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保制度范文10篇

低保制度范文篇1

第一条为保障**市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根据国务院《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和《**自治区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办法》，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实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应当坚持国家保障与社会帮扶相结合，鼓励劳动自救的方针，遵循保障城市居民基本生活的原则，公开、公正、公平原则和及时、便民原则。

第三条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行属地管理。城市居民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不分其所在单位的隶属关系和所有制性质，都应当纳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

第四条市民政局负责全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管理工作。

各区（县）民政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具体管理审批工作。

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初审工作。

社区居民委员会根据管理审批机关的委托，可以承担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日常管理、服务工作。

市财政、统计、物价、审计、劳动社会保障和人事等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配合做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

第五条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所需资金，由市、区（县）两级财政共同负担，列入市、区（县）财政预算。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实行财政专户管理。市、区（县）财政应设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补助资金专户”，以保证专款专用，不被挤占、挪用。

第六条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提供捐赠、资助；所提供的捐赠资助，全部纳入本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

第七条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按照本市维持城市居民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费用，并适当考虑水电燃煤（燃气）费用以及未成年人的义务教育费用确定。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市民政局会同市财政、统计、物价等部门制定和调整，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

第二章保障对象及条件

第八条凡持有本市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居民，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月人均收入低于本市当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均可以申请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前款所称家庭成员是指具有法定的赡养、扶养、抚养关系的下列人员：

（一）配偶；

（二）父母与未成年的子女、养子女、继子女、非婚生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与父母双亡的未成年孙子女、外孙子女；

（三）子女与无生活来源的父母、养父母、继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与子女亡故的祖父母、外祖父母；

（四）兄、姐与父母双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的弟、妹；

（五）父母与丧失劳动能力或虽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但收入不足以维持生活的子女，尚在校就读且无独立生活能力的子女；

第九条本办法所称的家庭收入是指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全部货币收入和实物收入，包括以下内容：

（一）工资、奖金、津贴、补贴、生活补助费、福利及其他劳动收入；

（二）离退休费、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失业保险金、职工安置费或经济补偿金、复员转业军人退役金、因工伤残职工按月领取的伤残抚恤金；

（三）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或抚养人应当给付的赡养费、扶养费或抚养费；

（四）继承的遗产和接受的赠与；

（五）储蓄、股票等有价证券及孳息；

（六）从事生产、经营所得或出租、变卖家庭资产获得的收入；

（七）家庭人口中，有从事农业劳动的，按当地上一年度年人均收入折月计算的收入；

（八）其他应当计入的家庭收入。

第十条无固定职业、无固定收入人员，按实际收入计算其收入。

在职职工、离岗职工和领取养老保险金、失业保险金的人员，按照本市人民政府公布的有关标准计算其收入，实际领取额高于政府公布标准的，按实领额计算。

对连续6个月以上未领到或未足额领到工资、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养老保险金、失业保险金的人员，经单位同级经贸或劳动保障部门认定并出具证明，不再计算其应得收入，按实际收入计算本人收入。

第十一条赡养费、扶养费和抚养费按照下列方法计算：

（一）有赡养、扶养或抚养协议、裁决的，按照赡养、扶养或抚养协议、裁决的规定计算；

（二）没有赡养、扶养或抚养协议、裁决的，赡养费按照被赡养人子女家庭月收入减去本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后剩余部分的50%，除以被赡养人数计算；扶（抚）养费按照给付方收入的25%计算，有多个被扶养人、被抚养人的，其给付额最高不超过其收入的50%。实际支付赡养费、扶养费或抚养费高于上述规定的，按实际支付额计算；

（三）赡养人、扶养人或抚养人家庭月人均收入低于本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视为无力提供赡养费、扶养费或抚养费。

第十二条下列收入不计入家庭收入：

（一）对国家、社会做出突出贡献，政府给予的一次性奖励金或津贴；

（二）优抚对象享受的伤残抚恤金、生活补助金、护理费和保健费等；

（三）独生子女保健费、奖学金、助学金以及由政府和社会给予困难学生的救助金；

（四）因工（公）负伤职工的护理费及死亡职工的亲属享受的一次性抚恤金；

（五）由单位按规定为职工代缴的各项社会保险费及住房公积金；

（六）经市人民政府确定不计入的其他收入。

第十三条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的职工领取的一次性安置费、经济补偿金或生活补助费，在扣除计算一次性安置费、经济补偿金或生活补助费所依据的月数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后，剩余部分按计算安置费、经济补偿金或生活补助费所依据的月数的平均额计入本人月收入。

第十四条对已批准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保障对象参加保洁、保绿、保安、保养等公益性岗位后，其本人收入从就业后第一个月起半年内不计入家庭收入；从第七个月起按本人实际收入计算计入家庭收入。

第**条已成家且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子女因离婚、丧偶、无住房等原因而与父母同住的，其收入与父母的收入分开计算。

第十六条计算家庭收入，应当按照居民提出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当月前6个月收入的平均数计算；属于一次性家庭收入的，将其分摊到6个月计算。

第十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批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一）拥有汽车、摩托车、移动电话等高档消费品的；

（二）家庭直系亲属出资安排子女择校、出国留学或在民办、私立学校就读的；

（三）饲养高级观赏宠物的；

（四）因、吸毒、等违法行为而造成家庭生活困难且尚未改正的；

（五）实际生活水平明显高于**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第十八条批准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期间的保障对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停止发放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一）连续两次不按月领取保障款物或不按规定申报家庭收入的；

（二）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且尚未就业，无正当理由经两次以上介绍就业而拒绝就业的；

（三）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且尚未就业，无正当理由一个月内两次以上不参加街道办事处或社区居民委员会组织的社区公益性劳动和活动的。

第十九条对享受定期抚恤补助的烈属、因公牺牲军人家属、病故军人家属、在乡伤残军人、在乡老复员军人在执行自治区定期抚恤补助标准的基础上，按照本市当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全额享受。

第三章审批程序及监督管理

第二十条申请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由户主向户籍所在地社区居民委员会提出（户主工作关系隶属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向兵团有关机构提出），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书；

（二）同一户口中所有家庭成员户口及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三）家庭成员收入证明；

（四）赡养、抚养或扶养义务人家庭收入证明；

（五）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区居民委员会有义务为本单位、社区申请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人员出具真实、准确的收入证明。

第二十一条对于人户分离家庭的申请，由申请人向户口所在地社区居民委员会提出。其现居住地的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协助做好调查取证工作，并将有关详细证明材料提供给申请人户口所在地社区居民委员会。

第二十二条社区居民委员会应当对申请人的家庭收入进行调查，张榜公布后，将《**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申请审批表》及各种证明材料与调查意见于接到申请材料之日起10日内报所在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审核；

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在10日内完成核查工作，张榜公布后，将各种证明材料和初审意见报所在区（县）民政局；

区（县）民政局应当自收到材料之日起10日内完成审批工作。对月人均收入低于本市当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家庭，应当批准其享受全额或差额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第二十三条区（县）民政局应当将审批结果书面通知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由社区居民委员会张榜公布后，发给统一编号的《**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领取证》（以下简称领取证）。不予批准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二十四条区（县）民政局及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为审批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需要，可以通过入户调查、邻里访问以及信函索证等方式对申请人的家庭经济状况和实际生活水平调查核实。申请人及有关单位、组织或个人应当接受调查，如实提供有关情况。

第二**条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由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或社区居民委员会以货币形式按月足额发放。必要时，也可以给付实物。保障对象每月持领取证、户口本或身份证到指定地点领取。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从批准之月的下月起计发。

第二十六条保障对象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期间，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向社区居民委员会、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及时报告家庭人员及收入变化情况；

（二）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的，应当主动就业或接受有关部门介绍的工作。

（三）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但尚未就业的，应当参加其所在的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民委员会组织的社区公益性劳动和活动。

第二十七条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民委员会应当组织有劳动能力尚未就业的保障对象参加社区公益性劳动和活动。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民委员会组织的社区公益性劳动和活动每月应不少于4次。

第二十八条区（县）民政局、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社区居民委员会应当建立、健全保障对象档案和计算机网络管理系统，对保障对象的家庭收入实行动态管理，并根据保障对象家庭收入的变化情况，及时办理停发、减发或增发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手续，对停止发放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应及时收回《领取证》。

第二十九条区（县）人民政府及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临时救济、大病救助、廉租房、社会互助等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第三十条劳动保障、教育、卫生、工商、税务、建设等有关部门，应当对保障对象在就业、就学、就医、住房、从事个体经营等方面给予必要的照顾和政策扶持。

第三十一条保障对象在本市范围内迁移户籍的，应当在迁移之日起30日内到原户口所在区（县）民政局与迁入区（县）民政局办理保障待遇变更手续。

第三十二条民政、财政、审计、监察等部门应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专项检查制度，对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严格监督、审查。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违反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使用管理规定。

第四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从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管理审批工作的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主管部门进行批评教育，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符合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条件的家庭，无正当理由不予审批或无故拖延的；

（二）弄虚作假，批准不符合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条件的居民享受待遇的；

（三）擅自改变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范围和标准的；

（四）其他侵害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权利或国家利益的行为。

第三十四条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区（县）民政局给予批评教育或警告，追回其冒领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款物；情节恶劣的，处冒领金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一）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二）在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期间家庭收入情况好转，不按规定告知管理审批机关，继续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第三**条城市居民对各区（县）民政部门做出的不批准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减发、停发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决定或给予的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仍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低保制度范文篇2

关键词：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问题；对策；研究综述

国外学术界关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研究已相对成熟，但是由于主要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不因城乡地域差异而设定，研究对象并不明确将低保划分为城市低保与农村低保。因此，农村低保制度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现实课题，是中国“三农”问题的焦点。从制度安排视角寻求完善农村低保制度的有效路径，对于统筹城乡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逐步消除贫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强“三农”工作、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呈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农村社会保障缺位的现象几乎达到了静止的均衡状态。受其影响，学者们对我国农村低保制度的研究一直处于薄弱的状态，直到1996年民政部在山东烟台、河北平泉、四川彭州和甘肃永昌进行农村低保制度的试点，学术界对农村低保制度才逐步重视。随着十几年来农村低保由试点到推广的运行，国内对该项制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著述日益增多，这些研究视角多样、方法综合，并且紧密结合我国宏观经济社会环境和农村低保运行状况的变化。本文主要从农村低保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和完善农村低保制度的思路对策两个方面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梳理，以期为相关问题的未来研究提供借鉴。

一、关于农村低保制度存在问题的研究

学术界对农村低保制度的研究是随着该项制度在全国各地农村陆续建立而逐渐展开的。归纳起来，农村低保制度目前还存在以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农村低保资金落实难

1、农村低保筹资责任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是导致大多数经济欠发达地区救助资金落实难的主要原因。郭海清认为，我国城市低保制度之所以能够普遍建立起来，关键在于政府资金上的保证，但是这种主要靠下级财政筹措资金的办法，在经济条件好的地方可以维持，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维持难度很大，这直接影响到了农村低保制度的建立。范利祥指出，县、乡财政紧张，村级财政没有稳定的来源，因此农村低保大面积推广还存在不少难题。

2、为保证农村低保制度的运行具有稳定和可靠的资金来源，中央和省级政府必须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贺大姣指出，迄今为止中央财政并没有对农村低保资金做出具体的安排，这显然是不合理、不公正的。钟晓敏指出，低保资金应由中央或省一级政府通过一般性税收来筹措，并且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补偿。

（二）农村低保标准的保障力度不足

张时飞从农村低保标准、月人均救助额、农村和城市的低保标准差距三个方面对辽宁、河北两省的农村低保制度的救助水平进行了考察和比较，他们认为，如果低保标准绝对水平太低或相对水平（城乡）相差太大，则不能达到保障农村低保对象最起码的生活水平从而稳定社会的政策目标。

保障力度不足的根源在于现行低保标准的制定方法存在着重大缺陷。洪凯指出，现行农村低保标准是典型的“生存保障”，一般由县或县级以上地方政府按维持当地农民基本生活所必需的吃饭、穿衣、用水、用电等费用确定，并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综合考虑物价水平变化等情况进行调整。现行农村低保并不是包括教育救助、技能培训、医疗救助等改善人力资本、提高自身发展能力所需的“发展保障”。

（三）农村低保对象难以识别

和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收入有其自身特点，使得在收入界定上存在困难。吕学静认为，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收入的不稳定性，除农作物收成的季节性及受自然灾害的影响较大等因素外，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加也增大了收入的不稳定性；由于农村养老金制度远未普及，那些丧失劳动能力和经济来源的老年人口其生活、就医、子女求学等方面的困难加大。王增文进一步指出，由于我国农村主要采用人工手段进行收入审核，反映在审查、审核低保对象时，对困难家庭的收入计算虽有统计部门提供的计算农村家庭收入办法，但实际计算时还比较困难。

（四）农村低保管理体制不完善

规范化的管理是农村低保工作质量不断提高的重要保障。李文新认为，在户籍制度放开、人口流动频繁的新形势下，农村低保工作管理难度进一步加大。由于农村居民居住地相对分散，而基层民政部门人员较少，由乡村两级逐一调查核实的工作量较大。洪凯经过调查后指出，目前由于地方财力所限，许多地方都没有将低保工作经费打入低保预算，也缺乏有效监督农村基层干部在低保物资和服务分配行为的保障措施，这难以避免基层干部在实际操作中照顾亲朋好友或有意多报低保对象数量及瞒报低保对象收入水平等问题。

二、关于完善农村低保制度思路对策的研究

针对农村低保制度设计及其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学者们从不同层面提出了完善的思路对策，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建立稳定的资金筹措机制

稳定的资金来源是建设农村低保制度、建立对农村特困群体长效救助机制的关键因素。学者们对完善农村低保的资金筹集渠道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观点。吕学静认为，省以上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应进一步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中央财政尽早安排农村低保资金，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适当兼顾东部部分困难地区，省财政应进一步提高农村低保专项补助资金比例，主要投向区域内财政困难的市、县。他参考国内外经验进一步提出，省以上财政投入以不低于资金总量的70%为宜。刘玉森等学者提出将部分个人收入所得税纳入农村低保资金的建议。他们认为，与其用开征社会保障税的措施来确保低保资金供给，不如直接明确目前征收的个人所得税的用途，目前我国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已达上千亿元，从中拿出一部分用于农村低保是可行的。他们还提出将部分福利销售收入纳入农村低保资金的设想。

（二）准确界定农村低保对象

学者们对如何准确界定农村低保对象的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对低保对象涵盖面的研究。例如，戴卫东具体地提出，低保对象的确定标准分为四类：家庭成员均无劳动能力或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的无劳户；家庭劳动力严重残疾生活确有困难者；家庭劳动力因常年疾病确有困难者；家庭主要成员因病、灾死亡而子女均不到劳动年龄生活特别困难者。二是对低保对象识别方法的研究。上文提到，农民收入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因此，农村低保对象的识别并非易事。对此，洪凯提出，要建立简便有效的农民实物收入、劳务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赠予性收入申报评估制度和相关评估标准，同时要建立农民财产和农民消费评估制度及评估标准；对财产数量及消费水平超过标准的农民，即使收入低于低保标准也不能纳入低保范围。王萍认为，要探索和完善农村贫困家庭收入的计算办法，增强政策的可操作性；针对家庭收入难核定问题，要积极开展专题调研。她同时提出，要明确年度中因灾致贫的救助与低保工作关系，对于遇到突发性自然灾害造成生活困难的群众，在当年将按照现行的救灾救济制度，通过救灾资金给予临时救助，次年在低保滚动管理中，按既定政策统一评定低保对象。

（三）科学确定农村低保线

低保制度能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关键在于能否科学地确定低保标准。针对目前低保标准偏低的原

因，学者们对如何确定农村低保线进行了不少的探索，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在保障标准的制定原则上，洪凯认为，应变生存保障为发展保障，逐步将低保对象的就业培训、子女基础教育、基本医疗保障和基本住房保障等支出列入农村低保范围。对财力暂时不足的地区，可根据财力和其他条件先易后难、突出重点、分阶段提高农村低保标准。但李文新却认为，低保制度的功能是满足困难群众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其保障标准应根据当地最基本的生活消费水平确定，不宜包括其他诸如医疗、教育等消费的需要。

