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收入范文10篇

城乡收入范文篇1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分类标准，东部包括北京、天津等11个省(市、区)，中部包括山西、湖北等8个省(市、区)，西部包括内蒙古、西藏、重庆等12个省(市、区)。利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农村金融服务图集的相关数据，从农村金融深化及农村金融效率2个方面分析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

1．1我国农村金融深化的区域差异

以农村地区贷款余额与该年度GDP的比值代表农村金融深化，比值越高，农村金融深化程度越高。从表1可以看出，总体而言，三大区域农村金融深化程度呈东部＞西部＞中部的格局。东部地区农村金融深化程度最高，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农村金融深化程度显著低于东部、西部。2008年以来，东部地区农村金融深化程度呈快速上升趋势，而中部地区农村金融深化程度的动态变化并不明显，因此2008年以来农村金融深化的区域差异逐渐加剧。2010年，东部农村地区贷款余额在GDP中的比率已达66．74%，高于西部约10百分点，高于中部约32百分点。

1．2我国农村金融效率的区域差异

动员和运用储蓄是金融中介机构最基本的功能。制约农村金融体系功能发挥的掣肘并不在于储蓄动员能力不足，而在于农村储蓄不能有效转化为农村贷款，农村稀缺的金融资源外流，因此主要从农村金融中介机构将农村存款转化为农村贷款的能力方面度量农村金融效率。贷存比指农村地区贷款与存款的比值，贷存比越高，农村金融机构将农村存款转化为农村贷款的效率越高，农村金融中介机构服务农村的功能越强大。从表2来看，三大经济区域农村存款转化为农村贷款的比率都小于1，说明三大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农村金融资源流失。总体来看，农村金融效率呈现出东部＞西部＞中部的格局。东部地区农村存款转化为农村贷款的比率最高，且呈上升趋势，2010年东部农村地区存贷比高达0．79，远高于同期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存贷比。中部农村地区存款转化为贷款的比率最低，且呈下降趋势，2008年以来贷存比已下降至0．5以下。西部农村地区贷存比先下降后上升，虽然高于中部地区，但与东部仍有一定差距。

2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区域差异

2．1面板数据模型及构建

拟采用2006—2010年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农村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区域差异。与横截面数据及时间序列数据相比，面板数据能够同时涵盖农村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区域特性和时间特性。另外，面板数据可以“加大样本容量，把不同时点从同一总体中抽取的多个随机样本混合起来使用，可以获取更精确的估计量和更具功效的检验统计量”［7］。为检验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否具有区域差异性，建立如下回归模型:srcjit=ai+β1×njit+β2×lnrjgdpit+β3×eyxsit+uit，(1)式中:srcjit代表城乡收入差距变量;nj代表农村金融发展变量;lnrjgdp和eyxs为控制变量，其中lnrjgdp是经济增长变量，由各地区的人均GDP取自然对数值代表，eyxs是二元经济结构变量，由各地区的二元对比系数代表;下标i表示地区(1，2，…，31)，下标t表示年份。二元对比系数是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之比，以第一产业代表农业，以第二、第三产业代表非农业，则农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等于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与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比重的比率，非农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等于第二、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与第二、第三产业劳动力比重的比率。农村金融发展变量包括2个:以农村地区贷款余额与农村GDP的比值(njgm)代表农村地区的金融深化程度;以农村地区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值(njxl)代表农村金融效率。表3给出了各变量的统计性质。为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将2个农村金融发展变量分别放入回归方程中:在回归方程1中，农村金融发展变量是农村金融深化程度(njgm);在回归方程2中，农村金融发展变量是农村金融效率(njxl)。农村金融发展数据全部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农村金融服务图集中的相关数据计算而来，其余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及各地区统计年鉴计算而来。因为农村金融服务图集只报告了2006—2010年的数据，因而实证数据的时间跨度为2006—2010年。

2．2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2．2．1模型的假设检验结果

首先利用Hausman检验判断应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另外，面板数据还可能存在截面异方差、截面相关和序列相关，上述情况存在的情况下会导致参数估计有偏，因而使用Modifiedwaldtest检验是否存在异方差，使用Wooldridgetest检验是否存在序列相关，使用Pesaran''''stest检验是否存在截面相关。假设检验的结果如表4所示。

2．2．2实证结果分析

由表4的假设检验结果可知，需要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上述面板数据模型。但由于上述模型基本均存在截面异方差、截面相关和序列相关问题，故还需采用Driscoll－Kraay标准误即xtscc模型对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修正。表5是对固定效应模型修正后的回归结果。从表5的实证分析结果可以看出:(1)农村金融深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东部地区农村金融深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0．05水平下显著，该变量的符号为负，说明东部地区的农村金融深化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西部地区农村金融深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均不显著。(2)农村金融效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也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农村金融效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为负，说明农村存款转化为贷款的效率提升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该变量在0．01水平下显著。中部地区农村金融效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显著。西部地区的农村金融效率在0．05水平下显著，系数的符号为负，说明农村金融效率提升同样能够促使城乡收入差距降低。虽然在东、西部地区农村金融效率都能降低城乡收入差距，但东部地区农村金融效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强于西部地区。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整体而言，东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要大于中西部地区———无论是农村金融深化还是农村金融效率，都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西部地区，农村金融效率也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弱于东部地区。在中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没有显著影响。(2)农村金融发展可能对降低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积极作用，这一点在东部地区表现尤为明显。与农村金融深化相比，提高农村金融效率对缓解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可能更强。在东部地区，农村金融效率变量的回归系数不仅大于农村金融深化变量，而且该变量在统计意义上也更为显著。

3对农村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区域差异的解释

农村金融发展可能有助于降低城乡收入差距，且东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强于中西部地区。其原因包括:首先，农村金融发展可能有助于降低城乡收入差距。众所周知，信息不对称使金融市场充斥着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为了规避这些风险，就必须对潜在贷款者进行筛选。筛选的准则是尽量选择“安全”的客户，这就要求提供抵押。穷人与富人相比，难以提供合格抵押品且单次借贷金额往往是小规模的。对于穷人而言，如果存在信贷约束，那么一个人即使可以具有学习天赋或具有较高的企业家天赋，也不可能通过贷款对自身进行人力资本或生产资本方面的投资，以期获取更高的收入。也就是说，信贷市场的不完善可能使得低收入群体对初始禀赋存在路径依赖，导致弱势群体收入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8］。由此可知，金融发展之所以能够影响收入分配是因为信贷配给程度对穷人和富人是不一样的，穷人由于初始财富禀赋低，受到的信贷配给更严重。信贷配给进而影响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投资机会，穷人和富人由于机会不均等导致收入差距扩大。金融发展影响收入分配的微观机理凸显出农村金融发展的重要意义。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增强了农村经济主体的金融资源可得性，更多的难以获得金融服务的农村低收入群体和农村中小企业享受到金融发展的收益。如果获得金融服务，这些弱势群体就能够克服初始不平等的影响，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和物质资本投资，这增加了弱势群体获取高收益的机会。因而，农村金融发展可能有利于降低城乡收入差距。其次，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存在区域差异。从前文分析可知，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呈东部＞西部＞中部的格局。东部农村地区不仅农村金融深化程度最高，而且农村金融效率最强，农村金融资源流失程度最轻。根据农村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逻辑机理，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其农村居民越容易获取各种金融服务和金融资源，进而增强其获取高收益的机会，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可能越强。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区存在以下区域差异:(1)与中、西部相比，东部农村居民受到的信贷配给更少。据王曙光等的调查，地域因素是影响农户信贷配给的重要因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东部地区的农户比中西部地区的农户更容易获得贷款;东部地区的农户平均贷款规模显著高于中部地区［9］。(2)与中、西部相比，东部农村居民的物质资本投资机会及规模更大。以农户家庭在农业生产机械上的投资为例，东部农户拥有户均价值为12．6万元的机械，中西部农户分别仅拥有户均价值为6956、3713元的机械［10］。(3)与中西部相比，东部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机会及规模更大。以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中的文化、教育、娱乐支出和医疗保健支出代表农户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根据2012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计算，2011年东部农村居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总额为1125元，高于中部的741元及西部的619元。综上所述，由于我国东部地区的农村金融发展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农民金融资源可获性也强于中、西部地区，因此东部地区的农民更容易按照自身意愿进行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东部地区的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可能强于中、西部地区。

