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范文10篇

道家范文篇1

多数人都认为他的这一观点是消极处世的。在一个主流哲学以索取并满足人类欲望为目标的社会中,开发和竞争是硬道理,追求成了每一个公民、每一个家庭乃至每一个民族的昂扬斗志和理想。从这样的立足点出发,老子的“无为”当然要属消极。

但如果我们剥开主流意识的哲学观念,立足于宇宙的全人类立场上看,这一观点无疑是十分积极的。老子是第一个悟透人性致命弱点的人,他了解人的贪得无厌、争强好胜,知道人会为了赢得尊贵和安逸而不惜互相残杀,尔虞我诈，因而提出了“无为”的观点。所谓“无为”便是对自身欲望的抑制。

老子认为人的生命是平等的,享有同样的尊严。“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1]。人是没有贫富贵贱高下之分的，而人是最不把别的生命尊严当回事的种群,随意践踏其他的生命,而且对于同类也是用尽心计加以荼毒。老子的“无为”就是从这一点出发,要求人类彼此尊重，平等相处,要处下居后,抱朴守缺,不要去追逐生命之外的东西。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2]。老子认为：“无为”就是不争,不索取,不竞争,对任何事、人听之任之，就是“无所作为”。在老子看来，无所作就是对自己的克制,就是对地球有限资源的节约,就是“小国寡民”理想的实现。在“道常”的带领下,“无为”以至于“无不为”。你什么也没作为,你就是大作为,没有不作为。你抑制了欲望,你才是大智者,你的生命才能在朴素中放射出最灿烂的光辉。

由是观之,老子的无为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

如果说对于老子误解在与对老子文本，对于庄子的理解则在于庄子的人生。庄子更多的时候是以遗世高蹈，不食人间烟火的出世者形象出现在我们的印象中，其实在内心深处庄子是一个积极的入世者。

儒家的入世态度一望即知,而庄子的入世心理却潜藏在深层,不易发觉。张松辉先生曾断言:“庄子从本质上讲是一位积极的入世者。”[3]士人的内心深处,无不交织着入世与出世两种意识。儒家是将出世意识挤进深层心理而张扬入世意识的士人;庄子是将入世意识挤进深层心理而强化出世意识的士人。

如果说孔子构建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体系,庄子则发展为以“道”为核心的伦理体系,提倡更高标准的“大仁”、“大义”、“至仁”、“至亲”、“至礼”、“至孝”。庄子从未忘记入世,忘怀政治,忘却“内圣外王之道”,他也在追求“三不朽”。至于立言,孔子是述而不作,整理典籍,庄子却有了一本仪态万方,恣肆的《庄子》。庄子同儒家士人一样,浸淫于先王典籍,不满于“昏上乱相”的社会,都追求内圣外王之道,希望实现人生价值,对于现实，持相同的批判态度,是典型的入世者。

然而庄子看到“昏上乱相”的现实，也看到了自己入世的不可能，而才最终走向了“逍遥游”的出世。陈鼓应认为庄子处于人世间表现为一种与先是保持一定距离的艺术性的游世态度[4]。我理解这是在强调庄子提出的精神至上的思想。庄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齐同万物精神至上,超越现实的思想,为出世者保持独立人格开辟了一个心灵绿洲。

为了保持人格的独立，庄子痛苦的放弃了入世的梦想，“虚己以游世”，“独于天地精神相往来”。

道家的思想被道教广泛的吸收发展成为道教教义，道家与道教之间的关系是同源的，道家的思想在道教中也有广泛而深刻的体现，这使人们往往把二者等同。而道教又是出世的实践者，于此人们便误解道家是消极的。然而考察道教教义，我们不难发现即便是道教其思想中体现出的也并非消极。

“我命在我不在天”[5]葛洪提出的道教重要教义之一，是道教徒向死亡宣战的口号，意为个人的生命同天地一样，都是由自然之气所化生，人如果凭借智慧通过造化之理，修道守气，返本归根，就可以与道同在，寿比天长。强调个人的生命，能由自我决定不由天地掌握。

道教这种“我命在我不在天”的思想，在人生观和实践方面，都有其积极作用和现代意义。首先，这种思想蕴含着对人自身潜在价值的充分肯定，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一种激励人不断进取的积极的人生观。这种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对我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其次，这种思想在实践上有它的积极作用和现代意义。这主要体现在道教中人在观察自我、天地及人类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过程中，对发展中国科技、维护人类生存环境及形成正确的名利观方面的巨大作用。

“我命在我不在天”的思想，指出了个人的生命不由天地决定，而是掌握在自己手中，强调后天努力的重要性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不难看出这种思想是一种实践积极的人生观。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道家思想作为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和入世理论，只因迫不得已才选择了痛苦的离去而逍遥于世外。我们对她误解得已太久太深，老子在千年前却已早已看透看淡，“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6]

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理解老子的“无为”思想，能够认识庄子的入世理论，能够体会道教思想的深刻内涵及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巨大作用，不仅我们对道家的误解将自然消失，而且也会发现道家思想的熠熠之光对我们人生的指导意义。

作为中国哲学的两大思想内核，儒学经历了两千年发展，经汉代经学，宋明理学到五四以来新儒家，到当代就体系而言已经建立了新儒学，而道家还没有建立新的当代体系，这就更需要我们认真正确的理解道家思想，摒除误解，走向新的道家之路。

参考文献

[1]《老子•第五章》.

[2]《老子•第三十七章》.

[3]张松辉著：《庄子考辩》，111页，岳麓书社，1997.

[4]张松如，陈鼓应，张军等著：《老庄论集》，133页，齐鲁书社，1987.7.

[5]《抱朴子•塞难卷第七》.

道家范文篇2

一、无为之为的道德原则和道德实践

为了了解“无为”之为的内涵，我们先来看看无为和有为的含义。道家的无为，作为世界本原的特点，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第十七章)，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道德经》第五十一章)。就是顺应自然规律，使自然万物成为它应该成为的样子。换句话说，道家的“无为”，强调的是对自然规律的严格遵循，强调不能为了某种目的而人为地改变事物的自然本性。“无为”并不是不作为，而是遵循自然规律以达到目的。道家的无为，作为一种道德的实践原则，它的基本要求就是不能违背社会发展规律，不能违背人性，去求得“善”的美名，应该顺应社会发展规律，符合人的本性，达到社会的稳定和安宁。与道家“无为”相对应的所谓“有为”，作为世界本原的特点，就是或多或少地干预自然的演化过程，违背事物的自然本性，以达到人类的某种目的。作为道德实践规范的有为，就是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希望在社会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他们固守于一定的道德规范，希望通过积极有为的行动，干预社会的发展过程，以达到社会的和谐和稳定。根据道家的理论，无为和有为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是否干预自然、社会的演化、发展规律。

所谓无为之为，就是像“道”一样的行为，而道归根到底是“法自然”。老子明确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道家的无为之为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指人们的行为应该遵守“无为”的道德原则，为了确保遵守“无为”的道德原则，道家认为有一些道德规范也是应该遵守的。如老子提出了“慈”、“俭”、“不敢为天下先”三个重要命题，主张宽容和退让。其二是以体“道”、达“道”为目的的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为了像“道”那样行为，人们要努力悟“道”，达到“道”的境界。其三是得“道”之后，人们就会像“道”那样符合事物的自然本性，遵循事物的规律而行为。

道家伦理思想强调无为之为，即用人类遵循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行为去实现自然和社会的和谐、平衡，有其超越时代的积极意义。例如，在环境伦理思想方面，道家主张人类不能贪得无厌地掠夺自然，否则的话，就会破坏自然的和谐和平衡。这个话题是现代社会或者说是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都十分重要的话题。在人生修养方面，道家认为，如果人们在现实社会中能遵守无为之为的道德原则，作为统治者就会以人为本，社会就会稳定和谐；个人可以以无欲、主静养生，以退让、宽容处世，人的身心健康就可以得到保证。无为之为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当然，道家的这种伦理思想也有其局限性，如它以“无为”说立论，反对世俗道德规范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它没有意识到其“无为”说及其相关理论，其实质是一种具有自然主义和某种近乎伦理非理性主义的特点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由于过分强调自然观和伦理观的统一，而忽略了人伦的社会性特点。道家“无为之为”的道德原则和道德实践的片面性和消极性也是比较明显的。

二、无知之知的道德认识和道德修养

在道家那里，无知之知，作为一种道德认识和道德修养，是指通过非理性的认识过程，达到对“道”的直接领悟。无知之知不是追求具体事物的小知识(“为学”)，而是以悟“道”(“为道”)为目的的大智慧。道家提倡用一种神秘主义的直觉的认知方式去认识和体悟作为世界本原和道德根据的“道”，这个道德认识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道德修养过程。所谓无知之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作为道德的认识对象的道是不可言说的。老子明确指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经》第一章)意思是说，“道”如果能够说得出的话，那么它就不是永恒不变的“道”；“名”，如果是可以具体命名的话，那么它就不是永恒不变的名。这里强调的是关于“道”的知识是不能用日常语言来表达的。

第二，道德认识的过程是排除感官认识和理性思维的。道家的道德认识的过程是通过排除感官和理性思维，向内用功，达到“玄同”和“坐忘”的境界而直接体悟“道”。老子描述这一过程是：“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道德经》五十六章)庄子在《大宗师》里虚构了一段颜回和孔子的对话，详细地说明了这一由忘仁义到忘礼乐，再到坐忘的非理性的认识过程。

第三，道德认识和道德修养的目的是体“道”和达“道”。老子描述这一过程是“致虚极，数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日静，是日复命。复命日常，知常日明。”(《道德经》第十六章)这一体道的过程主要表现为：有知有欲的个体，通过体道，不断地内在超越，臻于虚静的境界，返朴归真，达到无知无欲，便可归于常道，与自然合一。

当然，在道家那里，道德修养的目标是根据不同的人，分为不同的层次。这样一种“体道”、“达道”的理想境界，只有少数社会精英才能完成。这是一种“有智”的“无知”状态，如在现实生活中为某些真正的聪明人所推崇的“难得糊涂”即属于这一境界，这是一种大智慧，一般的老百姓是不可能达到的。为了社会的稳定，道家主张统治者对老百姓实行使其真正“无知”的道德教育，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愚民”政策，这是道家政治上的“愚民”政策在道德领域中的体现。

道家认为，有知之“知”(智)是对自然和人类本性的破坏，都是对天下的安宁和人心的扰乱。只有达到“无知无欲”的心理状态，才能“无为而无不为”。在这里，既没有正常的感性和理性认识，又无需必要的道德教育，而这正是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所要复归的人类道德生活的“本然”或理想境界。老、庄道家道德认识和道德修养的突出特点是在强调朴、真的价值的同时，否认人类文明、智力开发的意义，它片面夸大了道德与知识、道德与文明的对立性，带有一定的蒙昧主义和神秘主义色彩。

三、无我之我的道德境界和道德理想

所谓无我之我，在道家那里指的是经过道德认识和道德修养而得“道”的理想人格，是从有“己”、有“我”到无“己”、无“我”；从有“待”到无“待”的个人，是超越了个体小“我”，而达到与“道”同一的至人、圣人和神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了解无我之我的内涵：

首先，无我之我是超越世俗情欲和知识的“我”。为了达到与“道”同一的理想，道家比较倾向于否定感性的自我，而肯定超现实的精神自我及其自由。如庄子写道：“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所谓无“己”、无“我”，就是泯灭自我的好恶之情，以至达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庄子又称之为“丧我”，也就是“坐忘”。而“丧我”之后的我，才有资格在“无何有之乡”中“独来独往”。庄子所理想的人生自由，不是现实的感性自由，而是超现实的精神自由。

其次，无我之我是超越有“待”而达到无“待”的精神自由的“我”。所谓“犹有所待”(有待)，其意思是说，对世俗事物有所依赖。如果对外物有所依赖，则必然为外物所役使、所牵累(为物所役)，就不能获得逍遥自由。与之相反，“恶乎待哉”(无待)，如果不依赖于世俗之物，就不能为外物所累——“不物于物”，就可以游无穷，达到“逍遥游”的境界。不仅如此，“恶乎待哉”(无待)还可以变“为物所役”为“物物而不物于物”，主宰外物而不为外物所主宰。达到“无待”的自由境界，不仅可以在“无何有之乡”中“独来独往”，甚至具有某种常人所不具有的神性。由此可见，庄子的自由，是自我通过对客观必然性的内在超越而获得的自由，而不是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和在对客观世界进行物质改造中所获得的自由，这种自由只能是想象的内心神游。

道家范文篇3

“自由放任和国家干预”是经济学中一个永恒的主题。西方世界历来极力传播自由主义，并推出自己在经济学界的代言人：亚当•斯密、冯•哈耶克、路德维希•艾哈德及米尔顿•弗里德曼等等。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以“看不见的手”理论而著称，该理论认为：每一个进入市场的人都是持自利动机的，他们通过交易达成合作，从而在实现自利动机的同时也造福了他人。从整体社会来看，这种市场秩序提供了一种资源配置机制，它能够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其余三位也分别有自由主义专著。

其实，这种“代言人”的资格应该是中国道家文化的创立者老子才配享有，《道德经》深刻地阐述了自由主义理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常无而无所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强烈反对国家干预，他说“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天下多忌讳则民弥贫。”“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大道废，有仁义。”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是因为：政府只有充分了解每个公民的利益和偏好，并据此求出社会总体利益，才能胸有成竹地去干预经济。然而此项准备工作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因为每个人只能在进入选择过程时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更遑论政府。中国有句古话：“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哉？”说的即是政府不能干预的原因。西方有句谚语：“鸟以为把鱼举在空中是一种善举”说的是政府强行干预的后果。即使政府能够无所不知，但在干预措施的执行过程中，也常会偏离其初衷。

