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范文10篇

东南范文篇1

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共叙友情，对于加深各位老乡相互之间的了解和沟通，把我们东南片老乡联谊会建设得更加团结融洽、健康向上，必将是一个有力的促进！在此，我代表东南片老乡联谊会理事会对各位老乡能够在百忙之中按时参加今天的联谊活动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因为同一方水土养育了我们，所以在座的我们有缘成了老乡。同为老乡，我们的心贴得很近，彼此之间都成了互相信任、互相依靠、互相帮助的朋友。人世间最美好的情感莫过于亲情、友情、乡情。老乡这种关系不是建立在世俗的基础上，更不是建立在金钱和权利之上，而是建立在亲情、友情、乡情之上。所以，老乡这种关系，非常纯洁、高尚、珍贵，而且这种关系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岁月越久，越牢固绵长，可以说历久弥深。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亲属关系一样，以地缘为纽带形成的老乡关系，都是人世间的至善、至美和至纯。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交往更加紧密、更加广泛，任何人都不可能孤立于社会之外。作为老乡，我们平时应该相互之间多关心、多支持、多联系、多沟通，特别是在遇到困顿失意的时候，要及时伸出温暖的手拉一把，真正把我们的东南片老乡联谊会建设成一个休戚相关、荣辱与共、团结互助的坚强的战斗集体。同时，真诚地希望各位老乡不论从事何种职业，都要志存高远，发愤图强，努力工作，为家乡添彩，为老乡争光。自上次聚会以来，各位老乡在各自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又取得了不平凡的业绩。从政的，政治上得到了新的进步；搞技术的，业务上取得了新的成果。这既是每个老乡个人的光荣，也是我们所有老乡共同的骄傲和自豪。

水是家乡美，月是故乡明。游子千里梦，依依桑梓情。故乡养育了我们，对故乡我们都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乔木展北国之思，行云有故山之恋”。眷恋桑梓、回报家乡是所有老乡内心共同的牵挂和心愿。让我们在干好各自本职工作的同时，时刻不忘关注家乡的发展，时刻不忘为家乡的腾飞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在此，我还要代表参加今天联谊活动的全体老乡特别向老乡表示感谢，感谢他设宴给我们大家提供了一个欢聚的机会！

下面，我提议，各位老乡斟满酒，连干三杯：

第一杯祝各位老乡携起手来，团结合作，把我们的友谊进一步发扬光大；

第二杯祝各位老乡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能够创造新的辉煌；

东南范文篇2

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可以被称为是无形文化遗产，指的是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人民世世代代所传承的、与群众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主要以口传方式传承的各种具有民族历史积淀和广泛代表性的民间文化艺术遗产。它不仅包括口头传统，以及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传统表演艺术（含戏曲、音乐、舞蹈、曲艺、杂技等）、民俗活动、礼仪、节庆；还包括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以及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由此，我们就容易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含义进行理解了。所谓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实际就是指民间传统音乐文化，主要是针对传统音乐的精华部分。而黔东南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指黔东南地区的传统音乐文化。

二、黔东南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个性特征

黔东南地区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同世界各国、各地区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都具备一下四个方面的个性特征：第一，具有生命性。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主要是以声音、形象和技艺手段为住，并依赖于人的存在，依靠特定民族和特定人的展示而存在。第二、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很强的民族特性，原因就在于这些音乐文化反映的是一个民族具体的生活，是一个民族历史发展过程的融合，所表现出来的内容也与民族的思想性格具有密切的关联。第三、具有强烈的精神性。音乐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派生物，自出现以来对人类精神文明建设就具有关键性作用。而传统音乐文化作为千百年来民众在不同场合表达自己精神需求的特殊艺术形式，更是被不同人群赋予了不同目的的精神诉求，所以它本身具有很强的精神性。第四、易逝性是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很多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民间音乐形态，它的传承方式也以口传为主，再加上很多其他的客观条件，造成这些文化难以保存和传承。

三、黔东南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

（一）黔东南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国家发展的意义。1.增强民族的精神力量。文化实际上就是一种精神力量，它能够在需要的时刻转化为物质力量，并且，优秀的传统文化也是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动力，所以，黔东南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不仅可以增强黔东南地区人民的精神力量，还可以增强全国各地区人民的精神力量，增强各族人民对自己民族文化的信心和自豪感，这样一来，就可以增强中国人民对民族的向心力的凝聚力，有利于增强民族的精神力量。2.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民族发展的重要标志，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个国家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的发展也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众所周知，当今时代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对于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的衡量已经不能单单依靠经济的发展情况，而是需要强调综合国力，综合国力的提升不仅包含经济实力、政治实力，还包括文化软实力等，而文化实力的提升又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息息相关，因此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继承不仅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而且也提高了我国在国际社会对话中的地位，提升综合竞争力。（二）黔东南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对社会发展的意义。1.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黔东南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整个黔东南地区的社会现象和民族精神从古至今传承的结果，涵盖了整个黔东南地区从过去到现在的优秀历史文化，并且也结合了音乐文化传承的各个时代的潮流因素，所以，黔东南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不仅能够扩展人们的音乐文化欣赏的范围，使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满足。2.丰富中国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使中华各个民族优秀文化的总和，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之间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共同创造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所以，黔东南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断创新和发展为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增添了一抹风采，丰富了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民族文虎，使得中华优秀的传统民族文化更加的丰富多彩，也增加了中华民族厚重的文化底蕴。3.塑造黔东南地区人民优秀的品质。文化对人具有潜移默化和深远持久的影响，并且，优秀的文化能够丰富人的精神世界，所以，黔东南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使人民欣赏到更多的优秀音乐文化作品，并从这些优秀文化作品中受到感染和启发，从而找到正确的前进的方向，并以此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不断健全自己的人格素养，促进自身的综合素质的提高。（三）黔东南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对经济发展的意义。1.带动黔东南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在经济、科技快速发展的社会中，人们逐渐提高了精神层面的需求，注重知识内涵，追求传统文化，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需要。而黔东南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较多的活动，从而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此外也有很多历史研究者、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者也都慕名而来，体验和探究黔东南地区独具特色的音乐传统文化。这就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2.促进黔东南地区城市经济多方面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具有较大的吸引力，推进了旅游经济的发展，除此之外，其他行业也随之逐渐兴起，例如乐器制造业、音乐教育行业以及交通业等。黔东南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繁多，如苗族多声部情歌、苗族飞歌、苗族芒筒芦笙祭祀乐等等，其中的乐器美食更是不计其数，并且这些乐器也都只有当地才有，所以，乐器的制造和销售这一经济产业链发展的很快。此外，通过黔东南音乐文化的吸引，当地交通建设、民宿建造等方面也有了较快的发展。这就有利于增加就业机会，促进家庭经济发展。

四、结语

综上所述，黔东南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对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提高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也有很大的作用，所以，我们应该积极地通过黔东南地区的历史发展和民族特色去了解和学习黔东南地区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而保护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使它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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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范文篇3

一、广西与东南亚国家旅游业的比较分析

1．旅游资源的比较。广西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桂林至阳朔漓江风景区在世界上享有较高声誉并吸引着大批中外游人，广西海岸线长达1595公里，有丰富的滨海旅游资源。北海市有观涛旅游胜地冠头岭，有被称为“大小蓬莱”的涠洲岛及斜阳岛屿风光，有“滩长平、沙白细、水温净、浪柔软”的白虎头长滩，有钦州市的龙门七十二泾，以70条水道环绕100多个岛屿,十分引人入胜。广西的文物古迹众多，有年代久远的柳州白莲洞、桂林甑皮岩、南宁豹子头等古人类遗址，有壮族先民的花山崖壁画，还有兴安灵渠、桂林王城、柳州柳侯祠等古建筑。广西的花木禽兽观赏资源也十分丰富，广西已鉴定的植物就达6000余种,其中银杉、铁杉等为世界珍稀种。已发现的兽类130多种,禽类500多种，两牺爬行类120多种，其中属国家保护的珍稀动物有40多种，这些是供人们科学考察、探险、避暑等综合性旅游活动的天然场所。广西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有壮、瑶、苗、侗、仫佬、毛难、回族等，各个少数民族都有浓郁的独特风情和各具异彩的民族特色,各民族有独具特色的建筑艺术、歌舞乐曲、工艺特产、风味佳肴以及斗马、斗牛、斗鸡、斗鸟等习俗活动。

为了使旅游资源得到进一步开发利用,广西建起了5个既具特色、又相互联系的旅游区，即突出山水自然风光和历史文化名城特色的桂林旅游区；突出少数民族风情风俗特色的柳州旅游区；突出亚热带风光、边关景观和壮族先民文化特点的南宁旅游区；突出侨乡、寺庙、古迹特点的桂东南旅游区；以滨海风光为特色的滨海旅游区。目前，广西已初步形成北有桂林、南有北海向全区各地幅射延伸的旅游线路，开辟有观光旅游、滨海旅游、度假旅游、民俗风情旅游、森林旅游、古文化旅游以及各种特殊旅游项目。

东南亚各国的旅游资源也斑斓多采。在自然旅游资源方面，东南亚国家（除了老挝这个唯一的内陆国外）都有漫长的海岸线，泰国的帕塔雅海滩，马来西亚的波德申海滩，菲律宾的马尼拉海滩是著名的海滨游览地。特别是泰国的帕塔雅海滩，原是一个荒凉的渔村，由于泰国政府的积极开发，帕塔雅已成为世界有名的旅游度假中心，每年接待游客200多万人，收入占泰国全国旅游业收入的1／5，超过10亿美元。东南亚有众多岛屿，印尼有1．3万个岛屿，菲律宾有7000多个，许多岛屿风景如画，名胜古迹众多，保留着地方独特的文化和风俗习惯，风光和民族风情交融，如巴厘岛已成为印尼最负盛名的游览胜地，到印尼的外国游客有1/4是到巴厘岛旅游的。东南亚有许多奇特的火山,每年吸引着大批游客。东南亚地区的植物和动物资源十分丰富，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的森林覆盖率在70％以上；东南亚植物种类达数万种，拥有大量奇花异草，香蕉、菠萝、木瓜、山珠、榴（）等热带水果常年不断；东南亚约有4万种动物，其中大象、老虎、犀牛、巨蟒、鳄鱼等珍稀动物都有分布，东盟国家利用这些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建立了许多自然保护区、动物园、植物园、水族馆等，东南亚地处低纬地带，除缅甸北部地区外，基本都属热带气候，由于全年无寒暑交替，终年都可开展旅游活动。

在人文旅游资源方面，东南亚地区拥有称为古代东方四大矢奇迹的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浮屠和柬埔寨的吴哥窟。缅甸的仰光大金塔据传已有2500年的历史，东南亚各国拥有众多的古迹，如印度尼西亚的“爪哇猿人”遗址，越南的“和平文化”、“东山文化”遗址。此外，所有的东南亚国家都属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世代相传的习俗和民族特色增添了游人的极大兴趣。如泰国各民族有多姿多彩的节日，主要有宋干节、水灯节、大象节等，还有闻名于世的古典舞和民族舞，别具一格的泰拳，以及赛象，斗鸡、观鱼等等。近年来，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迅速，它们的建设成就也吸引着许多国家的大批游人。

从以上的叙述可见，广西与东南亚国家的旅游资源都非常丰富，双方有着发展旅游业的良好条件，与东南亚相比、广西的旅游资源非但不逊色，反而有着许多独有的资源和景色。

2．旅游设施的比较。经过10多年的大力发展,广西的旅游接待设施已具较大规模。到1993年底止，广西有旅游涉外饭店67家，其中四星级饭店4家,三星级16家，二星级3家，一星级5家，旅游交通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北海机场建成并投入使用，先后开迎了北海至广州、深圳、北京、上海、桂林、香港等空中航线，南宁机场扩建完工；铁路交通更为方便，开通了桂林至广州的旅游专列和南宁至广州的特快列车；修通了南宁至北海的二级公路，公路运输四通八达；水上运输有梧州直通香港客轮；又开通了北海至海口、越南的海上航线；旅游通讯进一步现代化；广西各地市县基本实现国内外直拨电话以及全区开通无线移动电话和寻呼服务。

东盟各国有着便利的交通设施。泰国首都的廊曼机场已发展成为东南亚最大的航空港之一,其航线通往世界32个国家和地区，平均每星期有888架飞机抵达廊曼机场，旅客流量达8500万人。新加坡地处东南亚国际航空中心，新加坡樟宜机场是国际一流水平的机场，1991年进出樟宜机场的乘客达1630万人次。新加坡航空公司和樟宜机场从1987年以来一直分别蝉联亚太旅游协会颁发的最佳航空公司奖和最佳机场奖。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的陆路交通也比较发达，三国之间有陆路相通，三国境内公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公路质量属一流。铁路方面，马来西亚铁路发展较早，目前铁路网覆盖整个西马，且已全部实现电气化，铁路线南可直通新加坡，北与泰国铁路系统联线。马来西亚优良的交通系统已被世界银行定为交通发达的a级国家，在通讯设施方面，泰国的、通讯网络遍及全国,任何府份都可使用idd国际直线电话,手提移动电话已很普遍。东盟国家大力兴建旅游宾馆和饭店，泰国客房数由1962年的9028间增至1990年的16．8万间,1994今年又增至23万间，多数为3—4星级；截至1992年，马来西亚有客房5．6万问；至1991年，印尼星级饭店已达432家；目前新加坡有客房2．4万间。

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的旅游设施比较落后，60－70年代,这4国或处于战乱，或受政治、经济危机的影响，旅游业未能走上发展轨道，80年代中后期以来，越南、老挝、缅甸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各国政府开始重视旅游业的发展，积极鼓励外商对旅游业进行投资以改善旅游基础设施。据缅甸旅游部统计，截至1994年年中旅游业外商直接投资额累计约达6亿美元。老挝首都万象和全国各省已有数十家外商独资或合资的饭店和宾馆；经过几年的努力，越南目前共有1928家可供旅游者住宿的设施，其中包括674家国有饭店和旅馆、312家私人旅店，总计客房3．6万间，其中1．7万间客房可为外宾服务。越南、老挝的交通设施也有一定改善，已初具接待和对外运送旅客的能力。1992—1994年这3年中,越南航空公司新开辟了6条国内外航线。老挝也开辟有万象—曼谷、万象—河内等多条国际航线，全国大部分省、县通了公路。跨越湄公河的万象至廊开大桥已在1994年建成。

与东盟国家相比，广西的旅游交通还不够发达，桂林市仍存在交通不便的状况。桂林市每年接待中外游客近800万人次,但现有铁路交通条件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在航空交通方面：据统计，桂林接待的入境游客，有近80％是通过空中桥梁进来和出去的，不算港澳台同胞，入境的外国游客则95％以上是乘飞机进出桂林的，但目前除可以从香港直飞桂林外，外国并无直飞桂林的航线，大大影响了客源。

3．旅游管理和服务质量的比较。在旅游管理和服务质量上,广西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1993年，广西共有旅游管理机构68个，其中自治区旅游局1个,自治区直辖市旅游局6个，地区旅游局8个，县（市）旅游局53个，进一步加强了行业管理，旅游系统各部门经常开展优质服务竞赛、服务质量大检查、旅游队伍整顿等工作，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和质量，广西开展了“94优质服务质量年”系列活动，桂林市开展了“微笑招呼、英语对话”，“讲礼貌、献礼貌”等优质服务竞赛活动，使旅游行业员工的整体素质和服务水平普遍提高，在1994年全国接待来华旅游者服务质量评比中，桂林市除餐饮获二等奖外,其余8个主要项目全获第一。开展导游人员资格考试工作，逐步建立和健全了导游证发放和管理制度，目前桂林市拥有1支训练有素的具有英、日、德、法、印尼、泰、老、越、俄等语种和地方语的导游接待队伍。

东盟国家的旅游管理和服务水平很高。泰国、新加坡的许多高等级饭店都有极为方便的各类通讯设备和各种娱乐场所，酒店免费为客人订购机票和车船票，免费接送客人；各国的大中型饭店备有各式菜肴，以满足来自不同国家游客的需要。注重提高导游员的素质，从而提高旅游业的服务质量。如新加坡对翻译和导游的挑选极为严格，除仪容端庄、整洁外，还要有熟练的外语水平和其它知识，录用后还要经过专门训练，再由国际导游协会进行考核，合格者才发给导游证，这些合格的导游们对工作十分认真，对游客热情、礼貌、周到,得到游客的好评。在旅游服务方面，泰国做得特别出色，硬件服务很健全，交通、通讯、酒店、饮食业都供过于求，软件服务也周到、配套，“顾客至上”、“游客第一”是每个服务单位的宗旨，因此泰国被称为“微笑的国家”。

