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理论范文10篇

财政理论范文篇1

“九五”期间直至下个世界的前10年，要实现振兴财政的奋斗目标，关键之点在于如何通过进一步深化财政体制改革、改造和健全财政职能、加强财政管理，使我国的财政发展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在改革、职能和管理这三者关系中，作为以规范各种财政分配关系、划分各财政主体管理权限、确立各级财政预算组织原则为核心内容的财政体制改革，无疑是改造和健全财政职能、加强财政管理的基础性（体制）条件；各级财政职能的科学、明晰划分和正确定位，则是履行政府职能、加强财政管理的基本依据；而财政管理则可以说是贯彻财政工作始终、几乎覆盖所有财政领域和财政过程的一项经常性工作，不仅决定着财政工作的整体水平和最终成熟，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改革的效应和财政职能的发挥。正是有鉴于此，财政管理的质量和水平，就成了实现振兴财政这个战略任务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影响我国财政经济状况和运行机制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因而必须以予高度的重视。

一、长期忽视财政管理的原因何在

既然财政管理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为什么在我国长期存在着忽视财政管理的现象和问题，不仅造成了大量的财政资源浪费和效率损失，加剧了财政的紧张态势，而且又反过来对体制改革和财政职能的正常发挥，形成了诸多的负面影响与牵制。造成我国长期忽视财政管理的原因，大致可从理论偏误和体制、制度性缘由这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一）忽视财政管理的理论渊源或理论偏误。

1．长期以来，特别是在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主宰社会经济运行的模式下，在认识、处理经济与财政的相互关系上，存在着明显偏误。特别是在政策的理论指导上，既存在着片面强调经济对财政的决定性作用，又同时存在着不管国家财政能力，片面要求其发挥对经济的所谓“反作用”问题。在出现前一种倾向时，往往只强调财政对经济的依赖性，或它所处的消极的被决定地位；而在后一种倾向出现时，强调的则又是发挥财政对经济的反作用的要求，而且往往提出的是超过国家财政承受能力的“反作用”要求，比如“”时期的情况就是这方面的极端性例证。很明显，不管是在上述的哪一种思想指导下，财政管理都不会受到应有的重视，因为它本身处于一种要么被消极决定，要么被要求超负荷运转的不正常的地位或状态，从而没有加强财政管理的起码条件，也必然缺乏加强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在财政理论研究和理论宣传上，长期存在着重收入而轻支出，重开源而轻节流，重生财而轻聚财和用财，同时严重忽视财政管理和财政效果的倾向，比如迄今为止，在我国大多数财政学教科书的篇章结构中，依然存在着类似的问题与偏颇。在财政理论研究中，有关财政管理的理论阐释、模式研究和相关的应对之策的探讨等，也甚为少见或比重畸轻，不为人所关注。事实上，鉴于上述诸方面所存在的紧密内在联系或不可分割性，忽视支出效应的财政收入研究，轻视节流的开源探讨，不重视聚财用财的生财之道的分析，是既不可能得到有价值的相关财政研究成果，同时也因为这种对财政管理“链”的割裂，而造成了对财政管理研究的扭曲和忽视。

3．以排斥市场资源配置功能、抹杀市场机制作用为基本特征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从本质上讲，是不可能重视除计划手段以外的财政管理的。因为正如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市场失效弊端的日益显现，才使国家财政职能的拓展和不断加强，以及财政宏观调控功能的日渐强化，成为一个历史的必然趋势一样，在我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中，随着市场机制的作用的不断增强，市场失效之处的明显暴露，国家宏观调控包括财政宏观调控重要性的日渐凸现，贯穿整个财政工作始终和环节的财政管理，也将自然而然地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因为如此，财政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所赋予它的历史使命，财政职能的履行、宏观调控功能的发挥、财政效果的改善和提高等，就会遇到严重的、基础性的困难和障碍。因此，这是计划经济时代所不可比拟的。

（二）影响财政管理的体制性、制度性原因。

以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和实物经济指标为轴心的传统经济管理体制及其运行模式，一方面形成了所谓“计委定盘子、财政拿票子”的财力保障体系。“被动跟进式”的财政资源配置模式，以及宏观上以计划代替管理和微观上存在的“大锅饭”、软预算约束弊端，不仅使财政管理的自主性、积极性受到了严重影响，而且财政管理的空间、管理的弹性、管理的必要性与有效性，也成为很大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后，在实行财政包干体制，即过渡性财政体制的情况下，也因诸多经济关系尚未理顺，财政分配办法和分配格局极不规范，许多财政制度也有待统一、整顿或重新建立与健全等原因，而使我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管理的加强，缺乏最基本的体制环境和基础条件。

可见，正如经济实践离不开经济理论的指导一样，只有首先走出忽视财政管理的理论误区，重建和端正相关的理论指导，才能使改造和加强新形势下的财政管理工作具有正确的方向，引起应有的重视。同时，还需加强我国财税体制、财税制度的规范化并保持其相对稳定，这是改造、促进和加强我国财政管理的关键性因素。

二、改造和加强新时期财政管理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加强财政管理，是指包括科学的管理制度、先进的管理手段、规范的工作秩序、严格的执法监督体系以及高素质的管理队伍等在内的一整套现代财政管理系统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改造和加强财政管理，是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财税管理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环节。

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的财政管理，是由一国的经济体制特别是财政体制的属性和宏观经济的运行、管理模式所决定，并与之相匹配、相适应的。因此，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以及宏观经济配置管理方式的根本性转换，特别是随着我国1994年财税体制大改革的初步完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财政体制基本框架的确立，必须对财税新体制、新运行机制下的财政管理提出不同的要求，财政管理从内容到形式也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这就是说，一方面，财政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变革，要求财政管理必须作适应性的改造和加强；另一方面，作为贯穿整个财政工作、所有财政活动环节的财政管理的状况如何，又是进一步完善新财税体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并对提高、巩固与增进体制改革的成效、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二）改造和加强财政管理，是充分履行财政职能的必要保证。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职能范围得以不断拓展，其职能强度也有日渐增大之势。然而，理论和世界各国的实践都无可辩驳地证明，除了体制和制度等因素的羁绊以外，财政职能履行程度，可以说是与财政管理状况的好坏呈正相关关系的。不能设想，在财政管理十分混乱，诸如在财政收入管理存在着大量漏洞，财政支出总量失控且结构严重失调，软预算约束问题长期得不到较好解决，社会上违反财经纪律、奢侈浪费之风盛行等情况下，国家的财政职能能够得以正常、有效的履行。

（三）改造和加强财政管理，是振兴国家财政的必由之路。

我国财政的振兴，固然要依靠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发展，要着眼于把国民收入这块“蛋糕”做大，并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瞻前顾后的分配。然而，正如管理也可增财富、管理也可出效益，管理本身就是发展经济、富国强民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因素和有效途径一样，与财政体制、财政职能相适应的财政管理的不断改善与加强，在很多情况下，不仅是不花或少花成本，即可在当前取得增收节支、缓解财政困难之效的首选之策，而还将因其管理的优化，诸如财政收支结构的改善，国有资产配置效率的提高等等，对后续的经济增长和后续财源的开拓带来极大的裨益，从而不失为一条重要的兴财之道。从本质上讲，财政管理既是开源之路，又是节流之途，因而是振兴我国财政、实现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一个重要环节。

（四）改造和加强财政管理，是提高我国财政工作整体水平和财政效果的重要途径和强大推力。

财政管理贯穿财政工作的全过程，渗透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影响着、决定着财政活动的整体效应和最终成效。正是这种贯穿性、渗透性和影响性、才对国家财政工作的整体水平和宏观财政效果的高低有着直接而重要的关联。我国的长期实践早已一再表明，财政管理上的无法、无章、无序和软弱混乱状态，不仅会加剧和助长国家的财政困难，极大地降低财政资金的使用效果，使财政职能和宏观调控功能的发挥大受影响、大打折扣，而且还会因管理的混沌、约束的软弱、执法监督的不力等，而对财税队伍造成严重的腐蚀，使队伍素质的提高遇到基础性的障碍。

正是有鉴于此，在我国当前进一步深化、完善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国家财政职能，积极振兴国家财政、努力克服财政困难之际，改造和加强财政管理才显得极其必要和尤为紧迫。因为如上所述，有效而有力的财政管理，正是解决这些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与矛盾的必由之路和重要方略。

三、改造和加强财政管理需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改造和加强财政管理，是一个涉及面很广、迁延性很强的系统工程，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从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现实需要和紧迫性来看，似应着力研究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突破矛盾和问题：

（一）观念的更新和转变问题。

前已述及，对财政管理的极度忽视，是我国财政工作中的一个长期性痼疾。它既是命令经济、计划主宰、统收统支的经济一财政模式的必然产物，也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数量和增长速度、忽视经济效率和经济效益，不计投入一产出效应和成本一效益比较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与那些诸如用计划代替管理，用增长代替质量，只知道、只愿意用投入去追求产出，重财政收入而轻财政支出等旧思想、旧习惯、旧观念的存在和长期沿袭、影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思想的先行，认识和观念的更新与适时转变，就成了改造和加强新时期财政管理的一个前提性条件。其中尤以“大锅饭”、“大一统”（大包大揽、相互挤占）、不讲成本一效益分析、忽视乃至藐视财政监督等观念的破除和更新，显得更为紧要。

（二）着力解决、大力整顿财政收入的严重流失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势头，从而为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提供了较为丰裕的财源基础。之所以出现当前的财政困难，一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严重扭曲，即过度地向集体特别是个人倾斜；二是国家可支配财力的数量和比重不断下降，特别是财政收入的大量流失或被肢解、被蚕食。从实际情况看，当前这方面亟待解决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有二：

1．切实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将其纳入国家预算或准预算管理的轨道，以达到既增加国家可支配财力数量和宏观调控力度，又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建立和完善财政监督机制创造必要条件的以重目的。当前特别应首先从严格杜绝将预算内资金转作预算外，抓好财政专户建设，解决部门和单位的坐收支等问题入手，以期逐步理顺关系，纳入财政统一管理范畴。诚然，将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或准预算管理的轨道，在增加国家财政可支配财力的同时，也相应扩大了财政的支出范围，在短期内并不一定有明显的增收减支作用。但从统筹安排、集中运用国家财力，加强财政管理和预算监督，以及减少浪费、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果等方面来看，则无疑能收到维护国家预算的完整性原则，有效利用国家财政资源，有利于加强财政管理和缓解财政收支矛盾的良好功效。

2．进一步加强税收管理，特别是切实加强对主体税种和具有增收潜力的税种管理，整顿和完善税收政策，尤其是着力解决目前依然存在的越权减免权、企业欠税、偷漏谝税以及截留国家财政收入等问题。因为从实际情况看，这是造成我国财政收入流失的几个主要因素，也是加强财政收入管理应解决的几个突出矛盾与问题。

（三）改造、控制和优化财政支出管理。

1．鉴于我国当前依然存在着财政供给范围过宽、包揽过多等突出问题，所谓“改造”财政支出，就是在转变政府职能、清理、明确各级财政事权范围的同时，将那些财政部门不该管、管不了或管不好的微观经济活动及其相关事务，那些本来可由市场机制去解决的问题，逐步从财政的供给范围中剥离出去，并以此为据来重新界定、廓清和明确国家财政的支出范围，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定和客观要求，对现有的财政支出范围来一番改造，以便把有限的财力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的切实履行方面。多年的实践证明，履行政府基本职能（国防、外交、公检法、科教文卫、社会保障、宏观调控等）方面的财力严重匮乏，不仅将对社会与经济的正常运转带来极大的制约和影响，而且还将因各级政府部门性收费、基金、乃至各种名目繁多的“创收”活动的在，而对财政收支管理和财政监督和制造许多的麻烦与现实困难。因此，没有规范化的事权和相应的支出范围界定，如不首先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支出概念及其外延进行一番明晰而具体的改造，那财政支出的有效管理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甚至缺乏最起码的条件和依据。

2．所谓“控制”，就是说在一定时期和条件下，必须对财政支出总量进行有效的控制，最好不要超过国家财政的最大负担能力，不要使其进行有害的超负荷运转。因为国内外的大量实践表明，这种情况一方面极易导致因财力拮据、不能充分满足支出项目需要，而使财政管理和财政监督遭遇困难甚至流于形式；另一方面，还会因财力供应上的捉襟见肘和入不敷出，而严重影响与挫伤财政部门从事和加强财政管理的积极性。

3．所谓优化财政支出管理，就是说对我国当前存在的财政支出结构失调的弊端，必须加以认真的调整与矫治，因为它是影响我国财政支出和财政管理效果的严重障碍之一。从实际情况看，似应把各级财政事权的界定，与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同时在现有财政能力制约下，以轻重缓解为序，以发挥最大的财政效果为出发点，对现有的财政支出结构作出适当的调整。如果，一方面可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来促进财政管理，同时又用财政效果来检验财政支出结构的合理化程度。此外，从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看，近期似应特别加强对所谓“人、车、会、话”以及某些专项支出的重点管理，治理和禁止种种挥霍公款和奢侈浪费行为等。

（四）积极探索、努力加强国有资产管理。

从现存的突出问题看，这方面的重点有三：一是在清产核资、摸清国有资产家底的基础上，进一步理顺国有资产的产权关系，建立权责国有资产运营、管理和相应的监督机制，彻底消除在国有资产运营管理中的无人负责、无人认帐等种种“虚无”现象，把国有资产的责权利关系摆到明处、落到实处。这可以说是改善和加强国有资产管理的客观基础或必要前提。二是尽快采取措施，在诸如实行中外合资、股份制改造、企业转制，以及招标拍卖、转让、租赁过程中，有效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或变相被侵吞、被蚕食。三是在上述基础上，建立、完善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机制，对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国有资产运营管理，提出不同的保值增值目标和具体要求，以及相关的奖惩办法，并务求落实。

财政理论范文篇2

关键词：公共财政，减贫，财政职能

从绝对的生存贫困到相对的发展贫困，“贫困”这一困扰人类社会发展的难题始终“固执”地发挥着它的威力。世界银行2000—2001年度报告对贫困进行了明确的界定：“贫困不仅意味着低收入、低消费，而且意味着缺少受教育的机会，营养不良，健康状况差，没有发言权和恐惧”，据此可以确立三个层次的减贫目标，一是要解决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二是要为贫困人口创造基本的生活、生产条件；三是要培养和增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独立发展的能力。上述目标与政府职能存在交集，所以多数国家的减贫工作是以政府为主导的。不仅如此，各国政府减贫主导力量的核心又都统一指向公共财政，我国长期实行的便是以财政减贫为主的政府主导型减贫模式。其主要原因在于，同其他宏观减贫手段相比，公共财政的减贫能力最强，可发挥作用的工具最多，而其他减贫手段均不能够独立运用，必须在公共财政的辅助下才能产生效果，所以，减轻和消除贫困是公共财政的职能所在。

一、减贫目标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定位及理论依据

研究公共财政减贫，首先应该确定在减贫目标约束下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判断减贫是否处于公共财政职能范围内，在此前提下，还应为公共财政减贫寻求充分的理论依据。

(一)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定位

贫困主要涉及的是公平问题，但包括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供求机制在内的市场机制追求的是效率目标，对于各种原因导致的人们创造效率的能力差异并不包容，这必然会造成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此外，贫困累积到一定程度后会破坏正常的市场运行，降低经济发展效率，甚至会引发社会动荡、威胁政权稳定，致使效率也无从实现。由此可见，无论从公平的角度，还是从效率的角度，都表明减贫的内在应力客观存在。在减贫问题上，市场解决不好，甚至会产生负面影响，那么政府便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具体来说，政府在短期内可以通过直接的方式，给贫困者以物质上的救济，满足其基本生存和生活需要；在长期可以通过间接的方式，为贫困者提供基本的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保障以及相应的政策倾斜，一方面满足贫困者的基本发展需要，提高其在市场经济中创造效率和参与竞争的能力，另一方面增强政府减贫的可持续性，实现贫困者真正的脱贫。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因政府资源有限，政府独立解决贫困问题是有难度的。因此，在减贫方面，首先应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并主要通过公共财政履行减贫职能；其次应引导市场主体和社会成员积极参与，实现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协调配合，从而提高减贫的质量和效率。

