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国家十篇

东南亚国家篇1

东南亚国家面积排名你们知多少?下面小编为你带来东南亚面积国家排名的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东南亚面积国家排名东南亚共11个国家，面积排名是：1、印度尼西亚，190.46万平方公里;2、缅甸，67，65万平方公里;3、泰国，51.4万平方公里;4、马来西亚，32.9589万平方公里;5、越南，32.9556万平方公里;6、菲律宾，29.97万平方公里;7、老挝，23.68万平方公里;8、柬埔寨，18.1万平方公里;9、东帝汶，1.8899万平方公里;10、文莱，5765平方里;11、新加坡，618平方公里。

东南亚相关知识普及东南亚总共有11个国家： 其中东帝汶是经全民公决后，于2002年5月20日从印尼独立出来的，是东南亚最年轻的国家。 东南亚总面积447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5.3亿，大部分为黄种人，包括有属于汉藏语系、印地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的多个民族。其中人口较多的有爪哇族、京族(越族)、泰族、缅族、老族、高棉族、苏禄族等。华侨、华人约3000万人，是世界华侨、华人最集中，人数也最多的地区之一。新加坡的华人比例占70%以上，其次是马来西亚，约占30%。东南亚人口分布不均，主要集中于沿海平原、大河两岸平原、河口三角洲地区和岛屿，雨林地带则人口稀少。 东南亚国家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是印尼，其面积约有19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2亿，是东南亚名副其实的大国，人口居世界第四位，仅次于中国、印度和美国;面积最小的国家是新加坡，一个国家就是一座城市，其面积仅600多平方公里，东西南北的宽度和长度都只有约三十公里，驾车一天可以跑遍全国。新加坡虽然面积是最小的，但人口却有401万，比拥有5767平方公里面积的文莱要多得多。文莱只有30多万人，是东南亚人口最少的国家。

东南亚位于亚洲大陆和大洋洲之间，又沟通着太平洋和印度洋，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近代以来更发展成为世界海空运输的一个枢纽之地。其南侧的马六甲海峡，长1185公里，最窄处宽37公里，主航道水深25～151米，可供26万吨级船舶满载通过，是联结两大洋的主要通道，为东西方交通的要冲。目前每年航经马六甲海峡的各类船舶多达10万艘。其中18万吨级以上的巨轮近2000艘，使之成为同英吉利海峡并列的世界上最繁忙的海上通道

南亚：三个临海国：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二、地形(1)地形三部分组成：北部是喜马拉雅山南侧山地;中部是恒河──印度河平原;南部是德干高原。(2)与地形相关的是南部德干高原，自东向西分为三部分：东部为东高止山、中间为德干高原、西部为西高止山。三、河流南亚有三大河流：印度河、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四、气候(1)有三种气候：大部分为热带季风;西北为热带沙漠(塔尔沙漠)，最南马尔代夫为热带雨林。(2)与气候相关的热带季风又分为：凉(11一2月

自然地理

地理位置：位于北半球 东半球 亚洲西部 西濒地中海

气候：阿位伯半岛为热带沙漠气候 地中海沿岸为地中海气候

地形地貌：以高原为主 平原面积狭小，不利于种植业

河流水文：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伊拉克境内)

死海(位于巴勒斯坦和约旦交界处) 世界陆地表面最低点

水资源十分紧缺。

水资源主要分布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以及约旦河谷区。水资源馈乏问题严重地困扰着阿拉伯国家，并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一些阿拉伯国家已制定并采取了开发和保护水资源的综合性战略措施(我国南水北调)

社会人文

主要国家：阿富汗(喀布尔)伊朗(德黑兰)科威特(科威特)伊拉克(巴格达)巴勒斯坦(耶路撒冷)以色列(特拉维夫)约旦(安曼)

主要城市：耶路撒冷(伊斯兰教、、犹太教的圣城)麦加城(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诞生地，被称作伊斯兰教圣城)

国力概况：西亚以出口石油为主的国家，人口少，收入多。是世界上年人均收入很多的国家。

工业状况：电子 机械 高科技(我国科教兴国);

农业状况：农业类型为畜牧业和灌溉农业，主要农作物为柑桔和蔬菜。

矿产资源：石油 该区是目前世界上石油储量最大，出产和输出石油最多的地区

东南亚国家篇2

"内服民族路线，外贴国际合作"帮印尼康复

还是从近来最风光的印尼女总统梅加瓦蒂谈起吧。在今年10月举行的东盟峰会上，梅加瓦蒂代表东盟9国领导人向即将退休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致敬。美国总统布什也在开完APEC会议后短暂停留巴厘岛，和梅加瓦蒂会晤。不过，光荣背后仍是百病缠身的痛―――贫困、分裂、政争、民族纠纷、宗教冲突等。翻开著名学者亨廷顿的经典著作《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我们很快就找到印尼的病根：从威权体制崩溃开始，到建立起真正和谐的民主制度这段时间，像印尼这样的多元社会定然会遭遇各种情境问题，而且是“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于是，有医生拿出“内服民族路线，外贴国际合作”的良方，效果尚好，不然就不会有梅加瓦蒂前面的荣光。

美国的政治制度嫁接在菲律宾后造成水土不服

与梅加瓦蒂交相辉映，素有“亚洲铁娘子”之称的阿罗约治下的菲律宾又是怎样的呢？菲律宾最值得炫耀的也许就是它的政治制度。曾有菲律宾政治家说，把美国宪法中的美国全部替换成菲律宾，就是菲律宾宪法了。但医生提醒，今年7月爆发的小规模兵变显示，从某种程度上说，菲律宾近20年来的政治发展史分明也是一部和兵变史。为什么？众所周知的原因是水土不服。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先生认为，这套优秀的政治制度还没能很好地嫁接在菲律宾社会的土壤上。另外，根据其他政治学家早先的病历研究认为，菲律宾历届文人政府由于执政绩效差、三歪风（裙带、朋党、腐败）盛行等，造成政府的正当性不足。而自认为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并且有干政传统的军队，也就经常干起替天行道的营生了。于是有医生提出，菲律宾应该在清洗肠胃的基础上大量服用营养剂。前者涤荡各种污秽，后者的主要成分是美援。

家长制下的新加坡民主制度

东南亚国家篇3

1997~1999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有两个方面:

1.经济结构改革、调整进展缓慢。东盟四国(指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下同)在70年代起开始实施依靠引进外国投资发展面向出口的经济发展战略。80年代中期亚太地区区域内资本投资高潮形成后,这一趋势更为明显,带动了其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形成了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结构和高度依赖电子、电机及其零部件的出口贸易结构。进入90年代以后,东盟四国的这种劳动密集型工业产品的出口面临着后起新经济增长区(中国、越南、印度)的激烈竞争,为此它们在90年代初提出了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转型的经济结构改革、调整的战略目标,但进展却十分缓慢。出口增长速度逐步趋缓,加上1995年起以美国市场为中心的国际电子产品市场需求疲软,东盟四国的出口贸易受到严重打击,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

2.金融自由化政策实施得过早、过急。80年代末期,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东盟四国的经济自由化、金融自由化速度不断加快。但是与新加坡、香港相比,甚至与台湾相比,它们的金融市场体制都并不十分健全,金融监管能力不强,金融管理技术不成熟。金融自由化固然有利于促进国际资本的流入,但在条件不完备的背景下却容易形成一种在缺乏防范、缺少制约手段的条件下把吸引国际资金放在首要目标(不仅是长期直接资本投资的流入,更多的是短期借款甚至是投机资金的流入)的金融体制。这就容易为国际投机资金提供操纵当地金融市场以牟取暴利,把当地金融市场搞乱后又迅速撤走资金的机会与条件,并形成以房地产、股市为中心的“泡沫经济”。1997年7月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韩国、菲律宾被世界银行列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五大受灾区。其中泰、马、印尼的金融危机基本上是由上述这些原因引起的;菲律宾的金融危机则主要是东南亚国家货币危机导致菲律宾居民对比索的不信任感而引发的。

从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期间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指标的对比中可以发现各国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与特点各不相同,这主要是由各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基础决定的。

1.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受影响程度最大,而且都是直接内发的、迅速引发的和全面触发的。这直接起因于其内在的金融管理体制不健全与金融政策失误、银行与金融机构的大量贷款被投入到房地产、股市,从而形成“泡沫经济”成分较大、不良债权比率高、外债数额庞大等经济结构方面的弊端。

2.菲律宾所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较小,而且特点是间接的、滞后引发的(1997年下半年所受影响不大,进入1998年后影响程度才加大、加深)。这是由于;(1)菲律宾经济是在进入90年代以后(特别是1994年以后)才开始有中速的经济增长,没有太多“经济过热”问题;(2)“泡沫经济”成分较小;(3)由于工资水平低,其劳动密集型产品尚有一定的出口竞争能力;(4)从1984年债务危机后到1997年已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督下进行了经济结构、金融体制的调整与改革。

3.新加坡所受影响的程度最小,而且是间接和滞后引发的(直到1998年东亚地区国家普遍出现经济衰退后才显现出来),同时也不是全面触发的(它的货币贬值幅度不大,主要是股市价格数下跌幅度较大)。这主要是由于:(1)金融管理体制比较健全(和香港、台湾相同);(2)“泡沫经济”成分不大;(3)银行的不良债权比率不高;(4)由于有不少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公司在其证券市场上市(与香港相同),并为印尼等东盟国家提供巨额的贷款,间接引发了部分经济指标(股市价格指数)的恶化;(5)高度依赖出口与转口贸易间接引发了经济增长速度的较大幅度下降。

4.越南、缅甸、柬埔寨、老挝所受的影响都是间接引发、滞后引发的。这基本上是由于它们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邻国的直接投资和对东亚地区国家的出口贸易支撑,所以受东亚各国经济严重衰退的影响,这四个国家的经济也于1998年开始出现衰退。

1999年下半年到2000年的第一次经济复苏及其成因 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受危机影响程度最大的泰、马、印尼基本上采取了相似的对策:在危机的前期,采取了整顿金融秩序和紧缩财政金融政策等措施以稳定金融、经济形势;在危机的后期,在金融经济形势有所稳定的前提下,转而采取放宽财政金融与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菲律宾的对策则侧重于稳定经济与促进经济复苏。

1999年下半年以后,世界市场景气看好,带动了东南亚国家出口和制造业大幅增长,东南亚国家经济逐步定出低谷,走向复苏。不过,不同国家的经济复苏情况仍有明显差异。以1999年经济增长率的回升幅度看,泰国经济的复苏力度最大(与1998年经济增长率相比,回升近15个百分点),其次是马来西亚和印尼,菲律宾居第三位,新加坡复苏力度最小。而就1999年的经济增长率而言,则以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表现最佳,泰国居次,菲律宾亦表现平稳,而印尼则仍陷于经济停滞的困境中。

2000年东南亚国家经济继续复苏,新加坡经济增长率高达10.3%,马来西亚也达8.3%,印尼提高至4.9%,泰国为4.6%,菲律宾为4.0%。2000年东南亚国家出现了较稳定的经济复苏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出口仍然是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00年新加坡出口贸易获得两位数的增长,高达22.4%,表现远优于1999年的5.7%;马来西亚的出口亦大幅增长16.2%;受石油价格高涨的影响,印尼的出口增长率达27%,扭转了1999年下跌0.4%的局面;泰国的出口增长率为19.6%,也比1999年有所提高。

2.国内需求普遍获得改善。受劳动力市场需求改善、低利率及消费者信心好转的有利影响,2000年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民间消费需求分别增长9.4%和12.2%;印尼的民间消费支出虽受国内政局不稳影响,但仍增长3.6%,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70%;泰国由于失业情况不断改善,家庭收入增加,消费支出增长4.5%。

3.国内投资活动增加。新加坡的企业投资已扭转了连续两年负增长的局面,取得5.9%的增长;马来西亚与印尼更分别获得24.

1%与17.9%的高速增长;菲律宾的固定资本形成虽仍呈负增长1.6%的局面,但比1999年的-2.0%有所缓和;泰国则较为平稳,增长5.7%。

各国经济复苏的力度之所以会有不同,其主要原因有:(1)原来的宏观经济基础强弱不同;(2)所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不同;(3)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效果不同;(4)国内政局、社会局势稳定程度不同。

2001年的第二次经济衰退及其成因

受国际经济环境恶化的影响,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表现远不如2000年,出现了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第二次衰退。新加坡经济自2001年第二季度以来即呈现负增长,全年的经济增长率为-2.0%,是东南亚国家中表现最为疲软的;马来西亚经济自2001年第三季度起转呈负增长,全年的经济增长率虽仍取得0.4%的正增长,但远低于2000年的8.3%;菲律宾经济在投资与消费支出支撑下增长3.4%,略低于2000年的4.0%;印尼经济增长3.3%,低于2000年的4.8%;泰国经济增长也明显放缓,增长1.8%,低于上年的4.6%。

上述情况说明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对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影响程度也同样是不平衡的:(1)新加坡所受的影响程度比东盟四国大得多,其经济增长率从2000年的10.3%下降到2001年的-2.0%,下降了12.3个百分点,远远大于东盟四国的下降幅度。(2)东盟四国在金融危机期间都是重灾区,到了第二次经济衰退期间尽管它们的国内经济结构还存在不少问题,不良债权处理也还不彻底,但它们对美国市场、信息技术产品的出口依赖程度已比新加坡低,故其所受的影响程度也较低。(3)东盟四国中马来西亚的经济对出口的依赖程度及其出口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最高,加之其出口产品多为信息电子产品,因此其所受到的影响在东盟四国中也最大(其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幅度比其它三国至少高出5个百分点)。

以上情况和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东盟四国所受的影响程度远远大于新加坡的情况正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其主要原因是:(1)1997年7月~1999年6月的金融危机是起因于东南亚国家的内部经济结构,因此金融体制较不健全、金融管理能力较弱、泡沫经济程度较大、银行不良债权和企业债务危机较为严重的东盟四国所受到的影响较大,而新加坡则由于这方面情况不如东盟四国严重,故所受到的冲击比东盟四国小得多;(2)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衰退起因于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因此经济对外依赖程度和对美日市场及对信息电子产品出口的依赖程度都比东盟四国高的新加坡所受到的影响就要比东盟四国大得多。