4．旅游接待人数和旅游收入。广西山水风光秀丽，民族风情古朴浓郁,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西旅游业发展较快,现已初具规模，成为非贸易创汇的重要渠道和对外开放的“窗口”。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全区旅游接待人数和外汇收入大幅度增长。1978—1991年，广西接待海外旅游者累计达435．23万人（其中1991年约50万人）,年均增长33．06％，旅游收入累计近20亿元外汇人民币，其中1991年达4．15亿元,比1978年增长47．5倍。1992年又接待海外旅游者59．96万人，1993年为51．92万人，国际旅游外汇收入5．05亿元外汇券。

桂林和北海是广西重要的旅游城市。桂林从1973年开始对外开放，经过10多年的发展,已发展成为国内和国际的一个旅游热点，每年都吸引着大批中外游客，1973年桂林只接待入境旅游者977人，到1992年接待入境旅游者达51万多人,成为我国第一个接待入境旅游者超过本市人口的城市。北海拥有发展旅游业的天然条件，近几年发展速度较快，1988年到北海旅游的人尚不足30万，到1990年便上升到70万,1991年剧增为120万，1992年为150万，1993年又共接待中外游客200万人，营业收入近亿元，开创了该市旅游业的一个新纪元。

东南亚国家中，以东盟国家的旅游业较为发达，1980—1990年，东盟国家接待的国际游客从680万增至2100多万，旅游收入从31.8亿美元增加到14o多亿美元；1994年，东盟又接待国际游客258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为213亿美元,其中泰国1990年接待外国游客589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达48亿美元；1994年游客突破60万大关,达625万人次，创历史最高纪录，外汇收入达60亿美元。新加坡1990年外国游客达530万人，旅游业创汇42亿美元，1994年又接待外国游客688万人，旅游业创汇为60亿美元。马来西亚1990年共吸引游客700万人，赚取外汇15.3亿美元，1994年又接待外国观光者720万人,旅游总收入为23亿美元。印尼旅游业经过多年发展，目前已具相当规模，吸引外国游客数逐年上升：1985年吸引外国游客为74．9万人；1990年为210万人次旅游收入18．6亿美元；1991年吸引外国游客250万人，创汇24亿美元；1994年到印尼观光的外国游客400万人次，创汇达46亿美元，旅游业已成为印尼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菲律宾自1992年拉莫斯总统上台以来，政局逐步走向稳定，经济逐渐摆脱多年的困境，走上增长的轨道，1994年旅游业表现良好，吸引外国游客160万人，旅游业总收入为26亿美元。

印支三国和缅甸的旅游业总的来说还比较落后，但值得注意的是越南的旅游业近年来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异军突起，发展迅速。1986年越南才接待外国游客2万人，旅游收入为1500万美元；到1990年，外国游客增加到25万人，旅游创汇2900万美元；1994年到越南旅游的外国游客迅速增加到102万人，外汇收入达2．1亿美元。

从以上的对比分析可看出，近年来，广西和东南亚的旅游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东盟各国和越南接待的外国游客数逐年上升，而广西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国际游客数量增长不够显著，1988年广西接待海外旅游者51万人，1990年为51．83万人，1991年为49．47万人，1993年为51．92万人，增长幅度不大。可见广西旅游资源极其丰富的优势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二、东盟国家发展旅游业的经验及其对广西的借鉴和启示

近年来，东盟国家的旅游业以高于世界平均增长率的速度迅速发展，1990年东盟国家接待的国际游客为2100多万人次，旅游收入140多亿美元；1994年,东盟又接待国际游客258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为213亿美元,东盟国家发展旅游业有不少经验可供广西研究、借鉴和吸取。

1．重视对旅游业的规划和领导。东盟各国政府高度重视旅游业的发展。泰国从60年代以来就拨专款发展旅游事业，泰国政府从第五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开始把旅游业正式列入计划项目，对旅游业的各类发展目标和增长指标作了具体现定，泰国总理还经常亲自出席旅游年的欢庆活动。新加坡在80年代初的几年，对旅游业的投资每年平均在2—4亿美元；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亲自参加旅游发展计划的制订。马来西亚政府把工业、农业和旅游业并列为重点投资发展的产业，1990年马来西亚政府拔出12000万马元作为发展旅游业的特别基金,在马来西亚第六个五年计划中（1991—1995年），国家为发展旅游业拔款达53.39万马元。旅游、石油是国际贸易中的“世界二优”,目前已有126个国家将发展旅游业列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不仅是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这些已成为或正在走向新兴工业化的国家，就连英、美、法等发达国家也通过大力发展旅游争取平衡外汇收支；广西是我国旅游资源的大省区，大力发展广西旅游业对优化产业结构，增加外汇收入，增强经济实力有重大意义。因此我们要明确“旅游业是第三产业中的重点产业”的意识，政府和全社会都要大力关心旅游业的发展，增加对旅游业的投资，对旅游业在资金、人才培养、基础设施、服务、宣传等方面给予积极的扶助。

2．努力吸引国内外资金发展旅游业。印尼政府规定，凡外资投向旅游业者，可享受比其他投资领域更优惠的待遇。由于政策优惠，近年来印尼获得的外资，有近1/5与旅游业、服务业有关,有力地推动了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泰国政府规定，投资旅游饭店者，从营业之日起免征所得税5年,所需进口设备及建筑材料免征关税，外国人所获得利润可自由汇出。马来西亚政府规定,任何人投资建设旅馆，可享受为期8年的税收优惠。

吸引外商投资和开发我区的旅游业，可以弥补旅游开发建设资金的不足，推动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快广西旅游业的发展步伐。今后应进一步改善交通条件，加快通讯设备现代化，提高劳动力素质。有良好的投资环境和优惠政策，外商对我区旅游业投资的兴趣将增加。

3．加强旅游宣传促销工作。为了吸引更多的外国游客,东盟各国大力开展旅游宣传活动和对外促销活动，宣传方式多种多样，如通过刊物、图片、电影、电

视、广告等手段来扩大影响。泰国政府每年都拨专款作为旅游业的宣传费用，1980年泰国旅游局预算为8300万铢（约410万美元），其中的60％用于广告宣传;1995年泰国的海外旅游宣传预算首次超过10亿铢（约4080万美元），其中半数被用于重点市场的广告宣传。泰国、新加坡的旅游机构在伦敦、法兰克福、纽约、悉尼、旧金山、巴黎、东京等世界著名城市分别设有旅游办事处，这些驻外机构经常散发各种精美的宣传品，在当地的电视台、报刊上介绍本国的自然风光、名胜古迹、风土人情、民间手工艺等，吸引了大批游客。

为加快发展旅游业，广西要加强旅游宣传促销。旅游部门与外事、外贸、侨务等部门要经常互通信息，相互配合进行旅游宣传工作，可通过出国搞展览的办法宣传广西的山水风光和风土人情,还可以把海外记者和旅游商“请进来”考察，利用他们的影响在国外作宣传。

4．重视和加强旅游业员工的培训。新加坡要求旅游业的管理人员都要经过专门的学校培训或是出国考察、进修、了解国外旅游业的现状，熟悉业务，对导游与其他一些服务人员，当局也要求其经过不同层次的学校及培训中心的学习培训。泰国规定旅游服务员必须具有高中或职业学校毕业水平；还按不同行业进行高、中等水平的培训，有专门培训经理、导游、负责公共关系的班级，也有培训一般服务员的班级。印尼旅游业近年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教育和培训的重视，旅游总局多年来有计划地将各部门的管理人员轮番送往旅游发达国家学习，仅规划部门便有十余名工作人员留学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旅游总局对官员的提升资格要求也十分严格，只有获得硕士学位才能由一般工作人员升至领导层。目前，印尼拥有100所高等、中等旅游学校,培养旅游人才列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政府在资金上予以重视。

为适应旅游业发展对专门人才的紧迫需求和全面提高旅游业员工素质的需要，建议广西建立从本科、大专、中专到旅游职中的配套旅游人才教育培养系统。对旅游业员工规定明确的专业学历标准，规定酒店经理原则上必须经过高等酒店专业教育，导游必须具备中等以上导游专业学历水平，旅游服务员则必须具有中专或职业旅游学校毕业水平。

5．提高服务质量，把优质服务放在第一位。泰国的宾馆服务堪称一流,由于设备完美，人员受过培训，素质高，服务良好，曼谷的东方酒店已连续10次被评为世界上十佳宾馆之首。新加坡要求旅游从业人员必须熟悉本行业服务范围，明确自己的职责，熟悉商品知识，了解旅客心理；要求服务人员仪表整洁、态度和气、主动热情、礼貌待人，给游客以宾至如归的感觉。

广西在酒店、宾棺、饭店、导游等方面的服务工作做得还不够，今后要千方百计把服务质量搞上去，对翻译、导游、司机等陪同人员,对客房、餐厅、舞厅、商店等服务人员，要不断提高业务知识和专业技能操作技巧和应变能力，端正服务态度,树立职业道德，加强岗位责任制和工作责任心，满腔热情地为游客服务。6．重视旅游商品的设计、生产和销售。旅游商品收入成为东盟各国旅游创汇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加坡建有许多购物中心，以购物的便利招徕游客，有“购物天堂”的美誉。据统计，新加坡旅游收入的大部分来自旅游者购物，1989年到新加坡的旅游者购物开支就达18．2亿美元。泰国的手工艺品深受广大游客的欢迎，为方便购物，泰国在曼谷廊曼机场、帕塔雅机场和清迈等进出口处设立免税商店，出售手工艺纪念品收入日益增加，1985年占泰国全年旅游外汇收入的33.7，1990年、1991年达到38％。

与东盟国家相比，广西的旅游商品生产不足,收汇呈下降趋势。如1991年广西旅游商品销售收入为2966．68万元外汇券，比1990年下降33．44％，占全部旅游外汇收入的比重仅为7．15％。主要原因是富有广西少数民族、山水风光及滨海特色的旅游商品品种少、质量不高，不能刺激客的购物欲望，许多外国游客往往是空手而归。为了进一步提高广西旅游业的经济效益，必须将旅游商品的开发列入计划，享受新产品优惠政策，不断开发出适销对路的具有广西特色的旅游商品。销售方面，可在各大商场和旅游区设置免税商店、组织受游客欢迎、价廉、富有民族特色和纪念意义的旅游商品，对不便携带的商品提供托运服务，以方便游客的购物需求。

7、重视和加强旅游调研工作。东盟国家的旅游部门都有调研机构,一般都配备先进的资料分析处理设备，拥有高水平的研究人员，他们通过研究，为开拓海外市场和制订发展规划服务。新加坡旅游促进局每年召开一次驻国外的旅游机构经理全文，分析国际旅游市场形势，研究和确定下一年的对策。泰国国家旅游局及一些大旅行社、大饭店都有专人从事调研工作。

我们也要做好旅游资源的调查和旅游业的发展规划工作。可组织各行业的专家联合进行考察，制定稳妥、切实可行又有发展前景的规划和开发利用计划，对开发旅游资源、增添旅游项目、完善旅游设施等均作出全面的安排，以促进广西旅游业的更快发展。

8、不断开发新的旅游项目。会议旅游是近几年来东盟国家旅游项目的热点之一。新加坡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发达的海空交通大力发展会议业务。1974年新加坡政府专门设立了国际会议局，同时建立了100多座国际会议馆，并以种种优惠条件来吸引各种国际性的会议在新加坡举行，这些国际会议主要包括政治协商、经济研讨、贸易谈判、技术合作、商品展销、体育比赛等。据统计，1986年新加坡举办了467个国际会议与展览会，参加国际会议的游客达20.3万；1989年在新加坡举行的国际活动有2615个。在最近由国际协会联合会列出的1994年世界10大会议城市的排名榜上，新加坡排名第6位。印尼、泰国也采取各种措施,积极争取国际会议在本国召开。

广西可以在桂林、南宁、北海建一些国际会议中心以发展会议旅游，通过举办国际会议，可以增加外汇收入，提高广西的知名度和扩大影响，带动旅游业的发展。

三、积极发展广西与东南亚的旅游合作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山水相连或是近邻，地缘关系为双方发展国际旅游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近年来，东南亚国家到中国旅游的人数不断增加,1992年东盟5国约有65万人次到中国旅游，约占国外游客总人数的1／6。1993年共有20．09万新加坡人到中国旅游，新加坡成为中国最大的旅客来源国之一。随着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开始出国旅游，由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距离近，旅游开支也远较其他地区低，因此，中国公民赴东南亚国家（特别是新、泰、马三国）旅游的人数在不断增加,如1990年赴马观光的中国游客只有6000人,而到1992年已急剧增加到8万人，马来西亚旅游界也十分看好中国市场。

广西地处沿海，海岸线长1595公里，具有面向东南亚，背靠大西南，临近港澳的优越地理位置。广西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有着与东南亚国家开展旅游合作的物质基础和基本条件。“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地处西南、华中与华南之间，其中心距中国最大的口岸城市广州仅415公里，距亚太旅游中转站香港仅601公里的航程，距东南亚最大的旅游中转地新加坡也仅1800公里航程，在国际旅游地域系统中所处的位置十分有利。近几年新加坡、泰国、印尼等成为广西的主要客源市场，1993年到广西旅游的新加坡游客有1．46万人，印尼为9009人，泰国4913人；广西境内中国公民赴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探亲旅游的也不断增多。

为了使双方的合作进一步发展，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1．建立双方的旅游合作组织和机构，制定旅游合作计划，交换旅游信息。双方可就如何进一步开拓旅游市场，组织两国人民进行旅游交流，简化发放旅游签证的手续等问题共同进行有益的探讨。双方可以兴办合资旅游饭店、宾馆等，可合作培训旅游管理人员，由于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的旅游管理水平较高，广西可适当邀请这几个国家的有经验的旅游业管理人员到广西考察，提供咨询和指导。

2．进一步改善交通条件。交通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为适应发展国际旅游业的需要，争取东南亚和世界各地的客源，应进一步加快与各方的合作，加快通往东南亚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争取尽快开辟桂林、北海至东南亚各主要城市的直通航线，尽快建成桂林两江国际机场，抓好南昆铁路的建设，争取1997年通车。

东南范文篇4

关键词：桂东南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SWOT；策略

一、桂东南特色农产品区域品牌现状

桂东南处于广西的东南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土地肥沃，气候适宜，水陆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与广东为近邻，而且有着悠久的人文环境和历史渊源，具有丰富的特色农产品资源，如容县沙田柚、铁皮石斛、陆川猪、信都三黄鸡、南都麻鸭等知名度较高的农产品品牌。然而，在整个桂东南农产品区域品牌中，只有少数几个龙头企业走向了全国甚至世界，绝大部分农业还存在生产方式相对落后、管理不规范、品牌宣传力度不够、经营绩效欠佳等问题。市场的范围局限于产地自销，潜力远远未开发出来。因此，加强桂东南农产品品牌建设研究，对农民创收、提升地区知名度、实现地区经济结构转型，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桂东南特色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SWOT分析

SWOT是一种战略的分析方法，可用来确定桂东南农产品品牌建设的优势、劣势、机会、威胁，从而将发展特色农产品战略与内部资源和外部环境结合起来，促进桂东南农产品品牌建设更好的发展。

（一）桂东南建设农产品区域品牌的优势（Strengths）

1.自然资源丰富

桂东南地区地处广东与广西交界处，地貌有山地、丘陵、谷底、台地、平原等类型，平原、盆地面积广，丘陵集中成片，谷底间河流纵横，盆地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因此，河流也多由西北向东南流。坡度相对较小，丘陵之间间隔盆地或谷地，土地肥沃，光热水资源丰富，环境条件独特，适合发展水果、蔬菜种植业和养殖业。正是基于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区内生态资源丰富，为生物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成长环境，才培育出容县沙田柚、陆川猪、信都三黄鸡、南都麻鸭等知名品牌。

2.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

桂东南地区西与百色地区接界，北与河池地区、桂林地区相连，东与湖南、广东为邻，南濒北部湾，隔海与南海相望，西南与越南接界。境内交通发达，已构建较为全面的交通体系。例如，西江的年平均流量2400多亿m3,为长江的1/4、黄河的5倍，河床平稳，千吨级顶推船可由贵港直抵广州，由梧州乘船9个小时左右可达香港，是我国的第二条黄金水道。有穿过本区的湘桂、黎湛、南方等铁路和现已通车南宁到深圳高铁，有南宁、北海机场可直飞全国多个地区和国外，极大地沟通了与全国的联系，提供了更迅速便捷的运输方式。