(二)公共财政减贫的理论依据

发展经济学家认为，缓解贫困应从促进经济增长入手，公共财政减贫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加大投资以促进资本形成，限制人口增长和提高人口素质，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实行政府主导的土地、收入分配、教育等制度改革，发挥地区不平衡发展战略的带动效应等。较有代表性的理论包括：罗格纳.纳克斯提出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哈维.莱宾斯坦提出的“临界最小努力”理论、缪尔达尔提出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马尔萨斯提出的“人口法则”、刘易斯建立的二元经济模型、舒尔茨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等等。

福利经济学家则认为，为了缓解贫困，公共财政应以寻求“最大化的社会福利”为目标，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资源配置以提高效率，进行收入分配以实现公平，进行集体选择以增进社会福利。庇古提出了两个基本命题：国民收入总量越大，社会经济福利就越大；国民收入分配越是均等化，社会经济福利也就越大。当然，“国民收入分配均等化”的观点会使效率受到损失，并不可取，它的意义在于为“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了有益的启发，而后者则是缓解贫困的有效手段。罗尔斯认为，旨在实现收入分配平等的财政政策是正确的，他强调的收入分配平等并不是完全的平等，而是允许存在一定程度的有助于提高人们工作积极性的不平等，从而提高社会帮助穷人的能力。阿马蒂亚.森认为扶贫的目标不应该是仅仅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而是要提高他们创造收入的能力，政府应更多地关注人类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条件，包括让更多的人拥有食品、住房、接受基础教育和医疗保健等，为此政府应当实行多种再分配政策，包括对失业者给予补助，对贫困线下的公民进行救助，提高贫困地区的教育水平等等，通过这些措施来培养和提高个人的能力并最终解决贫困问题。

上述两种理论对我国的具体实践都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和中期，我国公共财政减贫重点依靠经济发展来实现，主要方式是加大资本性投资；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成熟期，公共财政减贫的重点正逐渐转向教育、卫生保健、社会保障等社会服务方面。这也从反贫困的角度印证了20世纪60年代穆斯格雷夫提出的公共支出增长的发展模型。

二、公共财政的减贫职能分析

根据穆斯格雷夫对于财政职能的经典界定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可以确定我国公共财政应发挥三项基本职能，即资源配置职能、收入分配职能、经济稳定与发展职能；根据减贫目标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定位及理论依据，可以确定我国公共财政职能应体现减贫取向并具有减贫的职能优势，从而保证减贫目标的实现。

(一)公共财政职能的减贫取向。

资源配置方面。市场资源配置的结果是资源流向效率较高的地区，形成富者更富、穷者更穷、收入差距逐渐扩大的“马太效应”，这便需要公共财政出面解决随之而来的贫困问题。公共财政资源配置职能最主要的体现是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由于公共财政提供如下五类公共产品和服务，使得公共财政资源配置职能具有较强的减贫取向：其一，在贫困地区推动公路、桥梁、电讯、水利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其二，在贫困地区实施农田建设、植树造林、治理水土流失等方面的自然生态和环境保护；其三，在贫困地区发展科技、教育、文化事业，包括建设中小学校普及义务教育，举办各种培训班推广和普及农村科学技术等等；其四，在贫困地区投资兴建福利性企业；其五，在贫困地区开展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社会救济、救灾抚恤等有利于社会稳定的社会公益性事业。

收入分配方面。市场和政府都具有收入分配功能，其中市场侧重于初次分配，政府侧重于再分配。公共财政通过建立包括所得税、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直接补贴在内的均衡收入分配机制，对因资源禀赋、能力差异等客观因素形成的贫困群体予以扶助，使他们能够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由于公共财政通过如下措施来行使其收入分配职能，使得该项职能具有较强的减贫取向：一是实施累进的个人所得税，对高收入者适用较高的税率，同时，进行转移支付，对低收入者实施救助，这样在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需求的同时实现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的目标；二是提供公共服务并力求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一方面满足贫困者在教育、卫生等方面的需求，缩小人们的生活水平差距，另一方面从根本上对新增贫困起到预防和抑制作用；三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制定和实施针对贫困群体的社会保障计划，向其提供初等教育和初级医疗保健及养老服务，从而提高贫困者人力资本的价值和劳动生产率，同时提高贫困者生活水平以达到社会最低生活标准并满足其基本的发展需求。

经济稳定与发展方面。公共财政履行经济稳定与发展职能的目标是保障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等各项要素的整体发展，这一目标具有较强的减贫取向。首先，经济发展目标和减贫是相辅相成的，只有经济稳定发展，才能最终减轻并消除贫困，只有减轻和消除贫困、实现社会公平，才能提高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经济发展目标要求在物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全体社会成员公平发展，不能以贫困作为经济增长的代价。其次，社会发展目标要求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协调发展，公共财政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首要任务，强调以人为本的原则，通过使每个社会成员摆脱贫困并进一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来实现社会发展目标。第三，资源、环境和生态保护目标重在关注各方发展的可持续性，公共财政在首先保障贫困者生存需要的前提下，重视环境治理、能源节约和生态保护问题，力求满足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把握住彻底摆脱贫困的关键所在。当前我国公共财政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积极支持和谐社会建设，大力保障经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充分体现了公共财政经济稳定与发展职能的减贫取向。

(二)公共财政减贫的职能优势

公共财政的公共性、灵活性和直接性等特点共同构成了公共财政在减轻和消除贫困方面的职能优势。

首先，公共财政具有公共性。公共财政活动的基本目标是为了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这决定了公共财政具有公共性。社会公共需要是包括贫困者在内的全体居民共同利益的体现，由公共财政通过公共收支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来满足，其中减贫、扶贫工程位于公共服务之列，为防止“搭便车”等非效率问题出现，公共产品及服务只能由公共财政提供。公共性是公共财政的标志性特征，体现着公共财政减贫的职能优势，因为公共性意味着社会所有成员的公共需要都被纳入公共财政的目标，公共收入源自所有法人实体、社会组织和城乡居民，公共支出主要用于公共安全、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社会事业等涵盖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领域。在此基础上，公共性还意味着公共财政更加关注贫困者，因为公共收入的取得要遵循量能缴纳的原则，无纳税能力的贫困者不必纳税；公共支出要为贫困者提供生活保障，但仅限于满足其最基本的生存和生活需要及公共需要，可见，公共财政减贫在充分体现公平的基础上并不损失效率。

其次，公共财政具有灵活性。公共财政是由公共支出、公共收入、公共预算、公共财政政策和公共财政体制等部分构成的有机体系，其职能范围广、可选择的手段多，在减贫方面具有灵活性。第一，公共收入具有灵活性，其税收收入、债务收入以及国有资产收益、政府性收费等非税收入，分别通过公共权力、公共产权、公共信用等多种途径筹集，是公共财政履行减贫职能的物质基础。第二，公共支出具有灵活性，其转移性支出是公共财政履行减贫职能的载体，履行财政减贫职能的全部支出都包括在内，转移性支出既可以采取直接的支出方式，也可以采取间接的支出方式。第三，公共预算作为公共收支的年度计划，是对所有的公共支出项目与公共收入项目的通盘考虑，具有计划性、透明性、全面性、法律权威性、政治程序性等特点，为灵活的公共财政赋予了一定的约束力，这正是公共财政有效提供减贫公共服务、切实履行减贫职能的有力保障。第四，公共财政政策具有灵活性，它是由税收政策、支出政策、预算平衡政策、国债政策等构成的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通过实施税收、财政支出、公债、预算等政策措施来达到发展、稳定、公平、效率等目标，公共财政减贫职能是通过综合性的财政减贫政策具体实施的，它包括长期财政减贫战略和短期财政减贫策略，且政策目标及实施方式、手段可随着减贫任务的变化而进行调整。第五，公共财政体制是对各级政府财权财力划分的法律规范和基本制度，科学地划分中央财政和各级地方政府在减贫方面的财权财力，是公共财政有效履行减贫职能的重要条件。可见，公共财政减贫职能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得以发挥，并能适应减贫任务的阶段性发展变化，在减贫方面具有较强的优势。

最后，公共财政具有直接性。除了公共财政减贫政策以外，政府履行减贫职能可以通过多种手段实现，例如农业政策、价格政策、信贷政策、土地政策、区域发展政策等，但是只有综合性的公共财政减贫政策具有直接性，而其他手段的减贫作用均是间接的，需公共财政的协调配合才能真正发挥减贫作用。公共财政政策具有如下特征：主要作用于分配领域，倾向于结构调整和优化资源配置，直接影响消费总量和投资总量，从而直接影响社会的有效需求，这些特征决定了公共财政的减贫效果是直接的。公共财政减贫政策可以通过救济支出、补贴、投资、税收等直接或间接手段来具体实施，其中直接手段直接面向贫困者个人，能够加强减贫力度并加快减贫进度。相比之下，其他政府减贫手段则不具有这些优势，例如，农业政策是通过扶植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来实现减贫的，农业政策的实施必然要借助补贴、税费减免等财政手段实现；价格政策是通过农产品价格保护，进而保证农民收入水平来实现减贫的，价格政策一般与粮食企业亏损补贴配套使用，而后者属于公共财政调节范畴；信贷政策是通过信贷部门对贫困者发放小额贷款帮助其恢复生产来实现减贫的，一般需要财政出面进行贷款担保，贷款才能顺利发放。

可见，公共财政在减贫方面发挥的作用是全面的、直接的、灵活的，公共财政内在的特征决定了其具有并能够充分发挥减贫的职能优势，这对于减贫任务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三、公共财政减贫的实践经验

世界各国的发展史表明，各国都遭遇过不同程度的贫困困扰，但因在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经济发展阶段等方面的背景不同，各国贫困问题有着不同的特征，所以采取的财政减贫措施也存在着差异。然而，恰恰由于这些差异的存在，我国才更能够从中汲取较为丰富的减贫经验，提高减贫任务的工作效率和成功几率。

(一)发展中国家的减贫经验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温饱、土地、产业结构、科技、资金等相关贫困问题与中国的情况较为接近，其经验更值得中国借鉴，因此我们首先介绍发展中国家的减贫经验。

印度的财政减贫历程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实施“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以推行“绿色革命”为主要内容，公共财政支持了“农业精耕县计划”、“农业精耕地区计划”和，重点解决粮食问题和农村贫困问题；第二个阶段是实施“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提出稳定增长、消灭贫困、满足最低需要的口号，公共财政支持了“以工代赈”计划、“农村综合发展”计划、“青年职业培训”计划等多种计划来帮助和促进贫困地区发展。

印度尼西亚的财政减贫成效也较为显著，其减贫政策的宗旨是在发展中使穷人受益。公共财政大力支持国家发展计划，在农业、卫生、教育和社会福利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有效地减轻了该国的贫困问题。同时，公共财政积极配合以农村小额信贷为核心内容的信贷扶贫模式，为自耕农占据优势的印度尼西亚广大农民提供了及时、便利的信贷服务，推动了该国农村经济的发展，降低了贫困发生率。

小额信贷扶贫影响力最大的是孟加拉乡村银行，其以强调小额信贷项目的社会功能著称，切实帮助贫困者解决基本生存问题和增强贫困者的持续发展能力。孟加拉乡村银行注重利用市场经济手段，引导贫困者参与并对其进行有效激励，为大规模的贫困者提供了信贷服务，承担着该国重要的扶贫任务，其小额信贷项目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补贴和国际援助。

20世纪中叶，拉丁美洲的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智利、哥斯达黎加、委内瑞拉等国家实施了相同的财政减贫政策，即“发展极措施”，其中以巴西的做法最具代表性。具体包括：国家直接投资于贫困落后地区，建立起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带动周围地区的发展；设立“地区性开发特别协调部”作为专门管理机构，从事制定区域开发计划、安排项目和投资、开发集中连片的落后地区等工作，分期分批地解决落后地区开发问题；将全国税收的30%作为“全国一体化”基金，专项用于“发展极”计划对落后地区的大规模开发，并组建开发银行对该项特别基金进行管理；政府规定向落后地区投资的私人，一律减免所得税的50%，并鼓励将减免的部分继续用于这些地区的投资或公益事业；实行农产品最低保护价格，当市场价格高于这个价格时，农民可以自由向市场出售，而当市场价格低于这个价格时，农民可以将产品卖给国家，或作为抵押来取得低息贷款，从而保护了农民的基本利益。“发展极计划”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使巴西贫困现象明显减轻，但财政也为负担该计划所需的巨额资金而压力巨大。

(二)发达国家的减贫经验

“社会保障方案”和地区发展政策是西方发达国家解决本国贫困问题的主要措施，此外还包括价格政策、就业培训、发展基础设施及社会事业等措施，这些措施均需借助公共财政的力量实施。

社会保障方案是一种从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的角度缓解贫困状况的措施，实质是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其理论基础源自西方学者提出的“福利国家”思想。社会保障方案一般包括实行养老、疾病、失业等社会保险和社会救济，以及为贫困者直接提供基本的营养、卫生、教育保障和其他生活补助，以满足老人、妇女、儿童、残疾人、失业者等主要贫困者的基本需求，改善他们的贫困状况。该方案须借助财政手段来实行，主要通过累进所得税和转移支付缩小人们实际收入差距，缓解低收入者的贫困状况。由于发达国家经济实力雄厚，贫困人口的比例相对较小，适合实行普遍的福利制度，因此社会保障方案已经成为美、英、德等发达国家的主要减贫措施。在美国，公共福利支出是州和地方政府的第二大财政支出，仅次于教育支出；在英国，社会保障及福利支出是地方政府的第三大财政支出，且呈不断增长的趋势；在丹麦，中央和地方财政都是典型的福利财政，地方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列第一位，占总支出的1／2以上，且呈逐渐增长的趋势。

地区发展政策是以空间分布为基础的一项减贫战略，其主要措施包括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投资力度来发展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增强贫困地区的发展潜力；对贫困地区进行政策倾斜来鼓励和刺激其经济发展。西方发达国家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有利于地区发展政策的实施，其经验对于我国制定合理、科学的区域政策，改善中西部地区的贫穷落后状况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例如，美国曾进行大规模的西部开发行动，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地区发展政策，包括减税、免税、退税等优惠税收政策以及信贷政策和相关补贴政策，改善了西部地区的贫困状况，并在减少和消除贫困的基础上实现了地区间的平衡，进一步促进了美国整体经济发展。再如，德国曾进行大规模的东部开发行动，实施了两项重要的地区发展政策，其一是发达的西部地区对贫困的东部地区进行大量财政援助，主要用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和减少失业等方面；其二是加大东部贫困地区的科技服务投入和为其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优惠贷款，促进人力物力资源的合理流动。地区发展政策有力地刺激了德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迅速增加了东部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缓解了贫富差距。

(三)我国财政减贫案例分析

贵州省纳雍县和广东省阳山县都曾是部级贫困县，均坐落于自然和经济社会条件较差的山区，贫困程度较高，通过一系列较大力度的扶贫工作，对二者的减贫成效较为显著。由于两县减贫模式较为典型和相似，选取它们进行案例分析，能够基本反映出公共财政为促进减贫所做的基本工作。

贵州省纳雍县2000年以前一直是主要依靠财政补贴的部级贫困县。近年来，该县瞄准贫困乡村和贫困人口，通过政府扶贫、开发扶贫、技术扶贫、整村推进、借智借财、定点帮扶和对口帮扶等模式实现减贫，扶贫开发工作成绩显著。财政是纳雍县实现减贫的核心力量，该县创新财政扶贫资金使用机制，通过建立农业发展风险基金、为农民提供贷款贴息和担保等方式，增加农业融资渠道，使农民获得足够的生产资金，并对贫困程度不同的农户采取不同的扶贫方式，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据调查，纳雍县财政扶贫资金的80%主要用于种养殖业，其余的20%与部门捆绑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和社会公益事业建设。在重视财政投入的同时，该县还注意加强对财政扶贫资金的项目管理，精心组织项目实施，其中包括：财政扶贫资金项目申报管理，规定申报项目必须是扶贫开发重点村，并从规划的项目库中征求村民意见选择申报；财政扶贫资金项目实施管理，项目审批后各实施单位拟定实施方案，并与县扶贫办签订资金管理协议，然后下拨30%的启动资金开始启动；实行财政扶贫资金项目公示制，将资金数量、项目名称、实施地点、建设单位、开工时间、竣工时间等情况进行公示，涉及贫困农户种养殖业和住房改造等项目的，将贫困户名单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加强扶贫开发统计监测工作，各乡镇扶贫工作站采取了月报、季报、年报制度，全面、准确、动态、系统地反映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扶贫开发情况，形成了比较科学的监测和考核指标体系；实行县级财政报账制，项目实施结束后，经验收组验收，到县扶贫办审核，再到县会计核算中心报账；实行项目后续管理制度，保证项目管理的延续性。此外，该县财政还支持产业开发扶贫、整村推进扶贫、借脑借智工程、社会事业发展、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培训等扶贫措施的落实。

