我们看看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历史：1992年9月，美国厂商指控中国弹簧垫圈倾销。在中国10家国有大企业默不做声的状况下，一家乡镇企业——杭州弹簧垫圈厂独家应诉，最后成功。美国商务部把该厂的反倾销税率裁减一半，其余企业一律征收128%的高额税率，如今出口美国仅有杭州弹簧垫圈厂一家的产品。

对华范文篇4

[关键词]海湾国家投资中国

海湾阿拉伯国家是世界重要的资金输出地区。海湾国家的对外投资一直受到世界各国的热切关注。近年来，随着石油价格的攀升，海湾国家的资本积累变得更加雄厚，有力推动着海湾各国经济的发展，同时海湾对海外投资的力度和范围也在不断增加。对华投资近两年内无论是规模还是领域均有着实质性突破。

一、海湾国家的海外资产

海湾国家的海外资产大部分是自上个世纪70年代石油高价时期开始积累的。1973——1979年，海湾国家的累计石油收入为9318亿美元，年均递增达35.8%。而这些国家落后的工业和容量相对较小的经济规模，使得这些石油美元在国内的使用极为有限，因此形成剩余资金，剩余资金的外流就形成了他们今天的海外资产。20世纪70——90年代，阿拉伯国家对外投资高达8000亿美元，对内投资仅450亿美元，只占5%。(1)海湾国家的海外资产最初为银行存款，后逐渐以小额资产开始进行工业投资和购置不动产，发展到今天的银行存款、工业投资、购置不动产与购买工业国家的债券和证券等并举。海湾国家的海外资产，无论以哪种形式流动在外，都为他们带来丰厚的利润。

1985年末，海湾国家在国外商业银行中的纯资产已达450亿美元。(2)80年代中期后，由于世界油价下滑，加之两伊战争、海湾战争带来的负面影响，海湾海外资产缩减。至1998年年初，海湾国家的海外资产又回升至5100亿美元。(3)

2002年以后，随着油价攀升，海湾收入剧增。2004年海湾国家石油总收入为1560亿美元，2005年、2006、2007年分别为1670亿美元、2270亿美元、3810亿美元，预计2008年将增长到6000亿美元，增幅近57%。沙特央行最新的月度公报：截止2008年3月，沙特的年度净国外资产比前一年增长了48％，达到3456亿美元。

海湾国家银行系统积累了规模仅次于中国的外汇资产，对外投资大幅增加。

华盛顿国际金融学院的报告指出，2000-2006年海湾国家输出资金5400亿美元。2007年海湾海外资产约为1.8万亿美元，预计2008年年底海湾海外资产将突破2万亿美元大关。

二、海湾国家的对华投资

长期以来，海湾国家的投资对象主要是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和部分阿拉伯国家，对中国的投资一直处于低水平，且投资领域狭窄。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海湾对华投资逐年上升，但实质性的大动作见诸不多。而近两年，海湾国家的对华投资规模在迅速上扬，投资领域也从原先的基础设施建设扩展到金融、地产、酒店等，能源领域的合作进一步加强，海湾对华投资已翻开新的篇章。

80年代，部分海湾资金开始进入到中国，主要是政府贷款和直接投资两类。科威特基金会于1982年向中国提供第一笔贷款，用于安徽宁国水泥厂等项目建设。海湾国家的在华直接投资自1984年开始，最初三年来华投资的阿拉伯国家有科威特、利比亚、突尼斯、约旦、黎巴嫩、阿曼，共达成9个项目的协议，共计金额10840万美元，实际投资额204万美元。(5)1985年，科威特投资总局通过J.E中国投资基金进行间接投资，还以流通股方式通过香港投资机构向中国企业投资。(6)1985年，中国、科威特和突尼斯合资在秦皇岛建立化肥有限公司，总投资为5800万美元，科威特、突尼斯各占30%股份，中国40%，1991年投产。1987年，阿联酋在深圳独资兴建深圳国际炼油厂，总投资3.24亿美元，年加工原油300万吨。(7)

90年代后，海湾国家在华投资显著增长，截至1996年，所有海湾国家都在中国进行了投资，投资额最大的是科威特，其次是阿联酋。1991年至1996年，这两个国家在华总投资额分别为1.9947亿美元和2500万美元。1992年，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与美国阿科公司和科威特国家石油公司联合开发南海崖城13——1气田，项目1995年建成，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与外国合作的的大型海洋石油天然气项目。1995年12月，中国与沙特达成协议，其一是在青岛建造一座炼油厂，预计投资为15——20亿美元，中国、沙特各持股40%、45%，韩国双龙公司持股15%；其二是沙特参与扩建茂名炼油厂，预计投资为10亿美元。此前，沙特阿尔布拉克集团公司与宁夏伊斯兰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合资建立了宁夏阿尔布拉克伊斯兰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注册资本8000万美元，沙方出资60%，中方出资40%。此外，沙特还通过在中国的合资公司在上海浦东投资8000万美元购买了一块地皮，并在宁波开发区投资5000万美元，开发有关项目。(8)

2003年，海湾六国对华实际投资额为7550万美元，占当年中国实际吸收外资总额的1.41%。(9)

截至2005年底，海湾六国在华投资合同额10.4亿美元，实际投资7.1亿美元。主要分布在轻工、石材、建材、房地产等行业。

2006年是海湾对华投资的一个里程碑，当年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首次公开募股，海湾资本高调竞购。沙特王子瓦利德联合几家公司斥资20亿美元购买中行股份，最终获得3.9亿美元新股，随后又斥资约20亿美元认购中国工商银行股份。卡塔尔投资局购买了2.06亿美元工行股份，科威特投资总局购入7.2亿美元工行股份，成为此次工行上市最大的投资者。

2007年8月，卡塔尔多哈银行在上海开设代表处，多哈银行副执行总裁赛拉曼对媒体表示：在全球范围内，中国市场有我们最大的投资机会。

瓦立德王子素有“阿拉伯巴菲特”的美誉，在2006年《福布斯》杂志全球富豪排行榜上，他以200亿美元的净资产额排在第8位。瓦利德王子在美国和欧洲的金融、酒店、地产等行业有着巨额投资，他在全球投资了15个连锁饭店集团，拥有355家饭店。瓦利德王子对中国的酒店业也表现出极大兴趣，2007年，其王国控股公司旗下的迪拜上市酒店投资公司，以5800万美元收购昆山商贸酒店并更名为昆山瑞士大酒店。该公司透露，计划在未来3到5年间，在中国大陆投资10亿美元，开设15家以上的豪华酒店。瓦利德王子堪称海湾海外投资的典范，其对华投资的运作可看作海湾投资的风向标。

除金融外，海湾油资还积极进军中国房地产领域。2006年初，巴林沙密尔银行和中国中信集团公司合作成立了1亿美元的伊斯兰基金，专门投资中国房地产。2006年6月，阿联酋最大私营房地产公司达马克（DamacProperties）与天津市政府签署签署协议，负责开发天津塘沽区滨海项目，总金额约27.25亿美元。项目包括住宅、酒店、港湾码头等。

迪拜最大地产公司Emaar于2006年7月正式启动在上海的办公机构，将以多种方式投资中国地产业，Emaar为皇室成员所持有。2007年11月，迪拜投资(Istithmar)在上海设立代表处，这是Istithmar首次在阿联酋以外的地区设立海外代表处，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可见一斑。在此之前，迪拜投资就已试水中国市场，收购了汉思能源有限公司9.91%的股权。

迪拜世界公司（DubaiWorld）旗下的房地产子公司Limitless，已在青岛投资建设码头等大型水岸开发项目。正是Limitless开发了目前全球最豪华的“七星级”酒店。

2007年在上海举办的中国上海国际地产投资与开发博览会，云集了国际地产界的诸多知名公司，其中超过70%来自中东，多数具有石油资金背景。

阿联酋总理兼迪拜酋长穆罕默德所有的迪拜控股集团下属投资基金迪拜国际资本（DIC）计划在未来三年内将中国、印度和日本作为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进行投资，拟投资50亿美元。(10)2008年7月，DIC执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萨米尔·安萨里表示：由于目前市场情况仍不明朗，金融机构依然存在很多难题，暂不考虑对国际金融机构进行投资，“但不包括中国”，他特别强调说。他认为中国的金融业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和投资机会，同时，房地产、基础设施、能源等领域也是DIC重点关注的行业。

中国科威特投资公司拥有资本8,000万科威特第纳尔（1科第＝3.66美元）。2008年5月，中科投资公司负责人哈穆迪披露，该公司的目标是与地区金融公司合作在中国设立房地产投资基金，资本金达2.5亿美元。公司准备集中发展亚洲市场，已确定的有：中国、印度、印尼和越南。该公司主要从事基础设施、房地产、能源和金融领域的工程项目。

2008年7月，科威特财政大臣穆斯塔法.什迈里表示，科投资总局和科主权财富基金不打算投资任何新的美国房产抵押债券。他说，科投资总局正研究加强在亚洲的投资，尤其是日本、印度和中国，希望投资这些国家的股票、债券和房产及其他领域。因为这些地区市场总体情况良好，处于发展阶段，投资回报高。(12)

能源领域是海湾在华投资的较早的领域之一，这几年的发展也引人注目。2007年7月由河北省三河市和巴林海湾金融控股集团共同投资建设的中国国际能源城项目在河北签约，投资总额50亿美元，主要包括工作区和住宅区，为亚洲能源领域的大公司提供服务。(13)

2008年6月，科威特石油公司将壳牌和陶氏化学两公司列入合作成员的名单，参与中石化在广东南部的联合炼厂项目。两家外国合作公司在新炼厂和石化厂的所占份额较少，合作方中石化将占有50%-51%的股份。广东南沙炼厂的建设成本在75亿至90亿美元之间。

2007年3月，中石化、沙特阿美及美国埃克森.美孚宣布成立两家三方合资公司，资本总额50亿美元,这两家公司分别是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和中石化—森美（福建）石油有限公司。其中美孚和阿美各持有25%的股份，其余的由中石化及当地政府共有。这一合资合同的签署标志着中国第一个炼油、化工生产与销售、成品油营销全面一体化合资项目取得重大进展。

2008年1月,中石化与沙特基础工业公司萨比克签署框架协议，合资在天津建立大型石化项目，双方各占50%的股权。预计投资17亿美元，拟于2009年完工。该协议的签署，标志着萨比克在设立亚洲工业中心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14)

沙特对华投资从2004年起持续显著增长，沙资企业数量以年均20%的速度增加，目前沙特在200个对华直接投资的国家中列第65位。沙特对华投资企业资金雄厚，平均每个企业达928.5万美元。沙对华投资主要领域有石油、天然气、生产加工部分原材料等。截至2007年10月，沙特在华直接投资企业59家，总投资额58.5亿美元。

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低迷，美元持续贬值，海湾国家海外投资屡遭重挫。而除科威特以外的海湾5国实行当地货币与美元挂钩的政策，给自身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冲击。此外，为了避免国内出现经济过热，海湾政府的财政支出并没有与石油收入同步增幅，通货膨胀在海湾国家已持续多年。

中国经济20年强劲增长，人民币不断升值，海湾资本正是看好中国经济的未来而进行战略性投资，希望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果实。

美国经济放缓也许会导致原油需求下降，海湾国家海外资产增速会随之下降，加上亚洲经济并未与西方完全脱钩，所以海湾对该地区的投资也将放缓。但海湾投资者对亚洲市场的关注不会减少，对中国的投资仍将呈上升趋势。目前，海湾国家的对华投资，无论是与该地区国家实际对外投资能力还是与中国吸引外资的总量都不成比例，海湾资本进军中国市场才刚开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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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国驻阿联酋使馆经商参处[EB/OL]/aarticle/jmxw/200802/20080205388957.html

[10]中国驻科威特使馆经商处[EB/OL]/aarticle/jmxw/200805/20080505549645.html

[11]中国驻科威特使馆经商处[EB/OL]/aarticle/jmxw/200807/20080705675164.html

对华范文篇5

1陶瓷行业

2010年6月18日，欧盟宣布对中国瓷砖进行反倾销正式立案。根据相关规定，如果涉案企业不应诉，有可能被征收高达430%的反倾销税，从而失去我国陶瓷出口第三大市场。本次反倾销调查涉及出口约为金额3.1亿美元，而非此前所说的两亿美元。同时，由于涉案企业几乎涵盖国内知名陶瓷企业，该反倾销申诉的立案成为中国陶瓷行业面临的史上最大反倾销调查。

2电子行业

对华范文篇6

1979年欧盟首次对华发动反倾销，这也是中国在世界上遭受的第一起反倾销指控。此后，欧盟又频频对中国提起反倾销指控，而且数量不断增多，反倾销的产品范围也不断扩大，反倾销税率也是一直增高。对此，本文主要分析了欧盟对华反倾销现状，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

