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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分权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6 10:23:19

财政分权

财政分权范文篇1

在“互联网+”背景下相关的企业面临着产业重构升级的状况，并且对于互联网思维的应用型人才要求也在与日俱增，而为了满足这一条件相关教育人员，需要从校企共建等多方面的角度来对教学方式进行优化，尽可能使校企联合开展协同教学，而校企合作的教育工作就需要通过多渠道才能实现，这样能够使应用型本科高校校企人才的培养模式，得到有效的创新，为我国提供更大批量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在进行人才的培养是相关工作人员需要做到以就业为导向并且建立符合企业岗位需求的专业体系，而在开展师资的建设是上，也一定需要符合“互联网+”时展的现实需求。在课程体系的建设中，要注重课堂教学内容与企业实际所需之间的深度融合，而针对学生就业，也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跟踪反馈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值得注意的是，在进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无论是企业还是学校，都需要将培养标准的设置落到实处，在企业内部设置相应的培训考核标准，而学校可以按照这一标准对企业输送人才并且对相关的专业课程做出相应的调整，只有这样才能够不断提高学校和企业之间的契合度，使企业的人才需求能够在学校内就得到满足，大大提高了企业的招聘效率，并且也能够提高学校的整体就业率。

2“互联网+”校企共建专业

专业共建是校企协同育人的基础，在“互联网+”背景下，企业的转型升级也推动了传统专业的转型升级，不仅仅是简单课程的调整，更多的是对接企业行业所需，科学系统地调整培养方案，根据企业行业需求，设置相应的培养目标，并跨学科、跨专业地设置所需课程，开设相应的专业方向。根据经济发展需求，开展教学研究与改革，包括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课程体系的改革、实践教学体系的改革以及教学内容的改革。应用型本科高校应对接地方经济产业的发展升级，适时调整专业结构，与政行企深度合作，探讨专业建设的新方向，使校企形成密切关联，协同发展。“互联网+”环境使行业企业对人才需求有了新的变化。可以充分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预测分析行业企业人才需求。而行业企业参与到高校的专业建设中，则可根据人才预测，动态调整培养目标。使高校的培养方案可以与企业的用人标准精准对接，通过这种方式有助于使校企之间的关联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保障建设质量。企业用人专业需求的预测需要将“互联网+”技术应用于其中，在进行需求的预测时，要与高校深入合作交流，协同发展，参与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调整。高校则应确认企业的具体发展需求，在“互联网+”背景下，对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融入“四新”发展要求，建设挖掘出具有良好前景，符合地方经济发展需求的新兴专业，并且不断对新专业进行全方位的建设，而在培养方案动态调整，但是需要校企双方在企业用人专业的需求和预测中，不断对培养方案进行调整和优化，一方面实行人才需求的动态更新，另一方面，针对性的对课程体系作出相应的调整，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应用型人才提前在教学环境中适应未来的岗位。

3“互联网+”校企共建教材

教材共建是校企合作协同育人的重要支撑。在应用型人才培养上，学校要将企业行业规范积极引入教学，校企共建，开展教学资源建设。除开设企业行业相关的课程之外，配套与之相适应的课授教材、实训教材、在线教学资源等，也尤为重要，教材的内容，要最高程度地接近人才培养的目标、规格和要求，且要与应用型人才的学习规律相吻合。校企共建教材，要以企业实际发展、业务流程、行业标准规范等进行框架的整体设计，即以业务程序为线索形成教材的内容体系，从而反映出企业行业的具体业务内容和操作方法，从思维逻辑上和操作方法上都可以对学生加以指导与培训。除此之外，还要积极融入课程思政内容，从职业道德上进行规范。建设电子教材，使学习内容不仅仅局限于课堂，还可以在工作中随时使用参考，真正做到符合企业发展的应用型教材。

4“互联网+”校企共培师资

师资队伍建设，是高校发展的重要保障。因此，校企共建师资，对于应用型高校的发展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互联网+”的背景下，校企共建师资，不仅仅局限于校、企工作人员的双向挂职锻炼，也可以在校企间开展线上交流与培训。学校教师除在专业技能方面的培训外，更需要在专业素养和职业技能方面得到提升。与此同时，合作企业中的相关工程师也能够与学校教师进行积极交流，打牢理论基础，掌握学术前沿发展动态，并且在学校内还可以承担一定的教学任务，校企双方在连接时通过“互联网+”环境下的各种在线交流平台来进行实时的交流，能够结合各自的状况，对其中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更深层次的讨论，并且及时参与和调整自身的行为。相较于传统的挂职锻炼来说，这种训练方式能够有助于提高两者之间的交流积极性，扩大校企合作交流的广度与深度，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除此之外，校教师在进行工作时切不可固守陈规，要将互联网思维作为主要的引导，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知识和互联网思维，努力学习互联网技术，并且将其应用于实际的工作中，校企共建背景中，学校和企业可以开展慕课、微课等材料的应用，建立翻转课堂等现代化的教学模式，积极引导教师对相关的信息化教学进行探索，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教学的整体质量得到提升，使师资力量发挥起应有的效果。

5“互联网+”校企协作教学

应用型本科高校与普通本科高校的区别在于，在理论基础够用的同时，加强实践教学内容。要在“互联网+”背景下，将企业实际业务流程，融入实际的教学内容中，则需要推动政行企积极参与高校教学内容改革，校企共建课程、共建实验中心、共建实践教学基地、共同录制在线教学资源等，加强学生的实验环节，开设独立设置的实验实训课程，增加实习时间，使学生可能提前熟悉行业企业发展，开展校企协同教学，对于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发展极为重要。校企共建虚拟仿真实验室，通过3D技术、仿真模拟等应用来开展校企一体化教学，打破时间空间束缚，开展项目驱动式教学，将企业真实案例带入学生课堂。学生除在学生开展虚拟仿真实训之外，增加企业认知实习、顶岗实习等环节，将企业实际的工作流程融入学校的课堂教学，除现场观摩之外，还可聆听企业工作人员现场教学，使学生了解企业真正的工作过程。同时，高校也可将行业先进的理论与技术与企业进行交流，将教学科学研究得到实际应用，真正达到校企协同发展，人才培养质量得到进一步的提升。校企共建学习资源，通过校企组建优秀的教学资源开发团队，根据学生自身学习的特点，以PBL问题驱动教学模式为核心，根据企业真实情境，通过互联网技术，共同开发教学资源，搭建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中心，专业建设为主线的学习资源库，资源库中除包含以微课、慕课等多种形式呈现的碎片化章节精品视频外，也包含着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项目实际案例。与此同时，与企业共同制定考核标准，通过情境模拟、实战演练等方式进行考核，增强学生的就业能力，也为校企双方接下来的合作，提供重要的依据和参考。

6总结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对我国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建设，以及校企合作的合作模式有着巨大影响。“互联网+”背景下的校企合作，能够激发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办学活力，促进教学改革与资源建设。使学校的培养目标能够与企业的需求进行动态的融合，并且使专业的培养更加具有针对性，这也有助于促进我国现代化的高校的教学改革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获得更清晰的学习目标和更加个性化的就业服务。

参考文献

［1］乐彬．“互联网+”背景下，应用型本科高校“双创”教育的现状与对策研究［J］．科技经济市场，2019，(07):143-145．

［2］吕平，汪莉．“互联网+”背景下应用型本科高校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J］．现代职业教育，2018，(31):49．

［3］刘君．“互联网+”背景下应用型本科高校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J］．实验技术与管理，2017，34(06):172-176．

［4］张晴．“互联网+”时代应用型本科高校新型外贸人才培养的SWOT分析［J］．榆林学院学报，2017，27(02):107-109．

财政分权范文篇2

区域财政差距扩大转移支付作为调节区域间公共产品差距的重要平衡器，在现行的体制下，效果不够理想。首先，转移支付随机性较大，规模有限。转向转移支付大多成为特定区域改革的资金支持。其次，在进行转移支付是，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配备相应的配套资金，这对于经济落后的区域是一个不小的压力。有学者研究表明，在分税制改革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东部地区获得的转移支付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这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区域经济差距的扩大。

地方预算风险加大财权与事权的不协调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存在取得预算外收入的动机。预算外的收入游离于现行体制之外，缺乏法律法规的监管，各类乱收费、费大于税便是其典型表现。另外，地方政府缺少融资渠道，隐形地方债务规模庞大。

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影响

财政分权的初衷是为了协调财权和事权，减少各级政府间无休止的谈判，提高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社会的积极性。而在政治体制高度集权的背景下，财政分权后，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与政治命运的评价主体存在差异。对于地方而言，政府经济行为带来后果，直接表现为该地区产业结构是否合理、居民福利是否均衡、环境保护是否健全等等，这些指标的评价主体应该是地方的百姓。而对于地方政府官员而言，尽管其动机也是为了造福一方百姓，但更多的是为了自身的政治前途及现实的无奈，在任期内尽快做大GDP，提升规模和数量，是其最关心的事情。为了制约地方政府的财政权力，同时也为了激励地方政府大力发展地方经济。中央政府设计了一套指标对各级政府进行考核，经济总量和发展速度成为长期以来处于决定地位的指标。可以说，我国的政府创造出了类似大型企业绩效管理的政治管理方法，通过经济绩效对各级政府进行奖惩。至此，各级政府便开始围绕政绩展开激烈的角逐。在市场经济的改革进程中，地方政府对经济的操纵始终没有减弱。一方面，在本区域内，地方政府利用资源配置的行政权，操控土地买卖、城市规划、产业规划、招商引资、税费增减等等，利用各种方法挖掘本地生产要素的潜力，充分吸引投资，扩大生产；另一方面，在区域之间，各地政府进行是市场封锁，恶性优惠政策竞争，最终导致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建设。不仅以牺牲本地资源和居民的辛苦劳动换取较低的利润回报，还带来了另一不良后果———巨大的国际贸易收支顺差。

财政分权对我国贸易收支顺差的影响

国内外对于贸易收支顺差的研究中，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制度因素，即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因为，各种分析模型中的一个核心变量是GDP，而我国的国民收入总量及结构的变化受到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影响很大。财政分权与政治集权之间的矛盾，更是大大加深了这一影响，国际贸易收支顺差便是其影响的重要表现之一。财政分权加快国际贸易收支顺差的扩大的，受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因素影响。主观原因是政绩工程带来盲目扩张和重复建设，客观原因是国民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现实制约。

1．政绩工程带来盲目扩张和重复建设

财政分权以后，地方政府不仅获得了支配部分财政收入的权力，还获得了配置地方经济资源的权力，包括项目审批，土地买卖等等。同时，中央政府将地方经济发展作为考核官员的绝对指标。为了在短期内获得更好的政绩，地方政府每一任官员，各级官员，都会充分利用手中资源分配的权力，利用各种手段，将地方GDP规模做大。而招商引资作为大多数地方经济腾飞的起点，地方政府给予了投资企业长期优惠政策，其中以税收、土地和融资优惠为典型。一方面，地方政府以很低的价格将土地大量转让或租赁到投资企业手中，使得入驻企业获得较低的启动成本；另一方面，通过合法或非法的减退税，低利率的银行借款，来吸引企业的入驻。全国各地的政府为争取有限的投资，互相竞争，大大压低了投入要素的价格。这样的优惠组合对国际贸易收支的影响是：首先，入驻企业在土地、劳动力、税收、融资等方方面面的成本都大幅度降低，在国际贸易中，我国产品以极低的价格，获得了非常大的竞争优势，从而带来巨大的贸易顺差。其次，各地政府互相竞争，市场分割严重。重复建设和投资盲目扩张，导致产能严重过剩。在市场分割及内需不足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出口进行消化，出口企业必须全球化地寻求市场。而海外市场的不断突破和垄断，又进一步刺激了国内的投资规模的再度扩张。