在保障标准的制定方法上，张平平、尹洁认为，首先以省为单位测算全省的农村低保平均标准，乘以区县的平衡系数，再考虑适当的调整数，最后所得即为区县的低保标准。在如何具体计算各地农村低保标准方面，吕学静提出，较为科学可行的最低生活保障线应为农民人均收入的28%左右，由于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参照系数亦有差异。

（四）规范和细化农村低保管理工作机制

良好的制度与有效的管理从来就是有机统一的，要做好农村低保的制度设计，必须与有效的管理有机结合。其中，农村低保资金的管理问题最受学者重视。吕学静指出，应正确选择农村低保资金管理方式，各级政府财政负担的资金集中到县一级统一管理，村集体负担的资金，可由村集体直接与保障对象签订合同或协议，按时发放。董丽则从会计核算的角度分析认为，低保资金在会计核算时应设置相应的债权债务账户——“应收最低生活保障金”和“应付最低生活保障金”，此外还应该设立用于核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基本户”，并专款专用。

三、现有研究成果的局限性与进一步研究的思路

上述文献对农村低保面临的问题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这些创造性的研究成果，有助于人们更充分地认识到政府在农村低保资金投入上所应承担的责任，以及政府提高农村低保标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拓展了农村低保问题研究的视野，启发了人们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的思路，从而也为笔者系统深入地研究该问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现有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局限，尤其是对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农村现实国情的挖掘仍显不足，这与我国农村低保制度改革的现实要求尚有一定的差距。具体地说：

第一，农村低保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不完善是低保资金落实难的重要原因，已有研究大多限于定性分析。笔者拟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即通过建立博弈模型，得到地方政府在争取上级政府低保资金转移支付时的行为函数，进而从我国的政府体制这个角度剖析其深层原因。

第二，现行农村低保水平是学者们研究的热点，但笔者认为，已有研究并未很好、系统地分析这个问题：这类文献仅从低保户需求的角度分析低保水平；评价方法偏于主观且属静态分析。笔者从低保户的需求和政府的供给两个方面对现有低保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并运用计量模型对低保标准的动态变化加以客观研究，以突出制度演变的动态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分层梯度式”低保标准体系，可以为政府科学制定低保标准提供方法上的借鉴。

第三，对低保标准应包含的参数，学者们有不同的认识，笔者认为，研究这个问题时应有适合的分析工具和科学的方法体系。笔者拟将ELES模型引入低保户生活保障力度的研究中，并对该模型进行了改进，使其能帮助我们判断低保标准应包含的参数。

低保制度范文篇3

第二条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以下简称“低保对象”）在就业年龄内（男18至55周岁、女18至50周岁）有劳动能力但未就业的，应当参加街道办事处、社区居民委员会安排的公益劳动。

第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低保对象，可以免除参加公益劳动：

（一）全日制在校学生；

（二）子女未满7周岁且未入幼儿园的父亲或母亲一方；

（三）家中有危重病人需要照顾的人员；

（四）因身体状况不适宜参加劳动，且持有市级以上医院医务鉴定部门证明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证》的人员；

（五）在审定其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时，已计算隐性收入的人员。

符合参加公益劳动条件的低保对象，因临时患病不能参加公益劳动的，在提供济困医院证明后，可暂时不参加公益劳动，待身体康复后再参加。

第四条公益劳动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参加社区公共卫生的清洁及环境绿化；

（二）参加社区治安巡逻及协助辖区内主要干道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

（三）为社区“三无”对象和重度残疾人员提供帮助和服务；

（四）参加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五）参加捐赠物品的接收、整理；

（六）参加其他公益劳动。

第五条符合参加公益劳动条件的低保对象，参加公益劳动的时间每人每周8—12小时。

第六条街道办事处是低保对象参加公益劳动的管理机构，社区居民委员会协助组织落实。

街道办事处、社区居民委员会应当根据本街道、本社区的实际情况，合理安排公益劳动项目及时间，明确具体公益劳动的任务和要求，建立低保对象参加公益劳动的考勤制度，填写公益劳动登记册，并为低保对象提供参加公益劳动的必备工具。

第七条符合参加公益劳动条件的低保对象，应当服从街道办事处、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公益劳动安排，积极努力完成公益劳动任务。

第八条符合参加公益劳动条件的低保对象，其实际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不一致的，可以参加实际居住地街道办事处、社区居民委员会安排的公益劳动。

第九条符合参加公益劳动条件的低保对象无正当理由，每月两次不参加公益劳动，经批评教育无效的，由区（县）民政部门按照《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第十条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办法》第二十二条以及《**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第十八条规定停止发放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低保制度范文篇4

第二条持有本县农业户口的农村居民，凡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年人均纯收入低于本县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可以按照本实施办法的规定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第三条县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本县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管理工作。

县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以及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具体管理和审核、审批工作。

村民委员会受管理机关的委托，负责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申请受理、调查核实、民主评议、汇总上报等日常管理、服务工作。

第四条县人民政府加强农村低保工作力量。乡镇人民政府明确专人负责农村低保工作，村民委员会配备专职低保工作人员。

第五条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所需资金由县人民政府列入财政预算，实行专项管理，专款专用。

第六条本县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按国家绝对贫困线标准执行。

符合农村低保条件的家庭，其补助水平以评议为主，以测算为辅，根据保障对象不同类别，实行分类施保。

第七条本办法所称的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是指具有法定的赡养、抚（扶）养关系且共同居住生活的人员。包括：

（一）夫妻及共同生活的双方父母；

（二）父母与未成年的子女（含非婚生子女）、养子女、继子女；

（三）祖父母、外祖父母与父母双亡的未成年孙子女、外孙子女；

（四）兄、姐与父母双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弟、妹；

（五）父母与丧失劳动能力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但收入不足以维持生活的子女。

第八条本办法所称的家庭收入是指具有法定的赡养、抚（扶）养关系且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全部货币收入和实物收入。包括：

（一）从事农业、林业、养殖业及副业生产，扣除必要成本后的收入；

（二）外出务工、自谋职业等获得的劳务收入；

（三）工资性收入（包括奖金、补贴、福利等）；

（四）出租或变卖家庭财产获得的收入；

（五）投资和经营性收入；

（六）赡养费、扶养费、抚养费及职工遗属生活补助费；

（七）依法继承的遗产和接受的赠与；

（八）因农村房屋拆迁领取的一次性住房拆迁补偿费，扣除经查实确需购买安置住房部分的收入；

（九）因建设征地所领取的一次性安置补助费，除已用于缴纳社会保险费以外的收入。

（十）其他收入。

第九条下列所得不计入家庭收入：

（一）优抚对象的抚恤金、补助金、护理费、保健金；

（二）对国家、社会和人民做出特殊贡献，由政府给予的奖金及县级以上劳动模范享受的荣誉津贴；

（三）奖学金、助学金、勤工俭学收入及由政府和社会给予困难学生的救助金；

（四）因工（公）负伤和意外伤害的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护理费及死亡人员的丧葬费和一次性抚恤金等；

（五）独生子女费、农村计划生育政策奖励扶助金；

（六）政府下拨的救灾、扶贫、移民扶持款物；

（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的医疗费；

（八）农村贫困家庭成员因病享受的大病医疗救助费；

（九）政府、社会或个人给予的临时性生活抚慰金。

第十条家庭年收入，按照申请人申请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时，上年度家庭收入的年人均数额计算、核定。

第十一条家庭成员中非农业人口的收入，按以下方式计算、核定：

（一）在职职工按工资收入计算；因所在单位长期亏损、停产、半停产，连续6个月以上领不到或未足额领到工资（基本生活费），经同级劳动保障部门认定并出具证明后，按实际收入计算；

（二）离退休（职）人员、失业人员的收入，按原单位或社保机构支付的实际数额计算；

（三）职工遗属的收入，按省政府规定的当年遗属生活困难补助标准计算；

（四）在就业年龄内有劳动能力，从事非固定职业的，按本地最低工资标准的65%计算；从事相对固定职业者，按实际收入计算，其收入难以确定的，比照辖区内行业平均收入计算或按当年本县最低工资标准计算收入；

（五）在就业年龄内，因病或非因工（公）致残，全部或大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经县劳动保障部门出具鉴定证明，按实际收入计算；

（六）外出务工人员的收入，按用工单位出具的收入证明计算，无法证明的按务工地最低工资标准计算；

（七）职工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后所获一次性经济补偿金，已用于缴纳社会保险费的部分，不计入家庭收入；其余下部分按农村低保标准和家庭人口计算可分摊的年数，计入家庭收入；

第十二条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计算方法：

（一）有协议、裁决或判决的，按照协议、裁决或判决的数额计算；

（二）无赡养费协议、裁决或判决的，按照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人年人均收入高于农村低保标准的30%计算。

第十三条申请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以户为单位，由户主通过户籍地的村民委员会向乡镇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填写《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申请审批表》。农村低保待遇申请的受理，原则上安排在每年12月份。遇特殊情况，可随时申报，县民政局审核审批。申请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家庭需提供以下证明：

（一）户主的身份证、家庭户口簿；

（二）家庭成员收入的有关证明材料；

（三）在职职工提供上年度工资收入的单位证明；

（四）离退休（职）人员、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提供原单位或劳动社保机构核发的有关证件和保障性、救济性收入领取证明；

（五）外出务工人员提供用工单位的工资收入证明；

（六）提供近3个月家庭电费和电话费缴费单；

（七）其它需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

第十四条申请者人户分离的，按下列规定申报：

申请者确因无房而借居、寄居或租住他处形成人户分离的，向户籍地申报，由户籍地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委托现住地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对申请人的家庭成员共同生活情况、收入情况、居住地住房情况等进行调查、核实并出具相关证明；

第十五条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按下列程序规定审核、审批：

（一）村民委员会受理申请后5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人的家庭情况调查取证，公示5日后，召集村民代表民主评议、集体研究，提出初步审查意见，连同申报材料、调查记录、会议记录一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核。

（二）乡镇人民政府10日内，对报送材料进行审查核实，汇总并签署意见，报县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审批。

（三）县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审查后，认为不符合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认为符合条件的，做出核准其按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全额享受或差额享受的决定。审批手续应在10日内办结，并在村民委员会公共场所张榜公布3日。

（四）公示期满无异议的，由县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发给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凭证；有异议的，县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在20日内调查核实，并做出是否发给保障金领取证的决定。

第十六条农村低保资金通过财政涉农资金“一卡制”发放到户，实行按季度发放。申请人凭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持卡在规定时期内向授权机构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无特殊原因逾期不领的，作自动放弃处理，并且当年不再受理其申请。

第十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批准或予以取消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一）隐瞒、虚报家庭收入，提供虚假收入证明或不提供收入证明以及不配合调查的；

（二）家庭有空调、机动车、移动电话、电脑、贵重首饰、高级组合音响、古玩字画等非生活必需的高档消费品的；

（三）近2年内购（含贷款）房（不含拆迁还原购房）、建房和装修住房的，家庭有1处以上住房的；

（四）家庭饲养名贵宠物的；

（五）进行高消费餐饮、娱乐活动的；

（六）家庭电费月支出超过20元、电话费月支出超过20元的；

（七）因吸毒、、等违法犯罪行为而造成家庭生活困难，且尚未改正的；

（八）出资安排子女择校就读或子女在义务教育期间入收费学校就读的；

（九）家庭日常生活消费明显高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经村民委员会代表评议表决不应纳入的；

（十）有劳动能力，无正当理由不参加生产劳动的；

（十一）人户分离家庭成员情况难以查清的；

（十二）已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因上述原因或者不履行有关规定，被停止保障救助未满6个月的；

（十三）不按规定如实申报家庭收入，无特殊原因，连续两次不按时领取低保金的，或不按规定参加低保待遇年度审核的。

第十八条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居民，应遵守公民道德行为规范。

在就业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尚未就业的农村居民，应参加所在乡镇人民政府或村民委员会组织的公益性服务劳动。无正当理由1年内2次以上拒绝参加的，停发1个季度保障金，确因身体状况不能参加的，可予免除劳动。

第十九条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实行信息化管理，提高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

低保管理机关应建立保障对象档案管理制度，实行村、乡、县三级管理，做到一乡一柜，一村一盒，一户一袋。农村低保对象实行动态管理，每年的1月份必须重新核查一次。

第二十条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家庭遇家庭收入等情况发生变化时，应在1个月内主动告知村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和协管低保员对享受农村低保待遇的家庭进行跟踪调查和入户巡访，掌握其家庭收入等情况变化，并及时提出停发、减发或增发保障金的意见，报管理机关审批。对停发的，应收回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凭证。

第二十一条从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管理工作的人员，对符合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条件的家庭，拒不审核、审批、签署意见的，无故拖延的；对不符合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条件的家庭，签署同意享受意见的；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贪污、挪用、扣压、拖欠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按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农村居民，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在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期间，家庭收入高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不按规定告知管理机关，继续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按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第二十三条有关单位为申请低保对象提供证明材料必须真实准确，对出具虚假证明、帮助骗保的有关单位及责任人，一经查实，给予公开通报批评或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从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管理工作人员的人格尊严和人身安全受法律保护。故意侵害其人格尊严和人身安全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低保制度范文篇5

第一条为保障城乡居（村）民的基本生活权益，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的城乡居（村）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指对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城乡居（村）民实行差额救助的社会救济制度。

第三条建立城乡居（村）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应遵循保障城乡居（村）民基本生活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最低生活保障与法定赡养、抚养相结合，并实行公平、平等、民主的原则。

第四条各级民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乡居（村）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工作的组织和实施。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居（村）委会在县（含县级市、区，下同）民政部门的指导下负责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工作的具体实施。

各级财政、劳动、统计、物价、工会等部门和有关组织应配合、协助民政部门做好最低生活保障工作。

第二章工作职责

第五条省、市、县民政部门职责：

（一）组织调查研究、制定本级城乡居（村）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规范性文件和具体政策，提出城乡居（村）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工作发展规划和具体实施步骤，组织、落实城乡居（村）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并定期向同级人民政府汇报；

（二）指导、督促、检查下一级民政部门开展城乡居（村）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

（三）负责管理本级城乡居（村）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以下称保障资金）；

（四）负责制定本级年度保障资金预算和决算报告；

（五）负责实施城乡居（村）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和计算机网络管理、统计汇总、档案管理；

（六）组织、协调、指导各种社会力量开展社会帮困工作；

（七）负责有关部门工作的协调；

（八）市、县民政部门负责保障对象的审批和保障金数额的确定。

第六条省、市、县财政部门职责：

（一）配合民政部门实施城乡居（村）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拟定具体的保障标准及实施办法；

（二）负责落实和检查本级保障资金的预算和筹集情况，及时向同级人民政府报告；

（三）对本级民政部门提出的下一年度的保障资金的预算进行审核，按用款计划保证拨付；

（四）审查本级民政部门编制的每期报表及年终决算，按规定汇总上报；

（五）检查、监督保障资金的使用管理，建立和健全保障资金财务制度，保证会计核算的准确，并定期上报。

第七条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职责：

（一）按照县民政和财政部门制定的实施办法，组织、落实城乡居（村）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

（二）对申请者的收入情况、生活困难程度进行审核；

（三）负责对城乡居（村）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定期复核；

（四）提供咨询服务；

（五）发放城乡居（村）民最低生活保障款物；

（六）依法调查、处理骗取、冒领城乡居（村）民最低生活保障款物的违法行为；

（七）负责本乡镇、街道居（村）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报表统计和档案管理；

（八）组织、协调、指导各种社会力量进行社会帮困活动。

第八条居（村）民委员会职责：

（一）接受居（村）民的申请，组织对申请者的情况进行调查核对；

（二）张榜公布保障对象的名单；

（三）提供咨询服务；

（四）负责对城乡居（村）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定期复核。

第九条部门和单位职责：

（一）负责对本部门、单位在职人员、离退休人员、下（待）岗人员、失业人员最低生活保障金的申请出具有关证明；

（二）准确提供本部门、单位最低生活保障金申请者的工资收入、各种生活补助收入和各种救济收入（含临时援助、资助）的数额和领取的时间，及申请者下（待）岗、失业的日期。

第三章保障对象

第十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是指有本辖区内常住户口，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城乡居（村）民，主要有以下四类人员：

