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流动人口范文10篇

城市流动人口范文篇1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同时产业化的地区差异，也促使外来人口的大量流动。至今年6月底，我县已登记的暂住人口就达到4125人。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一方面为当地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给当地的治安环境带来了一定的安全隐患，特别是外来人口违法犯罪现象已成为社会关注的治安焦点，流动人口管理工作面临极大挑战。为此，亟需将流动人口管理纳入政府及有关部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项战略性基础性工作，在正视流动人口管理存在问题的同时，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流动人口管理新路子。

一、当前流动人口的动态特征

（一）素质低能化。在流动人口中，大部分人来自于生活贫穷、经济欠发达地区。他们自身文化程度较低，法律知识匮乏，缺乏劳动技能，且缺少学习和培训的机会。

（二）心理功利化。流动人口中大部分在本地生活窘迫，对自身处境不满才流入他乡。他们背井离乡的主要目的就是打工挣钱，以此改善自己当前的生活处境。这些人口中不乏为了经济利益而急功近利，甚至不择手段之人。部分流动人口因对自身处境不满，对社会产生仇视心理，并通过各种形式发泄私愤。还有一部分流动人口受外界刺激和腐朽思想影响，为达到自己物质上满足和精神上刺激滋生犯罪动机，走上犯罪道路。如2005年10月3日，我县南安镇新安村发生一起两名湖南籍流动人员为达到侵财目的入室抢劫杀死二人的特大案件。

（三）结构复杂化。流动人口的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无序状态，来源广泛，流出地多，其来去行踪不易掌握，且成份复杂，良莠不齐。流窜犯罪分子混迹其中，成为一个特殊的危险群体，随时都有重新违法犯罪的可能性。从近几年犯罪方式看，外来流窜犯罪人员相互结成团伙进行作案越来越多，一人被抓，其余便作鸟兽散，给追捕和办案、结案造成很大困难，给社会治安也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性。

（四）行为短期化。大部分流动人口所从事的职业均非正式，无正式劳动合同书，雇主或雇用单位辞退他们异常随意，再者流动人口由于从业场所和职业的多变，使他们居无定所，呈流动居住态势。行为短期化极易造成顺手牵羊，打一枪换一炮的犯罪动机。

二、目前流动人口管理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对流动人口管理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备，尽管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一些地方性法规，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已经不适应当前需要，流动人口管理工作明显滞后。由于流动人口的逐年增加和管理工作的滞后，给社会治安稳定带来了诸多不安定因素，危害社会治安的违法犯罪活动也呈上升趋势。据有关数字统计,违法犯罪案件当中，流动人口占70%之多。当前流动人口在管理上还存在以下弊端。

（一）管理体制不畅。流动人口的管理是一项综合性、社会性工作，但从目前情况看，流动人口管理未真正纳入政府行政行为的管理轨道，有关部门侧重于文件的上传下达或做协调工作，没有真正投入力量进行宏观调控和微观管理，没有很好地发挥和调动用人单位的作用，相关部门、单位、基层组织缺乏信息沟通、制度约束、责任追究机制，无法形成强大的管理合力，从而造成流动人口管理工作只能由公安机关单枪匹马、孤军作战的具体管理的现状。

（二）协作配合不顺。从近年来的工作看，流动人口的流出地与流入地间相互脱节，流出地不能积极主动地配合流入地做好工作，往往暂住人口的发函均达到100%，但是回函却了了无几。特别是对一些在逃犯罪分子和混迹其中的不法分子失去了抓捕时机，给流动人口管理带来了一定难度。

（三）雇用责任不明。雇用流动人口的单位和个人不明确自身的法律责任，为了达到自己的经济利益，对“谁管理、谁负责、谁用人、谁负责、谁留宿、谁负责”的原则置若罔闻，不如实呈报外来务工人员的底数，贪图方便，存有侥幸心理，随意留用“三无”人员等违反流动人口管理规定的比比皆是，极大地减弱了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效果。

（四）管理难度大。流动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收入不稳定，生活不安定，居住不固定，缺乏自律约束。其中的不少人不懂得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其人身财产安全得不到有效保护时，往往盲目地采取聚众闹事等群体行为，给社会带来危害。外来人口中大部分在私人出租房、个体小旅店、建筑工地栖身。公安机关由于警力不足，难以经常巡查，而一些私人房东、个体老板见利忘义，有意庇护，使这些场所成为违法犯罪的“避风港”，对社会造成极大危害，给治安管理工作增加很大的难度。

三、流动人口管理应采取的对策

目前，正值流动人口流动高峰与刑事案件发案高峰的双高峰期，尽快形成新的管理机制，在确保流动人口合法权益的前提下，进一步提高对流动人口的管控能力，成为当前公安机关面临的新挑战。

（一）转变管理观念，提供平等的社会保障。作为流动人口管理的主体，尊重和保护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是做好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基础。应当首先考虑如何改善广大流动人口的生活、工作条件，为他们创造更好的环境，使他们安居乐业，创造更多的财富。流动人口应当享有与城市居民相同的权利，我们不能把他们当“外人”看待，也决不能将他们视为治安恶化的罪魁祸首，随意侵犯他们的合法权益。应当逐步减少对流动人口各种各样的限制。同时，要通过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引导就业、改善就业环境、保障其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等工作，为流动人口更好地工作与生活创造更加有序的社会管理环境，从而引导、促进流动人口有序流动，促进社会和谐，经济健康发展。

（二）加强流动人口管理的基层基础建设。党委、政府和政法各部门要以改革强化基层、创新建设基层、发展服务基层为目标，花大力气、下真功夫研究解决基层基础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从政策导向、力量配置、经费保障、技术装备等方面向基层倾斜，增强基层实力，激发基层活力，提高基层效率，切实推动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工作各项措施的落实。在基础工作方面，各乡镇应建立由综治、派出所、工商、计生、民政、司法等部门组成的流动人口管理服务机构，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公安、计生部门要以底数清、情况明、信息灵为目标，大力加强以人口登记为基础的暂住证、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的办理和查验等项基础工作，全面、准确掌握流动人口底数和有关情况，加强对具有现实和潜在社会危害性的高危人员的管理，积极预防、控制犯罪。在基层工作方面，要重点加强基层党组织和政权组织建设，积极发挥乡、镇和街道等基层政权组织和党组织在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工作中的核心作用，有效协调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为流动人口排扰解难。在流动人口聚居区和用工单位建立各种服务协会，充分发挥这些组织和团体在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化解矛盾的扶危济困方面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时，要充分发挥社区在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工作中的重要作用。要按照“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要求，努力建设开放型、多功能的城镇社区，紧紧依靠和利用社区资源，使社区成为政府各部门对流动人口提供公共管理和服务的纽带，成为流动人口融入城镇生活的桥梁。鼓励和支持流动人口参与社区工作，激发流动人口投身社区的意识和活力，促进流动人口融入社区生活，与当地居民和睦相处。

城市流动人口范文篇2

公安部1996年流动人口统计数据，包括全国3406个县市（其中包括区，以及省、设区市的累计）的流动人口分布情况，每一个县市构成一个调查表，列包括合计、性别（男、女）、居住时间、来源地（省外市、省外县、省内市、省内县、港澳台、国外）、居住情况（旅馆、居民家中、单位内部、工地现场、租赁房屋、其它），行代表迁移原因，包括合计、务工、务农、经商、服务、因公出差、借读培训、治病疗养、保姆、投靠亲友、探亲访友、旅游观光、其它13个项目。为了分析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影响因素，我们对公安部1996年流动人口统计数据进行汇总，并提取流动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包括所辖县、区）进行分析。汇总数据显示，全国流动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有84个，其中最多的城市是深圳市，达283.45万；100万以上的城市有6个，分别为深圳、广州、东莞、佛山、北京、上海，6座城市中广东省就有4个，远远高于其它省市对流动人口的吸纳能力。

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采集1996年16个社会经济统计因素，它们分别是：地区人口（万人）、市区人口（万人）、市区非农业人口（万人）、市区从业人口（万人）、市区个体劳动者（万人）、市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国内生产总值（亿元）、市区工业总产值（亿元）、市区利税总额（亿元）、市区百元资金实现利税（元）、市区客运总量（万人）、市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亿元）、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元）。

2、相关分析

为了分析城市流动人口和其它16个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首先计算城市流动人口和16个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由于是二元相关分析（城市流动人口和其它的每个因素），因此采用了皮尔森(Pearson)积矩相关系数。取显著性水平0.01进行双侧检验，得到的相关系数、相关系数临界值和显著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流动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中，流动人口总量和市区从业人口、市区个体劳动者、市区国内生产总值、市区工业总产值、市区利润总额、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和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相关性显著。其中，流动人口总量和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相关系数最大，达到0.7，相关系数超过0.5的从高到低依次是：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市区个体劳动者、市区国内生产总值、市区工业总产值和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市区人口、市区非农业人口、市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百元资金实现利税和市区客运总量相关不显著，与地区人口呈负相关。

四、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城市流动人口总量与这些因素之间的定量关系，我们采用了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处理。首先对流动人口超过10万的84个城市用上述9个相关性显著的因素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见表2）发现，市区从业人口、市区个体劳动者、市区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和职工年平均工资6个因素回归效果显著，总体回归效果也显著，但回归结果不理想。

表2各个规模的城市流动人口回归分析参数

附图

为了进一步揭示城市流动人口与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再按流动人口规模将城市分级，分级标准为：10万—15万，15万—25万，25万—50万和50万以上，回归结果见表2。(1)10万－15万规模的回归分析中，9个因素中只有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2个因素的F统计量大于临界值F(9,15)[,0.05]=2.59，回归效果显著，其余7个因素回归效果都为显著。总体F统计量也小于临界值F(1,15)[0.05]=4.54，总体回归效果不显著。(2)15万—25万规模的回归结果中，9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因素以及总体回归效果都不显著；25万—50万规模也是如此。(3)大于50万规模的城市回归分析中，市区个体劳动者、市区工业总产值、市区利税总额、市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5个因素回归效果显著，总体回归效果也显著。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只有流动人口超过50万的城市，其流动人口总量和市区的社会经济因素之间才有一定的线性关系。流动人口50万以上的城市有13个，这些城市流动人口数量很大，应该是人口流动发展较为成熟的城市，其流动人口和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直接的规律性应该更强。因此，除了采用与上面相同的9个因素外，还将所有的16个因素考虑在内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和逐步回归分析，所得结果列为表3。

表350万以上流动人口城市的流动人口回归结果

附图

从三种回归方法的结果可以看出，16个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效果相当好，几乎所有的13个城市都能很好地回归，误差几乎为0。采用F统计量3.0为引入值，1.5为剔除值的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有11个因素引入到回归方程中，分别为：市区个体劳动者、市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国内生产总值、市区工业总产值、市区利税总额、市区百元资金实现利税、市区客运总量、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和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逐步回归分析的离差平方和为55845.2656、回归平方和为55841.3555、残差平方和为3.9090、复相关系数为1.0000。可以看出，用上述11个变量构建的回归方程和16个变量的多元回归分析效果相差不大，其F统计量为F(11,11)=1299.0813，远大于显著性水平0.01下的F临界值4.54，说明引入变量回归效果显著。从回归结果看，回归误差最高为3%，有8个城市几乎为0，因此回归效果很好，完全可以用逐步回归分析取代16个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而9个因素多元回归分析效果不太理想，有6个城市回归误差超过10%，最高误差达27%，因此9个相关性较强的因素进行回归的效果不太理想。

可见，流动人口50万以上城市的回归效果较好，其中用回归分析得到的11个因素可以很好地表达流动人口总量，并用于预测的目的，回归方程为：

流动人口总量（万人）＝-64.2655+0.2877*市区个体劳动者（万人）+0.9874*市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2.9195*市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0.2680*市区国内生产总值（亿元）-0.1720*市区工业总产值（亿元）-0.8649*市区利税总额（亿元）+5.1261*市区百元资金实现利税（元）-0.0051*市区客运总量（万人）+0.0531*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13.0708*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亿元）+0.0208*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元）

3、研究结论

通过对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1)城市流动人口规模与市区从业人口、市区个体劳动者人数、市区国内生产总值、市区工业总产值、市区利税总额、市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和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相关显著；与市区人口、市区非农业人口、市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百元资金实现利税和市区客运总量相关不显著；与地区人口呈负相关。

(2)流动人口超过50万以上的城市，其流动人口规模与市区的社会经济因素回归效果较好，回归方程可以用于预测。

【参考文献】

[1]Bouvier,LeonF.,withHenryS.ShryrockandHarryW.Henderson.International

migration:Yesterday,today,andtomorrow.PopulationBulletin,1977,(32):26.

