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升级范文10篇

产业结构升级范文篇1

关键词:信息产业;产业结构;技术进步

产业结构的升级,其实质就是生产技术的变化而引起的产业结构的变革,即由于新技术的开发、引进、消化和吸收引起高技术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的改造,这表明产业结构优化是以技术进步为前提的,但是在技术进步过程中,各产业部门技术进步步调不一致,某些产业部门首先突破,然后通过前向、后向和旁侧效应,推动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而且还可以通过技术扩散、渗透和诱发等方面的作用,推动相关产业的技术进步,从而推动产业升级。因此,产业结构升级的重点应是那些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较高的技术含量的产业;有利于产业技术装备更新和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的产业;我国信息产业的崛起,打破了传统产业的行业生产格局,并且为其他行业和领域提供了先进的技术装备,促进了整体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的进程。

一、信息产业的定义及特征

信息产业由于发展时间较短,所以人们对于何为信息产业还未形成一致看法,美国学者波拉特将信息产业定义为“从事信息生活、传播、处理、储存、流通和服务的生产部门”。[1]所以可以把信息产业定义为以现代新兴的信息技术为基础,专门从事信息资源搜集和信息技术的研究,开发、利用、生产、贮存、传递和营销信息商品,可为经济发展提供有效信息服务的综合性生产活动的产业集合体,是国民经济结构的基本组成部分。信息产业作为一门新兴产业其主要特征有:

1.信息产业是知识、技术、智力密集型产业。信息产业本质就是收集信息,生产和经营信息为职能的产业,其特点是以脑力劳动为重点的大量知识、技术的开发,它由许多新型的知识、技术、智力型企业组成。是处于尖端科学前沿的高技术产业,正是由于劳动对象的这种特点,决定了这种产业对劳动者知识水平、智力水平的要求较高。如果说其它技术是人的体力的延伸,则信息技术则是人智力的扩展,信息技术的研究开发需要专业的高水平的人员来进行,也需要专业人员之间的联合协作。信息产业是高创新性和高渗透性相结合的产业。

2.信息产业是高创新性和高渗透性相结合的产业。当前世界经济的增长与技术进步息息相关,据有关资料统计,发达国家70%—90%的经济增长是靠创新引发技术进步,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也是源于大量的发明和创造,是建立在现代科技最新成果基础之上。因而具有高度的创新性。例如,20世纪发明的半导体、电子计算机、卫星通信都是以高度创新性为前提的。同时,信息技术既是针对特定工序的专业技术,又是适合于各行业的通用技术,它融合于各个产业部门,因而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具有极强的渗透性和广泛的适用性,同时信息产业还催生了一些“边沿产业”,如信息产业带动了光学电子产业、医疗电子器械产业、航空电子产业、汽车电子产业的发展。

3.信息产业是产出高、效益好的高增值产业。信息产业是集资本、技术、知识于一身的产业,随着资本的投入、技术的进步和知识的积累,信息产业的生产规模越来越大,例如,1997年全球信息技术产业的市场规模高达2万亿美元,并正在以超过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两倍以上的速度增长。产业规模的扩大不仅带来高产出,而且还促使规模经济的行成,从而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了产品的生产成本,所以增值率就高。下表是1997年世界前8位通信设备制造厂商研究与开发经费占销售额比例。[2]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信息产业的研发费用较高,但是与其销售额相比,其所占的比重只有19.8%,所以信息产业是一种产出高、效益好的产业。

7.信息产业的风险性高。前面论述的信息产业的高收益性是建立在高风险性基础之上的,其风险性表现在:第一,信息产业是高投入型产业,研究和开发信息产品需要巨额的资金,并且由于创造发明成功率的不确定性,巨额的投入有可能是血本无归,正是因为产出的不确定性决定了信息产业的高风险性。第二,信息产品的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主要原因是:①市场范围比较小,信息产品是技术含量高的产品,生产这种产品的企业为了获得一定的利润不得不制定较高的价格,这就无形中限制了产品的市场范围。②产品的专用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产品的销量。因为它们只适用于少数大企业或者政府机关,即使已经进入市场的产品也会因不符合特定需求而不被消费者所接受。

5.信息产业是具有高带动性的产业。产业间都存有关联性度,信息产业也是如此,并且关联度很高,因此对其它产业有高度的带动性,比如,信息产业的发展在信息产业内部带动了微电子、半导体、激光等产业的发展。在部门外部则带动一批新材料、新能源、机器制造的发展。因为信息技术的高带动性,信息技术已成为发达国家第一大产业,中等发达国家、新兴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

6.信息产业的时效性高。我们知道,国际上集成电路的开发速度空前;计算机的发明虽不到50年,但现今第六代产品的研制已形成热点,微机出现才20多年时间,不仅设计工艺几经革命,而且新的机种也纷纷问世;特别是当前的数字技术革命正促使电脑、电信、电视等方面的技术走向大规模融合,使信息产业的方方面面呈现出日新月异的景象。

二、信息产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每个国家工业化推进过程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都伴随着科技进步及其应用。不同时代的主体性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程度和功效是不同的。在信息化迅速发展的今天,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主导性技术是信息技术。它是一种具有较强渗透性、带动性,同时又具有较高共享性特征的高新技术形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将是巨大的、超常规的,是实现产业结构跨越式升级的有力杠杆。

1.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新产业和产业部门的形成,从而开辟新的生产和服务领域。在科技进步的作用下,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一方面,原有的产业和产业部门分解,某些产品或原有生产过程的某一阶段随着生产技术的变革和社会需求的扩大而分离出来,形成新的产业和产业部门。另一方面,新的产业部门不断涌现,这就使得产业结构的范围日益扩大,层次和环节不断增加,内容和分类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加之各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边缘、交叉学科大量涌现,推动产业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形成一个庞大的而复杂的体系,所以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产业部门的形成有强大的促进作用。例如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以计算机、互联网为发端,以信息技术的进步和信息网络化为基础,开辟了新的生产和服务领域,催生了计算机业、软件业、核工业等高技术产业群和电子商务、网络金融等新兴服务业。

2.信息技术促使传统产业得到改造,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由于科技的进步,人们可能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装备来改造原有的产业,提高技术含量,改变生产模式,加速传统产业的改造。我们以工业生产为例来具体阐述信息技术在产业中应用所带来的效果。首先,信息技术使传统产业的生产率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以美国福特汽车公司为例,通过应用网络技术,一个票据审核流程由原来的两周缩短为两个小时,专门负责票据处理的人员由500人减少到150人;而其投资800万美元开发的知识管理系统,运行后的第一年就为公司节约2.7亿美元的运行成本。其次,信息技术改变了传统产业产品成份的构成。据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鲁杰罗说,现在的汽车工业已经不像传统的汽车制造业,更像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工业,电子系统现在可以占到一辆高级车总成本的70%,普通轿车的1/3,近年来,众多公司都在试图提高产品的信息技术含量来加速自身产品的更新换代,从而适应新经济条件下的竞争环境。最后,互联网将使传统产业能够集成整个供应链。电子商务变革传统产业的本质是:在原料供应、生产制造、分销批发、客户服务的传统商业流程中,减少大量中间环节,实现更大的规模、更低的成本、更好的服务。

3.信息技术导致产品的需求发生变化。信息技术发展改变了产品的市场需求,而需求的变动对产业结构的变动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信息产业的形成对其它产业的需求的变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产业结构的调整必然要求提供更大的市场需求,由于信息产业是带动性极强的产业,它的发展会为相关产业带来巨大的市场需求,所以它的发展必然引导其它产业的发展。以我国通信和信息服务市场为例,1993—1997年规模扩大了7倍多,业务总量年均增长速度达78.7%;近年来通信与信息设备制造业年均增长速度为27%,1998年总产值超过5000亿;个人计算机市场平均每年增77%,软件业年均增长速度达37%,这些发展必然引发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需求。[3]第二,信息产业在其它产业的应用会提高相关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资源的利用率。从而引起相关产业的成本下降。成本的下降可以提高产业的产品市场竞争力,降低产品的市场价格。我们知道许多产品并不是因为其具有专用性而市场狭小,而是因为其生产成本高引发价格高,高价格必然引发较低需求。信息技术的应用正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例如,计算机网络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大量减少了企业收集产品信息的时间和成本,节约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这可以降低产品的边际成本。而且通过网络营销可以缩短销售的时间,为消费者提供方便快速售前和售后服务,增强消费者的消费热情,从而提高产品的销量。对个人而言,网上商店的出现和安全的网络为他们提供快捷安全的购物环境,这已在另一方面提高产品的市场。

7.信息技术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劳动力发生转移。著名的配第——克拉克定理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一产业劳动力的比重不断减少,而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劳动力会进一步向第三产业转移。但是经济的发展可以说是社会技术进步的结果。信息技术又是技术进步的核心。所以信息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在保持总产量不变甚至增加的条件下,可以有更多的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分离出来从事其它劳动。信息技术在工业中的应用可以提高工业企业的生产设备、提高工作效率,并且随着机器人的出现,在生产规模不变的条件下,工业企业所需的劳动力会因信息技术的引入而不断减少。使劳动力从这些发生技术进步的部门中分离出来。这些游离出来的劳动力就会向其它新兴的产业和服务业转移,这就逐渐使产业重心转向第二、第三产业,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

5.信息技术改变各产业之间的相互关系,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从人类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随着技术进步而产生的新兴的产业部门,往往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和较高的增长速度。而那些技术已经基本成熟又没有重大突破性进展的产业,生产效率的提高缓慢,甚至停滞不前。信息产业作为一门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兴产业,它产出高、效率好、资源消耗少、污染少,它的发展使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这些后发的优势使信息产业一跃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其产值在GDP中的比重也明显上升。但是有一些产业因为其发展是以资源的巨大浪费为前提,以严重的环境污染为代价,并用生产设备落后,生产成本很高,产品缺乏竞争能力。这些产业往往会因替代产业的出现或者由于政府政策的改变而走向衰落,成为夕阳产业,产出占GDP的比重急剧下降,所以信息产业的发展造成了各产业的比重发生变化,效率好、资源消耗少、对社会贡献大的产业所占的比重高,效率低、资源消费严重的产业则由于替代产业的出现而退出。这正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具体体现。

