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业者范文10篇

从业者范文篇1

一、京剧京韵知识的作用

“如果剧本是一出戏的枢纽，那么，唱词的声韵（即音韵）便当是剧本台词的枢纽。”作为综合性艺术，中国戏曲的基本表现形式的“四功”（唱、念、做、打）中的唱功、念功。“五法”（口、手、眼、身、步）中的“口法”都与音韵有直接的关系。如果说音乐是歌唱的基础，那么，音韵则同时是歌唱与念白的基础，因而也是编词不达意与创腔的基础。一切艺术技巧都是在一定原理的基础上产生的，都是对原理的运用与发挥，戏曲唱念也不例外。

戏曲离不开语言，而语言表现尤其离不开声音，所以，凡是演员要想歌唱悦耳，或是念白动人，都得在语音的训练上下一番工夫。也都应该具备一定的汉语音韵学知识。它注重辨析音中的声、韵、调三种要素，并研究其不同历史时期的分合异同。

剧本的主题思想、剧中人的性格特征，主要是由人物的唱念来表现的。一些名演员之所以被称道，唱念出色是很重要的原因。可以说：“吐字清楚”、“字正腔圆”是戏曲演员成功塑造人物形象的基础。

我们的京剧唱念教学，历来靠口传心授。口传心授有它的功绩，京剧唱念的字儿、气儿、劲儿、味儿，以及各种流派、风格的传授与继承，都离不开口传心授。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它的局限性。

有的演员对于口传心授只是机械地示范与模仿，全然不知有什么道理在其中，缺乏汉语音韵知识，不懂得字音的结构和字的发声过程。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位戏曲工作者都成为戏曲音韵学专家，但我们具备一些这方面知识，对我们的工作无疑是大有益处的。

由于缺乏汉语音韵知识，不懂得字间的结构和发声过程，往往使教学事倍功半。如果让学生掌握了音韵知识，教师也用此来指导学生，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甚至在离开教师的时候，学生也可以举一反三。

由此可见，总结前人的经验，使之理论化、系统化，用来指导年轻演员、学员的艺术实践，使其准确、清晰、生动的唱念，建立在自觉的、科学的基础之上，是非常迫切的事情。而这，正是京剧音韵知识课所要解决的问题。应当把京剧音韵知识当做学习京剧的基础。京剧尤其讲究唱念的韵味，韵味实际就是一种艺术的感染力。这种感染力的产生与正确巧妙地运用京剧音韵规律是分不开的。

如前所述，掌握一事实上的音韵学知识，对京剧工作者是十分必要的。音韵学同其他学科不一样。入门之前，总是感到很难，但只要有信心，又掌握了以下几种基础，是一事实上能学好这门学问的。

首先要学好普通话，会用《汉语拼音方案》。很难想象，一个乡音很重的人能唱好京剧。前人就曾强调，“开口学曲之初，先纯净其音”，“不可杂以土音”。普通话音系是由《汉语拼音方案》所归纳的声母、韵母、声调和它们相互组合的关系来体现的。《汉语拼音方案》是学习普通话的重要工作，也是学好京剧唱念的有效工具和学习京剧音韵的基础。当然，在讲解京剧音韵时，要涉及一些古音、方音，还要借助于“国际音标”来说明问题。

二、京剧念白的重要性

中国戏曲的表现形式基本上是一种歌舞形式。它是通过综合性的唱、念、做、打的手段，在舞台上反映历史的或近代的广阔生活，给观众一种美的感觉。因此，唱、念、做、打就是演员的四项基本功，简称“四功”。

不论是在从前的科班，还是今天的戏曲院校或剧团，所学练的基本功，也是指“唱、念、做、打”。其中的唱与念，是传达剧情、再现人物的主要手段，重在吐字发声。而唱、念中念比唱更需重视。因为演员在舞台上歌唱时，尚可借助音乐形象和乐器伴以叙事、抒情，而在念白时，全凭演员自己把道白念得字字清晰、句句明白，不能有半点含混，而且要包含情感运用言语表现的各种手段去打动观众。另外，“说白对于练声很有好处。字在念白中都练准了，唱起来就比较容易，很自然也很有力。”所以戏曲界流传着一句俗话，叫做“千斤白，四两唱”，强调要重视念白。从生活出发，从人物内在思想感情出发，表现特定环境中的特定人物。无论唱腔、念白、动作表演都是为人物的思想性格服务的。

戏曲念白来自生活语言，但它绝不是生活中原原本本的对话。它更讲究清纯、抑扬顿挫、轻重缓急。此外，念白的音乐性还要求与歌唱的节奏性，演员身段的舞蹈性（动作性）相互结合，使韵律、节奏、身段相吻合，使人感到整个舞台表演是协调自如、优美动人的。不仅韵白、京白如此，就是京白和新韵白也应如此。

三、老生的基本功

在我从事京剧老生多年的时间里，学习过很多老生戏，其中有一出《问樵闹府》对我影响最大。在这里我也谈谈对这出戏的一些初步认识。

《问樵闹府》是一出优美的小歌舞剧。剧中的舞蹈动作相当复杂，没有深厚的基本功，很难演得恰到好处。

范伸禹是个书生，这是他的基本身份。但他又是个精神受了刺激，失去常态的疯子。这就需要用特殊的方法来表现。既要刻画出他的疯癫形象，又不能丢掉他的书生身份。用“三软”（脖子、腰、腿）来刻画他疯癫的行动。疯癫的人，自然不能像普通人一样控制自己的身体重量和动作的目的性。由于神经错乱，行动常常失去平衡，有时疲软无力，有时忽然身手矫健。

所以在腰腿柔软的时候，比演武戏的身段还难做。从外表看上去，柔软无力，可是实际上软中有硬，虽软而不能松懈，在柔软里还要有许多复杂优美的身段。因此，在运用武生架子等夸张身段的时候，不能忘掉他的书生身份。所有这些武生功架，都是经过变化、改造和重新设计的。

《问樵》一场的身段集中地表现了这些特点。如，当樵夫说到“......观见猛虎，口衔婴孩，赶上前去，是这样三拳两足......”一段时，范伸禹也配合着做出许多舞蹈姿势：跨腿、转身、单腿抱月、踮脚、蹬步、走高矮亮相，尤其念到“三拳两足”时，使用了磕腕子、碾步、拧身、塌腰，斜蹲档等等身段，这些都是属于武架子甚至是武术范围的表演动作。但是这些身段用在范仲禹的身上，一点也没有损害他的书生形象。

再如“闹府”一场，范仲禹初见葛登云的时候，伸拳捋袖，要向葛登去拼命的几个动作，显然是糅进了小花脸的身段，甚至还加进了“软飞脚”。可是在亮相以后，仍旧是一个书生的形象。为了刻画范仲禹的衰弱、疲乏，衰步也加以变化使用。尤其《问樵》一出场，范仲禹为了寻找妻子，跑遍了山前山后，可是没有找到，心里是焦急、失望，身体来体现他的心力交瘁，确实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从业者范文篇2

法律理性是法律之所以为法律的内在伦理品质，同时并为法律的内在逻辑力量所在。其为法律的内在伦理品质，以公平正义、仁爱诚信等等作为自己的永恒价值选择，求将安全、自由、平等、人权、民主与宽容等等生活理想，熔铸其间，在为人世生活编织人世规则与人间秩序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德性之维，将自己的生命之源深植于人心本身。此种德性之维，也就是超越之维，若从“中国文化”观察，则以向内诉求为导向的超越进路，一本于将天理人情融为一体的生命形态。

作为法律的内在逻辑力量，法律理性表现为经由诸如程序公正、法律推理与法律论证，以及各种具体部门法的一系列智性制度安排和种种法律技术，包括法律语言、法律技巧和法律形式，赋予人世规则与人间秩序以明晰、确切、稳定、可预测与可操作等等技术秉性，使人世生活得有可恃的凭依，而将法意与法制曲连沟通，世道人心与制度架构打成一片。法律的生命之源由此潜转为规则之流，法意人心藉诸具体的规则形式，成长为遮庇人世生活的人间秩序这一参天大树。通常所说的法律之为一种对于未来情形的“预测”或“预言”，若从法律不过是生活的规则形式而具备此种逻辑力量而言，其意在此。1

此种分梳，大致相当于通常所谓法律理性中的实质理性与形式理性的区别。就实质理性来看，追根究源，法律存在的最为根本的理据在于它是人世生活的规则，堪为对于人世生活的网罗和组织，而蔚成人间秩序，从而为居民的洒扫应对提供一个规则之维。就日常运作的表象来看，则法律以对于诸种现实难题的规则性梳理为务，从而在“摸着石头过河”式的应对生计的历程中，垒砌块块“石头”而已。如此这般，使大家的日子过得下去，并力争过好，同时并为未来提供可得循依的成例成规。职是之故，“规则性”是法律的最为根本的属性，是法律之所以蔚为人世生活的规则的根本原因所在。对此属性的深刻体会与领悟，构成了法律从业者的规则意识；作为对此属性的主体呈现，它形成了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其他各项职业伦理的基础。由此，为了保守和护持规则性，则常态之下，法律应当永远是对于生活本身固有情形的忠实表述。“观俗立法”，循沿生活的常识、常理与常情，是立法的最低也是最高标准，也是法律从业者的职业敏感的特殊性所在。换言之，任何法律总是现实的规则，立基于生活现实并对生活现实作出自己的反映。不是别的，正是“现实性”使得法律区别于道德与宗教。相应的，现实主义或者说现世主义，成为法律从业者的职业禀性。

当我们说“现实”的时候，不仅意味着当下的，同时并略略带有前瞻的意味。现实不过是过去与未来在当下的暂时呈现，在时间的维度中，同样曾经是未来而又必将是过去。法律是现实的产物，即说明必须对此两头均有所照应，而尤当照应到未来。但是，未来究竟如何，终只能走一步看一步，终只能经由鉴往察今而隐约推论。而法律关乎社会组织方式与人世生活方式，为了不致发生法律规定与现实生活两相脱节，甚至悖情逆理、伤天害理，损害到已为成例成规的生活本身，因此，一般常态下，此种前瞻只能是“略略”为之。毕竟，如本文正文将要阐释的，法律乃是“当下的一个重要的规则性存在”。职是之故，作为对此前瞻的牵制而确保立法不过是对于生活本身的模写，法律较生活本身通常总是“慢半拍”，以对既往成例成规的记录而昭示当下和未来以循沿的轨迹。换言之，法律天然具有保守性，守成的态度因而成为法律从业者的职业理性。凡此种种，其宗旨其目标，均不外为人世生活缔造或看守人间秩序，而达成一个理想而惬意的人世生活。正是在此，法律不仅是一种规则体系，同时并为一种意义体系，自有价值追求蕴涵其中。对于此种价值的确信不移，直至达到以其为自己安身立命的精神担当的程度，构成了称职的现代法律从业者的世俗信仰。如果说现实性使得法律区别于道德与宗教的话，那么，此种“世俗信仰”则又使其与道德和宗教——神圣的超越性精神源泉——永远保持内在的血脉联通。由此，铁面的现实与高悬的理想，在理想的法律中获得了完美的统一，法律的理性之维与德性之维和谐不悖，法律因而成为人世生活的人间秩序。

由此，规则性、现实性、时代性、保守性和价值性，构成法律的实质理性的基本内涵，成为法律理性的伦理品质。相应地，法律从业者作为“行走着的法律理性”，其职业实践、志业担当和天职践履，从应然与实然两方面而言，都应当是或已经是法律理性的落实与体现。因而，正像程序公正、法律推理、法律论证和法律形式、法律语言等等是法律理性的逻辑外化，规则意识、现世主义、时代观点、守成态度与世俗信仰，作为法律从业者对于法律理性的内化，构成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职业伦理与实践伦理。总之，作为人类理性的规则投射，正是法律理性而不是别的什么，使得法律区别于其他社会规范，也使得法律从业者社群区别于其他职业或志业社群。2

本文循沿上述理路，以历史和价值相结合、叙述与分析并行的方法，主要以中国语境下的人世法律生活经验，特别是晚近一个半世纪的法律生活经验为根据，并参照其他人文类型的法意和法制，分别依次探讨上揭法律的实质理性的基本内涵，剖析与之相对应的法律从业者的基本职业伦理。藉由这一讨论，笔者意欲揭示的乃是法之所以为法的根本禀性和特征，探讨理想的人类法律生活的基本样态，从而，在通过法律而生活的意义上，追问究竟什么是理想而惬意的人世生活与人间秩序。

二、规则性与规则意识

法律是一种人世生活的规则，而就晚近历史来看，所谓人间秩序，很大意义上，实即法律秩序，亦即经由法律网罗、组织生活而编织起来的人世生活。所谓“晚近历史”，是指发端于西方，而以“现代化”一言以蔽之的近代工商社会这一人世生活与人间秩序。在此社会组织方式和人世生活方式语境下，法律从业者是规则的寻索者和整合者，是法律“意义”的生产者和阐释者。

首先，其为规则的寻索者和整合者，在于从纷纭复杂的实际社会生活中，抽象、整理出为生活本身所固有的一般关系，并将其转换、凝炼为规则形式。凡此规则及其形式，既为生活本身所固有，因而得为一般人所认可和服膺，与通常的世道人心和谐无悖。法律从业者的职责不过是将其表达出来，使其从默默无声状态变而为社会共同体的宣言，“言法律之所言”。立法，就此而言，不过是将大家心中所有而笔下所无者，忠实记载下来，实现从事实到规则，再从规则到事实的过渡，不管它是通常所谓的成文法还是不成文法；而司法，乃是经由对于此种记载的复述，让规则长上声音的翅膀，将法律的伦理力量变而为法律的逻辑力量，实现由事实到规则的衔接。

其次，其为法律“意义”的生产者和阐释者，就在于如此作业的同时，即是在“赋予”规则以意义，甚至赋予生活本身以意义。3而一项立法之所以堪称规则，正在于它是涵蕴了如此意义的法律，是以如此意义为航标为灵魂的人间秩序。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大凡法律所预设的实效的实现，必以其颁行不致引发大规模的社会震荡为前提。导致人心普遍失衡，人世生活无所凭依的立法，不足以堪当“规则”的重负，也是对于意义的湮灭和亵渎。它不是规则，而是对于规则的背叛；它不是“言法律之所言”，而是僭越的“矫诏”。从而，它在造成普遍的“有法不依”的尴尬的同时，还必然会遭致“伤天害理”的意义评判。

凡此规则与事实间的种种特性，源自法律或规则的确定性。此处的“确定性”，无论在应然、实然或拟制的意义上，都不仅意味着与“事实”相对应的规则世界的和谐、匀称与圆融，而凡此均不过事实世界的映像；而且，它还意味着此种本体意义上的和谐、匀称和圆融，可以经由立法、司法乃至于“守法”，以及三者间的互动，在认识论和实践论的意义上获得完满的表达和体现。对于这一点，晚近不无质疑。例如，美国的批判法学运动即对多所驳诘。但是，细予审察便可看出，其于此种确定性的证伪，其实揭露的是本体论意义上对于确定性的拟制的虚妄，但却无法否认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和实践论意义上，其应然的正当性与实然的现实性——一定程度上的现实性。实际上，其所欲颠覆的是西方法律传统中，准确而言，是普通法传统中迄数百年而来的对于法律的确定性的过度的褒扬、坚执的迷信，与实际生活对于这一确定性的诸种嘲弄所造成的种种不和谐、不匀称与无法圆融的尴尬关系；而确定性本身，尽管具有拟制的虚妄性，但却并非虚假的存在。毋宁，它是近世人类对于法律的“信仰的姿态”的不打自招。4绝然否认这种确定性，便是否定了包括法的确定性在内的生活条理的存在本身，从而是对否定者自身及其言说本身的彻底否定。

实际上，比批判法学早七十多年，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今日美国法性格的奥利弗•霍姆斯大法官，其实已然注意到这一现象。在他看来，在最为宽泛的意义上，如同宇宙万物，法律同样是一种合乎逻辑的自然演化的结果。因此，既然人类思考宇宙万物时是以每一现象及其前因后果之间均有确定不易的数量关系为假设的前提的，那么，统驭其他现象的原理原则也同样统驭着法律。因而，人们对于具有拟制意味的实然确定性的宣谕，实际乃是对于冥涵于心的应然之确定性的追求，而正是这种“宣谕”和“追求”，“构成了全部司法程序的根本基础和命脉所在”。5事实上，由于法律是一种无法加以精确的数量化，因而无以达成确切的逻辑结论的存在，因而，如霍姆斯所言，“确定性不过是一种幻象，而和谐亦非人类命定固有的状态。”6也正因如此，今日我们可以说，在关于此种确定性的逻辑形式背后，也就是在法律判决的背后，所反映的实际上是特定时空特定居民的特定倾向，是关于法律之为法律的价值判断，因而，一言以蔽之，是一种“信仰”。由此，确定性本身和法律对于它的“宣谕”与“追求”，经由“信仰”这一“拟制”机制，至少暂时获得了统一；关于确定性的应然、实然和拟制的可能矛盾，顿时化解。也正因如此，法律成为一种“预测”。在此，“信仰”和“预测”竟能同时并存，正说明了法律的“确定性”。

因此，如前所述，法律理性作为法律的内在逻辑力量，经由一系列制度安排，赋予人世规则与人间秩序以明晰、稳定、确切、可靠以及可操作等等技术秉性，从而使人世生活得有可恃的凭依。也就因此，大凡足以被称为“规则”的法律，必能就进入法律领域的事实的发展结果，向人们预为描述，预作说明。或者说，人们可以根据法律的规定，预知自己行为的将来状态，从而未雨绸缪。法律的明晰、稳定与确切，是法律之为“可靠”的前提，从而“可操作”——每个人能够据其安排而对自己的身心作出相应措置，不管其为法律实践还是日常起居——的保障。真正良好的法律，堪称规则的法律，应当具备这一内在逻辑力量，赋予人们根据法律按图索骥的可预见能力。事实上，霍姆斯大法官在上揭“法律之道”这篇著名演说中，开篇即指法律及其研究之旨乃在预测（prediction），即对公共权力经由法庭而作出何种反应作出预测，而几乎法律思想的每一新的努力的全部意义，均在于力使此种法的预言更为精确，并将其归纳、综合成为一个圆融自恰的体系。7

英国的丹宁勋爵在“通向正义之路”这一著名演讲中曾经告诫读者：“起步伊始，君当牢记，有两大目标需要实现：一是领悟法律乃是正义的，一是务使其得被公正施行”。8转借这一用意，“规则”意识应是法律从业者“起步伊始”所当养成的法律理性的重要内涵。也正因为此，伸而言之，人们在研习法律之初就应当明瞭并有所思想准备的是，法律从业者应将自己的个性色彩归纳入、体现在对于法律、法学的学科域界和学术纪律的规范之下，以对法学和法律的基本学术纪律的服膺为个性伸张的前提。有些时候，甚至会出现以对个性的压抑和泯灭为代价的情形。任何规则总是对于人性的顺导与压抑的合一，法律作为规则，同样具有这一特点。因为法律所预设的“人类形象”，乃是作为平均数的一般人，常人，“中人”，而非形形色色、个性昭然的现实的个体生命。9法学是关于规则的知识与理论，不幸濡染此研究对象的特性，要求以对法学的学科特性的服膺为展示学术个性的前提，原因在此。为什么诸如巴尔扎克这样的心智最终必得放弃学习法律，而以诗思论政、礼治安邦的中国古代士大夫们则通常将治律委诸知识分子下层的刀笔师爷，似亦可从此处求解。

