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党政报告范文10篇

财政党政报告范文篇1

关键词：政党；执政文明；党政关系；改革

政治文明，集中体现为治理国家的文明，即执政文明。奴隶国家和封建国家，采取君主执政的方式。近代社会以来，随着政党的出现，开创了由政党执政的方式。政党执政，是政治文明的进步和，因为政党集中了社会的精英，集合了社会的政治力量，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利益，能够进行很好的政治动员和整合，是沟通社会与国家的桥梁。政党执政，揭开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政治关系党政关系。环顾世界，政党执政和党政关系的改革构成国家政治文明中首要的政治要素。

一、政党执政文明的基本内涵

在现今世界上的200多个国家中，除了少数一些细小的国家不存在政党组织之外，绝大多数国家都有政党组织，并实行政党执政。由此可见，在相当长的阶段中，政党执政构成了执政文明。尽管尚有少数国家例外，但政党执政毕竟是执政文明的常态。所谓政党执政文明，是指政府以民主、和平的方式，公正、有效地运用公共权力、推行公共政务，发挥公共职能的作用，推动国家、政治、文化的发展。具体地说，政党执政文明包含下述若干重要的内在规定。

1，政党自身民主

政党执政要能够体现文明，政党自身必须是民主的、开放的。历史上的法西斯政党，虽然也曾是通过赢得社会民主选举而上台执政，但由于它在党内实行专制独裁，不可能以自由、民主的方式，公正、有效地运用公共权力，因而带来的不可能是执政文明，而是执政黑暗，造成政治倒退。

作为民主性的政党，党内的所有成员都是平等的，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不存在普通党员依附干部，全体党员必须效忠党的领袖的情况。党内的各级职务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不称职的应予以罢免。党内的任何职务都不是终身的，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党的政策、方针、纲领以及各项决定，都是经过自由、民主的讨论，按照民主程序作出表决，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党内的事务是公开的，实行公开性的原则；党的干部要受到监督，允许对他们的言行进行批评。

民主性的政党以参与政治选举为己任，在民主国家的条件下，选举是民主性政党通往权力殿堂的惟一阶梯。虽然历史上共产党取得政权走的是暴力革命的道路，但是共产党是真正的民主性政党。共产党之所以要采取暴力的手段，是因为原有的政治体系缺乏民主，而共产党以暴力手段夺取政权，也只是为了实行民主、扩大民主。民主性的政党在获得执政地位后，可以允许其追求连续的执政，但不能把自己的执政地位固定化、神圣化，而只能不断地走政治选举的道路。凡民主性的政党谋取权力的活动，都不是一次性可终结的，而必须是长期、持续的发展过程。

2，政党间接执政

政党执政，是以组织的形式掌握国家权力，还是选派党的干部担任国家职务，构成两种不同的执政形式，前者被称为直接执政，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结果；后者被称为间接执政，实行党政分开。从执政，除在非常特殊的政治情况下需要直接执政外，在一般正常的情况下，则必须摒弃直接执政的方式，实行间接执政的方式。

为什么不能搞党政不分、直接执政呢？稍有政治学常识的都知道，代表一个国家的合法政府只有一个。按照公共财政，凡是花纳税人税款的机构和人员，都是公共机构和公职人员，提供的是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这样的公共机构其中大部分是国家机构，还有的是一些公共事业单位，如学校、等。根据这样的理论，如果党直接执政，领取由国家财政支出的经费、薪水，党组织就是国家公共机构，党的干部队伍就成为国家公务员队伍。党成为国家公共机构后，作为政权系列的政府组织本身也并没有因此取消。这就造成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中，有两个政权机构、两套政权班子存在。在党直接执政的条件下，党把自己的意志直接变成国家的意志，对着政府发号施令，实际上是起着第一政府的作用，而政府成为党支配之下的第二政府。从国家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分析，当然不需要存在“第一”和“第二”两个政府。两个功能同一、互相并存的机构，其中必有一个是累赘多余的。在政府不可能取消的情况下，只有党退出国家公共机构的序列。这就是必须实行党政必须分开的基本依据。