[2]Stouffer,S.A.InterveningOpportunities:Atheoryrelatingmobilityanddistance.

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s,1940,(5):845～867.

[3]蔡fǎng＠①.人口迁移和流动的成因、趋势与政策[J].中国人口科学，1995,(6):8-16.

[4]丁军.沿海地区城乡人口流动制度屏障分析[J].城市问题，1993,(2):21-24.

[5]李永宠.对我国流动人口制度的探究[J].经济问题，1995,(12):14-16.

城市流动人口范文篇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在经历一个从农村到城市，从中西部到东部，再从东部到中西部的巨大人口流动潮（朱传耿等，2001a）。人口流动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在人口领域的显著现象，它既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又反过来影响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因此，加强对中国流动人口的分析与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朱传耿等，2001b）。从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来看，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流动的资本、文化和科技要素的作用增大（林盛中，1993），制度因素已成为影响人口流动的关键（丁军，1993；李永宠，1995），城乡和地区差距扩大也进一步激发人口迁移和流动（蔡fǎng＠①，1995）。但从总体看，这些研究没有从全国角度并利用定量方法对流动人口的影响因素作深入探讨。本文利用公安部1996年流动人口统计数据和国家统计局199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资料，对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研究。

国外学者认为，人口流迁的动因可以理解为“推和拉”两个方面的力量(Bouvier,etal,1977)。“推”是指原居住国或居住地的不好的条件，包括人口过多、恶劣的气候条件、居住条件不好、缺乏机会和宗教迫害等；“拉”的力量是指吸引移民迁居别地的因素，包括丰富的就业机会、适宜的气候、吸引人的生活方式、廉价的土地和政治自由等。许多别的因素可以调节这些推和拉的力量(Stouffer,S.A.,1940)。距离、搬家的费用、欲迁居的人的身体状况、家庭纽带的强弱等都会最终影响迁居的决策；法律及物质的因素也会起作用。但总的来看，人口流动的主动因是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这里我们重点分析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拉力”因素。

二、数据采集与处理

公安部1996年流动人口统计数据，包括全国3406个县市（其中包括区，以及省、设区市的累计）的流动人口分布情况，每一个县市构成一个调查表，列包括合计、性别（男、女）、居住时间、来源地（省外市、省外县、省内市、省内县、港澳台、国外）、居住情况（旅馆、居民家中、单位内部、工地现场、租赁房屋、其它），行代表迁移原因，包括合计、务工、务农、经商、服务、因公出差、借读培训、治病疗养、保姆、投靠亲友、探亲访友、旅游观光、其它13个项目。为了分析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影响因素，我们对公安部1996年流动人口统计数据进行汇总，并提取流动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包括所辖县、区）进行分析。汇总数据显示，全国流动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有84个，其中最多的城市是深圳市，达283.45万；100万以上的城市有6个，分别为深圳、广州、东莞、佛山、北京、上海，6座城市中广东省就有4个，远远高于其它省市对流动人口的吸纳能力。

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采集1996年16个社会经济统计因素，它们分别是：地区人口（万人）、市区人口（万人）、市区非农业人口（万人）、市区从业人口（万人）、市区个体劳动者（万人）、市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国内生产总值（亿元）、市区工业总产值（亿元）、市区利税总额（亿元）、市区百元资金实现利税（元）、市区客运总量（万人）、市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亿元）、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元）。

三、相关分析

为了分析城市流动人口和其它16个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首先计算城市流动人口和16个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由于是二元相关分析（城市流动人口和其它的每个因素），因此采用了皮尔森(Pearson)积矩相关系数。取显著性水平0.01进行双侧检验，得到的相关系数、相关系数临界值和显著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流动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中，流动人口总量和市区从业人口、市区个体劳动者、市区国内生产总值、市区工业总产值、市区利润总额、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和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相关性显著。其中，流动人口总量和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相关系数最大，达到0.7，相关系数超过0.5的从高到低依次是：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市区个体劳动者、市区国内生产总值、市区工业总产值和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市区人口、市区非农业人口、市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百元资金实现利税和市区客运总量相关不显著，与地区人口呈负相关。

四、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城市流动人口总量与这些因素之间的定量关系，我们采用了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处理。首先对流动人口超过10万的84个城市用上述9个相关性显著的因素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见表2）发现，市区从业人口、市区个体劳动者、市区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和职工年平均工资6个因素回归效果显著，总体回归效果也显著，但回归结果不理想。

表2各个规模的城市流动人口回归分析参数

附图

为了进一步揭示城市流动人口与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再按流动人口规模将城市分级，分级标准为：10万—15万，15万—25万，25万—50万和50万以上，回归结果见表2。(1)10万－15万规模的回归分析中，9个因素中只有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2个因素的F统计量大于临界值F(9,15)[,0.05]=2.59，回归效果显著，其余7个因素回归效果都为显著。总体F统计量也小于临界值F(1,15)[0.05]=4.54，总体回归效果不显著。(2)15万—25万规模的回归结果中，9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因素以及总体回归效果都不显著；25万—50万规模也是如此。(3)大于50万规模的城市回归分析中，市区个体劳动者、市区工业总产值、市区利税总额、市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5个因素回归效果显著，总体回归效果也显著。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只有流动人口超过50万的城市，其流动人口总量和市区的社会经济因素之间才有一定的线性关系。流动人口50万以上的城市有13个，这些城市流动人口数量很大，应该是人口流动发展较为成熟的城市，其流动人口和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直接的规律性应该更强。因此，除了采用与上面相同的9个因素外，还将所有的16个因素考虑在内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和逐步回归分析，所得结果列为表3。

表350万以上流动人口城市的流动人口回归结果

附图

从三种回归方法的结果可以看出，16个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效果相当好，几乎所有的13个城市都能很好地回归，误差几乎为0。采用F统计量3.0为引入值，1.5为剔除值的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有11个因素引入到回归方程中，分别为：市区个体劳动者、市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国内生产总值、市区工业总产值、市区利税总额、市区百元资金实现利税、市区客运总量、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和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逐步回归分析的离差平方和为55845.2656、回归平方和为55841.3555、残差平方和为3.9090、复相关系数为1.0000。可以看出，用上述11个变量构建的回归方程和16个变量的多元回归分析效果相差不大，其F统计量为F(11,11)=1299.0813，远大于显著性水平0.01下的F临界值4.54，说明引入变量回归效果显著。从回归结果看，回归误差最高为3%，有8个城市几乎为0，因此回归效果很好，完全可以用逐步回归分析取代16个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而9个因素多元回归分析效果不太理想，有6个城市回归误差超过10%，最高误差达27%，因此9个相关性较强的因素进行回归的效果不太理想。

可见，流动人口50万以上城市的回归效果较好，其中用回归分析得到的11个因素可以很好地表达流动人口总量，并用于预测的目的，回归方程为：

流动人口总量（万人）＝-64.2655+0.2877*市区个体劳动者（万人）+0.9874*市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2.9195*市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0.2680*市区国内生产总值（亿元）-0.1720*市区工业总产值（亿元）-0.8649*市区利税总额（亿元）+5.1261*市区百元资金实现利税（元）-0.0051*市区客运总量（万人）+0.0531*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13.0708*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亿元）+0.0208*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元）

四、研究结论

通过对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1)城市流动人口规模与市区从业人口、市区个体劳动者人数、市区国内生产总值、市区工业总产值、市区利税总额、市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和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相关显著；与市区人口、市区非农业人口、市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百元资金实现利税和市区客运总量相关不显著；与地区人口呈负相关。

(2)流动人口超过50万以上的城市，其流动人口规模与市区的社会经济因素回归效果较好，回归方程可以用于预测。

【参考文献】

[1]Bouvier,LeonF.,withHenryS.ShryrockandHarryW.Henderson.International

migration:Yesterday,today,andtomorrow.PopulationBulletin,1977,(32):26.

[2]Stouffer,S.A.InterveningOpportunities:Atheoryrelatingmobilityanddistance.

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s,1940,(5):845～867.

[3]蔡fǎng＠①.人口迁移和流动的成因、趋势与政策[J].中国人口科学，1995,(6):8-16.

[4]丁军.沿海地区城乡人口流动制度屏障分析[J].城市问题，1993,(2):21-24.

[5]李永宠.对我国流动人口制度的探究[J].经济问题，1995,(12):14-16.

城市流动人口范文篇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在经历一个从农村到城市，从中西部到东部，再从东部到中西部的巨大人口流动潮（朱传耿等，2001a）。人口流动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在人口领域的显著现象，它既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又反过来影响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因此，加强对中国流动人口的分析与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朱传耿等，2001b）。从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来看，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流动的资本、文化和科技要素的作用增大（林盛中，1993），制度因素已成为影响人口流动的关键（丁军，1993；李永宠，1995），城乡和地区差距扩大也进一步激发人口迁移和流动（蔡fǎng＠①，1995）。但从总体看，这些研究没有从全国角度并利用定量方法对流动人口的影响因素作深入探讨。本文利用公安部1996年流动人口统计数据和国家统计局199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资料，对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研究。

国外学者认为，人口流迁的动因可以理解为“推和拉”两个方面的力量(Bouvier,etal,1977)。“推”是指原居住国或居住地的不好的条件，包括人口过多、恶劣的气候条件、居住条件不好、缺乏机会和宗教迫害等；“拉”的力量是指吸引移民迁居别地的因素，包括丰富的就业机会、适宜的气候、吸引人的生活方式、廉价的土地和政治自由等。许多别的因素可以调节这些推和拉的力量(Stouffer,S.A.,1940)。距离、搬家的费用、欲迁居的人的身体状况、家庭纽带的强弱等都会最终影响迁居的决策；法律及物质的因素也会起作用。但总的来看，人口流动的主动因是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这里我们重点分析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拉力”因素。

二、数据采集与处理

公安部1996年流动人口统计数据，包括全国3406个县市（其中包括区，以及省、设区市的累计）的流动人口分布情况，每一个县市构成一个调查表，列包括合计、性别（男、女）、居住时间、来源地（省外市、省外县、省内市、省内县、港澳台、国外）、居住情况（旅馆、居民家中、单位内部、工地现场、租赁房屋、其它），行代表迁移原因，包括合计、务工、务农、经商、服务、因公出差、借读培训、治病疗养、保姆、投靠亲友、探亲访友、旅游观光、其它13个项目。为了分析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影响因素，我们对公安部1996年流动人口统计数据进行汇总，并提取流动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包括所辖县、区）进行分析。汇总数据显示，全国流动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有84个，其中最多的城市是深圳市，达283.45万；100万以上的城市有6个，分别为深圳、广州、东莞、佛山、北京、上海，6座城市中广东省就有4个，远远高于其它省市对流动人口的吸纳能力。

