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经济学范文10篇

城乡经济学范文篇1

关键词:城乡关系;城乡经济互动;发展模式

2007年,国家发改委批准重庆市和四川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市场联通为纽带、以公共服务为依托来带动和促进城乡经济的共同发展。但是,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城乡经济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如何发展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带动两地之间的经济互动,已经成为学术界关注和讨论的焦点问题。

城市和农村作为不同类型的经济主体,然而为了寻求自身的发展,必然会形成对资源、资金和人才的争夺,从而表现出城乡之间的一种对立和对抗。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们越来越发现不论是偏重城市还是农村的发展战略,都遇到了很多实际问题。农村地区的问题表现为小生产与大市场,小规模经营与农业现代化,农业社会效益高与经济效益低等一系列矛盾。城市地区的问题则表现为市场容量有限,资源匮乏,土地稀缺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必须认识到,这些问题的解决,绝不仅仅是城市或农村某个区域的发展所能完成的。

城乡经济互动的内涵和研究现状

城乡经济互动发展其实质是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的一个动态过程。城乡经济互动发展模式实质是在明确城乡分工、相互促进的基础上,城乡经济之间一个双向发展的过程。

20世纪50年代中期,刘易斯提出了用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的经典模式,即城市—工业导向模式。弗里德曼和道格拉斯提出了农业城镇发展模式,通过合理的城乡联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经济与社会均衡发展的新格局是其核心观点。麦吉等人提出了Desakota模式,Desakota是在城乡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之下形成的一种全新的空间地域单元。道格拉斯通过对泰国东北部的研究,认为区域城乡经济的共同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在城乡经济联系的区域建立的区域网络系统。国内学者费孝通认为,应根据资源优势互补原则在不同区域的城乡之间构造协作体系,并强调加强区域中心城市对农村的辐射。曾菊新首次提出了城乡网络化发展模式。在实践领域,不同类型区域城乡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城乡经济互动发展模式存在着很大不同。

从目前国内外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来看,更多是将重点集中于城乡经济互动发展的空间模式与布局或者是宏观的政策规划上,而对于如何在实践中对城乡不同产业或者行业之间进行经济联系与互动则鲜有研究。

成都市新型城乡经济互动模式构建

实践证明,科学合理的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是我国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基本途径。

国内外关于城乡经济互动的理论一致认为,要消除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城乡区域不同行业间的经济联系与互动。因此,根据成都各行业的性质特点,并结合成都农村自身优势和劣势,可将各行业合理的引入到农村,从而城市的资金、技术、信息等通过产业引入途径向农村流动。一方面,城市产业的引入可带动乡镇企业集中发展,农村的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等也可充分发挥其作用;另一方面,也解决了城市交通堵塞、城市用地紧张、城市污染等诸多问题。

依据城乡区域的行业差异,可以将城市的行业分为技术密集型、劳动力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和混合型四大类,按照每类行业的特点,并与农村的优劣势结合考虑,设想按照中心发散型(见图1)、点轴联系型(见图2)、网络型(见图3)三种模式来规划各行业在城乡区域间的发展结构,为农村产业和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并以政府政策加以引导与推动,加强城乡联系,促进城乡行业互动,最终达到城乡经济互动的目的。

技术密集型行业及农村的特点,决定了其在城乡间的发展模式适用中心发散型。中心发散型是以技术密集型行业为领头羊,通过将复杂技术分解为多个部分,需要大量劳动力的生产和制造工作分包给乡镇企业,解决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难题。同时,在城区建立工业园,组装来自不同地方的部件,对分散开的技术加以集成和优化组合。通过这条路径将技术行业引入农村,使技术密集型行业对农村产生辐射作用,盘活农村经济。这样,农村和城市各种资源能得到优化配置,经济效益得以提高。

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在生产过程中,主要依靠大量使用劳动力,而对技术和设备的依赖程度较低。而资源密集型行业,在生产要素的投入中,需要使用较多的土地、原始森林生产资料、江河湖海和各种矿产等自然资源。二者的特点决定了其在城乡间的发展模式适用点轴联系型。点轴联系型有“一对一”的特点,是以各行业对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需求为导向,通过在合适的乡镇地区建立加工制造分厂,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形成规模生产。农村所产原材料经过加工制造,其价值得以成倍提升,将显著提高农村的经济产出效益。这种将城市产业引进、产品输出的过程,将带动城乡经济的互动,推进城乡经济一体化进程。

混合型行业的特点是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资金、技术,以及自然资源等多种投入要素,因此其在城乡间的发展模式可采用网络型。网络型发展模式具有“点与点之间交错互动”的特点,各行业可根据城乡各区域的资源优势,以及其自身对资源的需求偏好进行定位,定位后的各点生产的优势产品,再推销到需要此产品的其他点上,从而形成点与点之间的互动。进而以四通八达的交通和信息网络为支撑,使产品的生产、运输、销售等一系列活动涉及网络轴线所贯穿的所有区域,在城乡区域内形成整个系统的经济互动。此过程既包括城乡之间的互动,也包括乡镇与乡镇、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互动。各区域间的经济将最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方位互动。

通过对不同行业的投入与产出的特点和城乡经济互动发展的三种模式进行综合分析,可得出结论:技术密集型行业在城乡经济互动发展过程中适用于中心发散型模式,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和资源密集型行业则适用于点轴联系型模式,而混合型行业适用于网络型发展模式。

城乡经济互动发展进一步深化的意义

城乡经济积极高效地互动联系与发展,将会促进城市土地、农村劳动力转移、城乡二元市场与管理等一系列问题的有效解决。从资料可以得出,城乡经济差距大,甚至逐渐拉大,原因在于没有很好地对城乡建设进行统筹规划,城乡政策性收入不一样;同时,又不能使城乡要素真正的自由流动,尤其是劳动力流动受到严重阻碍,致使资源无法得到有效配置,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难以缩小。公务员之家

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目的不仅是要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缩小城乡居民的差距,而且要充分利用城乡要素资源,促进城乡共同发展。因此,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应该从问题的根本入手,在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允许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同时统筹城乡政策,对城乡建设进行统筹规划。

在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对四川省成都市城乡经济互动发展模式进行探索,以最终实现城乡资源顺畅流动,共享一体化,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价值。首先,城乡经济互动发展,将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其次,城乡经济互动发展,有利于消除城乡壁垒,促进城乡市场有机融合,为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再次,以城乡经济的互式发展彻底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有利于消除经济发展的瓶颈现象,为我国经济发展开创一个全新的局面。

参考文献:

1.段娟,文余源,鲁奇.近十五年国内外城乡互动发展研究述评[J].地理科学发展,2007(1)

2.张华瑛.成都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证研究[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论坛),2008(1)

城乡经济学范文篇2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均衡资源配置

一、资源配置的均衡分析

资源配置是以其能为人们提供最大满足或福利为目的，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的标准在经济学中称为“帕累托效率”或“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效率是指这时的经济已经不能通过改变产品和资源配置，在其他人效用水平不下降的情况下，使别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反之，帕累托无效率，是指经济还可以通过重新配置产品和资源，在其他人效用水平不变的情况下，使得一个或一些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因此，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是资源配置相对均衡的体现，反之，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无效率或非帕累托最优则是不均衡或非公平的体现。本文即运用均衡分析的方法，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考察资源配置效果。

均衡分析法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分析工具。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虽然正确地强调了资源的稀缺性，但是却抽象了制度、政治和文化等因素。新制度经济学从批判新古典经济学对于制度问题的忽视出发，基本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方法，并且借用这种方法构建了其制度体系。新制度经济学按照均衡分析方法，以制度均衡为中心，运用制度供给、制度需求等基本工具，建立起一整套制度变迁理论体系。这一方法为进行制度研究，把诸如教育之类的相关变量引入研究视野提供了方法要件。新制度经济学的均衡分析不仅关心资源配置和静态均衡的分析方法，还主张把制度因素引入经济分析之中。本文即把制度因素引入对资源配置相关理论的均衡分析之中，鉴于资源配置理论相对较抽象和宽泛，拟以城乡教育资源配置为切入点进行具体的均衡分析，从新制度经济学视阈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个方面对城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的制度因素及其作用方式进行规律性分析，并提出相关制度选择，其目的在于通过这种规律性分析为消除妨碍资源均衡配置的不良制度约束，改善资源配置的制度环境，进而从根本上提高资源配置的公平和效率提供理论依据。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可以用“需求—供给”理论架构进行分析。当制度供给能满足制度需求时，制度处于均衡状态，否则就处于非均衡状态。如同任何一个实际的人都只能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度条件中活动一样，教育发展也无一例外地是在特定的制度约束条件下进行的。我国近年来教育发展不均衡问题凸显，其中城乡教育差距问题尤为突出，究其根源在于城乡教育对公共资源占有的不平等，即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因此，“教育资源配置的均衡是教育均衡发展的基本前提”（翟博，2002），教育资源配置效果的好坏必然会受到各种各样制度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城乡教育资源配置是指城乡之间各种教育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时空、信息、文化、权力、制度、政策、关系等等，在各种不同的使用方向之间的分配。教育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其所需资源主要是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进行配置，因而作为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政府，对城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负有根本性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资源配置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制度和政策安排。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教育扶贫的对象和范围不断扩展等举措，对促进我国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有所成效，尤其是在部分地区和部分项目上收效较为明显，但这些并没有从根本上遏制近些年来城乡教育差距持续扩大的势头。随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深入，城乡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不断向纵深发展，主要体现在城乡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不仅反映在增量上，更体现在存量上；由教育经费等物质资源不均衡向课程教学等非物质资源不均衡转移，差距越来越带有隐蔽性；权力、政策、制度、关系等社会性资源是获取经费、师资、教学条件等物质性资源的重要因素。归根结底，关键在于没能在国家整体范围内，从涵盖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可持续发展机制的角度，形成解决我国城乡教育问题的长期稳定且又综合的战略性制度设计。因此，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必先强教，必须从制度和政策制定层面探寻城乡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的根源，深入分析其制度障碍及相关选择。

二、城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的制度障碍

所谓制度，简单地说就是管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的规则（丁煌，2002）。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思（D.C.North）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针对我国城乡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问题，本文以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分别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因素方面进行相应分析。

（一）正式制度因素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不均衡。城乡经济发展的水平差异决定了城乡教育资源配置的总量、结构和规模的不同，城乡之间巨大教育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是城乡经济差距的结果。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渗透到教育领域，衍生出城乡二元教育结构。城乡教育资源的办学条件、师资分布、教学与课程取向都有很大不同，同时城乡二元教育结构的形成又进一步造成了城乡经济差距的拉大，形成恶性循环。