2、循环经济

道家提出了崇尚自然、尊重天地、无以人灭天、天人不相胜等环境伦理思想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道德规范，开创了循环经济思想的先河。人与自然是既对立又统一的整体。所谓对立，是说人类要生存发展离不开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存在着与其他生命体在资源利用上的竞争；所谓统一，是说在终极意义上人与自然万物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离开自然环境，人类将无以生存及发展。在对立过程中实现统一，在统一中又不失去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的价值和尊严。人与自然万物都是自然系统中的一个成员，彼此之间是互为依存、共生共荣的关系。除了人之外，地球上各种物质，不仅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而且对人类都有积极意义，是赖以生存的基础。老子曰：“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他告诫人们不要自恃灵明而高高凌驾于天地万物之上，不要凭仗强大有力而妄为滥施。庄子“天与人不相胜也”的睿言就深刻地表达了人与自然应当平等的至理。

庄子认为天下万物都有各自的本性及发展变化的规律，正确的做法是顺应它们的本性，遵循各自的规律，不要刻意妄为。在远古农业文明早期，生产力低下，农耕生产受到自然严重的制约，人们依赖自然，敬畏自然，把自己视为自然的儿子，对天地有着一种由衷的亲切感戴之情。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征服自然、利用自然能力的提高，人们对自然的认识与感情也有了变化，不少人不再那么敬畏自然了，甚至凌驾于自然之上，把原来相亲相近的自然万物当作可占有的财物任意践踏役使，由此而导致生态失衡、环境恶化，给自己带来危害。

西方近代流行的人与自然主客“二分法”思维方式，将人类社会与自然分割对立起来，片面强调人的价值，信奉天物竞争，导致了人们为追求自身利益和个人价值，肆意对自然开发索取。资源告罄、生物灭绝等严酷的事实，不能不引起人们深切的忧虑和思考。

从深远的角度看待人类新经济体系，循环经济思想是正确的，这一思想的提出是挑战高科技，使高科技有了明确发展方向，应用剩余的有限资源过渡到再生与循环的经济领域中去，从绿化、环保、节能、开发等无形物质的应用上彰显高科技，实现资源的再生与循环，创造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态平衡生物链。

3、节约原则

老子曰：“治人事天，莫若啬。”“啬”指的就是节约、节俭。这与经济学的思想不谋而合。从经济学的英文单词Economics的构成上我们可以得到启示：经济学实质上是一门关于如何“节约”的科学，即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效益。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节约原则应该是经济学的“宪法”。不过，1936年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了著名的“节约悖论”，即节约对于个人来说是好事，是一种值得称道的美德，但对于整个国家来讲，则是一件坏事，会导致国家经济的萧条衰败。凯恩斯上述观点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界得到了相当普遍的认同，西方经济学教科书都非常醒目非常郑重地向读者介绍阐述这一思想。

“节约的悖论”提出来以后，常常使人迷惑不解。根据一般人的常识，一个家庭也好，一个企业也好，一个国家也好，如果大家都挥霍浪费，很快就会吃光喝光，破产衰亡。那么，如何解答这种疑惑呢，张建华先生认为：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分析，是在非自愿失业存在的前提下进行的短期、静态分析。通俗地讲，就是经济陷入了严重的萧条状态，市场上有大量产品积压在仓库中，找不到销路，也就不能计入国民收入统计数字中。显然，如果国民增加消费，积压的产品就能实现其市场价值，从而使统计到的国民收入数字增加；反之，如果国民减少消费，积压产品增加，统计到的国民收入数字就会下降。这就是凯恩斯国民收入决定分析的实际意义所在。但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凯恩斯用的是短期、静态的分析方法，从长期、动态的角度来看，人们会将节约下来的钱，用于投资，以增加生产能力，从而使经济趋向更加繁荣。相反，若只图眼前繁荣，大肆挥霍浪费，则会影响未来经济发展，甚至导致经济停滞和崩溃。如此，“节约的悖论”也不成其为一种悖论了。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建设节约型社会是一项系统工程，它的起点就在于首先唤起并树立全社会的节约意识，而当这种意识化为一种时代风尚、一种文化习惯之时，我们将迎来的是一个生活更加富足、生态更为良好的生存空间。

4、结语

道家文化其实在诸多领域都有所涉及，如政治、军事、外交、管理、美学等等，而我们没有很好地去发展它，使其系统化，范式化。行文至此，我有一种感慨，感慨我们自己的可悲可恨之处，感慨两千多年的“集权官僚制”对我们浸染太深，以至于一时洗刷不了“奴性”的痕迹。以1840年为界，此前我们习惯于以天朝上国自居，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此后我们习惯于往外看，觉得外国的月亮就是比中国圆，信奉所谓的“山外青山楼外楼”，而缺乏一种“内省”，使得我们错过了自身最美好的东西，“肥水”在不经意间便流入了“外人田”。到头来我们反而对那些经过外人改造过的本来属于我们自己的知识顶礼膜拜，竭尽全力学习、“采购”，这不啻为一种巨大的浪费，于本文当中所探讨的“节约原则”相去甚远。

为数众多的学者预言，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理由是在这个世纪内中国的经济实力将会大增，中国不再仅仅是个大国，而且是一个强国。然而，我认为要想让这种预言变成现实，必须具备一个前提条件：锻造独立的民族性格，开创文化盛世。我是一个年轻的中国人，当然看好21世纪，看好21世纪的中国。

参考文献：

［1］路德维希•艾哈德.祝世康，穆家骥译.来自竞争的繁荣.商务印书馆，1983.

［2］米尔顿•弗里德曼.张瑞玉译.资本主义与自由.商务印书馆，1986.

［3］马克思•韦伯.于晓，陈维纲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

［4］钱颖一.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5］林语堂.左手孔子，右手老子.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道家范文篇4

“自由放任和国家干预”是经济学中一个永恒的主题。西方世界历来极力传播自由主义，并推出自己在经济学界的代言人：亚当•斯密、冯•哈耶克、路德维希•艾哈德及米尔顿•弗里德曼等等。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以“看不见的手”理论而著称，该理论认为：每一个进入市场的人都是持自利动机的，他们通过交易达成合作，从而在实现自利动机的同时也造福了他人。从整体社会来看，这种市场秩序提供了一种资源配置机制，它能够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其余三位也分别有自由主义专著。

其实，这种“代言人”的资格应该是中国道家文化的创立者老子才配享有，《道德经》深刻地阐述了自由主义理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常无而无所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强烈反对国家干预，他说“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天下多忌讳则民弥贫。”“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大道废，有仁义。”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是因为：政府只有充分了解每个公民的利益和偏好，并据此求出社会总体利益，才能胸有成竹地去干预经济。然而此项准备工作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因为每个人只能在进入选择过程时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更遑论政府。中国有句古话：“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哉？”说的即是政府不能干预的原因。西方有句谚语：“鸟以为把鱼举在空中是一种善举”说的是政府强行干预的后果。即使政府能够无所不知，但在干预措施的执行过程中，也常会偏离其初衷。

2、循环经济

道家提出了崇尚自然、尊重天地、无以人灭天、天人不相胜等环境伦理思想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道德规范，开创了循环经济思想的先河。人与自然是既对立又统一的整体。所谓对立，是说人类要生存发展离不开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存在着与其他生命体在资源利用上的竞争；所谓统一，是说在终极意义上人与自然万物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离开自然环境，人类将无以生存及发展。在对立过程中实现统一，在统一中又不失去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的价值和尊严。人与自然万物都是自然系统中的一个成员，彼此之间是互为依存、共生共荣的关系。除了人之外，地球上各种物质，不仅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而且对人类都有积极意义，是赖以生存的基础。老子曰：“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他告诫人们不要自恃灵明而高高凌驾于天地万物之上，不要凭仗强大有力而妄为滥施。庄子“天与人不相胜也”的睿言就深刻地表达了人与自然应当平等的至理。

庄子认为天下万物都有各自的本性及发展变化的规律，正确的做法是顺应它们的本性，遵循各自的规律，不要刻意妄为。在远古农业文明早期，生产力低下，农耕生产受到自然严重的制约，人们依赖自然，敬畏自然，把自己视为自然的儿子，对天地有着一种由衷的亲切感戴之情。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征服自然、利用自然能力的提高，人们对自然的认识与感情也有了变化，不少人不再那么敬畏自然了，甚至凌驾于自然之上，把原来相亲相近的自然万物当作可占有的财物任意践踏役使，由此而导致生态失衡、环境恶化，给自己带来危害。

西方近代流行的人与自然主客“二分法”思维方式，将人类社会与自然分割对立起来，片面强调人的价值，信奉天物竞争，导致了人们为追求自身利益和个人价值，肆意对自然开发索取。资源告罄、生物灭绝等严酷的事实，不能不引起人们深切的忧虑和思考。

从深远的角度看待人类新经济体系，循环经济思想是正确的，这一思想的提出是挑战高科技，使高科技有了明确发展方向，应用剩余的有限资源过渡到再生与循环的经济领域中去，从绿化、环保、节能、开发等无形物质的应用上彰显高科技，实现资源的再生与循环，创造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态平衡生物链。

3、节约原则

老子曰：“治人事天，莫若啬。”“啬”指的就是节约、节俭。这与经济学的思想不谋而合。从经济学的英文单词Economics的构成上我们可以得到启示：经济学实质上是一门关于如何“节约”的科学，即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效益。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节约原则应该是经济学的“宪法”。不过，1936年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了著名的“节约悖论”，即节约对于个人来说是好事，是一种值得称道的美德，但对于整个国家来讲，则是一件坏事，会导致国家经济的萧条衰败。凯恩斯上述观点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界得到了相当普遍的认同，西方经济学教科书都非常醒目非常郑重地向读者介绍阐述这一思想。

“节约的悖论”提出来以后，常常使人迷惑不解。根据一般人的常识，一个家庭也好，一个企业也好，一个国家也好，如果大家都挥霍浪费，很快就会吃光喝光，破产衰亡。那么，如何解答这种疑惑呢，张建华先生认为：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分析，是在非自愿失业存在的前提下进行的短期、静态分析。通俗地讲，就是经济陷入了严重的萧条状态，市场上有大量产品积压在仓库中，找不到销路，也就不能计入国民收入统计数字中。显然，如果国民增加消费，积压的产品就能实现其市场价值，从而使统计到的国民收入数字增加；反之，如果国民减少消费，积压产品增加，统计到的国民收入数字就会下降。这就是凯恩斯国民收入决定分析的实际意义所在。但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凯恩斯用的是短期、静态的分析方法，从长期、动态的角度来看，人们会将节约下来的钱，用于投资，以增加生产能力，从而使经济趋向更加繁荣。相反，若只图眼前繁荣，大肆挥霍浪费，则会影响未来经济发展，甚至导致经济停滞和崩溃。如此，“节约的悖论”也不成其为一种悖论了。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建设节约型社会是一项系统工程，它的起点就在于首先唤起并树立全社会的节约意识，而当这种意识化为一种时代风尚、一种文化习惯之时，我们将迎来的是一个生活更加富足、生态更为良好的生存空间。

五、结语

道家文化其实在诸多领域都有所涉及，如政治、军事、外交、管理、美学等等，而我们没有很好地去发展它，使其系统化，范式化。行文至此，我有一种感慨，感慨我们自己的可悲可恨之处，感慨两千多年的“集权官僚制”对我们浸染太深，以至于一时洗刷不了“奴性”的痕迹。以1840年为界，此前我们习惯于以天朝上国自居，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此后我们习惯于往外看，觉得外国的月亮就是比中国圆，信奉所谓的“山外青山楼外楼”，而缺乏一种“内省”，使得我们错过了自身最美好的东西，“肥水”在不经意间便流入了“外人田”。到头来我们反而对那些经过外人改造过的本来属于我们自己的知识顶礼膜拜，竭尽全力学习、“采购”，这不啻为一种巨大的浪费，于本文当中所探讨的“节约原则”相去甚远。

为数众多的学者预言，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理由是在这个世纪内中国的经济实力将会大增，中国不再仅仅是个大国，而且是一个强国。然而，我认为要想让这种预言变成现实，必须具备一个前提条件：锻造独立的民族性格，开创文化盛世。我是一个年轻的中国人，当然看好21世纪，看好21世纪的中国。

参考文献：

［1］路德维希•艾哈德.祝世康，穆家骥译.来自竞争的繁荣.商务印书馆，1983.

［2］米尔顿•弗里德曼.张瑞玉译.资本主义与自由.商务印书馆，1986.