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采集1996年16个社会经济统计因素，它们分别是：地区人口（万人）、市区人口（万人）、市区非农业人口（万人）、市区从业人口（万人）、市区个体劳动者（万人）、市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国内生产总值（亿元）、市区工业总产值（亿元）、市区利税总额（亿元）、市区百元资金实现利税（元）、市区客运总量（万人）、市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亿元）、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元）。三、相关分析

为了分析城市流动人口和其它16个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首先计算城市流动人口和16个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由于是二元相关分析（城市流动人口和其它的每个因素），因此采用了皮尔森(Pearson)积矩相关系数。取显著性水平0.01进行双侧检验，得到的相关系数、相关系数临界值和显著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流动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中，流动人口总量和市区从业人口、市区个体劳动者、市区国内生产总值、市区工业总产值、市区利润总额、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和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相关性显著。其中，流动人口总量和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相关系数最大，达到0.7，相关系数超过0.5的从高到低依次是：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市区个体劳动者、市区国内生产总值、市区工业总产值和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市区人口、市区非农业人口、市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百元资金实现利税和市区客运总量相关不显著，与地区人口呈负相关。

四、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城市流动人口总量与这些因素之间的定量关系，我们采用了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处理。首先对流动人口超过10万的84个城市用上述9个相关性显著的因素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见表2）发现，市区从业人口、市区个体劳动者、市区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和职工年平均工资6个因素回归效果显著，总体回归效果也显著，但回归结果不理想。

表2各个规模的城市流动人口回归分析参数

附图

为了进一步揭示城市流动人口与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再按流动人口规模将城市分级，分级标准为：10万—15万，15万—25万，25万—50万和50万以上，回归结果见表2。(1)10万－15万规模的回归分析中，9个因素中只有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2个因素的F统计量大于临界值F(9,15)[,0.05]=2.59，回归效果显著，其余7个因素回归效果都为显著。总体F统计量也小于临界值F(1,15)[0.05]=4.54，总体回归效果不显著。(2)15万—25万规模的回归结果中，9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因素以及总体回归效果都不显著；25万—50万规模也是如此。(3)大于50万规模的城市回归分析中，市区个体劳动者、市区工业总产值、市区利税总额、市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5个因素回归效果显著，总体回归效果也显著。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只有流动人口超过50万的城市，其流动人口总量和市区的社会经济因素之间才有一定的线性关系。流动人口50万以上的城市有13个，这些城市流动人口数量很大，应该是人口流动发展较为成熟的城市，其流动人口和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直接的规律性应该更强。因此，除了采用与上面相同的9个因素外，还将所有的16个因素考虑在内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和逐步回归分析，所得结果列为表3。

表350万以上流动人口城市的流动人口回归结果

附图

从三种回归方法的结果可以看出，16个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效果相当好，几乎所有的13个城市都能很好地回归，误差几乎为0。采用F统计量3.0为引入值，1.5为剔除值的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有11个因素引入到回归方程中，分别为：市区个体劳动者、市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国内生产总值、市区工业总产值、市区利税总额、市区百元资金实现利税、市区客运总量、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和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逐步回归分析的离差平方和为55845.2656、回归平方和为55841.3555、残差平方和为3.9090、复相关系数为1.0000。可以看出，用上述11个变量构建的回归方程和16个变量的多元回归分析效果相差不大，其F统计量为F(11,11)=1299.0813，远大于显著性水平0.01下的F临界值4.54，说明引入变量回归效果显著。从回归结果看，回归误差最高为3%，有8个城市几乎为0，因此回归效果很好，完全可以用逐步回归分析取代16个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而9个因素多元回归分析效果不太理想，有6个城市回归误差超过10%，最高误差达27%，因此9个相关性较强的因素进行回归的效果不太理想。

可见，流动人口50万以上城市的回归效果较好，其中用回归分析得到的11个因素可以很好地表达流动人口总量，并用于预测的目的，回归方程为：

流动人口总量（万人）＝-64.2655+0.2877*市区个体劳动者（万人）+0.9874*市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2.9195*市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0.2680*市区国内生产总值（亿元）-0.1720*市区工业总产值（亿元）-0.8649*市区利税总额（亿元）+5.1261*市区百元资金实现利税（元）-0.0051*市区客运总量（万人）+0.0531*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13.0708*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亿元）+0.0208*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元）

四、研究结论

通过对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城市流动人口范文篇5

*区辖5街4镇，57个社区居委会，总人口32万人，其中城市人口27万人。全区共有流动人口2.2万人,其中流入人口2万人。近年来，针对城市计划生育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和省、市计生部门的指导下，紧紧抓住社区建设的有力时机，建立了“属地管理、单位负责、居民自制，社区服务”管理新机制，并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做为全区计生工作的突破点，坚持以人为本，优质服务以服务促管理，城市计划生育工作取得明显成效。2009年，我局被国家计生委授于“计划生育质量管理先进单位”荣誉称号，并连续多年被省、市表彰。我们的主要做法是：一、审时度势，改革创新，不断增强计划生育工作活力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计划生育工作的要求更高、难度更大，任务更艰巨。近年来，我区流动人口大量增加，即给经济发展带来了活力，也增加了计划生育工作难度；企业改革中裁减或撤消了计划生育管理机构和人员，、弱化了计划生育管理力度；同时出现大批下岗职工；城市改造、住房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使人户分离现象加剧；因婚姻家庭关系的变化带来的离婚再婚、未婚先孕、意外妊娠等现象增多，城市居民更加关心自身的生命质量、生育质量和生活质量，关心优生、优育、优教；对计划生育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单位的一些职能逐步转向社会，转向社区等。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给传统的计划生育管理体制、工作方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对此我们充分认识到，只有改革和调整过期作废熟悉的已控制人口增长为主的工作思路和管理方式，从思想认识、工作方法等方面改革创新，才能适应新型势的要求，才能开创我区计划生育新局面。几年来，我们根据计划生育外部环境的变化和计划生育自身的要求，立足基层，积极探索，大胆推行了“四项改革”，初步实现了“三个转变”。一是进行避孕节育措施知情选择改革。早在2002年，我区就开展了避孕方法知情选择试点工作，改变过去行政命令、一刀切的管理要求，让群众自主选择适合自己的节育措施，近年来，我们认真总结试点经验，在全区范围内由点到面稳步推广目前，全区已有三分之二的村、社区实行了知情选择。二是一孩生育指标方面的改革。2009年，开始在城市将一孩生育指标审批权限的下放给企业，由企业自主管理，改变过去那种多头管理，程序复杂的领证方

式，方便了职工，服务了社会。在此基础上，2009年我们又开展取消一孩生育证管理试点工作。根据试点情况来看，达到了“政府指导、单位调控、综合服务、方便群众”的目的。三是进行了生殖健康方面的改革。2009年，我区将《生育证》改为《生殖健康服务证》，突出了科普知识，优生优育方面的宣传服务。变由群众上门领证为送证上门服务、受到了育龄群众的普遍欢迎。四是结合社区建设，进行社区计划生育改革。今年，我们在新组建的社区指导社区制定自治章程，引导社区进行居务公开，面向社区推广优质服务，广泛发动社区居民对计划生育工作民主决策、民主参与、民主监督，积极推行计划生育居民自治。通过开展“四项改革”，使全区计划生育工作基本实现了“三个转变”：在工作机制上，由单纯以行政管理向行政管理与群众自我管理相结合的转变，实现了工作重心下移；在工作体制上，由单纯依靠计生部门向依靠党政领导与相关部门综合治理转变，增强了计生工作的群众性；在工作方法上，由注重管少数人向管好少数人与服务多数人转变，提高了群众的满意程度。二、依托社区，加强城市计划生育基层基础工作为抓住社区建设这一有利时机，将城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融入社区，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我们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是积极当好区委、区政府的参谋助手，将计划生育工作及时切入社区建设之中。在社区成立之初，我们认真学习了《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有关城市社区建设、加强计划生育工作的文件精神，准确把握社区计划生育工作的定位和发展思路，积极出主意、想办法，当好区委、区政府的参谋助手。首先，我们根据全区社区建设的总体规划，及时向区委、区政府专题汇报了在社区建设中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意见。引起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社区计划生育工作的意见》、《加强计划生育社区服务工作的通知》等文件，明确了社区计生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和任务。其次向区委、区政府建议，组织召开了全区城市社区计生工作座谈会，广泛听取了民政、工商、公安、街道办事处等部门的意见，统一了思想认识，明确了相关部门的职责与任务，对社区计划生育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二是深入社区，加强对社区计划生育工作的指导。首先

，指导新组建的社区居委会普遍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居委会主任任组长，下设办公室，设1名计划生育专职副主任，配备了计划生育专兼职干部。目前，全区57个社区居委会全部落实了计划生育专职副主任。为了使新上岗的社区干部尽快适应计划生育工作，我们与区民政局连手，统一组织对全区200多名社区干部进行了培训。此外，指导社区建立计划生育协会组织，扩充社区志愿者队伍。其次，指导社区加强服务建设。根据资源共享的原则，指导社区利用现有资源，建立人口学校、技术服务室、协会“会员之家”等，为社区计划生育管理、宣传教育、优质服务搭造平台。再次，指导社区实行计划生育居民自治。依据国家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和政策，指导社区制定计划生育居民自治章程，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特别是指导社区发挥计划生育协会组织的作用，使社区居民在计划生育方面实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三是，开展创建计划生育“合格社区”活动。我们从知情选择、居民自治、综合治理等方面着手，各有侧重地开展计划生育试点工作。在试点的社区取得经验后，通过召开现场会的方式，再全面推广，并按照“四无、六好、三落实”的工作要求，规范标准，实行动态考核。在考核中，我们把社区居民自治开展情况和居民的满意程度作为考核的重要内容。目前，全区57个社区居委会中，有个社区达到了计划生育合格社区的标准。我们通过以上方式，抓点带面，确保社区计划生育工作整体推进。三、坚持依法行政，不断提高城市计划生育管理水平今年是“计划生育法制年”，我们重点抓了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开展了群众性的法制宣传活动。结合“四五”普法，在全区开展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等法规政策的宣传教育活动，通过举办培训班，开展知识竞赛、演讲赛等形式，增强了干部群众遵纪守法，依法行政的意识。二是深入开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和争做新时期最可爱的人活动。教育各级计生干部树立四种观念，即：群众观念、服务观念、法制观念、权益观念，始终把群众满意程度作为衡量计生工作的标准，把广大育龄群众的利益作为自己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三是落实责任，规范管理。先后制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全区计划生育行政执法责任制的通知》、《关于规范计划生育行政