传统教育投资体制不完善。我国目前实行“以县为主”的教育经费投入体制，虽然基本实现保障学校日常运转的目标，但涉及教育事业发展所需资金，县级政府则普遍心有余而力不足。在现有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县级财政所占份额很小，加上乡（镇）级财政也只占全国财政收入的20％（张鸿，2007）。地方基层政府分担80％以上的教育经费，而省级和中央政府分担的比重过低。这种分散型教育投资体制使得中央对地方政府教育资金的分配使用监控不力，缺乏相应监督机制来进行有效约束。另外，某些地方官员打着教育改革旗号，借用权力谋求私利和职位升迁，加剧了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衡发展。

教育资源配置政策偏向性。我国城乡教育资源配置政策奉行重点配置取向，具体表现在城市优先、城乡分治重点学校等政策取向。这种取向导致的直接结果便是城乡教育资源配置的巨大反差和教育发展失衡，使得农村地区的孩子在享受优质教育上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一些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制定不合理政策，向重点高校或中小学倾斜，加剧了教育资源不均衡发展的现状，也鼓励了教育乱收费现象。教育资源配置政策的偏向性导致当前我国城乡教育资源向城市和重点学校集中，配置不平衡加剧。

（二）非正式制度因素

惯性理解的偏差。对于城乡教育资源而言，其配置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国家规定父母对于子女完成规定年限的教育负有责任，所以通常意义上认为家长应承担主要责任和义务。其实，政府责任应该放在首位，政府有义务向民众提供必要的教育资源。目前我国在这一观念的理解上存在偏差，造成地方规避责任甚至发生寻租行为。

价值观念的扭曲。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等价值观念的影响下，国家为了实现快速发展，在教育方面实行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有限的教育资源向重点地区、重点学校倾斜。另外，由于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和市场机制介入等经济因素的负面影响，使得民众的价值观产生极大转变。一方面，基尼系数表明我国社会财富越来越向高收入者集中，使得利益不平衡加剧。另一方面，市场机制介入教育领域，追名逐利的价值观使教育资源配置更加不均衡。

家庭背景的影响。由于城乡家庭背景和家长自身特点的差异，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同。城市家长相比农村家长而言，受教育水平和经济收入在总体上较高，因此对子女的教育更加全面科学。农村教育由于经济文化和相关条件限制，对子女的教育水平有限。另外，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还存在。

三、新制度经济学视阈下城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的制度选择

（一）正式制度选择

教育经费投入保障。农村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是长期困扰教育发展的根本问题。我国教育经费特别是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主体是政府，财政拨款是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地方财政只有进一步加大投入，贯彻中央关于新增教育经费主要用于农村的要求，加强对薄弱学校的建设和改造，才能推进城乡教育的均衡发展。关注农村教育的差距，保障农村教育的健康发展要实施教育投入的倾斜政策，同时规范教育法律法规保障教育经费投入。目前的教育财政拨款体制中，并没有对教育要素成本进行分类、分担，而是都由县级财政予以承担，只是在学校使用这些经费时受不同分类的限制。为此应逐步建立省、市与县的教育要素财政成本的分担机制，对于这些教育要素成本不同层级政府分担相应的比例，从而建立教育财政投入的分担机制，并由此建立不同层级政府分担教育成本的相互制约与监督机制。

制定基本办学标准。一是学校硬件条件的标准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乡学校办学条件均衡；二是学校软件资源的标准化。加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高城乡学校教学质量。充分挖掘学生潜力，创新课堂教学模式，缩小城乡学校办学水平差距。实现城乡学校资源配置均衡化，政府可以通过政策来调节。政府应通过平等对待学校来保障和促进学生享有平等发展的条件，重点和非重点学校是教育非均衡发展的主要标志。这两种学校的差距首先是经费的差距。当前，应在政策上取消重点学校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薄弱学校的更新和改造，推行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考核政府教育政绩。政绩考核无疑是最触动地方官员神经的举措，但在如此功利的教育考核指标下，教育难以实现科学发展。因此，国家必须建立科学的政府教育政绩考核评价体系，这一体系包括地方政府可用财力用于教育的比例，考核教育工作绩效；实施公共教育经费拨款均等化制度，考核教育公平度；行政区域内义务教育学校建设合格率，考核提高办学水平的努力程度；健全城乡统一的教师工资待遇保障机制，考核保障教师合法权益成效；和谐协调的地方教育结构，考核推进教育科学发展的成效。

（二）非正式制度选择

建立教育弱校特许制度。通过引进外部资源改造教育弱校，采用协议方式具体规定政府与受托方的权利与义务，避免国有资产流失和国家教育秩序的破坏。处于边远山区与农村的学校教育很难实现规模效应，这些学校即使获得同样的生均教育财政拨款，也难以取得与其它区域学校相同的教育效果。为此，省级政府与辖区的市级政府可以建设若干教育特区，针对实际情况给予教育特区建设以多种优惠条件。

建立边远教师保障机制。政府可以为相对贫困落后的边远或农村地区的学校设立边远教师基金，鼓励优秀教师到这些地方任教，从而保证这些学校或区域的教育质量。

创新民工子女就学机制。把解决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提上民生发展议程，将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纳入教育事业发展规划，进一步扩大农民工子女指定学校数。另外，可以试点民工子女定向培养制度：一是人口流入的城市将民工子女集中在特定中学，以户籍所在地学校采用的教材进行教育，为他们参加户籍所在地的高考进行定向培养；二是为民工子女开放部分职业教育学校，为当地企业或相关部门组织定向培养所需人才。

参考文献：

1.翟博.教育均衡发展：现代教育的新境界[J].教育研究，2002（2）

2.丁煌.政策执行阻滞机制及其防治对策[M].人民出版社，2002

3.[美]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4

城乡经济学范文篇3

关键词：城镇化地方财政城市财政小城镇财政

城镇化就其本质来说，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聚集的过程和各生产要素在空间上得到优化配置的程。而我国由于长期实行城乡分离的制度，严重制约了城镇人口的增长，并且造成了城镇化水平长期落后于工业化水平的后果。而另一方面，我国又在上世纪80年代初实行了地市合并，城乡合治，欲以城促乡，带动发展，这种城镇的形成往往是人为的，而非经济运行的结果，更多的城镇只是行政中心。

我国的城镇化总体上处于较低的水平，2003年人均GDP达到了9101美元，而城镇化水平为40.53%①，比世界平均水平低8个百分点，比同等工业化水平的国家低将近20个百分点。而现在我国城镇化的另一个特点是大中城市少，小城镇多如牛毛而其发展水平不高，功能不全，布局不合理。在现阶段普遍兴建小城镇的目的和任务侧重于吸收数量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并且通过产业集聚，为刚从农业分离出来的非农产业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而大中城市比小城镇更能增强城市的各种功能，有力提高经济效益。但由于我国各类城镇是在极不相同的经济社会条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各自处于不同的发展层次，不能超越客观条件，一下子建立大量的较高层次的城市这也决定了中国城镇化进程必然同时存在高效率、高功能的现代化都市、中等城市以及基础设施相对比较简陋的小城镇。

地方财政的不同层次为不同水平的城镇发展提供了可能，为实现城市、城镇的职能，满足城镇化水平提高的需要，地方财政尤其是其中的城市财政、小城镇财政必须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又为地方财政拓展了新的财源。城镇化的进程及其特点和地方财政职能及其运行决定了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特殊过程。

一、城镇化进程的经济学分析

城镇是在一定空间上，由于产业、人口聚集，居民主要从事二、三产业活动，且享有现代化城市生活方式的地域综合体，它作为区域中心地，聚集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物质、资金和技术等，是人类经济活动的中心。

城镇化就其本质来说，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聚集的过程和各生产要素在空间上得到优化配置过程，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城镇化现象反映在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一个动态发展和扩散的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果。它可以被看作是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即聚集力量和分散力量。在城镇化过程中，所有个人和企业面临两难选择，他们必须聚集在一起以从聚集经济中获益，但拥挤成本又限制了许多个人和厂商聚集在一起。

根据刘易斯的两部门理论，在落后的传统农业部门和发达的现代工业部门，农村由于土地面积有限，资本投入缺乏，人口持续增长，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他们有向实际工资水平较高的工业部门流动的动机。哈里斯－托达罗则认为只要两部门之间只要存在收入的预期差距，人口就会发生流动。我们则可以进一步认为，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由农村迁往城镇的成本。

Mt＝f（Wu－Wr－kd）

其中为在时间内农村向城市移民的数量，f为反应函数，Wu为城市工资收入，Wr为农村的工资收入，d代表城乡之间的距离，k代表城乡之间的运输成本系数，当只有预期收入的增长大于迁移所发生的成本人口的流动才会发生。Wu－Wr－kd＝0时流动才会停止。

我们还可以认为城镇化水平U是经济非农化水平I和城乡经济要素转移流动水平M的函数，即U＝f（I，M），且有，于是全微分，城镇化水平U是经济非农化水平I和城乡经济要素转移水平M的单调增函数。

而地方公共产品的供给类型、水平和层次引导城镇内部居民和各经济主体的地域分布格局，地方的公共物品还可以通过影响城镇的聚集效应进而影响城镇的非农化水平。因此，可以认为经济非农化水平I和城乡经济要素转移水平M受到地方财政运行的影响，它们是地方财政运行F的函数，即I=Ф（F），M＝φ（F），且地方财政运行F对I和M的影响可体现为促进作用，也可体现为阻碍作用。城镇化水平可以表示为U＝f[Ф（F），φ（F）]，则，地方财政通过影响非农化水平I和和城乡要素转移流动水平M，进而对城镇化水平U的影响可以表现为不同的情形及发展模式：当>0和>0，即地方财政的安排有利于经济非农化和城乡经济要素转移流动时，城镇化发展表现为“同步城镇化”；当<0和>0，即地方财政不利于经济非农化，但有利于城乡经济要素转移流动时，城镇化发展呈现出“虚假城镇化”；当>0和<0，即地方财政有利于经济非农化但不利于城乡经济要素转移流动时，城镇化发展呈现为“滞后城镇化”模式。

由此可见，地方财政的运行及其职能的发挥对于提高城镇化水平，并使之健康推进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城镇化经济的拉动机制

城镇聚集了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物质，资金和技术等，具有大量的就业机会、高的经济收入、良好的经济环境和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城镇发展起来后，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和周边地区的辐射能力也非同一般。聚集效应使城市化具有源源不断的动力，辐射效应则通过推进农村经济发展，从而进一步加快城镇的发展。