4结论及政策建议

城乡收入范文篇2

近十年中国城乡人均纯收入分别以12%和11.5%的速度持续增加，截止到2010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乡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19109.44元和5919.01元。伴随着人均收入的提升，城乡居民人均消费也分别以10.6%和11.5%的比例稍滞后的同步增长，截止到2010年底，分别近似达到13471.45元和4381.82元。2002－2010年间全国整体上城乡人均纯收入和人均消费的具体演化轨迹为:从上图中可看出:乡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消费近乎是同比例增长，而城镇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大于人均消费的增长速度，所以引致下文的城镇消费率下降的演化轨迹和乡村消费率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轨迹。还可清晰看出两者都呈现出增长趋势。在增长速度上，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大于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相反，农村人均消费增长速度快于城镇人均消费增长速度。且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远高于乡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消费。任一年乡村人均纯收入都还不及城镇人均消费，同时2010年乡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纯消费还不及2002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这说明，无论在收入和消费上，城乡差距都至少在8年以上。为清晰的观察各省城乡的人均收入以及人均消费的绝对值，以及各省的人均消费以及人均收入水平在全国中位序，在此给出2010年各省的城乡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值和相应的排名。随着城乡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量的绝对量的持续提高，那城乡消费率将如何演化?通过以下数据将看到:城市的消费率如今持续下降，即从2002年的0.783下降到如今的0.705①;乡村消费率展现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法则，即先上升在下降的倒U型轨迹②，从2002年的0.741上升到2006年的0.789，再从2006年的0.789下降到2010年的0.740。依据空间上分布的异质性可反映时间上的连续性，故随着时间演化，乡村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量持续提高，最终将重复城镇消费率的演化轨迹，则整体上任一省份较为完整的消费率演化轨迹应存在一个近似倒U型的演化片段，即先上升后下降。从上图可看出:初始城镇消费率高于乡村，在2004年后城镇消费率被乡村消费率超过，在2004－2007年间乡城消费率之差持续扩大，2007后消费率差距趋于缩小，而乡村消费率趋势符合方程LogNormal分布f=0.737+0.051*exp(－0.5*(ln(x/2006.6)/0.0009)^2)(1)因整体上的数据分析易于忽视微观和结构，下两幅图分别考察城乡在不同人均收入下消费率的演化轨迹。从上图可以看出:不同收入水平下城乡消费率演化轨迹基本上一致，前者符合线性下降趋势，后者符合倒U型。无论城乡都呈现:收入越高的省份，消费率越低。城镇人均收入大于20000和小于20000的城镇消费率，近似相差4%，2010年前者维持在66%左右，后者维持在70%左右;乡村人均收入大于5000和小于5000的乡村消费率相差6%左右，2010年前者维持在70%，后者维持在78%左右。

省域城乡收入差距和省域城乡消费差距

在2002－2010年间全国城乡人均纯收入之比大体趋势是上升的，表示为下图的星号的散点图。从2002年的3.11，上升到2009年的3.33，2010年出现下降的趋势，这9年平均差距维持在3.25，而城乡人均收入之比在2010年以后将呈现下降趋势，即城乡收入差距的轨迹必将展现倒U型的片段。大体全国城乡人均消费之比呈现缩小趋势:从2002年的3.28下降到2010年的3.07，这9年平均差距维持在3.15左右，2002－2003年间消费比呈现上升，同样城乡消费之比也呈现倒U型片段。城乡收入差距在扩大，相反消费差距在不断缩小。从上图可看出:城乡人均收入比在2002－2009年间呈现上升，2009年后开始下降，即倒U型片段。城乡消费比开始出现小幅上涨，接着2003－2006年间一直巨幅下降，2006年后城乡消费比轻微下降且稳定在一较低的3.1值附近。2005年前城乡消费比大于城乡收入比，2005年后城乡消费比开始大于城乡收入比。说明乡村消费率比城镇的高，乡村很多钱没用于储蓄，而是用于消费，相反城镇的储蓄率较高，消费率持续走低。因整体上考察会丧失微观和结构上的信息，在此把城乡人均收入比和人均消费比分别在三个不同人均收入的梯队下加以考察，然后看上述宏观性状是否在微观下依然保留。同时看，在不同人均收入下会显现出哪些以前没有观察到的现象法则。根据各省人均收入水平进行聚类，节点是人均收入分别为20000元和30000元，进而把省份划为三类①。从上图可看出:人均收入比虽呈现上升趋势，但后期都存在轻微下降的特点。特别人均收入小于20000的梯队，2007年后呈现出明显的下降。同时人均收入水平越高区域，城乡人均收入比越小，即越富有的梯队，城乡收入差距越小。从第二幅图看，各收入水平下，各梯队同样呈现出下降趋势，但下降幅度存在明显的差别。人均收入小于20000的省份城乡消费比在一个高水平上下降，且下降幅度最大;人均收入大于20000而小于30000的省份在一个次高水平上下降，下降幅度次大;人均收入大于30000的梯队在一个最低水位上下降，下降幅度最小。如果空间上发展的不均匀性可反映任一区域时间上发展的连续性，那未来第三梯队上人均收入比将缩小，达到第二梯度上的低水平，进而达到第一梯队上的更低水平，这种运动过程是波动式的迂回下降。人均消费比的第三梯队未来也将重复第二梯队的低水平及低速率，以及第一梯队的更低水位和更低速率的运动轨迹。那各省城乡人均收入比和人均消费比将呈现何种演化轨迹呢?从上表可看出:人均收入低的省份(如贵州、甘肃等)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即倒U型，随着人均收入提高，中间出现一趋势不明显的徘徊期(如呈现明显下降的新疆和趋势不明显的海南和广西等)，接着进入第二个倒U型区段上，这个区段上省份有河南和湖南等，再次进入过渡阶段，如明显上升的福建、吉林及河北等;随着人均收入持续提升，最终进入高水平上的倒U型发展阶段，如上海、北京及浙江等省份。总之，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城乡收入的差距先上升后下降，经过渡期:下降或徘徊;然后进而中间阶段，再次出现先上升，再下降的倒U型阶段，接着进入过渡期，即上升和徘徊阶段;最后再进入第三个倒U型的发展阶段上。整个城乡收入比的演化轨迹，是一个有倒U型片段衔接成的向下延展的波，即存在迂回的向下延展，这是与传统笼统的认为:城乡收入比的演化轨迹是一个倒U型轨迹是不同的，上述更强调倒U型仅仅是演化轨迹中的一个片段。从上表可看出:上述演化轨迹表现为，随着人均收入提高，先呈现下降(如甘肃和西藏)，然后进入表征为倒U型的过渡期(如云南和贵州)及徘徊的海南和广西;接着进入明显下降区段(如河南、陕西及湖北等)，再次进入倒U型和徘徊的过渡期(如吉林、福建及广东天津);进而进入U型区段(如山东和辽宁等)，再次进入下降区段(如北京、浙江及江苏等)。可以肯定说:局部和阶段上是不存在普适性演化轨迹，如先前学者认为的倒U型和U型，W和N型，以及倒W和倒N。整体上若存在演化趋势，这种趋势是有U型、W型、N型以及倒U、倒W、倒N等波段衔接成的波动趋势，即上述都仅仅是一个片段而已，即上升后下降，下降后上升，上升后再下降，下降后再上升等等的延展过程。2010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分别达到19109.44元和13471.45元，乡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消费分别为5919.01元和4381.82元。城乡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的差距为3.22和3.07。人均消费差距有缩小稳定趋势，但人均收入差距虽在2010年出现轻微下降，但这个时段内还在一高水位上上升。在过去的15年间，全国整体上的城乡收入差距的年数，每年在以差距1年的速度拉大，这一直持续10年，即从1996年差距为4年扩大到2006年的12年。而从2006年到2010年这5年间，全国城乡差距基本稳定在12年左右，并在2010年有减小的苗头，即2010年中国整体城乡差距在11年左右。而具体各省省内城乡人均收入差距的从图7明显看出，除四川、湖南以及宁夏外，城乡收入差距的年数在地理空间上呈现聚集性。呈现收入差距最低的省份集中在东北三省、京津、江浙沪，城乡收入差距最高的省份集中在藏滇桂。城乡人均收入水平越高地方，城乡差距越小，基本上8年左右，但第一梯队广东是个例外，城乡差距可达到13年久，说明广东虽整体和人均收入较高，但社会风险极大;收入偏低的东北三省，整体上差距比较小，辽宁和吉林分别为7年和8年，黑龙江8年。除此之外，基本上符合越富有地区，城乡差距越小，越落后地区，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如人均收入低的云南及甘肃城乡收入差距年数达到15年和14年之长。同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地域，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经济发展水平最好区域，贫富差距最小，经济发展水平中等区域，贫富差距居中”①。这并不意味着“贫富差距较小区域，贫富差距就会一直缩小，贫富差距一直很大的区域，差距就会扩大”。如今却显现出:“经济最发达区域，除北京个别省份外，贫富差距好像都在低水位上轻微上升;差距较大省份，除一些省份迂回外，很多在一个高水位上剧烈下降”。说明随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贫富差距会缩小，但这种下降，是一延展开来的下降波。3通过对全国和各省城乡人均消费及消费率等面板数据的考察发现:近几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省份，都是乡村消费率与城镇消费率之差在扩大的省份。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省份，农村消费率远高于城镇消费率，高达10%以上，如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贵州、云南及甘肃三个低收入省份，分别达11%、17%及10%，乡村消费率平均达85%，城镇消费率平均达75%;收入次高的东北三省及其他省份，城市消费率大于农村消费率，农村消费率较低，基本上维持在68%左右，城镇消费率维持在75%左右，消费率之差也维持在－9%左右，城乡收入差距较小①。收入水平较高的天津、上海及北京等省份，除天津典型外，城乡消费率差不大，基本在1%之内浮动。从上表可看出:越穷区域，农村消费率越高;越富区域，农村消费率相对较低;富有区域的乡村消费率要么很低，要么与其城镇消费率相差很小，甚至农村消费率远低于其城镇消费率，当然富有区域，一般城乡收入差距较小。还发现:最富的地区，城镇的消费率最低;最穷的地方，乡村消费率最高。在一段时间内，只要农村消费率与城镇消费率之差持续变小，城乡收入差距就不断缩小。根据城乡收入差距等级对省份重新聚类，把2010年差距大于3的省份归结为一类，差距小于3的省份②划分为另一类。看“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省份是乡村消费率大于城镇消费率的省份，城乡收入差距较小省份是乡村消费率与城镇消费率之差较小的省份”的命题是否成立。解析和统计发现:前者乡村消费率与城镇消费率平均之差为4.2%，后者平均之差为－2.4%，说明城乡收入差距比较大的省份，乡村消费率比较高，城镇消费率比较低。换句话说，城镇的广义储蓄率比较高，乡村的广义储蓄率比较低，具体统计分析如图8。从上图看出:发现乡城消费率差越大，则城乡人均收入差距越大;乡城消费率差越小，人均收入差距越小。并呈现一个数量关系，乡村消费率每高于城镇消费率1%，城镇人均收入和乡村人均收入之比就大约扩大20%。换句话，前者每提高1个单位，后者就提高20个单位。故在收入分配乏力情况下的，想法设法，降低乡村居民的消费率，扩大城镇居民的消费率，是解决贫富差距的一条可行的政策。城乡收入比≈20*乡城消费率差+r(2)为获得更多细节和更容易把握消费率之差与城乡人均消费率间的关系，同样根据各省份人均收入水平的高低对全国31个省份划分三个梯队。从上表看出:人均收入水平越高的区域，乡村消费率和城镇消费率较低;人均收入水平低的区域，乡村消费率较高，而城镇消费率偏低;整体上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乡村的消费率差别较大，高达10%，相反城镇消费率差别不大，仅仅2%左右;越发达区域的城乡差距越小，越落后区域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因城镇消费率在各收入层次上变化不是那么明显，相反乡村消费率在收入的不同层次间变化明显，同样城乡收入差距对收入的不同梯队变化是敏感的，且和乡村消费率对收入梯队的变化是同步的，间接的陈述乡村消费率对城乡收入差距贡献较大，即乡村消费率和城镇消费率之差对城乡人均收入差距贡献大，其间存在正的因果链。