3.浓厚的文化气息

桂东南地区气候宜人，地理位置优越又是独特的多民族聚居区，孕育出了众多的名胜古迹和人文景观，同时，又是全国著名的侨乡，外来文化在这里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因此呈现出文化的多样性。如桂东南的民俗文化。有浓郁的地方乡土气息和鲜明朴实的少数民族特点，具有代表性的是采茶戏，2006年被收录到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桂东南还拥有众多的文化风景区，如古代四大美人之一的杨贵妃故里的容县杨外村，铜鼓出土地的北流铜石岭风景区，全国重点文化保护单位的太平天国起义遗址，云天文化城等。这些浓郁的地方文化为桂东南地区量身打造了一张张崭新的名片，借助于区域文化烘托区域品牌，提升了桂东南产品的品牌形象及影响力。

（二）桂东南建设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劣势（Weak-nesses）

1.标准不统一，品牌维护力度欠缺

桂东南农产品的生产大部分由个体农户承担，这就导致了经营的分散使产品质量很难得到有效管理。例如，容县的沙田柚，未对沙田柚生产制定一个统一管理标准，这就导致部分地区存在柚树老化、产量偏低、甜度不符等问题。并且由于缺乏质量意识和品牌意识，部分生产者认为有商标就是有了品牌，只是简单地把商标和品牌对等起来，导致动力不足不能很好地去维护品牌。而且农产品区域品牌具有“柠檬市场效应”，在消费者难以辨别真伪的情况下，倾向于购买低价格、低质量的产品，高质量、高价格的区域品牌产品难以在市场上生存，从而导致区域品牌农产品的市场萎缩，市场得不到保障。

2.农业基础较为薄弱，经济结构不合理

桂东南地区许多农业产区的农田水利，工程建筑存在年久失修，功能丧失，配套设施不齐全，生产得不到保障等问题，农产品的质量和产量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并且农业技术人才流失严重，制约了农业综合生产力能力的提升。农业产品的结构相对不合理，常规农产品生产相对过剩，特色农产品规模较小发展相对滞后。再者，农产品加工企业的科技含量较低，全区农产品加工率只有20％左右。

3.从业人员综合素质偏低，创新能力不足

从业人员普遍存在文化水平较低、思想观念较为保守、接受新技术的能力较弱、职业技能不强等问题。创新能力不足导致了区域品牌价值低，不利于制定和提高生产的标准以促进产业提升优化，不利于提高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4.产品知名度不高，品牌优势不明显

品牌知名度不仅与产品的质量、价值、美誉度等有关，还取决于品牌的传播方式、渠道和营销模式等。桂东南农产品与《中国百强农产品农产品公用品牌》中的品牌相比，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缺少大规模有影响的宣传推广活动，品牌认知度不高。区域品牌以独特的自然资源禀赋优势为基础，具有地区特性，农产品不注重品牌打造，各自为战，全区农业资源和生产要素配置和利用得不到有效安排，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难以形成合力，无法给消费者留下深刻印象，区域品牌优势无法发挥。

（三）桂东南建设农产品区域品牌的机遇（Opportu-nities）

1.国家和地方政府重视农产品区域品牌的保护

近几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品牌兴农”战略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为各地农产品品牌创建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各地方政府也积极支持本地农产品品牌建设，对农产品产业进行了战略规划布局，相对出台了一系列的扶持政策。例如，陆川每年举办“中国名猪（陆川）文化节”，在政策、资金、服务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

2.复兴“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契机

海上丝绸之路自秦汉时期开通以来，一直是沟通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我国着眼于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10周年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为进一步深化中国与东盟的合作。2013年9月，主席在访问东盟成员国时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使沉寂2000多年的丝绸之路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桂东南地区隶属于北部湾，北部湾也是“海上丝绸之路”西南最大的出海口，是我国大陆通往东南亚、非洲、欧洲和大洋洲航程最短的港口，是我国大西南和华南地区货物的出海主通道，是全国20个沿海主要枢纽港之一，现已与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航。所以，要紧抓复兴丝绸之路的契机，扩大生产力，努力提升产品质量，发挥农产品地区特色优势，进一步强化基础建设，加大品牌的宣传力度，做精做细桂东南农产品品牌，努力把其打造成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知名产品。

（四）桂东南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的威胁（Threats）

1.面临国外及周边省市产品的竞争冲击

桂东南区域品牌的农产品主要是家禽类和果品类，果品类市场规模较小竞争力不强。部分产品与其他省市或国外的同类产品竞争。例如，广州石硖龙眼、从化的桂味荔枝在全国具有较高的知名度，而且广州与桂东南地区接壤，广州的产品很容易进入桂东南地区，对本区的同类产品竞争构成了很大的威胁。桂东南地理位置有沿海延边的优越性，与周边国家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但也导致国外的品牌在本地区占有极大的市场。国内外商品的流入，一方面为桂东南本地带来了繁荣；另一方面，一定程度也对本地区的同类产品形成了打压，挤占了本地区的市场，对稳固和扩大桂东南地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市场份额构成了威胁。

2.仿冒假冒行为带来的威胁

区域品牌属于公共物品，品牌的所有和经营的主体不是单体的生产者，而是区域内部相关的经济体。区域品牌的被排他性的个性特点造成了单个经济主体缺乏投资的主动性及动力，受利益驱使出现了不规范的生产和市场竞争行为，即“搭便车”现象，严重破坏了品牌的质量和声誉，甚至更严重地威胁到产品品牌的生存。例如，“容县沙田柚”在2004年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几年后各种打着“容县沙田柚”字号的假冒产品以低价格充斥着市场，致使正宗的容县沙田柚很难销售出去，无法将品牌的价值推广出去。

三、桂东南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的策略

（一）强化政府监管，完善质量监督体系

政府应履行好监管职能，为本地区农产品品牌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本地区农产品品牌的使用者多是一些小型企业，由于自身的局限性使得产品的质量很难得到保证。政府应建设农产品的加工园区，大力发展产业集群，将小企业纳入园区的管理，定期巡查、抽检和专项整治，打击违法违规行为。政府利用产业集群效应，大力加强对龙头企业支持的同时，通过龙头企业带动规范区域品牌建设。企业要充分认识品牌对农产品长期发展的重要性，规范经营提高产品质量，严格按照质量标准生产，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使员工严格按照规范执行操作，避免损害品牌行为发生。适应现代消费者心理，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建立完善农产品的安全溯源系统，进一步减少消费者心理负担，增强消费者的购买信心。

（二）将区域特色文化与品牌建设有效结合

充分挖掘和宣传桂东南地区特有的区域文化，如我国四大私人庄园之一的谢鲁山庄，古代江南四大明楼之一的真武阁，玉林高山村，兴业的庞村等历史建筑文化。以“林秀、石奇、泉甘、茶香、佛圣”著名，拥有1400多年的历史，全国著名的佛教圣地的桂平西山的佛教文化，以及独具桂东南民间特色的“舞麒麟”“牛戏”“摆歌市”“闹八音”等民俗艺术文化。通过文化的挖掘与宣传，让人数熟知并了解桂东南，将文化底蕴较厚重的因素融入到产品品牌中，丰富产品的文化内涵，提升桂东南农产品区域品牌的知名度。例如，通过建设“品牌历史博物馆”，通过免费参观，进一步加大品牌文化的宣传，利用区域共有文化，产品使用相仿的产品包装，增强区域文化的凝聚力。

（三）根据目标市场明确品牌定位，强化品牌形象

桂东南的农产品品种类别众多，每一种农产品都应明确其目标市场，根据目标市场消费者的需求，进一步进行精准的定位。如果产品不能抓住目标市场消费者的偏好和需求，就得不到消费者对其的认同。桂东南农产品的品牌定位方式主要有：一是根据产品的属性和利益进行定位。例如，容县沙田柚农产品具有消食、化痰、止咳、润肺、醒酒等功能，可以给消费者带来健康的利益，可以定位为生态健康的农产品。二是根据产品使用者和场合进行定位。例如，容县的铁皮石斛可以定位为注重品味的高收入人群使用，也可以作为一种走亲访友的礼品进行定位。因此，相关单位可通过产品的展销会、商品交易会、产品博览会等活动使消费者近距离的接触农产品的品牌，增强消费者与品牌之间的沟通能力，通过宣传强化品牌形象，在消费者的头脑中留下一个深刻而又独特的位置，从而提升购买欲望。

（四）选择最优的发展模式

桂东南农产品区域品牌的产品特点主要来源于自然优势，在形成主体的选择上可运用地方政府主导型、行业协会主导型、产业集群主导型等多种模式，充分发挥多个主体的作用，动员更多的人员组织参与区域品牌建设。桂东南应摆脱单纯的依靠自然资源优势的发展模式，结合本地区的历史文化资源，依靠科学技术手段，以龙头企业规范行业，重视区域品牌建设的保护工作，找出一条适合自己区域品牌建设的模式。

（五）抓住机遇，提升品牌效应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想的提出，标志着桂东南地区迎来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机。因此，相关品牌建设者要抢抓当前的良好机遇，优化产业，提升标准化水平，实现农产品的转型升级，增强品牌意识，推进农产品的品牌战略，提升农产品的品牌效应，提高市场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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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傅忠贤，等.区域特色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的培育与提升———产业链视域下对达州的审视[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

东南范文篇5

在东大筹建时业已议定:南高师自1921年不再招生，待高师学生全部毕业，南高师即与东大合并，停办高师，专办大学。因此，在东大刚建立时，高师与东大是不分彼此的，两校共用一个校园，出现了三四年时间的“一校两治”的事实。1923年7月3日，东大校长办公处通告:校行政委员会决议即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牌撤去;附属中小学同时改为东南大学附属中小学，属东大教育科领导。［2］这也宣告南高师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东大成立时，以高师的四个专修科改归大学，各本科(文理科诸系)仍由高师办理。东大四科分别为:教育科、农科、工科和商科，其中教育科是以教育专修科和体育专修科为基础组成的，下设教育系、心理系和体育系。在南高师与东大合并后，学校实力大增，在原先四科的基础上，又增设文理科，使学校的学科更加齐全，达到5科27系。美国著名教育家、世界教育会亚洲部主任孟禄博士在考察了中国各主要大学之后，称赞东大“为中国政府设立的第一所有希望的现代高等学府”。当时的东大荟集了一大批留学归来的著名学者，时任教育科主任的陶行知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191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赴美留学，获伊利诺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后师从著名的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获哥伦比亚大学都市学务总监资格凭证。1917年归国后受聘于南高师，先后担任教务主任、教务主任等职，后又兼任东大教育科主任和教育系主任，直至1923年，后由徐养秋继任。东大的体育系起源于南高师的体育专修科，以培养中等以上各学校体育教员、地方公共体育场体育主任及管理员为宗旨。东大成立之初，学校决定学制由过去的三年增至四年，高等体育教育的学制更加完善，学生的质量也得到了明显的提高。1922年起开始招收四年制学生，原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主席、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夏翔教授就是该届毕业生。［3］东大的体育系主任由美籍体育学者饶冰斯、麦克乐先后担任，其中麦克乐对当时学校的体育教育影响最大。1922年1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壬戌学制》(即学校系统改革案)，次年全国教育联合会公布了《新学制课程标准》，正式把“体操科”改为“体育科”，废除了学校兵操。这次体育课程改革是我国近代体育课程发展过程中的一次最重要的变革。根据变革的要求和麦克乐等人的努力下，大量的西方竞技体育项目进入到东大的体育课程中来，体育课变的生动活泼，自然体育思想在东南大学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体育系的课程设置较以前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包括体育系在内的所有教育科的学生必须共同必修39学分的普通学程，包括英文、国文、生物学、社会学大意等，而且还要共同必修教育通论、教育统计等专修课程。此外，还开设主、辅系学程，其选体育为主系者，须于体育系所开学程中学习67学分。同时，凡教育科学生必须于辅系学程中选20学分［4］。由此可知，当时体育系的课程已经比较全面，课程设置也向科学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此外，学校对体育的硬件设施也非常重视。在经济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1923年8月12日，发表《东南大学体育馆设备及附设游泳池募捐启》。在《启》中说:“我国需要体育亟矣……民力柔靡，国力何恃?今日之青年再无良好之体育训练则异日之国民即无健全之体格与品性，其关系岂不重乎。本校提倡体育最早，养成体育人才，普及体育学识，亦粗有成效……祗以设备不周，现正建筑一新式体育馆……”［5］。可见，学校对体育的重视已到无可复加的程度。在学校和社会各界的努力下，体育馆终于建成，满足了广大师生对体育运动的需求。

2国立东南大学主要的体育思想

在东大的体育教育中，时任教育科主任的陶行知先生和体育系主任的麦克乐教授的体育思想对东大体育教育的影响最大。他们的体育思想甚至对我国的学校体育乃至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1陶行知先生的体育思想

陶行知先生不仅对教育科下的体育系的建设高度重视，其本人的体育思想也非常丰富，是其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非常重视“三育并重”，并格外重视体育，认为“有识道德而无健全之身躯，则筋骨不能劳，体肤不能饿，心意不能困，咸施夸毗之病夫，又何能运起学识道德，以树不世之业，而为人类造莫大之福哉”。他在一次报告实施德智体的教育时说:“体育为德智二育基本，没有体育，德智就无从谈起，故教育应以养成坚强之体魄，充实之精神为标准”［6］。他的一些体育思想对后来的学校体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第一，在国家处于危难、人民体质孱弱之时，他提出了“健康第一”的口号。他认为，强健的体格应该是人格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要培养健全的人格，就必须要把体格的培养和锻炼作为重要的内容。他还在《教育的改进》一文中提到，一个完整的人要具备三种要素，其中一个要素就是健康的身体，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在物质的环境中站稳脚。他主张“体育注重自强”，学生要养成健康之体魄，形成“健康之堡垒”，健康的体魄是为祖国为人民服务的前提，是中华民族旺盛生命力的象征［7］。可以看出他的“健康第一”的体育思想具有浓厚的爱国主义精神。第二，体育与卫生保健相结合，既重视身体锻炼，又重视卫生保健。他指出:“要用科学的卫生方法，好好的调节自己的身体，不使生病，这就要加强科学卫生教育，懂科学，讲卫生……保证健康第一的胜利”。他认为，体育锻炼可以增强体质，预防疾病，养成科学的卫生习惯也能减少疾病，保持健康，二者缺一不可。第三，“生活教育”是陶行知教育理论的核心内容，他提出“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上的需要而教育”的教育思想。在他的生活教育理论中，包含了终身教育的思想，而体育作为教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此也孕育了终身体育的思想。

2．2麦克乐的自然体育思想

麦克乐是哈佛大学体育专科的毕业生，获美国玛利阿大学硕士学位，1913年起作为美国基督教青年会体育干事在华传播西方近代体育，后担任东大的体育系主任。自1919年，杜威访华后，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基于实用主义的自然主义体育思想，也被国人所认可、接受。麦氏长期在华讲学并推行体育，他将实用主义教育的精神引入体育界，并大肆宣导，对我国自然体育的产生具有直接的影响，成为首度正式将民主思想引入体育领域的人。第一，麦克乐认为体育教学，不仅要重视身体的健康，也要人格的教育，将人格教育的精神融入到体育活动中，并落实于平时生活之中。传统的体操和兵操过于呆板，应该多从事一些激烈竞争的游戏与运动，这样可以培养个人的进取精神、创造精神以及民主精神等等。他以身心一元论为基础，指出体育教育不应该偏重身体或精神任何一个方面，而应该向“三育”的目标前进。第二，麦克乐受自然主义思想的“以儿童为本位”的教育思想的影响，他认为学校体育应该以学生为主体，所有的教学活动都应该以学生为出发点和归宿点。体育课程的设计必须要考虑到学生的性格特点和兴趣爱好，要以学生的心理和生理发展规律为依据，并使学生自主操控及自由发挥有一定的空间。麦氏的自然体育精神在学生本位的基础之上，他认为应该打破传统的体操和兵操式体育课，把“兴趣”纳入到影响体育教学效果的因素之中。体育教学内容和教材的选取，教学方法的采用，都应该重视学生的兴趣。否则，即便是教学内容和方法从生理学的角度很有价值，也不可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教学内容和方法的选择也要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研究。第三，适应社会生活是麦氏自然体育思想的另一主张。他认为学校体育所发挥的功能不但要适应个人，同时还要适应社会，学校体育必须和现实的社会生活集结在一起，以求适应真正生活上的需求［8］。