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转趋衰退的主要原因是:

1.出口严重衰退。2000年,世界经济景气良好,东南亚国家出口增长都相当强劲,带动了东南亚国家经济取得较大幅度的复苏。但进入2001年,国际市场转趋低迷,美国经济衰退,日本经济衰退加深,欧盟经济减速,国际市场信息技术产品需求再度趋向疲软和九一一事件的爆发,严重冲击了东南亚国家的出口,导致东南亚国家出口严重衰退。2001年新加坡的出口增长由2000年的22.4%降为-8.3%;马来西亚的出口萎缩10.2%,除了电子产品出口减缓外,油价下跌对马来西亚出口的冲击也颇大;电子产品占泰国出口比重超过30%,因此泰国的出口增长由2000年的19.4%降为-6.4%;石油是印尼的重要出口商品之一,在石油与非石油产品的出口同时萎缩的冲击下,2001年印尼的出口衰退了9.8%;菲律宾的出口对美国市场依赖程度高,电子产品占出口比重也不低,在出口市场双重减缓打击下,2001年菲律宾的出口衰退15.6%,是东南亚国家中出口表现最差的国家。

2.投资低迷。由于东南亚国家经济在2001年都不景气,普遍影响各国企业的投资预期心理,投资支出开始减缓。新加坡的实质固定资本形成出现4.6%的负增长;2000年马来西亚的资本投资增长达24.1%,是推动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的主力,但2001年受世界经济不景气影响,投资支出衰退2.1%;菲律宾的投资支出也出现负增长;泰国政府虽然采取财政措施刺激景气,但民间投资仍大幅衰退,2001年的投资支出仍然下跌0.3%,远逊于上年;印尼的国内外投资在2001年严重下滑,创十年来的新低,其原因除了治安较差、经济不稳定与法治薄弱外,还因为印尼实施地方自治后,各种地方条例对投资者并未产生激励效果。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东南亚国家经济出现第二次衰退与其第一次衰退的成因有明显的差异,两次衰退对其经济造成的影响也不一样。1997年7月~1999年6月东南亚国家的第一次经济衰退首先出现在泡沫成分很大的金融和房地产业,导因于该地区各国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金融体制、企业债务危机等问题。而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出现第二次衰退主要是受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是通过出口贸易的大幅度衰退(尤其是信息技术产品对美国出口的锐减)传导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一次衰退(即东南亚金融危机)更多地表现为对东南亚国家虚拟经济的巨大影响,而第二次衰退则主要表现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

2002年的第二次经济复苏及其成因

2001年第四季度,泰国、马来西亚已率先出现了经济增长转趋回升的好势头,进入2002年第二季度,整个东南亚国家经济复苏的迹象更为明显。2002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迎来了金融危机后的第二次经济复苏。新加坡在2001年经历严重的经济衰退,进入2002年后衰退渐趋缓解,第二季度后的增长率都超过3%,全年的增长率为2.2%。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率也由2001年的0.4%,攀升为4.2%,印尼、泰国与菲律宾经济分别获得3.7%、5.2%与4.6%的稳健增长,都优于2001年。但从东南亚国家经济第二次复苏的力度来看,显然没有第一次大,新、马表现得最为明显。

在世界经济仍处于低速增长的形势下,2002年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能较快地从2001年的衰退中走出来,主要是得益于内需的扩大和出口地区结构的改善及对中国的出口的大幅度增长。

具体而言,2002年东南亚国家第二次经济复苏的主要原因为:

1.各国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取得成效。鉴于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衰退系国际需求锐减的结果,2002年东南亚国家普遍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加上全球利率水平走低,国内需求对各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提高。

泰国政府在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又采取降低利率、向居民提供消费贷款和创业基金、降低增值税税率等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的政策措施,并宣布从2003年1月起实施“减税计划”,大幅度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标准。2002年泰国的民间消费支出增长4.7%,其中第四季度的增长率达5.9%。亚洲开发银行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2002年上半年泰国内需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于出口,这与以往泰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出口拉动的情况相比乃是一个明显的变化,这也标志着泰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由单轨转向双轨。

马来西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来弥补外需的减退,以遏制经济的衰退。2001年3月和11月马来西亚政府分别追加了30亿林吉特和43亿林吉特的财政支出。2002年继续采取扩大内需政策,包括扩大公共投资,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和公司所得税税率,提高公务人员工资,降低中间产品的进口关税税率以及削减中小企业的税收(规定凡实缴资本额在250万林吉特以下的中小企业可以少缴8%到20%的公司所得税)。加之利率低、商品价格平稳以及信用消费逐渐普及等因素,2002年马来西亚的民间消费支出增长了4.2%,远高于2001年的2.8%。

2002年菲律宾与印尼的民间消费支出也分别增长3.9%和4.7%,均好于2001年。不过,经济高度外向的新加坡的民间消费支出却呈现增长0.9%的低迷不振状态,低于2001年的2.3%。新加坡就业需求持续衰退,无法提高消费者信心是导致2002年消费支出减少的主因。 2.东亚地区区域内贸易扩大,出口地区结构改善。2002年1月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东盟老成员国,即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相互间免除关税,扩大了东盟区域内的贸易。2002年11月4日,朱róng@①基总理和东盟10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

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总体确定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基本架构。这些进展说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正在加速推进。这对东南亚国家调整出口战略向区内转移十分有利。东南亚国家亦正在调整其出口战略,如印尼制定了“面向东亚、面向中国”的政策,试图改变目前出口过分依赖美国的被动局面。

东亚区域内经济合作的加速推进促进了东盟成员间及东盟成员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扩大。2002年菲律宾的出口增长9.1%,是东盟老成员中表现最为优异者,其中,对中国的出口增加65.4%,对中国香港、马来西亚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出口也有不错的表现,但对美国的出口则衰退了3.6%。马来西亚、泰国与新加坡的出口则分别增长6.7%、5.4%与2.7%。

3.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对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复苏起到了积极作用,已成为拉动东南亚国家出口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近年来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大幅度增长。据中国海关统计,2002年中国与东盟地区的双边贸易额增长了31.7%,达到547.7亿美元,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34.4%,东盟地区对华贸易顺差为76.3亿美元。其中,新加坡对华出口增长37.5%,马来西亚也增加49.8%(马来西亚与中国双边贸易总额首次超过了新加坡与中国双边贸易额),菲律宾增加65.4%(注:《中国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统计(2002年1-12月)》,载《国际贸易》2003年第2期。);泰国、印尼也都开始注意中国市场,对华出口高速增长。相信随着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化,中国的这种拉动和支撑作用会越来越明显。 此外,各国电子产品的出口虽未见明显的增长(新加坡仍呈负增长),但相较于2001年的严重衰退情形,都已获改善。2002年国际市场对信息技术产品需求的一定程度的回升,也对2002年东南亚国家的第二次经济复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前景分析

东南亚国家今后经济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国际经济状况。2003年世界经济复苏仍存在不少不确定因素:发达国家的股市价格与汇率波动频繁且波动幅度大,恐怖事件阴影未散,美英发动对伊拉克战争的后遗症不少,非典型肺炎疫情的影响等等。这些不确定因素压抑着消费意愿与投资意愿,成为制约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的主要原因。因此,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对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仍不会太大。

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将给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将迎来一二十年的高速增长期。尽管非典对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活力仍保持强劲,外资投资持续增长,国内市场需求进一步扩大。同时,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总体确定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基本架构,为今后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中国经济仍将会对东南亚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拉动东南亚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这从2003年第一季度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得到印证。2003年第一季度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继续2002年高速增长的势头,且呈加速趋势。据中国海关统计,2003年1~3月,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64.3%,其中,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和菲律宾对华出口分别增长68.3%、62.6%、33.5%、72.7%和90.3%(注:《中国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统计(2003年1~3月)》,载《国际贸易》2003年第5期。)。

在依靠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复苏方面,当前部分东南亚国家也还存在一定的难题:(1)自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一些东南亚国家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比率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偏高。金融机构的“惜贷”行为使企业从银行等金融机构取得扩大企业生产和进行企业结构调整所需要的融资仍然相当困难。(2)近年来,东南亚国家主要采取了依靠扩大公共投资刺激内需来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措施,导致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额不断增加,这将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政府进行经济调控的政策空间。(3)东南亚国家在调整经济结构、企业结构、金融体制方面虽然做了一些努力,但成效尚不明显,经济结构、贸易结构、企业结构尚未出现明显的改观,外资流入在短期内也难有明显起色。

总体而言,东南亚国家经济虽然再次进入复苏的阶段,但是由于其高度依赖不断变化的外部经济环境和尚存在一些严重的结构性问题,故其经济增长将是中低速的,复苏过程也不会一帆风顺。笔者估计,2003年东南亚国家将会延续2002年的经济复苏,但经济增长的幅度仍不会太大。

几点启示 属于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新加坡和东盟四国是中国近邻,它们实施对外经济开放政策分别比中国早了20年和10年,它们曾经遇到的经济问题、难题乃至经济危机有不少是中国当前乃至今后可能会遇到的。认真研究它们的这些经验与教训(特别是教训)对中国今后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将会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国际经济的一体化与自由化是国际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与自由化的过程是不可抗拒的。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参与这一过程虽可为它们的经济发展提供机遇,但也会带来严峻的挑战。这一过程对发达国家更为有利,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更为不利,而且经济越是落后、市场经济体制越是不完备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所面临的挑战就越为严峻。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正是在东南亚国家金融市场尚未充分整备、金融管理体制尚未健全的条件下过度、过急地实施了金融自由化的情况下爆发的。因此,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对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与自由化可能遇到的挑战一定要有充分的警惕和清醒的判断,必须在有充分准备的条件下,谨慎地、逐步地、稳妥地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和自由化的进程。

2.东南亚国家自70年代起实施了依靠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的战略和政策,特别是1986年亚太地区区域内资本投资高潮的形成进一步加强了它们依靠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的倾向,使经济取得迅速增长。但它们对依靠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所带来的种种经济结构性弊端却没能采取正确的、有效的措施及时纾解。例如,国民经济对外依赖程度过高,贸易地区过分集中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出口商品过分集中于近10年来国际市场需求较大的信息技术产品与电子产品(主要为零部件、部分是成品),出口制品多半为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产品,贸易收支呈现长期逆差,外资投资的制造业企业绝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装配工业,对国内经济的带动性不强,二元经济结构基本上没有得到改造,绝大部分农村人口仍处于贫困状态,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进程缓慢,等等。这些经济结构性沉痼正是1997年以来东南亚国家两次经济衰退的根本性原因。应该承认,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积极引进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的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出现和存在这些方面的问题。当前中国正面临大量引进跨国公司资本投资的有利时机,中国应将这次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高潮有效地化为提高我国高科技创新能力和利用先进技术改造原有传统产业结构的大好条件,加速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

3.健全金融体制、加强对金融的监管和及

东南亚国家篇4

马尔代夫不是东南亚国家。

马尔代夫是地处亚洲印度洋上的一个群岛国家，马尔代夫位于北纬4度，东经73度，位于南亚，属于南亚国家，总面积9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298平方公里，平均海拔1.8米，距离印度南部约600公里，距离斯里兰卡西南部约750公里，南北长820公里，东西宽130公里。由26组自然环礁，1192个珊瑚岛组成，构成20个环礁，分布在9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内，其中有人定居岛屿有200座。

（来源：文章屋网 ）

东南亚国家篇5

关键词：东南亚国家　中国崛起　战略缔造要素

中图分类号：D83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9)4－0072－07

东南亚东濒太平洋，西临印度洋，是这两大洋之间的“十字路口”，有许多重要的海上通道。东南亚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亚太地区重要的战略地位。东南亚是亚洲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它拥有具有战略意义的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橡胶等重要资源，也是世界大米的主要产地。此外，还有相当丰富的海洋资源。这些因素使得东南亚地区数百年来成为西方殖民主义国家争夺的对象。自1967年印尼、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和菲律宾五国创立东南亚国家联盟这一组织以来，文莱(1984)、越南(1995)、老挝和缅甸(1997)、柬埔寨(1999)先后加入，一个包括该地区lO个国家在内的地区性国际组织大联盟最终形成。一个在深度和广度上更加一体化、在战略上更为主动的大东盟无疑使东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及东亚地区格局进一步发生深刻变化，并且肯定将大大提升其所具有的重要国际地位。与此同时，东南亚国家在中国周边外交战略考虑中也必将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由此，对东南亚国家对华战略缔造的基本要素进行探讨和分析不仅重要而且必要。

东南亚国家对华战略缔造的主体

讨论东南亚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缔造，首先就必须明确其战略缔造的主体。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和东南亚地区国际关系的现实都表明以民族国家及其政府为核心的战略缔造主体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战略理性依旧是东南亚国家应对中国崛起战略选择的基础。但是，随着全球化和复合相互依赖的深入，国际关系行为主体日益多元化，各种跨国经济社会集团和国际组织正在成为塑造东南亚国家对华战略的重要力量。

首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虽然国际关系的现实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但是国际无政府状态依旧是国际体系的本质特征，国际关系依旧缺乏一个拥有绝对合法性与管理能力的绝对权威，国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依旧是国家中心主义的，民族国家依旧是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但一般地认为，国家是理性主义的，其存在的主要目标在于使自身利益最大化、使外部威胁最小化。可以说，国家的战略理性是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国家总是“自我中心主义”的，对“外部世界”的忧虑、担心、甚至恐惧是国家的经常性心理状态，也是国家在对威胁采取反应以及采取安全努力的首要因素。“权力”是国际关系的现实，而“战略”则永远是国家政策直面“现实”的唯一“出路”。它是国家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中应对威胁、维护利益的必要手段和重要工具。战略总是基于对其他国家能力与意图的判断、对自身目标与手段的评估，是国家对近期、中期和远期的各种现实和潜在威胁的应对计划和方案。