1、聚集效应

城市的聚集效应一般是指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相对集中，使得经济活动更加节约成本费用，提高效率，增加效益。聚集效应主要体现在：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增，生产与流通的扩大与集中科研的开发及推广，新的思想观念的形成。其中人口的量变积累使得城镇发展产生质变的飞跃，它和生产流通的变化决定了出世面貌的发展变化。

城镇的聚集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外部性。城镇经济的外部性是城镇中各经济要素、经济活动的相关性与结构性产生的重要机制，但它也会导致经济要素、城市活动的相关性降低，彼此排斥和空间分散的离散力或排斥力，限制着城镇要素聚集和规模的扩大。

而城镇经济的外部性为地方财政的活动提供了空间，主要为对负的外部性的矫正和对正的外部性的补贴。

（2）城市化经济和规模经济。城镇化发展使得城市本身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制，地方财政为城镇的发展、为企业和居民提供了道路、公用事业以及信息设施、设备。规模经济使得城市各产业部门随产出规模的扩大所带来的长期平均成本下降的效益，也表现为企业和居民所享有的城镇公共产品的提供规模的扩大。但是伴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大量的人口也涌入城镇。这一方面使得提供城镇公共产品的平均成本下降，而另一方面，则会造成拥挤效应，使企业和居民对城镇公共产品的享用水平降低，所以城镇化的水平应当与当地的客观经济条件相适应。

2、辐射效应

城乡经济学范文篇4

[关键词]“三农”问题城乡经济一体化和谐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结构的分化和发展不和谐问题凸现出来。其中城乡分割、工农失调与城乡发展不和谐不仅是国人关注的“三农”问题的实质，而且也关系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探索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协调发展的新途径是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出路。

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使我们在解决“三农”及城乡一体化等问题时面临着极为沉重的体制障碍。一方面农村经济基础薄弱，人多地少，资本积累与投入不足，产业化和市场化程度较低；另一方面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大量资金源于农业积累、农业耕地被大量占用。在二元经济和城乡二元体制约束下，“三农”问题不可能单纯靠中央转移支付和从农业内部得到解决。就实施城市工商业向农业产业的渗透和扩散，最终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协调发展的路径进行了探索。

一、农业发展的金融支持

处于经济转型关键时期的农村地区面临着严重的资本困境，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下降，两者的脱节和摩擦更加严重。在讨论反哺政策时，总是强调向农村、农业“输血”是不够的。必须充分地培育农业产业的自生能力和竞争能力。另外，由于中国广大农村普遍存在着信用质量低下，民间金融萎缩，农业产业缺乏竞争优势，因而汲取资金的能力极其脆弱。相反，由于工业相比于农业具有普遍的比较优势，农业资本从农村“外逃”至城市经济。这表明农村金融的脆弱性极其严重，其影响农村金融体系的造血和输血功能。为此加快金融体系创新，解决农村经济发展中的资本困境问题，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央政府通过财政制度改革提升国家财政能力，对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对农村的金融支持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现有的政府主导的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出现梗阻现象，通过金融功能再造等多种手段建立一个健康的金融体系对于农村地区的发展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二、农业发展的技术支持

农业发展必须走科技之路，这是我国人多耕地少的国情选择，也是产业结构优化的自身选择。基于我国科技对农业支持的现状、特点和趋势，结合国外和农业发达地区的先进经验，我国应主要强调生物技术、化肥技术和农药技术以及农产品加工技术对农业进步的影响。具体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建立农业项目科技进步基金；重视农业政策对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技术推广的影响或作用；建立和形成对农民进行有效技术培训的制度保证；建立农村科技合作网络；加强农业技术专家的队伍建设。通过科技支农实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发展科技农业，优化农村产业结构。

三、农业发展与人力资源配置

由于体制的、历史的、制度的原因，“城市偏向”的惯性思维和惯性行为，使得农村人力资本投资长期不足，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偏低，农业科技人员数量少且逐年递减，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培训薄弱。由于医疗卫生条件差，农民“因病致贫”现象严重，使得更多学有专长的人寻找一切机会离开农村，到城市发展。人力资本存量不足已经成为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人才短缺制约了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影响了农村科技的进步与应用，也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层次造成不利影响，从根本影响了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由此可见，鼓励城市学有专长的技术人才和企业家到农村发展，实现城乡知识、信息、技术和人力资本的共享，优化城乡劳动力结构和技术结构，提高城乡的要素配置效率。加大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建立合理的投资机制将对促进农村经济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四、农业产业的自生能力

农村的发展不仅依赖传统农牧业，如种植业、养殖业的产业化和市场化，而且还应引入新型的农业部门，如观光旅游农业、休闲农业、教育示范农业、体验农业、海洋农业、无土种植农业等，融生产、生活、社会与生态等多种功能于一身，从而在传统农业内部发展出一个多功能、多形态的农业集成体系。随着我国市场准入的扩大和开放型经济的纵深发展，农村经济结构、主要农产品供求结构、农民收入结构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并在区域上呈现了差异，因此，创新农业的生产方式、组织形态，使农业产业结构向市场纵深发展；农业经济向第二、三产业渗透，构造组织体系与生产经营方式的联动机制，充分利用农业自然力的比较优势，通过科技投入和政策支持，构建具有竞争优势的农业“产业集”，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农业产业的自生能力。

五、农业产业化与组织创新

农业产业化是一种综合经营体制，是城乡互动和彼此协调发展并不断向外溢出技术、扩展社会资本的动态过程。借助一系列中介组织（如农业种植协会、龙头企业等），把各类产品链、产业链、价值链延伸到市场，才能在农民、农业和农村中分离出异质型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并从农业内部发展出不同的专业化经济组织，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根本转型，最终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其中，产业链的构建成为农业产业化的核心环节。从制度和组织安排的方式上看，存在着两种基本模式：合作社和“公司+农户”。合作社大多是中、小农户自愿联合，集体加工或销售。“公司+农户”模式一般是以经营农产品加工和购销业务的公司为核心，吸收附近农户组成生产基地，实行生产、加工、销售的一体化。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总结我国农业产业化实践探索最优组织模式。龙头企业带动型组织;中介组织带动型组织;专业市场带动型组织;主导产业带动型组;科技带动型组织。

六、工业反哺农业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城市经济增长，我国到了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在反哺过程中建立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工农协调、城乡统筹发展的“反哺与互动传导机制”，把反哺看作是“直接反哺”和“间接反哺”的统一。前者是“政府有形之手”通过政府对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干预，改善农民的收入结构、改进农村公共设施，实施优质的主粮生产区工程。后者是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通过农业产业化政策，培育农业的自生能力。与此同时，政府采取贷款优惠和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城市工业向农民、农业和农村提供知识、技术和产业服务，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和工农产业的协调发展。间接反哺是把以农业、农村为依托的农业产业延伸至城市经济的专业化分工体系与以城市工业为依托的向农业产业渗透和扩展的专业化分工体系联接起来，更侧重政府产业引导下的市场的无形之手对专业化和分工体系的调节作用。探求工业和农业发展的互动机制，是转轨条件下中国农业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必要举措。

七、城乡土地统筹与土地合理流转

从我国国情出发，分析和把握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保护耕地同非农建设占用耕地之间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妥善处理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和土地占用之间的关系；协调建设用地和保护耕地之间的关系；降低工业化、城市化的成本与保护农民利益的矛盾；在不同所有权条件下，消除地权歧视，统筹发展城乡土地市场；建立土地集约利用长效机制；实现农村产业组织与农地产权制度有效结合，维护农民权益的问题。

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需要新思路，需要超越单纯的工业发展优先的认知范围。创新农业的生产方式、组织形态，通过多渠道支持，构建具有竞争优势的农业“产业集”，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农业产业的自生能力。和谐社会的建设呼唤中国的全面转型，推进社会全面转型，而不是单纯地一味强调经济转型。优化结构，统筹城乡社会与经济发展，这对于提高城乡社会和谐程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D·盖尔·约翰逊:经济发展中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商务印书馆,2004

[2]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3]陆学艺:“三农”新论当前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5

[4]王永龙:中国农业转型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

[5]LorenBrandt李果黄季ScottRozelle:中国的土地使用权和转移权:现状评价.经济学（季刊）,第3卷第4辑

[6]陈宗胜黎德福:内生农业技术进步的二元经济增长模型——对“东亚奇迹”和中国经济的再解释.经济研究,2004年第11期

[7]杜吟棠:“公司+农户”模式初探——兼论其合理性与局限性.中国农村观察,2002年第1期

[8]冯兴元何梦笔何广文:试论中国农村金融的多元化——一种局部知识范式视角.中国农村观察,2004年第5期

[9]高云峰:农业产业化发展中的金融约束与金融支持.农业经济问题,2003年第8期

[10]吴敬琏林光彬: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三农”问题.宏观经济研究,2002年第6期

[11]尹瑞珍:农业产业化是我国农村经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经济研究,1997年第10期

城乡经济学范文篇5

按照经济学家刘易斯的经济增长理论，所谓“二元经济结构”就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现代部门”（现代工业）与“传统部门”（传统农业）的二元对立并存的现象，他认为，经济发展可以理解为在传统的以自给型农业为主体的不发达经济内部，出现并发展以现代工业为主体的现代部门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国正是在一种传统农业为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我们建立起部门比较齐全、布局比较合理的工业体系，城市化进程也不断地向前推进；但是广大的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还相对落后，许多地区农村经济仍然处于劳动投入为主的生产方式，这就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问题。这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不仅制约着现代工业和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也严重制约着农业经济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扩大之势，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

若单从收入的量上来看，农民的收入水平是不断增长的，尤其是取消农业税等许多支农惠农政策实施以来，但是若要从增长率和城乡对比中来看，农民收入增长是相对缓慢的。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78年至2012年35年间，全国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从133.6元增加7917元，城镇居民收入从343.4元增加到24556元，①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速是农民的1.21倍。1978年城乡收入比是2.57:1，随后有所下降，但始终保持在1.5:1以上，并且在近10年保持在3.0:1以上（如图所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造成了大量的资金和劳动力向城市和工业转移，这就必然会制约农业经济的发展。