3国立东南大学体育教育对中国近代体育的贡献

3．1提出了“健康第一”的体育思想，“生活教育”观已深入人心

陶行知先生提出了“健康第一”的口号，他的教育思想的核心是“生活教育”。他的体育思想起源于美国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并很好的与当时的中国的国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式的自然体育思想。他提出的“健康第一”的教育思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时隔近百年之后，“健康第一”的思想成为了我国学校体育的指导思想。虽然当时健康的含义与当今的健康的含义不尽相同，但是在那个时代能提出这样的观点，其先进性就不言而喻了。他的“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上而教育”的教育思想对后来的教育乃至学校体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首都经贸大学长城旅游学院“以体育课程改革为龙头，全面开展学院的教学改革”。该学院用一个“拓展运动会”来说明、展示和诠释这一观点，并在运动会上提出了一个“标语口号”系列，其中在主席台北侧的标语就是“给生活以体育，用生活来体育，为生活向上而体育”［9］，这很明显就是将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具体化。不可否认，陶先生为我国近代学校体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3．2推动体育的科学研究，开启体育学术化风气

麦克乐在华期间，一方面通过体育教学和译著体育书籍来介绍西方的体育科学理论，另一方面还进行了许多体育科学研究工作。他编写的《体操释名》，第一次基本规范和统一了我国近代的体育术语，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部体育专门用语书。麦氏还编著、翻译了一些体育教科书等，如《田竞赛运动》、《篮球》、《体育教育系统之基础》等，在当时我国的体育科学研究发展非常落后，文献量非常少，填补了我国体育科学研究的许多空白，而这些著作也都作为当时的体育教科书或体育教师的参考用书。此外，麦克乐于1922年还在中国创办了《体育季刊》，由东大体育系刊社负责编辑发行，实际主持编辑人员为麦克乐，后来该期刊更名为《体育与卫生》［10］。麦氏还指出，体育科学研究应该在体育的实践中进行，而不只是注重书面上，要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研究体育与卫生教育方法。其方法就是不凭空推理与猜测，而是要反复“凭实地研究”［11］。在麦克乐的研究中，影响和成就最大的就是人体测量方面的研究。1921年他编制“竞技运动能力检验之用途及其分数表”、“体育审定标准”、“运动技术标准”、“体重与体高和胸围的对照表”、“测量肺部的研究”、“检查身体方法”等。1924年，他指导东南大学师生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包括人体测定和身体检查、对少数运动项目的研究、精确研究运动的测量标准等。麦克乐本人的大量研究和他所指导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体育的科学的发展，开创了我国体育学术的新局面。陶行知先生曾在民国十三年《中国教育状况》一文中对麦克乐如此评价:“由麦克乐教授指导的大量研究，或许是今年进行过的最重要的研究”［11］。

3．3促进体育运动在中国的普及

麦克乐认为，民主国家的主权是属于国民的，体育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权利，体育不分贫富贵贱，要提倡全民体育。麦氏极力反对二十年代在学校体育中普遍存在的“选手运动”倾向。他认为，“若一个学校之内只有选手运动，而无全校普及运动，就难以培养学生的德谟拉克西(民主)精神。1921年4月30日，中华业余联合运动联合会于北京青年会正式成立。麦氏在担任中华业余联合会书记期间，即呼吁成立地方体育联合会。同时为了帮助地方体育联合会的成立，他还带领大家借鉴参考国外体育联合会的成立和发展情况。在麦氏等人的努力下，我国各项运动竞赛活动渐次推展，同时各种体育团体相继成立。麦克乐普及体育运动的思想以资产阶级“平等、民主”为基础，推动体育运动的普及和全民化，把从事体育运动提高到了民众权利的高度，这客观上与我国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联系在一起［8］。

3．4为我国培育了大批优秀体育人才

东大体育系非常重视体育专业学生的培养质量。为加强师资力量建设，不仅引进饶冰斯、麦克乐等外籍体育教授，而且还派中国教员到国外进修，如曾派卢颂恩到美国春田大学进行学习。在大学成立之初，学校决定学制由过去的三年增至四年，高等体育教育的学制更加完善，学生的质量也得到了明显的提高。麦克乐对体育人才的培养更是不遗余力。为了普及体育运动，他积极推行体育干事训练班，借以培养急需的社会体育人才。如，他曾参与举办了江苏省的六十余县的公共体育场干事训练班。他在东南大学任主任期间，培养了大量的体育工作者和学生，他们中有许多对我国的体育教育和运动界的发展颇有贡献，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郝更生、袁敦礼、吴蕴瑞、程登科、周伯平等［10］。

4结语

东南范文篇6

关键词：重庆主城；渝东南地区；旅游互动；动力系统

区域旅游互动动力系统主要反映出在该区域内各个与旅游互动有关的城镇在此系统中合作时应具备的各类要素和互动作用规则，通过利用该系统对所有可能存在的系统条件进行显示，并逐渐对系统中显示的各类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确保找出科学、有效、全面的解决方案，并将其作为确立动力系统的主要依据，保证该系统的稳定性与可行性。而重庆主城与渝东南地区作为重庆区域内的旅游互动动力系统主要要素，为了提升其旅游互动动力系统整体作用，应当将该系统中各项子系统的分析内容作为提升重庆主城及渝东南地区旅游互动合作的关键基础条件，达到提升重庆市旅游产值整体水平的目的。

一、重庆主城与渝东南地区旅游互动合作中的驱动系统

1.驱动系统中的内部驱动力

以游客为主的内需推动力。当物质生活已经超出其正常生活需求时，人们就逐渐在物质生活中将重心转移向精神生活，而受到现代社会及经济发展的不断推动，加上我国各处自然景观优美、景色宜人且存在各类特点时，人们就已经产生了旅游的意愿，通过利用各类交通工具去往具有旅游价值的地区丰富精神世界，感受大自然的馈赠，为此，我国的旅游业也逐渐兴起。而完整的旅游业除了需要旅游地和游客外，还需要通过各个旅游地区的合作，通过加强沟通互相刺激内需，达到全面发展旅游业的目的。而重庆主城与渝东南地区也能够通过利用这种形式，利用两个地区的差异性和特点不断刺激游客，将游客从一点送往另一点，以交换、互动的形式互相促使旅游业发展，使重庆主城与渝东南地区互相促进发展，体现内需推动力的优势及作用。以旅游产业为主的内在推动力。重庆主城与渝东南地区形成互动式旅游产业体系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需要通过其内在推动力提升两区的旅游产值，获取更多的区域旅游经济效益，由此可见，内在推动力是促使两区旅游产值稳定性的重要基础条件。以旅游市场和两区的优势而言，重庆主城与东南地区在旅游产业形式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性，重庆主城以繁华都市消费为主，而渝东南地区则以生态自然环境为主，而为了有效利用这两个区域的差异性，则需要增强重庆主城与渝东南地区的沟通能力，通过加强合作、明确分工以及利用两区域的综合性加强对重庆主城与渝东南地区所有资源的整合力度，将其内在推动力提升至最大，增大该区域旅游产业规模的同时实现一体化旅游，提升综合旅游竞争力。

2.驱动系统中的外部驱动力

在旅游引力系统中涵盖不同的功能要素，其本身具有较强的资源特点，在系统运行阶段能够为旅游互助合作提供基础保障及外部动力。渝东南是重庆市的主要功能拓展区和都市重点发展区，不仅具有能够展现出重庆地域文化的建筑，同时也包括体现现代社会和科技水平的都市景象，且各地因其特色迥异，分别展现出不同的重庆文化特色；而渝东南地区为重庆市的连片山区区域，位于武夷山、大娄山附近，且包含黔江、武隆、酉阳等六个县，其中四个县分别为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的自治县，是少数民族主要聚集居住的区域，面积达1.98万平方公里，不仅包含秀丽的自然生态景观，同时也蕴含极为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特色，具有极为丰富的少数民族及自然资源。据不完全统计，与东南地区内的主要旅游资源单体中，56%为自然景观，而其余则为建筑文化资源单体。

二、重庆主城与渝东南地区旅游互动合作中的支持系统

1.各大支持类子系统

1.1当地政府及负责部门

旅游项目不仅是发展重庆市第三产业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重庆发展经济的重要渠道之一，为此，发展旅游产业也是当地政府部门及相关负责单位应当给予大力支持的主要项目类型，为此，当地政府部门应加大支持力度，保证加速重庆主城与渝东南地区的旅游产业一体化体系的形成。一方面，重庆主城与渝东南地区之间存在较长距离，因此为了快速实现两区域的旅游产业一体化，则必须根据重庆市地势及交通发展情况，建立“飞地式”交通沟通形式，并提升两地区内旅游资源、旅游资金、交通设施以及旅游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沟通与合作效率，促使各方面资源实现融合的同时，展现出当地政府的支持作用和力度。另一方面，重庆政府部门除了需要加大对旅游项目的支持力度，同时也必须展现出其主导者、管理者、组织者的作用，通过利用政府作用与两大区域旅游产业签署合作协议，并重点对两个区域内的交通、环境、政策制度以及教育形式等进行改善和调整，为提升重庆主城与东南地区的旅游一体化产业提供稳定的环境条件。此外，当两大区域内的旅游市场出现秩序混乱、环境恶劣、安全系数降低等问题时，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则必须充当协调者，加大对旅游游客、游区居民以及旅游负责方的协调工作，通过利用资金、政策、信息、人才等手段对旅游区进行支持与管理，并确保旅游产业在正是进入市场化运作阶段后加大旅游产业宣传与推动力度，加强对重庆主城及渝东南地区的建设力度，提升社会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水平，完善旅游产业体系。

1.2当地旅游企业

重庆主城与渝东南地区为形成具有一体化、科学化的旅游产业体系，不仅需要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同时也需要通过结合两区域内的旅游企业达到促使旅游项目贯穿至两大区域内的基本目的，通过创新、开发等有效手段完善一体化旅游产业体系的各项细节内容，保证提升两区域旅游互动水平。旅游项目包含旅游产品、销售、售后等多个环节，而作为发展旅游项目的主要条件，两区域内的旅游资源如何能够充分发挥其优势并形成全面互动则成为旅游企业支持两区域的主要问题。为此，重庆主城与渝东南地区的所有相关旅游企业需要加大联合手段，通过将手中的旅游资源与其他区域、城镇的旅游资源相互整合，并采用联合手段对旅游产品进行开发，以互补、合作的形式形成两区域内富有特色的新产品，并利用该产品拓展两区域的旅游经济市场，例如通过整合旅游资源寻找、开发出最具特色的旅游路线，例如根据重庆主城及渝东南地区特色创新出精品旅游路线和主题性旅游路线，在促进一体化旅游产业体系形成的同时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提升重庆市旅游产业综合竞争地位。此外，旅游企业在针对该旅游体系进行推广及营销时，可针对重庆地区特色、旅游理念、文化色彩等进行大力宣传，并将整体效应作为营销基础，通过剧本交易会、各类节日活动等形式对重庆主城及渝东南地区旅游产业进行推广，增大旅游吸引率的同时也提升了对重庆文化的宣传力度，进一步加大了对重庆主城与渝东南地区旅游互动的支持力度。

2.各大保障类子系统

2.1旅游交通保障系统

重庆处于地理位置较为优越的区域中，不仅经济发展实力依托区位优势不断提升，重庆主城的交通网络在不断优化基础上更为完善，基于此发达性，民航、铁路及公路等的高效建设则为城市立体交通体系的创建带来了积极有效的助推力。现阶段重庆逐渐加大了对五大功能区的建设力度，依托可行性的发展战略，渝东南地区的交通建设指标随之不断提升，不仅乡村的公路及客运得到了良好发展，各个乡村之间的交通也更加畅通，这就为渝东南地区经济及旅游事业的发展带来了积极有效的助推力。与此同时，渝东南地区依托地理环境及旅游资源，逐渐搭建了更为畅通的旅游交通网络，在通道及道路网络建设水平不断提升的过程中，以武陵山为主导的大区域旅游环线也逐渐建成，这不仅能够为游客提供更为便捷的旅游路线，更能为周边的旅游景点带来更多客源，在张家界及梵净山等旅游景点高效衔接的同时，渝东南区域发展旅游经济的区域优势也能有所凸显。而重庆主城及渝东南等区域之间游客的输送效率也能大幅度提升，区域空间也能在此基础上得到延伸及拓展。以旅游互助合作为切入点进行研究不难发现，重庆空中及公路网络更加完善，这就能够提高重庆主线到渝东南地区交通的畅通性，二者之间的路程也随之缩短。

2.2旅游接待服务设施

旅游业的长远发展与接待设施是否完善存在密切联系，一旦缺少科学配置，不仅会为旅游业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地区经济的高效建设更会受到严重制约，因此，这就需要确保旅游接待设施的发展与旅游业的发展实力相契合。重庆主城是城市发展的关键区域，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的发展，都以重庆主城为基准，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带动着重庆主城的发展，其经济实力及城市化进程都呈现明显优势，相对的其旅游服务功能也更加趋于先进水平。通过对可靠资料进行研究不难发现，重庆主城中五星级酒店占据整体城市的较大比例，渝东南地区则寥寥无几。渝东南地区由于受到相应因素的影响，发展实力与重庆主城相比仍旧存在较大差距，不仅城市发展实力有待进一步提升，酒店行业的发展更呈现滞缓趋势，尤其是高档酒店更是较为匮乏。从酒店规模来看，渝东南区域的旅游酒店总量较大，其中中低档酒店占据较大比例，虽然该种配置能够基本满足大多数旅游者的基本需求，但是追求更高品质的酒店在渝东南地区就基本难以得到满足，基于此，急需对渝东南地区的旅游资源进行优化及整合，通过提高资源利用率，重点强化基础设施配置工作，通过严格控制中低档酒店数量，采取积极措施，提高酒店档次，满足不同旅客的多样化及高标准需求，从而进一步提高当地的游客接待能力，推动旅游区更快更好地发展。

2.3旅游信息化服务系统

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建设智慧城市逐渐成为主流趋势，重庆主线与渝东南地区的旅游业发展水平在不断提升的同时，信息化建设指标也随之强化，并在发展中更具规模。基于重庆市的旅游业发展现状，旅游政务网等网络平台也得到了高效创建，而南岸区及巴南区则并没有设定单独的旅游信息化服务网站，在实际应用阶段，只是将信息直接链接到政务网等相关网站上，而重庆主城的其他区域中，则根据实际需求，单独创建了网络服务平台。渝东南地区在发展阶段则将旅游信息化服务工作纳入到了重点范畴，依托行政区创建的不仅有功能强大的旅游政务网，更有细化而专业的网络平台，在需求环境下，建设指标也有所强化。通过构建多样化的网络平台，不仅能增强旅游信息的流动性，更能为旅游业的高效发展提供信息支持。通过利用网络平台，能够加深游客与旅游业之间的联系，而游客在对平台进行利用时，不仅能更加全面的了解区域中的旅游信息，更能对旅游产品进行自主选择，无论是区域间还是旅游行业之间的信息都能高度共享，但是盲目开发网络平台却是不可取的。在未来根据实际需求，还可以对网络平台的功能进行完善，以便推动旅游业信息服务质量的不断提升。

2.4旅游人力资源

旅游业的本质就是在满足游客需求的基础上，提供专业服务，因此人力资源是决定旅游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也就是说，旅游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服务性人才的竞争。现阶段，渝东南地区的旅游业还处于劳动密集为主的阶段，就业以低技能为主，行业进入门槛低，特别是高学历人才严重匮乏。为确保两区域旅游互动合作顺利进行，可以在两区域内实现旅游人力资本的互动合作，吸引主城旅游人才到渝东南地区发展，吸引高校学生回流家乡，解决高学历人才短缺问题，切实保证旅游人才供求平衡。重庆主城旅游企业可对渝东南地区旅游服务人员进行相关培训，提升其服务质量，以保证两区域旅游互动合作的顺利进行。

三、旅游互动合作的阻力因素

1.市场壁垒

市场壁垒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常见现象，这种反经济行为的地方保护主义严重阻碍经济的发展，区域间市场壁垒主要有经济性壁垒、行政性壁垒和法规性壁垒。重庆主城和渝东南地区涉及15个区县，都有自己的管理体系和旅游机构，各自为政，缺乏一个多元化的协调机制来进行统筹和协调，致使行政区市场壁垒横生，这必然影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区域旅游合作与互动很难开展。

2.经营管理的复杂性

随着旅游经济的发展，旅游产业要素相互交织，形成了紧密结合的旅游产业链，涉及“食、住、行、游、购、娱”等多个行业，也使得参与主体涉及政府、旅游企业以及当地居民、社区等多方。在区域旅游互动合作中，各方关注的都是自己的现实利益，各方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获取管理权限，管理权限越大，可以获取的资源和利益就会越大，这也进一步致使经营管理复杂化。再加上在利益补偿机制和协调管理机构方面的缺失，不同主体的利益分配不均衡，参与主体最终丧失互动合作的积极性，导致互动合作难以进行。

3.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

2015年重庆主城接待游客总数和旅游收入均是渝东南地区的3倍多，说明两个区域旅游发展不均衡，这也致使市场主体即旅游企业间也表现为一种不均衡关系，使其合作受阻。另外，重庆主城因为城市化水平较高，相关的配套设施已经十分成熟，而渝东南地区则属于滞后发展地区，其基础性支撑能力不足，城市功能设施以及公共安全应急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旅游配套设施不足，旅游交通可进入性差，如黔江距离重庆约330公里，乘飞机约40分钟，乘坐火车需要约3．5小时，乘汽车走高速公路约4小时。但是如果去小南海、濯水古镇等景点，还需花费2小时左右，因此在地理可进入性上略差。另外，由于渝东南地区内所有区县均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劳动力素质低，人才短缺，使得旅游发展思路契合度不高，整体效果差，区域合作互利机制难以形成。

结语

综上所述，在旅游业发展进程中，积极探索更为有效的措施及系统具有重要意义。而区域旅游互动实践已经在我国的部分城市进行了试点，通过大胆尝试积极成果显著，但是这并没有在重庆主城—渝东南地区得到高度重视。为了推动当地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实现对资源的优化配置，本文就针对重庆主城—渝东南地区旅游互动动力系统进行了细化分析，虽然系统探究具有一定价值，也是旅游研究频繁应用的方法，但是其具体效果却仍待进一步考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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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史玉丁.旅游产业发展与民族文化传承互动关系研究———以渝东南区域为例[J].四川戏剧,2016(11):152-156.