广东省阳山县曾被列为全国重点扶贫县和广东省特困县，按照“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完善机制、整合资源、综合推进”的思路，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自力更生、开发扶贫”的方针，通过实施一系列有效的减贫措施，已于1998年实现整体脱贫。阳山县财政减贫的主要特点在于支持“十项民心工程”，着力改善贫困村和贫困农户的生产生活条件和发展环境，增加贫困群体收入。具体包括：对生活在石灰岩边远山区的群众进行移民安置，并保障迁移群众异地发展经济致富，支持安居工程；投资建立县劳动就业培训中心基地，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输出，支持扩大与促进就业工程；通过深化农村税费改革、扶持发展农村种养业及农村专业协会、加快农网改造和生态公益林建设等支持农民减负增收工程；落实“两免一补”政策，开展职业教育，免费培训农村劳动人才，引进对口帮扶和社会帮扶资金，支持教育扶贫工程；发放低保金、救助金、供养费，使医疗救济特困户、低保救济对象、“五保”供养对象和残疾人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支持济困助残工程；推进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扩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障覆盖面，加强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确保食品药品安全，加强安全生产管理，支持全民安康工程；加大对工业污染源的治理力度，投资兴建垃圾压缩泵站和污水处理厂，支持治污保洁工程；投资修建蓄水池和供水设施，支持农村饮水工程；投资建设县城防洪排涝体系工程、大小型水库加固工程，支持城乡防灾减灾工程；支持外来员工合法权益保护工程。通过财政支持“十项民心工程”，阳山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和发展环境得到改善，农业生产布局得到调整，农业资源得到优化，农村劳动力素质得到提高，农民收入得到大幅增加，这为全县整体脱贫提供了必要条件。

四、我国公共财政减贫的政策思路

国内外长期的反贫困经验证明减贫是一个系统工程，由于贫困成因复杂、贫困程度不一，单从一两个方面实施减贫措施难以实现长期减贫目标，因而需要从多个角度、多个层次进行通盘考虑。通过前文对公共财政减贫职能的阐释及对公共财政减贫的理论和实践的探讨，以公共财政为核心、立足于贫困群体和宏观调控实际需要的减贫政策思路逐渐清晰。

(一)根据致贫原因选择减贫方式，做到区别对待。贫困是由多种因素长期综合作用的结果，由于我国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环境差异较大，各地致贫原因多有不同，综合起来主要包括：生存环境恶劣，生活方式落后；基础设施落后，产业基础薄弱；贫困人口数量多、增长速度快且综合素质普遍较低；资金、技术、人才短缺；因病、因残及因子女教育致贫等。由于致贫原因不同，我国贫困人口所面临的贫困性质不同，对减贫措施和力度的需求也不同，公共财政应该根据致贫原因，安排不同的支出，对减贫相关工作给予分类支持。具体来说，对于生存条件恶劣、资源贫瘠的贫困地区宜安排相应支出支持转移搬迁、异地安置；对于资源禀赋较好的贫困地区宜安排相应支出支持开发式减贫；对于缺乏劳动和生活能力的贫困者宜安排相应支出支持救济式减贫；对于因灾致贫或返贫的贫困者宜安排相应支出支持扶植式减贫等等。在确定减贫方式后还应根据贫困者的贫困程度来确定具体的措施和力度，以此来提高财政减贫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二)根据贫困对象确定瞄准方式，做到点面结合。我国的贫困对象分为不同的层次，包括贫困县、贫困村、贫困家庭和贫困人口。长期以来，中国的减贫政策采取的是区域瞄准方式，即绝大部分扶贫项目和扶贫投资主要瞄准贫困地区(以贫困县为主)，通过各类区域发展项目改善地区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从而使贫困人口受益，实现减贫的目的。我国中西部有21个省区市的592个县(旗、市)被确定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减贫成效显著。然而，区域瞄准方式只适合于贫困人口规模较大且高度集中的情况，在此前提下具有准确、有效、节约成本等优点。但是，随着减贫效果的逐渐显现，贫困人口的分布开始分散，有些贫困地区除生活在边远山区的居民外已经实现了整体脱贫，前提条件发生改变，区域瞄准方式的优点也就无从体现。对此，我国应该下移瞄准对象、缩小瞄准范围，以提高瞄准的准确性，同时防止财政扶贫资金的浪费。目前，我国将瞄准方向逐渐转向乡村，已有14.8万个贫困村被纳入整村推进扶贫规划。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调整瞄准范围，一是将瞄准对象全面从县确定到村；二是将非贫困县的贫困村纳入整村推进扶贫规划；三是针对贫困家庭和贫困人口进行重点扶助，直接向特困者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以满足其基本生存和生活需要。

(三)根据贫困对象的发展能力，做到以“输血”促“造血”。“输血式”扶贫也称“救济式”扶贫，是我国传统的减贫模式，通过政府发放资金和实物，来解决贫困人口的基本温饱问题，也即生活救济。这种减贫模式较适于特困群体，可以在短期内使其基本生存和生活需要得到满足，迅速缓解贫困。但这种减贫模式的缺点也较突出，一是只能起到短期缓解贫困的作用，而不能彻底地摆脱贫困，二是贫困人口对救济的被动接受容易产生依赖心理，妨碍其自身发展能力的激发和调动，也会增大财政的压力。因此，应尽早告别单一的“输血式”扶贫，在通过“输血”使贫困群体摆脱“特困”束缚后，根据其自身发展能力，从机制和组织体系等方面积极培养其“造血”功能，从根本上解放贫困对象的生产力，实现长期脱贫和遏制返贫。具体来说，财政应一方面通过单纯发放资金和实物对特困人群实行救济，一方面根据非特困的贫困群体的具体情况，通过投资相应的扶贫项目、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加强市场竞争来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在引导社会资金投入方面应力求形式多样化，因为随着减贫难度和成本的不断提高，政府难以独立完成减贫任务，需要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具体可发展对口帮扶、联系帮扶、定点帮扶、股份合作、“公司十农户”、“大户+农户”、“公司+基地+农户”等形式的社会扶贫，并吸引中介组织积极参与扶贫工作。同时，还应引导贫困对象根据实际情况探索创新与自身能力及特点相适应的减贫模式，在“输血”与“造血”相结合的基础上实现脱贫。

(四)根据贫困群体的实际需求，推广“参与式”扶贫模式。尽管建立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但是政府部门在财力、物力、人力等方面的减贫措施与贫困群体的实际需求之间存在着偏差仍然是难以避免的，从而影响到减贫效果。对于这一问题的较好解决方式是推广“参与式”扶贫模式，因为该模式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让贫困者直接参与到减贫项目的设计、实施、监测与评估整个过程，使财政减贫与贫困群体的经济社会环境、现有的生产和生活经验、接受援助的能力联系起来，有助于援助方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从而提升减贫的整体价值和财政资源的利用效率。推广“参与式”扶贫模式需要立足于贫困群体的基本需求，给予贫困群体一定的发言权、分析权和决策权，同时，财政等援助方应该提供必要的资金、实物以及适当的组织、培训和技术服务，最终既可有效缓解贫困，又可强化贫困群体的资金管理能力、适应市场能力、协调组织能力，还可以激发贫困群体的主体意识及脱贫致富的积极性，实现“多赢”的目的。

财政理论范文篇3

一、什么是公共财政

财政是国家（政府）为主体的经济活动（分配活动），这在我国已经形成了共识，因此财政从来就是国家（政府）财政，这是财政的本质，或财政一般，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的性质不同，社会经济运行机制不同，决定着国家为主体的经济活动（分配活动）目的及达到目的途径不同。从而形成了不同的财政类型（模式）或称财政特殊。公共财政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财政改革与发展的目标模式，对其内涵的认识，必然要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入手。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在于要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问题的关键在于满足人们需要的资源总是有限的，要使有限的资源尽可能地满足人们的需要，效率是关键，是第一位的。要使经济活动符合效率的要求，必然要相应的效率装置，而迄今为止，市场机制是人们发现的使经济活动有效率的唯一装置。换句话说，在经济制度中，没有市场机制也就没有效率。但市场失败的存在决定着市场机制只能有效率地提供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的私人物品，满足社会成员的私人需要，对社会成员个人需要图谱中的公共需要则无法有效满足，而公共需要又是社会成员个人图谱中客观存在的。既然市场机制无法有效提供，就只能通过某种非市场机制来提供。这种非市场机制在我国约定俗成称为财政机制。市场机制提供的满足私人需要的物品称为私人物品，与此相对应，财政机制提供的满足公共需要的物品称为公共物品。据此，在市场经济下，财政就是政府通过非市场机制提供公共物品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或分配活动。

问题到此还没有完结，关键在于资源稀缺的前提下，政府如何提供公共物品才能使社会成员的私人需要和公共需要得到最优满足，实现社会成员个人福利水平最大化，或者更明确地说，政府财政机制提供公共物品如何才能符合经济活动效率的要求？既然市场机制是使经济活动有效率的唯一装置，财政机制要符合经济效率的要求，其实质上也必然是一种模拟市场机制。财政采用模拟市场机制提供公共物品，实质上也就是要求按社会成员的意愿（偏好）提供公共物品。问题是社会成员众多，而公共物品只能统一提供，这就需要通过某种装置将社会成员个人对公共物品的个人偏好汇总成集体偏好。这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要使社会成员福利水平最大化，政府财政机制提供公共物品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必须按社会成员的集体偏好（大多数人的意志）进行，由社会成员对政府财政活动进行约束和规范。由此可见，公共财政就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按社会公众的集体意愿提供市场机制无法有效提供的公共物品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或分配活动，而公共财政制度就是确保政府按社会公众的集体意愿提供公共物品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或分配活动的基本规则。

二、如何正确理解公共财政

上述公共财政的简单定义中，实际上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对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1．公共财政是一种着眼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或分配活动。这里的分配指广义的分配，包括资源配置、收入分配。最优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构成公共财政的出发点和归宿。社会公共需要决定着公共财政的存在，决定着公共财政的活动范围和活动效果。公共财政则着眼于满足社会成员的公共需要，公共财政不应该成为超越市场的力量去满足社会成员的私人需要。

2．公共财政活动的对象是提供公共物品。有需要就要有供给，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供给途径就构成了公共财政活动的对象，这就是要提供公共物品。在这里，我们把政府公共财政为社会成员个人提供的各种产品和服务都称为公共物品。私人物品则由市场提供，公共财政不能够超越市场力量去提供私人物品，只能够提供市场无法有效提供的公共物品。

3．公共财政的核心是效率。效率是经济活动的核心，公共财政作为政府为市场提供公共物品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其核心也是要解决效率问题。从计划财政转向公共财政说到底也是提高经济活动效率的必然要求。

公共财政的效率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配置效率，二是生产效率或X-效率。配置效率指的是资源根据最终产品消费者的偏好和预算约束线配置，从而使私人和公共物品的资源配置都达到帕累托效率状态。从实践角度看，配置效率是指下列问题：公共部门是否生产选民所需要的服务（公共支出）水平和组合？选民在政治市场上是自主的吗？谁的偏好最重要？X-效率是从供给方来考虑的，指的是公共财政采用最好的方法和最有效的技术以最低成本生产公共物品。建立公共财政制度就是要最优化制度安排，确保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得以实现。

4．公共财政的立足点是非市场赢利性。公共财政立足于非市场赢利性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指公共财政活动范围立足于非市场竞争领域，不介入一般竞争性领域，不应“与民争利”；二是指公共财政活动立足于非市场竞争领域，也应立足于非赢利性。政府向社会成员征收收入只应以弥补公共物品的生产成本为限。通俗说法就是公共财政活动中应做到“以支定收”，即根据社会成员对社会公共需要的需求确定公共物品的生产规模及相应的公共支出规模，公共支出规模确定公共收入的规模，而不能以政府能够征得的收入多少来安排支出，即不能“以收定支”。“以支定收”是政府公共活动的行为准则。“以收定支”则是企业和家庭经济活动的行为准则。

5．公共财政是运行机制法治化的财政。公共财政运行机制法治化就是说整个公共财政活动都置于法治化轨道上，在法律法规约束下进行，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实现依法理财。当然这里的“法”是民主基础上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意志的“法”，是“合法的法”，即“正义之法”、“理性之法”、“合法之法”。通过民主的方式将社会成员对公共财政活动的集体意愿上升为法律，从而使社会成员的意志得以真实决定、约束规范和监督政府公共财政活动，确保政府公共财政活动符合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阿克顿曾言：“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化”。既然国家（政府）为了提供公共物品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职责而被社会成员委以强制性的公共权力（政治权力），那么有效防范掌握了公共权力的公共部门及其官员滥用权力损害社会成员利益就成了社会公众最关注的问题，而唯一的途径就在于政府行为法治化，而政府公共财政活动法治化是关键。因此构建公共财政框架，就不仅仅是从“公共性”方面入手“甩包袱”（缩减财政支出供给范围），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从政府自身行为规范化入手，推进政府公共财政活动的法治化。

三、澄清认识误区创建我国公共财政

客观地说，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目标虽然很明确，但目前无论是理论界还是政府部门都还对建立公共财政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澄清这些理论认识上的误区，才有利于建立实质意义上的公共财政制度。目前存在认识误区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公共财政就是财政，而财政从来都是国家（政府）财政。这种误解的错误就在于只看到了财政的共性，而没有看到财政的特性。的确，公共财政是财政的一种模式，财政从来也都是国家财政，但是不同的社会形态及经济运行方式下的财政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征，财政的职能及实现机制都体现出明显的差别，从而“财政一般”中显示出“财政特殊”。如果说“公共财政就是财政，财政从来都是国家财政”，实质上是否认了不同社会形态及经济运行方式下财政的特殊性。照这种观点，也就不存在中国财政适应市场经济要求转轨——建立公共财政的必要。正确的认识应当是，公共财政是财政的一种：具体类型或模式，即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模式。

2．“公共财政论”是对“国家分配论”的否定。这种观点的错误就在于把财政的类型（模式）同财政的本质混淆在一起。“国家分配论”强调的是财政的本质，即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公共财政论”则强调的是财政的类型或模式，强调的是财政的本质在市场经济下如何体现出来，或者说强调的是财政的运行机制。公共财政强调的是财政作为国家为主体的分配活动在市场经济下“应按社会公众的意愿，提供公共物品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来进行。因此，搞公共财政并不是否定财政的本质，而是要求国家财政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系统地改变具体的财政制度安排，公共财政并没有否定国家财政。

3．公共财政的“公共性”否定了国家财政的“阶级性”。这种观点的误解在于把“公共性”与“阶级性”看作了完全对立的两方面。实际上，公共财政的“公共性”与国家财政的“阶级性”是对立统一的，而不是完全对立的，强调公共财政的“公共性”并不等于否认财政的“阶级性”。这是因为公共财政作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种财政模式，其根本特征即是“公共性”，而阶级性寓于“公共性”。公共财政通过为市场经济活动提供公共服务，实现“阶级性”的要求。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资本主义国家只有通过公共财政这个工具弥补市场失效，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才能为私人资本榨取剩余价值创造共同的外部条件。例如如果没有公共财政进行收入再分配，工人阶级将因基本生活无法满足而导致劳动力再生产萎缩，进而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萎缩的致命后果。因此，公共财政进行收入再分配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利用国家为主体的分配活动为私人资本更好地剥削创造共同的外部资本，也就是说，“阶级性”通过“公共性”体现出来。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由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确立，广大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因而公共财政表现出真正意义上的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商品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公共财政的公共性得到了严格意义上的体现，从而我国的公共财政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公共财政。