在包括东南亚在内的整个东亚地区，由于过去遭受殖民统治的悲惨经历，作为对西方造反与学习的结果，东南亚国家对民族国家的认同与忠诚保持了空前的热忱，民族主义在这些国家长期兴盛。就这些国家的政治结构和社会传统而言，东南亚国家具有明显的“亚细亚特色”，以政府为代表的公权力在国家政治社会事务中扮演着主导性的角色。特别是今天，东南亚国家的政治普遍处于转型或后转型时期，威权主义依旧是国家统治的重要形式，这就决定了各国政府和政治精英在对华战略缔造中处于主导地位。因此，东南亚国家主动应对来自中国威胁、维护国家利益的战略理性始终是其战略缔造的基点，各国政府的角色、战略与政策倾向是观察和研究其战略缔造的重点。

然而，也必须认识到，随着国际关系理论与现实的发展，传统的以国家和政府为中心的研究范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各种国内利益集团以及跨国性经济社会网络正在逐步成长，它们或者自觉地参与东南亚国家对华战略的缔造，或者自发地成为塑造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关系的社会性力量。非国家行为体大量增生，正在逐步改变传统国际体系以“国家”为中心的体系结构，国际体系单位日益多元化，跨国主义正在成为国际关系新的特征。国际关系发生的这一重大变革导致了两大趋势：一是国家权力的向下转移，即国家权力由国家和政府层面向市场和公民社会转移。二是国家权力的向上转移，即国家权力由国家向全球性和区域性国际组织和制度转移。新现实主义中被忽视的“国内因素”和“国际制度因素”正在成为分析全球化和相互依赖条件下国际关系的主要框架之一。包括国内官僚体制、公共舆论、制度文化和社会经济结构在内的国内政治结构，是国家进行对外战略缔造的重要决策环境，它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国家的国际行为。同样地，国际制度也成为推动国家“社会化”和改变国家“行为偏好”和培养“合作习惯”的重要变量。

就东南亚国家的现实情况而言，东南亚国家现代化进程开始较早，它们是较早参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它们中的大多数国家的经济结构以出口导向型的外向型经济为主，开放程度较高。虽然它们中的很多国家也具有很多转型国家政治上的特征，但是其市场力量和市民社会发育较早，程度较高，存在一定的利益集团政治。另外，随着东亚国家内部经济贸易和社会文化交流的逐步推进和深入，在东亚地区逐步形成了一个“跨国性的经济社会网络”和“地区性准公民社会”，并日益成为塑造地区国际关系的社会性力量。那些深度参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或受其影响的利益集团，以及那些“跨国性的社会力量”，或是主动参与到各国的对华战略缔造之中，或是在自发地影响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的关系。因此，“分析国家间的互动、其他非国家行为体对国家间互动关系的参与和影响，是了解和把握国家如何相互应对、采取什么样的安全政策和战略的关键”。

东盟作为东南亚的区域性组织，在解决成员国之间争端、维护成员国独立和、促进成员国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地区一体化和提高东盟及其成员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东南亚国家的对华战略缔造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东盟这个区域性国际组织及其制度的影响和制约。在冷战结束后的新战略环境下，东南亚国家更倾向于根据自己的判断和实际地位来处理地区安全事务，并把过去各自为政的求助区外大国的安全保证改变为以东盟组织出面与区外大国和国际组织进行对话，在多边对话式的地区安全论坛中发挥东盟的主导性和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东南亚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不遗余力的创建并推动东盟地区论坛的进展上。历经多年的

发展，到目前为止，东盟地区论坛是亚太地区唯一成型的多边安全对话机制。

当然，我们必须客观地对东盟组织在对华战略缔造中的作用进行评价。由于“东南亚国家之间巨大的差异性、迥异的历史传统、不同的战略见解、复杂的人口构成、近来不和的周边关系以及非正式身份的缺失等”，使得东南亚地区的一体化水平长期在较低的水平上徘徊，东盟各成员国在决策方式上也更加倾向于非正式决策程序、弱地区机制和全体一致的“东盟方式”。1999年爆发的东帝汶问题使东南亚国家内部的一些立场分歧明显暴露出来。东盟在解决东帝汶问题上的无所作为，一些东南亚国家参加了东帝汶国际维和部队，这无疑是对习惯上作为“老大”的印尼地位的一种挑战，因此显然也是对东南亚国家内部凝聚力的破坏。东南亚国家内部之间也存在着许多难以解决的紧张态势和相互猜疑以及领土和种族争端，这些因素明显对东南亚各国在安全和防务上扩大合作设置了严重了障碍。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些争端包括泰国与缅甸的紧张关系，菲律宾与马来西亚关于沙巴州的争端，菲律宾、马来西亚和越南对中国南海相互重叠的领土要求，马来西亚和印尼以及马来西亚和泰国间的领土争端，还有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间长期以来的紧张态势。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崛起形成统一而清晰的战略。

对华战略缔造的议程

就战略缔造的议程而言，过去，传统的军事和政治安全是它们对华战略缔造中最重要的议程。今天，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虽然它们依旧重要，但是，以经济和社会利益为主的“低阶政治”正在成为其战略缔造议程中的新宠儿。

在现实主义者看来，以权力界定的国家利益是理解国际政治和国家战略缔造的主要指南。安全、财富和荣誉是国家利益追求的三项目标。而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安全也就是国家的生存是国家的“最高利益”和最重要的价值追求。而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军事冲突和政治颠覆始终存在，因此，为了寻求安全，国家必须寻求权力，而这一过程是没有终结的，寻求安全的过程是各国权力竞争、甚至是冲突的过程。可以说，以军事和政治威胁为主的传统安全威胁始终是国家安全面临的最重要的威胁，因此，以政治和军事安全为主的“高阶政治”无疑就成为了国家战略缔造中最重要的战略议程。

然而，自由主义者们则认为，国际无政府状态虽然存在，但是当今时代的自由贸易、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相互依赖已经极大地改变了国际关系的主题。在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时代，安全依旧重要，依旧是国家追求的重要价值，但它已经不能形成垄断，不再是国家追求的全部“价值”，“福利”已经成为和“安全”一样重要的价值。在国家战略缔造的议程上，军事问题不再能压倒一切，它不见得就比经济和环境问题更重要。而且，在这样一个时代，必须重新定义安全，综合安全成为了关于安全概念的最新流行语。因此，他们认为，以经济、环境和社会等问题为主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正在成为国家安全面临的新挑战，以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环境友好、人类进步为主的“福利价值”和“低阶政治”正在成为国家战略缔造中更重要的议程。

东南亚国家对华战略缔造议程的变迁生动地诠释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判断。冷战时代，在东南亚国家对华战略缔造的议程中，应对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和对其政权稳定的“威胁”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对国家安全的追求始终是其战略缔造寻求的最重要的价值。正如下文中将要详细阐述的那样，国家安全的“脆弱性”是大多数东南亚国家的基本特征，加上其长期遭受殖民主义统治的历史，新独立的东南亚民族国家对国家、政权安全、民族认同以及社会稳定等问题都高度敏感。它们的当权者对其国家与政权的脆弱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威胁不是来自公开的进攻，而是外部渗透与内部叛乱相结合。”因此，面对任何来自外部的干涉与内部的颠覆，它们都感到十分担忧与恐惧。加之冷战时期，美国长期宣扬“共产主义威胁”和“红色中国威胁”，因此，大多数选择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东南亚国家都对共产党和新中国十分恐惧和敌视，这是造成它们长期对中国持负面认知的重要因素。正如东南亚学者所言，“冷战时期，中国形象欠佳的部分原因是国际政治的歪曲，部分原因在在于东盟对中国本身创造的革命词句的误解”。“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东南亚国家将中国视为威胁的主要原因在于：“国际上意识形态的激烈斗争、中国革命军人的态度以及美国强烈的产主义立场加强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害怕与怀疑，这些为东南亚各国政府提供了实行孤立中国政策的基本支持。”

然而，随着东南亚国家纷纷开始进行现代化和发展全球贸易，特别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东南亚国家的对华战略缔造议程明显发生了转移，尽管应对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依旧是重要议题，经济和社会领域开始逐步成为它们对华战略缔造的优先议程。如何登上中国经济崛起的快车，共同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学习中国的发展经验；如何应对中国经济崛起对东南亚国家经济安全和战略安全的巨大挑战；如何在反恐、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打击贩毒及其他有组织刑事犯罪、打击海盗、应对全球变暖、维护粮食安全、进行人道主义援助和灾难救援、推进均衡发展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和社会人文领域加强交流与合作，全面促进社会进步，是当前东南亚国家对华战略缔造中的重要优先课题。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巨大经济增长也给东南亚国家提供了巨大的经济机会，它们明显加快了与中国大陆的贸易和投资联系。尤其是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快速经济增长和日本经济出现结构性问题相对照，东南亚国家几乎普遍认为中国将替代日本成为该地区新的经济增长引擎，而在过去的三十多年甚至更长时间内日本承担了这一角色。这使原来一些对中国持冷淡态度的东南亚国家，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也加大了对华关系力度。

对华战略缔造的目标

就战略缔造的目标而言，维护国家独立、保持政权社会稳定等内向性目标始终是东南亚国家对华战略缔造中最重要的战略目标。今天，东南亚国家的对华战略目标已经远远超越了这些，如何影响与改变中国的行为偏好，如何塑造和平稳定而且有利于己的东亚地区秩序等外向性目标，正在成为中国崛起背景下东南亚国家对华战略缔造的新目标。

在东南亚国家对华战略缔造的议程中，维护政治和军事安全始终是其最重要的目标。这对于东南亚国家来说，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首先，东南亚国家安全的最突出的特征，在于其安全的内向性和脆弱性。其一，就地缘环境来说，东南亚国家所在的东亚地区是世界上大国最为集中的地区，美国、中国、日本、俄罗斯、印度这些世界大国均在该地区有着重要的安全利益和安全关切，而大国关系的好坏经常对这些中小国家有着深刻的影响。处于列强环抱的战略环境中，多为中小国家的东南亚国家感受到的安全压力可想而知。除此之外，东南亚国家本身的地缘条件也具有很多

先天的劣势，如在领土上，大多数都是分散型的，如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群岛型分散国家，以及越南、老挝等典型的狭长型国家。新加坡、文莱以及东帝汶虽不是分散型的，但由于领土面积很小，几乎没有任何战略纵深。因此，从地缘战略意义上讲，由领土带来的国家安全脆弱性是东南亚国家的一个普遍特征。其二，就国内政治社会结构而言，东南亚地区由于地处三大洲和两大洋的十字路口，文化和民族构成十分复杂和多样，中国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西方文化都对这一地区有着重要影响，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该地区均有传播。该地区国家均为多民族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国内民族超过100多个，菲律宾有90多个，最少的老挝也有68个民族。复杂的文化、民族宗教构成对东南亚国家的民族和国家认同重构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加上其脆弱的地理环境，使得东南亚国家内部民族和宗教矛盾极端复杂，对国家、社会稳定构成了极大地威胁，一些国家存在各种各样的反政府武装和分裂主义势力，如印度尼西亚亚齐分离主义、菲律宾棉兰老岛伊斯兰分离主义、泰国南部地区伊斯兰分离主义势力等。因此，东南亚国家战略缔造的目标，其最大的出发点，就在于减轻其易受攻击的先天脆弱性。正如著名的东南亚问题专家迈克尔・利弗在评论新加坡外交政策时所言：“由于新加坡地理、历史及所处环境的特殊性，讨论新加坡外交政策时，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国’外交。来自地缘政治环境中的天生脆弱性从其独立之日就是它的对外政策的基础。”但另一方面，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国家制度整合，东南亚国家进行民族认同重构的使命已经基本完成，除了少数分离主义势力外，这些国家国内的民族、宗教矛盾已经基本上得到缓解，国家安全的脆弱性也部分得到解决。

其次，战略资源的有限性规定了东南亚国家战略缔造目标的内向性。作为中小国家，先天的战略资源缺乏。在应对中国这样的大国崛起时，它们无法像美国和其他大国那样，充分运用本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资源，无法将这些战略资源形成有力的战略杠杆。它们即使对中国崛起有所担心和顾虑，也必须采取一种十分谨慎的言辞、低调的行动予以表达。“为了不过分得罪中国，东南亚国家在公开的场合谈到与中国观察的战略层面的问题时总是用‘关注’、‘问题’、‘挑战’这一类温和的字眼，而很少用‘威胁’这个词语”。“东南亚国家的这种对‘中国威胁’表面的‘公正’立场并不表面，在与中国的接触过程中，东南亚国家比其他国家更自信；这种立场的背后恰恰折射出了他们难言的引诱。因为，他们不能做到像美国、欧盟、日本那样，采取目空一切、超然事外甚至别有用心的方式，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对中国的态度。于是，东南亚国家只能委婉地暗示他们对于中国崛起的警惕与担心。”同时，由于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发展，其综合实力和战略资源均有所提高。东南亚国家是发展中国家中较早开始现代化的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东南亚国家抓住世界经济产业结构转型的历史机遇，利用自身在地缘、资源和劳动力上的比较优势，迅速实现了经济现代化，延续了亚洲经济增长的奇迹，涌现了一大批以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国家为代表的经济“新星”。尽管东南亚国家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发展不平衡，尽管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但是整个东南亚地区依旧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和现代化的典范。