［3］马克思•韦伯.于晓，陈维纲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

［4］钱颖一.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5］林语堂.左手孔子，右手老子.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道家范文篇5

关键词：岐江公园现代设计道家文化返璞归真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现代社会的变革中，人们在深刻剖析工业文明带给城市的利弊和失衡后，进一步思考了如何对待当前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以及如何构建适宜人居住的新型环境问题，这是人类生存与环境变革共同进化的一种必然选择。

广东省中山岐江公园是一个占地面积为11公顷的休闲式公园，是由北京大学景观规划中心主任俞孔坚主持并设计的。岐江公园在原粤中造船厂旧址改建而成，粤中造船厂是20世纪近50年来中国工业化历程的一个缩影，见证了中山由一个农业小镇发展到中型现代化城市的历程。因此，俞孔坚提出保留其造船厂的一部分建筑和器械，并对一部分生硬、陈旧的工业遗迹进行整理、提炼，并赋予其新的功能，使其具有休闲性和观赏性。岐江公园的设计理念与中国道家文化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道家思想中最基本的哲学思想是“道”，“道”是一种拥有丰富内涵的思想。首先，“道”的概念具有虚无性（即抽象性）。正是由于其含义的不确定性，最终使得人们凭借着自己的经验和文化对事物进行阐述，也正是这种人人都能够使用而人人无法界定其内涵的思想，使得“道”这一观念具有了广泛的适用性，被人们普遍地运用到了各个领域中去。同时也正是这样的一种包容性，使“道”成为了解读中国艺术设计的一个基本原则。设计是一门具体到如何去操作、如何去使用的学科，因此，在探寻设计的时候，要把人放在第一位，而“道”这一概念能够把人和物之间的联系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在岐江公园的设计风格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或多或少具备着中国传统设计思维。笔者就从道家的“有无相生”“审曲面势”“天地材工”“返璞归真”等观念出发，对岐江公园的道家思想进行阐述。

一、有无相生，各随其意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道德经》

这些生活中极为普遍的语言词汇包含着许多辩证的思想和引人深思的人生哲学，如果将这些思想引入设计中，我们就可以创造出许多想象丰富的空间设计作品。

在岐江公园的设计理念中，“有无相生”的思想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尤为突出的是公园中的万杆柱阵（图1）。在保留下来的铁轨的两侧，安置了许许多多的钢柱林，钢柱群整齐排列成一个个方阵，虚实相间，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完整的交换空间。而其中的虚空间看似是一个无形之境，却又处处体现着设计者的独特匠心，正是笔锋未到而意境已至，既保存了现代工业文明时代的特征，又使人联想到生态循环的空间形式。

“有无相生”或许是设计中运用最多的一种形式。“有”，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实际存在的实物；“无”，可看成是一种无相无象的抽象的存在。“空即是有，有即是空”，形成一个辩证性的观念，发展至设计艺术中，便是有容乃大的“空白”。“空白”就是设计者按照设计画面反向思维的特点所形成的一种想象空间，它具有实际的愉悦性、错视性、想象的投机性等。在空间设计中，虚空间是一种无形的却又真实存在的一种气场，我们可以看成是文章中的言外之意或者音乐中的弦外之音。

二、审曲面势，各随其质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

——《道德经》

“审曲面势，泝洛背河，左伊右瀍，西阻九阿。”这是张衡《东京赋》中的诗句，指工匠做器物要整理仔细察看曲直，根据不同情况处理材料。要依循自然之材的性质和形状，加以发挥和利用，用最少的人力和物力换取最大的功用。

在岐江公园原址上，有许多原粤中造船厂所遗留下来的建筑和物件等，在设计的时候对这些物件并不是一味地拆除或重建，而是通过不同的环境对其进行改造和再利用。如内湖的两个船坞（图2），其中一个被插入当代膜结构设施，而另一个仅仅刷了一层漆。这两个船坞形成了强烈的新旧对比，这就是审曲面势的典型。老子讲究顺其自然，“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对事物进行最少的改动就能发挥最大的功能，这就是道家文化中的重点思想之一。

三、天地材工，各随其宜

“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考工记》

早在古时，人们就对设计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天有时”代表着天气以及时机，“地有气”彰显着地域文化特点，“材有美”强调着设计材料的质量，“工有巧”讲究的是设计者的能力。每一个成功的设计除了考虑需要优秀的材料、设计者的能力以外，还要顾及时机与地域文化。对于历史的研究或许不是为了证明什么，而是为了揭示这段历史背后所蕴含的思想。

岐江公园在设计风格上可谓是集百家之长（图3）。首先是运用丰富的岭南植物和园艺所产生的含湖环境，其次，在整体格局上借鉴了西方传统几何式园林。中山作为一个著名的侨乡，在公园中出现了许多具有几何图案之美的景观。再者，借鉴现代西方环境主义对于旧城改造的思想，把公园中的许多建筑形式都进行保留，并在这一基础上运用现代的手法加以重现。那高低错落的树林、内湖和岐江的呼应，钢构件和芦苇丛的交替，其中透着复杂与简单、对比与和谐、变化与统一的关系，在这里被巧妙地融合成了一体。这种新的形式表达了中国传统道家思想和时代文化的传导，同时也彰显了岐江自己的个性。

四、返璞归真，各随其境

“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恬淡为上，胜而不美。”——《道德经》

道家文化一直都主张保持人性的自然本真，反对用礼仪束缚人性。在中国的设计艺术史上，一直都十分推崇“淡”，在中国画中，“淡”代表着简淡、清淡，正如诸葛亮的《诫子书》所述，“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可见，古代文人对于平淡美的追求是一直都没有停止的。

道家范文篇6

关键词：道家思想明式家具

一引言

以前，经常在设计杂志上看到以“中国椅”命名的家具作品。而且这些作品的设计者大多数都是外国设计师。因而引起我的好奇，也即便产生怀疑，是这些设计师对我国家具有所研究还是仅是一种崇拜呢？不谈他们是出于什么原因，但这从侧面反映了一个现象，即我国传统家具一直受到国外人士的亲睐。据相关资料记载，早在唐、宋时期，日本的家具便与我国家具形制相连。其结构亦是同样的做法。而自宋、元时代我国家具经阿拉伯和印度人转介已经流入欧洲，17世纪后期，我国的漆器和瓷器一起传入欧洲，当时精湛的工艺制法对巴洛克时期的家具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8世纪中叶，我国的园林建筑及家具通过英国设计师齐宾泰尔的研究与仿制，将其格调融合到西洋家具中，形成了落可可风格的齐宾泰尔式家具。20世纪中叶，丹麦的著名家具设计师汉斯J.威格纳再次以我国明式家具为原型，设计创新了很多使他享誉国际的现代家具。

如今，我国在家具上的成就早已没有昔日的辉煌。更不能与国外的家具设计相媲美。导致这一现象是历史的客观原因很多，也有受我国文化体制影响。同时也有国人不思进取这一鄙习所致。面对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的今天，以设计立国已成为众多国家发展经济的战略。现今的我国，是家具市场的大国，却是家具设计弱国，如何打造我国自己的家具风格便成了当务之急。

明式家具是我国传统家具的代名词，其设计的经典为古今中外世人所喜好。因此作为中国家具设计人，我们应以明式家具为出发点，结合时代各方面的要求，从明式家具中吸取营养，潜心研究明式家具，为创造我国现代家具风格而添砖加瓦。为此，本文从我国道家思想的角度来剖析明式家具的内在精神气质，提出个人之见。

二概述

2.1道家思想的概念

道家思想，由老子所创，老子遗留下来的著作，仅有《五千文》即《道德经》，也叫《老子》。它是老子用韵文写成的一部哲理诗。它是道家的主要经典著作，也是研究老子哲学思想的直接材料。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其“天人合一”的境界，对中国文化美学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政治上，他主张“无为”，希望回到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状态。庄子继承老子的学说，成为战国时期道家的代表人物。他发展了老子的唯心哲学，认为世界就是“我”的主观产物。庄子鄙视富贵利禄，痛恨不公平的社会现象。道家思想其他的代表人物还有战国时期的庄周、列御寇（即列子）、惠施（即惠子）等人。

道家思想是中国最为重要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哲学思想之一。道家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与儒家同等重要，只是在政治思想上一为表显一为裹藏之别而已。而道家在理论能力上的深厚度与辩证性，则为中国哲学思想中所有其它传统提供了创造力的泉源。至于道家文化在中国艺术、绘画、文学、雕刻等各方面的影响，则是占据绝对性的优势主导地位，即使说中国艺术的表现即为道家艺术的表现亦不为过。当然，道家哲学对中国政治活动也提供了活络的空间，使得中国知识分子不会因巨大失败或不幸之后，毁灭自己或走进宗教，而更多的是保全性命，坚持节操，隐逸遁世，而以山水自娱，洁身自好的道理。

老庄哲学“道”的理解和确立，特别是“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对中国文化美学产生深远的影响。强调超功利的无为的审美关系，强调突出自然、突出个性和艺术的独立，追求浪漫不羁的形象想象，追求情感抒发，追求个性的表达，追求内在的、精神的、实质的美，大巧若拙，言不尽意，达到立象尽意，以象载道之目的。主张庄子以奇特夸张的想象为主线，以散而整的句法为形式，具有一种飘逸的君子风度，强调“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进入“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老庄之道的哲学思想已渗透到和积淀在艺术形式和审美观念等各个方面。古往今日的中国艺术家主张师法自然以至师心，便是道家思想的的力量。

2.2道家思想在中国文化、艺术领域中的重要性

儒家以艺术为道德教育的工具。道家虽没有论艺术的专著，但是他们对于精神自由运动（“乘物游心”）的赞美，对于自然的理想化，使中国的艺术大师们受到深刻的启示。正因为如此，中国的艺术大师们大都以自然为主题。中国画的杰作大都画的是山水，翎毛，花卉，树木，竹子。一幅山水画里，在山脚下，或是在河岸边，总可以看到有个人坐在那里欣赏自然美，参悟超越天人的妙道。同样在中国诗歌里我们可以读到像道家学派陶潜(372—427年)写的这样的诗篇：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李白（也是道家学派的维护者）的古诗中有名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从众多的古代艺术形态中到处可以见证道家思想的精髓所在。

2.4道家思想在明朝文化、艺术等领域中的重要性

明朝朱元璋崇尚程朱理学，由于他的攀亲意识，导致他选择新儒学“程朱理学”作为他统治人民思想的工具。从历史的经验看，凡是真正崇尚老子的道德治世思想，以真正见正识尊敬和提倡正教，发扬道德文化的教化功能，正确引领人们的精神信仰，塑造健康的道德灵魂，对国家的长治久安都会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元朝虽然是异族统治中原，但能够一定程度上借助道教的基本精神，这对于它尽快缓和阶级矛盾，顺利度过磨合期，尽快巩固政权、稳定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可是明代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将思想僵化的理学提高到准宗教的位子，丢失了一个极好的历史中兴机会，由于背离道德思想，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后期终于在暴风骤雨般的农民起义中寿终正寝。

道家思想在明朝虽然没有程朱理学的地位正统，但是它在文人士大夫的思想里仍然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如果说程朱理学是维持政治权利的钥匙，那么道家思想则是文人士大夫通向文学、艺术殿堂的钥匙。明朝之所以出现书法大家文徵明、祝允明、画家唐伯虎、文学家李梦阳、科学家徐光启等人，无不与道家思想有着很大的联系。

在文学方面，以宋濂、王祎等人为代表的“道统”文学，主张文“非专指辞翰之文”，而是道的“象”即显现，文与道相始终，道在哪里，文亦在哪里。（宋濂《文原》）宋学家提出的“文道合一”、“文外无道，道外无文”（《徐教授文集序》）刘基在《郁离子》中“楚有养狙以为生者”一章提出以“术”欺民而不能以“道”治民者必败；台阁体“雅正平和”，也有浓厚的道学气。尽管道家思想在明朝不被朝中所用，但是它在文学方面却作用非凡。

在艺术方面，道家思想强调“师法自然”，这种自然一指不事人为造作的物质本体；二指自然环境，山水花鸟。庄子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自然无限美，人生何渺茫。以巨大的自然对比渺小的人。李贽说：“尧夫云：‘唐虞楫让三杯酒，汤武征诛一局棋。’夫征诛揖让何等事也，而以一杯一句觑之，至渺小矣。”就连明朝儒家的正统代表（邵雍）都有这中观念，从而表明道家思想被魏晋以来知识分子传诵的广泛性。这种对待自然的心境正是影响明朝艺术创作的一大因素。李择厚在他的《美学论集》中就这样表述，正是儒家倡导的人间情味的美加上道家倡导大自然的美的融合，才使得历来的文人士大夫在文艺创作和欣赏中受益非浅。

三明式家具的历史地位及其形成的客观条件

3.1历史地位

明式家具通常是指明代，特别是明中后期至清前期。具有鲜明工艺特色和制作风格。这一时期的家具在总结宋元时期工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创新和发展。家具用材极为讲究，造型设计和形体结构更加注重科学性和艺术性的结合，装饰手法和制作工艺上形成了精细、雅致、秀美的明式特色。因此，明式家具代表了中国晚期古典家具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古典家具艺术的典范。她所独有的魅力不仅在形体、做工和装饰上，而且她蕴藏着一种浓厚的儒家伦理道德精神和极具特色的道家艺术审美情趣。明式家具的艺术表现形式还体现在时代性上，她不仅注重材料的自然质地、纹理和颜色，而且运用线的起伏变化和构件的精巧设计来体现明式家具的简洁明快和典雅柔美；她所体现的工艺风格已成为传统家具艺术的划时代标志。她的艺术价值、科学价值和历史价值在中国家具史上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在世界家具史上独树一帜。

3.2形成的客观条件

3.2.1经济条件

明代家具艺术的高度发展有其历史必然性，明朝当时的统治阶级大力推崇稳定繁荣的社会、经济环境。明代中期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大城市与园林建筑的迅速发展，社会生活和文化导向的影响，以及扩大对外通商和开发南疆地区所大来的大量优质木材内运，使得家具艺术因上层社会的广泛需求而得以充分发展。家具制作不断趋于高档化、艺术化，典雅、精美的名贵家具品种成了富豪权贵的追求目标。与此同时，传统手工艺的不断完善和家具生产的区域化、集团化（如以皇家贵族为代表的宫廷家具营缮所和商品经营为特色的苏式家具、广式家具、京式家具等等。也为家具的艺术的高度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极为有利的外部环境，使得家具发展不断趋于系列化和规模化。并逐步形成明式家具的地区风格和时代特色。形成相对稳定的家具流派。

3.2.2政治、文化条件

在政治思想方面，朱元璋实行程朱理学继续被尊奉为官方学说，这一学派的儒家经典注本被当作士子日常的功课和科举考试的依据。而在科举中，自明初至成化年间逐渐形成固定程式、规定字数、要求只能“代古人语气为之”（《明史选举志》）而绝不许自由发挥的八股文，更强化了对文人思想的禁锢。与此相配合的，是残酷的高压手段。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士向来有“隐”的权利，而朱元璋钦定的《大诰》却规定，“寰中士夫不为君用”者，“罪至抄劄”——抄没家产并诛杀（《明史刑法志》），从而彻底取消了士大夫与政权游离的选择。高启等一大批著名文人就是因为不愿与政权合作而被杀的。同时，朱元璋还制造了许多起看来是莫名其妙的文字狱。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桂林府学训导蒋质，都因他们执笔的表章中有歌颂皇帝为天下“作则”一类字样，被认为“则”是影射“贼”，统统处死。然而这种荒诞的行为对于追随儒道思想的众多士大夫来说，从此失去了人性上的“自由”。如果说，宋代的文化专制已相当发展，那么至少士大夫的人格在表面上还是得到了尊重，所以他们能够以“气节”自励，维持士以求“道”为最终人生目标的理想品格。而明朝自其立国之初，就从根本上塑造文人的奴性品格。