2.落后的农村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

经过多年的农村建设，尤其是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之后，我国的农村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比如2012年，全国20户以上自然村通电话达到到95.2%，行政村通宽带达到87.9%，农村信息化建设下乡活动惠及82%的乡镇；②全国通公路的乡（镇）占全国乡（镇）总数的99.97%，通公路的建制村占全国建制村总数的99.55%；③每千农业人口乡镇卫生院床位1.25张，每千农业人口乡镇卫生院人员1.37人。④但是这其中的不少项目也是要农户筹集部分款项完成的，这影响了农民的自身积累。农村的基础设施与城市相比还是极为落后的，在交通、通信和电力等方面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农村的公路、网络、电讯是修通了，但运行管理维护跟不上而受到损坏，导致基础设施效用发挥不出来，严重的多次投资建设也未能彻底解决问题。这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是极为不利。农村在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农村也远远落后于城市，比如在医疗方面，2011年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农村是2.80张，与城镇的6.24张相差1.22倍。⑤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落后必然造成经济发展缺乏足够的根基和动力，从而成为农业经济发展的制约。

3.农业生产市场化、产业化程度低

我国的农业生产长期以来是以分散的个体农户为主体的，虽然有些地方也成立了农业专业合作社，成立了产业化经营组织，但整体比例不高。截至2012年底，农民专业合作社总数达63.4万个，实有成员达4436.0万个（户），带动非入社成员5646万户。⑥由于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低，就难成规模效应，也增加了生产成本，再加上分散的小农户很难经营形成产品品牌，产品无法批量生产，还缺乏市场信息，这就大大降低了其在农产品市场中的竞争力。我国的工业、服务业主要集中在城镇地区，而农村工业与服务业发展滞后，这就造成农产品进行深加工所创造的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较低，影响了先进的科技手段应用到农业生产中，难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速度。农业生产市场化、产业化程度不够，农产品加工和贸易发展的相对滞后，不能使农业生产形成与工业和商品贸易一体化的发展形式，这也是制约目前农业经济发展障碍的主要因素之一。

4.二元的户籍制度及其衍生问题

改革开放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实行的是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把居民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这种户籍制度是与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适应的，它以二元的户籍制度控制人口的迁移。这种户籍制度把农民束缚在了土地上，造成了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一些政策上的放宽，大量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但这种二元的户籍制度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不同的户籍决定了不同的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于是出现了人才和劳动力集中于城镇，而农村则出现了“空心村”等现象，这似乎与农业经济发展滞后形成了恶性的循环，农业经济越是发展滞后，人才和资源越是涌向城镇，从而又反过来制约农业经济的发展。另外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但是由于户籍限制，他们并不能享受到与其所在地城镇居民一样的待遇，于是就出现了近几年比较突出的“农民工”问题，这一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的是城市化进程和农民收入问题，但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也有连锁影响。

二、成因归集：历史、经济体制和发展战略的综合分析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是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必须面临的现实难题，它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历史、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等方面。

1.历史因素

我国历史上就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重农抑商”、“强本抑末”的经济发展方式造成我们在近代社会中工业发展的落后，新中国也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当时中国只有占国民经济总值10%左右的现代性工业，90%左右的仍然是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需要有强大的国防来巩固新生政权和防止外部势力的入侵，因此就必须首先考虑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国防的现代化以发展经济、摆脱贫困落后。优先发展工业，是一个后发展国家迫切要求改变其落后状况的战略选择，是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相适应的。由于长期地采取优先发展工业的经济发展方式，必然造成对农业投入的不足，从而使农业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工业的增长。虽然近些年我们也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主张，并采取了许多优先发展农业的政策措施，但由于农业发展的长期积弱，并没有使二元经济结构的问题得到根本解决。

2.经济体制因素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与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隔离的计划经济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忽视甚至否定经济发展中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利用行政指令的办法规定农产品价格，利用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来实现从农业中汲取发展工业的物质和资金，直接削弱了农业自身积累的能力，这种工业对农业的长期的剥夺造成了农业发展的落后。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还有一系列的制度，如户籍制度、粮食供给制度、副食品及燃料供给制度、住宅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人才制度等等。这些制度与计划经济体制一起导致了一种封闭的城乡关系，这就大大强化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3.发展战略选择因素

建国后的几十年里长期奉行的是一种赶超战略，特别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这与传统的其他工业国家的发展模式不太一致，按照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发展模式一般是由轻工业到基础工业再到重工业，但由于历史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国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道路。由于重工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积累和资源消耗，而当时的中国并不具备这些条件，于是采取“以农补工”的方式，将农业的资金资源转移到重工业上。据统计，“1952～1990年，我国农业通过税收、“剪刀差”和储蓄三种方式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的总量达11594亿元，扣除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同期我国工业化从农业中净调动资金9528.15亿元，平均每年高达250亿元”。⑦这种剥夺农业来满足重工业发展资本量的做法不仅造成了农业经济发展的长期落后，也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失调。虽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体制和机制的转换，农业经济获得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但长期积累而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并没有得到完全的改善。

三、路径选择：消解二元经济结构

以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当代中国农业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中国农业经济要取得进一步的长足发展就必须破解这个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

1.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以更多优惠政策繁荣农村经济

要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就应加大对农业经济的投入，补上这个国民经济的“短板”。首先，加大财政投入的力度，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提高农村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必须完善道路、电力、通信、水利等基础设施，只有这样农村经济的繁荣才有了根基。提高农村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水平，才能更有助于激发农民劳动的积极性，降低城乡之间的待遇差别，从而为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其次，给予农业经济发展更多的优惠政策和保护，比如在农产品的价格方面，国家可以通过政府的宏观政策进行一定程度的管控，以减小由于市场波动和少数人投机对农户造成的伤害。除此之外，还应以培养良种和推广为重点，加大农业的科技投入。做到这一点除了应不断提高农业的机械化水平，还应加强农业科学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增强农民科学种田的能力。

2.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机制

在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下，通过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资源在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的流动和重组，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以农村产业发展为基础，促进城乡之间在人才、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双向流动。通过市场互动，帮助农民适应市场、把握市场、占领市场，促进农产品销售，提高市场价值和附加值，同时把真正符合农民消费需求的工业产品销往农村，扩大内需。通过信息互动，建立城乡信息沟通的有效渠道，实现城乡优势互动、资源互补；通过产业互动，逐步形成城乡分工合理、产业链对接、共同繁荣的格局。

3.加强制度改革，破除城乡一体化的制度障碍

如何把弱小的传统农业改造为生产效率高的经济部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必须建立一套适于改造传统农业的制度，他指出“制度上的相应的改变是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之一。”因此要真正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就必须通过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来扫除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障碍。就要不断深化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就业制度改革，建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培育市场主体，完善市场体系，即建立健全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信息市场、技术市场等等。

4.加快县域经济和小城镇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差距

城乡经济学范文篇6

关键词：城乡统筹产业融合城乡产业分割

重庆是一个大城市与大农村并存、传统农业与工业同在、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十分突出的特殊直辖市，是中国国情的缩影。2007年6月，重庆被获准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为重庆城乡统筹发展提出了新的目标。围绕这一目标，重庆市政府提出了七项重要举措，其中之一就是要着眼于统筹城乡发展规划，大力推进产业合理布局和区域协调发展。产业是国民经济的组成结构，城乡产业配置得当是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前提。因此，探讨城乡产业的统筹发展，推动城乡经济社会资源有效配置，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推进城乡产业的转换升级和协调发展，对重庆市城乡统筹发展的探索具有特殊的意义。

一、统筹城乡产业发展与统筹城乡发展的关系

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中，统筹城乡产业发展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它不仅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前提和重要内容，也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突破口，还是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途径。通过统筹城乡产业的发展，带动农村工业化、实现城乡互动，工农良性互动，最终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二者的相互关系主要表现在：

1、统筹城乡发展必须以统筹城乡产业发展为前提。要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的目标，必须以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为基础，并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渐推进，因此发展经济就成为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前提工作，特别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核心———“三农”问题的解决，更是要依靠城乡经济的发展来解决。而国民经济是由不同的产业部门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国民经济的发展，本质上是各个产业部门发展的综合体现，因此，统筹城乡发展必须以统筹城乡产业发展为前提。

2、统筹城乡产业发展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基础。统筹城乡产业发展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应有之义，前者是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城乡产业统筹发展了，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推动城镇化，缩小城乡差别，推动和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从而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二、重庆市城乡产业发展的现状

（一）城乡产业发展失衡

由于特殊的体制原因和城市产业倾斜政策，重庆市长期实施“工业优先、城市偏向”的发展战略，在产业政策上，强调工业优先；在产业空间布局上，强调把工业主要放在城市；在资金流向上，政府通过税收、垄断土地一级市场等方式，把农业剩余积累由农村大量转入城市。这种城乡脱节的产业发展政策，致使农村二、三产业发展滞后，基础设施薄弱，农村经济发展与城市的差距不断拉大，形成了严重分割对立、非良性互动的城乡产业关系，主要表现在：农村经济结构仍以传统型为主，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程度较低。农产品仍以农户小规模分散生产经营为主，未形成规模经济。农产品集约化、规模化、标准化生产程度低，市场竞争力弱。农产品市场规划建设滞后，流通主体培育不够，产品流通不畅。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数量少、规模小、带动面窄，市场流通中介组织发育不充分，市场专业化服务滞后，销售服务体系不配套。

（二）城乡产业脱节

2007年末，重庆市人均GDP已突破2000美元，根据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提出的产业结构的标准模式，我市已进入工业化的第二个阶段。但是，该阶段我市城乡产业发展仍出现比较大的脱节，主要表现在：

1、三次产业内部结构协调性较差。直辖以来，全市产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总体上看产业结构层次已越过“一、二、三”和“二、一、三"”的低级状态，形成了“二、三、一”的格局，到2007年第二产业占GDP的45.9%，第三产业占GDP的42.4%，第一产业占GDP的11.7%，但整个三次产业内部结构协调性仍然较差、结构不尽合理。一是农业粮食、生猪两大传统产业仍然是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主要来源；二是工业传统产业比重偏大；三是第三产业仍以传统的商贸、餐饮、运输服务业为主，新兴产业如中介服务业、第三方物流、金融保险、信息咨询等发育不足。

2、城乡产业投资失调，政策支农不足。财政对“三农”的有效投入严重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不高。2004年我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1609.9亿元，农业投资额仅占2.2%，而2007年全年所完成的3161.51亿固定资产投资中，第一产业投资为59.74亿元，仅占1.9%，比起2004年还有所下降。二是金融信贷支农力度不高，农村金融服务主体缺位现象严重。由于国有商业银行网点布局调整、收缩，农村信用社规模、实力有限且历史包袱沉重，农村正规金融供给不足。金融机构减少，降低了农村地区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部分农村地区因无法获取正规信贷，民间借贷现象突出。