三、现实性与现世主义

我们知道，法律的产生，一开始即与人类的生计息息相关，是特定地域居民应对生计的手段之一。正像几何学的产生主要源于丈量土地的需要，法律产生的实际原因就在于解决如何丈量，丈量之后根据什么对土地进行分配和使用，以及一旦有人违犯这一分配和使用格局，生活本身如何作出应对这一日常之需。而这一切，均在在围绕着生计打转，解决实际的生活出路问题，使实际生活本身走得通，走得稳妥踏实，而安抚一方水土。这是法律的最为深切而终极的理据，也是包括法律在内的一切规则的最为深切而终极的存在原因。实际上，作为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它为我们勾画出了一切典章文物的最为原初的历史发生论图景与合法性源泉。

因此，现世主义，一定意义上，也就是现实主义，亦即现实的态度。但它不止乎现实，它并且还是一种同情的态度。即法律从业者作为人世生活的一份子，由设身处地、推己及人、能近比譬的格局中，思考、对待法律之为一种人世规则和人间秩序。这里，法律从业者需要深深铭记并时时用来警策自己的事实是，为生活本身所固有，从而能够将生活组织起来的最为深厚而宏大的力量，不是法律，不是法学，也不是“行走着的法律理性”，而是叫做“生计”的这一燃眉之急。通常情形下，生计之道无他，其最为基本的，乃是日常生活中流转不息，显隐有度，从而谕示着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要做人的常识、常理和常情也！而且，常常是区域性、时代性的常识、常理和常情，使日子大致过得下去，心情基本平顺，而为日常洒扫应对所必需的流程和章法。我们的父兄辈如此行事，我们的邻人如此行事，我们自己如此行事，我们的子孙还可能如此行事，“从来就这么着”的起居之“常”，日用之常——就是习俗，也就是法律，而为生计之规则，存在之形式。实际上，所谓法律，从其为规则及其意义的合成体的最为原始的意义而言，正是对于人世生活中的常识、常理和常情的理性主义归纳与形式主义展现。

实际上，此处所强调的不过是诸多思想家们早已表达过的。马克思说法律没有自己的历史，其历史存在于社会生产方式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互动，决定着人类的社会组织方式与人世生活方式。因此，“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10而在此之前，萨维尼于《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一文中亦曾慨言，“法律并无什么可得自我圆融自洽的存在，相反，其本质乃为人类生活本身。”法律之有生命力，此为由来；法律之为良法，此为一端；而法律之无效，之失于为民众所广泛信受，亦正在于其失却“表现和褒扬民族情感与民族意识”。我体认，也就是说它违背了生活的基本常识、常理和常情。正是根据事实与规则的这一基本历史图景，“如果说有什么应予谴责的话”，如萨维尼所言，“当是法律类如一种乖戾专擅之物，而与民族两相背离”。11纵观人类历史，多数法学流派，不管彼此之间如何捍格不凿，但对此“事实与规则的基本历史图景”，大致还是认可的。所以，“以法律为业”的卡多佐才会说，“如果一个法官打算将自己的行为癖好或信仰癖好作为一个生活规则强加给这个社会的话，那么，他就错了。”12岂止是错了，我们不妨以加重的语气说，根本就是“置车于马前”。

但是，正像人类的历史是一个“层累地”形成的时间与意义过程一样，法律与法学的历史同样是“层累地”形成的。此一过程既是一种自然历史阶段，同时并为所谓的“理智化”或“理性化”的进程。从一种意义上来说，这也就是人类在漫漫的时间之维中将自己的理想烙于规则之体，从而赋予规则以意义，——极具地域性特征的形形色色的意义。正是在此，实际生活本身的意义遂出现了转型、变换甚至扭曲，规则所实际承载的意义与应当赋予的意义之间，规则所固有的意义与实际展现的意义之间，以及对于同一意义的不同解读之间，同一意义在不同时空之间，遂呈现出巨大的隔阂甚或对立。天长日久，渐渐习而不察，视为当然；俟有感知，常常已然积重难返，人世生活的事实与规则之间遂出现了巨大紧张。此亦即梅茵爵士在论述所谓发生于“进步社会”中的法律拟制，而实则不惟“进步社会”，实乃存在于全体人类社会中的那种情形。即“社会的需要和社会的意见是常常或多或少走在‘法律’的前面的”，因而，其间永远存在“缺口”。13笔者于此欲加陈说的是，人类精神的丰富多彩，此为一端，而人世生活竟然背叛自身，规则围剿事实，同样在此一端。人类历史上诸多恶法的存在，有悖常情的形形色色的奇怪法律规定，类如“一个女性证人的证明力等于半个男性证人”等等，虽然作为此一规则的事实的社会生活可能已然发生重大变迁，因而，早已有人感觉其失于偏异，但却居然相沿不废，无以从生活中将其剔除，不完全是人类的私见或恶的作业的结果，很多时候，乃是这种转型、变换甚至扭曲所造成的，同样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这也就是所谓的法的传统的形成与发生史。法律之为规则，得益于此“理智化”或“理性化”过程，而在有些时候有些地方，法律对于理性的偏离和法律理性本身的扭曲，亦同样为此过程的结果。这是人类创造和利用自己的创造物，同时却又为其所害这一普遍悖论的又一例证。

有鉴于此，为了避免这种隔阂、扭曲或对立，法律理性应将自己的生命之源深植于生活本身，直接诉诸人生与人心，即诉诸如何过好日子、妥帖安排生计的日用之常，将其归结为与生计关系的意义评判。就具体的操作而言，法律从业者应当从生活本身省视规则，在包括“法律实践”在内的起居之常中，体会基本的人情世故，体贴细微如发丝的世道人心，包括自己在内的普通居民的想法，对自己所要处理的论题，力争作设身处地的同情的了解和理解。通情达理本身，就是理性（不是理智）的最高境界。所以梁漱溟先生才会说，理性非它，“吾人所有平静通达的心理”，一种“清明安和之心”；理性不仅是“人类心理顶平静清楚的时候，并且亦是很有情的时候”，所谓“平静通晓而有情”也！也就因此，漱溟老人乃一言以蔽之，“人情即理性”。而从否定一面来说，“理性就是强暴与愚蔽的反面，除了这两样之外的就是理性。”14就此，我们也许可以说，最好的法律乃是最能体贴人心、照拂人生的规则，是最为通情达理的规则，是最为有利于居民根据自己的常识、常理和常情，安排过好自家日子的规则。一句话，同情的态度底下的最好的法律，倒恰恰是理性的规则，而理性的规则，也就是对于生计本身最具同情态度的法律——不是科学的“理”、物理的“理”、逻辑的“理”或数学的“理”意义上的理性或理智，或者说，不仅仅是科学之“理”、物理之“理”、逻辑之“理”或数学之“理”等等意义上的理性或理智，而且更应是“平静通达的心理”与“清明安和之心”意义上的理性。考虑到人类本身所具有的巨大创造力与骇人破坏力总是成正比，而人总是靠不住的，总是具有将私利作无限扩张的本能，或许，体贴人情世故，一般情形下秉持常识、常理和常情，做事以不要太“伤人”为限，是避免上述理智化或理性化的遮蔽所导致的“隔阂、扭曲甚或对立”，防止稀奇古怪的规则和恶法出现的一条基本途径。正像对于法律的无条件服从一样，从生活本身和人情之常省视法律，同样是法律理性的固有内涵和必然要求。

也就因此，法律的事业，并非只是仅要智力，无需心灵的事业。恰恰相反，由于它通常所遭际和面对的是人类的麻烦与苦难，因而是一个需要同情与悲悯的所在。正像医生的天职在于解除病痛，救死扶伤，需要同情与悲悯一样。而凡此人类情感，不仅与其职业不相矛盾，相反，恰恰为其职业理性所内涵，构成其职业理性的内在的超越性紧张关系。有人倡言，学习法律的人心要黑，皮要厚，吃喝嫖赌不妨一应俱全。在当今中国的实际生活中，“（一些）律师不过是穿着西服的流氓”这一情形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卡拉OK霓虹灯忽闪忽闪之地，法官与这些“流氓”称兄道弟，打得火热，亦非鲜见。“过去土匪在深山，如今土匪在公安；过去流氓站桥头，如今流氓全都钻进了律师楼。”这民谣所描述的，正是现实生活中所实际发生的。但是，读者诸君，我要正式地说，尽管如此，对法科学生这样描述法律之为一业，还是不妥。人性永远存在瑕疵，注定了人永远是不完美的。要现实生活中的每个人作神作圣，超过了事实的许可。但是，另一面看，如果说人、人性同时却又尚有堪称完美之处的话，则在于人类总是正视此种缺陷，并力争臻达完美。法律和其他种种规则的出现，不仅是基于人性本恶的理性预设，同时并彰显了人性向善的德性预期。人类的法律形象，永远总是基于性恶预设而来的对于性善的预期的集合体。如果说凡此预设与预期不过是法律这艘航船的舵盘的话，那么，法律理性乃是策舟前行的风帆和引领前行的灯塔。“现世主义”的“现世”，正是在这样的预设和预期下的人世生活。上述说话者将肌体的病态当常态，而要大家群趋于病，实在荒唐！

前文曾谓“人总是靠不住的，总是具有将私利作无限扩张的本能”。这句话所要表达的，亦即通常所谓的人性之“恶”。但是，需要阐明的是，此处所谓的“恶”，丝毫不含任何伦理谴责的意味在内，亦非类如“恶棍”、“无赖”或“无耻下流”意义上的描述，毋宁仅指人类具有自爱与扩张的本性，将自己的私利作无限扩大化的倾向。由于存在这一本性和倾向，在供给永远落后于需求，或者说，在供给永远不能满足欲求因而欲壑难填的人类社会，人类因此具有根据“理性”算计，侵害他人利益以自肥，也就是“作恶”的可能性。凡此乃为对于人性的预设，意在冀求人类同样基于“理性”的算计，驱利避害，于规则框架内寻求私利的实现，而不致自伤其身，更不至于毁灭作为一个物种存在的人类本身。循此预期前往，便也就是“向善”——法律意义上的善。如果由此而有同情与悲悯的情怀，非功利的利他，那么，这也便是道德之善了。因此，法律对于人的基本定位，亦即人类的“法律形象”问题。而法律如何根据自己对于人性的预设和预期来立法与司法，乃成人世生活中一切“法律的”问题的逻辑出发点。15在此，“现世主义”是一个重要的参照。

四、时代性与时代观点

法律是时代的文化命运的规则写照，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法律是对于特定时代的文化命运的悲剧性写照。时代的文化命运，也就是一时期一地域的全体居民的总的生存条件与生计状况，其祸福，其荣衰，其进退，特别是其困窘及其解救之道。而自十八、九世纪以来，各国族间的互动加剧，“时代的文化命运”更非一国族自了之事，而具有了“人类命运”的意味。特别是国际强权的举手投足，祸福非止一身，得丧延及四邻。自此以还，各个别国族的生计状况，都是人类在一定时代的整体命运的特殊展现，无以摆脱这一整体命运的制约。之所以说法律是时代的文化命运的规则写照，就在于法律不过是而且永远总是对于特定时代的生存条件与生计状况的法律呈现，希望对此条件和状况酌予梳理而赋予其规则性，但却无以挣脱这一总体条件的制约。所谓超前的法律，通常都是不具可操作性，因而常常乃为无用的法律；而之所以说法律是对于特定时代的文化命运的悲剧性写照，则又因为置此总体条件下，任何法律不仅只能对此生存条件与生计状况作出大致近似的描述，而且此种描述总是具有“临时性”和“过渡性”，因而，其本身即如其欲描述的对象一般，将会随着这一时代的消逝而渐遭淘汰。借用一句名人名言，则生活之树不老常青，而法律总是“临时性”、“过渡性”的；唯一婉转沿承的，是涵育于生活之中而借助法律现形的规则本身。正因为此，法律从业者所思所虑的时代文化命运，亦即此整体命运的地域性生存条件，长程历史中某一时段的生计状况。正常情形下，或多或少，法律从业者总是将对于法律现象的思索，纳入对于自己所处时代的文化命运的整体观照之下，以对这个时代与民族生活的总体语境和根本精神的体察，在事实与规则间恰予措置。

在这方面，中国一百多年来的法律史可谓一个生动的例证。自1840年以降，特别是甲午后变法改制以来，中国社会的总的时代特征乃是一个变字，整体地变革，激进地变革，无情地变革，以变祖宗之法，引植西法为一个世纪的时代主题，构成了一百多年间中国文化的命运走向，也是一百年间中国法律文化的命运走向。实际上，“自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如王伯琦先生1955年所论，“整套的西洋最新立法”，以“改头换面或照账滕录”的方式全面移植进来。16在此建设现代民族国家，而以“社会－文化转型”一言以蔽之的长程奋斗中，如后面将要谈到的，中国固有的法意和法制悉遭批判与抛弃，而引植的西法却又与固有的人生和人心颇多捍格不凿，以致于百年来的中国法律，多数时候，既缺内在的伦理品质，亦乏外在的逻辑力量。而一个缺乏规则之维的社会，其不断调整与整合的过程，乍看之下，却以乱象面世，其因在此。正是在此文化与社会急剧转型的大背景下，不难想见，一切的法律措置均具有“临时的”性质，也就是说，均处于试验和调整状态。此间百多年的试错与整合，乃在为此后渐次成型、堪称规制的社会组织方式与人世生活方式，预为铺设，预做安排。之所以自“钦定宪法大纲”以降，中国递次出现了十四部宪法，而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自颁行以来，已然通过了十七条修正案，乃至于1949年后三十年间为组成一个健全社会所需的诸基本法律居然全盘阙如，等等，等等，此为原因之一。法律的“时代的文化命运”，其例莫若如是。

由此观之，百年间的一切法律措置，不论其为引植西法的“文化移植”，还是“乡村建设”中的本土努力，今日以“接轨”为准绳的种种言说，包括法律领域的“接轨”，乃至于对于“本土资源”的倡导和关乎“人生与人心”的强调，起承转合，相反相成，在在均为其一部分一环节。因而，其间的一切制度安排均为应对“一个大的历史时段”中的一时一地之需而设，均为“过渡性的”，也就非为虚言，而是“不得不然”了。17所谓“一个大的历史时段”，即此百年文化－社会转型，也就是“历史三峡”；18而正如唐德刚先生根据“历史三峡”这一总体语境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在此社会转型期，任何伟大的革命都有其局限性”。19同样，“在此社会转型期”，任何立法，特别是像宪法这样的事关社会组织形式和人世生活方式的大经大法，也都不可避免地“有其局限性”，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有其临时性、暂时性、权宜性。相较于清末以来中国已然有过十四部宪法，自一九三二年以来，毗邻的泰王国已然有过十六部宪法。20双方具体情形不同，实际还是基于社会－文化转型这一各自的“历史三峡”而发，不得不然也！所以，这个“过渡性”，最为要害，对此“过渡性”的体认，是这个时段法律理性的“时代观点”的重要内容。

实际上，在此一百年间，对此时代悲情及其原由的充分自觉，是这个时代优秀法律从业者的共同特征，并构成其前赴后继的积劳积慧之精神源泉。蔡枢衡教授感言清末变法之后的中国法律秩序的内容是外国工商业，而不是中国的农业；其根据是高度发达的外国工商业社会，而不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表现为具体过程，则清末以还三十年间中国的立法，依蔡氏所言，起初完全是在比较各国立法的氛围中产生出来的，后来的立法理由中虽然常常可以看到“斟酌中国实际情形”的语句，事实上却实在没有斟酌过什么，也没有多少可供斟酌的资料，所以实际上依然没有超出“依从最新立法例”的境界。而此种“唯新是求的精神实在是无我的表现，也就是次殖民地的反映。”21蔡氏的上述言说，堪为对于当日中国法律的时代命运的充分自觉。

王伯琦教授亦为一例。在《民法总论》中，王氏曾经慨称：

惟法律之规定为一事，社会之进步为一事。超前之立法，虽足以启迪社会之意识，究不能变更社会于一旦……在正常情形，社会前进，法律终须落后，如何使法律紧随社会而不致脱节，原为立法司法及法学方面最重要之任务。吾国情形，适得其反，法律超前，社会落后。22

因而，如何发扬现行法律的精神，启迪社会意识，使社会意识与法律精神两相融和，依王氏所言，乃为急务。这也同样是一种对于时代命运的自觉。正像马克斯•韦伯以“理智化”或“理性化”为晚近西方法律的发展作结是一种对于其时代命运的自觉，批判法学锋芒所向直指这种“理智化”或“理性化”的负面，亦即哈贝马斯所谓的法律对于生活世界的“过度殖民地化”，也同样是一种自觉。大凡健全的法律理性都能保有这一反思能力，而优秀的法律从业者，其中主要是法律思想家们，乃是其时代的文化命运的法律喉舌。

梁漱溟在这方面，梁漱溟与萨维尼的例子堪称典型。试以梁漱溟对于清末以还的宪政建设评论为例。的确，中国人之追求宪法宪政，自内而言，可以说是中国建设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对于西方文明的认识，由器物阶段走向制度乃至思想层面的自然结果。而就外缘来说，在梁氏看来，正不外甲午海战和其后的日俄战争，使大清朝举国饱受刺激的制度反应。中日甲午一战,“天朝”大国竟为蕞尔小邦所败，举国震惊，如漱溟所言，“自救运动由是激进，宪政运动由是激进”；23庚子八国联军长趋直入北京，民族危机益为深重，自救呼声更加高涨，反对宪政的“守旧势力”无以自处，不攻自破。迄日俄一战，日本再胜，则国人心目中日本之强，强在立宪，华俄之败，败在“冥顽不立宪”，24便顺理成章。当时颇负时望的张季直(骞)先生于光绪二十九年东游归国，深感日本因立宪以强，中国亦亟宜效仿。25其致当局电报亦谓:“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26《时报》著论称，“欲图存必先定国是,定国是在立宪法”，27可说是当时多数中国人，特别是士大夫知识分子的共同直观感受。在朝在野的面对事实，乃咸认中国欲强盛则必须立宪。28于是乃有此后的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乃有“宪政编查馆”，乃有清廷的九年预备立宪，乃有此后半个世纪高高低低的立宪运动。29——实际上，是整整一个世纪“高高低低的立宪运动”。而若从今日中国社会－文化转型基本定准而又尚未最后定准这一“时代的观点”来看，则此“高高低低的立宪运动”，实际上迄今而未止。

但是，清末以还的宪政运动乃以“自救图强”为动机为目的，换言之，在涉关整个中华民族自救图强、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大业中，宪法和宪政不过是手段和方法。既然只为手段和方法，如漱溟所言，“则一旦发现其他方法手段，不难转而之他。在‘救国第一’口号下，即令背叛宪政运动亦无变节之嫌”。30实际上，随着民族危机的益发深重，宪政便为革命所替代，革命又一路激进，成为“共产主义革命”，成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此后宪政虽然仍为一些人追求的皋的，但究其缘由，其非依恃“限制王权的社会实力逐渐发展而来”，31却是“上面要求限制下面,由掌权的方面来实行宪法”，而如此一来，如漱溟所言，“这与原来宪法的意义是矛盾的。”32而且，另一方面说，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此在战乱频仍、民生凋敝情境下一党炮制的假宪政，与大多数居民的人生和人心隔膜，自不如革命来得亲切而似乎解决问题。较诸西方宪法之“起源于限制王权”，而以宪政为目的，此中国所以宪政尚不到成功的时候。正因为此，梁氏坚认，中国宪政成功的早晚，只能取决于“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解决的迟缓，不可能于旦夕间见效，更不可能以宪政为解决这一切的起点；毋宁，宪政的实现是“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解决的结果。33在这一问题上，饶有趣味的是，身家背景迥异的梁漱溟与钱端升的看法倒颇相一致。而在二公均已作古，中国的社会－文化转型“基本定准而又尚未最后定准”的今天回视，很显然，梁、钱岂不知道宪政之妙？岂不愿意眼见宪政实现于旦夕？举国宪政思潮滚滚，而梁漱溟、钱端升这些内行却陈言“宪政为不急之务”，凡此种种，实因为梁、钱们对于宪政之所以来去的时代悲情具有较诸常人更为深切而剀切之体认，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四顾彷徨，不得不发也。正像萧公权先生力主在实行宪政中学习如何施行宪政，“于实行宪政中求宪政之进步”，因而不妨即行宪政，34同样是对于这一时代悲情的深切体认。35