2．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现实制约

我国工业化发展在财政分权以后仍然处于初级阶段，此时的产业层次水平很低。全国各地极其渴望发展经济，而此时国内资金、技术、设备等资源十分稀缺。而FDI是地方发展经济的原始动力，廉价的投资要素及广阔的市场前景是我国换取FDI的重要砝码。地方政府在财政分权后，承担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任。如何创造更多的财政收入，以支持地方公共产品等支出的，成为让各地地方政府头痛的难题。因此，充分利用手中的资源配置权力，充分利用本地区各种要素，吸引企业投资办厂，扩大出口产业规模，创造就业，成为必然选择。而此时，一方面内需远远无法消化制造业各类产品的产出，大多数企业选择了“三来一补”等多种形式的国际贸易，绝大部分产出都销往海外。凭借廉价的投入要素及极大的优惠政策，2000前后，我国进入了国际贸易发展的全盛时期，国际贸易收支顺差也随之迅速扩大。然而，财政分权并不必然导致国际贸易收支顺差的持续异常。财政分权地不完善以及政绩考核的不科学，才是国际贸易收支顺差持续异常的根本原因。同时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也决定了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选择较少。随着这些因素的变化，财政分权对贸易收支顺差的消极影响也会发生变化。近年来，国民经济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第一，产业升级已从战略层面落实到实际行动，东部沿海地区的低水平出口扩张已经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向高技术化、规模化和品牌化。第二，国民财富积累开始激发内需的爆发，出口转内销及进口规模持续扩大。同时，由于土地、劳动力及原材料成本的上升，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相比以往以下降很多，东南亚、印度甚至非洲等国家的冲击大大压缩了我国加工制造业的市场份额。第三，官员的考核指标也有了较大改进，GDP规模和增速的影响已大大减弱。因此，尽管地方政府的政绩角逐是国际贸易收支顺差过大的制度根源，而我国经济特定的发展阶段也客观决定了这一结果的产生。但两者的影响同样也会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及经济发展步入中级阶段而发生改变。

结论

财政分权范文篇3

论文摘要：作为全新的探索与尝试，我国现行财政分权体制并不完善，财政分权改革亟待进一步深化：明辨是非，始终坚持分税制这一正确的改革方向；在坚持渐进式改革的前提下，正确处理好渐进与突变的关系；统筹安排，积极推进相关配套改革。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财政分权在发展战略调整和经济转型中渐进式演进，财政管理体制实现了从集权到分权、从行政性分权向经济性分权的跨越，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财政分权之路。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体制变革。这一过程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分权，一方面，将计划经济体制下由国家掌握的资源配置权力逐步交给市场，即经济市场化改革；另一方面，在计划经济体制内部实行分权，其核心是财政收支权力在中央与地方之间重新配置，逐步从中央向地方转移，即财政分权改革。

当然，1994年开始实施的分税制改革并不完善，存在两大缺陷：一是改革没有完全到位，省以下根本没有真正进入分税制轨道；二是改革不够彻底，具有较浓厚的过渡性色彩，并且在运行过程中未能及时得以纠正和完善。经过多年的运行实践，这些问题和缺陷日益显露和爆发，并对财政经济运行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

尽管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中国与西方的财政分权存在一些共性特征，但从财政分权的体制环境、初始动力、法制环境和制度框架等方面来看，中国财政分权与传统财政分权理论及其制度框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采用传统财政分权理论考察中国财政分权问题难以作出正确的分析和科学的评价。鉴于此，运用历史和对比分析的方法，系统考察中国财政分权的演进历程，从中总结有益的、规律性的东西，归纳出中国财政分权的演进特征，进而探索财政分权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创新取向。

一、财政分权在发展战略调整和经济转型中的渐进式演进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随着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演进，财政管理体制从高度集中、统收统支的集权型体制到财政包干体制，再到分税制的实施，经历了从集权到分权、从行政性分权到经济性分权的跨越，现已初步建立了分税分级财政体制框架。纵观中国财政分权的演进历程，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高度集权型财政管理体制的建立与分权化调整阶段（1949－1979年）

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尽快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新中国确立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试图通过重工业优先发展带动整个工业化进程。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重工业的优先发展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和先进的技术装备，而新中国在成立初期资金匮乏，技术装备不足。在这种资源禀赋条件下，为了推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我国建立了高度集中统一的财政经济体制。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整个国民经济的资源配置职能完全由财政部门和计划部门所掌握。其中，计划部门主要负责编制与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以及重要物资的分配；财政部门主要负责国民经济发展所需资金的筹措和运用，按照国家计划分配资金，并监督资金的使用。国家财政除了负责组织财政收入和分配财政支出以外，还要负责监督基本建设、更新改造等全部社会投资的全过程，所有投资项目必须遵守财政规章制度，资金来源主要依靠直接、间接的财政拨款，投资过程中的所有资金运用必须置于国家财政的领导和监督之下。

高度集权型财政体制实现了国家对全社会资金的高度控制，成功解决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所面临的资金短缺问题，保证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但是．传统财政经济体制由于过度集权，存在着较严重的信息和监督问题，降低了经济效率，压抑了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长期持续发展。在这种背景下，我国从1957年开始尝试对传统财政经济体制进行调整，向地方政府下放了一部分企业和财权，以调动地方的积极性。这次尝试性的财政分权虽然调动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却造成了地区分割、重复建设等不良后果。因此，我国从1961年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财权再度集中统一，从而宣告富有财政分权色彩的财政体制调整以失败而告终。

1961年财权的再度集中适应了当时的经济形势和经济调整的需要，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与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然而，高度集权的财政体制所固有的信息和监督问题以及企业和地方积极性不高等问题依然存在，并且无法回避，必须采取措施予以化解。因此，在国民经济调整结束并度过难关之后，我国从1969年开始在计划体制框架下对传统财政体制进行了第二次分权化调整。

（二）财政包干体制与财政分权的启动与探索阶段（1980－1993年）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存在的内在矛盾及其对经济发展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日益显现，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这一曾经对中国经济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经济发展战略，已经逐步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势在必行。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开始了经济发展战略的新的探索，于1987年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并相应推行了一系列新的战略举措，形成了以“发展才是硬道理”为核心的经济发展观，实现了经济发展战略的全面转变：一是从以总产值的高速增长为主要目标的战略转变为以满足人民的需要为主要目标的战略；二是从重工业单项突出的战略转变为各产业协调而有重点的发展战略；三是以外延增长为主的战略转变为以内涵增长为主的战略；四是从闭关自守的战略转变为对外开放的战略。

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需要政府对经济增长过程的强烈干预，这种干预最典型的形式便是形成一套扭曲产品和要素相对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以便为国家优先发展的重工业提供低成本的增长机会。而新的经济发展战略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根本目标，注重经济效益，强调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前提下实现国民经济协调发展。

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非常重视扩大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这对于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调动企业的生产积极性至关重要，也取得了良好成效。但是，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财政结果却是财政收入中的企业收入项迅速减少。企业收入1978年为571.99亿元，1979年下降为492.90亿元,1980年下降为435.24亿元，1981年进一步下降为353.68亿元。企业收入在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也由1978年的51.0%下降为1981年的32.5%。虽然这段时间市场机制的引入使得税收收入相应增加，但其不足以弥补企业收入的下降。

1980年2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的暂行规定》，决定从1980年起统一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新体制，按照行政隶属关系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支范围，地方以收定支，自求平衡，包干使用。实行两步“利改税”后，适应新形势的需要，1985年国家调整了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实行了“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体制。

财政包干体制逐步打破了高度集权的传统财政管理体制框架，实现了中国财政体制从“集权”向“分权”的跨越，不仅对财政体制本身，而且对经济改革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当然，在财政包干体制下，政府间财政收支范围的划分仍然是按照传统的行政隶属关系进行的，中央与地方政府继续按照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组织财政收入，并安排财政支出，所不同的只是企业由“条条”管理为主转变为“块块”管理为主。也就是说，财政包干体制所实现的财政分级依然停留在行政管理权划分的层面上，所以可称之为“行政性分权”。

（三）分税制改革与经济性分权的实现阶段（1994年至今）

财政管理体制作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体制模式是由经济体制决定的，并随着经济体制的变革而演变。20世纪80年代，财政包干体制是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以及“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模式相适应的财政管理体制。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财政包干体制的弊端及其不良影响进一步显现，并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障碍。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式确定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建构，财政包干体制已明显滞后，客观上要求财政分权改革进一步深化，并建立新的更加规范的财政管理体制与之协调配套。

1993年12月15日，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1994年1月1日开始实施。新体制按照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合理划分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并根据财权与事权相统一的原则明确划分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权，进一步理顺和规范了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分税制改革实施后，国家根据分税制运行情况以及宏观调控的需要，适时对分税制财政体制作了一些调整，包括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出口退税负担机制改革等。截至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分税分级财政体制基本框架。

同为中国财政分权改革进程中的重要阶段，与财政包干体制相比，分税制改革在财政分权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在分税制财政体制下，根据制度和政策要求，中央与地方政府不再按照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而是按照税种组织财政收入，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收入也是按照税种进行划分。也就是说，分税制财政体制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并按照市场机制的要求运作。该体制的实施标志着我国财政分权正式突破了“行政隶属关系”和“条块分割”的限制，实现了从行政性分权向经济性分权的跨越。

当然，为了保证改革方案顺利出台，1994年分税制改革依然采取了过渡性措施，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仅对中央和以省为代表的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范围作了划分，而对省以下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分配关系未作具体规定，只是要求和希望以省为代表的地方政府自行将分税制改革贯彻落实好，并随着统一市场的发育和完善逐步进入规范化的轨道。但目前的实际情况却是，省以下在分税制改革方向上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包干制和分成制依然盛行，分税制改革没有完全到位。

正是源于上述分税制改革存在的缺陷，致使现行财政体制既不统一（高层级政府间实行的是分税制，越靠近基层，则更倾向于采用包干制和分成制），也不规范（包干制和分成制极具随意性，天然不规范；现行分税制也由于改革不够彻底和相关法制建设滞后而颇具随意性），经过十几年的运行实践，对财政经济运行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直接导致了两大不良后果：一是直接导致了基层财政困难；二是直接助推了经济的粗放型增长和不平衡发展，

二、中国财政分权的演进特征

传统财政分权理论植根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并为之服务。建立在该理论基础之上的西方财政分权体制具有如下基本特征：一是地方政府在公共支出决策方面拥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权，支出决策和地方预算由地方议会自行审批，无需上级政府批准；二是在最低限度上，地方各级政府拥有2～3个地方税种的税基和税率控制权；三是地方公共支出的大部分由地方税筹措，只有小部分（通常不到1/3）需要依赖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四是政府间支出（事权）划分采取了“中央余权主义”的方法，即除了需要专门列出归属中央的权限外，其余一切权限归属地方；五是地方议会和政府通过选举产生，并对当地居民负责。

