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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税制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2 22:41:20

城乡税制

城乡税制范文篇1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税收萌芽于原始社会的末期和奴隶社会的初期，属于为满足氏族部落和奴隶制国家的共同需要而缴纳或者征收的公共产品。由于当时的经济以农业为主，税收自然主要来自农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的重心向城镇转移，来自城镇工业和商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业的税收逐步增加。目前，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已经实现了城乡经济的一体化，城乡税制也随之统一，如增值税、销售税(营业税)、法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等，单独对农业和农民征收的税种已经十分罕见。由此可见，城乡税制差异的出现和消除都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

中国早在4000多年前的夏代就出现了税收的雏形——贡，它是对土地出产物和地方特产的征收，可以视为中国农业税收的萌芽。对工商业征税始于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称关市之赋和山泽之赋。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工商税收有所扩大，并对盐、铁长期实行专卖，唐代后期的食盐利税和茶税、酒税3项收入一度占全国赋税的1／2以上。明、清时期，工商税种较之过去有增无减，日益强化了重农抑商和财政搜刮为目的的重征商税政策，严重地影响了工商业的资本积累，这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税收的来源看，在中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无论是被称为税收雏型的贡、赋，还是田赋(土地税)、力役，都主要来自农业和农村。由于商品经济不发达，经济活动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为主，政府的税收只能以农业为主要来源，对农业的课税只能以土地和人口为对象。同时，对于商品征收市场税、入市税、关税等税种。从清朝末期开始，由于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税收总额中田赋收入所占的比重开始大幅度下降(从清初的80%以上降至清末的20%以下)，来自城镇的工商税收和关税收入所占的比重开始大幅度上升。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成立以后，中国逐步开始采用由现代直接税和间接税构成的税制。其中，北京政府时期税收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关税、盐税和田赋(其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中田赋占20%左右)。南京政府时期，在借鉴西方国家财政、税收理论和税收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直接税与间接税并存，以间接税(主要为货物税、关税、盐税和营业税)为主体的税制，实现了从封建税制向近代资本主义税制的过渡，但是田赋始终是地方税收收入的主要来源(约50%)。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公粮(即后来的农业税)始终是红色政权税收收入的主要来源(一般在70%甚至80%以上)。

二、新中国农村税制的建立和发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清理旧中国税收制度和总结革命根据地税制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人民共和国的新税制。1950年1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签署政务院通令，《关于统一全国税政的决定》和《全国税政实施要则》，规定全国一共设立14种税收，即货物税、工商业税(包括营业税和所得税两个部分)、盐税、关税、薪给报酬所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得税、存款利息所得税、印花税、遗产税、交易税、屠宰税、房产税、地产税、特种消费行为税和使用牌照税。除了上述税种以外，各地还征收农业税、牧业税、契税等地方性税收。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征收的税种中，主要在农村对农民征收的税种有4个：

(一)农业税

中国的农业税是对农业收入征收的一种税收。新中国成立初期，老解放区已经完成了，农业税基本上沿用过去自定的征收制度，新解放区的征税办法则很不统一。

1950年9月5日，为了统一新解放区的农业税制度，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公布《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即日起施行。新的解放区的农业税以户为单位，按照农业人口每人平均的农业收入计征。农业收入的计算，以土地的常年应产量为标准，不同来源的收入计算方法不同。每户农业人口全年平均农业收入不超过150斤主粮者免征，超过者按照3%—42%(后来逐步调整为7%—30%)的40级全额累进税率计征。荒地；以试验为目的的农场、林场；学校、孤儿院、养老院、医本论文由整理提供院自耕的土地，经过县(市)以上人民政府批准者；机关、部队的农业生产收入，已经向国家缴纳生产任务者，可以免征农业税。垦种荒地、轮歇地，可以定期免征农业税。遭受自然灾害者和规定的特别贫困者，经过批准可以减征、免征农业税。

1958年6月3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以主席令公布，即日起施行。农业税的纳税人为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税对象为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园艺作物等类收入，以粮食作物的常年产量为基本计算标准。农业税实行地区差别比例税率，全国的平均税率规定为常年产量的15.5%。对于纳税人依法开垦荒地或者用其他方法扩大耕地面积取得的收入，在山地上新垦植或者垦复经济林木取得的收入，从农业科研机关、农业学校进行农业试验的土地和零星种植农作物的宅旁隙地取得的收入，可以定期免征或者免征农业税。纳税人的农作物由于遭受自然灾害而歉收的；农民的生产、生活还有困难的革命老根据地，生产落后、生活困难的少数民族地区，交通不便、生产落后和农民生活困难的贫瘠山区；革命烈士家属、在乡的革命残疾军人和其他纳税人，由于缺乏劳动力或者其他原因而纳税确有困难的，经过批准，可以减征或者免征农业税。至此，实现了全国农业税制度的统一。

为了平衡农村各种作物的税收负担，1983年11月12日，国务院《关于对农林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的若干规定》。根据这个文件，园艺收入、林木收入、水产收入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认为应当征收农业税的其他农林特产收入，均属农业税的征税范围；从事应税农林特产品生产，取得农林特产收入的单位和个人为农业税的纳税人；以农林特产品的收入为计税依据，各种农林特产收入的核算方法和具体征税办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自行制定；农林特产农业税的税率一般定为5%—10%，具体适用税率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原则是不低于粮田的实际税负水平)。对于少数获利大的产品可以适当提高税率，但是最高不得超过15%。这时，就出现了农林特产税与1958年制定的工商统一税条例(草案)和1973年制定的工商税条例(草案)部分的税目(农、林、牧、水产品)相同，重复征收的矛盾。1984年税制改革开征产品税以后，上述矛盾依然存在。

1994年税制改革时，为了更好地适应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发展的实际情况和税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的需要，将农林特产农业税与产品税、工商统一税中的农、林、牧、水产品税目(不包括改征屠宰税的猪、牛、羊)合并，改为征收农业特产农业税(简称农业特产税)。199

4年1月30日，国务院《关于对农业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的规定》，即日起施行。农业特产税的纳税人为在中国境内生产农业特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征税对象为国务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农业特产收入；全国统一的税目有烟叶产品、园艺产品、水产品、林木产品、牲畜产品、食用菌、贵重食品等7个，税率从8%—31%不等，其他农业特产税的税率从5%—20%不等。农业科研机构和农业院校进行科学试验取得的农业特产收入；在新开发的荒地、荒山、滩涂、水面上生产农业特产品的；老革命根据地、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和其他地区中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贫困农户，纳税确有困难的；因自然灾害造成农业特产品歉收的，可以享受一定的减税、免税待遇。

从1950—2005年的56年间，农业税始终是中国农业税收的主体税种，农业税收人占农业税收收入的比重平均高达90%以上。此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和计划经济时期，农业税不仅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之一，也是贯彻国家的农业政策和粮食管理制度的一项重要措施。

(二)屠宰税中国．的屠宰税是对屠宰规定的牲畜的行为征收的一种税收。根据政务院的规定，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于1950年初拟定了屠宰税暂行条例的草案，并试行。同年12月19日，总理签署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令，公布《屠宰税暂行条例》，即日起施行。屠宰税的纳税人为屠宰猪、牛、羊等牲畜者，征税对象为规定的应税牲畜，按照牲畜屠宰以后的实际重量从价计税，税率为10%。不能按照实际重量计征的地区，可以规定各种牲畜的标准重量，从价计征。自养、自宰、自食的牲畜，可以免征屠宰税。各省(市)人民政府可以规定对辖区少数民族宗教节日屠宰牲畜的免税办法。

屠宰税是一个原始、落后的小税种，征税对象的范围和税源都很小，而且分布零散，收入额也很少。但是，它的涉及面比较广，政策性比较强，其收入在地方财政收入(特别农区、牧区的县、乡级财政收入)中一度也占有一定的地位。此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和计划经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济时期，通过屠宰税的征收与管理，对于保护牲畜，促进农牧业生产的发展，也曾经发挥过一定的作用。

(三)交易税

中国的交易税是对规定的交易征收的一种税收。1950年召开的二届全国税务会议和1951年召开的三届全国税务会议曾经拟定过《交易税暂行条例(草案)》，但是后来始终没有，由各地根据全国税务会议的精神和当地的实际情况自行制定单行办法征收。

1951年5月召开的三届全国税务会议决定：交易税的征税品种要从严，全国开征的品种仅限于牲畜、粮食两种。各地认为有必要管理和征税的大宗产销货品，由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者军政委员会在不影响城乡物资交流的方针和便商利民的原则下，确定是否征收交易税，开征者需报财政部备案或者核准。

1953年修正税制以后，粮食交易税改征货物税，棉本论文由整理提供花交易税并入商品流通税，对其他征收交易税的土特产品也陆续停止征税，继续对牲畜交易征收的交易税便成为一个独立的税种，并规定对猪、羊停止征税。

1962年4月16日，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制定的《集市交易税试行规定》，并将其下发各地执行。具体征税办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根据上述规定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并报财政部备案。集市交易税的纳税人为在集市上出售农副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征税产品原则上规定为家畜、家禽、肉类、蛋品、干鲜果、土特产品和家庭手工业产品等7个种类。计税依据是应税产品的实际销售收入，税率按照不同产品分别规定为5%、10%和15%。为了照顾农民之间的零星交易，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可以在7—10元的幅度以内规定起征点。对于幼畜、幼禽、各种作物的种子、种苗、饲料、柴、草、小农具等产品，可以不征税。对于农民以低于集市上的价格出售

给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的产品，各级本论文由整理提供生产单位和社员通过贸易货栈、农民服务部出售的产品，可以给予一定的减税、免税照顾。

1982年12月13日，国务院《牲畜交易税暂行条例》，自1983年起施行。牲畜交易税的纳税人为购买牛、马、骡、驴、骆驼等5种牲畜的单位和个人，按照牲畜头(匹)的成交额计算缴纳，税率为5%。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地区的、生产队和社员个人在恢复生产期间持有关证明购买自用的牲畜，配种站、种畜站(场)购买的种畜和科研、教学用畜，省级人民政府规定需要免税的牲畜，可以免征牲畜交易税。

交易税也是一个很小的税种，征税对象的范围和税源都很小，而且分布零散，时征时停，收入额微乎其微。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和计划经济时期，交易税仍为贯彻国家的贸易政策和市场管理制度的一项重要措施。(四)牧业税

国的牧业税是对牧业收入征收的一种税收本论文由整理提供。由于中国牧区地域辽阔，各地牧业生产发展情况差别很大，而且从事牧业生产的大多是少数民族，牧业税的征收办法由各地根据政务院(国务院)的有关规定自行制定，一直没有制定全国统一的牧业税法规。牧业税的纳税人包括在牧区、半农半牧区从事牧业生产并取得牧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收范围为牧养的马、牛、羊、骆驼等牲畜，计税依据为纳税人从事牧业生产取得的总收入或者牧养的牲畜头数，主要采取定额税率和比例税率两种税率形式，税负按照略低于农业税负担的原则确定。

城乡税制范文篇2

【摘要】在现代经济社会中，严重畸形的二元城乡形态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大突出障碍。随着市场经济步伐和中国城市化的加快，城乡经济融合，客观上要求统一城乡税制，统，税收征管，使农民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税收待遇，这也是改革城乡二元经济格局，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前提。因此，中国应当取消农业税，统一城乡税制，统一税收征管，规范农村税收征管方式。

随着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特别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一二三产业互动、城乡经济相融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客观上要求尽快统一城乡税制，实现税收征收方式统一和执法主体统一，加快创新农业税制。

一、统一城乡税制的必要性

(一)统一城乡税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中国城乡二元社会形态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是政治驱动、经济分化下历史的自然选择。工业化、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在现代经济社会中，严重畸形的城乡二元形态已成为发展中的一大突出障碍。因此，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城乡经济融合、加快农村经济发展、转移农民、富裕农民，客观上都要求尽快改革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管理制度，这当中当然包括作为国家重要政策工具的税收制度。

(二)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要求统一城乡税制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市场经济步伐加快，国内市场更加开放，市场竞争也日趋激烈，需要政府制定一系列与世界经济接轨的市场竞争规则，保证市场主体平等竞争。在诸多的市场竞争规则中，公平税负是一项重要规则。然而，作为中国市场主体的农民，至今仍未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税收待遇，作为中国基础产业的农业，也未得到与工商业同等的税收待遇。因此，尽快改变这一状况，加快统一城乡税制，已成为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