三、利用信息技术进步改造传统产业的政策建议

1.大力发展信息产业,提高社会的信息化水平。信息产业具有带动性和关联性的特点,它的发展直接带动和促进其它相关产业的发展,对产业结构的升级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所以必须大力发展信息产业,使其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成为促进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强大“引擎”,为了加速信息产业的发展,首先,政府应加以政策扶持,为生产信息产品的企业提供一些优惠政策。如资金扶持、提供优惠贷款、税收优惠,让企业有足够的资金来扩大生产规模,研究和开发新产品,降低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力。其次,加大信息技术及其产业发展的科研投入,提高R&D经费的利用效率和科研成果的转化效率。除了加大国家财政投入和增加银行信贷尤其是大幅度增加银行信贷和技术改造的贴息贷款外,还可开辟其他渠道,包括从企业销售收入中按适当比例提取技术开发资金,从证券市场上筹措资金,以及设立必要的研究和开发专项基金、中小企业开发基金,以促进中小信息技术企业的发展和技术创新。最后,引进和借鉴外国先进的技术设备。由于外国的信息产业起步较早,发展时间长,技术先进。所以引进外国先进设备有利于我国信息产品的升级换代,并且在引进外国设备的同时要注重对产品的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在此基础上开发出更为先进、科技含量更高的信息产品。这有利于提高我国信息产品的技术水平。并且对于提高信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2.加强信息产业与相关产业的整合,在服务其它产业的过程中发展壮大自己。国家应从战略角度出发,理清信息产业的整体发展思路,制定相关促进政策。如实施大企业优先发展战略、自有品牌战略、重点突破与系统创新战略等,而不是局部地考虑一个产业的发展问题。除了信息产业的内部整合外,还必须理顺其与其它产业间的竞争和互动关系,一方面有赖于自身的积累和成长,更重要的是通过为传统产业服务,改造传统产业而获得越来越高层次,越来越大范围的市场需求,从而使信息产业结构合理化、高度化。我国传统产业为信息产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需求,然而由于缺乏将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结合、熟悉复合型技术的人才,传统产业新购进的许多信息设备和信息软件并未起到或只是部分起到作用。信息产业要通过加快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结构、地区经济结构、技术结构和投资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尽快形成我国自己的跨国公司、国际品牌和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提高企业综合素质和国际竞争力,从而带动传统产业的健康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7]

3.运用高新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三次产业中的科技含量。我国是个农业大国,2000年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50.1%,而其总产值仅占全部GDP的17.5%。这说明我国农村的生产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低。这对于我们工业化的进程是不利的,也严重阻碍了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为此必须加大信息产业在农业中的广泛运用,通过信息化,使我国农业由原来的粗放式经营向集约化经营;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利用电脑和互联网来实现农产品的经营和营销。对于第二产业,我国在工业化过程中,虽然长期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但是我们必需清楚地看到,我们的传统工业生产设备落后、技术含量低。所以这种高产出是以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为代价的。为了保持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我们必需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渗透性和扩展性,把信息技术尽可能应用于原有设备的更新换代和产品的创造中来,设备的改造、技术的进步对我国第二产业的发展的作用是无庸置疑的。最后,在信息技术的带动下发展服务业,以计算机技术为支撑,大力推进现代物流管理,优化供应链,降低流通成本,增加产品的附加价值。

参考文献:

[1]夏大慰.面对新经济时代的产业经济研究[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2]黄亚均.知识经济论[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

产业结构升级范文篇2

论文摘要：本文根据1994—2005年我国股市融资和产业结构有关经济数据，利用协整理论，从股融资规模效应视角，对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股市融资不但没能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反而阻碍了产业结构优化，而出现这种理论和实践差异的核心原因在于渐进式改革下国家主导型制度变迁对股票市场的定位和制度设计。

一引言

从1993年开始，上市资源的分配一直采取中央政府按行政条块切块下达上市指标和额度，并对申请公开发行股票企业的产业政策进行了规定，如中国证监会《关于1993年申请公开发行股票企业产业政策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鼓励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产业企业，暂不受理金融企业，控制房地产企业，商业企业则各省不能超过一家；1994年l0月了《上市公司办理配股申请和信息披露的暂行规定》，文件除对配股时限、数量等加以限定外，还强调配股募集资金的用途必须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国家计委2002年1月《“十五”期间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提出鼓励符合条件的服务业企业进人资本市场融资；国家经贸委、财政部、科技部和国家税务局2002年7月联合《国家产业技术政策》，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在证券市场融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商务部、环保总局和银监会2003年12月关于制止钢铁、水泥、电解铝行业盲目投资的若干意见，《意见》特别指出证监会不能核准含有此类项目公司的首次公开发行和再融资的申请；2004年1月国务院签发《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认为资本市场发展有利于国民经济的经济结构调整和战略性重组。中国股市中这种特有的上市机制以及各项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使股市的资本配置朝着既定的地区和产业倾斜。

另外，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也表明，股票市场的发展过程往往就是其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演进过程。比如在1870年至1920年间，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的股票市场处于发展初期阶段，其金融资产证券率仅为12％，国民生产总值证券率仅为8％，与此相适应，其产业结构则表现为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时期的特征——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高达50％以上，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仅占25％以上，第三产业极不发达；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上述国家的股票市场已经高度发达，这些国家的金融资产证券率已经高达50％以上，国民生产总值证券率也达到了较高水平，比如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证券率高达l13％，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也达到了后工业化的水平——无论从就业比重还是从产值比重来看，第一产业迅速下降，第二产业略有上升，第三产业后来居上跃居首位。

综上所述，无论是我国特有的上市机制，还是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都表明，股市融资具有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但是通过对我国股市目前的发展状况和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个疑问：我国股市融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这促进作用是否实际存在?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本文根据我国股市融资和产业结构有关经济数据，利用资金流量法和协整理论，对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对理论上应该而实际上没有起到促进作用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

二文献综述

关于股票市场发展与产业增长关系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以Levine和Allen等人为代表的新金融发展理论，但是它只是将资本市场纳入研究体系，对于经济增长的研究则始终停留在宏观数据层面，尚没有导人产业和企业层面。Rajan和Zingales(1998)在Levine等人的研究基础上，将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围深入到金融与行业增长率的层面，并通过41个国家、36个行业数据，从一个国家内不同行业对外源融资的依赖程度考察了金融与行业成长率的关系，研究发现金融市场的发挥降低了外源融资的成本，从而把企业从内源融资的束缚中解放出来。ThorstenBeck和Levine(2002)在Rajah和Zingales的方法基础上，首先运用跨行业、跨国家的面板数据检验金融结构与产业增长的相关性，针对银行主导和资本市场主导两种金融体系，检验严重依赖外部融资的产业在哪种体系中增长更快，主要评价金融机构是否促进资本流向了外部融资依赖性强的产业。Fisman和Love(2003)引人了行业增长机会概念，并认为导致金融发展效应差异的因素与其说是行业外部融资依赖度，不如说是行业增长机会。他们的实证过程表明，在单独引入金融发展与增长机会的乘积项或单独引入金融发展与外部融资依赖度的乘积项时，其系数都是显著的。JefreyWurgler(2000)提出了一个新方法：以资本形成对于盈利能力的敏感性(即弹性)来衡量资本配置效率，并运用包括28个制造业部门、跨时33年的面板数据，对65个国家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比较研究。

与国外利用多个国家宏观数据研究不同，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和以国内中观数据为主的实证研究，研究结论充满争议。归纳起来，关于股票市场与产业升级的关系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股市融资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如朱建民和冯登艳(2000)、王军和王忠(2002)、王兰军(2003)、杨德勇和董左卉子(2007)；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弱相关或不相关。殷醒民(1997)通过对1996年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的制造业结构分析发现上市公司通过资本市场发行股票来募集资金的实际效果是加剧了制造业资金的分散化，并且认为股票市场与国家的产业政策基本上没有联系，蔡红艳和阎庆民(2004)度量了行业成长性，研究发现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中各行业成长性的此消彼长并未在资本市场中得到体现。

上述研究多以理论研究为主，实证方面的研究主要采取了两种方法。一种是以徐炳胜(2006)为代表的多元统计方法，他主要通过我国资本市场于产业结构有关的经济数据对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另一种方法是基于JeffreyWurgler(2000)的资本配置效率模型，这个模型的出发点是以市场作为配置主体，而且该模型因为缺乏理论依据、关键变量的内涵无法做严格界定，而遭到研究者们的质疑。基于此，本文将根据1994—2005年我国股市融资和产业结构有关经济数据，利用资金流量法和协整理论，从股市融资规模效应视角，对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三股市融资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分析

(一)评价指标体系选取与数据说明

股市融资指标：为了克服异方差和误差项序列相关，本文采用股票市场各年度筹资额分别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进行衡量。即：股票融资率SR=股票融资额／GDP。产业结构升级指标：衡量一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程度，可以通过计算和比较不同年代第二产业增加值／GDP、第三产业增加值／GDP、(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GDP等指标来衡量。本文选取当年第二、三产业增加值的和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之比进行衡量。即：产业结构优化率IR=(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GDP。

产业绩效指标：产业结构理论中的“黑箱理论”即“投入——产业结构——产出”，产业结构在这里实质是承担一种产业转换器作用，而关于产业结构升级问题研究的核心，同样是如何促进高效率(绩效好)行业比重的提高和低效率(绩效差)行业比重的下降，从而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整体绩效的提高。而产业绩效定义是基于企业集合体的角度，因此，本文选择产业利润率来评价，但是由于上市公司多数为各地区的骨干企业或者高新技术企业，因此在税收政策方面往往较非上市公司具有明显的优惠优势，所以以税前净资产利润率IP来评价，即：产业绩效指标IP=(税前利润总额／净资产X100)。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样本期间选取1991—2005年。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历年统计年鉴和CCER数据分析系统。论文下载

(二)序列平稳性检验

在实际经济活动中，多数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这些序列的矩随时间而变化，然而某些非平稳的经济时间序列的某种线性组合却可能不随时间变化，表现出平稳性。20世纪80年代初Engle与Granger提出的协整理论就是解决非平稳时间序列之间协整关系的有效方法。但是协整理论并不是对所有非平稳数据都能处理，它所解决的是某些单整序列的关系问题。根据E—G两步发，为防止伪回归产生，在进行协整分析前，必须检验序列平稳性，即序列单整性检验。单整性是指，如果一个序列经过n阶差分后才能平稳，则称此序列为n阶单整，记为I(n)。同阶单整序列的某种线性组合如果是平稳的，称之为协整。常用的检验方法是ADF法和PP法，本文使用ADF法，采用Eviews5．0计量软件进行实证分析。

首先，作变量SR、GR、IP时序图，初步判断序列平稳性，识别变量截距、趋势特征。从可以看出，各变量可能不平衡，且都有截距项.