（一）无经济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或抚养人（以下简称“三无”人员）的居民；

（二）领取失业救济金期间或失业救济期满仍未能重新就业，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居民；

（三）在职和下（待）岗人员在领取工资或最低工资、基本生活费后，以及退休人员领取养老金后，其家庭人均月收入仍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居民；

（四）其他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城乡居(村)民（不包括农村五保对象）。

第十一条申请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批准：

（一）家庭实际生活水平明显高于一般家庭生活水平的；

（二）家庭有非生活必需的高档消费品、有超出家庭人员居住面积需要并用于牟利的房产或其他不动产的；

（三）家庭有劳动能力的成员无正当理由拒绝就业或参加劳动的；

（四）违反《广东省计划生育条例》未采取补救措施的。

第四章保障对象家庭收入的计算

第十二条本办法所称家庭成员是指具有法定的赡养、扶养、抚养关系的下列人员：

（一）夫妻；

（二）父母与未成年的子女、养子女、继子女、非婚生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与父母双亡的未成年孙子女、外孙子女；

（三）子女与无生活来源的父母（养父母、继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与子女亡故的祖父母、外祖父母；

（四）兄、姐与父母双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的弟、妹；

（五）父母与丧失劳动能力或虽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但收入不足以维持生活的子女，尚在校就读的确无独立生活能力和条件的子女。

第十三条本办法所称的家庭收入，是家庭全体成员收入的总和，包括以下内容：

（一）各类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和各类劳动收入；

（二）继承、接受赠与以及利息、红利、有价证券等收入；

（三）各项社会保险待遇、养老金、赡养费、抚养费等；

（四）其他应计入的家庭收入。

第十四条家庭收入不稳定时，按申请时前6个月收入的平均数计算；家庭收入属一次性收入时，将其分摊到6个月计算。

第十五条凡年满18周岁至女性年满55周岁男性年满60周岁（不含在校学生），按月领取工资或劳动报酬的城乡居（村）民按实际月收入计算收入。城乡居（村）民的其他非固定收入计算方法参照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赡养（抚养）义务人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当地居（村）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视为无力提供赡养（抚养）费；赡养（抚养）义务人家庭人均月收入超过当地居（村）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应先支出赡养（抚养）费，如果被赡养（抚养）人不在同一家庭，则将应付的赡养（抚养）费除以被赡养（抚养）人数，得出付给每个被赡养（抚养）人的赡养（抚养）费。

第十七条本办法第十条中第一类保障对象如其原来享受的生活救济标准高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按原救济标准发放。

第十八条下列收入不计入家庭收入：

（一）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特殊待遇的优抚对象等人员的抚恤金等；

（二）对国家做出突出贡献，县以上人民政府给予的一次性奖励；

（三）独生子女保健费；

（四）丧葬费。

第五章保障标准

第十九条制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应以既保障基本生活，又有利于克服依赖思想的原则，结合当地下列因素：

（一）人均实际生活水平；

（二）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必需的费用；

（三）物价指数；

（四）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状况；

（五）与其他各项社会保障标准相衔接。

第二十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县级以上民政部门会同当地财政、统计、物价等部门制定，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一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应根据当地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变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适时调整。

第六章保障资金的管理

第二十二条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由财政预算安排。农村村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由财政和乡镇、村民委员会集体经济共同负担。

第二十三条实施城乡居（村）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所需资金，按照分级负责的办法，应由地方人民政府列入财政预算的列入当地财政预算安排，应由乡镇和村民委员会集体经济负担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第二十四条建立保障资金预决算编制和报表制度：

（一）每年年底前由各级民政部门依据保障对象的人数及应补差金额数，提出下一年度的预算计划，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列入预算，报同级人民政府同意后报同级人大批准，由同级财政部门列入年度支出预算计划；

（二）民政部门根据同级财政部门核定的年度预算计划，按照实际保障对象人数编制每月（季）实际发放保障金支出计划，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核，由财政部门根据月（季）支出计划定期拨款到民政部门，由民政部门按程序负责发放；

（三）县民政部门于每月5日前，向同级财政部门和上级主管部门报送本县居（村）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上月支出月（季）报表；地级市民政部门和财政部门每年7月10日前和下一年1月10日前向省财政部门、省民政部门报送本市居（村）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上、下半年支出半年度报表；

（四）保障金的结余，报同级财政部门批准结转下年度使用，统一列入下年度保障资金支出预算计划。

第二十五条保障资金的财务管理：

（一）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必须按照预算内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进行管理，确保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

（二）街道（乡镇）民政部门必须建立保障对象分户基本情况登记表册（含家庭人员、收入来源、领取保障金时间等），并根据家庭人员和家庭收入增减变化进行调整，县民政部门和财政部门应该设置保障资金明细帐；

（三）街道（乡镇）民政部门发放保障金时，必须使用省统一印制的《××年××月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登记表》，并以此作为财务记（入）帐的原始凭证；

（四）保障金的支出，列入政府预算支出科目，用于反映城乡居（村）民的最低生活保障费。

第二十六条保障金的使用应接受财政、审计和监察部门的检查、审查和监督。

第七章保障金的申请审批程序

第二十七条保障对象申请保障金，由申请者户主向户籍所在地居（村）委会提出书面申请，填报《城乡居（村）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一式三份），并出具单位及家庭收入等有关证明材料。

第二十八条居（村）委会应在受理申请之日起10日内，对申请者的有关情况进行调查核实，签署意见后将申请者有关材料和调查情况上报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进行审核。

第二十九条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应在10日内对申请者家庭情况进行审核，并签署审核意见，报送所在地县民政部门审批。

第三十条县民政部门应在10日内对申请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决定批准的，应确定救济数额，将《申请表》一份报上级民政部门备案，一份留存归档，一份发回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作为发放保障金的依据，并同时下发《城乡居（村）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以下简称《领取证》）。决定不予批准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三十一条居（村）委会应及时将批准的保障对象名单、保障金额等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

第八章保障金发放程序

第三十二条对经批准领取保障金的家庭，其领取日期应当自作出批准之日的当月计算，领取期限除城市“三无”人员为一年，其它人员为半年，领取期限届满后，应在届满前30日内重新申请，如不重新申请，则取消其保障资格，收回《领取证》。

第三十三条县民政部门每月将本级负担的保障资金足额下拨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

第三十四条保障金由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每月按规定发放。保障对象持《领取证》、身份证和户口簿，每月按规定日期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领取保障金。

第三十五条每月保障金发放结束2日内，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应将《年月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登记表》（附本或复印件）报县民政部门备案。

第九章保障金变更转移

第三十六条县民政部门、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或居（村）委会必须定期对领取保障金家庭的收入变动情况和实际生活水平进行复核。

领取保障金的家庭应当如实反映其收入情况，接受民政部门、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或居（村）委会的检查。

第三十七条领取保障金的家庭收入状况发生变化的，应在当月向居（村）委会或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报告，办理调整保障金发放数量和停止发放保障金的变更手续。

第三十八条停发保障金的对象必须将《领取证》交回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交回县民政部门核销；调整保障金发放数量的对象应重新填写《申请表》，进行再次审批。

第三十九条领取保障金家庭的户籍所在地因迁移发生变动的，应办理保障金领取转移手续。

第十章法律责任

第四十条从事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部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擅自改变保障范围和保障标准的；

（二）贪污、挪用、扣压、拖欠保障金或收取贿赂的；

（三）玩忽职守，影响最低保障工作正常进行的；

（四）出具不实证明的。

第四十一条对在领取保障金期间家庭收入等情况发生变化而不按规定办理变更手续，继续领取或多领保障金的，由发放保障金的部门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并追回其已经领取的保障金。

第四十二条对采用虚报或者隐瞒实情、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骗取、冒领保障金的，由发放保障金的部门追回其已经领取的保障金；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三条申请保障金未得到答复，或者申请者认为自己符合条件而未被批准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低保制度范文篇6

一、领导重视、认识到位，是做好农村低保工作的前提

2004年底，省委、省政府在《海南农村改革方案》中提出在农村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构想，当时海南刚刚完成全面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久，作为一个经济欠发达的省份，经济总量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兄弟省份相比差距较大，在全国尚未推开的情况下，一下子又要拿出大量资金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些同志感到经济上的压力较大，担心市县财政难以承受。省委、省政府领导却眼光独到，在困难面前看到了党和政府执政为民的深沉责任，看到了农村贫困群众摆脱贫困的迫切需要。明确指出，正是因为海南的基础差，底子薄，社会经济发展滞后，困难群众占人口比例大，才更加需要做好农村低保工作，在农村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才显得更为紧迫。反复强调实施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构筑社会最低保障防线，确保农村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权益，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在为民办实事、办好事思想的指导下，各级党委、政府把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为民心工程来抓，成立了以分管领导任组长，民政、财政、农业、法制、编办为成员单位的农村低保工作领导小组。各市县结合实际,将农村低保实施办法,农村低保的申请、评议、公示、审批等程序，通过政务、村务公开栏进行公示，通过广播、电视进行宣传，让群众及时了解农村低保有关政策、申请农村低保条件、范围、程序和标准等，使农村低保政策法规人人皆知，深入人心，进一步提高了人民群众对建立农村低保制度重要性的认识。

二、加大投入、落实资金，是做好农村低保工作的基础

做好农村低保工作，落实资金是基础。全省近17万低保对象，一个月的低保金近600万元，这对于一个经济欠发达的省份，并不是一件易事。在各级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决定采取分级负担农村低保资金的办法，将农村低保资金纳入省和市县财政预算，以财政预算安排为主、多种渠道筹措为辅，充分发挥了财政主渠道的作用，建立资金筹措的长效机制，出台了《海南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专项资金分配方案》，把全省18个市县按经济状况划分三个不同类别，明确省里的补助比例和市县的负担比例，有效地解决了农村低保资金困难问题。

为进一步加大农村低保资金的投入力度，我们采取了三条措施。一是领导督办。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卫留成，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保铭十分重视低保资金的筹措工作，多次强调要加大农村低保资金的投入力度，确保农村低保资金的需要。今年初，省政府专门召开会议研究落实农村低保预算资金问题，要求各市县严格落实农村低保专项资金和工作经费，对不落实资金的市县，省财政通过借资抵扣等进行调控。二是政策支持。省财政厅、省民政厅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落实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专项资金和工作经费预算的通知》，强调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专项资金和工作经费的重要性，对保障农村低保专项资金和工作经费提出了明确要求。今年8月，省委、省政府在部署市县班子换届工作时将农村低保资金的保障和管理情况列为市县班子主要领导政绩考核指标，使农村低保工作成了“一把手”工程。20**年，省级财政安排农村低保专项资金3000万元，18个市县财政安排农村低保专项资金2978万元，较好地满足了农村低保资金的需求，保障了农村低保金的及时足额发放。

三、动态管理、应保尽保，是做好农村低保工作的关键

农村低保涉及到农民的切身利益，对农村的社会稳定至关重要。我省在开始全面建立农村低保制度之初，就把建设高效顺畅农村低保运行机制作为重要内容来抓。一是加强农村低保工作机构建设。为解决农村低保工作机构不够键全的问题，我省各级民政部门加强了低保工作机构建设，在编制十分紧张的情况下，省民政厅设置了低保处，调配工作人员4人。全省18个市县有16个市县相继设立了低保机构，配备工作人员，大部分市县还在各镇（办事处）成立农村低保工作站，由民政助理负责这项工作。使低保工作服务机构上下贯通，相互连结，形成网络，保证了工作的顺利开展。二是认真落实工作经费。各市县充分认识到落实农村低保专项资金和工作经费，是农村低保工作有效实施的关键。在地方财政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安排了一定工作经费，按每名低保对象18元标准预算工作经费，用于开展农村低保工作。省政府在地方财政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每年都安排了100万元工作经费下拨市县，为做好农村低保工作，提高工作效率提供了有力的保证。三是狠抓人员培训。建立一支高素质的专业队伍是落实农村低保制度的重要保证。近年来，全省各级先后培训市县、镇（办）低保工作人员2500余人次，使从事农村低保工作的人员业务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四是动态管理。坚持季度抽查，每半年对低保对象进行一次核定的做法。通过核定对不符合低保条件、死亡和迁移的低保对象停发低保金，将符合低保条件的困难群众及时纳入低保，真正做到不漏保、错保，应保尽保。今年，全省农村共有23**人进保，673人退保。

低保制度范文篇7

关键词：城市低保制度，统合救助模型，分类救助模型

发达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演变，主要经历了由剩余型福利模式向制度型福利模式再向混合型福利模式的转变过程。在剩余型福利模式下，贫困被认为是由于个人道德原因所致，接受救助或福利是耻辱的象征。在这一理念下，国家所施行的社会救助标准较低，只保证穷人最基本的生存，并且对救助对象实行严格规管，因此被社会褔利学者广泛诟病。进入制度型福利模式后，政府和社会对于贫困的观点起了很大变化，致贫被认为主要是国家或社会的责任，因此在这一时期，国家对于贫困人口救助标准是比较规范、合理乃至慷慨的，不仅保障贫困人群的基本生存，还尽可能维护其个人尊严。但与此同时，各种问题也接踵而至，如国家财政不堪重负、福利依赖现象滋生。因此，西方国家进入197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在对“福利国家”模式的反思过程中，主张引进并实施被称为“混合型”的社会福利模式，试图既避免前两种福利模式的弊病，同时保留两种福利模式的长处。混合型福利思想的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要提高福利的针对性和目标性。一方面，对于有劳动能力的贫困者，要尽可能帮助其就业，而非给予高额救助；另一方面，对于存在特殊困难的人群，要给予更充分的救助和照顾，更好地保障其生存权。

我国近年城市低保制度改革中形成的“分类救助模型”所倡导的核心理念和“混合型”福利模式的上述观点是相契合的，体现了我国社会救助理念的进步，它相对于过去低保工作中实施的“统合救助模型”(笔者在下文中解释)是一个重大的超越。本文我们将根据民政部立项的2006年度重点课题“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规范化程序研究”课题组调查取得的数据和资料，对我国城市低保制度改革过程中出台的分类救助办法的运行状况做比较全面、深入的分析研究，在肯定这一办法出台的意义及取得的进展的前提下，分析总结该办法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完善分类救助办法的政策建议。

一、统合救助模型的缺陷与分类救助模型的形成

(一)统合救助模型的缺陷

自1993年在上海市试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简称“城市低保制度”)以来，该制度在我国已经走过了十几个寒暑。在这十余年的发展过程中，该制度经历了最初的探索、而后的推广、直到目前的发展完善(以分类救助办法等的形成为标志)等几个阶段。作为“最后的安全网”，城市低保制度实施以来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重要进展。到上个世纪末，全国所有城市都实施了这一制度。制度的覆盖人数在不断扩大，截至2006年底制度覆盖人数达2240.9万人。由于各级政府重视，制度的资金来源较有保障，为推动“应保尽保”与适度提高保障水平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城市低保制度十几年的实践表明：无论在解决社会或整体意义上的贫困问题、还是在解决贫困人群的基本生活问题上，它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城市低保制度最初采取的救助模式笔者称之为“统合救助模型”。它通过确定低保线(贫困线)、并对处于该线以下的贫困人群实施资金或物质补助使其达到低保线的生活水平的办法开展救助工作。可见当时的救助模型对贫困群体采取的是标准划一的救助办法，而对达不到规定标准的救助对象实行补差；至于救助对象内部由于存在种种差别而导致的需求的差异，统合救助模型未能顾及。尽管统合救助模型在低保制度初创阶段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对救助贫困群体的贡献功不可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该模型的不足和缺陷也逐渐明显地暴露出来：