省际人均收入差距

通过对数据的统计分析，唯象的研究了整体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和各省城乡人均收入差距，考察了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在地理空间上是否呈现聚集性，分析了乡村消费率与城镇消费率之差与省内城乡人均收入之比存在统计关系。现在问题之一是，如今各省间的收入差距有多大，近似为多少年，如何测算;问题之二是，省际之间城镇收入差距有多大，如何测算;问题之三是，省际间乡村收入差距有多大，如何测算。下述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从上图看出:省际间的人均收入差距最高13年，如贵州和上海;最低为0年，如山西和陕西;比吉林人均收入滞后1年的有7个省份，如河北、湖北、重庆、陕西、黑龙江、宁夏以及山西;人均收入滞后两年的有5个省份，有河南、湖南、海南、青海及新疆;比其高两年的有4省份:天津、内蒙古、辽宁及福建。当然从上图还可以清晰看到哪些省份的发展水平较相近。接着问，任意两省份间城镇收入差距年数是多少?任意两省份间乡村人均收入差距的年数是多少?从上图可以看出:城镇收入差距最大的是上海和甘肃，差距近似为8年左右。而大多省份的城镇发展水平滞后于山东省的城镇发展水平2年，有海南、广西、云南、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宁夏、陕西、河北、河南以及吉林13省份，其次是比山东城镇发展水平滞后两年的省份，如黑龙江、陕西、贵州、西藏青海以及新疆。从上图可看出，乡村人均收入差距最大为13年，如上海和贵州;大多数省份的乡村发展水平在选择的尺度上与河南的乡村发展水平较相似，如湖南、湖北、江西、安徽、重庆以及内蒙古;比河南乡村发展水平滞后一年的有山西、宁夏、四川以及新疆，当然这些省份的乡村的发展水平在选择的尺度上较为相近。发展水平相近的可以在地图中清晰看出。同时发现:省际间乡村收入差距比省际间的城镇收入差距大。前者最大差别在8年左右，后者可以高达13年之久。

人均收入、人均消费、消费率及差距下的省份个数分布

从整体平均上加以考虑，将遮掩住许多经济法则。为进一步从城乡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的时间序列数据中挖掘出背后的法则，进一步对比城乡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选择2002年、2006年及2010年三时点上数据，分别绘出城乡在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下省份个数的分布图，进而从分布图中获得更多有用的信息。任给一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一浮动区间，看其落在这个窄带内的省份个数，初末点根据城乡情况而定，选取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左右浮动值为500元，绘出省份个数分布图。一、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下的省份个数的分布图的峰部都向大值方向移动，说明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都在增加;二、峰部逐渐降低，尾部逐渐变胖，主峰从正态分布向尖峰胖尾的截尾列维分布收敛①。尖峰变低说明处在中等收入水平上省份个数减少，尾部变宽说明两个极端的收入水平下，省份个数逐渐增加，即无论省域还是省际的收入差距都在扩大，进而社会风险加大;三、整体分布从一峰向多峰演化，朝着两个模块或更多模块演化，即社会出现明显的分层，阶层开始出现固化并加强。LogNormal→截尾Levy，t→2010①(3)消费水平下省份个数的分布图的计算和上述雷同。任给一人均消费水平下，计算其左右浮动500元的省份个数。选择每一区段的中点当做横轴，区段上的省份个数当做纵轴，顺次计算每一个区段上横轴值和纵轴值，绘出分布图。从上图可看出:一、城镇人均消费下省份个数的分布图的峰部逐渐下降并右移，即某一点附近的省份个数逐渐减少，省际间人均消费不像以前那么集中，较为分散，说明在人均消费上，省际间差距拉大;二、从一峰演化为分立的二峰，说明省际间已经出现分层，表征为阶层阶梯的模块化开始出现。对于乡村人均消费下省份个数的分布图，一、从无峰演化到有峰，峰部逐渐变低，分布函数有指数演化成正态分布，峰部逐渐变宽，说明省际间差距在拉大，有朝着向模块化演化的趋势。故城乡整体趋势:从一个谱带较为窄的分布，到一个谱带较为宽的分布，接着连续性断裂，演化成分立的离散谱带，即社会明显出现了表征为模块化的阶层。如今城镇人均消费集中在10000元左右，乡村集中在4000元左右。在时空上进一步挖掘城乡消费率数据所蕴含的外在社会现象和内在社会机制，同样做省份个数的分布。每一区间浮动值为0.025，横轴选择每一区间的中点，纵轴选择落在这个区间内的省份个数，整体区间初末端点选择以情况而定。PDF(it)=省份个数(it［x－0.025，x+0.025］)(5)从上图可看出:一、城镇消费率下省份个数的分布从一个分布较为集中演化到一个较分散的分布，峰部左移且演化出双峰，说明随时间变化城镇消费率逐渐变小且各省份消费率出现断裂分层现象。二、乡村消费率下省份个数的分布图的峰部先向右移动，出现双峰，说明消费率有变大趋势，在变大过程中存在断裂的分层现象;然后峰部又向左移动，说明乡村消费率经历变大之后，再次出现变小。总之，城乡两种分布基本演化轨迹→doublepeak→singlepeak→doublepeak→(波态演化)(6)那城乡人均收入比和城乡人均消费比下省份个数呈现何种分布及其如何演化?选取2002、2006及2010年三个时点上的数据，绘出在比下的城市个数分布图。任给一个收入比(或消费比)和一个浮动值，浮动值为0.5，区间中点为横轴值，计算此区段内省份个数，当做纵轴值，顺次计算每一区段内的中点和省份个数，绘出分布图。PDF(it)=城市个数it(［x－0.5，x+0.5］)(7)从下图可看出:一、城乡收入比的分布的峰部，先降低，后上升;先变宽，再变窄;先右移，再左移。这一降一升，一宽一窄，一右一左，原先分立的双峰，在这一过程中消失了，原先集中的分布图向着尖峰胖尾的截尾列维分布收敛，说明城乡收入差距先扩大再缩小，差距先分层后合层，如今差距较为集中。城乡消费率分布图从原先比较分散的右偏的lognormal向着对称集中的正态分布收敛，从原先高度偏低的一主峰和一偏峰演化成较高的单一主峰，说明城乡消费之比向着某一个值稳定收敛，消费差距从一分立的谱带向着连续谱带靠拢，城乡消费差距在以较小幅度的缩小。

城乡收入范文篇3

关键词：财政支农;城乡收入差距;影响

近年来，农村农业经济发展迅速，农民收入实现了飞速增长。由此可见，财政支农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农业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中处于基础地位，但属于薄弱产业，因而农业的发展必须依靠政府的财政支出，政府对农业的投入对农业发展具有明显的支撑作用[1]。财政支农政策作为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工具，是国家维护农业生产的主要手段。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重点发展城市经济，忽略了作为国家经济根本的农业经济，即使财政支农总量不断增加，但在农业缺乏发展活力的情况下，农业生产份额正逐年下降，严重制约了农业经济的发展，逐渐拉开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我国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升，但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广大居民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如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教育差距等。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努力缩小城市与农村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帮助农民提高收入水平，进一步扩大农民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明确提出限制城乡一体化发展最为重要的因素在于城乡二元结构。应加速农业经营体系的创新建设，为农民争取更多的财产权益，加强城市与农村的各项机制交流与公共资源配置，改善城镇化发展体系，尽可能地缩小城乡、地区与产业的收入差距，逐步形成一种和谐的“橄榄枝”式收入分配模式[2]。此外，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中指出，要时刻谨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战略布局，始终保持协调发展，积极正面地处理各项重要关系，着重关注城乡之间的平衡发展，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系，全面建设农村基础设施投资长效机制，促进城市与农村的交叉服务体系，进一步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3]。尽管中央政府已针对城乡之间收入差距问题采取了相关的协调措施，但居民的收入分配主要由市场机制所决定。面对经济发展所引起的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问题，需要通过其他路径解决。例如政府部门，可利用政府部门发挥其财政职能，通过财政支农政策有效解决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2当前财政支农政策的不足之处