执法程序的通知》、《贯彻执行“七个不准”，加强计划生育依法行政的通知》等五份文件，建立健全了计划生育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制度、行政执法过错追究制度、行政执法公示制度、行政执法评议和考核制度。与镇、街道办事处签订了计划生育行政执法责任合同，落实工作责任。镇、街建立了计划生育政（居）务公开栏，设立了服务监督电话10部。实行计划生育“五公开一监督”制度，即：生育政策、生育指标、生育对象、处罚标准、节育对象公开，接受群众监督，增强了计生执法工作透明度。四是监督检查，抓好落实。区上成立了计划生育行政执法工作领导小组，每年对全区行政执法情况进行四次检查。坚决查假治假，严肃处理违纪违法问题，使为城市计生工作管理逐步步入了法制化、科学化、规范化的轨道。四、强化措施，综合治理，切实提高流动人口计生管理工作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是城市计生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区上成立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公室，落实了人员，明确了职责；坚持与常住户一样，实行同管理、同检查、同考核、同奖罚。根据基层工作实际，组织协调工商、公安、民政、城建等部门，联合下发了《加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实行齐抓共管。在日常管理中我们总结出了七项切实可行的管理办法。一是推行楼栋管理制度。下发了《计划生育楼栋管理办法》，各楼栋推举楼长全面负责，每单元指定专人管理。二是实行警计联防管理。在社区建立计划生育、公安部门综合治理流动人口办公室，建立警民联系点，把计划生育与综治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三是实行双向管理。按照流入与流出并重的原则，双向把关，双向反馈，双向管理。双向把关：即规定凡外出经商或做工的人员必须在户籍地镇、办事处计生部门办理流动人口婚育证、签订合同，确定联系地点，查访时间。同时，将计生情况登记表、合同、计生证明、身份证、结婚证、孕情通报单及《委托代管协议书》等立卷归档。对流入本地区的人员，一律查验原籍乡镇计生办以上有关部门签发的《婚育

城市流动人口范文篇6

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蔡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经济改革具有渐进的特征。这渐进性的涵义包括两点：其一，任何一项改革都首先需要其他的改革作为铺垫，从而达到风险最小化；其二，当一项改革的条件具备时，改革就不能延误，否则就会阻碍整个改革和发展的进程。他认为，八十年代以来，户籍制度就不断在进行着改革，到了现在，应该是迈一大步的时候了，风险不会很大。至于户籍制度改革是否会给城市带来更多的流动人口压力，蔡先生认为城市容量应该是动态的，城市人多、物价上涨、生活费用提高，同时劳动力价格会下降，这样想来城市的人就会综合考虑。

蔡先生认为，当前最应该采取的措施就是取消有些城市实行的“就业工种限制”。他认为，这也是户籍制度限制劳动力流动的一个主要方面。至于目前城市失业现象，他认为主要是由于市场上有效需求不足和工资刚性所造成的。而推动城市劳动就业制度改革，消除工资刚性，归根结底需要劳动力流动所形成的竞争。

此外，蔡先生还认为当前改革户籍制度，给外来劳动力以城市户口，对当前消费有很强的促进作用。他分析说，由于外来劳动力没有城市户口，他总是抱着有一天我也许会离开这个城市的想法，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他的消费方式和行为都会是一种短期行为。这也就是说，他会把消费降到最低限度，其余收入储蓄倾向很强。而当他一旦获得当地户口后，他就觉得不管怎样，我都是要在这个城市里生活的，那他周围的城市居民的消费行为就会对他有一种示范作用：别人怎样生活，我也要那样生活。这会使他的消费行为长期化，这一大批人有很强的消费潜力。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城市流动人口范文篇7

关键词: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遭遇问题;引发问题;文化不适应

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开始走出家门进入城市,成为城市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增长十分迅速,目前在许多城市中甚至已经超过当地少数民族户籍人口”[1]107。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是一个在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与汉族迥异的特殊群体[2]。学界虽有学者研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但却没有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进行专门界定。本文尝试就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内涵、组成部分与主要内容、问题出现的原因等进行论述,以就教于方家学者。

要探讨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必须首先明确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概念。有研究者将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称为城市流动少数民族,指的是非当地城市户籍,但在城市从事各种工作和活动的少数民族,并将其与城市世居少数民族、城市新进少数民族一起纳入城市少数民族的范围[1]100。据此,只要是从民族地区及非民族地区乡村、牧区或城镇流向城市而非乡村、牧区及小城镇的少数民族人口都属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范畴。这种界定方式偏重户籍和流入地。还有研究者从文化层面理解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我们不只是把这些被调查的民族(指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笔者注)看作是人口较少的群体,而且把他们看作是拥有和城市汉族居民不同的传统文化、也拥有与城市其他迁移者不同的文化背景的群体”[3]40。民族文化携带者的身份成为区分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普通流动人口的重要标准。在借鉴上述成果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主要指从农村、牧区、城镇流入城市且不改变户籍的、作为民族文化携带者存在的少数民族人口。基于某一具体城市而言通常是指流入人口,不包括流出人口。当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还应该包括流入地不是城市的那部分人口,但以流入城市者为主体。

由于城市是少数民族人口的最主要流入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更多地指向流入城市的少数民族人口。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由于自身的民族性、宗教性、文化性等特点,与之有关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更应该予以高度重视。美国社会学家R·E·帕克(RobertEzraPark)对迁移产生的影响的认识则比较全面,“人口从国内的某一区域迁移到另一个区域——例如当前黑人向北方移居——也会引起动荡。从移居者自己的观点来看,这种移居可以具有解放的性质,使他们获得接触新的经济和文化的机会,但是,对于他们所离开的和正在移入的社区,这种运动丝毫不差地都同样是一种扰乱。同时,这种迁移败坏了移居者的本身,尤其对青年一代更是如此”[4]。即人口迁移虽然会为迁移者带来一些新的经济文化机会,但同时也会给迁出地与迁入地带来较大的动荡与扰乱,并影响到迁移者自身及其后代。将相关研究成果应用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身上,笔者认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由于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宗教信仰、价值观念、民族文化等与流入地主要是城市存在着较大差异,其在城市工作、生活期间遭遇到来自城市社会管理体制与政策乃至城市居民的偏见歧视等方面的障碍,他们自身遇到的不适应状况、带给城市社会的某些不良影响等。除此而外,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还包括流出地以及流动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前者系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某些不利影响;后者多系流动途中因为偶发事件等而出现的某些问题,不太引起人们的关注。当然,城市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最主要发生区域,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是其最主要的构成部分。

一、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组成部分与主要内容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既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主要部分,也是城市社会问题以及当前民族问题的重要内容。按照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可以简单地把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分作两大类:一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带给城市社会的相关问题;二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工作生活期间所遭遇到的相关问题,二者共同构成了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全部内容。具体说来,前者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放在问题的引发者位置上,将他们作为问题的触发主体来看待;后者则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放在问题的承受者位置上,他们是问题与困难的承受主体。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多把目光投向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作为问题的引发者层面,多讨论少数民族人口流入带给城市社会的消极影响,而没有关注他们作为城市中双重弱势群体所遇到的困难和艰辛。事实上,因为种种原因而给城市带来问题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毕竟只是少部分人,尤其是那些盲目与无序流动的少数民族人口易给城市发展带来某些社会问题,绝大部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促进了城市经济文化的发展。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作为城市中的异质性流动人口,异质文化携带者的身份、弱势群体的地位再加上来自城市社会的制度性与非制度性因素的制约,使得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会遇到困难和相关问题,这构成了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主体所在。因此,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既包括少部分人作为越轨人群给城市所带来的麻烦与问题,同时包括大部分人作为弱势群体在城市中所遇到的困难与问题。

有鉴于此,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主要内容大致可以按照上述两类作为标准进行划分。由于各个民族在语言、文化、宗教信仰、民族心理和生活习惯上的差异,以及他们对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城市管理制度不了解,由此产生了一些矛盾和纠纷,随着流动规模的不断扩大,其带给流入城市的消极影响逐渐增大,不太容易应对和处理。“少数民族人员大量进入城市必然产生在城市适应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这就会给城市管理带来压力,也带来了新的课题”[5]191。具体说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城数量日益增多,时间持续不断,给城市提出了市场问题、政策问题、市民接受能力问题、风俗习惯问题、社会治安问题、城市管理问题等一系列严峻的挑战”[6]。尤其是那部分盲目流动的少数民族“三无人员”,更是给城市居民的正常生活、城市社会的稳定造成了较大的消极影响,正逐渐演变为城市社会的“问题群体”。

少部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带给城市社会的问题和负面效应主要通过影响城市管理的某些问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违反计划生育政策问题以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违法犯罪带给城市的社会治安问题等为典型表现出来。其中,影响城市管理与社会秩序的相关问题属于流动人口带给城市社会的普遍性、一般性问题与常见问题,包括某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乱搭乱建住所而带来的影响城市市容市貌的问题;部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卫生意识差乱丢垃圾、乱倒弃物、甚至随地大小便导致的城市环境卫生问题;以及某些少数民族小商贩随意摆摊设点、无照经营、偷税漏税以及忽视交通管制依靠摩托车、三轮车违规运营而影响城市交通秩序等违规与违法经营问题等。

此外,还有部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而偷生、多生、超生等也是重要问题之一,有研究者提到:“由于外来少数民族流动性较大,不便管理,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规定,早婚、早育、多生、超生,不办理婚姻登记手续等现象大量存在,是计生工作的一个大漏洞”[7]。

还有某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因为种种原因违法犯罪而带给城市的社会治安问题成为影响城市社会安定的一大隐患。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一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盲目进城后,找不到活干,没有正当的生活来源,做一些违法勾当,如盗窃、吸毒贩毒、扰乱社会秩序等,甚至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少数民族盲流人口成群结派进行犯罪活动的现象。这些不仅影响了城市居民的正常生活秩序,而且损害了少数民族的形象,并给城市民族关系带来了不好的影响”[8]。后面这两种情况属于流动人口的共同问题,也是少部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带给城市社会的问题,对城市社会的影响较大较恶劣,容易引起城市居民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抵制和排斥。

大部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作为弱势群体所遇到的困难与问题是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研究者认为,“一些现实的困难也是构成负面影响产生的诱因。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到都市后,会面临就业、住房、交通、医疗保健、孩子入托、入学等一系列问题,从而对社会的安定造成不利影响”[9]。困难与问题的存在致使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成为城市中的弱势群体与边缘群体。

少数民族人口来到城市后,由于自身文化低下、专业技能缺乏,以及语言不同、文化迥异等因素,在适应城市社会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困难和问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除了一般流动人口的各种困难与烦恼外,还抱有作为少数民族的特殊困难和心理适应问题。一方面,大中城市居民绝大部分是汉族,他们语言相同,习俗相近,生活上不受任何障碍,而对少数民族来说许多城市不具备一些少数民族必备的生活设施和条件;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本身汉语交际能力较差,汉语不好的大有人在,而且一些少数民族固有的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需要相对应的一定设施。由于上述原因,许多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甚感不便,他们所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比汉族流动人口深刻”[8]。具体说来,大部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中遇到的困难与问题主要有来自城市社会的歧视问题、基于文化素质低下与专业技能缺少而导致的就业困难问题、就业过程中的工资拖欠与克扣问题、基于就业不足或底层就业导致的贫困问题以及子女教育问题等。其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贫困问题与子女教育问题对他们自身而言影响更大更深远,其他问题则属于常见问题。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受到城市的歧视主要表现为语言藐视、有意回避、职业排斥、人格侮辱等层面。就业问题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身的文化程度、语言能力、专业技术等重要人力资本的缺失以及城市中就业必须的社会关系、社会资源等社会资本缺位所必须面对的直接后果之一。当然,有些人在城市中实现了就业,还会遇到工资拖欠与克扣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都会直接或间接导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陷入生活贫困,成为城市新贫困人口中的一员。当然,这种贫困既包括绝对贫困,也包括相对贫困;既包括物质生活贫困,也包括精神文化贫困,其中以相对贫困为主,包括少部分的绝对贫困人口,以物质生活贫困为主要外显层面,绝大多数属于精神文化贫困者。除此而外,“滞留在城市的少数民族农牧民由于没有户口,加上语言不通、风俗习惯不同、经济条件承受不起等原因,小孩上学成为问题”[10]。这是一个让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非常关心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让城市教育部门棘手的问题;既是民族教育的延伸与继续,也是义务教育的难点与重点