其一，以形式公平掩盖了实质的不公平。采用统一的救助办法(标准)、救助措施，对所有的低保对象而言确实做到了形式上的公平和对等。但事实上，这种公平抹煞了不同救助对象的不同需求，忽视了特殊人群的特殊需求。因此，这种形式上的公平就等同于实质上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实质公平的缺位正是统合救助模型的主要特点。显而易见，这种形式公平与实质公平的对垒是造成低保制度难以满足受助人群需求的症结所在。

其二，平均主义的分配模式制约了保障标准的调整。和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相适应，整体上，低保金的支出有限，保障标准只能采取低起点，而后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但平均主义的低保待遇调整方式妨碍了部分特殊困难群体低保标准的调整幅度，使待遇提高没有在结构层次上体现出差异性，进而影响了低保制度的实际效率。

其三，福利依赖现象长期存在。“能进能出、动态管理”本是低保制度持续运行的前提条件；但是从制度的运行状况来看，“进来容易，出去难”成为困扰低保制度的一个老大难问题。我们在各地调查中都发现存在着一定的有劳动能力低保对象“宁吃低保不工作”的现象。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低保制度对所有对象采取整齐划一、不加区别的救助办法，使制度本应具有的刺激再就业的功能大大减弱。福利依赖现象的加剧违背了低保制度建设的初衷，使社会救助的目标与本质发生了偏移。

其四，一刀切的管理办法妨碍了制度的发展完善。一刀切的管理方式既是导致统合救助模型形成的重要原因，统合救助模型的实施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管理方式。对低保对象采取一刀切的管理方式虽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制度的管理成本，但是却削弱了管理的有效性与合理性。由于这种管理方式不能准确反映、应对不同保障人群的真实需求，实际妨碍了制度的发展完善。

(二)分类救助模型的形成

与统合救助模型对贫困群体采取整齐划一的救助办法不同，分类救助模型基于贫困人群内部的需求差异，通过制定合理、科学的救助标准体系，对不同需求人群实施有差别的救助，是城市低保制度实施模型的新发展。

分类救助的外延可以从两个层次来理解。第一个层次上的分类救助实际上涵盖了目前我国对受助群体所提供的所有的具体救助项目，它是从具体的项目内容上进行的划分。目前，城市社会救助体系除生活救助(低保)外，还有医疗救助、住房救助、教育救助等类项目。因此，这个意义上的分类救助在外延上是对社会救助内容的归类。

第二个层面上的分类救助特指现行城市低保制度在向纵深发展过程中所提出的“分类施保”。这一层面上的分类救助是基于贫困人群所属的类别进行有针对性的救助。根据所属类别，救助对象可以享受到不同比例救助幅度的上调。相对于以往的救助制度而言，分类施保的优越性在于其对救助对象需求的科学认识和分类，避免了以往救助过程的盲目性和随意性，提高了救助效率。

事实上，分类救助这两个层面上的外延划分在现有的政策实施上具有一定的叠合性。在现行的分类施保政策中，部分经济发达的省市已经整合了多维救助项目。本研究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分类救助的第一个层面，但主要是对分类救助第二个层面的研究。

正是在统合救助模型遭遇前述各种发展困境下，民政部近年开始探索建立分类救助制度。2003年3月，民政部颁发《关于按照国务院要求进一步健全城市低保制度的通知》，明确将建立针对贫困群体的医疗救助制度和教育救助制度作为推进城镇低保制度建设的重点项目。当年召开的全国民政厅局长会议则进一步提出城市低保要做到“应保尽保，分类施保(以下多用“分类救助”代替)”的要求。会议结束后，各省市民政部门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积极着手制定、实施分类施保政策。从总体上看，各省分类救助工作的推进比较顺利，截至2006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建立了分类救助制度——当然，由于各种原因，各地分类救助的发展并不平衡，城市之间这方面工作的进展差异较大。分类救助的实施，将我国城市低保制度的建设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各地实施分类救助的实践来看，这一模型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1、救助对象的类别化

分类救助对城市低保对象提供类别化的社会救助。不同困难程度的家庭或个人，都会以其所属的具体类型得到相应的救助。总体而言，当前国内各地享受分类施保、特殊救助的人群主要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大类(具体到每一个城市则存在一定的出入)：第一类是传统的民政救济对象，即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人、抚养人或扶养人的城市孤老和孤儿，习惯上称为“三无”人员。第二类是有特殊困难的低保对象。包括享受低保待遇的70岁以上老人，16岁以下儿童、中小学生和16岁以上的在读学生，重残、重病人员等。除此之外，一些省市还做出了涵盖更广的规定。例如，北京市、吉林省等规定了对分娩孕、产妇的特殊救助；广西、贵州、吉林、青海、海南等省规定了对单亲家庭、多胞胎家庭的救助；还有一些省市规定了对夫妻双方均是下岗职工的低保家庭、以及发生突发性灾难的家庭实行特殊救助。第三类是一些政策照顾对象。对这类人群照顾与否、如何照顾，各省市的差别较大。主要有以下几类人群：享受低保待遇的因公致伤的返城知青；老归侨；军烈属家庭、军人和军转干部；省、市级劳动模范；模范遵守国家政策的家庭，例如独生子女家庭。第四类是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大部分省市都制定一些推动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再就业的激励政策；这类人如因各种原因而未能实现就业，规定可以享受低保待遇，但其获得的保障金不能享受上调一定比例的优惠。

2、救助标准的层次化

在将低保对象区分为不同类型的基础上，制定不同的救助标准。目前国内分类救助的实施标准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每种形式都体现一定的层次：第一种形式是大多数省市所采用的，将特殊对象低保金按月上调一定比例，这一比例通常是10%-30%，有的幅度差更大一些。第二种形式是按一定时限(月、季、年)对特殊对象给予定额的生活补助。采取这一做法的主要有安徽、海南、青海、四川、陕西等几个省份。例如，四川省宜宾市规定，低保对象中，重病、重残者每人每月可増发100元补助，一般病残者每人每月增发50元；在校大中专生每人每月增发100元补助，在校中小学生增发50元。青海省规定，“三无对象”每人每月在原全额享受低保的基础上增发20元保障金；60－69岁的老年人在享受保障金的基础上，每人每月增发10元保障金，70岁以上老年人，每人每月增发20元保障金；残疾人和长期卧床病人也均在原享受保障金基础上，每人每月增发20元保障金；单亲家庭在享受原保障的基础上，每人每月增发10元保障金。第三种形式是保障金不变，但对有特殊困难者给予相应的配套救助。例如，广州市规定，重大疾病的低保户和特困人员可到当地居委会申请重大疾病救助；由居委会核实逐级上报，经区(县级市)民政局批准后，到广州市慈善医院治疗；资助对象可享受每人每年累计最高不超过2万元的医疗资助金。深圳市规定，对在义务教育阶段学习的低保对象，教育部门应当减免学杂费。

3、实施程序的规范化

分类救助超越以往制度缺陷的优越性在于其对救助对象的规范化、针对性管理。由于对救助对象进行了细致的分类，分类救助解决了以往制度管理中的一刀切、简单化的问题。例如对低保对象的监督和管理工作一般是按照对其所划分的类别进行的：北京市规定，对于农村五保、城市“三无”等传统救助对象，各级低保经办机构每半年审核一次；对于收入来源比较明确、变化不大的家庭按季度审核；对于收入来源不固定或不易确定的家庭，一般每月审核一次，必要时随时进行核实。甘肃省将低保对象按人员构成情况分成四类：第一类为城市“三无人员”；第二类为因病因残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和家庭长期无稳定收入的生活困难人员；第三类为在职、失业下岗和具备再就业条件的人员；第四类为待分配期间符合低保条件的普通高校毕业生、城镇退役士兵和其它人员。其中，第一、二类人员半年审核一次，要足额落实补差标准；第三类人员每季度审核一次；第四类人员每月审核一次。此外，目前分类救助的资格审查、准入工作在执行程序上虽和过去基本相同；但是在入户调查、取证、审查等环节要求更加细致、严谨，比对一般低保对象的要求严格。

与统合救助模型对贫困群体采取整齐划一的救助办法不同，分类救助模型基于贫困人群内部的需求差异，通过制定合理、科学的救助标准体系，对不同需求人群实施有差别的救助，是城市低保制度实施模型的新发展。

分类救助的外延可以从两个层次来理解。第一个层次上的分类救助实际上涵盖了目前我国对受助群体所提供的所有的具体救助项目，它是从具体的项目内容上进行的划分。目前，城市社会救助体系除生活救助(低保)外，还有医疗救助、住房救助、教育救助等类项目。因此，这个意义上的分类救助在外延上是对社会救助内容的归类。

第二个层面上的分类救助特指现行城市低保制度在向纵深发展过程中所提出的“分类施保”。这一层面上的分类救助是基于贫困人群所属的类别进行有针对性的救助。根据所属类别，救助对象可以享受到不同比例救助幅度的上调。相对于以往的救助制度而言，分类施保的优越性在于其对救助对象需求的科学认识和分类，避免了以往救助过程的盲目性和随意性，提高了救助效率。

事实上，分类救助这两个层面上的外延划分在现有的政策实施上具有一定的叠合性。在现行的分类施保政策中，部分经济发达的省市已经整合了多维救助项目。本研究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分类救助的第一个层面，但主要是对分类救助第二个层面的研究。

正是在统合救助模型遭遇前述各种发展困境下，民政部近年开始探索建立分类救助制度。2003年3月，民政部颁发《关于按照国务院要求进一步健全城市低保制度的通知》，明确将建立针对贫困群体的医疗救助制度和教育救助制度作为推进城镇低保制度建设的重点项目。当年召开的全国民政厅局长会议则进一步提出城市低保要做到“应保尽保，分类施保(以下多用“分类救助”代替)”的要求。会议结束后，各省市民政部门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积极着手制定、实施分类施保政策。从总体上看，各省分类救助工作的推进比较顺利，截至2006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建立了分类救助制度——当然，由于各种原因，各地分类救助的发展并不平衡，城市之间这方面工作的进展差异较大。分类救助的实施，将我国城市低保制度的建设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各地实施分类救助的实践来看，这一模型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1、救助对象的类别化

分类救助对城市低保对象提供类别化的社会救助。不同困难程度的家庭或个人，都会以其所属的具体类型得到相应的救助。总体而言，当前国内各地享受分类施保、特殊救助的人群主要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大类(具体到每一个城市则存在一定的出入)：第一类是传统的民政救济对象，即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人、抚养人或扶养人的城市孤老和孤儿，习惯上称为“三无”人员。第二类是有特殊困难的低保对象。包括享受低保待遇的70岁以上老人，16岁以下儿童、中小学生和16岁以上的在读学生，重残、重病人员等。除此之外，一些省市还做出了涵盖更广的规定。例如，北京市、吉林省等规定了对分娩孕、产妇的特殊救助；广西、贵州、吉林、青海、海南等省规定了对单亲家庭、多胞胎家庭的救助；还有一些省市规定了对夫妻双方均是下岗职工的低保家庭、以及发生突发性灾难的家庭实行特殊救助。第三类是一些政策照顾对象。对这类人群照顾与否、如何照顾，各省市的差别较大。主要有以下几类人群：享受低保待遇的因公致伤的返城知青；老归侨；军烈属家庭、军人和军转干部；省、市级劳动模范；模范遵守国家政策的家庭，例如独生子女家庭。第四类是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大部分省市都制定一些推动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再就业的激励政策；这类人如因各种原因而未能实现就业，规定可以享受低保待遇，但其获得的保障金不能享受上调一定比例的优惠。

2、救助标准的层次化

在将低保对象区分为不同类型的基础上，制定不同的救助标准。目前国内分类救助的实施标准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每种形式都体现一定的层次：第一种形式是大多数省市所采用的，将特殊对象低保金按月上调一定比例，这一比例通常是10%-30%，有的幅度差更大一些。第二种形式是按一定时限(月、季、年)对特殊对象给予定额的生活补助。采取这一做法的主要有安徽、海南、青海、四川、陕西等几个省份。例如，四川省宜宾市规定，低保对象中，重病、重残者每人每月可増发100元补助，一般病残者每人每月增发50元；在校大中专生每人每月增发100元补助，在校中小学生增发50元。青海省规定，“三无对象”每人每月在原全额享受低保的基础上增发20元保障金；60－69岁的老年人在享受保障金的基础上，每人每月增发10元保障金，70岁以上老年人，每人每月增发20元保障金；残疾人和长期卧床病人也均在原享受保障金基础上，每人每月增发20元保障金；单亲家庭在享受原保障的基础上，每人每月增发10元保障金。第三种形式是保障金不变，但对有特殊困难者给予相应的配套救助。例如，广州市规定，重大疾病的低保户和特困人员可到当地居委会申请重大疾病救助；由居委会核实逐级上报，经区(县级市)民政局批准后，到广州市慈善医院治疗；资助对象可享受每人每年累计最高不超过2万元的医疗资助金。深圳市规定，对在义务教育阶段学习的低保对象，教育部门应当减免学杂费。

3、实施程序的规范化

分类救助超越以往制度缺陷的优越性在于其对救助对象的规范化、针对性管理。由于对救助对象进行了细致的分类，分类救助解决了以往制度管理中的一刀切、简单化的问题。例如对低保对象的监督和管理工作一般是按照对其所划分的类别进行的：北京市规定，对于农村五保、城市“三无”等传统救助对象，各级低保经办机构每半年审核一次；对于收入来源比较明确、变化不大的家庭按季度审核；对于收入来源不固定或不易确定的家庭，一般每月审核一次，必要时随时进行核实。甘肃省将低保对象按人员构成情况分成四类：第一类为城市“三无人员”；第二类为因病因残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和家庭长期无稳定收入的生活困难人员；第三类为在职、失业下岗和具备再就业条件的人员；第四类为待分配期间符合低保条件的普通高校毕业生、城镇退役士兵和其它人员。其中，第一、二类人员半年审核一次，要足额落实补差标准；第三类人员每季度审核一次；第四类人员每月审核一次。此外，目前分类救助的资格审查、准入工作在执行程序上虽和过去基本相同；但是在入户调查、取证、审查等环节要求更加细致、严谨，比对一般低保对象的要求严格。

二、分类救助模型的实施效果

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演变也有其相应的“生命周期”，包括产生、成长、高峰、衰退和消亡等阶段。它在实践其使命时，势必要求对其自身的发展做出有效回应。城市低保制度十余年的发展历史，就是对社会现实不断做出积极回应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制度逐步向更高层级。分类救助的实施进一步完善了新时期下我国的社会救助体系，在实现“应保尽保”、为困难群众排忧解难方面起到了更为积极的作用。

(一)分类救助的实施较大范围地惠及了特殊救助对象，提高了制度对特殊救助对象实际需求的满足程度

享受分类救助的主要有低保对象中的“三无”人员、重病重残人员、高龄老人、在读中小学生等，此外还有一些政策优抚对象。因此，救助对象的类型比较丰富，已经能够涵盖大部分低保对象。所以分类救助在某种程度上看，是在大范围内提高对低保对象的救助水平。从政策的执行效果来看，根据我们的调查，有一定数量的社区，其享受分类救助(按月上调保障金)的家庭占低保家庭总数的80%以上。细分地区，进行交互列联分析后，则可以发现，某些城市享受分类施保的家庭所占的比例更高。例如，在哈尔滨所调查的30个社区中，有多达26个社区，80%以上的低保家庭享受了分类救助的政策。根据各地民政部门2005年的工作报告，分类救助工作也是成果显著。以北京为例，截至2005年底，民政部门已为近6万“三无”人员、五保对象、老年人、未成年人、重残人等特殊困难对象按当年低保标准的10%上浮了救助标准。