最重要的是，东南亚国家通过东盟这一地区组织的平台而取得巨大的成就，极大地增强了东南亚国家的自信心，也使它们拥有了更强烈的国际抱负。在长期的地区合作过程中，东南亚国家开始超越传统狭隘的民族主义，创建了一系列地区合作机制，并在东南亚国家内逐步建构一种地区共同体意识，日益成为国际事务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东南亚国家相互合作的实践证明，在以大国为主的东亚地缘政治格局中，中小国家一样可以成为构建地区新秩序的重要力量。随着东南亚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认同的基本完成，随着它们实力和在地区事务中影响的日益增强，它们在面对中国崛起时更加充满信心。“生活在中国阴影之中的东南亚不再是小伙伴，那些我们后院的事情与我们总是密切相关的，东南亚国家有历史责任去帮助应对崛起的中国”。正是由于东南亚国家在国家安全上的脆弱性有所改善，它们也拥有了更多的战略资源去影响中国崛起和东亚地区秩序。因此，在拥有了充分的自信后，在保持其战略缔造目标内向性的基础上，它们的战略目标也有了更多的外向性，即更加关注影响和改变中国的国际行为，塑造和平稳定的东亚国际秩序。可以想见，面对中国这个新兴崛起的大国，其情形十分类似当初东南亚国家面对印尼时的场景，“东盟”成功“驯服”印尼的经验，在未来一定会对其应对中国崛起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东南亚国家通过推动地区主义和“地区共同体意识”而实现地区稳定与经济繁荣的经验，也将继续促进东南亚国家为建立一个稳定、繁荣、合理的地区秩序而努力。

但是，必须认识到，东南亚国家对华战略缔造的这种外向性是有限度的，如何平衡战略目标的内向性与外向性依旧是东南亚国家对华战略缔造中的重要课题。

对华战略缔造的手段

冷战时期，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对华主要奉行制衡战略，主要依靠外交、军事威慑、结盟等战略手段。今天，随着东南亚国家战略缔造外在环境的变迁和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改善，它们的对华战略逐步进行调整，防范性接触正在成为大多数东盟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在这个大背景下，其战略手段除了上述的权力政治手段外，也加入了一些新的成分，比如经济贸易和国际制度等自由主义的战略手段。把中国拉入东南亚国家倡导的多边或双边安全机制，通过这些机制从内部对中国施加影响和制约就体现了这一点。例如，1995年在中国杭州举行的中国一东盟高官磋商会议上，东南亚国家在南海问题上首次显示出统一立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是年7月越南即将加入东盟。而以前，相对于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越南是在南海问题上向中国提出要求最多同时也是发生摩擦最多的一个国家(1974年、1988年两次与我发生冲突)，而1995年2月中菲美济礁事件之前中国对其他三国则采取了相对克制的态度。但在杭州高官会议上，尽管此时新加坡和菲律宾之间外交争端还未了解，但并不影响新加坡以及泰国等国与东南亚其他国家一起站到菲律宾后面采取一致立场。

在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下，要想维护国家的生存和安全，国家必须依靠“自助”，即依赖自身的权力。“如果一个国家缺乏必要的权力，又无法组成和依附强大的同盟以便能够威慑、阻挡和抗拒其他国家的军事威胁，那么国家就会成为其他国家采取暴力的理由和战争行动的牺牲品”。一个国家赢得安全的最重要的战略是制衡，最重要的权力手段是政治和军事能力，制衡包括内部制衡和外部制衡，前者是指依靠自身的力量直接增强自己的进攻性和防御性军事力量，后者是指

主要通过外交和结盟，通过借用外部的战略资源，增强自身的权力。

然而，随着国际关系理论和现实的发展，理论家们对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下战略缔造的手段又进行了新的探索。防御性现实主义者们认为：即使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即使国家间面临着许多的“安全困境”，面对着来自潜在敌国或者未来的不确定感，国家不得不采取“自助”战略，但“自助”并不一定意味着相互敌视和发生冲突，合作一样可以构成“自助战略”。通过采取各种合作性的举措可以降低“安全困境”导致的冲突。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对国家行为的改变的认识，有助于理解东盟对华战略缔造的新选项。同时，自由主义者们对此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尽管也承认“安全困境”对国际安全的影响，也同样认为权力是实现国家安全的必要手段。但是，他们更坚信国际关系主体的多元化和国际关系主题的多样化也是改变国家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建立在同盟基础上的同盟理论作为现实主义国际安全唯一‘通道’的学说已经过时”。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制度与合作等新的研究框架正在成为分析相互依赖条件下国家战略缔造手段的重要工具。

随着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在世界范围内的大行其道，一个联系更加紧密、相互依赖更加深刻的世界经济体系和全球公民社会正在呼之欲出。作为一种“和平机制”，自由贸易将导致国家财富的增加，更多的阻碍跨国沟通和交流的“隔阂”将被打破，塑造国家间的和平与合作。同时，在经济领域的合作将产生“溢出效应”，国家会逐步“培养合作的习惯”，将多边的合作扩大到安全领域。自由贸易和相互依赖的发展而且还会导致区域合作进程的发展和区域主义理念的深入，改变区域内主导国家行为的改变和区域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因此，自由贸易、相互依赖和全球化有助于降低“安全困境”和国家间的紧张关系，有助于实现国际安全与和平。

东南亚国家篇6

【摘  要  题】比较教育研究

【关  键  词】高等教育/大众化/东南亚/比较

东南亚各国独立后不久，在发展中国家掀起的“经济救国”浪潮推动下，开始制定和实施雄心勃勃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并取得出乎意料的成绩。经济持续增长，社会安定，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随之也出现了人才短缺的问题。技术力量不足，劳动力素质差，限制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使东南亚各国意识到，要发展经济，必须有各级各类人才。由于人才必须通过教育来培养，大力发展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培养各级各类人才，对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而从20世纪60年代起，东南亚各国根据各自的情况，相继制定了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增加受教育的机会、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策略和措施。

一、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要策略

1.老校挖潜与兴建新校并举

为了快速发展高等教育，东南亚国家首先在原有的高等学校身上做文章，具体是给这些学校增加经费、设备和师资，增设专业，逐年增加招生数。例如，泰国的朱拉隆功大学、菲律宾的菲律宾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都是在这个阶段迅速发展起来的，后来都成为了亚洲知名的大型高等学府，每年招生逾万人。

为了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东南亚各国政府还兴建了一大批高等院校。例如，印尼在独立之初只有3所学院，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已有243所高校，到1986年时有44所国立大学和650所部立、私立高等学校。菲律宾1946年时只有十几所高校，到1987年则有1169所。泰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只有5所官办高等学校，到1983年时已有各类高等学校241所，1998年为630所。

2.鼓励私人办学，放宽对私立院校的控制

允许私人办学是促进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重要措施。私立院校在满足广大民众接受高等教育需求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对于菲律宾和印尼来说，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菲律宾、印尼和泰国的私立高等学校数所占比例分别为72%、93%和11%，在校生人数所占比例分别为85%、67%和39%(Unesco,Statistics  Yearbook,1987)。

在东南亚国家中，菲律宾私立高等学校的历史较长，印尼和泰国私立高等学校的历史则较短。印尼和菲律宾的私立高校在二战后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泰国则在70年代以后才开始有所发展。这是由于在1969年以前，泰国一直不允许私立院校的发展，只是到了政府实在无法满足社会需要的时候才有所松动。

泰国私立院校由大学事务部统一管辖，并通过下设的“私立大学委员会”对私立院校实施严格的监督与控制，学校除了只有内部行政管理权外，各种学术活动和教育指标都必须接受政府的统一“指导”，从而保证了私立高等院校的质量。私立高等院校的一些专业，如大众传播、统计和工商管理的毕业生比历史悠久的公立大学毕业生更受劳务市场的欢迎。

菲律宾政府一直鼓励私人办学，但在70年代以前，政府对私立院校采取放任自流的政策，没有严格的规章，致使很多私立院校乱收费，滥招生，教学质量低下，受到社会的责难。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菲律宾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对私立院校进行整顿。首先，规定所有私立院校都要先取得教育文化体育部的批准，才能颁发毕业证书、文凭或授予学位等。其次，支持几个民间的“认可委员会”对私立院校定期进行考核认可，以控制私立院校的发展，保证最起码的教育质量。

1961年11月，印尼公布“高等教育法令”，该法令同时为私人办学大开绿灯。为保证私立院校的教育质量，从一开始印尼政府就对私立院校的设立、教学计划、经费及师资等作了明确的规定，并成立了“私立高等学校委员会”来加强对私立院校的领导和监督。1978年，印尼政府决定对私立院校进行整顿，以加强质量管理。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原来几乎没有私立院校，但是为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高等教育需求，两国也开始允许私立院校的存在与发展。新加坡从1987年起在中等教育阶段推行自主化政策，后来逐步推广到初级学院和高等院校，并且在1994年将新加坡管理学院升格为大学，这是一所私营性质的大学。1996年马来西亚的高等院校开始私营化。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尔说：过去，由于马来西亚私人没有提供教育设施的能力，所以政府有责任为人民提供大专教育。现在，私营经济已经具有这种能力，我们可以将它交由私人去发展。不过，他也强调，有关大专私营化的政策将由政府制定。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政府政策的调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高等教育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从清一色的公立院校，逐步向公、私立院校兼有的方向发展。据马来西亚教育部2001年5月31日公布的数字，2001年马来西亚已有各级各类私立院校666所。新加坡除了已有一所私立的新加坡管理大学以外，还有若干所私立学院。

3.创办开放大学，办学形式多样化

“开放式”大学是发展中国家值得借鉴的发展高等教育的模式。开放大学投资少，容量大，教育方式灵活，采取宽进严出的入学政策，既使有志求学的人有门可进，又能保证毕业生有一定的质量。开放大学这一模式对高等教育不甚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东南亚第一所开放大学是1971年泰国创办的兰甘亨开放大学。兰甘亨开放大学实行开放式招生的政策。凡是高中毕业生、受过中等教育的公务员或同等学力者都可申请入学。该校以培养具有学术水平的人才为目标，当年招生3万多人，1983年最高峰时，在校生曾达到80多万人，以后逐步下降稳定在45万左右。兰甘亨大学现已成为亚洲规模最大的开放大学。第二所远距离教学系统的开放大学—素可泰探玛提叻大学成立于1978年，办学的宗旨是：使高等教育民主化，促进终身教育，满足人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现有在校生12万多人。

两所开放大学规模如此庞大，国家的投资却是很少的。兰甘亨大学校长塞坤·暖沙功1984年5月10和11日在泰国《淡炎叻》报上所发表的《兰甘亨开放大学究竟是造成问题还是解决问题？》中谈到国家拨给两所开放大学的经费时说：当前，国家拨给两所开放大学的预算2亿余铢，而两校承担培养50多万学生的任务。与此同时，国家拨给其他12所大学的教育经费超过58亿铢，但它们仅承担培养5万学生的任务。因此，开放大学是在国家投资人均只及民办小学生人均数字（人均364铢）的情况下进行教学的。

泰国的经验引起了许多国家的关注，有的国家开始设立自己的开放大学。印尼于1984年9月在雅加达开办了一所全国性的开放大学，第一学年就招生6.5万。人们把开放大学的设立说成是印尼政府及教育工作者的一系列富有创新精神、雄心勃勃的计划之一。新加坡于1994年建立开放大学；马来西亚在1996年建立开放大学。开放大学灵活的办学方式和开放性的招生政策，的确是满足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好办法。

4.放宽招生政策，入学途径多样化

高等教育大众化使高等学校的入学途径也趋于多样化。为适应高等学校扩大规模、增加学生人数的需要，东南亚各国在招生政策方面也进行了许多改革。

以前，泰国大学不多，因此各大学大都单独组织考试。20世纪60年代以后，泰国大学迅速发展，报考大学的人越来越多，于是，从1962年开始，改由国家组织联合考试等方式选拔招收学生。目前，泰国大致上形成了5种招生方式：①国立大学联合招生；②学校自行招生；③定向招生；④免试推荐入学；⑤免试入学。任何高中毕业生，除获得毕业证书外，都应通过某一种招生方式，才能进入大学学习。但国立学院或私立大学可自定资格，最低下限应有初中文凭。持有职业技术中学和普通中学文凭者均可报考。

菲律宾高等学校除要求报考学生有中学毕业证书外，还需参加入学考试。1973年以前，入学考试由各校自行组织，从1973年开始，规定必须通过全国统一考试。统一考试最初是由私立考试促进基金会(FAPE)和教育文化部合作举办的。1975年教育文化部新成立了“国家教育测验中心”(NETC)，统一考试就由该中心负责。统一考试的目的是为了保证高等教育的质量，保持国家各种类型人才的平衡。现在菲律宾全国设有1300个考试中心，每年9月26日举行考试。每年大约有97%的中学毕业生参加统一考试。

新加坡政府规定，受过中等教育（包括大学预科和初级学院）并获得高级考试普通考试证书的学生，才能进入大学学习。从1975年开始，所有报考者都须通过由新加坡教育部与剑桥地方考试委员会联合举行的新加坡—剑桥普通教育证书高级考试。由于各个学院都有各自的入学标准，因此考生被接受进入某一学院或学科学习之前，还必须参加与所学学科有关的科目测试，达到规定的标准，才能被正式录取。例如，报考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考生，按规定要在大学预科学满3年，通过新加坡—剑桥普通教育证书普通级考试并加试有关科目后，方可入学。而艺安技术学院则只要求考生能通过普通教育证书的普通级考试就可以录取。从2004年开始，新加坡将实行新的大学入学标准，使进入第三级教育机构学习的途径更加多样化。

二、经验与教训

首先，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与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新加坡可以说是这些国家中最为成功的范例。独立之后，新加坡政府非常重视发展高等教育，但反对脱离国家需要的盲目发展，强调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与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相配合。根据这一原则，新加坡政府制定了比较实事求是的高等教育发展目标和实施计划，并及时根据国家的需要调整专业设置和招生人数，从而使新加坡高等教育专业结构及总体发展水平与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发展需要基本相适应。例如，1980年新加坡共有大学生22511人，其中理工科占62%（而同年菲律宾和泰国理工科学生分别仅占21%和19.5%）。相反，菲律宾和泰国则屈从于社会压力，不顾社会的供求关系，大量开设人文、社会、工商管理、法律等花钱少、易上马的学科和专业。菲律宾工商管理学科的比例竟达40%，1986～1987学年，主修文理、师范、工商管理和法律的学生占在校学生的63%。泰国开放大学中修习上述学科的学生占98%。上述状况不仅使菲、泰两国高等教育学科结构失调，也造成这些学科毕业生的失业。