[3]胡晓群,沈琦,徐恭位.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度评价与分析———以重庆市五大功能区为例[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5,36(4):16-22.

[4]黄璐.基于共生理论的重庆城乡土地空间规划研究[D].西南大学,2014.

[5]汪姣.渝东南地区旅游发展SWOT分析及对策[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93-94.

东南范文篇7

2.金融自由化政策实施得过早、过急。80年代末期，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东盟四国的经济自由化、金融自由化速度不断加快。但是与新加坡、香港相比，甚至与台湾相比，它们的金融市场体制都并不十分健全，金融监管能力不强，金融管理技术不成熟。金融自由化固然有利于促进国际资本的流入，但在条件不完备的背景下却容易形成一种在缺乏防范、缺少制约手段的条件下把吸引国际资金放在首要目标（不仅是长期直接资本投资的流入，更多的是短期借款甚至是投机资金的流入）的金融体制。这就容易为国际投机资金提供操纵当地金融市场以牟取暴利，把当地金融市场搞乱后又迅速撤走资金的机会与条件，并形成以房地产、股市为中心的“泡沫经济”。1997年7月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韩国、菲律宾被世界银行列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五大受灾区。其中泰、马、印尼的金融危机基本上是由上述这些原因引起的；菲律宾的金融危机则主要是东南亚国家货币危机导致菲律宾居民对比索的不信任感而引发的。

从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期间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指标的对比中可以发现各国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与特点各不相同，这主要是由各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基础决定的。

1.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受影响程度最大，而且都是直接内发的、迅速引发的和全面触发的。这直接起因于其内在的金融管理体制不健全与金融政策失误、银行与金融机构的大量贷款被投入到房地产、股市，从而形成“泡沫经济”成分较大、不良债权比率高、外债数额庞大等经济结构方面的弊端。

2.菲律宾所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较小，而且特点是间接的、滞后引发的（1997年下半年所受影响不大，进入1998年后影响程度才加大、加深）。这是由于；(1)菲律宾经济是在进入90年代以后（特别是1994年以后）才开始有中速的经济增长，没有太多“经济过热”问题；(2)“泡沫经济”成分较小；(3)由于工资水平低，其劳动密集型产品尚有一定的出口竞争能力；(4)从1984年债务危机后到1997年已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督下进行了经济结构、金融体制的调整与改革。

3.新加坡所受影响的程度最小，而且是间接和滞后引发的（直到1998年东亚地区国家普遍出现经济衰退后才显现出来），同时也不是全面触发的（它的货币贬值幅度不大，主要是股市价格数下跌幅度较大）。这主要是由于：(1)金融管理体制比较健全（和香港、台湾相同）；(2)“泡沫经济”成分不大；(3)银行的不良债权比率不高；(4)由于有不少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公司在其证券市场上市（与香港相同），并为印尼等东盟国家提供巨额的贷款，间接引发了部分经济指标（股市价格指数）的恶化；(5)高度依赖出口与转口贸易间接引发了经济增长速度的较大幅度下降。

4.越南、缅甸、柬埔寨、老挝所受的影响都是间接引发、滞后引发的。这基本上是由于它们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邻国的直接投资和对东亚地区国家的出口贸易支撑，所以受东亚各国经济严重衰退的影响，这四个国家的经济也于1998年开始出现衰退。

1999年下半年到2000年的第一次经济复苏及其成因

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受危机影响程度最大的泰、马、印尼基本上采取了相似的对策：在危机的前期，采取了整顿金融秩序和紧缩财政金融政策等措施以稳定金融、经济形势；在危机的后期，在金融经济形势有所稳定的前提下，转而采取放宽财政金融与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菲律宾的对策则侧重于稳定经济与促进经济复苏。

1999年下半年以后，世界市场景气看好，带动了东南亚国家出口和制造业大幅增长，东南亚国家经济逐步定出低谷，走向复苏。不过，不同国家的经济复苏情况仍有明显差异。以1999年经济增长率的回升幅度看，泰国经济的复苏力度最大（与1998年经济增长率相比，回升近15个百分点），其次是马来西亚和印尼，菲律宾居第三位，新加坡复苏力度最小。而就1999年的经济增长率而言，则以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表现最佳，泰国居次，菲律宾亦表现平稳，而印尼则仍陷于经济停滞的困境中。

2000年东南亚国家经济继续复苏，新加坡经济增长率高达10.3%，马来西亚也达8.3%，印尼提高至4.9%，泰国为4.6%，菲律宾为4.0%。2000年东南亚国家出现了较稳定的经济复苏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出口仍然是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00年新加坡出口贸易获得两位数的增长，高达22.4%，表现远优于1999年的5.7%；马来西亚的出口亦大幅增长16.2%；受石油价格高涨的影响，印尼的出口增长率达27%，扭转了1999年下跌0.4%的局面；泰国的出口增长率为19.6%，也比1999年有所提高。

2.国内需求普遍获得改善。受劳动力市场需求改善、低利率及消费者信心好转的有利影响，2000年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民间消费需求分别增长9.4%和12.2%；印尼的民间消费支出虽受国内政局不稳影响，但仍增长3.6%，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70%；泰国由于失业情况不断改善，家庭收入增加，消费支出增长4.5%。

3.国内投资活动增加。新加坡的企业投资已扭转了连续两年负增长的局面，取得5.9%的增长；马来西亚与印尼更分别获得24.1%与17.9%的高速增长；菲律宾的固定资本形成虽仍呈负增长1.6%的局面，但比1999年的-2.0%有所缓和；泰国则较为平稳，增长5.7%。

各国经济复苏的力度之所以会有不同，其主要原因有：(1)原来的宏观经济基础强弱不同；(2)所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不同；(3)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效果不同；(4)国内政局、社会局势稳定程度不同。

2001年的第二次经济衰退及其成因

受国际经济环境恶化的影响，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表现远不如2000年，出现了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第二次衰退。新加坡经济自2001年第二季度以来即呈现负增长，全年的经济增长率为-2.0%，是东南亚国家中表现最为疲软的；马来西亚经济自2001年第三季度起转呈负增长，全年的经济增长率虽仍取得0.4%的正增长，但远低于2000年的8.3%；菲律宾经济在投资与消费支出支撑下增长3.4%，略低于2000年的4.0%；印尼经济增长3.3%，低于2000年的4.8%；泰国经济增长也明显放缓，增长1.8%，低于上年的4.6%。

上述情况说明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对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影响程度也同样是不平衡的：(1)新加坡所受的影响程度比东盟四国大得多，其经济增长率从2000年的10.3%下降到2001年的-2.0%，下降了12.3个百分点，远远大于东盟四国的下降幅度。(2)东盟四国在金融危机期间都是重灾区，到了第二次经济衰退期间尽管它们的国内经济结构还存在不少问题，不良债权处理也还不彻底，但它们对美国市场、信息技术产品的出口依赖程度已比新加坡低，故其所受的影响程度也较低。(3)东盟四国中马来西亚的经济对出口的依赖程度及其出口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最高，加之其出口产品多为信息电子产品，因此其所受到的影响在东盟四国中也最大（其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幅度比其它三国至少高出5个百分点）。

以上情况和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东盟四国所受的影响程度远远大于新加坡的情况正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其主要原因是：(1)1997年7月～1999年6月的金融危机是起因于东南亚国家的内部经济结构，因此金融体制较不健全、金融管理能力较弱、泡沫经济程度较大、银行不良债权和企业债务危机较为严重的东盟四国所受到的影响较大，而新加坡则由于这方面情况不如东盟四国严重，故所受到的冲击比东盟四国小得多；(2)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衰退起因于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因此经济对外依赖程度和对美日市场及对信息电子产品出口的依赖程度都比东盟四国高的新加坡所受到的影响就要比东盟四国大得多。

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转趋衰退的主要原因是：

1.出口严重衰退。2000年，世界经济景气良好，东南亚国家出口增长都相当强劲，带动了东南亚国家经济取得较大幅度的复苏。但进入2001年，国际市场转趋低迷，美国经济衰退，日本经济衰退加深，欧盟经济减速，国际市场信息技术产品需求再度趋向疲软和九一一事件的爆发，严重冲击了东南亚国家的出口，导致东南亚国家出口严重衰退。2001年新加坡的出口增长由2000年的22.4%降为-8.3%；马来西亚的出口萎缩10.2%，除了电子产品出口减缓外，油价下跌对马来西亚出口的冲击也颇大；电子产品占泰国出口比重超过30%，因此泰国的出口增长由2000年的19.4%降为-6.4%；石油是印尼的重要出口商品之一，在石油与非石油产品的出口同时萎缩的冲击下，2001年印尼的出口衰退了9.8%；菲律宾的出口对美国市场依赖程度高，电子产品占出口比重也不低，在出口市场双重减缓打击下，2001年菲律宾的出口衰退15.6%，是东南亚国家中出口表现最差的国家。

2.投资低迷。由于东南亚国家经济在2001年都不景气，普遍影响各国企业的投资预期心理，投资支出开始减缓。新加坡的实质固定资本形成出现4.6%的负增长；2000年马来西亚的资本投资增长达24.1%，是推动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的主力，但2001年受世界经济不景气影响，投资支出衰退2.1%；菲律宾的投资支出也出现负增长；泰国政府虽然采取财政措施刺激景气，但民间投资仍大幅衰退，2001年的投资支出仍然下跌0.3%，远逊于上年；印尼的国内外投资在2001年严重下滑，创十年来的新低，其原因除了治安较差、经济不稳定与法治薄弱外，还因为印尼实施地方自治后，各种地方条例对投资者并未产生激励效果。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东南亚国家经济出现第二次衰退与其第一次衰退的成因有明显的差异，两次衰退对其经济造成的影响也不一样。1997年7月～1999年6月东南亚国家的第一次经济衰退首先出现在泡沫成分很大的金融和房地产业，导因于该地区各国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金融体制、企业债务危机等问题。而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出现第二次衰退主要是受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是通过出口贸易的大幅度衰退（尤其是信息技术产品对美国出口的锐减）传导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一次衰退（即东南亚金融危机）更多地表现为对东南亚国家虚拟经济的巨大影响，而第二次衰退则主要表现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

2002年的第二次经济复苏及其成因

2001年第四季度，泰国、马来西亚已率先出现了经济增长转趋回升的好势头，进入2002年第二季度，整个东南亚国家经济复苏的迹象更为明显。2002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迎来了金融危机后的第二次经济复苏。新加坡在2001年经历严重的经济衰退，进入2002年后衰退渐趋缓解，第二季度后的增长率都超过3%，全年的增长率为2.2%。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率也由2001年的0.4%，攀升为4.2%，印尼、泰国与菲律宾经济分别获得3.7%、5.2%与4.6%的稳健增长，都优于2001年。但从东南亚国家经济第二次复苏的力度来看，显然没有第一次大，新、马表现得最为明显。

在世界经济仍处于低速增长的形势下，2002年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能较快地从2001年的衰退中走出来，主要是得益于内需的扩大和出口地区结构的改善及对中国的出口的大幅度增长。

具体而言，2002年东南亚国家第二次经济复苏的主要原因为：

1.各国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取得成效。鉴于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衰退系国际需求锐减的结果，2002年东南亚国家普遍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加上全球利率水平走低，国内需求对各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提高。

泰国政府在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又采取降低利率、向居民提供消费贷款和创业基金、降低增值税税率等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的政策措施，并宣布从2003年1月起实施“减税计划”，大幅度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标准。2002年泰国的民间消费支出增长4.7%，其中第四季度的增长率达5.9%。亚洲开发银行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2002年上半年泰国内需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于出口，这与以往泰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出口拉动的情况相比乃是一个明显的变化，这也标志着泰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由单轨转向双轨。

马来西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来弥补外需的减退，以遏制经济的衰退。2001年3月和11月马来西亚政府分别追加了30亿林吉特和43亿林吉特的财政支出。2002年继续采取扩大内需政策，包括扩大公共投资，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和公司所得税税率，提高公务人员工资，降低中间产品的进口关税税率以及削减中小企业的税收（规定凡实缴资本额在250万林吉特以下的中小企业可以少缴8%到20%的公司所得税）。加之利率低、商品价格平稳以及信用消费逐渐普及等因素，2002年马来西亚的民间消费支出增长了4.2%，远高于2001年的2.8%。

2002年菲律宾与印尼的民间消费支出也分别增长3.9%和4.7%，均好于2001年。不过，经济高度外向的新加坡的民间消费支出却呈现增长0.9%的低迷不振状态，低于2001年的2.3%。新加坡就业需求持续衰退，无法提高消费者信心是导致2002年消费支出减少的主因。

2.东亚地区区域内贸易扩大，出口地区结构改善。2002年1月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东盟老成员国，即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相互间免除关税，扩大了东盟区域内的贸易。2002年11月4日，朱róng＠①基总理和东盟10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总体确定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基本架构。这些进展说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正在加速推进。这对东南亚国家调整出口战略向区内转移十分有利。东南亚国家亦正在调整其出口战略，如印尼制定了“面向东亚、面向中国”的政策，试图改变目前出口过分依赖美国的被动局面。

东亚区域内经济合作的加速推进促进了东盟成员间及东盟成员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扩大。2002年菲律宾的出口增长9.1%，是东盟老成员中表现最为优异者，其中，对中国的出口增加65.4%，对中国香港、马来西亚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出口也有不错的表现，但对美国的出口则衰退了3.6%。马来西亚、泰国与新加坡的出口则分别增长6.7%、5.4%与2.7%。

3.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对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复苏起到了积极作用，已成为拉动东南亚国家出口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近年来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大幅度增长。据中国海关统计，2002年中国与东盟地区的双边贸易额增长了31.7%，达到547.7亿美元，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34.4%，东盟地区对华贸易顺差为76.3亿美元。其中，新加坡对华出口增长37.5%，马来西亚也增加49.8%（马来西亚与中国双边贸易总额首次超过了新加坡与中国双边贸易额），菲律宾增加65.4%（注：《中国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统计（2002年1-12月）》，载《国际贸易》2003年第2期。）；泰国、印尼也都开始注意中国市场，对华出口高速增长。相信随着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化，中国的这种拉动和支撑作用会越来越明显。

此外，各国电子产品的出口虽未见明显的增长（新加坡仍呈负增长），但相较于2001年的严重衰退情形，都已获改善。2002年国际市场对信息技术产品需求的一定程度的回升，也对2002年东南亚国家的第二次经济复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前景分析