在间接执政的国家中，执政党不能作为法定的国家公共机构，也没有领取国家薪金的专职党务干部。执政党的干部成为国家公职人员后，是以国家的名义进行工作和活动的。执政党和政权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执政党提出治国的方略、政策，推出党的领袖、干部成为政府的领导者，从而避免了存在两个相同性质的国家机构。由此可见，间接执政和直接执政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对政党组织性质的定位，间接执政把国家、政府视为惟一的公共机构，克服了直接执政的根本弊端。

间接执政的性在于，执政党的职能与政府的职能，能够作出明显的区分，执政党的职能在于提出施政纲领，政府的职能在于将其转化为国家的意志和政策，并加以实施、执行。从经过了长期的实践结果来看，实行政党间接执政的方式已经取得较好的效果。而实现直接执政、党政不分的国家，存在很大的弊端，纷纷提出了改革的要求。

3，合法性执政

国家和社会，是民主和法治的国家和法治社会，因此，执政党执政必须注重合法性问题。“合法性”（legitimacy）是政治学的一个基本概念，让马克·夸克认为：“合法性是对被统治者与统治者关系的评价。它是政治权力和其遵从者证明自身合法性的过程。”[1]让马克·夸克准确地概括了合法性的三个要素：被统治者的首肯，价值观念和社会的认同，符合的规定和要求。[2]

首先，合法性的要求在于政党执政必须得到民众的认可和支持。在以上所述的三要素中，相比较而言，至为关键的是统治被认可的程度，这甚至远比法律和法令重要。正因为如此，《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对“合法性”的释义是：“它是一种特性，这种特性不是来自正式的法律和法令，而是来自由有关规范所判定的、‘下属’据以（或多或少）给予积极支持的社会认可（或认可的可能性）和‘适当性’。”[3]任何一个执政党都要在民众中不断增强和扩大执政的合法性。民众的认可和支持，这是执政党取得权力和进行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一个得不到民众认可和支持的统治政体，虽然依靠权力的强制性能够进行统治，并能满足一定的经济发展要求，但终究因合法性的丧失，难以支撑下去。

其次，合法性的要求在于政党执政必须符合进步的政治价值观念并得到社会认同。作为判断执政的政治价值性的基本，是关于民主、共和、宪政、自由等这一系列重要的理念。政党执政要顺应和推进民主、共和、宪政、自由的发展，并自觉地以这些政治理念作为衡量标准。实行公民选举、候选人进行竞选，构成民主政治的基石，抽掉选举和竞选这样的环节，就没有民主可言了。没有民主，也就没有共和、宪政。共和与宪政是以民主为基础，以民意为依据，以民心为向背，民主和法治相结合的政权稳定、更迭有序的民主政治、良性政治。比民主更深一层次的是人的自由，民主的基础植根于自由。自由，是政治领域的活动中能为彻底地贯彻民主原则铺平道路的力量。执政的合理性还在于树立追求民众幸福、社会稳定和国家强盛的理念。一个有所作为的、负责任的执政党，无论如何，都要在这样的理念支配下，把经济发展，提高就业率，改善人民的生活，保持国家的安全等项工作放在首位。

第三，合法性的要求在于政党执政必须得到法律的认可并厉行法治。任何一个统治集团都是在一定的司法体制下进行执政活动的，并努力维护法律的秩序和权威，才能保持统治的稳定性。如果把法律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不讲法理，毫无准绳，必然导致合法性的流失。在人类历史上，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新政权代替旧政权，新政权的合法性固然是建立在否定和摧毁旧的司法体制的基础上，但新的合法性也必然要建立起新的法律秩序和权威，寻求新法律的支撑，使新政权的合理性得到合法的解释和确证。法律秩序和权威一旦确立之后，任何人、任何团体包括执政党在内，都必须在国家的法律范围内活动。执政党没有越出法律之外活动的权力，也没有随意更改乃至破坏国家法律的权力。