然后，采用ADF方法对各变量进行单整检验，得到的结果见。从表3可以看出，GR、SR、IP的检验统计值大于临界值，说明它们是非平稳序列。而它们的差分序列AGR和ASR以95％的置信度通过检验，AIP以90％的置信度通过检验，说明AGR、ASR、AIP为平稳序列。显然，可以判定GR、SR、IP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即I(1)序列。

(三)资本市场融资规模与产业结构优化关系的协整检验根据上述单整检验结果，SR、GR和IP这些时间序列虽然自身非平稳，但其某种线形组合却可能平稳。如果存在平稳的线形组合，这个线形组合则反映了变量之间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即协整关系。以产业结构优化率GR、产业绩效指标IP为被解释变量，资本市场融资率sR为解释变量，建立计量模型：，其中1、为随机扰动项，表示GR、IP中sR无法解释的其他因素，对GR和sR、IP和sR分别进行回归，得到模型(1)和模型(2)：

从回归结果看，模型1的截距项和系数显著，R=0．560618，调整的R=0．516680，F值=12．75923，P值=0．005079；模型2的截距项显著，而系数不显著，其R=0．246154，调整的R=0．151923，F值=2．612246，P值=0．144704。为了检验模型1中GR和sR是否协整，必须进一步对模型的残差平稳性进行检验。提取模型1残差，记为e，对其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3。残差e以95％的置信度通过检验，是平稳的。说明GR和SR是协整的，股票市场融资率和产业结构优化率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股票市场融资率每增长1个百分点，产业结构优化率降低5．523358个百分点，可见我国股票市场融资对产业结构升级不但没有起到推动作用，反而阻碍了产业结构的优化。

为了进一步确定股票市场融资率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长期均衡和短期影响的关系，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误差修正模型基本形式是由Davison、Hendry、Srba和Yeo于1978年提出的，该模型能解释因变量的短期波动是如何被决定的，一方面，它受到自变量短期波动的影响，另一方面取决于误差修正项(ecm)，即回归模型1的残差序列e。将ecm滞后一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如下：公务员之家

上述修正误差模型中ecm(一1)系数为负，说明在短期内或因为政策因素影响，或其他随机干扰影响，导致股票市场融资率与产业结构优化可能偏离均衡值，但这种偏离是暂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偏离将因误差的修正回到均衡状态。

四结论

产业结构升级范文篇3

关键词：生态文明；产业升级；低能耗；低污染

1文献回顾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经历了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历程。在高速发展阶段下，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而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下，经济发展将更加追求质量，注重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共赢。这意味着产业结构也要进行相应的转型升级，逐渐由工业化向生态化发展。那么，在当今大力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背景下，产业结构向生态化升级面临的主要问题和特征是什么？产业结构应该如何实现转型升级，才能适应当前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要求？针对这些问题，本文从理论分析、内在特征及实现路径三个维度，详细地分析和论述了生态文明视角下产业结构应该如何向生态化转型升级。许淑婷等[1]基于辽宁省的统计数据，用改进的熵值法评价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以Moore指数构造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发现两种指数都在波动中不断变化。通过对生态文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生态化之间的分析，发现辽宁省的生态文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生态化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关系。杨璟恒[2]采用中国碳排放的省级面板数据，使用生产矩阵模型和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对生态保护和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趋势预测。可以看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张，生态环境状况是不断恶化但影响是递减的，而改善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关键在于提升技术水平。虽然学术界对生态文明与产业结构调整有一定的研究，但是仍存在一些不足，如时间跨度比较短、前沿生态文明思维的影响比较小。到目前为止，产业结构和生态文明之间的研究尚未有统一的结论。在相关研究基础上，本文基于生态文明视角，运用产业结构升级理论，阐述了生态文明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并详细分析了产业结构向生态化转型升级的主要特征，最后提出中国产业结构向生态化转型升级的实现路径。本文的主要贡献表现在：第一，研究视角新颖，基于生态文明视角，探究产业结构的升级；第二，利用产业升级理论，系统地阐述生态文明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并探讨了产业结构向生态化调整过程的特征；第三，提出中国产业结构生态化升级的实现路径，稳步推进产业结构向生态化转型升级。

2生态文明下产业结构升级理论研究

人类文明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产业结构特征，也就是说，每一种文明形态都有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农业文明时代，生产力比较低下，以第一产业为核心；工业文明时代，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以第二产业为核心。而现在，人类将逐渐进入新的文明阶段，即生态文明阶段。从宏观视角看，世界各国产业结构从以第一产业为重心向以第二产业为重心转移，主要发达国家逐渐升级到以第三产业为核心的产业结构。从中观视角看，产业结构由当初的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向中耗能、中污染产业过渡，最终世界各国要建成低耗能、低污染的产业结构。2.1生态文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新要求。生态文明的产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跨越。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科技的繁荣，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而人们对生态环境的要求却日益增强，人们开始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也就意味着，在今后的发展中，人类必须尊重自然、善待自然、保护自然。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产业结构也需要相应地进行升级。首先，为适应生态文明的发展，产业结构由传统的产业结构升级到新的产业结构。人类的生产活动要对自然资源物尽其用，同时人类要尽量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及破坏。即用最少的资源来做最多的事情，并且把人类对自然的危害降到最低，形成可持续性的发展。其次，在人类生产—消费—回收再利用的过程中，人类应使整个链条对自然资源的使用达到最大化，使整个链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达到最小化。这对传统工业文明下产业结构的升级无疑提出了更高的新要求。2.2生态文明与产业结构转型。在工业文明时代，工业及第二产业是产业结构的核心，但工业大多是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这种生产模式必将消耗掉大量的资源，并产生大量的污染，必然走向“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3]。中国工业发展基本上走的都是“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模式，这种模式使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出现自然资源严重消耗，自然环境严重污染的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各行业产能不断提升，随之而来的问题也就愈加严重。传统的工业文明下产业结构发展模式也就越来越不可持续。在生态文明下，可持续的绿色发展模式是产业发展的核心目标。其中的核心就是以建立生态文明为目标的生态化产业重组，建立一种进化的产业结构模式，从而支撑经济系统的可持续性发展。2.3生态文明下产业结构全面进化。传统的三次产业结构理论是工业文明时代的产物，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三次产业结构理论，已很难精准地定位当前的产业分类。清晰有效的产业结构可以指导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因此，传统的产业结构理论需要进行一次进化，才能适应现代生态文明下产业结构的升级。而进化的本质，是对生态化思维的深刻认知以及高科学技术的全方面应用。在第一产业如农业方面，要尽量减少化学产品的使用，建立生态化农业，利用自然界本身的自我净化和恢复功能，形成良好的生态农业环境循环链，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例如以色列在生态农业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以色列90%以上国土面积都是沙漠地区，且年降水量非常稀少，但以色列的食物基本可以自给自足。而以色列产的水果由于品质出色，还大量出口到欧洲国家。不得不说，以色列的农业是一个奇迹，而这一奇迹的缔造者正是生态化农业发展。滴灌技术、农产品品种改良技术，土地自净恢复技术等，这些高科技农业技术在生态农业的建立与发展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第二产业如工业方面，运用高科技方式进行生产、消费及回收，是产业结构生态化重要保证。工业品生产、消费及回收一直是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根本原因[4]。因此，运用生态化思维以及利用相关高科技手段升级产业本身是产业结构进化的根本保证。例如，化工工业一直以来都是各国的重度污染产业，也是自然资源严重消耗产业，发达国家一般将这些产业迁出本国，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从而达到降低污染、减少消耗本国资源的目的。但是发展中国家污染依然存在，自然资源依然消耗，这样无法解决全球上的环境污染问题和自然资源消耗问题。而日本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多突破，将本国的第二产业进行了一系列的生态化进化升级。洗涤剂产业是严重污染行业，由于使用大量的化学试剂，行业产生的污染是无法在短期内消除的。但是，日本经过长期的科技研发，将原有洗涤剂的化工原料用农业产品即椰子水替换掉，不但使污染大大降低，还发展了相关的农产品行业。在第三产业如服务业方面，研发创新、提高生态科学技术水平，从而提高各行业的生产服务效率是第三产业的主要发展方向。不同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基本上没有严重污染问题以及大量消耗自然资源的问题。但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产业结构生态化，要依靠第三产业的科学技术创新发展才有可能实现。生态思维的培养与形成要依靠第三产业的教育业、新闻业等行业的宣传和教育。因此，第三产业的生态化无论是在思维方面还是在科学技术方面，都是实现全面产业结构生态化的关键所在。

3产业结构生态化调整过程中的特征分析

由工业文明时代向生态文明时代过渡，产业结构将会经历一系列调整的过程，这个过程会出现以下几点特征。3.1内部压力影响大于外部压力影响。在产业结构生态化调整过程中，内部压力影响明显大于外部影响。内部压力侧重于工艺压力和价格压力，而外部压力侧重于税费压力[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强调经济发展的速度，并没有重视生态文明的建设。虽然在以往的政府经济会议中，生态问题曾作为议题被提到，但是政府一直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但目前，在资源日益匮乏及污染逐渐严重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必须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的建设进程。从内部影响看，经济发展的惯性使传统的工艺无法在短时期内进行根本性的改良。如果政府使用行政手段强制企业进行生态化改造，那么工艺压力和价格压力会激增，造成企业无利可图。同时，贸易战及传统产能过剩，使外贸型企业和传统型企业无法获得足够的利润，导致这些企业无法生存下去。在这样的形势下，企业无心更无力进行生态化转型。从外部影响看，社保费用的增加以及营改增的施行，对绝大多数没有核心技术的中国企业来说，税费压力与日俱增。目前，内部压力和外部压力都在增加，内部压力影响会更大一些，这些压力使中国的企业没有动力推动生态化转型。3.2主动因素重于被动因素。对于产业生态化调整来说，企业的主动因素要高于被动因素。对于企业来说，盈利是企业生存的目的。所以，只有让企业有利可图，才有可能推动产业生态化的转型[6]。改革开放40余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但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也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环境污染，严重影响到中国居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因此，提高环境质量，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中国居民的生活质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不单单是一句口号，更是服务型企业可以获利的渠道。中国居民对生态环境的追求，使生态化服务型企业，如酒店业、旅游业、餐饮业，赢得了市场的主动权。高昂的利润也就使企业有动力进行生态化转型和改造，进而营造更好的生态环境。因此，生态化转型的过程中，企业的主观因素非常重要。同时，严格的社会监督、良好的舆论导向正在形成，很多企业会主动或者被动的接受产业结构生态化的转型理念。3.3态度影响大于主观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但导致市场经济的基本准则和相关法律并未有效遵守和执行。在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下，中国的市场经济准则要得到全方位的遵循，才可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7]。产业结构的生态化转型过程中，企业需要做到有法必依，政府需要做到执法必严。而中国企业的态度影响到产业结构生态化的进程。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由于市场经济机制及法律体系并不完善，出现了很多问题，造成企业很难遵循市场经济准则进行商业活动，为市场不规范埋下了隐患。而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过程中，中国必须要建立起完善的市场机制及法治体系，也需要让社会各界人士遵循经济规律及相关法律。在这个过程中，企业的态度非常关键。只有他们愿意去遵循相关法律，产业结构生态化才有可能执行下去。3.4生态文明和社会监管的内生性不具有持续性。目前，中国还不完全具备发展生态文明的条件和社会舆论环境。很多企业家还存在很大的认识偏差，认为现在中国进行的产业结构向生态化转型是临时性的。但是，无论从主观意愿还是从客观事实，环境压力、资源压力都迫使中国政府必须走产业结构生态化转型这条路[8]。为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不仅要改善环境污染问题，还要考虑资源消耗问题。由于长时间走高污染、高能耗的发展道路，企业很难在短时间内理解产业结构调整生态化的必要性。对于企业来讲，企业在主观意识方面对产业结构生态化转型升级的认识并不充分，仍处在口号阶段，并未有实质性的措施和行动。同时，国内社会整体监督舆论反应并不强，仅是受到污染的地区才有较大反应，而其他地区的舆论监督并不强，因此，社会舆论监督没有可持续的内生性。从客观情况而言，国内经济税费偏高，商业营商环境不太理想，这让企业的生存越发困难。这就出现了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结构和低污染、低能耗并存的二元结构。在目前的科技水平及税费情况下，对企业来说，低污染、低能耗的生态化产业结构的成本比较高。因此，企业为了实现企业利益和个人利益最大化，会选择二者的时机转换。具体来说，在政府或者社会舆论监管严的时候，企业会选择低污染、低能耗的生产经营方式，来应付各方面的检查和压力；但是当监管松的时候，企业会选择高污染、高能耗的生产经营方式来提高利润，让企业和个人可以获得最大的利益，进而使企业在目前的商业环境下生存下去。