东南亚国家今后经济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国际经济状况。2003年世界经济复苏仍存在不少不确定因素：发达国家的股市价格与汇率波动频繁且波动幅度大，恐怖事件阴影未散，美英发动对伊拉克战争的后遗症不少，非典型肺炎疫情的影响等等。这些不确定因素压抑着消费意愿与投资意愿，成为制约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的主要原因。因此，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对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仍不会太大。

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将给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将迎来一二十年的高速增长期。尽管非典对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活力仍保持强劲，外资投资持续增长，国内市场需求进一步扩大。同时，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总体确定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基本架构，为今后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中国经济仍将会对东南亚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拉动东南亚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这从2003年第一季度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得到印证。2003年第一季度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继续2002年高速增长的势头，且呈加速趋势。据中国海关统计，2003年1～3月，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64.3%，其中，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和菲律宾对华出口分别增长68.3%、62.6%、33.5%、72.7%和90.3%（注：《中国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统计（2003年1～3月）》，载《国际贸易》2003年第5期。）。

在依靠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复苏方面，当前部分东南亚国家也还存在一定的难题：(1)自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一些东南亚国家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比率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偏高。金融机构的“惜贷”行为使企业从银行等金融机构取得扩大企业生产和进行企业结构调整所需要的融资仍然相当困难。(2)近年来，东南亚国家主要采取了依靠扩大公共投资刺激内需来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措施，导致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额不断增加，这将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政府进行经济调控的政策空间。(3)东南亚国家在调整经济结构、企业结构、金融体制方面虽然做了一些努力，但成效尚不明显，经济结构、贸易结构、企业结构尚未出现明显的改观，外资流入在短期内也难有明显起色。

总体而言，东南亚国家经济虽然再次进入复苏的阶段，但是由于其高度依赖不断变化的外部经济环境和尚存在一些严重的结构性问题，故其经济增长将是中低速的，复苏过程也不会一帆风顺。笔者估计，2003年东南亚国家将会延续2002年的经济复苏，但经济增长的幅度仍不会太大。

几点启示

属于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新加坡和东盟四国是中国近邻，它们实施对外经济开放政策分别比中国早了20年和10年，它们曾经遇到的经济问题、难题乃至经济危机有不少是中国当前乃至今后可能会遇到的。认真研究它们的这些经验与教训（特别是教训）对中国今后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将会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国际经济的一体化与自由化是国际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与自由化的过程是不可抗拒的。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参与这一过程虽可为它们的经济发展提供机遇，但也会带来严峻的挑战。这一过程对发达国家更为有利，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更为不利，而且经济越是落后、市场经济体制越是不完备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所面临的挑战就越为严峻。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正是在东南亚国家金融市场尚未充分整备、金融管理体制尚未健全的条件下过度、过急地实施了金融自由化的情况下爆发的。因此，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对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与自由化可能遇到的挑战一定要有充分的警惕和清醒的判断，必须在有充分准备的条件下，谨慎地、逐步地、稳妥地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和自由化的进程。

2.东南亚国家自70年代起实施了依靠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的战略和政策，特别是1986年亚太地区区域内资本投资高潮的形成进一步加强了它们依靠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的倾向，使经济取得迅速增长。但它们对依靠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所带来的种种经济结构性弊端却没能采取正确的、有效的措施及时纾解。例如，国民经济对外依赖程度过高，贸易地区过分集中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出口商品过分集中于近10年来国际市场需求较大的信息技术产品与电子产品（主要为零部件、部分是成品），出口制品多半为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产品，贸易收支呈现长期逆差，外资投资的制造业企业绝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装配工业，对国内经济的带动性不强，二元经济结构基本上没有得到改造，绝大部分农村人口仍处于贫困状态，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进程缓慢，等等。这些经济结构性沉痼正是1997年以来东南亚国家两次经济衰退的根本性原因。应该承认，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积极引进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的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出现和存在这些方面的问题。当前中国正面临大量引进跨国公司资本投资的有利时机，中国应将这次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高潮有效地化为提高我国高科技创新能力和利用先进技术改造原有传统产业结构的大好条件，加速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

3.健全金融体制、加强对金融的监管和及时调整金融政策是防止爆发金融危机的关键。东南亚国家的第一次经济衰退起因于其金融危机，除了上述金融市场、金融体制不健全、金融管理与监督能力薄弱之外，未能及时采取灵活的金融政策也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以泰国为例，1997年泰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金融政策的失误：(1)在出口竞争日益激烈、出口增长速度长期趋缓的形势下，仍然没有调整货币汇率政策。(2)放松对外资银行与本国银行的监管，以致于让大量的银行贷款投入到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一旦房地产热、股市热导致的“泡沫经济”破灭，不少企业倒闭，呆账、坏账大量出现，银行倒闭，外商迅速撤走资金，使国际金融投机商得以乘虚而入。(3)过于重视引进国际资金，而忽视了对国际资金流入结构、流向进行监督与管理。(4)用高利率吸引外国资金流入，泰铢利率高于美元利率，导致国际金融投机商得以利用利率差价进行投机，搞乱泰国金融市场。这些金融市场、体制、管理与政策方面的缺陷与失误，是值得中国认真吸取的教训。

4.东南亚国家在两次经济衰退期间均能有针对性地、比较及时果断地采取一些有效的政策应对。它们在第一次经济衰退前期，采取了以整顿金融秩序和紧缩财政金融为主要内容的政策应对，先取得金融与经济形势的稳定，然后在金融经济形势有所稳定的形势下及时地采取放宽财政金融紧缩和刺激经济复苏的政策。特别是马来西亚政府敢于拒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与条件，对外资投资流动采取管制的严厉措施以求得金融形势稳定的改革经验尤为值得重视。东南亚国家在第二次经济衰退期间，针对国际经济环境恶化这一起因，采取了扩大内需、调整出口市场、加速亚太地区区域内和东盟地区区域内经济合作步伐等政策应对，从而在2002年国际经济持续低迷的形势下，取得了经济增长率从2001年2.3%回升到3.6%的经济复苏。这些政策应对方面的宝贵经验也是值得中国吸取的决策财富。

【参考文献】

(1)日本贸易振兴会：《贸易振兴会白皮书：投资篇》，东京，日本贸易振兴会，1997～2002年。

(2)日本经济企划厅：《东亚经济》，东京，日本经济企划厅，1997～2002年。

(3)ASIANDEVELOPMENTBANK,AsianDevelopmentOutlook2003,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2003.

东南范文篇8

【关键词】英语教育;问题;对策

一、引言

大数据的产生与发展体现着信息时代高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同时是21世纪即将掀起一场巨大的良好信息变动发展趋势。从而实现小学英语教育信息资源优化配置，尤其是我国贫困落后的西部地区黔东南小学英语教育早日实现逐步走向现代化、全面化、系统化，它在教育实施过程中不断有效扩充基础理论知识、提高教育实践技术水平、满足日益变化的岗位需要和个人职业发展有机结合的英语教育活动。但目前黔东南小学教育硬件设施仍然长期处于简陋教育实践状态，大量所需英语教师人才长期匮乏。

二、分析黔东南小学英语教育中存在问题

1.教师整体素质能力偏低。由于该地处于我国西南部比较偏远山区和地理位置比较偏远，从而导致优秀小学英语教师专业人才长期处于紧急需求现象，进一步出现一系列问题，如学历程度出现参差不齐，特别在黔东南农村地区小学英语教师许多都处于中专或大专学历，一部份教师甚至出现在职多年才获取相应的岗位学历证书。由于黔东南小学教育长期实行传统的应试教育方法，致使小学教师自身不重视英语听说能力的锻炼与培养，甚至长期缺乏锻炼英语的良好环境和良好氛围，最终导致教师在英语听说能力产生严重性下降，因此该地大部分英语教师特别希望通过英语口语形式进行加强培训来不断地提高自身的教学交流能力。2.英语理论水平低。依据调查发现，黔东南地区在实施英语教学过程中只简单地注重语法，而没有更加有效地联想词汇和语法之间的深厚文化背景，完全忽视语言与文化之间有着紧密的天然联系，加上黔东南小学英语教师对西方文化知识了解和理解更少，从而在教学过程中难以融入西方相关知识背景文化。目前黔东南英语教师长期应用于传统的教学方法，同时常常忽视西方英语教学理论和科学方法；有时偶尔在媒体中学到新颖的词汇知识，但难以落实在具体的教学案例中，只能利用媒体播放器再次让学生模糊地认知；许多英语教师对西方英语教学新方法产生模糊性去认知，甚至认为新理念没有实际的针对性，因此，该地许多英语教师仍然坚持传统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并没有积极主动地吸收当今时代的教学新方法。3.缺乏科研推行力度。许多西方英语培训专家指出，通过教学理论和教学实践能够提高英语教师的能力水平，以及课程设计更加注重外语教师适应教学的动态环境，从而构成良性循环的理论者和实践者的有机统一。然而，在实践过程中发现，该地小学英语教学课程设置和教学主要任务长期处于繁琐而又繁重的状态，教育知识理论缺乏一套科学体系指导，从而导致教育科研实践难以落实到教育课程设置。

三、科学制定黔东南小学英语教育决策

1.加强网络建设教育。随着信息网络的高度发展，互联网信息教学是一种当今时代的现代化教学方式，这有利于教师进行良好教学培训战略，不断享受互联网信息极为丰富的教育资源，有时在网络平台还能与西方英语教师进行一对一的教学培训和教学实践。互联网信息具有超强大信号网络，且不受任何地形的影响，有些学校或小学教师与西方英语教学机构或个人英语教师既有密切联系，这样可以减少学校对教师大量投资培训成本，同时可以快速地获取优质的教学知识及教学实践途径。2.强化培训体系。由于该地学校的教学任务过于繁琐，从而导致英语教师难以用心进入教学培训体系，甚至有些英语教师对培训即将产生极为深度地反感心里；因此该地学校应根据具体的教学设计内容有效地制定出英语教育培训目标、培训方法和培训内容，在培训过程中主要采取教育理论学习和教育实践体验之间有机结合起来，这体突出时效性的教育培训科学体系，这种培训体系在教育实践过程中体现该地学校的具体英语教育个性化，并且深入研究该地学校的教育个性化，能够让英语教师真正体验到通过教育培训极大地提升英语教育综合水平。3.增强教师队伍建设。加强该地教师树立科学的自我学习理念和教学知识理念有2018年第9期机统一，这样才能高效地提升教师自身的综合素质；自我学习具有十分明确的学习目标和学习方法，由于每个教师具有不同的兴趣爱好以及个性特质，从而产生不同的自我学习方法，致使英语教师既有丰富的教育理念，英语教师职业是一个长期发展的教育战略目标，随着我国知识、信息、文化、教育等各要素健全发展，且影响该地人民对小学英语教育知识的重要性，同时教师自我学习理念不断地进入扩大和深化知识领域，这体现着该地学校对小学英语教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

四、总结

本文基于黔东南小学英语教育要素研究，从而进一步分析小学英语教育存在问题和教育策略等做出小学英语教育的理论分析，这种分析途径不仅丰富小学英语教育理论知识，还能在实施教育过程中充分发挥理论知识与实践行为有机结合，因此，加强黔东南小学英语教育要素的科学性分析有助于实现黔东南小学英语教育综合发展战略。

参考文献：

[1]祝智庭,彭红超,雷云鹤.解读教育数据智慧[J].开放教育研究,2017(05):21-29.

[2]赵丽,宋云德.小学英语教育研究述评[J].现代教育科学，2011（12）:26-28.

东南范文篇9

【关键词】近代经济/世界市场/中外贸易/互动/贸易带

【正文】

中图分类号：F12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448(2000)02-0095-07

所谓的贸易带，是指特定市场网络在交通联结市场时的具体表现。贸易带与我们通常所说的贸易圈应该是小概念范畴与大概念范畴的关系。贸易圈是就贸易行为的区域关系而言，贸易带是指贸易圈内和不同贸易圈之间在商路交通带上的流通关系。特定的贸易圈内应当有若干贸易带连接流通，不同的贸易圈之间的贸易带又可构成更大的贸易圈。所以贸易带归属特定的贸易圈。明代中期发展起来的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与日本、朝鲜之涞亩毖竺骋兹Γ涎睾5厍胩ㄍ逯涞奶ㄍ搴O棵骋兹Γ涎睾5厍攵涎侵涞哪涎竺骋兹Γ加懈髯缘拿骋状庑┟骋兹τ衷诿骋状墓辜苤行纬闪酥泄Q竺骋兹Α1疚挠?中外贸易带"这一概念，主要动机在于描述东南商人参与世界市场时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而呈现的不同层次，以便进一步探讨其不同的行为特征。

事实上在明代以前，繁荣的传统商业和对外贸易已经使东南各省发育了不同层次的市场和商路。进入16世纪以后，与中国国内市场发生互动关系的世界市场开始具有了近代市场的特征，即随着地理大发现，西方列强在利益的驱动下，以海洋为纽带，以强占的殖民方式和互利的商贸方式开始构建世界市场经济。在这种近代特征面前，中国政府严守祖制，沿袭传统，缺乏主动，更多保守。倒是市场中的主体--商人采取相应行为，突破种种限制和禁令，与世界市场发生积极的互动关系，不仅使传统的国内市场和中外贸易通道发生了新的变化，而且构建了新的中外贸易带。[1]

在内外市场互动作用中的东南地区的中外贸易带由内、中、外三层构成。

一内层贸易带

内层贸易带，即由贯穿东南诸省的商路干线和沿线大小市场组成。京杭大运河的疏浚对这条贸易带的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它串连了当时最重要的工商业城镇。由于运河的畅通，长江--赣江--北江的古交通要道也开始发挥更大的运输效益，焕发出新的活力。这条古要道上唯一的梗阻是赣粤交界处的高山梅岭，但由于南北两千多公里便利水道的效益，商人们仍采用传统的途径，雇挑夫挑送和马畜驮运以越过著名的梅关。1595年5月，意大利人利玛窦由广东进入江西，他亲眼目睹了从北江到赣江之间这段要道的情景："许多省份的大量商货抵达这里，越山南运；同样地，也从另一侧越过山岭，运往相反的方向。运进广东的外国货物，也经由同一条道输往内地。旅客骑马或者乘轿越岭，商货则用驮畜或挑夫运送，他们好像是不计其数，队伍每天不绝于途。"[2]（278页）"从水路进北京城或者出北京都要通过运河，运河是为运送货物进入北京而建造的。他们说有上万条船从事这种商业，它们全都来自江西、浙江、南京、湖广和山东五省。……除去这些进贡的船只外，还有更大量的船都属于各级官吏们，来往不绝，再有更多的船从事私人贸易。"[2]（325页）于是由内陆通向大海，通向南端最大港口广州的大动脉--京广水道构成了。

作为内层贸易带干线动脉的京广水道，其主要意义不仅是具有交通运输的效益，更在于它具有联结市场的功能。在这条水道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功能的积极表现：

其一，它联结了东南地区的手工业专业市场、城市综合市场和纯然的原料商品交易集散市场三类市场。以棉纺织业为例，江南地区的杭嘉湖松是重要的手工业专业市场，山东临清是在大运河疏浚后形成的棉花原料商品市场，南京、苏州、广州是最大的棉布贸易和出口市场，京广水道把它们联结起来，并形成一种互动互利的机制。江南的棉纺织业"在原料方面，不仅采用了松江府附近棉产区生产的棉花，而且还买进了山东、河南等地所产的棉花。……形成了国内市场，这样，华北各省所产的棉花因其价格低廉便贩运到以松江府为中心的织布地区。……棉布产品的交易市场，由布客（外来的棉布商人）、布庄（棉布商店）、布行（棉布牙行）三者组成。……明代的布客主要是山西商人，估计到了清代，该地山西商人衰落下去，而为另一个商人集团--安徽的新安商人所取代。山西商人主要是向华北各省即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地贩运棉布，新安商人主要是向长江中、上游地区贩运。除此之外，这些外地商人还向福建、广东方面卖出棉布。"[3]（527页）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董事部特别指定其部下购买"南京棉布"[4]（第1卷，223页）。不仅棉纺织业如此，其他的手工业如丝织业、制茶业、制瓷业等，也在这条贸易带上进入市场。作为中外贸易带的内层部分，它联结市场的功能不仅在于对内，也在于对外。