(三)税收征管统一的必然性要求统一城乡税制

长期以来，由于农业税收在制度要素设计上相对独立于工商税收，所以农业税征管方式也随之自成体系。在规范税收征管行为标准的最高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以专门条款明确农业税的征收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足见农业税收征管的特殊性。但是税收实体法的统一是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而实体法的统一，必然要求程序法的统一，即建立统一、高效、规范的税收征管模式。

二、统一中国城乡税制的几点构想

(一)统一认识，明确改革方向

农村税费制度改革，涉及面广、政策性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步到位。农民负担虽然在逐渐减轻，但远没有彻底解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为此，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构想。为实现这一战略构想，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创造条件，逐步统一城乡税制”的新思路，要求取消农业特产税，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最近中央又进一步要求，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进一步降低农业税税率或免征农业税。由此可见，面对新形势，党中央、国务院高瞻远瞩，对农业税制改革指明了方向，阐明了基本政策，并明确了实施步骤。但是当前还有一些同志在农业税制改革方向这一问题上存在模糊认识，对于降低农业税税率之后是否彻底废除农业税犹豫不决，有的同志甚至提出，在农业税税率降低到一定水平之后(比如2％左右)，或保留农业税这一税种，或将其改为其他类似性质的税种等。笔者认为，彻底废除农业税、改变城乡二元税制格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是经济发展阶段性规律的内在要求，是应对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背景下国际农产品贸易竞争形势的必然要求，是建立城乡统一的、现代化的涉农税制的基本要义，也是改革城乡二元经济格局、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前提，因此，必须彻底废除农业税，真正实现“城乡税制统一”。

(二)取消农业税、统一城乡税制的具体设想

1.对农业初级产品征收增值税。取消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将农产品和农林特产品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实行优惠税率，自用部分免税，只对销售部分征收。这对农民有三点好处：一是增值税的计税依据是销售额，对农业初级产品征增值税，意味着只有当农产品进人流通领域，实现了销售收入才需纳税，增强了计税依据的确定性、客观性。二是农产品增值税应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即一切农业投入如机械设备、种子、肥料、农药、灌溉用水等所包含的增值税都应允许扣除，这样既可使农业生产者避免因投入物已纳税款不能抵扣而导致的重复征税，又可理顺农产品的市场流通渠道，使农产品的采购能够正常地扣除农产品已纳增值税，还可使出口农产品实现零税负，增强农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同时，还能补偿农业生产者因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而被迫取消的农产品出口价格补贴损失。三是借助于增值税起征点的规定，可使绝大多数销售农产品金额达不到起征点的农民得到免税待遇(现行税法规定，个人纳税人增值税的起征点是月销售额2000--5000元，折合年销售额24000--60000元)，直接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因加入世贸组织给农业带来的冲击，还可减少税收征管成本。

2.将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并人资源税。对农村土地根据目前核定的每亩常年产量分档确定每亩资源税定额，按年征收，平原地区每亩一般不宜超过30元，山区一般不宜超过20元，“老少边穷”地区可减免土地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并入资源税后，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可适当调高定额税率，对占用耕地建房或从事非农业建设的，可继续按原规定标准改征资源税。

3.对农业企业和个人征收所得税。对农业企业以生产经营所得为依据征收企业所得税。考虑到农业企业承受的自然风险比工商业大，所以扣除的范围应更宽、税率应更低、减免税的优惠项目应更多，减税幅度应更大一些。对农民(户)个人征收个人所得税，在适用税率上

，种植、养殖大户可按个体工商户适用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计算，扣除范围也应宽一些，减免税的优惠项目应多一些。对一般农户则与城市居民一样按九级超额累进税率计征，每月扣除费用也应适当提高。近两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仅有2000多元，每月平均不到200元，因此，一般农民达不到起征点，只是少部分种植养殖大户和部分副业收入较高的农产交纳个人所得税，这也是合情合理的，也可使农民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

4.征收城乡社会保障税，让农民进入统一的社会安全網。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因此，我们应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使社会保障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开征社会保障税，应考虑到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的特点和纳税人的承受能力进行整体设计，然后分步实施，逐步完善。要按照国家、企业、个人合理负担原则和公平原则，专门管理，科学地设计，以利于把企业推向市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同时，开征社会保障税，也有利于农村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有利于保障人民生活的安康，从而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统一税收征管，规范农村税收征收方式

城乡税制范文篇3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税收萌芽于原始社会的末期和奴隶社会的初期，属于为满足氏族部落和奴隶制国家的共同需要而缴纳或者征收的公共产品。由于当时的经济以农业为主，税收自然主要来自农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的重心向城镇转移，来自城镇工业和商业的税收逐步增加。目前，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已经实现了城乡经济的一体化，城乡税制也随之统一，如增值税、销售税(营业税)、法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等，单独对农业和农民征收的税种已经十分罕见。由此可见，城乡税制差异的出现和消除都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

从税收的来源看，在中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无论是被称为税收雏型的贡、赋，还是田赋(土地税)、力役，都主要来自农业和农村。由于商品经济不发达，经济活动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为主，政府的税收只能以农业为主要来源，对农业的课税只能以土地和人口为对象。同时，对于商品征收市场税、入市税、关税等税种。从清朝末期开始，由于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税收总额中田赋收入所占的比重开始大幅度下降(从清初的80%以上降至清末的20%以下)，来自城镇的工商税收和关税收入所占的比重开始大幅度上升。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成立以后，中国逐步开始采用由现代直接税和间接税构成的税制。其中，北京政府时期税收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关税、盐税和田赋(其中田赋占20%左右)。南京政府时期，在借鉴西方国家财政、税收理论和税收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直接税与间接税并存，以间接税(主要为货物税、关税、盐税和营业税)为主体的税制，实现了从封建税制向近代资本主义税制的过渡，但是田赋始终是地方税收收入的主要来源(约50%)。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公粮(即后来的农业税)始终是红色政权税收收入的主要来源(一般在70%甚至80%以上)。

二、新中国农村税制的建立和发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清理旧中国税收制度和总结革命根据地税制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人民共和国的新税制。1950年1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签署政务院通令，《关于统一全国税政的决定》和《全国税政实施要则》，规定全国一共设立14种税收，即货物税、工商业税(包括营业税和所得税两个部分)、盐税、关税、薪给报酬所得税、存款利息所得税、印花税、遗产税、交易税、屠宰税、房产税、地产税、特种消费行为税和使用牌照税。除了上述税种以外，各地还征收农业税、牧业税、契税等地方性税收。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征收的税种中，主要在农村对农民征收的税种有4个：

(一)农业税

1950年9月5日，为了统一新解放区的农业税制度，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公布《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即日起施行。新的解放区的农业税以户为单位，按照农业人口每人平均的农业收入计征。农业收入的计算，以土地的常年应产量为标准，不同来源的收入计算方法不同。每户农业人口全年平均农业收入不超过150斤主粮者免征，超过者按照3%—42%(后来逐步调整为7%—30%)的40级全额累进税率计征。荒地；以试验为目的的农场、林场；学校、孤儿院、养老院、医院自耕的土地，经过县(市)以上人民政府批准者；机关、部队的农业生产收入，已经向国家缴纳生产任务者，可以免征农业税。垦种荒地、轮歇地，可以定期免征农业税。遭受自然灾害者和规定的特别贫困者，经过批准可以减征、免征农业税。

为了平衡农村各种作物的税收负担，1983年11月12日，国务院《关于对农林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的若干规定》。根据这个文件，园艺收入、林木收入、水产收入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认为应当征收农业税的其他农林特产收入，均属农业税的征税范围；从事应税农林特产品生产，取得农林特产收入的单位和个人为农业税的纳税人；以农林特产品的收入为计税依据，各种农林特产收入的核算方法和具体征税办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自行制定；农林特产农业税的税率一般定为5%—10%，具体适用税率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原则是不低于粮田的实际税负水平)。对于少数获利大的产品可以适当提高税率，但是最高不得超过15%。这时，就出现了农林特产税与1958年制定的工商统一税条例(草案)和1973年制定的工商税条例(草案)部分的税目(农、林、牧、水产品)相同，重复征收的矛盾。1984年税制改革开征产品税以后，上述矛盾依然存在。

1994年税制改革时，为了更好地适应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发展的实际情况和税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的需要，将农林特产农业税与产品税、工商统一税中的农、林、牧、水产品税目(不包括改征屠宰税的猪、牛、羊)合并，改为征收农业特产农业税(简称农业特产税)。1994年1月30日，国务院《关于对农业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的规定》，即日起施行。农业特产税的纳税人为在中国境内生产农业特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征税对象为国务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农业特产收入；全国统一的税目有烟叶产品、园艺产品、水产品、林木产品、牲畜产品、食用菌、贵重食品等7个，税率从8%—31%不等，其他农业特产税的税率从5%—20%不等。农业科研机构和农业院校进行科学试验取得的农业特产收入；在新开发的荒地、荒山、滩涂、水面上生产农业特产品的；老革命根据地、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和其他地区中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贫困农户，纳税确有困难的；因自然灾害造成农业特产品歉收的，可以享受一定的减税、免税待遇。

(二)屠宰税

中国．的屠宰税是对屠宰规定的牲畜的行为征收的一种税收。根据政务院的规定，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于1950年初拟定了屠宰税暂行条例的草案，并试行。同年12月19日，总理签署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令，公布《屠宰税暂行条例》，即日起施行。屠宰税的纳税人为屠宰猪、牛、羊等牲畜者，征税对象为规定的应税牲畜，按照牲畜屠宰以后的实际重量从价计税，税率为10%。不能按照实际重量计征的地区，可以规定各种牲畜的标准重量，从价计征。自养、自宰、自食的牲畜，可以免征屠宰税。各省(市)人民政府可以规定对辖区少数民族宗教节日屠宰牲畜的免税办法。

屠宰税是一个原始、落后的小税种，征税对象的范围和税源都很小，而且分布零散，收入额也很少。但是，它的涉及面比较广，政策性比较强，其收入在地方财政收入(特别农区、牧区的县、乡级财政收入)中一度也占有一定的地位。此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和计划经济时期，通过屠宰税的征收与管理，对于保护牲畜，促进农牧业生产的发展，也曾经发挥过一定的作用。

(三)交易税

1953年修正税制以后，粮食交易税改征货物税，棉花交易税并入商品流通税，对其他征收交易税的土特产品也陆续停止征税，继续对牲畜交易征收的交易税便成为一个独立的税种，并规定对猪、羊停止征税。

给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的产品，各级生产单位和社员通过贸易货栈、农民服务部出售的产品，可以给予一定的减税、免税照顾。

中国的牧业税是对牧业收入征收的一种税收。由于中国牧区地域辽阔，各地牧业生产发展情况差别很大，而且从事牧业生产的大多是少数民族，牧业税的征收办法由各地根据政务院(国务院)的有关规定自行制定，一直没有制定全国统一的牧业税法规。牧业税的纳税人包括在牧区、半农半牧区从事牧业生产并取得牧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收范围为牧养的马、牛、羊、骆驼等牲畜，计税依据为纳税人从事牧业生产取得的总收入或者牧养的牲畜头数，主要采取定额税率和比例税率两种税率形式，税负按照略低于农业税负担的原则确定。

牧业税也是一个很小的税种，仅在特定的地域征收，税源很小且分布零散，收入额微不足道。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和计划经济时期，牧业税同样也是贯彻国家的牧业政策和民族政策的一项重要措施。

1950年，上述4种税收的收入合计20.8亿元，占全国税收收入的比重高达42.4%。在此后的30多年间，上述税收的收入始终徘徊在30亿元左右，1985年以后小幅增长，1994年和1995年先后超过100亿元和200亿元，2002年和2003年均超过420亿元。与此同时，上述税收占全国税收收入的比重从1951年以后逐步下降，1960、1970、1980、1990、2000年分别降至14.6%、12.4%、5.1%、2.7%和2.6%，2004年已经降至1.0%。

除了上述税收以外，农村的集体所有制的工商企业也要缴纳一些货物和劳务税(1950。年以后主要为货物税、工商营业税，1958年以后主要为工商统一税，1973年以后主要为工商税，1984年以后主要为产品税、增值税和营业税，1994年以后主要为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和所得税(1950年以后主要为工商所得税，1985年以后主要为集体企业所得税，1994年以后主要为企业所得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和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农业“以粮为纲”，农村中非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很小，所提供的税收数额自然也是微乎其微的。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乡镇企业(起初称为社队企业)迅速发展，它们提供的税收很快就超过了农业提供的税收。近年来，农村个体、私营经济快速发展，也提供了可观的税收。1980年农村工商税收收入不足24亿元，1985年即超过100亿元。2005年，仅乡镇企业缴纳的工商税收就达2053亿元。