回顾中国财政分权的演进历程，不难看出，由于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差异，西方国家通行的财政分权体制具备的基本要素，中国财政分权多不具备。与西方财政分权体制相比，植根于我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制度基础之上的财政分权改革存在许多不同之处，富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因此，可称之为“中国式财政分权”。概括起来，中国式财政分权主要具有以下典型特征：

（一）经济上的分权和政治上的集权并存

相对于西方国家建立在联邦制基础上的财政分权制度，中国财政分权体制是建立在中央与地方政府委任制基础上的。西方国家的财政分权不仅在经济上分权，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分权的；而中国仅仅是在经济上分权，在政治上却是高度集权的。其直接导致的结果是：西方国家地方政府官员的选拔机制是民主选举，即对下负责；而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选拔机制是由上级政府选拔，即对上负责。传统财政分权理论中的“用手投票”机制在中国难以发挥效应，进而形成了地方政府官员“唯上不唯下”的局面。

（二）中国式财政分权是“自上而下”的供给主导型分权

传统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对于某种公共产品而言，如果其消费涉及全部地域的所有人口，并且该公共产品的单位供给成本对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来说是相同的，那么由地方政府将一个帕累托有效的产出量提供给各自的选民要比中央政府向全体选民提供任何一致的产出量有效得多。即如果下级政府能够和上级政府提供同样的公共产品，那么由下级政府提供的效率更高。也就是说，传统的财政分权是“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分权。但从我国来看，情况却不同。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财政收支状况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的运行与发展。

（三）中国式财政分权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分权”

按照地方政府决策的独立程度，财政分权主要包括以下三种类型：一是分散化，即中央政府将自身内部的责任分散给地区分支机构或地方行政部门。在这种形式下，地方行政单位或中央部门的分支机构承担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责任，但人员仍受中央的管理和控制：或者地方行政单位对政策执行和项目实施承担责任，但这些单位仍处于中央部门的技术监督之下。这种类型的分权更多地表现为中央对以下各级政府的管理性约束。二是授权，即中央政府将一些政策决定权授予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人，代表其执行某些职能。

（四）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法制基础比较薄弱

传统财政分权理论认为，明确划分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和收入来源有利于改善资源的分配效率、促进各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均等化以及提高地方政府对其辖区内居民的负责程度，因此要求以宪法和其他法律的形式明确政府间财政关系，通过立法对地方财政的自主程度和中央以下各级政府的行政管理相对于中央政府的独立性加以规定。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支划分应属宪法确定的事项，即使宪法没有确定，也应由最高立法机关通过法律予以规范。

（五）政府行为缺乏来自居民应有的约束和监督

传统财政分权理论认为，由于居民可以自由流动，具有相同偏好和收入水平的居民会自动聚集到某一地方政府周围。居民的流动性会导致地方政府竞争，一旦政府不能满足其要求，居民就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迁移到自己满意的地区。地方政府要吸引选民，就必须按照选民的要求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从而在效率上达到帕累托改进的结果。但在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实行着限制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和城乡区别对待的政策，人口在地区间自由流动这一“用脚投票”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不具备。因此，传统的“用脚投票”机制在中国发挥作用不大，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行为受不到居民流动的约束。

三、现行财政分权体制的创新取向

根据上述中西方财政分权理论和实践的对比分析，不难看出，中国财政分权从本国国情出发，立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大胆改革，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财政分权之路，积累了宝贵经验。当然，也要清醒地看到，作为全新的探索与尝试，中国式财政分权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许多方面需要客观剖析，在总结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认真查找问题和不足，并在今后的改革中尽快加以解决。特别是值此财政分权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关键时期，更要明辨是非，适应新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创新方式方法，进一步将财政分权改革推向深入。

（一）财政分权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要明辨是非，始终坚持正确的目标方向

1994年开始实施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搭建了中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制度框架，虽然在运行实践中发挥了一系列正面效应，但也逐渐暴露和积累了一些问题，引发了一些怀疑和诘难，有人认为分税制只适宜于中央和省级之间，而省以下不宜都搞分税制；有人则完全否定了分税制，认为财政分权改革应另辟他途。对此，要予以正确认识。

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在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全国财政收入强劲增长、地方财政总收入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中央和地方层级高端（省、市）在全部财力中所占比重上升，而县乡财政困难却在“事权重心下移、财权重心上移”过程之中凸显出来，欠发达地区对此反映最为强烈。本来使各级政府增强事权与财权的呼应与匹配，并通过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使欠发达地区也大体达到事权与可用财力的一致，正是分税制财政体制的“精神实质”和优势所在，但在我国改革实践中却未能体现出来，其根本症结在于省以下一直没有真正实行分税制。1994年之后，由于多种原因，省以下财政体制在分税制方向上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直到目前仍然没有进入分税制轨道。现行财政分配关系中的矛盾和困难（特别是基层财政困难）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分税制本身，而在于分税制没有得到真正贯彻落实。“事权重心下移、财权重心上移”造成的基层财政困难问题，并不是分税制所引致的，恰恰是省以下各级没有真正进入分税制轨道，而使包干制、分成制等旧体制在实际生活中盛行所造成的。

关于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对宏观经济运行所造成的不良影响，特别是对经济不平衡发展所起的助推作用，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采取的是一条渐进式道路，“存量不动、增量调整”的改革原则虽然保证了分税制改革的顺利实施，但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作为中国财政分权演进历程中的阶段性成果，并不是完善的分税制，仍然具有浓厚的过渡性色彩，既不彻底，也不规范，从而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也就是说，中国现行分税制存在的缺陷及其不良影响不是源于规范化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而是由于中国财政分权改革不到位，分税制不彻底不规范所致。

国际经验和中国的改革实践证明，建立分税分级财政体制的方向和目标是正确的选择，是财政分权改革取得成功的保证。过去的改革坚持正确的方向取得了成功，今后继续深化财政分权改革，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步伐，还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分税制财政体制这一正确的改革方向和目标。

（二）财政分权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要在始终坚持“渐进式”改革之路的前提下，正确处理好渐进与突变的关系

财政分权范文篇4

关键词：财政分权；财政体制；和谐财政；效率与公平

党的十六大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中国未来发展目标之一，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提出“把构建和谐社会摆在重要位置”，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以高度的责任心作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问题的决定”，表明我们党致力于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和谐社会的决心。和谐社会需要和谐财政，优化和完善财政分权体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一、现行财政分权管理体制的弊端与不足

近些年来，虽然中国公共财政转型已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仍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弊端和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财政支出结构不均衡，导致其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无法完全发挥出来。就财政的提供公共产品责任而言，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在无法脱离对传统生产建设财政依赖的情况下，必然导致财政支出在规模或结构上对经济建设的掣肘，无法满足纳税人对基本公共需求的满足。更值得关注的是，财政支出在转型期内由于既要兼顾原有体制框架下的支出需求，又要满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支出，使支出结构更趋复杂，存在着不均衡的供给情况。在现有条件下，中国财政在转型期内无法完全满足公共财政框架下的服务性支出和保障类支出，与此相对应的传统财政性支出项目在短期内所占比重仍较大，社会公共性财政支出不足和结构性短缺制约了财政体制转型的步伐，财政职能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无法完全发挥出来。

(二)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拉大了区域差距。随着财政分权的进行，地方政府掌握了相当大部分的财政自主权，为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并促进本地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往往会产生保护本地市场的冲动，并通过税收竞争等手段吸引投资。对发达地区而言，其原始的经济基础较为雄厚，对企业和投资的税收优惠较大，有利于本地企业的竞争及投资的引入，进一步促进本地经济增长。对欠发达地区而言，其财力本来就相对匮乏，为获得足够的财政收入以完成正常的财政职能，无法给予企业较多的税收优惠，面临比发达地区更加严重的财政压力。

(三)转移支付机制滞后，冲抵了财政分权收益预期。在财政分权的体制下，由于各地方经济基础、资源禀赋有较大差异，产生经济非均衡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为避免地区差异过大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作用，建立一套完善的转移支付体系以平衡地区经济发展是十分必要的。1994年的财政体制改革进一步理清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财权和事权得到了较为明确的划分。但与此相配套的转移支付体系并未能尽快建立并发挥应有作用，甚至转移支付本身加大了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程度，一方面，税收返还偏高；另一方面，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偏低。

二、构建和谐财政分权体制的一般性原则

(一)和谐财政分权体制构建要以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为核心。公共财政的实质是市场经济财政，其理论核心在于弥补市场失灵，建立包括财政主体在内的公共服务和保障体系，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维护社会公平。

(二)和谐财政需要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协调。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是建立在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基础上，但公平问题、特别是社会公平也需要摆在重要位置。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社会已进入知识经济和信息化时代，技术进步将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极大的作用。在这种社会和经济背景下的财政政策应在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方面发挥作用。财政分权体制改革要以财政政策调控和构建和谐财政体制为目标，在保证分权效率的前提下，促进社会和谐，实现财政基本职能。财政分权体制改革需要在效率优先的前提下，渐进式地突出公平的地位。

(三)和谐财政要以增进社会福利为出发点和前提。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当市场无法通过自发机制和手段来保证“福利和生活质量”的时候，政府就会在可持续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政府的调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有效弥补市场失灵，而财政效率和公平的均衡发展必将承担重要作用。随着中国经济转型进入关键时期，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及时更新理念和思维模式，通过财政分权体制改革和财政政策的调整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增进社会福利，推动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和进步。三、构建和谐财政分权体制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一)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间的关系。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间的关系，在于理解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增长和平衡、竞争和协调三方面的关系。其一，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经济发展中的全局和局部的关系，局部利益要服从全局利益，全局利益要兼顾局部利益。财政分权所体现的中央与地方之间关系的根本在于处理好各个层面的利益关系，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动力，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其二，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间还体现了增长与平衡的关系。分权会导致少数地区经济增长过快，导致地区间收入差距过大。这种由于增长的不均衡带来的差距过大问题会影响到社会安全与稳定。正确处理好增长和平衡的关系是中央和地方之间合理分权的前提和保证。其三，地方之间在分权体制框架下通过竞争获得经济增长，不断提高经济效率。中央和地方乃至地方与地方间的关系，在于下层增长前提下建立上层协调机制，以实现均衡发展的目标和全局范围的资源优化配置。

(二)处理好集权和分权的关系。集权和分权的核心在于事权和财权的划分，因此，要确定合理的中央与地方在政府责任和收入权力上的关系，实现各级政府“收——支”的合理匹配。在现实社会中，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集权或分权，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央政府也不可能包揽所有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事权的下放，所有的公共产品也不可能由哪一个地方政府独立承担。地方政府在本辖区范围内具有相对事权，而事权范围依其管辖范围而定。如果原本应由中央政府承担的事权推卸给地方政府，则地方就会由于激励不足而导致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不高或者数量不足；如果原本应由地方政府承担的事权上收到上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则会造成过度集权带来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导致资源浪费。在笔者看来，处理中央和地方的集权和分权的关系，关键在于界定政府间的职责范围，以法律的形式规范各级政府的权责利，分别承担其责任和使用其权力，在渐进化分权过程中不断提高分权效率。