1978年,中国与欧盟签订了第一个中欧贸易协定,至今已二十多年。二十多年里，中国已成为欧盟十五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但也成了首当其冲的反倾销对象。“从1979年至2002年12月,欧盟对中国商品反倾销调查共立案94例,所涉金额55亿美元”。因此，有必要进行欧盟对华反倾销的相关分析。

一、欧盟对华反倾销现状

从历年欧盟对华反倾销案件来看，其对华反倾销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欧盟是最早对中国提起反倾销的地区

1979年欧盟就对中国的机械闹钟和糖精钠提出了反倾销指控。这既是欧盟对中国的第一次反倾销，也是中国在全世界遭受的首次反倾销。可以说是欧盟率先对中国发动了反倾销，打开了国外对华反倾销的大门。

（二）我国已成为欧盟反倾销的首要目标

欧盟对华反倾销占欧盟反倾销案件总数的比例，从1998年开始，除了1998年和2001年，其余平均在12%以上，2003年最高达到了42.8%。从1995—2003年上半年，欧盟对中国的产品共采取了27个反倾销措施（包括中国香港，不包括中国台湾），印度15个，泰国14个，韩国和俄罗斯11个，中国位居首位。可见，中国已成为欧盟反倾销的主要目标。

（三）对华反倾销数量迅速增加

欧盟对华反倾销调查，从第一案起到2003年底，整个趋势是上升的。特别是90年代，案件数量上升很快，其中，“1991年4个，1993年4个，1995年5个，1997年5个，1999年竟然达到了12个”。不难看出，欧盟对华反倾销案件数量不断增加。

（四）对华反倾销的产品范围逐步扩大

起初,欧盟对华反倾销案主要集中在五矿、化工类初级产品,后来扩大至轻纺、机电、钢铁产品,近几年其目标已扩展至我国传统大宗出口产品，主要有自行车、彩电、鞋类和微波炉等,这种大范围、大规模的反倾销严重限制了中国对欧盟的出口贸易，同时，使中国工业发展受到了严重损害，对我国调整出口产品结构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五）对华反倾销税率高

欧盟反倾销税率的征收有时高达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已经不是以维持正常的贸易秩序、抵消和防止倾销为目的,而是通过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来使中国产品丧失在欧盟的竞争力,最终退出欧盟市场。例如，中国彩电在欧盟遭受反倾销起诉，从1991年起，欧盟商务委员会对中国彩电的惩罚性关税提到15.3%，1995年提到25.6%，1998年提到44.6%，致使2000年中国彩电在欧盟的总出口量下降到3万台左右。

（六）对华反倾销存在明显的不公正性

这种不公正性体现在诸多方面，如，1、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而是实行有条件的市场经济待遇，在确定正常价值时给中国寻找替代国。2、对中国实行一国一税政策。此外，还有许多不公平的做法，如欧盟对华采取替代国措施的同时，没有按照相关规定允许中国查看有关替代国的相关资料等。

二、欧盟对华反倾销原因分析

欧盟对我国反倾销之所以如此活跃,其原因是多方面和复杂的,具体包括:

（一）相关企业不熟悉反倾销的“游戏规则”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间不长，我国企业对于国际上有关反倾销的国际条例和国际惯例都不是很熟悉，更不用说是欧盟的有关反倾销立法，因此应对欧盟反倾销诉讼缺乏信心和经验技巧。欧盟反倾销及其相关法规是经过多年的沉积而形成的，专业性和强，处在不断的更新之中。中国作为一个刚刚跨入世贸组织大门不久的“新手”，是无法在短时间内将其完全掌握的。

（二）中欧贸易发展的不平衡

自1978年以来，中欧贸易已增长三十多倍。对欧洲的进出口情况从1987年的逆差267902万美元变为2002年的顺差579942万美元。而且，自1999年1月1日发行欧元以来，欧元汇率一直走强，人民币兑欧元相对贬值，增强了中国出口欧盟产品的竞争力。中国加入WTO后，由于欧元汇率的增长，完全抵消了汇率的下调，所以虽然关税税率有所下调，但对在中国市场的欧盟产品没有多大影响。中国向欧盟出口就具有相对优势，自然成了反倾销的主要对象之一。

（三）全球反倾销热潮的影响

从全球来看，反倾销炙手可热。这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因为，大环境会影响小环境，没有国际上的反倾销大比拼，中国产品也就不会屡屡遭到欧盟的反倾销。根据WTO的资料，全球反倾销立案数目1980—1984年5年间是703起，1985—1989年间是699起，1990—1994年间是1244起，1995—1999年间是1219起，2000—2004年间达到1448起。

（四）我国相关反倾销法律、法规的不健全

我国在1997年之前没有自己的反倾销体系，对外国对华反倾销缺少对抗策略，使欧盟对我实施反倾销时往往有恃无恐。但是，现在，我国反倾销法规抽象、含糊，缺乏可操作性，对反规避、司法审查等问题没有明确规定，有些规定尚未与国际规则完全衔接。比如，1、我国反倾销调查期限比较长，规定自立案调查公告之日起到最终裁定公告之日止为12个月，特殊情况可以延长到18个月，比发达国家的相应期限要长2—3倍；2、我国关于倾销的认定正常价值和出口价格的比较具体如何进行，适用何种价格，《反倾销条例》没有规定，而在损害的确定中，何谓“国内相同或类似产品”并不明确；3、在程序方面，机构设置不合理，对政府部门间的职责、执行程序、行为界定、奖惩措施等含义模糊等。这使被起诉的企业心存疑虑，使欧盟无所顾忌。

（五）欧盟对中国实行歧视性政策

这主要表现在“替代国”和“一国一税”制度上。其根源是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外国尤其是欧盟对中国“非市场经济”的歧视，使用替代国制度，使其有恃无恐。此外，欧盟还对中国实行一国一税制度。这都是不合理的。尽管1998年欧盟承认中国是并非非市场经济国家，但是这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欧盟对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歧视性的待遇。

三、应对欧盟对华反倾销策略研究

欧盟既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一大伙伴，同时又对中国频繁发起反倾销指控。在这样的现况下,我国应怎样去应对欧盟对华反倾销指控呢？

（一）企业要积极应诉欧盟的反倾销诉讼。

首先，积极抗辩不仅是一项权利，也是一项法律义务。欧盟反倾销法第十八条规定了对“不合作公司”的处理办法：如果涉诉方拒绝接受调查，不能按时提供必要的材料，或明显地阻碍调查，反倾销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可获得的信息”进行裁决。另外，中国对外经济合作部于1994年4月4日公布了《关于中国出口产品在国外发生的反倾销案件的应诉规定》，对应诉人的范畴、权利和义务，以及应诉工作的鼓励措施和不执行此规定的处罚办法等都做出了明确规定。其次，积极应诉是减少损失的最好的办法，也是利害关系人进行申辩的主要形式。如“在2003年美国对华彩电反倾销案中，应诉企业中，厦华的倾销幅度为4.35%,康佳为11.36%,TCL为22.36%,长虹为24.38%,其他应诉企业的加权平均税率为21.49%,而未应诉企业的全国统一税率为78.45%的高额反倾销税率”。

（二）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

我国政府应注重与国外政府、尤其是与其反倾销保障措施调查的行政执法部门建立合作机制。例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1990年达成的双边协议，就规定两国间的产自本地的货物的贸易不再适用反倾销措施，而改用竞争法来约束贸易行为。此外，还要加强产品出口管理。中国政府应切实执行《关于处罚低价出口竟销规定》，严惩低价倾销企业。深化外贸体制改革，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进行出口管理，加强对出口产品数量的宏观调控，调整企业的出口优惠及鼓励政策，严格控制出口退税。可以赋予海关特别权利，负责监管可能出现的彩电低价倾销情况。总之，政府应发挥其应有之作用。

（三）利用WTO，争取更多的平等待遇

首先，积极参与WTO反倾销法的修改与完善，促使其健康发展和公平实施，遏制外国对我国反倾销的猛烈势头。第二，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来评判外国对我国歧视性的反倾销案。因为在争端解决机制下，我国也有机会陈述自己的意见，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第三，利用WTO国际讲坛揭露替代国制度的不合理性及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歧视做法，督促外国放弃歧视性的反倾销政策。而且，“2001年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程度为69%，超过国际上60%的临界水平，我国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而不是一些国家所谓的“非市场经济国家”。这说明我国不应再受国外“非市场经济”的歧视。现在我国已经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应该利用成员身份和WTO的评审机制来争取市场经济地位。

（四）在应对反倾销中积极利用“公共利益”原则

在欧盟的反倾销应诉实践中，如果能证明采取反倾销措施不符合欧盟利益，也能组织采取反倾销措施。为在欧盟内征收反倾销税，仅仅指出存在倾销（出口价格低于国内市场价格）和倾销造成损害是不够的，还应表明采取反倾销措施“符合欧盟利益”。如1992年,欧盟接受葡萄牙厂商申请对自中国进口的松香进行反倾销调查。初裁认定,中国松香倾销幅度为17.4%，对欧盟产业造成了实质性损害。但1994年2月,欧盟委员会以反倾销不符合共同体利益为由,宣布终止对中国松香反倾销调查。

（五）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和反倾销专项资金

我国并没有专门的应对国外反倾销的主管机构，国家主要是让七大商会组织应诉，但是这并不够，因为它没有政府的组织力量，也没有足够的硬件、软件设备。因此，有必要设立一个专门的主管机构——国家反倾销委员会，以政府的力量来组织、协助企业应诉。再者，应对反倾销需要很大的经费，这也是很多企业不愿应诉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对此，我们可以设立反倾销专项基金，一是资助被起诉的企业应诉，二是对积极应诉的企业予以奖励。

（六）重视行政复审

各种复审产品一旦被征税,企业还可通过各种复审来推翻欧委会的原判,重新恢复对欧盟的出口。复审共分三种:新出口商复审、临时复审和日落复审。被征最终反倾销税后,出口企业如果能证明在调查期内,未向欧盟出口任何同类产品以及与原案中被征税企业无任何关联,并且已签署了一份不可撤销的数量较大的出口合同,则该出口企业就可要求进行新出口商复审,争取免征反倾销税。最终反倾销税征收1年后,出口商如能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已没有必要征收反倾销税,或停止征税后损害不会继续或重新发生,可要求对最终反倾销税进行临时复审。如果欧盟生产商没有提出日落复审,最终反倾销税5年到期后即自动停止。出口商不必主动提出日落复审,但欧盟生产商提出复审后企业必须积极应诉,争取有利于自己的结果。

四、结语

欧盟是我国很重要的贸易伙伴，在处理贸易纠纷时，“以牙还牙”的做法极易引起贸易战，尽管在对华反倾销问题上欧盟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我们也要通过合理、合法的措施来争取自己的利益。对其反倾销要予以坚决的回击。

【注释】

吴金希于永达.国外频繁对华反倾销的深层原因与对策选择[J].《改革》,2004(3)

欧盟委员会向欧洲议会递交的欧盟反倾销和反补贴年度报告

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关于2003年美国对华彩电反倾销的相关信息

商务部《2003年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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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允贵.“市场限制力紧箍咒———‘入世’后中国出口贸易面临的制障”[J].《国际贸易》,2001(1)

对华范文篇7

关键词：日本；ODA；文化

日本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最早向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fficialDevelopmentAssistance，以下简称ODA）的国家。自1979年底至2007年，日本政府累计向中国政府承诺提供日元贷款协议金额32701．84亿日元。〔1〕

国内外一些学者已对日本ODA进行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人们认识和了解日本ODA非常有益，但既有的研究偏重于1979年12月日本对华提供援助之后的内容，日本对华ODA决策方面的研究，还有深入研究的空间。本文试从文化的角度来剖析1979年底日本对华提供ODA决策的文化动因。

一、文化与外交的关系

文化的含义包含人类在长期实践活动中创造的有形的物质和无形的精神两个层次。文化从深层次上对外交产生深刻影响。英国政治家帕麦斯顿勋爵曾经说过：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而对国家利益的判断深受本国文化的影响。文化在确定国家外交目标中具有导向作用。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是综合国力在国际社会的反映。外交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文化影响着一个国家看待国家利益的方式。“政治领袖必须在符合国家价值观念的前提下才能形成政策，国家价值观只是个人价值观的集合”。〔2〕在文化认同基础上制定的外交政策容易形成获得民族共识和增强政策的凝聚力。所以文化作为一种软力量在明确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确定外交目标上能够起到导向作用。不同国家外交政策的决策者受到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的熏陶和影响，制定出来的外交政策自然也有所不同。