萨维尼萨维尼是另一例。萨氏之反对创制一部统一的法典，正如蒂博之主张必须即刻制定一部“全德统一的法典”，同样源于对于当时的德意志民族生活状况之时代悲情的深切体认。在萨维尼看来，当时的德国，四分五裂，法意阑珊，既不具备制定一部法典的能力，客观上亦缺乏为一部法典的生命力所堪凭恃的社会－历史基础，亦即作为法典－规则对应面的事实，一种足以孕育并承当此种法典－规则的德国人世生活。因为，所谓的法律，不外是特定地域人群的生存智慧与生活方式的规则形式，如其所言，“法律并无什么可得自我圆融自洽的存在，相反，其本质乃为人类生活本身。”36而这个大写的人类生活，首先而且永远总是表现为特定的民族的生活。正是民族的历史所凝聚、沉积的这个民族的全体居民的内在信念与外在行为方式，即其总的生存条件和生计状况，决定了其法律规则的意义与形式。正是根据这一事实与规则的基本历史图景，“如果说有什么应予谴责的话”，如萨维尼所言，“当是法律类如一种乖戾专擅之物，而与民族两相背离”。37这种法律，在我理解，借用一句西谚，正是“公牛闯进了瓷器店”。

从法的发生论来说，法律与民族生活的这种恰切无悖的实然－应然状态，乃是在慢慢的历史中逐渐砥砺成型的。经由漫长的历史之轮的砥砺，法律与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识逐渐调适，契合不悖，融和无间，从而赋予法律以自在自为的功用与价值，而法的功用和价值，也正在于表现和褒扬民族情感与民族意识。民族生活的体用、表里等等，由此浑然一体，蔚然成为一个独立的人文传统。从而，在萨维尼看来，法律精神，一如民族的性格和情感，涵蕴并存在于历史之中，其必经由历史，才能发现，也只有经由历史，才能保存和广大。“历史，即便是一个民族的幼年，都永远是一位值得敬重的导师。”38只有通过历史，才能与民族的初始状态保持生动的联系，而丧失了这一联系，也就丧失了每一民族的精神生活中最为宝贵的部分。那么，总括这一切，使得民族生活浑然一体的那个主要线索是什么呢？在萨维尼看来，将一个民族的知识、思想和信仰层面的诸项因素“联结一体的，乃是排除了一切偶然与任意其所由来的意图的这个民族的共同信念，对其内在必然性的共同意识。”39

正因为此，立法的任务，包括“制定一部全德统一的民法典”，不外在于找出民族的“共同信念”与“共同意识”，经由立法形式善予保存与肯认。民族的“共同信念”与“共同意识”深蕴于心、确定不移，不仅形诸典章文物，更落实为特定时空的千万民众日复一日的洒扫应对。立法可以发现并记载这一切，但却决然不可能凭空制造出这一切。那种希望藉由一种详尽无遗的立法制度，即刻创制出一个崭新秩序的企图，只会摧残现实，增加现实的不确定性，强化规则与事实之间的乖张，最终使得法律失却规范人事而服务人世的功用与价值。

职是之故，为了确保法律之为民族信念与民族意识的真实映像，成为适合民族生活状况，改善与提升民族生存条件，造福人世生活的人间规则，立法者必须首先考察民族的现实生活，并在对于往日民族生活的历史考察中，今古观照，厘清一切立法之得立基的生命源泉所在。而在民族生活本身尚未整合成型，这一切心智努力益且未见成效之时即贸然立法，——一部“统一的”法典，其法根基必然浅薄，等而下之者，甚至与民族生活两相忤逆，新法颁行之日，必是对于生活本身的摧残之时，“国族的统一与团结”云乎哉？！

的确，今日回视，平心论史，可以这样说，萨维尼之反对即刻制定法典，非否定法典本身，也不是否定德国之需要一部统一的法典，而是那种忽视或低估事实与规则间交缠互动关系的极其错综复杂性，视法典若儿戏，辄立则立，言废即废之天真与轻率也！萨维尼岂不渴盼“国族的统一与团结”，他比任何人可能更为灼烈地在内心呼唤这一民族盛景，但他明白，凡此乃为“一部全德统一的法典”之可奠立的基石，而非结果！正像梁漱溟之深知真正宪政的实现为“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解决之后的结果，而非这一切的起点。而这一切，正像蒂博倡言即刻制定“一部全德统一的法典”，都是在“东西文化冲突”、建立现代德意志民族国家的语境下发言，解决其“德国问题”与“人生问题”，而在在秉持和表达了其所分别体认到的“时代性”和“时代的观点”。法律理性必秉有“时代性”，而法律从业者的职业理性必秉有“时代的观点”，其例莫若如是，令人三思三叹不已，直把阑干拍遍矣！40

五、保守性与守成态度

凡法律之被奉为规则，足以成为事实的对应物，绝大多数乃是在漫长的生活实践中逐步实现的。实际上，今日我们所能看到的各种人文类型下的种种法制，不论是涉关社会组织方式，通常所谓的公法规则，还是作为法律文明秩序下“生活的百科全书”，涉关人世生活方式的私法规则，多是经过时间之轮碾压后，历经淘汰，剩留下来的人世规则。所谓的“法律传统”，即此人世规则及其脉脉法意的绵绵延承。一般而言，它们广为信受，比较定型，作为一种框架性的结构，尽可以容纳事实与规则的种种变数于其中，而保有一个使得人世生活大致得以维持下去的人间秩序。正如既往的人世生活已然昭示的那样，在未来的人世生活中，伴随着事实的生灭过程，必定也还会有进一步的筛选，而有规则的生灭。通常所谓的法律之循时而变，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人世生活本身在对规则酌予甄选。也就是说，不是法律在循时而变，或者说，不仅仅是法律在循时而变，而是人世生活本身在对法律的用舍、存废表明自己的态度，作出自己的选择，法律面对变局，不得不“循时而变”。很多时候，即便是在社会变迁更为剧烈的今日世界，这也是一个常常以世纪为计算单位的长程历史。其间，事实将会如何发展，应当向哪里迈进，多数时候均有待观察。因而，法律之“循时而变”，为保险起见，也就是不致因率尔操觚而致率兽食人，通常总需左顾右盼，比事实慢半拍。情形常常是，从事实与规则的互动，而致力于理想而惬意的人间秩序与人世生活的建设这一语境而言，“慢半拍”不一定就是坏事。

关于这一点，东、西法律学人多有觉悟和指陈。王伯琦先生半个世纪前曾经说过，“论法律的性质，原是一种保守力量。在普通情形，道德当然超前，法律总有落后性，这样才可以维持社会的安定。”41也就因此，“实际政务上最保守的一环，应当是司法。”42在总结西方法律传统时，一些西方的法律学人对此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以私法的演变为例，由于法律本身的产生方式和法的渊源通常总是被人们视为一种既定而先验的，几近神圣的存在，因而，其变革亦难乎其难；其次，法律必须具有自我正当性，因而必须拥有其权威，导致法律乃属典型的“慢半拍”（backward-looking）。凡此两项，形成了法律的“生就的保守性”（inherentlyconservative）。43

的确，既然法律之成规则，并且逐步成型，关键在于其与事实保持相当协调，蔚成人世生活的规则形式，那么，一旦砥砺成型，便成人世生活的规则之维，真可谓一身而系天下安危。在此情形下，率尔行事，辄言立废，不仅会造成规则的紊乱，使得人世生活无所适从，更主要的是，其必伤害作为规则之所以立基的事实，即生活本身，摧残本来规则之欲服务，作为法的目的的人世生活。正是因为这一原因，通常情形下，总是先有事实，后有规则，而规则，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言，不过是使各种“事实走得通”的法子，44我们今日不妨说，也就是使日子过得下去，并尽量争取过得好一些的生计之道，生存之道。

在人类法律史上，依靠规则为事实开道，藉规则制造事实，从而在一个新的生活平台上缔造新的事实与规则的互动，实现规则所欲达成的理想人世生活与人间秩序，亦非绝无仅有。但是，毕竟，虽时有发生，却洵非常例。通常，这一情形只发生于乱世，或者，出现于类似近世中国一百多年来的社会－文化的整体剧烈转型时段。对此，我们需要清醒意识到，这是一个“革命性”的非常时段，并非常态，随着社会或文化转型的渐次完成，其必渐归常态，循事实与规则的固有互动关系展开。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过日子图的是个安稳与安全，除非迫不得已，否则，“革命性”的举动不能当饭吃。事实上，随着中国社会－文化转型渐上轨道，这一事实与规则的良性互动，在近年来的中国实际法律生活中已经渐露端倪。《刑法》的修订即为成功的一例，而诸多单行法规的出台，亦多少较前慎重，多少体现了对于事实与规则的固有关系的尊重。这一切，不仅说明立法者对于事实与规则互动关系的体认和同情较前深刻，而且，也说明了随着生活渐归常态，“活法”与“立法”之间事实与规则的固有逻辑力量渐成主宰。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笔者意欲重申的是，法律的事业是照料和治理人类生活的劳作，而人类生活自有其规律，自有其浑然天成的一面，而且人命关天，人命就是天命，因此，除非必须，否则不要轻易奢言所谓的“变革”，无端变来变去，拿生活本身开刀。不然，还让不让人过几天安稳日子。中国农村二十年来施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既是政策，也是法律，是关于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基本法制。其基本效用的发挥，尤其是在施行初期，端赖一个“五十年不变”。相反，近几年中时有所闻的地方政府出尔反尔，撕毁合约，动辄改变这一基本法制的恶行，与苛捐杂税一起，使农民对于这一土地制度的延续性与有效性深感疑虑，不仅妨碍了这一基本法制效用的发挥，实际上，已经使得农民频临破产。若非家有少壮进城打工这种“一国两制”，很多农家的生活实际上已经难以为继了。45当然，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并非仅此而已，但是，它提醒我们，在事实与规则、法意与人心间大刀阔斧、雷厉风行，是改革家革命党街垒战士的作风，是大革命时代的时尚；而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谨慎护持，才是法律家法学家的本色，是绝大多数乃属平常日子里的常言常行，常规常矩，是人世生活的常识、常理和常情也！前者狷狂，后者郑重；前者为人世生活挥洒豪情与热血，展示野心与抱负，后者则为此演出提供舞台，力图将此壮举纳入不致洪流冲毁堤坝、泛滥成灾的地步。它们各守自己的疆域，共同构成了人类生活的多姿多彩。如果彼此越位，不仅首先即扰乱了各自作为一种存在的事实关系，而且必将扰乱其竭欲确立的规则关系。事实与规则俱紊，结果只能是事实与规则俱焚。

在今日中国，依然存留的上述“革命”式的做派，多少带有自“五四”以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期间一脉相承的那种“德性”，而在贫富差别扩大、种种社会矛盾加剧的今日社会生态下，动辄这一做派的“他们”其实欲望强烈得很，却又对此遮遮掩掩。几经辗转，内心郁闷，于是成就了不负责任的暴民心态，却又以纯粹道德面孔出现，甚至装扮成“启蒙”导师。那个“革命的”时代虽已不复存在，但却确乎可在今日喜发大言傥论（如“后现代法学——为法治探索未来”这种佯作高昂，而实则半通不通的表态）的个别人的这一做派中，看到此“红卫兵”式幽灵的憧憧魅影，变态展示。貌似“进步”，实际做作得很，虚伪得肉麻。尤其是其依附于强势文化，也就是强势政经势力，而一到晚上就要换国籍，动辄“今夜”便要住到谁家去的伪天真、假浪漫，真势利、忒市侩，令人作呕。

正是基于这一考虑，笔者吁言，法律从业者如同一切人类生活的建设者，应当对传统抱持必要的尊重甚至敬畏。法律既是传统的产物，而且是传统本身；不仅每一种法统总是特定人文类型传统这一“家族之树”的分枝，而且，法律生命的肥瘠荣枯，紧系于其所属人文类型传统的盛衰存亡。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包括法律传统在内的一切传统，不仅意味着时间之维上的一个“过去”，而且构成了时空之维上的“当下”。就法律传统而言，正如有人申说的那样，它是“当下的一个重要的规则性存在”。46如果说十二世纪以降，欧陆法律家们呕心沥血研读罗马法，嫁接传统、接引文明源泉的积劳积慧，对于我们具有诸多启示的话，则中国的法律从业者，研修法律的念书人，应当对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具有基本的了解和理解，尤其是对于养育中华文明的儒家学说，对于孔孟之道，具有起码的尊重。在近代西洋发迹以前的漫长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巍然东方，超拔群侪，很难想象这其中竟然没有儒学的贡献。晚近中国积弱积贫，其中原因复杂，牵扯到全部人类文明史，非一时一语所能尽言。但今日所可断言者，此非儒学之过，亦非儒学所能独家担当者。相反，百年来的志士仁人，包括“打倒孔家店”的热血青年，其前赴后继救亡图存的悲壮奋斗，所演绎的正是明道救世的儒家义理，所蹈扬的正是自孔孟以来，中国文明不屈不挠的正大之气。要两千多年前的孔孟为一切负责，只能是不屑子孙无能败家子的借口罢了。孔子，中国最早的民办教师，一生的大部分时光和主要业绩全在于述而不作，为中国文明接续既往，奠定基石，而成为中国智慧的文化始祖，启迪国族慧根的万世师表。常说孔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其实，何止三千？两千五百五十二年来，千万中国的读书人，都是他老人家的弟子；其实，何止七十？两千五百五十二年来，所有的优秀中华儿女，志士仁人，都是其中的一员！此种文化传承，延绵不绝，生生不已，你和我，你们和我们，既然受其养育，难道能自外于这一传承？！时下法学界一些跳得凶的，既不肯下功夫啃读或读不懂洋文书，也不肯吃苦啃读或读不懂古文书，甚至不愿花时间认真研读同辈人的优秀著述，更无“实践”的工夫与功夫，但却断章取义，以“法治”作为“政治正确”的行头，将一切不同看法均以“反对法治”一言打发，极尽专横与武断，实则为自己造势。既在“虚拟空间”里批这批那，却又羞羞答答，矫揉造作，不肯明说。可惜，不学无术，一开口就左支右绌，以骂爹骂娘遮掩浅薄，只能讲一些北京卖冰棍的大妈、开出租的“的哥”、蹬三轮的板爷都能头头是道的街头政治，活脱脱一个学术破落户的“晚年”惨景。

说到这里不得不再多说一句。即通常而言，多数法律从业者都是——都应当是——“保守主义者”。“保守主义”和“保守主义者”在近代中国语境中一直都是贬义，常常等同于“迂腐”、“僵化守旧”、“花岗岩脑袋”、“落后”甚至“反动”，教人联想到鲁迅笔下“晚年的太炎先生”，或者漫画般的辜汤生、梁漱溟诸辈。但是，一个甚为耐人寻味而不容忽视的历史事实是，近代中国语境下的所谓“保守主义者”，只要稍加留意便可发现，其重要人物，倒并非文艺作品中头戴瓜皮帽、开口三纲五常的冬烘，亦非方笠翁、九斤老太一类的乡愿。相反，多数倒是留学欧美，“中西俱粹”之士呢！从辜汤生到陈寅恪，从“乡建”诸公而“学衡派”各君，可以作证。其中的缘由，正如笔者于早先一篇文字中指出的，“实因他们比别人多了解一层，先领悟一点，往远处多望一眼，而对人世间的所谓崇高、进步类事深怀怵惕，欲止又言”，遂不幸而成时代夹缝中之悲剧人物。47因此，“文化保守主义者”所保守而代表的，恰恰是中国文明面临强敌压境之际，焕然醒悟的不屈不挠、奋起自卫的浩然正大之气。也就因此，近代中国史上，许多文化保守主义者恰恰倒是政治自由主义者，其言其行所彰显的，是反抗包括文化奴役和政治专制在内的一切压迫形式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和批判之态度”。陈寅恪和梁漱溟们为其光辉典范。而从思想与学术脉络着眼，则“文化保守主义者”所“保守”而伸张的，乃是本民族思想、文化与精神的传统，及其“认同”或“位格”（identity），凡此实为一民族一文化一人文传统的知识分子的天职，也是一种常规作业，家常话，家务活，本没什么稀奇，非如此，反倒是失职渎职。“保守主义”云乎哉？！

话题收回来，法律从业者由于起居其间而构成其工作对象的乃是事实与规则、法制与法意和人生与人心，而这一切如前所述，动辄“人命关天”，因而法律从业者的一个基本职业特征，就是不得不小心谨慎从事，左顾右盼中斟酌前行。而就近代中国语境下法律法学领域的“保守主义”思潮来看，从沈家本时代关于悖德违礼诸条是否为罪、应否入律的争论，到陈顾远氏等对于法律传统中民族文化精神的申说，而至今日对于“本土资源”的强调，以及笔者此刻的用意，抛开作者各自的思想、文化资源不论，一定意义上，实际均一本于此基本职业特征，或反映了这一基本职业特征。具体理由，前已述及，此处不赘。笔者在此欲接续前文再予申说的是，二十世纪最后几年间出现于中国法学论坛，而被命名为涵义非常暧昧的“保守主义”思潮的理论取向，是第五代法学家群体学思渐精、法意趋于成熟，特别是经由在“东西文化”中辗转反侧的精神炼狱后，逐渐表现出来的“文化意识的觉醒”，是法理法意中觉醒与张扬的中国文明或中国文化意识。一句话，是现代中国文明法律智慧的体现。实际上，它反映了中国法律从业者从借助他人眼睛看待中国问题，到从中国本身的事实与规则、法制与法意和人生与人心来省视这一切的一个新的努力的开端。正像有人在论及近世西方民法法系国家的法典化运动原因时所指出的，“当罗马法已经明显地不能满足当下社会的需要，并且（这一现象已然）引致人们的高度关注，关于本地法律——早已存在的法律——的书籍就会应运而生。……而成功的法典化，至少就其形式而言，必得等到本地法制成型才可实现。”48转借此意，或许可以说，同样，秉持此种理论取向的，一如世纪初年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多数都对西方社会和文化具有一定的了解，其中一些益且对于西方社会有过较长时期的实地观察与参予。作为对于西方“文化洗脑”所表现出来的诸多不良后果的意识、警觉和忧虑，实际上，他们所倡导的乃是中国的法意与学思的平等言说权利。而且，今日的中国已远非世纪初年可比，因而，此刻的言说，不仅较少情绪色彩，更加平和而理性，而且，视野更为宏阔，真正彰显了现代中国文明的法律智慧。评论者鹦鹉学舌，搬弄辞藻，这“主义”那“主义”，甚至用上了“后现代主义”这一不知所云的大词，却恰恰忘记了其言其行正好代表了一种“主义”。它不是别的，正是“蒙昧主义”。

六、价值性与世俗信仰

法律信仰是赋予法律以生命力的主体心灵状态，究极而言，也是法律之所以为法律，而具备合法性的必备要素。另一方面而言，则为法之具有合法性的自然结果和外在确证。很难想象，一部缺乏信仰要素的法律，竟会是有效的法律，而为大众尊奉无违。反过来说，如大多数居民对一部法律奉守无违，必因其秉有信仰的因素，外在的强制与内在的信念合而为一，共同构筑起法律的逻辑力量与伦理品质。若说有一种素质将法律的逻辑力量与伦理品质完美地融为一体，而使法律之为法律，则“法律信仰”当之无愧。