表1：各地享受分类救助的家庭占低保家庭总数的比例

20%以下

21%-40%

41%-60%

61-80%

81%-100%

合计

家庭数

67

70

48

6

56

247

所占百分比

27%

29%

19%

2%

23%

100%

表2：各社区享受分类救助的家庭占低保家庭总数的比例分布

20%以下

21%-40%

41%-60%

61%-80%

81%以上

合计

沈阳

15

16

2

8

41

哈尔滨

1

3

1

26

31

兰州

1

1

5

7

西安

11

7

10

4

32

天津

8

17

6

1

32

南宁

7

10

(二)分类救助政策的实施使政府的救助工作更加具有针对性

医疗、子女教育与住房问题是当今城市居民的新“三座大山”，更是低保家庭面临的突出难题。分类救助政策的实施使重病、重残人员，有在读子女的低保家庭等受益，不少低保家庭还享受廉租住房待遇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些家庭的燃眉之急。调查表明，83%的低保户认为获得分类救助支持后家庭的生活状况有所好转。截至2005年底，上海市共计实施医疗救助对象30.54万人次，累计支出救助金额2.83亿元，人均救助927元。接受救助金额最大的人群是患大病重病的低保对象。上海市还用去廉租住房资金14095.26万元，共有15.45万户低保家庭享受了房租减免政策，1.43万户享受了廉租房政策。深圳市在2000年全市只有几百人次低保对象报销基本医疗费用，报销金额只有几十万元。而2004年则共有12000多名低保对象、7万人次，报销基本医疗费用330万元。从2000年至2005年8月，全市低保对象基本医疗救助金共支出1000多万元，救助低保对象达25万人次。低保对象的门诊医疗费用得到了较好解决，重病医治问题也得到相当程度上的缓解。

表3：享受分类救助项目的原因

频数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本人或家人患有重大疾病

130

23.94%

23.94%

本人或家人为70岁以上的老年人

54

9.94%

33.89%

本人或家人为儿童或在读的中小学生

93

17.13%

51.01%

多子女家庭

5

0.92%

51.93%

本人属“三无”对象

44

8.10%

60.04%

本人或家人为重度残疾人

124

22.84%

82.87%

本人或家人为享受低保待遇的老归侨

2

0.37%

83.24%

其它

91

16.76%

100.00%

合计

543

100.00%

(三)分类救助政策的实施为推动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再就业、减少与缓解“福利依赖”现象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大部分省份都出台了关于促进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再就业、实施救助制度与再就业制度联动的相关措施。普遍的做法一是开展就业培训；二是对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劳动部门优先推荐就业。除此之外，一些地区还出台了一些补充措施。例如北京、上海、湖北、江苏正在实施的“救助渐退”政策，即低保对象在实际再就业、获得稳定收入后，低保管理部门并不是马上让其退出低保的保障，而是给予一定期限作为缓冲，作为对低保对象再就业的实际鼓励措施之一。此外，有些省市还另外推出一些就业奖励，例如北京市规定，有劳动能力者就业后可享受就业奖励，即本市当年最低工资标准与城市低保标准的差额部分不计入家庭收入。上海市则将低保对象的就业奖励从每月100元提高至180元。在再就业联动方面，从全国范围看，成效较好的是上海市。到2005年6月底，上海市有15个区县连续12个月低保退出人数大于进入人数，2005年6月底全市领取政府救助的人数较2004年12月底净减少2.53万人，其中领取低保的家庭覆盖人数净减少1.88万人，减幅达4.7%。当然，由于分类施保政策还处在探索阶段，某些具体的政策规定与再就业机制之间还存在一些衔接不善之处。这在下文中将具体分析。

(四)少数发达省市在制定分类救助政策时初步考虑了对低保边缘人群的救助

边缘人群的救助问题自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以来，一直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这些边缘家庭或边缘人群虽然收入水平高于低保线，但依然是城镇低收入群体；而他们又可能或多或少面临着一些急待解决的重大困难，例如医疗、子女教育困难、住房困难等。在一些情况下，这些人群的生活状况甚至还不如低保人群(因为低保人群有保障待遇)。分类救助政策提出后，其根本理念是分类救助、有针对性地解决困难人群和困难家庭的实际问题。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部分省市将分类救助办法创新性地扩展到对边缘人群的救助上。例如，江苏省个别城市对家庭人均收入高于当地保障标准但低于该标准1.5倍的家庭，实行对患重大疾病人员特殊生活保障的救助政策，减轻了这部分家庭的实际负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部分家庭因病致贫的压力与可能性。这一做法使国家针对城镇贫困人口的救助措施更为科学合理，借得肯定和推广。但由于各地经济发展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及其它原因，这一工作在全国的开展很不平衡。

(五)各级民政部门实施分类救助的措施得力，推动了分类救助工作的开展

分类救助政策出台后、上至民政部、省民政厅(局)，下至街道社保所(民政科)、社区低保员，都对这一政策的实施十分重视，在政策的具体执行和政策监督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们的努力为分类救助工作的顺利开展，“应保尽保、分类施保”目标的达成起了十分重要、基本的作用。首先是基层低保工作人员的工作比较细致、到位。我们在居民问卷中设计了相关问题调查低保对象得知分类救助相关信息、获得分类施保相关待遇的途径。调查显示，获知相关信息的渠道主要是居委会宣传(在895个有效样本中，有508个样本是通过此种途径，约占57%)；获得相关待遇的渠道主要是政府自动上调(在577个有效样本中，有401个是通过这一渠道，约占70%)。由此足见基层分类救助工作的积极效果。其次，市、区各级政府也对分类救助工作给予了充分重视，监督、指导工作比较到位。大部分市、区民政部门对于所属机构的分类救助工作督导频率为每月一次或每季度一次。一些省份，例如广西省、吉林省还将落实分类施保工作作为评选先进低保单位的硬指标，从而有效地推动了分类救助工作的开展。

表4：上级单位对本机构分类救助工作的督导频率

频数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从来没有

4

1.30%

1.30%

每月1次

93

30.19%

31.49%

每季度一次

119

38.64%

70.13%

每半年一次

45

14.61%

84.74%

每年一次

33

10.71%

95.45%

其它

14

4.55%

100.00%

合计

308

100.00%

三、分类救助模型存在的主要问题

分类救助办法在全国各地的逐步实施是我国城市居民低保制度走向完善的关键步骤和重要标志，取得的成就是令人瞩目的。然而，由于受多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尤其是这一办法出台的时间还十分短暂，因而，它在实际开展的过程中，也暴露了不少这一制度本身存在的或与之相关的各种不足和问题，应当引起足够的关注和充分的重视。根据我们的调查，当前分类施保制度存在的问题可以划归为以下几大方面：

(一)开展分类救助工作的前提和基础的分类标准的制定比较粗疏

分类救助是社会救助制度发展完善过程中的一大进步，但是就当前的这些分类而言，还是显得过于笼统。例如，“三无”人员中还能细分为有劳动能力、生活能自理、生活半自理与生活不能自理几类，很显然，他们的生活成本是不相同的，因此政策照顾的力度也应有所区别。又如，70岁以上的老人也可分身体健康与身患疾病两类不同人群。重病、重残人员的消费也视疾病和伤残种类、病情不同而有差异。在学生群体中，大学生的学费与生活费开支与中、小学生就有天壤之别。我们在哈尔滨市南岗区龙泰社区调查时，一位低保户向我们倾诉，一年前儿子上大学时家里欢天喜地，但儿子上学后，家里的日子就更加难过了。一家人不仅节衣缩食，还东拼西凑、四处借钱，现在还欠着几千元的债务。大学一年的学费5000多元，新一学年的学费又即将催缴了，老两口现在快愁白了头。

(二)对存在特殊困难低保对象救助的力度不足

这与整体保障标准较低有一定的相关性。根据我们的调查，享受分类救助政策的低保户每月多领取的低保金平均仅为30.96元。接受调查的低保户中，83%认为获得“分类施保”救助项目使家庭的生活状况有所好转；但其中只有17%的人认为生活状况“好多了”，其余66%的人都表示“还是不够用的”；另有17%的低保对象甚至认为接受分类救助后其生活“没有什么变化”。

我们在针对社区低保干事的问卷中将低保对象划分为七类人群，并设计了一个问题：当前的低保标准是否能满足这些低保对象的实际需求？调查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5：针对不同对象的救助标准是否能够满足实际需要

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

“三无”

人员

享受城市低保待遇的老归侨

享受低保待遇的因公致残知青

享受城市低保待遇的70岁以上老人

享受低保的16岁以下儿童、中小学生(含16岁以上在读)

享受城市低保待遇的重残人

偏高

72(24.7%)

6(2.1%)

6(4.8%)

6(4.3%)

8(3.3%)

13(5.1%)

11(4.2%)

合适

128(44%)

98(34.8%)

47(37.3%)

38(27%)

99(41.1%)

105(40.9%)

103(39%)

说不准

49(16.8%)

26(9.2%)

39(31%)

43(30.5%)

24(10%)

31(12.1%)

27(10.2%)

偏低

42(14.4%)

152(53.9%)

34(27%)

54(38.3%)

110(45.6%)

108(42%)

123(46.6%)

合计

291(100%)

282(100%)

从上表可以看出，认为当前的低保标准对于享受低保待遇的“三无”人员、重残人、70岁以上老人、儿童及学生而言尤其偏低的选择比例比较高，比例分别为53.9%、46.6%、45.6%和42%。而这些恰恰都是分类救助政策应该重点照顾的对象。

第三，贫困边缘群体难以被现行制度覆盖。由于各地低保标准一般都规定得比较低，因而能够享受低保补助的人员比较有限。这样，尽管一些个人和家庭有特殊困难，但由于家庭人均月收入高于低保标准，因而难以被低保制度覆盖，也就不能享受分类救助的待遇。这些个人或家庭的实际生活因之可能比普通低保户还要困难。在访谈中，不少低保干部一再反映“边缘户”的问题比较棘手。哈尔滨市南岗区荣市街道的一位社区低保员给我们举了一个案例：当地某企业有一位高位截瘫的工人，因公受伤。单位效益不好，已经不发工资了，每月只给了440元的工伤补助。哈尔滨市的低保标准是200元，这样他就办不了低保；办不了低保，就意味着他没有任何医疗救助；而这440元连他每月的医药费都难以担负，更别提温饱了。当地还有这样一户家庭，3口人，老母亲带着两个成年但未婚的儿子过日子。母亲的退休金是每月400元；哥哥有劳动能力，打短工一月也能挣几百元，但弟弟是重度智残。按人均收入核算，这一家人的人均收入超过了200元，不能享受低保，但这个家庭还是很困难的。此类个案不胜枚举。

第四，与再就业机制缺乏有效衔接。主要表现在其一，对低保对象再就业的鼓励和支持的政策力度不足。对低保对象再就业的鼓励和支持政策包括对低保对象的就业培训和对再就业低保人员的优惠政策。但根据我们的调查，二者的政策力度都明显不足。从就业培训来看，受访低保对象中75%接受过政府提供的就业培训，但是只有34%认为这些就业培训有用。从对再就业低保人员的优惠政策来看，不少城市都采取了“救助渐退”的政策，但规定的时间太短，一般不超过三个月，政策效果多不理想。其二，配套救助措施增加了低保制度的含金量，削弱了低保人员找工作的积极性。纳人低保的困难家庭，尽管所获得的低保金不高，但除此之外，他们还可能够获得一些配套救助。例如在北京，低保对象每人每月可享受40元的粮油帮困卡、廉租房的政策优惠、医疗救助和公共交通救助等，这些配套措施加大了低保的含金量。

此外，低保人员一旦有人参加工作，获得收入，就有可能退出低保。然而，他们的收入普遍不高，扣除就业成本，与低保金就相差无几了。而相应地，他们却失去了原先所拥有的配套救助，很可能“得不偿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拒绝就业、享受低保。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不少社区对隐性就业的监管不力，使解决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再就业的工作变得更加复杂。

第五，分类救助资金的配置存在一定的平均主义现象。分类救助资金大多没有专门的渠道，一般从低保资金里统一划拨。而低保资金则一般由国家财政、省财政的转移支付，市财政拨付和区财政配套四部分构成，其中，以市、区两级财政为主。但即使同在一个市，不同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是有差异的，因此各区财政能力也有所不同。而目前大部分地区的低保资金筹集机制中存在着平均主义的倾向，即市财政给各区的拨付比例固定，各区所要自筹的资金比例也是相同的。如此就引发了一个问题：财政困难的区在资金筹措方面难免捉襟见肘；而资金不到位，又极大地影响了低保工作的正常开展，尤其是分类救助工作的进展。

第六，立法工作的滞后妨碍了分类救助工作的推进。分类救助政策的实施，对低保工作的开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对申请对象家庭经济状况的调查需要更加仔细，对申请家庭成员个人情况的核实需要更加严格，与相关部门的配合需要更加密切。然而，调查发现、上述必要的工作尚不尽如人意。主要表现为：

其一，一些必要的工作手段、方法或程序由于缺乏权威的依据而难以采用。相关法规只确定了制度准人的条件，即家庭人均月收入与家庭固定财产低于某一固定值；但是却没有明确规定核查这些条件的手段。通过法律手段审查银行账户等是核查收入的最为有效的方法，但由于民政部门不是权威执法机构，不具备审查银行账户的合法性。在实际工作中，工作人员只能依靠人户调查、定期公示、群众举报等原始的、经验的方式来审核申请人是否具有低保资格。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不可控制的人为因素。一方面，申请人若想隐瞒财产或收入状况就比较容易。调查显示，社区低保员在工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第一位就是人户核查(填答者中61.6%选择了此项)。另一方面，就政策执行者而言，由于缺乏权威依据，一些违规行为也可能滋生，如办理“人情低保”现象。

其二，各部门、各地区(市区、街道、社区等)等

相互之间的衔接、配合不力。分类救助工作需要与多种政府、社会部门配合：低保家庭中有在读子女时，需要教育部门出具证明；有疾病、伤残人员时，需要医疗部门出具证明；低保对象有无劳动能力需要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出具鉴定。在这一过程中，申请人出具的证明可能与真实情况不符，因此就需要工作人员核实。但社区低保员前去调查时，有些部门却不一定配合。此外，在民政部门内部，各街道、社区间的低保审核与监督工作各自为阵，缺乏有效的合作。

完善分类救助模型的政策选择

(一)适当提高低保的补助标准，扩大分类救助的覆盖面。

分类救助采取差异性的救助方式(标准)，以不同的系数替代了以往“一刀切”的做法，为受助人群提供了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救助。但从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低保补助的标准仍然偏低，制约了分类救助标准的提高。部分受助人群即使全额享受了低保救助，或者辅以其他配套措施，他们最基本的生活水平仍然很难得到满足。因此，我们主张，首先，各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科学测定的基础上适当提高低保的补助标准。使所有贫困人员或家庭尤其是其中的特困人群维持最基本生存的需求能够得到必要的满足。其次，扩大低保制度的覆盖面也应该从制度的设计上进行回应。现行的分类救助使大部分贫困人群享受到社会安全网的托底支持，但是还有一部分人群(家庭月人均收入虽高于各地的贫困线，但由于各种原因实际生活十分困难)却徘徊在制度的，难以进入。享受分类救助的人员由于制度上的支持多少保障了其基本的生活需求，但是对那些贫困边缘户人员而言由于没有制度上的支持而他们自身也没有能力改变不利处境，他们的生活就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泥潭。因此，我们主张，在低保标准适当提高的情况下，分类救助办法可将贫困边缘户人员纳入其中通盘考虑。关于应对何种处于贫困边缘的群体实施分类救助以及应以何种方式实现对这一群体的救助，各个省市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采取不同的办法与形式。

(二)在完善分类办法的基础上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分类救助标准体系

我国分类救助政策的出台和发展还仅仅只有几年的时间。因此，这一制度还很不成熟，其中作为制度基础或前提的分类办法就存在着比较粗疏的缺陷，影响和制约了制度功能的有效发挥。