财政理论范文篇4

一、开展财政课题调研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同样，没有调查，也没有决策权。财政课题调研是地方财政部门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做好财政工作的有力推进。如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各个部门都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各级财政部门也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不少地方的财政部门把调查研究例入干部的岗位考核。笔者的体会，开展财政调研和课题研究，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必要性：

1.调查研究是转变财政职能的重要途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公共财政。这就要求政府加快职能的转化，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审批经济转化为市场经济的服务经济，实现“小政府，大服务”的经济管理模式。同样，财政也要转变职能，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在计划经济时代，财政部门掌握不少资源，财政部门的社会地位很高，支持经济社会发展有财政周转金，支持企业发展有税收减免权，财政部门可以说是“车水马龙”，权力掩盖了能力。随着公共财政的逐步建立和完善，财政管理日益规范，财政逐步走向公开、公平、公正，现在的财政部门可以说是“门前冷落车马稀”，仅靠权力开展财政工作已是举步维艰，财政部门必须靠能力开展工作。而调查研究是财政部门转变职能的一个具体方式，有利于正确处理各方面的矛盾和问题，提高财政的影响力和财政部门的社会地位。

2.调查研究是财政部门转变机关工作作风的重要手段。近年来，我国在各级政府开展了机关作风建设、机关效能建设、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等活动，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要改变机关的工作作风。改变机关仍存在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衙门风气和“拍脑袋，评主观意志办事”的官僚作风。财政部门作为政府重要的综合经济部门，许多财政政策措施的出台，来自于调查研究。一个地方财政部门的领导，如果不重视财政科研工作，这样的领导是不开明的；如果觉得科研可有可无，这样的想法是不正确的，这个地方的财政工作要有创新是有难度的。随着财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更加需要注重调查研究，更加需要财政理论研究的先导作用。通过调查研究，实施换位思考，有利于提高服务意识，提高办事效率。

3.调查研究是财政干部学习财政业务的需要。财政部门不仅是政府的综合经济管理部门，而且也是政府综合性很强的业务部门，要做好财政工作，不懂得财政业务，可以说是寸步难行。财政业务要学习，每年出台的财政政策要学习，要领会。随着财政改革的深入，许多新知识要学习，如目前推行的部门预算改革、财政国库集中受付制度改革、政府收支分类改革等都需要学习。笔者认为，调查研究是学习财政业务知识的重要形式，也是学习财政业务的捷径。我们平常工作中碰到的各种问题，有些属于财政问题，有些不纯属于财政问题；有些我们熟悉，有些我们不一定熟悉，通过调查研究，通过大量的阅读材料，我们就能熟悉这些知识，对这些知识有新的认识。

4.调查研究是培养财政干部工作能力的需要。衡量一个人的能力是多方面的，干部的能力也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做好财政工作，最基本的需要三方面的能力：一是说的能力。财政部门每天要和各方面打交道，要宣传国家财政的制度、政策、法规，需要有说的能力。二是算的能力。财政部门和钱打交道，和数字打交道，财政预算的安排，部门预算的制定，都需要算的能力。三是写的能力。小的写个人总结，大的写工作总结、写汇报材料、写会议交流材料等，都需要写的能力。一直以来，财政部门缺少两种人才：一是计算机人才；二是写作人才（或秘书人才）。通过近几年的引进和培育，计算机人才缺乏的局面得到了解决，但秘书人才缺乏没有得到改观，各级财政部门比较缺少写作人才。而通过课题的调研，可以锻炼干部，提高干部的写作能力。

二、如何提高财政课题调研能力

对地方各级财政部分来说，财政课题的调研非常重要，各级财政部门的领导和干部都应加强课题的调查研究。但是，很多人怕调查研究，怕写调研报告。笔者认为，问题的核心是不少财政干部缺乏课题调查研究的能力。那么，如何提高财政干部的调研能力呢？

1.提高调研能力的关键是学习。韩愈在《师说》里说：“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如今，我们面临的是知识经济时代。在知识经济时代里，老知识不断更新，新知识层出不穷，“生命有限，知识无限”，“活到老，学到老”不仅必要，而且必须。我们已进入终身学习的时代，我们必须树立“单位的优势不等于个人的优势，个人的优势在于学习”的理念。通过不断的学习，提高自身数质，增强调查研究的能力。那么，如何学习？学习什么呢？笔者认为，一是向书本学习，学以致用；二是学习要持之以恒；三是要多向高明的人学习；四是要向实际学习，调查研究是学习的好方式。

2.提高调研能力要有吃苦的精神。我们都知道，写文章需要灵感。同样，写调研报告也需要灵感。但笔者认为，写调研报告除了灵感外，更多的是需要勤奋，而不是所谓的天赋。要有“一夜两夜不睡”的吃苦精神，多写多练，一定能把调研报告写好。因此，要相信，坚持就是胜利，勤奋就是资本，只要努力了，总会有收获。

3.提高调研能力要有创新的精神。一篇文章好不好，关键在于创新。十六大提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我国从1992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今，经济理论除了创新外，更多的是引进。发展经济学的核心也是把西方的经济理论和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结合起来，以解决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因此，我国财政经济问题研究，创新主要体现在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体现在观点的创新，体现在方法的创新。

4.提高调研能力要有想象力。没有想象，就没有科学的发现。许多发明创造来自于想象。苹果从树上掉下来，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我们在平常工作中要勤于思考，善于发现问题。想象力丰富了，思路开阔了，撰写课题调研报告也会得心应手。

三、财政调研报告写作的基本要求

如何写文章，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文章无定格，妙手偶得之”，另一种是“凤头、猪肚、豹尾”。课题调研报告有没有固定的格式，应该说是没有的，但笔者认为，课题调研报告和文学类的文章是有区别的，课题调研报告虽然没有固定的格式，但还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寻的。我们对业务工作中的问题进行的研究主要是应用性的研究，对应用性调研和课题报告，总的要求是“凤头、猪肚、豹尾”。财政课题调研，一般也是按一定的程序进行。

1.确立主题。从事调查研究，写财税调研文章，首先要确立主题，即写什么，这是写好文章的前提，也是写好文章的关键。一般来说，主题是文章的中心思想和作者的写作目的，通过主题来反映作者的写作动机和要达到的写作目的，即反映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要使文章写得好、有价值，对实际工作有指导作用，确立财税调研文章的主题，至关重要。通常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1）财税改革的热点问题。应用性研究和基础研究的主要区别，基础研究主要研究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而应用性研究主要研究一些热点问题，为现实、为中心工作服务。当前，财政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公共财政。在建立和逐步完善公共财政的过程中，财政改革和发展面临不少热点问题，如在财政管理上，要实行部门预算，建立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推行政府采购制度等；在财政资金的使用上，财政主要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满足公共需要等，这些问题都是财政改革和发展中的热点问题，都是财政部门需要解决的问题，都可以成为财政研究的主题。

（2）领导关心的问题。地方财政课题调研的主要目的在于应用，宗旨是为现实、为中心服务，主要体现为领导和部门的决策服务。只有为领导和决策部门提供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财政科研的价值才真正得到体现。因此，地方党政领导和财政部门领导关心的问题，也是财政科研主题的主要来源。如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问题”、六中全会提出“建设和谐社会问题”等，都离不开财政的支持。财政如何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财政如何支持和谐社会建设等，是地方各级财政部门领导关心的问题，我们在开展财政调研的时候就应该把这些问题作为主题来研究。

（3）实际工作急需解决的问题。应该说，实际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老问题解决了，新问题又会不断产生，需要我们去研究、去解决。而实际工作中急需解决的问题，是我们调查研究的重点。如分税制改革以来，在增强中央财政宏观调控的同时，给地方财政增加了不少困难，尤其是县乡财政。如何缓解县乡财政困难，增强县乡财政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是中央和地方财政急需解决的问题，也是财政研究的重点。

2.成立课题组。财政课题研究和一般的研究的区别是，课题研究是集体的研究，是集体劳动的结果，处处体现集体的智慧。课题研究体现了合作上的分工，分工上的合作。因此，财政课题研究要成立课题组，，制定课题研究计划，明确课题研究的分工。

（1）要成立课题组。课题组有什么要求？应该说课题组没有固定的模式，但考虑到基层财政部门主要从事的应用性研究，是为财政部门的行政工作服务，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课题组还是有方向性的要求。课题组一般要求由行政领导担任课题组组长或负责人或牵头人，课题组成员原则上要求3人以上。因为由行政领导担任课题组组长，课题研究更能够得到领导的支持，课题研究的成果更能够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作用，为地方财政的改革和发展服务。

（2）要制定研究计划。研究计划是整个课题研究的大致框架，要明确课题研究的目的，课题研究所要达到的效果。同时，要明确课题的性质，是临时课题，还是年度课题，或是跨年度的中长期课题；以及课题研究所需要的人力、财力、物力投入。

（3）要明确课题研究的分工。总的来说，课题研究是集体的劳动，既有分工，也有合作。大体的分工有两种形式，一是由一个人起草课题研究报告，课题组成员进行讨论修改，最后由课题组组长定稿。这种研究主要适合一些小课题的研究。二是由多人分头起草。对一些大课题，根据课题的要求，可以由几个人分工起草课题报告，再指定课题组的具体成员进行统稿，在此基础上再由课题组成员进行讨论修改，最后由课题组组长定稿。

（4）课题协作的形式。财政课题研究，即要有理论，也要有实际，重点在应用。根据课题研究的要求，课题研究形式也可以多种多样。一是科（处）室之间的合作。主要是财政部门内部，整和资源，科（处）室内部或科（处）室之间进行合作研究。二是上下级财政部门之间的合作。有些课题，由上级财政部门牵头，又需要下级财政部门合作，或提供资料，可以采取上下级之间的合作。三是实际部门、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之间的协作。财政部门有些大的课题，可以邀请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一起参与研究，借用外力，取长补短，发挥各自的优势，共同研究。

3.收集资料。作为社会科学，财政课题研究和自然科学的科学发现和发明创造是有区别的，自然科学追求创新，财政课题研究要求有创新，但更多的是在他人或前人研究基础上的创新。因此，资料收集是课题研究的重要一环，要通过报刊、网络等途径收集他人或前人的研究成果，掌握研究动态，为课题研究打好基础。

（1）要紧扣主题。在知识经济时代，各种各样的信息很多，可以参考的文献资料也很多。因此，要根据主题的需要，从众多的信息中，寻找和主题关系密切，对课题研究有参考价值的资料。对那些与主题关系不大或不密切的，要学会舍弃。这样，一方面可以节约时间，另一方面可以提高课题研究的质量，取得功半事倍的效果。

（2）要新颖。可以研究要有价值，必须要超前。要取得超前的成果，必须掌握理论研究的现状，理论研究的新成果，收集新颖的资料。否则，研究的成果要么人云亦云，要么滞后，这样，不仅浪费人力、物力，而且对实际工作也没有指导意义。

（3）要真实可靠。财政课题研究不同与文学创作，容不得半点虚假。因此，收集的资料，掌握的信息必须真实可靠。在进行财政课题调研时，要根据研究的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查研究，掌握来自基层的、第一线的材料。

4.课题报告的写作。确立主题、收集资料、实地调查研究，这是做好财政课题研究的必备环节，是做好课题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工作。这些工作完成了，接下来的是财政课题调研报告的写作，这是财政课题研究的最重要环节，也是财政课题研究成功的关键。

（1）拟订写作提纲。起草课题报告，必须拟订写作提纲。这是课题研究不可回避的，也是不可逾越的一环，是提高课题研究质量的前提。对课题研究提纲的要求，能细的尽量细，不仅要有大的框架，而且对每部分的各项内容，可能碰到的问题，甚至是必要的细节，最好列出来，做到胸有成竹。

（2）观点要鲜明。观点是财政课题报告的灵魂，好的观点，往往能起到使人眼睛一亮，耳朵一振的效果。因此，对课题报告的观点必须认真提炼，作者赞同什么，反对什么，必须要清晰，尤其是对策性的研究报告，观点必须准确、鲜明、实用，发挥课题研究报告的示范效用，以指导实践。

（3）文字要精练。财政课题报告文字的基本要求是，实事求是，语句通顺，文字简明扼要。

（4）结构要合理。结构合理主要体现在写财政课题报告要规范。一般的应用性财政课题报告格式要包括现状、问题、对策等部分，即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具体到不同的财政课题报告还是有一定区别的。但无论如何，财政课题报告结构要合理，层次要分明。对一些规范性的财政课题报告，“主题—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等内容都要有。

（5）要反复修改。一篇好的财政课题报告是改出来的，课题组完成了课题报告的初稿，并不等于课题研究。财政课题报告要反复修改，做到精益求精，甚至可以邀请专家对课题成果进行鉴定，以提高课题研究的质量。

四、财政课题研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在财政课题研究过程中，课题稿常见的毛病：一是分析不透彻，论证不充分。课题研究必须要以理服人，要有理有据，既要有面上的分析，也要有典型的调查。而我们有些课题成果，要么问题、原因分析的比较充分，而对策苍白无力；要么问题提得很好，而分析又不充分，这些问题都影响了课题研究质量。二是没有地方特色。课题研究主要是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用来指导实际工作，因此，理论联系实际是课题研究的灵魂。而有些地方的课题成果，课题雷同的多，有特色的少；观点大路货的多，创新的少；面上的分析多，点上的材料少，从而使课题研究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三是文字数量少。课题研究不同于写评论文章，也不同于写一般文章。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是课题研究的基本要求。而有些单位完成的课题成果非常短，只有一两张纸，文字上只有1000-2000字，这样，就难以把问题讲清楚。四是不切题。

为了把课题研究搞得更好，避免少走弯路，要把握好几点：

1.要选好题目。搞课题研究，既不能望文生义，也不能文不对题，更不能偏题，选好题目是课题研究的前提。如何选好题目，好的选题标准是什么，固然没有统一的标准，但至少要体现是不是当前财政改革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是不是领导关心的问题，是不是代表经济发展、财政改革的方向等等。

2.要理论联系实际，有地方特色。理论来源于实践，没有实践，理论就成为无源之水。作为地方财政部门搞课题研究，必须走理论联系实际之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这是课题调研是否有生命力的标志，也是地方科研的优势。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必须进行认真细致地调查研究，详细地占有材料，同时，要选择有地方特色的课题进行研究。这样，完成的课题成果就有声有色，有理有据，有说服力。

财政理论范文篇5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公共财政已经刻不容缓。我国已经明确提出建立公共财政，那么到底什么是公共财政，我们所要建立的公共财政的框架之中应该包括哪些内容，这已经成为当前和今后财政改革与发展的主要研究课题。本文拟就西方公共财政理论与中国财政改革的关系展开讨论。

一、西方公共财政理论

（一）西方公共财政理论产生与发展的历程

公共财政产生的前提是市场经济，它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事实上也就是市场经济的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人们对于政府在市场中作用的认识的发展过程。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西欧从封建社会末期过渡到自由资本主义初期，经历了一个从自然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1776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著《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公共财政理论的诞生，亚当·斯密崇尚经济自由主义，把市场经济描述为“看不见的手”调节的经济，他认为市场能够有效配置资源，供求双方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中，每个人各自理性地追求自身的利益，可以带来整个经济的高效率，因此，反对国家干预，主张自由竞争，极力要求缩小国家活动的范围，提出“守夜人”、“廉价政府”的口号以及“最好的财政计划是节支，最好的赋税制度是税额最小”等观点。因此，这个时期的公共财政主要是为了保证政府作为“守夜者”这一角色能够正常运转。此后，约翰·穆勒、威克塞尔、林达尔都进一步发展了他的理论，公共产品理论的创立和福利经济学的兴起使得公共财政理论越来越丰富，职能范围也有所拓宽。

本世纪30年代初，西方资本主义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从而宣告了自由放任的古典经济理论的破产，从罗斯福“新政”和随后应运而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开始，政府必须干预经济逐步获得了人们的共识，各国政府和财政开始对经济进行大规模干预，以便弥补市场缺陷，充分利用市场的功能作用，促进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收入和财富的合理分配以及经济的稳定运行。