4中国产业结构向生态化升级路径探索

产业结构生态化转型是中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要面对的情况，对中国各个领域、各个产业都会产生较大且深远的影响。积极主动的从工业文明下产业结构向生态文明下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是中国各地区、各产业发展的必然之路。为顺利实现过渡和升级，中国产业结构向生态化升级必须重视转型路径的选择。4.1以发挥资源禀赋为产业结构生态化转型的发展方向。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产业结构发展模式都是按照赶超欧美发达国家的模式进行，这种发展模式不考虑各地区特有的禀赋结构特征，仅是片面的强调GDP增长速度。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创政绩，盲目追求高、新、大的项目，出现了严重浪费资源、重复建设以及环境污染的现象。虽然这种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这是不科学、不可持续的。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提出了第三产业将主宰未来的经济领域。因此，很多地方政府提出了向欧美日本发达国家学习的政策，片面强调产业结构向第三产业转型的发展路径。本地优势产业无论是第一产业还是第二产业，都向第三产业进行转型，不顾人才储备和相关基础设施的情况，在产业内部提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要求。不仅无法发展第三产业，还摒弃掉了原先的优势产业。因此，中国各地区必须摒弃盲目发展、盲目转型的发展道路，在各自禀赋领域进行生态化转型，才可能发挥产业结构的优势，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发展才是可持续的、成功的。4.2以无形资源为产业结构生态化转型的资源条件。众所周知，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传统工业文明下产业结构是建立在高能耗、高污染的基础上，这种发展模式势必无法持续下去[9]。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发展的基础必然要从依靠自然资源向依靠知识资源转变。无形知识资源的优势是可以更好的利用现有的有限的自然资源，最大程度的发展经济。中国的产业结构必须由劳动资源密集型向技术知识密集型转变，政府及社会也必须认识到科技创新才是推动产业结构向生态化升级的根本因素。4.3以技术创新为产业结构生态化转型的驱动力量。改革开放初期，正是全球产业大转移的时期，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将本国的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向中国转移，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发展不适合或不允许在本土发展的产业。中国也利用这些优势，培养了大批的国内企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站稳了脚跟。可是，这种模式势必造成中国产业对自然资源的严重消耗及对环境的破坏。加上中国企业生产的产品科技含量低，造成拼消耗、拼资源的局面。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向集约型转型，国内自然资源的价格以及环境污染治理的价格也随之水涨船高，企业继续粗放型发展也越来越困难。因此，应该进一步加快优势资源的技术升级，推动节能减排、清洁生产、循环利用的生产方式，进行产业结构生态化的调整。4.4以全流程治理为产业结构生态化转型的治理模式。中国一直采用的环境治理方式基本上都是“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从历史上来看，西方国家基本上都走的是这一种道路[10]。但是，这样的环境治理模式是工业文明下的产物。在生态文明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对良好环境的渴求，产业必须进行全流程的监控和管理，将污染和能源消耗从根本上解决。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整个产业流程必须进行调整，包括相关的生态化理论观念、资源的开发提取和利用、设备的升级和改良、生产工艺的优化、产品的生态化设计、原材料的循环利用和回收等，在微观层面、中观层面和宏观层，都进行全方位、全流程的进化，对污染源进行根本治理。4.5以积极引导为产业结构生态化转型的执行方式。在产业结构向生态化转型的执行过程中，由于中国生态方面的法制并不健全，市场机制也不完善，政府往往采取很多强制性的手段，从而完成生态化进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效果，但是效果并不理想。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政府并没有考虑到区域发展的差异化，随着中央文件下达，地方政府盲目执行，不能充分考虑到地区的优势和禀赋，也不能考虑产业结构的差异，从而减弱了产业生态化的优势，也影响了产业结构调整的质量。二是，执行差的地区GDP强于执行好的地区GDP。由于传统产业的利润依然很高，产业结构生态化的过程必然会有一定的阵痛期，势必会影响当地GDP表现，也会影响到政府官员的政绩表现。因此，出现不愿意推动产业结构生态化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可以看到，在中国各地区存在差异化以及传统行业依然存在强大生命力，中央政府强制推进产业结构生态化是有困难的。所以，政府应从强制手段向引导转化，考虑企业的实际情况，在税费方面、环境补贴方面、国内原材料价格等方面，降低企业的生态化调整的成本，让企业真正的体会到转型的好处，使产业结构生态化的调整更加顺利。

5研究结论

在资源日益紧张、污染日益严重的中国，产业结构向生态化升级是可持续发展经济的必要手段。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传统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是历史的选择，是不可逆的。生态文明下探讨产业结构转型，要考虑的方面很多，地区发展优势、资源禀赋、科技水平、税费程度等问题都需要被认真的分析。在贸易战的大背景下，各方面的情况不容乐观，中国无法复制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模式，也没有自我发展产业结构生态化的经验。因此，中国必须立足于现状，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以及人力资源，高度重视相关的人才以及人才所能带来的科学技术，出台相关政策，配套基础设施，充分利用地区禀赋，稳步的完成产业结构的生态化。总之，中国立足新时代下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结合各自地区的发展状况，明确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稳步地推进产业结构向生态化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

[1]许淑婷，张华，关伟.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与产业结构高级化评价及其关系研究——以辽宁省为例[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4（12）：1454-1457.

[2]杨璟恒.生态文明视角下产业系统结构优化与碳排放影响关系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15.

[3]韩永辉，黄亮雄，王贤彬.产业结构升级改变生态文明了吗——本地效应与区际影响[J].社会科学文摘，2016（2）：59-60.

[4]赵西三.生态文明视角下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J].生态经济，2010（10）：43-47

[5]杨三变.基于生态文明的天津市产业结构优化模式研究[D].天津：天津理工大学，2011.

[6]陈刚.主导产业形成的动因、路径及影响因素[J].统计与决策，2004（3）：63-65.

[7]王玉梅，李玉梅.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路径形成的影响因素分析[J].劳动保障世界，2018（8）：58.

[8]李欣，黄鲁成.基于技术路线图的新兴产业形成路径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4（1）：44-49.

[9]刘堃，韩立民.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机制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12（12）：90-96.

产业结构升级范文篇4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产业结构升级;动力模型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背景

在2015年～2016年多次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自改革开放以来，唐山经济片面追求高速度增长，主要通过需求侧改革来实现。强调规模扩张由“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构成的总需求来实现目标。自唐山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已经不能产生良好的效果。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转变到依靠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来提供新动力。

二、唐山当前的经济形势

从唐山当前的形势来看，一方面，经济发展速度与其他省市相比仍然领先，经济增长总量逐年递增，但是经济增长速度却连年下降。在2007年达到15．0%的峰值后连年下降，从2010年的13．1%，2011年的11．7%，2012年的10．4%，2013年的8．3%，2014年唐山GDP增长速度下降到5．1%，从2010年～2014年平均每年下降2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与发达国家同期相比，当前唐山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第一、第二产业占比过大，第三产业比重明显低于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究其原因，从宏观角度来看，国际发达国家依然处于金融危机之中，对国际商品需求不旺。从微观角度来看，唐山企业成本不断上升，产品价格偏高，缺乏市场竞争力。唐山市场机制运行不畅，致使经济总量过快增长掩盖经济结构失衡的矛盾;出现严重“求而未供，供非所求”现象。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因素选择

从“十三五”规划来看，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都是供给侧的因素，它们包括科技创新、人力资本、金融支持、产业政策、经济体制等。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要加快唐山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科技创新是关键。唐山政府从1956年就开始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近年来更是加大了支持科学技术研究和开发的力度并提出了各种促进自主创新的支持政策。除了选择科技创新作为突破点以外，还需要同时推进人力资本积累和金融支持。科学技术的创新以及将先进科学技术应用于产业是通过高素质的科技人员和企业家实现的。唐山政府很早就制定有产业政策，近年来，唐山政府更是加大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在“十三五”规划中强调重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唐山政府准备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和产业投资基金，同时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功能，并且利用税收、财政等优惠政策来扶持这些产业发展。除以上几个方面，改善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也是不可忽略的一个因素。对社会资源的更为优化配置，能够激发经济主体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从而，一定程度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2015年10月，唐山政府决定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四、构建供给侧改革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模型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既有作为行为主体企业的主动参与，也有作为利益相关者的金融机构、政府的支持督导;既有企业内生动力的推动，也有外生动力的促进。在对经济新常态下依靠供给侧改革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相关利益者行为分析的基础上，从企业的结构视角和过程视角研究供给侧改革各因素支持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的内生动力、需求推动力和机制体制保障力，构架了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体系模型。包括三个子体系:企业主体迫于竞争的压力与对利润追逐的内在动力子系统、其他因素的供给推动力子系统和政府管理部门体制机制改革保障力子系统。间接影响是从“质”上提高各个因素的效率来促进经济的增长。原有设备、技术等都可以通过科技创新来加以改进和完善，这样既提高了生产效率，又增加了单位的投入产出率。图中可得，经济发展的转变，可以通过加大教育职业，并且开发企业人力资源，进而提高劳动力质量的水平，从而促进企业或者地区的经济增长。只有将某一领域大量的科技资产集聚，才有可能实现资源更好的优化配置，进而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出现。经济增长对各个因素的反拉动作用，最直接的反作用力就是企业。资金量的增加，对企业发展拉动是直接性的。产业结构升级分别通过路径: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科技创新—其他因素—产业结构升级;企业改革—产业结构升级;供给侧改革—产业结构升级。供给侧改革可以对资本、劳动力和科技的发展产生影响，其拉动效应可以通过路径组合达到辐射所有的因素。其他因素包括目前无法观测和研究的潜在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可将其理解为随机误差项的一部分。企业发展、科技创新、金融支持、人力资本、产业政策、经济体制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理论关系。通过上述分析可得，科技研发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能够带给企业、地区和人民的利益是成本的几倍甚至几十倍，进而促进社会经济增长，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体制的转变。因此研究供给侧改革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机制能够更好更快地促进经济的增长。