为了减轻农民的税收负担，发展农村经济，长期以来，国家对于农业生产单位和农民个人、农业生产资料和乡镇企业，在各类税收方面都给予特别关照，实施了大量的优惠政策，如减免农业税，销售自产的农产品免税，集体和个人从事农业生产取得的收入不征收所得税，种子、种苗、饲料、化肥、农药、农业机械和农业技术服务免税，乡镇企业减免所得税，农村的房产和土地免征房地产税，等等。

由此可见，中国农村税制的特点是：税制比较简单，税负比较轻(而且农业的税负轻于工商业的税负)，税收优惠比较多，对于减轻农民负担，发展农村经济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城乡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这样的税制逐步落后于经济的发展，城乡税制的不统一对于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日益明显，必须彻底改革。

三、中国城乡税制统一的提出与进展

实际上，早在正式提出统一城乡税制的任务以前，中国已经针对农村税制落后于经济发展和城镇税制改革的问题，开始考虑改革农村税制，并且采取了一些实质性的重要措施。例如：

根据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税务总局报送的《工商税制改革实施方案》，各方面反映不良、对税收收入影响也很小的牲畜交易税和集市交易税均在1994年税制改革中取消。

各方面反映不良、对地方税收收入有一定影响的屠宰税，出于地方财力的考虑，1994年税制改革时没有能够取消，但是被国务院下放给地方管理；征收与否，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自行确定。当时除了西藏自治区以外，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都继续征收此税。

200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通知中规定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取消屠宰税。据此，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同年5月15日发出了《关于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地区取消屠宰税的通知》，规定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地区取消屠宰税。此后，各地区陆续停止征收屠宰税，从而使这个税种名存实亡。

2003年3月27日，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意见中提出：各地区应当结合实际，逐步缩小农业特产税的征收范围，降低税率，为最终取消之创造条件。同年6月3日，经国务院原则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出《关于2003年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地区农业特产税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中规定：条件成熟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对除了烟叶以外其他农业特产品不再单独征收农业特产税，改为征收农业税。此后，各地陆续停止对烟叶以外其他农业特产品单独征收农业特产税。

至此，主要在农村对农民征收的税种只剩下农业税一个税种，少数省、自治区征收的牧业税也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2003年，全国农业税、牧业税和屠宰税收入合计426.1亿元，占全国税收收入的比重只有2.1%，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0.3%。

2003年10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讲到税制改革问题时提出：“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城乡税制统一。”据本人能够看到的资料，这是新中国成立50多年以来第一次正式提出统一城乡税制的任务。这是继新中国成立之初税收工作的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以后的第二次历史性转折，在新中国税制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经济的发展和税制改革的推进提出了统一城乡税制的必要性，经济的繁荣和国家财力的增强则为统一城乡税制提供了可能性。

同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意见中提出：要巩固和发展税费改革的成果，进一步减轻农民的税费负担，为最终实现城乡税制的统一创造条件；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2004年农业税税率总体上降低1个百分点；同时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进一步降低农业税税率或者免征农业税。

2004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5年以内取消农业税的目标，并得到大会的批准和各界的高度评价，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同年7月21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做好2004年深化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通知中规定：按照5年以内取消农业税的总体部署，2004年在黑龙江、吉林两省进行免征农业税改革试点，河北、内蒙古、辽宁、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等11个粮食主产省(区)的农业税税率降低3个百分点，其余省份的农业税税率降低1个百分点；农业税附加随正税同步降低或者取消；一些地方可以根据本地的财力状况，自主决定多降税率或者进行免征农业税改革试点；征收牧业税的地区，要按照本省(区)减免农业税的步骤和要求同步减免牧业税。

同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意见中提出：进一步扩大农业税免征范围，加大农业税减征力度。2005年，在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实行免征农业税试点，在其他地区进一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在牧区开展取消牧业税试点；因减免农业税、牧业税而减少的地方财政收入，由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转移支付适当补助；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自主决定进行农业税免征试点。

2005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快减免农业税步伐。在全国大范围、大幅度减免农业税。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免征农业税。全部免征牧业税。2006年在全国全部免征农业税。这个报告得到大会的批准，并再次引起国内外各方面的强烈反响。

同年7月11日，国务院发出《关于2005年深化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通知中规定：2005年要进一步扩大农业税免征范围，加大农业税减征力度。对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实行免征农业税；进一步降低其他地区农业税税率，其中，2004年农业税税率降低1个百分点的省份再降低4个百分点，2004年农业税税率降低3个百分点的省份再降低2个百分点。农业税附加与正税同时减征或免征。全面取消牧业税。因减免农业税、牧业税而减少的地方财政收入，中央财政将安排专项转移支付给予适当补助。鼓励地方根据自身财力条件，自主决定扩大农业税免征范围。

到2005年年底，全国共有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面免征农业税。在没有全面免征农业税的河北、山东和云南3个省，也有210个县(市)免征农业税，其他地区按照规定将农业税的税率降至2%以下。当年全国农业税、牧业税和屠宰税收入只有59.4亿元(其中绝大部分为烟草企业收购烟叶时缴纳的农业特产税)，占全国税收收入的比重仅为0.2%。

2005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以主席令公布。根据该决定，农业税条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

城乡税制范文篇4

一、现行涉农税收政策及其存在问题

在农业税取消后，目前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体现在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上，消费税、关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契税、印花税等方面也有少量涉农优惠。这些政策的执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产品经营者和农产品加工企业的税收负担；支持农产品的扩大出口税收政策，促进了我国农产品竞争力的增强；支持农村多种经营、涉农服务和乡镇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较好地发挥了税收在农村经济建设、服务体系构建中的政策引导作用，推进了“以工促农”，为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但是，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求相比，现行税收政策还存在一些局限。如：税收优惠主要集中在所得税，优惠对象大部分局限于农业企业及涉农企事业单位；对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村乡镇企业缺乏重点支持，对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支持不足；在促进农业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现代化转变方面缺少有力的激励措施；税收政策对新农村环境建设，特别是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的支持相对滞后，不利于各种经济成份进入农业、农村领域参加新农村建设；对发展农村特色产业和资源开发利用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农村剩余劳动力城市就业待遇难保证等。

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村经济，始终是新农村建设的中心任务。按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创造条件，逐步统一城乡税制”的税制改革思路，本着“多予、少取、放活”的基本方针，改革和完善农村税收制度，既要体现税收的收入功能和利益分配功能，更要体现激励和约束功能。取消农业税，并非废除农民的纳税义务，这只是国家对农业“休养生息”的一项举措。从遵循税收公平原则，防止“税退费进”，以及提高政府农村公共品供给能力角度看，调整和完善涉农税收政策很有必要。

二、逐步统一城乡税制的总体思路

按照统筹规划、经济稳妥、循序渐进、分步实施的原则，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税收制度应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有利于提升农业现代化、产业化和市场化的水平，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率，引导和鼓励农业产业化经营，有利于促进农业供求均衡，保障农民收入。统一城乡税制并不是将现有的城镇工商税制照搬到农村，应根据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设计符合我国国情的税收制度。

（一）建立适合农业特色的增值税制度。开征农产品增值税，把农产品作为商品，有助于促进农村居民和涉农企业大力发展农业商品化生产，促进农业生产者主动改良品种，提升产品质量，提高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对农业生产者自产农产品的销售在零售环节应改变一律免税的做法，规定起征点，采取低税率。为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应考虑对农业投入实行税收减免，以体现对农业生产的扶持和优惠。

（二）建立体现促进农业发展的所得税制度。农村的所得税制度主要针对农业生产经济组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征收个人所得税。同时完善土地使用税制度，通过对土地级差地租的税收调节，鼓励农村土地向农业生产大户集中，促进农民实行规模化生产。

（三）建立保护农业资源的消费税制度。在现有环境保护和促进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基础上，可考虑对部分价格过高的“土特”产品、贵重或非生活必需品等进行消费税调节，以保护农村生态环境和促进农村资源合理利用。

（四）调整城市维护建设税的用途，加快农村公共事业的发展。党的*报告明确提出，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为体现城市支持农村，可将城市维护建设税扩展为城乡维护建设税，推动农村公共事业的发展。

三、改革完善分税制，增强地方在城乡一体化建设中的自我发展能力

城市化是指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从传统落后的农村向先进的城市升级转化的过程。税收政策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应立足实际，找准定位，在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有所作为。针对现行分税制下事权财权不相适应，不利于公共财政的建立、完善和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问题；有必要进一步明晰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划分，在事权下放给地方的同时把必要的财权归地方，使地方有充沛资金满足城市化建设所需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有必要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收管理权限，使地方可以结合城乡一体化建设的不同模式和不同特点自主调节、配置地方资源；有必要不断完善支出结构，加大财政对“三农”支持力度，加快农业部门的现代化，防止城乡差别过大，农民盲目流动引起“城市病”发生。

四、调整和完善税收优惠政策，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城乡税制范文篇5

关键词：农业税；税制改革；城乡税制

党的十六大提出实现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农村小康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部分，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为此，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通过对现行农业税收制度的改革，消除不合理的城乡“二元税制”，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与国际惯例接轨，适应我国农业发展的现代税收制度，是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中国现行农业税收制度存在的弊端

1.地租式的农业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缺乏理论依据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的税收制度，或者以商品流转额为征税对象征税，或者以生产经营净所得为征税对象征税，或者以企业或居民拥有的财产为征税对象征税。我国现行农业税则不然，既不是按商品流转额征收的流转税，也不是按农业生产净所得征收的所得税，更不是针对农民自有财产征收的财产税。它针对的是农业生产用地，不论农民所从事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商品率如何，也不论农业生产效益如何，只要使用了土地都必须缴税。而且，农业税在计算中不扣除农民投入的生产成本和自食口粮，连农业简单再生产都得不到充分的补偿。实质上，这种农业税就是地租。按照宪法规定，我国农村土地属集体所有，这种地租式的农业税缺乏征税的理论根据。

另外，在国家工商税制体系之外，单独对农民开征农业税在国际上实属罕见。这实质是在税收制度上对农民实行了非国民待遇，形成了对农民的制度性歧视，它阻断了社会资源向农业领域的投入，已成为我国农业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制度障碍，这是农民收入提高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2.农民税负过高，违反税收公平原则

从流转税税负进行比较，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地区农业税及其附加征收率统一规定最高8.4%，而我国农产品平均商品率只有40%，如果将其换算为进入市场而成为商品的流转税税负则最高会达到21%，显然要比一般工业商品的增值税负（一般在5%～7%）要高出很多。另外，随着增值税起征点的提高（月销售额2000元~5000元），城镇个体工商户销售额达不到起征点的，不缴纳增值税，以此标准来衡量，一般农户根本达不到增值税起征点，都应在免税之列。从所得税税负进行比较，如果将农民销售农产品的收入，按应税所得的计算口径扣除其消耗的农业生产资料和农民自身提供的劳务成本计算净收入，绝大多数农民根本没有应税所得，则不须纳税。如果从个人所得税税负进行比较，绝大多数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收入，根本达不到每月800元的费用扣除标准，也不应该纳税。所以城镇职工尽管平均收入是农民的3倍多，很多人还是无须纳税的，而农民则必须人人纳税。一些经济学家指出，人均仅有2000余元纯收入的农民根本就不具备纳税的条件，应该停止征收农业税。

3.国内外税收制度的差异，降低了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综观世界各国的税收制度，基本不单独设立农业税这一独立面向农业的税种，而是设置统一的流转税、所得税和财产税，在制度安排方面，给农业和农民以充分的税收优惠，发达国家尤其如此。由于我国农业税不属规范的商品流转税，对进口的农产品，国家除征收增值税以外，无法再征收相当于国产农产品承受的农业税负的某种形式的进口环节税。对于我国出口的农产品，国家除给予农产品增值税退税外，无法将国产农产品承受的农业税款退还给农民。这样在农产品进出口制度上打击了本已脆弱的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在我国政府目前对农业提供补贴很低的情况下，农业税这种“不予反取”的制度劣势显得尤为突出。

在全球经济日趋一体化背景下，国际竞争愈加激烈，竞争手段之一体现在制度上。我们和发达国家在加入WTO谈判中极力讨价还价要争取更大的政府对农业的保护空间，将农产品贸易补贴列为一项重要内容，最后确定补贴率不大于8.5%。在农业发达国家纷纷给予农业生产高额补贴的国际背景下，我国的农业税制度实质上却在不断把我国的农业推向“高价农业”，这样岂不等于给自己设置农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障碍吗？