（三）城乡产业结构同构

我市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在行业和产业结构上表现出高度的同构。从产值构成上讲，我市乡村工业与建筑业、交通等第三产业在乡村总产值中的比重与城市基本持平，这一方面使城乡生产要素得不到合理配置，造成产品生产上的简单重复和资源的浪费和破坏；另一方面也加剧了低水平的市场竞争，使消费品市场结构性过剩不断加剧。在产业布局上，目前已呈现出过度分散化现象，突出表现在县级支柱产业缺位及市县间产业链的缺失。城乡产业结构趋同，产业布局不合理，严重影响了全市产业的发展水平和层次的提升。

三、重庆市城乡产业分割的原因分析

1、国家初始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因素导致城乡产业分割。建国初期，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为实行赶超型的工业发展战略，跨越以轻工业为重心的发展阶段优先发展重工业，国家不得不通过强化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政策的超经济手段，靠牺牲农业利益来为工业提供原始积累。重庆与全国大部分地区一样，采取以牺牲农业的利益来优先发展工业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这直接导致了城乡产业分割。改革开放以后，又由于工农、城乡发展不同步，使城乡产业结构的矛盾更加尖锐。

2、国家推行的有关政策和制度框架继续加剧城乡产业的分割。建国以来，我国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实施了“城市偏向”的分割式发展战略，在政策和制度等许多方面存在着对农村、农业和农民的歧视，如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政策，使城乡交换关系长期处于不平等状态；政府的财政金融政策过度向城市倾斜，对农村投入太少，使农村资金长期处于“贫血”状态；严格的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导致了市民与农民的天生不平等；对农民的歧视性的劳动就业制度、城乡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广大农民享受不到国民待遇等等，这些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重市民轻农民的做法，人为地造成了严重的工农分割、城乡分治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在城乡之间筑起了一道道壁垒，阻止了正常的城乡交流。

3、特殊的历史因素导致城乡产业结构矛盾突出。重庆是个重工业城市，建国建市之初所实行的服从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一系列强制性制度安排分割了工农和城乡关系，导致了以工业为主导的城市经济发展迅速，而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农村经济发展缓慢。现代经济学表明：在工业行业中，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与农村经济的关联度相对最高，但我市长期走的却是重工业发展路子，农业、轻、重工业比例失调，国民经济重型化，使之连接现代工业和传统农业、城市工业与农村经济的关联度十分薄弱。客观上滞缓了我市城乡产业结构矛盾的化解。

四、重庆市统筹城乡产业发展的对策措施

统筹城乡产业发展，就是指各级政府在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时，必须对城市和农村的相关产业统筹考虑，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格局，加强城乡产业之间的联系，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实现城乡产业相互融合、良性互动、协调发展。

（一）以政府为主体、以深化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为动力推动城乡产业统筹发展

由于我市城乡产业分割的结构性矛盾的主要原因是历史的政策、体制因素所致，因此，现阶段的统筹城乡产业协调发展，不是市场能够解决的，要依靠政府的政策制度创新，构建城乡平等的政策和制度框架，从而逐渐改变城乡差距的扩大。具体如下：

1、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制，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采用倾斜的资源配置政策，对农村发展给予扶持。

完善农业投融资管理体制。放宽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增加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投入，建立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体系。采取贴息、补助、税收等措施，发挥财政资金投入的导向作用，鼓励社会资本积极投资开发农业和建设农村基础设施。

3、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和创新。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通过向农户、企业、信用社职工进行增资扩股，建立股份合作制带社区性的地方金融机构，增大向农村贷款的资金量。建立政府财政与金融机构贷款坏账分担机制，鼓励金融机构向“三农”提供贷款，增强支农服务能力。创新农村金融组织，发展新的贷款担保形式，推进诚信管理，探索建立各种类型的小额信贷组织。

（二）推进城乡产业融合，优化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

统筹城乡产业发展，必须以城乡产业融合发展为导向。产业融合发展的关键在于培育产业链、促进产业集群、扶持一体化。统筹城乡产业发展，需要强化三次产业的内在联系、完善三次产业的布局，形成区域分工合理、特色优势鲜明的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具体措施为：

1、统筹城乡产业结构，使城市的产业布局与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合理分工，形成紧密的产业互动链条，由城市二三产业带动农村二三产业，由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推动城市产业层次的提升。

2、充分利用我市人力资源丰富特别是农村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正确处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通过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有机融合，促使城乡产业统筹发展。

3、通过农业与加工工业、服务业的互补性融合，拉长农业产业链，使农业生产链条不断向加工、销售、服务一体化方向延伸，加速形成一个以市场为导向，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和规范化管理的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带动农业、加工业、服务业的一体化发展。

4、优化城乡产业空间布局。在产业融合过程中，农业、加工业、流通服务业各个环节会在空间上形成聚集的结点。即是农业、加工业、流通贸易业合理地布局在乡村、小城镇、城市这一地域空间上，以产业为纽带形成城乡之间的有机经济联系，各个产业在空间上的聚集为城镇体系的发展提供了产业支撑，使产业发展和城镇体系建设形成良性互动的过程，促使城镇体系和产业布局的合理化。

（三）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增强城乡产业关联度，推进城乡产业协调发展

城乡产业协调既包括城乡产业的空间布局，又涉及城乡功能配置问题。要在空间布局确立的基础上，在市场范围内形成既有分工又有协作的城乡功能结构。要按照大市场原则建立统一的城乡市场，规范市场行为，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生产要素的功能互补与最优配置，进而构筑城乡产业协调发展机制。

1、加速城乡第二产业对接。目前乡镇工业与城市工业在两个不同的范畴里构筑起两个工业体系，各自相对封闭运行，重复建设产品同构、资源浪费低水平竞争愈演愈烈。为此，当务之急是推动城乡工业一体化。

2、新建产业要以城乡关联度高的产业为主。在制定产业发展规划时，要着眼于城乡统筹，大力发展城乡关联产业。要制定相关优惠政策，扶持和鼓励社会资金投向城乡关联产业。特别应引导城镇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在新建产业上，以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农用生产资料业等城乡关联产业为主。

3、推动城市科技、信息等产业下乡，对下乡产业给予政策支持。目前，农村第二产业发展严重滞后，农民急需的科技、信息、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等明显供给不足，而这些资源大都集中在城市，与农村联系松散。所以应统筹城乡产业发展，协调配置城市资源，大力鼓励和引导城市相关产业下乡，开拓农村市场，带动农村发展。

参考文献：

[1]单鹏举,邢海晶.城乡统筹发展视角的产业支撑体系研究[J].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07,(2).

[2]黄蔚.直辖市重庆城乡和谐之路: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J].城市发展研究,2007,(3).

[3]张丽亚.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关系探讨[J].农村经济,2006,(11).

城乡经济学范文篇7

(一)国外学者关于统筹城乡发展的研究

从历史上看，各国在发展初期都经历了城乡关系失衡的非良性互动状态。发达国家统筹城乡发展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发展经济和城市经济领域。然而，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十分突出，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及其区域二元社会经济文化结构问题的研究则集中在较广泛的领域和视野展开。其中，刘易斯(W.A.Lewis)(1954)提出的“二元经济论”、费景汉、拉尼斯(JohnC.H.Fei、GustavRanis)(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费景汉——拉尼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乔根森(D.W.Jorgensen)(1968)提出的“二元结构模型”、哈里斯、托达罗(Harris、Todaro)(1970)提出的“哈里斯——托达罗模型”、缪尔达尔(KarlGunnarMyrdal)(1957)提出的“地理二元结构理论”等从发展经济学角度出发，把城乡关系成为其最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他们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面临的城乡关系、结构变迁、劳动力转移、资本积累、技术选择、环境污染、生态恶化、人口增长极变化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形成了基本的理论分析框架。同时，霍华德(E.Howard)(1898)提出的“田园城市理论”、沙里宁(E.Saarinen)(1910)提出的“有机疏散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城乡关系理论”、赖特(FrankLloydWright)(1932)提出的“广亩城理论”、芒福德(L.Mumford)(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城乡发展观”、麦基(T.G.Mcgee)的亚洲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20世纪开始的“城乡边缘区理论”、岸根卓郎(岸の根卓の男)提出的“城乡融合设计”概念等从社会学和城市经济学的角度对统筹城乡发展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

(二)国内学者关于统筹城乡发展研究

新中国建立后，同志的城乡关系论对计划经济时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骆子程等学者以城乡二元结构为基本线索，系统分析了城乡矛盾的特殊性、演变过程、体制原因及影响后果，并提出了解决这一矛盾的基本思路。接着，周叔莲(1996)、郭克莎(1996)、金碚(1996)、王建(1996)、王积业(1996)、农业部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1998)等学者对统筹城乡发展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21世纪初期，曾菊新(2002)、张平军(2004)、周一星、石忆邵和张翔、柴彦威、金艳、曾磊、鲁奇(2002—2005)等学者从社会学、城市经济学的角度对城乡统筹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进行了系统研究。目前，党和国家制定的重大方针、政策在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对学术界提出了重大的研究课题。2007年6月7日经国务院批准在中国欠发达地区的重庆和成都市设立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一重大战略部署以及党的“十七大”精神要求学者们对其中一系列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从国内外研究现状中可以发现：其一，国外学者研究的理论大多是在发达国家城乡关系问题并不明显的条件下创立的，且一般把城市与乡村分离开来研究，这对发展中国家统筹城乡发展的针对性明显不足；其二，国内学者多数集中在宏观层面，围绕社会热点就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展开应对性和政策式讨论，紧紧围绕城乡关系问题展开研究的论文和专著一般散见于对其他相关问题的研究之中，而针对统筹城乡发展的特殊性进行重点研究的更不多见；其三，国内大多数学者主要对东部发达地区的城乡统筹问题进行研究，而对我国欠发达地区统筹城乡问题缺乏相应的研究。因此，笔者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借鉴国外发达国家或地区统筹城乡发展的经验和成果，结合西部地区城乡二元结构的现状及其原因，运用投资学、运筹学、经济学、系统科学等理论来研究西部地区统筹城乡发展的主要问题，提出符合西部地区统筹城乡发展的有效途径及政策建议。

二、西部地区统筹城乡发展中的主要问题

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设立，为我国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但也存在阻碍着城乡统筹战略的顺利实施的主要问题。西部地区统筹城乡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如下：公务员之家