作者:王海燕 单位:唐山职业技术学院

产业结构升级范文篇5

关键词：产业结构升级；各省生产率；空间滞后模型

一、引言

随着我国GDP增速逐渐放缓，经济结构日趋合理完善，同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向创新驱动靠拢，我国经济已经步入新常态。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阶段，人口红利优势渐消且人口老龄化加剧，为持续维持中高增速的经济增长率，则我国传统经济的增长方式亟需面临改革，需将其转为依托各省市自治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以及提升各省市自治区生产率水平的方式。如今，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各省市自治区第二产业大于发达国家，并且其生产效率不高，从而在根本上制约了各省市自治区生产率水平的提升，而部分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产值占比早已高于我国第三产业产值占比。除此之外，在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十分不均衡，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水平高低错落，并且各省市自治区的生产率水平也是参差不齐的。故此，对于各省市自治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对其生产率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机制以及作用效果，这是本研究需要探讨的主要内容。本研究选取变量并且构建理论模型来研究各省市自治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各省市生产率水平的作用效果，引入空间计量模型对我国31个省市的生产率进行实证检验，最后得出相应的结论与启示。

二、文献综述

目前，关于分区域研究其生产率水平提升方面，国外学者极少会将产业升级加入研究变量中，究其原因是由于研究对象多为发达国家，其各产业结构稳定且优化产业结构对其生产率水平提升效果有限。但是对于仍处于中高速发展和优化产业结构的我国而言，正如黄佳金（2019）所指出的，各省市自治区产业结构优化将是带动整个国家生产率水平提高和整体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作用因素[1]。国内学者关于如何提高生产率，一方面从产生集聚效应与生产率提升关系着眼。如杨仁发等（2018）分析产业集聚效应对生产率的作用效果的研究结果为:制造业集聚效应明显抑制了生产率水平的发展,相反服务业的集聚效应则表现出正向的促进效果[2]。另一方面从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产业结构升级或是生产率水平提高均存在明显的溢出效应着眼。即第一、二产业逐渐向第三产业进行转型的过程中，研究对象的规模大小与其边际收益通常表现为正向的线性关系；但在实际检验分析中，表现出的结论却是迥然不同的。如金晓雨（2015）研究并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对其生产率的影响机理，同时得出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通常规模较大城市的生产率表现出促进效果，而规模较小城市则与之相反[3]。整理上述文献综述可知，以往的学者研究仍然存在明显不足，在进行实证研究时太过于理想化地割裂了各省市自治区之间的经贸往来等活动，忽视了其中必然存在的空间溢出效应。因此，需要在优化已有理论模型之后引入空间滞后模型，切实研究各省市产业结构对其生产率增减变化的边际效应。

三、对各省市自治区

生产率理论模型进行整理和优化因为考虑到生产率是人力资本的函数，因此选用产出是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并且将各省市自治区生产率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提炼为两类：各省市自治区产业结构（industry）以及其他因素（other），具体生产函数为:其中，Ki表示各省市物质资本水平，Li表示各省市人力资本水平，f（industryother）将两类主要影响因素以幂指函数形式引入原生产函数中。然后，将上式展开整理得到各省市的产出效率方程并取对数处理，最后引入时间维度t将其变更成面板数据模型，整理如下：从整理后的生产率函数可知，各省市自治区生产率与其产业结构之间存在明显的线性关系，再使用空间滞后模型探究各省市生产率与其产业结构之间的边际效应。

四、构建空间滞后模型、选取相关变量及面板数据

（一）构建空间滞后模型。选用空间计量模型来研究各省市自治区生产率的空间集聚效应，能够全面考虑在空间中相关变量间的相互影响，同时应注重空间外溢效应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合理地引入各省市自治区空间地理的权重信息矩阵。因此，使用空间滞后模型（SLM）来探究各省市自治区生产率与其产业结构之间的边际效应，模型如下：在上式中，i、j分别表示各省市，t表示面板数据对应的年份，Uit包括空间权重矩阵和误差项，（PGDP）表示被解释变量各省市的生产率合集，(industry-up)表示解释变量产业结构指数合集，other表示其他控制变量合集，其中ρ、β、α各变量回归系数。在上述空间滞后模型中所引入的空间权重矩阵分别为：地理邻接矩阵（W1）和地理距离矩阵（W2）。其中，地理邻接矩阵（W1）以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地理位置是否相邻为依据判断并构建矩阵，即若两两省市相邻则值得1，否则值得0。而地理距离矩阵（W2）将引用空间反距离权重矩阵。（二）选取相关变量。1.被解释变量该变量选用各省市生产率（PGDP），采用我国31个省市的人均GDP，并将之取对数处理。2.解释变量该变量选用各省市产业结构指数（industy-up），并且引用徐敏等(2015)的研究方法测度该变量，用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各自产值比重作为权重构建产业结构指数[4]。具体构建公式为:因此，产业结构升级指数越高则表明着该省市产业结构水平越优。3.其他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以下6类：物质资本(capital)、人力资本水平(education)、城镇化率(urbanization)、交通基础设施(road）、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外开放水平(open）。（三）面板数据说明。选取从2002年至2014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作为分析数据集。所使用变量指标的原始数据均来自于对应年份各省市自治区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等，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各省市自治区的生产率、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水平、交通基础设施以及外商直接投资都具有较大幅度的变动。就整体来看，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生产率均值是11.27838，其中东部地区生产率均值最高，达到11.59742；除此之外，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指数也是最高的。总而言之，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各省市具有较为显著的地区差别。

五、各省市自治区生产率的空间计量模型分析

（一）空间自相关性检验。生产率变量通过空间自相关性检验是运用空间滞后模型的前提，因此需要使用STATA软件测算得出的自2002年至2014年我国各省份生产率的Moran’sI指数值。检验结果表明：Moran’sI指数值均在0.3～0.2左右，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生产率都通过了相关性检验并且都表现出显著为正的相关性。如表2所示：（二）空间计量模型回归结果。根据上文总结，可初步判定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生产率水平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不可忽视的空间性关联。除此之外，依据已有的研究经验，可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故本研究将比较并采用以上两种模型的较优者，进行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检验。在运用空间滞后模型进行估计时，分别采用了地理邻接矩阵（W1）和地理距离矩阵(W2)，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从回归结果中可知，由空间计量模型回归估计出的ρ值，均在1％或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除模型D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外），由此可知各省市自治区生产率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作用，同时邻近省市自治区的生产率水平会相互影响并相互促进。1.全国范围内的空间计量回归结果在全样本情况下，由模型A和模型B考察全国范围内各省市的产业结构对其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从表3中可以得出，无论是采用了地理邻接矩阵（W1）或地理距离矩阵(W2)的空间滞后模型，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指数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值，并且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产生此回归结果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长期采取的是非均衡发展战略，在此情况下将所有省市自治区的研究变量混合起来进行回归分析，最终产生了显著的负效应。对于其他控制变量，城镇化率的回归系数值在模型A与模型B中都显著为正。这主要原因是高城镇化率的省市自治区具有更高就业率、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优的公共设施，因此它对其生产率水平具有正向的激励作用。物质资本的回归系数值在模型A和模型B中均显著为正，由此证实，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物质资本投资的增加，对其生产率水平的提升作用十分显著。对外开放水平的回归系数估计值在模型A中显著为正，表明在全国范围内，我国各省市自治区整体对外开放程度对其生产率基本具有正向的提高作用，因此我国仍应进一步提高各省市自治区的对外开放水平。人力资本水平的回归系数值在模型A和模型B中均显著为负，虽然此回归结果没有表现出人力资本水平对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生产率的推动作用，但张春秋等（2018）研究结论表明：高等教育支出不仅对本地生产率产生了明显的积极影响，而且通过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推动了周边地区的技术进步，因此高等教育支出会导致人力资本水平提高，进而对地区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5]。同时陈燕翎等（2019）相关研究结果表明：生产率的增长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当人力资本水平低于第一门槛值时，对其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当人力资本水平高于第一门槛值并且低于第二门槛值时，对其生产率增长影响不显著；当人力资本水平跨越第二门槛值时，会显著提升其生产率[6]。由此推断，本研究的回归结果可能说明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人力资本水平尚且低于第一门槛值，致使回归结果显著为负。交通基础设施的回归系数值在模型A和模型B中也均显著为正，因此各省市自治区交通基础设施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其生产率水平的提升。2.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空间计量回归结果关于模型C到模型H，按地理位置分布将全国各省市划分为三类：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其中模型C和模型D考察了东部地区各省市产业结构升级对其生产率水平的影响，从表3的回归结果来看，模型C和模型D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但数值均为负，虽然东部地区各省市的产业结构升级指数对其生产率有负向作用，但进行横向对比可以发现：在模型C和模型D中，东部地区各省市的产业结构升级指数的负向影响仍分别小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负向影响。同向对比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对其生产率提升作用相对较好，这样的回归结果也证实了汪伟等（2015)的研究结论：我国东部各省市地理位置较为优越，经济发展起步较早，产业结构层次较合理，在已有产业结构的基础上转型和升级，必然会导致其生产率的显著提高[7]。因此，在模型C和模型D中东部地区各省市产业结构指数回归系数值的负向影响小。模型E和模型F是针对中部地区各省市产业结构升级对其生产率水平的影响，由回归结果可知，模型F估计出来的产业结构升级指数回归系数的数值为负，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将其进一步横向对比东部和西部数值可得，中部地区各省市的产业结构升级指数的负向影响介于东部和西部地区之间。因为我国中部地区各省市尚处于发展的中期阶段，其产业结构层次水平普遍低于东部地区，并且目前正处于转型和升级阶段，同时中部地区又受制于开放程度、人力资本以及各种物质资本的约束，所以在实际的产业转移与承接的过程中，大都承接的是东部地区的低端型产业。贾彦利（2006）曾研究说明：当某区域在承接并实施产业转型和升级时，易使其在产业分工中被固定到产业链的低端，将会极大的限制其技术创新与进步，甚至还会加剧与产业转出地的差距[8]。所以，对于我国中部地区的各省市而言，其产业结构升级对其生产率的影响势必会介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之间。模型G和模型H分析研究西部各省份产业结构升级指数对其生产率的影响，模型G和模型H估计出来的产业结构升级指数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回归系数数值均为负并且均小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这是由于，西部地区总体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基础设施以及各种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均有待进一步提高，并且西部地区各省市的产业结构水平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进度有待提高，所以显示出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对其生产率具有较大的负向影响效应。在分析模型C至H中其他控制变量时，关于城镇化率的回归系数值在模型C至F中均显著为正。这表明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具有较高的城镇化率，拥有较好的集聚经济效应，并且有助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生产率水平的提升。关于物质资本的回归系数值在模型C至H中均显著为正，由此说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各省市的物质资本投入对我国各地区提高其生产率水平的正向推动是十分显著的。关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回归系数值在模型F中显著为正，但在模型G和模型H中均显著为负，这表明我国仅在中部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其生产率存在正向推进的影响。究其原因，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能增加中部地区的各种物质资本，另一方面也能通过技术关联与知识溢出来推动其提升，因此在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其生产率有正向促进作用。关于对外开放水平的回归系数估计值在模型E、模型G和模型H中显著为正，表明在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对其生产率的发展具有正向的推动作用。究其原因可能是国家相关政策的大力支持，如“一带一路”倡议会促进中西部各省市的生产率提升。关于人力资本水平的回归系数值在模型C至H中均显著为负，虽然回归结果没有表现出人力资本水平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各省市生产率的正向推动作用，但其原因可同理于前述全国人力资本水平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样的结果提示我们，应该持续提升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当人力资本水平跨越第二门槛值时，将有助于其生产率的提升。关于交通基础设施的回归系数值在模型C、模型D、模型G和模型H中也均显著为正，但在模型E、模型F中显著为负，这表明仅在东部和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对其生产率有正面推动作用。因为交通基础设施的确会影响各地区经济集聚水平和集聚效率，因此交通基础设施条件越好，越有利于各地区生产率的提升。