(三)处理好财政支出和收入的关系。分权化改革的目的在于更好地提高财政运营效率。财政政策凭借着收入和支出两翼来实现对经济的调控，而这两个方面既涉及到政府各层面内部规模和结构的关系，也涉及到中央和地方、地方与地方间的利益调整问题。处理好财政支出与收入的关系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其一，要关注政府间财政收支规模。地方为自身经济发展，充分挖掘本地区税源，以推动本地区经济增长。然而，地方财力在规模上毕竟存在着局限性，其收入规模无法满足支出需求。中央有义务在地方出现资金缺口的情况下，在合理范围内通过必要的机制进行资助。其二，要关注各级政府的支出结构。中央从全局利益出发，存在着对地方财政支出渠道和结构的指导，以避免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不合理状况，兼顾财政支出结构的重点和一般，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地方通过意愿表达机制和信息沟通机制，向中央反馈地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市场需求，以利于经济效率的全面提高。其三，要关注财政收入结构的优化和协调。在税收的制度性约束和中央财政增加财力的前提下，地方存在着不断扩大预算外收入甚至制度外收入规模，以非税收入弥补税收收入不足的冲动，从而会弱化分权化改革的效率。中央事权的下放必然需要以一些财权的下放为前提，以保证财政分权对地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四、构建和谐财政分权体制的策略选择

(一)进一步规范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范围。1994年财政分权体制改革虽然规定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范围，但却没有将事权具体化，省以下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仍旧含糊不清，容易导致职责划分不明确，甚至出现相互干扰的情况。因此，需要进一步规范政府间事权范围，相应对财政支出进行结构性调整。概括地讲，各级政府要关注于本级的基本事权和重点事权，实现以点带面的策略。借鉴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在规范行政管理体制的前提下，相应下放一些事权到下一级行政部门，并相应下放财政权力，以杜绝省以下政府事权“落而不实”、“一刀切”等低效率状况，减少“给政策不给经费”情况下“体内损失体外补”等变相缓解财政压力的不规范行为，缓解由于事权下放、财权上收而导致的“倒逼机制”的发生。

财政分权范文篇5

自从布坎南和布伦南在1980年提出“利维坦”模型后，财政分权对地方财政规模的影响，就成为一个热门的研究问题。在我国，胡书东(2001)、Chien-hsunChen(2004)、孙群力(2006)等人都对我国财政分权对地方财政规模的影响做了实证研究。但是，我们在分析各省的相对财政规模，即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时发现，我国地方政府的财政规模存在一些区域上的特征。预算内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的平均值都是由东向西递增，但是东部和中部的财政规模相差非常小，只有1个百分点左右，然而西部的财政规模要比东中部高很多，高出八九个百分点。那么这种差异是否受财政分权影响呢?也就是说，财政分权对不同地区的财政规模的影响程度是否是不一样?这个问题在如今研究我国财政分权对地方财政规模影响的文献中却从未被注意到。而我们下文就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来论证这个问题。

二、财政分权指标的选择、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一)财政分权变量的选择

财政分权变量的选择是进行财政分权实证研究的关键，它决定了我们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准确地反映出我国财政分权的影响。我们对财政分权变量的选择是基于对我国财政分权特征的认识。我国的财政分权是一种不纯粹的分权。这种不纯粹使得在我国财政收支的分配并不意味着相应的财政权力的转移或下放。因此，财政分权在我国的复杂性，使得我们不仅要单独考察收支分配的影响，也要另寻途径来反应我国的财政权力在中央和地方间的配置。而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权在预算外部分中体现的最充分(黄佩华，2003)，基于此，本文选择了以下的一组指标来全面反映我国各省的财政分权状况：预算内的本级支出指标(DCbexp=各省预算内本级支出／全国预算内支出)、预算内本级收入指标(DCbrev=各省预算内本级收入／全国预算内收入)、预算外支出的分配(DCexap=各省预算外支出／全国预算外支出)、财政自给程度(FS=各省本级收入／本级支出)、财政依赖度(FD=中央对各省的补助收入／各省的预算内总收入)。

(二)数学模型及方法

为了检验财政分权是否对不同区域的地方财政规模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我们采用了下面这个模型：Yit=a1?a1DumEit*FDit+a2DumMit*FDit?+a1DuoWit*FDit?a4Controlit?Yit

其中，it表示第i个地区第t年的数据。代表财政规模。要说明的是，本文要研究的财政规模，是指相对于GDP的预算内的财政规模。代表的是上文分析的5个财政分权指标。DumE、DuruM、和DumW是虚拟变量，分别代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因此，分别代表财政分权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各省的影响系数。代表控制变量。我们对控制变量的选择，主要是基于以下的认识：一个地区的财政规模既受地方居民对公共产品需求的驱动，又受限于地方政府提供这种公共产品的能力，因此，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变量：人口(POPULATION)、城市化进程(URBAN)、人均GDP(GDPPC)、GDP的增长率(GROWTH)、开放度(OPENNESS)和非农业产业化比率(INDUS)。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人均GDP均换算成以1980年的价格为基期的人均GDP。城市化进程以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开放度是以换算成人民币的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率来表示，非农业产业化比率是GDP中第二、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GDP的增长率是剔除了物价因素后的真实的增长率。是扰动项。

由于我们不是对总体进行抽样分析，而是直接分析整个样本，因此，我们采用了双向固定效用模型。本文所使用的统计分析软件是EVIEWS5.0。

(三)数据来源

财政分权变量的数据主要来源于，1992年、1994至2004年的各年的《中国财政年鉴》、《中国财政统计1950-1988》和《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因变量和其他自变量1999年之前的数据来源于《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China''''''''''''''''sProvincialStatistics，]949-1989》，1999年及以后的数据来源于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1999年到2004年的城市化的数据来源于2000年到2005年的《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三、回归结果分析

财政分权对不同地区的财政规模的影响见表1。预算内支出的分配对地方财政规模的影响在不同的地区是不一样的，其中尤以西部为高，其系数达到了8.5927，东部和中部则差别不是很大，分别为3.0913和4.4981，这意味着，同样的是本级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例提高1个百分点，西部地区相对于GDP的财政规模增加的程度分别是将近东部的3倍，是中部的2倍多。本级收入的分配虽然对东部地方产生了负的影响，而对其他两个地区产生了正的影响，但是这些影响只有对中部地区来说是显著的。这意味着，在中部地区，一个省的本级收入越多，其财政规模就越大。预算外自主权对预算内财政规模的影响则在3个地区都是不显著的。财政自给程度对东部和中部来说，都产生了显著的负影响，这意味着，在这两个地区，各省支出所需的收入由其自己来组织而不是依赖于中央政府的补助，越能激发地方政府节俭使用资金，或者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有利于各省财政规模的降低。但是对于西部来说，财政自给程度的影响却是不显著的。这可能是因为西部各省自己组织的收入一般都不能满足其支出的需求，都需要中央的补助，因此，自给程度的大小是无关紧要的。1994年开始引进的财政依赖度对不同区域的影响也同样是不一样。财政依赖度对东部来说，是显著的负影响，也就是说，对东部的各省来说，对中央政府的财政依赖度越高，其财政规模反而越小。这可能是因为对于东部的各省来说，在中央对其的转移支付中税收返还占了大部分，而税收返还是与地方税收的增长有关的，因此，花掉更多的钱，并不意味着得到更多的补贴，而这种“粘纸绳”效应只有对中部和西部地区来说是适用的。

其他变量对财政规模的影响是，无论是总人口规模、人均GDP还是GDP的真实增长串，都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规模产生了负的影响，其中影响最为显著的是GDP的真实增长率，这意味着，在我国，人口的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并没有相应的财政规模的增加与之相适应。如果说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必然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那么，这也验证了我们所说的，我国地方居民增长公共支出的需求可能反映不到地方政府那里，至少是在预算内的财政规模中体现不出来。GDP的实际增长率对财政规模产生了显著的负的影响，这意味着我国GDP的增长并没有带来财政规模相同程度的增长，同时也说明了，我国地方政府的征集收入的能力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得到了相应地提高。非农业产业比例越高和开放度越高的地方，财政规模就越大，而且二者的影响都非常显著，但是我国城市化的程度对地方财政规模的影响却非常不显著。

财政分权范文篇6

关健词俄罗斯时政分权管理预算联郊制政府责任

俄罗斯独立后的第一部联邦宪法确定了其联邦制政体形式,政府结构出现了明显分权,形成了由共和国,边疆区、州、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市,自治州和自治专区三种主体形式构成的新型联邦关系,这为小管辖区更有效率地提供个性化政策提供了基础,也使得地方政府可以在“以足投票”的约束下,高效地提供公共产品提供了可能。但是,俄罗斯的分权制度选择是不是如同传统理论所言。根据福利经济学的传统理论,允许分权决策一旦作出,地方政府将被激励去产生必要的事业机构并指导公共行动使该过程成为可预期的成功的激励机制。很多文献研究都认为,俄罗斯财政分权的政治经济激励不足,破坏了财政可持续性、良好治理、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和地区间财政平等、阻碍了经济增长和市场化改革进程川。这引发了对分权所强调及破坏效率和权责的条件问题的研究,并且认识到以公共支出与收人在各级政府间的分配为特征的财政分权与管理和政府质量的密切相关性。

一、公共支出划分合理化

有效稳定的分权体制要有明确的关于不同层级政府支出职能范围划分的体制框架。这一框架应对政府在效率、公平和稳定等政策目标上的重要性顺序以及优先选择做出积极反应。支出职能的划分是设计政府间财政关系体制的基础。实际的支出职能划分在何种程度上体现分权体制理想的支出划分原则是检验支出划分充分性的一个办法,其合理性应通过考察它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了政府在其分权战略中设立的目标和任务来判定。从总体上说,俄罗斯联邦立法对支出责任的划分违背了事权决定财权的原则、地方政府支出责任清晰性、财政分权的目标性。

合理的支出责任划分的第一个标准是明确财政分权设计的顺序,即遵循事权决定财权的原则。财政分权设计的最优次序是首先明确界定不同级次政府的职责范围,是设计政府间财政分权制的首要步骤,是政府间合理有效的税收分配组合的基础有助于提高税收制度的效率,与此同时,缺乏支出责任的划分容易导致分权制的脆弱性。可是俄罗斯联邦的财政分权是从收人开始的。各级政府支出权力的分工大部分都是自然形成的,没有考虑所提供的预算服务要受制于预算水平的因素,而是遵循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每个财政年度重新调整。在未明确划分支出范围的条件上,设计分权体制的其他要件,这就导致了联邦以下政府的财政支出安排,不是以支定收,而是以收定支,因此,政府支出责任的这种调整,实际上是充当了联邦内政府政权更替调整的手段和政策工具。实践中分权体制的不稳定、不规范往往起因于对不同级次政府职能和支出责任未能在法律上明确划分。

第二个标准是有利于宏观经济管理的支出责任划分应该以一国或地方的社会偏好为依据确定公共支出项目特别是混合型公共产品的合适分权程度川。只有这样才能使公共责任在政府间的分配与当地消费者—选民的偏好相匹配,对社会偏好有意义的是来自通过政治自主性所表达的支出决策的自主权力。因此,政府财政职能在政府间分配就是确定由哪一级政府负责有关政策制定、融资及管理的问题。否则支出职责划分缺乏明晰性。俄罗斯财政支出体系缺乏公开性和透明性。传统的做法是按照受益原则在政府间来划分公共服务项目。年之前宪法以及法律体系没有就支出项目的融资、监管和实施等责任做出具体的划分,支出划分的安排模棱两可,多级政府共享责任特征明显。虽然年的预算法典及其他法律对支出有关的政策、标准、监督及执行方面有了规定,但是还有一些重要的责任和权力没有明确划分。体现在当决定支出划分的具体细节时,在法律框架下的不确定性则更为凸显。只是在《2005年前俄联邦预算联邦制发展纲要》中才对支出责任做了较详细的划分。