二、目前统一城乡税制的条件尚不成熟

针对现行农业税收制度存在的弊端，借鉴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彻底改革农业税收制度，取消现行的农业税，构建城乡统一的税收制度，是新形势下对农业税收制度改革的客观需要，是解决农村深层次问题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我国农业税收发展和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必然趋势。但是，在农业税制的改革上，不仅要看到改革的必然性，而且还要分析其可行性。统一税制是一个渐进的演化过程，从各国的实践看，统不统一税制，什么时候统一税制，至少应考虑以下几点：一是一国农业的商品化程度或农村经济发展程度如何，征税机关在技术上能否准确核定农民的收支情况；二是农业的经营方式和农民的素质如何，设计的税制和征纳方法能否在实践中适用以及税收征管成本的大小；三是在达到国家政策目的前提下，是利用现有制度资源还是制度变革更有利于农村经济的稳定。笔者认为，目前统一城乡税制的条件尚不成熟，税制改革不宜一步到位。

首先，根据我国农村的经济发展现状，我国现在还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以上所说的统一城乡税制的“三个条件”；其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民的收入已进入一个缓慢的增长阶段，农民应当享受国民待遇的时机已基本成熟，这要求现在对农村的税收政策取向应当主要是“稳中减负”，而不是进行复杂的制度变革；第三，在我国加入WTO后，长期落后的农业不仅现在，而且将来都将长期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我们在税收政策上对农业不仅不能“加压”“设障”，而且应当“松绑”“铺路”，对农业和农民确定长期的轻税政策；最后，由于我国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协调，农业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决定了农业税制改革不宜急于求成，一刀切，否则会带来新的不公平。

三、中国农业税制改革的现实选择：分两步走

（一）过度性措施：深化农村税费改革，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

1.规范税费制度。规范税费制度就是实行法制化、规范化程度很高的分配形式，彻底改变农民负担模式，将以“费”为主或“税、费”并重的农民负担模式转变为以税收为主，少量或基本没有收费的模式，确定农业税收在农村分配关系中的主导地位，随着国家财力的增强，逐步取消那些不应该由农民负担的税费项目，确保农民负担不反弹。

2.加大减免农业税的力度。长期以来，农业税作为国家的财力保障，在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工商税收稳步增长，农业税在税收收入中的比例逐年下降，有的经济发达省、市农业税不足税收收入总额的1%，已经具备减免农业税的基础。

3.深化乡镇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农业税制改革的配套措施，改革乡镇财政管理体制是必要的选择。其一是精简机构和人员，降低乡镇行政费用，提高行政效率。其二是建立农村公共财政体制，增加对农村的财政转移支付，在农村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上，应当比照城镇，按照国民待遇的原则，由国家来承担和提供。这既是农村税费改革的重要目标，也是确保改革后农民负担不反弹、稳步取消那些不应该由农民负担的税费项目的基础所在。

（二）目标模式：彻底废除农业税，实现城乡税制的统一

1.推行大范围的增值税，实施对农业部门流转税的税收调节。依照“区别对待，简化征管”的原则，对进入流通领域的农产品统一课征增值税。课税对象是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所获得的增值额。纳税人为生产销售农林特产的单位和个人，也可以收购人为扣缴义务人。对农业生产者自产农产品的销售，应改变一律免税的做法，按低税率课征，实行简化的征收方法。对农产品加工、销售实行低税或免税政策。为了解决农民承担的生产资料中的增值税的转移负担问题，可以采取对农业生产资料实行零税率的政策，在农业生产资料进入农业生产环节退还各加工环节的增值税，使农业生产资料以不含税的价格进入农业生产领域，以体现对农业生产的扶持和优惠。为了提高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对出口农产品实行零税率的政策。加入WTO后，我国农业将面临严峻考验，针对WTO允许对出口货物实行零税率、发达国家给予农业生产高额补贴以及我国农产品出口退税率较低的实际情况，我国应在上述农业增值税政策调整的同时，对出口农产品实行零税率的政策。

2.取消农业税，统一实行所得税制度。将按常年产量征收的农业税，改按农业净所得征收所得税，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实行所得税制度，允许将劳动力成本、生产资料成本等各项农业生产投入从农业生产经营收入中扣除，仅对农业净所得征税，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有利于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所得税延伸到农业其难点是如何客观、科学地核定农民的年收入所得，根据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其所得税的设计应采用“粗放”的过度性做法，将起征点定得高一些，如核定年收入人均在2000元~3000元以上的开始纳税，为了适应当前农民分散经营的特点，在所得税运行的初期，其纳税环节可以选择在采购或加工环节征收，其征收方法可以采取核定征收的方法。

总之，作为税制改革的一部分，农业税的改革有其特殊性，既要横向比较又要纵向分析，不仅要看到改革的必然性，而且还要分析其可行性，不能一蹴而就，急于求成，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稳步进行。

参考文献：

[1]唐仁键.农村税费改革应分“三步走”[N].中国财经报,2003-07-08(3).

城乡税制范文篇6

一、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

分析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是减轻农民负担研究中的最核心问题之一。所谓农民负担，是指农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无偿向社会提供的各种资金、产品、劳务等各种资源的总和，表现为一定的实物或货币支出。从表面上看，农民直接与乡镇政府发生联系，农民的负担过重直接体现为乡镇政府乱收费、乱摊派，侵犯了农民合法权益这种扭曲的政府行为上。因此，流行意见都是把农村税外收费视为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从深层原因看，并非如此，农民负担过重，是由于我国现存的“体制性障碍”造成的。因此，单纯地治理乱收费和规范乡镇政府与农民的分配关系不能彻底解决农民负担问题，而关键在于解决“体制性障碍”问题。同志在距党代会召开还有数月之际，于5月31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在新世纪新阶段，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格局。要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继续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从根本上消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这公开表明，我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有“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首先必须解决农村的“体制性障碍”这个根本问题。农村的“体制性障碍”造成的农民负担过重，可以从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两方面分析。

1、政治体制性障碍。

政治体制性障碍表现为农村基层政治权力对经济权力的过度侵蚀和农民的社会政治地位低下。

第一，农村基层权力对经济权力的侵蚀。政治权力是通过对经济权力、军事权力、文化权力等的作用来实现其目的的。如果政治权力对经济权力作用过度，就构成政治权力对经济权力的侵蚀或过度侵蚀。在中国农村，之所以存在政治权力对经济权力的过度侵蚀，其原因一方面是政治权力的监督机制弱化；另一方面是农民对自己的经济权力没有或只具有弱保护功能，或者要达到一定程度的保护，需付出高昂的费用。正是由于双方力量的不对称，使政治权力得以过度侵蚀经济权力。

政治权力对经济权力的作用形式如制度、机构等不规范，也是导致农民负担重的一个重要因素。乡村组织制度没有完全理顺；县乡机构臃肿，该设的机构没有设起来，该撤的机构撤不下去，人浮于事；法律不健全，执法不力；国家的有关政策不合理等等，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农民负担过重。

第二，农民的社会政治地位低下。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农民的社会政治地位缺乏保障的问题。中国农民在历史上的任何朝代，都是位居社会的低层，始终处于被欺凌和被损害的境地，到今天这种情况仍没有完全彻底改观。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缩小和消除所谓的城乡差别，但由于对农村的“歧视性”政策，投资结构中倾向城市，农村投资远远不够；金融服务方面，对城市投资多，对农村微不足道，使城乡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在某些方面反而有进一步加大之势。并且，农民没有自己的群众团体或组织，因而不能形成与地方政府制衡的有效压力。国家没有一部专门保护农民权益的法律，农民也就没有武器来抵制地方政府滥用权力的行为。他们常常孤立无援，上告无门，甚至陷入悲惨的境地。

2、经济体制性障碍

经济体制性障碍是农民负担过重的直接性原因。

第一，财政体制。县乡财政普遍实行分灶吃饭，乡镇支出实行包干。这种体制使一些乡镇有限的税源不能满足费用支出不断增长的需要。县上与财政支出过大的乡镇搞财政分灶吃饭，等于把应该由县上背负的财政包袱甩给了乡镇。这对于那些经济发展缓慢和财政长期困难的乡镇来说苦不堪言。乡镇既要按分配的财经任务上交县财政，又要保证乡财政负担的这一块人的吃饭（除乡镇干部工资外，教师工资支出一般都在70%左右），自然会加重农民负担。

第二，城乡二元税制。即以城市现代工商税制为一元，以农村传统农业税和工农产品剪刀差为另一元的新的城乡二元税制格局。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后，城市工商税进行了以国有企业利改税、利税分流为核心的多次改革，特别是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终于使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传统税制转变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税制，基本上解决了城市工商业积累率过高的问题，理顺了政府与工商企业以及政府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分配关系。与此相适应，政府对农村征收制度也进行了一些调整，但仍然坚持对农业单独设税的制度。农民负担过重，表现在城乡居民之间的税负不平等上。当前，平等税负似乎已经成为公认的税收负担原则，但城乡二元税制结构的存在，使城乡居民税负水平被置于两个不同的参照系中。人们谈论税负平等时，或是指城市居民内部各阶层之间的税负平等，或是指农民内部各阶层之间的税负平等，却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城乡居民之间的税负对比，从而掩盖了城乡居民税负不平等的真象。实际上，城乡二元税制结构导致了城乡居民之间的税负的巨大反差，使农民承担着远远重于城市居民的税负。

第三，城乡分配体制。农民负担过重，反映出政府、企业以及城乡居民之间的分配关系出现了问题。农民负担实际上是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企业以及城乡居民之间的分配比例相互关系的一种反映。从当前我国的具体情况来看，农民负担过重，主要反映了城乡居民之间的分配关系失衡。这4年里，国家的公务员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的工资，而物价没有上涨。比较起来，农民的收入增长不快，个别地方还在下降，更为严峻的是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连年递减。绝大多数地方的所谓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只相当于城镇干部职工一个月的工资收入。农民与城市居民相比，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有份额过小，这可以从国民收入分配宏观视角上证明。改革后，政府改变了过去高积累的分配政策，国民收入分配不断向城乡居民倾斜。当前，城乡居民收入已经占国民收入的60%以上。有数据显示，除1992年外，其他年份占全国人口70%以上的农民其总收入比重都不足50%，而占全国人口不足30%的城市居民占有了总收入的51%以上。因此，从国民收入宏观分配的角度看，当前农民负担过重问题的实质就是国民收入宏观分配中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比例严重失衡，农民所占的份额过少。

二、从体制改革着手，减轻农民负担

1、建立有效制约政治权力的机制。

第一，强化农村基层对政治权力的监督功能。

村一级的管理体制应主要包括：村党支部、村委会、村监督小组、村民代表大会。党支部的监督应主要体现在全村工作与中共中央的有关路线方针政策是否保持一致，这是最根本的，还要向村民代表大会提交方案并全面监督全村工作。村委会负责日常事务和具体执行。村监督小组的职能在于全面监督村委会的工作情况，包括有关费用的收支。监督小组由村民代表大会直接选举产生，其成员不能再担任村内其他职务。监督小组要定期召开检查会议，定期向同级党支部、村民代表大会和上级党委汇报工作情况。

在乡镇一级设立监督委员会，其产生的办法是由乡镇一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产生，应包括社会各界人士，农民应占有一定比例。其职能是全面监督乡镇政府的工作情况，包括有关经费的收支。监督委员会应定期召开有关检查监督会议，定期向同级人大、同级党委和上级党委汇报有关情况。

第二，恢复农会和制定《农民权益保护法》。

恢复农会。农民负担过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民没能形成与地方政府制衡的有效压力，难以抵制非农集团的侵犯，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发达国家实行农业保护政策和农业轻税政策，从根本上说是这些国家的“农会”或“农场联合会”在国会中加大压力的结果。而在我国，农民虽然是一个最大的社会群体，但并没有全国性的组织，缺乏表达自身意见的正常渠道，实际上是一个弱势群体。因而减轻农民负担，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恢复全国性的农会组织。恢复全国性农会组织，意味着在农村社会权威结构中，构建了农民自身的权威基础，可以使分散孤立的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减轻在农民内部形成统一意见的交易成本，增强他们制约地方政府滥用权力的行为，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的力量。