六、结论与启示

产业结构升级范文篇6

[论文关键词]城镇化率；产业结构升级；西南地区；VEC模型；Granger因果关系

本文研究的中国西南地区是指按照行政规划划分的云南、贵州、四川、重庆、西藏三省一市一区，该地区地理位置偏远，土地贫瘠，贫困人口多，经济结构复杂，包括了正在形成和发展的成渝经济圈、三峡库区、川南资源聚集区以及广大少数民族聚居地。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的推进，西南地区城镇化水平有了大幅提高，但与全国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始终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两大主题。论文百事通西南地区城镇化研究对于整个中国城镇化的区域差异研究意义重大。

1867年西班牙工程师A．Serda在《城市化基本理论》一书中首先使用了Urbanization的概念。随后，世界各国都开始广泛关注这项经济指标。代表人物有，德国经济学家冯?杜能(VonThunen1826)的农业区位理论。德国经济学家韦伯(We—berl909)的工业区位理论。法国佩鲁(Perroux1955)认为“增长极”理论。该理论比较符合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客观实际，主要强调产业间的联系，而忽略了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演化机制的分析。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在我国，一般使用“城镇化”来代替这一指标，蔡孝箴(1990)指出城市化道路的区域差别，不同地区的城市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区的城市发展都应遵循“成本一效益”分析原则，由于各自的自然、社会、经济条件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的方针也有所区别。辜胜阻(1993)论述了中国城镇化的区域差异及其区域发展模式，分析三大地带、六大区域、30个省区的城镇化差异，得出中国西部城镇化的主要模式为自生型城镇化、非农化模式。王嗣均(1996)等人直接提出区域城市化，并就中国城市化区域发展和省区城市化进程做了深入研究。周凯、刘辉锋(2006)指出目前区域与城市的发展现状表现出明显的模块系统特征。

尽管国内外学者对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做出了积极的探索，但是更多的只是从理论上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且角度比较宏观。本论文在借鉴已有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充分注重中国西南地区的区域特征，借助现代计量经济学中的非平稳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理论上的中国西南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验证和定量描述。

一、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研究：方法、数据与检验

(一)分析方法与检验模型

本文采用现代计量经济学中的非平稳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torErrorCorrec-tion，VEC)VAR模型是使用模型中的所有当期变量对所有变量的若干滞后变量进行回归，是一种非结构化的多方程模型，用于预测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系统及分析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冲击，从而解释各种经济冲击对经济变量形成的影响。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是在非平稳数据具有协整关系的基础上建立的，是对于VAR模型的修正。其模型一般形式为：

其中△表示变量的一阶差分，ecmt一1是误差修正项，反映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系数向量仅反映变量之间的均衡偏离长期均衡状态时，将其调整到均衡状态时的调整速度。所有作为解释变量的差分项的系数反映各变量的短期波动对作为被解释变量的短期变化的影响。本文在对城镇化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变量数据进行平稳性的单位根检验的基础上，通过协整分析，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从而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

(二)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采取1978—2006年度数据，城镇化率指标代表城镇化发展水平，即城镇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来表示，记为URt；以二三产业产值之和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状况，记为INSt。这里对数据进行以下说明：1．西南地区数据是由西藏、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各省、市、自治区加总而来的，数据均来自各省市统计年鉴及作者的计算。2．由于受行政区划的影响，川渝两地的数据在1997年以前的直接采用四川省数据，1997年之后采取两地数据的总量指标。3．云南、贵州两省的城镇人口统计口径在2000年发生了变化，为了消除不规则要素的影响，揭示经济发展中的客观变化，将云南和贵州两省2000年以后的数据采用移动平均的方法加以预测。

(三)单位根检验

将整理所得数据分别取对数，以期在消除异方差的同时不改变函数的单调性，记为LnURt，LnINSt。首先对变量的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采用AIC和SC最小原则，加之Likelihood判断，得出LnURt和LnINSt的最佳滞后期为3。利用Eviews5．0进行单位根(ADF)检验。

可以看出，变量LnURt和LnINSt的原始系列是非平稳的；ALnURt和ALnlNSt，ADF的绝对值值大于1％置信水平下临界值的绝对值，表明在99％的置信水平下认为都不存在单位根，为一阶单整。记为huRt～I(1)、LnINSt—I(1)。

(四)协整检验

通过迹(Trace)检验和最大特征根(MaximumEigenvalue)两种检验方法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

从检验结果中可以得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滞后2期时存在一个协整向量，表明中国西南地区的城镇化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某中长期稳定的关系。括号中的数值为T检验量，可以看出在5％的水平下，该方程通过检验。

(五)VEC模型建立

根据前文所述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构建本文的VEC模型：

上面估计的VEC(2)模型，方程(3)和方程(4)下面括号中的数值依次为各系数的t统计量检验值。显然，上述两方程中所估计的系数大部分在统计上达到显著。同时方程不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残差序列具有平稳性且J—B检验(P=0．40)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上，回归残差序列均满足正态性，方程整体拟合度较高，且模型通过平稳性检验。同时VEC模型AIC和SC的值分别为-7．13和-6．45，满足模型有效性的要求，模型整体解释力较强。

(六)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我们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检验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3(滞后期为2期)。

从因果检验关系来看，在中国西南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不是城镇化率提高的原因，城镇化提高时产业结构升级的原因，二者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这里有必要结合中国西南地区的具体情况做进一步的原因阐释。

二、相关结论与政策建议

产业结构升级范文篇7

关键词：生态文明；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

一、引言

现阶段，西部地区多个省份已经进入经济快速发展阶段，经济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但与此同时，资源损耗巨大、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也阻碍着西部地区发展。西部地区多个省份都存在着产业结构不合理、传统产业产能过剩，新型产业发展滞后、产业结构同化现象严重等现象，更加急迫的对发展提出要求，如何转变现有经济发展方式，调整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现状，实现地区产业结构升级。

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现状与产业结构升级现状分析

（一）西部地区环境规制现状分析。图1，2000~2015年西部地区二氧化硫排放量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高排放之后逐年呈现下降趋势，各省市自治区二氧化硫排放趋势表明西部地区环境污染恶化趋势进一步得到了控制，说明环境规制政策起了一定的作用并需要进一步加强环境规制强度。（二）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现状分析。图2，西部地区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趋势变化分为两个阶段，2012年之前西部地区12个省市自治区整体产业升级趋势波动明显，西藏自治区和贵州省落差极其明显，2012年开始，西部地区整体产业升级趋势发展平稳，其中10个省市自治区的产业增加值比例逐年上升，呈现出明显的产业升级趋势。（三）西部地区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存在的问题分析1.通过数据收集分析发现西部地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DP比重逐年不稳定，而且不是逐年上升趋势，有的省市自治区还直线下降，变化幅度较大。2.市场型环境规制的实施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相比较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的实施还未完善，市场化程度较低。3.西部地区资源优势较强，因此多数产业发展一直以要素驱动为主，产能普遍过剩，产业发展进程中忽视创新，产业效益不明显且浪费了大量的资源，导致资源价格扭曲。4.长期以来追求量的增长导致西部地区产业的劳动力科技创新水平一直较低。前期追求产业规模和产值大小，忽略了产业发展的根本，产业竞争力较弱。

三、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分析

本文试图对几个假设的中介因素及其传导路径进行实证分析。即假设一：环境规制直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假设二：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假设三：环境规制通过金融发展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假设四：环境规制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假设五：环境规制通过对外贸易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一）模型构建。为验证以上传导路径的作用，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分析考察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是被解释变量（IND），环境规制（ER）是主要解释变量，中介变量为技术创新（TI）、金融发展（FD）、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外贸易（OT），将地方GDP作为控制变量。本文基于西部地区12个省市自治区相关数据研究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期间为2002~2017年。本章所有变量数据都取了对数处理以此来消除异方差和多重共线性。对上述面板数据变量逐一检验单位根，当选择一阶差分时，变量全部显著，故强烈拒绝面板包含单位根的原假设。对模型进行个体效应的F检验和BP检验，结果提示需使用混合面板回归。（二）模型估计结构。环境规制（ER）对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IND）没有直接性地显著性作用，回归系数约为0.0114，t等于1.01。可能是西部地区环境规制体系不完善，地区区域间环境规制发展不平衡，差距较大。环境规制（ER）对技术创新(TI)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其主要原因可能是环境规制带来的企业技术设备更新改造等一系列生产成本增加。环境规制（ER）对金融发展（FD）具有较显著的促进作用，环境规制工具中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的实际应用和效果愈发明显，排污权交易等产生与发展更加说明了环境规制过程需要很多资金支持，资金需求过程产生了很多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推动了绿色金融的发展。环境规制（ER）对外商直接投资（FDI）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早期由于环境规制政策实施力度不足，大量外商直接投资为规避环境污染而流入。随着环境规制的力度和强度不断加大和增强，进一步提高了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本国的技术门槛。环境规制（ER）对对外贸易（OT）没有显著的作用，主要原因可能是西部地区环境治理体系不完善，环境规制强度及其作用还未成为对外贸易产业流动的驱动力。在其他条件都不变的条件下，技术创新(TI)对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IND）有显著的正向作用；金融发展（FD）对产业结构升级（IND）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产业结构升级（IND）有较显著的抑制作用；对外贸易（OT）对产业结构升级（IND）没有显著性影响。综上所述，环境规制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存在地区差异，研究证明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可以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但是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作用不显著，只能通过有一些中介因素间接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是技术创新是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重大决定性因素，所以环境规制通过对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间接抑制了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对金融发展具有较显著的促进作用，金融发展对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而环境规制是通过金融发展这一路径促进了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控制变量国内生产总值对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都是显著的负向作用，说明西部地区相关产业发展政策没有可持续性，经济总量的急速增长不仅没有有效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甚至阻碍了产业结构升级。

四、相关政策建议

1.适当提高环境规制标准，广泛使用市场型规制工具在合理提高环境规制标准的同时广泛应用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积极推进以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为指引，以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为辅助，实施以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为基础的环境规制政策实践，激励企业重视环境技术创新，从而激发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达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2.强化企业运用金融工具应对环境规制的意识鼓励企业通过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来融资，缓冲并降低规制造成的企业成本增加风险。有利于鼓励企业通过绿色项目融资实现产业绿色转型升级。3.制定持续的产业发展政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政府在制定产业发展政策及相关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等政策时，要定位准、力度大，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制定具有竞争优势的发展政策，不能一味追求经济总量的发展。健全环境、产业、金融等相关政策的引导机制，优化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生产力发展布局，实现高质量发展。4.加强对外商直接投资质量的把关，提升引进质量相关部门要加强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提高相关技术质量标准，将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转换为质量，降低外商直接投资对密集劳动型企业的投资数量，增加对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直接投资数量，进而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

参考文献：

[1]原毅军,刘柳.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基于经济型规制分类的研究[J].经济评论,2013(01).