在访谈中，不少低保工作人员对此问题发表了意见。例如，沈阳市大东区长安街道的一位社区低保员就指出：“低保实施标准整体而言是比较合适的。但从细处说，还需要考虑各年龄群体的消费水平差异。例如，老年人和中年人、青年人的消费水平是不一样的，政策制定时应该多考虑这些方面的问题。”还有低保工作人员认为分类施保办法还应该考虑家庭人口数的多少，因为共同生活的人越多，人均必需品的消费就越低。

如前所述，基层低保工作者认为当前的低保标准对于享受低保待遇的“三无”人员、重残人、70岁以上老人、儿童及学生而言尤其偏低，而这些恰恰都是分类救助政策应该重点照顾的对象。当然，对这几类特殊困难人群，其具体情况也比较复杂，例如低保对象中的高龄老人，就可划分为身体健康、生活能自理；生活半自理；生活不能自理等各种情况，每种情况的实际需求显然不同。因此，对大家公认的重点照顾对象，也有必要做更细致的分类，以确定救助的关键人群。建议政府部门根据对低保对象的更为科学、合理、细致的分类，更进一步考虑和归纳不同人群的特点和需求，深入细化分类救助的办法，实施多种救助方式，以更好地满足这些特殊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需求。

(三)强化分类救助促进再就业的功能。

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者，应建立规范化的具有激励作用的保障标准和支付方式，防止其对保障金的消极依赖。为促进有劳动能力低保对象再就业，我们建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其一，在保障标准上，进一步扩大有劳动能力的贫困者与无劳动能力的贫困者之间的差别；其二，民政部门不仅应积极配合劳动部门加强对低保对象再就业的培训，同时要注意改进培训方式与培训内容，使之真正切合低保对象的就业需要。其三，对有劳动能力低保对象的保障待遇在支付方式上尽量避免直接的现

金支付。各社区可以积极发展社区服务和公共服务，为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提供临时性就业岗位，将救助金转化为推动其工作的劳动津贴。

(四)通过立法手段规范分类救助的实施程序。

基层低保工作者在对受助人员进行具体的资格取证时经常遇到相关部门、人员的“不合作”的问题，更常表现为来自其他部门的不理解、不协作或证明造假的问题。究其根源，是具有强制性的相关立法的滞后。因此，我们主张国家通过相应的立法，为分类救助的取证、实施过程制定明确的程序规范，从法律层面保障取证过程、实施过程的合法化、正当化和强制力。作为低保实施主体的民政部门与相关部门及社会方方面面的密切配合与有效合作将极大地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此外，相关立法和具体规范、措施的出台也将有力地约束工作人员的工作内容，以减少工作的随意性和肆意性。部分工作人员由于自身能力或出于“人情”的压力存在不按章办事的现象，这不仅是对救助本质的违背，而且会造成极恶劣的社会影响。

低保制度范文篇8

(一)统合救助模型的缺陷

自1993年在上海市试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简称“城市低保制度”)以来，该制度在我国已经走过了十几个寒暑。在这十余年的发展过程中，该制度经历了最初的探索、而后的推广、直到目前的发展完善(以分类救助办法等的形成为标志)等几个阶段。作为“最后的安全网”，城市低保制度实施以来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重要进展。到上个世纪末，全国所有城市都实施了这一制度。制度的覆盖人数在不断扩大，截至2006年底制度覆盖人数达2240.9万人。由于各级政府重视，制度的资金来源较有保障，为推动“应保尽保”与适度提高保障水平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城市低保制度十几年的实践表明：无论在解决社会或整体意义上的贫困问题、还是在解决贫困人群的基本生活问题上，它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城市低保制度最初采取的救助模式笔者称之为“统合救助模型”。它通过确定低保线(贫困线)、并对处于该线以下的贫困人群实施资金或物质补助使其达到低保线的生活水平的办法开展救助工作。可见当时的救助模型对贫困群体采取的是标准划一的救助办法，而对达不到规定标准的救助对象实行补差；至于救助对象内部由于存在种种差别而导致的需求的差异，统合救助模型未能顾及。尽管统合救助模型在低保制度初创阶段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对救助贫困群体的贡献功不可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该模型的不足和缺陷也逐渐明显地暴露出来：

其一，以形式公平掩盖了实质的不公平。采用统一的救助办法(标准)、救助措施，对所有的低保对象而言确实做到了形式上的公平和对等。但事实上，这种公平抹煞了不同救助对象的不同需求，忽视了特殊人群的特殊需求。因此，这种形式上的公平就等同于实质上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实质公平的缺位正是统合救助模型的主要特点。显而易见，这种形式公平与实质公平的对垒是造成低保制度难以满足受助人群需求的症结所在。

其二，平均主义的分配模式制约了保障标准的调整。和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相适应，整体上，低保金的支出有限，保障标准只能采取低起点，而后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但平均主义的低保待遇调整方式妨碍了部分特殊困难群体低保标准的调整幅度，使待遇提高没有在结构层次上体现出差异性，进而影响了低保制度的实际效率。

其三，福利依赖现象长期存在。“能进能出、动态管理”本是低保制度持续运行的前提条件；但是从制度的运行状况来看，“进来容易，出去难”成为困扰低保制度的一个老大难问题。我们在各地调查中都发现存在着一定的有劳动能力低保对象“宁吃低保不工作”的现象。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低保制度对所有对象采取整齐划一、不加区别的救助办法，使制度本应具有的刺激再就业的功能大大减弱。福利依赖现象的加剧违背了低保制度建设的初衷，使社会救助的目标与本质发生了偏移。

其四，一刀切的管理办法妨碍了制度的发展完善。一刀切的管理方式既是导致统合救助模型形成的重要原因，统合救助模型的实施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管理方式。对低保对象采取一刀切的管理方式虽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制度的管理成本，但是却削弱了管理的有效性与合理性。由于这种管理方式不能准确反映、应对不同保障人群的真实需求，实际妨碍了制度的发展完善。

(二)分类救助模型的形成

与统合救助模型对贫困群体采取整齐划一的救助办法不同，分类救助模型基于贫困人群内部的需求差异，通过制定合理、科学的救助标准体系，对不同需求人群实施有差别的救助，是城市低保制度实施模型的新发展。

分类救助的外延可以从两个层次来理解。第一个层次上的分类救助实际上涵盖了目前我国对受助群体所提供的所有的具体救助项目，它是从具体的项目内容上进行的划分。目前，城市社会救助体系除生活救助(低保)外，还有医疗救助、住房救助、教育救助等类项目。因此，这个意义上的分类救助在外延上是对社会救助内容的归类。

第二个层面上的分类救助特指现行城市低保制度在向纵深发展过程中所提出的“分类施保”。这一层面上的分类救助是基于贫困人群所属的类别进行有针对性的救助。根据所属类别，救助对象可以享受到不同比例救助幅度的上调。相对于以往的救助制度而言，分类施保的优越性在于其对救助对象需求的科学认识和分类，避免了以往救助过程的盲目性和随意性，提高了救助效率。

事实上，分类救助这两个层面上的外延划分在现有的政策实施上具有一定的叠合性。在现行的分类施保政策中，部分经济发达的省市已经整合了多维救助项目。本研究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分类救助的第一个层面，但主要是对分类救助第二个层面的研究。

正是在统合救助模型遭遇前述各种发展困境下，民政部近年开始探索建立分类救助制度。2003年3月，民政部颁发《关于按照国务院要求进一步健全城市低保制度的通知》，明确将建立针对贫困群体的医疗救助制度和教育救助制度作为推进城镇低保制度建设的重点项目。当年召开的全国民政厅局长会议则进一步提出城市低保要做到“应保尽保，分类施保(以下多用“分类救助”代替)”的要求。会议结束后，各省市民政部门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积极着手制定、实施分类施保政策。从总体上看，各省分类救助工作的推进比较顺利，截至2006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建立了分类救助制度——当然，由于各种原因，各地分类救助的发展并不平衡，城市之间这方面工作的进展差异较大。分类救助的实施，将我国城市低保制度的建设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各地实施分类救助的实践来看，这一模型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1、救助对象的类别化

分类救助对城市低保对象提供类别化的社会救助。不同困难程度的家庭或个人，都会以其所属的具体类型得到相应的救助。总体而言，当前国内各地享受分类施保、特殊救助的人群主要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大类(具体到每一个城市则存在一定的出入)：第一类是传统的民政救济对象，即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人、抚养人或扶养人的城市孤老和孤儿，习惯上称为“三无”人员。第二类是有特殊困难的低保对象。包括享受低保待遇的70岁以上老人，16岁以下儿童、中小学生和16岁以上的在读学生，重残、重病人员等。除此之外，一些省市还做出了涵盖更广的规定。例如，北京市、吉林省等规定了对分娩孕、产妇的特殊救助；广西、贵州、吉林、青海、海南等省规定了对单亲家庭、多胞胎家庭的救助；还有一些省市规定了对夫妻双方均是下岗职工的低保家庭、以及发生突发性灾难的家庭实行特殊救助。第三类是一些政策照顾对象。对这类人群照顾与否、如何照顾，各省市的差别较大。主要有以下几类人群：享受低保待遇的因公致伤的返城知青；老归侨；军烈属家庭、军人和军转干部；省、市级劳动模范；模范遵守国家政策的家庭，例如独生子女家庭。第四类是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大部分省市都制定一些推动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再就业的激励政策；这类人如因各种原因而未能实现就业，规定可以享受低保待遇，但其获得的保障金不能享受上调一定比例的优惠。

2、救助标准的层次化

在将低保对象区分为不同类型的基础上，制定不同的救助标准。目前国内分类救助的实施标准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每种形式都体现一定的层次：第一种形式是大多数省市所采用的，将特殊对象低保金按月上调一定比例，这一比例通常是10%-30%，有的幅度差更大一些。第二种形式是按一定时限(月、季、年)对特殊对象给予定额的生活补助。采取这一做法的主要有安徽、海南、青海、四川、陕西等几个省份。例如，四川省宜宾市规定，低保对象中，重病、重残者每人每月可増发100元补助，一般病残者每人每月增发50元；在校大中专生每人每月增发100元补助，在校中小学生增发50元。青海省规定，“三无对象”每人每月在原全额享受低保的基础上增发20元保障金；60－69岁的老年人在享受保障金的基础上，每人每月增发10元保障金，70岁以上老年人，每人每月增发20元保障金；残疾人和长期卧床病人也均在原享受保障金基础上，每人每月增发20元保障金；单亲家庭在享受原保障的基础上，每人每月增发10元保障金。第三种形式是保障金不变，但对有特殊困难者给予相应的配套救助。例如，广州市规定，重大疾病的低保户和特困人员可到当地居委会申请重大疾病救助；由居委会核实逐级上报，经区(县级市)民政局批准后，到广州市慈善医院治疗；资助对象可享受每人每年累计最高不超过2万元的医疗资助金。深圳市规定，对在义务教育阶段学习的低保对象，教育部门应当减免学杂费。

3、实施程序的规范化

分类救助超越以往制度缺陷的优越性在于其对救助对象的规范化、针对性管理。由于对救助对象进行了细致的分类，分类救助解决了以往制度管理中的一刀切、简单化的问题。例如对低保对象的监督和管理工作一般是按照对其所划分的类别进行的：北京市规定，对于农村五保、城市“三无”等传统救助对象，各级低保经办机构每半年审核一次；对于收入来源比较明确、变化不大的家庭按季度审核；对于收入来源不固定或不易确定的家庭，一般每月审核一次，必要时随时进行核实。甘肃省将低保对象按人员构成情况分成四类：第一类为城市“三无人员”；第二类为因病因残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和家庭长期无稳定收入的生活困难人员；第三类为在职、失业下岗和具备再就业条件的人员；第四类为待分配期间符合低保条件的普通高校毕业生、城镇退役士兵和其它人员。其中，第一、二类人员半年审核一次，要足额落实补差标准；第三类人员每季度审核一次；第四类人员每月审核一次。此外，目前分类救助的资格审查、准入工作在执行程序上虽和过去基本相同；但是在入户调查、取证、审查等环节要求更加细致、严谨，比对一般低保对象的要求严格。

与统合救助模型对贫困群体采取整齐划一的救助办法不同，分类救助模型基于贫困人群内部的需求差异，通过制定合理、科学的救助标准体系，对不同需求人群实施有差别的救助，是城市低保制度实施模型的新发展。

分类救助的外延可以从两个层次来理解。第一个层次上的分类救助实际上涵盖了目前我国对受助群体所提供的所有的具体救助项目，它是从具体的项目内容上进行的划分。目前，城市社会救助体系除生活救助(低保)外，还有医疗救助、住房救助、教育救助等类项目。因此，这个意义上的分类救助在外延上是对社会救助内容的归类。

第二个层面上的分类救助特指现行城市低保制度在向纵深发展过程中所提出的“分类施保”。这一层面上的分类救助是基于贫困人群所属的类别进行有针对性的救助。根据所属类别，救助对象可以享受到不同比例救助幅度的上调。相对于以往的救助制度而言，分类施保的优越性在于其对救助对象需求的科学认识和分类，避免了以往救助过程的盲目性和随意性，提高了救助效率。

事实上，分类救助这两个层面上的外延划分在现有的政策实施上具有一定的叠合性。在现行的分类施保政策中，部分经济发达的省市已经整合了多维救助项目。本研究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分类救助的第一个层面，但主要是对分类救助第二个层面的研究。

正是在统合救助模型遭遇前述各种发展困境下，民政部近年开始探索建立分类救助制度。2003年3月，民政部颁发《关于按照国务院要求进一步健全城市低保制度的通知》，明确将建立针对贫困群体的医疗救助制度和教育救助制度作为推进城镇低保制度建设的重点项目。当年召开的全国民政厅局长会议则进一步提出城市低保要做到“应保尽保，分类施保(以下多用“分类救助”代替)”的要求。会议结束后，各省市民政部门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积极着手制定、实施分类施保政策。从总体上看，各省分类救助工作的推进比较顺利，截至2006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建立了分类救助制度——当然，由于各种原因，各地分类救助的发展并不平衡，城市之间这方面工作的进展差异较大。分类救助的实施，将我国城市低保制度的建设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各地实施分类救助的实践来看，这一模型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1、救助对象的类别化

分类救助对城市低保对象提供类别化的社会救助。不同困难程度的家庭或个人，都会以其所属的具体类型得到相应的救助。总体而言，当前国内各地享受分类施保、特殊救助的人群主要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大类(具体到每一个城市则存在一定的出入)：第一类是传统的民政救济对象，即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人、抚养人或扶养人的城市孤老和孤儿，习惯上称为“三无”人员。第二类是有特殊困难的低保对象。包括享受低保待遇的70岁以上老人，16岁以下儿童、中小学生和16岁以上的在读学生，重残、重病人员等。除此之外，一些省市还做出了涵盖更广的规定。例如，北京市、吉林省等规定了对分娩孕、产妇的特殊救助；广西、贵州、吉林、青海、海南等省规定了对单亲家庭、多胞胎家庭的救助；还有一些省市规定了对夫妻双方均是下岗职工的低保家庭、以及发生突发性灾难的家庭实行特殊救助。第三类是一些政策照顾对象。对这类人群照顾与否、如何照顾，各省市的差别较大。主要有以下几类人群：享受低保待遇的因公致伤的返城知青；老归侨；军烈属家庭、军人和军转干部；省、市级劳动模范；模范遵守国家政策的家庭，例如独生子女家庭。第四类是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大部分省市都制定一些推动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再就业的激励政策；这类人如因各种原因而未能实现就业，规定可以享受低保待遇，但其获得的保障金不能享受上调一定比例的优惠。