那么，“法律信仰”，或者动宾结构的“信仰法律”，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笔者以为，信仰法律，意味着相信法律应当是、可能是、并且正是公平、正义的规则，是我们的内心信念的忠实表达和外在行为的最佳框范；信仰法律，意味着认可法律作为规则对于事实的组织和网罗，即对于自己的生活的描述与厘定的准确与允当，因而，法律成为一种自然的规范，也就是生活本身天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信仰法律，意味着明了法律是维系人世生活、达成理想的人间秩序所可能有的较不坏的选择，而为人类对于自身生活善加调治的人类德性的展现，阳光下的善的光辉；信仰法律，意味着坚信法律的伟大力量，循沿法律规则，失衡的人间秩序必将复归均衡，因而，法律不过是将对于行为与结果间的特定因果关系及其预测呈现于世，使得人们对于自己的举止作出一定的预期，从而妥贴措置；信仰法律，还必然意味着时时以天理人情省视俗世的规则，对一切恶法深恶痛绝，时刻准备着为法律而斗争。

这里，可以看出，当我们使用“信仰法律”这一动宾结构时，很多时候，是指对于法律作出一种“信仰的姿态”。也就是说，经由拟制性地认定法律实际当然具有——其实很多时候份属应当具有——的种种规则的属性，赋予法律以这些属性，从而也就是要求法律具备这些属性；同时，并确信此种“信仰”状态为全体居民所共享，成为全体居民心灵生活的一部分。之所以很多时候法律信仰乃是对于法律作出的一种“信仰的姿态”，就在于它意味着确信法律是被广泛而普遍地为同一法律辖治下的居民所信奉而遵循着，或者说，是对法律获得广泛而普遍的遵循这一状态的拟制性确信，也就是对于法律的普遍有效性之拟制性确信不移，从而，便是在赋予法律以普遍有效性。“拟制性”意味着“假戏真做”，做得认真，做得久了，便成“真戏真做”，从而确信不移。因此，这种确信，一方面促使自己循随同一方队的同一鼓令迈步，同时，并会促使他们对于别人的行为产生同样的期待。而由于期待落空所造成的失落、不协调与异化感，必会催生出实现这种期待的期待。这里，便也就埋伏了将法意与人心、人心与人生一线勾连的契机。在此，经由主体的“信仰”活动，法律的应然与实然的分裂不再具有绝然对立的意义。实际上，这种“信仰”活动促进法律的实然不断接近法律的应然理想状态。从而，法律由此获得，或者说，最终被赋予普遍有效性与“合法性”。马克斯•韦伯氏所谓“任何一种统治都试图唤醒和培养人们对其合法性的信念”，因为，“对个别人或若干人强令的服从，是以对强令者或者强令者们具有某一种意义上合法的统治权力的信仰为前提的。”49用在此处，亦称恰切。

需予注意的是，与对于超验实体的神学信仰相比，法律信仰是以相信法律是我们生活的恰切的规则，并确知其（实在法）永远有待完善为特征的。而对于超验实体的神学信仰所设定的信仰对象，则是绝对完美无缺的，是超越因素本身。对于法律的此种认识论定位，将法律描述为一种人世规则和人间秩序，不仅不曾阻隔其超越性质，恰恰相反，此种批判性省视，是法律与诸如天道、天理或“自然法”等等超越性因素之间得以沟通的必经环节。前文说信仰法律必然意味着时时以天理人情省视俗世的规则，其意在此。因而，对于超验实体的神学信仰是不容怀疑的，而法律信仰则以“批判性省视”为前提。

的确，为什么法律必须具备“信仰”要素？为什么“信仰”要素是法律本身获得合法性的条件或前提之一，并且是法律从业者应有的职业伦理，也是生活在现代“法律文明秩序”下的一切居民应有的心灵状态？50凡此诸端，确乎耐人寻味。尤其是在经过发端西洋，而席卷全球的所谓“除魅”洗礼的今日，不管承认与否，事实上“信仰”要素依然为法律所不可缺，不得不令人扪心深思。我们知道，所谓的“除魅”是“现代化”过程的自然要求，一言以蔽之，它是人类从“存天理，灭人欲”的好高骛远，滑落至承认人只能是人，从而秉持常识、常理与常情打理日子的彻底的世俗化与功利化，而这一切悉秉理性为之，因而，伴随着世俗化与功利化的便是所谓的“理性化”。揆诸史实，这一过程正好是现代民族国家逐渐成型的历史，是首先发端于西洋的人类从神祗、家族等等“原始”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并把人变成具体的“个人”，将追求私利最大化予以合法化的历史。正是在此历史进程中，出现了两个新的现象。一是人们在摆脱了上述传统依附关系之后，又不得不结成新的依附关系，即个人于不自觉间成为民族国家这一新的政治化社团的一分子，而且是无所逃脱的一分子，舍此无法自我定位；二是对于个人私利的最大化的一切追求活动，不仅是在民族国家这一政治单元内进行的，而且还仰赖于民族国家的政治保护。二十世纪中期以还，随着所谓全球化的加速推展，秉持主权的民族国家作为其国族利益的合法代言人的国际身份不仅没有削弱，相反，事实上反倒愈益强化了。从民族国家这一政治单元框架之内来看，则政治保护的最为流行的方式，或许也是最佳的方式，历几百年来的自然选择，乃是法律保护。即从“宗教文明秩序”或“道德文明秩序”蜕转为“法律文明秩序”。由此，随着民族国家成为政治忠诚的核心与顶点，法律信仰乃成这一忠诚的世俗表达。也就是说，法律信仰体现了对于以民族国家为形式的政治忠诚，进而言之，最终体现了对于这一政治共同体的文化认同。正因为此，法律信仰因而成为一种“世俗的”信仰，而归根究底，乃是一种法律的文化认同，或者说，是文化认同的法律表现。

由此，它牵扯到不同文化形态对于信仰的不同表达方式问题，或者说，其不同的超越之道。我们知道，“除魅”过程在西方法律领域的结果不仅是造成了法的神性因素的剥离，而且伴随着法律与道德和习俗的日渐离析，造成了法的历史之维与伦理之维的弱化甚至丧失。51如果说在近世西方，这一“现代性”的结果是以“理性”、“科学”和“个体”等等主义开道的话，那么，就中国而言，法律的超越因素的弱化甚至丧失，乃是基于百年来的全部的法律现代化过程很大程度上乃是对于西法的引进和移植运动这一历史事实。因此，对于今日中国的法制与法意来说，历史之维与道德之维非惟弱化或丧失的问题，而是仍然有待继续从新建立，实现移植而来的规则及其意义与本土的事实－规则及其意义的粘连和整合，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真正反映当今中国人的人生与人心，表达当今中国人的人生态度和人生理想，堪称当今中国人世生活的规则的现代汉语法律文明。

中国式的法律智慧中的超越之道，具有不同于其他文明类型的特点。在“天意•人意•法意”52一文中，笔者曾就此做过初步论述。总括其意，即在中国法律传统中，法律与其神圣性超越源泉的沟通不是以西方式的自然法与实在法式的尖锐对立，毋宁天理、人情与国法的交缠互动来实现的。天理、人情与国法是一个从超验世界向经验世界的递次过渡，经由人类的的知性、理性和德性，人世规则、人间秩序与超越意义、神圣源泉既泾渭分明、神人永不可混淆，又不即不离、若即若离，神、人永远存在沟通的可能，生活世界与意义世界遂联为一体，打成一片。前文曾谓法律信仰以“批判性省视”为前提，意味着时时以天理人情省视俗世的规则，对一切恶法深恶痛绝，时刻准备着为法律而斗争，即为这一理路的自然展开。其间，于应对日常生活的细琐世俗事务中一步步体会和践履的工夫与功夫，将超越意义、神圣源泉落实为人人得可领略的生活的常识、常理和常情。因而，人情中即有天理，天理不外乎人情却又超越乎人情，法律遂为人生之凭依与人心之镜像。而总括而言，法律不外乎是使“事实走得通”，把事情办成，让日子过得下去的人世规则与人间秩序。信仰，坚定的信仰，自在其中，本无需大张旗鼓地嚷嚷。

正因为此，西方的一些汉学家从西方式的神－人对立模式出发，认为中国法缺乏超越因素，纯粹一种世俗的律法。最为典型的，也是最有影响的，乃是黑格尔的论断。在这位将德意志精神视为人类心智发展的高峰与历史的终结的伟大智者看来，东方中国是如此地缺乏精神的进步,以致于老大的中国乃一“停滞”的帝国，中国法对于其生灵的精神领域亦全然缺乏照拂,而此类缺陷，恰彰显了西方法中“世界精神”发展的浩浩荡荡。53曾在英语文化圈中国法研究领域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昂格尔的观点──中国法缺乏一个“神圣域的超越概念”(atranscendentalconceptofthedivinerealm),实际上亦一本于此，倒未见“批判”了什么。54凡此种种，实是误解了中国法的秉性，也误解了法律之为一种人世规则与人间秩序的旨趣所在。而归根结蒂，在于他们对于中国式的法律智慧中的超越之道，根本隔膜，而强作解人，以至不得不如此。

正是人情中即有天理，天理不外乎人情却又超越乎人情的这种中国法律中世俗层面与超越因素的交缠互动格局，使得法律信仰能够动员人性中的无限力量，而使法律成为一种世俗信仰的对象，饱含着人类对于人间秩序的情感寄托和信念诉求。正如约翰•萨茫德爵士在著名的《法理学》中所说的：“‘法律’一辞本身，即含蕴着强烈的情感内含。”55这一点，实无东西古今之别。在《餐馆物语》中，大卫•马梅曾经写道：“如果你将宗教中的信仰（faith）排除，那么，你就是在糟蹋星期日的早晨；如果你将法律中的信仰（believe）排除，你所有的只是讼累；而如果你取消了庆典中的仪式，你所有的不过是总统日。”56的确，若问“法律如何信仰？”，则大体如斯。

七、结语

本文探讨了法律的实质理性的基本内涵，或者说经由此一探讨，设定了法律的实质理性以如此内涵。这种运思过程本身，即生动地说明了所谓法的理性，不论实质理性还是形式理性，不仅是法之应然“固有的”，同时更是经由法律信仰等等因素而被“赋予的”。拟制性地“确信”其之具有如此理性内涵，正反映了对象本身“客观上”具备这些属性；反过来说，正因为凡此属性均为对象本身所秉有，因而，拟制性的“确信”乃是对于其客观属性的发掘与发现，展示和宣谕。也正是此间这一内外交错情形，使得法律具备了自己的伦理品质和逻辑力量，而适成所谓法律或法。

就其内在关联来看，自规则性而价值性，是一个渐次递升的理性位阶，并藉诸价值性而通达公平正义、仁爱诚信，以及安全、自由、平等、人权、民主与宽容等等“法的价值”论域。与此相应，自规则意识而世俗信仰，同样是一个法律从业者的职业伦理的渐次递升的实践理性位阶。凡此构成了法律与道德、宗教既相区别，又血脉联通的人世生活景观。而保守性与时代性、现实性与价值性两两相对共存于法律，规则意识必受世俗信仰的审视，正如守成的态度必与时代的观点难避龃龉，正说明了法律内部与法律理性自身存在着巨大的紧张。这种紧张非但无损于法律之为一种人世生活的规则性存在，相反，成为法律自我发展与完善的推进器。凡人类精神存在即意味着存在本身即为煎熬，法律及其理性的存在便意味着它们永远有待完善而又潜存着无限趋善的可能。正是在此，法律、法律理性和人世生活，遂有了“意义”。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包括实质理性在内的法律理性，不仅是一种职业理性，更是一种实践理性。其为职业理性，在于首先它是法律从业者应有或实有的职业伦理的直接源泉，并构成了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类似于摩西十戒般的“天条”；其为实践理性，则是因为它是法律在解决无所逃避的现实生活实际问题过程中渐次形成的，因而，其在担当以规则来网罗和组织事实，从而妥贴安置事实这一基本任务时，具体表现为能够将事情办成，从而使日常生活过得下去为最低也是最高的要求的。正是为了适应这一要求，法律自我衍生出上述种种内在属性和职业伦理要求，以满足将事情办成，使日子过得下去这一社会功用和价值期待。

在上引著名的《法理学》中，约翰•萨茫德爵士在论及“法理学的价值”时曾经指出，“有关新的法律问题的答案，只可能通过对于当下的社会需求的思考，而非一味沉湎于过往的凝练的智慧中，才能找到。”57转借这一语式，则宏观而言，不仅法律职业与法律智慧的兴起源于“当下的社会需求”，而且，具体来说，法律理性的提炼与弘富，同样是“当下的社会需求”的产物，也就是应对当下的生计与生存的结果。“当下”各不相同，法律理性因而具有强烈的时代与地域特征。正是作为事实存在的地域性社会生活本身，对于使得生活得以维系和延续的其内在规则性的需求，促成了法律和法律职业的诞生；也正是对于此种规则性的合理性的追求，使得法律理性成为法律及其仆人——法律从业者——的精神内涵与技术禀赋。此处所谓的合理性，也就是合目的性，即对于人类追求合理而惬意的理想人世生活这一愿望的顺应和踔厉。从而，法律理性不仅是“当下的社会需求”砥砺成型的结果，而且，它反过来成为法律的伦理品质，进而意味着在“法律文明秩序”格局中，它径直成为生活本身的向度之一。也就因此，法律从业者不仅是法律的仆人，而且是法律的守护者，进而意味着他们担负着人世生活的守夜人的角色。如果说生活本身涵育出规则，那么，法律从业者就是规则的接生者；如果说不是别的，正是法律理性，使得法律适成法律或法，那么，不是别的，正是法律理性，特别是其伦理品质，将法律从业者整合成为一个职业与志业共同体，完成了仆人、守护者和守夜人的三位一体。

2001年9月初稿，2002年4月5日，农历清明节定稿，时窗外春雨淅沥，今春第一场春雨也！

*本文的写作得到清华大学985基础研究“司法公正”课题的资助，特此致谢!

**法学博士（PhD），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1在“法律之为预测”（lawasprediction）一节中，约瑟夫•维宁教授（JosephVining）即曾说过：“法律是什么，就是某人言法律之所言，而要求他人亦在此法定情形下，同样措置其行其思”，也是从“法律”之为“规则”的意义上来说的。详氏著《牛顿梦灵》（FromNewton’sSleep）（新泽西普林西顿：普林西顿大学出版社，1995），页108。并参详下揭O.W.霍姆斯氏在“法律之道”中关于法律之为一种“预测”的著名论述。该文由许章润译载《环球法律评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2001年秋季号，页322以下。

2“职业社群”与“志业社群”的区别在于，前者仅为共同职业者的结合体，并非以共同精神要素为必备条件；后者则为具有共同精神诉求者的共同体。因此，建筑从业者或汽车制造业、畜牧业从业者分别可谓一种“职业社群”，而诸如绿色和平组织、反战同盟，乃至于“哈马斯”，则为“志业社群”。当然，“职业”本身也含有“志业”的成份在内。

3有关规则的“意义”及其“赋予”性质，参详下述“现实性与现世主义”一节。

4参详后述“价值性与世俗信仰”部分。

5O.W.霍姆斯著、许章润译：“法律之道”，载《环球法律评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2001年秋季号，页322以下。

6同上，页322。

7同上，页322。

8AlfredThompsonDenning,TheRoadtoJustice(London:StevensandHaynes,1955),at6-7.

9有关于此，详下述“现实性与现世主义”一节的相关论述。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2，页32。

11以上详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著、许章润译：《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页24、32－3。

12本杰明•卡多佐著、苏力译：《司法过程的性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页67。

13亨利•梅茵著、沈景一译：《古代法》（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页15。

14以上分别引自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1937），2：181，186，259，267，314；《中国文化要义》（1949），3：123；“与丹麦两教授的谈话”（1934），5：571。以上两著均收于《梁漱溟全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1992）。

15有关于此，参详拙文：“中国人的人生态度与法律生活——梁漱溟法律思想研究之一”，原刊《中外法学》（北京：北京大学）1998年第6期，收见拙集：《说法活法立法》（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特别是页23；舒国滢：“西方法治的文化－社会学解释框架”，载《政法论坛》（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1年第5期；胡玉鸿：“人的模式构造与法理学研究”，载《中外法学》（北京：北京大学）2000年第5期。

16王伯琦：“当今中国法律二大问题的提出”，原刊《法律评论》1955年第21卷，第11－12期，收见氏著《王伯琦法学论著集》（台北：三民书局，1999），页294以下。

17笔者在“法意阑珊，不得不然”，一文中，将此“不得不然”归结为四个方面，即：第一，不得不以规则委屈事实。第二，任何有关法意和法制的设置与设想，必无以回避“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从而无以回避人生与人心的纠缠；另一方面，却又暂时不得不罔顾，甚至有意回避之，以一种单线突进的姿态，求突破求超越；第三，任何有关法意和法制的设置与设想，都是一种寻求和建构合法性的尝试和努力，同时却不得不以摧毁已然累积的、作为事实先行存在的合法性为代价；另一方面，对于既有合法性的摧残，反过来害及亟欲确立的新的合法性本身，结果常常是两败俱伤。而虽则如此，却不得不如此。第四，任何有关法意和法制的设置与设想，都不得不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话语的纠缠中踯躅而行，无以回避同时来自现代性甚至“后现代性”的种种追问。详《读书》（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6期，页86－94。

18关于这一历史时段，参详拙文：“法律：民族精神与现代性”，载《中外法学》（北京：北京大学）2001年第5期，页513以下。

19唐德刚：“九十年后回看辛亥革命和孙中山”，载《明报月刊》（香港）2001年第10期，页41－5。其完整的原文是：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现代政治、社会、文化转型史上一个伟大的里程碑，它既不是转型的起点，也不是转型的终点。它距终点还有好几站要走，所以辛亥革命不是“革命尚未成功”的失败革命，它是一场极其成功的革命运动，只是中间性的成功有其限度而已。

20这十六部《宪法》是：

1．1932年《临时宪法》，颁行时段：1932年6月27－12月10日；

2．1932年《宪法》，颁行时段：1932年12月10日－1946年5月9日；

3．1946年《宪法》，颁行时段：1946年5月9日－1947年11月8日；

4．1947年《临时宪法》，颁行时段：1947年11月9日－1949年3月23日；

5．1949年《宪法》，颁行时段：1949年3月23日－1951年11月29日；

6．在1932年《宪法》基础上修订的1952年新《宪法》，颁行时段：1952年3月8日－1958年10月20日；

7．1959年《宪法》，颁行时段：1959年1月28日－1968年6月20日；

8．1968年《宪法》，颁行时段：1968年6月20日－1971年11月17日；

9．1972年《宪法》，颁行时段：1972年12月15日－1974年10月7日；

10．1974年《宪法》，颁行时段：1974年10月7日－1976年10月6日；

11．1976年《宪法》，颁行时段：1976年10月22日－1977年10月22日；

12．1977年《宪法》，颁行时段：1977年11月9日－1978年12月22日；

13．1978年《宪法》，颁行时段：1978年12月22日－1991年2月23日；

14．1991年《宪法》，颁行时段：1991年3月1日－1991年12月9日；

15．1991年《宪法》，颁行时段：1991年12月9日－1997年10月11日；

16．1997年《宪法》，颁行时段：1997年10月11日以还。

在67年的时间内陆续颁行的16部《宪法》中，寿命最长的只有十来年，最短的不过五个月。具体情形，参详ThanetAphornsuvan,TheSearchforOrder:ConstitutionsandHumanRightsinThaiPoliticalHistory,anunpublishedpaperpresentedto“theInternationalSymposiumonConstitutionandHumanRightsinaGlobalAge:AnAsia-PacificPerspective”,ANU,Canberra,Australia,1-3December2001.并参详BivitriSusanti,ConstitutionandHumanRightsProvisionsinIndonesia:anUnfinishedTaskintheTransitionalProcess,id.;有关印度的情形，详见D.N.Gautam,FiftyYearsofIndianConstitution(NewDelhi:ManakPublicationsLTD,2001).