二、中日外交中的文化因素

很多人认为日本文化抽去了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内涵后就一无所有。实际上，日本有自己的文化。日本文化如同一颗树，它的根深扎于日本的国土上。〔3〕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两国关系源远流长；两国文化传统中既有共性也有差异，中日两国同属“汉字文化圈”；两国在生活方式上具有共同点，在价值观念上也存在共同点。中日两国的文化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是东亚传统文明的中心，对周边地区和民族产生辐射型影响。日本学者大多承认中国古代文明哺育了日本古代文化。在东亚文化区内，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源发性和独创性，日本传统文化为继发性。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里》中承认“日本文明是一个独特的文明，它是中国文明的后代”。〔4〕同时，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中华民族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不断发挥聪明才智，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对世界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儒释道三家互相磨合，形成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这充分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主创造性。“中国和它的西方邻国以及南方邻国之间的交往和反应，要比一向所认为的多得多，尽管如此，中国思想和文化模式的基本格调，却保持着明显的、从未间断的自发性。”〔5〕与之相反，日本文化以吸收、模仿外来文化见长。除了神道以外，作为日本传统文化中很多重要内容，大都从别国输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和对美国文化的模仿是日本文化的鲜明特点。

如前所述，文化对外交潜在着影响力。中日外交决策也就渗透着两国传统文化的痕迹。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交的影响力主要表现为：第一，“天朝大国”历史地位与“重义轻利”的外交风格。中国在历史上一直处于东亚的中心，凭借强大的经济、政治、文化实力将周围国家称为“蛮夷之地”。这种地位形成了强调以道德和文化魅力而不是以暴力征服他人的文化传统。新中国长期推行的“友谊外交”，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也体现了以取得心理满足为特点的中国式外交风格。第二，辉煌的历史与近代被压迫历史形成的特殊心态。中国是悠久的文明古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人们都将中国称为天下。中国人民有很强的民族自豪感或者说是自大心理。但是近代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践踏的历史，使中国人民的自尊心受到很大伤害，产生自卑意识。这两种意识交织在一起表现出“民族无意识”，〔6〕它有时候表现为过度的自我关注和自我膨胀，对外部世界忽视和怠慢，有时候则表现为自卑、敏感、强烈的防备心态。第三，“君子和而不同”与“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的外交方针。中国传统思想中认为的理想社会是“君子和而不同”，达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所以在外交方针上，中国强调和平共处，反对恃强凌弱的霸权主义行径。

其次，日本文化传统对外交的影响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岛国意识与过度的危机感和被害意识。日本是一个岛国，资源贫乏且多发地震，因此，日本总是害怕落在别国的后面，害怕成为“国际孤儿”，害怕周边国家对自己安全构成威胁，这都是危机感的表现。由于日本人的心理太图示化，总是将攻击自己的人视为强大而狡猾的存在，自己是软弱的牺牲者，从而认可自己的侵略行为。日本人的这种被害者意识，也频繁见于国内外的商业活动中。这种心理在对外交往中表现为日本总是强调自己的“无防备”，强调自己是受害者，或者假设自己将受到伤害。第二，日本纵向序列意识和对美国的追随。与中国强调横向联系不同，日本强调纵向联系，“日本人是用等级的观点来看待国内问题的，他们也用同样的观点来看待国际问题。”〔7〕

三、日本对华ODA决策的文化动因

中日文化的共性与差异在日本对华ODA决策问题上起到了不同的作用。

首先，文化共性为对华ODA决策提供前提。“经济合作的根源在于文化的共性”。〔4〕中日两国同属“汉字文化圈”，在生活方式上和价值观念上存在共同点，可以减少文化冲突与阻力，为中日经济、政治、文化交流提供了平台。1979年12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政府为促进文化交流的协定》和《中日两国关于在渤海南部及西部海域合作进行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开发的协定书》在同一天签订，充分说明了文化传播与经济合作的互动关系。

其次，文化的差异性对日本对华ODA决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文化对接受日本ODA决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重义轻利的外交风格使中国在外交决策中强调中日友好。新中国成立后，在涉及日本的问题上，中国领导人一再强调中日友好，反映了传统的天朝上国的历史地位影响下领导人在处理外交事物时的重义轻利的外交风格。这一外交风格，为两国顺利建交，展开经济文化交流铺了路，是日本对华提供ODA的前因。第二，“君子和而不同”促使中国人们爱好和平，希望中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中国文化中强调和而不同。这在当代外交中的表现就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求同存异等基本的外交准则。这种文化传统使中国人民具有爱好和平的思想传统。爱好和平，睦邻友好就要发展与日本的友好合作关系，所以中国接受日本对华ODA也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希望中日友好，爱好和平的表现。第三，接受日本ODA使对“自力更生”、“无债一身轻”等传统思想的突破。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不适应于市场经济要求的因素，打破片面强调自力更生，和“无债一身轻”思想，就是促进中国文化向着适应现代化文化的方向发展。关于引进外资问题的思想解放，给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内涵。而中国政府接受日本政府开发援助就是对旧文化的突破，为新文化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日本文化对做出对华提供ODA决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第一，“序列意识”为遏制政策的转变提供了文化解释。“日本人思考本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时，往往根据其国内模式来类推。他们倾向于把国际秩序看作日本社会内部文化模式的外部表现，而这种模式是以垂直组织结构的相关性为特征的。”〔4〕日本较重视“纵式关系”，倾向于把人、社会集团、国家等一切事物都想象成一个序列，由此而影响到日本在外交政策的制定上唯美国马首是瞻。因而“尼克松冲击”对日本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中日结束不正常关系。其后，在各种因素作用下，需要对华提供ODA时，日本也先同美国协调。大平首相在来华之前，特意赴美，在此问题上取得美国默许。第二，和平主义思潮推动中日友好。和平思潮是战后日本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的社会思潮，对整个社会和大众产生重要影响。战后，起初的民主化和和平主义思潮虽然在制度层面是由美国占领当局进行的。但是面对战争失败的事实，日本人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和平的内涵加深了了解，并对和平充满希望，形成了和平主义思潮。在处理与中国关系问题上，日本很多政治家和有识之士都强调“中日不再战”，希望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种追求和平的基调也反应在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理念：“我们作为和平国家，负有着为维护世界和平、确保国际社会的繁荣而发挥与其国力相称作用的重要使命”。第三，国际化思潮促使日本政府支持中国改革开放。国际化思潮发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深入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它来源于对“国际孤儿”的恐惧和经济繁荣后对国际地位的要求。面对国际社会对日本的批评，日本有意改变在国际社会中“经济巨人、政治侏儒”和“一国利益至上主义，缺乏国际协调精神”的形象。日本的国际化思潮及其实践恰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发生了历史性的相遇。〔8〕在对华提供政府开发援助问题上，日本就有意通过支持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帮助美国分担责任。

综上所述，中日文化的共性与差异共同影响了日本对华ODA的决策。日本对华提供ODA的实质是通过中日两国的外交行为实现了双方互利的经济合作。中日文化对中日经济合作有促进作用，反之，双方的经济合作也为文化的交流减少了阻力，提供了机会和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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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范文篇8

关键词：对华反倾销国际贸易应对策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速了与其它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往来，对外贸易更是飞速发展。至2000年，我国对外贸易已跃居世界第七，成为世界贸易大国。然而，随之而来的是一些国家对中国的贸易抵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逐步取消了一些国家对中国的高关税贸易壁垒，取而代之的是配额、许可证等非关税措施。其中，反倾销以其方便、见效快的特点倍受各国青睐。我国而我国也成为该贸易保护措施的最大受害国之一。

一、外国对华反倾销的特点

1、倾销指控的次数多频率快

自1979年欧共体对第一期反倾销调查案以来，我国受到越来越多的反倾销指控，截至2002年12月20日，我国产品共遭遇外国反倾销调查509起，遭遇保障措施46起，两者共高达555起，涉案金额超过500亿美元，国外对我国的反倾销给我国带来的直接损失达160亿美元，导致我国五十万人潜在失业。从2002下半年看来，共有17个世贸组织成员发起了104项反倾销调查，其中针对我国的就有18项。我国已成为2002年下半年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Ⅰ

2、提起反倾销的国家由发达国家拓展至发展中国家

至2000年底，共有29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商品提出反倾销调查，涉案数412起，其中欧盟99起，美国78起，印度更是后来者居上，对华反倾销指控达38起，名列第三，澳大利亚、阿根廷、南非、墨西哥4国对华反倾销均超过20亿。到目前为止，曾对我国出口商品提出反倾销的国家进四十个，其中80%案件均由发达国家提起，以美国和欧盟最多，近几年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智利、泰国、印度、尼日利亚等也加入了对华反倾销的行列，并有欲演欲烈之势。

3、中国商品被认定的倾销幅度和被征收的反倾销税明显偏高

自1980年到1994年12月31日，美国对华反倾销案终裁决定征收反倾销税共计27起，税率在100%以上的有10件，占1/3强。从90年代开始针对中国反倾销的拉美国家，其确定的反倾销税率相当一部分为300%-600%，1993年墨西哥工商部长于4月14日召开记者招待会，并于4月15日于墨西哥官方日报上公布，对我国十大类400多种商品进行反倾销调查，与此同时征收高额临时反倾销税，各类商品和税率为玩具351%，鞋类1105%，纺织品：植物纤维331%，合成纤维501%，纱布54%，纺织制品：服装533%，其他成品379%，有机化学品673%，自行车：内外胎594%，整车144%，家用电器129%，工具312%，铁制接头33%，氟石16%。墨方宣布这批商品约占中国对墨出口的75%，包括我国对墨出口的主要商品。如此大规模的反倾销调查及如此高的反倾销税率在国际上也是极为罕见的。Ⅱ

二、我国频遭反倾销调查的原因

1、世界经济下滑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上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第五次经济危机的加深和蔓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了经济“滞涨”阶段，导致国内经济萎靡不振，失业率居高不下。各国都希望通过扩大出口刺激本国经济，推动产业发展，同时保护国内市场，因而采取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

2、外国对中国的歧视性政策

长期以来，西方一些国家将中国认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或市场经济转型国家，对我国的出口商品在进行反倾销调查时，不是以我国国内的价格为依据，而往往由进口国采用“替代国”标准计算倾销幅度，并且在选择替代国时一度故意选择与中国实际情况相差甚巨的国家。其结果是我国被认定为高幅倾销，征收高额反倾销税，我国商品不得不退出该市场。近年来，市场经济待遇问题及与之相关的种种问题已经成为国外对华反倾销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问题。Ⅲ

值得注意的是，替代国标准的确立，不仅影响我国商品的出口，而且也制约我国外资的引进，外资企业对其出口商品无法得到市场经济待遇，甚至被征收巨额反倾销税，直接影响了我国的投资环境。

3、中国企业的出口策略

中国经济体制转型期间，各行业生产水平得到飞速发展，但大部分仍集中在投入少，见效快、科技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的产品。由于我国资源相对丰富，劳动力价格低廉，具有比较优势,因此产品成本价格相对较低，较易进入国际市场，但由于国家政策指引不够，重复生产现象突出，造成国内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低价竞销现象普遍存在。并且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商品出口主要集中在西欧和北美，市场过于集中，导致一旦被提起反倾销，商品便又集中涌向另一个国家，因而造成该商品连续被提起反倾销。

4、我国企业应诉不利

在对我国的反倾销案中，约有50%的案件无企业应诉，对方即可采用"最佳可获得信息原则"，利用对其更有利的数据判定我国反倾销成立，迫使我国退出该市场。我国在1974年国家外经贸部就颁布了《关于中国出口产品在国外反倾销案件的应诉规定》，规定了出口商与生产商应积极应诉，不参加国外的反倾销案件的要通报批评，取消其部分或全部的外贸经营权并处以罚款。而且，鉴于应诉情况并不理想，1997年外经贸部又颁布了《关于加强中国出口产品反倾销应诉的通知》，但中国企业仍不乏不应诉的情况。Ⅳ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由于反倾销诉讼成本较高，一个企业无法独自承担20万到50万的诉讼费用。所以我国反倾销案80%以失败告终，这样的结果更使国外的企业对中国的反倾销指控有增无减。

5、其它原因

我国对反倾销的预警机制不够完善，通常是外国在进行反倾销调查时才意识到并匆忙应对。其原因在于我们信息太闭塞，不注意收集外国的市场行情及政府政策指向。

我国企业本身组织机构对倾销与反倾销理解不够，一旦遭到反倾销指控则无所适从。

我国企业与进口商合作不够。外国反倾销虽然针对我国但对其个别企业来说是很不利的，我国在对外贸易中形成了一批稳定的贸易伙伴，但并未对这些关系加以进一步巩固，造成了我国产品在受到不合理制裁时，进口商“爱莫能助”的情况。

另外我国反倾销法律人才奇缺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

三、中国应对反倾销的策略

反倾销不仅从微观层面上阻碍了中国一些商品出口，也间接地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反倾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1、影响中国商品出口2、冲击国内市场3、恶化中国外商投资环境4、阻碍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改进的进程。下面笔者将从政府和企业角度分别探讨应对策略问题。

（一）从政府角度看

一个国家的反倾销策略，在多数情况与政府政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我国在反倾销诉讼中的被动局面一方面与我国政府的相关政策有关，更需要我国政府采用一定的经济、外交政策加以应对。