通过制定和颁布《农民权益保护法》，对农民利益实行特殊的保护。《农民权益保护法》可以明确具体地规定农民享有的各项权利以及各级政府、各职能部门保护农民权利的义务。规定农民具有人身权、财产权、人格尊严权、税费知情权、依法缴纳权、争议抗辩权、行政复议权和诉讼权。农民有权对征收行为提出异议，在征收机关对异议做出明确的说明和农民认同之前，农民可暂不缴纳；农民有权对征收机关的行为提起行政复议或诉讼，法院必须依法受理和判决损害农民权益的案件。各级政府必须确认、尊重保护农民的这些权益。政府在征收税费时不得因征收税费纠纷而限制农民的人身自由，侵犯农民的财产，损害农民的人格尊严；政府在征收税费时必须公布有关的法律法规，农民只应依法履行缴纳义务，不得要求农民承担法外义务。有了完全的法律，农民就可以自己或通过农会来依法抵制地方政府滥用权力的行为，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2、逐步消除经济体制性障碍。

第一，改革县、乡财政体制，向城乡提供相对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合理确定乡镇的收入和支配体系，保证乡镇财政供给人员工资、机构运转经费。特别是要按照科学的标准核定乡镇财政的支出数额，保证乡镇财政内资金的拔付，彻底消除乡镇政府制度外收费的根源。这就要求：国家要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改革支出管理制度，改变重城市轻农村的支出政策，增加对农村的投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向城乡提供相对均等化的公共服务；确定地方税的主体税种，优化地方税结构，以保证乡镇政府实现其职能与农村公共事业的资金来源。省、市（州）对于乡镇因改革收入的减少，除通过精简机构和人员来减少财政开支外，要给予财政转移支付补助。县（市、区）也要安排一定的转移支付资金支持乡镇的正常运转。乡镇要强化财政预算约束，必须以收定支，不能以支定收，健全乡镇国库，确保财政资金安全、有效运行。

第二，改革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增加农民收入。改革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沟通城乡社会经济，建立统一的工农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通过工农商品、劳动力以及资本自由流动这种市场化的过程修正工农产品的不合理比价，逐步消除工农产品剪刀差，这既是提高农民收入，调整城乡居民之间分配关系的根本出路，也是平衡城乡居民之间负担的根本措施。改革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增加农民收入，首先要废除城乡隔绝的户籍制度，允许农村人口自由流动，使农民由常年性的外出劳工转变成稳定型移民。其次是加快城市化进程，不仅要发展小城镇的建设更重要的是发展大中城市的建设。通过大中城市的承载能力和辐射功能，大力发展劳动力密集产业，以这类产业的扩张增加进城农民的就业数量。

第三，统一城乡税制，调节收入分配。改革农村税费制度是减轻农民负担的关键措施。但是，当前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仍然是坚持城乡二元税制前提下的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坚持城乡二元税制不可能彻底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它既不符合平等的原则，也不符合法制原则。继续实行传统的税制，不可能改变乡镇政府与农民的分配关系，对减轻农民负担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

统一城乡税制，就是废除专门对农民征收的各种农业税和乡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同时废除村堤留、义务工,将种田的农户视同个体工商户，征收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由此，来调节政府、企业以及城市居民之间的分配关系。废除专门针对农民的各种税费后，村级公共事业所需资金由村民大会自行决定，政府有关部门制定提留最高标准，控制提取的数额不得超标，不对村民自治范围内的分配问题横加干涉。统一城乡税制，减轻农民负担，可以分两步进行：第一步，通过对绝大多数小农户依法减免增值税和所得税以减轻农民负担。绝大多数农户在统一城乡税制初期，经营收入达不到增值税的起征点，纯收入也在个人所得税免征额之内可以免税。第二步，在农业经济发展到农民收入不低于城市居民收入80%左右，国民收入分配呈现城乡居民基本平等格局时，农民再依法纳税。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城乡税制范文篇7

论文关键词：税制设计税收政策税收管理和谐社会

一、有利于社会和谐的税制设计

在保证税收总体规模满足公共支出需要的同时，具体税制设计是社会和谐的重要环节。为此，必须在进一步完善税制的过程中，结合具体税制的特点，将社会和谐贯彻落实到税制设计的每一个环节。

1．建立以人为本的税制

教育、医疗卫生、养老等大笔支出常常会给民众带来沉重的负担。现行个人所得税制以个人为单位，没有考虑到家庭支出的需要，扣除项目偏少，且没有考虑到以上大笔支出负担。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个人所得税制征管工作的开展，但就现实而言，这样的个人所得税制没有做到以人为本，不利于社会和谐和民生改善。结合自行申报纳税方式的推广，应该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适当扩大扣除范围，提高扣除标准，将按月计税改为按年计税，同时允许以家庭为单位申报个人所得税。

2．促进就业的税制

增值税从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型，能够让增值税的“中性”作用得到更好的发挥。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增值税转型对扩大就业有着积极意义。生产型增值税不鼓励投资，对投资甚至有抑制效应，自然不利于就业的扩大，而消费型增值税，由于固定资产投资所对应的增值税能够得到扣除，有助于投资规模的扩大，相应地，能够促进就业的增长。

更多的具体税制改革，需要在税制设计中融人促进就业的理念。企业所得税就是这样的一个税种。在设计企业所得税制时，应该考虑给带来更多人就业和再就业机会的企业，例如从事服务行业的企业予以税收优惠。

3．促进城乡同步发展的税制

中国已经取消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农民负担大为减轻。但在当前，城乡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现实尚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较大，城乡税制统一的条件尚不具备，需要给农民较长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政策。具体说来，应该实行更为优惠的税收政策，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做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工作。这样，需要进一步探索适合特定时期农村特点的税制，创造城乡税制统一的条件。例如，可以通过完善农产品加工的增值税制度，落实支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都有助于农业的发展，有助于农民得到更多的实惠。

4．促进环境保护和资源充分合理利用的税制

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民生的改善离不开这种和谐。进一步完善税制，应该按照有助于环境保护的要求，有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按照资源充分合理利用的需要，完善相关税制，开征新税种。例如，按照建立健全资源开发有偿使用制度和补偿机制的要求，建立资源税税率(税额)有效调整机制，进一步完善资源税制，将有利于资源的合理利用，有助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再如，进一步完善消费税制，提高某些对环境保护不利商品消费的税率。又如，开征环境保护税(碳税等绿色税收)和物业税等一些新税种。这些新税种会促进环境保护和资源的充分合理利用，产生更为直接明显的效果。环境保护税会直接限制污染物的排放量，有利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物业税的开征，有助于土地这种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会抑制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行为，有助于房价的稳定。

二、现行税制设计的主要不足

比照上述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税制设计要求，现行税制凸显出以下不足。

1．税种设计不够完善

税制的设计不科学，税收职能的发挥与社会管理的需要不尽和谐。一是征税依据没有体现市场价值。比如，不动产计税没有考虑市场价值实行动态征收，现行不动产税制仍然是依据历史成本为征税对象。二是征收范围仍然偏窄。我国现行的资源税并不是专门的环境保护税种，只是针对使用煤、石油、天然气、矿产品和盐等自然资源所获得的收益征收。对一些重要的非矿产资源，如淡水资源、森林资源等没有纳入征税范围，使得这些资源的使用成本偏低，变相刺激了这些非矿产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使用，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

另外，生态税收基本处于缺位状态，制约了循环经济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三是主体税种功能弱化。1994年分税制改革，名义上形成了流转税和所得税双主体的框架，但事实上，由于我国经济水平较低，所得税没有成为主体税种，而仅发挥辅助税种的作用，从而使我国税制体系从中央到地方都是以流转税即间接税为主体的单一主体税制结构。个人所得税采用分项计征模式，税率和费用扣除方法不尽合理，加之征收管理薄弱，难以充分发挥对个人收入的调节作用，远未成为我国主体税种，因而在调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有限。四是企业所得税按隶属关系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制度，严重制约了企业跨地区的重组、联营、兼并，不利于企业之间打破地域竞争。五是增值税与营业税并存，影响了增值税抵扣链条的完整性，也加大了这两个税种的征管难度；生产型增值税不仅无法彻底消除重复征税的弊端，而且抑制科技进z；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偏小，调节力度不足。

2．间接税与直接税的比例不合理

“十五”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变化，直接税的比重有所上升，间接税的比重有所下降。比如，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从2001年的19．2％提高到2005年的24．6％，国内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等流转税占税收收人的比重，从2001年的58．6％下降到2005年的53．7％，但间接税比例高、直接税比重低的格局并未发生本质变化。由于现行税制中流转税占税收收入比重过大，造成原先确定的流转税与所得税“双主体”的税制模式名不符实，不利于充分发挥直接税的宏观调控作用。同时，在具体税种的设置方面也有不少问题：有些税种重复设置，有些税种性质相近、征收有交叉；有些税种已经或者将要逐步失去存在的意义，该废止的没有废止，该合并的没有合并；有些国际上通行、中国也应当开征的税种没有开征。

3．税收负担的公平性亟待加强

从税收负担的公平性看，由于我国长期对内、外资企业分别实行两套不同的所得税、财产税和行为税制度，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过多过滥，对不同地区的企业实行不同的税收优惠；对城乡实行两套税制，个别税种存在着对外国产品的非国民待遇，税率、税收优惠和费用扣除标准不同，结果使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税收负担存在较大差异，不利于企业之间开展公平竞争。现行税制未能充分体现公平竞争和国民待遇原则，即一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税收歧视，另一方面存在着“超国民待遇”，主要表现在：一是税收负担不平等。我国现行的增值税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实际税收水平不同，小规模纳税人往往要负担更多的税收；二是不同经济成分税负差异过大。国有经济、集体经济、股份制经济及其他经济成分分别实行不同的税收政策；三是不同区域的企业税负水平不一。我国是将优惠政策置于沿海发达地区，而中西部地区税收高于东部经济特区；四是内外资企业税负不一。外资企业所得税负担税率差不多8％，而内资企业的综合负担税率在33％以上。另外，由于直接税特别是累进的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税以及遗产税和赠与税具有较强的收入再分配功能，直接税收入比重过低，尤其是来自所得税类的比重过低，必然会影响税制公平收入分配功能的正常发挥，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进程。

4．税收调控力度欠缺

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不够，税收职能的发挥与社会公平正义的诉求不尽和谐。现行税收体制在公平税负，引导投资向落后地区转移，刺激贫困落后地区的消费和出口，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和财力优势等方面还显得比较乏力。中国现行税制是以间接税为主体，间接税最大的缺点是逆向调节作用，收入越低，承担的税收负担相对越重。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竞争的加剧，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增长，差距不断扩大，就更需要发挥税收的宏观调控职能，我国目前调节个人收入的税种只有个人所得税，而个人所得税收收入规模小，征管水平低，其占国家税收收人的比重很低，还没有成为我国地方税的主体税种，因而在调节居民收入差距方面作用有限。

5．地方税收体系不完善

由于地方税体系不完善，地方税收的聚财增收功能未能充分发挥，分税制将75％的增值税和全部的消费税划归中央，把以第三产业为主要税源的营业税划归地方，而经济落后地区往往第三产业不发达，营业税税源极为有限，这就造成了地方税收收人不足，财政困难。而且我国现行税收政策存在城乡分割问题，如在城市征收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房产税只在市、县、镇、工矿区征收，这种税收政策格局对调节城乡区域经济发展不利。加之我国财政管理体制不健全，没有一个明确、合理的税权划分与税权分配模式，从而造成了中央与地方事权与财权、财权与税权不相匹配的混乱局面。

三、和谐社会背景下税制设计的途径

(一)优化税制，强调公平与效率的兼顾

建立和谐社会必须实现税收可持续发展，既能尽可能地满足以国家为主体的财力分配需要，又不至于损害未来需要，从而使整个税收运行有利于经济、政治、社会的可持续和谐发展。从当前情况来看，强调税制公平与效率的兼顾比任何时候都更具现实意义。一般而言，直接税通常用以调节和解决公平收入分配问题；而间接税更能体现政府的效率目标；双主体的税制结构则致力于实现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平衡。公平与效率是构建新的税收制度的指导思想，是判断既定税收制度是否合理的标准，也是进行税制改革的基本纲领。兼顾效率与公平制度体系包括：第一，通过制定有关的法律、法规，保障劳动者的最低工资收入；第二，运用累进税率的个人所得税调节高收人，运用遗产税、赠与税等适度限制非劳动收入，调节社会成员的个人收入分配关系；第三，建立强制性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社会保险互助互济功能，对完全丧失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及失去工作岗位等在市场经济中处于弱势地位、收入水平大幅度下降的劳动者予以支持帮助，保证这些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等。

(二)完善税制，营造和谐的税收环境

所谓税收的和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税收征收与纳税人之间的和谐；二是税收要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创造条件。为此，要把建立以纳税人为主导的税制作为中国税制改革的长远的理想目标。因为以纳税人为主导的税制是最符合征纳税人行为规律的税制，也是动力机制和信息机制最健全的税制，运作成本最低的税制。同时，摆正征纳税人的关系，在征纳税人关系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分配上体现公正的总原则。所有的纳税人服从税收权力的强制，在税法面前做到所有的征纳税人都是平等的。