[2]时乐乐.环境规制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D].新疆大学,2017(06).

产业结构升级范文篇8

1、“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的实质

“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简单地从人均资本的视角出发，将产业的基本类型划分为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两种，并认为落后的中国只能从事前者。其实，以知识技术含量的密集度为标志，产业还可以划分为低知识技术含量产业和高知识技术含量产业。而将两种划分结合起来，对于正确选择产业结构有重要意义。一般而言，高知识技术含量产业大部分是资本密集型的，而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属于低知识技术含量类型。尽管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也有少量可能具有较高知识技术含量，但在知识技术落后的中国，能自然发展起来、具有“自生能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就必然是低知识技术含量型。因此，“比较优势战略”学派鼓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实质就是鼓吹发展低知识技术含量的产业。

2、“比较优势战略”下中国产业结构低级化的过程

（1）起点。在奉行“比较优势战略”之前，新中国实施的是“赶超战略”，在国家保护和扶持的条件下，只用了短短的20多年就建立了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部门，实现了中国的初步工业化。在这个过程中，也塑造了整体不算先进，但已具有一定水平和可持续发展前景的知识技术力。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其他国家基本上不存在高知识技术含量的产业，知识技术力几乎未曾积累，将全部资源用于发展低知识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就不存在什么损失。但中国已经在众多的高知识技术含量的产业中投入了大量资本，还培养了一支庞大的专业科技人才队伍，一旦放弃，巨额的存量资本和所有的高级人力资源基本上将损失殆尽，知识技术力趋于毁灭。

（2）政策导向。在国际垂直生产分工链条中，产业所属的位次是由其知识技术含量的密集度所决定的。高知识技术含量意味着高的生产率，就能获得高附加值，从而位于国际分工的高端；反之亦然。因此，推行“比较优势战略”，在已经建立起众多高知识技术含量产业的基础上转而将其放弃，却发展纯粹的低知识技术含量的产业，不仅使以前巨额资本积累化为乌有，而且在国际分工中主动放弃了高端产业或产业的高端，滑向低端产业或产业的低端。

（3）结果。一方面，实施自由贸易的“比较优势战略”后，资源都流向低级产业使得高端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后续资金面临枯竭。没有了后端的国家扶持，又在外国企业的冲击下难以获得前端的市场哺育，高端产业很快就一败涂地，有的低端挣扎或改行、有的破产倒闭、有的被外资收购。另一方面，中国大量承接国际产业的迁移，大力发展以“两高一资”为特征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并成长为“世界装配车间”。与之配套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也几乎完全依赖国外的技术装备来运转，而本身缺乏知识技术含量。产业的逆向变迁导致国家知识技术力迅速下降，产业结构趋于低级化。据报道，目前我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仅为美、日、德的5％左右，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开展科技活动的仅占25％，只有万分之三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99％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

二、知识技术力的缺失使资本积累难以转化为产业升级

1、产业结构升级的衡量

常常有人把产品结构的变化当作产业结构升级，认为从生产衣服、鞋子到生产彩电、空调，再到生产汽车、电脑和手机，这就是产业结构升级。然而，随着产品内分工的发展，低技术产品生产链中有高技术的生产环节，而高技术产品生产链中有低技术的生产环节。在产品全球化生产的时代，判断一个国家产业结构级别高低的尺度不再是产品，而是工作，是从业者的工作中知识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高低。尽管我国生产的产品结构有了很大改变，但各个产业所做的工作依然是低知识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的。产品的先进性不是源于在我国的工作，而是源于进口的高技术的设备、材料和零部件，源于在国外的生产流程，产品的主要价值也没有归属于我国，而是归属于全球产业链中的外国企业。所以，在国内工作低级化的状态下，我国的产业结构很难谈得上升级。

2、“比较优势战略”下产业结构难以升级的原因

在“比较优势战略”的指导下，中国以牺牲高端产业为代价发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确实积累了一些货币资本，但很快陷入市场需求狭窄、外资企业竞争、生产高度过剩、市场定价权丧失和资源环境恶化的困境。而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更给其致命的冲击，长期辛苦换来的以外汇储备为主要形式的货币资本积累也发生大幅缩水。随着企业生存和经济增长的日益艰难，产业结构升级成为举国上下迫切的呼声。然而放弃高端产业容易，想重新占领却很难。因为进入高知识技术含量产业，光有货币资本是远远不够的，要有打破迷信的勇气和自主发展的决心与信心，要能取得必要的设备、仪器和关键物资，要有专业的研发人才、熟练的技术工人和内行的管理队伍，还要有对高技术国货的需求。然而“比较优势战略”的长期统治使得市场自发地突破这些障碍困难重重。

（1）思想观念问题。“比较优势战略”让中国自觉地接受了国际垂直分工低端的定位。多年来，高科技被涂上了神秘的光环，中国人做不好也没必要做的说法甚嚣尘上，比如按比较优势调整产业结构、以市场换技术、自主研发不如购买外国现成技术等等。在这种思想的禁锢下，仿佛中国人就应该低人一等，自主发展高知识技术含量产业好像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从而严重束缚了人们的行为。

（2）技术装备问题。很多高知识技术含量产业需要某些关键性的技术、装备和物资，但国内一时难以提供，想要快速上马的话只有从国外进口。然而，尽管我国高度对外开放，但发达国家却在多方面违反自由贸易原则封锁中国，特别是高科技领域，对华出口管制极其严格。比如美国就宁可保持对华大量贸易逆差，也不允许美国企业卖给中国敏感性管制物品。发达国家自己有钱不赚，使得中国有钱也买不到技术装备，从而也就阻挠了中国建立与之竞争的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这充分说明，知识技术差距才是国家间经济差距的根源，发达国家的核心利益是维持并尽可能地扩大这种差距。

（3）高级和专业性人力资源问题。在一个国家的发展中，人是第一最宝贵的资源，只要有合适的人，什么物都能创造出来，也就不怕封锁，产业的前途归根到底取决于人力资源条件。由于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货币资本，中国目前发展高知识技术含量产业，最大的障碍是缺乏相关的高级和专业性人力资源，包括技术队伍、管理团队和熟练技工等。一般而言，学校教育是培养高级和专业性人力资源的基础，但光有学校教育还远远不够，因为其培养的只是人才的毛胚。真正有用的知识和技术的积累必须依托产业的发展。高级和专业性人力资源只有在具体的高级产业实践中才能真正养成，国家的知识技术力也是随着其高级产业的壮大而成长的，两者是相生相长的关系。自20世纪末以来，中国高等教育扩张迅速，大学毕业生成倍增长。但由于多年来“比较优势战略”的冲击，民族高知识技术含量产业逐渐没落，大量发展的都是低知识技术要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使得大学生失去服务对象，出现了严重的就业难问题。各类毕业生和转业者在低知识技术含量产业中从事着学非所用的简单工作，不仅不能成长为高级产业所需要的高级和专业性人才，而且原有的知识与技术也逐渐消退，久而久之，国家整体的人力资源质量趋于下降。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幼稚企业根本无法同成熟的外国企业抗衡，自由竞争的结果只能是壮烈牺牲或退避三舍。

（4）市场需求问题。因为提升人力资源、缩小知识技术力上的差距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国产的高知识技术产品要缩小与外国同类产品在质量与成本方面的差距也需要一个过程。而要完成这个过程，企业需要巨大而持续的投入，由于“比较优势战略”反对保护和扶持，高技术国货的生存和发展只能寄希望于市场份额。但消费者的本性是求新求好求廉，国货既然落后于洋货，购买洋货就成为一种自然的选择。即使在国货与洋货相当，甚至国货还略优于洋货的情况下，不少消费者也对国货有一种本能的不信任感和偏见，使得国货的市场迟迟不能打开，品牌也难以建立。这样，后进的中国企业就得不到足够的资源以完成知识技术力的成长和产品的成长。同时，中国的竞争性企业普遍本小利薄，承受不了巨大而持续的投入，从而高度功利化，总是拒绝不能立竿见影得到市场回报的投资，不愿从事自主研发，因此也就难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三、结语

“比较优势战略”损害了国家的知识技术力，资本积累表现为单纯的货币积累，这种纯货币性的资本积累只能继续用于已经高度过剩而危机四伏的低级产业，或者用于投机制造经济泡沫，却难以转化为健康的产业升级。中国当初退出高端产业的结果换来的不是更快资本积累下的更快产业升级，不是退一步后的进二步，而是遭遇国际金融洗劫和永远地被锁定在了全球产业链的低端。毫无疑问，只有立即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回到国家保护和自主创新的路线上来，致力于知识技术力的培育与成长，中国经济才能重获蓬勃生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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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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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林毅夫、孙希芳：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J].国际经济评论，2003（6）.

[5]林毅夫：推行比较优势战略[J].中国市场，1999（10）.

产业结构升级范文篇9

【关键词】重庆市;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升级

一、重庆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现实依据

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下降，各种在经济快速增长阶段的隐藏风险逐渐显露，同时要素市场也发生明显变化，加之国际和国内经济环境低迷势也将对重庆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此外，结合重庆市产业经济结构和大城市、大农村特点，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走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战略将是重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1、从重庆直辖以来每年的GDP增速来看，其GDP增速虽然一直处于全国领跑地位，但是不难发现至2010年之后，重庆GDP增长率与整个中国经济增长率下降趋势一致。从2010年经济增长速度高达17．1%逐年下降至2017年的9．3%，每年平均下降1个百分点，下降趋势明显。对比图2．1中国历年GDP增长速度和图2．2重庆历年经济增长率发现，在2012年以后重庆GDP增速的下降幅度高于全国整体的下降幅度，表明在“新常态”时期，重庆由于自身的经济模式和产业结构特点受到的波动更大，所以重庆迫切需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助推传统产业升级。2、重庆市2017年全市能源消费总量约8271万吨标准煤，对外能源依存度高达35%。随着经济的发展，重庆市能源需求缺口将不断扩大，与此同时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凸显。从2016年的数据来看，PM10、PM2．5和臭氧的年均浓度分别为每立方米106微克、70微克和162微克，三个指标分别超标0．51倍、1倍和0．01倍;全市酸雨频率为47．5%，降水PH年均值为4．86，年均上涨0．15。这些数据表明，光靠消耗大量的资源难以支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这就要求我们走高科技、低能耗、节能环保的发展模式，在当前形势下，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已是重庆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和最佳选择。3、重庆实施创新发展的机遇已经来临。1997年重庆直辖推动重庆经济保持高速发展10多年，在重庆的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为重庆经发展开辟了新道路。那么“一带一路”战略、长江经济带建设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将让重庆在新的道路上前行插上翅膀。重庆可以依靠长江水运贯通长江经济带各省份实现水陆联运，向西能够通过“渝新欧”国际铁路联运大通道，实现陆上丝绸之路的铁空联运，向西南可通过云南和滇缅公路直达中印孟缅经济走廊，连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郭辉，2014)。