缺乏明晰的支出责任划分会引起体制性的不稳定、公共服务的无效供应及政府官员责任感的缺乏。不仅如此,俄罗斯税收分割及财政均衡机制的不合理就是支出职能缺乏具体明晰的划分所导致的,从而破坏了在各级政府间明晰地划分权力和责任的原则。第三个标准是支出划分的目标性。总体上说,俄罗斯支出划分效率低下,同时也带来了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潜在危险。一方面是资本性投资支出划分的低效率。俄罗斯的资本支出职能的划分是伴随着大规模的投资性支出移交给联邦以下政府的过程。这种支出责任的转移和重新分配实际上是为了平衡联邦预算,削减州以及州以下各级政府的财政盈余,其结果给一些联邦以下政府造成了极大的财政压力。另一个特征是俄罗斯地方政府承担大量的社会保障和社会责任。如果从纯粹宏观经济管理的角度看,中央政府应负责对需求有特别大影响的支出或对经济周期变化尤其敏感的支出,如失业救济等。而俄罗斯的地区政府和地方政府,承担了大量社会福利的筹资责任、管理责任以及社会安全网的责任。这是与理论原则及其他国家的实践相背离的。地方政府由于承担了大量的具有较高边际消费倾向的支出项目,必然促成总需求的增长进而违背联邦政府对稳定目标的追求。

二、俄罗斯地方政府财政自主权的充分性

在多级财政体制下财政分权的过程就是财政自主权形成的过程。国有产权在理论上是指国家内的每一成员都有权分享的权利由国家拥有,它再按可接受的政治程序来决定谁可以使用或不能使用这些权力。财政联邦主义就是降低这种权力分配的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它体现了基于民意的承认和一致或多数意基础上的国家权力在政府间的界定。这些权力包括有关的一组支出权、税收权力、借贷权和调控权闭。政府间财政收支划分的过程实际上是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产权的界定过程,是政府自主权的确定过程。事实上,在分权体制下,虽然在事权与财权统一的情况下,合理分权可以使各级政府自主决策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规模,但是相对完整的财政、税收权力被赋予一级政府的同时,又被分解为并不完整的税收立法权、税收征管权和财政支出权,使自主权成为一种有限度的自主和自治。俄罗斯政府间收人和支出划分存在的最明显的问题在于地方政府的支出和收人自主权不足。《2005年前俄罗斯联邦预算联邦制发展纲要》反映出俄罗斯联邦总职能项,其中归联邦级政权有项、地区级政权有项、地方级政权有项、不交叉的职能共计有项、交叉的职能共计有项图。项职能中有项联邦政府参与标准法律的调控。地区和地方政府很少能参与到标准法规调控中,更多的是参与财政保障和执行阶段。这说明联邦政府在各个阶段所起的作用始俄罗斯财政分权化管理终占优势。共同责任的存在也是地方政府支出自主权不明晰、不确定及不充分的表现。俄罗斯的立法在对地方预算分配支出责任时,不附有任何对决策和支出自主权的保障。税收自主权是决定税率、税基和征收的权力。税种在各级政府间的划分不仅被看做是各级政府获得收人的途径,而且是有效的政府间行为的约束机制。而这种有效的约束机制就是税收立法权、征税权和管理权。因为税收立法权可以使地方政府能够灵活地根据地方公共支出的需要规范其税收收人,激励地方政府为扩大税基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否则缺乏税收立法权的地方政府,由于支出权与筹资权脱节,就会绕过法律的约束,而寻找“非正规税”。

俄罗斯次级政

府仅对相当少量税种的税基具有控制权如印花税,这说明地区和地方政府确定自有收人水平的能力十分有限,甚至完全没有。联邦政府控制大部分商品税的税基。确定税率的权力也十分有限。即使是被法律列人的地区税和地方税,决定这些税的税率也是在联邦限制的范围内,惟一例外的是地区政府对生意税。地区和地方政府对地区税和地方税的征收权力很小,大部分税种都由联邦政府进行征收。俄罗斯同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间财政关系不同,即大多数国家的税款由联邦政府负责征收后,才同下级政府分享,而俄罗斯的财政体系中,税收收人的分享是从区政府到州政府,最后到联邦中央政府,从下到上逐级进行的。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缺少明确定义、稳定统一的税收分配原则会影响地方预算管理,而且对地方政府会有不利的影响,不是会隐藏地方预算外收人,就是会降低地方流动性税收的效果。

如果把分权视为向地方政府授权的方法,使之在决策上有某种自主权,那么这种方法有三种类型分散、委托和转让。俄罗斯政府内部关系的演变呈现为一种委托和转让的混合体。转让在联邦一地区间是主要形式。但在地区一地方间许多功能都由二级政府分担,并且没有明确的责任划分。由于严格限制建立自己的税收体系,地方政府在税收决定权方面须依赖地区政府。在年之前,还没有立法明确区域预算与地方预算的关系。有些法律条款只有宏观控制的约束力,没有明确的可操作性。随后的改革仍然没有使联邦主体内部的预算走出集权化管理模式。这就限制了地方政府的自主权,也破坏了对选区的问责制。尽管联邦控制所有预算结构,加强对最低支出标准的管制,限制地区使用最重要的税收,但现行的体制仍然使地方在与上级政府的关系上有很大的非正式的自由决策权。

三、公共服务融资机制的管理

联邦政府财政援助和借款一直是政府间财政制度安排的焦点和富于争议的主题。目前,税收分享制度逐渐稳定。俄罗斯的转移支付充当了限制地方自主性、控制地方的政治手段及转移财政赤字的实现机制。尽管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一直是预算体制改革的重点,但还远没有实现体制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无论是联邦政府转移给地区级政府的财政援助资金的分配,还是地区内部的财政援助资金的分配,仍然存在很大程度的主观因素。相当一部分财政援助资金没有经过预算批准就进行分配。转移支付经常被拨到最需要的地方或是政治权力极大的地方,并且通常作为控制地方的政治手段而使用。联邦政府有意识地在指挥中留下相当数量的财政资源资金,其目的就是在财政年度在经济和政治上出现问题须增加财政拨款的地区之间进行资金分配。联邦政府不愿意放弃对地方政府的限制,拒绝赋予地方政府筹集收入的权利,限制了地方政府的自主性。也使联邦以下政府更加依赖联邦的财政援助。转移支付与分享收人占地方总收人的比例却很高。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及核算方法不完善。预算平衡补助金分配的突出特点就是试图混淆补偿和平衡间拨款的性质。为一种形式的预算间资助确定几个目标,结果将是一个目标都不能实现。这种财政不均衡的政治成本是政府在税收和支出决策的责任感的缺乏及地方政府的资源浪费,并且丧失了财政援助的针对性。政府间划拨起到了适度的平等化作用。即使平等化补助和有条件的补助部分弥补了地方上的多数急用资金的不足,但是要从整体上解决横向不平等这一问题,这种方法既不充分,也不太有效。

允许次级政府从金融市场借贷,能改进资源的配置和对公共服务供应有责任的必要条件是严格的预算限制的法律和监督框架。当这些条件缺乏时,对财政的投资会增加经济的不稳定。尤其是在同时缺少市场原则和健全有效严格实施的规章制度下的下级政府借贷将破坏政府财政目标的实现,并且给宏观经济稳定带来危险。俄罗斯联邦以下政府有三种借款途径,即预算借款、向商业银行借款、发行证券。总体上说,地方的债务结构不合理。健康的借款体系应该更多地依赖于资本市场。而利用预算借款则是地方预算融资主要渠道借款规则缺乏透明度和稳定性,无法对各级政府的财政行为实施有效的监督。该体系的预算激励引发了依赖借款政府的道德风险并造成了软预算约束的持续存在。因此,提高政府借款的监督效率和执行效率,是防止道德风险的重要途径。法律调控借款是对实现监督效率和执行效率的有效保证。

四、俄罗斯预算关系的改革加强政府责任

以增强政府责任为核心的预算联邦制的改革,旨在降低体制运作的最低成本,实现经济效率、财政责任、社会公正、经济和政治稳定。为实现经济效率必须为联邦主体和地方政府进行结构改革创造长期激励,支持有利于投资和企业的竞争环境,促进居民收人和地方经济增长。通过公共财政管理增强预算责任,最大效率地利用税收和资源提供公共服务,增强税收预算政策透明性和责任,平衡预算过程,提高各级政府政策选择和执行预算责任心。同时使社会公民平等地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收益,实现社会公正。实现国家经济和政治稳定,必须为联邦主体和地方自治机构有效率地履行职责创造条件,促进公民社会发展实现地区一体化,保障统一的税收预算制度,避免地区发展比例失调,巩固国家领土完整。尽管俄罗斯复杂的预算关系制度一直处于改革之中,但是仍然不符合预算联邦制的基本原则和国家长期发展战略。因此,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必须在中长期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框架下高质量地形成新的预算关系制度。

增加财政自主权,使联邦主体和地方自治政府在法律确定的各级政府之间权力和责任划分的基础上独立行使税收一货币政策。只有在地方政府具备责任感并符合纳税人的偏好时,财政分权化的好处才能够得以体现。各国的实际经验表明,只有各级政府至少拥有一种主要的自有税收来源时,分权式财政制度才可能取得令人满意的运行效果。此时,多级政府体制才可能提高政府的财政责任感,从而最终提高政府的经济效率。这就要求分配给各级政府有实际意义的税源,以增加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限制有条件的转移支付的规模和范围,提高无条件拨款的重要性。现行财政援助的分配,大部分没有明确的分配标准和比例,每年确定联邦税收分享比例产生的地区和地方预算的依赖性破坏了进行结构改革、吸引投资、地方税收潜力的发展和提高税收征收的激励,因此,要改革转移支付的程序、规则和方法以增加预算的透明度、确定性和稳定性。现行集权化的地区与地方的预算关系仍然不透明,缺乏国家和社会财政管理和质量的完整监督制度。从旧体制继承下来的地方自治机构不完善,必须改革各级预算制度才能保证自治机构财政独立性和责任心。

财政分权范文篇7

关健词俄罗斯时政分权管理预算联郊制政府责任

一、公共支出划分合理化

需求有特别大影响的支出或对经济周期变化尤其敏感的支出,如失业救济等。而俄罗斯的地区政府和地方政府,承担了大量社会福利的筹资责任、管理责任以及社会安全网的责任。这是与理论原则及其他国家的实践相背离的。地方政府由于承担了大量的具有较高边际消费倾向的支出项目,必然促成总需求的增长进而违背联邦政府对稳定目标的追求。

二、俄罗斯地方政府财政自主权的充分性

俄罗斯次级政府仅对相当少量税种的税基具有控制权如印花税,这说明地区和地方政府确定自有收人水平的能力十分有限,甚至完全没有。联邦政府控制大部分商品税的税基。确定税率的权力也十分有限。即使是被法律列人的地区税和地方税,决定这些税的税率也是在联邦限制的范围内,惟一例外的是地区政府对生意税。地区和地方政府对地区税和地方税的征收权力很小,大部分税种都由联邦政府进行征收。俄罗斯同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间财政关系不同,即大多数国家的税款由联邦政府负责征收后,才同下级政府分享,而俄罗斯的财政体系中,税收收人的分享是从区政府到州政府,最后到联邦中央政府,从下到上逐级进行的。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缺少明确定义、稳定统一的税收分配原则会影响地方预算管理,而且对地方政府会有不利的影响,不是会隐藏地方预算外收人,就是会降低地方流动性税收的效果。