二、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出现的原因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不单纯是民族问题,而更多的是经济和社会问题,但由于少数民族在数量上的“少”和经济文化素质上的“差”,使这方面的问题相对突出。从表面上看,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产生无怪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来自城市方面的原因,主要是城市现行体制、制度与政策等制度化与非制度化方面的因素;另一个就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身的原因,主要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文化素质低下、专业技能缺乏及其他相关因素。当然,更深层次的原因应该是城乡之间、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以及因此而导致的文化冲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出现是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

1.来自城市尤其是管理体制方面的因素是产生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外在原因,也是流动人口问题产生的共同因素。有研究者指出,“在中国,与流动人口有关的许多问题实际上是由我国的制度建构出的”[11]。当前,我国是典型的城乡二元体制,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教育、卫生、福利等政策均将重心偏向于城市居民,而作为不具有城市户籍的外来人口包括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则不能够享受。对此,社会美国社会学家帕金(FrankParkin)认为,任何社会都会建立一套程序或规范体系,使得资源和机会为社会上某些人享有而排斥他人。其中一种是集体排他方式,例如以种族、民族、宗教为区分标准,而将某些社会群体整体地排斥在资源的享有之外[12]。包含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内的流动人口群体由于不具有城市的正式户口,而在整体上被排斥在了城市的正式居民之外,他们与本地城市人形成两大截然不同的群体,构成城市社会的“新二元结构”。作为流动人口的重要部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亦被排除在城市体制之外,不能够在城市中享受到普遍意义上的国民待遇。在就业方面,“中国许多城市在劳动就业方面仍将相对较好的职业留给本地人,以保证城市居民享有好职业的优先权和独占权,外来务工人员被明确地排除在这部分职业的范围之外”[13]。城市的这种“职位保留”政策也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排除在很多正规职业之外,使其只能在非正规部门谋求就业,从而会遇到就业问题。再加上他们在城市生活期间,城市支持系统功能的缺位与弱化使得城市社会支持系统无法为其提供更多的支持与帮助,最终容易陷入贫困之中。当然,在现行教育体制下,城市公立学校不能满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的需求,现行的教育体制使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成为一个大问题。

2.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身的文化素质以及专业技能的缺失与不足是问题出现的内在因素。部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身携带的人力资本禀赋较低,不仅文化素质低下,语言能力较差,而且专业技术缺乏,缺少竞争能力,并非像普通流动人口一样系来自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的底层精英,这已为已有的研究成果所证实[14]。一般情况下,受教育程度是衡量劳动者个人素质高低的重要方面,也是个人社会生存能力的内在基础。显然,部分少数民族人口自身低下的文化素质使得他们在城市中不太容易适应城市管理方式和城市现代文明,最终给城市社会带来诸如环境卫生问题、影响市容市貌问题、违规与违法经营问题乃至超生多生、违法犯罪等问题,影响到城市的正常生活秩序和社会环境稳定。另外,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由于自身的文化层次较低,专业技能欠缺,先天性人力资本的不足以及后天在城市中的社会资本积累有限,使得他们在城市中不能够顺利地实现就业与创业,部分人除了可依靠民族身份实现底层与自雇式就业外,很多人在残酷的市场与就业竞争中只能是处于下风。当然,与就业问题紧密相连的就是贫困问题,无法实现就业或就业不足肯定会导致在城市生活困难,再加上城市社会保障系统的缺位,其很可能会陷入到贫困中去,甚至有些还可能因此而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威胁到城市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

3.城乡之间、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以及基于此出现的文化冲突与文化不适应是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文化冲突以及文化的不适应。这种不适应是一种双向的不适应,一方面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市的不适应,不仅包括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往往承袭流出地的生活习惯,不去主动地适应新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而且包括他们面对城市的异质性文化无法无力来应对;另一方面是城市居民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不适应,他们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等感到不理解,导致纠纷矛盾频繁发生。这种双向不适应问题最终导致了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出现。其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市社会的文化不适应是关键的环节。

有研究者指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属于时间、地域、文化的三维空间移民: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时间移民;从农村地区到城市领域的空间移民,从少数民族聚居区到汉族聚居区的文化移民。他们面临多方面的交流与适应难题: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适应;从农村生活到城市生活的文化适应;从少数族群边缘文化到主体民族主流文化的适应,从家乡的主人角色到他乡的客居角色的适应,从民族语言文化到汉语言文化的适应,从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适应[15]。在这个过程中,基于地域、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导致的文化冲突与文化不适成为一个新问题。有研究者提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适应城市方面面临的压力更大。他们不仅要面临城乡文化冲突和融合问题,而且也要面临与其他民族的冲突和融合问题;不仅要突破城市户籍制度、单位制度等障碍,还要突破民族文化、风俗习惯和语言等障碍,因此,与汉族流动人口相比他们面临的困难更大[16]。他们从陌生偏远的民族地区进入到五彩斑斓的城市后,由于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与城市居民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他们自身携带并适用于民族地区乡村的民族文化、乡土文化与城市现有的生活方式与管理制度等城市现代文明之间存在着较大的不一致,“由于少数民族文化水平相对较低,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上与城市生活方式也存在文化冲突”[1]184,致使某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异质的城市社会环境中不知道如何去面对、去适应,不懂得努力改变自身的行为方式,以便积极主动地与城市社会相适应,而是仍然按照原来的行为准则与处事方式行事,必然会影响到城市秩序与城市社会环境。显然,市容市貌问题、环境卫生问题、违规与违法经营问题以及社会治安问题等都是区域文化、民族文化、城乡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都市文明冲突的一种必然凸显。

另外,来自城市居民的偏见与歧视也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之所以会出现的一个因素,是城市居民不去适应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重要表现。偏见通常是歧视产生的基础,很多形式的歧视都产生于偏见的态度。而“偏见经常源自刻板印象,源自对某一群体成员固定的、僵化的刻画……刻板印象在文化观念中根深蒂固,即使明确歪曲了现实,也很难被改变”[17]。城市中的部分居民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怀有一种概念化的印象,总认为他们落后、野蛮、不讲卫生、缺少教养等等,不愿意不喜欢主动与他们打交道,处于一种主动交往隔离与断裂的状态。美国社会学家W·G·萨姆纳(WilliamGrahamSumner)提出,根据群体成员对待群体的立场和态度可把群体划分为内群体与外群体。凡是成员感到自己与群体关系密切,对群体的归属感强的群体就是内群体,内群体中的人可以产生一种同类意识,在群体内成员表现为合作、友善、互助、尊重。外群体指凡是自己没有加入的、由他人组成的,或这群人与自己无关的群体,人们对外群体常常表现为冷漠、轻视或有偏见,尤其当内群体与外群体对立时[18]。毫无疑问,城里人与流动人口尤其是进入城市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之间有着鲜明的内群体与外群体的界限意识,他们分别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将对方视为一个与己群体完全不同类的群体,在心理意识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由于受城市排斥而存在着高度疏离感,成为游离于城市之外的群体。虽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基于民族、宗教的因素与城市原有的少数民族之间会产生某种认同,但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与城市管理体制的影响下,这种认同可能会让位于城里人与农村人、汉族人与少数民族的差异。因此,内群体与外群体的区分会产生来自城市人对流动人口群体的歧视与来自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市的不认同感与无归属感。另外,进入城市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身上被打上了污名化的烙印。德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斯(NobertElias)认为,污名化指的是一个群体将人性的低劣强加在另一个群体之上并加以维持的过程[19]。肮脏、随地吐痰、偷盗、不礼貌、不文明等,似乎天然地加在农民工的身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更不例外。在城市人的偏见与歧视的社会环境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更难以谋求自己在城市生存与发展的更多空间,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使得问题显现出来。

三、结语

应当认识到,“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人口流动问题,它既关系到城市自身的发展稳定,又牵动着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和民族团结的大局,已经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迫切需要研究的现实问题”[16]。正确认识与妥善处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对民族关系、城市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民族地区繁荣发展、城乡关系以及民族政策的贯彻乃至和谐社会的构建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处理好有关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不仅利于城市的稳定和发展,而且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对城市经济成分的多元化都有重要意义[5]。

当然,不能因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存在某些问题就否定、反对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必须正确全面看待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现象,正确看待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必然性、必要性与合理性。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是当前及今后较长时期的潮流与趋势,其出现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对于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现象应该持一种肯定与支持的态度,应该采取一种引导与疏导的做法,而不是拒绝、限制与堵截。权衡利弊,比较得失,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利大于弊、得大于失[20]。要采取措施兴利除弊,鼓励少数民族流动,并要发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积极作用,抑制、消除其消极影响。

基于此,要积极引导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适应城市社会,使其能够融入城市社会,加大其对城市社会的认同感与归属感,积极谋求传统民族文化与现代都市文明的和谐一致,这样才能不断强化他们带给城市的积极效应,最大程度降低其对城市的消极影响。笔者认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应该创造条件积极引导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市社会相适应,努力构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预警机制,积极寻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消减对策,并要采取主动有效的措施和手段来缓解甚至消除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对城市、对民族地区、对少数民族自身的负面影响,尤其是要通过城市民族工作机能的加强来不断强化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与管理,切实保障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与利益,最终实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市社会的真正认同。[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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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流动人口范文篇8

努力提高城市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水平

川汇区辖5街4镇，57个社区居委会，总人口32万人，其中城市人口27万人。全区共有流动人口2.2万人,其中流入人口2万人。近年来，针对城市计划生育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和省、市计生部门的指导下，紧紧抓住社区建设的有力时机，建立了“属地管理、单位负责、居民自制，社区服务”管理新机制，并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做为全区计生工作的突破点，坚持以人为本，优质服务以服务促管理，城市计划生育工作取得明显成效。2004年，我局被国家计生委授于“计划生育质量管理先进单位”荣誉称号，并连续多年被省、市表彰。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审时度势，改革创新，不断增强计划生育工作活力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计划生育工作的要求更高、难度更大，任务更艰巨。近年来，我区流动人口大量增加，即给经济发展带来了活力，也增加了计划生育工作难度；企业改革中裁减或撤消了计划生育管理机构和人员，、弱化了计划生育管理力度；同时出现大批下岗职工；城市改造、住房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使人户分离现象加剧；因婚姻家庭关系的变化带来的离婚再婚、未婚先孕、意外妊娠等现象增多，城市居民更加关心自身的生命质量、生育质量和生活质量，关心优生、优育、优教；对计划生育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单位的一些职能逐步转向社会，转向社区等。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给传统的计划生育管理体制、工作方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对此我们充分认识到，只有改革和调整过期作废熟悉的已控制人口增长为主的工作思路和管理方式，从思想认识、工作方法等方面改革创新，才能适应新型势的要求，才能开创我区计划生育新局面。几年来，我们根据计划生育外部环境的变化和计划生育自身的要求，立足基层，积极探索，大胆推行了“四项改革”，初步实现了“三个转变”。一是进行避孕节育措施知情选择改革。早在2002年，我区就开展了避孕方法知情选择试点工作，改变过去行政命令、一刀切的管理要求，让群众自主选择适合自己的节育措施，近年来，我们认真总结试点经验，在全区范围内由点到面稳步推广目前，全区已有三分之二的村、社区实行了知情选择。二是一孩生育指标方面的改革。2003年，开始在城市将一孩生育指标审批权限的下放给企业，由企业自主管理，改变过去那种多头管理，程序复杂的领证方式，方便了职工，服务了社会。在此基础上，2004年我们又开展取消一孩生育证管理试点工作。根据试点情况来看，达到了“政府指导、单位调控、综合服务、方便群众”的目的。三是进行了生殖健康方面的改革。2003年，我区将《生育证》改为《生殖健康服务证》，突出了科普知识，优生优育方面的宣传服务。变由群众上门领证为送证上门服务、受到了育龄群众的普遍欢迎。四是结合社区建设，进行社区计划生育改革。今年，我们在新组建的社区指导社区制定自治章程，引导社区进行居务公开，面向社区推广优质服务，广泛发动社区居民对计划生育工作民主决策、民主参与、民主监督，积极推行计划生育居民自治。通过开展“四项改革”，使全区计划生育工作基本实现了“三个转变”：在工作机制上，由单纯以行政管理向行政管理与群众自我管理相结合的转变，实现了工作重心下移；在工作体制上，由单纯依靠计生部门向依靠党政领导与相关部门综合治理转变，增强了计生工作的群众性；在工作方法上，由注重管少数人向管好少数人与服务多数人转变，提高了群众的满意程度。