(三)更新理念，牢固树立和谐意识

税务部门在构建和谐社会、设计税制的进程中，要着重树立以下五个税收理念：一是树立税收经济观。经济决定税收，税收来源于经济。税收工作要始终围绕和服务经济建设大局，通过发挥税收职能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二是树立税收法治观。要不断加强税收法治建设，依靠税收法律制度规范征纳双方的行为，坚持依法征税，倡导诚信纳税，提高公民的税法遵从度，营造和谐的税收法治氛围。三是树立税收诚信观。要在全社会打造诚信税收，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忠于职守、依法征税、文明执法，纳税人应当诚实守信、依法纳税、履行义务，社会各界应当关心税收、理解税收、支持税收，使税收更好地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财力支撑。四是树立税收效率观。要通过追求效率的税制设计，使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得到解放，使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和劳动得到尊重与发挥。同时，要讲求征税效率、纳税效率和用税效率，降低征收成本，优化办税效率，提高投资效益。五是树立税收生态观。在税制设计和税收政策的制定上，要特别注重人均资源占有量较少和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的国情，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

城乡税制范文篇8

2004年开始的新一轮以“三农问题”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开启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时代（详见本报2005年2月7日“21世纪北京圆桌”）。“三农问题”决不仅仅是个税收的问题，减负只是一小步，取消农业税可以说只是一个契机，是一个启动农村社会转型的机会。

“三农问题”事关我国9亿农民的切身利益，也是我国进一步发展壮大面临的重要挑战，需要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和非凡的智能，我们将一直予以关注。

对于化解三农难题而言，决不是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如此简单。“黄老之治”的思想只是恢复农村生机的前奏，农村要想尽快缩小与城市间的差距，必须经历一场深层次的变革，实现转型。

从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角度出发，首先就应该理顺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和职能分配，把那些市场可以完成的职能剥离出去，交给市场来办。

2004年，全国农民平均收入在八年之后再次实现两位数增长，“政策好、人努力、天帮忙”，成为农民增收的三大法宝。而好政策则是其中关键性的因素：新一轮关于“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发轫，政府做出五年之内逐步取消农业税的承诺。

去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是促进农民增收，今年则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两个文件最后都是落在要使农民富起来，缩小城乡差距，以化解三农难题。

“减轻农民负担”提了很多年了，但庞大的基层政权设置，以及各种名目的“搭车收费”依旧让农民不堪重负，这也是前几年税费纠纷严重，以至于最后不得不启动税费改革的重要原因。

农业税全面取消的政策效果固然很明显，但是一系列新的问题也接踵而至。对于化解三农难题而言，决不是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如此简单。“黄老之治”的思想只是恢复农村生机的前奏，农村要想尽快缩小与城市间的差距，必须经历一场深层次的变革，实现转型。这个转型既包括农村自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也包括农村基层政权的转型。而后者对于未来的中国社会的建构和发展，则具有尤为特殊的意义。

改革开放发韧于农村，基层民主选举在农村渐渐成型。取消农业税之后，基层政权———包括县乡两级政权以及村自治机构将面临巨大的财政和人事压力。有压力就有动力，这将是个契机，把政府职能的重心从经济建设转变到公共服务上来，通过发展农村社会，缓解农村官民矛盾，消除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危机。

千年的梦想成真

“均田地、轻税赋”是中国农民几千年的梦想。在漫长的中国农业社会历史上，政府收缴农业税、农民交纳农业税从来都是天经地义的。各朝各代，只有过局部减轻包括农业税在内的税赋的举措，从来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的先例。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取消农业税几乎可以算做是中国自盛唐之后关于税制的第四次重大改革。但是这第四次改革与前三次改革相比，具有本质性的差异。

中国古代专制政权的经济权力，归根结底是建立在田制税法上的。秦代以后，每个王朝在田制税法上就进行着各色各样的斗争。譬如在魏晋时期，就先后出现曹魏的屯田制、晋代的占田制、北魏乃至其后隋唐的均田制。

唐室建立之初，其中央集权的物质基础就是均田制和租庸调税法。这之前的传统税法一般只与人口挂钩，所以唐德宗元年，也就是公元780年，由宰相杨炎建议推行的两税法，由于确定以资产、田亩为课税对象，变相承认了地主和一些农户的土地所有权流转，以户税和地税来代替之前税法，实际上是此前由国家统制土地分配的规制，从根上取消了，因此，两税法可以说是对中国此前税赋征收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另一意义则在于，土地私有和土地所有权流转在事实上被政府承认。

第二次则是明朝后期的“一条鞭法”。公元1581年，张居正把人头税、财产税以及各种杂税全部归到土地税里，统一征收。我国于2000年开始的税费改革试点，应该说，也能窥见一条鞭法的影子，譬如，取消“三提五统”，也就是国家规定的村提留（包括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五统筹（包括教育附加、计划生育费、优抚费、民兵训练费、乡村道路费），以及各种杂费，逐步取消劳动积累工、义务工，建立以税率提高的农业税以及农业税附加为主体的农村税制，即所谓“费改税”，实际上就是与一条鞭法如出一辙。

但是一条鞭法到了后期，出现了“黄宗羲定律”，各种收费在一段时期过后，又重新以各种名目收取，税增加了，费并没有减少，农民需缴纳的负担实际与改革前并没有太大区别，而且多数会更严重。从征税费成本上来分析，地方政府在征收“皇粮国税”时，往往会附加收取“费”，最后甚至可能演变成以征费为中心，征税为附属物的局面。取消农业税后，那些原本以征收农业税为名义而进行的收费行为，不得不改弦更张，这将有利于农民算明白账。

第三次改革是雍正元年实行的“摊丁入亩”。1723年，雍正将丁税也就是人头税平均摊入田赋中，征收统一的地丁银，土地多的交税多，土地少的交税就少。“摊丁入亩”废除了编审制度，解除了许多世纪以来加在农民身上的一条锁链；政权通过赋役制度实现的人身控制削弱了；数千年的人头税基本废除。

第四次重大改革即为当前正实施的税费改革，其主要政策即在“费改税”的基础上，再进一步，逐步取消农业税和除烟草之外的农业特产税。从去年3月国务院宣布5年内逐步取消农业税后，国家在黑龙江、吉林两省进行免征农业税改革试点，11个粮食主产省区的农业税税率降低3个百分点，其余省份农业税税率降低1个百分点。同时鼓励沿海及其它有条件的省份先行改革。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面停征农业税。此外，中央政府从今年起免除全国592个部级贫困县的农业税。

地方财政与债务危机

农业税取消之后，实际上，从税费改革试点开始，我们就发现，乡村两级的收入大大减少，加上财政转移支付滞后，导致了乡村基层机制运行面临困难。这个困难的典型表现就是财政来源问题。

中国目前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在实行分税制的财政体制下，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按照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层层包干，收支层层是平衡的，中央负责中央，地方负责地方。但从1994年税制改革以后，“好税”、利大的税向上收，“坏税”、利小的向下放，财权上收了，事权就下放，其结果是越到基层，事权越大。而我国的乡镇一级政权有相对独立的财政，这就导致他们必然要寻求变通之道，也就是通过运用事权重新加强财政能力。举个例子，农业税没有办法征收，他还可以征收计划生育费，宅地费等，而征收标准，如何征收仍然是基层政府说了算。

在我国县乡两级庞大的政府机构没有大的变动下，取消农业税，必然进一步加重地方财政危机。其一，乡镇机构精简下来的人要买断工龄，这部分钱只能从财政中开支；其二，吃财政饭的教师队伍也仍然由县乡财政出钱，这部分所占比例在很多地方超过乡镇财政总额的50%；其三，乡镇政权仍然在进人，尤其是新分配来的大学生、大专生，这也是干部年轻化、专业化的需要，这部分人也要吃财政饭。新旧干部加在一起，财政负担在有的地方不减反增。

另外一个因素是债务危机。前几年经济开发区等兴起，县乡政权为谋政绩，纷纷搞基建，圈地建开发区等，这些由政府主导的经济行为，不仅造成了大量资源浪费，而且由于不少是向银行贷款或是向私人借款，欠下了很多债务。再加上一些历史遗留，基层政权的负债现象已经十分突出，取消农业税之后，债务偿还能力更加虚弱。

在村一级，多年来农村兴办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农村基金合作会、农业开发等生产公益事业，以及兴办工商企业等原因也形成了乡村大量负债现象。农村税费改革前，乡村除从经营性收入外还要从收上来的“乡统筹、村提留”中拿出一部分来偿还债务。改革后，乡村可用财力下降，筹资数量和筹资数额减少，偿还能力受到很大限制，偿债压力非常大。

目前在中西部地区，平均每个乡债务是500万，典型的乡超过1000万。据称，现在全国每个乡的平均债务是400万，村级是20万到100万不等。平摊到每个村民的人头上，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这些财政和债务危机如何化解？在取消农业税和除烟叶之外的农业特产税之后，上级财政必须拿出办法来，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和加快速度，否则，基层政权会通过不断变通的新方法来自行解决这些危机。那幺，这就很容易走向税费改革本意的反面，重新加重农民负担。

当然，另外一个措施就是基层政权自身的转变，取消农业税，消除基层政权以前较为核心的征税职能，正好给基层政府改革以一个新的契机。

下一步是城乡统一税制？

我国即将取消的现行农业税制是1958年税制改革时建立的。我国的农业税是对从事农业生产取得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就其取得的常年产量或实际收入所征收的税，是对总收益额征税。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缴纳的税费支撑了中国工业化的初期积累。

近年来，随着工业和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农业税在国家财政中的比重逐步变小，全国财政收入中来自农业税的收入从1950年的41%下降到去年不到1%，充其量不会超过两百个亿，而去年的财政收入为26000多个亿。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到现在，取消农业税，反哺农业，作为我国总体经济战略性的一次大调整，也是水到渠成。

农业税取消之后，中央财政还要在几年之内对农业继续扶助。中央领导人去年提出工业反哺农业的时代已经来临，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指望企业法人对农业进行反哺不太现实，只有动用计划的手段才可能达到这一目标。如果没有政策扶持，基于经济人理性，企业家不会主动去“献身农村”，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理想主义情绪只能是一种情怀，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让农民富裕起来的目标。因此，反哺的重任只能也只有政府财政才能承担得起。

基于长期政策的考虑，城乡在未来统一税制是一条公平之路。农业税取消之前，城乡征税制度几乎性质完全不同。同样收入程度的两个中国人，由于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身份之差，前者可以享受低保，每个月定期领取政府补助，而后者不仅无钱可发，还要缴纳税费。中国农民的收入水平决定了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基本上是生存性收入，包括口粮、种子、化肥、农药、看病、小孩上学都需要这部分农业产出，这种生存性收入按照国际惯例是不应收取税收的。关键的一个差异就是我国过去对农民不是按照收入水平来收税，而是以产量和人头来定量收税。这就造成了严重的城乡税制的不平等。

然而，城乡统一税制不可能一蹴而就，现今时机尚不成熟。原因在于取消农业税之后，农村需要几年的调整期。这也与农民总体收入水平紧密相连。以收取个人所得税为例，城里把800元作为起征点，工资卡上有注明，征税成本电子化，低廉快捷；而在农村，如何量化这个标准，一时都不好界定，何况，即使农民个人月收入超过800元，考虑到在农村约20%的征税成本，亦是“吃力不讨好”，且作为反哺时代的一种策略，也应该使这种对农民好不容易得来的税收福利持久一些，这其实就是以现今看似不公平的措施纠偏，以达到历史性的公平。

取消农业税的基本思路是，在农业生产环节一律免征，只对进入流通和消费环节的农产品征税，也就是说农产品不上市不征税。对上市的农产品征什幺税，是征农产品税，征营业税，还是增值税，这是另一个大课题，有待纳入城乡统一税制的历程中加以衡量。

统一城乡税制，最终还是要对农民征税。这主要是对富裕起来之后的农民征税，农民有缴税的能力了，该缴的仍然应该缴，不然这种政策的差异会引发大面积征税作弊现象，造成国家财政受到不必要的损失。但这至少需要几年的过程，如果马上统一城乡税制，恐会抵消取消农业税所带来的政策效应，影响农村政治稳定。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税制的转型对于未来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转得好，有利于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坚冰，转得不好，又会孳生新的社会问题。但无论如何，统一城乡税制，消除歧视性政策，稳定农村福利，都是一条必经之路。