2.1财政支农投入不足。近年来，财政方面的大力支持促使城市经济迅速发展，但农村获得的资金投入远远低于农村建设规划所需，使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拉大。随着城市社会经济的飞速增长，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远低于逐渐提升的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尽管政府已开始加大财政支农的比例，但农村每年的总收入仍未获得显著增长。主要原因在于当前政府的财政支农力度不够，支撑财政支农的各项相关政策不完善，导致政府对农村的财政支持力度远不足以缓解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农业支出在城镇与农村财政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体现了财政对农业领域的投入力度与供给能力。根据我国农业法规定，中央政府与县级以上地方财政必须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对农业的总投资应该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但实际上，近年来农业项目在各项城乡财政支出中的总投资增长率远远低于国家财政的平均增长率。与城镇相比，国家对农业与农村发展的投资能力明显不足，政府部门普遍大力支持资源投放至城市以及现代化产业中，使得城市与现代化产业逐渐强大，同时导致城市与农村的差距越来越大。如今，政府对于农业方面的财政支持力度不断增加，但农业支出总额在财政支出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却在逐渐下降。2.2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于城市。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经济建设成效显著。然而，落后于城市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在财政方面获得的支持远不如城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为城市居民带来便利的同时提高了城市居民的收入，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农村不仅缺乏基础公共服务设施，在基础教育方面，农村的普及程度同样远远落后于城市。主要原因在于政府拨入农村的教育经费与城市存在较大差距。多数农村大学生在毕业后并未回乡发展，农村农业发展主力逐渐由老人、妇女所代替，因此农村的农业建设水平在缺乏专业人才的前提下得不到提高，农业经济也因此发展缓慢。此外，政府对于城乡的交通投资预算差距过大，大部分城市均已建成便利的交通网络，而在农村地区，交通、通讯等方面仍存在巨大的缺陷。2.3社保支出方面的城乡差距明显。城乡二元结构限制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主要表现之一为城乡间的社保支出差异巨大。该种差异可主要概括为以下两方面：(1)城乡居民享受的社会保障所包含的项目内容不同。整体而言，农村居民所享受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在报销医疗费用以及包含的项目数量方面均少于城镇居民享受的城镇医疗保险及养老保险服务范围。尽管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缴纳比例较低，但长远来看，日后所享受的待遇福利也相对较低；(2)城乡居民的社保支出标准方面的差异较大。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的社保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占比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且大部分社保支出均分布于城市。尽管近年来政府已不断加大对农村地区的社保支出占比，但与城市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社保支出占比的差距又进一步扩大了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

3利用财政支农投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策略

3.1建立长效稳定的财政支农投入增长机制。近年来，尽管经济不断发展，但农业经济发展却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经济水平的提升，不断推动着城镇化发展，而财政支农增长率的逐年递减，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拉大。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动农业经济增长，应建立长效稳定的财政支农投入增长机制。政府应在资金投入方面对农村产业发展投入高于城市建设的资金，将农业财政支出作为地区财政支出的重要部分。政府应制定完善长效的农村建设规划，合理安排财政支农资金。同时，应在农村建立集中管理财政支出的部门，减少农村基础项目的重复建设与资金浪费。此外，应在农村地区建立合理的农业项目评估标准，统筹规划投入资金，将财政支农的资金投入发挥至最大效益。3.2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在政府宏观调控过程中，农村资金的合理配置尤为重要。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与工业化服务水平的提高是推动农村经济整体发展的重要因素。财政支农分为农业经济的直接投入与农村公共服务两方面。其中，农村公共服务主要包括医疗、教育、通讯、道路等基础公共服务项目。政府可利用调整财政支农投入结构的方式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将以农民为主的财政支农结构转变成以基础公共服务建设为主。例如，加强教育经费的投入，保障农村地区的学生均有学可上，平等地拥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加大对乡村教师的薪资福利补贴力度，以吸引更多优秀教师的加入，提升农村教育水平；交通方面，需积极为农村地区打造便利的交通，促进农村地区与外界的交流合作。3.3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与完善各种农村服务系统，支持农村居民建设新农村，使其能够在医疗与科学技术等领域取得重要进展。此前，政府在支农方面的政策长期处于被动状态，未发挥出其自主调节的作用。长期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二元财政结构下始终未取得突破性进展。为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政府部门必须作出相应调整。针对当下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存在较大差距的问题，政府部门应扩大农村的社会保障范围，加强农村居民的医疗补助，使得更多农村居民能够正常看病，进一步提高农村的生产力。此外，农村老年人的比例越来越大，政府部门应积极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从而保障农村老人的基本生活。3.4加大农业科研费用投入。科研创造对于农业发展至关重要，农业经济建设发展离不开农业科技的扶持。因此，政府首先应为农村农业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及引进、研发等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其次，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在农业科技方面仍需向国外学习，可派遣农业科技相关人才前往国外交流学习；引进国外现代化高科技，并建立专业的示范项目以供学习参考。最后，作为农业出口大国，国家应在农产品质量保障方面加强建设，建立成熟的农产品质检标准及认证体系，以增大农产品出口量，推动农业经济发展，进一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3.5强化财政支农支出全过程监管。为确保对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公开透明，需在资金使用的前、中、后阶段均实行严格的监督管理制度。(1)资金使用前：对于申报使用财政支农资金的项目需进行严格审查，并对项目的可行性进行实地考察与综合评判，以防支农资金的浪费。对于不合理但经过修改后具有可行性的项目需提供相应的帮助，以加快资金下拨效率；(2)资金使用过程中：需全程对支农资金的使用进行实时监督，确保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与规划相符，同时防止部分工作人员假公济私；(3)资金使用完毕后：除检查下拨的支农资金是否与申报资金相符外，需核对实际使用资金是否与申报资金相符。尤其对于退耕还林等重大项目，需经常性地进行实地考察与走访。对于存在出入之处，应及时查明原因，并对相关责任人追究责任。此外，需定期组织公开资金使用情况，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的监督作用。

4结语

综上所述，对于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需要合理调节财政支农政策，以充分发挥其重要作用。除构建财政支农投入增加机制，使得农业支农资金实现最大化效益外，需对财政支农政策的结构进行优化，进而提高公共财政支出效率，积极为农村青年居民提供免费的教育与技能培训机会。但在此过程中需要明确一点，财政支农政策及资金利用的完善工作并非一蹴而就，需在今后的工作中结合实际情况不断加以调整。

参考文献

[1]王煊.财政支农和社会保障支出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检验[J].统计与决策,2019(6).

[2]杨晶,邓大松,申云.产业结构升级、财政支农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J].经济问题探索,2018(7).

城乡收入范文篇4

[关键词]收入差距；失业；扩大就业

[ABSTRACT]Atpresent,thegapofincomebetweeninhabitantsinourcountryisassuminglargerandlarger.Thissituationiscausedmostlybytheincreasingnumberofoutofworkerinourcitiesandamassoflaborforceresortinginthecountry.Therefore,thekeytoreducethegapofincomebetweeninhabitantsinourcountryislettingout-of-workersobtainemploymentagainandquickeningthediversionoflabourforceinthecountry.

[KEYWORDS]thegapofincome,outofwork,enlargingreemployment

目前，我国绝大多数普通劳动者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就业收入。由于就业是民生之本，因而失业风险的主要承担者，往往是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平民百姓，或者称“弱势群体”。这些人本来收入就不高，一旦失业有的就基本失去了收入来源而成为新的“赤贫”。据权威部门的专家分析，近年来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相对缓慢，首要的也是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下岗失业人员在不断增加。调查表明，80%左右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下降，是因其家庭主要成员长时间下岗或失业造成的。另一方面，农民收入低下，成了最大的低收入群体，这无疑与我国广大农民长期“就业不充分”密切相关。可见，失业问题突出，就业形势严峻是导致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笔者认为，缩小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关键应该是积极扩大就业，给低收入者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一、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及趋势

(一)是城市居民间收入差距拉大。一方面，高收入者的收入大幅度增长。在一些地区，高收入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相当突出。据最新的调查统计，最富裕的20％的人口掌握的财富是最贫穷的20％人口的11倍，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一般在6～7倍。另一方面，相对贫困化人口在不断增加。据民政部调查，全国城镇应列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的达1938万人，占全国非农业人口的5.8％，在个别老工业基地占20％。而城市贫困人口中95％是下岗职工。尽管大多数城市制定了最低生活保障线，但由于多种原因得不到实施。一些下岗职工是再就业无去处、生活无着落、医疗无保障、甚至孩子上不起学。因此，笔者认为，缩小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关键不在于“劫富”，而在于济贫，让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员重新再就业。