三、公共服务融资机制的管理

出现问题须增加财政拨款的地区之间进行资金分配。联邦政府不愿意放弃对地方政府的限制,拒绝赋予地方政府筹集收入的权利,限制了地方政府的自主性。也使联邦以下政府更加依赖联邦的财政援助。转移支付与分享收人占地方总收人的比例却很高。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及核算方法不完善。预算平衡补助金分配的突出特点就是试图混淆补偿和平衡间拨款的性质。为一种形式的预算间资助确定几个目标,结果将是一个目标都不能实现。这种财政不均衡的政治成本是政府在税收和支出决策的责任感的缺乏及地方政府的资源浪费,并且丧失了财政援助的针对性。政府间划拨起到了适度的平等化作用。即使平等化补助和有条件的补助部分弥补了地方上的多数急用资金的不足,但是要从整体上解决横向不平等这一问题,这种方法既不充分,也不太有效。

四、俄罗斯预算关系的改革加强政府责任

财政分权范文篇8

[摘要]目前我国理论研究不足阻碍财政竞争问题的有效治理，为此，本文通过对财政竞争理论综述，结合我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现状分析，提出了提高地方政府财政效率的政策措施。

[关键词]地方财政竞争；财政监督；制度外税收竞争

随着财政联邦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建立财政分权体系已经成为各国政府改善政府效率实践的重点。地方财政竞争与我国以前高度集中财政管理体制相比，代表着各级政府自主理财意识的复苏，它意味着我国财政分权已经使各级政府存在着潜在和现实的竞争。随着地方财政体制改革和税制环境的改善，我国地方财政竞争将进一步规范，效率将得到进一步发挥。

一、分权体制下财政竞争：一个理论综述

最早在理论上阐述地方财政竞争思想是美国经济学家蒂博特（Tiebout），在《地方支出的纯粹理论》提出了“以足投票”理论。他认为人们愿意在地方政府周围是由于他们想在全国寻找地方财政支出与税收的一种精确组合，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人们之所以在某一区域工作和居住，接受当地政府的管辖，是因为政府服务与税收符合自己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正如施蒂格勒指出的，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于本地居民，同时在一个国家内，不同的人们有权利对不同数量的公共品服务投票选择①。

蒂博特之后，对于财政竞争的研究多从财政支出和税收竞争两线展开。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扑向底层的竞争”理论。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和各地区广泛采取积极财政政策鼓励投资，为了吸引资本的流入，各个地区政府主动减少自己应得的投资收益，这种税收竞争的最后结果就是使得地方服务的产出水平低于有效率的产出水平。为了吸引企业投资而采取的低税率，地方政府需要维持一个低于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时的支出水平，特别是在提供那些不能为企业提供直接收益的项目上。奥茨（W.Oates）认为在各个地方政府税收竞争中，没有谁可以获得好处，最终都会陷入非合作博弈的囚徒困境之中。

高登和威尔森（GordonandWilson，2001）也认为，人员和资源流动或者流出某一地区，不仅仅取决于该地区的低税率，而且要看该地区的公共支出状况和社会福利水平，即便税率相对较高，但如果本地的公共服务更好，也可以吸引人才和资源的流入。他们的研究还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随着人员和资源在地区的流动性的增强，分权制将强化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方面的竞争，从而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对于财政支出竞争效率问题，公共选择学派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作为地方政府决策主体的官员，分权化导致地方官员作为中央政府的人在财政支出决策中易产生道德风险，企业与地方官员的寻租和腐败行为的结果不是福利最大化而是政府预算最大化。但是税收竞争可以增进福利，限制政府预算消费，因此税收竞争被看成一种有效的，旨在对高税率的内在压力的制约不充分的制度性约束的补充，这种税收竞争促进了税收制度的趋同，降低了公共服务的成本。诺贝尔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更是指出税收竞争是“扑向顶层的竞争”，是限制了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且不是以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的。

二、我国地方财政竞争现状及问题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在税收竞争基础上，又通过提供优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来吸引外来资源，扩大税基，从而使地方财政竞争逐步转向税收竞争和支出竞争并存的新阶段。随着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推行，财政支出在地方政府财政竞争中占到了主导地位，一方面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其问题也不容忽视。

1.财政支出比重过大，监督不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从总体而言是不合理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总财政支出的比重逐步上升，地方财政支出的高比重反映出地方财政资源配置的自主程度提高，但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财政体制存在着内在矛盾，地方政府承担了过多公共品供给责任，虽然分税制改革以后，经济权限似乎得到了明确划分，然而社会责任主要采取中央与地方分担方式，中央把支出责任给地方，地方则向中央要钱，正常的转移支付被轻视；地方利用信息优势欺上瞒下，通过预算外收支及体制外收支来满足自身利益要求。

长期以来，我国财政监督存在重收入、轻支出的现象。受传统计划体制影响，我国财政支出管理中，财政支出预算约束软化问题十分严重。很多地方根本不按《预算法》行事，实行赤字预算或随意追加预算支出。缺乏真正有效的管理制度和办法，资金使用中的浪费现象比较普遍。在支出项目决策方面，我国历来缺乏一套科学合理的决策机制，支出预算基本上是按照基数法加增长的方法编制而成的，这种方法由于是在承认既得利益的基础上进行的，容易把以前决策的错误进一步累积，影响了支出安排的有效性和合理性。较之西方发达国家的项目专家决策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最低费用选择法等等，我国常常由长官意志决定，无法反映公众的真实需求，造成支出的低效率或无效率。

2.制度外税收竞争有欠公平

地方政府税收竞争是财政资金来源基础，也通常作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手段之一。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现象普遍存在，既有因中央差别性税收及地方合法税收权限引起的制度内税收竞争，也存在制度外税收竞争。

制度外税收竞争是税法规定的税权范围内，制定的差别税收政策。使用的手段主要包括差别税率（额）、减免税、不同的起征点、个别税种是否开征、差别税目、不同的纳税期限等。制度外税收竞争形式灵活，因此决定和影响其效率的制度外因素十分复杂，如税收征管力度、征管人员素质、税收计划、地方行政干预、办税服务水平等都可能。此类竞争形式隐蔽且多样，性质上也存在较大差别，既有合理、合法的竞争，又有不合理甚至非法的竞争，如擅自减免税、有意放松税收征管力度、包税、买税、税收“先征后返”、税收奖励、减免费等。税收竞争不易监督，容易产生地方政府官员的道德风险，滋生腐败，严重损害了地方政府和税务部门的形象。而且各地在不规范的税收竞争的执行与操作中存在很多盲区，难以保证财政收入合理使用。

三、提高地方财政竞争效率的对策

根据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对地方财政竞争效率的分析，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有利于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基础（钱颖一，魏加特，1995）。但是这个结论有三个理论前提：（1）地方政府在财政方面拥有自主权，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不进行干预；（2）各种生产要素可以充分流动，允许“以足投票”；（3）地方政府面临预算的硬约束，即不可以发行货币和无限制贷款。

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我国财政的分权实际造成的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和要素的流动性增强，在一定程度上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好的制度前提。但是我国财政体制的分权受到集权政治体制的影响，对企业和地方金融机构还存在直接和间接的控制关系。正如Bird（1998）指出的，地方政府的企业家行为产生了极大的危害，一方面，政府过多地直接介入微观经济活动并过多地依赖企业税源阻碍了民间投资和创新，这反过来又制约了政治体制的分权；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地方企业的所有权必然导致沉重的企业补贴，因为中小企业的破产率总是很高，地方政府不得不承担其经营风险。

1.地方财政远期目标：适度收权

我国地方财政竞争不仅造成了大量的财政资源浪费，而且给腐败及政府决策的低效率提供了温床。因此，改革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体制成为当前非常迫切的课题。

之所以地方政府经济上适度收权，是要求地方政府退出微观经济活动领域，主要是放弃对企业和金融机构的直接控制，从企业家式政府转变成市场维护型政府。这样做可以为财政体制的改革创造良好的制度条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优化地方的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源的配置效率。相应地要逐步切断地方政府对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依赖，逐步培育地方自有税基。但是，经济上过度分权对经济造成的危害并不意味着回归集权体制是可行的。适度收权的提出是相对于过度的地方经济自主与集权的政体之间的矛盾而言的，所以在经济权利收缩的同时，逐步推进政治的分权化也是必要的，政治分权化可以塑造最终的政府监督人，从而解决财政监督的缺位问题。委托理论已经证明，在委托人缺乏监督效力或存在委托人缺位时，成本会非常高，以致于整个体制长期处于低效率状态。因此，财政支出改革的核心在于塑造一个最终监督人群体，对政府财政预算有强有力的决定权，这要求有相应的政体改革措施，即适当的人事任免权的下放是必要的。

财政支出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就是地方财政有明确的财权和事权。因此在分税制的基础上，应该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立法权，使地方人大具有开征地方税种和安排地方税税率的权利，以法制化、程序化的税收竞争代替制度外税收竞争。另一方面，让纳税人真正行使监督权利，利用地方人大会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行为进行合法监督，并实施奖惩，更进一步的是通过地方直选来真正落实纳税人的监督权。

2.地方财政改革近期对策

政治分权作为一种远期目标是必需的，但近期内还缺乏实施的条件，这不仅是因为路径依赖的约束，更重要的在于政体改革涉及到权利变更，存在很大的改革成本，因此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思路是必要的。通过政府职能和财政监督体制的逐步调整，来提高政府的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1）调整地方政府的职能范围，把地方政府定位在地方公共品的供给角色上。近期内在不调整现有的事权政府间配置结构的前提下，改革地方政府的事权结构，即鼓励或强制地方政府逐步退出地方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可以先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审计局对各地的国有和集体企业进行清产核资，然后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制定政府所有权拍卖名单、价格、次序与规则，在各地产权交易所对政府所有权进行拍卖，购买者必须承担该企业的债务及就业责任。拍卖资金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用于当地社会保障支出。（2）改革财政监督体制，加强财政预算管理。财政支出管理的薄弱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财政监督的不到位造成的，尽管改革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起了以财政部门为主体的财政监督体系，但在实际运作中却得不到足够的重视。财政监督缺位是纳税人没有真正行使监督权利，政府部门的行为规范很大程度上依靠关于自律，而这已经被证明是不可行的。一个有效的政府离不开人民的约束，政府官员必须对人民负责。所以，财政监督制度的改革必须围绕财政公开化原则，从纳税人监督和财政体系内部监督两方面着手，加强对政府行为的约束。

参考文献

[1]王加林。地方财政———跨世纪改革与发展[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徐斌。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与地方政府竞争[J].当代财经，2003，（12）。

财政分权范文篇9

一、中国财政分权的主要特征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经历了一系列重要的体制变革。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财政分权。其核心是财政收支权力在中央与地方之问重新配置，逐步从中央向地方转移，即财政分权改革。中国财政分权改革开始于1980年，历经财政包干体制和分税制，现已逐步建立了以分税制为核心的分级财政体制框架。与西方财政分权体制相比，我国的财政分权体制存在许多不同之处，富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因此，我们称之为中国式财政分权。概括起来，中国式财政分权主要具有以下典型特征。