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干预经济在实践中开始暴露出自身的缺陷，70年代的“滞胀”使得人们重新认识“市场失灵”和政府干预的关系，理性预期学派和供给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对国家干预提出了责难和质疑，开始主张减少国家干预，恢复自由经济。进入90年代以来，又开始重新重视国家干预政策。在这个过程之中，财政的职能也相应地不断调整，但是，从大的趋势来看，在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政府干预经济的职能呈现出不断增强的趋势，财政的职能也相应地不断增强。

随着许多经济学新领域的开拓，特别是随着宏观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和成熟，财政学经历了一个从公共财政学到公共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与传统经济学相比，公共经济学更注重财政收支对整个经济的影响。当然，公共经济学仍然是围绕着财政而展开的，是对公共财政学的继承和发展。

（二）当代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的主要内容

当代西方公共财政理论认为，财政存在的必要性，在于市场存在缺陷，也就是“市场失灵”。社会经济的运行应当以市场调节为主，只是在市场难以调节或者调节不好的领域，才需要政府进行适应性调节，对市场进行干预。“市场失灵”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公共产品是指这样一种产品（物品和劳务）：每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并不能减少任何他人也消费该产品。它由它的使用价值所覆盖的全体消费者占有，而不能由个别消费者占有，它的使用价值由其使用价值所覆盖的全体消费者共同享有。也就是说，公共物品和劳务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这便容易出现“搭便车”现象，从而也就使得这些公共产品无法通过市场来有效提供。另外，介于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之间的准公共产品，也无法通过市场来有效配置。

第二，无法解决“外部效应”问题。所谓“外部效应”，是指一定的生成者或消费者的行为意外地影响了他人利益，却无法通过市场价格来进行调节的情形。单纯依靠市场，无法使受益者付费或使受害者获得补偿，导致了社会收益和私人收益、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之间差异的产生，也就使得市场机制本身无法实现这类资源的最优配置。

第三，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经济周期、经济波动是内生于市场经济的，伴随者经济衰退和萧条的是收入水平的下降和失业率的上升，而伴随着经济过热的又是通货膨胀，这是市场经济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病。

第四，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由于历史条件、竞争能力的差别，收入分配过程中通常会出现社会难以承受的不平等现象，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也是市场机制的一个重要缺陷。

第五，垄断问题。市场的有效运行是以自由竞争为条件的，然而许多行业在市场条件下又很容易形成垄断，垄断便会限制竞争，以致于引起产量不足、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和效率低下等问题，影响了市场效率的发挥。

第六，信息不对称问题。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供求双方对同一个产品或服务了解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这很容易造成交易量过小甚至市场消失，引起市场缺陷的产生。

由于市场机制在许多领域存在失效问题，政府的介入和干预也就有了必要性和合理性的依据。政府的职能主要是克服市场失效的问题，而公共财政则是支持政府行使这些职能的主要手段，而且其他手段的运作也都需要政府财政的支持。基于这样一种分析，公共财政的主要职能就可以界定为以下三个：第一是资源配置职能，它是由政府的介入和干预所产生的，它的作用和特点是通过本身的收支活动为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提供财力，引导资源的流向，弥补市场的缺陷，最终实现全社会资源配置的最优效率状态；第二是收入分配职能，财政通过自身的收支活动进行全社会范围的再分配，以实现社会分配的相对公平。第三是经济稳定职能，由于市场在自发运行中必然产生经济周期问题，政府必须推行宏观经济政策以实现宏观经济的相对稳定。经济稳定又包括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供给收支平衡等多重含义。

公共财政理论还认为，公共财政是为弥补市场失效，提供公共产品的政府分配行为，它是与市场经济相适用的财政模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能是盈利性的市场运营主体，不能参与市场的盈利竞争，因而也就决定了公共财政的非盈利性。公共财政的活动范围只能限定在市场失效的领域内，不能超出这一领域而损害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

（三）关于公共财政的争论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关于财政改革的讨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82年关于“大财政，小银行”和“小财政，大银行”的问题曾经进行过激励的争论；83年初提出财政要不要转型，即财政要不要退出再生产领域的问题。90年代初期，有人提出要调整财政的范围，并逐步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但是，对于改革的模式问题却一直争论不休，这其中争论的焦点是公共财政问题。对于公共财政的争论的背后，分歧的实质在于：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财政的范围要不要变化，要不要继续对国有企业投资，特别是盈利性的行业，是否要从经营性行业中退出来，财政涉及的领域要增加什么，减少什么。而争论中却过多地涉及了阶级性的问题，我认为对于公共财政，关键不在于其是否在谈阶级性，我们又该如何去批判它的缺点，而在于它对于我们的财政改革有什么借鉴意义，我们该如何去学习它的优点，在结合我国国情的前提下，探索我国财政改革的出路。

二、西方公共财政理论与我国财政改革的关系

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能简单地照搬外国的模式，而是应从我国国情出发，吸收和借鉴世界发达国家建立市场经济的经验，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一）公共财政理论对我国财政改革的借鉴意义

我们对待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的态度是，既不能完全照搬，也不能绝对排斥。因为，西方的公共财政理论是以私有制为基础，在个人主义价值观指导下形成的，我们不能照搬；另一方面，它又是西方几百年市场经济发展史的经验总结，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共同规律。为此，我们就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收借鉴其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经验，为我们的财政改革服务。

第一，公共财政要求处理好政府（或财政）与市场的关系。首先，从总的方面来说，政府（或财政）与市场的经济职能是相同的，如资源配置、收入分配是两者共同的基本职能，只是由于两者的运行机制的不同，从而在实现同一职能的适用领域、作用方式、经济效应上是不同的。其次，由于市场失灵才存在政府介入或干预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同样，政府干预也存在失灵或缺陷，财政作为政府干预的主要手段，可能产生正效应（即有助于弥补市场失灵），也可能产生负效应（即不仅无助于弥补市场失灵，甚至会干扰了市场的正常秩序）。另外，公共财政关心的不是在政府或市场的经济职能之外另寻什么新的财政职能，而是如何界定各自的最适领域和最佳的结合方式，最终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最优结合。

第二，公共财政是为市场提供公共产品的财政，它是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仅存在于市场经济之中，顺应市场经济的潮流，我国财政模式和活动思路也应予以根本变革，从为自我服务转变到为市场提供公共产品上来。

第三，公共财政是弥补市场失效的财政。公共财政是以市场失效为前提的，其活动范围不能超出市场失效的范围，否则会有损于市场效率的发挥。同时，这也意味着凡是市场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地方，财政就应该充分发挥它的作用。这在我国就是一个财政的退出“越位”与弥补“缺位”的问题。

第四，公共财政的分配规模应由市场来决定，过大的财政规模会引起市场发展规模和速度不应有的压缩，而过小的财政规模则难以提供市场正常运转所需的各种服务和条件，这些都会对市场产生危害，因而财政分配规模应保持在市场所要求的适度规模上。目前，我国财政的两个“比重”过低，已经不能满足市场发展的需要，亟待提高。

第五，公共财政具有非盈利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能是盈利性的市场运营主体，不能参与市场的盈利竞争。借鉴这一点，我国财政就有必要逐步经营性、盈利性的领域推出来，还市场一个自由竞争的空间。

最后，公共财政是由“公共”对之规范、决定和制约的财政。政府的权力是全体人民赋予的，权力的行使又需要通过纳税人提供的税收来解决，为此政府必须接受公众的监督，这就要求公共财政必须具有很高的透明度。另外公共财政必须是规范化、法制化的财政。而我国目前财政缺乏应有的约束、规范和监督，使得财政出现了财政秩序混乱（乱摊派、乱收费以及偷税漏税等），腐败现象严重，财政行为混乱（预算外资金的严重膨胀以及税制的不规范等），预算分配实质上的无计划等问题，因此，改进我国财政活动中的政治运作程序，使之对公共性质的政府财政行为具有根本约束力，应是我国财政工作的当务之急。

（二）我国财政改革应立足于我国国情

市场经济是一个一般与特殊的结合体，我们搞市场经济不仅要看到市场经济的共性，还要看到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要看到我们还是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生产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这就要求我们进行财政改革时必须立足于我们的国情。

第一，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由于生产力水平低，市场发育程度低，市场机制还不健全，调控功能还不完善，本来应由市场解决的许多事情还不得不由政府来办。而且，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我们的政府就必须承担起经济腾飞、赶超发达国家的重任，这就必然要求我们对市场的干预和介入要比发达国家更多。当然，我们不能以此为借口而过多地干预市场，只要市场能够解决了，我们就应该逐步退出这些领域，否则就又会造成新的“越位”问题。

第二，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还必须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解决命脉，对解决发展起主导作用。这是就全国而言的，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差别”，这儿的控制力特别侧重于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这就必然要求财政在逐步退出市场竞争领域的过程中，必须贯彻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实现公有经济的控制力，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第三，作为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中国的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和居民收入分配差异还很悬殊，这就需要财政运用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进行调节，以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三）我国财政改革要解决好几个问题

根据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国财政改革的基本思路应该是，借鉴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结合我国国情，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财政框架。在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过程中，除了前面分析的问题，还要重点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对政府（或财政）和市场进行合理的分工。借鉴西方公共财政理论并结合我国实际，对政府和市场的分工进行明确划分，这就是市场要在政府宏观调控条件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我国要从过去政府全面配置资源逐步转变为政府和市场共同配置资源，政府必须改变大包大揽的做法，逐步退出市场能够正常发挥作用的领域（“越位”）。也就是说，只要市场能够做得好的领域，政府就不要去干预；市场不能发挥作用的领域或市场干不好的事情，才是政府必须介入的领域。为此必须进一步转变财政职能，科学界定财政支出范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逐步从经营性、盈利性的领域退出，从市场可以提供的，私营企业和家庭可以提供的各项领域退出；同时还要强化那些必须由财政管而财政却没有管或没有管好的各项事业和建设领域，要强化社会领域的调控功能，比如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等，从而彻底解决好政府和财政的“越位”和“缺位”问题，从根本上规范政府、财政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第二，建立公共财政必须注重国有经济的管理。考虑到必须维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以及经济赶超的重任，在国有经济的进退问题他上必须谨慎，既要有利于市场的有效运转，又不能危及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里主要强调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我们可以把国有经济分为三种情况，并分别采取不同的进出策略。第一，提供公共产品的企业必须国有国营，不能市场化，其实国有企业的优势就在于国营和弥补“市场失灵”。第二，对于垄断性的企业适合选择国有国控体制，比如基础产业，某些支柱产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等。第三，对于竞争性领域要逐步退出，让市场来经营。

第三，财政改革应坚持两个基本原则：市场原则与发展原则。市场原则是说，公共财政必须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我们必须从市场出发来考虑财政的定位。由于各国历史背景的不同，市场经济有所不同，而中国的市场经济实行的时间不长，市场发育水平低，而且与西方市场经济存在较大的差异，我们的公共财政必须我们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出发，而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财政。

发展的原则是说，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经济是主要的目的，市场化不能凌驾于发展之上，为了市场化而市场化是毫无疑义的。

三、我国财政改革的目标模式

（一）我国财政职能的界定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的基本职责，应当是为市场的有序运转服务，即为市场运转提供外部条件、解决公共产品的提供和促进公平分配以及宏观经济稳定等，从而提高整个经济的运行效率。

因此，我国财政的职能可以界定为资源配置、收入分配以及经济稳定，这也就是要求在市场经济下必须解决好政府、市场和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

（二）收入制度的设想

建立以税收为主体，以规范的非税收入为辅的公共财政收入体系，这又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要界定收入范围，主要有：税收收入、规费收入、公债收入、罚没收入、转让出售公产收入、基金收入、捐赠收入等。其次，要进行收入制度的创新，包括：实行税费改革、完善税制和建立国有资产经营预算等。

（三）支出制度的设想

建立以公共支出为主体的支出体系，这又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界定支出范围，主要有：公共安全、公共机构、公共服务、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等。第二，确立公共支出的供给方式，对“纯粹公共产品”的供给，政府应全额负担；对“混合性公共产品”中的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等公共支出，实行最低保障制度；对于“混合性公共产品”中的水电暖路桥等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以及公益事业，其公共支出应实行以市场为主、政府资助为辅的原则。第三，进行支出制度的创新，加快与国际惯例的接轨，逐步推进零基预算、社会保障预算、政府采购以及国库单一帐户等项改革，强化预算外资金管理。

第三，作为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中国的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和居民收入分配差异还很悬殊，这就需要财政运用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进行调节，以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三）我国财政改革要解决好几个问题

根据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国财政改革的基本思路应该是，借鉴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结合我国国情，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财政框架。在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过程中，除了前面分析的问题，还要重点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对政府（或财政）和市场进行合理的分工。借鉴西方公共财政理论并结合我国实际，对政府和市场的分工进行明确划分，这就是市场要在政府宏观调控条件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我国要从过去政府全面配置资源逐步转变为政府和市场共同配置资源，政府必须改变大包大揽的做法，逐步退出市场能够正常发挥作用的领域（“越位”）。也就是说，只要市场能够做得好的领域，政府就不要去干预；市场不能发挥作用的领域或市场干不好的事情，才是政府必须介入的领域。为此必须进一步转变财政职能，科学界定财政支出范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逐步从经营性、盈利性的领域退出，从市场可以提供的，私营企业和家庭可以提供的各项领域退出；同时还要强化那些必须由财政管而财政却没有管或没有管好的各项事业和建设领域，要强化社会领域的调控功能，比如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等，从而彻底解决好政府和财政的“越位”和“缺位”问题，从根本上规范政府、财政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第二，建立公共财政必须注重国有经济的管理。考虑到必须维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以及经济赶超的重任，在国有经济的进退问题他上必须谨慎，既要有利于市场的有效运转，又不能危及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里主要强调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我们可以把国有经济分为三种情况，并分别采取不同的进出策略。第一，提供公共产品的企业必须国有国营，不能市场化，其实国有企业的优势就在于国营和弥补“市场失灵”。第二，对于垄断性的企业适合选择国有国控体制，比如基础产业，某些支柱产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等。第三，对于竞争性领域要逐步退出，让市场来经营。

第三，财政改革应坚持两个基本原则：市场原则与发展原则。市场原则是说，公共财政必须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我们必须从市场出发来考虑财政的定位。由于各国历史背景的不同，市场经济有所不同，而中国的市场经济实行的时间不长，市场发育水平低，而且与西方市场经济存在较大的差异，我们的公共财政必须我们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出发，而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财政。

发展的原则是说，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经济是主要的目的，市场化不能凌驾于发展之上，为了市场化而市场化是毫无疑义的。

三、我国财政改革的目标模式

（一）我国财政职能的界定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的基本职责，应当是为市场的有序运转服务，即为市场运转提供外部条件、解决公共产品的提供和促进公平分配以及宏观经济稳定等，从而提高整个经济的运行效率。

因此，我国财政的职能可以界定为资源配置、收入分配以及经济稳定，这也就是要求在市场经济下必须解决好政府、市场和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

（二）收入制度的设想

建立以税收为主体，以规范的非税收入为辅的公共财政收入体系，这又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要界定收入范围，主要有：税收收入、规费收入、公债收入、罚没收入、转让出售公产收入、基金收入、捐赠收入等。其次，要进行收入制度的创新，包括：实行税费改革、完善税制和建立国有资产经营预算等。

财政理论范文篇6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公共财政已经刻不容缓。我国已经明确提出建立公共财政，那么到底什么是公共财政，我们所要建立的公共财政的框架之中应该包括哪些内容，这已经成为当前和今后财政改革与发展的主要研究课题。本文拟就西方公共财政理论与中国财政改革的关系展开讨论。

一、西方公共财政理论

（一）西方公共财政理论产生与发展的历程

公共财政产生的前提是市场经济，它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事实上也就是市场经济的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人们对于政府在市场中作用的认识的发展过程。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西欧从封建社会末期过渡到自由资本主义初期，经历了一个从自然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1776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著《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公共财政理论的诞生，亚当·斯密崇尚经济自由主义，把市场经济描述为“看不见的手”调节的经济，他认为市场能够有效配置资源，供求双方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中，每个人各自理性地追求自身的利益，可以带来整个经济的高效率，因此，反对国家干预，主张自由竞争，极力要求缩小国家活动的范围，提出“守夜人”、“廉价政府”的口号以及“最好的财政计划是节支，最好的赋税制度是税额最小”等观点。因此，这个时期的公共财政主要是为了保证政府作为“守夜者”这一角色能够正常运转。此后，约翰·穆勒、威克塞尔、林达尔都进一步发展了他的理论，公共产品理论的创立和福利经济学的兴起使得公共财政理论越来越丰富，职能范围也有所拓宽。