(一)思想观念上的制约

西部地区统筹城乡发展中的观念思想制约是限制城乡进一步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第一，“等靠要”、“为搞实验区而搞实验区”等消极思想限制了人们的积极主动性发挥，不利于重庆市在制度上进行自主创新，阻碍了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第二，城乡统筹发展是一项系统的战略工程，必须要做好近期与远期目标想结合的战略规划，戒除一蹴而就式的改革观念。第三，重城市、轻农村，城乡分治的传统观念和做法，人为地在城乡之间筑起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加大了统筹城乡发展的难度。

(二)城市化进程滞后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业对工业、农村对城市的依存关系日趋增强。但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滞后，使得城市负担不断加重，削弱了城市的先头带动作用。表现在：第一，整体城市化水平偏低，决定了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处于较低的水平。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较低，2006年仅26.9%。第二，区域差异显著。2006年都市城市化率达到61.5%，而其他地区城市化率分别只有20.8%。第三，城镇体系建设不合理。城市两极分化较为严重，中等规模城市出现断层，影响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功能及城市化进程。滞后的城市化进程减弱了城市对农村的带动效应，不利于统筹城乡战略的顺利实施。

(三)城乡劳动就业不协调

城乡劳动就业不协调是西部地区城乡统筹问题的根本所在。表现在：第一，农村劳动力过剩现象严重。西部地区农村人口占3/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二，城市就业吸纳能力较弱。目前，西部地区城市优势产业培育不足，导致城市劳动承载能力的不强，已经成为城乡就业问题的症结所在。第三，城乡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产业结构与劳动力素质结构的不匹配，进一步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进而影响到统筹城乡发展进程。

(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不平衡

不平衡的基本公共服务事业严重制约着重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制约着西部地区和谐社会的构建。表现在：第一，基础建设投入的不平衡，城市投入的总量高于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基础设施投入的不平衡，2006年，西部地区城市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为农村的14.29倍。第二，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平衡，广大农村不能分享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第三，医疗卫生水平的不平衡，不健全的农村医疗卫生体系远远滞后于城市。第四，科技文化的不平衡，科技文化的投入、应用推广等城市大大超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平衡阻碍了农村的快速发展，扩大了城乡间发展差距，对统筹城乡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五)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

收入分配不合理不仅影响了西部地区消费与投资结构的协调，而且从长远来看关系统筹城乡的成败。表现在：第一，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始终要高于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97年的5302元上升到2006年1157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97年的1692元增长到2006年的2871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2.18倍，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增长了1.69倍。第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总体上呈现出扩大的趋势。1995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为3.13倍，到了2006年达到了直辖以来的最大程度，收入差距扩大了4.03倍。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的隐性收入，其城乡居民的实际差距将会更大。第三，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总体小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改革30年间的绝大多数年份中城镇居民的收入增幅要高于农村居民的收入增幅，而且农村居民的收入增幅变动态势极不稳定，不利于差距的缩小。

(六)农民市民化缓慢

农民变市民速度的缓慢，不仅不利于农民增收，还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是影响统筹城乡发展战略顺利实施的主要障碍。表现在：第一，农村人口比重较大，目前仍然有55%的人口生活在农村。非农就业的适应能力差和就业及收入的不稳定制约农民转化为市民。第二，农民市民化障碍重重，在体制制度及意识观念等方面的阻力较大。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二元体制下的户籍政策，农村的土地制度，不平等的教育体制，歧视的就业政策等制度层面的制约因素，以及法律意识、思想观念等其他方面的因素，都将对农民市民化进程产生阻碍作用。公务员之家

(七)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障碍

西部地区统筹城乡发展面临的制度障碍，削弱了统筹城乡发展的动力与活力，已成为城乡统筹发展的瓶颈。表现在：第一，户籍制度不统一，制约城乡二元制结构的改变。第二，土地制度不健全，农村宅基地还在增长，没有实现居住性转移。第三，社会保障制度有待完善，全市还没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劳动和社保局分支机构在全市覆盖不广。第四，公共财政体制不完善，农村税费改革不彻底，基层财政转移支付面临诸多问题。第五，农村金融制度发展滞后，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不完成，金融产品单一，服务水平较低，农业保险发展迟缓。城乡发展的制度障碍是造成二元经济社会体制的主要原因，导致政府政策向城市倾斜，形成了封闭的城乡关系，造成了城市带动农村经济发展机制的缺失，不利于城乡统筹协调发展。

三、西部地区统筹城乡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制定完善西部地区城乡统筹发展战略规划

西部地区统筹城乡发展战略是一个长期的、系统的工程，这必然要求制定详细的战略实施规划。战略实施规划主要包括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

西部地区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目标包括远期目标和近期目标。

近期目标：加大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力度，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步伐；着力解决好民生问题，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加强城市建设，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建成有西部特色的城乡统筹发展模式，形成具有示范效应的全国城乡统筹发展新模式。

远期目标：努力把两个地区加快建设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为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不懈奋斗。建成有适度差异的具有新型城乡特点的城乡经济社会关系，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的一体化。

(二)深化思想认识，破除落后观念

西部地区统筹城乡发展不仅是经济发展的统筹，同样也是思想观念的统筹。第一，破除旧有的城乡差别观念。传统的城乡差别、收入差别、工农差别等观念严重阻碍城乡经济的协调互动发展，因此应建立统筹城乡发展新观念，以新观念促进新型城乡关系的建立，以新观念引导新发展。第二，破除改革中的“等靠要”等依赖思想。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重点在于体制制度的改革，打破旧有的体制束缚与制度障碍，进行体制创新，从制度与体制中释放出新的生产力，并以新型城乡一体化制度保障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第三，避免改革一蹴而就的心态。“急于求成”、“为搞实验区而搞实验区”等心态不仅不能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而且将会加大统筹城乡改革的难度。统筹城乡发展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必须制定远期与近期相结合的战略规划，并且在实践中不断修正与完善。第四，破除改革“避重就轻，求稳怕乱”的思想。统筹城乡改革的核心在于打破旧体制，在于某些统筹土地、户籍及社保等关键领域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只有破除改革“避重就轻，求稳怕乱”的思想，树立积极进取、敢闯敢冒、超前思维等观念才是改革成功的保证。

(三)加快城市发展，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

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在于发挥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首先要做大城市经济圈，扩展城市经济圈的发展空间和容纳能力，逐步实现大城市带大农村协调发展，实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补、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道路。城市经济圈的壮大一方面可以为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提供雄厚的资金支撑和科技支持，另一方面也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加快农民变市民进程。具体来讲，主要包括发展优势产业以及促进农民向市民转化等方面。

1.突出城市产业发展带动作用。产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城市对农村的经济带动作用主要依靠产业的带动作用来实现，通过城乡产业的链接与融合来实现城乡经济发展深度和广度的拓展。这两个地区是传统的工业基地，装备制造业是传统的优势产业，但目前应对其进行技术改造和制度创新，一方面对现有产业进行整理和升级的同时积极培育具有潜在优势的新兴产业，另一方面，主动将产业链向郊区和有条件的农村城镇地区延伸，以产业发展为依托，来促进当地城市化建设和农民市民化进城。

2.增强城市就业吸纳能力。城市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载体。增强城市就业吸纳能力将有利于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以及发展统筹城乡战略的顺利实施。

3.探索农民变市民的创新模式。西部地区统筹城乡发展的核心和重点在于农民变市民，目前农民变市民进程主要是受到现有体制与机制的制约，因此，加快农民市民化必须进行模式上的创新，打破旧有的体制和制度。尤其是在城乡结合地区，农业产业化及农民市民化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可以优先考虑在城乡结合部率先进行农民市民化模式的探索和创新。

(四)加快农村自身发展，提高农村对城市的支持作用

统筹城乡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其重点和难点都在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加快农村自身的发展，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是发展城乡统筹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根本任务。

1.加大农业发展支持力度。现有农业投入水平较低是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主要瓶颈。因此，稳定提高对农业投入的比重，增加支农投入的总量，是促进农村、农业快速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的前提。

2.积极发展劳务经济。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约3/4，而且在广大农村地区已经出现大规模的劳务输出现象，发展劳务经济的条件已经具备。而且发展劳务经济既增加了农民收入来源，也使进城农民提前适应了城市工作与生活节奏，增强了城市适应能力，为农民市民化创造了有力条件。因此，劳务经济可以作为农村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统筹城乡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主要是：第一，组织技能培训，提高就业能力。第二，突出企业优势，创新就业模式。第三，发挥政府作用，做好就业服务。

3.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第一，建议逐步建立起合理的土地流转制度，失地农民以土地换住房、社保等制度。按照总量不变、占补平衡原则，合理调剂区域建设用地指标；通过互建工业园、财税分成等方式，与库区的对口支援区县及其他地区协调建设用地指标，保证统筹城乡发展用地需要。第二，探索建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完善农村承包地流转方法，明确流转程序，配套建立土地流转风险保障制度，促进农村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按照“承包地换社会保障、宅基地换住房”的原则，采取置换或回购土地、实施“新居工程”、享受廉租住房、自主购房补贴等办法，鼓励农民“自愿退出宅基地、流转承包地”，进入城镇或农村新型社区居住。第三，引导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村民集资、土地经营权入股等方式，在中小企业创业基地和农副产品加工区修建标准厂房或职工公寓出租，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增加农村收入，逐步实现工业向园区(基地)集中、人口向新型社区集中、农用地向规模经营集中，从而实现促进农民市民化、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目标。

4.加快生产要素向农村扩散。生产要素是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的基础，包括资本、人力、技术等。目前困扰农村发展的主要问题是资本和技术，应该通过多种途径解决。现有农村财政金融体制较为落后，对城乡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调节作用不够突出。同时也不能发挥出对农村发展、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资金支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统筹城乡发展的进程。而现有的农业生产方式多是粗放式经营，技术对农业的支持力度相对不足，又加剧了其他生产要素的耗用。主要措施为：第一，深化公共财政制度改革，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分配合理的公共财政制度；第二，完善农村土地流转机制，尝试土地入股、以地换资等资本筹措方式；第三，尝试建立农村银行，激活农民或农村自有资金；第四，改善投资环境，拓宽投融资渠道，积极发展“业”在内的政府或私人的现代融资渠道；第五，加大对农业的技术支持力度，着重解决关系农业发展的节水技术、病虫害防治技术等突出问题。

(五)统筹城乡发展，发挥城乡协调互动作用

1.确立战略工程地位。西部地区统筹城乡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明确城乡统筹发展的战略地位是顺利实现统筹城乡发展方略的先导和根本。

2.建立城乡一体化户籍制度。打破农民变市民的户籍障碍，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体系，消除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在工资、社保等方面的差别。