由于国家皇权的绝对性，置道家思想于地狱，道家的文人信徒得不到政府官员的重用，有才无用武之地，甚至归隐山林也不为朝做官。长此以往，众多文人与政场分道扬镳。特别是当时经济发达的江南苏州一带，文人墨客常以买弄书画、以酒作诗、收藏古玩和研析家具等事宜，寄情于物。如唐伯虎，文徵明等人。也正是这种具有形上的超越和理性沉淀的存在和态度，借自然中的山水花鸟等，寄情于物中，才为明代的绘画、戏曲、传奇小说和家具设计等产生巨大影响。这种山林归隐、不问朝政的举措虽然有点唯心主义，即道家思想的体现。从侧面看，它对艺术、文化、家具设计等成就不能不承认是道家思想的一大功劳。而最为突出的便有明式家具的风格建制等成就。

四道家思想对明式家具的影响

4.1对明式家具风格的影响

明式家具风格的形成主要是受宋朝家具形制的影响。而宋朝的家具形制与宋朝对道家思想的崇拜有着非常大的联系。

赵宋王朝对道教的崇奉可与李唐王朝相媲美，特别是太宗、真宗、徽宗三朝更盛。宋太宗集天下道经七千卷，令人修治删正。宋真宗认道教神仙赵元朗为宗室，封其为“保生天尊大帝”，又封老子为“太上混元皇帝”。宋徽宗信道最笃，自称“教主道君皇帝”，说他是昊天上帝长子神霄帝君下凡。他下令焚烧佛经，改天下寺院为道观，使道士居其中。政治上，太宗和真宗父子均推行道德教化的黄老之术。太宗说：“清静致治，黄老之深旨也。夫万务自有为以至无为，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续资治通鉴》卷34）真宗亦说：“希夷之旨，清静之宗，本于自然，臻于妙用。用之为政，政协于大中；用之治身，身跻于难老；施于天下，天下可以还淳；渐于生民，生民生其介福。”（《混元圣记》卷9）统治者的这些清静无为的政治思想是与崇道联系在一起的，著名道士陈抟（希夷先生）曾多次应诏入朝，向太宗建议“以清静为治”。

由于朱熹将儒、道、佛三家融合产生新儒学，即程朱理学，后来成为制国之略，正统之学。因而道家思想在宋朝民间广为流传。也促进了儒释道三家相互交汇的深入发展。因而道家思想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到处可以得到验证，如：宋徽宗、苏东坡、黄庭坚、欧阳修等造诣极高的大家的艺术成就，都体现了道家思想对文化艺术领域的高超深厚的影响力!由此可知，出现于宋朝的家具也便是受这一思想的影响而成简洁挺秀、比例适度为特征。这无疑对明式家具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个朝代的灭亡只是统治阶级的更替，而不是文化思想的消亡。于是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便以种种方式流传到了元代、明代。当然家具等艺术、半艺术形态便是道家思想的载体之一。

到了明代，家具风格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虽然朱元璋大兴文字狱，八股考试制，推程朱理学为制国之略，禁止道家等诸思想登大雅之堂。道家思想虽然在制国策略上没能被名正言顺的采用。但它却在艺术、工艺的精神内涵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从明式家具的特点中便可得到证实：

1造型简洁，委婉清秀，挺拔，以线为主。

2结构科学合理，做工精细，坚实牢固。

3木材坚硬，纹理优美。

4装饰适度，繁简相宜。

明式家具的这些特点大多数采用的是简洁，俊秀的自然界的植物造型为题材。以自然点缀人的情感的（具体将在四中讲述）这种寄物予情的做法正与道家思想的人的精神自然化境地相吻合。与庄子的“天人合一”相一致。（当然这里并不是将明式家具的成就都归功于道家思想的融入）从而说明了民间工匠和参与家具设计的文人或多或少的受道家思想的熏陶。因此，明式家具的风格形态基本保持宋朝的造型必然跟道家思想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

4.2对明朝文人士大夫的影响

明朝中期，经济一片繁荣，对外贸易频繁。由于明朝并不像宋朝一样政治开明，言论自由，在思想文化方面，实行了严厉的控制。程朱理学继续被尊奉为官方学说，这一学派的儒家经典注本被当作士子日常的功课和科举考试的依据。而在科举中，自明初至成化年间逐渐形成固定程式、规定字数、要求只能“代古人语气为之”（《明史选举志》）而绝不许自由发挥的八股文，更强化了对文人思想的禁锢。与此相配合的，是残酷的高压手段。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士向来有“隐”的权利，而朱元璋钦定的《大诰》却规定，“寰中士夫不为君用”者，“罪至抄劄”——抄没家产并诛杀（《明史刑法志》），从而彻底取消了士大夫与政权游离的选择。同时，朱元璋还制造了许多起看来是莫名其妙的文字狱。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桂林府学训导蒋质，都因他们执笔的表章中有歌颂皇帝为天下“作则”一类字样，被认为“则”是影射“贼”，统统处死。然而这种荒诞的行为实有其深刻的用意：唯有这种不需要任何理由、无从辩解的杀戮，才彻底显示出皇权的绝对性，而造成巨大的威慑。这种对于士大夫的人格极不尊重的政治专制政策，得到空前地加强专制，加强以奴化人性为目的的思想统治。最终导致众多文人士大夫潜心向道、向佛求救，不问时世，使他们常常追随漆园高风，在道家思想中取得安身，在山水花鸟的大自然中获得抚慰，高举远慕，去实现那种所谓“与道冥同”的“天地境界”。就连宋王朝积极有为、从事改革的儒家政治家王安石也曾多次要求辞职，并退隐做半山老人，来抒写其欣赏自然风光的诗篇。在明代，由于政治专制，社会环境和个人遭遇的变化，导致明代文人士大夫对于其他文化的重视和喜爱，更多地带有一种自觉的意识，即认为在传统艺术和工艺创作中，（其中包括对家具设计的亲赖。）人性能够得到更为充分的表现。可以看到吴中文士文征明、沈周、都穆、祝允明等人喜爱收藏、传写“稗官小说”的生动记载。就连唐伯虎在临习《韩熙载夜宴图》中都倾入自己的家具造型于其中。这一“移情”于家具中的做法正是道家思想中所强调“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进入“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的表现。

五道家思想在明式家具中的体现

道家范文篇7

[论文关键词]无为之为；无知之知；无我之我

与儒家的伦理思想相比，道家的伦理思想无论是从表现形式上还是从表现内容上都有明显的不同。如果说儒家是以积极人世的态度，以大量肯定性的命题，全面地阐述了其伦理思想，那么，道家则是以消极人世的态度，以大量否定性的命题，阐明了其别具特色的伦理思想。道家的伦理思想虽然具有否定的形式，但是其伦理思想同样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无为之为的道德原则和道德实践

为了了解“无为”之为的内涵，我们先来看看无为和有为的含义。道家的无为，作为世界本原的特点，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第十七章)，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道德经》第五十一章)。就是顺应自然规律，使自然万物成为它应该成为的样子。换句话说，道家的“无为”，强调的是对自然规律的严格遵循，强调不能为了某种目的而人为地改变事物的自然本性。“无为”并不是不作为，而是遵循自然规律以达到目的。道家的无为，作为一种道德的实践原则，它的基本要求就是不能违背社会发展规律，不能违背人性，去求得“善”的美名，应该顺应社会发展规律，符合人的本性，达到社会的稳定和安宁。与道家“无为”相对应的所谓“有为”，作为世界本原的特点，就是或多或少地干预自然的演化过程，违背事物的自然本性，以达到人类的某种目的。作为道德实践规范的有为，就是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希望在社会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他们固守于一定的道德规范，希望通过积极有为的行动，干预社会的发展过程，以达到社会的和谐和稳定。根据道家的理论，无为和有为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是否干预自然、社会的演化、发展规律。

所谓无为之为，就是像“道”一样的行为，而道归根到底是“法自然”。老子明确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道家的无为之为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指人们的行为应该遵守“无为”的道德原则，为了确保遵守“无为”的道德原则，道家认为有一些道德规范也是应该遵守的。如老子提出了“慈”、“俭”、“不敢为天下先”三个重要命题，主张宽容和退让。其二是以体“道”、达“道”为目的的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为了像“道”那样行为，人们要努力悟“道”，达到“道”的境界。其三是得“道”之后，人们就会像“道”那样符合事物的自然本性，遵循事物的规律而行为。

道家伦理思想强调无为之为，即用人类遵循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行为去实现自然和社会的和谐、平衡，有其超越时代的积极意义。例如，在环境伦理思想方面，道家主张人类不能贪得无厌地掠夺自然，否则的话，就会破坏自然的和谐和平衡。这个话题是现代社会或者说是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都十分重要的话题。在人生修养方面，道家认为，如果人们在现实社会中能遵守无为之为的道德原则，作为统治者就会以人为本，社会就会稳定和谐；个人可以以无欲、主静养生，以退让、宽容处世，人的身心健康就可以得到保证。无为之为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当然，道家的这种伦理思想也有其局限性，如它以“无为”说立论，反对世俗道德规范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它没有意识到其“无为”说及其相关理论，其实质是一种具有自然主义和某种近乎伦理非理性主义的特点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由于过分强调自然观和伦理观的统一，而忽略了人伦的社会性特点。道家“无为之为”的道德原则和道德实践的片面性和消极性也是比较明显的。

二、无知之知的道德认识和道德修养

在道家那里，无知之知，作为一种道德认识和道德修养，是指通过非理性的认识过程，达到对“道”的直接领悟。无知之知不是追求具体事物的小知识(“为学”)，而是以悟“道”(“为道”)为目的的大智慧。道家提倡用一种神秘主义的直觉的认知方式去认识和体悟作为世界本原和道德根据的“道”，这个道德认识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道德修养过程。所谓无知之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作为道德的认识对象的道是不可言说的。老子明确指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经》第一章)意思是说，“道”如果能够说得出的话，那么它就不是永恒不变的“道”；“名”，如果是可以具体命名的话，那么它就不是永恒不变的名。这里强调的是关于“道”的知识是不能用日常语言来表达的。

第二，道德认识的过程是排除感官认识和理性思维的。道家的道德认识的过程是通过排除感官和理性思维，向内用功，达到“玄同”和“坐忘”的境界而直接体悟“道”。老子描述这一过程是：“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道德经》五十六章)庄子在《大宗师》里虚构了一段颜回和孔子的对话，详细地说明了这一由忘仁义到忘礼乐，再到坐忘的非理性的认识过程。

第三，道德认识和道德修养的目的是体“道”和达“道”。老子描述这一过程是“致虚极，数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日静，是日复命。复命日常，知常日明。”(《道德经》第十六章)这一体道的过程主要表现为：有知有欲的个体，通过体道，不断地内在超越，臻于虚静的境界，返朴归真，达到无知无欲，便可归于常道，与自然合一。

当然，在道家那里，道德修养的目标是根据不同的人，分为不同的层次。这样一种“体道”、“达道”的理想境界，只有少数社会精英才能完成。这是一种“有智”的“无知”状态，如在现实生活中为某些真正的聪明人所推崇的“难得糊涂”即属于这一境界，这是一种大智慧，一般的老百姓是不可能达到的。为了社会的稳定，道家主张统治者对老百姓实行使其真正“无知”的道德教育，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愚民”政策，这是道家政治上的“愚民”政策在道德领域中的体现。

道家认为，有知之“知”(智)是对自然和人类本性的破坏，都是对天下的安宁和人心的扰乱。只有达到“无知无欲”的心理状态，才能“无为而无不为”。在这里，既没有正常的感性和理性认识，又无需必要的道德教育，而这正是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所要复归的人类道德生活的“本然”或理想境界。老、庄道家道德认识和道德修养的突出特点是在强调朴、真的价值的同时，否认人类文明、智力开发的意义，它片面夸大了道德与知识、道德与文明的对立性，带有一定的蒙昧主义和神秘主义色彩。

三、无我之我的道德境界和道德理想

所谓无我之我，在道家那里指的是经过道德认识和道德修养而得“道”的理想人格，是从有“己”、有“我”到无“己”、无“我”；从有“待”到无“待”的个人，是超越了个体小“我”，而达到与“道”同一的至人、圣人和神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了解无我之我的内涵：

首先，无我之我是超越世俗情欲和知识的“我”。为了达到与“道”同一的理想，道家比较倾向于否定感性的自我，而肯定超现实的精神自我及其自由。如庄子写道：“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所谓无“己”、无“我”，就是泯灭自我的好恶之情，以至达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庄子又称之为“丧我”，也就是“坐忘”。而“丧我”之后的我，才有资格在“无何有之乡”中“独来独往”。庄子所理想的人生自由，不是现实的感性自由，而是超现实的精神自由。

其次，无我之我是超越有“待”而达到无“待”的精神自由的“我”。所谓“犹有所待”(有待)，其意思是说，对世俗事物有所依赖。如果对外物有所依赖，则必然为外物所役使、所牵累(为物所役)，就不能获得逍遥自由。与之相反，“恶乎待哉”(无待)，如果不依赖于世俗之物，就不能为外物所累——“不物于物”，就可以游无穷，达到“逍遥游”的境界。不仅如此，“恶乎待哉”(无待)还可以变“为物所役”为“物物而不物于物”，主宰外物而不为外物所主宰。达到“无待”的自由境界，不仅可以在“无何有之乡”中“独来独往”，甚至具有某种常人所不具有的神性。由此可见，庄子的自由，是自我通过对客观必然性的内在超越而获得的自由，而不是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和在对客观世界进行物质改造中所获得的自由，这种自由只能是想象的内心神游。