本世纪30年代初，西方资本主义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从而宣告了自由放任的古典经济理论的破产，从罗斯福“新政”和随后应运而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开始，政府必须干预经济逐步获得了人们的共识，各国政府和财政开始对经济进行大规模干预，以便弥补市场缺陷，充分利用市场的功能作用，促进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收入和财富的合理分配以及经济的稳定运行。

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干预经济在实践中开始暴露出自身的缺陷，70年代的“滞胀”使得人们重新认识“市场失灵”和政府干预的关系，理性预期学派和供给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对国家干预提出了责难和质疑，开始主张减少国家干预，恢复自由经济。进入90年代以来，又开始重新重视国家干预政策。在这个过程之中，财政的职能也相应地不断调整，但是，从大的趋势来看，在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政府干预经济的职能呈现出不断增强的趋势，财政的职能也相应地不断增强。

随着许多经济学新领域的开拓，特别是随着宏观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和成熟，财政学经历了一个从公共财政学到公共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与传统经济学相比，公共经济学更注重财政收支对整个经济的影响。当然，公共经济学仍然是围绕着财政而展开的，是对公共财政学的继承和发展。

（二）当代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的主要内容

当代西方公共财政理论认为，财政存在的必要性，在于市场存在缺陷，也就是“市场失灵”。社会经济的运行应当以市场调节为主，只是在市场难以调节或者调节不好的领域，才需要政府进行适应性调节，对市场进行干预。“市场失灵”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公共产品是指这样一种产品（物品和劳务）：每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并不能减少任何他人也消费该产品。它由它的使用价值所覆盖的全体消费者占有，而不能由个别消费者占有，它的使用价值由其使用价值所覆盖的全体消费者共同享有。也就是说，公共物品和劳务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这便容易出现“搭便车”现象，从而也就使得这些公共产品无法通过市场来有效提供。另外，介于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之间的准公共产品，也无法通过市场来有效配置。

第二，无法解决“外部效应”问题。所谓“外部效应”，是指一定的生成者或消费者的行为意外地影响了他人利益，却无法通过市场价格来进行调节的情形。单纯依靠市场，无法使受益者付费或使受害者获得补偿，导致了社会收益和私人收益、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之间差异的产生，也就使得市场机制本身无法实现这类资源的最优配置。

第三，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经济周期、经济波动是内生于市场经济的，伴随者经济衰退和萧条的是收入水平的下降和失业率的上升，而伴随着经济过热的又是通货膨胀，这是市场经济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病。

第四，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由于历史条件、竞争能力的差别，收入分配过程中通常会出现社会难以承受的不平等现象，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也是市场机制的一个重要缺陷。

第五，垄断问题。市场的有效运行是以自由竞争为条件的，然而许多行业在市场条件下又很容易形成垄断，垄断便会限制竞争，以致于引起产量不足、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和效率低下等问题，影响了市场效率的发挥。

第六，信息不对称问题。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供求双方对同一个产品或服务了解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这很容易造成交易量过小甚至市场消失，引起市场缺陷的产生。

由于市场机制在许多领域存在失效问题，政府的介入和干预也就有了必要性和合理性的依据。政府的职能主要是克服市场失效的问题，而公共财政则是支持政府行使这些职能的主要手段，而且其他手段的运作也都需要政府财政的支持。基于这样一种分析，公共财政的主要职能就可以界定为以下三个：第一是资源配置职能，它是由政府的介入和干预所产生的，它的作用和特点是通过本身的收支活动为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提供财力，引导资源的流向，弥补市场的缺陷，最终实现全社会资源配置的最优效率状态；第二是收入分配职能，财政通过自身的收支活动进行全社会范围的再分配，以实现社会分配的相对公平。第三是经济稳定职能，由于市场在自发运行中必然产生经济周期问题，政府必须推行宏观经济政策以实现宏观经济的相对稳定。经济稳定又包括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供给收支平衡等多重含义。

公共财政理论还认为，公共财政是为弥补市场失效，提供公共产品的政府分配行为，它是与市场经济相适用的财政模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能是盈利性的市场运营主体，不能参与市场的盈利竞争，因而也就决定了公共财政的非盈利性。公共财政的活动范围只能限定在市场失效的领域内，不能超出这一领域而损害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

（三）关于公共财政的争论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关于财政改革的讨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82年关于“大财政，小银行”和“小财政，大银行”的问题曾经进行过激励的争论；83年初提出财政要不要转型，即财政要不要退出再生产领域的问题。90年代初期，有人提出要调整财政的范围，并逐步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但是，对于改革的模式问题却一直争论不休，这其中争论的焦点是公共财政问题。对于公共财政的争论的背后，分歧的实质在于：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财政的范围要不要变化，要不要继续对国有企业投资，特别是盈利性的行业，是否要从经营性行业中退出来，财政涉及的领域要增加什么，减少什么。而争论中却过多地涉及了阶级性的问题，我认为对于公共财政，关键不在于其是否在谈阶级性，我们又该如何去批判它的缺点，而在于它对于我们的财政改革有什么借鉴意义，我们该如何去学习它的优点，在结合我国国情的前提下，探索我国财政改革的出路。

二、西方公共财政理论与我国财政改革的关系

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能简单地照搬外国的模式，而是应从我国国情出发，吸收和借鉴世界发达国家建立市场经济的经验，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一）公共财政理论对我国财政改革的借鉴意义

我们对待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的态度是，既不能完全照搬，也不能绝对排斥。因为，西方的公共财政理论是以私有制为基础，在个人主义价值观指导下形成的，我们不能照搬；另一方面，它又是西方几百年市场经济发展史的经验总结，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共同规律。为此，我们就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收借鉴其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经验，为我们的财政改革服务。

第一，公共财政要求处理好政府（或财政）与市场的关系。首先，从总的方面来说，政府（或财政）与市场的经济职能是相同的，如资源配置、收入分配是两者共同的基本职能，只是由于两者的运行机制的不同，从而在实现同一职能的适用领域、作用方式、经济效应上是不同的。其次，由于市场失灵才存在政府介入或干预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同样，政府干预也存在失灵或缺陷，财政作为政府干预的主要手段，可能产生正效应（即有助于弥补市场失灵），也可能产生负效应（即不仅无助于弥补市场失灵，甚至会干扰了市场的正常秩序）。另外，公共财政关心的不是在政府或市场的经济职能之外另寻什么新的财政职能，而是如何界定各自的最适领域和最佳的结合方式，最终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最优结合。

第二，公共财政是为市场提供公共产品的财政，它是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仅存在于市场经济之中，顺应市场经济的潮流，我国财政模式和活动思路也应予以根本变革，从为自我服务转变到为市场提供公共产品上来。

第三，公共财政是弥补市场失效的财政。公共财政是以市场失效为前提的，其活动范围不能超出市场失效的范围，否则会有损于市场效率的发挥。同时，这也意味着凡是市场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地方，财政就应该充分发挥它的作用。这在我国就是一个财政的退出“越位”与弥补“缺位”的问题。

第四，公共财政的分配规模应由市场来决定，过大的财政规模会引起市场发展规模和速度不应有的压缩，而过小的财政规模则难以提供市场正常运转所需的各种服务和条件，这些都会对市场产生危害，因而财政分配规模应保持在市场所要求的适度规模上。目前，我国财政的两个“比重”过低，已经不能满足市场发展的需要，亟待提高。

第五，公共财政具有非盈利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能是盈利性的市场运营主体，不能参与市场的盈利竞争。借鉴这一点，我国财政就有必要逐步经营性、盈利性的领域推出来，还市场一个自由竞争的空间。

最后，公共财政是由“公共”对之规范、决定和制约的财政。政府的权力是全体人民赋予的，权力的行使又需要通过纳税人提供的税收来解决，为此政府必须接受公众的监督，这就要求公共财政必须具有很高的透明度。另外公共财政必须是规范化、法制化的财政。而我国目前财政缺乏应有的约束、规范和监督，使得财政出现了财政秩序混乱（乱摊派、乱收费以及偷税漏税等），腐败现象严重，财政行为混乱（预算外资金的严重膨胀以及税制的不规范等），预算分配实质上的无计划等问题，因此，改进我国财政活动中的政治运作程序，使之对公共性质的政府财政行为具有根本约束力，应是我国财政工作的当务之急。

（二）我国财政改革应立足于我国国情

市场经济是一个一般与特殊的结合体，我们搞市场经济不仅要看到市场经济的共性，还要看到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要看到我们还是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生产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这就要求我们进行财政改革时必须立足于我们的国情。

第一，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由于生产力水平低，市场发育程度低，市场机制还不健全，调控功能还不完善，本来应由市场解决的许多事情还不得不由政府来办。而且，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我们的政府就必须承担起经济腾飞、赶超发达国家的重任，这就必然要求我们对市场的干预和介入要比发达国家更多。当然，我们不能以此为借口而过多地干预市场，只要市场能够解决了，我们就应该逐步退出这些领域，否则就又会造成新的“越位”问题。

第二，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还必须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解决命脉，对解决发展起主导作用。这是就全国而言的，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差别”，这儿的控制力特别侧重于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这就必然要求财政在逐步退出市场竞争领域的过程中，必须贯彻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实现公有经济的控制力，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第三，作为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中国的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和居民收入分配差异还很悬殊，这就需要财政运用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进行调节，以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三）我国财政改革要解决好几个问题

根据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国财政改革的基本思路应该是，借鉴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结合我国国情，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财政框架。在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过程中，除了前面分析的问题，还要重点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对政府（或财政）和市场进行合理的分工。借鉴西方公共财政理论并结合我国实际，对政府和市场的分工进行明确划分，这就是市场要在政府宏观调控条件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我国要从过去政府全面配置资源逐步转变为政府和市场共同配置资源，政府必须改变大包大揽的做法，逐步退出市场能够正常发挥作用的领域（“越位”）。也就是说，只要市场能够做得好的领域，政府就不要去干预；市场不能发挥作用的领域或市场干不好的事情，才是政府必须介入的领域。为此必须进一步转变财政职能，科学界定财政支出范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逐步从经营性、盈利性的领域退出，从市场可以提供的，私营企业和家庭可以提供的各项领域退出；同时还要强化那些必须由财政管而财政却没有管或没有管好的各项事业和建设领域，要强化社会领域的调控功能，比如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等，从而彻底解决好政府和财政的“越位”和“缺位”问题，从根本上规范政府、财政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第二，建立公共财政必须注重国有经济的管理。考虑到必须维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以及经济赶超的重任，在国有经济的进退问题他上必须谨慎，既要有利于市场的有效运转，又不能危及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里主要强调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我们可以把国有经济分为三种情况，并分别采取不同的进出策略。第一，提供公共产品的企业必须国有国营，不能市场化，其实国有企业的优势就在于国营和弥补“市场失灵”。第二，对于垄断性的企业适合选择国有国控体制，比如基础产业，某些支柱产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等。第三，对于竞争性领域要逐步退出，让市场来经营。

第三，财政改革应坚持两个基本原则：市场原则与发展原则。市场原则是说，公共财政必须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我们必须从市场出发来考虑财政的定位。由于各国历史背景的不同，市场经济有所不同，而中国的市场经济实行的时间不长，市场发育水平低，而且与西方市场经济存在较大的差异，我们的公共财政必须我们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出发，而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财政。发展的原则是说，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经济是主要的目的，市场化不能凌驾于发展之上，为了市场化而市场化是毫无疑义的。

三、我国财政改革的目标模式

（一）我国财政职能的界定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的基本职责，应当是为市场的有序运转服务，即为市场运转提供外部条件、解决公共产品的提供和促进公平分配以及宏观经济稳定等，从而提高整个经济的运行效率。因此，我国财政的职能可以界定为资源配置、收入分配以及经济稳定，这也就是要求在市场经济下必须解决好政府、市场和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

（二）收入制度的设想

建立以税收为主体，以规范的非税收入为辅的公共财政收入体系，这又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要界定收入范围，主要有：税收收入、规费收入、公债收入、罚没收入、转让出售公产收入、基金收入、捐赠收入等。其次，要进行收入制度的创新，包括：实行税费改革、完善税制和建立国有资产经营预算等。

（三）支出制度的设想

建立以公共支出为主体的支出体系，这又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界定支出范围，主要有：公共安全、公共机构、公共服务、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等。第二，确立公共支出的供给方式，对“纯粹公共产品”的供给，政府应全额负担；对“混合性公共产品”中的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等公共支出，实行最低保障制度；对于“混合性公共产品”中的水电暖路桥等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以及公益事业，其公共支出应实行以市场为主、政府资助为辅的原则。第三，进行支出制度的创新，加快与国际惯例的接轨，逐步推进零基预算、社会保障预算、政府采购以及国库单一帐户等项改革，强化预算外资金管理。

（四）建立公共财政管理体系

建立以宏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化为目标，以财政法规为依据，以财政收支为中心，运用现代科学的手段和规范的制度的公共财政管理体系，做到财政收支的民主和透明。

（五）建立财政宏观调控体系

建立以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发展为目标，综合运用预算、税收、投资、国债、补贴、贴息等财政政策和手段的财政宏观调控体系。

主要参考文献：

1．陈共主编《财政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财政理论范文篇7

1.思想认识上存在偏差。目前，财政部门还普遍存在着“重资金分配、轻资金监管”，“重资金规模和数量、轻使用质量和效益”的现象。财政监督的工作重点主要放在财政资金的安全性、合法合规性的检查上，而对财政支出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及功能作用等方面的监督缺乏足够的重视。财政资金使用单位由于受部门利益的驱使，往往以各种方式争取财政资金，造成一方面财政支出的压力逐年加大，另一方面财政资金浪费现象严重，挪用专项资金、虚报项目规模和数量套取财政资金等违规行为时有发生。

2.财政监督方式滞后。从目前财政监督的状况看，主要以突击性、专项性的事后检查为主，没有建立起事前审核、事中监控、事后检查相结合的监督检查机制。这种单一、被动的事后检查型监督方式，在工作上带有极大的偶然性，极易造成监督盲点，并使财政监督与财政管理脱节，无法对各部门的资金运行实行全过程监控，使监督检查缺乏及时性和有效性，不符合财政管理的根本要求。

3.财政部门内部缺乏监督机制，内部监督不到位。财政监督是对财政运行全过程的监督，包括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重分配，轻监督”的传统观念，财政对内部监督不够重视，财政部门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的内部监督制约的规章制度，如对转移支付、预算追加、专项拨款、技改资金投放、周转金使用等环节没有完善的监督拨付、使用等方面的规定。内部监督不到位，或流于形式，不能从根本上防患于未然。

4.关系不顺，职责不清。目前财政监督与审计监督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职责分工不甚明确，容易造成多头检查与监督盲点并存的现象。在检查计划上不能相互衔接，工作信息上不能相互共享，检查结论上不能相互利用，使得监督成本提高，监督效能降低。

随着我国公共财政框架的逐步建立，作为公共财政下的财政监督，其监督的内容、方法、手段等也必然要随着财政体制改革的进展而不断发展。对此，笔者就进一步加强公共财政体制下的财政监督工作谈些想法：

1.加快财政监督立法进程，健全财政监督法律体系。国家应围绕公共财政的要求，尽快出台财政监督法，提高财政监督法律层次，规范财政监督程序，赋于财政监督应有的法律地位和执法权力，切实解决财政监督立法滞后的问题，增强财政监督的执法刚性。同时，加强财政监督的理论建设和课题调研，通过各种渠道，加大对财政监督的宣传力度。

2.积极开展财政支出绩效监督工作。从“财政”到“公共财政”，改革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因此，公共财政下的财政监督的发展方向也应该是向绩效监督发展，即财政监督的重点应由安全性、规范性逐步向有效性转变。目前已开展的绩效评价工作才刚刚起步，基本上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借鉴，其评价方法、评价指标、评价体系尚处于摸索阶段，但这是改革的必然方向和重要的途径。