政府改革的契机

因此，光取消农业税是远远不够的。免征农业税后，基层政府不再担当收税的职能，县乡两级政府空闲出大量精力，正好可以腾出手来着力促进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只有这样，取消农业税所增加的40元收入才能引发“乘数效应”。农民并非不需要政府，而是需要为他服务的政府。在农村搞“无政府主义”，并不利于农村的整体健康发展，也不利于对农村的引导。

“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是中央政府提出来需要加强的四大职能。从总体上看，目前乡镇政府职能特点是仍然以经济管理职能为主体，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相对较少，而且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这些职能还难以有效履行。这种状况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中国社会转型的要求，应当充分利用税改的契机，加以改革。

怎幺改革？从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角度出发，首先就应该理顺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和职能分配，把那些市场可以完成的职能剥离出去，交给市场来办。比如说对乡镇七站八所中的农机站、种子站、兽医站等都可以独立出去，让他们在市场机制中靠满足农民需要来存活。

第二，公共服务的一大块就是为农村提供公共品，包括公共医疗，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等。目前农村公共品供给主要是以农民为主，国家补助的模式，因而供给出现严重缺位，也就是政府的缺位。

对于公共品，农民需要，但又没有充分的实力和精力来从事，取消农业税和义务工后，如何整治农村的公共品更成为困扰农民的一道难题。因为这涉及到各个村庄之间的协调问题，政府出面是最有效率的解决方式。而且，这部分公共品，譬如纯公益性的，就应该由中央和省级财政来做。

城乡税制范文篇9

好政策的明显标志就是连续两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以及五年之内逐步取消农业税的承诺。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是促进农民增收，05年则变为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但这只是形式的变化，两个文件最后都是落在要使农民富起来，缩小城乡差距，以化解三农难题。

我们喊“减轻农民负担”很多年了，但庞大的基层政权设置，以及各种名目的搭车收费依旧让农民不堪重负，这也是前几年税费纠纷严重，以至于最后不得不启动税费改革的重要原因。

但是，随着农业税的全面取消，一系列新的问题也接踵而至。对于化解三农问题而言，决不是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如此简单。“黄老之治”的思想只是恢复农村生机的前奏，农村要想尽快缩小与城市间的差距，必须经历一场深层次的变革，实现转型。这个转型既包括农村自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也包括农村基层政权的转型。后者的转型对于未来的中国社会的建构和发展，则具有尤为特殊的意义。

改革开放发酵于农村，民主选举在农村开始成型，而在取消农业税之后，基层政权——包括县乡两级政权以及村自治机构将面临巨大的财政和人事压力。如果他们不尽快从全权政府转变为限权政府，把政府功能从经济建设型转变到公共服务型上来，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就会不期而至。

对于农村社会的发展，我们需要有三个层次的视野。一是从宏观上，要有国际视野，正确看待中国农村在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前景；二是从中观上，把握国情，尤其是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的不均衡发展状况；三是从微观上，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正确看待农民个体和某些群体的思想以及行为特征。只有把握并协调好这三个层次，我们才能更有效地利用取消农业税所带来的政策效应，力争尽早、平稳地实现农村的经济和政治的双层转型。

一，千年的梦想成真

第二次则是明朝后期的“一条鞭法”。公元1581年，张居正把人头税、财产税以及各种杂税全部归到土地税里，统一征收。我国于2000年开始的税费改革试点，应该说，也能窥见一条鞭法的影子，譬如，取消“三提五统”，也就是国家规定的村提留(包括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五统筹(包括教育附加、计划生育费、优抚费、民兵训练费、乡村道路费)，以及各种杂费，逐步取消劳动积累工、义务工，建立以税率提高的农业税以及农业税附加为主体的农村税制，即所谓“费改税”，实际上就是与一条鞭法如出一辙。

第三次改革是雍正元年实行的“摊丁入亩”。1723年，雍正将丁税也就是人头税平均摊入田赋中，征收统一的地丁银。，土地多的交税多，土地少的交税就少。“摊丁入亩”废除了编审制度，解除了许多世纪以来加在农民身上的一条锁链；政权通过赋役制度实现的人身控制削弱了；数千年的人头税基本废除。

二，地方财政与债务危机

中国目前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在实行分税制的财政体制下，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按照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层层包干，收支层层是平衡的，中央负责中央，地方负责地方。但从1994年税制改革以后，好税、利大的税向上收，坏税、没税的向下放，财权上收了，事权就下放，其结果是越到基层，事权越大。而我国的乡镇一级政权有相对独立的财政，这就导致他们必然要寻求变通之道，也就是通过运用事权重新加强财政能力。举个例子，农业税没有办法征收，他还可以征收计划生育费，宅地费等，而征收标准，如何征收仍然是基层政府说了算。

在我国县乡两级庞大的人员结构没有大的变动下，取消农业税，必然进一步导致地方财政危机。其一，乡镇机构精简下来的人要买断工龄，这部分钱只能从财政中开支；其二，吃财政饭的教师队伍也仍然由县乡财政出钱，这部分所占比例在很多地方超过乡镇财政总额的50％；其三，乡镇政权仍然在进人，尤其是新分配来的大学生、大专生，这也是干部年轻化、专业化的需要，这部分人也要吃财政饭。新旧干部加在一起，财政负担在有的地方不减反增。

另外一个导致财政危机的就是债务危机。前几年经济开发区等兴起，县乡政权为谋政绩，纷纷搞基建，圈地建开发区等，这些由政府主导的经济行为，不仅造成了大量资源浪费，而且由于不少是向银行贷款或是向老板借款，欠下了很多债务。再加上一些历史遗留，基层政权的负债现象已经十分突出，取消农业税之后，债务偿还能力更加虚弱。

在村一级，多年来农村兴办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农村基金合作会、农业开发等生产公益事业，以及兴办工商企业等原因也形成了乡村大量负债现象。农村税费改革前，乡村除从经营性收入外还要从收上来的乡统筹村提留中拿出一部分来偿还债务。改革后，乡村可用财力下降，筹资数量和筹资数额减少，偿还能力受到很大限制，偿债压力非常大。目前在中西部地区，平均每个乡债务是500万，典型的乡超过1000万，据称，现在全国每个乡的平均债务是400万，村级是20万到100万不等。平摊到每个村民的人头上，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这些财政和债务危机如何化解？在取消农业税和除烟叶之外的农业特产税之后，上级财政必须拿出办法来，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和速度，否则，基层政权会通过不断变通的新方法来自行解决这些危机。那么，这就很容易走向税费改革本意的反面，重新加重农民负担。

当然，另外一个措施就是基层政权自身的转变，取消农业税，消除基层政权以前较为核心的征税职能，正好给基层政府改革以一个新的契机。

三，下一步是城乡统一税制？

近年来，随着工业和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农业税在国家财政中的比重逐步变小，全国财政收入中来自农业税的收入从1950年的41％下降到去年不到1％，充其量五六百个亿，而去年的财政收入为22000多个亿。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到现在，取消农业税，反哺农业，作为我国总体经济战略性的一次大调整，也是水到渠成。

但是，反哺也是有时间表的。基于长期政策的考虑，城乡在未来统一税制是一条公平之路。农业税取消之前，城乡征税制度几乎性质完全不同。同样收入程度的两个中国人，由于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身份之差，前者可以享受低保，每个月定期领取政府补助，而后者不仅无钱可发，还要缴纳税费。中国农民的收入水平决定了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基本上是生存性收入，包括口粮、种子、化肥、农药、看病、小孩上学都需要这部分农业产出，这种生存性收入按照国际惯例是不应收取税收的。关键的一个差异就是我国过去对农民不是按照收入水平来收税，而是以产量和人头来定量收税。这就造成了严重的城乡税制的不平等。

然而，城乡统一税制不可能一蹴而就，现今时机尚不成熟。原因在于取消农业税之后，农村需要几年的调整期。这也与农民总体收入水平紧密相连。以收取个人所得税为例，城里把800元作为起征点，工资卡上有注明，征税成本电子化，低廉快捷；而在农村，如何量化这个标准，一时都不好界定，何况，即使农民个人月收入超过800元，考虑到在农村约20％的征税成本，亦是“吃力不讨好”，且作为反哺时代的一种策略，也应该使这种对农民好不容易得来的税收福利持久一些，这其实就是以现今看似不公平的措施纠偏，以达到历史性的公平。

取消农业税的基本思路是，在农业生产环节一律免征，只对进入流通和消费环节的农产品征税，也就是说农产品不上市不征税。对上市的农产品征什么税，是征农产品税，征营业税，还是增值税，这是另一个大课题，有待纳入城乡统一税制的历程中加以衡量。

从此一意义上而言，这场关于税制的转型对于未来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转得好，有利于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坚冰，转得不好，又会孳生新的社会问题。但无论如何，统一城乡税制，消除歧视性政策，稳定农村福利，都是一条必经之路。

四，政府改革的契机

假如取消农业税的政策完全落实，据估测，农民因此将人均减负40元。考虑到城市整体经济发展速度仍然远高过农村的现实，这40元所带来的更多的是政治效益，而对于缩小城乡贫富差距，仍然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因此，光取消农业税是远远不够的。免征农业税后，基层政府不再担当收税的职能，县乡两级政府空闲出大量精力，正好可以腾出手来着力促进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只有这样，取消农业税所增加的40元收入才能引发“乘数效应”。农民并非不需要政府，而是需要为他服务的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信息、人才都很重要，政府完全可以通过一些事业单位的改革，进行转型。在农村搞“无政府主义”，并不利于农村的整体健康发展，也不利于对农村的引导。

城乡税制范文篇10

[关键词]分类所得税制度；征税范围；税率；税收指数化；公平纳税

个人所得税自1799年在英国创立，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如今被世界各国广泛推广采用，并成为发达国家最主要的税收来源。1980年我国首次开征个人所得税，2005年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起征额提高到1600元，采取年收入超过12万的纳税人自行申报纳税和全员全额扣缴申报措施。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额，与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物价变动相适应，降低了征管成本，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税收的公平与效率原则；而自行申报纳税和全员全额扣缴申报的规定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原有法律法规的不足，加强了对高收入人群的监督，完善了税收征管措施。但个人所得税的修改仍不能使个人所得税应有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无法从根本上有效地改善偷税漏税现象，对缩小贫富差距也收效甚微，税收公平的实现任重而道远。在这样的背景下，探讨个人所得税问题，构思改革和完善个人所得税的相关制度，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笔者认为，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应在以下六个方面进行修改：

一、改革个人所得税的分类所得税制度模式，实现向分类综合所得税制的转化

目前世界各个国家实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大体分为三类模式：(1)分类所得税制，又称个别所得税制。它是对同一纳税人不同类别的所得，按不同的税率分别征税，而不是将个人的所得合并征税。英国的“所谓分类表制度”是分类所得税制的典范。(2)综合所得税制，又称为一般所得税制。它是将纳税人在一定期间内的各种所得综合起来，减去法定减免和扣除项目的数额，就其余额按累进税率征收。它的特点是将来源于各种渠道的所有形式的所得加总课税，不分类别，统一扣除。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个人所得税制属于这一类型。(3)分类综合所得税制，又称为混合所得税制。它由分类所得税和综合所得税合并而成。它是按纳税人的各项有规则来源的所得先课征分类税税费，然后再综合纳税人全年各种所得额，如达到一定数额，再课以累进税率的综合所得税或附加税。它的特点是对同一所得进行两次独立的课税，日本、韩国、瑞典、丹麦等国家的现行个人所得税属于这种类型。综合与分类的混合制，最能体现税收的公平原则，因为它综合了前两种税制的优点，得以实行从来源扣缴、防止漏税；全部所得又要合并申报，等于对所得的课税加上了“双保险”，符合量能负担的要求，是一种适用性较强的所得税类型。

由于现阶段我国公民的纳税意识还比较低，税收征管手段较落后，这就决定了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在很大程度上都必须依赖于源泉课税的办法，也就是说客观上要求我国个人所得税采用分类税制模式。这种税制在个人收入来源小而且单一的情况下还可以适用，而在收入来源日益广泛和复杂的当前，其弊端日益明显。因为它无法体现税收的公平和效率原则，也不符合黑格西蒙斯准则对于收入所得的定义。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正在发生剧烈变化，贫富分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就决定了我国个人所得税的主要任务就是调节社会分配、实现公平分配的目标，显然这正是综合所得税制的优势所在。实行混合所得税模式可以结合分类税制和综合税制的优势扬长避短，是符合我国国情的选择。也就是说，对于经常性的收入所得，如工资、薪金、经营、劳务报酬、财产租赁和转让所得合并统一征收，而其他如股息、利息、红利及偶然所得可以依次实行分类征收。具体而言，就是要在进一步规范所得分类的基础上，先以源泉预扣的方法分别采取不同的税率和扣除方法征收分类所得税，在纳税年度终结后，由纳税人申报其全年各项所得并对其进行汇总，调整后的应税所得作为全年所得的课税依据，并对汇总的数额规定一个起征点，对汇总收人达到起征点以上的部分按照累进税率征收综合所得税。为了避免重复征税，征收综合所得税时，可将分类所得税已缴纳的税额予以扣除，以充分体现个人所得税对个人收入的合理调节。对其他未纳入综合所得范围的项目实行分类课税。