其二，它还联结了周围的水陆交通网络，形成了可以向中国中部地区和沿海地区进行商品流通的贸易带。京广水道纵贯南北，解决了中国历史上由于自然地理之势缺乏南北交通黄金水道的问题，横贯中国东部和中部的多条水系因此得以联系起来，这些水系是卫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西江，所以商品可以东西向流通。其中在明清时期，长江、钱塘江和西江都有出海口和相关的沿海港口，为商品出海创造了条件。运河--长江--赣江周围的水陆交通也比较发达，虽然不能与今天相比，但在当时已是很方便了。据《天下水陆路程》所记，"北京至南京浙江福建驿路"的主要线路是：北京（以下主要是陆路）-涿州-河间-德州-东昌-兖州-徐州-凤阳-滁州-南京（以下与江南运河同）-镇江-丹阳-常州-无锡-苏州-吴江（西去湖州）-嘉兴（东去松江）-杭州（以下各与钱塘江上游各条水道同）-富阳-桐江-严州（西去衢州）-兰溪（东去金华）-龙游-衢州-常山-玉山（进入赣江水系的锦江上游）-上饶-铅山-崇安-（进入建江水系的崇溪上游）-武夷山-建阳-建宁-延平（西北去邵武）-水口-侯官-福州。"北京陆路至南京，自南京至常山县，皆水。自常山县至水口驿，属古田县，水马并应。"[5]（卷1）这条路的意义是在铅山以下，它是内层贸易带联结中层沿海贸易带的重要途径，到神州后，沿海既有福州-福清-莆田-惠安-泉州-漳州的陆路[5]（卷3），还有海路。

又有"北京至江西广东二省水路"，实际上也是水陆兼行，从北京出发至凤阳，基本上与"北京至南京浙江福建驿路"的路线相同，渡淮河过凤阳后，开始分道，凤阳-庐州-舒城-桐城-潜山-宿松-黄梅-九江-德安-建昌-南昌（以下与赣江水路同）-丰城-樟树-临江-庐陵-泰和-万安-赣州-南安（越梅岭）-南雄（以下与北江水路同）-韶州-英德-清远-广州。"两京至江西，其路有四，此其一也。"另外三条分别是：由长江入鄱阳湖；由浙江过玉山、广信；由镇江、浙江、徽州、饶州至江西。[5]（卷1）

"北京至山东布政司路"基本上与"北京至南京浙江福建驿路"的北段相同。[5]（卷1）值得指出的是，明清历代政府都在这条贸易带上设置钞关锐所，几乎主要的十几处钞关税所都在此。

二中层贸易带

确定中层贸易带不仅要认定它所处于内、外层贸易带之中的地理位置，更要考察它在这个位置上所发挥的中介作用。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二十六册《福建》所收《漳州府志》的"洋税考"对"市舶"和"商舶"有所区分："市舶者，诸夷船泊吾近地与内地民互为市，若广之濠镜澳然；商舶，则土著民醵钱造舟装土产径往东西洋而去，与海岛诸夷相贸易。"那么中层贸易带的主要特征就是"市舶"，当然，与前来市舶的夷商贸易的商人以沿海商民为主，还有内层贸易带地区的商人。至于"商舶"，则是外层贸易带的主要特征。

中层贸易带主要是由东南沿海和台湾各类海港、海岛和城镇集市型的市场组成，由沿海海运线和陆路商途联结。根据现已发现的材料，中层贸易带最活跃的部分是长江口以南至雷州半岛。《嘉靖东南平倭通录》有云："浙人通番皆自宁波定海出洋；闽人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出洋。"[6]浙东的海商是非常活跃的，而宁波和舟山群岛一带的双屿港、列港、岑港也就成了内外商货和商人的集散点，以致于葡萄牙人一直以Liampo来代表浙江。在舟山岛以南不远的双屿港，"为倭夷贡寇必由之路"[7]，在嘉靖年间发展成为东南商人与日本、葡萄牙等国商人贸易的市场，主要经营的是与双屿岛一水相隔的江南特产丝和丝织品。在舟山岛的西北方向，不仅对着长江的出海口，也对着在元代被称为"海道三关"并置市舶司的乍浦、海口和澉浦。明末，海口、澉浦两关裁革，乍浦成为江南和大运河南端的主要出海口，清代成为港口重镇和内外贸易枢纽市场，一直延续到上海通商后才衰落。[8]在舟山岛的东北方向，有尽山（陈钱山）岛，"山大澳广，可泊舟百余艘，山产水仙，海产淡菜、海盐，贼舟每多寄泊"。沿海南下，有东霍山与尽山成犄角，"夏月贼舟亦可寄泊，伺劫洋舶回棹"。普陀山之南，"自崎头至昌国卫，接联内地，外有韭山吊邦，亦贼舟寄泊之所"。"自宁波、台州、黄岩沿海而下，内有佛头、桃渚、崧门、楚门，外有茶盘、牛头、积谷、鲎壳、石塘、枝山、大鹿、小鹿，在在皆贼艘出没经由之区。南接乐清、温州、瑞安、金乡、蒲门，此温属之内海。乐清东峙玉环，外有三盘、凤凰、北屺、南屺，而至北关以及闽海接界之南关，实温、台内外海径，寄泊樵汲之区，不可忽也。"[9]

中层贸易带上最活跃的还是福建沿海。福建海商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与日本、吕宋及南洋各国距离近，季风与海流都很方便，又有台湾岛作中介，海外贸易一直兴盛。"澎湖、厦门之间有青水洋，又名澎湖沟。此海最深处，水色皆黑，四面望不见山，浪涛汹涌，直与广东外洋相连。在此倘遇大风，还可漂往他省，台湾至厦门来往船只必经此地。"[10]（1128页）在明代嘉靖年间倭乱时期，闽浙沿海贸市舶因禁停止，闽商只得走私，甚者通倭商贸，亦商亦盗，随之而起的是海上武装私商集团，所以沿海贸易带不仅密集，而且多样。"福建滨海居民，第因夷人进贡，交通诱引，贻患地方。"[11]（卷38）"漳泉等府黠猾军民，私造双桅大舡下海，名为商贩，时出剽劫"，"浙、福并海接壤，先年漳民私造双桅大船，擅用军器火药，违禁商贩，时出寇劫。"[11]（卷54、154）"龙溪、嵩屿等处，地险民犷，素以航海通番为生。其间豪右之家，往往藏匿无赖，私造巨舟，接济器食，相依为利。"[11]（卷189）

福建沿海的贸易点又多集中在闽南一带。乾隆《福建通志》说："福建遂通番舶，其贼多谙水道，操舟善斗，皆漳泉福宁人。漳之诏安有梅岭、龙溪、海沧、月港，泉之晋江有安海，福鼎有桐山，各海澳僻，贼之窝向船主喇哈火头舵公皆出焉。"[12]安海（又名安平）港的地理位置十分有利于泊船贸易，又由于它地处海湾内侧，远离县治，既便于避风，又便于避开官兵的巡查，一出湾便是茫茫大海，可以直达另一个走私海岛浯屿；它是郑成功的家乡，明末清初，成了郑氏海上走私集团的根据地。"安平之俗好行贾，自吕宋交易之路通，浮大海趋利，十家而九。"[13]（卷14，《二烈传》）安海商人不仅对外贸易，而且奔走国内市场，使安海成了一个十分典型的中层贸易带上的商港。"安平市独矜贾，逐什一趋利，然不倚市门，丈夫子生及已弁，往往废著鬻财，贾行遍郡国，北贾燕，南贾吴，东贾粤，西贾巴蜀，或冲风突浪，争利于海岛绝夷之墟。"[13]（卷4，《史母沈孺人寿序》）漳州月港是另一处重要的外贸港口，入清以后，厦门代替了月港的位置，成为闽南沿海贸易带的重要港口和岛城。从康熙二十三年始，厦门设立海关，准与东洋、东南洋、南洋、西南洋30多个国家与地区进行贸易，"为通贩南洋要区"；乾隆二十二年，朝廷限定对夷贸易，只允许广州一口对夷贸易，厦门的外贸受到限制。直到"四十七年，奏准：嗣后外夷商船到闽海关，其装载货物照粤海关则例征收"[14]，厦门又得与欧洲人做买卖。围绕着安海、月港、厦门这么一个三角地带，还有许多可供商人们贸易的大小海岛。如与厦门、金门（浯洲屿）相对的浯屿岛，嘉靖"二十六年，有佛郎机船载货泊浯屿，漳泉贾人往贸易焉。巡海使者柯乔发攻夷船，而贩者不止"[15]（卷7,131页）。

沿海岸线南下，在福建漳州府与广东的潮州府之间，又有诏安之梅岭、走马溪和潮洲之南澳一群贸易港、岛成为重要的交易市场。嘉庆《重修一统志》载："梅岭山，在诏安县东南三十里海滨，……旧时郡之洋泊实发于此"，"走马溪，在诏安县东南五十里海滨，……为海口藏风之处。"[16]两地一直是番舶商贸之地，梅岭村民"通番接济"，"历年官府竟莫之奈何"；走马溪，"诸番自彭亨而上者，可数十程，水米俱竭，必泊此储，而后敢去日本"[17]，彭亨即今马来西亚之彭亨州，港口今称北干，当时是葡萄牙人由此进入东亚与中国和日本贸易，可见梅岭与走马溪一带是中外商贾重要的贸易地点。[15]（卷4，附录）南"澳在漳、潮二州海岛中，四面阻水可三百里。潮则通柘林，漳则通玄钟，……嘉靖季，海寇许朝光、吴平等据为巢穴，勾倭内讧，罢敝二省。数年乃扑灭之"。对亦商亦盗的中外海商，两省的舟师各以海寇逃往邻省为由而不加追击。[18]（第1册，990页）。明胡宗宪《筹海图编》载："五六年来，因浙直攻捕之严，倭舶无所容，俱于此互市。福建捕急，则奔广东，广东捕急，则奔福建。定期于四月终至，五月终去，不论货之尽与不尽也。其交易乃搭棚于地，铺板而陈所置之货，甚为清雅，刀枪之类悉在舟中。"（卷3）乾隆《南澳志》载："日本倭奴、西番丑虏，猖獗凭陵，跳梁跋扈，据为巢穴。"（卷11）"南澳一镇，为天南重地，番舶必经之途，岛夷必争之窟，实闽广两省之门户。"[19]南澳东南不远处，有三个小岛，为北澎、中澎、南澎，俗呼为三澎，"此虽潮郡支山入海，实为潮郡贼艘出没之区。"[9]从南澳往西南沿海而去，是为中层贸易带的广东区域。潮州段还有澄海、黄冈、靖海、赤澳；由甲子门入惠州段，有田尾、汕尾、平海、大星等港镇岛湾；从大鹏港开始，过大鹏湾，经红香炉、急水门，便进入零仃洋，此处北上可进虎门去广州，"岛屿不可胜数，处处可以樵汲，在在可以湾泊。……而内河桨船橹船渔舟，皆可出海"。出海西行则是香山之澳门，"外出十字门而至鲁万，此洋艘番舶来往经由之标准。"[9]在广东区域，走私商人常活动在南澳和潮、汕一带，广州是公开的中外贸易区，而其周围的河口、岛屿及零仃洋上则是走私贸易。香山之澳门则以其特殊的身份成为特别的贸易重地。"香山澳乃诸番旅泊之处，海岸去邑二百里，陆行而至，爪哇、渤泥、暹罗、真腊、三佛齐诸国俱有之。其初止舟居，以货久不脱，稍有一二登陆而拓架者，诸番遂渐效之，今则高居大厦，不减城市。"[20]（卷4）

澎湖列岛和台湾也属于中层贸易带，这是由于它们处于内、外层贸易带之中的地理位置和它们在这个位置上所发挥的中介作用所决定的。它们在中外贸易中的主要特征也是"市舶"。"海滨之民，惟利是视，走死地如鹜，往往至岛外区脱之地曰台湾者，与红毛蕃为市，红毛业据之以为窟穴。自台湾两日夜可至漳泉内港。而吕宋佛郎机之夷，见我禁海，亦时时私至鸡笼、淡水之地，与奸民阑出者市货，其地一日可至台湾。官府即知之而不能禁，禁之而不能绝，徒使沿海将领奸民坐享其利，有禁洋之名，未能尽禁洋之实。"[21]论及台湾、澎湖作为中层贸易带上一重要中介之地的意义，清初鲁之裕有一段话为证："闽粤江浙之贾舶出洋皆不能越台湾而别由乎他路者，固以其三千里之区曲而抱乎东南海隅也；而澎湖则中枕乎台之曲，以相犄角焉。形胜据而产复饶，此台之治乱之所以易也。且台之东所联属者，为吕宋、琉球红毛诸国；西南则交趾；又东则暹罗、柔佛、大年、占城、六昆皆近焉；直西则与麻六甲、咬留叭哑齐、英圭黎、荷兰大西洋相通；北则日本、朝鲜直接乎盛京。要皆可一帆而涉，远者不逾旬日，近或旦夕间可达。盖台湾内滨于广东、福建、浙江、江南、山东五省，外罗以数十余国。"[22]

上述中层贸易带中市场港埠的联结主要是海路，另外还有陆路和内河水道的联结，这些商途不仅与海路一道，构成中层贸易带，而且大多与内层贸易带相连，形成网络。如前文内层贸易带已说到的"北京至南京浙江福建驿路"中浙江至福建驿路可分出两段分别支持和联结中层贸易带，即杭州至铅山一段，铅山至福州一段，两段商路都由铅山去鄱阳湖的商路与京广水道相连。而福州至漳州的沿海陆路则直接支持沿海的中层贸易带，万历刊本《杜骗新书》中有三件事例说到这条商路：《盗商伙财反丧财》、《行李误挑往别船》、《信僧哄惑几染祸》。另外，杭州有至温州、台州、宁波、绍兴各临海府县的商路，水陆并行。[5]（卷3）广州以东，有一条商路沿东江向东北方向溯江而上，经惠州的归善、博罗、河源、龙川，行陆路过长乐，进入潮州府的程乡，过三河镇，借韩江可达海阳、澄海，这已与南澳岛隔海相望了；沿海岸的陆路，可经黄冈和分水关进入福建诏安。根据现在江西寻乌县人说，过去赣南人所吃的粤盐，并不都从北江过梅岭，走东江也可以进入江西。赣州又有借贡水经于都、会昌、瑞金去福建长汀的商路，到长汀则可沿鄞江直下上杭，入潮州大埔、海阳。[5]（卷7）这些通向潮州沿海的水陆商路，都十分明确地显示了闽广相交之处的南澳一带不仅是沿海中层贸易带的重要据点，也是内层贸易带和赣、粤、闽三省交界之地商品输出的重要海口。比起赣江-北江的商路，这些商路不太引起官府的注意，进出口走私商品相对多些，因此南澳一带也就成了传统的走私港岛。

三外层贸易带

外层贸易带，是指与中国市场和商人关系密切，保持经常性的贸易往来，并为多方贸易提供市场的地区与国家。在地理上，它与中国东南区域相连；在交通上，互相成辐射形势。这层贸易带无论在贸易关系上，还是在地理交通上，也有一个限定。由于当时的史实是中国的商人并没有直接进入欧洲、美洲市场，主要是在本土和东亚、东南亚、南亚地区参与世界市场，欧、美市场中国的商品一般是由欧、美商人以转手买卖的形式运销而去的，那么作为中国商人参与世界市场互动作用的外层贸易带，实际上限定在中国商人与外商贸易的区域，即"商舶"之地。所以，本文所说的外层贸易带地区和国家大多与中国历史上曾有过的"朝贡国"相覆盖。

日本与琉球：在海洋洋流和季风的帮助下，中日两国海上交通十分便利，来往频繁。历史上日本一直是中国的朝贡国。进入明代，中日关系显得复杂起来，日本政府多次遣使朝贡，倭寇又屡屡侵华，商贸却不曾断绝。1639年（崇祯十二年、日本宽永十六年）开始，日本江户幕府采取锁国之策，延续长达200年，禁令甚严，却对中国和荷兰商人网开一面。16世纪初至19世纪60年代的200多年中，"日本商人绝无至中国者"[23]，但驶抵日本的"唐船"有5000余艘[24]，平均每年20艘左右。当时最重要的贸易港口是九州岛的长崎、五岛、平户和鹿儿岛一带。琉球在明代是中国的一个关系比较密切的藩属，自洪武二十五年(1392)，太祖"赐闽人三十六姓"之后[25]，贸易关系一直在发展，福建、浙江的商人和渔民常往琉球经商、捕鱼。成化以后，泉州市舶司移至福州，琉球贡船改泊闽江口外，原来泉州通琉球的海道便成了民间通番贸易的航路。