1、正确认识反倾销的本质

在传统上，反倾销被认为是一种维护公平贸易手段。而发达国家在长期的贸易

实践中，较早得从博弈的角度、从倾销与反倾销决策过程弈双方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规律发现，反倾销策略不仅具有防御性特征，其进攻性对抗性对保护国内市场更有效率。而现今，对中国提出的反倾销也多是以反倾销为名，行贸易保护之实。我国政府应引导我国企业认识清楚反倾销的本质，不应总是在遇到反倾销指控时，对我国的倾销行为作自我检讨，而应主动参与到反倾销诉讼中，争取我国企业的合法权益，保证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受到普遍的尊重和公正的待遇。Ⅴ

2、完善我国反倾销立法

我国反倾销立法起步较晚，起初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还存在很多不完善之处，需要尽快加以弥补。只有我国熟练掌握了反倾销的策略及技巧才能在国外提出反倾销诉讼时应对自如，同时可及时采取相应的对抗措施，便于保护我国涉诉企业的利益。

3、政府应加强对外宣传使我国尽快摆脱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待遇

改革开放20多年，我国已基本上实现了大部分行业的市场化运营，然而有些国家却无视客观现实，妄加臆断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以不确定的“替代国”标准对中国提起反倾销诉讼。市场经济地位这个先决条件不解决，中国多数出口企业就将仍旧处于被动地位。因此，中国政府应利用国内外媒体加强宣传攻势，大力宣传我国市场化进程，并可以委托过国内外有关专家或权威机构对我国市场经济转轨程度进行鉴定，增强说服力，避免歧视性待遇。

4、加强宏观调控政策指引开辟广阔的市场空间实现“走出去”战略

我国对外出口存在市场集中，产品花样单一的特点，由此造成了易于被指控反倾销的状况。我国政府应加强对外贸易管理，引导国内企业全方位、多层次地打开国际市场。如此，便形成了一旦某个市场丢失，滞留产品可以由其它市场消化的整体优势。

（二）从企业角度看

1、加大科研投入优化出口结构

我国企业要从单一的货物贸易向技术贸易领域发展，同时，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减少国内企业间的冲突，避免形成低价竞销的状况。另外我国企业应合理定价，这是我国反倾销诉讼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问题。

2、规范企业内部管理

我国企业应加快实现对帐目的统一管理，与国际接轨。这些数据将是反倾销诉讼中重要的证据来源。企业不仅要采取国际标准，还应该了解主要出口国家的相关制度，注意两者的不同。这样，我们所提出的会计报表将更加规范化，具有更强的证明力及可信度。

3、建立反倾销诉讼基金鼓励企业积极应诉

国内一些企业在遭遇反倾销诉讼时，由于同行业其他企业的不配合或不积极配合往往力不从心，而相当一部分企业存在“搭便车”的心理，这是片面、狭隘和短视的。一旦国外对我国反倾销诉讼成功，我国的同种产品以及同类产品在该市场将受重创，甚至可能从该市场完全退出。这对我国该产业的对外贸易将是巨大冲击。因此，国内企业应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应建立相关的应诉基金，对参与诉讼的企业予以支持和鼓励。

4、加强与外国企业的联系与合作

在反倾销案件中，起诉方的利益往往也是多元化和多层面的，因此，在对外贸易中，我国企业应促进贸易双方的深层了解与合作，达成相关协议，以求在中国产品被指控倾销时，该国部分相关企业能共同参与诉讼，提供有利于我方的相关证明，甚至说服起诉方撤诉，这已经是化解反倾销调查的重要途径之一。

5、加深对进口国的法律了解拓展信息渠道

我国企业应尽快培养一批专业的法律人才，同时，可以通过驻外机构、向外国资本输出的方式建立的一些海外企业，了解该国的法律法规、政策动态并及时反馈给我国相关机构和企业，形成快速高效的信息网，完善我国预警机制，为打赢反倾销诉讼作好充分准备。

参考资料：

（1）李锋章仁俊著：应对国外对华反倾销遇警机制的缺陷《经济与管理研究》2003年第3期68页

（2）于永达著：《2001中国反倾销报告》2001年8月版153-154页

（3）于永达著：《2001中国反倾销报告》2001年8月版160页

对华范文篇9

1979年欧盟首次对华发动反倾销，这也是中国在世界上遭受的第一起反倾销指控。此后，欧盟又频频对中国提起反倾销指控，而且数量不断增多，反倾销的产品范围也不断扩大，反倾销税率也是一直增高。对此，本文主要分析了欧盟对华反倾销现状，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

1978年,中国与欧盟签订了第一个中欧贸易协定,至今已二十多年。二十多年里，中国已成为欧盟十五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但也成了首当其冲的反倾销对象。“从1979年至2002年12月,欧盟对中国商品反倾销调查共立案94例,所涉金额55亿美元”。因此，有必要进行欧盟对华反倾销的相关分析。

一、欧盟对华反倾销现状

从历年欧盟对华反倾销案件来看，其对华反倾销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欧盟是最早对中国提起反倾销的地区

1979年欧盟就对中国的机械闹钟和糖精钠提出了反倾销指控。这既是欧盟对中国的第一次反倾销，也是中国在全世界遭受的首次反倾销。可以说是欧盟率先对中国发动了反倾销，打开了国外对华反倾销的大门。

（二）我国已成为欧盟反倾销的首要目标

欧盟对华反倾销占欧盟反倾销案件总数的比例，从1998年开始，除了1998年和2001年，其余平均在12%以上，2003年最高达到了42.8%。从1995—2003年上半年，欧盟对中国的产品共采取了27个反倾销措施（包括中国香港，不包括中国台湾），印度15个，泰国14个，韩国和俄罗斯11个，中国位居首位。可见，中国已成为欧盟反倾销的主要目标。

（三）对华反倾销数量迅速增加

欧盟对华反倾销调查，从第一案起到2003年底，整个趋势是上升的。特别是90年代，案件数量上升很快，其中，“1991年4个，1993年4个，1995年5个，1997年5个，1999年竟然达到了12个”。不难看出，欧盟对华反倾销案件数量不断增加。

（四）对华反倾销的产品范围逐步扩大

起初,欧盟对华反倾销案主要集中在五矿、化工类初级产品,后来扩大至轻纺、机电、钢铁产品,近几年其目标已扩展至我国传统大宗出口产品，主要有自行车、彩电、鞋类和微波炉等,这种大范围、大规模的反倾销严重限制了中国对欧盟的出口贸易，同时，使中国工业发展受到了严重损害，对我国调整出口产品结构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五）对华反倾销税率高

欧盟反倾销税率的征收有时高达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已经不是以维持正常的贸易秩序、抵消和防止倾销为目的,而是通过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来使中国产品丧失在欧盟的竞争力,最终退出欧盟市场。例如，中国彩电在欧盟遭受反倾销起诉，从1991年起，欧盟商务委员会对中国彩电的惩罚性关税提到15.3%，1995年提到25.6%，1998年提到44.6%，致使2000年中国彩电在欧盟的总出口量下降到3万台左右。

（六）对华反倾销存在明显的不公正性

这种不公正性体现在诸多方面，如，1、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而是实行有条件的市场经济待遇，在确定正常价值时给中国寻找替代国。2、对中国实行一国一税政策。此外，还有许多不公平的做法，如欧盟对华采取替代国措施的同时，没有按照相关规定允许中国查看有关替代国的相关资料等。

二、欧盟对华反倾销原因分析

欧盟对我国反倾销之所以如此活跃,其原因是多方面和复杂的,具体包括:

（一）相关企业不熟悉反倾销的“游戏规则”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间不长，我国企业对于国际上有关反倾销的国际条例和国际惯例都不是很熟悉，更不用说是欧盟的有关反倾销立法，因此应对欧盟反倾销诉讼缺乏信心和经验技巧。欧盟反倾销及其相关法规是经过多年的沉积而形成的，专业性和强，处在不断的更新之中。中国作为一个刚刚跨入世贸组织大门不久的“新手”，是无法在短时间内将其完全掌握的。

（二）中欧贸易发展的不平衡

自1978年以来，中欧贸易已增长三十多倍。对欧洲的进出口情况从1987年的逆差267902万美元变为2002年的顺差579942万美元。而且，自1999年1月1日发行欧元以来，欧元汇率一直走强，人民币兑欧元相对贬值，增强了中国出口欧盟产品的竞争力。中国加入WTO后，由于欧元汇率的增长，完全抵消了汇率的下调，所以虽然关税税率有所下调，但对在中国市场的欧盟产品没有多大影响。中国向欧盟出口就具有相对优势，自然成了反倾销的主要对象之一。

（三）全球反倾销热潮的影响

从全球来看，反倾销炙手可热。这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因为，大环境会影响小环境，没有国际上的反倾销大比拼，中国产品也就不会屡屡遭到欧盟的反倾销。根据WTO的资料，全球反倾销立案数目1980—1984年5年间是703起，1985—1989年间是699起，1990—1994年间是1244起，1995—1999年间是1219起，2000—2004年间达到1448起。

（四）我国相关反倾销法律、法规的不健全

我国在1997年之前没有自己的反倾销体系，对外国对华反倾销缺少对抗策略，使欧盟对我实施反倾销时往往有恃无恐。但是，现在，我国反倾销法规抽象、含糊，缺乏可操作性，对反规避、司法审查等问题没有明确规定，有些规定尚未与国际规则完全衔接。比如，1、我国反倾销调查期限比较长，规定自立案调查公告之日起到最终裁定公告之日止为12个月，特殊情况可以延长到18个月，比发达国家的相应期限要长2—3倍；2、我国关于倾销的认定正常价值和出口价格的比较具体如何进行，适用何种价格，《反倾销条例》没有规定，而在损害的确定中，何谓“国内相同或类似产品”并不明确；3、在程序方面，机构设置不合理，对政府部门间的职责、执行程序、行为界定、奖惩措施等含义模糊等。这使被起诉的企业心存疑虑，使欧盟无所顾忌。（五）欧盟对中国实行歧视性政策

这主要表现在“替代国”和“一国一税”制度上。其根源是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外国尤其是欧盟对中国“非市场经济”的歧视，使用替代国制度，使其有恃无恐。此外，欧盟还对中国实行一国一税制度。这都是不合理的。尽管1998年欧盟承认中国是并非非市场经济国家，但是这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欧盟对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歧视性的待遇。

三、应对欧盟对华反倾销策略研究

欧盟既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一大伙伴，同时又对中国频繁发起反倾销指控。在这样的现况下,我国应怎样去应对欧盟对华反倾销指控呢？

（一）企业要积极应诉欧盟的反倾销诉讼。

首先，积极抗辩不仅是一项权利，也是一项法律义务。欧盟反倾销法第十八条规定了对“不合作公司”的处理办法：如果涉诉方拒绝接受调查，不能按时提供必要的材料，或明显地阻碍调查，反倾销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可获得的信息”进行裁决。另外，中国对外经济合作部于1994年4月4日公布了《关于中国出口产品在国外发生的反倾销案件的应诉规定》，对应诉人的范畴、权利和义务，以及应诉工作的鼓励措施和不执行此规定的处罚办法等都做出了明确规定。其次，积极应诉是减少损失的最好的办法，也是利害关系人进行申辩的主要形式。如“在2003年美国对华彩电反倾销案中，应诉企业中，厦华的倾销幅度为4.35%,康佳为11.36%,TCL为22.36%,长虹为24.38%,其他应诉企业的加权平均税率为21.49%,而未应诉企业的全国统一税率为78.45%的高额反倾销税率”。

（二）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

我国政府应注重与国外政府、尤其是与其反倾销保障措施调查的行政执法部门建立合作机制。例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1990年达成的双边协议，就规定两国间的产自本地的货物的贸易不再适用反倾销措施，而改用竞争法来约束贸易行为。此外，还要加强产品出口管理。中国政府应切实执行《关于处罚低价出口竟销规定》，严惩低价倾销企业。深化外贸体制改革，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进行出口管理，加强对出口产品数量的宏观调控，调整企业的出口优惠及鼓励政策，严格控制出口退税。可以赋予海关特别权利，负责监管可能出现的彩电低价倾销情况。总之，政府应发挥其应有之作用。

（三）利用WTO，争取更多的平等待遇

首先，积极参与WTO反倾销法的修改与完善，促使其健康发展和公平实施，遏制外国对我国反倾销的猛烈势头。第二，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来评判外国对我国歧视性的反倾销案。因为在争端解决机制下，我国也有机会陈述自己的意见，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第三，利用WTO国际讲坛揭露替代国制度的不合理性及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歧视做法，督促外国放弃歧视性的反倾销政策。而且，“2001年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程度为69%，超过国际上60%的临界水平，我国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而不是一些国家所谓的“非市场经济国家”。这说明我国不应再受国外“非市场经济”的歧视。现在我国已经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应该利用成员身份和WTO的评审机制来争取市场经济地位。