其次，在数量大发展时要维持高等教育的质量。20世纪70、80年代是大部分东南亚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高等学校数和在校学生人数都迅速增加，但这种发展往往是无序的发展，并以低质量和大量专业人才的失业为代价。特别是在菲、印、泰三国，低质量、低效率问题比较突出。从数量上看，菲律宾可以算是一个高教大国，但是这一成就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质量为代价的。除少数几所水平较高的院校（如菲大）外，大部分高等学校的水平普遍较低，甚至还有一些所谓的高等学校就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学店”和“文凭工厂”。印尼和泰国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泰国两所开放大学的招生数约占其全国学生总数的70%，所设专业大多数是一些投资少、容易上马的，加之采取开放式招生，要求过低，其教育质量就难有保证。而印尼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也放松了对私立高校和开放大学的质量控制，导致了教育质量下滑。

从以上对东南亚国家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策略的简要介绍和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在推进高等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根据本国的国情和实际需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措施。高等教育的发展不可脱离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的需要，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与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在发展过程中，要时时关注数量发展与维持高等教育质量的问题，不可为了追求数量而降低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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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国家篇7

关键词：东南亚国家；金融发展；人民币；走出去战略

在当前全球金融市场持续动荡和国际国内形势错综复杂的大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我国和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基本面总体向好。由于我国国际储备充足，人民币币值稳定，东南亚国家持有人民币并以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的意愿越来越强烈，人民币在东南亚国家的流通使用量日益增多，一些国家甚至将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为加快人民币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本文深入研究了东南亚国家的金融发展趋势和广西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试验示范效应及其影响，并提出了人民币走出去的战略路径及其重要举措。

一、东南亚国家的金融发展趋势

近年来，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发展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重创，经济发展速度有所放缓，但总体态势向好，经济发展充满活力。由于东南亚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金融发展水平也有所不同。因此，东南亚各国与中国的货币金融合作水平呈现出差异性。总体上看，泛北部湾国家的经济金融发展较快，与中国的经济金融合作程度较高；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国家的经济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与中国的经济金融合作水平也处于较低层次。随着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打造，中国与东盟合作从“黄金十年”迈向了“钻石十年”，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货币金融合作呈现出日益加强的发展趋势。

（一）泛北部湾国家的金融发展趋势

参与泛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的国家有新加坡、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泰国、柬埔寨和中国。近年来，泛北部湾国家的金融合作日益加强，呈现出勃勃生机。

新加坡的金融发展水平属于最发达的，金融开放程度和市场化程度都较高，重视金融创新，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种类齐全，金融组织体系完善，金融市场稳定，外资金融机构活跃，也是人民币的离岸金融市场。新加坡的金融发展适应了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与新加坡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是相称的。新加坡十分重视与中国开展货币金融合作，使新加坡成为人民币的离岸金融市场，为人民币走出去搭建了有利平台。

文莱是一个小岛国，金融体系以银行为主，不设国家中央银行，只在财政部设货币局和金融局负责金融管理。主要的商业银行有佰都利银行、文莱达鲁萨兰伊斯兰银行和伊斯兰发展银行。外资银行有美国花旗银行、香港汇丰银行、英国渣打银行、新加坡华联银行、马来西亚银行等。金融公司和保险公司数量较少，但货币兑换公司和汇款公司占了金融机构总数的绝大比重。文莱政府高度重视银行业发展，努力提供各种便利服务，为银行业健康发展营造有利条件。近年来，十分重视加强与中国的开放合作，积极推进中国（广西）一文莱经济走廊建设，为中国与文莱货币金融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马来西亚高度重视金融创新和金融业的多元化发展，形成了以马来西亚国家银行为管理核心，银行、保险与资本中介并存且共同发展的金融体系。外资银行在马来西亚的银行类金融机构中的占比较小，主要是以马来西亚本土金融机构为主。银行业发展对经济发展起到了比较大的促进作用，表现在银行效率越高，经济发展就越快。在马来西亚的金融市场中，股票市场的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比较大，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发展互为促进。近年来，马砦餮侵厥佑胫泄的开放合作，中马钦州产业园和马中关丹产业园的“两国双园”模式，成为中马两国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工程，“两国双园”合作项目不仅为产业园区建设提供了示范作用，而且有力地推动了两国的金融合作。

印度尼西亚的金融体系由银行金融机构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两部分组成，银行金融机构占据金融体系的主导地位，银行业资产占到印度尼西亚所有金融机构总资产的80%以上；非银行金融机构包括保险公司、信用担保公司、风险投资公司、金融公司、证券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种类不多，规模也比较小，其资产占所有金融机构总资产的比例不到20%。印度尼西亚对外汇市场的管制比较宽松，实行浮动汇率制度，资本可自由流动；债券市场发展非常快，也发展得较好；保险市场的发展相对比较滞后，其保险收入大部分来自寿险。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有显著的相关性，银行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的快速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近年来，印度尼西亚与中国的经贸合作进一步加强，双方共同建设的中国・印尼经贸合作区成为两国的合作亮点，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金融合作也因此得到了加强。

菲律宾重视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促进金融机构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在菲律宾的银行体系中，商业银行处于核心地位，其资产占到银行业总资产的90%。商业银行可以经营比索、美元以及其他货币的远期和掉期交易。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和保险市场发展得比较快。菲律宾的经济发展对股票市场的发展影响比较大，经济发展越快，股票市场的效率就越高，这种市场主导型的金融结构比较有利于菲律宾的经济发展。近年来，菲律宾与中国的经贸与投资增长缓慢，低于同期中国与其他东南亚国家，两国的金融合作也受到了影响。

越南的金融体系由银行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组成。银行类金融机构包括越南工商银行、外贸银行、越南农业银行、越南投资银行、越南发展银行和越南九龙江房产发展银行。银行类金融机构居主导地位。商业银行有城市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农村股份制商业银行。私营商业银行主要是针对个人存户以及小型企业的融资。非银行金融机构包括金融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保险公司与证券公司。金融公司主要经营包括一年期以上的存款业务和各种期限的贷款业务、外汇业务以及有价证券的抵押业务。金融租赁公司除了可以开展与金融公司相类似的信贷业务外，还包括进行本外币直接租赁、转租赁、委托租赁、回租等业务。保险公司主要提供寿险、非寿险、保险经纪和、再保险等服务。越南的外汇市场不是很发达，各项功能都不成熟，交易量不大，外汇衍生品很少使用、流动性低、价格信号失真等与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发展动态不相适应。近年来，越南高度重视同中国开展金融合作，有力地促进了两国的经贸合作，使两国的经贸依存度尤其是边境贸易的依存度进一步提高。

（二）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国家的金融发展趋势

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国家有越南、泰国、老挝、缅甸、柬埔寨和中国。除中国外，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国家的经济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但发展潜力大，后劲足。

泰国实行的是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商业金融机构为主体、政策性金融机构为补充的专业化银行制度。泰国的金融体系越来越完善，融资体系日益健全，金融机构多元化发展，商业银行成为金融市场的主导，金融市场发展比较快，朝着自动化、自由化和国际化方向发展。

缅甸的金融机构体系由中央银行、经济银行、外贸银行、投资和商业银行、农业和农村开发银行、储蓄银行等国家银行、保险公司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少数私营银行、外资银行共同构成。相对于保险市场、证券市场来说，缅甸的银行业发展相对比较快。缅甸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更多的是通过银行来实现的。

老挝实行的是两级银行管理系统。老挝国家银行（中央银行）负责维持本国货币币值的稳定、保证银行体系的安全性、推动社会发展和经济安全。老挝的国有商业银行是从省级、市级的国家银行分支机构中分离出来的，并朝着市场化的管理体制转变。老挝的银行规模相对较小，也比较脆弱。证券业和保险业的发展比较落后。货币的币值不稳定，较容易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

柬埔寨的金融体系比较脆弱，货币价值也不稳定。但是，柬埔寨重视金融业的发展，开放了金融业，允许外资银行进入柬埔寨，使柬埔寨的金融体系得以不断完善。

总体上来说，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以流域为纽带开展合作，与中国的合作起步较早，与中国的合作意愿较为强烈，希望通过加强与中国的经济金融合作，促进经贸稳定发展，实现合作共赢，造福各国人民。

二、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试验示范效应

2013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多部委了《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标志着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正式启动。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涵盖了云南省的昆明市、文山州、红河州、保山市、西双版纳州、临沧市、普洱市、怒江州、德宏州和广西的南宁市、钦州市、北海市、防城港市、百色市、崇左市，区域面积31.77万平方公里，人口4419万。两省区通过加强合作，以开放促发展，围绕沿边金融、跨境金融、地方金融三条主线先行先试，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实践探索，取得了一些突破性成果，为深化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金融合作积累了新经验探索了新模式。下面着重以广西为例进行分析。

（一）沿边金融改革提高了沿边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降低了沿边投资贸易的交易成本

1.跨境人民币结算总量迅猛增长。建立跨境人民币结算审批的“绿色通道”，简化审批手续，将个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从东兴开发开放试验区拓展到整个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广西金融办提供的资料显示，2014年，广西跨境人民币结算量达1561亿元，在西部12个省（区）和8个边境省（区）持续保持第一，人民币超过美元成为广西跨境收支第一结算币种。2015年上半年，广西跨境人民币结算量871.74亿元，同比增长6.5%，继续位居西部12省（区）和边境8省（区）的第一位。

2.人民币与越南盾特许兑换实现新突破。经过积极争取，国家外汇管理局正式批复同意广西东兴开发开放试验区开展人民币与越南盾特许兑换业务试点，在客户范围、业务范围、业务种类、兑换额度、备付金账户开立等五个方面突破了原有限制，逐步解决了互市、口岸、边贸的兑换需求。目前，已有3家币兑换公司办理人民币与越南盾特许兑换业务，月均兑换规模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

3.区域性跨境人民币业务平台务实丰富。2014年以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快组建面向东盟的货币清算、结算及相关业务中心。中国银行紧抓沿边跨境特色，设立中国一东盟跨境人民币产品研发中心、中国一东盟人民币业务中心；中国工商银行“中国一东盟人民币跨境清算（结算）中心”更名为“中国工商银行跨境人民币业务中心”；中国农业银行在广西成立“中国一东盟跨境人民币业务中心”，面向东盟国家金融机构提供跨境人民币清算、交易、融资等服务；中国建设银行“中国一东盟跨境人民币业务中心”也在南宁正式挂牌成立。

4.广西一东盟跨境人民币资金汇划“高速路”基本建成。通过整合广西金融电子结算中心和中国工商银行CHANCES跨境人民币业务平台资源，搭建连接区内和境外各银行机构的区域性跨境人民币业务平台，打造以广西为枢纽，辐射港澳、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资金汇划“高速路”。目前平台5家中间行共拥有918家境外行资源，境外业务覆盖港澳台以及越南、柬埔寨、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

5.人民币与越南盾区域银行间交易平台建设加快。为探索建立人民币对越南盾的直接汇率形成机制，2014年在东兴开发开放试验区上线运行东盟货币交易信息平台，供各参与行共同执行，大大提高了中方银行的议价能力和汇率定价话语权。2014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批复同意广西开展人民币与越南盾银行间市场区域交易。截至2015年6月末，人民币与越南盾银行间市场区域交易累计1946万元人民币，折合674亿越南盾。

（二）跨境金融改革充分发挥了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作用，更好地服务于广西经济社会发展

1.跨境人民币贷款获批实施。2014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同意东兴开发开放试验区开展跨境人民币贷款试点。截至2015年6月末，共有12家企业办理跨境人民币贷款18笔，合同金额48.05亿元，提款41.62亿元。为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201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专门向国务院请示，申请每年给予广西一定的专项贷款额度，将试点范围从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6个城市扩大到广西的14个城市，将境外贷款银行由东南亚、南亚国家扩大到包括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等地区和韩国在内的周边区域。

2.开展境内外联动人民币产品创新。积极探索开展人民币海外代付、人民币出口信用证、人民币资金池、人民币协议付款、预收延付、保函等境内外联动的人民币融资产品，扩大人民币跨境流动规模。2014年广西境内外联动人民币产品融资金额140.5亿元，2015年上半年累计融资39.24亿元。

3.积极组建广西人民币国际投贷基金。与建银国际合作，组建总规模200亿元、首期20亿元、专门支持广西企业“走出去”的广西人民币国际投贷基金。

4.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试点进一步扩大。至2015年6月末，广西获批开展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的试点企业达6家，获批跨境双向借款额度134.9亿元，利用国际、国内主账户通道借人外债1.2亿美元，节约的贷款成本约1500万元人民币。

5.获批试点意愿结汇。2014年7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在中马钦州产业园试点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意愿结汇，根据自身意愿随时向银行申请结汇，从而提高企业的资金管理效率和汇率风险规避能力。2015年6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资本金意愿结汇扩大到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6.积极推进外资股权投资类企业落户试验区。2015年6月，经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广西金融办、广西外汇管理局、广西商务厅、广西工商局正式出台了《中国一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区设立外商投资股权投资类企业工作指引》，为境外资本进入广西开辟了一条绿色准入通道。

（三）地方金融改革破解融资瓶颈难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日益增强

1.地方金融组织日益完善。广西金控资产管理公司作为第三批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已获得银监会备案公布，填补了地方法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空白。金融服务同城化已由北部湾4个城市扩大到沿边6个城市。广西农村信用社产权改革由一级法人模式调整为两级法人模式。

2.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实现新突破。2015年以来，广西新增上市公司3家，A股上市公司达到35家；新增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8家，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达到14家。广西北部湾股权交易所自2014年开业运营以来，挂牌中小企业212家，融资4.23亿元。组建了广西农商现货交易有限公司、中国一东盟粮油交易所、金雅石化交易中心等平台，有力地促进了广西地方要素市场的发展。

3.保险融资保障功能显现。举办“保险资金广西行”系列对接活动，保险资金投资广西总规模超过270亿元。小微企业保险试点范围扩大至南宁、柳州、桂林、贺州、来宾等5市，帮助小微企业融资1770万元，比2014年末增长了40%。此外，巨灾保险试点也正式起步。