自吕宋而下，被称为东洋，是中国商人，尤其是福建漳、泉一带商人常趋之地。吕宋也是中国的一个朝贡藩属国，"其地去漳为近，故贾舶多往"，"华人既多诣吕宋，往往久住不归，名为压冬。聚居涧内为生活，浙至数万，间有削发长子孙者"，"我人往往留彼不返者，利其近且成聚故也。"明清两代，吕宋岛曾发生多次杀害华人事件，死者多至两万余，少则数百数千，事过之后，贸易来往如故，正是"利其近且成聚故也"。吕宋岛以吕宋即马尼拉一带为中心，周围又有大港、南旺、玳瑁港等商港市场供商船驻泊和商人贸易，大港位于吕宋岛的北端，与台湾、漳州隔海相望。[15]（卷5）《海道针经（乙）指南正法》说：吕宋岛的东南方向有一巨岛，今称棉兰老岛，岛之西端有三宝颜，曾是一大商港。[26]沿海岸南下或向东南而下，进入苏禄海，便可到达苏禄和猫里务、美洛居、文莱等处，此三国也都是中国的朝贡藩属。明代永乐十五年，苏禄国东王、西王、峒王皆来朝贡，东王归途以疾殂于德州。文莱国即婆罗国，"俗传今国王为闽人，随郑和征此，留镇其地，故王府旁有中国碑"。三国及其周围皆为中国商人贸易之所，在苏禄贸易，若机会好，"可享利数十倍"，"夷人虑我舟之不往也，每返棹，辄留数人为质，以冀后日之重来"。猫里务"见华人舟，跫然以喜，不敢凌厉相加，故市法最平"，"故舶人为之语曰：''''若要富，须往猫里务''''。"[15]（卷5）

《东西洋考》把文莱作为"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大概认为再往下，该是向西行，其实在今天看来，同方向还有数处是明代商人常去，入清以后又得到发展的贸易地区，如加里曼丹岛南端的文郎马神；东爪哇梭罗河下游的思吉港，即苏吉丹；小巽他群岛上的迟闷，又名吉里地闷；还有爪哇岛上著名的三宝垄、加留吧（今雅加达）和下港。"下港为四通八达之衢，我舟到时，各州府未到，商人但将本货兑换银钱铅钱。迨他国货到，然后以银铅钱转买货物。华船开驾有早晚者，以延待他国故。"从下港往西，是今之苏门答腊岛，一路上有旧港（三佛齐）、柔佛（乌丁礁林）、哑齐等处。折向北行过马六甲海峡，便是今之马来西亚半岛，当时有麻六甲（满剌加）、彭亨、大泥（港名吉兰丹）。再北行是为暹罗和柬埔寨。沿海岸东北而上是占城等国。这些国家与地区，多数为传统的朝贡属国，只是因地位远近而分亲疏而已，但贸易频繁。彭亨，"舟抵海岸，国有常献。国王为筑铺舍数间，商人随意广狭，输其税而托宿焉。即就铺中，以与国人为市"。哑齐，"舶到，有把水liào＠①望报王，遣象来接。舶主随之入见，进果币于王。王为设食。贸易输税，号称公平。此国辽远，至者得利倍于他国"。大泥，"华人流寓甚多，趾相踵也"。柬埔寨，"夷性颇直，以所铸官钱售我，我受其钱，他日转售其方物以归"。暹罗，"贸易输税，各有故事。国人礼华人甚挚，倍于他夷，真慕义之国也。"[15]（卷2、3、4）

从北面的日本到南面的爪哇，从东头的吉里地闷到西头的麻六甲，如果我们借助地图，可发现这条外层贸易带呈大环状，中国东南沿海中层贸易带上的商人从任何一个港埠岛屿出发都可以借助洋流和季风前往这条贸易带上的某个或若干个贸易点进入市场。这条外层贸易带其实还可以从麻六甲出海峡向印度洋北岸和西岸延伸，即当年郑和下西洋的路线，在明代也肯定有商船涉航，《海道针经（甲）顺风相送》已载有去印度古里和中东忽鲁谟斯、祖法儿、阿丹的航线。[26]但从明初开始，中国与阿拉伯人的贸易已经衰落。16世纪初，葡萄牙（佛郎机）人进入东南亚，强占了马六甲海峡，阻挡了太平洋通向印度洋的通道，这条商途从此凶多吉少，商人少有问津者。麻六甲"本夷市道稍平，既为佛郎机所据，残破之，后售货渐少。而佛郎机与华人酬酢，屡肆zhōu＠②张，故贾船希往者。……佛郎机见华人不肯驻，辄迎击于海门，掠其货以归。数年以来，波路断绝。"另外，欧人东进，在外层贸易带和中层贸易带与商人互市，中国商人也自可不必出马六甲海峡，在麻六甲的佛郎机人，"与澳夷同种，片帆指香山，便与粤人为市，亦不甚藉商舶彼间也。"[15]（卷4）

外层贸易带的利润无疑是最大的，否则，商人不甘冒种种风险。风险与商利成正比。这里所说的风险不仅是指漂洋过海的风险，更是指由于西方殖民者和商人以冒险和侥幸、掠夺和互利混杂的心态进入中国商人的外层贸易带，既积极与中国商人贸易，又无时无刻不心怀叵测。中国商人原先可借助的朝贡关系及其心理优势和贸易优势日渐失去。加之中国商人由于政府的消极外贸政策和对泛海商贸的商人多采取管制态度，商人大有后顾之忧，很难与得到政府支持和保护的西方商人相抗衡。可见，中国商人在争取外层贸易带的最大自由时，选择了更多的艰险，这正是当时中国海洋经济活动的重要特征。

在三层贸易带的相互关系中，外层是发生互动作用的一个动力源，若无金豆银山般的海外贸易之利，商民怎会趋之若鹜？自16世纪开始，这种动力之源与以往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大部分商利不再是出自外层贸易带中那些较为直朴、慕义的朝贡之国之民，而是来自企图在世界每个角落都能获得更大利润的欧、美商人。中层则是中介，是互动作用行为操作的主要层次，外层的巨利拉力由它传向内层，内层的扩力由它引向外层，在中层操作的商人，无论他来自哪里，他都可以获取到内外层商品的差额利润。所以，中层商人奔走于国内市场又冒险出洋贸易，最为积极。内层是中、外层贸易的腹地，是商品和利润获得之源，是互动作用产生的另一源泉，其中道理最简单不过，因为没有中国商品，没有商品和资本的扩张欲望，世界市场对中国的拉力就无从谈起。两大动力之源，促成三条贸易带，终使中外贸易互动得以发生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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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范文篇10

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人们的认识分为几个阶段。起初，焦点集中在国际炒家身上，由于他们利用规则的漏洞破坏了正常的金融秩序，对规则的研究引起了广泛的重视，泰国、新加坡等“无为而治”的金融监管方式受到质疑。后来，人们又将注意力转移到金融业本身，从资本结构入手，揭示了资本过度流动、负债比例过高以及银行呆坏帐等问题，对过度信贷导致的泡沫经济进行反思。此后，对各国各行业甚至各大跨国企业受危机影响程度的一番调查研究，尤其美国经济的一枝独秀，又引发了一个对高科技的认识问题，加上知识经济的新概念，一时间高科技之声此起彼伏。

毫无疑问，人们对危机的认识是由表及里不断深入的。在此基础上，笔者想从以下两方面再谈一些认识：

一、金融危机的背后其实是经济出现了危机

金融与一国经济的关系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它是所有泡沫的源泉，又是泡沫破灭的祸端。尽管如此，将东南亚经济目前的困境都归咎于金融问题，未免有失偏颇。这次金融危机中，真正受到重创的只有泰铢，然而危机过后整个地区经济一直低迷，除了财政政策的推动外，投资和消费均无热点。事实上，从1992年开始，英镑、日元和墨西哥比索先后受到国际炒家袭击，并引发了墨西哥金融危机。相比之下，墨西哥金融危机在外来资金帮助下很快化解，而东南亚经济却未能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而明显好转。从历史上看，金融危机也常常不是简单发生的，多次经济危机的导火线都是股市的崩溃，而当时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股市的泡沫，而在于自由竞争造成的供大于求的过剩经济。

然而，用“经济危机”来形容现时的东南亚经济状况又似乎言过其实，因为这个词往往令人产生很深层度上的联想。事实上，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我们对这个词也应有新的认识。

首先，新的历史时期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已经发生变化。面对自由竞争导致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西方国家的经济战略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一是市场战略的变化，经济全球化成为西方国家市场战略的目标，为缓解国内市场饱和问题，当今发达国家的产品有一半是销往国外的。其二是加快了产业和技术的创新步伐，以自觉的更新打破了经济发展的周期。其三是产业结构的变化。其四是银行战略的变化。这些战略变化，加上二战后各国经济实力提高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必然会对经济周期引发的经济危机有所缓解，尤其会改变过去那种激烈的爆发方式，而以经济停滞为主要表现，即如果一国或地区经济长期停滞，则有可能就是经济出现了危机。

其次，要用创新理论和经济全球化来重新认识经济危机。“创新”并非一个新概念。早在三十年代，经济学家就开始研究世界经济的周期现象，到六、七十年代，创新理论在西方已被广泛接受。根据这一理论，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的创新，分为四个阶段，先驱者冒险成功的首创阶段、投资者涌入的蜂拥阶段：新旧组合并存的共存阶段和新组合取代旧组合又未出现更新组合的停滞阶段。如果创新能够连续，则经济保持发展，反之，周期性就明显存在，表现为经济的停滞与发展。

经济全球化也使创新具有国际性。东南亚各国60年代以来的发展，无不例外均得益于低成本运用了发达国家的创新成果，技术转让和来料加工对经济的高增长和财富的积累起了决定性作用。高额利润也吸引了巨额资本输入，又进一步发展了资本市场，形成了区内多个金融中心。资产迅速升值，劳动力成本大大增加，出现一片繁荣。然而，当创新成果的先导优势缩小时，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也开始下降，再加上市场的日益饱和，经济增长就会明显放慢，这种情况在经济最发达的日本最早出现。当泡沫在金融危机中破灭后，这种状况就迅速波及整个地区，也可以说金融危机使经济停滞在这些国家提前发生了。事实上，东南亚国家正处于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在信息时代的新一轮创新中，各国在产业技术上已没有同美国等发达国家竞争的实力，开放的市场更使自我发展的机会减少，战略调整的最佳时机错过；另一方面，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和初级产品的出口方面，不仅受到市场需求或自然资源本身的限制，又因为成本太高而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不具优势。

二、复杂原因背后的关键是战略上的问题

金融危机引来人们对地区经济的彻底反思，各种观点层出不穷。比如，日、韩等国的政府过度干预导致政企不分，被认为是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而泰国的国家机器失灵，也被认为是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再比如，泡沫经济被视为危机的根源。同时，又有分析认为，美国现时经济的泡沫同样严重，尤以股市为甚，不仅大量退休金投入股市，连政府收入也计划投入，对高科技股的追逐更是疯狂。因此，有观点认为，美国已经到了危机的前夜。此外，腐败、外债乃至文化方面的问题，都被一一揭示。

但又引出了新的课题，即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笔者认为，不能将经济和制度上的所有问题都视为危机的原因。危机从根本上说其实是增长的危机，没有增长，所有问题都暴露出来，有了增长，就有了解决问题的基础。比如美国，80年代通过加强监管和债务重组，成功解决了当时商业银行资产质量下降问题，而同样的方法在日本并不奏效，并引来严重的惜贷现象，原因就在于美国通过经济调整和科技创新保持了经济增长，而日本却陷入了停滞。因而说，导致东南亚经济这种增长停滞的关键，是战略上的问题。

（一）注重财富积累，忽视竞争力提高

著名经济学家李斯特曾说过：“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不知要重要多少倍。”而这正是东南亚一些国家的问题所在。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在由农业经济向工业化转变中，靠短缺经济和大量投资取得的，财富的聚集，从一开始就不是依靠生产效率的提高。在巨额财富取得后，忽视竞争力的提高也成为必然，何况区内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增长好的地区积累的财富又涌向落后地区，重复过去的发展，以获得更多的财富。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有着显著弊端：

其一是忽视技术进步，不愿承担创新风险。即使亚洲技术最先进的日本，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一个明显区别就是基础研究投入少，而且在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远远多于在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的投资，其中房地产还占有相当比例。

其二是错过经济调整时机。当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将取代资本投入而起到关键作用。美国之所以能保持经济发展的最佳状态，一方面取决于其在科技先导地位，另一方面得益于其多次兼并浪潮下实现的产业结构调整。麦卡锡公司的调查显示，世界著名大企业兼并10年后仅1／4赚回所花费用，但其战略意义远大于此，可以说每次兼并都有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反观东南亚各国，除日、韩通过兼并形成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企业外，其他各国多半没有通过兼并战略进行经济的结构调整。

其三是增加了竞争成本。财富流向过于集中，导致房地产和股市的价格暴涨，劳动力价格也随之升高，使得经营成本大大提高。

其四是扭曲了金融市场。巨额财富投入金融市场，必然导致证券市场充满投机，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索罗斯判断一个金融体系是否有机可乘的标准之一，就是信贷抵押品价格与价值的背离程度，这使东南亚金融市场很快成为攻击目标，并最终受到灾难性打击。

（二）“冒进战略”使工业化落后甚至倒退

“冒进战略”指越过工业化进程而直接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经济战略。随着服务贸易的发展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东南亚一些国家都以发展金融服务业作为现代化的目标，高楼、股市和高消费成为现代化的标志，造就了大批一般商务人才。这种战略有其积极作用，但其消极作用也很明显。

首先，它的消极方面在于使工业化落后甚至倒退。以香港为例，在成为金融中心的同时，制造业大举向广东转移。与现代化企业规模越来越大相反，生产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小型企业使很多人成为百万富翁，产业创造的财富与产业竞争力不成正比。70年代台湾要向香港购买电子产品零部件，而90年代情形正好相反。当金融危机使制造业创造的财富一夜之间随楼价股价暴跌而骤减后，香港已开始反省其工业的倒退。事实上，不管是后工业化还是知识经济，都是在工业化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没有工业化发展造成的社会分工与协作、产品更新与交换、企业组织结构发展、经营方式变化以及技术创新动力等，所谓“后工业化社会”或“知识经济社会”只能是空中楼阁。从发达国家的情况看，信息服务业在GDP中比重虽然越来越大，但工业和制造业的绝对产值并未下降，技术创新和竞争优势更是不断升级，而金融与工业的关系一直是相互推动相互受益，正如“创业基金”推动高科技发展、杠杆借贷推动兼并浪潮。

此外，它的隐患在于其追求的传统意义上的所谓“金融贸易中心”，在经济全球化的信息时代正面临着新的冲击。一方面，资本全球化和资本的迅速流动，大大增加了金融监管的压力和金融市场的风险；另一方面，信息产业的高度发展对传统金融贸易中心的功能也提出了挑战。已经有人对上海金融贸易中心战略下的产业优势衰退提出质疑。另据美国《商业周刊》的最新报道称，1998年美国约14％的股票交易是网上交易，比1997年增加了50％。这被称为是给华尔街带来的坏消息。相信这只是挑战的开始。

（三）“拿来主义”跟不上创新的步伐

创新在世界领域通常有两个层次，一是发达国家的创新，二是后进国家的模仿。模仿在东南亚各国最近二、三十年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而领头羊日本更是将其发挥到极至。可以说，在经济、技术、教育乃至文化方面，东南亚各国的“拿来”之风盛行。从经济发展水平看，东南亚各国与美国等经济最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既然如此，为何这种模仿没能顺利地使东南亚各国跟上新一轮创新的步伐呢？显然对“拿来主义”也要进行反思。?

首先，不是什么都可以拿到的。早在80年代，美国人所著《日本的阴谋》一书曾轰动一时。该书反映了日本政企合谋，以仿造、剽窃、贿赂等手段获取美国技术，再以倾销、违约和限制进口等手段占领美国市场，从而一举击败美国的电视、半导体行业。由此也引起美国人的震惊和愤怒，加强了美国人严格控制本国技术外流、粉碎日本成为世界知识密集型产业头号大国梦想的决心。此后通过在技术开发与转让、反倾销和涉外投资等方面多年的努力，美国不仅成为当今世界技术创新的领头羊，也把日本在以计算机为标志的信息时代的发展中远远抛在后面。?

其次，“拿来”与创新常常貌合神离。比如，创新越来越依靠市场的力量，也越来越重视无形创新。像明码标价、信用消费就属市场创新，而经济组织变革、经营方式变化、环保意识树立、金融工具发展、市场法制健全等，更是对一轮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有时甚至超过了技术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