二、重庆市创新驱动能力水平分析

本文在衡量重庆市创新能力时加入四川、湖北和上海等省市与重庆横向对比，通过变异系数法对各省市创新驱动水平作出判断。创新要转化成带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必须经历一个周期的转化，其转化周期包含投入、知识储备、环境和成果转化四个方面的内容。根据创新的上述四个方面内容，将重庆市创新驱动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分为4个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标和18个三级指标。4个一级指标:资源投入、知识储备、成果转化和环境建设。将一二级评价指标详细分解后由18个具体三级指标组成(如表1)，构成重庆市创新驱动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本文通过运用对四省市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将权重与标准化后数据进行加权处理计算出四省市创新驱动力得分(见表2)。从表1最终的结果能够发现，创新水平最高的是上海市，其次是湖北省、四川省和重庆市。这和当前四省市整体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特征相符合，上海市是我国经济最发达地区同时也是国际金融中心与对外开放格局的桥头堡，重庆市排名最后的原因在于国家重点实验室、重点高校以及科研机构数量相对四川省和湖北省数量偏少，导致在整个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中排名靠后。

三、创新驱动与产业结构升级的互动关系

本文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将创新驱动能力设置为因变量X，产业结构升级水平设置为自变量Y。通过计算发现，所选取的18个三级指标与产业结构水平二者之间的关联度都大于0．7，上述计算结果显示所构建的18个创新能力具体指标对产业结构升级都具有正向效应，说明通过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提高地区整体的创新能力水平能够帮助产业结构升级。虽然所有的关联度值都大于0．7，但是具体到每一个指标时，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对创新能力指标按照大小进行排序，对重庆市在制定创新驱动战略方案安排先后发展顺序时，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X16＞x14＞x9＞x7＞x17＞x1＞x15＞x18＞x3＞x8＞x13＞x4＞x10＞x2＞x11＞x5＞x6＞x12关联度最高的是X16全市地方教育经费占GDP收入其属于构建的一级指标创新环境范畴，其次是X14政府科技拨款占财政支出比重其都属于创新环境中的创新硬环境。所以，在短时间内，重庆市实施创新驱动战略首要工作应该是培育良好的创新环境，财政上增加创新经费投入，保证有足够多的创新知识，使创新成果能够真正地转化为技术优势推动重庆市产业结构优化。

四、促进重庆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对策建议

(一)市场化为导向，培养更多创新主体。就重庆创新发展情况看，重庆市是我国笔记本、汽车组装生产基地，但是核心技术缺乏，以加工组装为主。尤其在智能装备、电子信息等仍然对外依存度较高，需要大量进口产品。一旦缺少拥有自主核心知识产权，相关产业发展就会受制于人，中兴芯片事件就是典型案例。缺乏核心技术，一是在产业链中处于底端，仅能获取极低的加工组装利润;二是产品无法做大做强形成品牌效应。只有依靠提高自身创新能力，改变以往依靠引进国外科技技术然后直接运用的方式，最大程度自我创新或者在引进国外科技技术的基础上再创新，形成拥有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重庆实施创新驱动战略，首先找准实施科技创新的手段和方法，培养创新的主体既包括企业也包括高等院校等研究机构，其次重视创新人才的培养尤其要引进一批科技型领军人物形成高质量的创新性人才队伍，重点攻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科技技术，培育产业附加值高、市场竞争力强的新兴产业链。(二)加大研发资金投入力度，优化资金投入结构。2016年，重庆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超300亿元，达到302．2亿元，同比增长22．3%。R＆D经费投入强度(R＆D经费投入与GDP之比)为1．72%，同比提高0．15个百分点，与全国平均水平2．11%的投入比例还存在差距，与创新水平更高的地区如北京、上海、天津、江苏等差距更大。此外，2016年重庆市规模以上企业科研投入237．5亿元，在企业总销售收入中占比为1．91%，和创新企业评定标准6%的投入强度差距明显。以上统计数据说明重庆市对于科研经费的支持力度还不足，无法支撑创新驱动战略的顺利实施。因此，重庆市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在资金扶持以及制度改革上有所改变。(三)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1、协同创新机制与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密切相关，当前主要存在的问题是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之间的衔接机制存在脱节。截至2016年底，重庆市已有24个协同创新中心，其提高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率，为重庆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当前协同创新机制依然存在不足，需要改革创新。一方面改变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仅仅停留在知识创新的层面，而应该注重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将新的创新知识推进到新技术孵化阶段，从而将成熟的技术推进到助推产业发展的实际运用阶段。二是企业可以和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共同承担新技术孵化阶段的工作，改变以往由企业独自承担工作的局面。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深化合作领域，既能让知识创新更快转化为技术创新，同时也能让孵化阶段的技术创新拥有知识创新的后勤保障。二者在创新活动中紧密对接，知识创新向技术创新的转化率定有显著上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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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洪银兴．论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战略［J］经济学家，2013(1)

产业结构升级范文篇10

关键词: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产业升级

1技术创新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作用

1．1技术创新创造了新的产业门类

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产业门类和类别不断推陈出新、创造新产业的过程。农业社会依靠简单的技术，通过土地和人力投入的增长实现经济规模扩张;工业社会利用能源技术、动力技术、材料技术、制造技术等创新实现工业产品种类和质量的改进，创造出了比农业社会更多的产品类别和产品功能;通信、信息、交通、互联网等技术的发展不断催生出新的服务业类别，实现了服务业技术和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技术创新创造了新的产业门类，推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1．2技术创新实现了产业内部种类的扩张

技术创新在各产业内部种类的升级与扩张方面起决定性作用。在农业领域，随着育种技术、遗传技术、生物技术、土壤改良技术、灌溉技术的进步，农产品品种改良、质量提升和产量增长一直在进行，农业已从一个依靠土地、气候、水源等自然资源的产业转变为依靠现代生物工程和基因技术的现代化、高科技产业，为人们提供了更加丰富的产品。工业产业的种类增加、规模扩张、质量提升更是离不开技术创新和进步。按照联合国工业门类划分，目前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每个工业小类又划分为不同的产品品种。工业产品制造方法已从传统手工制造发展到机器制造和智能制造。与现代工业一样，现代服务业也在利用技术进步拓展产品种类、提升服务质量。尤其是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服务业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发展、提升人类生活品质的重要力量。

1．3技术创新推动了产品种类的丰富和产品质量提升

技术创新对产品种类的丰富、质量提升起推动作用。以水稻为例，随着现代土壤改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基因技术、种植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水稻的品种、产量、质量(营养、口感等)都得到了提升。以服装为例，随着科技进步，服装原料从单纯依靠农业产出的麻、丝等发展到依靠石油化纤和合成材料的阶段，服装加工技术也从手工为主发展为规模化、自动化、智能化，材料技术、纺织技术、印染技术的发展使服装产品的种类极大丰富，产品质量和舒适感不断提升。

2技术创新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必要性

第一，技术创新是产业结构升级的第一动力。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演进的路径和我国近代以来产业发展历程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被反复证实。一个国家或地区从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转变为现代先进的生产方式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技术创新。第二，我国实现经济社会现代化需要技术创新。近代以来，我国从最简单的技术引进和模仿开始一步步建立了工业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完成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上等收入国家转变的过程。很多行业在发展过程中都曾遇到技术瓶颈。只有通过技术创新才能打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壁垒和封锁，完成产业结构转型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第三，打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壁垒需要技术创新。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来越体现为产业技术的竞争。没有先进的技术和生产工艺，再好的设计理念也不能变为现实，这在我国高科技产业发展过程中有深刻体现。我国装备制造技术和精密制造技术相对落后，难以把设计理念转化为先进的产品，汽车、微电子、半导体、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等生产方面体现明显。

3我国加快技术创新的路径分析

技术创新虽然很难，但也不是无迹可寻。近代以来，英国第一个完成工业革命并独步全球几百年，后起国家通过技术创新实现超越的例子有很多，技术创新的路径也越来越清晰可循。

3．1技术引进消化再创新是较为可行的技术创新道路

后发国家通过技术引进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在产业规模和技术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根据产业发展需求在原引进技术基础上进行再创新，是后发国家实现技术赶超的可行路径。日本和韩国的电子产品发展都是通过技术引进、消化到再创新完美超越了技术原创国。我国高铁通过对从日本、德国、法国和加拿大等国家引进的技术消化和再创新，实现了高铁技术发展的历史性飞跃，成为了世界领先的高铁研发、制造和运营大国，实现了对原创国家的技术超越。

3．2开拓新的技术领域是实现技术创新的引擎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具备完全的知识领域，人们的未知领域还有很多。开创新的技术领域，完成具有重大意义的原创性创新是技术超越的重要路径。不管是互联网技术还是移动通信技术，短时间内我国想实现反超是很难的。通过另辟蹊径我国研发出了更为先进的量子通信技术，实现了现代通信技术超越，并将在这一领域长期保持领先优势。

3．3企业并购是技术创新的捷径

有针对性地开展企业并购是实现技术创新的捷径。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通过资本运作并购具备领先技术优势的企业，从而获得专利技术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是现代企业技术创新的捷径。

3．4持续不断地研发投入是技术创新的根本途径

技术创新不仅要求一个国家或地区具备高效的、大规模的技术创新人才体系，而且要求大量的、持续不断的研发经费投入。研发经费投入占GDP的比例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技术创新能力的基本指标。加大人力和资金投入是实现技术创新的根本途径。华为每年把15%以上的销售收入持续不断地投入研发，使企业从一个技术跟随者成长为技术领先者。

4对策与建议

4．1加大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支持

技术创新投入资金多、回报期长、风险大，这是大部分企业不愿意进行技术创新只采用技术跟随战略的原因，但是技术创新一旦成功会取得巨大的经济效益，还会对产业甚至社会产生溢出效应，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技术创新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扶持企业技术创新，分担企业技术创新的风险，保护企业技术创新的收益，这是各国的通行做法。

4．2鼓励企业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持续投入

技术创新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持续不断地投入资金，对于很多企业来讲大规模的研发投入是不可承受的沉没成本支出。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税收政策、融资政策、专利保护政策等支持企业技术创新，通过改善投融资环境、发展风险投资市场引导资金向技术创新企业转移，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资金支持。

4．3加强各类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培养

大企业在规模、资金、人力等方面占据优势地位，技术创新能力较强。国家应鼓励大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联合进行重大技术创新。中小企业规模小、市场适应能力强，对技术创新方向较为敏感，技术创新一旦成功能够迅速抢占市场，使企业做大做强，收益可观。目前，中小企业已成为技术创新最活跃的群体，国家要加大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扶持力度，帮助中小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快速成长。

4．4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协调区域产业发展

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根本目的是获得超额收益，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是实现技术创新收益的主要途径。企业应加快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提高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率，以尽快获得收益，弥补技术创新成本。政府要协调区域产业发展，促进技术创新成果扩散，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打造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加快产业升级步伐，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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