（四）在应对反倾销中积极利用“公共利益”原则

在欧盟的反倾销应诉实践中，如果能证明采取反倾销措施不符合欧盟利益，也能组织采取反倾销措施。为在欧盟内征收反倾销税，仅仅指出存在倾销（出口价格低于国内市场价格）和倾销造成损害是不够的，还应表明采取反倾销措施“符合欧盟利益”。如1992年,欧盟接受葡萄牙厂商申请对自中国进口的松香进行反倾销调查。初裁认定,中国松香倾销幅度为17.4%，对欧盟产业造成了实质性损害。但1994年2月,欧盟委员会以反倾销不符合共同体利益为由,宣布终止对中国松香反倾销调查。

（五）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和反倾销专项资金

我国并没有专门的应对国外反倾销的主管机构，国家主要是让七大商会组织应诉，但是这并不够，因为它没有政府的组织力量，也没有足够的硬件、软件设备。因此，有必要设立一个专门的主管机构——国家反倾销委员会，以政府的力量来组织、协助企业应诉。再者，应对反倾销需要很大的经费，这也是很多企业不愿应诉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对此，我们可以设立反倾销专项基金，一是资助被起诉的企业应诉，二是对积极应诉的企业予以奖励。

（六）重视行政复审

各种复审产品一旦被征税,企业还可通过各种复审来推翻欧委会的原判,重新恢复对欧盟的出口。复审共分三种:新出口商复审、临时复审和日落复审。被征最终反倾销税后,出口企业如果能证明在调查期内,未向欧盟出口任何同类产品以及与原案中被征税企业无任何关联,并且已签署了一份不可撤销的数量较大的出口合同,则该出口企业就可要求进行新出口商复审,争取免征反倾销税。最终反倾销税征收1年后,出口商如能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已没有必要征收反倾销税,或停止征税后损害不会继续或重新发生,可要求对最终反倾销税进行临时复审。如果欧盟生产商没有提出日落复审,最终反倾销税5年到期后即自动停止。出口商不必主动提出日落复审,但欧盟生产商提出复审后企业必须积极应诉,争取有利于自己的结果。

四、结语

欧盟是我国很重要的贸易伙伴，在处理贸易纠纷时，“以牙还牙”的做法极易引起贸易战，尽管在对华反倾销问题上欧盟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我们也要通过合理、合法的措施来争取自己的利益。对其反倾销要予以坚决的回击。

【注释】

吴金希于永达.国外频繁对华反倾销的深层原因与对策选择[J].《改革》,2004(3)

欧盟委员会向欧洲议会递交的欧盟反倾销和反补贴年度报告

*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关于2003年美国对华彩电反倾销的相关信息

商务部《2003年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

【参考文献】

[1]邓德雄.“比较应公平———欧共体反倾销‘零’做法及引起的争议”[J].《国际贸易》,2001(5)

[2]李圣敬著.《反倾销法律与诉讼》[M].法律出版社，2000年

[3]王允贵.“市场限制力紧箍咒———‘入世’后中国出口贸易面临的制障”[J].《国际贸易》,2001(1)

对华范文篇10

（一）肯尼迪上台前后有关对华政策的讨论。

从50年代末开始，美国社会中开始出现了一种要求改变美国僵硬的对华政策的动向。这是由两个因素引起的。其一是1958年的台湾海峡危机给美国对话政策造成了冲击，它使美国朝野担心因台湾问题而导致美国与中国大陆的战争。[3]其二是美国政界一些人认为，有必要根据变化的世界形势，重新审议美国的外交政策。作为这种动向的比较典型的反映是1959年出台的《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美国康仑公司研究报告》，后来被简称为《康仑报告》。

1958年春季，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在该委员会主席威廉·富布赖特（WilliamJ.Fulbright）的主持下，就美国对东亚、南亚、非洲、欧洲以及拉丁美洲的政策，举行了一系列听证会，目的是对美国的对外政策进行一次系统的检查。5月间，参院外交委员会根据听证会的情况及其效果，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小组委员会，讨论全面研究美国对外政策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该小组经研究认为，进行有关的研究既有必要又切实可行。7月15日外交委员会投票通过决议，要求参议院授权进行有关的研究。31日参议院通过决议，授权外交委员会“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一次充分而全面的研究”，并拨款30万美元予以资助。《康仑报告》即是这项研究的产物之一。

《康仑报告》出台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报告突出了中国的重要性。该报告虽然分为南亚、远东和东南亚两个部分，但是综观全文，不论哪一部分都包含着对中国的严重关注。正如报告所指出的：“共产党中国是美国在亚洲面临的最复杂和最严重的问题”，“对我们将来在亚洲和世界的地位来说，没有再比美国对华政策的决定更起决定性的作用了”。报告还指出，美国应该确认两个基本事实，其一是中国的政权是稳固的，而不是像当时许多美国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暂时的现象”。报告称“大部分迹象表明，现政府是近代中国历来最坚强、最团结的政府”，“只要不和美国作战，中国共产党政府长期存在下去是非常可能的”。其二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迅速增长，“非常可能在二十世纪后期作为一个主要世界强国而出现”。所以报告提出，美国的对华政策“不管具体形式怎样”，都应该根据上述“假设来实施”。[4]

其次是《康仑报告》实际上已经成为后来美国朝野人士考虑对华政策的重要参考。在后来一段时间里，美国各方人士曾经多次提出改变对华政策的设想和建议，但是他们都没有超出《康仑报告》设计的框架。此外，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参与策划这一项目的人包括了很有影响的参议员，如富布赖特和后来担任总统的肯尼迪(JohnF.Kennedy)。报告的撰写人包括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斯卡拉宾诺（RobertA.Scalapino）等。这些人在政界和思想界都有着重大的或独特的影响，所以报告所包含的一些重要想法必然会被传播并保留。

根据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计划，《康仑报告》出台后准备继续就对华政策问题举行听证会，以便就对华政策展开讨论。不过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显然不存在重新考虑对华政策的任何条件，加之1958年的台湾海峡危机结束不久，美国内对中国的敌意相当强烈，所以国务院决定不派人参加听证会。11月间《纽约时报》登载了《康仑报告》的内容，结果引起台湾方面的强烈反应。最后由美国国务卿赫脱（ChristianA.Herter）亲自出面发表声明，并且国务院还专门出版了有关台湾问题的小册子，表示美国确实“无意改变现行政策”，这才将事态平息下去。[5]

在1960年的美国总统竞选中，对华政策成为和共和党辩论的重要议题之一。从两党争论的情况看，双方均无意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作重大的改变。值得注意的是，方面为了竞选政治的需要，试图在对华政策方面作些文章。不过他们的观点差不多就是《康仑报告》的设想。

4月间，美国的《外交季刊》发表了的政策委员会主席、曾经当选参议员、后来在肯尼迪政府中担任副国务卿的切斯特·鲍尔斯(ChesterBowels)的长篇文章《重新考虑中国问题》。鲍尔斯在文章中提出，美国应根据中国的现实和美国的利益制定对华政策。目前的中国政权已经“稳固”，而且实力日增。美国在处理有关地区性的事务（如东南亚问题）和全球性事务（如裁军问题）时，如没有中国参与，其成效值得怀疑。至于如何解决中美之间的台湾问题，鲍尔斯提出了所谓的“中台国（China-FormosaNation）方案”，其内容包括台湾当局从金门、马祖撤军，大陆沿海岛屿中立化以及台湾成立独立的“中台国”。[6]

鲍尔斯的文章很可能反映了方面在对华政策上的主流意见。在总统竞选进入白热化的阶段，候选人肯尼迪指责共和党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分不清轻重缓急。他一方面继续指责中国推行“敌视”美国和“好战”的对策，同时也公开表示，希望同中国“建立和平的关系”，并称希望同中国“和平相处是正确的”。[7]他在10月7日和13日的电视辩论中提出，美国应该只保卫台湾，放弃金门、马祖和其他一些大陆沿海岛屿。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则批评肯尼迪是在中国的“讹诈面前屈膝投降”，而他本人决不会把任何地方的“一寸土地让给共产党”。[8]肯尼迪抨击共和党的对华政策并不完全是竞选时期的灵机一动，除了他的竞选班子的建议外，他本人在195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曾批评过美国的对华政策过于僵硬和倾向使用武力。[9]

不过就如同美国选举政治通常表现出来的一样，肯尼迪和他的政策班子在竞选时期就对华政策发表的言论并没有在赢得大选后付诸行动。根据尼克松的回忆，肯尼迪在竞选期间便通过助手向他表示过，不希望在涉及对华政策的问题上过多纠缠。[10]肯尼迪这样做很可能是因为意识到，在美国国内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在总统竞选中过多地强调改变对华政策是不智之举。

肯尼迪当选总统后多少表现出调整对华政策的意愿。他在1961年2月1日主持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次会议上，曾经讨论过是否可以略微放宽对中国的贸易禁运，允许西方盟国的船只为中国承运粮食。肯尼迪在会议上要求国务院进一步研究可行的办法。[11]在华沙的中美大使会谈中，美方也曾经提出交换记者和以优惠条件向中国出售粮食等建议。[12]考虑到当时中国国民经济正面临严重困难，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在国际上大量采购粮食等情况，肯尼迪政府的上述想法还是有一定的象征性的。

不过肯尼迪的这些政策“微调”很快便不了了之了，其原因主要是包括肯尼迪在内的参与处理中美关系的人物们，基本上没有理解中美关系的症结，以及中国政府当时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他们一直企图绕过台湾问题，通过一些“微调”先缓和中美之间的气氛。问题恰恰在于，即使像鲍尔斯那样曾经试图改变美国对华政策的人物提出的办法，当时根本不可能为中国领导人所接受，而且只会增加他们的怀疑和敌意。

这一时期中国领导人显然也在考虑和试探缓和双方关系的可能性。1959年3月13日，在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Louise.Strong)等人时曾表示，他希望“到密西西比河去游泳”，阻碍他的是共和党政府的三位领导人：艾森豪威尔、尼克松和杜勒斯。[13]

1960年美国总统选举进入高潮时，于8月30日会见了美国记者斯诺(EdgarSnow)。指出，美国方面企图绕过台湾问题来缓和中美关系是行不通的，至于所谓的“中台国”则是根本不可能接受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军撤出台湾的问题上，提出了比以往灵活的建议，即美国首先必须同意从台湾撤出其军事力量，至于美军何时和如何撤出台湾的具体步骤，可以随后讨论。[14]10月18日，再次会见斯诺，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在裁军、中国的联合国席位、核试验和台湾等等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在谈话中表现出对在对华政策上的观点了如指掌，而且此前他在旅途中还向斯诺详细介绍有关中苏分歧的情况。由此观之，至少可以肯定对谈话是有所准备的。[15]四天以后，即10月22日，同斯诺讨论了肯尼迪与尼克松的电视辩论的有关内容。集中阐述了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和政策，指出中国会把金门和马祖留在手里，中国“要的是整个台湾地区”，不过中国会承担维护和平的责任，不主动向美国开战，并“要谈判解决”台湾问题，“不要武力解决”。[16]

中国领导人会见像斯诺这样的美国记者从来都是有的放矢的，和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花如此之多的时间与斯诺讨论中美关系，很可能是在为与美国的新领导人打交道进行试探和准备。[17]

肯尼迪当选总统后不久，王炳南在大使级会谈中向美国方面表示，希望肯尼迪政府“在中美关系的进展方面有所建树”。他的表态肯定是得到中国领导人允许的。[18]在1961年4月访问雅加达期间，在回答《纽约时报》记者关于中美关系的提问时，一方面指出肯尼迪政府的对华政策“和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基本上并没有什么变化”，同时也说明在改善中美关系的问题上“要看美国的新总统能否采取主动”，“美国政府是不是可以先做出一点贡献”。[19]

目前已经公布的历史文献尚不足以清晰全面地揭示这一时期中国对美政策的全貌。不过上述迹象已经表明，在美国政局发生重大变动期间，中国领导人的确在进行密切的观察和谨慎的试探。

关于不会进攻金门、马祖的谈话其实也是讲给听的。在美国总统选举期间，台湾当局对有关对华政策的辩论表现出极度的敏感。10月11日，会见美国记者莫尔文（DavisMervin）时强硬地表示，台湾当局即使“战至最后一人”、即使没有美国的支持而“必须单独作战”，也决不放弃金门马祖。[20]三天后，台湾“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名道姓地斥责肯尼迪“不负责任”、“大慷他人之慨”、“随便处置”他国的领土等等。声明还信誓旦旦地宣布：“不会放弃……一平方英寸领土”，而且不需要美国协防金门、马祖。[21]10月29日至11月2日，亲自前往金门、马祖视察，并在金门题字“经营战场”、“培养战力”。此后不久，台湾当局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参演部队达14万人，包括坦克、装甲运兵车等7000辆各类军车。

毫无疑问，公开声明不使用武力攻占金门、马祖，是对坚守金马的最有力的支持和鼓励，也是台湾当局敢于保证不在金门、马祖的防卫问题上拖美国下水的重要原因。和在反对美国“两个中国”政策上的隔海配合的确是相当默契的。