道家范文篇8

关键词：道家|心性|自然|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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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是对中国文化以至世界文化产生并仍然产生着重要的学术派别。心性是中国主要问题之1。海内外儒家心性论者很多，成绩斐然。佛教心性问题也有不少论作。对道家心性问题，学术界存有异议，有人根本否认道家有心性论，有人虽对道家心性问题有所论及，但失之表面，也很不系统。其实，道家有很系统的心性论，道家心性论是与儒家、佛教心性论迥然相异的中国心性论的第3种形态。

心性论也可称为心性之学，是关于人的心性的理论或学说。心性论所探究的问题，主要包括3方面的问题：1、人的本性、本心如何的问题，2、人的精神追求的问题，3、人的精神修养的问题。中国心性论即是关于做人的理论，它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是：人的本性、人的欲望、人的使命、人的价值，以及人生理想、人生境界、人格修养。

1、道，道家心性论的理论基础

道家之为“道”，以至道教、道学之为“道”，原因即在于其崇尚“道”。道家、道学的1切理论似乎都离不开“道”，甚或可以说都是围绕“道”而展开的。

道，本义是大路、坦途，而老子则以道指称天地万物的本原、本根。“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2105章）道为天下万物之母，为天下万物之根，为未有天地之前唯1的存在。作为天地万物存在的本根，道是1种先于1切存在的在，而这1在，并非1原初物质的存在，而是天地开辟的起始或起点。道化生万物的过程为：“道生1，1生2，2生3，3生万物。”（《老子》4102章）“道生1”，1者，太极也。太极分而为阴阳，此即所谓“1生2”；阴阳交互感应而形成1种和合状态，此即所谓“2生3”；万物就是由阴阳交互感应和合而成的，此即所谓“3生万物”。

道不仅是事物存在的本原、本根，同时也是事物存在的根据，是万事万物的本体。道化生万物之后，又作为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而蕴涵于天地万物之中，成为天地万物的本质。所以，道不仅是1生成论的范畴，同时也是1本体论的范畴。“昔之得1者，天得1以清，地得1以宁。”（《老子》3109章）此处之所谓“1”，与《老子》4102章“道生1，1生2”的“1”是有区别的。道是1，是太1，其1与太1，所彰明者，是道独1无2、无以为偶的性质。而道为1，又有具体的区别。“道生1，1生2”之“1”，是太极，是1生成论的概念，指明道之生物。而“昔之得1者”之“1”，是唯1之“1”，是1本体论的概念，指明物之得道。“昔之得1者”，即昔之得道者。天之所以清，地之所以宁，神之所以灵，谷之所以盈，物之所以生，都是因为得了道，都是因为道在其中。

道，作为天地万物存在的本原与本体，缔造、成就了天地万物。但道成就天地万物，并非有意作为，而完全出于无意作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2105章）“道法自然”，是老子哲学的根本。“自”为自己，“然”为样态。“自然”，也就是自生、自化、自成，也就是自本自根，无有外力强迫。“自然”并非1物质性的存在，也非1事实性的存在。“自然”1词在中国古代，并非指“自然界”的自然，而是自以为然、自得其然、自己使自己成其为如此，而无外力强迫的意思。“道法自然”，非谓道之外更有其自然。“自然”不过是对道的作为的形容。“道法自然”实际上即是“道性自然”。河上公曰：“道性自然，无所法也。”（河上公：《道德真经注》卷2）“道法自然”，亦即道以顺乎自然为法，以自然为法，以自己为法。道虽然成就了万物，但道并不是有意要成就万物；道成就万物并不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而完全是自然而然，完全是自然无为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老子》5章）“天地不仁”，非天地不仁为也，不以仁为也，不以行仁为自己的出发点与归宿。

在儒家看来，天地是仁爱的化身。天覆育万物，春生夏长，成物以奉人，即是天爱人、爱物的具体体现。而在道家看来，天地乃道的化生物。道化生为天地，是自然而然、无有目的、无有用心的，天地化生万物也是自然而然、无有目的、无有用心的。道的本性即是自然无为。自然无为是老子哲学的基本观念。自然无为既可合而言之，也可分而言之。合而言之：自然即无为，无为即自然，故曰自然无为。分而言之：自然是道的本性，也可称为道体；无为是道的运作，是人所应效法者，也可称为道用。“无为”表面上看来是不做事，但此不做事并非消极的不做事，而是积极的不做事，“无为”也是1种“为”。正像沉默并非只是无言，弃权并非就是放弃权利。以无言为言，以无为为为，以无事为事。“言无言”，“为无为”，“事无事”。

道的本性是自然无为，但正是这种无为，成就了有为；正是因为无为，才成就了1切。这种现象，被老子加以哲学的高度概括，就是“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而无不为”，通过“无为”以达到“无不为”，“无不为”似乎才是目的，而“无为”似乎只是手段，是工具。所以，有人以为老子是阴谋家，表面上什么都不做，其实内心里做着种种计较。这是对老子的1种误解。“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者，道之本体也；“无不为”者，道之作用也。“上德无为而无以为”，（《老子》3108章）“为无为”，“事无事”，“处无为之事”，则“无以为”，则无以为事。对于有欲之人而言，通过“无为”可以达到“无不为”，“无不为”并非目的而是1结果。目的是预先具有的期望，是行动的动力，结果则是不期然而然的后果。因为某种期望而采取行动，采取某种行动（或不采取行动）而有某种结果，两者之间是有很大分别的。对于无欲之人而言，“无为”本身即具有目的性，“无为”本身即是1种惬意的生活。

2、由道而性、而心，道家心性论的具体展开

性，本字为生。人性是人类的本性或本然之性、天然之性。儒家人性论，根基于其仁义之道。儒家对于人性的论证与说明，目的在于要为其所张扬的仁义之道确立1根基与现实的出路。而在道家，其人性论不过是其道论的自然延伸，甚至毋宁说其人性论就是其道论的具体化，是其有机组成部分。

在道家看来，道是万物的本原、本根，也是万物的本体。道在具体物上的彰显，即是“德”。德来源于道，得自于道。得自于道而成为物的本体，而使某物成其为某物者，就道而言，就物之得道而言，是德；就物而言，就某物之所以为某物而言，是性。道落实于天，为天性；落实于人，为人性；落实于物，为物性。性不是别的，正是道在具体物上的现实显现，由此，性亦可谓之曰“道性”。

在老子看来，道的本性即是自然无为，自然无为乃支配宇宙万物的根本，也是人类应当信守的基本行为准则。儒家强调仁、义、礼，在儒家看来，强调仁、义、礼就够了，而在道家看来，更应当强调道与德。强调道与德，即是强调自然与真诚。虽然仁与义中也有“诚”的因素，但道与德所突出的正是行为与情感中真诚无妄的方面。《中庸》曰：“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心之所思、言之所发、行之所为，以1贯之，无所差失，是即是，非即非，无虚伪、无造作、无邪妄，即是“诚”。诚的基础是自然。道家强调自然，突出的正是道德行为真诚无伪、真实无欺的性质。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其德者何也？其德即是自然无为，“上德无为而无以为”。此无为之德者，即是所谓“常德”。“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老子》2108章）老子盛赞婴儿、赤子，概亦因其有常德也，概亦因其不失其常德也。德者，得自于道者也。得于道并非求而得者也，并非为而得者也，自然无为而得者也，人先天之所得、先天之本有也。得者，非求之者也，不失之谓也。

如果说，老子所突出者，为性之本然、自然，那么，庄子则更强调性之本真、自由。老子讲人，突出人之自然，其落脚点是；庄子讲人，则突出人之自由，其落脚点是个体的精神世界，是个体对于现实政治的超越。由本然向本真、由自然向自由、由社会向个体、由虚静向超越的转化、增进，既是老、庄的分别，也是老、庄哲学的演进。

天地万物源于道，道的本性是自然。人既源于道，道之性亦即是人之性，所以，人的本性也是自然。“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庄子·马蹄》）“马之真性”，亦即马的自然本性。马的自然本性，即是在天地之间自由自在，亦即所谓“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泽雉10步1啄，百步1饮，不蕲畜乎樊中。”（《庄子·养生主》）泽雉10步1啄食，百步1吸饮，当然很是艰苦，但却绝不愿意被人囚拘于鸟笼之内。自由而自在是动物的本性，又何尝不是人的本性？“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1而不党，命曰天放。”（《庄子·马蹄》）民之织而衣，耕而食，就如马之“龁草饮水，翘足而陆”，鸟之“栖之深林，游之坛陆，浮之江湖”，此亦民之常性，名曰“天放”。天为天然、自然；放为自在、自由。民之本性、常性即是自然、自在而自由。自由而自在是人的自然本性，在自然状态，人的本性获得了最充分的体现。自由而自在不仅是性之本然、本真，同时也是人性、人生之理想状态。

如果说，性是指人先天的、本然的方面，即人之天然之质，那么，心则是指人后天的、实然的方面，亦即人之内在精神，或是人之精神的主宰。由性而心，即是由先天向后天的落实。人之性必显于人之心，由人之心，亦可见出人之性。

老子思考问题的重点还是社会治乱。从社会角度、从社会治乱角度立论而论人，老子突出人之自然，从而强调“虚心”。庄子立论的出发点则是个体的人。虽然庄子也肯定人之自然，但庄子更推崇和强调者，则是人之自由。由于强调人之自由，所以庄子标榜“游心”。审查庄子之所谓“游”，约有3意。1为形游，2为神游，3为心游。形游者，身体之游闲也，形之无拘束也；神游者，精神之游驰也，神游万里之外也；心游者，心灵之游乐也，精神之自由也。庄子最为推崇的，是心游，是心灵的解放，是精神的自由。“且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庄子·人间世》）“乘物以游心”，“物”者，身外之物也，既指身外之物事，亦包括对人生有重大影响的功、名、利、禄之类；“乘”者，凭也，假借也。“乘物”者，物为我役，物为我所用，如此，方才可以“游心”。

自然、自在而自由，根自于道，由道而成性，由性而成人之心，成为人之精神，成为人精神的本真，成为人的精神生活。此1精神生活，即是道家所推崇的精神生活。此1精神生活的基本内容，亦是自然、自在而自由。自然、自在而自由，为1整体，本身亦不可分离。

3、命与生死，道家心性论的外在延伸

命，是决定人生贵贱福祸的、带有必然性与神秘色彩的某种异己力量。作为1种人力所不能左右的异己力量，命亦称做天命。

在庄子看来，人世间种种大事大端，无不是命中注定的。“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庄子·德充符》）此1切大事大端，是物事之客观变化，亦是命运之自然流行。将人生之贫富、贵贱、生死、存亡，完全归诸于命，体现了对超人力量的无可奈何的态度。既承认有命，既承认人在命运面前无能为力，人所能做的，只有安于命，只有知命而安时，只有安时而处顺。“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庄子·人间世》）知命之不可违抗，知人在命运面前无能为力，既不抗拒，也不怨愤，也不颓废，而是以1种恬然达观的态度，以1种无可奈何的态度来对待自己所遭受的1切，正是精神修养达到极致的表现。

承认人之不自由，而又极力追求人之自由，认为自由与必然之间始终存在着紧张的关系，这并不是庄子的深刻之处。庄子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所采取的达到自由的途径，正是以对于不自由之认可为基本前提的，承认不自由成了达到自由的基本。“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此“安”字具有深意。既不可奈何，而后方能安然处之；既已安然处之，则心灵之威压亦顿然释之；心灵之威压既已不复存在，随之而来者即是自由而自在的状态。所以，以不可奈何的态度来对待命运，并不是1种无为的表现，更不是1种颓废的态度，而是“德之至”的表现，而是精神修养达到极致的表现。

儒家讲知命，道家亦讲知命，但所知者有所不同。孔子强调知命，是把它看成1种君子之德。“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曰》）所以，孔子于知命之外，又大力张扬“知其不可而为之”。道家则不同，庄子之所谓知命，是知命之无可奈何。既知命之无可奈何，人亦应以1种无可奈何的态度来对待命。所以，庄子于知命之外，只教人安命，教人“安时而处顺”。表面看来，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是消极以至颓废的。然庄子所倡导者，是1种精神，是1种追求心灵自由的精神。庄子所突出者，是人对于现实世界的超越。在儒家看来，知其不可亦当为之；而在道家看来，知其不可而为之，即是“疲役”，即是“芒”。所以，庄子所倡导的人生境界，也许比孔子所倡导的人生境界更其高迈，亦更难以到达。因为不管处逆处顺，都1如既往而积极进取，并非难事。而对于自己所遭受的1切，对于功名利禄、穷达荣辱，均能采取超越的立场，采取达观的态度，以1种放得下的胸怀来对待1切，得而不喜，丧而不忧，以精神自由为最高追求，却是1般人士所难以做到的。

人有生，即有死，世界上任何人都不能脱离生死。儒家很重视死，认为生死为人之大事。与儒家不同，道家对于生死1般持1种自然的态度。老子倡导自然无为，老子所崇尚的人生，也是自然而无为。所以，在老子看来，人之尊生、贵生，莫若无为。“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老子》7105章）“以生为”者，必计其所得及其所失。求而不得，则怨；得而复失，则悔；人得而我不得，则妒；人得之多而我得之寡，则不平。如此，其身必劳，其心必苦，其志必不宁；如此，外劳累而内苦恼，昼疲役而夜煎熬；如此，又何以称得上贵生？又何以能够养生？故贵生者，无以生为也；不自生，故能长其生。

庄子对于生死有更为详尽的论述。在庄子看来，“死生为昼夜”。（《庄子·至乐》）昼而后为夜，夜而后为昼。昼夜的交替是完全自然而然的，生与死的变更也像昼夜交替1样，也完全是1自然现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尘垢也。”（《庄子·至乐》）生是1种假借行为或1种假借现象，也许本身就是不真实的。在庄子看来，生死不过是1自然现象。人本无生，既生，死而复归于无生，此亦是人之命。“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庄子·大宗师》）死生之变，既是命，既是天，既是夜旦之自然交替，“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庄子·达生》）既如此，亦惟有以自然之态度待之。