中国财政分权体制是建立在中央与下级政府委任制基础上的。西方国家的财政分权不仅在经济上分权，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分权的；但是我国仅仅是在经济上分权，在政治上是高度集权的。因此，造成了我国与西方官员选拔机制的差别：西方国家地方政府官员的选拔机制是民主选举，即对下负责；而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选拔机制是由上级政府选拔，即对上负责，传统财政分权理论中的“用手投票”机制在中国达不到应有的效果，进而形成了地方政府官员顾上不顾下的局面。

传统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对于公共产品的供给，如果其消费涉及全部地域的所有人口，并且该公共产品的单位供给成本对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来说是相等的，那么由地方政府将一个公共物品提供给各自的选民要比由中央政府向全体选民提供任何等量的公共物品有效得多。也就是说，如果地方政府能够和中央政府提供同样、等量的公共产品，那么由地方政府提供时效率更高。因此，传统的财政分权是“自下而上”的。

但从我国来看，情况并非如此。建国后，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财政收支状况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的运行与发展。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传统财政经济体制弊端的日益显现，财政收支矛盾日益加剧，直接威胁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诱发了经济转型的启动，并且使财政体制改革成为经济转型的突破口，率先实施。从1980年开始实行的财政包干体制，到1994年推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我国的财政分权改革以保证中央政府取得足够的财政收入以及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能力作为主要目标，各项财政改革措施均由中央制定，地方负责执行。因此，中国式财政是“自上而下”的。这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导致基层财政由于长期得不到重视而陷于困境，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严重不足。

传统财政分权理论认为，由于居民可以自由流动，具有相同偏好和收入水平的居民会自动聚集到某一地方。居民的这种流动性会导致地方政府之间相互竞争，一旦政府不能满足居民的要求，他们就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迁移到自己满意的地区。地方政府要吸引选民，就必须按照选民的要求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但在中国，此项政策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因为在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实行限制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和城乡区别对待的政策，人口在地区间自由流动这一“用脚投票”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根本不具备。因此，传统的“用脚投票”机制在中国不起作用，政府的公共产品供给行为根本受不到居民流动的约束。

二、中国式财政分权与GDP竞赛的形成

关于中国财政分权改革的绩效，大多数文献均证实，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对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构成了强大激励，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对地方政府的强大激励有两个方面：第一是行政分权，中央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就把经济管理的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使得地方政府拥有相对自主的经济决策权。

第二是财政包干为内容的财政分权改革，中央把财权下放到地方，而且实施财政包干，地方可以与中央分享财政收入。这样导致的结果是：财政收入越高，地方留存收益就越多，其中预算外收入更是100%留存。这些激励使得地方政府有极高的热情推动地方经济增长。中国式财政分权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经济上的分权与政治的集权并存。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中国式财政分权改革始终伴随着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中央完全掌握着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与任免，即具有集中的人事权。改革开放以后，一切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改革与发展便成为各级党委、政府的头等大事，经济绩效也就成为干部晋升的昀重要指标。中央设立更是设立了以GDP为核心的经济发展考核机制，以激励地方政府。在这种政治体制和政绩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每年不仅要保证GDP的高速增长，而且各级政府都根据根据GDP等指标进行的排名。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官员受到政绩，有竞争GDP增长率的激励，从而形成了一种基于上级政府评价的、自上而下的GDP标尺竞争。这种以GDP为主的政绩考核机制、官员任免制度成为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又一强大动力。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中央为了调动地方财政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便将地方的经济决策权下放给了地方政府，中央定期或不定期对各地的经济增长绩效进行考核，并依据GDP和财政收入增量按比例进行奖惩，形成了GDP增长的经济激励，在中国的M型经济结构（资源按照“块块”配置）下，上述政治激励机制和经济激励机制驱使地方政府为GDP增长的更快而努力，从而导致了各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进而实现了中国近年来GDP超预期的高度增长。

三、GDP竞赛与公共服务供给的低效率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晋升激励所导致的GDP竞赛创造了中国30年来的“增长奇迹”。但是，在GDP竞赛中，地方政府官员的决策具有明显的短期行为——只关心自己任期内的经济指标高低，而一些长期投资如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等公共产品和服务被长期忽视，并直接导致了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

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拥有独立的财政支出权。由于不同类型的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发挥效用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在政绩昀大化目标的激励下，地方政府充分利用财政支出的权利，将更多的资源用于支持经济建设，特别是那些能够直接推动经济增长并有助于吸引区外资本（~HFDI）的基本建设项目，而政府必保的教育、科技、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支出却没有着落，并被长期忽视。这种重经济增长、轻公共产品供给的财政支出结构是存在明显缺陷的，除基础设施发展投资较多外，公共服务供给总量严重不足，与实际需求相距甚远。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形成了以GDP为纲的经济激励机制、以GDP增长的政治激励机制。在中国的M型经济结构下，上述双重激励机制驱使地方政府为GDP增长绞尽脑汁，从而造就了中国改革开放来GDP的高度繁荣。但是，我们的发展是不健康的，它致使地方政府只关心本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而对人民生活中一些公共产品（如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的提供长期被忽视，从而直接导致了我国公共产品供给的短缺，造成了我国经济增长没有真正反映到人民的生活过程当中。因此，我国的财政分权改革在带给我们飞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必须深化财政体制改革，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四、完善我国财政分权体制的对策

目前，我国高度集中的税收体制直接引发了地方政府预算外资金和政府债务的膨胀。适应规范化财政分权的需要，中央应赋予地方政府相对独立的财权，包括部分的税收立法权和一定的政策制定权，允许地方政府可以自主的开辟地方税种，以使地方政府获得用于供公共产品的资金。当然，中央必须享有地方税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审批权。此外，进一步规范各级政府间的税收收入分办法，保证各级政府都拥有主体税种，以确保中央利用税收政策调控宏观经济。公务员之家

第一是进一步提高对“三农”的财政投入，增加对农田水利、生态环境建设、道路、电网、供水、通讯等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特别是对农村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改善农业的生产条件，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缩小城乡差距。

第二是切实增加教育投入，继续完善的义务教育体系，为城乡居民提供均等的受教育机会，以维护社会公平。

第三是彻底改变以基层财政为主公共卫生支出的制度，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财政在公共卫生支出中的比重，确保公共卫生支出足额到位。在支出结构上，要优先保证预防保健支出的需要，增强卫生防疫系统处理重大疫情和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

财政分权范文篇10

关键词：财政分权；钢铁行业；产能过剩；政策建议

一、背景分析

1994年，我国开始进行分税制改革，其宗旨是让地方政府拥有更大的财政自主权，能够在一定范围内独立地进行决策，进而可以更好地提供各种公共物品和服务，以满足本地经济发展和居民的需要。同时，政府的相关行为也会受到当地公众的监督，促使地方政府能够更有效地制定有利于本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财政政策，为公众谋求最大的利益［1］。但是，随着国内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这种财政分权体制本身的弊端也凸显出来职称论文。

从1994年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的财政分权制度，是本文所立足研究的体制背景，在这种体制下，各级政府的收入来源被划归得更为具体、细致，但是，也导致了相关问题的出现。如在共享税方面中央财政的共享比例高于地方政府，并且地方政府不再具有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的优势。因此，地方政府掌握的财政资源减少了，但是，财政支出所占的比重却高于中央政府，这样就出现了地方政府财政收支不平衡的状况。同时，财政分权后的地方政府拥有了一定的财权、事权，这样就有比较强烈的动机推动投资，发展该地区的经济，从而扩大税基，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在这种体制背景下，地方政府间便展开了激烈的竞争，采取各种手段招商引资，发展地方经济，由此引起市场分割、投资过热以及过度或无效的行政干预等，这实际上是导致我国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加剧的重要体制性因素。

早在2006年，国务院就发出了《关于加快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的通知》，明确指出“当前，部分行业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张导致生产能力过剩，已经成为经济运行的一个突出问题，如果不抓紧解决，将会进一步加剧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矛盾，影响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并且具体指出了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的总体要求和原则，以及调整的重点措施。2009年9月，国务院批转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部委《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若干意见》；2009年10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认为“产能过剩的问题更加凸显”；200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坚决管住产能过剩行业新上项目”。2010年3月，工信部的《中国工业经济运行2010年春季报告》称：“当前工业经济运行仍然面临六大困难，多个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依然严重”。2010年4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重点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的具体目标任务以及重点工作的详细分工情况。2010年8月，工信部向社会公布了18个工业行业涉及2087个企业的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

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工业行业大面积（工信部公布的18个行业不包括风电设备、多晶硅行业）的存在产能过剩问题，中央政府也在积极制定相应的政策来抑制产能过剩，促进这部分行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二、产能过剩成因分析

对我国存在的产能过剩的界定可以表述为：由于周期性、结构性及体制性原因，而造成的实际产量和消费量与一定技术水平下全要素投入的最佳产出的严重偏离现象［2］。对于我国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形成原因，专家、学者和业内人士各抒己见。笔者认为可以将产能过剩的形成原因总结为三类：

1.经济周期性的产能过剩

由于受到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市场需求发生剧烈的变化，使得正常规模的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在经济衰退期表现为暂时的过剩。此类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较为正常的现象。

2.结构性的产能过剩

这是针对微观主体—企业来说的，形成结构性产能过剩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企业从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将一部分产能“窖藏”起来，以应对未来总体经济波动的不确定性，提高企业供给的灵活性。这种结构性的产能过剩是企业为应对未来经济形势不确定性的一种措施。其二，部分企业故意形成一部分产能过剩，这是“在位企业”阻止潜在企业进入而设置的一种进入壁垒。某些在位企业为了能够长期保持在行业中的优势地位和利润，通常进行巨大的投资，这种投资是长期的且成本较高，对于潜在的进入者能够起到很大的威慑作用，是一种极大的进入壁垒。潜在进入者会考虑到这些在位企业的闲置产能而却步，从而达到在位企业阻止行业中新进企业、保持获利空间的目的［3］。

3.体制性的产能过剩

由于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以及财政分权政策发展的过程中相应体制机制改革的滞后，促使了体制性产能过剩问题的出现。例如，在财政分权背景下，GDP作为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重要指标而被盲目崇拜，使得新增的投资项目往往与国家的整体规划背道而驰。同时，由于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投资，而竞相给予企业以各种优惠，包括土地、环保、融资等，从而激发了地方政府间的恶性竞争。在这种恶性竞争下，不仅浪费了资源、污染了环境，而且加剧了产能过剩。

经济周期性的产能过剩和部分结构性的产能过剩一般可以通过市场经济自身的运行和政府采取适当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得到缓解，甚至消除，但是部分结构性的产能过剩和体制性的产能过剩却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相关政策的指导以及更科学地规范地方政府行为来逐步的控制和缓解。现阶段，正是由于政治集权、经济分权、土地产权模糊、预算软约束以及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体制等因素的影响，加剧了我国地方政府行为的异化，使得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竞相提供各种优惠条件，并扭曲企业的投资行为，来实现该地区财政收入的增加，从而导致了过度的产能投资和重复建设。本文重点对我国财政分权背景下部分行业尤其是钢铁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进行研究。

三、实证研究

本文以钢铁行业为例，通过对该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的实证研究以及对“铁本事件”的剖析，分析我国目前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加剧的体制性原因。