二、逐步扩大税基，增加新的应税所得

(一)拓宽个人所得税的征税范围

为了更好地发挥税收组织财政收入和调节个人收入差距的作用，应修改个人所得税的有关法规，扩大我国个税税基，从而将更多的个人收入纳入征税范围。目前个人所得税采用列举税目，许多个人收入项目没有纳入征税范围，建议个人所得税采用概括税目，只将要给予免税的项目列示，对个人所得明确规定，无论是货币、实物、有价证券所得，都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尽可能减少个人所得税的免征、减征项目。将住房补贴、公费医疗、儿童入托、免费就餐以及单位提供的实物福利等计入个人的收入中，纳入征税范围；同时，将公款消费也纳入征税范围，按市场价推定其所得，进行纳税；对于军人的转业费、复员费、离休工资、退休工资、福利费等项目也统统列入征税范围；最后，对过去没有列入、也难以列入项目如馈赠所得、资本利得、灰色收入所得等可考虑计人应纳税所得额，这样个人所得税税基自然扩大。

(二)减少减免税项目

目前，我国按奖金级别的高低来划分是否免税，这一点不足取。现行税法规定，对省、部、军级以上及外国机构颁发的奖金(包括特聘教授奖金)免征个人所得税，这不符合国际惯例。有资料显示，西方国家对获得诺贝尔奖金也征收个人所得税；我国对取得外国机构颁发的奖金却免征个人所得税，这不符合公平原则。另外，我国对在境内工作的外国专家等的附加扣除、对外籍人员取得的股息、利息、红利以及房补、洗衣费、探亲费、子女教育费等等的扣除都应当清理，同时取消对个人储蓄存款利息、国债和国家发行的金融债券利息等项目的免税优惠。

三、降低税率，减少税率档次

根据供应学派拉弗曲线的原理，当税率为0时，不会有任何财政收入；当税率为100％时，也不会有任何财政收入；只有当税率为0％～100％时，才会有财政收入。所以，应该适当降低最高边际税率。

近年来，世界各国在个人所得税税率改革上的共同趋势是：在保留累进税率的同时，不同程度地降低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并减少了税率档次。与此相比，我国的工薪所得采用九级累进税率，最高边际税率为45％。据测算，我国月工资在10万元以上的人可谓凤毛麟角，月工资在4万元以上的也不多。所以税率级距中心的第五级至第九级税率缺乏实际意义，并且45％的高边际税率没有多少人适用，却使我国税制空背高税负之名。如此不但效率损失过大，也与国际潮流不符。以美国为例，其个人所得税税率累进档次原为14级，最高边际税率为55％，1986年税制改革以后，累进档次曾一度减为2级，经过调整现在也不过5级，最高边际税率下降为39．6％；在布什总统的减税计划下，累进档次再度简化为3级，而且把最低税率从15％降到10％，把最高税率降到33％[1]。俄罗斯自2001年开始实行的《税收法典》甚至单一采用13％的比例税率课征个人所得税。我国也应顺应这一潮流，相对简化税率档次，结合世界税制改革趋势和我国的实际，将九级累进税率改为5％、10％、20％、30％、35％的5级累进税率。

四、大力推广税收指数化，建立弹性税收制度

税收指数化是经过立法通过的一个公式，使税制中一些项目随物价变化进行指数化调整，以实现自动消除通货膨胀对实际应纳税额的影响。而我国经济发展曾经出现过较高的通货膨胀，今后也难免发生。为了减少通货膨胀对税收的影响，合理负税，我国应实行税收指数化。这样就避免了通货膨胀对个人所得税制的冲击，从而保障工薪人员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减轻工薪人员的税收负担。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我国的国情，实施税收指数化将会困难重重，面临着如价格指数计算是否准确、征管制度是否健全等等问题。

五、改进不公平的差别待遇，规范税前费用扣除，实现税负公平

(一)统一城乡税制，实现居民个人税负公平

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农村实行不同的税收制度，这种城乡税制割裂的局面是因二元经济体制所致。二元经济(dualeconomy)结构是指发展中国家经济中存在的大量不均衡甚至尖锐对立的现象。我国经济呈现出了较为明显的二元经济的特征。二元税制结构是二元经济在税制上的具体体现，城乡税制割裂，税收调控机制的不完善和税收公平原则的严重扭曲，导致的结果就是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税负的差异。我国20多年的改革在消除城乡差别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农村税费改革也取得了重大成就。农民可以直接得到实惠的是，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并取消农业税、取消农业特产税和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但城乡二元体制尚未从根本上发生改变，二元税制也未从根本上废除。

按照城乡平等的原则改革农业税收制度，应尽快统一城乡税制。国际上一些国家的通行做法是：在农业政策上体现对农业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农场主和产业工人的税收照顾；农业可以获得更多的税收优惠和扶持；所有企业和个人适用同样的税种，不单独对农业设置税种。我国的农业税制改革应当借鉴多数国家统一城乡税制的通行做法，废除专门对农民征收的各种农业税和乡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建立以土地使用税和所得税为主的农业税体系，对农民生产经营所得征收个人收入所得税。完善各种扣除项目和标准，对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各项投人进行必要的扣除。(二)对劳动性所得统一课税

1．税法规定的应税项目的税收待遇不同

我国个人收入所得税的应税项目包括现金、实物和有价证券等，共计11项。其税收差别待遇具体表现为：一是工薪所得和劳务所得的税率不同。工薪所得适用9级超额累进税率，最高边际税率45％，而劳务所得适用20％的比例税率及加成征收率，劳务所得税负重于工薪所得的税负。二是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租赁所得的税率适用于5级超额累进税率，最高边际税率35％。三是稿酬所得税税率为20％，并按应纳税额减征30％，实际税率为14％。

2．将劳动性所得归为一类，统一课税现行个人所得税对工资薪金所得与劳务报酬所得实行分项差别课税，有失税法公平原则。实际上，工资薪金所得和其他四种形式的所得同属于一类——劳动所得。在世界各国税制中，无论是实行综合个人所得税制的国家，还是实行分类个人所得税制的国家，对勤劳所得都是同样课税的。我国个人所得税也应将以上五种形式的劳动性所得加以合并，归为一类，按统一的超额累进税率课征。

(三)规范税前费用扣除

1．现行税制对扣除项目的规定不合理

对个人征税只有建立在“净所得”概念上才有计税的意义。因此，为得出应税的净所得，必须在调整后毛所得中如实扣除纳税人应该扣减的费用。由于在实际生活中，每个纳税人为取得相同数额的所得支付的成本费用占所得的比例各不相同，甚至相差甚远，因而规定所有纳税人都从所得中扣除相同数额或相同比例的费用显然是不合理的。

2．规范扣除范围和标准

首先，应按纯收益原则，对为取得收入而支付的必要费用给予扣除。其次，对纳税人发生的特殊支出，如医药费、意外事故损失等，应允许实事求是地扣除。最后，确定个人生计费用扣除时，要考虑纳税人的婚姻、家庭照料人口等情况给予个人宽免扣除。现行税制，夫妻分别申报带有不合理性，在实行累进税率类别中，夫妻合并申报较为公平。

另外，还有一个关于附加福利的课税问题。西方各国的附加福利是雇主给雇员的小额优惠，一般以实物津贴形式实现。西方国家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一般都规定在确定征税项目时，附加福利也包括在内。根据国家统计局估计，我国职工工资以外的收入大约相当于工资总额的15％左右，而且没有包括职工个人受益由国家和企业支付的那部分“暗补”。目前，我国从厂矿企业、各种公司到机关事业单位，几乎每个单位都在毫无章法地给职工发放工资以外的实物福利，包括副食品、服装、电器、购物券和其他用品、有价证券等，而且各单位之间相互攀比，每逢节日尤甚。这类附加福利，必须计入个人所得予以课税。

六、完善个人所得税税收征管体制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国务院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和国家税务总局《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办法(试行)》的规定，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纳税人有向税务机关自行申报纳税的义务。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出《关于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做好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要求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实行全员全额扣缴申报，将本单位各部门及本单位当期直接向职工发放的所有工资、津贴、补贴和奖金等收入，进行合并计算应扣缴的个人所得税，按时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扣缴个人所得税报告表、支付个人收入明细表等资料。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个人所得税全员全额扣缴申报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扣缴义务人向个人支付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经国务院财政部门确定征税的其他所得九项应税所得时不论其是否属于本单位人员、支付的应税所得是否达到纳税标准，扣缴义务人均应在规定的期限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必要的纳税人涉税信息。

自行申报纳税和全员全额扣缴申报改革措施完善了我国税收申报制度。自行申报纳税可以为以后中国个人所得税制度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混合税制模式过渡创造条件，积累经验。在实行扣缴义务人源泉扣缴的基础上，另行赋予纳税人自行申报纳税义务，也与国际通行做法一致。而这两种措施的同时实行可促进我国税收申报制度向双向申报制度逐步完善。所谓双向申报制度就是支付个人所得的单位即法定代扣代缴义务人对支付给个人的所得，需向税务机关申报税；同时，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从一处或两处以上地方取得的所得无论扣缴义务人是否代扣代缴税款，本人也应自行向税务机关进行纳税申报，使税务机关可以在扣缴义务人和纳税人之间进行有效的交叉稽核，监督支付人的扣缴情况，纠正并处罚不真实的纳税申报，引导纳税人如实申报纳税。在现阶段，加强对我国高收入者的征收力度，主要是加强纳税申报制度。从税的征收管理角度来说，要“抓大放小”，也就是说对中、低收入者这种纳税小户要减轻税收负担，对高收入者这种纳税大户要填补过去存在的漏洞，即申报不严不实而致使税收严重流失，因此，实行“双向申报”是最好的措施之一。当然，对高收入者的征管力度还可以采取其他措施，如建立个人所得税账户，使其成为彰示每个纳税人对国家贡献份额的记录；对纳税申报和扣缴申报都要公开透明；减少现金使用，多用银行账号转划支票等。因此，2006年个人所得税法的这两项改革措施可谓意义重大。

个人所得税法的有效施行除了依赖完善的纳税申报制度，还需要强有力征收机构和完善的税务制度和严格的处罚制度的保障。笔者认为，至少需从下列几项措施着手：第一，建立有效的稽核制度。在税源集中的地区要设立专门的税务所或分局来专管个人所得税。同时，加强税务队伍的自身建设，从速提高征管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执法水平、加大处罚力度，赋予税务部门较高的执法地位，形成重罚轻管的征收模式；第二，建立税务制度。建立和完善税务制，发挥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通过建立专业税务队伍来加强和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水平，是一项不可忽视的重要工作。第三，建立严格的处罚制度。加强对偷逃个人所得税处罚的力度，借鉴世界各国的税收罚则。一经发现偷逃税款行为，制裁应相当严厉，情节轻者予以重罚，情节重者予以一定的刑事处罚。可设立专门的税务法庭处理偷税漏税等违法犯罪行为。要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导向作用和社会监督作用，例如将偷逃税金的人员名单向社会公布，使每个公民牢记自己的义务与责任，维护税法的尊严，加强税法的威慑力；最终使我国个人所得税税收征管形成以纳税申报为基础，税务稽查为保证，税务为辅助的征管模式。综上所述，立法部门及税务机关仍需要继续完善我国税法制度，减少其可能出现的漏洞，增加税法的公平性。严格执行个人所得税的各项规定，税务机关应从自身做起，严格要求，自觉维护税法的尊严。减少税法的不确定性，从而削弱征管人员手中的权力，使其不能违规。要深入持久地进行税法宣传教育工作，在高等院校甚至是中等学校中设置税法教育课，并使之规范化。笔者认为，制度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在转轨时期甚至起着关键的作用。我国个人所得税法为适应税制与征管协调而进行的制度安排，将能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促进现实税制逐步向“理想税制”转化，使个人所得税发展成为我国主体税种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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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孟红．完善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的几点思考[J]．税务研究，200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