二、依托社区，加强城市计划生育基层基础工作

为抓住社区建设这一有利时机，将城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融入社区，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我们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积极当好区委、区政府的参谋助手，将计划生育工作及时切入社区建设之中。在社区成立之初，我们认真学习了《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有关城市社区建设、加强计划生育工作的文件精神，准确把握社区计划生育工作的定位和发展思路，积极出主意、想办法，当好区委、区政府的参谋助手。首先，我们根据全区社区建设的总体规划，及时向区委、区政府专题汇报了在社区建设中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意见。引起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社区计划生育工作的意见》、《加强计划生育社区服务工作的通知》等文件，明确了社区计生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和任务。其次向区委、区政府建议，组织召开了全区城市社区计生工作座谈会，广泛听取了民政、工商、公安、街道办事处等部门的意见，统一了思想认识，明确了相关部门的职责与任务，对社区计划生育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

二是深入社区，加强对社区计划生育工作的指导。首先，指导新组建的社区居委会普遍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居委会主任任组长，下设办公室，设1名计划生育专职副主任，配备了计划生育专兼职干部。目前，全区57个社区居委会全部落实了计划生育专职副主任。为了使新上岗的社区干部尽快适应计划生育工作，我们与区民政局连手，统一组织对全区200多名社区干部进行了培训。此外，指导社区建立计划生育协会组织，扩充社区志愿者队伍。其次，指导社区加强服务建设。根据资源共享的原则，指导社区利用现有资源，建立人口学校、技术服务室、协会“会员之家”等，为社区计划生育管理、宣传教育、优质服务搭造平台。再次，指导社区实行计划生育居民自治。依据国家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和政策，指导社区制定计划生育居民自治章程，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特别是指导社区发挥计划生育协会组织的作用，使社区居民在计划生育方面实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

三是，开展创建计划生育“合格社区”活动。我们从知情选择、居民自治、综合治理等方面着手，各有侧重地开展计划生育试点工作。在试点的社区取得经验后，通过召开现场会的方式，再全面推广，并按照“四无、六好、三落实”的工作要求，规范标准，实行动态考核。在考核中，我们把社区居民自治开展情况和居民的满意程度作为考核的重要内容。目前，全区57个社区居委会中，有个社区达到了计划生育合格社区的标准。我们通过以上方式，抓点带面，确保社区计划生育工作整体推进。

三、坚持依法行政，不断提高城市计划生育管理水平

今年是“计划生育法制年”，我们重点抓了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开展了群众性的法制宣传活动。结合“四五”普法，在全区开展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等法规政策的宣传教育活动，通过举办培训班，开展知识竞赛、演讲赛等形式，增强了干部群众遵纪守法，依法行政的意识。二是深入开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和争做新时期最可爱的人活动。教育各级计生干部树立四种观念，即：群众观念、服务观念、法制观念、权益观念，始终把群众满意程度作为衡量计生工作的标准，把广大育龄群众的利益作为自己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三是落实责任，规范管理。先后制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全区计划生育行政执法责任制的通知》、《关于规范计划生育行政执法程序的通知》、《贯彻执行“七个不准”，加强计划生育依法行政的通知》等五份文件，建立健全了计划生育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制度、行政执法过错追究制度、行政执法公示制度、行政执法评议和考核制度。与镇、街道办事处签订了计划生育行政执法责任合同，落实工作责任。镇、街建立了计划生育政（居）务公开栏，设立了服务监督电话10部。实行计划生育“五公开一监督”制度，即：生育政策、生育指标、生育对象、处罚标准、节育对象公开，接受群众监督，增强了计生执法工作透明度。四是监督检查，抓好落实。区上成立了计划生育行政执法工作领导小组，每年对全区行政执法情况进行四次检查。坚决查假治假，严肃处理违纪违法问题，使为城市计生工作管理逐步步入了法制化、科学化、规范化的轨道。

四、强化措施，综合治理，切实提高流动人口计生管理工作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是城市计生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区上成立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公室，落实了人员，明确了职责；坚持与常住户一样，实行同管理、同检查、同考核、同奖罚。根据基层工作实际，组织协调工商、公安、民政、城建等部门，联合下发了《加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实行齐抓共管。在日常管理中我们总结出了七项切实可行的管理办法。一是推行楼栋管理制度。下发了《计划生育楼栋管理办法》，各楼栋推举楼长全面负责，每单元指定专人管理。二是实行警计联防管理。在社区建立计划生育、公安部门综合治理流动人口办公室，建立警民联系点，把计划生育与综治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三是实行双向管理。按照流入与流出并重的原则，双向把关，双向反馈，双向管理。双向把关：即规定凡外出经商或做工的人员必须在户籍地镇、办事处计生部门办理流动人口婚育证、签订合同，确定联系地点，查访时间。同时，将计生情况登记表、合同、计生证明、身份证、结婚证、孕情通报单及《委托代管协议书》等立卷归档。对流入本地区的人员，一律查验原籍乡镇计生办以上有关部门签发的《婚育证》，做到“流而不失、动而有控”。双向反馈：即凡外出流动人口、做到定期检查孕情、环情、尤其对20-49岁生育旺盛期的已婚育龄妇女，要求严格按照合同规定，定期到流入地乡（镇）以上卫生院、计生服务站进行孕情、环情检查，并将检查结果及时反馈给有关部门。双向管理：即凡需长期外出或居住在外地的已婚育龄妇女，一律由户籍地和现居住地，双向签订《委托代管协议书》，对流入的已婚育龄妇女，一旦发现计划外怀孕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四是加强网络建设。社区居民小组、街道、楼栋、物业小区等都设立了计划生育宣传员和中心户长，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做到信息灵通、管理到位。五是落实企业法定代表责任制，把居住地企事业单位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纳入当地街道办事处目标责任制，定期检查，定期考核。六是严格实行“一证管多证”制度。即流动人口必须先办理、交验《婚姻证明》，然后才能办理暂住证、营业执照、务工许可证等其他证照。七是坚持每季度对流动人口进行一次清理清查，各镇、街道办事处均组织了以工商、公安、民政、卫生、城管等部门参与的联合执法活动，明确责任，相互配合，专项治理，解决突出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的格局。

五、依托社区，广泛开展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活动

几年来，我们坚持把开展优质服务作为转变工作思路改进工作方法的重要工作来抓，建立和完善宣传教育、科学管理、综合服务“三位一体”的工作机制，寓管理于服务之中。

一，提供计划生育宣传服务。

我们始终坚持宣传教育为先导，不断改进宣传模式，全面开展“温馨宣传，贴心服务，连心教育”，提倡理解人，尊重人，以温馨的标语口号，架起心灵沟通之桥，密切同群众的关系。把面对面上门宣传作为重点，开展了“四个一”活动。即：说一句知心话，送一份宣传品，办一件实心事，解一个难心题。将计生宣传服务和创建新型生育文化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时机，开展多种形式的计生集中宣传教育活动。同时，各村（居）委会在辖区内的摊点、巷道和醒目的地方刷写永久性标语，在楼栋间张贴《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指南》，向经营摊点发放宣传资料，使广大群众和流动人口自觉执行计生政策。

二，提供生殖健康服务。小陈老师工作室原创

我们坚持开展B超检查和妇科检查服务，免费为育龄妇女出具流动人口避孕节育情况报告单，免费为流动人口查验婚育证明，免费提供避孕药具和避孕方法指导，努力减少外来育龄妇女怀孕率、流产率，从而不断提高外来育龄群众的生殖保健意识和能力。

三，提供生产、生活服务。

城市流动人口范文篇9

选民登记是指确认公民享有选举权的一道法律程序，现代法治国家的选举制度中都有关于选民登记的程序规定。任何民主的选举都必须建立在及时而又准确的选民登记基础之上，没有选民登记的顺利进行和完成，选举的其他环节就无法继续。

一、选民登记的基本模式及有关理论

选民登记（VoterRegistration(USA)or；RegistrationofElectors(UK)；Electoralenrolment(AU)）的模式一般可分为自愿登记和自动登记二类。

自愿登记指符合选民资格的选民在法定时间内自愿前往选举登记机构进行登记的制度。实行自愿登记的理论依据是：选举权是公民与生俱来的当然权利，不应被任意限制与剥夺。由于对权利的来源与限制的认识不同，又分本源权利说和既得权利说。本源权利说认为作为自然权利的选举权是绝对、抽象的，无须国家宪法和法律赋予；既得权利说则认为选举权必须由宪法和法律的形式确认，主张选举权是相对和现实的，应当受社会生活条件的制约。不论哪种权利学说，都认为选举权是一项政治权利和责任，公民是否登记并投票的权利由其自己决定，因此登记选民资格的责任也在公民自己。实行这种自愿登记的国家主要有美国（部分州）、拉丁美洲的大多数国家及非洲的一些国家。

自动登记是指选举管理机关在法定时间内主动登记合格选民的制度。其理论依据是：公民必须要参加投票活动，合格选民有义务要进行登记。从这个意义上讲，选举权是公民受国家委托而必须履行的义务，被授予选举权的公民参加选举就是在依法履行社会的职责，否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根据这种社会义务学说，国家可以基于社会利益规定选民的资格，对参加选举做出必要的限制如国籍、年龄、住所等，同时选民也负有参加选举履行义务的责任，不得自行放弃和转让，在此理论基础上的自动登记也被称作是强制登记。英国、澳大利亚及印度等英联邦国家采取的是自动登记制度，尤其是澳大利亚的选民强制登记模式最具有代表性。

还有一种理论认为，选举权具有权利和义务双重性质。由于选举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因此这种权利的设立因为关系到公共利益而具有公权的性质；对公民个人来说，是一项权利，对国家和社会来说，则是一种社会责任。根据这一学说，既然选举权是法律赋予的权利，任何对选举权的侵犯或疏漏都应获是法律的救济；既然参加选举是公民的社会责任和义务，那么公民不得转让、委托或放弃选举权。从我国目前的选民登记模式看，是以选举机构主动登记选民为主的模式，但又没有强制选民登记的法律规定，选民不登记的行为并没有受到国家强制力的约束，因此蕴含着公民权利自愿行使的理念。