4.农村金融改革释放了发展活力。政策性农业保险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北海、防城港顺利开展水产养殖保险试点。农村产权抵押融资试点扩大，2015年1月-6月东兴开发开放试验区内银行业累计发放抵押贷款26.54亿元，同比多增11亿元。持续推进“农村信用四级联创”工作，全面推进农户信用信息采集与评价系统建设。截至2015年6月末，广西已建立373万农户信用档案，评定356万信用户，向310万信用农户累放贷款1198亿元，结存余额637亿元。广西创建信用县3个、信用乡镇84个、信用村863个。

5.民间小微金融机构和新型金融业态培育成长。防城港市出台广西首个《民间资本投融资服务机构管理办法（试行）》，率先试水民间资本投融资服务管理机构。南宁市出台《促进互联网金融产业健康发展若干意见》，着力打造南宁互联网金融产业基地。

6.金融L险化解能力日益增强，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进一步优化。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下发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明确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的意见》（桂政办发[2015]71号）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防范化解涉企金融风险工作的意见》（桂政办发[2015]72号），完成了《广西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金融生态环境评估指标体系》研究框架、金融生态指标的设计、金融机构及企业家调查问卷的设计工作，加强了金融风险防范，优化了金融生态。

三、人民币走出去的条件与战略举措

随着东南亚国家的金融开放发展，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金融合作进一步加强，尤其是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试验示范，加快了人民币周边化步伐，为人民币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进一步拓展了人民币走出去的战略空间。

（一）人民币走出去的条件更加完备

1.人民币的结算和清算服务系统日益完善。广西已开展9个东南亚国家的货币柜台挂牌交易，新加坡星展银行等外资银行在南宁设立分行。东南亚各国均与广西开展了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跨境人民币结算总量名列中国8个边境省（区）和西部12个省（区）之首。中国一东盟投资合作基金、中国一东盟海上合作基金、丝路基金等已经成功开始运作，并取得显著成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将进一步扩大了人民币在东南亚国家使用范围和规模。

2.人民币与东南亚国家货币互换机制。根据客户的特点，加快个人跨境金融产品开发，满足了多功能、多币种的个人跨境人民币金融服务需求。

3.人民币与东南亚国家货币利率汇率机制。中国农业银行作为首家独立编制和东盟货币相关指数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了“人民币对东盟货币汇率指数”和“农银越南盾指数”。新华社与南宁市人民政府签署“中国一东盟（南宁）货币指数”合作协议，双方约定共同编制、人民币对东南亚主要国家一揽子货币币值变化水平的综合指数，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自由贸易提供高效直接的货币兑换依据和参考。

（二）人民币走出去的战略路径及举措

从目前国内的研究来看，普遍认为，人民币要遵循周边化一区域化一国际化的走出去战略路径。

从当前来看，人民币走出去战略的关键，在于下好人民币周边化这步先手棋。为此，特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1.推动跨境金融创新。第一，拓展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业务。在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原则框架下，争取将广西跨境人民币贷款业务的试点地域从东南亚国家扩大到包括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等地区和韩国在内的周边区域，将广西的试点区域扩大到广西全域，支持跨国企业集团开展跨境人民币资金集中运营业务。第二，支持东兴市进一步开展跨境人民币业务和跨境保险业务创新。支持东兴市建立健全东盟货币交易中心和清算中心试点工作，将更多跨境人民币业务和跨境保险业务创新放在东兴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先行先试。第三，扩大人民币跨境双向贷款试点范围。建议在东兴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中马钦州产业园、钦州保税港区、凭祥综合保税区、南宁综合保税区、北海出口加工区等园区开展扩大人民币跨境双向贷款试点，将资金来源地扩展到更多国家。第四，积极开展民营金融服务机构试点工作。建议在沿边地区组建民营边贸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民营金融服务机构。第五，建立人民币国际投贷基金。建议国家支持建立广西北部湾人民币国际投贷基金。根据国家战略的需要，广西北部湾人民币国际投贷基金重点支持能源资源、高科技、高端装备制造和现代农业等行业。

2.创新金融服务机构。第一，在沿边地区增设金融机构。建议降低金融机构的设立门槛，增加支行、银行网点、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等金融机构。支持沿边口岸金融W点建设，完善跨境金融服务功能。鼓励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保险、证券、期货等金融机构在沿边地区设立法人机构和分支机构，鼓励发展金融衍生品。第二，支持建立双边合作银行。建议充分发挥中马“两国双园”（中马钦州产业园、马中关丹产业园）的优势和作用，建立中马合作银行，由中马双方共同出资组建，服务中马“两国双园”建设。第三，支持广西金融投资集团开展跨国人民币投资业务。建议国家支持广西金融投资集团到东南亚国家开展人民币参股并购优质企业，组建跨国控股企业集团，拓宽服务领域和范围。第四，支持建立区域性国际开发金融机构。建议国家支持广西北部湾银行改组为广西北部湾国际开发银行，支持其在东南亚国家尤其是在越南设立分支机构开展人民币信贷业务，承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东南亚国家的投贷业务。

3.优化外汇服务管理。第一，开展外债宏观审慎管理试点。建议国家支持在沿边地区开展中外资非金融企业借用外债实行比例自律管理。第二，扩大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建议将人民币与越南盾的兑换特许业务试点范围从广西东兴市扩大至广西凭祥市。在试点基础上，进一步总结经验，开展人民币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货币兑换特许业务。第三，建立人民币与周边国家货币银行间区域交易市场。按照“成熟一个、推出一个”原则，吸纳更多东南亚国家货币进入交易，进一步丰富人民币对东南亚国家货币的直接挂牌交易。第四，扩大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试点。推动中越双方开展跨境人民币现钞调运业务，国家层面应积极与越南官方协调，联合人民银行、海关、边检、商业银行等部门共同制定现钞跨境调运管理办法，维护中越之间人民币现钞有序跨境流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改革。

4.加强跨境金融交流合作。第一，建立跨境金融交流合作机制。建议沿边地区的央行分支机构与周边国家的央行加强合作，推动更多金融机构与周边国家的同业开展业务交流合作，建立常态化的金融交流合作机制。第二，鼓励开展跨境保险合作。建议在沿边地区建立保险交易中心和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再保险市场共同体，以提高承保和抗风险能力。

5.完善金融基础设施跨境合作机制。第一，加强征信合作。充分利用现有的东盟+中日韩（10+3）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中国一东盟商务理事会、中国一东盟博览会、中国一东盟金融合作与发展领袖论坛、中国一东盟征信研究中心等机制，形成良好的征信合作机制。第二，支持建立第三方支付机构。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金融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制定相应实施细则，明确沿边地区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与持有《支付业务许可证》且许可业务范围包括互联网支付的第三方支付机构合作，为面向周边国家的跨境电子商务提供结算服务。第三，建立健全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系统。大力支持广西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加入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系统，为跨境贸易投资提供便利化服务。

6.建立健全金融风险防范机制。建立跨境金融监管机构信息共享平台，完善跨境金融监管机构定期信息交流机制，签订金融监管合作备忘录。建立健全金融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加强金融风险监测预警。

7.建立健全国际金融人才引进和培养使用机制。第一，建立健全国际金融人才引进机制。沿边地区要重点引进一批具有金融创新理念、先进管理水平、熟悉国际惯例和具有国际运作能力的高级管理人才、金融专业人才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专业人才，建立公派或自费出国留学金融人才库。引进一批银行、保险、证券、基金、期货等领域的金融领军人才。第二，完善国际金融人才培养机制。从政府相关部门、园区、企业和金融机构选派业务骨干到新加坡、英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学习国际金融业务。鼓励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开设国际金融业务培训课程。第三，创新国际金融人才使用机制。建立健全主体清晰、程序科学、责任明确的人才选派和任用制度，建立有利于创新人才和创新成果形成的创新岗位和创新机制。第四，建立政府金融智库。从国内知名金融机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聘请经济学家、金融专家作为政府金融智囊，为实施人民币走出去战略提供智力支撑。

参考文献：

东南亚国家篇8

[关键词]制造业竞争力生产效率

制造业是一国繁荣富强的基石，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动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加速发展，全球制造业的发展趋势呈现三种发展趋势：一是发达国家制造业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而工业化过程中的国家制造业的比重正在稳步上升；二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进了制造业在国家之间的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污染型产业纷纷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制造业出现了研发、生产、经营等各个环节全球化的趋势；三是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全球制造业呈现垂直分工、水平分工和网络分工并举的格局，产业链不断细分。

一、制造业发展总体情况的比较

亚洲作为制造业转移的一大接受区，在过去的几十年，制造业取得了快速的发展。日本接受了欧美国家的先进技术，首先成为亚洲工业化国家。接着亚洲“四小龙”接受了来自日本和欧美国家的产业转移，迅速成为亚洲新兴工业国家。目前，亚洲正处在第三轮产业转移中，即由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向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转移。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国外企业来到中国投资、建厂、开拓市场，外资及外国先进技术为中国制造业注入了新的活力。通过引进和学习外国先进技术，中国制造业突飞猛进，总产值从1990年的6704亿元到2003年51860亿元，增长了6．7倍。2003年，中国GDP达到14170亿美元，制造业占39％。我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德国的世界第四大制造强国。由于仍处于工业化过程中，我国制造业仍存在极大的发展空间。因此，目前对我国制造业的发展进行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民用技术为主的发展路线的推行，使日本的制造业走向了巨大的成功，日本成为继英美之后的又一个世界制造中心。2003年，日本GDP达到43008亿美元，是中国2003年GDP的3倍还多，其中制造业的贡献率为21％。目前，日本在钢铁、汽车、电子产品制造业上仍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韩国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的加工制造业，推动了地区经济迅速增长。韩国制造业是一个典型的从技术模仿到技术创新而取得成功的例子。如今，韩国无论在汽车、钢铁行业等重工业还是半导体等高科技行业都取得了重大进展，而且拥有埔项、三星、LG等大型跨国企业。2003年，韩国GDP达到6053亿美元，制造业的贡献率为23％。韩国产品大部分用于出口，2003年贸易额占GDP的61．6％，而高科技产品占出口总产品数量的32．1％。

印度与中国同属发展中国家，两国既是农业大国又是人口大国，都具备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独立后的40多年，印度的企业一直在半封闭状态下经营，缺少竞争机制，制造业发展缓慢。1991年的工业改革后，印度制造业逐渐显出活力，在软件、制药和汽车部件等行业都已经成为世界市场的竞争者。2003年，印度GDP达到6006亿美元，为中国2003年GDP的42％，其中制造业的贡献率为16％。

二、行业竞争力的比较

研究中国制造业与发达国家的现实差距，除了需要从制造业的总体情况宋分析，更需要从制造业的各个行业进行研究。本文以钢铁、汽车两大支柱产业为代表，在各国间进行比较分析，得出我国的优势与差距以及相应的调整措施。

(一)钢铁制造业

钢铁是构成现代化城市最主要的结构材料，是国民经济的——大基础产业。改革开放以来，钢铁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2002年，我国钢铁工业总产值为6492．36亿元，占制造业的7．6％：利润为294．77亿元，占制造业的7．19％，中国制造业各行业中利润排名第三。1996年中国钢铁产量超过了1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大产钢国。从1955年到2002年，中国粗钢产量达到1．79亿吨，增加了近62倍，仍居世界首位，产量为居第二位的日本的1．66倍。

但是，产量的增加并没有带来我国钢铁产品的结构的根本改变。传统的低技术低附加值的品种在我国钢铁产品中仍占有较大比重，条钢类产品比重超过53％，比日本高出15个百分点；而板材类产品比重为33％，比日本的26个百分点。差距尤为巨大的是高附加值产品，如表面处理板，在日本占板材产量的24％，但我国这一产品几乎还是空白。因此，我国高技术的钢铁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进口，我国钢铁贸易一直处于逆差，2001年这一值为104．13亿元。

就经济效益而言，中印钢铁制造业的投入产出均较大，比最佳水平高出约14％；中印都具有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但是劳动成本所占的比例却比最佳比例高出近三四倍，可见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为过低的生产效率所抵消，总体上出于竞争劣势。因此，提高升级生产设备，加强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是中印两国当前加强钢铁行业竞争力的主要途径。

钢铁工业是典型的装置型产业，企业的规模经济效益非常明显。钢铁工业强国生产的集中度都很高。韩国埔项钢铁公司，一家的粗钢产量约占全国的64％，英国钢铁公司占英国钢铁产量94％，美国最大6家企业粗钢的集中度为50％，日本5家企业的集中度为80％。而我国钢铁产业的集中度较低，2002年全国生产钢铁的企业有一二百家，生产钢材的企业上千家，但产钢量在1000万吨以上的仅有宝钢一家，500万吨以上的也只有4家，由于低集中度和高分散度，大量的钢铁企业达不到合理的经济规模，工艺装备小型化，技术水平不高，产品缺乏竞争力。

(二)汽车制造业

近年来，出于降低成本，抢占市场的考虑，世界汽车各大汽车制造商开始将生产重心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目前，亚洲已成为世界主要汽车生产地之一，2002年产量占世界31．4％。

2002年，中国汽车总产量325万辆，同比增长39％；轿车产量增至109万辆，同比增长55％。从产量上看，中国汽车产量已经超过韩国，已成为世界第五大汽车生产国：从发展情况看来，中国汽车工业的增速比其他几个国家遥遥领先，日本、韩国、印度的汽车总产量分别同比增加是5％、7％、2．8％；但总体规模上，我国汽车工业总体规模还不及日本的1／3，特别是轿车的产量，不到日本的1／8、韩国的1／2。

中国汽车工业的产业组织较发达工业国家比较仍然很分散。就单个企业规模而言，我国企业也与世界级汽车公司存在巨大差距。2003年，中国最大两家汽车企业，一汽和上汽的生产能力分别为85．9万辆和79．7万辆，而在世界大汽车公司排名较后的韩国现代汽车公司的生产能力超过250万辆。即使在亚洲范围内，中国也缺乏有影响力的汽车企业，专业化程度与国际大公司相比仍然较低，尚未形成面向全行业的甚至国际市场的大汽车零部件生产集团。