3.构建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完善覆盖城乡的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为主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城乡居民基本生活。

4.完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统筹城乡公共服务改革是完善政府职能，促进统筹城乡发展的前提。第一，加强政府在统筹城乡进程中的主体作用；第二，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不断强化政府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第三，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5.构建开放型的区域经济合作框架。统筹城乡发展，不仅要实现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协调发展，还要以一种开放型思维，将重庆市、成都市更好地融入到区域经济、全球经济的合作中去。加强相互之间以及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合作与协调发展，鼓励优势产业、企业“走出去”，支持外地优势产业、企业“引进来”。

6.建立健全预警监控机制。统筹城乡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在实施的过程中，难免会触动和涉及到各组织、各部门以及个人的利益与矛盾，存在着潜在的改革风险与挑战。因此，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土地流转等风险监控机制，建立进城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利益诉求和保障机制，建立各项改革措施的信息披露机制将能有效规避各种创新的潜在风险和降低各项改革的制度成本。

城乡经济学范文篇8

关键词：城乡统筹发展模式比较启示

根据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和突出矛盾，党中央做出了实行城乡统筹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就其内涵和实质来讲，统筹城乡发展就是要把城市与农村、农业与工业、农民与市民作为一个整体，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统一规划中去考虑，把城市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综合起来研究，统筹加以解决，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一体的协调发展。

由于经济、社会、政治、历史、自然条件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不同地区在统筹城乡发展方面，形成了许多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这些模式对其他较为落后地区统筹城乡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一、我国城乡统筹发展的主要模式

（一）城市为主导，以城带乡的城乡统筹发展模式

“城市为主导，以城带乡”即在城乡统筹过程中，以发展城市经济为主要手段，通过发挥城市的经济辐射功能，为乡村提供市场和资金，带动乡村经济的快速发展，进而达到城乡统筹发展的目的。我国运用“城市为主导，以城带乡”模式的典型地区是珠江三角洲地区。

珠江三角洲位于我国广东省沿海地区，主要包括广州、深圳、珠海、江门、中山、佛山、东莞等地区，是我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也是我国城乡统筹发展进程最快的地区之一。珠江三角洲的城乡统筹，至今大致经过三个阶段：一是商品农业阶段，重点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条件；二是农村工业化阶段，以农村工业化带动农村城市化；三是完善基础设施阶段，按现代化城市要求，构筑现代化城市的框架。深圳、珠海等大城市具有较强的辐射功能，能够很好带动乡村的发展。而且，由于珠江三角洲位于沿海开发区，具有优越的外贸条件，在出口外贸的推动下，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得更快，城乡统筹发展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近几年来，珠江三角洲又探索、总结出实现城乡一体化的10条标准，即农业生产现代化、农村经济工业化、基础设施配套化、交通通讯网络化、市场经营商品化、文明卫生标准化、群众生活小康化、服务体系社会化、行政管理法律化、环境净化美化。这十条标准的实现将极大地推动城乡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乡村为主导，乡镇企业拉动城乡经济发展的城乡统筹发展模式

“乡村为主导，乡镇企业拉动城乡经济发展”即以发展乡村经济为主要手段，通过建立合适的产业体系，扶植有发展潜力的乡镇企业，使乡村经济快速发展起来，最终达到城乡统筹发展的目的。我国运用“乡村为主导、乡镇企业拉动城乡经济发展”模式的典型地区有苏南地区。

苏南是指长江三角洲的苏州、南京、无锡、常州。改革开放以来，这里是全国经济发展最快、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尤其是苏南的乡镇企业，已成为苏南经济的支柱。乡镇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使苏南可以采取以工补农、以工建农的措施，来协调工农关系，稳定农业生产。他们在全区建立了优质、高效的农业生产基地，推动了农业机械化、良种化、水利化和服务社会化，保证了一、二、三产业的协调发展。农村经济的发展，打破了传统的二元结构，引起了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一大批小城镇脱颖而出，成为联结城乡的枢纽，极大地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质量，大大加快了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城市化进程。

（三）以城乡为整体、统筹规划的城乡统筹发展模式

以城乡为整体、统筹规划即将城乡作为一个整体，为城市和乡村的协同发展做出统一的规划，进而在实行过程中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的目的。我国运用“以城乡为整体、统筹城乡规划”模式的典型地区有上海市和北京市。

1.上海“城乡统筹规划”的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模式。上海从1984年开始研究城乡统筹问题。1986年，上海市正式把城乡一体化作为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和指导方针。在发展城乡一体化和处理城乡关系问题上，上海市将其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上海市区与上海郊区九县一区的关系，其特点是工农业产品的交换和横向经济联系较为紧密和直接，与行政管理区域相一致；第二层次是上海市区与上海经济区诸县、乡、农村的关系，其特点是经济来往虽较为密切，但由于分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域，经济来往中行政干预的因素比较少；第三层次是上海与全国广大农村的关系，其特点是直接的经济联系较少，主要通过多种流通渠道发生关系。他们认为城乡关系反映的是城市与乡村的一般关系，而城乡一体化作为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和指导方针，对城市与乡村的广度和深度规定得比较明确，在内涵和外延的规定上也比较清楚。上海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战略就是以上海城乡为整体，以提高城乡综合劳动生产率和社会经济效益为中心，统筹规划城乡建设，合理调整城乡产业结构，优化城乡生产要素配置，促进城乡资源综合开发，加速城乡各项社会事业的共同发展，保证上海城乡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2.北京“工农协作、城乡结合”的城乡统筹模式。工农协作、城乡结合是北京市进行城乡统筹的主要做法。工农协作是指城乡工业开展多层次、多渠道的横向经济联合，通过合资经营、合股经营等形式兴办工农联营企业，逐步形成经济协作网络。其具体方式是由城市工业提供设备、资金、技术、管理人员等，由县、乡、村提供厂房和劳动力，联营双方实行利润分成、按股分红，共同承担市场风险。城乡结合多属于纵向经济联合。城市工业通过各种方式向郊区扩散零部件加工或下放产品，大力开展帮技术、帮管理、帮设备、帮培训的四帮活动，使城乡经济呈现出城乡协作、优势互补的局面。

二、我国三大城乡统筹发展模式的异同点

（一）三大模式的相似点

1.把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作为一个重要的策略。各个地区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模式，都很关注农业问题，尤其是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问题。如珠江三角洲总结出的实现城乡一体化的10条标准的首要两条就是农业生产现代化、农村经济工业化；苏南地区城乡统筹发展的措施之一就是在全区建立优质、高效的农业生产基地，推动农业机械化、良种化、水利化和服务社会化；上海城乡统筹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一点就是合理调整城乡产业结构。我国许多地区产业结构不合理，尤其是城乡产业结构不协调，制约了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发展，因此，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成为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2.关注农村自身经济发展能力的提高。农村经济发展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不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自身发展能力比较弱。因此，这些地区在进行城乡统筹时，都关注农村自身经济发展能力的提高。如珠江三角洲城乡统筹发展的三个阶段：商品农业阶段、农村工业化阶段、完善基础设施阶段，重点在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实现农村工业化，提高农业生产能力；苏南地区以乡镇企业为城乡统筹的支柱，以小城镇为城乡联结的枢纽，极大地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质量，大大加快了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城市化进程；上海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的中心是提高城乡综合劳动生产率和社会经济效益，加速城乡各项社会事业的共同发展；北京工农协作、城乡结合策略就是将城市和乡村的相对优势结合起来，互相补充、互相促进。

3.注重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城乡差距的一个方面就是基础设施建设的差距，消灭城乡差距就得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上述地区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过程中都注重解决城乡基础设施差距问题。如珠江三角洲城乡统筹发展的第三阶段就是完善基础设施阶段，其总结出的实现城乡一体化的10条标准之一就是基础设施配套化；上海城乡统筹发展战略之一是统筹规划城乡建设等。

4.注重发挥政府的引导规划作用。从上述三大模式中可以看到各地方政府或起引导的职能，或起规划的职能。如1986年，上海市正式把城乡一体化作为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和指导方针；北京大力开展帮技术、帮管理、帮设备、帮培训的四帮活动。

（二）三大模式的不同点

1.城乡统筹主导不同。从上述模式可以看出，在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过程中，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主导，珠江三角洲以城市为主导，苏南地区以乡镇企业为主导，上海和北京以城乡整体为主导。

2.城乡统筹路径不同。不同的城乡统筹模式，不同的动力机制，使得各个地区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路径也各有特色。珠江三角洲是以城带乡为主，苏南地区是以乡镇企业的发展带动城乡统筹发展，上海运用城乡统筹规划来实现城乡统筹发展，而北京则通过工农协作、城乡结合来推进城乡统筹发展。

三、我国城乡统筹发展的经验总结

（一）实事求是，因地制宜

不同地区在城乡统筹方面有其特殊性，如珠江三角洲“以城带乡”的模式，苏南以乡镇企业发展带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模式，上海“城乡统筹规划”的模式，北京工农协作、城乡结合的模式等。这些模式都是各个地区遵循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今后在统筹城乡发展、出台各项相关政策方案时，不同地区应在借鉴经验的基础上，从自身实际出发，走城乡协调发展之路。

（二）发挥政府职能，做好统一规划

从全国各个地区的城乡统筹模式中可以看出，无论哪个地区的城乡统筹，都离不开政府的引导、支持和监督。要做好城乡统筹规划，政府应该从总体上来考虑，“城市偏向”或“农村偏向”的政策都可能造成城乡不均衡发展的问题。而城乡均衡发展，并不是要使城市农村同一发展，更不是要使城市农村一致化、一样化，而是要协调发展、互补发展。

（三）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农村自身经济发展能力

在分析各个地区城乡统筹发展模式的相似点时，我们发现这四大地区都重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尤其是农业的升级，同时，也关注农村自身经济发展能力的提高。不同地区在统筹城乡发展时，应该将这两点结合起来，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来带动农村经济发展能力的提高，用农村自身经济发展能力的提高，来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协调城乡产业结构，促进农业生产现代化，规范农村商品和劳动力市场，提高农村自主发展能力，最终达到城乡统筹发展的目标。

（四）以人为本，关注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农村、农业、农民这三个问题中，尤以农民问题为重。解决三农问题，关键在于减少甚至消除农民和市民之间的差距，使广大农民也能平等地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农民问题是城乡统筹问题的核心，而我国的农民一直被称为“弱势群体”，这种现象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歧视农村”的政策造成的。除此之外，我国正在进行农村土地流转改革，这是关系到广大农民生存根本的问题。要发展农村，发展农业，调动农民积极性，就得改变过去那种重城市、轻农村的政策，制定好城乡统筹中的相关制度。