1.钢铁行业分析

目前，我国是世界最大的钢铁生产国，钢铁业产量几乎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粗钢产量更是紧随在后的日本、美国、俄罗斯和印度四国产量之和的2.2倍。我国钢铁行业之所以拥有如此巨大的产能：一方面，政府的支持性政策，鼓励了该行业的发展（直到2002年，政府还在推出优惠性政策支持钢铁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也为钢铁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近几年来，随着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业、机械设备生产以及汽车制造等行业的蓬勃发展，使得市场对钢铁产品存在着巨大的需求。在这种形势下，企业对未来的市场形势过度乐观，而过高的市场预期导致了企业不断扩大产能。

更主要的是，在我国目前的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出于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加、政绩的突显等方面考量，积极鼓励、支持甚至是威胁企业对GDP有显著贡献的项目进行投资，从而导致了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的加剧。

虽然从2005年以来，国家相应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抑制钢铁行业产能过剩、淘汰落后产能的政策，但是，通过这种行政干预手段来抑制钢铁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的收效并不是很明显，近几年来，我国的粗钢产量仍在逐年上升，并且一直维持在一个较高的增长率水平（如表1和图1所示）。

从表1和图1可以看出，我国粗钢产量从2004年的28291.1万吨增长到2009年的56800万吨；从2004年占世界粗钢产量的26.40%上升到2009年占世界粗钢产量的46.57%，短短6年间，我国的粗钢产量就翻了1倍。更重要的是，2008年和2009年由于受到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粗钢产量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而我国的粗钢产量却仍维持增长的态势，2009年增长率达到了10.86%，这与世界粗钢产量增长率为-8.84%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或许只研究产量与增长率不能说明问题的全部，我们可以用2004—2009年我国钢铁产量与开工率（生产能力利用率）的分析图（如图2所示），来进一步说明我国钢铁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

从图2可以看出，虽然从2004—2009年，我国的钢铁产量在不断增长，6年时间产量值甚至翻了1倍（由于受到统计时间的影响，图中2009年的钢铁产量是按估计值计算的，而2009年实际钢铁产量则为56800万吨，比预估的53400万吨高出3400万吨）。但开工率却在大幅度的降低，由2004年的92%下降到2009年的72%，这其中蕴含的产能过剩问题不言而喻。

2.“铁本事件”剖析

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本公司”）是一家民营企业。出于发展需要，公司在2002年拟扩大生产规模，增建一个占地2000亩、投资10—20亿元、年产200万吨的宽厚板项目，资金来源主要依靠自有资金。但是，在项目发展过程中，受到当地政府的强烈鼓动和全力支持，其中包括巨额的土地资本利诱、大量的银行贷款甚至违规的项目审批等，使得这一项目最终膨胀为总投资106亿元人民币、规划用地5988亩的巨型项目。

在“铁本事件”中，涉及项目审批、环保以及土地供给等多方面的问题。就审批而言，钢铁项目属于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产业项目之一，有一套较为规范的审批机制，项目达到一定规模，地方政府是无权审批的，而必须由上级职能部门审批。按照投资规模和审批权限，该项目是应该报国家发改委审批。为了可以在地方政府的权限内获得批准，铁本公司将整个项目拆分为22个项目，分别向地方政府职能部门报批；之后为了办理土地等相关手续，又将整个项目分成14个基建项目来实施。本应报中央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审批的巨型项目，就这样在铁本公司和当地政府运作下，顺利地通过了审批。就环保而言，钢铁项目属于高污染的项目，在对该类项目的审查中要特别注意评估其对环境的影响。铁本公司的焦化项目就属于会对环境造成污染的项目，是环保部门审查的重点。这样一个巨型项目，应该上报原国家环保总局对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进行审批。在将项目拆分后，当地环保部门均参与了这些项目的环保预审，并予以通过。在土地征用方面，不仅存在审批上的违规操作还涉及土地出让价格的问题。在铁本项目中，土地的名义出让价格为11万元/亩，而当时土地的市场价格为每亩40万元左右（实际上，地方政府收取的地价款远远小于名义上铁本公司应支付的地价款）。以铁本项目实际占用土地6541亩计算，地方政府以低价出让土地实际上为铁本项目提供了18.9—26.2亿元的投资补贴［4］。

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具有一定的财权、事权，为了提高地方经济增长速度，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地方政府官员不但在在自己的权限内，通过各种可以采用的手段招商引资，而且会创造权利（可以称为地方政府“权利创造”现象）吸引投资者进行投资，并且特别青睐像钢铁这样的能够明显影响地方经济和财政收入的大型投资项目。铁本项目就是地方政府创造权利鼓励投资建设项目的典型案例。本来，铁本公司只是利用自有资金增建一个年产200万吨的宽厚板项目，在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利诱”下，变成了一个用地扩大3倍、投资扩大5—10倍的巨型项目。根据我国的投资管理体制，地方政府没有审批这么大规模的项目的权利，地方政府与企业共谋，创造审批权，通过把项目拆分成若干个小项目进行批复。实际上，许多屡屡出现产能过剩的行业的项目就是在有限理性（有时甚至是非理性）的地方政府与有限理性（有时甚至是非理性）的企业的合谋下投资建设的。

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有着十分强烈的欲望，吸引和推动对GDP有显著贡献的项目投资，形成严重的地方产业结构的同质性，从而导致了我国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愈发严重，并且不会在短期内得到很好的解决，而只能通过宏观调控尽力缓解产能过剩的进一步扩大。

四、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钢铁行业的实证研究，分析了在财政分权背景下，我国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

1.进一步完善财政分权体制

1994年的财政分权体制改革，旨在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以及加强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发挥税收调节个人收入和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作用，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公平税负，促进平等竞争；体现国家产业政策，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和整体效益的提高等。但是，在体制改革和进一步完善的过程中，由于政策制定和具体实施上的问题，使得这种财政分权制度也出现了弊端，如加剧了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刺激了地方政府深度参与经济，大量招商引资；中央政府的宏观政策不能很好的得以执行；重视工业发展，轻视了社会经济平衡发展；各地方产业结构趋同，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严重等。

要继续保持我国整体经济快速、健康、稳定的发展，保证中央整体经济政策的充分贯彻执行，就需要进一步改革我国的财政分权制度，使之与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更好的融合，理顺地方政府与中央的利益分配关系，明晰风险责任关系，促进经济的全面发展。可以考虑在现行的财政分权体制下，建立弹性的转移支付制度，对经济增长速度较慢，但追求社会经济平衡发展、促进技术创新、注重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和关注民生的地方政府，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

2.加强相关部门监管力度

完善财政分权体制，杜绝地方政府滥用权力和“权利创造”行为，保证产业结构趋于合理，离不开相关部门的相互配合、监督管理，主要包括环保部门的把关、金融制度的完善以及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等。

近年来，重视经济发展和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已成为世界的共识，这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那种不计环境代价而盲目上马的项目势必会遭到谴责和淘汰，只有兼顾经济、环境和人类发展的项目，才是有利于推动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项目。为了加强地方环保机构监管的权威性和有效性，需要理顺环保部门的隶属关系，改变地方环保机构隶属地方政府为垂直管理。从金融管制方面来说，在我国以直接融资方式为主的背景下，大型投资项目对贷款有近乎膨胀的需求，规范化的审批程序，有利于对投资项目的审慎决策，能够有效地抑制产能过剩行业投资项目的实施；也可以借鉴西方金融机构的成功经验，采用灵活的贷款定价机制（需要配套的金融体制改革），抑制产能过剩行业投资项目的实施。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土地管理制度，有利于我国对整体土地用途的规划，有利于对投产项目类型的管理以及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主要的改革方向是进一步明晰土地产权，依靠公众监督，来杜绝违法征地、违规用地等行为。

3.完善政绩考核体系

在财政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独立的利益主体地位日益突出，该地区的GDP增长状况以及财政收入情况，几乎成为了地方政府和官员们唯一关心的指标，从而加剧了地方政府行为的异化，导致了片面的鼓励投资，形成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在西方国家，地方政府官员政绩的好坏主要由该地的选民进行评价，因此，Tiebout早在1956年就提出了“用脚投票”理论，即人们可以通过在地方间的自由流动，来选择自己最偏好的税收和公共服务组合以达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地方政府为了避免本区域内有税收创造能力的居民流失，会竭力地提高财政的运行效率、提高公共产品供给的满意程度［5］。我国的政治制度与西方国家不同，但可以借鉴其实用的理论和成功的经验，来完善我国现行的政绩考核体系。

目前，得到普遍认同的观点是：以GDP为主要考核指标的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体系，是导致产能过剩加剧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在制定一系列抑制产能过剩的政策的同时，中央政府应重新设计对地方政府的激励和考核机制，让其退出GDP竞赛，引导地方财政资金更多地投向民生领域，促进地区社会经济平衡发展，真正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并且要加强公众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和满意度的反馈调查，以此来监督地方政府行为，抑制低效率、高污染、高能耗项目的投资，降低财政分权制度对产能过剩的影响程度，防止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的加剧。

4.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在财政分权体制下，无论是出于对增加地方GDP、财政收入还是官员晋升机会的考虑，地方政府都有着强烈的动机干预企业的投资行为，使得企业并没有完全从市场需求的角度来审视自身的投资行为，从而违反了市场发展的客观规律，造成了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状况。在政府的干预下，企业获得了极大地激励，不断扩建、增建项目，使得部分行业特别是对地方GDP和财政收入有显著贡献的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尤为严重。因此，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切实实行政企分开制度，充分发挥市场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是削弱体制性因素对产能过剩影响的重要环节。在改革过程中，要引导企业依靠自身的实际情况做决策，使企业能够成为自主决策、自主投资、自我约束、自担风险的真正的市场主体，逐步消除负外部性对投资行为的影响，具体措施包括减少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创造公平、合理的投资环境，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依靠市场自身的竞争力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通过这些改革措施来降低体制性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以达到缓解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状况的目的。

5.创新政府干预方式

缓解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除了依靠市场自身的调节作用外，政府也应当适时、适度地加以引导。目前，地方政府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干预，主要是通过给予企业土地优惠政策、信贷支持以及环保审批等方面，直接干预投资项目的运行。这种直接的干预行为，严重影响了企业对自身投资行为的判断，违背了市场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妨碍了相关行业甚至是整体经济的正常发展。缓解产能过剩问题、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应以尊重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为主，依靠市场的自身调节和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来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升级。但是，仅仅依靠市场自身的这种调节能力还不足以引导整体经济的稳定发展，体制性产能过剩问题的解决离不开政府的政策引导和支持。因此，改革的重点并不仅是地方政府退出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干预，而是转变、创新政府的干预方式，由直接的干预企业投资行为，转变为间接的引导，使企业掌握更准确的市场信息，更好地结合市场和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投资策略。

创新政府干预方式，要求中央政府制定科学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科学严谨的长远发展规划（如新兴能源产业发展规划等）、建立明确的行业标准、规范等，并且保证执行效率。地方政府应从建立良好的市场环境、创造公平的投资环境、鼓励企业的技术创新、严格控制企业的污染程度以及提高政策执行力度等几方面入手，通过对市场环境、投资环境以及法律环境的不断完善，将地方政府直接干预企业行为的方式，转变为间接对企业的投资行为产生积极的影响，以此来达到缓解我国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刘金涛，杨君，曲晓飞.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2］王立国.重复建设与产能过剩的双向交互机制研究［J］.企业经济，2010，（6）.

［3］周业樑，盛文军.转轨时期我国产能过剩的成因解析及政策选择［J］.金融研究，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