生死既然为昼夜，人又何必悦生而恶死？悦生而恶死，即是“遁天倍情”，有违于自然之道。“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庄子·大宗师》）生是劳，死是息，从这个意义上讲，死未尝不是1件值得庆幸和令人高兴的事情。“人之生也，与忧俱生。寿者惛惛，久忧不死，何苦也！”（《庄子·至乐》）生而无乐趣，生而只剩下呼与吸，生而有如此多的忧与患，想死而又不得死，亦不能死。不得死，可能比不得生更其难受，更其痛苦。

庄子何以要对死持这样1种态度？老子讲：“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老子》103章）人之有大患，在于人把自身看得过于珍重，往往以利害观念来对待1切。把自身看得过于珍重，以利害观念来对待1切，只能对人的精神造成很大的威压。庄子追求精神的自由自在，所以他反对用利害来对待1切。而利害之中，最为重大者，莫过于生死。“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庄子·齐物论》）庄子从不畏惧死，亦不拒绝死。因为拒绝死是不可能的，而畏惧死则使心灵遭受严重的压迫而不自由，从而使人不能更好地生。庄子真正所要追求的，只是精神的自由与自在以及心性的宁静与淡泊。庄子对于生死所持的独特态度，正是建立在这1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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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虚静与齐物，道家心性论的修养

心性论必然涉及到修养。心性论的主旨是如何做人，做什么样的人，而如何做人，即是人的修养。儒家讲修养，主要是1种积极的进路；道家讲修养，则是1种消极的进路，是1种负的方法、减的方法。致虚守静是老、庄修养论的主旨。老子首倡致虚守静，庄子则将致虚守静具体化为“心斋”与“坐忘”；另1方面，庄子更将致虚守静提升为本体论的高度，而标举“齐物”。

老子以无为为本。为了能做到自然无为，老子提倡虚静。“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老子》106章）“虚”者，虚其物欲之心也。“复”者，反还也。致虚、守静，以观万物之变。物虽千变万化，而不离其根本。其根本即是静，故要知常守静。知常守静其实也是自然无为。

老子提倡虚静，庄子进1步发挥了老子致虚守静的思想，而提出了“心斋”与“坐忘”。关于“心斋”，《庄子》书曰：“若1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庄子·人间世》）“若1志”，即专1你的志趣、志向；“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即不要用你的耳朵去听，而要用你的心去听，亦即要全身心去听；然而心有好恶、利害的思量，听时要去除这种种思量。保守心性之虚静空灵，就是所谓的“心斋”。心斋的要义在于涤除物欲之心，只有涤除物欲之心，才能保守心的虚静空灵；只有保守心的虚静空灵，才能做到“游心”，才能维持心灵的自由与自在。

关于“坐忘”，《大宗师》对其有具体的说明。“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庄子·大宗师》）忘，不是遗忘，不是放失，而是放弃，是超越，是无所牵挂。“忘足，履之适也；忘要，带之适也；知忘是非，心之适也。”（《庄子·达生》）有其忘，才能达其适。“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庄子·大宗师》）忘的前提是自给而自足，自足才能自由。

“心斋”与“坐忘”之外，庄子还倡导“齐物”。在庄子看来，世间之1切，本无是非、大小的差分，因为有了“成心”，即有了主观上的偏见，方才见出差分。“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庄子·秋水》）以道观之，天下之物莫不玄同，故无贵贱；以物观之，每1物皆自以为贵，而以他物为贱，物皆自贵而相贱，而事物本身则原本并无贵贱。以道观之，天下万物莫不同，天下之物皆归之于1。“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1也。”（《庄子·德充符》）齐万物，齐生死，并非为齐而齐。齐与不齐，是人的1种观点与态度，物本身并不受这种观点与态度的。并非以道观物，物由此而就化归为1；以道观生死，生亦即是死，死亦即是生。齐物论，只是要高扬1种精神，1种豁达、舒放、淡泊、旷然的精神。

道家范文篇9

关键词:道;道家;道论;审美本体论;老庄

张岱年先生说:“中国古代有两个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一个是孔子，一个是老子。孔子善言人道，奠定了中国伦理思想的基础。老子善言天道，开创了中国古代本体论学说。”①

一、“道”观念发生及先秦道家论道

“道”，其原始涵义指道路、坦途，以后逐渐发展为道理，用以表达事物的规律性及其本原。这一变化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易经》中有“复自道，何其咎”②，“履道坦坦”③，“反复其道，七日来复”④，都为道路之义。《尚书•洪范》中说:“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这里的道，已经有正确的政令、规范和法度的意思，说明“道”的概念已向抽象化发展。春秋时，《左传》曾有“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⑤和“王禄尽矣，盈而荡，天之道也”⑥之说。这里的道带有规律性的意思，表明道的概念已逐步上升为哲学范畴。孔子亦言“道”，如“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⑦，“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⑧，把道看成是合乎礼义，提高人的道德修养的重要原则。

从上古神话和原始宗教观念来看，“道”观念出现之前，先民曾崇尚“天”。王小盾先生认为:“作为至上神的天神的崇拜，是统一政权和社会等级结构的反映。”⑨春秋后期，老子在“天”观念的基础上，吸取了《易》与春秋时期关于道的思想，把作为规律、法则意义的道发展成为万物本原之道、本体之道。我们可以说是老子最先把道看做是宇宙的本原、本体和普遍规律。老子认为，天地万物都由道而生:“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⑩。这是本体的道，它是万物之源，又是万物之本。老子认为道生成天地万物的过程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11)。道生成万物之后，又作为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而蕴涵于天地万物自身之中，道是普遍存在的，无间不入，无所不包。道虽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但它不同于可感觉的具体事物，它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是构成天地万物共同本质的东西。老子把“道”作为宇宙万物生命的本原，从本末、源流意义上来追溯道的存在，认为道是自然的，没有意志、目的的，同时又产生宇宙万物的生命，处于天地万物的生长变化和永恒运动中。

老子的后继者庄子认为道是世界的终极根源，是无所不覆、无所不载、自生自化、永恒存在的宇宙本体，否认有超越于道的任何主宰。庄子还认为不可能给道提出明确的规定，“道不当名”，“道昭而不道”，即使取名为道，也是“所假而行”。所以庄子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12)在《庄子》中，道是原初的存在，它既是最高的哲学范畴，我们又可将其看作审美的最高追求。

黄老道家用“一”和“精气”来说明道。老子曾把道表述为“冲气”，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13)“窈兮冥兮，其中有精。”(14)黄老道家从唯物的方面进一步发展了老子的这一思想，把道表述为无所不在而又富有生机活力的精气。《管子》云:“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知得以职道之精。”(15)“精也者，气之精者也。”(16)“一气能变曰精。”(17)“精”不是别的，不过是气之精;而所谓气之精，也就是气之变。在黄老道家看来，宇宙间的万物都是气的各种形态，是气自身的各种变化。所以他们又说“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是故民气，杲乎如登于天，杳乎如入于渊，淖乎如在于海，卒乎如在于已。”(18)黄老道家把虚而无形的道看做是流布于天地之间、遍存于万物内部的“精气”。

二、先秦道家道论审美转向之可能

在先秦道家思想中，“道”是无限性的本体，而非物质性的实体，它不是一个隐藏于某处等待人们获取的现成之物，而是存在于开放性的思想进程中。一方面，无限性的“道”不能用有限性的语言来述说，另一方面，离开了现象也就无所谓本体，失去了语言的述说，“道”也就无从呈现。这一自相矛盾的哲学悖论，恰好指向无限丰富的感性空间，它与同样指向无限丰富的感性空间的审美活动取得了内在的一致性，因而道家哲学意义上的道本体论本身就提供了其向审美范畴转向的可能性。

“道”不可道而“道”又不得不道，这是一个难解的悖论。老子却以独特的方式化解了这个悖论。首先，既然不能清楚地表述“道”到底是什么东西，老子反其道而言“道”不是什么。《老子》开篇即云:“道可道，非常道”(19)、“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20)、“道常无名”(21)、“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22)等，都是言“道”不是什么。其次，既然不能以直截的语气表述“道”是什么，老子则以曲折的隐喻来暗示“道”像什么。例如:“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23)这只是对“道”的隐喻式的形容，而不是定义式的解说。最后，既然不能对“道”进行定义性的解说，老子则对“道”的特性进行了形象性的解说。老子对“道”的论述主要借助形象地解说“道”的特性来进行。如“天地长生”、“上善若水”、“婴儿”、“赤子”、“车之用”、“室之用”、“飘风”、“暴雨”、“大器晚成”、“出生入死”、“治国用兵”、“治大国如烹小鲜”、“江河之为百谷王”等等。可见，无论否定地言说、隐喻地暗示，还是以其特性形象地解说，都是在不可言说的大前提下，不得已而对“道”做出的种种描摹和形容，它们应该被看做是变通的手段，使人由此对“道”产生直接的感悟，同时尽可能不因语言的有限性而损及“道”的无限性，避免走向生硬地将“非常道”认作“常道”的误区。牟锺鉴先生说得很透彻，所谓“道不是某物，它无形无象，不可感知，以潜藏的方式存在，玄妙无比，不可言说，只能意领，一旦说出，便落筌蹄，失却本真，只可寄言出意，勉强加以形容，也还须随说随扫，不留痕迹”(24)。当然，老子并没有完成道论的审美转向，但他关于“道”的无限性的言说，在方式上隐含着的审美转向之可能，足以给人以意味深长的启发。

庄子对老子道论继承的同时多有超越。庄子的超越主要在两个方面发展深化了“道”的内涵。一是进一步强化了“道”的浑然一体的神秘性和非认知的特性，庄子曾用“浑沌”、“象罔”来说明。浑沌即非明非暗，亦明亦暗，这就是“道”的存在状态。由于“道”的存在状态既不是抽象的概念实体，也不是具体的事物，所以得道，就既不能靠智慧，也不能靠感官，还不能靠语言，而只能靠“象罔”。象罔即若有若无、朦胧恍惚的样子。另一方面，庄子将老子所论客观存在之“道”上升为主体境界之“道”。徐复观先生说过:“庄子主要的思想，将老子客观的道，内化为人生的境界。”(25)换句话说，道在老子那里是一种客体的存在，更具客观规定性;而在庄子那里既是道的客体的存在，又是道的存在者——天地、万物与人主体的存在，表现为天地、万物与人在道面前的适应性和自主性，特别是对于人来说，通过人的养生、养性，实现了人生的道的境界。在庄子看来，自由的人生只有在审美中才能实现。庄子的人生理想，是要成就审美的人生。庄子认为个体生命要求得精神的自由，达到最高的审美境界，就得超越感性和思辨，走“体道”之路:在澄澈空明的心境中，去迎接大通，游无穷，与天地同流，与万物同化，进入精神的绝对自由境界。

庄子的“体道”可视为我们今天所谓的审美体验，庄子对于其方式和过程作了详细而深入的阐述。庄子“体道”的具体方式包括“心斋”、“坐忘”、“见独”等。何为“心斋”?庄子在《人间世》中借仲尼之口云:“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虚。虚者，心斋也。”由此可见，庄子之所“体道”，并不追求向外的知识和经验的积累，而是强调向内的自我体验，追求一种心如止水的平淡，在这种极静极淡中，让精神自由驰骋，俯仰天地，从而能够从整体上达到对“道”的把握。何为“坐忘”?庄子在《大宗师》中借颜回之口云:“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坐忘”即全忘，外则“忘形”，内则“忘心”。“堕肢体”是“忘形”，“黜聪明”是“忘心”。在“离形去知”后，就可以泯灭了物我的界限，超越了一切意识，进入“忘我”的无意识状态。在这种“坐忘”的状态下，才可能体悟大道。何为“见独”?《大宗师》云:“吾犹守而告之，三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描写的就是一种“体道”的渐进过程。通过外天下、外物、外生死到最后的“见独”，“独”即独立而唯一，也就是“道”，“见独”即体悟到了“道”。通过“心斋”、“坐忘”、“见独”等体道方式，人的精神可以在清澄浩渺、广阔无垠的宇宙空间中自由地驰骋，从而达到“物我为一”、“天人合一”的境界。这种境界是一种绝对自由的境界，也是一种“至美至乐”的审美愉悦的境界。这样，至庄子，道家哲学的道论顺理成章地通向了他们的美论。道家哲学与道家美学也便以“道”为纽带而贯通起来。

黄老道家道论之对于古代审美思想的影响，在后世的《淮南子》中得到比较充分的展现。《淮南子》的文艺观，在继承吸收先秦老庄道论的基础上，结合黄老之学，创立了以黄老道学为核心的文艺观。《淮南子》的文艺观以“道”论为基础，认为文艺源于无形无声的“道”。在《淮南子》看来，反映社会人生的文艺不仅是“道”的艺术表现，也是“道”的存在形式的再现。《原道训》说:“无形者，物之大祖也;无音者，声之大宗也”，“无形而有形生焉，无声而五音鸣焉”。这里的无形、无声就是“道”，有形、五音是“道”的表现形式。汉武帝之后，百家冷落而儒术独尊，黄老思想一度消沉。直至东汉中叶以后，儒家独尊地位日益动摇，黄老思想才有所抬头。汉魏之际，曹氏父子继承了东汉末年学术之余绪，兼取诸家，从思想和实践两方面继承发展了黄老之学，尤其体现在曹丕《典论》中的“气”论观。曹丕云:“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26)可见曹丕从文学批评方面继承和发展了黄老道家思想。(27)魏晋以降，玄学勃兴和佛玄合流，黄老之学融于玄学，对魏晋六朝及之后的审美思想产生深远影响。