（二）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按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1995年36个国家的资料，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三个国家超过了2，中国是其中之一。从全国范围看，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占总收入差距的75%，个别省份甚至可以达到85%以上。2000-2002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6280.0元、6860.0元，7779.2元；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2253.4元、2366.4元、2476.9元。城镇居民收入分别是农村居民收入的2.79倍、2.90倍、3.10倍。表面上看，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为3.1：1，而实际上可能更高。由于城市居民享受到的各种福利性补贴无法统计，如教育、住房、医疗，以及公共用品上的消费，比如用电，公共交通等，实际收入被低估；而农民收入可能被高估，如果扣除农民收入中不可交易的实物性收入，以及农民收入中要用于下一年再生产的生产资料，其收入更低。据估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际是5：1甚至是6：1（赵欣欣等，2003；吴忠民，2003），这一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并且呈不断扩大的趋势。

按照“十五”计划安排，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都保持5%的年均增长速度，这样，“十五”期末城乡居民的绝对收入差距，将由2000年的4026.6元进一步扩大到2005年的5193元。“十五”前两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都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2倍以上。2003年前三季度，城乡收入差距仍保持在2倍水平。以此计算，则“十五”期末城乡收入差距将至少继续扩大到3.5：1左右。

二、严峻的就业形势导致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最主要原因表现在近几年来城市下岗失业人员不断增加，以及农村居民的非农收入增长缓慢。这说明城乡广大劳动者参与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机会正在减少，城乡失业的劳动者不能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由失业所引起的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所面临的一个比较迫切的问题。

首先，从城市来看，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力度加大，城市职工下岗失业问题成为拉开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70%以上来自工资收入，就业权是影响城市家庭收入差距的根本因素，城市劳动者一旦失去工作，就立刻跌入到城市贫困的最高发人群。据有关部门统计，2001年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680万人）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为1200万人，2002年达到1400万人；如果加上国有事业单位，城镇集体企业与事业单位、大专以上和高职毕业生，估计今年将超过2000万人。下岗职工一般由于年龄偏大，文化程度较低，已经成为我国城市中低收入群体。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下岗职工再就业率呈逐年下降趋势。如果不解决这些人的再就业问题，将成为我国缩小城市居民间收入差距的一大障碍。

其次，从农村来看。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使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已经成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据统计，我国农村现实的剩余劳动力约为1.6亿人左右。考虑到发达国家农业就业量在社会总就业量中的比重都低于10%，我国目前农村潜在的剩余劳动力将达到4-5亿人。近年来，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处于一个结构升级时期，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作用逐渐减弱。从1997年开始，乡镇企业从业人员规模有所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压力越来越大。目前制约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障碍主要有：一是劳动力市场建设滞后。当前劳动力市场建设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流动障碍仍然存在，信息化程度不高。主要表现在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虽然存在着流动的可能，但是由于输入地对于外来劳动力收取的各种管理费太高，导致进入成本太大，形成外来劳动力与当地劳动力不平等的就业歧视。这种歧视不利于规范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二是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不高，素质普遍偏低。这就造成了农村劳动力只能就业于一些对劳动技能要求比较低的岗位，干一些城里人不愿干的脏、累、差的工作，并且收入不高。如何使农村劳动者能有与城市劳动者平等的身份，以及获得与城市劳动者差别较小的教育，从而获得到现代部门就业的机会，这是我国各级政府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不得不认真考虑的问题。三是城乡户籍制度限制了劳动力的流动，这也造成了我国城乡劳动力就业机会的不平等，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三、做好城乡统筹就业工作，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1、大力培育非公有制企业，为扩大就业创造环境。非公有制企业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他们吸纳就业的能力很强。2001年全国平均每年有4000多名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进入个体私营企业实现再就业，而我国大部分进城务工农民也往往就业于个体私营企业。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就业渠道。目前全国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为3400多万户，从业人员超过1亿。如果法律环境更加平等，非公有制中小企业的数量和就业人数将会有更大的发展前景。为此，一方面，政府要依法行政，进一步扩大非公有制企业市场准入的范围，简化审批和办事程序，清理有关税费，使各项制度公开化，透明化，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自由轻松的环境；另一方面，要大力提高中小企业主的素质。一是加强对现有中小企业主的培训工作，提升中小企业的发展能力。二是鼓励大学毕业生创办各类小企业，激励他们的创业意识。三是引导城市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创办小企业，或者去小企业就业。

2、大力提倡非正规就业，拓宽就业渠道。非正规就业是相对于正规就业而言的，是指未签定劳动合同，无法建立或暂无条件建立稳定的劳动关系的一种就业形式。它包括阶段性就业，自主择业，独立服务型就业等。随着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生活节奏加快，对餐饮，清洁，保姆，老人看护等方面的要求显著增长。这些都为发展非正规就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发展非正规就业首先要转变下岗失业人员的就业观念，同时要将发展非正规就业纳入政府重要议事日程上来。政府应通过各种渠道对下岗失业人员进行技能培训，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另外要设计切合实际的针对非正规就业的贷款机制，完善配套政策，切实落实国家优惠政策，帮助下岗人员自主创业。

3、加快城镇化进程，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应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实现城市规模扩张，使更多的中等城市发展为大城市，使更多的小城市发展为中等城市。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二、三产业发展，完善城市功能，充分发挥大中城市对区域城镇化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通过城市规模的扩大建设，创造大量适合农民就业的岗位，增强吸纳农民进城的能力。要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加快城镇化进程，实现农民就近转移。重点是要加快乡镇企业的发展。对处在困境的乡镇企业各级政府要继续给予大力扶持和指导，扩大企业规模，增加企业数量，克服乡镇企业非农化倾向，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型企业，与农民结成利益共同体。同时要引导乡镇企业向城镇工业园区集中，以增强乡镇企业进一步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

4、完善就业服务体系，促进农民有序转移，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劳务输出必须强化政府的宣传、组织、引导和管理的服务功能。建立健全劳务信息网络，加强劳动力需求的信息交流，为农民外出务工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各级劳动部门要积极与用工单位联系，组织劳务输出，引导农民外出就业。对用工单位的工资福利、劳动保护措施、居住生活等实行全面的用工考察，确保外出人员的劳动、生活安全。同时，还要外派负责人在劳务输出人员较为集中的地方进行跟踪服务管理，帮助务工者排忧解难，切实维护农民外出务工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胡鞍钢:《扩大就业与挑战失业》,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城乡收入范文篇5

一、适当提高城市低保标准和补助水平。从2009年7月1日起，将全省城市低保平均标准由月人均190元提高到214元；全省人均补助水平由月人均150元提高到170元。具体标准和补助水平由各地结合实际确定，按照“控面提标”的原则落实。增支所需资金由省财政承担。

二、适当提高失业保险金标准。从2009年10月1日起，将全省失业保险金平均标准由月人均183元提高到257元。各地失业保险金的最低标准由省根据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和失业保险基金积累等情况，分档统一确定。增支所需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

三、将符合条件的未参保城镇集体企业退休人员纳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按照《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部门制定的未参保城镇集体企业退休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办法（试行）的通知》（吉政办发〔2009〕57号）要求，下半年要全部完成申请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未参保城镇集体企业退休人员资格认定、待遇审核及发放工作。增支所需资金从养老保险基金中列支。

四、扩大城市廉租住房租赁补贴范围并提高补贴标准。从2009年7月1日起，将城镇低收入住房特殊困难家庭纳入租赁补贴范围。同时，适当提高租赁补贴标准。将低保住房困难家庭租赁补贴标准，由全省平均每户月均100元提高到150元；对低收入住房特殊困难家庭，按全省平均每户月均100元标准给予补助。具体补贴范围和标准由各地结合实际确定。增支所需资金从廉租住房保障专项补助资金中统筹安排。

五、适当提高农村低保标准和补助水平。从2009年7月1日起，将全省农村低保平均标准由年人均850元提高到1200元；全省人均补助水平由年人均700元提高到760元。具体标准和补助水平由各地结合实际确定，按照“控面提标”的原则落实。增支所需资金由省财政承担。

六、适当提高农村五保供养对象保障水平。从2009年7月1日起，将全省集中供养五保对象保障平均标准由年人均2200元提高到2700元，分散供养人员由年人均1200元提高到1700元。具体标准由各地结合实际确定。增支所需资金由省财政承担。

七、增发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券。今年全省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达到12万人。同时提高培训补贴标准，由人均500元提高到660元。在上半年已印发0.4亿元农村劳动力培训券的基础上，下半年再印发0.4亿元。增支所需资金由省财政承担。

八、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按照国家统一部署，积极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2009年试点面要达到全省县（市、区）的10％左右。增支所需资金由中央、省和市（州）、县（市）按比例承担。

九、启动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免费为城乡居民提供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预防接种、传染病防治指导服务、慢性病防治指导服务、儿童保健、孕产妇保健、老年人保健、重性精神疾病管理等9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同时，提高城乡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标准，2009年达到全省人均15元。增支所需资金由中央、省和市（州）、县（市）按比例承担。

城乡收入范文篇6

【关键词】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原因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稳定的发展。在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不能忽略所存在的问题。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就是其中的重要一个。尤其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时候，三农问题被提上了历史日程，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已经是相当一部分农村的现状，由此引起的农村经济、教育、卫生等各方面的问题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农村问题从根本上还是收入问题。只有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民才能过上好日子，农村才能稳定，农业生产率才能提高，农业才能持久的发展。提高农民的收入对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也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当城乡收入差距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能会关系社会的稳定，影响中国经济的快速平稳的发展。所以，探索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并由此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政策意义。

一、文献综述

由于中国的农村问题越来越受到中国政府和学者的重视，近年来我国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也比较多。王小鲁、樊纲考察了与经济增长有关的因素，收入再分配和社会保障，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的提供，制度因素等方面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发现经济增长并不带来收入差距先升后降的结果，发展社会保障体系将减少收入差距，财政转移支付虽然有助减少收入差距，但作用不大，而且市场化本身并不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课题组（1994年）通过计量研究发现，城乡收入差距主要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王韧（2004年）考察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开放度，城镇化程度，相关制度因素（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某些制度性变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的影响。最终发现，经济开放对拉大城乡收入差距有影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帮助，用于支援农村的农业财政性支出并没有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影响，而长期以来我国通过实行工农业剪刀差的赶超战略对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有明显的影响。

二、城乡收入差距待考察的原因

由于我们获取数据的渠道有限，我们考察下面几个因素：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投入，二元经济体制和农村的金融支持。这几个因素从政府投入、经济体制等方面来探讨城乡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

三、模型建立和统计检验

LOG(GAPt)=a(1)+a(2)LOG(ROADt)+a(3)LOG(EDUt)+a(4)LOG(TOWNt)+a(5)LOG(LOANt)+et.