21蔡枢衡：《中国法律之批判》（上海：正中书局，1947），页。

22王伯琪：《民法总则》（台北：国立编译馆，1963），页18。并详氏著：“当今中国法律二大问题的提出”，原刊《法律评论》1955年第21卷，第11－12期，收《王伯琪法学论著集》（台北：三民书局，1999），页294以下。

23梁漱溟：“谈中国宪政问题”，收见《梁漱溟全集》（济南：山东人们出版社，1988－1992）第6卷，页494。

24同上。

25张孝若：《南通张季子先生传记》（上海：中华书局，1930），页138。

26转引自上揭梁漱溟“谈中国宪政问题”一文。

27《时报》：光绪三十年六月二十六日，“论朝廷欲图存必先定国是”，见《东方杂志》（上海）第1年第7期。

28日俄宣战后，当时的驻外使臣孙宝琦、胡惟德、张德彝等，于光绪三十年甲辰二月七日联名奏请变法。驻法使臣孙宝琪奏请立宪，称日本变法立宪而强，而“欧洲各国，除俄与土耳其外，皆为立宪之国而尤以英德之宪法为最完备，此英德两国所以能俯视列强。”（孙宝琪：“出使法国大臣孙上政务处书”，见《东方杂志》第一年第七期，“内务”第80－5页）。此后，驻英使臣汪大、驻美使臣梁诚，以及部分朝臣疆吏，亦奏请立宪。与此同时，各种社会舆论也纷纷造势。《中外日报》、《东方杂志》均称，日俄之战，立宪与专制之战也。“使以日俄之胜负为吾国政体之从违，则不为俄国之专制，必为日本之立宪。”因为，“此非俄日之战也，乃立宪专制二治术之战也”（“论日胜为宪政之兆”，《东方杂志》第2年第6期，第12期）。有关于此，荆知仁先生《中国立宪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页90－6页，载论详备；并可参阅庄吉发：“于式枚与德国宪政考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历史人物论文集》，1993年）。另详该所1981年编《中国近代的维新运动──变法与立宪研讨会文集》，以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

29参详荆知仁：《中国立宪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页71。

30梁漱溟：“谈中国宪政问题”，收见《梁漱溟全集》（济南：山东人们出版社，1988－1992）第6卷，页495。

31梁漱溟：“1978年政协会议期间讨论宪法时的发言”，收见《梁漱溟全集》（济南：山东人们出版社，1988－1992）第7卷，页458。

32同上，页456。

33“政协宪法”颁行四十周年之际，在“我国行宪的困境与难题及其解决之道”一文中，李念祖教授总结行宪的问题有三大类：制度与现实的龃鼯、宪政成长的社会条件不足，以及文化传承的负面影响，可与正文所述对勘。该文收《行宪四十周年纪念专辑》（台北：行政院新闻局辑印，1987），页7－12。

34萧公权：“宪政的条件”，原载《独立评论》第238号（1937），收氏著《宪政与民主》（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2），页22－6。

35参详拙文：“宪法与帐单”和“抗战前后的两种宪法观”，收见拙集《说法活法立法》（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页81－94，95－108。

36萨维尼著、许章润译：《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页24。

37同上，页32－3。

38同上，页86。

39同上，页7。

40参详拙文：“民族的自然言说”。该文为拙译《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的“中译本序言”，节本发表于《读书》（北京）2001年第12期，页136－42。

41详王伯琪：“当今中国二大法律问题的提出”，原刊《法律评论》1955年第21卷，第11－12期，收见氏著《王伯琪法学论著集》（台北：三民书局，1999），页297。

42王伯琪：“法律上实务与学说的距离”，同上，页220。

43详AlanWatson,TheEvolutionofWesternPrivateLaw(BaltimoreandLondon:TheJohnsHopkingsUniversityPress,2001)，页264。

44梁漱溟先生的原话是：

本来社会秩序（一切法制礼俗），都是随着社会的事实（经济及其他）产生，而使这些社会事实走得通的一个法子。所以二者通常总相符底。

由此，漱溟认为在事实、秩序和人类意识这三者之间，遂出现了三者情形：一是彼此基本协调，这是常例。第二种情形是：

有时事实进步或变动了，而秩序未改，便成问题；此时意识就会出来调整一下，使秩序复与事实相符顺。

在漱溟看来，这也是一种常例。即便“事实已大不同于前，而秩序尚顽然如旧；秩序不复是让事实走得通的法子，转而成了一种强硬的桎梏，则必爆发革命”，从而在新的事实基础上达成新的协调的“革命性”调适，也还仍然算是常例。但是，在漱溟看来，鸦片战争以降的“中国情形，乃出这三种常例之外！”真正是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上详氏著：“中国党派问题的前途”，收见《梁漱溟全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1992），卷6，页578。

45关于中国的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参详温铁军的诸多有分量的论述。并参详于建嵘：“在农民反抗的背后——湖南农村群体性事件的调查和分析”，见网页/luntan/china/showcontent。该文节本载《中国农村观察》2001年第4期，题为“利益、权威和秩序——对村民对抗基层党政群体性事件的分析”。并参阅氏著《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镇政治结构的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46MartinKrygier,“LawasTradition”,inS.Panouetal(eds),PhilosophyofLawintheHistoryofHumanThought–12thWorldCongressProceedings),Stuttgart:FranzSteinerVerlagWiesbadenGMBH,p.180.

47许章润：“宪法与帐单”，原刊《读书》（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3期，收见拙集《说法活法立法》（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页81－94。

48AlanWatson,TheEvolutionofWesternPrivateLaw(BaltimoreandLondon:TheJohnsHopkingsUniversityPress,2001),页258－9。

49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1卷，页157，转引自尤尔根•哈贝马斯著，刘北成、曹卫东译：《合法化危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页126。并详林荣远译氏著《经济与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页61—6，68。并请对照前述“规则性与规则意识”部分霍姆斯氏有关法律的“确定性”反映了人们的“信仰”因素的论述。

50关于宗教文明秩序、道德文明秩序和法律文明秩序的分梳，参详余兴中：“作为法律文明秩序的‘法治’”，载高鸿钧、江山主编：《清华法治论衡》（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页31－44。

51如哈罗德•伯尔曼在1999年接受《二十一世纪》采访时即曾指出，晚近西方法律传统的危机主要表现为法律的“认同感和目标的失落，以及它的历史性质（它的过去和未来）的丧失”，亦即对于法的德性之维和历史之维的漠视甚至抛弃，而对法律传统的尊重原本是西方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该谈话录“展望新千年的世界法律”，由林立伟译载《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1999年第4期，页9－10。

52原刊《比较法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1998年第1期，收见拙集《说法•活法•立法》（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页275－97。

53GeorgeF.W.Hegel,PhilosophyofHistory(NewYork:DoverPublications,1956),at209-19.

54RobertoMangabeiraUnger,LawinModernSociety:TowardaCriticismofSocialTheory(NewYork:TheFreePress,1976),at91,99-100.

55SalmondonJurisprudence(London:SweetandMaxwell,1966),12thed.,at12.

56DavidMamet,WritingsinRestaurant,转引自SanfordLevinson,ConstitutionalFaith(Princeton,NewJerse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8)卷首题词页。总统日（President’sDay）是美国总统华盛顿和林肯的出生纪念日，在每年二月的第三个星期一，为多数州的法定假日。

从业者范文篇3

关键词：BIM；建筑工程；应用现状；从业者

信息时代的到来，为BIM技术在建筑业的发展推波助澜，外加国内政策强有力的支持和宏观调控，BIM技术全覆盖整个建筑物寿命周期是大势所趋，是时展的必然。

1BIM的提出

BIM技术源于1975年乔治亚理工大学ChunkEastman教授提出的“BuildingDescriptionSystem”理念，信息时代的到来，又为建筑业的变革推波助澜，建筑信息模型（BIM）应运而生。BIM技术从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的提出到后期投入生产和运维阶段，存在于建筑物的整个生命周期，其通过可视化和可量化分析的优势实现随时提取建筑材料信息，精准计算工程量，设置时间轴可虚拟施工等，也可以用作项目的方案优化和设计优化以协助决策者做出准确的判断，实现降低成本、缩短工期、多方管控等。而BIM的最大优势是可以在开始施工前将建筑在计算机上模拟建造一遍，在施工前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在施工过程中实现项目的精细化管理。这样的优势使BIM技术成为建筑业的一大发展方向，有极大的空间有待挖掘。

2BIM的国家政策解读

近几年，我国陆续颁布了有关推广和应用BIM的政策，BIM的推广应用得到了政府政策的持续强力支持。2011年5月，国家住房和建设部《2011—2015年建筑业信息化发展纲要》，提出十二五期间加快建筑信息模型、基于网络的协同工作等新技术在工程中的应用。2013年8月，住建部在指导意见中强调2016年以前，对于政府投资的2万m2以上大型公共建筑以及申报绿色建筑的设计、施工要求采用BIM技术。2014年7月1日，在《关于推进建筑业发展和改革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要大力推进BIM在工程设计、施工、运营维护全过程的应用。2015年4月14日的《关于推进BIM技术在建筑领域应用的指导意见》也强调，截至2020年，完善BIM应用标准、实施指南、形成BIM技术应用标准和政策体系。2016年8月《2016—2020年建筑业信息化发展纲要》再次明确提出要着力增强BIM、大数据、智能化、移动通讯、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集成应用能力。在政策的引导下，建筑业开始了对BIM探索的浪潮。

3国内BIM技术应用现状

我国BIM技术在建筑工程中的应用起点较低，相对滞后，但发展速度快，有较大的开发空间。国内BIM技术的发展经历了早期开发到大众传媒宣传风暴到现今提供者激增的过程，并即将进入大量潜在用户涌现的膨胀顶峰期。BIM的应用起初也只是停留在大型复杂项目，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前期大量的经验教训，近年来，BIM在建筑业的应用初见成效，图1为国内建筑工程应用BIM技术的内容。大型项目中采用BIM技术的包括北京奥运会水立方、上海中心大厦、上海迪士尼乐园等。这些项目中主要核心软件是BIM5D，该软件是将传统3D图加入时间进度计划和图形、钢筋、安装工程量，实现了管理前置，最终受益于业主。而时间进度计划中的工期会直接产生效益，所以BIM技术不分国界，在国内的应用也呈现出不可阻挡之势。在项目应用中政府充当了“外部动机”的角色，要求在公共项目中优先使用BIM技术，项目参与方也要有一定的BIM实力，全过程对BIM技术跟踪研究，积累实践经验，分析其带来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效益。从总体趋势来看，国内已从设计院、施工单位等对BIM的尝试转向业主对BIM极高的认知度，万达、龙湖等大型房地产商也在积极探索应用BIM，大中型设计企业拥有专业的BIM团队，施工企业应用BIM的案例不断提升，并将其逐渐投入运维阶段。部分中央企业以及广联达、斯维尔等软件开发公司、高校正在全力推动国内各中小型建筑工程项目引进并应用BIM技术，但就目前状况而言，国内企业更关注BIM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而在软件购买和硬件升级方面的重视度远远低于国外。

4BIM从业者的基本能力和素质

伴随着BIM技术的广泛推广，对综合性人才的需求也进入白热化阶段。培养BIM人才是BIM应用的当务之急。BIM涉及到多种软件，涉及建筑、结构、机电模型建立的建模软件，施工进度质量控制以及碰撞检查的施工方面的软件，运营管理FM和数据管理PDM，还包括一些项目优化软件绿色设计和模型检查。所以BIM技术涵盖了大量的计算机学科知识，要实现软件间的互导和交互应用，从业者应具备一定的计算机能力和创新意识，实现BIM同平台对话。在建筑项目整个生命周期中，要实现项目的应用价值最大化，BIM从业者首先应具备一定的综合能力。能够将建筑项目各阶段，各专业协同应用，统筹管理，实现项目数据信息横向打通。从业人员心理和思维方式是关键，BIM从业者要尽快转变传统的2D思维模式，积极分享数据资源，乐于接受新技术和新产品，只有这样才能对BIM在中国建筑业的发展起到助力作用。BIM技术开放的数据系统必然带来数据的知识产权被盗用和套用的问题，相关专业人员要互相监督，注意保护自身的权益，防止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增强法律意识。从长远角度来看，建立并完善BIM项目的争议处理机制很有必要。

5结语

在计算机信息技术覆盖全球的大环境下，中国政府助力推进BIM技术，中国建筑工程行业积极引进并应用BIM技术。从设计到施工及后期运维形成BIM产业化和互联网对接模式。BIM时代的到来必将淘汰大量预算人员，复合型的成本管理人才才能适应时展。

作者:郭晓芳 单位: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潘佳怡，赵源煜.中国建筑业BIM发展的阻碍因素分析[J].工程管理学报，2012，26（1）：6-11.

[2]何清华，钱丽丽，段运峰，等.BIM在国内应用的现状及障碍研究[J].工程管理学报，2012,26(1):12-16.

从业者范文篇4

关键词：体育歧视；重文轻武；历史渊源：文化偏见

体育承载着其非凡的时代使命和发挥着其特殊的历史效用。希腊先贤亚里士多德称：“体育先于智育[1]”；赫伊津哈认为体育是一种游戏，并且游戏是人类的起源之一[2]；润之先生言其“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3]。”然近有羸弱之风，如“你的某某学科是体育老师教的吗？”和“某主持人就高铁扒门事件不当言评”等，甚至更有人戏谑体育从业者，认为其为武莽之夫，善用体力，拙于脑力，既往大智慧之人尚未如此，如今为何却又成此番景象？这样的萎靡风气愈演愈烈，对体育人来讲，故颇有研究之意。

1历史文化根源

先秦之时，五霸吞争，七雄乱世，惟卫国、驱兵之需，盛武之风而起，百家之鸣而至。夫子尚“文武兼之”；墨子拜“侠勇之力”；老子尊“动静之道”；韩非子崇“气力之法”。然自秦汉之后，再无尚武之潮，崇勇之风，尊力之趋。始皇知武之利，亦知其弊，故“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兵[4]。”此举是为彰显其帝王之尊，更亦为抑武之举。秦始皇破七国建秦后，通晓“乱世之时，武可安邦；盛世之际，武可扰国”之理，便设法将武力掌控在自己的手里，无法掌控的武力就弱化，甚至消灭，不至以成为乱国之祸，届时弱化武力之举初露头角。

1.1根源之一：融之于独尊儒术中的文化偏见

汉初时，距先秦甚近，先秦之风略有承袭，故致汉景帝刘启期间“七王叛乱”，遂汉景帝开始打压抑制豪强。至汉武帝时，国已合一，得帝王权，慑八方寇，为固国驭民，须得一法以合时需，此时儒家所提倡的主流思想百般契合汉武帝治国安邦之需，此天时，地利，人和之局已成，以汉儒董仲舒为代表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儒家盛世便拉开了帷幕，则成后世儒御中国文流上下千余载之局面。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确立的同时，汉武帝在长安设置了太学，开创了政教分离的官办教育，自此汉官方学校教育以“经学”和“辞赋”为基本内容，先秦以“六艺”为代表的学校体育退出了学校教育内容[5]。为治国安邦之需，武帝从国家的层面上倡儒道、设官学、选儒吏、抑勇武、去六艺（尤指关乎体育之艺：射、御、数），建立起了“经学入仕”的文官制度，选以经学德行之才者为官。为求仕途，迎阶级，合社会之需，社会上相应也兴起了由“重武轻文”“武贵文贱”向“重文轻武”、“儒胜武弱”转变之潮，后即有了“公卿士大夫多文学之士”的局面。光武帝时，续其先辈之风，进一步“大兴儒风”，更言“吾理天下，欲以柔道行之。”（《后汉书·光武帝纪》）刘秀在治国方面为何选以“柔”行之，客观上讲是因为“儒柔”确合治世之需，主观上讲由于刘秀长期在军中，久经战事，所以“厌武习文”[6]，故在治国之举上也不啻采取儒柔之术和抑制武人之举了。然为何儒家走上了正统地位之后就一定会对以“勇武”为代表的体育人形成限制和歧视呢？可以透过当时儒家学派的主张看出来。如儒家所主张“君子”“士大夫”形象之流与以“侠勇”形象为代表的体育人如隔天堑，也导致了儒家门生也耻之同流；董子曾言“夫执甲胄而能拒敌者，故非圣人之所贵也，……故文德为贵，而威武天下。此天下所以永全也[7]。”董子所尚“文德为贵”“文上武下”之理，字字透露出崇文鄙武之气，也可曾想在当时以“武”为前身的体育人的处境；随着儒家登上政治舞台后，其“文贵武贱”等理论主张也在深刻引导着社会观念的片面走向。以儒流为核心思想的汉武帝尊儒之举，光武帝柔治之举，导致的“重文轻武”的文化偏见皆是处处体现了以“勇武”为代表的体育人的地位低下和所受的压制和歧视，传至今日，此威能亦然。

1.2根源之二：附之于百戏艺技中的文化偏见

百戏源于先秦“讲武之礼”，成名于汉[8]。自汉“尊儒”之风后，以儒士为代表的阶级集团开始于朝野上下大兴“文上武下”的社会风尚，武人地位自此走到了历史的低谷。虽遭到了“禁武”压制，但“武风”仍不能就此绝迹，百戏的兴盛为其提供了另类的生存形态，因此古代体育也在暗中得到了延续。后之视今，中国现代体育运动项目很大一部分也是源于古代百戏中的诸多类别，在历史文流的捣鼓中，中国现代体育运动项目脱胎的不仅仅是百戏前身，亦也传承了其附着的精神文化烙印—歧视。在官仕阶层中，百戏是官宦阶层用其取悦的手段工具，“……百官受赐宴享，大作乐。”“位即定，上寿……作九宾散乐。”（《东汉会要·礼》）其中“大作乐”“九宾散乐”皆意指百戏内容[9]。百戏内容作为娱乐节目频繁出现在上层阶级的各大事程中，也因其娱乐性导致它成为了上层阶级的必属之物，故而形成了一种上层阶级流行豢养百戏伎人的阶层文化，而百戏伎人也扎根成了世人眼中的低卑仆人之姿。对待百戏，上层阶级始终保持着一种自上而下的高贵感，将百戏中人作为服务者和工具，武帝曾“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俞》都卢、海中《砀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汉书·西域传》）中国历朝皆以我为中心，四方为蛮夷，四方蛮夷朝贡，朝廷喜以百戏待之，除去娱乐之意，其中隐喻的文化内涵或许也是以低劣娱乐玩物配之蛮夷之客；在市民阶层中，百戏艺人亦是地位低下。“又有村落百戏之人，拖儿带女，就街坊桥巷呈百戏使艺，求觅铺席宅舍钱酒之资[10]。”百戏是市井之民街头卖艺谋取生活的手段，宋代路岐人即百戏伎人，位卑低下，常游离于市井之中，随处表演却无固定安居之处[11]。古代出演百戏技艺的人群统称为戏子，戏子被盖以下九流职业之称，身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职业人群。市井流传之句“婊子无情，戏子无义”，以及“家素贵，无一切纨恗狗马声色饮酒六博及鐕核持筹之习，亦无狎朋昵友优伶娼交之往来。”（《皇清太学生信庵袁公（袁可立孙）墓志铭》）是对古往事态的真实映照。娼妓一类向来被视作地位低贱的人群，世人将戏子或优伶与之娼妓用作同等比喻，视之为同类低贱的人群，换言之，也以相同的偏见价值观对待着百戏这类人群。旧时的体育附着于百戏之中存活，早与百戏息息相关，而今承袭于百戏的体育项目，也是将其隐含的社会文化一路携带，现世中国体育从业者的歧视亦也是翻版的百戏伎人的歧视。