无论是自愿登记还是自动登记，都各有利弊。自愿登记强调选民对自己行为负责，国家和社会在选民登记时的负担相对要轻得多，但是带来的后果是较低的参选率，有时会使操纵选举和舞弊行为盛行；自动登记强调的是国家主动干预和公民主动履行义务，与国家人口管理的程度高低有很大的关系，同时也保证了高参选率，但问题是国家负担较重，往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不久前柬埔寨举行的全国大选中，采取的是自愿登记的模式。虽然该国在选举前已经登记了630万选民，相对该国1200万人民而言，选民登记率勉强超过50%。李凡先生《柬埔寨选举观察报告》中对该国的选举情景描述是：“选民进入投票站以后要依次出示身份证和其它选举规定有效的证件，并在选民登记册上找到选民的名字加以注销，然后领取选票。”但是，这种选民在现场出示有效证件领取选票并在选民登记册上核销名字的做法，使得投票过程显得较为缓慢。非洲的尼日利亚共和国在今年4月举行了总统和州长大选。从伊佩庄先生在《关于尼日利亚大选的观察报告》中所述的该国选举日当天，“选民手持选民证排队等候；凭选民证领取选票；由工作人员在领取选票后的选民拇指盖上涂上特制墨水，以避免重复领取选票”等做法来看，该国实行的也是选民自愿登记制度。尼日利亚共有一亿三千万人口，根据该国2002年颁布的选举规则，在4月19日选举日前，选举委员会共收到选民登记申请6780万份，正式登记选民6082万人，比1999年的大选登记选民多出了2200多万人，尽管如此，登记率仍不足50%。此外，由于尼日利亚从未组织过正规的人口普查，政府部门也没有系统全面的人口资料，从而使选民登记变得异常困难，选民登记的错误率很高。

二、我国流动人口的选民登记问题

《辞海》中对人口的定义为“地球上某一区域人的数量的总和”。因此，人们一般是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待人口问题。但从人口学的意义来看，还可以从人口的数量、人口的素质、人口的分布、人口的结构、人口的迁移和人口的发展六个方面因素来研究。人口流动和流动人口都是从人口的数量和人口的迁移变化状态来考量的，但二者的含义却不一样。人口流动是指本地或外来人口处于区域性的动态变化之中的状态；而流动人口从广义上看，是指一定期限内在本地居住的非户籍地或非常住地的外来人口以及实际已迁居外地但户籍仍在原地的外出人口。本文从选民登记意义上所指的流动人口，是指非户籍地的外来暂住人口。

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户籍管理制度使得人口的管理处于相对静态之中，基于这种户籍管理制度而设计的选举制度中的选民登记很少出现错登、漏登或重登的情况，也不存在流动人口的选民登记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乡人口的流动也在不断增加与变化。城市化不单纯是指农民进城，它意味着国民经济增长模式、国民生活形态和国民意识的重大转变。城市化进程必然要带来人口的大量流动，有关资料显示，深圳作为国内最早的经济特区和移民城市，其流动人口所占比例非常大：截止2000年底止，深圳全市常住人口432.9万，其中户籍人口124万，暂住人口308.9万，暂住人口占常住人口的71.4%。到2002年，深圳市的常住人口达到504万，其中户籍人口140万，暂住人口364万，暂住人口占常住人口的72.2%。

一方面，城市化为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提供和创造了大量的建筑业、工业就业岗位，使人口流动由农村和小城镇趋向大中城市；另一方面，流动人口在城市化过程中也起到相当大的作用，流动人口已经成为城市生产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和其他流动打工经商者，是城市的重要纳税者，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因此，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这样一个越来越庞大的社会群体如果游离于他们所生活的城市之外，对城市的管理和稳定都会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要让这部分人融入其所工作生活的城市，使他们的利益诉求得到回应和保障，使他们关心所在城市的发展，就不能不关注他们的政治权利，其中他们参加选举的权利能否能以实现就显得十分重要。

城市化进程中大量的人口流动给各地的选民登记带来许多困难。由于现行《选举法》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县级以下人大代表直接选举的若干规定》“选民实际上已经迁居外地但是没有转出户口的，在取得原选区选民资格的证明后，可以在现居住地的选区参加选举。”的规定，我国对流动人口的选民登记仍然囿于以户籍登记为主的方式，且五花八门，情况十分复杂：那些不在户口地工作或生活的人经选区选举委员会按照户口资料主动登记为选民，但这部分选民一般只能通过委托投票来参选，其权利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行使；而非当地户籍的外来暂住人员，因为不可能回原籍参选，加上有些地方虽然规定一定工作或生活年限的外来人员，可以凭原籍的户口证明或选民资格证明到现在的暂住地进行选民登记，但是由于受选举利益的关联性及程序设计等因素的制约，这些外来人员一般都不可能专门为此回原籍去开户口证明或选民资格证明，因此，这部分人的选举权利实际上无法得到保障。从这二方面来看，如果不解决流动人口的选民登记问题，表面上的高参选率所掩盖着的是相当一部分选民权利的失落，他们的政治权利并没有得到法律的保障，相反是被法律或规则的排斥在选举之外。

深圳2003年的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中，有9名暂住人员当选为区人大代表，其中外来打工妹陈彩琼被当选为所在选区龙岗区的人大代表虽有浓重的制度安排色彩，但对于如何维护流动人口中外来人员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仍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当然，陈彩琼在作为“另选他人”参选前，是否进行过选民登记，也就是说陈彩琼的选民资格是否得到法律上的确认尚有不同说法，因此，她的当选和所在选区的选举显然存在是否有效的疑问。这种局面的产生虽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深圳的陈彩琼等暂住人口参选并当选为人大代表及武汉市数十名外来人员当选为区人大代表等事件的出现，提出了我们该如何帮助包括外来人口在内的公民增强权利意识，如何在选民登记中维护流动人口中的外来人员的选举权利，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立法机关以及选举组织机构应当从法律规则和选举技术的层面加以充分考虑等一系列的问题。

三、国外流动人口选民登记的基本模式

从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来看，国民人口基本上都经历了从乡村到城市，再从分散的中小城市到大的中心城市集中的过程，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绕过城市化这一过程而走上现代化之路。城市化进程必然要带来人口的大量流动，从互联网所搜索到的信息来看，西方国家的选民登记制度已经完成了由静态登记向动态登记的转换。仅以美国为例，独立选举登记机构的常设，唯一终身的公民社会保障号，网络化选民资格登记方式的使用及在多种途径公布选民名单（包括网上查询选民名单）等做法，使得美国流动人口中的选民登记变得十分的便利，既保障了公民的选举权，也避免了人口流动带来的登记困难。美国各个州选举事务所（StateBoardofElections）都有其独立的网站，这些网站的网页内容十分丰富，除了登载有关选举的法律和规则、程序外，还有选举基本知识方面的介绍。例如：谁需要登记？（Whohastoenroll）为什么要登记？(Whytoenroll)如何及在那里登记？(HowandWheretoEnroll)等等。同时，每次选举前,选举事务所都会在网上公布选民登记时间及投票时间，选民既可以亲自到选举机构去登记，也可以在网上登记，还可以下载登记表格填写后邮寄给选举办公室，并且可以在网上查询各选区的选民名单。

美国的马里兰州（StateofMaryland）的选举网站上，对本地及在海外的居民，非本地居民，正在服役的本地居民及学生等人员的选民登记（VoterRegistration）做了详细的介绍。如非本地居民（Non-Marylandresidents）的选民资格，除了要求申请人必须具备美国公民身份、在选举日前的最后一天满18周岁及没有犯美国刑法所规定的如破坏选举、欺骗或贪污等罪行外，还应在本地有住宅及纳税记录。符合上述资格的非本地居民登记时，只须提供诸如银行帐号、保险单或驾驶执照或其他政府证明文件副本之一即可。

美国的华盛顿州、乔治亚州等均在网上公布选民登记的电子表格，供选民自愿登记申请使用。如乔治亚州的选举事务所提示选民，根据该州的《选民登记规则》，首次登记选民资格的选民在递交申请前，须附上下列表明选民名字和地址的有效文件的副本之一，如带有ID号码的照片、银行对帐单、薪金支票或政府的证明文件等即可。华盛顿州则规定可以下载打印申请登记表格寄达选举办公室，也可通过电子邮件直接发送网上表格，但不允许以传真方式递交登记申请。

英国的选民登记在每年的1月和7月进行，对流动人口的选民登记则有居住时间的限制。如军人选民在选民的居住时间至少是一个月，普通选民在选区的居住时间至少应有三个月。

同是英联邦国家的澳大利亚实行的是强制选民登记制度，即选民必须主动登记，有关选民信息的任何变化必须主动申报。选民必须参加投票，无故不投票者处以20澳元（约合100元人民币）罚款。不交罚款者，将被澳大利亚独立的选举机构AEC（AustralianElectoralCommission）起诉到法庭，处以更高的罚款或其他处罚。同时，网上登记和申报选民信息变化等方式，也解决了澳大利亚流动人口的选民登记问题。

世界上发达国家对流动人口选民登记的各种程序和模式设计，充分运用了现代信息化的技术，体现了对选民选举权利的保障，也为我国解决流动人口的选民登记难题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四、完善我国选民登记制度的几点建议

人口信息资源是社会最宝贵的基础资源，外来人口的信息化管理为我国直接选举中的流动人口选民登记提供了重要路径，而我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也为流动人口选民登记提供了改革的基础。同时，今年6月23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的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居民身份证具备视读与机读二种功能”，尽管视读与机读的内容限于该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的项目，但是，如果我们的选民登记规则能与居民身份证管理系统接轨，就会有效地解决我国人口流动中的公民选举权保护这一难题。

此外，正在修改中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亦已淡化了原有的居民概念中的户籍因素，该法修改稿中的第十一条规定：凡社区年满18周岁，居住三年以上，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不受“户籍”所限，有选举与被选举的权利。这条规定如能通过，就为城市中的暂住人口在社区自治组织选举中的民主权利提供了法律保障，也给我国人大代表直接选举时，如何在选民登记时保障流动人口中的公民选举权奠定了基础。

建议全国人大能结合我国户籍制度的一系列改革，起草并制定全国统一的《选民登记规则》，对全国进行直接选举的农村村民委员会选举、城市社区选举和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中的选民登记做出统一的登记规则。这套规则中，应对选民资格的确定、选民登记的原则、选民登记的程序、选民名单的公布、信息化手段的运用、选民资料的查询与更新及选民资格诉讼等做出统一规定。

在选民登记统一规则出台前，根据我国的国情，流动人口的选民登记可以先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

第一，主动登记与自愿登记相结合原则。我国选举法“一次登记长期有效”规定的目的是为了减少选举登记机构和选民的麻烦，但实际操作中，由于人口的流动及城市化的发展，每次选举前的登记选民仍然在重新进行。因此，建议国家及地方应常设选民登记机构，选民登记机构可以设在民政部门，接受各级人大常委会的指导。选民登记机构在每次选举前，应主动根据有关户籍管理资料主动登记选民，及时更新选民信息和公布选民名单。同时，强调选民应主动到选举登记机构去办理登记手续，领取选民证。

第二，网络登记与手工登记相结合原则。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来开展选民登记，以提高登记的效率和登记的准确性。当然，由于中国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不可能一下子完全做到网上选民登记，但可以在有条件的大中城市试行建立选举网站，普及有关选举知识及选举前公布选举日。同时，也可试行选民网上登记，网上公布选民名单等，以方便选民登记和查询选民名单。

第三，选民资格应作必要的居住或工作年限的限制。从国外的情况来看，流动人口在现居住地的登记都有一定的时间限制，因此，应根据我国直接选举进行的周期，确定一定居住或工作年限较为合适。具体操作中，可以借助公安部门外来人口管理系统，对经过登记并达到一定居住或工作年限的暂住人口予以选民登记。这种限制与宪法和选举法的规定并不抵触，因为这种居住或工作年限的规定仅针对非本地户籍的选民登记，这部分人如回到原籍登记选民资格，并不受年限的限制。