其中GAPt是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ROADt是当年的公路通车里程（单位：万公里）。EDUt是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TOWNt是城镇化率，用城镇人口数占总人数的比例表示，LOANt是农业贷款占金融机构总贷款的比例。a(i)是待定系数，et是随机扰动项。

我们在中国统计年鉴和中经统计数据库上找到1990年至2006年的数据，用eviews软件进行统计检验后得出下面结果。

四、结果分析

在上面的回归过程中，农业贷款占金融机构总贷款的比例的回归系数是不显著的，所以回归的结果并没有多大的意义。

我们再来考虑三个显著的解释变量。公路的通车里程的系数为正的，意思是通车里程的增加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这似乎与预期有出入，但这恰好说明了在1993年至2006年的时间政府对城市的基础设施的投入远远大于对农村的投入，由于两者基础设施建设的差距极大的影响了城乡的协调发展，使得农村缺乏实现跳跃式发展，享受技术进步和增加收入的物质基础。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的系数是正的，这说明加大教育投入会拉大城乡收入的差距。看似不合常理，但我们仔细想想看，政府和其他团体个人对教育的投入主要投到哪里去了？我想主要还是高等院校和城市里中小学教育。从农村里进入大学的孩子与从城市里进入大学的孩子相比比例要小得多。而农村里的孩子也不可能更多的进入城市里接受中小学教育。因此，农村里的孩子所接受到的教育的投入占很小的一部分，从而与城里的孩子相比他们不管是从考试还是从其他方面，都会吃亏。他们没有得到更好的进入大学的机会，大多数会留在家里务农。但由于自身的知识水平有限，他们又不可能接受先进的生产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率，创造更多的财富，由此与城市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城镇人口数占总人数的比例的系数是负的，说明提高城镇化率有助于减小城乡的收入差距。这与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相一致。中国存在着上亿的剩余劳动力，在改革开放后，这些劳动力逐渐流入城市，并与城市的居民融合，同时也可以将城市的财富转移至农村。这确实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在看到收入差距缩小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关注进城农民工的生存问题。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农民工在城市里受到了与城市人不同的待遇。他们处在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下，有着最简陋的食宿，并处处受人奚落，并在劳资关系中处在不利的地位。农民工的后代的生存状况也是现在社会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他们的教育，饮食，心理等许多方面，应该受到政府和社会团体与个人的关注和帮助。

五、政策建议

通过上面的计量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下面的政策建议：

1.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为农村的新的发展奠定物质基础。最近几年，政府在农业方面做了很大的工作。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2.加大对农村的教育经费的投入，尤其对乡镇的小学和中学给予足够的资金支持，让农村的孩子能接受到和城里的孩子同样水平的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给他们更好的机会走入大学。

3.加快城镇化改革，让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向城市。在城市里，要给予农民工与其他城里人同样的待遇，关注农民工的生存现状，关注农民工后代的教育抚养问题。要确保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变。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课题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研究.经济研究，1994，（12）.

[2]王小鲁，樊纲.中国收入差距的走势和影响因素分析.经济研究，2005，（10）.

城乡收入范文篇7

由于中国的农村问题越来越受到中国政府和学者的重视，近年来我国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也比较多。王小鲁、樊纲考察了与经济增长有关的因素，收入再分配和社会保障，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的提供，制度因素等方面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发现经济增长并不带来收入差距先升后降的结果，发展社会保障体系将减少收入差距，财政转移支付虽然有助减少收入差距，但作用不大，而且市场化本身并不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课题组（1994年）通过计量研究发现，城乡收入差距主要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王韧（2004年）考察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开放度，城镇化程度，相关制度因素（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某些制度性变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的影响。最终发现，经济开放对拉大城乡收入差距有影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帮助，用于支援农村的农业财政性支出并没有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影响，而长期以来我国通过实行工农业剪刀差的赶超战略对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有明显的影响。

二、城乡收入差距待考察的原因

由于我们获取数据的渠道有限，我们考察下面几个因素：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投入，二元经济体制和农村的金融支持。这几个因素从政府投入、经济体制等方面来探讨城乡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

三、模型建立和统计检验

LOG(GAPt)=a(1)+a(2)LOG(ROADt)+a(3)LOG(EDUt)+a(4)LOG(TOWNt)+a(5)LOG(LOANt)+et.

其中GAPt是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ROADt是当年的公路通车里程（单位：万公里）。EDUt是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TOWNt是城镇化率，用城镇人口数占总人数的比例表示，LOANt是农业贷款占金融机构总贷款的比例。a(i)是待定系数，et是随机扰动项。

我们在中国统计年鉴和中经统计数据库上找到1990年至2006年的数据，用eviews软件进行统计检验后得出下面结果。

四、结果分析

在上面的回归过程中，农业贷款占金融机构总贷款的比例的回归系数是不显著的，所以回归的结果并没有多大的意义。

我们再来考虑三个显著的解释变量。公路的通车里程的系数为正的，意思是通车里程的增加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这似乎与预期有出入，但这恰好说明了在1993年至2006年的时间政府对城市的基础设施的投入远远大于对农村的投入，由于两者基础设施建设的差距极大的影响了城乡的协调发展，使得农村缺乏实现跳跃式发展，享受技术进步和增加收入的物质基础。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的系数是正的，这说明加大教育投入会拉大城乡收入的差距。看似不合常理，但我们仔细想想看，政府和其他团体个人对教育的投入主要投到哪里去了？我想主要还是高等院校和城市里中小学教育。从农村里进入大学的孩子与从城市里进入大学的孩子相比比例要小得多。而农村里的孩子也不可能更多的进入城市里接受中小学教育。因此，农村里的孩子所接受到的教育的投入占很小的一部分，从而与城里的孩子相比他们不管是从考试还是从其他方面，都会吃亏。他们没有得到更好的进入大学的机会，大多数会留在家里务农。但由于自身的知识水平有限，他们又不可能接受先进的生产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率，创造更多的财富，由此与城市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城镇人口数占总人数的比例的系数是负的，说明提高城镇化率有助于减小城乡的收入差距。这与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相一致。中国存在着上亿的剩余劳动力，在改革开放后，这些劳动力逐渐流入城市，并与城市的居民融合，同时也可以将城市的财富转移至农村。这确实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在看到收入差距缩小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关注进城农民工的生存问题。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农民工在城市里受到了与城市人不同的待遇。他们处在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下，有着最简陋的食宿，并处处受人奚落，并在劳资关系中处在不利的地位。农民工的后代的生存状况也是现在社会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他们的教育，饮食，心理等许多方面，应该受到政府和社会团体与个人的关注和帮助。

五、政策建议

通过上面的计量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下面的政策建议：

1.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为农村的新的发展奠定物质基础。最近几年，政府在农业方面做了很大的工作。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2.加大对农村的教育经费的投入，尤其对乡镇的小学和中学给予足够的资金支持，让农村的孩子能接受到和城里的孩子同样水平的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给他们更好的机会走入大学。

3.加快城镇化改革，让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向城市。在城市里，要给予农民工与其他城里人同样的待遇，关注农民工的生存现状，关注农民工后代的教育抚养问题。要确保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变。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课题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研究.经济研究，1994，（12）.

[2]王小鲁，樊纲.中国收入差距的走势和影响因素分析.经济研究，2005，（10）.

[3]王培刚，周长城.当前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实证分析与动态研究.管理世界，2005，（11）.

[4]王韧.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变动的成因分析——兼论“倒U”假说的适用性.统计研究，2006，（4）.