2、救助标准的层次化

在将低保对象区分为不同类型的基础上，制定不同的救助标准。目前国内分类救助的实施标准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每种形式都体现一定的层次：第一种形式是大多数省市所采用的，将特殊对象低保金按月上调一定比例，这一比例通常是10%-30%，有的幅度差更大一些。第二种形式是按一定时限(月、季、年)对特殊对象给予定额的生活补助。采取这一做法的主要有安徽、海南、青海、四川、陕西等几个省份。例如，四川省宜宾市规定，低保对象中，重病、重残者每人每月可増发100元补助，一般病残者每人每月增发50元；在校大中专生每人每月增发100元补助，在校中小学生增发50元。青海省规定，“三无对象”每人每月在原全额享受低保的基础上增发20元保障金；60－69岁的老年人在享受保障金的基础上，每人每月增发10元保障金，70岁以上老年人，每人每月增发20元保障金；残疾人和长期卧床病人也均在原享受保障金基础上，每人每月增发20元保障金；单亲家庭在享受原保障的基础上，每人每月增发10元保障金。第三种形式是保障金不变，但对有特殊困难者给予相应的配套救助。例如，广州市规定，重大疾病的低保户和特困人员可到当地居委会申请重大疾病救助；由居委会核实逐级上报，经区(县级市)民政局批准后，到广州市慈善医院治疗；资助对象可享受每人每年累计最高不超过2万元的医疗资助金。深圳市规定，对在义务教育阶段学习的低保对象，教育部门应当减免学杂费。

3、实施程序的规范化

分类救助超越以往制度缺陷的优越性在于其对救助对象的规范化、针对性管理。由于对救助对象进行了细致的分类，分类救助解决了以往制度管理中的一刀切、简单化的问题。例如对低保对象的监督和管理工作一般是按照对其所划分的类别进行的：北京市规定，对于农村五保、城市“三无”等传统救助对象，各级低保经办机构每半年审核一次；对于收入来源比较明确、变化不大的家庭按季度审核；对于收入来源不固定或不易确定的家庭，一般每月审核一次，必要时随时进行核实。甘肃省将低保对象按人员构成情况分成四类：第一类为城市“三无人员”；第二类为因病因残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和家庭长期无稳定收入的生活困难人员；第三类为在职、失业下岗和具备再就业条件的人员；第四类为待分配期间符合低保条件的普通高校毕业生、城镇退役士兵和其它人员。其中，第一、二类人员半年审核一次，要足额落实补差标准；第三类人员每季度审核一次；第四类人员每月审核一次。此外，目前分类救助的资格审查、准入工作在执行程序上虽和过去基本相同；但是在入户调查、取证、审查等环节要求更加细致、严谨，比对一般低保对象的要求严格。

二、分类救助模型的实施效果

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演变也有其相应的“生命周期”，包括产生、成长、高峰、衰退和消亡等阶段。它在实践其使命时，势必要求对其自身的发展做出有效回应。城市低保制度十余年的发展历史，就是对社会现实不断做出积极回应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制度逐步向更高层级。分类救助的实施进一步完善了新时期下我国的社会救助体系，在实现“应保尽保”、为困难群众排忧解难方面起到了更为积极的作用。

(一)分类救助的实施较大范围地惠及了特殊救助对象，提高了制度对特殊救助对象实际需求的满足程度

享受分类救助的主要有低保对象中的“三无”人员、重病重残人员、高龄老人、在读中小学生等，此外还有一些政策优抚对象。因此，救助对象的类型比较丰富，已经能够涵盖大部分低保对象。所以分类救助在某种程度上看，是在大范围内提高对低保对象的救助水平。从政策的执行效果来看，根据我们的调查，有一定数量的社区，其享受分类救助(按月上调保障金)的家庭占低保家庭总数的80%以上。细分地区，进行交互列联分析后，则可以发现，某些城市享受分类施保的家庭所占的比例更高。例如，在哈尔滨所调查的30个社区中，有多达26个社区，80%以上的低保家庭享受了分类救助的政策。根据各地民政部门2005年的工作报告，分类救助工作也是成果显著。以北京为例，截至2005年底，民政部门已为近6万“三无”人员、五保对象、老年人、未成年人、重残人等特殊困难对象按当年低保标准的10%上浮了救助标准。

表1：各地享受分类救助的家庭占低保家庭总数的比例

20%以下

21%-40%

41%-60%

61-80%

81%-100%

合计

家庭数

67

70

48

6

56

247

所占百分比

27%

29%

19%

2%

23%

100%

表2：各社区享受分类救助的家庭占低保家庭总数的比例分布

20%以下

21%-40%

41%-60%

61%-80%

81%以上

合计

沈阳

15

16

2

8

41

哈尔滨

1

3

1

26

31

兰州

1

1

5

7

西安

11

7

10

4

32

天津

8

17

6

1

32

南宁

7

10

(二)分类救助政策的实施使政府的救助工作更加具有针对性

医疗、子女教育与住房问题是当今城市居民的新“三座大山”，更是低保家庭面临的突出难题。分类救助政策的实施使重病、重残人员，有在读子女的低保家庭等受益，不少低保家庭还享受廉租住房待遇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些家庭的燃眉之急。调查表明，83%的低保户认为获得分类救助支持后家庭的生活状况有所好转。截至2005年底，上海市共计实施医疗救助对象30.54万人次，累计支出救助金额2.83亿元，人均救助927元。接受救助金额最大的人群是患大病重病的低保对象。上海市还用去廉租住房资金14095.26万元，共有15.45万户低保家庭享受了房租减免政策，1.43万户享受了廉租房政策。深圳市在2000年全市只有几百人次低保对象报销基本医疗费用，报销金额只有几十万元。而2004年则共有12000多名低保对象、7万人次，报销基本医疗费用330万元。从2000年至2005年8月，全市低保对象基本医疗救助金共支出1000多万元，救助低保对象达25万人次。低保对象的门诊医疗费用得到了较好解决，重病医治问题也得到相当程度上的缓解。

表3：享受分类救助项目的原因

频数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本人或家人患有重大疾病

130

23.94%

23.94%

本人或家人为70岁以上的老年人

54

9.94%

33.89%

本人或家人为儿童或在读的中小学生

93

17.13%

51.01%

多子女家庭

5

0.92%

51.93%

本人属“三无”对象

44

8.10%

60.04%

本人或家人为重度残疾人

124

22.84%

82.87%

本人或家人为享受低保待遇的老归侨

2

0.37%

83.24%

其它

91

16.76%

100.00%

合计

543

100.00%

(三)分类救助政策的实施为推动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再就业、减少与缓解“福利依赖”现象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大部分省份都出台了关于促进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再就业、实施救助制度与再就业制度联动的相关措施。普遍的做法一是开展就业培训；二是对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劳动部门优先推荐就业。除此之外，一些地区还出台了一些补充措施。例如北京、上海、湖北、江苏正在实施的“救助渐退”政策，即低保对象在实际再就业、获得稳定收入后，低保管理部门并不是马上让其退出低保的保障，而是给予一定期限作为缓冲，作为对低保对象再就业的实际鼓励措施之一。此外，有些省市还另外推出一些就业奖励，例如北京市规定，有劳动能力者就业后可享受就业奖励，即本市当年最低工资标准与城市低保标准的差额部分不计入家庭收入。上海市则将低保对象的就业奖励从每月100元提高至180元。在再就业联动方面，从全国范围看，成效较好的是上海市。到2005年6月底，上海市有15个区县连续12个月低保退出人数大于进入人数，2005年6月底全市领取政府救助的人数较2004年12月底净减少2.53万人，其中领取低保的家庭覆盖人数净减少1.88万人，减幅达4.7%。当然，由于分类施保政策还处在探索阶段，某些具体的政策规定与再就业机制之间还存在一些衔接不善之处。这在下文中将具体分析。

(四)少数发达省市在制定分类救助政策时初步考虑了对低保边缘人群的救助

边缘人群的救助问题自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以来，一直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这些边缘家庭或边缘人群虽然收入水平高于低保线，但依然是城镇低收入群体；而他们又可能或多或少面临着一些急待解决的重大困难，例如医疗、子女教育困难、住房困难等。在一些情况下，这些人群的生活状况甚至还不如低保人群(因为低保人群有保障待遇)。分类救助政策提出后，其根本理念是分类救助、有针对性地解决困难人群和困难家庭的实际问题。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部分省市将分类救助办法创新性地扩展到对边缘人群的救助上。例如，江苏省个别城市对家庭人均收入高于当地保障标准但低于该标准1.5倍的家庭，实行对患重大疾病人员特殊生活保障的救助政策，减轻了这部分家庭的实际负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部分家庭因病致贫的压力与可能性。这一做法使国家针对城镇贫困人口的救助措施更为科学合理，借得肯定和推广。但由于各地经济发展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及其它原因，这一工作在全国的开展很不平衡。

(五)各级民政部门实施分类救助的措施得力，推动了分类救助工作的开展

分类救助政策出台后、上至民政部、省民政厅(局)，下至街道社保所(民政科)、社区低保员，都对这一政策的实施十分重视，在政策的具体执行和政策监督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们的努力为分类救助工作的顺利开展，“应保尽保、分类施保”目标的达成起了十分重要、基本的作用。首先是基层低保工作人员的工作比较细致、到位。我们在居民问卷中设计了相关问题调查低保对象得知分类救助相关信息、获得分类施保相关待遇的途径。调查显示，获知相关信息的渠道主要是居委会宣传(在895个有效样本中，有508个样本是通过此种途径，约占57%)；获得相关待遇的渠道主要是政府自动上调(在577个有效样本中，有401个是通过这一渠道，约占70%)。由此足见基层分类救助工作的积极效果。其次，市、区各级政府也对分类救助工作给予了充分重视，监督、指导工作比较到位。大部分市、区民政部门对于所属机构的分类救助工作督导频率为每月一次或每季度一次。一些省份，例如广西省、吉林省还将落实分类施保工作作为评选先进低保单位的硬指标，从而有效地推动了分类救助工作的开展。

表4：上级单位对本机构分类救助工作的督导频率

频数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从来没有

4

1.30%

1.30%

每月1次

93

30.19%

31.49%

每季度一次

119

38.64%

70.13%

每半年一次

45

14.61%

84.74%

每年一次

33

10.71%

95.45%

其它

14

4.55%

100.00%

合计

308

100.00%

三、分类救助模型存在的主要问题

分类救助办法在全国各地的逐步实施是我国城市居民低保制度走向完善的关键步骤和重要标志，取得的成就是令人瞩目的。然而，由于受多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尤其是这一办法出台的时间还十分短暂，因而，它在实际开展的过程中，也暴露了不少这一制度本身存在的或与之相关的各种不足和问题，应当引起足够的关注和充分的重视。根据我们的调查，当前分类施保制度存在的问题可以划归为以下几大方面：

(一)开展分类救助工作的前提和基础的分类标准的制定比较粗疏

分类救助是社会救助制度发展完善过程中的一大进步，但是就当前的这些分类而言，还是显得过于笼统。例如，“三无”人员中还能细分为有劳动能力、生活能自理、生活半自理与生活不能自理几类，很显然，他们的生活成本是不相同的，因此政策照顾的力度也应有所区别。又如，70岁以上的老人也可分身体健康与身患疾病两类不同人群。重病、重残人员的消费也视疾病和伤残种类、病情不同而有差异。在学生群体中，大学生的学费与生活费开支与中、小学生就有天壤之别。我们在哈尔滨市南岗区龙泰社区调查时，一位低保户向我们倾诉，一年前儿子上大学时家里欢天喜地，但儿子上学后，家里的日子就更加难过了。一家人不仅节衣缩食，还东拼西凑、四处借钱，现在还欠着几千元的债务。大学一年的学费5000多元，新一学年的学费又即将催缴了，老两口现在快愁白了头。

(二)对存在特殊困难低保对象救助的力度不足

这与整体保障标准较低有一定的相关性。根据我们的调查，享受分类救助政策的低保户每月多领取的低保金平均仅为30.96元。接受调查的低保户中，83%认为获得“分类施保”救助项目使家庭的生活状况有所好转；但其中只有17%的人认为生活状况“好多了”，其余66%的人都表示“还是不够用的”；另有17%的低保对象甚至认为接受分类救助后其生活“没有什么变化”。

我们在针对社区低保干事的问卷中将低保对象划分为七类人群，并设计了一个问题：当前的低保标准是否能满足这些低保对象的实际需求？调查结果如下表所示：

从上表可以看出，认为当前的低保标准对于享受低保待遇的“三无”人员、重残人、70岁以上老人、儿童及学生而言尤其偏低的选择比例比较高，比例分别为53.9%、46.6%、45.6%和42%。而这些恰恰都是分类救助政策应该重点照顾的对象。

第三，贫困边缘群体难以被现行制度覆盖。由于各地低保标准一般都规定得比较低，因而能够享受低保补助的人员比较有限。这样，尽管一些个人和家庭有特殊困难，但由于家庭人均月收入高于低保标准，因而难以被低保制度覆盖，也就不能享受分类救助的待遇。这些个人或家庭的实际生活因之可能比普通低保户还要困难。在访谈中，不少低保干部一再反映“边缘户”的问题比较棘手。哈尔滨市南岗区荣市街道的一位社区低保员给我们举了一个案例：当地某企业有一位高位截瘫的工人，因公受伤。单位效益不好，已经不发工资了，每月只给了440元的工伤补助。哈尔滨市的低保标准是200元，这样他就办不了低保；办不了低保，就意味着他没有任何医疗救助；而这440元连他每月的医药费都难以担负，更别提温饱了。当地还有这样一户家庭，3口人，老母亲带着两个成年但未婚的儿子过日子。母亲的退休金是每月400元；哥哥有劳动能力，打短工一月也能挣几百元，但弟弟是重度智残。按人均收入核算，这一家人的人均收入超过了200元，不能享受低保，但这个家庭还是很困难的。此类个案不胜枚举。

第四，与再就业机制缺乏有效衔接。主要表现在其一，对低保对象再就业的鼓励和支持的政策力度不足。对低保对象再就业的鼓励和支持政策包括对低保对象的就业培训和对再就业低保人员的优惠政策。但根据我们的调查，二者的政策力度都明显不足。从就业培训来看，受访低保对象中75%接受过政府提供的就业培训，但是只有34%认为这些就业培训有用。从对再就业低保人员的优惠政策来看，不少城市都采取了“救助渐退”的政策，但规定的时间太短，一般不超过三个月，政策效果多不理想。其二，配套救助措施增加了低保制度的含金量，削弱了低保人员找工作的积极性。纳人低保的困难家庭，尽管所获得的低保金不高，但除此之外，他们还可能够获得一些配套救助。例如在北京，低保对象每人每月可享受40元的粮油帮困卡、廉租房的政策优惠、医疗救助和公共交通救助等，这些配套措施加大了低保的含金量。

此外，低保人员一旦有人参加工作，获得收入，就有可能退出低保。然而，他们的收入普遍不高，扣除就业成本，与低保金就相差无几了。而相应地，他们却失去了原先所拥有的配套救助，很可能“得不偿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拒绝就业、享受低保。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不少社区对隐性就业的监管不力，使解决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再就业的工作变得更加复杂。

第五，分类救助资金的配置存在一定的平均主义现象。分类救助资金大多没有专门的渠道，一般从低保资金里统一划拨。而低保资金则一般由国家财政、省财政的转移支付，市财政拨付和区财政配套四部分构成，其中，以市、区两级财政为主。但即使同在一个市，不同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是有差异的，因此各区财政能力也有所不同。而目前大部分地区的低保资金筹集机制中存在着平均主义的倾向，即市财政给各区的拨付比例固定，各区所要自筹的资金比例也是相同的。如此就引发了一个问题：财政困难的区在资金筹措方面难免捉襟见肘；而资金不到位，又极大地影响了低保工作的正常开展，尤其是分类救助工作的进展。

第六，立法工作的滞后妨碍了分类救助工作的推进。分类救助政策的实施，对低保工作的开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对申请对象家庭经济状况的调查需要更加仔细，对申请家庭成员个人情况的核实需要更加严格，与相关部门的配合需要更加密切。然而，调查发现、上述必要的工作尚不尽如人意。主要表现为：