4，受制约执政

执政必须受到制约和监督，否则必然滋生贪污腐败等丑恶现象。孟德斯鸠把不受监督、滥用权力的政府称为“暴虐政府”，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4]“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绝对权力会败坏社会道德。”[5]，美国当代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把腐败界定为，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共规范的行为，其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与财富的交换，即权钱交易。亨廷顿认为：“现代化进程引起的腐化在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国家，比在封建制国家更广泛。”[6]腐败造成严重的后果，“腐化很会使政府行政体系受到削弱，或使行政体系的软弱无能长期得不到改善。”[7]罗伯特·达尔认为，对政府的监督应是“双边控制”，即不仅来自权力监控的一边，还要来自民众监控的一边。为此，他批评和指责道：“国家的政府不能高度提供参与机会，普通公民不能对它有太多的。”[8]有必要进一步提高民众的监督程度。

从以上分析可知，执政党执政要受到制约和监督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另一个方面是来自社会民意的监督，包括政治党派、社团、新闻舆论、民意调查等等监督。

以权力制约权力，是监督执政的最为关键、最为有效的手段。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必要条件是分权，分权是一个规律。达尔批判了“权力硬块”的谬论，在“权力硬块论”看来，权力是单一的、坚硬的、打不碎的硬块，它可以从一个人手中传到另一个人手中，却不能为其他人所分享。达尔指出，权力可以分解、分配，而且应该被合理地分解、分配。权力分解、分配的规律表明，撇开具体的内容而言，任何一种政治权力作为运行完整的一个过程，客观上必须分成决策、执行、监督三种形式或环节。为了行使这些职责，必须设立三种权力机构，它们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都是最高的权威，彼此之间互相制衡，这是任何一种民主政体所要遵守的规则。三种权力的分权和制约，体现了国家权力的整体性，不可侵犯性。

社会民意的发展和发达，是监督政党执政最为广泛、最为敏感的手段。实行民意监督的必要条件是，政务公开，民众有获取信息的自由；同时，民众还有结社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在民意受到钳制的社会，自由成为虚幻，监督实际上已不可能进行。

上述表明，在政党执政文明的诸内涵中，政党自身民主是执政文明的核心，政党的间接执政是执政文明的必然，合法性执政是政党执政文明的基础，受制约执政是政党执政文明的前提。归根到底，政党执政，涉及到与政权的关系。要做到政党执政文明，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党政关系。

二、主义国家党政关系

所谓党政关系，就是政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近代以来，党政关系的形成和，在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历了二、三百年的过程。在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了80多年的历史。这里，着重考察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关系。

1，社会主义国家党政关系的模式

1917年，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一个执政的共产党，产生了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党政关系。20世纪40年代后，社会主义由苏联一国变为世界多国，在东欧、亚洲、北美洲更为广大的范围达到15个国家，形成了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党政关系。这种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关系，基本上以“苏联模式”为样榜。经历了七、八十年的历史发展，“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党政关系，暴露出很大的弊端，终于难以驾驭国家、、文化的发展，在1989--1991年包括苏联在内的10个社会主义国家遭致覆亡。而在等社会主义国家，则进行了持久、深入的政治改革。

恩格斯指出：“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9]他还说：“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10]社会主义国家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现成的政治形式，明确宣称实行民主共和政体，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分析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关系，首先必须弄清楚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结构和功能，然后了解党在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

十月革命后俄国称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俄文совет的音译）即会议或代表会议之意，表明国家的权力属于全国人民，人民选出自己的代表，由他们主要采取会议的工作方式管理国家。1922年，俄国的民族地区建立了一系列的苏维埃共和国，列宁认为它们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一样，处于独立、平等的地位，因此，在自愿联合又保留每个共和国平等权力的基础上，成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1924年、1936年、1977年分别产生了三部《苏联宪法》，苏维埃国家机关的结构得以确立、完善。根据《苏联宪法》的规定，苏联的国家机关是：（1）苏联最高苏维埃最高权力机关；（2）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常设机构，行使苏联最高苏维埃闭会期间最高权力机关的职能；（3）苏联最高苏维埃常设委员会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工作机关，设有16个常设委员会；（4）苏联人民委员会，1946年后改为苏联部长会议苏联政府机关，下设政府各部；（5）苏联最高法院，苏联最高审判机关，由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产生，置于苏联最高苏维埃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之下；（6）苏联最高检察院，苏联最高检察机关，总检察长由最高苏维埃任命，同样置于苏联最高苏维埃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之下。[11]苏联的国家政权体系可以概括为，最高苏维埃主要行使立法权下的一府两院制。