城乡收入范文篇8

内容摘要：切实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是当前尽快形成河南省城乡一体化新格局的重中之重。本文采用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对河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行了时间序列和空间层面的综合分析，结果表明：河南省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变动较大，是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波动的主要原因；农村居民纯收入基尼系数大于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是河南省城乡空间差距产生的主要原因；泰尔指数也显示农村居民收入内部差距大于城镇居民收入内部差距。

以城乡居民收入比考察河南省的城乡收入差距变动情况，从图1可以看出：1992年以来，河南省的城乡居民收入比与全国的走势大体一致，均呈现出波浪式增大的趋势，1994年以前河南的城乡收入差距较全国大，之后均低于全国的城乡差距。1992～2007年全国平均的城乡收入比是2.89，比河南的平均收入比2.71高出0.18，可见1992年以来河南的城乡收入比全国总体差距要小。2007年全国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785.8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4140.4元，城乡收入比为3.33；而河南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477.0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3851.60元，城乡收入比为2.98，城乡居民收入均不及全国平均水平，但差距小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较而言，河南的农村居民较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比全国差距要小。

研究方法

（一）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对洛伦兹曲线进行求解而用来反映居民收入差异程度的分析指标，能以一个数值反映总体差异，考虑了全部居民的收入状况。但是，由于基尼系数计算中的分组情况不同会得出不同的计算结果，因此在实际中计算基尼系数有多种不同的方法（陈宗胜，1991），比如曲线回归法、等分法（李颖，2005）。使用不同的计算方法，会得出不完全相同的基尼系数。鉴于此，本文采用的基尼系数的计算公式为（李红，黄应绘，2007）：

（1）

（2）

式中，G为基尼系数，xi为第i个地市或区县的城市或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按从低到高的顺序排列（x1＜x2＜…＜xn），n为研究区域个数。

（二）泰尔指数

一个优良的收入分配不均度量指标要满足Pigou-Dalton转移原则、对称原则、总体原则、收入刻度独立性、可分解性等五个评价标准。泰尔指数是唯一一个满足所有五个标准的指标（谢洪芳，赖淑銮，2004），可以用来分析区域差异总体变化过程、区域差异和区内差异变化对区域总体差异变化的影响（张惠，2008）。泰尔指数是由泰尔（Theil，1967）利用信息理论中的熵概念来计算收入不平等而得名的。泰尔指数越大，居民收入差距越大。用泰尔指数衡量不平等的一个最大优点是，它可以衡量组内差距对总差距的贡献。可以表示为：T=Tω+Tb=Tω1+Tω2+Tb，即不存在交叉项的问题，同时组内差距还可以被分解为各组内部差距之和。泰尔指数的另一个优点是充分考虑到人口的作用。泰尔指数的原始公式仅适用于样本数据，目前国际上通用的分组数据计算公式如下（苑林娅，2008）：

（3）

（4）

（5）

（6）

这几个公式适用于进行了两次分组的数据，即每一基本收入单元中又分为了若干亚收入单元，其中公式（3）计算的是整体泰尔指数，公式（4）计算的是组内泰尔指数，公式（5）计算的是组间泰尔指数，公式（6）计算的是每一个基本收入单元内泰尔指数。Y、N代表整体的总收入和总人口，Yi、Ni代表第i个基本收入单元的总收入和总人口，Yij、Nij代表基本收入单元中的亚收入单元的收入和人口。

由于公式（3）中给出的是总体和各组的总收入，而统计资料中给出的多是平均收入，因本文对该公式进行简单变形，即为：

（7）

其中是各市农村或城镇的平均收入，其中城镇用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农村用人均纯收入计算。Nij是各市农村或城镇的人口数，是全省的人均收入，N是全省人口数。

河南省城乡居民收入时空特征分析

（一）河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动态演变

应用基尼系数计算方法分别对河南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人均GDP分别进行了1995～2007及2000～2007的基尼系数计算，结果见表1和图2。

从时间序列来看，2000～2007年间河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基本稳定在0.06的水平，稍有波动，2007年达到七年来最小差距，总体而言均小于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1995～2007年间河南省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波动扩大的趋势，但与重庆市收入的基尼系数比较，均小于其差距，2003年之后进入一个比较稳定的阶段。相比较而言，河南省农村内部居民收入差距有扩大趋势，是构成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

（二）河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空间差异

对河南省城乡居民收入空间差异的分析思路是首先运用基尼系数对河南省各地市下辖县分别计算各地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人均GDP基尼系数；在此基础上，采用可分解的泰尔指数计算方法对河南省17地市的城乡居民收入数据分别计算了2007年河南省城乡居民收入间差距及城市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以进一步剖析造成河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根源，计算结果见表2。

空间数据是对各地市所辖县数据计算所得，由于济源是省单列市而无下辖县，故仅计算17个地市的基尼系数，其中由于市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缺失，只计算了9个地市的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从空间上来看：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均远大于城镇居民基尼系数，一定程度上表明农村收入差距大于城市；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大于平均值的地市分别为安阳、新乡、濮阳、南阳、平顶山、洛阳、三门峡、漯河；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大于平均值的有鹤壁、周口、安阳、南阳、洛阳；主要原因是这些地市大多为人口大市，下辖县较多，收入差距较大。同时也说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完全正相关，只是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增长极对区域经济的扩散效应会大于集聚效应。

参考文献：

1.陈宗胜.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M].上海三联书店，1991

2.李颖，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研究[M].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

3.李红，黄应绘.重庆市区县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灰色预测[J].统计与决策，2007（24）

4.谢洪芳，赖淑銮.收入分配不均衡度量方法探讨[J].统计与决策，2004（1）

城乡收入范文篇9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收入差距面板回归模型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得以逐步确立，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这一过程中，我国的开放政策、劳动力规模以及潜在的市场吸引了大规模的外国资本，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引资国之一。有资料表明，外商直接投资虽然在资本扩充、创造就业机会、提高竞争力等层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外资的大量流入从经济安全、社会稳定等层面产生了负面影响。特别是收入差距的恶化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据统计，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从1978年的2.57倍缩减至1985年的1.86倍，这是因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优先实施农村改革，引领农村居民收入的快速增加。但之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002年已超过3倍，2009年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3.33倍。虽然2015年下降至2.73倍，但目前还保持着3倍左右的水平。日益加深的收入差距不仅对我国扩大消费和投资产生直接影响，而且对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也带来隐患。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外商直接投资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技术密集型产业，该产业在国际贸易中发挥比较优势的同时，聚集在城镇的熟练产业工人的收入也随之增加，从而影响着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本文基于以往研究，以1992－2017年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对象，采用面板回归模型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考虑到我国各地区之间经济、环境等的差异性，在对我国进行整体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划分为东、中、西部进行研究。

二、文献回顾

Kuznets(1955)提出了国民收入差距随经济发展水平而波动，即在国家经济发展初期收入差距加大，但经济发展达到特定水平，收入差距便会缩小，这就是倒U形假设。Williamson(1965)以美国1950－1960年的地区间收入差距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美国经济发展初期收入差距逐渐加大，但经济发展至成熟时期后收入差距逐渐缩小，进而证明了Kuznets的假设。收入差距呈现出多种类型，包括城乡收入差距、地区间收入差距、产业间收入差距以及不同所有主体间的收入差距等。李实(2007)通过研究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在40%的程度上解释了中国整体收入差距，从而说明城乡收入差距是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而且强调了研究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性。有关外商直接投资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关系的研究可分为三大类型。首先是缓和效应。周娟、张广胜(2009)采用1988－2005年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和非农村地区内的就业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影响，结果外资的流入虽然具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但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相关的制度性和政策性限制，整体上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未能改善。盛斌、魏方(2012)以1998－2010年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外资开放度、人均生产总值、农村就业率、贸易依存度、人力资本等为研究对象，采取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知，外资的流入能够遏制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尤其在东部沿海地区内其效应较为显著。李贵茜(2012)应用2001－2008年山东省内1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选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经济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比率、经济开放度、贸易依存度、人均教育费用支出、医疗保险等变量进行分析，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对山东省城乡收入差距起到了缓和作用。其次是扩大效应。周春应(2010)通过协整检验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分析了1986－2007年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证明了外资的流入扩大了江苏省城乡收入差距。陈钊、万广华、陆铭(2005)通过实证分析证明，因为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流入到城市，所以有利于城镇劳动力工资上涨，外资成为导致城乡收入差距加大的重要因素。王海军、李愿宏(2010)分析了1979－2009年间外商直接投资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外资的增加使农村居民收入下降，而对城镇居民的收入起到提升作用，即外商直接投资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最后是倒U形关系。何枫、徐桂林(2009)以库兹涅茨假设为基础，采用1997－2006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显著的到U形，还提出了当时我国位于倒U形曲线的左侧，因此外资依存度的提高将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詹宇波、刘荣华(2010)采用多种计量方法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也证明了外资的流入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倒U形，而且外资的收入分配效应具有地区差异性。