3.转变财政监督方式，逐步由事后监督向事前、事中监督转变。事后的监督是消极的，它只是被动地等在财政活动执行过程中偏离了要求或发生了违法乱纪行为之后才采取的惩治措施。惩处只是手段，有效的事前、事中预防和纠正才是目的，监督检查应更多地着眼于未来，这也就是积极的财政监督方式。因此，可将监督检查融入预算编制及执行的全过程，重视事前审核和事中跟踪监控，以确保财政资金不被挤占、挪用以及科学合理的分配使用，并能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及时纠正，防止造成资金浪费和无法挽回的损失。

4.加强内部监督，完善财政内部监督机制。财政内部监督检点是本系统的财政财务收支活动，监督对象是同事或朋友，因此，首先应纠正对内部监督认识上的偏差，即认为内部监督就是挑毛病，找岔子，是“自家人搞自家人”的错误思想；其次应在财政部门内部各环节（比如在转移支付、预算追加、专项拨款、技改资金投放等环节）建立一套完整的内部监督制约的规章制度，从而规范财政资金的分配程序和拨付渠道，使每一环节的财政资金的运转做到有章可循，从源头上防止财政资金分配过程中可能发生的违纪行为。同时，作为监督检查人员必须做到坚持原则，忠于职守，不循私情，排除一切人为干扰，依法监督。

财政理论范文篇8

一、长期忽视财政管理的原因何在

既然财政管理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为什么在我国长期存在着忽视财政管理的现象和，不仅造成了大量的财政资源浪费和效率损失，加剧了财政的紧张态势，而且又反过来对体制改革和财政职能的正常发挥，形成了诸多的负面影响与牵制。造成我国长期忽视财政管理的原因，大致可从偏误和体制、制度性缘由这两个方面来进行。

（一）忽视财政管理的理论渊源或理论偏误。

1．长期以来，特别是在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主宰经济运行的模式下，在认识、处理经济与财政的相互关系上，存在着明显偏误。特别是在政策的理论指导上，既存在着片面强调经济对财政的决定性作用，又同时存在着不管国家财政能力，片面要求其发挥对经济的所谓“反作用”问题。在出现前一种倾向时，往往只强调财政对经济的依赖性，或它所处的消极的被决定地位；而在后一种倾向出现时，强调的则又是发挥财政对经济的反作用的要求，而且往往提出的是超过国家财政承受能力的“反作用”要求，比如“”时期的情况就是这方面的极端性例证。很明显，不管是在上述的哪一种思想指导下，财政管理都不会受到应有的重视，因为它本身处于一种要么被消极决定，要么被要求超负荷运转的不正常的地位或状态，从而没有加强财政管理的起码条件，也必然缺乏加强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在财政理论和理论宣传上，长期存在着重收入而轻支出，重开源而轻节流，重生财而轻聚财和用财，同时严重忽视财政管理和财政效果的倾向，比如迄今为止，在我国大多数财政学教科书的篇章结构中，依然存在着类似的问题与偏颇。在财政理论研究中，有关财政管理的理论阐释、模式研究和相关的应对之策的探讨等，也甚为少见或比重畸轻，不为人所关注。事实上，鉴于上述诸方面所存在的紧密内在联系或不可分割性，忽视支出效应的财政收入研究，轻视节流的开源探讨，不重视聚财用财的生财之道的分析，是既不可能得到有价值的相关财政研究成果，同时也因为这种对财政管理“链”的割裂，而造成了对财政管理研究的扭曲和忽视。

3．以排斥市场资源配置功能、抹杀市场机制作用为基本特征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从本质上讲，是不可能重视除计划手段以外的财政管理的。因为正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市场失效弊端的日益显现，才使国家财政职能的拓展和不断加强，以及财政宏观调控功能的日渐强化，成为一个的必然趋势一样，在我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中，随着市场机制的作用的不断增强，市场失效之处的明显暴露，国家宏观调控包括财政宏观调控重要性的日渐凸现，贯穿整个财政工作始终和环节的财政管理，也将而然地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因为如此，财政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所赋予它的历史使命，财政职能的履行、宏观调控功能的发挥、财政效果的改善和提高等，就会遇到严重的、基础性的困难和障碍。因此，这是计划经济所不可比拟的。

（二）影响财政管理的体制性、制度性原因。

以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和实物经济指标为轴心的传统经济管理体制及其运行模式，一方面形成了所谓“计委定盘子、财政拿票子”的财力保障体系。“被动跟进式”的财政资源配置模式，以及宏观上以计划代替管理和微观上存在的“大锅饭”、软预算约束弊端，不仅使财政管理的自主性、积极性受到了严重影响，而且财政管理的空间、管理的弹性、管理的必要性与有效性，也成为很大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后，在实行财政包干体制，即过渡性财政体制的情况下，也因诸多经济关系尚未理顺，财政分配办法和分配格局极不规范，许多财政制度也有待统一、整顿或重新建立与健全等原因，而使我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管理的加强，缺乏最基本的体制环境和基础条件。

可见，正如经济实践离不开经济理论的指导一样，只有首先走出忽视财政管理的理论误区，重建和端正相关的理论指导，才能使改造和加强新形势下的财政管理工作具有正确的方向，引起应有的重视。同时，还需加强我国财税体制、财税制度的规范化并保持其相对稳定，这是改造、促进和加强我国财政管理的关键性因素。

二、改造和加强新时期财政管理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加强财政管理，是指包括科学的管理制度、先进的管理手段、规范的工作秩序、严格的执法监督体系以及高素质的管理队伍等在内的一整套现代财政管理系统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改造和加强财政管理，是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财税管理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环节。

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的财政管理，是由一国的经济体制特别是财政体制的属性和宏观经济的运行、管理模式所决定，并与之相匹配、相适应的。因此，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以及宏观经济配置管理方式的根本性转换，特别是随着我国1994年财税体制大改革的初步完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财政体制基本框架的确立，必须对财税新体制、新运行机制下的财政管理提出不同的要求，财政管理从内容到形式也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这就是说，一方面，财政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变革，要求财政管理必须作适应性的改造和加强；另一方面，作为贯穿整个财政工作、所有财政活动环节的财政管理的状况如何，又是进一步完善新财税体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并对提高、巩固与增进体制改革的成效、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二）改造和加强财政管理，是充分履行财政职能的必要保证。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职能范围得以不断拓展，其职能强度也有日渐增大之势。然而，理论和世界各国的实践都无可辩驳地证明，除了体制和制度等因素的羁绊以外，财政职能履行程度，可以说是与财政管理状况的好坏呈正相关关系的。不能设想，在财政管理十分混乱，诸如在财政收入管理存在着大量漏洞，财政支出总量失控且结构严重失调，软预算约束问题长期得不到较好解决，社会上违反财经纪律、奢侈浪费之风盛行等情况下，国家的财政职能能够得以正常、有效的履行。

（三）改造和加强财政管理，是振兴国家财政的必由之路。

我国财政的振兴，固然要依靠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发展，要着眼于把国民收入这块“蛋糕”做大，并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瞻前顾后的分配。然而，正如管理也可增财富、管理也可出效益，管理本身就是发展经济、富国强民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因素和有效途径一样，与财政体制、财政职能相适应的财政管理的不断改善与加强，在很多情况下，不仅是不花或少花成本，即可在当前取得增收节支、缓解财政困难之效的首选之策，而还将因其管理的优化，诸如财政收支结构的改善，国有资产配置效率的提高等等，对后续的经济增长和后续财源的开拓带来极大的裨益，从而不失为一条重要的兴财之道。从本质上讲，财政管理既是开源之路，又是节流之途，因而是振兴我国财政、实现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一个重要环节。

（四）改造和加强财政管理，是提高我国财政工作整体水平和财政效果的重要途径和强大推力。

财政管理贯穿财政工作的全过程，渗透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影响着、决定着财政活动的整体效应和最终成效。正是这种贯穿性、渗透性和影响性、才对国家财政工作的整体水平和宏观财政效果的高低有着直接而重要的关联。我国的长期实践早已一再表明，财政管理上的无法、无章、无序和软弱混乱状态，不仅会加剧和助长国家的财政困难，极大地降低财政资金的使用效果，使财政职能和宏观调控功能的发挥大受影响、大打折扣，而且还会因管理的混沌、约束的软弱、执法监督的不力等，而对财税队伍造成严重的腐蚀，使队伍素质的提高遇到基础性的障碍。

正是有鉴于此，在我国当前进一步深化、完善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国家财政职能，积极振兴国家财政、努力克服财政困难之际，改造和加强财政管理才显得极其必要和尤为紧迫。因为如上所述，有效而有力的财政管理，正是解决这些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与矛盾的必由之路和重要方略。

三、改造和加强财政管理需解决的突出矛盾和

改造和加强财政管理，是一个涉及面很广、迁延性很强的系统工程，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从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现实需要和紧迫性来看，似应着力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突破矛盾和问题：

（一）观念的更新和转变问题。

前已述及，对财政管理的极度忽视，是我国财政工作中的一个长期性痼疾。它既是命令、计划主宰、统收统支的经济一财政模式的必然产物，也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数量和增长速度、忽视经济效率和经济效益，不计投入一产出效应和成本一效益比较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与那些诸如用计划代替管理，用增长代替质量，只知道、只愿意用投入去追求产出，重财政收入而轻财政支出等旧思想、旧习惯、旧观念的存在和长期沿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思想的先行，认识和观念的更新与适时转变，就成了改造和加强新时期财政管理的一个前提性条件。其中尤以“大锅饭”、“大一统”（大包大揽、相互挤占）、不讲成本一效益、忽视乃至藐视财政监督等观念的破除和更新，显得更为紧要。

（二）着力解决、大力整顿财政收入的严重流失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势头，从而为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提供了较为丰裕的财源基础。之所以出现当前的财政困难，一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严重扭曲，即过度地向集体特别是个人倾斜；二是国家可支配财力的数量和比重不断下降，特别是财政收入的大量流失或被肢解、被蚕食。从实际情况看，当前这方面亟待解决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有二：

1．切实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将其纳入国家预算或准预算管理的轨道，以达到既增加国家可支配财力数量和宏观调控力度，又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建立和完善财政监督机制创造必要条件的以重目的。当前特别应首先从严格杜绝将预算内资金转作预算外，抓好财政专户建设，解决部门和单位的坐收支等问题入手，以期逐步理顺关系，纳入财政统一管理范畴。诚然，将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或准预算管理的轨道，在增加国家财政可支配财力的同时，也相应扩大了财政的支出范围，在短期内并不一定有明显的增收减支作用。但从统筹安排、集中运用国家财力，加强财政管理和预算监督，以及减少浪费、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果等方面来看，则无疑能收到维护国家预算的完整性原则，有效利用国家财政资源，有利于加强财政管理和缓解财政收支矛盾的良好功效。

2．进一步加强税收管理，特别是切实加强对主体税种和具有增收潜力的税种管理，整顿和完善税收政策，尤其是着力解决依然存在的越权减免权、欠税、偷漏谝税以及截留国家财政收入等问题。因为从实际情况看，这是造成我国财政收入流失的几个主要因素，也是加强财政收入管理应解决的几个突出矛盾与问题。

（三）改造、控制和优化财政支出管理。

1．鉴于我国当前依然存在着财政供给范围过宽、包揽过多等突出问题，所谓“改造”财政支出，就是在转变政府职能、清理、明确各级财政事权范围的同时，将那些财政部门不该管、管不了或管不好的微观经济活动及其相关事务，那些本来可由市场机制去解决的问题，逐步从财政的供给范围中剥离出去，并以此为据来重新界定、廓清和明确国家财政的支出范围，根据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定和客观要求，对现有的财政支出范围来一番改造，以便把有限的财力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的切实履行方面。多年的实践证明，履行政府基本职能（国防、外交、公检法、科教文卫、社会保障、宏观调控等）方面的财力严重匮乏，不仅将对社会与经济的正常运转带来极大的制约和影响，而且还将因各级政府部门性收费、基金、乃至各种名目繁多的“创收”活动的在，而对财政收支管理和财政监督和制造许多的麻烦与现实困难。因此，没有规范化的事权和相应的支出范围界定，如不首先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支出概念及其外延进行一番明晰而具体的改造，那财政支出的有效管理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甚至缺乏最起码的条件和依据。

2．所谓“控制”，就是说在一定时期和条件下，必须对财政支出总量进行有效的控制，最好不要超过国家财政的最大负担能力，不要使其进行有害的超负荷运转。因为国内外的大量实践表明，这种情况一方面极易导致因财力拮据、不能充分满足支出项目需要，而使财政管理和财政监督遭遇困难甚至流于形式；另一方面，还会因财力供应上的捉襟见肘和入不敷出，而严重影响与挫伤财政部门从事和加强财政管理的积极性。

3．所谓优化财政支出管理，就是说对我国当前存在的财政支出结构失调的弊端，必须加以认真的调整与矫治，因为它是影响我国财政支出和财政管理效果的严重障碍之一。从实际情况看，似应把各级财政事权的界定，与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同时在现有财政能力制约下，以轻重缓解为序，以发挥最大的财政效果为出发点，对现有的财政支出结构作出适当的调整。如果，一方面可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来促进财政管理，同时又用财政效果来检验财政支出结构的合理化程度。此外，从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看，近期似应特别加强对所谓“人、车、会、话”以及某些专项支出的重点管理，治理和禁止种种挥霍公款和奢侈浪费行为等。

（四）积极探索、努力加强国有资产管理。

从现存的突出问题看，这方面的重点有三：一是在清产核资、摸清国有资产家底的基础上，进一步理顺国有资产的产权关系，建立权责国有资产运营、管理和相应的监督机制，彻底消除在国有资产运营管理中的无人负责、无人认帐等种种“虚无”现象，把国有资产的责权利关系摆到明处、落到实处。这可以说是改善和加强国有资产管理的客观基础或必要前提。二是尽快采取措施，在诸如实行中外合资、股份制改造、企业转制，以及招标拍卖、转让、租赁过程中，有效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或变相被侵吞、被蚕食。三是在上述基础上，建立、完善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机制，对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国有资产运营管理，提出不同的保值增值目标和具体要求，以及相关的奖惩办法，并务求落实。

财政理论范文篇9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公共财政已经刻不容缓。我国已经明确提出建立公共财政，那么到底什么是公共财政，我们所要建立的公共财政的框架之中应该包括哪些内容，这已经成为当前和今后财政改革与发展的主要研究课题。本文拟就西方公共财政理论与中国财政改革的关系展开讨论。

一、西方公共财政理论

（一）西方公共财政理论产生与发展的历程

公共财政产生的前提是市场经济，它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事实上也就是市场经济的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人们对于政府在市场中作用的认识的发展过程。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西欧从封建社会末期过渡到自由资本主义初期，经历了一个从自然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1776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著《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公共财政理论的诞生，亚当·斯密崇尚经济自由主义，把市场经济描述为“看不见的手”调节的经济，他认为市场能够有效配置资源，供求双方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中，每个人各自理性地追求自身的利益，可以带来整个经济的高效率，因此，反对国家干预，主张自由竞争，极力要求缩小国家活动的范围，提出“守夜人”、“廉价政府”的口号以及“最好的财政计划是节支，最好的赋税制度是税额最小”等观点。因此，这个时期的公共财政主要是为了保证政府作为“守夜者”这一角色能够正常运转。此后，约翰·穆勒、威克塞尔、林达尔都进一步发展了他的理论，公共产品理论的创立和福利经济学的兴起使得公共财政理论越来越丰富，职能范围也有所拓宽。

本世纪30年代初，西方资本主义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从而宣告了自由放任的古典经济理论的破产，从罗斯福“新政”和随后应运而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开始，政府必须干预经济逐步获得了人们的共识，各国政府和财政开始对经济进行大规模干预，以便弥补市场缺陷，充分利用市场的功能作用，促进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收入和财富的合理分配以及经济的稳定运行。

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干预经济在实践中开始暴露出自身的缺陷，70年代的“滞胀”使得人们重新认识“市场失灵”和政府干预的关系，理性预期学派和供给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对国家干预提出了责难和质疑，开始主张减少国家干预，恢复自由经济。进入90年代以来，又开始重新重视国家干预政策。在这个过程之中，财政的职能也相应地不断调整，但是，从大的趋势来看，在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政府干预经济的职能呈现出不断增强的趋势，财政的职能也相应地不断增强。