由于台湾海峡两岸的领导人都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美国朝野一些人企图用“两个中国”的方案作为改变对华政策的出路，一开始便走不通了。当然，除了台湾海峡两岸反对“两个中国”的计划，肯尼迪政府在美国国内也面临着巨大的反对力量，特别是在美国国会中，亲台湾的势力不断通过各种各样的决议，以便反对和挫败任何有可能削弱美台关系的行动。肯尼迪是以微弱多数票战胜共和党候选人的，刚入主白宫时政治地位尚不稳固，还不敢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冒险。另外在他看来，新政府在内政和外交领域，都面临着远比对华关系更为重要的问题，因此他私下表示，不希望在改变对华政策这样敏感和困难的问题上，招致公众舆论的过分关注。[22]

肯尼迪不打算调整对华政策的意图很快便在美国领导人的言行中反映出来。4月12日，肯尼迪就任总统后首次就对华政策发表公开讲话。他声称美国将继续履行对台湾当局的政治和安全“承诺”，反对在目前的形势下允许“红色中国”进入联合国，支持台湾当局保留其在联合国的位置。[23]5月3日，美国会参议院两党领袖共同提出一项提案，支持肯尼迪关于继续履行对台湾承诺的声明。[24]5月14日，美国副总统约翰逊（LyndonB.Johnson）访问台湾，进一步表明美国无意改变对华政策的立场。

9月21日，联合国大会指导委员会通过表决，同意将中国代表权问题列入联大讨论的议程。以此为标志，美国多年来用搁置讨论的办法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的企图已经失败。面对这种局面，肯尼迪政府的方针是尽可能地推迟中国现在就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在肯尼迪政府的高层会议上，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史蒂文森（AdlaiStevenson）曾经主张，用联合国同时给予“两个中国政府”席位的办法，保住台湾当局的席位，同时也让中国进入联合国，而肯尼迪考虑的是至少要将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的时间拖到美国的中期选举以后。他告诉史蒂文森，“如果红色中国在我们来到首都的第一年期间进入联合国……，他们就会把我们两人都弄得筋疲力尽”。[25]

10月19日，肯尼迪发表特别声明，声称“美国坚决反对中共进入联合国或联合国的任何机构”。[26]史蒂文森也在联合国大会拼命鼓噪，于12月1日提出了所谓“重要问题案”，即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取代台湾当局的位置，必须要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国家的三分之二多数通过。[27]12月15日，联合国大会以61票对34票、7票弃权，表决通过了美国牵头的“五国提案”，将中国进入联合国列为“重要问题案”，从而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设置了新的障碍。

中国政府对美国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进行了严厉的谴责，《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文章，抨击肯尼迪政府是在搞“反华新阴谋”。[28]至此可以说在肯尼迪任内，美国政府改变对华政策的可能性已经完全消失了。

二，陷入绝境的对华政策。

国内新的研究成果认为，肯尼迪有意在他的第二任期（如果他能竞选连任的话）重新审议对华政策，其根据是肯尼迪在遇刺前不久，曾经在1963年11月14日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当红色中国人表示其愿意同美国及其邻国和平相处时，那么很明显，美国就将重新审议自己的政策。我们并不墨守对红色中国的敌视政策”。肯尼迪遇刺后不久，主管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RogerHillsman)于12月13日发表了经肯尼迪审阅过的长篇讲话，其中首次提出要对中国采取“不把门关起来”的政策。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美国“对未来中国可能发生的变化敞开大门，对那里出现的能够促进我国利益、服务于自由世界和有益于中国人民的变化，不把门关起来”。[29]由于肯尼迪被刺身亡，人们无法证实上述观点的可靠性。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这时的美国对华政策确实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且约翰逊政府也未能采取、确切地说是根本没有能设想出任何切实可行的步骤来解决问题。

从肯尼迪到约翰逊两届美国政府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都面临着即中苏分裂、中国发展核武器和越南战争等三个关键性的问题。

1，关于中苏分裂问题。

从中苏结盟之日起，美国政府便一直试图使用各种手段，离间和分化中苏关系。肯尼迪上台后，面对渐行渐远的中苏关系，在继续奉行促使中苏分裂政策的同时，美国政府开始考虑如何利用中苏分裂。

肯尼迪上台后不久，即下令对中苏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可能是因为乔治·凯南(GeorgeF.Kennan)在竞选期间曾经在中苏关系问题上写信向肯尼迪进言，肯尼迪于是请他再度出山，主持有关中苏的研究项目。凯南在1960年8月17日给肯尼迪的信中声称：在最近的将来，对美国而言“没有比保持中苏之间在观点和政策上的分歧更重要的了”。[30]到1961年底，该项目由国务院政策设计室完成了初稿，全文长达77页，题为《中苏分歧与美国的政策》。报告的主要观点是，社会主义阵营正在分裂，中苏分歧表面是意识形态之争，实际上是双方的“国家利益”的冲突，因此也是难以弥和的。从长远的角度看，中苏分歧符合美国的利益，但从近期看美国未必会立即获益。因为中苏仍然都将美国视为敌人，而且由于中国的“好战”，美国在东南亚将面临更严重的挑战。[31]

1962年1月2日，国务卿腊斯克首次主持召开了专门讨论中苏分裂的国务院政策计划会议，会议讨论的依据便是上述凯南主持完成的报告。与会者认为，中苏分裂具有“前所未有”的历史意义，但由于缺乏有关的情报，美国难以对其发展及其影响作出判断和反应。腊斯克在会议上决定，有必要动员朝野力量，进一步收集情报并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资深外交官、苏联问题专家查尔斯·波伦(CharlesBohlen)在讨论中声称，苏联与中国的分歧就像是“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的分歧一样，中国比苏联更激进，美国可以支持铁托，但不能支持中国那类的“左派”。[32]波伦的观点在美国政府中有相当大的代表性。

根据此次会议的建议和安排，美国政府的有关机构、美国的思想库、甚至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有关机构，均对中苏分裂的情况展开研究。综合起来看，美国各有关方面主要关心的问题包括中苏分裂的程度、性质、未来的发展、以及中苏分裂对两国对西方的政策的影响等。随着中苏分裂的日益加剧，到1963年夏季，肯尼迪政府大致断定，中苏分裂已经不可挽回了，而且对中苏未来的冲突可能达到的程度有些预测，如估计中苏有可能发生边界军事冲突等等。[33]实际上从60年代中期中苏发生边界纠纷后，约翰逊政府已经多少获得了一些有关情况的报告。

关于中苏分歧的性质，美国政府居主流的看法是，虽然中苏的分歧是围绕意识形态展开的，但其深层原因的确相当复杂。两国的国家利益和对外政策的目标互不相容，历史上中俄两个民族的矛盾的影响，中苏结盟后双方在军事和经济问题上的分歧等等因素，都是导致中苏分裂和矛盾升级的重要因素。也正是因为造成中苏分歧的原因如此复杂，所以从根本上看双方的分歧是不可调和的。[34]

至于中苏分裂对两国对西方的政策的影响，肯尼迪政府中的主流看法是，苏联和中国都对美国和西方国家保持敌对的态度，这一点并没有因为它们之间的争论而发生根本变化。不过相比较而言，中国更为“激进”和“好战”。1962年以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古巴导弹危机、中印边界冲突和中国支持越南的民族革命战争等等，均强化了肯尼迪政府中敌视中国的情绪，使美国的决策者深信，中国是对美国更直接和更危险的威胁。[35]美国舆论界也危言耸听地散布所谓“中国是主要威胁”的言论。

根据1962年底检讨美国对华政策的结果，肯尼迪政府认为，只有使中国“软弱、孤立”，才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美国必须继续在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各个领域保持对中国的压力。[36]在这种方针指导下，一旦断定中苏同盟不复存在，肯尼迪政府首先采取的策略就是利用苏联与中国的分歧，向中国施加压力，对中国采取更加敌视的政策，而约翰逊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则基本是萧规曹随的。

2，关于中国发展核武器问题。

在肯尼迪上台以前，美国政府便在跟踪了解中国的核武器发展计划。根据美国情报部门在1960年的估计，中国将在1961年晚些时候建成核反应堆，在1962年生产出可用于核裂变的铀。从1961年起，美国开始利用台湾作为U-2型侦察机的基地，对中国进行间谍活动，其深入地点达到兰州和包头。这些侦察飞行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了解中国核武器研制的进展。[37]与此同时，由于卫星摄像技术的发展，美国可以通过卫星获得有关的照片资料。1961年12月，美国通过卫星拍摄，得到了第一张中国罗布泊核实验场的照片。1963年3月和6月，美国情报部门通过卫星照片分析认为，中国核原料工厂坐落在兰州。有关照片还提供了一些发电厂与兰州工厂之间的输电线路。美国情报机构对中国何时会爆炸第一颗核装置作出了种种估计，其中一种相对接近后来实际情况的估计是，中国将在1964年晚些时候或1965年进行第一次核试验。[38]

随着情报部门提供越来越多的有关中国核武器发展的资料，美国政府中的文武官员们越来越感到紧张。他们认为，中国掌握核武器将是对美国安全的非常严重的威胁。首先是中国掌握核武器，将对美国和亚太美军的安全构成直接的威胁；其次，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和一些非共产党国家的安全也会受到更严重的威胁，其中一些国家有可能在中国的压力下疏远美国，接近中国；第三，一些亚太国家如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有可能因为恐惧而发展自己的核武器；第四，中国的对外政策有可能变得更加咄咄逼人。总之美国无论如何也要阻止中国成为核国家。[39]肯尼迪本人更是坚决地表示他“无法忍受”中国掌握核武器，美国必须在阻止中国成为核国家的问题上“有所作为”。[40]

肯尼迪的智囊们曾经企图利用美苏首脑会晤，争取苏联与美国合作，共同阻止中国研制核武器。但是肯尼迪与赫鲁晓夫的维也纳会晤证明，肯尼迪政府至少也是时机没有选对。赫鲁晓夫当时虽然有意与美国一起搞点儿缓和，但并不想走得太远。会谈中肯尼迪一再建议赫鲁晓夫应该反对中国的好战政策，包括在核禁试问题上与美国相互配合，结果都被赫鲁晓夫一一驳回。[41]美苏首脑会晤后，肯尼迪曾经相当悲观地表示，一旦中国掌握了核武器，它就会控制整个东南亚。

1962年夏季，美国政府试图加快与苏联谈判达成核禁试条约的步伐。引起美国对核禁试的态度变化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美苏在核领域竞赛的状况。1961年8月30日，苏联恢复了大气层核试验。1962年1月美英苏在日内瓦的三边会谈失败，美国随后于4月25日开始进行大气层核试验。美苏竞相恢复大气层核试验引起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应，肯尼迪政府不能不有所顾忌，加之美国在核技术方面领先于苏联，所以肯尼迪政府也企图利用核禁试谈判来约束苏联不过当时对肯尼迪政府来说，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对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担心。在夏季肯尼迪主持召开的一系列与武器控制和国家安全有关的高层会议上，美国决策者及其助手们普遍表现出对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将拥有核武器的严重关切和沮丧。与会者认为，美国有必要在防止核武器扩散的问题上与苏联合作。[42]

直到10月发生古巴导弹危机以后，美国政府的努力才开始从苏联得到回应。苏联政府当时建议，美苏签署的应该是一项全面停止核试验的条约。1963年1月在讨论核禁试条约的会议上，肯尼迪明确地表示，他在核禁试问题上的重要考虑之一是如何防止中国拥有和使用核武器。如果一项核禁试条约有助于阻止中国拥有核武器，就值得美国认真予以考虑，尽管那是苏联提出的也无关宏旨。[43]

根据肯尼迪的决定，美国政府对谈判采取了积极的态度。2月12日日内瓦三边谈判复会。5月下旬，美苏签订了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合作备忘录。6月8日，赫鲁晓夫致函肯尼迪，宣布同意美英派特使到莫斯科谈判。两天后，肯尼迪便以一次热情洋溢的公开讲话给予了回应。7月14日，美国特使哈里曼（AverellW.Harriman）率领的谈判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并受到苏联政府的热烈欢迎。肯尼迪在第二天给哈里曼的指示中，再次透露了他对急于与苏联达成协议的动机。他声称即使少量的核武器掌握在中国领导人手中，对“我们大家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哈里曼还应在私下与苏联领导人讨论中国发展核武器的严重性。[44]显然，拉拢苏联以阻止中国掌握核武器，至少也是肯尼迪政府急于同苏联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之一。

7月25日，美英苏三国代表在莫斯科草签了《禁止在大气层、外空与水下核武器试验条约》，其主要内容就是两条：一是签约国不进行条约禁止的核试验；二是不纵容其他国家进行核试验。8月5日美英苏代表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正式签约仪式，10月10日互换文本，条约正式生效。从美国对华政策的角度看，该条约其实是美国在核武器问题上向中国施加政治压力和在国际上孤立中国的手段。[45]实际上美国在条约签定以前已经估计到，苏联对中国核政策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尽管肯尼迪仍然幻想苏联也许能说服中国也签署该条约。苏联与美国合作与其说是准备承担义务，说服中国放弃研制核武器的计划，不如说是因为恐惧而与美国合谋向中国施加压力。