1.3根源之三：渗透于科举制度中的文化偏见

庙堂江湖之事，往往世人会受被打造的“智慧，伟岸，尊贵，无上”的国君形象影响，进而认为是由国君治理，其实不然，是国君及其背后的政治团队共同治理了这个国家。在国君为治世求贤若渴之际，何以求得为之服务的治世安邦之材呢？应然而生的其一法即为：科举制度。这一传承上千年的制度可是与体育“亲密无间”！科举，承前人之制，始创于隋，发展于唐，完善于宋，成熟于明，极致于清，终于清末[12]。自隋初创科举，设常科：秀才、进士、明经等科目以来，后代各朝多延其制度。唐宋科举多源于隋，各有发展，唐主诗赋，宋行经义；明清科举成“背四书五经，习八股之风”局面。科举之风何故拥有如此顽强生命力持续千余年且风靡士族寒门？其主要为科举形成之后打破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改变了“以名入仕”的旧习，形成了“以文取仕”的新制[13]。此新制一成，极大的冲击了寒门的境况，以往寒门苦于仕，奢于仕，难于仕的局面大为改观，入朝为官本就是社会崇尚的观念，但因旧俗桎梏，诸多寒门人士往往不能圆仕之梦，此局面大改从前，如昼夜前的一丝曙光，照耀了众人由来已久的黑昼，遂各人士立志势如破竹般踏破朝堂门栏。士族由于地位受到冲击，也纷纷拥入科举的怀抱，以求得原本“属于”士族的朝野位置不被夺走。科举一大特点即为“文”，然何以得“文”之精髓，以获名利？笔者总结为：“生于书，忠于书，死于书。”欲为官作仕须上通儒典，下晓经文，吟诗作赋，注词作对，故读书人就不得不“生于书，忠于书，死于书”了。亦如范进中举之例，二十应考，年过半百，仍是苦苦坚持[14]；或如1889年福州科举考场就有数人年过80岁，安徽科举考场甚至18位读书人超过90岁[15]。这种“生于书，忠于书，死于书”的过程不得不花费读书人诸多时间在文本知识上，形成了“自古病弱多书生”的局面；这种“以文取仕”的制度也促使了书生们对“文”的趋之若鹜，培育了书生们“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神童诗》）的独特情操；这种“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的精神也经科举制的助力深深的烙在书生的灵魂骨上，造就了“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古今贤文》）的“佳话”。科举制的“择才”方法和“考才”内容直接加深了历朝一脉相传的“重文轻武”的精神烙印，并沿袭至今！科举不止文举，亦有武举。自唐武则天初创武举以来，虽可通过武途入仕，但在“重文轻武”的潮流的影响下，同一品级的文武两官，武官地位低于文官，文官一直统领着武官。北宋时期，枢密院正职官员中，文职出身官员占73.9%；枢密院副职官员中，文职出身官员占83.7%；在枢密院存在的166年中，文官在枢密院任正职91年，文官与武官共同任职占16年，武官独自任职仅约59年；在其副职任职时间当中，文官独自任职121年，文武同任27年[16]。从其官职的文武职位配比和任职期限中，也可有幸窥得一些“文仕”疯狂和“武仕”悲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的状况也是难以改变。宋周师锐、清姚大宁等皆因文仕不中，进而转考武仕，却成武官[17]。在这般“文贵武贱”中，文儒何其荣幸，勇武何其堕落！

1.4根源之四：游离于理性思维中的文化偏见

阿波罗的“日神精神”在中国体育史海中熠熠生辉，狄俄尼索斯的“酒神精神”在古希腊体育历程中肆意妄为。体育是人类最大的“感性”[18]，本应在自古之初便尚武的中国大放光彩，却在战争生存，宗法血缘，儒家礼教，现代文明等这类“理”的束缚下，使代表着生命欲望的“感性”之光——体育，难以闲庭若是的绽放，只能在这残存“感性”光辉的夹缝中苟且偷生。相比之下，中国体育和古希腊体育于此对比可谓是“米粒之光与皓月争辉”。在古希腊，更多的是个人“感性”之花的盛开。“竞技赛”“裸赛”“掷铁饼者”等处处体现着对生命欲望的讴歌，对肉体灵气的释放，对原始本能的痴迷。春秋战国时，“尚武”的焰苗可是燃烧到了中国体育的顶峰，可仍然没有成为古希腊式的体育巨擘，还是因为其上空弥漫着“实用理性[18]”之雾。“国之大事，在祀在戎”（《左传·成公十三年》）体育难逃战事之“实用理性”，沦为其征战四方的爪牙，体育的“感性”在这般迷雾的压制下，也是摇摇欲坠；转至汉唐和平之际，体育恰如这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这“理性”世界中风雨飘零。“君臣父子”“人伦之说”“纲常之教”等“千古之理”将这个世界禁锢，红线不可逾越，禁区不可涉足，将这勉力抵抗的“感性”一步步拽入“理”的深渊，体育这叶扁舟在这“理”的上也是独木难支；宋明之期，“朱子之道”，惟存天理，灭尽人欲。在这般“天理”大势之下，无欲无求才是人间正道，“欲”果然也只能被这惊骇巨口吞噬殆尽；“程颐守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在死神的威吓之下，“理”的一亩三分田不能被撼动半分，“感性”的寸土却难以寻觅；“佛门大道”之理，这种非理性宗教迷狂又何谈不是一种另类“理性”在推动信徒们压榨自己的原欲行为呢？舍身饲虎，割肉喂鹰，好似这肉体的残破不堪才能成就这心灵的伟大至上，本就卑微的肉体何罪有之？“绝七情，根六欲”抑制着人类与生俱来的鸿蒙本性，原始的兽性罕有登场之际；道儒“养生”之理，上至王孙贵族，下至万民百姓，欣欣然追求这“静”“柔”之道，置“动”“刚”之道偏居一隅，与这晚清灭国跪世也不无一点关系。诸多“理道”步步蚕食身体的灵气，压榨肉体的兽性，肉体只能在这所谓人间浩然正道的束梏之下委曲求全，在这辉煌大势的“理性”铺设的“前途大道”面前，又如何谈及对“感性”体育的尊重和崇尚呢？因此，在中国历代“理性”大道的百般压制下，我国体育难以蕴含古希腊体育的“日神”神韵，难以徜徉在“感性”之海，难以绽放现代奥林匹克体育的“感性”之花，以致尊崇人性，倡导个性，感性的现代奥林匹克体育在中国被如此轻视和压制。

2结论

儒家主流文化的制约下，辅以诸多客观历史文化因素，致使前人的“文贵武贱”文化偏见，歧视“武”思想掣肘并未伴随历史的消退而消失殆尽，歧视与体育相关事物的效应仍旧在社会中发酵，如今以“武”“戏”为前身的体育人在现世中遭受着种种鄙夷。希望更多体育人以身效行，竭力破除这种歧视端口，并随着现代文明的一步步进步，公众更加辩证的看待体育这一活动，体育人这一身份，挖掘出更多体育的神韵，效用，化解这类文化偏见，未来中国式体育的歧视也必定会转变为西方式体育的崇拜。

参考文献：

[1]雷美玲，唐永干.亚里士多德体育思想之研究[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11（05）：158~160.

[2]（荷）赫伊津哈著；何道宽译.游戏的人文化中游戏成分的研究[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73~75.

[3]著.体育之研究[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79：3~4.

[4]贾谊.过秦论（上）[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4（01）：36~48.

[5]郝勤主编.体育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6.12：229~246.

[6]白玉林主编.后汉书解读[M].北京：华龄出版社，2008.10：24~25.

[7]冯国超主编.春秋繁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79~80.

[8]叶大兵编写.中国百戏史话[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1~2.

[9]“百戏”与“百戏”中的体育活动[J].体育文史，1987（03）：47~51.

[10]吴自牧撰.梦梁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65~70.

[11]赵新平.从路歧人、瓦舍、会社看宋代市民体育的开展状况[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9，35（10）：36~40.

[12]王中男.科举制度的价值分析[J].课程教学研究，2018（04）：21~27.

[13]许为.“以名入仕”与“以文取士”人才选拔制度比较——以察举制和科举制为中心[J].领导科学，2019（18）：60~62.

[14]吕紫烟.从范进中举看科举制度下中国文人的灵魂沦陷[J].文学教育（上），2018（02）：132~133.

[15]谢宝富.科举制的是是非非[J].人民论坛，2019（26）：142~144.

[16]陈峰.北宋枢密院长贰出身变化与以文驭武方针[J].历史研究，2001（02）：29~38+188~189.

[17]王鸿鹏等编著.中国历代武状元[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125~365.

从业者范文篇5

一、传承民族文化的紧迫性

少数民族文化是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是少数民族在繁衍发展过程中的文化结晶，是少数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食粮”。传承和发扬民族文化是各族儿女的切身使命，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变革，少数民族文化的生存、发展处境愈加“艰难”：受到多元文化的冲击，少数民族文化逐渐开始被人们所“冷落”；与此同时，时代观念和生活方式正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少数民族的民风民俗，许多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因此面临着消亡的危险。例如，为改善少数民族的居住条件，云南边疆有的地方纷纷消除茅草屋，新建砖瓦房。这本来是好事，但问题是这个过程中具有佤族、拉祜族特色的民居也在随之消失，如何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成为值得深思的问题。在普洱市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有些江边的渔民以前用原木凿出的猪槽船作为水上的交通工具，如今，这种猪槽船正被铁质机动船所替代，会做猪槽船的人越来越少。在普洱市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的勐马镇，现在能做傣族弹拨乐器的人已经寥寥无几。现在各地虽然开始重视民族文化传承工作，确定了民族文化传承人，但从整体来看，做好民族文化传承工作仍然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二、传承民族文化是电视从业者的职业追求

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均是建立在传承与创新两大基础之上的，先辈的经验和智慧永远是后展的源泉和动力。民族文化既是民族特色的体现，又是民族智慧的结晶，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需要我们切实承担起传承民族文化的重任。电视工作者是用摄像机记录人类生活的群体，主动承担起传承民族文化应该说是电视从业者的基本职业要求。各种传媒方式(电视、报纸、电影等)都具有共同的传媒价值，充分利用各种传媒方式的优势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就拿老电影为例，看一部三十年代的电影，我们就可以了解当时的文化背景，通过画面，我们可以了解那个年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包括他们的衣着、爱好、建筑风格等；通过观赏演员的表演，我们又可以了解到那个年代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人生观。这些充满时代感的元素很简单地就通过一个个画面传达到我们的现代生活中来。一场场电影，一部部电视剧，一篇篇文章都如同文化使者一样，携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文化向我们走来，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种文化传输途径，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受众对某个时代某种文化的解读与认知。在普洱，1957年曾经拍过一部电影叫《芦笙恋歌》，影片就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电影对拉祜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作用，影片中介绍了普洱市澜沧拉祜族的一些传统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澜沧是全国唯一的拉祜族自治县，特别是拉祜族的婚嫁习俗很有特点：拉祜族青年男女婚前社交极为自由，每到夜晚，或在田园或在村寨，围着火塘，吹着“巴乌”或口弦，彼此表达恋情。这部片子让外面不了解边疆拉祜族群众生产生活习俗的观众了解了拉祜族的文化，影视工作者在其中起了文化传承的作用。随着媒介的发展，人们赋予了媒体越来越多的功能，当然这些功能也是其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文化传承的重任也分担在了媒介的身上。媒介具有的广泛性、通俗性特点，其在文化传承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例如，曾经脍炙人口的《刘三姐》《阿诗玛》《五朵金花》等老电影，它们都体现出了极强的民族特色并以自身魅力激励和感染着一代代的中华儿女；同时，这些电影中蕴含了极为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风情，其对于传承、推广白族、彝族等少数民族文化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传承民族文化的内容和形式上只有凸显少数民族文化特色，只有制作富含鲜明民族文化特色的作品才能实现民族文化的传承功能。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族群而言，文化的流失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文化传承对于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来说都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是勾连起一个国家古今的桥梁以及同一年代人们和谐生活的纽带。文化传承是文化的年代式传递，以时间为单位将某种文化持续的传递下去，它需要我们格外地精心维护，使民族文化传承的通道变得更为畅达，效果更为明显。

三、电视从业者如何做好传承民族文化工作

传承民族文化是电视从业者的职业要求，我们在传承民族文化的方式上可以灵活多样，云南的许多少数民族群众都以能歌善舞著称，唱歌跳舞是少数民族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如普洱市西盟佤族自治县的佤族群众个个能歌善舞，通过歌舞解除疲乏、抒发情感，加之佤族木鼓激昂狂放、震天动地，场面特别壮观；澜沧拉祜族的芦笙舞更是彰显拉祜族会走路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的民族特点，大众传媒在传承与发扬这些少数民族文化时，可以采用歌舞弹唱、山歌情歌、音乐歌舞或风情艺术片等方式来展示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同时，在传媒技术不断更新发展的背景下，大众传媒应充分利用各种传媒技术并发挥不同媒介的特点，多层面多角度地展示少数民族文化，以达到传承与发扬的目的。在传承民族文化过程中，需要加强媒体融合，电视台可以做好多媒体传播这篇大文章。互联网是当前最具传媒价值的传媒方式之一，其具有信息容量大、信息传播速度快、信息受众广等特点，为此，我们可考虑建立各种门户网站、论坛，在这些网络平台上介绍少数民族的自然风光、人文历史、风土人情等；借助于图片、文字、图文、视频等形式来宣传和推广少数民族文化，这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针对于部分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而言，通过网络图文、视频的形式来记录、介绍他们的民族文化无疑是最为“生动而直观”、最具传媒价值的。例如，拉祜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拉祜族传统文化的积累和传承不能像汉族那样通过文字进行，而主要是通过口头语言传播和手头技艺传播来进行，本民族的历史源流、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等精神文化的发展也主要是通过家庭学歌、家族活动、民间习俗和宗教活动过程中以口耳相传的歌谣、故事、谚语等形式，实现代代相传，电视台可以通过对拉祜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民族节日习俗、民族语言、民族文学艺术及民族文化特色等方面进行专题报道，与其他节目类型和其他文化方式一起发挥传承拉祜族民族文化的作用。传承少数民族文化是一项社会责任，其需要政府积极引导、社会各界民众主动参与。在传承少数民族文化的过程中，我们大众传媒人更加应当以积极饱满的姿态去主动承担传媒任务，同时，我们需要努力培养少数民族的优秀传媒人，引导他们以主人翁的姿态投入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中，这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少数民族传媒人由于对本民族文化的了解与认识以及对本民族文化濒临消解的危机意识更为深刻，因此更能够充分利用大众传媒实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如土生土长的哈尼族编导来拍摄哈尼族生活的纪录片，因为他非常熟悉哈尼族文化风俗，对细节的精准把握是比其他民族的编导有优势的。做好传承民族文化工作时需要把握好一个要点——充分尊重少数民族文化内涵。传承和发扬少数民族文化的同时，我们要充分尊重少数民族文化的内涵，只有在充分尊重少数民族文化内涵的基础上，我们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才能发挥最大价值。例如，彝族的火把节广为人知，其是通过火把来协调各种社会关系，最终实现一种“天人合一”的精神寄托。我们在传承和发扬彝族火把节的过程中，就需要充分考虑到这一节日的核心内涵。在传承和发展火把节的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到彝族人民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行为模式以及审美需求等，努力将彝族人民独具特色的民风民俗融入到火把节中，通过火把节这样一个节日，搭建一个舞台，让观赏者能够全面、充分、深刻地理解和感悟彝族人民的风采。同样需要指出的是，传媒者在传承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应当有所甄别。我们应当明白，传统文化并非全部都是优秀文化，传媒者在传承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应当学会取舍，做到“择善而从、去粗取精”。例如，部分少数民族存在着近亲婚姻、重男轻女等“习俗”，虽然其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但其代表的却是“落后与愚昧”，我们的传媒者应当以少数民族人民能够接受的方式去引导他们改变、淘汰这部分“习俗”。

从业者范文篇6

关键词：社会责任论媒介生态环境道德失范新闻职业道德规范

在当今的媒体生态环境中，多种媒体并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多媒体时代。同时，即使在同一种媒体内部，竞争依然非常激烈。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有些媒体为了利益不择手段，对有些事件不经核实而进行报道。

外为了吸引受众的眼球，在新闻的措辞和编排上面，出现庸俗低级的倾向性。这些新闻道德失范现象严重影响了媒体的公信力，影响了媒体的社会监督功能的正常发挥，对媒体行业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目前，在我国新闻工作者在从业过程中出现的道德失范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虚假新闻破坏媒介生态环境

2006年，由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透明度》栏目组临时人员訾某一手炮制的“纸肉馅包子”事件，经公安部门的～系列核查之后，被认定为假新闻。可是，新闻事件本身虽然已经被定性，但是它对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是巨大的，有些市民仍然不敢去早点店里去吃早餐。

首届华赛摄影金奖作品“广场鸽接种禽流感疫苗”涉嫌造假，被取消奖项。，甚至有学者称获奖新闻摄影作品造假并不是新现象。，因为其中涉及到了各方的利益，所以到今天为止，虚假新闻现象仍然屡禁不止。而从2001年开始，《新闻记者》每年都评出年度十大假新闻，足见虚假新闻之害。

2009年4月，新闻出版总署出台措施。打击新闻造假现象。同时，还印发了《关于采取切实措施制止虚假报道的通知》，要求全国报刊出版单位按照有关规定，进一步完善管理体制，建立健全采访、编辑、刊发等内部管理制度。不得刊发、转载未经核实的社会自由来稿和互联网信息，不得转载、摘编内部发行出版物的内容。新闻采编人员要坚持真实、全面、客观、公正的原则，确保新闻事实准确。

二、新闻报道中的社会歧视现象严重

歧视现象在现在的新闻报道中比较常见，它主要在性别、年龄、地域、政治、种族等方面表现出来，而这种歧视一旦被握有权力的新闻媒介报道出来，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是显而易见的它与新闻所追求的真实、客观、公正是背道而驰的。这种歧视现象主要表现在性别和地域两方面。

在对女性的新闻报道中，过分强调身体美，一直把女性放在被欣赏和被看的位置上；而对杰出女性的采访过程中，也过分的强调她们的传统角色分工——对家庭的贡献和家人的照顾等。

另外，地域歧视也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城市歧视农村和本地歧视外地。这与中国长期的城乡二元建设有很大的关系，而且在涉及到外来务工人员的报道时，也总是有意无意的露出轻视农村、轻视农民工的腔调。

三、面对政治压力

新中国建立之初，新闻界的伦理建设总体水平较解放前大为提高。五六十年代，新闻伦理建设基本是按照党的思想道德建设来进行的，新闻事业与国家政治形势的发展密切相关。而报纸则是党的喉舌。1942年，《解放日报》的社论《党与党报》中认为所谓集体的宣传者集体组织者，绝不是报馆同人那样的集体，而是指整个党组织而言的集体，经过报纸来宣传，经过报纸来组织广大人民进行各种活动。报纸是党的喉舌，是作为共产党的新闻信念提出的，其余的内容是以这一基本责任为基础。