三、“道”为本体的美学本体论

“道”并非道家的专利。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原道下》就说过，先秦诸子“纷纷言道”。道是先秦诸子百家的共同话题。但诸子所言之道的内涵并非一致，也并非都具有本体论的意义。真正从本体论意义讲道的，确实首推道家。所谓本体，是指终极的存在，本体论就是关于超验的终极存在的哲学理论。中国本体论哲学讲体用不二，先秦道家虽然还未有明确的体用概念，但已有了这种思想的萌芽。道家之道的“常无”、“常有”就可以从体用不二来理解。老子认为，道不是无物，而是“有物”存在，但它又不是存在者，不是有限的相对的具体事物，而是混成为一的整体存在，是大音、大象。它“惟恍惟惚”，说它无，它又有，说有又无，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老子的道是本体意义的道，是常道，而不是非常道。“常无”，是就其本体讲;“常有”，是就其用讲。老子说，“此两者，同出而异名”，说的正是道的体用不二。

实际上，长期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于将道家之道看作是一个具有本体意义的哲学范畴。人们不太习惯的恐怕是将道作为一个具有本体意义的审美范畴。然而，正如大家所知，哲学与美学本来就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在美学理论史上，由哲学范畴演化为美学、文艺学范畴的情况并不鲜见。可以说，不懂得中国哲学之道，便很难进入中国古代美学研究的深层，因此也就很难真正理解、把握中国古代美学。“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28)这个古老的命题，正代表了中国古人对道的共识。道之为道，就在于它的这种超验性、终极性，而“道”论所以能进入美学领域，也就在此。

道家思想最初并非因审美而为，但是，如前所述，先秦道家对“道”的描述，显示出高度的诗性智慧，富有深刻的审美意味。道的境界，实际就是审美境界，道与审美所呈现的最高艺术精神，在本质上是完全相通的。“道”因此成为中国美学的重要本体。中国古代审美不在于有为、形式和作用于感官的外在形象，而在于道落实于艺术后成就的玄、妙、远的状态。国学大师徐复观曾说:“假定谈中国艺术而拒绝谈玄的心灵状态，那等于研究一座建筑物而只肯在建筑物的大门口徘徊而不肯到达门内。”(29)何谓“玄”，苏辙在《老子解》中说:“凡远无所至极者，其色必玄。故老子常以玄寄极也。”(30)显然，玄和妙相类似，都是讲“道”的趋向于无限的意思，中国文艺强调“玄”，其实也就是要在文艺中冲破形质的束缚，通向无限，通向“道”。

中国艺术以诗、文、书、画为主干，在中国艺术看来，艺术的本体是“道”，宇宙之“道”的书写是中国艺术的最高境界。所以，中国艺术从不以逼真模仿对象为上乘，而要以“道”的精神创造形象。“精神皆自意中来”，从而把自然界得以成立的玄、神、灵，通过某种实相表现出来。即使书写花鸟鱼虫，竹草木石，也要着眼于宇宙境界，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从而使画面负荷无限的深意，充盈蓬勃的生命，以达到“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31)。作为艺术本体的“道”同时决定了中国艺术风格的审美取向。对于“道”的根本性质的理解，老子提出“道法自然”(32)的命题。所谓“道法自然”中的“自然”，它并不是人的思维对象所把握的客观自然，而是道本身的那种“自然而然”、自我生存的性质或状态。“道法自然”，也就是“道则唯以自己为法，更别无法”(33)，即自然生成，反对任何外力强加，反对任何有意识、有目的的主宰。受“道法自然”思想的影响，中国艺术审美在两个方面形成了自己鲜明的个性。一是推崇性情表现的“自然”。如刘勰认为“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34)。钟嵘认为含“自然英旨”，表现自然而然的性情的诗歌为佳作。可以说，鄙视矫情与伪饰，推崇性情之真实自然，是中国艺术优良的传统。二是艺术形式上看重“芙蓉出水”的自然。美学家宗白华曾将中国艺术的美归结为“错采镂金”和“芙蓉出水”的美:“楚国的图案、楚辞、汉赋、六朝骈文、颜延之诗、明清的瓷器，一直存在到今天的刺绣和京剧的舞台服装，这是一种美，‘错采镂金、雕缋满眼’的美。汉代的铜器、陶器，王羲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画，陶潜的诗、宋代的白瓷，这又是一种美，‘初发芙蓉，自然可爱’的美。”(35)而在经过道家文化塑造的艺术家看来，后者比前者更美。反对华巧雕琢和卖弄人巧而标举素朴自然，不仅是老庄哲学“道”的“无为”思想的应有之义，也是中国艺术自觉的审美追求。

中国艺术对简、淡的审美追求，其哲学发源地也是道家哲学中的“道”论。老子讲“大音希声，大象无形”(36)，“‘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37)。庄子说“视乎冥冥，听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无声之中，独闻和焉”(38)，又说:“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此天地之本而道德之质也”(39)。“道”不仅无形无象，而且虚静恬淡、寂漠无为。既然艺术之妙在于传“道”，而“道”又是无形式，所以形式之于艺术也就不那么举足轻重了:“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40)所以就必须最大限度淡化形式，让形式消融于意蕴情味之中，进入简、淡的境地，以更好地“味无味”，体悟自然无为的“道”。简之于表现对象，就意味着形的不足。但简不是陋，而是苦心孤诣，惨淡经营的结果。形虽未备，意却已至，引人遐想，启人悟道。相反，若事无巨细，笔繁形备，反而会谨毛失貌。中国绘画艺术尤其如此。例如，画花卉，如果画得枝枝不爽、朵朵分明，则不能达到最好的审美效果;反过来，只画墙头数朵，或者石缝中透出一枝，则会意趣无穷。文学艺术也是如此。因此，刘勰要求“辞约而旨丰”，司空图则强调“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淡指平淡、清淡、疏淡，侧重指意蕴情味，庄子云:“淡然无极”方能“众美从之”。(41)王充说:“大羹必有淡味。”(42)同“简”一样，艺术中的“淡”并非指平直浅淡，而是有“味”能“深”。苏轼云:“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是绚烂之极后的平淡，因而是“淡中有旨”。这种“淡中有旨”的审美心理对中国艺术的影响十分明显。中国诗以恬淡清纯者为最高;中国画以水墨为色;中国小说，重视白描;中国戏曲，无布景，无换景，无繁琐道具，而大千世界尽在其中。中国艺术的意境讲究淡而有味，淡而有致的隽永、深邃。

中国艺术崇尚“虚无”的审美追求，也可以溯源于道家哲学中的“道”论。虚实关系是中国美学的核心问题。美学家宗白华在评论宋元文人山水花鸟画时曾经说过，在宋元文人山水花鸟画里，“自然生命集中于一片无边的虚白上。空虚中荡漾着‘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道’……一花一鸟，一树一石，一山一水，都负荷着无限的深意，无边的深情”(43)。显然，艺术中的“虚”，正是“道”的生命和元气的体现。“道体若虚”、“集道惟虚”，构成中国艺术家的生命情调和中国艺术的实相。老子说:“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也”(44)。室之“用”由“无”而显，“无”乃“有”与“用”的母体。在老子看来，有无虚实的统一是宇宙万物化生运行发挥作用的根本。这种思想完全适用于文艺，并影响到我国古代诗歌、小说、绘画、书法、戏剧、园林设计等各种文学与艺术的创作。清代笪重光《画筌》中论画时说:“空本难图，实景清而空景现，神无可绘，真境逼而神境生。位置相戾，有画处多属赘疣;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45)对于老子的“有无虚实”可理解为:虚处也是实，实处也是虚，有虚才有实，有实才有虚，虚衬托实，才有实之灵活，实烘托虚，才有虚之空灵，虚实相结合才能产生意蕴无穷的效果。在文艺中，正是虚无处才为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思维空间，从而引发读者产生渺远无限的想象和情思，获得丰富的审美享受。中国古代文艺之所以特别重视“意在言外”，“韵外之旨”，强调“清空”、“空灵”，其最初源头，应为先秦道家这一“有无虚实”相统一的道论思想。

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古代美学的核心是道。道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是最高的世界本体;在中国古代美学中，是最高的审美意象。作为哲学本体的道产生了自然、社会和人，并又存在于三者之中，于是又有了层次略低的自然物理、社会伦理和个人情理。中国的文艺批评，即以道为标准，以表现道的深浅程度定高下。“美”在中国古代美学中并不是最高范畴，中国古代美学不像西方美学那样强调以美的方式再现美的事物，而是强调以艺术形象去表现道。只有表现了道的文艺作品才是有价值的，否则便没有价值，至少是价值不大。中国美学的主要范畴，都是对于道的不同理解、把握和不同层次的表现。

注释

①张岱年:《哲学与文化》，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283页。

②《易经•小畜》。

③《易经•履》。

④《易经•复》。

⑤《左传•桓公六年》。

⑥《左传•庄公四年》。

⑦《论语•述而》。

⑧《论语•学而》。

⑨王小盾:《原始信仰和中国古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7页。

⑩(20)(32)《老子•第二十五章》。

(11)(13)《老子•第四十二章》。

(12)《庄子•大宗师》。

(14)《老子•第二十一章》。

(15)《管子•心术上》。

(16)(18)《管子•内业》。

(17)《管子•心术下》。

(19)《老子•第一章》。

(21)《老子•第三十二章》。

(22)(37)《老子•第三十五章》。

(23)《老子•第四章》。

(24)牟锺鉴等主编《道教通论》，齐鲁书社，1991年，第70—71页。

(25)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389页，

(26)曹丕:《典论•论文》。

(27)李生龙:《道家及其对文学的影响》，岳麓书社，2005年，第269—276页。

(28)《易经•系辞上》。

(29)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5页。

(30)苏辙:《老子解(及其他二种)》，中华书局，1985年，第2页。

(31)王微:《叙画》。

(33)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8页。

(34)刘勰:《文心雕龙•明诗》。

(35)(43)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9、71页。

(36)《老子•第四十一章》。

(38)《庄子•天地》。

(39)(41)《庄子•刻意》。

(40)《庄子•外物》。

(42)王充:《论衡•自纪篇》。

道家范文篇10

关键词：玛休斯；发展模式；协同；道家；顺其自然

F•玛休斯（FreyaMathews）是澳大利亚LaTrobe大学的教授,从事哲学研究。她是《生态与民主》的编辑，长期关注环境及生态问题，并出版了很多有关环境伦理方面的书，如《生态的自身》、《重新定居的现实》、《为了爱》等。她认为环境危机是现代文明深层的症状，这个症状是由失去文化意义所产生的；克服这个危机需要在现代超自然的前提下进行改变，而这个改变对所有存在的问题有着深刻的含义，不仅仅是我们与“自然”关系的问题。因此需要改变的不只是我们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更需要改变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基本生存方式。

面对环境危机，玛休斯一直在寻求解决危机的出路。她不是简单地、而是站在一个高深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这能从她提出的问题中反映出来：“这个世界是否在某种意义上与内在生命相融合？是否就如同主体之于客体，精神之于物质？”[1]如果如此，玛休斯认为：“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基本生存方式将不得不改变：我们将不得不融入现实，而非将自己的设计强加给这个世界。我们需要找到一种参与模式，它能让世界以自己的方式存在，同时，这种参与模式能够满足人类的需要，表达我们的创造。”玛休斯的重要贡献在于她提出了一种参与模式，而这个模式的探讨是建立在道家的生态智慧基础上的。她说：“协同，就是这样一种与道家‘无为’思想一致的参与模式。它不仅针对环境的可持续，而且也是对现代性所造就的社会变革模式或‘发展’模式的替代。”玛休斯进一步指出：当我们用这种方式理解世界的时候，我们将不得不修改我们基本的生存方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玛休斯要改变的不是这个社会，而是我们人类自己本身。她说：“一如既往地用传统科学来认识世界已经不合时宜，我们应试图去‘邂逅’世界，并分析它对人类活动的反映。同样，如果去统治、去管理一个有其自身终极和意义的世界也是不合时宜的。”玛休斯的结论是：“我们应该顺其自然——让世界展现其自我。”[1]在她的研究中，玛休斯假设了如果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们以一种“道家”方式来迎接环境所带来的挑战，那么对于严重的环境问题，他们是能够提高响应力及管理能力的。我们能感受到玛休斯一直在寻求使道家“顺其自然”的理念运用到实际环境保护的方式中，也一直想尝试将道家文化的原则运用于一系列领域中，渴望和同仁们一起共同监测其中的成功和失败。她甚至把一些领域细化到包括能源政策、污染治理、循环计划、农业及林业中。

玛休斯认为道家的“顺其自然”是一种“随波逐流”的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模式有益于社会的各个阶层——从个体到总体，还能使力量变更方向击败自身并转换成一种益处。玛休斯希望道家的“顺其自然”能为环境管理机构提供理论的解释和新的冲击力。在此管理机构中，开发者和管理者共同寻求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法，并着眼于可以解决的问题。

实际上，玛休斯并不拒绝全球化的发展，她意识到这种发展是阻挡不了的，但她希望在接受这种发展的同时，要考虑传统的思想及行为方式如何能同未来的发展计划协同合作，以便更少地对人类和生态系统造成伤害。关于全球化及发展，玛休斯对人类不应该去干预自然（美国环境伦理学的主要观点）或自然是一种任意随人类使用的资源（现展观的观点）没有进行争论，而是在道家“顺其自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寻求与自

然共同发展的途径，在发展中既尊重并促进人类生活，又尊重并促进生态系统自身的能力。

一、“回归自然”的歧途

自然环境主义对自然保护的理解是，不但要拯救现有的山洼、森林等项目，而且要恢复失去的一切。但是，玛休斯指出，从当前的观点来看，这是一个错误的理解。“回归自然”并不是恢复失去的东西，而是允许某种程序开始新的事物。当我们往回走，或者当我们停止干扰，使事物按自己的意愿设计发展，这个过程就发生了。这样的过程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以重新开始，这个过程在逻辑上和被我们错误地理解的那个自然世界是没有联系的。回归自然的“自然”不是森林、田野，而是一种重新开始的过程，可以在最城市化和工业化环境中展开，在最易受控制、最文明的人中展开。