中国汽车工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相当薄弱，在许多核心技术领域落后与世界先进水平。2002年，中国汽车新产品开发中，属于自主开发的新产品占所有新品种的32％，其中轿车仅占10．5％。大部分轿车都是依靠技术引进和合资开发的。与日本、韩国相比，中国汽车创新能力严重不足。韩国汽车工业的发展主要是由本国企业发动和驱使的；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外商直接投资来带动汽车制造业的发展的。韩国最大汽车生产商现代公司，1967年只是一家福特组装厂，在缺乏技术能力的情况下，现代一直坚持引进非成套技术，以确保独立于跨国公司，自身发展不受其束缚，很快现代公司就能够自行设计发动机和整个汽车。1994年，现代公司汽车总产量占到全国的49％，出口量占全国汽车出口总量的53％，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汽车制造商。当前，我国几大汽车企业均与外商合资生产，核心技术大多掌握在外商手中，这将成为我国汽车发展壮大的隐患。

通过以上两个行业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制造业已发展到相当规模，钢铁、汽车等国民支柱产业在世界上已占有较大份额。“中国制造”在国际分工中已经取得了较为有利的地位，正在由跨国公司的加工组装基地向制造基地转变，并且正在向“世界制造中心”迈进。

三、中国走向“世界制造中心”的几点建议

1．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促进制造业平衡发展。我国制造业结构偏轻，传统工业所占比重较大，而装备制造业占的比重偏低。一方面，进一步加强我国具有比较优势制造业，如服装、家电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提高国际竞争力，走品牌发展道路；另一方面，要将发展装备制造业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通过积极学习外国先进技术，消化吸收，转化为自己的技术，实现成套设备国产化。

2．促进制造业的集群化发展，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群。制造业的地理集中，有助于形成规模经济，提升产业的国际国内竞争力。在我国，无论是钢铁还是汽车，产业集中度都较低。但制造业的集群现象以初步形成，出现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湾经济区三大制造中心。产业集聚地的形成需要依靠民间创新，市场引导。政府则应该致力于提供完善的公共设施，保证公平的竞争市场。

东南亚国家篇9

发展历程

冷战时期：借越战打开缺口

东南亚地处亚洲与大洋洲以及印度洋与太平洋的“十字路口”，自古以来―直是海上交通要道。特别是马来半岛以南的马六甲海峡是通过这个“十字路口”的咽喉，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美国、法国和英国均曾在东南亚建立过殖民地，在该地区有着传统影响。冷战时期，东南亚也是东西方竞争的重要地区。由于历史地理因素，苏联介入东南亚相对较晚，最初是利用越南战争的契机打开缺口，开始实施东南亚战略。

由于美军在越南战争中屡遭败绩，促使美国实施全球战略退缩，苏联借机以越南为支点在东南亚进行战略扩张。1978年10月，苏联与越南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条约》。根据条约，苏联向越南提供经济、军事和政治援助，并且获得了金兰湾军事基地的使用权，从而将其在西太平洋的前哨阵地由海参崴向南推进了2000余海里。苏联还纵容和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并推行“印度支那联邦”计划，导致印支国家与东盟传统国家之间矛盾尖锐，也阻碍了苏联与东盟国家关系的健康发展。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执政后，苏联开始在外交领域进行新思维改革，着力改善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包括敦促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推动柬埔寨问题的和平解决，支持东南亚实现中立和建立无核区，并加强了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通过上述政策措施，苏联与东盟之间原本较为紧张的双边关系得到缓和。

20世纪90年代：建立合作机制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曾一度采取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但并未能得到西方国家的接受。为此，俄转而“坚定不移走向东方”，开始寻求扩大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影响，包括着力发展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正如俄副外长帕诺夫所言，俄在东方的战略地位越稳固，就越有信心在西方采取行动。

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机制得到了建立和发展。1992年7月，俄成为东盟“磋商伙伴国”，从而重新开启了冷战后俄罗斯的东南亚外交。1994年，俄加入东盟地区论坛。1995年，俄主持了东盟地区论坛第二轨道会议。1996年，俄正式成为东盟对话伙伴国。1997年，俄与东盟建立了联合合作委员会、高官磋商会、专家会以及民间基金会等合作机制，俄政府还专门设立了“东南亚事务委员会”，负责协调有关部门和机构与东盟之间的合作。1998年11月，俄获准正式加入亚太经合组织。

在此期间，经贸合作成为俄罗斯东南亚战略的重要内容。正如时任俄外长科济列夫1993年在新加坡出席东盟外长会议时表示：“现如今，俄罗斯对东南亚地区的兴趣已不同于苏联时代。俄需要的是合资企业而不是核潜艇，是远洋货轮而不是导弹巡洋舰。”在1993年和1994年，俄罗斯与东盟国家的贸易额仅分别为4.2亿和6.5亿美元，到了1999年已增至9.8亿美元。

进入21世纪以来：全方位发展

进入21世纪后，东南亚地区在俄国家战略中的地位继续上升，已成为俄参与亚太多边合作的重要支点。在政治领域，俄积极参与东盟主导的东亚地区合作。2005年，俄与东盟签署了《关于发展全面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2006年，俄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2010年，俄加入东亚峰会机制以及由东盟国家参与发起建立的亚欧会议机制。随着政治合作制度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俄与东盟双边关系已逐渐走向成熟。

在经济领域，俄积极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趋势，积极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务实合作。2005年12月，俄与东盟签署了《经济发展合作协议》，承诺将切实推进双方在经贸、投资、科技和教育等方面的合作。2010年8月，第一届俄罗斯与东盟国家经济部长磋商会在越南岘港举行，双方探讨了促进贸易便利和标准一致性等问题。目前，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等国已成为俄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俄罗斯还正在与东盟就建立自由贸易区问题进行谈判。

在军事领域，俄罗斯进一步加强了与东南亚国家的军事交流与合作。俄不仅为东南亚国家军队建设提供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支持，还积极推动东盟防务合作建设。2010年10月，俄参加了首届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旨在与东盟国家增进军事互信与合作，共同应对人道主义灾难等跨国非传统安全挑战。俄罗斯还主张在东南亚地区以多边外交为基础，构建以东盟为中心的多边安全机制，并支持东盟地区论坛实现从建立信任措施朝着开展预防性外交-的层次提升，推动建立符合集体安全原则的地区安全体系。

重要手段

军贸合作

东南亚国家一直是俄罗斯重要的军贸合作对象。俄制武器价廉物美，对东南亚国家有着很强的吸引力。特别是在冷战后东南亚国家积极推进军事现代化进程的背景下，俄大力开拓该地区军贸市场，借机扩大对该地区安全事务的影响。

目前，俄在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军贸对象包括越南、马来西亚、印尼和缅甸等国。其中，越南―直是俄在该地区的主要军火购买商。俄罗斯向越南出售的武器装备包括：“苏-30MK2”多功能战斗机、“基洛”级潜艇、“宝石”超声速反舰导弹、“猎豹”轻型护卫舰、“针”式防空导弹、76毫米口径舰炮、30毫米口径舰载近防炮、“堡垒”机动岸防导弹系统等。根据俄罗斯世界武器贸易分析中心的评估，2008-2011年俄制武器在越南军贸市场所占份额已达92.5%，在2012-2015年将增至97.6%。马来西亚是俄在东南亚地区传统的军贸伙伴，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进行了“米格-29”战机的贸易项目。2003年，俄向马出售18架“苏-30MKM”战机，总交易额达9亿美元。俄曾于2007年与印尼达成10亿美元的军贸协议，向印尼出售“苏-30”战机、“米-17”直升机和“基洛”级潜艇等，这也是当时印尼历史上金额最高的军购协议。缅甸也是“米格-29”战机等俄制武器的传统客户。

2014年4月，第12届东盟-俄罗斯合作委员会联合会议决定加强双方在防务及安全科技领域的合作，包括协力推进遥感和定位系统的研发工作，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俄罗斯在东南亚防务市场中的地位。俄国防部副部长安东诺夫声称，俄将通过军事技术合作继续开发东南亚市场，进一步提高新型武器装备在该地区的出口量，并扩大产品售后服务范围，以加快经济发展速度，促进俄武器出口地区多元化。

反恐合作

俄罗斯与东南亚国家非常重视在非传统领域的多边安全合作，反恐合作则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俄罗斯和许多东南亚国家都是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受害者，特别是在东南亚滋生蔓延的“伊斯兰祈祷团”等恐怖组织与车臣非法武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车臣非法武装曾经从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国招募伊斯兰极端分子，参与实施针对俄罗斯的恐怖袭击行动。

2000年11月，普京在关于俄罗斯“新东方”政策的讲话中指出：“俄将帮助东盟国家解决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跨国犯罪等棘手的冲突和矛盾，维护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2003年6月，俄与东盟签署了《关于亚太地区和平与安全、繁荣与发展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强调双方将加强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2004年7月，双方又签署了《关于合作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联合宣言》，表示将加强在高官会和专家会等级别的反恐合作，包括进行情报交流，建立预警机制，开展司法合作等。

启动联合反恐和打击跨国犯罪工作计划，是俄罗斯与东盟反恐合作的优先议题。2009年7月，俄与东盟首次召开“反恐与跨国犯罪联合工作组”会议。此后，双方每年都要举行跨国犯罪问题领导人会议。俄罗斯还同亚太经合组织的专门反恐小组进行了交流与合作。此外，俄还积极推动东盟与上海合作组织反恐机构开展合作，包括共同制定法律原则和反恐协作法规等。俄国防部在2015年6月表示，俄有意邀请东南亚国家军事专家作为观察员，参与俄同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共同举行的双边或多边反恐军事演习，为俄与东南亚国家组织实施反恐联合军演奠定基础。

能源合作

能源领域也是俄与东南亚国家战略合作的重点领域。近年来，随着东南亚国家能源需求不断增加，能源已成为俄对这些国家开展外交工作的重要资源。面对日益紧张的能源市场，俄与东南亚国家通过积极开展对话，达成了多项能源合作协议。2010年7月，俄与东盟在越南岘港举行能源高官会，制定了2010-2015年能源合作计划，明确双方将加强在能源基础建设、能源勘探以及替代和可再生能源开发等领域的政策协调与合作。据亚太能源研究中心数据分析，东南亚石油需求在2010-2020年期间的年增长率将保持在4.5%左右，2020年该地区石油需求量将达到2.02亿吨，这意味着能源合作在俄罗斯东南亚战略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值得注意的是，俄天然气工业公司于2012年4月与越南签署协议，共同开发位于南海九段线内的05-2和05-3区块，从而在实质上介入了越南在南海地区的油气开发项目。

为了实现能源结构多元化，东南亚国家近年来纷纷制定和实施发展核电计划。在此情况下，俄在原则上支持《东南亚无核区条约》的同时，积极参与相关国家的民用核能开发。2010年10月，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与越南电力集团签署协议，在越南宁顺承建该国第一座核电站，并为该项目提供贷款。2015年10月，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阿利克谢・乌尤卡耶夫与印尼贸易部长托马斯・林彭举行会晤，就两国在核能工业领域开展合作进行探讨。此外，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也启动了各自的核电开发计划，从而为俄在该领域与相关国家进行合作提供了契机。

主要考量

拓展强国战略空间

恢复大国地位，重塑历史辉煌，是俄罗斯国家战略的重要目标。虽然俄罗斯的战略重心在欧洲，但近年来俄在欧洲方向面临的战略压力明显增加――美国借助导弹防御系统和北约东扩步步紧逼，独联体国家离心倾向加剧，俄罗斯西部战略空间不断被挤压。与苏联时期相比，俄罗斯已经失去了黑海和波罗的海的众多出海口。在此情况下，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对俄罗斯的吸引力不断增加。早在1997年，叶利钦在会见菲律宾总统拉莫斯时就公开表示：“俄不能只围着欧洲转，还应该发展与亚洲国家的合作。亚洲对俄有着重要意义，不仅因为俄有2/3领土在亚洲，还因为俄致力于参与该地区的发展进程。”为此，俄罗斯积极运用国力军力进行谋篇布局，并将亚太地区作为介入国际事务、扩大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支轴，希望通过加强在亚太方向的战略投入，弥补西部战略劣势，打破俄面临的战略困境，扩展战略空间和回旋余地。

在亚太地区，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东南亚海上通道对俄维护和拓展经济与安全利益具有重要价值。在实施东南亚战略过程中，俄在继续将越南作为前进基地的同时，不断加强与其他东盟国家的关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就曾表示，俄可以将新作为桥梁，发展与东盟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联系。在俄罗斯看来，巩固和发展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可以利用该地区地缘优势，巩固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立足点，并将西北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利益连成一片，大大增强俄参与亚太地区事务的能力，进而推动实现全球战略。

巩固在亚太地区传统影响

俄罗斯有着“欧亚国家”的地缘政治优势，而东南亚则处于亚太地区的战略枢纽位置，从而决定了俄东南亚战略从属于其亚太战略布局，并试图藉此巩固在亚太地区的传统影响。自冷战结束以来，致力于恢复强国地位的俄罗斯对亚太地区事务始终保持着强烈的参与愿望和要求，东南亚在俄外交议程中也始终居于重要地位。正如梅德韦杰夫在2010年11月的国情咨文中强调指出：“俄罗斯与亚太国家关系具有战略意义，与亚太地区实现经济一体化是俄罗斯极其迫切的任务。只有与东南亚建立紧密联系，俄才能够避免在东亚和亚太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被边缘化。”

世界大国身份，明确的亚太战略，积极而有针对性的东南亚政策，显示出俄国家定位与对外战略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俄罗斯秉持其亚太属性，致力于参与亚太地区各个多边机制，与东南亚国家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加强。而且，俄罗斯的东南亚外交手段日益多样化：除了传统的政治外交之外，经济外交、军事外交、科技外交和文化外交纷纷登台，第二轨道外交、民间外交、公共外交互相配合，双边交往与多边交往交相呼应。这表明冷战后俄罗斯东南亚外交日臻成熟，能够更好地维护日益多维的地区战略利益。事实上，通过推行东南亚战略，俄在东南亚事务乃至亚太事务中的话语权得到增强，与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借重东盟制衡其他大国