改革开放之后，新闻事业在新闻职业道德建设方面有了很大的变化，相继出台了比较完备的法规和法例。但是，各级党组织对新闻报道方面的干预也时有发生的，有时新闻报道所披露的问题，在很多时候会与自己地方的政绩密切相关。一旦发生重大新闻事件，在媒体尚未报道时，就收到指示，停止报道此新闻事件。

比如，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山西某矿难发生之后，当地没有如实向社会公布死亡人数，既不让新闻单位介入，也不让死者家属之间互相接触。。基于这些原因，媒体在碰到类似的事情之后，为了少惹麻烦，也会绕道走。

从西方新闻理论发展的道路来看，社会责任理论在建立的过程中，西方社会发展的状态，以及新闻媒体所面临的困境与我们今天的新闻事业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当然，她们发展的过程以及社会责任论对新闻媒体的约束力，都对我们今天的新闻职业道德规范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社会责任论是当代西方最具代表性的资产阶级新闻理论，它发源于传统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同时又对它进行了一系列的修正和发展。传统的自由主义理论没有建立起公众获得信息的权利，同时也没有要求出版者负有道德责任。到20世纪四十年代，整个新闻界被乌烟瘴气所笼罩：一是为了追逐商业利润或政治私利，而滥用新闻自由；另一方面，新闻事业高度垄断，作为公众知晓信息最重要的工具的新闻媒体之间的兼并与集中愈演愈烈，到20世纪三十年代，在美国，有63个报团，拥有361家报纸，销量占全国的37％。针对上述情况，传统的新闻自由理论无能为力，一大批的学者也开始反思他们一直以来所奉行的自由主义理论。在20世纪四十年代，分别在美国和英国的学者同时对新闻业存在的不良风气进行了批判，并分别有调查报告出台。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根据他们的调查研究发表了一份调查报告《自由而负责任的报刊》，以及其中一个委员威廉?霍京所著的《新闻自由：原则的纲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社会责任论。他们批判了传统的自由主义理论，并认为，自由足伴随着义务的，而我们享有政府特权地位的报刊，就对社会承担当代社会的公众通讯工具的某种职能。同一时期，英国也在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的倡议下成立了皇家新闻委员会，来研究英国报刊的垄断问题，这个皇家委员会的报告可以说支持和补充了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的那些著作。社会责任论认为，任何人如果有重要的事情要说，他都应该得到一个可以表达的场合。如果媒介不承担提供这个场合的义务，就应有人来监督媒介，使其尽到责任。按照这个理论，媒介应受到社群意见、消费者行为、媒介职业道德的控制。

社会责任论是对传统新闻自由理论的修正和发展，其中包含有对当代社会具有普适价值的部分，也是我们在当代新闻媒体从业实践过程中应该借鉴的部分，对我们的新闻实践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首先，完善社会法制建设，加强新闻职业道德规范。传媒的责任意识淡薄，是造成现今媒体生态环境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为了争夺受众眼球，一味迎合受众，从而造成了现如今媒体发展的困境——媒体娱乐化现象日趋严重，媒体的公信力江河日下。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我们可以从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中寻找解决的办法，在2001年l0月24曰，《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颁布，在第六部分对新闻工作者提出了相关的要求，要求媒体“积极营造有利于公民道德建设的社会氛围”，弘扬社会正气，倡导科学精神，传播先进文化等。我国现行的关于新闻职业道德的法律、

法规、行政规章制度虽然已经较为全面，但问题在于如何把这些制度性的东西细化和可操作化，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字面上，流于形式。

当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对于金钱、权力和价值观等的认识也会发牛变化，所以媒体在引导舆论方面也存在某种困难，因此也要求媒体在进行舆论引导的过程中，与时俱进，不能墨守陈规。

其次，加强学生的新闻职业道德教育。在专业课程的设置中，要加大道德伦理教育的力度。20世纪80年代，一些大学的新闻理论或新闻业务课，以专题的形式来讲述新闻职业道德。到20世纪90年代，有的大学的新闻院系开设新闻伦理道德教程才结束了我国大学新闻院系未设新闻伦理道德课程的历史。在今天，新闻学院更应该加强新闻职业道德教育，立足本国的传媒生态环境，借鉴西方新闻事业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构筑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职业道德教育体系。同时，加强学生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只有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较高的政治觉悟，才能更好的为社会和大众服务。

从业者范文篇7

【关键词】新媒体;职业道德;问题;建议;新闻从业者

一、新媒体时代新闻从业者道德的问题

1.过度娱乐化。过度娱乐化的初衷是赢得关注，通过受众的扩大提高曝光率和影响力，但是由此带来一系列问题，譬如新闻内容不实、内容低俗等问题，甚至宣扬色情、暴力等，影响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弘扬，不利于正能量的传播，不能正确引导舆论导向，对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经典的传播学著作《传播学概论》指出新闻媒体的娱乐功能要被控制在有限的尺度内，讲求娱乐适度，同时新闻传播的内容要做到真实、严谨。但是，目前新媒体的快速发展，过度放大了其娱乐功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呈现出了过度娱乐化的趋势。2.新闻标题党。所谓的新闻标题党，多指新闻从业者以新媒体为平台，撰造与新闻事实内容大相径庭的新闻标题，目的是为了通过新奇、夸张的标题吸引受众。根据《青年报》的调查，有五分之一的群众只看新闻标题而不看新闻内容，超过六成的人重点看标题之后简单浏览新闻内容，只有约10%的人会细读新闻内容。由此，可以看到新闻标题对于阅读者的重要性，因此一些新闻从业者为了博取关注，肆意制造吸引读者的新闻标题。3.新闻有偿化。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为人们获取新闻资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但是也挤压了传统新闻从业者的生存空间，加剧了新媒体新闻工作者之间的竞争。基于生存压力，一些新媒体新闻从业者成为市场经济的，通过有偿收费为“企业”报道不实新闻或者“择优”选择“有价值”的新闻进行报道，造成了行业的乱象。伴随着新媒体迅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内竞争，许多从业者为了经济利益，逐渐违背了新闻报道的真实性这一底线。有悖职业道德，也欺骗了读者的感情，有损新闻的公信力。4.侵犯隐私权。隐私权属于公民的一种人格权，受到法律保护。但是新媒体从业者为了单纯追求新闻的点击量，经常会有意或无意地侵犯公民的隐私权。由于新闻工作者在接触新闻当事人时有着天然的优势，往往会为了新闻报道的及时性和新奇性，不做深度了解和调查就迅速消息，往往忽视了当事人的感受和事件的来龙去脉，不但造成新闻报道失准，更会侵害当事人的隐私，给当事人造成二次伤害。侵犯了当事人的隐私权，有失新闻伦理。

二、新闻从业者道德失范的原因

1.利益驱使。新媒体的大量出现和快速传播，以其精准的广告效应能够更全面地满足用户需求的特点，严重瓜分了传统媒体的广告市场份额，互联网在新媒体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新媒体能够更加精准地定位客户喜好，提供个性化服务，大数据能将客户数据做智能分析，跟踪记录用户消费特点，形成点对点的营销，因此，新媒体逐渐成为商家广告宣传的新宠儿。据统计，广告收入约占媒体收入的九成，因此，为满足盈利需求，依靠单一的广告收入模式生存的新媒体就会受到经济利益驱使，出现新闻“寻租”的行为，片面报道一些不实商业广告及相关信息，从而导致新闻从业者道德失范。2.新闻从业者缺乏责任意识。新媒体时代也是自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是新闻事件的报道者和传播者，这种全新的、便捷的、多元的、参与度更高的信息获取方式给生活带来了新的体验，但是同时也逐渐忽视了新闻报道应有的严谨态度，新闻从业者也不例外，新的技术手段的应用弱化了传统新闻从业者的权威地位，于是新闻从业者愈发淡化了自己的责任意识和职业敬业精神，大量不实的报道、低劣的作品充斥在各大新闻新媒体平台上。3.有效监督失位。新媒体的迅速发展导致了业内激烈的竞争，不同媒体为了争夺市场，不惜以虚假内容、夸大事实、哗众取宠等手段吸引受众，而这正好迎合了多数人浅阅读的习惯和猎奇的心理需求，导致了新闻传播内容的质量低下，也导致了行业乱象的层出不穷。究其根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少相关的监督机制，行业内部缺乏统一的监督制度和明确的行为责任规范，这就造成新闻从业者逐渐出现的道德失范问题。

三、提升新闻从业者职业道德的建议

1.关注于新闻的真实性。作为新闻从业者，在进行新闻报道时，首先需要坚守的底线是实事求是，摒弃个人主观态度的影响，以中立、客观的立场来还原事件的原本面目。在面对海量新闻素材时，新闻人要具备去伪存真的本领，以专业的视角去审视问题，认真核实新闻来源，合理编排新闻内容，为公众提供真实、可靠的新闻消息，严禁成为虚假信息的传播者。2.多元渠道改变盈利模式。新媒体多靠网络点击量、阅读量来实现盈利，单纯依赖这一创收渠道，势必会导致新媒体人过分受到利益驱使，从而报道格调低下的新闻内容和虚假新闻博取眼球。若要提升新闻从业者的道德素质，就要改变其单一的盈利模式，建议探索资源整合的新模式，将信息内容、平台营销和资本投入三者有机结合起来，融入创新元素，打造创意产业，跳出单一的广告收入模式，通过打造品牌、衍生产业链等创新方式摆脱依靠点击量获得广告盈利的模式。3.强化行业从业监督。新媒体从业者的职业素养需要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的共同因素起作用。对于行业内部来讲，新闻行业应建立完善的规则、守则、规范，能够做到有效的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行业协会充分发挥自身作用，同时健全违规惩戒机制，并对于道德失范行为进行有效权威的裁决和处理。此外，就行业外部而言，政府文化相关部门，充分发挥自身作用，积极作为，协助行业协会制定管理细则，同时有效发挥监督、管理的职权，规范新媒体从业者行为，还新闻报道以真实、客观的本真，净化传媒环境，为公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新闻信息传播服务。

【参考文献】

[1]张亚梅.自媒体时代新闻职业道德失范问题研究[D].黑龙江大学,2017；

[2]祁睿.媒体从业者职业道德失范现象研究[D].安徽农业大学.2017

[3]刘沐锦.新闻记者做好新闻采访与编辑的措施[J].西部广播电视,2018(13)；

从业者范文篇8

关键词：职业化；职业准入；职业资格

在商品经济极度繁荣的今天，产品差异化越来越小，同质化越来越严重，如何能让企业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呢？市场营销在企业中扮演着将产品转变为经济效益的职能，它关系企业的生死存亡和社会地位。作为市场营销的从业人员的素质决定了企业市场营销的成败，企业对市场营销人员的专业性要求也越来越高，市场营销从业人员面临职业化的挑战。那么，市场营销从业者如何才能走向职业化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市场营销从业者职业化的内涵界定

1.目前学术界对于职业化的研究成果较多，但对于职业化的定义

仍未达成一致。EliotFreidson（1973）认为，职业化从业人员必须具有一定的职业资格，而职业资格认证也成为职业化过程的关键，可以提高从业者技能和规范职业市场运行。赵曙明（2008）提出，管理者职业化是管理这个职业群体逐渐符合专业标准，成为专业性职业并获得相应的专业地位的动态过程，同时也是管理这个职业发展成熟的标志。因此，管理者职业化有两个层次的含义：(1)管理职业本身逐渐发展成熟，拥有了专业性职业的特质，符合职业化的要求；(2)管理者素质不断提高，其专业素质和社会地位获得普遍认可。宇卫昕(2005)认为职业化的构成要素应该包括：系统的知识体系及相应的专业技能；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获得社会认可；职业意识及相应的管理能力。

2.综合上述研究成果，本文认为市场营销从业者从非职业化走向职业化需符合以下五项标准：(1)具备独特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而获得社会普遍认可；(2)具备特定的行业规范和职业道德准则；(3)通过职业认证或获得职业资质，建立了行业准入制度，市场营销从业人员必须持证才能上岗；(4)职业本身逐渐发展成熟，拥有了专业性职业的特质；(5)市场营销具备作为谋生的手段和终身的事业的资质。

二、市场营销从业者职业化现状

1.缺乏职业准入制度，进入门槛低。1994年，劳动部、人事部关于颁发的《职业资格证书规定》（劳部发【1994】98号）规定，职业资格是对从事某一职业所必备的学识、技术和能力的基本要求。职业资格包括从业资格和执业资格。从业资格是指从事某一专业（工种）学识、技术和能力的起点标准。执业资格是指政府对某些责任较大，社会通用性强，关系公共利益的专业（工种）实行准入控制，是依法独立开业或从事某一特定专业（工种）学识、技术和能力的必备标准。职业资格的建立，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劳动者素质，明确用人标准，规范劳动力市场，维持职业秩序。律师、医生、教师属于公益性职业，国家实行强制性职业准入制度，而对市场营销从业者而言，企业有较强的用人自主权，国家并未实行职业准入制度，即市场营销类资格认证并未形成职业进入壁垒，无论求职者是否拥有执业资格证书和资格证书均可从事营销工作。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源于，一是误认为市场营销专业性不强，认为市场营销即是推销，只要口才好、能力强、人脉广、交际圈大就能把市场营销干好。

2.缺乏严格的、权威的资格认证机制，证书含金量不高。发达国家实施职业资格证书与职业教育学历证书等价制度，即使从业人员未参加学历教育，但只要取得了职业资格证书也就意味着掌握了相应的知识，可见其职业资格证书的含金量之高。我国市场营销相关的资格认证名目繁多、鱼龙混杂，有营销师、物流师、市场管理员、采购师、汽车营销师等，准入类较少，大部分为水平评价类。由于国内在资格认证过程中存在认证体系不完善、采用理论考试和实际操作等单一的评价制度、认证质量难以保证，造成证书涵盖的知识面不广和技术含量不高，这些问题导致市场营销资格认证无法适应产业、行业、职业和实际生产技术技能飞速发展变化的形势，难以满足企业发展和人才市场建设的需要。2015年起至今，为了降低交易性成本，减少人才就业壁垒，国务院取消了319种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包含上述市场营销类的职业资格。

3.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知识结构不合理。目前，国内从事市场营销工作的人学历普遍偏低，专业教育和实践脱节，仅注重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传授，专业知识结构也不尽合理。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不一，上至硕博下至小学乃至文盲，于是形成人人都能干营销工作的社会印象，也形成市场营销专业在高校实为吊诡，一方面，市场上急需高素质的复合型市场营销人才，另一方面，市场营销专业大学毕业生在人才市场上的竞争性不强，很多用人单位用人时不唯学历唯能力，认为干好市场营销全凭“一张嘴”、“一张网”和“两条腿”，招聘衡量的标准是口才好、人脉广、吃苦耐劳。

三、市场营销从业者职业化路径分析

1.系统的市场营销专业教育体系是职业化的基础。市场营销学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引入中国以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呈蓬勃之势。目前，全国几千所高校开设了市场营销专业或课程，培养从中专到研究生层次的数以百万计的营销人才，我国的市场营销学教育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层次、较大规模且较为完整的专业教育体系,发展趋于良好。市场营销是一门应用性的经营管理学科，它汲取了管理学、经济学、行为学、广告学、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从事市场营销的从业者除要学习上述基础学科知识外，还需学习市场营销技术需要的知识，如推销学、市场调查与预测、渠道管理、营销策划、公告关系、促销管理、定价管理等核心课程。除专业教育外，继续教育、在职培训等是提高职业化的重要途径。系统的专业教育可以提高从业者的职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规范职业行为和职业道德，因此，它是提高市场营销从业者的职业竞争力的前提。

2.明确职业进入壁垒是职业化的必要条件。明确职业进入壁垒是推行职业资格认证的关键举措，是规范市场营销就业市场的重要手段，也是推行职业化的必要条件。根据职业准入制度，职业资格证书是从事该职业的通行证，是劳动者任职的资格凭证,是用人单位招聘人员的主要依据，不具备从业资格的人将被排除在市场营销门槛之外。西方国家对于职业资格的限制，主要由法律规定，我国也应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明确职业准入制度。

3.提高职业资格认证的含金量是职业化的推动力量。严格职业资格认证是提高证书含金量的一个重要途径，我国职业资格认证体系尚不完善，在这一方面可以向国际职业资格认证方式借鉴。在认证依据上，我国的职业资格认证主要采用理论考试和实际操作两种形式，国际职业资格认证还包括课业、报告、论文、案例分析、产品制作、实操技能、卷面考试、教学活动、课外项目、口试、录像带和录音带等。在认证模式上，我国大多采用一考定终身，而国际上虽然也是以终结性评价作为最终的结果认定形式，但是这个认定并不一定是放在所有课程都结束的最后进行，评价次数也不仅仅只有一次，一般可能有3-5次，视需要而定。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都将职业资格认证作为职业化最为关键的环节，职业资格认证对提升专业知识技能、规范职业行为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是建立职业进入壁垒、享有排他权力的推动力量。综上所述，加快市场营销从业者职业化进程，必须从规范专业教育体系、加强从业者职业教育和培训、明确职业进入制度、严格职业资格认证入手，只有这样市场营销才能具备专业性职业的特质，从业者以此作为谋生的手段和奋斗的事业。

作者:史雪琳 单位:曲靖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2]赵曙明.我国管理者职业化胜任素质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9.