三、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及模型构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加大的因素主要来自体制和经济层面的差异性。体制方面包括城乡居民之间在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异，经济层面的影响因素包括与经济增长相关的一些经济指标，如国内生产总值、投资率、城镇化率、对外贸易依存度、产业结构等。本文结合以往研究，综合考虑外商直接投资等各种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最终构建如下面板回归模型:GAP=α0+β1FDIit+β2lnGRDPit+β3Tradeit+β4URBit+β5EMPit+β6FIit+ε0在式中，GAP代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利用各省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来表示;FDI为各省市的外资依存度，采用各省市的实际利用外资额占各省市GDP的比重表示;GRDP代表经济发展水平，用各省市人均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来表示;Trade为各省市的贸易开放度，采用各省市的贸易总额占各省市GDP内的比重来表示;URB为城镇化率，用各省市的城镇人口与总人口之比来衡量;EMP为就业结构，利用各省市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口占从业总人数之比来表示;FI为固定资产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各省市固定资产投资值比重来表示。此外，i和t分别代表各省市和年度。(二)分析结果。由于我国各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因此，本文不仅对我国整体进行检验，而且将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分为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东部、较为落后的中部和西部来进行实证分析。从我国整体进行的估计结果看，外商直接投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负(－)，得知外资的流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起到了遏制作用，即外资依存度上升1%p，城乡收入差距减少0.01%p。另外，从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看，经济发展水平、就业结构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变量的系数为负(－)值，可解释为经济发展、第二三产业就业率的提高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有助于缓和收入差距，但就业结构的估计结果没有显著性意义;贸易开放度与城镇化率的系数为正(+)，且分别在5%、10%的置信水平上具有显著性意义，说明随着贸易和城镇化的扩展，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将会扩大。从分地区估计结果看，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部、中部、西部的影响都显示负(－)值，说明外资的流入对各地区的收入差距扩大起到了遏制作用，但东部和中部没有统计显著性，只有西部地区的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其原因可判断为，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较低，而且大部分的工业园区位于郊外，因此若外资企业在该地区发展，一般会招引当地农村的劳动力，使得农村收入相应增加。控制变量中固定资产投资对东部地区收入差距产生扩大作用，而缩小中部、西部的收入差距，且其影响系数分别表示10%、1%、5%的置信水平，都具有显著性。原因在于，东部地区为了推进城镇化，政府主要投资于城市区域的房产、交通设施等，对农村地区的投资相对少，便逐步加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西部地区由于实施西部大开发等区域发展战略，对农业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较多，城乡收入差距反而在缩小。

四、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了开放的外资政策，并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增长奇迹。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减少了外债负担，而且通过引入市场经济管理方式促进了国有企业改革、先进技术的引入、就业率增加以及出口规模增大。然而，这一过程也伴随着某些负面影响，如国内外企业之间的产业结构扭曲、外资企业出口对国内产业发展的抑制以及区域发展不平衡等，尤其是对城乡收入分配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主要分析了1992－2017年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外商直接投资对收入差距产生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对我国整体范围的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了正面影响，而且显著地缩小了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外商直接投资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首先，流入到某一地区的外资对收入差距所起的影响不会仅停留在当地，而会扩散到周边地区，产生影响的范围逐渐扩大;其次，技术的扩散拉动了地区生产率的提高，进而提高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最后，外资的流入给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减轻农村人口的经济负担，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结合以上分析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实施地区差别化战略。我国在解决城乡收入差距的过程中，在实施全国性政策的同时，有必要并行考虑地区特征的地区性差别化战略。第二，改善中西部地区投资环境。中西部地区为进一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需要大力改善投资环境，如扩充基础设施、提高开放水平等。尽管中西部地区的外资流入规模逐渐增加，但当前仍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不仅推动了经济增长，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收入差距的恶化。因此，各区域(尤其是中西部地区)需要制定有针对性的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第三，适当调整制定政策方向。外商直接投资虽然整体上对城乡收入差距起到缓和作用，但对不同产业、不同地区的效应仍不相同。为提高农民收入及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率，应制定适合农村经济发展的引资政策;为提升城市劳动力就业质量，需要提高外资的技术含量。

综上所述，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收入差距，因此，在制定外资政策过程中有必要首先考虑城乡收入不平衡问题，从而谋求均衡性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何枫，徐桂林.FDI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是否存在倒U形关系［J］．国际贸易问题，2009(11):89－96.

［2］盛斌，魏方.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检验［J］．当代财经，2012(5):85－93.

［3］李实.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新估计［J］．经济学研究，2007(2):111－120.

［4］陆铭，陈钊，万广华.因患寡，而患不均———中国的收入差距、投资、教育和增长的相互影响［J］．经济研究，2005(12):4－14.

［5］张广胜，周娟.FDI对城乡收入不均等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GMM分析［J］．财经科学，2009(2):88－95.

城乡收入范文篇10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不利影响；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尤其是在收入分配领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快速扩大，严重影响经济健康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农民收入长期上不去，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影响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不仅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势在必行。

一、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

1.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由迅速缩小到逐渐扩大，由逐渐扩大到逐渐缩小，再由逐渐缩小到加速扩大的发展过程。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7∶1（以农村居民收入为1），1985年达到历史最低点，为1.86∶1，1994年达到顶峰，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86∶1，超过改革开放前的水平。1997年达到新的谷底，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47∶1，2001年突破历史最高点，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2.90∶1，2002年达到3.11∶1，2003年扩大到3.23∶1，而2007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之比继续扩大为3.33∶1[1]。如果把农民用于生产的费用和城镇居民享受的福利也考虑进来并将其货币化，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为6∶1[1]。

2.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方面政策效果不明显。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一直十分关注三农问题和城乡差距问题，2002—2007年，中央财政加大对农业农村投入，用于三农的支出累计1.6万亿元。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2007年在全国农村免除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惠及1.5亿农村中小学家庭，这些政策在减缓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上起到了较显著的作用。但是，由于这些政策具有暂时性、不稳定性，加上中国收入分配制度存在的内在缺陷，导致政策效果并不明显。

二、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不利影响及原因

（一）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不利影响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对启动农村消费市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全面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统计表明，消费平均每增加1%，GDP就会相应平均增加0.755%[2]。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导致城乡消费水平差距扩大，农村居民产生消费紧缩倾向，不利于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

2.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使农村居民地位更低、机会更少，其人力资源不仅得不到应有开发，甚至出现相对和绝对地萎缩。

3.由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在改革过程中形成的，部分农民贫困同非法致富形成巨大反差，致使一些人弱化了对改革的信心与支持力度，产生了“怀旧”心理。增加了改革的成本，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

4.长期存在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使得农民怨声载道，直接影响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产品供给的稳定增长，也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

（二）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1.中国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农村居民收入低固然有农业生产率低下、农村劳动力资源素质不高的原因，但归根结底是长期以来“效率优先”制度安排的产物。由于制度安排没有根本转变，在处理农业和工业、农村与城市关系的问题上，仍然存在“重工轻农、重城轻乡”的观念，农村在资源配置上处于不利地位，未能从根本上扭转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状况。

2.中国现阶段实行的收入分配制度。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由于农村居民占有的生产要素在数量和质量上处于劣势，现有的收入分配制度加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3.市场体制不完善和监管不力。由于体制不完善和法制不健全，一部分人不是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致富，而是通过各种非法途径和不正当手段攫取社会财富，比如一些企业和个人通过走私贩私，制假造假等违法经营行为，牟取巨额利润。这些非法收入既扰乱了市场秩序，也进一步扩大了原有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4.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社会保障的不完善造成了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障主要集中在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等几个方面，旨在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到由于中国社会保障覆盖面狭窄，只有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能够享受，而私有企业，乡镇企业的员工却很少享受。这不利于缩小现存的居民收入差距，反而拉大了收入差距。三、改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对策

1.发展经济、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是理顺收入分配关系，缩小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加快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让更多的人参与分享经济增长成果。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中小型企业，缓解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矛盾，为农村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多发展机会，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2.加快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农民的转移支付力度，增加社会保障支出。（1）扩大城乡社会保障覆盖面；建立多层次多形式的社会保障；（2）广开社会保障费用渠道；（3）改革社会保障管理方式；（4）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使之法制化。完善和强化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切实保障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活需要，应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资金来源，在目前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应尽快开征社会保障税，以稳定资金来源。使失业者、退休者、残疾者和低收入者都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保持社会、经济、生活的稳定。

3.加快给农民“减负”与“剪缚”（取消其制度束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中国农民收入分配低下的直接原因在“重负”，根本原因在“重缚”（多种不公平制度政策束缚）。必须尽快大刀阔斧地精减乡村机构，大大减少农民供养的人员。帮助农民成立各种群众组织以适应市场和维权。加快取消束缚农民多年的户籍、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不公平制度和剪刀差政策等，实行平等的统一的城乡制度和政策。从国家全局出发，从各个地区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发展各自的优势农业，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3]。

4.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力要素合理流动；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实行城乡同步发展战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4]。

5.加快税法建设，优化税制结构，加大调节高收入力度。在建立健全个人收入透明的核算体系（设立个人收入账户、实行储蓄实名制、个人信用实码制和计算机联网查询系统等）基础上，借鉴西方，建立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体、辅之以遗产税等覆盖个人收入全过程的税式调节体系；建立健全个人收入实现环节的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个人收入使用环节的特别消费税；个人收入积聚环节的财产税和不动产税；个人收入转让环节的遗产税和赠与税等。提高起征点，实行累进税率，加强税收征管。

6.加快法律制度建设，加大取缔、杜绝非法收入力度。非法收入对基尼系数贡献率在0.07～0.1之间，是社会最不满意的丑恶现象之一。务必尽快颁布严法予以严惩，建立新制予以根治。根据中国历史和国外经验，某种犯罪长期蔓延须出台严法予以严惩的做法，颁布严厉的反腐败法，严惩非法收入不受时间空间限制法、举报非法收入重奖法，审理非法收入案党政机关不得干预法等法律体系。加快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引入竞争机制，转变政府职能，杜绝以党代政，以党代法，加强行政监督，堵塞权钱交易渠道。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8[K].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2]王云珠.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保持经济稳定增长[J].晋阳学刊，20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