美国领导人在争取苏联合作迫使中国放弃研制核武器计划的同时，也在考虑使用武力打击中国的核设施。6月24日，肯尼迪在访问波恩期间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针对中国研制核武器问题称，美国将说服其他国家不要“抓起棘手的核问题”，否则得到的将是“与核扩散相伴而来的虚假安全”。[46]

在为哈里曼赴莫斯科谈判做准备的过程中，了解苏联是否会与美国合作对付中国的核武器计划，成了美国决策圈子的重要话题。肯尼迪在哈里曼启程前授权后者，在探讨美苏就对付中国达成谅解的可能性方面，他“要走多远就可以走多远”。[47]哈里曼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便接到肯尼迪的一项更为露骨的指示，要求他“尽力查明赫鲁晓夫对限制或阻止中共核计划的看法，以及他愿意由苏联采取行动，还是愿意接受美国的行动”。[48]根据哈里曼的报告，赫鲁晓夫对美国的试探兴趣不大。他认为，在法国也没有签署核禁试条约的情况下，单独将中国挑出来作为威胁是难以接受的，而且一旦中国有了核武器，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大喊大叫”了。[49]苏联领导人很可能认为，与美国共同签署核禁试条约，已经是向中国施加了足够的压力，因此没有必要再为过分的行动付出政治代价。

美英苏签署核禁试条约后，美国政府内部一直有关于使用军事打击阻止中国核试验的设想。其中比较具体的是1964年4月，国务院的罗伯特·约翰逊(RobertJohnson)根据国务院政策设计室领导人的要求，提出了四种供选择的方案，包括：1，由美国发动对中国核设施进行空中打击；2，由台湾的空军进行空中打击；3，雇佣在中国的特务进行地面破坏；4，空投国民党军队。不过他在报告中指出，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并不可取，不仅是因为没有苏联的合作行不通，而且美国可能会付出沉重的政治代价。[50]9月15日，在中国第一次核试验前一个月，约翰逊总统专门召集会议，再次讨论如何对付迫在眉睫的中国核试验。与会者排除了由美国单独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的计划，但是仍然企图尝试与苏联采取联合行动的可能性，并获约翰逊同意。[51]这次会议的决定实际上反映了美国决策层这一时期多数人的看法，即美国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来阻止或拖延中国成为核国家，即使能够成功也是代价高昂的，而且根据中国的实际能力和对外政策的趋向，其实是没有必要的。月16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美国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核大国已经崛起的事实。美国政府的反应是在尽可能地贬低其影响的同时，拒绝接受中国成为核俱乐部的成员。约翰逊在当天发表的声明中声称，中国的核试验并不“出乎意料”，美国和西方国家会“认识到这种爆炸的有限意义”，而且不必担心“立即导致发生战争的危险”。[52]但是，在美国政府内部不少人心里都明白，不管美国愿意不愿意，中国因为握有核武器而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和参与核裁军等国际事务的谈判，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肯尼迪早在竞选总统期间就说过：如果没有“人民中国”的参与，同苏联达成任何有关核试验的协议“都将是不完整的”。[53]在中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前，美国政府内部的一些关于核扩散和裁军的报告已经透露出对中国早晚要加入裁军谈判的无可奈何。[54]问题是到那时美国还能拒不承认中国吗？10月28日，国务院的托马斯(JamesC.Thomas,Jr.)在给助理国务卿邦迪（WilliamBundy）的备忘录中写到，美国必须记住的两个重要事实是：一，中国早晚会进入联合国和参加核裁军的国际谈判；二，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和交往正在越来越迅速地增加。因此美国必须设法改变仅仅是“遏制”的对华政策，逐步打开同中国交往的大门。[55]这项建议毋宁说是中国核试验给美国未来的对华政策带来的启示。

3，关于越南战争问题。

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逐步使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美国领导人几乎无一不信奉所谓的“多米诺骨牌”理论,而且将这种理论同对中国的敌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在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领导人就断定，印度支那地区的紧张形势是由共产主义势力扩张造成的，那里的民族革命战争不过是那种被肯尼迪形容为是“坚如磐石、冷酷无情的阴谋运动”的一个部分。[56]约翰逊更是坚定不移地认为，如果美国在南越遭受失败，苏联和中国，特别是中国就会前来填补美国离开后的“真空”，可能会有两亿中国军队从“山间小路”涌进印度支那，而且其邻国会一个一个地向中国“屈服”。为了制止中国的扩张，约翰逊从上任伊始，便声称他“将不丧失越南”，不做“目睹东南亚重蹈中国覆辙”的美国总统。[57]需要指出的是，约翰逊的这种看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代表了美国政府内的主导倾向，它毋宁说是当时美国政府中弥漫着的反华、反共和反革命的歇斯底里的典型而且是极其有影响力的反映。[58]

在美国决策者看来，在印度支那的干涉、特别直接参与越南战争，目的都是为了遏止中国在这一地区的扩张，但是美国也因此而陷入无法解脱的矛盾。首先是因为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实力和地位，从一开始就限制了美国干预的规模和限度。换句话说，美国既要遏止中国，又不希望与中国发生直接的冲突，这种困境从一开始就在折磨美国领导人。例如在肯尼迪执政初期，美国政府内部曾经有人建议，在老挝形势危急时，直接向那里派遣美国军队，结果遭到否决。反对派遣美军的人的主要理由就是担心那样做会引起中国介入，他们提出要么大干，要么不干，除非美国准备使用战术核武器，否则干脆不要直接插手。[59]

约翰逊政府在决定直接介入越南战争时，面临同样的困境。它每一次决定是否将军事干涉升级时，都不得不反复考虑中国的反应，因为他们确实担心会重蹈朝鲜战争的覆辙。结果是美国为了遏止中国而卷入越南战争，同时又因为担心同中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而不得不对军事卷入的规模和程度有所限制。

美国面临的另一个困境是，北越由于得到中国的有力支持，一再拒绝了美国关于举行和谈的建议。据美国方面的统计，直到1968年，美国为和谈而进行的大大小小的试探多达2000多次，但是从未有结果。[60]北越坚持武装抵抗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在向北越提供全面援助的同时，也一再劝告北越领导人不要轻易接受美国的和谈建议，否则越南的民族解放斗争和完成国家统一的斗争将前功尽弃。中国的反对至少也是北越长期拒绝与美国谈判的主要原因之一。不仅如此，中国领导人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在国际上制造反对美国和谈“阴谋”的舆论。[61]中国报刊这一时期强烈谴责美国的和谈不过是企图欺骗越南人民，软化北越进行抗美救国斗争的立场。[62]中国的强硬立场沉重地打击了美国鼓动国际调停的努力。中国支持北越坚决抵抗和顽强反对美国和谈“阴谋”的两手政策，确实使美国政府在越南战争中进退两难。从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角度看，这种局面构成了一种特殊的背景，它决定了美国如要从越南战争中“脱身”，就有必要改变其对华政策，起码不能将遏制中国作为进行干涉的目标。另一方面，美国要缓和中美关系，就必须放弃在印度支那的军事干涉，至少需要首先表明，它确实准备为结束军事干涉作出切实的努力。

这里有必要提及1966年3月中美大使级会谈第129次会谈的情况。根据中国代表王国权的回忆，美国代表在会谈中有意地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称呼，并在会谈结束后向中方的翻译强调了这一用语的含义，而且中方翻译确认了那是“友好的表示”，并将此情况转达国内。[63]王国权本人和有的论著认为，主要是因为受到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中国政府未能迅速作出反应，从而“错过了一次及时推动中美关系的有利时机”，或者说是“失之交臂”。[64]就探讨中国对美决策的国内环境而言，必须承认“”造成的激烈气氛很可能对当时处理这一情况造成了重要的影响。不过如果考虑到美国正在扩大越南战争，而中国正全力以赴地支持北越抵抗美国侵略并坚决反对北越与美国和谈等情况的话，可以基本上断定，当时基本上不是“推动中美关系的有利时机”。换句话说，中国政府没有及时作出反应，很可能并不主要是受国内政治的影响，它涉及到中美关系总的状况、中国的国防政策和对越南战争的政策等复杂的因素。

以上的分析表明，美国的对华政策到六十年代中期确实已经陷入绝境，从根本上调整对华政策已经势在必行。

三，美国对华舆论的变化及其特点。

正如以往的研究指出的那样，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舆论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当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陷入绝境而无法自拔时，要求改变美国现行对华政策的舆论却愈显活跃，声势与日俱增。

美国舆论变化的最初标志是《康仑报告》的出台，其内容已如前述。六十年代初，尽管肯尼迪政府继续推行僵硬的对华政策，美国民间关于中美关系和改变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和讨论并没有中断，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对外关系委员会”主持的中国研究项目。

1962年1月，美国政府由于迫切希望了解有关中苏分裂的情况，认为有必要动员“非政府”的智力资源，展开相关的资料收集和研究工作。正是在国务院领导人的授意下，代表东部权势集团的思想库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从2月起邀集大批专家学者，就中苏分裂和美国的对策进行讨论。

很可能是受到这些大型研讨会的影响，“对外关系委员会”在福特基金会的赞助下，于4月提出了一项研究中国的宏大项目。“对外关系委员会”设计这一项目的原因是该委员会认为，中国对西方在亚洲的地位构成的威胁，是美国在60年代面临的两大挑战之一，必须给予关注并对那里的新情况进行深入的研究，并检讨过去10年来美国的对华政策。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包括：提供政策备忘录供决策者参考；在外交季刊和其他重要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有关的文章；出版有关的小册子以及出版正式的系列著作。

根据该项目的计划于1966年陆续出齐的八部著作涵盖了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以及各国的对华政策等领域。[65]尽管八本书的内容不同且观点各异，但是它们的出发点都是要重新研究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及其对美国和中美关系的含义，归宿则在于探讨美国对华政策的得失，并为制定对华政策“努力开拓新的理解”。

这套丛书的另一个引人注意的特点是，作者具有相当高的权威。他们中间包括有报道中国问题的资深记者、著名的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曾在中国任职的退休高级将领以及多次参与中美谈判的外交官，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项目不仅本来就同美国政府要求研究中苏关系有密切关系，而且项目的“指导委员会”还聘请前国务卿的弟弟、曾经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艾伦·杜勒斯(AllenDulles)担任作主席，从而大大增加了该项目的“非政府”色彩。[66]这一时期美国对华舆论的变化的确给美国的政治气氛多少带来了一些变化。例如“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丛书出版后，美国一些有影响的报刊给予了报道，一些权威性的报刊如《纽约时报》、《星期六评论》、《芝加哥论坛报》等，均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这种变化表明，谈论“重新考虑对华政策”至少已经不是大逆不道的了。

继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中国研究项目启动之后，美国舆论界主张松动对华关系、改变对华政策的言论此伏彼起，从未中断。其中最有影响的当数1966年由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主持的对华政策听证会。

1964年3月5日，富布赖特在参议院发表题为《旧神话与新现实》的讲话，抨击美国现行的对外政策僵化，与国际政治的现实脱节。他在讲话中指出，不能排除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在未来的时期里会有所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应该具有灵活性，以适应变化的现实。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在谈到中国的现实时说：“最重要的是，实际上并没有‘两个中国’，而是只有一个，那就是大陆中国，它是在中共的统治之下，并且很可能将无限期地统治下去。”[67]这里实际上否定了美国对华政策长期以来赖以支撑的那个完全是虚幻的依据，即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政权不会长期存在下去。

从1965年开始，随着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军事干涉的升级，美国会中的反战势力和公众舆论越来越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在这种背景下，国会参、众两院就美国的对越南政策举行听证会。作为这些听证会的组成部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于1966年3月8日至30日，举行了12次对华政策听证会。应邀出席作证的包括一些持各种观点的著名中国问题或国际问题专家如费正清(JohnFairbank)、鲍大可(DoakBarnett)、汉斯·摩根索(HansMorganthau)等，也有当年著名的“中国帮”的成员周以德(WalterJudd)。这些人中除周以德等少数人表示拥护美国政府现行的对华政策外，多数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美国的对华政策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评。其中最有意义的是鲍大可提出，美国对华政策应该是“遏止但不孤立”。

作为在听证会上作证的第一人，鲍大可明确指出，“在未来的十年里，如何处理对华关系将是我们对外政策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而美国的政策必须被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即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政权并非“即将消失的现象”，而是会“继续存在下去”，美国只能“面对这个现实”。他认为，由于中国会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承认，美国企图将中国永远排除在联合国之外的做法越来越难以为继。从以往的经验看，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也许还是有成效的，但是孤立中国则是失败的和不明智的。他建议美国政府当前对中国应实行一种“遏制但不孤立”的政策，而最终目的则是与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68]鲍大可的观点不仅得到多数出席作证者的赞同，而且在美国政界中引起了一定的反响，美国政府中的一些人实际上也是在沿着这条思路酝酿改变对华政策的。[69]