从业者范文篇9

关键词:互联网;新业态从业者;劳动法;权益保护

一、引言

互联网经济的蓬勃发展，催生了淘宝、美团、饿了吗等平台类软件的出现，这些平台类软件在丰富人们的生活方式、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也改变着传统的劳动用工方式和就业方式，新业态从业者随之产生，如外卖小哥、专车司机、网络主播等。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新业态从业者的数量不断增加，随之而来的涉及他们合法权益的纠纷也呈逐年上升趋势，运用法律对其进行保护已经迫在眉睫。2018年5月，累计接单1573次、累计缴纳了3696元保障费的某网约车平台代驾司机王灿在湖南发生交通事故意外去世，随后其家属发现，该平台此前承诺的最高120万元的意外身故保险“缩水”成了1万元。同年12月，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佛山滴滴司机被劫杀案作出判决，对犯抢劫罪、故意杀人罪的被告人李某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5000元，案件成功告破后被害人家属表示，虽然犯罪人已经得到应有惩罚，但是滴滴作为平台方也需要对此事承担一定责任。目前，我国通过互联网平台提供服务的网约工人数约为7000万;到2020年，这一数字预计将超过1亿，其中全职人员约为2000万人［1］。王灿等人的遭遇并不是孤例，由于所从事的工作特点，这些新业态从业者大多奔波在路上，遭遇意外伤害的可能性较高。如果意外发生，像王灿这样的新业态从业者能否享受工伤待遇?互联网平台是否要承担相应责任?其合法权益能否得到保障?这都需要全社会进一步来思考。

二、新业态从业者的特点

(一)就业的灵活性与自主性。新业态从业者的组成多种多样，人员流动频繁，就业形式灵活多样。他们中既有在校学生、在职人员兼职，也有人员做全职;他们的职业有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员等。其就业的灵活性与自主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人员选任和去留的灵活性。对于新业态从业者来说，如外卖员、快递员等，并没有较高的入职门槛，也无过多的教育背景要求，只要身体健康、有能力使用一些配送工具即可胜任这份工作。根据工作的需要，新业态从业者既可兼职，亦可全职，相对于传统企业职工，他们的去留也更加容易，流动更加频繁。第二，选择的自主性。面对市场上各种有用工需求的企业，新业态从业者具有更多的选择空间和自主权。他们可以选择全职或兼职工作，也可以对工作的时间和地点自由选择，甚至还可以选择在多个用工单位工作，具有较大的自主性。(二)工作的多样性。面对客户的多群性需求，新业态从业者能够发挥其能动性积极应对，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和竞争的要求。他们在工作的方式、地点以及时间上有以下显著特点:第一，工作方式、方法的多样性。就拿外卖送餐员举例，不同的客户有不同的需求，一些客户追求高品质的服务，于是高端外卖送餐员就应运而生，他们不同于那些大街小巷常见的电动车外卖送餐员，而是大都驾驶着汽车配送餐食，这就为他们在满足客户需求的同时又增加了自身的竞争力。第二，工作时间、地点的多样性。为了满足客户的多样性需求，很多企业不再拘泥于传统的打卡上班。一些互联网企业，允许劳动者在家办公，只要完成所规定的任务即可;另一些互联网企业，通过平台任务，由劳动者自主认领，完成相应的工作任务［2］。多种多样的工作时间和形式在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同时，也给新业态从业者的工作带来了便利，他们可以自主安排工作时间，从而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三)法律关系的复杂性与权益保护的困难性。新业态从业者就业的灵活性和工作的多样性给自身和消费者带来了便利，但他们与用工单位之间法律关系的不明确也使得自身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首先，新业态从业者的就业灵活性较高，他们中既有全职人员亦有兼职人员，既有长期从业者又有短期从业者，加之他们的工作方式及工作时间与传统行业又有很大的区别，所以新业态从业者与用工单位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这对新业态从业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其次，新业态从业者就业门槛低，人员结构较为复杂，教育背景参差不齐，甚至不少新业态从业者连最基本的九年义务教育都未接受过，从而使得他们的法律意识、维权意识相对淡薄，与用工单位乱签订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甚至不签订劳动合同的现象时有发生，导致其与用工单位之间的法律关系难以认定，在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也就无法有效地使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此外，新业态从业者的受教育水平不同，选择的维权手段也不尽相同。有不少新业态从业者选择了放弃维权，甚至还有极少数人选择用违法的手段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从而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性。所以解决新业态从业者权益保护的问题刻不容缓。

三、新业态从业者合法权益保护现存困境

随着新业态从业者人数的不断增加，许多问题和矛盾也随之显现，其中用工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最为尖锐;但是新业态从业者合法权益保护现存困境不仅仅只体现在与用工单位的矛盾上，还体现在法律法规不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不全面、从业者法律意识淡薄等方面。(一)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我国现行劳动法制定于1994年，1995年1月1日起施行，至今仅有2009年和2018年两次修改。这两次修改对法治事业的进步具有重大意义，但仍不足以满足社会变化以及劳动方式变化的需要，现实中仍存在许多问题尚无法通过相关的法律法规解决。目前我国的劳动法律法规和相关企业管理制度仍旧建立在大工业时代传统单位制生产关系之上，在劳动法框架下的灵活就业仅有非全日制、劳务派遣等用工模式;劳动管理制度不适应跨行业、跨区域、流动性强等复杂用工模式［3］。正是由于相应的法律法规未能顺应时展的要求，及时地进行完善，从而导致实践中存在不少用工单位利用法律的漏洞去侵犯新业态从业者合法权益的现象。(二)从业者与用工单位之间的法律关系难以界定。首先，由于就业灵活性、工作多样性等特点，使得从业者与用工单位之间的法律关系难以认定。目前，我国现行劳动法并未对这种新型的劳动关系做出明确的相关规定，对于工作时间的区分也仅有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并未对这种多样性工作时间加以规定，故在适用法律、认定法律关系上难以具体应用。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缺乏统一的法律规范来界定新业态从业者与用工单位之间的关系，从而导致类似案件在不同法院的判决中产生不同的判决结果。例如，《胡宗伟与宜昌溪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审民事判决书》①中认为，外卖配送员胡宗伟与溪旭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认定理由如下:胡宗伟与溪旭公司之间没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由于外卖配送员对上下班时间和工作量的选择具有自主性，所以其与用人单位之间也不存在人身依附和严格的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二者之间未形成劳动关系。但是，《光鑫与山西权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②中认为，作为外卖配送员的原告光鑫与用工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并且对被告提出的外卖配送员对上下班时间和工作量的选择具有自主性的辩解理由不予采信。其次，新业态从业者的教育背景参差不齐，自身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较为淡薄，在实践中不与用工单位签订相关合同的现象屡见不鲜。正是由于缺乏合同等书面证明材料，这给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又增加了一重障碍。最后，由于相关法律法规未得到及时的完善，这就给一些不良企业得以“钻法律的空子”的机会，违法转包、层层分包等现象时有发生，这对新业态从业者与企业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也是十分不利的。(三)社会保障机制不全面。新业态从业者与企业之间不签订相关合同的现象频发，给了一些用工单位可乘之机。由于缺失书面证明文件，难以认定法律关系，这些用工单位就有不给从业者缴纳社会保险的托词。我国规定了“五险一金”的保障制度，但劳动者在享受这项待遇时都需要以与用工单位有明确的劳动关系为基础。而新业态从业者和用人单位之间，通常难以明确认定为有劳动关系，从而导致社会保障机制对于新业态从业者的覆盖率远低于对传统劳动方式的劳动者的覆盖率。据2018年全国总工会权益保障部对网约驾驶员、送餐员和快递员这三类从业者的调查发现，三类从业者的参保情况较差:由平台缴纳社会保险的占9%，其他企业缴纳的占24%，两者合计占三分之一;另有三分之一的从业者由自己通过城乡居民养老医疗保险、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等渠道缴纳;还有三分之一完全没有参保。(四)从业者劳动风险高于传统行业。外卖员、快递员为了保障配送时效而造成安全事故，直播带货的主播因熬夜直播导致猝死，类似的新闻事件时常发生。我们不难看出对于新业态从业者而言，其劳动风险远高于传统行业。其灵活的工作时间和不固定的工作场所在为其带来便利和效率的同时也大大增加了安全隐患。加之对于新业态从业者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一旦发生安全事故，这些从业者将会处于一个孤立无援的境地。他们既没有办法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又无法得到社会保障机制的帮助。所以新业态从业者的劳动安全问题越来越成为影响相关行业整体发展的重要问题。(五)从业者维权意识不足。新业态从业者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是导致他们缺乏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的最主要原因。在这些人员中，有的劳动者未与企业签订相关合同，从而不利于维护其自身权益;有的即使意识到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需要得到维护，也可能由于受其教育水平的局限不知道该采用何种手段来进行维护;更有甚者，可能会选择错误的方式维权，导致自己从“被害者”转变为“施害者”。因此，只有提高新业态从业者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才能切实有效的保障这些新兴产业更好地发展。(六)相关单位监管不完善。一方面，由于相关法律法规并未与社会发展的需要相匹配，相关单位即使想对用人单位进行监管也因为没有法律依据而无从下手，更有甚者还以没有法律的规定来逃避监管责任。对于相关新业态，我国劳动法并未像对于传统企业一样规定必须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劳务)合同，所以相关单位在监管时就处于“无法可依”的窘境。另一方面，互联网等相关平台对于新业态从业者“以罚代管”现象屡见不鲜，这更是进一步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送餐员闯抢红灯、超速骑行等行为，其实他们也知道要遵守交通法规，也知道骑车要相互礼让，但是受送餐时效性的约束，如未在规定时间送达，有可能会收到差评被平台扣钱，一整天的努力就付诸东流了［4］。而相关监管单位由于缺少法律依据，对于这种现象也难以进行规制。所以只有明确相关单位的监管责任，才能更好地履行监管职责，从而更好地保障新业态从业者的合法权益。

四、互联网经济下新业态从业者劳动权益保障的完善建议

(一)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体系。无规矩不成方圆。只有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体系才是保障新业态从业者合法劳动权益的最主要手段。同时，要增强立法的灵活性，使得法律法规既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又不会因为频繁变动而损害法律的权威性。互联网背景下的用工关系淡化了传统用工关系中劳动者的“从属性”色彩，劳动者选择的“自主性”得到了强化。为顺应现下劳动关系灵活化的转变，制度也需要做出相应的改革。因此，应当适时修改劳动法，增加劳动法在管理、规制劳动关系时的弹性［5］。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不仅有利于统一法院的裁判标准，维护司法公信力;还可以更好地满足多种多样的新业态从业者的权益保护需求，体现国家对新兴产业的保护与扶持，更是对科学立法的生动诠释。(二)规范新业态从业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法律关系。规范新业态从业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法律关系，最主要的措施就是督促企业与劳动者签订相关的劳动合同或者法律文书。通过签订相关的法律文书，一是可督促企业履行相应的合同义务，从而保障新业态从业者的合法权益;二是在劳动者权益受到侵害时，相应的法律文书可作为相关的证据材料来维护其自身的合法权益，以减轻劳动者的举证压力，不用再为难以证明其与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劳务)关系而担忧，大大提升了诉讼胜率，从而更好地保护了新业态从业者的劳动权益。(三)增加社会保障制度对新业态从业者的保护。社会保障机制对于劳动者权益保障具有积极的意义。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工作方式具有复杂性、多样性的特点，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灵活就业，社会保障机制也应随着形势变化有所调整。很多新业态从业者的劳动风险远高于传统行业从业者的劳动风险，在他们发生安全事故时，社会保障机制可作为其“安全网”来保障这些新业态从业者不至于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避免选择用极端的方式保护自身;同时，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能增加新业态从业者的就业信心，增强其对用人单位的归属感、责任感。因此，只有不断增加社会保障机制对新业态从业者的保护，才能更好地维护社会的稳定，促进新兴行业的发展。(四)提高新业态从业者的法律意识。新业态从业者大多学历较低，法律意识较为缺乏，往往在其权益受到损害时也不知应当如何维护自身权益，所以提高新业态从业者的法律意识、增强其运用合法手段维权的能力是非常有必要的。首先，相关部门应当积极开展普法宣传和普法教育，并且开办相关的普法讲座，组织劳动者学习法律知识，同时当新业态从业者的权益受到损害时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其次，劳动者应当意识到法律才是保护自身合法权益最有力的武器，积极参与相关的普法活动，主动学习相关的法律知识，做到知法、学法、懂法、用法。当自身合法权益遭受损害时，应懂得及时保存相关证据，必要时积极向劳动行政监察部门检举，同时学会合理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如申请仲裁或向法院提起诉讼［6］。(五)发挥工会在保护新业态从业者劳动权益中的积极作用。2018年10月22日，王沪宁在中国工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强调，中国工会的基本职责是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竭诚服务职工群众［7］。工会作为维护劳动者权益的第一道保障，不仅应当代表新业态从业者去维护他们的合法劳动权益，同时还应当积极履行工会保护劳动者的职责。首先，工会应当树立创新型思维，主动深入了解新业态从业者在劳动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积极承担起维护劳动者权益的职责，主动帮助劳动者解决困难，成为劳动者与企业之间就矛盾冲突沟通的桥梁。其次，工会应当做到与时俱进，积极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及时了解相关政策法规的变动，在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同时紧紧跟上时代的步伐，使维权的方式方法与现行法律规范相协调。最后，应允许新业态从业者加入工会，享受工会无差别待遇，受工会保护，在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工会能帮助劳动者积极维权［8］。(六)完善政府有关部门对相关新业态的监管。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监管对于维护新业态从业者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以网约工为例，网约工依赖互联网而生，有别于传统的“公司+员工”工作模式，且相关法律法规具有一定滞后性，相关部门要意识到网约工合法权益保障的重要性，及时更新监督管理理念，做好网约工权益保障工作［9］。首先，有关部门应当积极履职，深入了解新业态从业者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时所遇到的困难，落实对新业态从业者合法权益的保障，拓宽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其次，政府等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企业的监管，对于个别企业“以罚代管”等错误手段坚决予以纠正和制止，同时督促企业主动与劳动者签订相关的合同，并对合同的签订情况定期进行检查监督。最后，政府及有关部门在积极为新业态从业者提供法律援助的同时，也应简化相应的申请流程或对劳动争议频发的某些行业提供专门的渠道予以帮助，从而提高维护劳动者权益的效率。

五、结语

互联网的发展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拉动了新兴产业的就业，新业态从业者已经成为我国就业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于提高就业率、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对于新兴产业，相关法律法规及配套设施的建设仍有待完善，新业态从业者自身的观念、用工单位的观念仍然需要转变。新业态从业者需要认识到合法权益保护的重要性，只有更加重视对新业态从业者合法权益的保护，才能更好地鼓励和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只有更加重视对新业态从业者合法权益的保护，才能使社会更加和谐稳定、经济更加健康发展。总之，完善对新业态从业者劳动权益保障之路任重而道远，制度、法律和人的思想观念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9［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103．

［2］熊志豪．论互联网平台与网约工劳动关系的认定［D］．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20．

［3］汪雁．关于共享经济平台网约工劳动权益保障的研究［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9(6):77－87．

［4］李温蔓．我国“网约工”的劳动关系认定及权益保护［J］．人才资源开发，2020(2):73－75．

［5］黄洁，谭萍．论互联网劳动关系的保护［J］．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0(1):39－44．

［6］杨晓扬．“网约工”模式下的劳动关系与权益保障［J］．财讯周刊，2018(10):126－127．

［7］王沪宁在中国工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致词［EB/OL］．(2018－10－22)［2020－09－25］．

［8］牛方舟．群团改革背景下工会组织群众性问题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9．

从业者范文篇10

关键词：新媒体环境；媒体从业者；法律；素质要求

1媒体环境变化对媒体行业的影响

伴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媒体环境发生变化，形成了新的大众传播环境。事实上，新型媒介的出现，改变了以往的传播方式，发展成为新的媒体环境。而变化的媒体环境也对媒体行业产生影响，使得媒体行业随之改变。在我国建设法治社会的过程中，媒体环境的变化要求媒体从业者提高自身的法律素质，形成法治思维，从而推动法治社会建设，促使新闻宣传和舆论监督工作做得更加出色。新媒体环境给媒体行业带来了影响，首先是信息传播主体发生变化。随着科技发展、网络普及，自媒体的出现，改变了以往公共媒体的统治时代。个人成为了信息传播的主体，推动信息创造、传播与分享。其次，媒介界限的变得模糊。融媒体的发展使得媒介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个媒介之间既有竞争关系的存在，也积极寻求融合。而传统媒体面对新媒体带来的冲击与压力，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以适应媒体环境的改变。还有新媒体环境下传播流程的改变也给媒体行业带来了重要影响。传播流程的改变推动循环式的双向性传播模式的形成，受众可以主动接受与反馈信息。在新媒体环境下，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地进行观点陈述和意见表达。当然，言论自由并不是毫无限制的绝对自由。拥有言论自由的我们应当善加运用，而不是滥用。滥用言论自由也是法律所不允许的，我们的言论自由应当受到法律限制。首先，作为公民的我们是不得利用个人的言论自由来侮辱、诽谤他人的。其次，公民也不得利用个人的言论自由去教唆、煽动他人做出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破坏民族的平等团结，败坏社会公德，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

2新媒体环境对媒体从业者的法律素质要求

在新环境下，新兴媒体产业快速发展，媒体从业者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时代机遇与挑战。不论是新闻要求的真实性、时新性，还是现代媒体技术发展，文化与社会道德的深刻影响，这些都对媒体从业者提出了相应的法律素质要求。传媒是推进公民社会自由与民主进程的有力武器，法治社会要求媒体人具备坚定的媒介责任。媒体人要自觉遵守法律法规的要求，树立法律意识，形成法治思维。同时，在新闻报道的过程中，媒体从业者要尊重客观事实、尊重采访对象，努力实现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报道，这是传媒人法律素质养成的重要环节之一。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也是新闻的基本要求。曾要求新闻舆论工作者要“转作风、改文风，俯下身、沉下心，察实情、说实话、动真情，努力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而察实情、说实话，便与新闻的真实性紧密相连。新闻指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因此，除了真实性，时效性也很重要。此外，随着技术的发展，新媒体带来了更加广阔的传播环境，甚至影响人们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诸如手机和平板电脑之类的终端已经进入大众生活，成为进入现代媒介化的标志。因此，媒体从业者认真学习、熟悉现代传媒技术，达到较高的业务水平显得十分重要。在不同文化思想的浪潮中，媒体从业者要具备理性的、冷静的思考能力，在刺激受众兴趣点和媒介素养之间实现平衡，在信息出现时不断进行潜意识反思和筛选，考虑如何实现“长尾效应”。对于媒体从业者而言，媒体素养与职业道德对应，想要做好新闻工作就要对新闻报道的真实性负责，始终忠于公民、忠于受众，核实内容后再进行传播。而新闻工作者必须要独立于所报道的对象，做好权力的监督工作，采写重大事件时要与公众密切相关，吸引公众关注，拥有趣味性，做到新闻的全面、平衡，从而实现真实报道，负起媒体人的责任。新闻媒体也成为公众发表观点和表达意见的平台。公民对新闻也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但是在实际的新媒体环境之下，却依旧存在许多违反道德和法律的问题。例如：虚假报道，媒介审判，诽谤造谣等，这些造成了当事人的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等权力的侵犯，既破坏了社会秩序，也威胁到网络环境的和谐与稳定。因此，我们也应当加强法律法规对媒介现象的控制力度。媒体从业人员应当坚持正确的舆论引导，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传递正能量，不负新时代。在媒体行业内，实行严格的备案和审查程序，贯彻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媒体从业者职业素质建设，进一步健全相关审核管理制度，制定相关的工作方案，选用遵守法律法规、具有高尚品德和职业道德、业务素质较高的新闻从业者。无论是进行信息生产还是传播，媒体从业者都要严守自己的法律底线，从个人做起，从小事做起，彰显出媒体人的法律素养和对媒介现象的把控。

3如何加强媒体从业者职业素质建设

在新媒体环境下，实现媒体从业者提高自身的法律素质，形成法治思维，推动法治社会建设，就要加强媒体从业者职业素质建设，使其在新的环境下提升法律素质，树立法律意识，为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首先，有必要提高媒体从业者的多媒体适应性反应能力。在新媒体环境中，媒体从业者有时为多个平台服务，这就要求媒体从业人员熟练掌握现代传媒技术，实现采写编评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报道，能够主动搜索、编辑、处理、发送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以丰富报道内容。在融媒体环境下，面对不同的受众，媒体人要善于运用不同传播渠道，采用不同的传播方式予以呈现，从而达到有效信息的传递，推动形成循环式双向性传播模式。其次，通过道德、法律的约束，以及他人的监督，加强对媒体从业者的规范和引导。媒体从业者除了需要加强个人道德建设，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识，还应当受到民众和社会团体等的监督和规范。在新媒体职业道德的要求下，在自律和他律的双重规制下，坚守道德底线，不碰法律红线。法律规制也是最有力、最有效的规制和控制手段。媒体从业者要具备高度的政治素质，遵守法律法规，传播党政方针，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导，发挥党的喉舌和舆论阵地作用。在日常工作中，加强法律学习，培养法治思维，提升法律意识，从而更好地履行社会公共文化的使命，发挥媒介的舆论导向和社会监督作用。媒体从业者要学习法律常识，树立法治观念，按照法律对新闻事件做真实客观报道，以便更好地维护公众利益。最后，完善新媒体行业的道德监督机制。媒体的职业道德是指媒体从业者和媒介机构遵循一致的普遍社会道德和特定的职业标准。媒体从业者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职业道德，对新闻行业的规范和准则也相应的产生影响。通过社会、行政、法律等机制对新媒体行业严加约束，增强了新媒体从业人员的道德素质。作为道德监督的主体必须要明确责任，在多领域、多方面发挥作用。而作为道德监督的主体之一的公众，也应当充分发挥其在新媒体行业道德监督控制中的督促作用，这有利于加强媒体从业者职业素质建设，促进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媒体工作者，通过提升自身认知能力、业务水平，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媒体的良性发展。

4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