我们必须注意到，玛休斯对“回归自然”的理解，是她对道家“顺其自然”的理解，也是给道家古老文化注入新元素的一个重要基础，对怎样把道家的生态智慧运用到环境保护的实践中有着重要意义。

在已经城市化的世界里，“回归自然”并不是指要推翻城市、拆除工厂，然后在这位置上栽树建成花园，这样的行为只能使这个世界根据获取概念的设计而形成重复前进的过程——尽管是生态设计——依然会导致人与自然的更加对立。在城市化的世界里，回归自然就是让世界自己发展，也就是让房屋、仓库、道路“渐渐变老”（growold）；当然，因为我们要继续使用，我们就必须得到它们。居住的同时要求适应，并需要提高审美意识，但这只是在所给予的范围中的默认，是这范围中顺其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又一个拆除破坏的循环和再发展。渐渐回归的城市，并不是为了新颜而改变旧貌，而是会被吸收、融入地球生命的大过程中去。水泥和砖瓦因风吹雨打而褪色变旧，苔藓和常青藤爬满了墙，小鸟和昆虫于楼房之间飞来飞去，园艺技手在人行道上打开了小裂口，表层绚丽色彩将会退去而呼唤着自然色彩。在庄重的影响下，现代建筑的硬质边角将会软化，模仿着腐朽的地表外形。如果给予时间，一切都触摸到了生命的过程，并最终被这些过程所接管，被腐烂与重生之间的循环而抚养着，让其顺其自然，具有生命的世界重新宣布自己开始，一开始看起来的不一致和不相称，最后都融入了上帝的造物之中了。旧车在老狗老树旁停着，古物古迹甚至令人最不愉快的垃圾也自然化了。玛休斯在这里再次强调的是，从深层意义上理解的自然并不是只指树木、草地和野生动物，而是一种任何事物都会发生的一种过程，当这些事物不再受外界并被干扰时，这过程才会产生。这样的回归过程，是真正“回归自然”的过程。一些原始物种可能会衰退，新的物种会悄悄出现，但当竞争一旦稳定，物种就在它该有的位置上生存。

二、玛休斯回归自然中的诗意梦想

当这世界被允许回到历史中去，当事物被保留原来状态，或以它们自己的方式来发展，那么在变化的社会中，只有当我们不总是奢望获取而居住这些地方时，我们才真正可能归属于它们。在玛休斯的生活里，没有人类贪婪的获取梦想，但却充满着庄子那诗意的梦想。她在《LettingtheWorldGrowOld:anEthosofCountermodernity》一书里表达了这样的梦想：虽然岁月流逝，但我们居住的地方依然保持它们的原貌，这就使我们让它们与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家庭和社区的历史一起被记载下来。当我们的生活经历和我们的居住地交融在一起，它们就向我们展示了意义。从这儿到小河的路上，我每星期和我的狗一起散步，这儿有我祖父的祖父的祖父建造的房子，我还保存着那些褪了色的照片，它们锁定了过去的岁月。大约是19世纪后期的时候，在拐角处是我祖父开的小铺子，再过去是我父母每天夜晚手牵手散步了16年的公园，沿着这条路走过去是一个我在我青年时代经常漫步的公墓，我寻找着祖父的祖父的祖父的墓穴，在空墓里频频幽会，谱写着玫瑰诗歌，沿着墓地的地域延续着，一层又一层的具有主要意义的底蕴也就形成了，这种底蕴在任何别的地方都不可能产生的。“这种环境本身与我们形成一致，这种不可替代我们环境的或为我们提供环境的意义把我们与环境交融在一起，使我们成为我们自己世界的本土人。”

在这样的梦中，玛休斯坚信：当我们让我们的世界——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回归到过去年代，最终，它会接受我们，向我们敞开它的胸怀来迎接我们，同意让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关心我们、和我们协调一致，我们成为它的居民；它也决不允许不负责的自私自利的居住者或陌生人进入这块土地。这样，通过时间与被允许居住的这块土地，我们融入了这块土地。

但是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玛休斯看到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一个组织或其他组织已经承担起保护环境的情况下，如平衡顺其自然与其该负起的责任的矛盾就显而易见的了。当顺其自然被运用到我们所关心的生物系统中，并被剥夺了他们自己的意动时，顺其自然就名存实亡了。

为了强调自己提出的问题的重要性，玛休斯对回归自然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我在这儿并不是说不要发展，或者继续文明本身不需要努力。显而易见，这包含了巨大的努力。但由于这是我们已经习惯的一种努力形式，那么就不太可能再花更大努力把我们的整个系统转换成更自发、更有活力的模式。我也不是说靠自己的自然倾向使自己生机勃勃是一种消极的，没有任何自我努力价值的方法。”从这段话中，我们能读出玛休斯的担忧：人的自然倾向和别的动物一样，包含了大量的奋斗。比如人们会竭尽全力地寻找食物来解决饥饿问题，他们会在性活动中充分放纵自己，但是这是有机体想要表现的努力——这种努力是出于它内心的欲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没必要让有机物去做出这样的努力，而应让有机物作出巨大努力去反对它内心的欲望。

因此，在世界和自我的层面上，都不存在太晚回归自然的问题。无论我们自己或这世界变得多么人工化，他们在任何时候都永远顺从于自然过程，只不过我们的决策呼唤停止“发展”、“前进”及“自我改进”，并允许事物保持原来的状态，而不是替代原来的状态。她说：“说到这点，我并不是要禁止所有的变化，但坚持变化不能干扰事物顺其自然的原则，变化必须尊重创造、衰败及再生循环，柔和地、渐渐地、平稳地载着我们进入未来，以它的静静的方式系统地否定已经形成秩序的价值，以彻底废除当今这些毁灭世界的资本主义的秩序。”看来，玛休斯不仅仅有着庄子诗意地生活着的梦想，她更是要让梦想成真。这就必然要在很大程度上从资本主义意识的枷锁里解放出来，这是一个转变的开始，它与生活中以物质为尺度的经营方式完全不同，也就是说，转向完全不同的经济、完全不同于确保我们对物质需求满足的方法。

三、“顺其自然”的新解

正如玛休斯所意识到的，尊重自然不仅仅是保护生态系统，而是保护所有的一切，包括被人类过度干扰的事物。这种自然观，即我们和自然相处而不是反对自然，表明了一种社会精神，这远比传统环境运动意义深刻得多。激进的变化是现代化的标志——是以发展、控制、经营、设计、干扰、进步、改进，甚至拯救的形式出现。(注:这在“现代”这个词上完全能反映出来，现代化是这样一个时代，它可以被描述为以致力于日益出新的努力，对所给予的并不满足，与过去断线，与历史断档。)顺其自然的社会精神气质是对现代化的挑战，这种社会精神对顺其自然所表现出来的内在智慧表示信任，它避开现代社会的无限欲望，它可以在摈弃获取理念的基础上形成一种重建世界的行为。从当前的观点来看，环境主义，即使以深层生态形式，也在通向现代化的通道中失去了更大的超自然（形而上学）的图像。它自己同样也是极度的混乱或在理解自己使命中深受着现代性的影响；它需要从它自己的改变世界、拯救世界的英雄现代主义的责任中解脱，解除自己对自然合法的关心。

因此，玛休斯认定，环境运动应该而且能够采取顺其自然的态度，而不是让改变这世界、拯救这世界的现代主义的社会精神永存。她认为，我们现在就可以跳出现代主义的设想，因为在任何程度上，如果“让一切更好”不断地以一个成果取代一个成果并使之合法化，那么，我们就走进了一种恶性的循环。当我们说“让我们来修理这个世界——让我们来拆除这些贫民区的楼房，在此位置上建起崭新的生态——文化城市住宅区”，我们就像城市的前辈那样陷入了旧的社会精神控制和统治中。为了“让一切更好”，我们正在拒绝我们所获得的、并想象和追求着我们的替代品，我们正在拒绝“顺其自然”；正是这种傲慢自大的态度成为现代文明的动力，成为环境危机的源泉。在旧社会精神控制之中，在渴望获得更好的驱动之中，我们在继续灌溉着目前的掠夺性经济体制那深深的现代化根子。

而设法避免这种精神上陷阱的社会精神将是一种保守主义的精神而不是激进主义的精神。这种保守主义在环境运动中总是含蓄的，就如事实非常清楚地表明那样：“保守”这词经常被认为是环境主义的同义词。然而，这样的保守主义并不意味着顺其自然与政治右翼分子是一致的。当然，在历史上，右翼分子一直是保守的，也就是说，他们致力于所拥有的。而左翼分子是反对所给予的，并致力于获取的理想。相比之下，顺其自然是稳健节制的，因为它出于对这个世界、出于对事物按自己方式发展能力的真正尊敬。正是这一点，使玛休斯对“顺其自然”有她自己独特的见解。她认为，顺其自然首先关注的是物质，而不是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它的保存主义是本体论的而不是社会驱动的。它与财富的积累是对立的，但是没有激进主义，没有干扰自然的社会精神和推翻历史遗产的资源的欲望，它取得了“平等”的效果。玛休斯更是精彩地指出，“顺其自然”的精神妥协于右倾的、管理的作用与左倾的道德目的之间。从这点上来说，事实上，它逆转了当今工业化世界里正在实行霸权主义的市场驱动的政治形象，它既不是左倾也不是右倾的。这种政治——新“经济主义”把对少数特权的旧式右翼投资，大多数苦难者的道义上的冷漠和左翼旧式的激进主义，对所拥有的不满足及尽力建设更新的、更豪华的一切结合起来。换句话说，经济主义已把左右的边缘成功地衔接起来了。我们都意识到，在一个不神圣的领地里，没有任何事是让人害怕的。每一样东西——每一个存在的，每一个目标，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制度，文化和社会的每一个元素，每一种关系都服从于商业的责任和合作，这种商业使资源越来越少。“顺其自然的态度有效地颠覆了这个噩梦，走出左和右的共同游戏，漫不经心地把旧式的左右精华结合在一起。”

玛休斯在寻找一个于现代和传统之间的新概念。这个新概念不否认对物质的需求，但否认对物质的贪婪。这个从顺其自然态度中形成的新概念，能否成为环境保护的重要基础？

对许多关心全球环境命运的人来说，玛休斯这里所描述的顺其自然的原则，可能仍然显示出过度的寂静无为。我们怎能在这世界上生存而又不让它的命运服从于我们的目的？如果我们只仅仅退回并让事物在自己的轨道上发展，我们怎么应对由人类干扰引起的环境变化及生态系统的失衡？如果我们仅仅是勉强满足所拥有的并拒绝采取抵制的态度，我们怎能保卫我们这个世界，保卫所有的人类和非人类的居民，并反对带有政治意愿的人去镇压他们？现在我们都看到了玛休斯看到的问题：顺其自然的态度可能代表了最深层次的挑战，这挑战能够向最有意志的现代化发出，但是如果它同样不能明确积极行动的模式，它最终必然自我击败。

那么，顺其自然或无为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它能否帮助我们在现代和传统之间寻求一个新概念？能否成为我们解决环境问题的有力支撑点？玛休斯在顺其自然的召唤下，踏上了寻找新的发展模式的旅途。

她把传统性社会称为前唯物主义社会，它的基本存在形态是使这个社会的人们适应他们的世界——个人和社会都急于从超自然资源中寻求帮助。玛休斯把现代性社会称为唯物主义社会，即现代主义。它在世界上的基本存在方式就是主宰、控制和改造。玛休斯所寻找的新的发展模式是后唯物主义，它的基本存在方式就是协同合作。

四、协同合作——顺其自然与无为的延伸

顺其自然和无为能否成为后唯物主义形式的基础？玛休斯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在她的思想里，后唯物主义与道家有着惊人的共同点和相似点。顺其自然就是让事物自由发展，它是后唯物主义的形式的基础，加以延伸就是协同合作。不加以干涉是顺其自然的行为，但是在不干涉的情况下，我们该怎样获得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呢？玛休斯此处提到了“无为”。她指出“无为”这个概念大有用处：“无为”主张顺意欲而行而不是背意欲而行。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无为的人解决问题的方式并不是硬碰硬，而是允许自己随外界的意欲前进。在这个随外界的意欲前进的过程中，他已经明白了宇宙的本质。

在这个问题上，玛休斯深受庄子影响，她举了《庄子•庖丁解牛》的例子，要选择阻力最小的骨骼间隙解剖动物，就不会把刀子弄钝。由“庖丁解牛”的方法，玛休斯提到了对太阳能、风能和沼气的利用——通过利用而不是浪费世界上的能量，这是一种新的能量形式；她提到了在建筑设计时，要尽可能地利用自然光和自然资源，在建筑设计和城市结构的时候，要尽可能地利用优势，而不是根据建筑物和城市结构来改变地势。

所以真正意义上的顺其自然是需要协同合作的。协同合作不仅仅是一种参与、探索和利用环境的问题，而是一种双向的东西：我们在满足自身需求的同时不能对环境产生破坏；在同环境协同合作的同时，我们对于自身的需求感也发生了变化。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调整和扩大是与它自身的意向相吻合的，同时也进一步解释了这种意向。换而言之，世界在和我们共同参与的同时，仍然在朝着它自己的目标行进。我们所做的，只是将至今还不是很明显的、潜在的意欲诱导出来。但是，通过协同合作，我们的目的也得到了改造。

玛休斯的思想受到了道家思想（确切地说是老庄道家）的启发，但又是适应时代需要对道家思想的再创造。其思想不仅对道家“顺应自然”作了重新解读（其对“自然”的理解类似于当代的自组织理论），还从“协同”的角度对道家思想作了进一步发展。她的第三种发展模式与道家的“无为”有着深厚的情结，以下一段话足以证明了她在寻找第三种发展模式过程中与道家的这份情结：“还有另一种方法，就是去寻找一种参与模式，这种参与模式使得我们能够以一种与我们的世界持续协调的方式改变社会。协同——无为的核心思想的创造性原则——就是这样一种参与模式。”

参考文献：

[1]玛休斯•F.超物质主义者的环境主义[J].郭辉,译.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2):1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