富布赖特听证会的意义在于它导致了对美国对华舆论的一次转折。在听证会期间，198位专家联名发表公开声明，呼吁美国政府面对亚洲的现实，采取灵活的对华政策，与中国建立联系。[70]听证会结束后，公开讨论和批评美国对华政策再也不是禁区了，要求改变对华政策日益成为美国公众的呼声。当尼克松政府终于下决心打开与中国交往的大门时，美国社会已经形成了要求改变对华政策的不可忽视的舆论力量。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本节所分析的对华舆论实际上是所谓的“精英舆论”，其主要特点之一是它的产生和形成与美国的决策层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制造这种舆论的机构和运行机制中，包括许多与这一时期各届政府有密切关系的人物，他们或是从政府退休的前官员，或是有机会在未来的政府中任职，或是与政府中的一些官员有个人交往。他们有时接受政府的咨询，有时甚至反映的是政府中一些人不宜公开表达的某种观点。2，这种舆论有时有可能对重要决策决策产生影响，或对政策转变创造有利的气氛和条件，如1966年富布赖特听证会所起的作用。不过这种舆论有时也受政府政策调整的影响，是政府政策“导向”的直接或间接的产物。如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1962年实施的中国研究项目，其实就是国务院建议该委员会研究中苏关系的一个副产品。至于这种舆论后来如何演变，就不是政府所能干预的了。

3，一些参与对华决策的关键人物往往是这种舆论的参与者。如前所述，肯尼迪本人在执政前参与过富布赖特的研究项目，并在重要刊物上就对华政策发表过公开的评论。最典型的还是打开中美关系的历史性人物尼克松，他在1967发表的那篇受到关注的文章《越南以后的亚洲》，其实就是当时要求改变对华政策的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71]参与制造舆论以及在此过程中思考有关问题和感受国内的政治气氛，是尼克松上台后决心改变对华政策的不可缺少的思想准备。

总而言之，上述事实已经足以表明，关注和深入研究美国对华舆论、特别是精英舆论，的确是有重要意义的。

结论

本文的研究表明，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一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这种内在矛盾表现在一方面美国将中国视为最危险的敌人，断定中国对美国的利益和安全的威胁甚至比苏联还要严重，所以美国必须尽可能地遏制和孤立中国。另一方面，美国朝野逐步认识到、或者说是体会到，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日益增强并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承认。美国企图长期孤立这样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拒不与之来往，既不合情理，也做不到。美国处理对华关系中的这种内在矛盾到六十年代中后期已经无法再协调下去了，与美国对华政策陷入绝境同步发展的美国对华舆论的变化，正是这种状况的突出表现。这一矛盾的历史进程的意义就在于，与美国对华政策陷入山穷水尽同时，美国对华舆论已经酝酿出对华政策将要进行调整的内在逻辑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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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资中筠：《缓慢的解冻——中美关系打开之前十几年间美国对华舆论的转变过程》，《美国研究》，1981年第2期；苏格：《60年代后期美国对华政策的“解冻”》，《美国研究》，1997年第2期；顾宁：《美国“遏制但不孤立”中国政策提议的历史由来、反响及其意义》，《世界历史》，1997年第1期。

[2]参见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上册，第6章第5节“对华政策”；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九章“中美关系解冻的前奏”。

[3]参阅郑永平著：《台湾海峡危机期间的美台关系》，资中筠、何迪编：《美台关系四十年》，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何慧译：《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美国康仑公司研究报告》，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2，218，263页。

[5]陈志奇：《美国对华政策三十年》，台湾中华日报社1981年版，第189——191页。

[6]ChesterBowels,“TheChinaProblemReconsidered”,ForeignAffairs,Vol.38,no.3,April1960,pp.476-487.

[7]《肯尼迪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对华政策等问题》，《参考资料》，1960年7月17日。

[8]理查德·尼克松著、伍任译：《尼克松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上册第283——284页。Newsweek,October24,1960,p16.

[9]JohnF.Kennedy,“ADemocratLooksatForeignPolicy”,ForeignAffairs,October1957，转引自GordonH.Chang著、梅寅生译：《敌乎？友乎——美国分化中苏联盟内幕》，（台北）金禾出版社1992年版，第209页。

[10]《尼克松回忆录》，上册，第284页。

[11]参阅戴万钦：《甘乃迪政府对中苏共分类之认知与反应》，（台北）正中书局1992年版，第30页。

[12]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83页。

[13]TracyB.StrongandHeleneKeyssar,“AnnaLouiseStrong:ThreeInterviewswithChairmanMaoZedong”,ChinaQuarterly,Vol.103,September1985,p493.

[14]EdgarSnow,TheOtherSideoftheRiver:RedChinaToday(NewYork:RandonHouse,1962),p91.

[15]TheOtherSideoftheRiver,pp.759-761.

[16]：《同斯诺谈台湾问题及其他》，1960年10月22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448——454页。

[17]前述肯尼迪关于对华政策的讲话登载与和其他主要中国领导人了解国际问题必读的主要刊物《参考资料》上，他们完全有可能注意到有关的内容。

[18]《中美会谈九年回顾》，第83页。

[19]《人民日报》1961年4月3、6日。

[20]转引自《美国对华政策三十年》，第199页。

[21]《中央日报》，1960年10月15日。

[22]WarrenCohen,TheAmericanSecretariesofStateandTheirDiplomacy,(Totowa,N.J.:CooperSquarePublishers,1980),p164.NationalSecurityActionMemorandumNo.3,McgeorgeBundytoSecretaryofState,“BunkeringofFreeWorldShipsUnderCommunistChineseCharter”,February3,1961,PaulKesais,DocumentsofNationalSecurityCouncil,1947-1977(WashingtonD.C.:UniversityPublicationofAmerica,Inc.,1980),Reel5.

[23]PublicPapersofthePresidentsoftheUnitedStates:JohnF.Kennedy,1961(WashingtonD.C.:U.S.GovernmentPrintingOffice,1962),pp.259-260.

[24]《美国对华政策三十年》，第203——204页。

[25]小阿瑟.施莱辛格著、仲宜译：《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59，362页。

[26]《美国对华政策三十年》，第214页。

[27]PaulE.Zinner,DocumentsonAmericanForeignRelations,(NewYork:CouncilonForeignRelations,1961),p502.

[28]《人民日报》1961年9月21日，22日，28日。

[29]《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第335——337页。

[30]LetterfromKennantoKennedy,August17,1960,attachedtoGeorgeF.KennanOralHistory,KennedyLibrary.

[31]“TheSino-SovietConflictandU.S.Policy”,December19,1961,JamesC.ThomsonJr.,Papers,Box14,KennedyLibrary.

[32]MemorandumfromThomasontoHarriman,“Secretary’sPolicyPlanningMeeting,Janurary2,1962:DiscussionoftheSino-SovietConflictandU.S.Policy”,January12,ThomasonPapers,Box15,KennedyLibrary.

[33]《甘乃迪政府对中苏共分裂之认知与反应》，第171——172页。

[34]参阅《甘乃迪政府对中苏共分裂之认知与反应》，第166——169页。

[35]《一千天》，第643页。

[36]FRUS1961-1963,VolumeXXII,pp.326-332.

[37]ChrisPocock,DragonLady:TheHistoryoftheU-2Spyplane(Shrewsbury:Airlife,1989),pp.92-95.

[38]WilliamBurrandJeffreyT.Richelson,“AChinesePuzzle”,TheBulletinoftheAtomicScientists,July/August1997,pp.42,44.

[39]GeorgeC.McCheetoSecretaryDeanRusk,“AnticipatoryActionPendingChineseCommunistDemonstrationofaNuclearCapability”,September13,1961,RobertH.Johnson,“NuclearProliferation”,October15,1962;allofthemseeninDavidWolffedited,SelectedRecently-DeclassifiedU.S.GovernmentDocumentsonAmericanPolicytowardtheDevelopmentofAtomicWeaponsby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1961-1965,(WashingtonD.C.:1996).(该资料集是编者为1996年8月为“中国地区档案会议”编印的非正式出版物，编者赠本人收存)。“Non-ProliferationofNuclearWeapons”,August14,1964;“AReporttothePresidentbytheCommitteeonNuclearProliferation”,January21,1965,FRUS1964-1968,VolumeXI,ArmsControlandDisarmament,pp.81-83,pp.173-174.

[40]OralHistoryInterviewofWilliamC.FosterbyCharlesT.Morrissey,August5,1964,pp.36-37,KennedyLibrary.

[41]《一千天》，第287——288，297页。

[42]GlennT.Seaborg,Kennedy,KhrushchevandtheTestBanTreaty(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1),pp.162-171.

[43]转引自《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册，第422——423页。

[44]“TelegramfromStateDepartmenttoEmbassyinSovietUnion”,July15,1963,FRUS1961-1963,VolumeVII,p801.

[45]OralHistoryinterviewofHumphreyTreveyanbyJoerphE.O’Connor,September13,1963,KennedyLibrary.

[46]NewYorkTime,June25,1963,pp.1,10.

[47]《一千天》，第644页。

[48]“TheTelegramfromStateDepartmenttoinSovietUnion”,July15,1963,FRUS1961-1963,VolumeVII,p801.

[49]《一千天》，第648页。”TelegramfromEmbassyinSovietUniontoStateDepartment”,July27,1963,FRUS1961-1963,VolumeVII,p860.

[50]G.W.Rathjens,“DestructionofChineseNuclearWeaponsCapabilities”,Dcember24,1964,DavidWolffedited,SelectedRecently-DeclassifiedU.S.GovernmentDocumentsonAmericanPolicytowardtheDevelopmentofAtomicWeaponsby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1961-1965.

[51]“MemorandumfortheRecord”,September15,1964,SelectedRecently-DeclassifiedU.S.GovernmentDocumentsonAmericanPolicytowardtheDevelopmentofAtomicWeaponsby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1961-1965.

[52]国际问题研究所编：《美国总统约翰逊对外关系言论摘录，1964年7月—12月》，国际问题研究所1965年编印，第67——68页。

[53]《肯尼迪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对华政策等问题》，《参考资料》，1960年7月17日。

[54]“MemorandumofConversation”,February27,1964m,pp.13-16;“MemorandumofConversation”,June16,1964,pp.76-81;“Non-ProliferationofNuclearWeapons”,August14,1964,pp88-91;“MemorandumofConversation”,March22,1965,pp.194-196;FRUS1964-1968,VolumeXI,ArmsControlandDisarmament.

[55]“MemorandumforMr.Bundy”,October28,1964,SelectedRecently-DeclassifiedU.S.GovernmentDocumentsonAmericanPolicytowardtheDevelopmentofAtomicWeaponsby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1961-1965.

[56]肯尼迪对共产主义扩张的看法可参阅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83-84页。

[57]FranzSchurmann,TheLogicofWorldPower,P460，并见《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第154页。

[58]可参阅RobertS.McnamarawithBrianVanDeMark,InRetrospect:TheTragedyandLessonsofVietnam,pp64-65,102，116,218.

[59]《一千天》，第259页。

[60]参阅《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第255页。

[61]《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中卷，第750页；下卷，第74页；《外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444，471，820页；“DocumentsonChinaandVietnamPeaceTalks”,ZhaiQiang,BeijingandtheVietnamPeaceTalks,1965-68,NewEvidencefromChineseSources,ColdWarInternationalHistoryProject,WorkingPaperNo.18,pp26-34..

[62]以1965年春美国提出和谈为例，中国的报刊对国际上的所有调停努力都进行了猛烈和密集的抨击。《揭穿约翰逊的大骗局》，《人民日报》1965年4月11日；《正告吴丹》，《人民日报》1965年4月12日；《短命的骗局》，《人民日报》1965年4月13日；《评十七国“呼吁书”》，《人民日报》1965年4月22日；《我外交部两次照会英国政府，不欢迎英国政府派特别代表来华讨论越南问题》，《新华月报》1965年第5期，第153页。

[63]王国权：《我的大使生涯》，《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54——155页。

[64]《我的大使生涯》，第155页；《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第347页。

[65]这八本书包括：TheUnitedStatesandChinainWorldAffairs，TheAmericanPeopleandChina;CommunistChina’sEconomicGrowthandForeignTrade,ImplicationfortheUnitedStates;NegotiatingwiththeChineseCommunists;U.S.Experience1953-1967;TheChinesePeople’sLiberationArmy;PoliciesTowardChina-ViewsfromSixContinents;TheFutureofOverseaChinese;TheU.S.PolicyandAsianSecurity。

[66]《缓慢的解冻》对此项目作了详尽的介绍和分析，第13——15页。

[67]转引自《缓慢的解冻》，第16页；《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第338页。.

[68]U.S.PolicywithRespecttoMainlandChina-HearingsbeforetheCommitteeonForeignRelations,UnitedStatesSenate,Eighty-NinthCongress,2ndsession,(WashingtonDC:U.S.GovernmentPrintOffice,1966).

[69]有关美国政界人物的反应可参阅《缓慢的解冻》，第24页和《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第344-3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