第四，建立起以居民身份证管理为基础的选民登记系统，使选民仅凭身份证号码就可知悉其姓名、年龄、常住户口所在地、证件有效期等基本信息。从公安机关全国联网的口卡资料系统来看，只要有居民身份证号码就可上网查询该公民的基本情况，因此，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做好流动人口的选民登记工作。同时，规定法院刑事审判中凡涉及剥夺政治权利的生效法律文书，必须同时报送选民登记管理机构，为选民资格的审核提供及时信息。

第五，鉴于外出或外来人员的选民登记只能在一个选区登记，为避免重登或漏登的现象，建议修改选举法时，取消委托投票的规定。这也是防止选举舞弊，体现公正选举的措施之一。宁愿不要虚假的高参选率，也要坚持选民亲自投票，这样，可以杜绝虚假的选票流入选举票箱。

主要参阅资料：

[1]蔡定剑主编的《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法律出版社

[2]史卫民著《公选与直选》

[3]阚珂主编的2003年《中国立法研究报告》，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4]彭宗超著《公民授权与代议民主》，河南人民出版社

[5]蒋劲松《议会之母》，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6]伊佩庄《关于尼日利亚大选的观察报告》

[7]李凡《柬埔寨选举观察报告》

[8]澳门特别行政区《选民登记法》

[9]房保国《要把外来工的选举权利落到实处》

城市流动人口范文篇10

一、审时度势，改革创新，不断增强计划生育工作活力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计划生育工作的要求更高、难度更大，任务更艰巨。近年来，我区流动人口大量增加，即给经济发展带来了活力，也增加了计划生育工作难度；企业改革中裁减或撤消了计划生育管理机构和人员，、弱化了计划生育管理力度；同时出现大批下岗职工；城市改造、住房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使人户分离现象加剧；因婚姻家庭关系的变化带来的离婚再婚、未婚先孕、意外妊娠等现象增多，城市居民更加关心自身的生命质量、生育质量和生活质量，关心优生、优育、优教；对计划生育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单位的一些职能逐步转向社会，转向社区等。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给传统的计划生育管理体制、工作方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对此我们充分认识到，只有改革和调整过期作废熟悉的已控制人口增长为主的工作思路和管理方式，从思想认识、工作方法等方面改革创新，才能适应新型势的要求，才能开创我区计划生育新局面。几年来，我们根据计划生育外部环境的变化和计划生育自身的要求，立足基层，积极探索，大胆推行了“四项改革”，初步实现了“三个转变”。一是进行避孕节育措施知情选择改革。早在2002年，我区就开展了避孕方法知情选择试点工作，改变过去行政命令、一刀切的管理要求，让群众自主选择适合自己的节育措施，近年来，我们认真总结试点经验，在全区范围内由点到面稳步推广目前，全区已有三分之二的村、社区实行了知情选择。二是一孩生育指标方面的改革。2003年，开始在城市将一孩生育指标审批权限的下放给企业，由企业自主管理，改变过去那种多头管理，程序复杂的领证方式，方便了职工，服务了社会。在此基础上，2004年我们又开展取消一孩生育证管理试点工作。根据试点情况来看，达到了“政府指导、单位调控、综合服务、方便群众”的目的。三是进行了生殖健康方面的改革。2003年，我区将《生育证》改为《生殖健康服务证》，突出了科普知识，优生优育方面的宣传服务。变由群众上门领证为送证上门服务、受到了育龄群众的普遍欢迎。四是结合社区建设，进行社区计划生育改革。今年，我们在新组建的社区指导社区制定自治章程，引导社区进行居务公开，面向社区推广优质服务，广泛发动社区居民对计划生育工作民主决策、民主参与、民主监督，积极推行计划生育居民自治。通过开展“四项改革”，使全区计划生育工作基本实现了“三个转变”：在工作机制上，由单纯以行政管理向行政管理与群众自我管理相结合的转变，实现了工作重心下移；在工作体制上，由单纯依靠计生部门向依靠党政领导与相关部门综合治理转变，增强了计生工作的群众性；在工作方法上，由注重管少数人向管好少数人与服务多数人转变，提高了群众的满意程度。

二、依托社区，加强城市计划生育基层基础工作

为抓住社区建设这一有利时机，将城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融入社区，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我们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积极当好区委、区政府的参谋助手，将计划生育工作及时切入社区建设之中。在社区成立之初，我们认真学习了《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有关城市社区建设、加强计划生育工作的文件精神，准确把握社区计划生育工作的定位和发展思路，积极出主意、想办法，当好区委、区政府的参谋助手。首先，我们根据全区社区建设的总体规划，及时向区委、区政府专题汇报了在社区建设中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意见。引起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社区计划生育工作的意见》、《加强计划生育社区服务工作的通知》等文件，明确了社区计生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和任务。其次向区委、区政府建议，组织召开了全区城市社区计生工作座谈会，广泛听取了民政、工商、公安、街道办事处等部门的意见，统一了思想认识，明确了相关部门的职责与任务，对社区计划生育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

二是深入社区，加强对社区计划生育工作的指导。首先，指导新组建的社区居委会普遍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居委会主任任组长，下设办公室，设1名计划生育专职副主任，配备了计划生育专兼职干部。目前，全区57个社区居委会全部落实了计划生育专职副主任。为了使新上岗的社区干部尽快适应计划生育工作，我们与区民政局连手，统一组织对全区200多名社区干部进行了培训。此外，指导社区建立计划生育协会组织，扩充社区志愿者队伍。其次，指导社区加强服务建设。根据资源共享的原则，指导社区利用现有资源，建立人口学校、技术服务室、协会“会员之家”等，为社区计划生育管理、宣传教育、优质服务搭造平台。再次，指导社区实行计划生育居民自治。依据国家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和政策，指导社区制定计划生育居民自治章程，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特别是指导社区发挥计划生育协会组织的作用，使社区居民在计划生育方面实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

三是，开展创建计划生育“合格社区”活动。我们从知情选择、居民自治、综合治理等方面着手，各有侧重地开展计划生育试点工作。在试点的社区取得经验后，通过召开现场会的方式，再全面推广，并按照“四无、六好、三落实”的工作要求，规范标准，实行动态考核。在考核中，我们把社区居民自治开展情况和居民的满意程度作为考核的重要内容。目前，全区57个社区居委会中，有个社区达到了计划生育合格社区的标准。我们通过以上方式，抓点带面，确保社区计划生育工作整体推进。

三、坚持依法行政，不断提高城市计划生育管理水平

今年是“计划生育法制年”，我们重点抓了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开展了群众性的法制宣传活动。结合“四五”普法，在全区开展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等法规政策的宣传教育活动，通过举办培训班，开展知识竞赛、演讲赛等形式，增强了干部群众遵纪守法，依法行政的意识。二是深入开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和争做新时期最可爱的人活动。教育各级计生干部树立四种观念，即：群众观念、服务观念、法制观念、权益观念，始终把群众满意程度作为衡量计生工作的标准，把广大育龄群众的利益作为自己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三是落实责任，规范管理。先后制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全区计划生育行政执法责任制的通知》、《关于规范计划生育行政执法程序的通知》、《贯彻执行“七个不准”，加强计划生育依法行政的通知》等五份文件，建立健全了计划生育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制度、行政执法过错追究制度、行政执法公示制度、行政执法评议和考核制度。与镇、街道办事处签订了计划生育行政执法责任合同，落实工作责任。镇、街建立了计划生育政（居）务公开栏，设立了服务监督电话10部。实行计划生育“五公开一监督”制度，即：生育政策、生育指标、生育对象、处罚标准、节育对象公开，接受群众监督，增强了计生执法工作透明度。四是监督检查，抓好落实。区上成立了计划生育行政执法工作领导小组，每年对全区行政执法情况进行四次检查。坚决查假治假，严肃处理违纪违法问题，使为城市计生工作管理逐步步入了法制化、科学化、规范化的轨道。

四、强化措施，综合治理，切实提高流动人口计生管理工作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是城市计生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区上成立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公室，落实了人员，明确了职责；坚持与常住户一样，实行同管理、同检查、同考核、同奖罚。根据基层工作实际，组织协调工商、公安、民政、城建等部门，联合下发了《加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实行齐抓共管。在日常管理中我们总结出了七项切实可行的管理办法。一是推行楼栋管理制度。下发了《计划生育楼栋管理办法》，各楼栋推举楼长全面负责，每单元指定专人管理。二是实行警计联防管理。在社区建立计划生育、公安部门综合治理流动人口办公室，建立警民联系点，把计划生育与综治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三是实行双向管理。按照流入与流出并重的原则，双向把关，双向反馈，双向管理。双向把关：即规定凡外出经商或做工的人员必须在户籍地镇、办事处计生部门办理流动人口婚育证、签订合同，确定联系地点，查访时间。同时，将计生情况登记表、合同、计生证明、身份证、结婚证、孕情通报单及《委托代管协议书》等立卷归档。对流入本地区的人员，一律查验原籍乡镇计生办以上有关部门签发的《婚育证》，做到“流而不失、动而有控”。双向反馈：即凡外出流动人口、做到定期检查孕情、环情、尤其对20-49岁生育旺盛期的已婚育龄妇女，要求严格按照合同规定，定期到流入地乡（镇）以上卫生院、计生服务站进行孕情、环情检查，并将检查结果及时反馈给有关部门。双向管理：即凡需长期外出或居住在外地的已婚育龄妇女，一律由户籍地和现居住地，双向签订《委托代管协议书》，对流入的已婚育龄妇女，一旦发现计划外怀孕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四是加强网络建设。社区居民小组、街道、楼栋、物业小区等都设立了计划生育宣传员和中心户长，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做到信息灵通、管理到位。五是落实企业法定代表责任制，把居住地企事业单位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纳入当地街道办事处目标责任制，定期检查，定期考核。六是严格实行“一证管多证”制度。即流动人口必须先办理、交验《婚姻证明》，然后才能办理暂住证、营业执照、务工许可证等其他证照。七是坚持每季度对流动人口进行一次清理清查，各镇、街道办事处均组织了以工商、公安、民政、卫生、城管等部门参与的联合执法活动，明确责任，相互配合，专项治理，解决突出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的格局。

五、依托社区，广泛开展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活动

几年来，我们坚持把开展优质服务作为转变工作思路改进工作方法的重要工作来抓，建立和完善宣传教育、科学管理、综合服务“三位一体”的工作机制，寓管理于服务之中。

一，提供计划生育宣传服务。

我们始终坚持宣传教育为先导，不断改进宣传模式，全面开展“温馨宣传，贴心服务，连心教育”，提倡理解人，尊重人，以温馨的标语口号，架起心灵沟通之桥，密切同群众的关系。把面对面上门宣传作为重点，开展了“四个一”活动。即：说一句知心话，送一份宣传品，办一件实心事，解一个难心题。将计生宣传服务和创建新型生育文化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时机，开展多种形式的计生集中宣传教育活动。同时，各村（居）委会在辖区内的摊点、巷道和醒目的地方刷写永久性标语，在楼栋间张贴《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指南》，向经营摊点发放宣传资料，使广大群众和流动人口自觉执行计生政策。

二，提供生殖健康服务。

我们坚持开展B超检查和妇科检查服务，免费为育龄妇女出具流动人口避孕节育情况报告单，免费为流动人口查验婚育证明，免费提供避孕药具和避孕方法指导，努力减少外来育龄妇女怀孕率、流产率，从而不断提高外来育龄群众的生殖保健意识和能力。

三，提供生产、生活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