其一，一些必要的工作手段、方法或程序由于缺乏权威的依据而难以采用。相关法规只确定了制度准人的条件，即家庭人均月收入与家庭固定财产低于某一固定值；但是却没有明确规定核查这些条件的手段。通过法律手段审查银行账户等是核查收入的最为有效的方法，但由于民政部门不是权威执法机构，不具备审查银行账户的合法性。在实际工作中，工作人员只能依靠人户调查、定期公示、群众举报等原始的、经验的方式来审核申请人是否具有低保资格。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不可控制的人为因素。一方面，申请人若想隐瞒财产或收入状况就比较容易。调查显示，社区低保员在工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第一位就是人户核查(填答者中61.6%选择了此项)。另一方面，就政策执行者而言，由于缺乏权威依据，一些违规行为也可能滋生，如办理“人情低保”现象。

其二，各部门、各地区(市区、街道、社区等)等

相互之间的衔接、配合不力。分类救助工作需要与多种政府、社会部门配合：低保家庭中有在读子女时，需要教育部门出具证明；有疾病、伤残人员时，需要医疗部门出具证明；低保对象有无劳动能力需要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出具鉴定。在这一过程中，申请人出具的证明可能与真实情况不符，因此就需要工作人员核实。但社区低保员前去调查时，有些部门却不一定配合。此外，在民政部门内部，各街道、社区间的低保审核与监督工作各自为阵，缺乏有效的合作。

完善分类救助模型的政策选择

(一)适当提高低保的补助标准，扩大分类救助的覆盖面。

分类救助采取差异性的救助方式(标准)，以不同的系数替代了以往“一刀切”的做法，为受助人群提供了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救助。但从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低保补助的标准仍然偏低，制约了分类救助标准的提高。部分受助人群即使全额享受了低保救助，或者辅以其他配套措施，他们最基本的生活水平仍然很难得到满足。因此，我们主张，首先，各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科学测定的基础上适当提高低保的补助标准。使所有贫困人员或家庭尤其是其中的特困人群维持最基本生存的需求能够得到必要的满足。其次，扩大低保制度的覆盖面也应该从制度的设计上进行回应。现行的分类救助使大部分贫困人群享受到社会安全网的托底支持，但是还有一部分人群(家庭月人均收入虽高于各地的贫困线，但由于各种原因实际生活十分困难)却徘徊在制度的，难以进入。享受分类救助的人员由于制度上的支持多少保障了其基本的生活需求，但是对那些贫困边缘户人员而言由于没有制度上的支持而他们自身也没有能力改变不利处境，他们的生活就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泥潭。因此，我们主张，在低保标准适当提高的情况下，分类救助办法可将贫困边缘户人员纳入其中通盘考虑。关于应对何种处于贫困边缘的群体实施分类救助以及应以何种方式实现对这一群体的救助，各个省市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采取不同的办法与形式。

(二)在完善分类办法的基础上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分类救助标准体系

我国分类救助政策的出台和发展还仅仅只有几年的时间。因此，这一制度还很不成熟，其中作为制度基础或前提的分类办法就存在着比较粗疏的缺陷，影响和制约了制度功能的有效发挥。

在访谈中，不少低保工作人员对此问题发表了意见。例如，沈阳市大东区长安街道的一位社区低保员就指出：“低保实施标准整体而言是比较合适的。但从细处说，还需要考虑各年龄群体的消费水平差异。例如，老年人和中年人、青年人的消费水平是不一样的，政策制定时应该多考虑这些方面的问题。”还有低保工作人员认为分类施保办法还应该考虑家庭人口数的多少，因为共同生活的人越多，人均必需品的消费就越低。

如前所述，基层低保工作者认为当前的低保标准对于享受低保待遇的“三无”人员、重残人、70岁以上老人、儿童及学生而言尤其偏低，而这些恰恰都是分类救助政策应该重点照顾的对象。当然，对这几类特殊困难人群，其具体情况也比较复杂，例如低保对象中的高龄老人，就可划分为身体健康、生活能自理；生活半自理；生活不能自理等各种情况，每种情况的实际需求显然不同。因此，对大家公认的重点照顾对象，也有必要做更细致的分类，以确定救助的关键人群。建议政府部门根据对低保对象的更为科学、合理、细致的分类，更进一步考虑和归纳不同人群的特点和需求，深入细化分类救助的办法，实施多种救助方式，以更好地满足这些特殊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需求。

(三)强化分类救助促进再就业的功能。

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者，应建立规范化的具有激励作用的保障标准和支付方式，防止其对保障金的消极依赖。为促进有劳动能力低保对象再就业，我们建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其一，在保障标准上，进一步扩大有劳动能力的贫困者与无劳动能力的贫困者之间的差别；其二，民政部门不仅应积极配合劳动部门加强对低保对象再就业的培训，同时要注意改进培训方式与培训内容，使之真正切合低保对象的就业需要。其三，对有劳动能力低保对象的保障待遇在支付方式上尽量避免直接的现

金支付。各社区可以积极发展社区服务和公共服务，为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提供临时性就业岗位，将救助金转化为推动其工作的劳动津贴。

(四)通过立法手段规范分类救助的实施程序。

基层低保工作者在对受助人员进行具体的资格取证时经常遇到相关部门、人员的“不合作”的问题，更常表现为来自其他部门的不理解、不协作或证明造假的问题。究其根源，是具有强制性的相关立法的滞后。因此，我们主张国家通过相应的立法，为分类救助的取证、实施过程制定明确的程序规范，从法律层面保障取证过程、实施过程的合法化、正当化和强制力。作为低保实施主体的民政部门与相关部门及社会方方面面的密切配合与有效合作将极大地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此外，相关立法和具体规范、措施的出台也将有力地约束工作人员的工作内容，以减少工作的随意性和肆意性。部分工作人员由于自身能力或出于“人情”的压力存在不按章办事的现象，这不仅是对救助本质的违背，而且会造成极恶劣的社会影响。

(五)完善分类救助的筹资机制。

在低保筹资机制上，中央、省、市、区各级政府所应承担的比例应当合理划分，不宜“一刀切”。一方面，中央和省一级要建立社会救助专项调剂资金，用于补充贫困地区保障资金的不足。这种以转移支付方式实施的资金供给具有援助性、针对性和引导性的特点，可以充分发挥中央和省政府对社会救助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另一方面，在城市中要合理确定市、区两级财政各自的负担比例，根据保障对象的分布状况和财政承受能力合理分担，市财政划拨低保金应适当向财政能力差的区倾斜。

低保制度范文篇9

一、提高认识，统一思想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是一项社会的稳定工程、德政工程，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县自1997年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来，按照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要求，紧紧围绕“应保尽保”的目标，不断加大工作力度，低保标准不断提高，资金投入逐年增长，困难群众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但是我们也应当清醒的看到，目前城市低保对象的医疗难、子女上学难、住房难等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形成了新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对城乡特殊困难群众要给予更多的关爱，要继续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切实帮助特殊困难家庭解决就医看病、子女上学、住房等实际困难。进一步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针对弱势群体的专项救助制度已势在必行。因此，各乡镇和各有关部门要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切实维护和保障广大贫困群众基本权益的高度出发，进一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切实做好全县社会救助工作，为困难职工提供更加宽松的社会环境。

二、建立健全各项救助制度

（一）医疗救助

1、根据《临邑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镇社会救助制度的通知》（临政发[2001]46号）和县卫生局《关于制定城市低保对象医疗优惠政策的通知》（临卫字[2001]15号）的有关规定，城市低保对象持县民政局核发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到指定医院就诊，可继续享受减收诊疗费、护理费、床位费、手术费、常规检验费、透视费20%的优惠。

2、设立“城市低保对象医疗救助基金”，对患重大疾病的城市低保对象实施医疗救助。

（1）县财政每月按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列支总额的15%增加预算安排，由县民政局设立“城市低保对象医疗救助基金”。该基金实行专户管理，滚存使用。

（2）患有下列重大疾病，且全年个人负担医疗费用累计超过2000元的城市低保对象，可申请医疗救助：①慢性肾衰竭（尿毒症），并进行定期血透、腹透的；②恶性肿瘤或再生障碍性贫血；③中晚期慢性重型肝炎及并发症；④经市、县政府公布需救助的其他重症疾病。

（3）城市低保对象患重大疾病到指定医院就医发生的医疗费用，按当年发生医疗费实际个人负担部分的30%给予救助，年最高救助额累计不超过3000元。

（4）审核发放城市低保对象重大疾病医疗救助费用时，应剔除下列费用：

①医疗单位按规定应减免的费用；

②参加各种商业保险陪付的医疗保险费；

③职工单位或相关部门补助的费用。

（5）城市低保对象申请大病医疗救助，应由低保对象本人和所在街道办事处或单位共同向县民政局提出书面申请，填写《城市低保对象医疗救助申请表》，并提供医疗救助定点医院出具的正式医疗收费收据、必要的病史材料和民政部门认为需要提供的其它证明材料。由县民政局审核审批后给予救助。

（二）教育救助

（1）根据临政发[2001]46号文件和县教育局《关于减免城镇低保对象子女义务教育阶段杂费的通知》（临教普字[2002]16号）的有关规定，城市低保对象子女就学，继续享受教育减免政策。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可免缴一半或全部免缴义务教育阶段的杂费。

（2）对义务教育阶段以外的城市低保对象子女就学确有困难的，根据《临邑县教育救助基金筹集管理使用办法》（临委[2003]75号）的规定，可申请教育救助。具体的申请审批程序按该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三）住房救助

对城市低保家庭住房确有困难的，由职工所在单位为其发放租赁补贴或提供廉租房。廉租房的租赁价格应低于市场租赁价格的30%至50%。但享受廉租住房的家庭人均住房保障面积标准原则上不超过当地人均住房面积的60%。以保障低保家庭的基本住房需求。

低保制度范文篇10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以下简称农村低保），是指政府对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户籍所在地农村低保标准的农村困难家庭提供的生活救助。

第三条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农村低保工作。

第四条省、市、县（含县级市、区，下同）民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低保管理工作；财政部门负责农村低保资金的筹集、分配和监督管理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辖区内农村低保的日常工作。

第五条农业、教育、卫生、工商行政管理等有关部门对农村困难居民，应当在就业、就学、就医、生产和经营等方面，给予必要的照顾和政策扶持。

第六条农村低保，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并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力状况相适应，与扶贫开发、促进就业、医疗救助、住房援助、就学援助以及其他农村社会救助政策相衔接，与家庭赡养抚（扶）养、社会互助、个人自立相结合。

第七条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户籍所在地农村低保标准的困难家庭，可以申请享受农村低保待遇。

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以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全部货币及实物收入的总和为计算基数，但不包括下列收入：

（一）政府给予的与荣誉有关的奖金、补助、津贴；

（二）优待抚恤金；

（三）义务兵的津贴和退伍费；

（四）工伤人员依法享受的工伤保险待遇；

（五）政府给予的低于当地农村低保标准二倍的临时救济金；

（六）社会各界捐赠、年累计额低于当地农村低保标准二倍的款物（不含捐赠给残疾人的代步工具）；

（七）市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收入。

第八条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户籍所在地农村低保标准，但有、吸毒、非法婚姻、非法收养或者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劳动等行为的，不享受农村低保待遇。具体规定由市人民政府制定并公布。

第九条农村低保标准由市或者县人民政府按照能够维持当地农村居民年基本生活所必需的吃、穿、住、用等生活消费支出费用制定，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后公布执行。

农村低保标准应当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必需品价格变动情况适时调整。

第十条农村低保待遇，按照下列规定享受：

（一）无劳动能力、无收入和其他生活来源的，按照当地农村低保标准全额享受；

（二）有一定收入的，按照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与当地农村低保标准差额享受；

（三）农村低保对象中的优抚对象、重残人员、重病人员、高龄老人和单亲家庭中的未成年人以及非义务教育的在校学生，在享受第（一）项或者第（二）项规定的低保待遇基础上，按照当地农村低保标准再上浮一定比例享受，具体比例由市人民政府确定。

第十一条农村困难家庭，按照下列规定提出农村低保申请：

（一）有法定赡养和抚（扶）养关系、户口在一起并长期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由户主向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

（二）有法定赡养和抚（扶）养关系、户口不在一起但共同生活1年以上的家庭成员，由户主向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

（三）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混合家庭，属于农业人口的，由户主向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属于非农业户口的，按照城市低保待遇规定提出申请。

第十二条申请农村低保待遇应当持户籍证明、居民身份证、家庭收入及财产状况证明。

需要对劳动能力进行鉴定的，由县民政部门进行登记，报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进行鉴定。对经鉴定，病、伤残程度未达到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且以后病情加重的，凭市级以上医院出具的医疗诊断，1年后可申请再次鉴定。

第十三条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收到农村低保待遇申请后，应当按照下列程序并在20日内办理完毕：

（一）调查、核实申请人家庭收入和实际生活状况；

（二）召开农村低保待遇评议小组会议进行民主评议；

（三）张榜公示申请人情况及民主评议意见，期限不得少于3日；

（四）提出审核意见，对符合农村低保条件的，填写《农村低保待遇申请审批表》，连同有关材料一并报县民政部门。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可以委托村民委员会履行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的职责。

第十四条县民政部门收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上报材料后，应当按照下列程序并在20日内办理完毕：

（一）对上报材料进行审核，提出审批意见；

（二）张榜公示审批意见，期限不得少于3日；

（三）对公示有异议的，予以核查；

（四）对公示无异议和经核查符合农村低保条件的，批准为农村低保对象，委托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发给《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

（五）对不予批准为低保对象的，书面说明理由，并通知申请人。

第十五条农村低保对象自批准之日下个月起享受农村低保待遇，按季领取低保金。通过金融机构发放的低保金，凭金融机构发给的领取卡（折）领取低保金。

第十六条农村低保对象在执行同一农村低保标准的县行政区域内迁移的，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办理低保待遇迁移手续，到迁入地后继续享受低保待遇，不再履行审批手续；跨县或者在执行不同低保标准的县行政区域内迁移的，持县民政部门出具的证明，到迁入地重新履行审批手续。迁入地的审批机关应当简化审批程序。

第十七条农村低保对象实行动态管理。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县民政部门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定期或者不定期调查了解农村困难家庭的生活状况，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农村居民纳入保障范围，并根据其家庭经济状况的变化，及时按程序办理停发、减发或者增发低保金手续。

第十八条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民委员会应当及时公示农村低保对象增减和月人均救助额变动情况。

农村低保对象的家庭人口及收入等情况发生变化时，应当自变化之日起10日内通过村民委员会向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报告。

第十九条禁止采取隐瞒、欺骗手段骗取农村低保待遇和为申请农村低保待遇的人员提供虚假证明。

第二十条建立健全农村低保档案管理制度。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县民政部门应当妥善保管下列材料：

（一）农村低保申请材料；

（二）民主评议记录；

（三）家庭收入评估与计算材料；

（四）《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申请审批表》；

（五）低保金发放情况。

村民委员会应当妥善保管农村低保对象名册和民主评议记录。

第二十一条建立健全农村低保情况公开制度。县民政部门应当公开下列事项，并设立举报箱和投诉电话，接受社会监督：

（一）农村低保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二）农村低保申请、审批程序；

（三）农村低保对象人数和低保金发放数额。

第二十二条民政部门应当根据农村低保对象人数提出农村低保金年度需求计划，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后纳入财政预算；财政部门应当根据预算和实际需求按进度及时拨付低保金。

第二十三条农村低保金以市、县财政筹集为主，困难地区由省财政予以适当补助。

农村低保金实行专项管理，专账核算，专款专用，严禁挤占、挪用。

第二十四条财政部门应当根据工作需要安排农村低保工作经费。

第二十五条省、市民政部门对农村低保申请、初审、审核、批准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财政、审计部门对农村低保金发放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违法违纪行为，应当及时调查处理。

第二十六条采取隐瞒、欺骗手段骗取农村低保待遇的，由民政部门取消其待遇，追回冒领的低保金。

第二十七条为申请农村低保待遇人员出具虚假证明的，由其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政府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符合农村低保条件的申请不予审核、批准的；

（二）为不符合农村低保条件的人员办理低保待遇的；

（三）未按规定程序审核、批准农村低保待遇的；

（四）挤占、挪用低保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