（五）重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强调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是影响农村地区发展程度的重要条件之一。一方面农村要发展，基础条件很重要，交通、水电、医疗、通信等，都是影响农村承接力的因素。这些基础设施建设不好，农村的经济就发展不好。另一方面城乡统筹中很重要的一条是使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能平等的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这就要求重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民的生产生活水平。

城乡统筹不仅仅是统筹经济发展，还要统筹社会发展。因此，在对城乡进行规划时，不能仅偏重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要重视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从而使农村的环境优美、社会和谐、生活富裕。

参考文献：

城乡经济学范文篇9

[摘要]经过30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农业生产和农村非农化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农村城镇化具备了加快发展的条件和基础。在当前农民收入增长乏力、国内需求不旺的形势下,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对于启动农村市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乡村工业和农业产业化进一步发展、转变农民生活方式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关键词]城镇建设加快进程

一、加快城镇化发展的战略意义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新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也是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一)加快城镇化发展水平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客观要求。当前,从总体上看,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仍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我国的城镇化率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相比要低10个百分点,与同等工业化水平国家比要低约20个百分点。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综合实力竞争,主要是城镇实力的竞争。城镇化水平越高,经济效益就越高,资源利用效率也越高,可持续发展能力越强,符合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城镇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有利于带动周边地区特别是农村的经济发展,是县域经济增长的龙头。

(二)加快城镇化发展水平是统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我国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大力推进城镇化,可从导致城乡结构、地区结构失调的根源和内因入手,打破现存的城乡二元结构,实现人口、经济活动的合理分布和自由流动,达到“解放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治本之策,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

(三)加快城镇化发展水平是坚持以人为本,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和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迫切需要。农村城镇化可以打破原有城乡隔绝的格局,使农民既发生职业转换,也实现地域转移,农村由封闭走向开放,成为转变农民生活方式和观念、激发农民创新精神和冒险精神、塑造一代新农民的“催化剂”。城镇文明影响、改造、带动农村文明,促进农村社会进步,提高农民素质。而农村生态进入城镇,也可以有效改善城镇人居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四)加快城镇化发展水平可以成为启动农村市场乃至扩大整个国内需求的切入点。当前国内需求不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农民收入长期徘徊不前、农民消费观念落后,使农村市场增长缓慢。据统计,2006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达到6.85万亿元,但县及县以下农村市场消费品零售额只有2.39万亿元,仅占全国的34.9%。8亿多农民实现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由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的35%降到90年代以来的20%,农民人均消费额只相当于城市居民的40%左右。加快农村城镇化发展,可以把农村的潜在消费转变为现实的有效需求,成为扩大国内需求的关键。

二、中国城镇化的瓶颈制约

(一)农村内需不足的制约我国13亿人口中,9亿农村人口处于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半自给状态,城市贫困阶层维持在温饱阶段,而对西方生活方式的推崇使富裕阶层消费均崇尚国外名牌,导致财富外流和国内市场萎缩,“大中国、小市场”问题愈益严重。因此,没有农村的繁荣和农民的富裕,我国的城镇化就会遭遇极大的困难,大国经济发展不能长期依赖外需拉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之后,国内经济学家和一些“三农”问题专家纷纷在第一时间发表意见,提出用新农村建设作为克服当前产能过剩、内需不足、市场疲软的突破口。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由农村承载缓解“通缩”、启动消费和需求的重任,不仅仅是农村不可承受之重,也是在向农村转嫁城镇化风险。事实上,最近20年来的小城镇建设和村镇建设基本依赖农民自主投入,“三农问题短腿在农村”的问题被历史地凸现出来。没有农村基础设施的进步,就不可能有农业的发展并增加农民收入,从而拉动内需,保持城镇化可持续发展。

(二)劳动力就业的制约从2006年至2015年,我国城镇每年自身新增劳动力550万人,2005年新增大学生为338万人,国有和集体企业深化改革后再就业劳动力为450万人,加上往年积累的失业劳动力,城镇每年需解决就业的劳动力达2400万人。根据我国经济每年约9%的增长速度和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实际提供就业岗位将稳定在1000万人左右并呈递减趋势。有学者提出1%的转移指标,也就是每年转移1000万农村人口,就目前就业状况看值得商榷。还有学者提出通过制造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也是有失偏颇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异军突起,近1.2亿农村富余劳动力暂时有了就业机会。60～70%的制造企业产品出路依靠出口,外贸依存度多年维持在近70%的高端,贸易顺差连年快速增加,引发发达国家联合对我国劳动密集型低端产品的需求约束越来越严厉。因此,我国城镇化发展提供的就业岗位与农村实际需转移的就业人口间的供求距离越来越大,大量农村人口往何处去将是一个长期问题。

三、总结

小城镇发展需要按照综合协调、政策集成的要求,整合规划、建设、国土、农业、交通、水利、扶贫、卫生等各部门的资源,把环境整治、精神文明、农房规划、生态农业以及扶贫等职能工作加以统筹,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在新农村建设的总体部署中,应坚定不移地加快小城镇发展,坚定不移地把优先发展小城镇作为重要抓手,推动从中央到地方把小城镇发展全面纳入支持“三农”的各类规划、计划,把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繁荣小城镇经济作为制定经济社会政策的重要原则,形成城乡一体的工作格局和推进机制。

当前,特别应当重视小城镇发展的有关政策研究,加快小城镇发展由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的转变,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健全城乡资源良性互动的市场体系,促进小城镇加快发展。

参考文献

[1]陈爽,姚士谋,等。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综合思考[J]经济地理,1999

城乡经济学范文篇10

[摘要]经过30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农业生产和农村非农化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农村城镇化具备了加快发展的条件和基础。在当前农民收入增长乏力、国内需求不旺的形势下,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对于启动农村市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乡村工业和农业产业化进一步发展、转变农民生活方式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关键词]城镇建设加快进程

一、加快城镇化发展的战略意义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新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也是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一)加快城镇化发展水平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客观要求。当前,从总体上看,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仍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我国的城镇化率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相比要低10个百分点,与同等工业化水平国家比要低约20个百分点。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综合实力竞争,主要是城镇实力的竞争。城镇化水平越高,经济效益就越高,资源利用效率也越高,可持续发展能力越强,符合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城镇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有利于带动周边地区特别是农村的经济发展,是县域经济增长的龙头。

(二)加快城镇化发展水平是统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我国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大力推进城镇化,可从导致城乡结构、地区结构失调的根源和内因入手,打破现存的城乡二元结构,实现人口、经济活动的合理分布和自由流动,达到“解放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治本之策,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

(三)加快城镇化发展水平是坚持以人为本,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和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迫切需要。农村城镇化可以打破原有城乡隔绝的格局,使农民既发生职业转换,也实现地域转移,农村由封闭走向开放,成为转变农民生活方式和观念、激发农民创新精神和冒险精神、塑造一代新农民的“催化剂”。城镇文明影响、改造、带动农村文明,促进农村社会进步,提高农民素质。而农村生态进入城镇,也可以有效改善城镇人居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四)加快城镇化发展水平可以成为启动农村市场乃至扩大整个国内需求的切入点。当前国内需求不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农民收入长期徘徊不前、农民消费观念落后,使农村市场增长缓慢。据统计,2006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达到6.85万亿元,但县及县以下农村市场消费品零售额只有2.39万亿元,仅占全国的34.9%。8亿多农民实现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由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的35%降到90年代以来的20%,农民人均消费额只相当于城市居民的40%左右。加快农村城镇化发展,可以把农村的潜在消费转变为现实的有效需求,成为扩大国内需求的关键。

二、中国城镇化的瓶颈制约

(一)农村内需不足的制约我国13亿人口中,9亿农村人口处于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半自给状态,城市贫困阶层维持在温饱阶段,而对西方生活方式的推崇使富裕阶层消费均崇尚国外名牌,导致财富外流和国内市场萎缩,“大中国、小市场”问题愈益严重。因此,没有农村的繁荣和农民的富裕,我国的城镇化就会遭遇极大的困难,大国经济发展不能长期依赖外需拉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之后,国内经济学家和一些“三农”问题专家纷纷在第一时间发表意见,提出用新农村建设作为克服当前产能过剩、内需不足、市场疲软的突破口。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由农村承载缓解“通缩”、启动消费和需求的重任,不仅仅是农村不可承受之重,也是在向农村转嫁城镇化风险。事实上,最近20年来的小城镇建设和村镇建设基本依赖农民自主投入,“三农问题短腿在农村”的问题被历史地凸现出来。没有农村基础设施的进步,就不可能有农业的发展并增加农民收入,从而拉动内需,保持城镇化可持续发展。

(二)劳动力就业的制约从2006年至2015年,我国城镇每年自身新增劳动力550万人,2005年新增大学生为338万人,国有和集体企业深化改革后再就业劳动力为450万人,加上往年积累的失业劳动力,城镇每年需解决就业的劳动力达2400万人。根据我国经济每年约9%的增长速度和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实际提供就业岗位将稳定在1000万人左右并呈递减趋势。有学者提出1%的转移指标,也就是每年转移1000万农村人口,就目前就业状况看值得商榷。还有学者提出通过制造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也是有失偏颇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异军突起,近1.2亿农村富余劳动力暂时有了就业机会。60～70%的制造企业产品出路依靠出口,外贸依存度多年维持在近70%的高端,贸易顺差连年快速增加,引发发达国家联合对我国劳动密集型低端产品的需求约束越来越严厉。因此,我国城镇化发展提供的就业岗位与农村实际需转移的就业人口间的供求距离越来越大,大量农村人口往何处去将是一个长期问题。

三、总结

小城镇发展需要按照综合协调、政策集成的要求,整合规划、建设、国土、农业、交通、水利、扶贫、卫生等各部门的资源,把环境整治、精神文明、农房规划、生态农业以及扶贫等职能工作加以统筹,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在新农村建设的总体部署中,应坚定不移地加快小城镇发展,坚定不移地把优先发展小城镇作为重要抓手,推动从中央到地方把小城镇发展全面纳入支持“三农”的各类规划、计划,把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繁荣小城镇经济作为制定经济社会政策的重要原则,形成城乡一体的工作格局和推进机制。

当前,特别应当重视小城镇发展的有关政策研究,加快小城镇发展由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的转变,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健全城乡资源良性互动的市场体系,促进小城镇加快发展。

参考文献

[1]陈爽,姚士谋,等。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综合思考[J]经济地理,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