随着许多经济学新领域的开拓，特别是随着宏观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和成熟，财政学经历了一个从公共财政学到公共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与传统经济学相比，公共经济学更注重财政收支对整个经济的影响。当然，公共经济学仍然是围绕着财政而展开的，是对公共财政学的继承和发展。

（二）当代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的主要内容

当代西方公共财政理论认为，财政存在的必要性，在于市场存在缺陷，也就是“市场失灵”。社会经济的运行应当以市场调节为主，只是在市场难以调节或者调节不好的领域，才需要政府进行适应性调节，对市场进行干预。“市场失灵”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公共产品是指这样一种产品（物品和劳务）：每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并不能减少任何他人也消费该产品。它由它的使用价值所覆盖的全体消费者占有，而不能由个别消费者占有，它的使用价值由其使用价值所覆盖的全体消费者共同享有。也就是说，公共物品和劳务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这便容易出现“搭便车”现象，从而也就使得这些公共产品无法通过市场来有效提供。另外，介于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之间的准公共产品，也无法通过市场来有效配置。

第二，无法解决“外部效应”问题。所谓“外部效应”，是指一定的生成者或消费者的行为意外地影响了他人利益，却无法通过市场价格来进行调节的情形。单纯依靠市场，无法使受益者付费或使受害者获得补偿，导致了社会收益和私人收益、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之间差异的产生，也就使得市场机制本身无法实现这类资源的最优配置。

第三，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经济周期、经济波动是内生于市场经济的，伴随者经济衰退和萧条的是收入水平的下降和失业率的上升，而伴随着经济过热的又是通货膨胀，这是市场经济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病。

第四，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由于历史条件、竞争能力的差别，收入分配过程中通常会出现社会难以承受的不平等现象，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也是市场机制的一个重要缺陷。

第五，垄断问题。市场的有效运行是以自由竞争为条件的，然而许多行业在市场条件下又很容易形成垄断，垄断便会限制竞争，以致于引起产量不足、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和效率低下等问题，影响了市场效率的发挥。

第六，信息不对称问题。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供求双方对同一个产品或服务了解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这很容易造成交易量过小甚至市场消失，引起市场缺陷的产生。

由于市场机制在许多领域存在失效问题，政府的介入和干预也就有了必要性和合理性的依据。政府的职能主要是克服市场失效的问题，而公共财政则是支持政府行使这些职能的主要手段，而且其他手段的运作也都需要政府财政的支持。基于这样一种分析，公共财政的主要职能就可以界定为以下三个：第一是资源配置职能，它是由政府的介入和干预所产生的，它的作用和特点是通过本身的收支活动为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提供财力，引导资源的流向，弥补市场的缺陷，最终实现全社会资源配置的最优效率状态；第二是收入分配职能，财政通过自身的收支活动进行全社会范围的再分配，以实现社会分配的相对公平。第三是经济稳定职能，由于市场在自发运行中必然产生经济周期问题，政府必须推行宏观经济政策以实现宏观经济的相对稳定。经济稳定又包括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供给收支平衡等多重含义。

公共财政理论还认为，公共财政是为弥补市场失效，提供公共产品的政府分配行为，它是与市场经济相适用的财政模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能是盈利性的市场运营主体，不能参与市场的盈利竞争，因而也就决定了公共财政的非盈利性。公共财政的活动范围只能限定在市场失效的领域内，不能超出这一领域而损害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

（三）关于公共财政的争论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关于财政改革的讨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82年关于“大财政，小银行”和“小财政，大银行”的问题曾经进行过激励的争论；83年初提出财政要不要转型，即财政要不要退出再生产领域的问题。90年代初期，有人提出要调整财政的范围，并逐步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但是，对于改革的模式问题却一直争论不休，这其中争论的焦点是公共财政问题。对于公共财政的争论的背后，分歧的实质在于：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财政的范围要不要变化，要不要继续对国有企业投资，特别是盈利性的行业，是否要从经营性行业中退出来，财政涉及的领域要增加什么，减少什么。而争论中却过多地涉及了阶级性的问题，我认为对于公共财政，关键不在于其是否在谈阶级性，我们又该如何去批判它的缺点，而在于它对于我们的财政改革有什么借鉴意义，我们该如何去学习它的优点，在结合我国国情的前提下，探索我国财政改革的出路。

二、西方公共财政理论与我国财政改革的关系

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能简单地照搬外国的模式，而是应从我国国情出发，吸收和借鉴世界发达国家建立市场经济的经验，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一）公共财政理论对我国财政改革的借鉴意义

财政理论范文篇10

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我国今后l5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宏伟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关键是实现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即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在转变增长方式中，国家财政面临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是通过财税改革并加大科技和教育投入，促进增长方式加快转变；另一方面，是财政本身由供给型财政转变为效益型财政。后一方面是财政工作的一个根本性转变。

我国当前国家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相当困难，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债务负担很重。为了克服当前的财政困难，党中央提出振兴财政的号召，关键措施是增收节支。一方面，要完善税制，加强征管，强调集中，纠正财力分散化的趋势；另一方面，要严格控制财政支出，杜绝各种浪费现象。增加收人，对克服财政困难固然重要，但控制支出和提高支出效益同等重要。

在财政管理中，增收与节支并重，从道理上讲是没有人反对的。但在实际工作中，重收轻支，重投人轻效益，却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有些人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一种扭曲的思维方式，认为财政工作首要的是多收，收人越多，支出规模就越大，工作成绩也就越大，至于支出效益可以放到第二层次的次要地位。这是从供给型财政向效益型财政转变中亟待扭转的一种不良倾向。

从财政部门的职责分工看，税务部门已从财政部门分离出去，相对独立地专司税收征管工作，财政部门理应集中主要精力抓好财政支出管理工作。从中央与地方的分工看，在分税制模式下，绝大部分收人集中在中央，而绝大部分支出下放到地方使用和管理。十分明显，提高支出效益的主要任务自然落在地方财政身上。

这就是为什么提出把提高财政支出效益放在地方财政管理首位的缘由。

二、什么是财政支出效益

经济效益是经济活动的核心问题，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常识。

所谓经济效益，简言之，就是指人们有目的的实践活动中的“所费”与“所得”的对比关系。所谓提高经济效益，也就是“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对一个生产经营的企业来说，提高经济效益，有着十分明确而且易于把握的标准，花了一笔钱，赚回更多的钱，实现了扩大再生产，这项支出即是富有效益的。由于国家财政的职能主要是用无偿性税收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而且各支出项目在性质上又千差万别，所以，财政支出效益同生产经营企业效益相比，存在着重大的差别。首先，生产经营企业效益只需考核发生在自身范围内的直接的有形的“所费”与“所得”。财政支出效益的考核，“所费”是有据可查的，而“所得”不仅要分析直接的有形的“所得”，而且要考虑间接的无形的“所得”，即所谓宏观社会效益。其次，生产经营企业的目标是单一的，即追求利润，绝不可以办赔钱的事。财政支出的目标则是整体社会效益，因而局部的亏损是必要的，是允许的。

财政支出项目的千差万别，也给考核效益带来复杂的问题。有一些项目，如电站等产业投资之类，其效益是可以用货币计算的经济效益，对这类支出的效益可以采用“成本一效益”分析法来考核。另一些支出，如军事、行政、公安以及义务教育之类，成本费用是可以计量的，但效益却不易精确计量，而且这些支出所提供的劳务不能进入市场交换，考核这类支出效益的主要根据是定员定额和开支标准，主要看成本费用的高低，要求用最少的钱办好更多的事，即成本费用最低化，服务质量最优化。还有些支出，如属于公共设施的公路、电讯投资以及属于社会公益性的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等支出，也是成本费用可以计量而效益不易精确计量，但由这些支出提供的商品或劳务可以按政府定价或收费标准全部或部分地进人市场；可以全部收回成本费用的，则视同投资类支出考核其效益，可以部分收回成本费用的，成本费用扣除回收部分可视为净成本费用，在坚持政府收费标准的前提下，也要求净成本最低化，服务质量最优化。

三、理财观念的转变——收与支的关系

加强财政支出管理，提高支出效益，首先要求理财观念的转变，而理财观念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看待收与支的关系。

我国从古至今崇尚“量入为出”原则。就当期预算安排来说，当收入规模既定时，以收定支不失为可行的原则。但不可将“量入为出”绝对化，绝对化就会导致理财思想的扭曲。首先，“量入为出”的“入”显然是指经常性收入，“量入为出”是排除政府借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所以，我国古代的“量入为出”思想带有浓厚的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色彩，也是自给自足的封闭型经济的反映。其次，“量入为出”意味着收人规模可以不受国家职能和法律程序的制约，多收是它的主导方面，支出管理属于次要地位，至于提高支出效益的意识更是淡薄了。所以封建制国家经常是横征暴敛，以满足宫廷和官吏挥霍无度的需要。

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量入为出”原则同样是体现当时历史背景下的理财思想。计划经济是大一统经济，大一统财政，国民收人是有计划分配的，除保证居民的低消费水平的收入外，大部分集中到国家预算，理财思想自然是以收定支。尽管党政领导经常强调支出效益的重要性，但经济体制起着经常性的决定性的作用，无形中在广大干部中形成重收人轻支出、重投入轻效益的潜在意识，久而久之形成一种理财思想倾向。当时曾有“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提法，也是当时计划经济下的一种封闭型经济的反映。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转变要求政府职能的转变，理财思想也要有所转变，对一向奉行“量入为出”原则所形成的惯性有必要重新加以审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政府宏观调控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什么事由市场办，什么事由政府办，必须有明确的界定。所以、政府理财的思维方式应是先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各级政府的职责范围，后确定各级政府的支出规模，在此基础上确定收入规模并实行分税分级财政管理体制。首先，这是一种法制原则。现代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政府理财也必须法制化、规范化。由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通过法律程序根据政府职责范围确定国家预算支出规模，量出为入，以支制收；反之，先确定预算收入规模是无根据的。其次，这是效率原则。依据法制原则确定的支出规模当然不是随意性的，它是排除了使用不当以及铺张浪费的虚耗，并考虑了提高支出效益的系数，政府只能根据支出规模组织收入，不得乱摊派，乱收费，政府也只能在确定的支出规模范围内合理安排支出，无权多支和滥支。再次，这是市场经济原则。以支制收，不排除政府举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当收入不足以抵补支出，允许通过法律程序通过适度债务规模来解决。最后，这是高层次的理财方式。“量入为出”意味着先收上来再说，收入可以不受支出的制约，这是一种原始的简单的理财方式。“以支定收”是以提高支出效益为立足点的，要求更高档次的管理水平。

四、提高财政支出效益应处理好的几种关系

提高支出效益的根本途径是优化支出结构，加强管理。这里主要是简略地分析一下优化结构涉及的几种关系。

1.政府与市场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财政也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市场是通过市场价格满足私人需要，财政则是一种政府行为，是通过无偿性收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分工，从理论原则上讲，可以借鉴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划分标准。即私人需要具有竞争性和排它性，而社会公共需要具有非竞争性和排它性。根据这个标准，社会公共需要可以大体分为两类：一类属于纯社会公共需要，主要靠财政无偿性收入来提供，如国防、行政、公安、司法、义务教育和基础科学等。当然，某些领域也不完全排除私人投资，如私人投资或捐赠按国家教育方针举办中小学，但只能起补充作用。另一类是介于社会公共需要和私人需要之间在性质上难以严格划分的需要，其中大部分也要由财政通过无偿性收入来满足，有高等教育、价格补贴、抚恤救济金、社会保障等，还有基础性和公益性工程也可归入这一类。在实际生活中这类需要究竟由市场提供还是由财政提供，虽然不可能径渭分明，但也要有大体的分明。比如，公路建设本属于“公共资本”投资，理应由财政提供，但也允许私人或企业投资并通过收费来补偿，但如果收费过高，关卡林立，势必加大服务成本，干扰交通秩序，也会干扰市场秩序。目前我国处于经济转换过程中，各级政府的职责还有待于具体界定，各级财政的职责还存在交叉不清之处。在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过程中，一方面存在保障不足的问题，如有些县连工资也不能按期发放，农业、科技教育、公共设施投入不足。另一方面，也存在保障过度问题。如对事业单位全包的范围过大，财政补贴的负担过重，公费医疗吃大锅饭等等。当前的主要矛盾方面是后一方面，即仍沿袭供给型财政的财政体制，大包大揽。在这方面必须加大改革力度，加快向符合市场经济的财政体制转变的步伐。

2.生产性支出与非生产性支出

革命战争年代曾提出节省每一个铜板、一切为了革命战争的口号，今天应当提倡节省每一分钱，一切为了经济建设。任何一个国家在其工业化初期和经济增长时期。财政支出中生产性支出的比重是上升趋势，当经济发展进人成熟期，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转向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于是社会福利性支出跃居首位，生产性支出比重相对下降。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按经济规律，生产性支出的比重应是上升趋势或起码不应下降，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这一比重是急剧下降的趋势。因此，千方百计压缩非生产性支出，增加生产性支出，是当前提高整体财政支出效益中必须给子高度重视的课题。

压缩非生产性支出，当然包括一切生产性支出，而其中以行政管理费最为典型。马克思在100多年前曾预言：“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将会立即极为显著地缩减，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减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0页）我们却违背了马克思的预测，行政管理费的增长居各项支出增长之首位。1979－1994年间，财政总支出增长4.2倍，年均增长10.9％，而行政管理费增长15倍，年均增长18.9％，占总支出的比重由1978年的4.8％上升到1994年14.6％。行政经费增长过快的根本原因是缺乏精简、效率原则，机构臃肿，吃“皇粮”人口过多，工作方式落后。其中首推“人头费”，许多县（市）财政支出的70％以上用于发放工资，少数县（市）全部财政收人用于发放工资还不够，职工医疗费不能报销，办公费、会议费、出差费、招待费增长迅猛。同时，大吃大喝，公费旅游，超标用车等违纪现象，屡禁不止。许多县（市）财政成为“吃饭财政”，有些同志总是抱怨收入太少，不敷使用。其实，只重视收入而忽视支出效益，即是收人再多而用之无度，也会把老百姓的辛苦钱大大方方地付诸东流。行政管理费不过是一个典型例子，忽视支出效益，铺张浪费现象是普遍的，加强行政事业经费管理的关键在于建立严格的制约机制和监控体系。加强法制监督，强化预算约束，规范批审程序，建立跟踪检查制度以及效益考核和奖罚制度。

3.基础性、公益性投资与竞争性、盈利性投资

生产性投资也存在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问题。基础性、公益性项目主要指公共设施、生活设施。基础工业、农业也包括在内。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公共设施被马克思称为“共同生产条件”，生活设施则可喻“共同生活条件”，基础工业属上游产业、支柱产业、一般是国民经济中的短缺部门。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基础性、公益性投资都被列为政府投资的重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都面临严峻的经济结构调整任务，政府介人基础性、公益性投资，加大投人，就更为迫切。

基础性、公益性投资与竞争性、盈利性投资的差别，主要在于投资效益的体现和投资回报的不同。竞争件、盈利性投资，可以短期内产生直接的经济效应，可以相应地增加财政收人。基础性、公益性投资的经济效应主要体现为长期的、间接的社会效益，它可以克服结构性矛盾，推动经济的稳定、持续、健康发展，可以培植长远的潜在财源。同时，也还可以通过本身的发展以及它的“波及效应”和“乘数作用”，增加即期的财政收人。因此，热衷于竞争性、盈利性投资而忽视基础性。公益性投资，是扭曲政府职能并违反经济规律的短期行为。

我国长期以来。在产业布局中，基础产业短，加工工业长，加工工业又追求“大而全”，“小而全”，重复投资、重复建设、重复引进、地区趋同的现象十分严重。为此，国务院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中要求实行投资的合理分工：中央掌握的资金集中用于全国性或跨地区的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重点工程，以及科技、教育、国防等方面的重点项目；地方政府投资主要用于本地区公益性、基础性项目，并要求地方政府加大农业投人。在优化投资结构的同时，必须加快投资体制改革，主要是明确政府投资主体，实行项目资本金制度，把市场机制引进投资领域。

4.集中与分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