俄罗斯发展与东南亚国家关系，也有借重东盟制衡其他大国的考虑。近年来，东南亚几乎吸引了世界各个主要政治力量的关注和投入：美国正在重返东南亚；日本通过“金元外交”在此经营多年；印度继续推行“东向”战略；欧盟已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中国的睦邻外交政策在东南亚地区影响不断扩大。这使得俄罗斯在推行东南亚战略时面临的压力增加。―方面，俄担心自己在该地区的大国竞争中陷入被动；另―方面，俄出于长远战略利益的考虑，希望通过加强与东盟的合作，制衡其他大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东盟奉行灵活的“大国平衡”政策，利用大国力量营造地区均势。东盟对俄罗斯在东南亚地区发挥作用表示接受和欢迎，将俄视为该地区和平、发展、合作、繁荣的积极参与者，对俄的态度和政策也不同于西方对俄的打压、抨击和指责。这为俄罗斯广泛参与东南亚地区事务、制衡其他域外政治力量在该地区“做大”提供了可能。与西方大国相比，俄罗斯东南亚战略的意识形态色彩相对淡化，能够“和而不同”地与东盟国家开展合作，并接受东盟以平等协商、不干涉内政、循序渐进为主要特点的运作模式。而且，从地缘战略角度以及双方各自的国际定位来看，俄与东盟国家不仅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彼此之间的利益交集还在扩大，尤其是双方均致力于推动亚太地区格局的多极和均衡发展。

制约因素

俄战略重心仍在欧洲

俄罗斯虽然横跨欧亚大陆，但其政治经济中心在欧洲，与欧洲的联系更为紧密。从政治上看，欧洲是传统的国际战略重心，俄一直希望通过恢复在欧洲的战略影响，重振大国雄风。从经济上看，欧盟27国在俄罗斯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一直保持在50%以上，而亚太地区仅为16%左右。俄罗斯的外来投资也主要来自欧洲和美国。俄欧洲部分领土集中了全国4/5的人口，属于欧洲白种人的俄罗斯族、乌克兰族和白俄罗斯族等占俄人口总数的85%。从俄罗斯的主流文化看，东正教及源自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欧洲文化是俄传统文化的主体。

俄罗斯的对外战略虽然具有“欧亚并重”的双向特征。但长期以来，以欧美为主的“西方”在俄外交战略中一直占据核心地位。正如俄罗斯安全会议秘书、前外长伊万诺夫所言：“自从彼得大帝确定了西倾路线后，俄罗斯外交―直奉行面向西方的方针……欧洲因素在几百年的历史时期一直是俄对外政策的主要因素和决定因素。”就目前而言，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仍然是“西方为主，兼顾东方”。而且，俄罗斯在东南亚的基础并不牢固：一方面，多年来苏联在该地区主要由军事力量支撑的战略影响并不能适应冷战后形势的发展变化；另%面，冷战时期苏联支持越南地区霸权的负面影响仍未消除，俄重返东南亚的意图，很容易让东南亚国家和民众联想起过去苏联在该地区推行霸权战略的历史。

经济军事力量的制约

俄罗斯经济虽已进入恢复性增长时期，但实力仍然较为有限。由于内需相对不足，加上世界市场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俄仍将追求经济的粗放型发展，经济结构难以改变，经济水平难有实质性提升。因此，俄在近期不可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对周边经济的带动作用并不明显，也难以在东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与中国、美国和日本与东盟的经贸合作相比，俄与东盟贸易额仍然偏低，经济依存度不高。例如，2014年中、美、日与东盟贸易额分别为4800亿、2200亿和3200亿美元，而俄与东盟贸易额虽然比2005年增加了4倍，但也仅为215亿美元。经贸合作水平较低，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俄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深入发展。

俄罗斯虽然是军事强国，但在远东和亚太地区部署的军事力量相对有限。目前，俄罗斯陆军在地域辽阔的远东只有15个师，且大多缺编，有的师只有3000～4000名官兵。俄太平洋舰队的境况也不尽如人意。由于燃料短缺、维修资金不足等问题，大约只有1/3的潜艇、40%水面舰艇和50%陆基飞机可以担负战斗值班和遂行战斗任务，加上60%的军舰接近退役期，导致舰队遂行任务的能力大大降低。此外，俄军还在远东地区部署有2个空防集团军、1个导弹集团军、1个航天发射场和1个空降兵训练中心，兵力约为俄军相关军兵种总兵力的三分之一。远东军事力量的相对有限性，不仅表明俄战略重心并不在东线，而且限制了俄在东南亚以及整个亚太地区扩大军事影响的努力。

大国竞争的掣肘

东南亚国家篇10

【关键词】华文教育；东南亚；国际经验；合作交流

华文教育是中国语言文化推广的一个举措。华侨华人分布在世界各地，各国根据本国的华侨华人也相应的出台了一些关于华文教育的政策，了解这些国家的华文教育政策，分析各国对华文教育的态度，对我国推动海外华文教育的发展，推动我国与其他国家华文教育交流合作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世界高等教育正呈现日益国际化的趋势，跨国界、跨民族、跨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强，国际竞争日趋激烈。[1]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国际地位的提高，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国际汉语学习需求出现增长势头，这为汉语走向世界带来了良好的契机，也为高校对外拓展提供了机遇。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大了推动华文教育发展的力度，高校凭借其自身学科、师资等优势成为了系列计划和实施项目的重要承办部门。一些高校以华文教育和对外汉语教学为突破口，早已迈开了向外拓展的步伐，而东南亚成为其拓展的主要地区之一。东南亚国家与我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也是华侨华人居住最为密集的地方，具有开展汉语传播的得天独厚的特有优势。笔者认为，中国高校要发展与东南亚国家华文教育的合作交流，必须借鉴东南亚华侨华人教育政策的经验，这样才能看清形势，发展华文教育合作交流事业。

一、东南亚各国华文教育的经验

（一）马来西亚华侨华人教育

马来西亚是东南亚各国中保留华文小学、华文中学教育体系的国家，华文教育政策比较宽松，但是同化目的非常明显。其语言文化与教育政策始终贯彻“最终目标”，即国家最终只保留国民学校，以马来语作为主要的教学语言。这种同化趋势在2000年以来的政策中有突出的表现，如实行“宏愿学校计划”、小学用英文授课、强化“国小教华文”等举措。[2]可以说，马来西亚的华侨华人教育是多源流教育日渐同化。

（二）新加坡华侨华人教育

新加坡是东南亚唯一华人占多数的国家，虽然近年来政府进行“华语推广运动”并修改华文课程纲要，但其华文学校已不存在。1999年，新加坡政府认识到母语在构成本国价值观、根源和认同感方面的重要性，把华文教育分作三个层次：培养华文文化精英的华文课程、普通华文课程、强调读写能力的华文课程，以激励学生达到自己力所能及的水平。2004年政府进一步修正母语政策，对华文课程进行全面改善，并设立华文教育的特选小学，推动华文教育的发展。[3]可以说，新加坡的华侨华人教育是分层次的华文教育。

（三）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华侨华人教育

印度尼西亚的华文教育正朝着公开化、合法化和规范化的方向发展。政府“致力于使中文与英文和日文具有同等的地位”，采取措施提升华文教育在印度尼西亚社会的地位：教育部成立华文教育协调处，与印尼全国华文教育协调机构联合秘书处加强合作，在全国推广华文华语教育；把学习汉语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利用国际性的华文学术交流提高本国华文教育质量。[4]同时，政府加强与中国在华文教育方面的合作，如联合举办汉语水平考试、恢复“印尼华文教师在中国的培训计划”等。

泰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放宽对华文教育的政策：允许各个华文民校从幼儿园到中学连续办学；允许各华校利用课余时间增加课时教授华文；允许华校直接从中国聘请教师来校教授华文；允许各年级学生选修华文；华文可以作为国立大学入学考试的科目。2008年泰国将汉语课程全面纳入泰国2000所中小学，使中文与英文“平起平坐”。[5]

菲律宾的华校被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但政府对华校没有经费补助。2001年，为鼓励华人积极融入主流社会，政府要求高等教育委员会将华语，特别是普通话列入菲律宾各大学外语教学的选修科目。总的来说，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华侨华人教育是融入主流的教育。

（四）柬埔寨、缅甸、越南、老挝华侨华人教育

柬埔寨、缅甸、越南、老挝四个国家的华文教育近些年来也有所好转，但政府不予支持，经费由华社筹集。华校主要是补习性的半日制学校，不能同当地国民教育接轨，因此华校的发展得不到一定的保障和支撑。近年来，这几个国家在引进师资、编写教材、选送华文教师接受中国高校的汉语函授教育等方面作出许多努力。但由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有限，阻碍了华文教育的发展速度及规模。[6]总的来说，柬埔寨、缅甸、越南、老挝华侨华人教育是在困境中前进的。

综上所述，东南亚各国务实的、顺应时代潮流的政策促进了华文教育的蓬勃发展。但是，各国对华文教育的政策放宽是有限度的。首先，东南亚各国教育同化的总体方针没有改变，随着各国日益重视本国的民族团结，并致力于本国主流文化的教育，都不同程度地从经费和政策方面限制了华文教育的发展，如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国均如此。其次，各国对华文教育采取“本土化”政策，将华语作为第二或第三语言进行教授，提高了华语的地位。但政府的本意是弱化华语作为民族文化载体的功能，希望最终能够将华文教育纳入国家教育体系，如印度尼西亚华文教育归国家教育司管辖。[7]最后，各国的华文教育普遍强调华文的商业价值和应用价值，其背后牵涉到各国复杂的政治、经济、民族等问题。这种功利性目的促使了华文教育的繁荣，但不容忽视的是，一旦政治、经济等形势发生变化，华文教育的政策也会随之波动。[8]

二、国际经验对我国开展华文教育的启示

华文教育起源于东南亚华人社会，虽历经坎坷，东南亚华人华侨学习中华语言，传承中华文化的传统一直延续不断。时至今日，华文教育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其教学对象也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不同地域的华文教育各具特点。国内外不少学者对东南亚国家华文教育进行了不同领域的研究，通过分析东南亚各国华文教育的形势政策以及对一些相关文献资料的梳理，笔者发现：东南亚各国华文教育的发展历程都有各自的特点，而总体上看基本都经历过“从华文教育创建到衰退再到复兴”的曲折发展历程，华文教育随着国内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时而发展，时而受到压制，甚至遭受到停办。[9]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稳步提升，华文的实用价值和文化价值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认同，东南亚国家也对华文教育采取了积极鼓励和支持的态度。可以说，东南亚地区的华文教育在有利的政策环境下得到恢复和发展，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态势。[10]华文教育研究者倾向于认为华文教育前景乐观，尽管华文教育前景乐观，呈现蓬勃发展的趋势，但是有研究者认为目前华文教育的存在一些现实问题，面临众多挑战，例如：东南亚各国华文教育政策问题，东南亚华人存在的民族认同感问题，经费、师资、教材问题等等。[11]还有的研究者提出，由于不同国家的华文教育具有各自的特征，他们的困境和面对的挑战也有所差异。也有的研究者分析了东南亚国家华文教育今后的发展趋势：第一，华文高等教育蓬勃发展；第二，华文教育将继续深化改革；第三，交流与合作将进一步加强。[12]

通过分析东南亚各国华文教育的政策后，可以发现：东南亚华文教育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笔者认为，这些华文教育政策和文献资料对开展我国华文教育交流合作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目前，中国在进行汉语国际推广，华文教育也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要提高汉语国际推广效率，就要推动华文教育的发展。由于东南亚国家与我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也是华侨华人居住最为密集的地方，具有开展汉语传播的得天独厚的特有优势。特别是东南亚国家与云南省，由于云南省的地缘优势和亲缘优势（云南省六个地州市与东南亚国家直接接壤，东南亚华人华侨中云南籍的人数占有大量的比重）。笔者认为，借鉴东南亚华文教育的相关政策，云南高校可以加强与东南亚国家华文教育的合作交流。

云南高校开展与东南亚国家华文教育合作是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的。首先，云南省开展对外合作交流具有一定的优势，云南省是重要的边疆省份，目前云南省又在建设面向东南亚的桥头堡，围绕这一战略，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其次，根据东南亚各国华文教育的政策可以看出：华文教育对外合作市场前景较好。云南省与东南亚各国山水相连，有浓厚的亲缘关系，交通便利，留学成本相对低廉，合作前景广阔。再次，东南亚国家开展华文教育的历史悠久，各国华文教育水平较高，都出台了各国的华文教育政策。最后，由于云南省的地缘和亲缘优势、云南高校良好的教育资源优势，开展与东南亚国家华文教育的合作，可以推动云南教育“请进来，走出去”战略的进一步实施；可以提升云南省高校在东南亚国家的认知度和美誉度；可以大力宣传中华传统文化和云南民族文化，进一步增强海外华侨华人尤其是云南籍的华侨华人的民族认同感和对家乡的感情；可以加强与东南亚侨胞和侨团的联系，增进云南高校与东南亚友好合作等都将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我国特别是云南省要加强与东南亚国家华文教育的合作交流。

结 语

从推动华文教育发展，促进自身对外拓展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云南高校有必要认真研究东南亚华文教育政策，探讨推进东南亚华文教育发展的策略。这对于云南高校的对外开拓，加强与东南亚国家教育交流与合作，促进东南亚华文教育的发展，维系华侨华人与祖籍国联系的纽带，寻求更切合东南亚华文教育发展需要的高校教育输出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彭俊.华文教学研究[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

[2][3][4][5][7][8]强海燕.东南亚教育改革与发展[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137，137，137，138，138，138-139.

[6]唐羽中.CAFTA启动后东南亚华文教育状况[J].比较教育研究，2003（9）.

[9]张宝昆，伊继东，封海清.东盟高等教育多样化研究[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

[10]杨源.东南亚华文教育发展现状、趋势及原因[J].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11（3）：64-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