再来分析苏联共产党与苏维埃国家政权的关系。苏联共产党是一党执政的政党。根据《苏联共产党章程》，党创造了苏维埃，党“是社会政治组织的最高形式，是苏维埃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12]《苏联共产党章程》还规定，“在苏维埃、工会、合作社、和劳动者的其他群众性组织召开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上，以及在这些组织由选举产生的机关中，凡是有党员三人以上的，应当成立党组。这些党组的任务是在非党群众中全面地加强党的和贯彻党的政策，……党组服从相当的党的机关：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党的边疆区委会、州委会、专区委会、市委会、区委会。在一切上，党组必须严格地和始终不渝地遵循党的领导机关的决议。”[13]在苏联军队中也设立党组织，保证在武装部队中贯彻党的政策。这样，苏联共产党实际上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党的自身独立的系统，另一部分是深入到国家政权、军队、工会、共青团、工厂和合作社等生产单位、其他社会组织中去的党组织，即在各级国家政权、军队和各种组织中建立党组。这些政权中的党组，必须服从政权外的相应层级的党组织，贯彻执行党的决议。由此可知，苏联共产党与苏维埃国家政权的关系是，党领导政，政服从于党。以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的关系为例，苏联的党政关系如下图：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联最高苏维埃党组、苏联最高苏维埃加盟共和国与自治共和国----→加盟共和国与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党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

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结构以及党与政权的关系，和苏联大体相同。中国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共产党是执政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14]《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共产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作了阐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15]中国共产党坚持对人民解放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的领导。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和其他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成立党组，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党组的任务，主要是负责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讨论和决定本单位的重大问题；做好干部管理工作；团结非党干部和群众，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指导机关和直属单位党组织的工作。党组必须服从批准它成立的党组织领导。

2，社会主义国家党政关系的特点

第一，社会主义国家明确规定了共产党是执政党的地位。与西方国家所有的党地位平等，实行多党竞争、轮流执政的情况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在宪法里明确规定了共产党为惟一执政党的地位。因为共产党有了身为执政党的法律规定，共产党与国家政权形成长期的、稳定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例如在中央，共产党的上层和国家政权的上层是融为一体的。列宁指出：“作为执政党，我们不能不把苏维埃的‘上层’和党的‘上层’融成一体，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16]。

中央层级上的党政是融合在一起的，中央之下的各级党组织和各级政权也是融合在一起的。执政党和政权融合，作为一种体现执政的现象，是无可厚非的，西方国家也是如此。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在宪法里明确规定了共产党是执政党，起领导作用，它和西方国家就有明显的区别：一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融合”是永久固定的，共产党要长期执政；西方国家的“党政融合”是变动不定的，可以互相替代。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融合”不仅是党的干部出任政府官员，实行党政职务上的融合，而且党在国家政权中建立了组织，开展活动，和国家政权实行组织上的融合，党成为国家政权机构；西方国家的“党政融合”，只是党魁、干部个人担任政府要职，执政党不能到处都去，不能在政府、司法和军队，也不能在、公司、农场、文化等部门机构中建立组织，开展活动。虽然议会成为政党活动的场所，但是，议会里的政党本身并没有国家化、行政化，它不能给议会下指令，更不能凌驾于议会之上，只能为自身的党务和党的政治活动服务。

第二，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采取了直接执政的方式。与西方国家执政党实行间接执政的方式不同，共产党是站在直接执政的位置上。列宁明确地说：“党是无产阶级的直接执政的先锋队，是领导者。”[17]

本来，列宁认为，革命胜利后成立的苏维埃政权，要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巴黎公社经验得出的原则，朝着“人民管理制”[18]的发展方向，实行直接民主。但是，1917年时俄国的情况与巴黎公社不同，十月革命是由久经考验、经验丰富、组织严密的、强大的共产党发动的。虽然党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和要求，但随着革命胜利，当苏维埃建立后，一旦权力重心转向国家机关，党的职能就会大大简化，任务就会大大减少，甚至在有些人说来，党会变的无足轻重，受到冷落，没有存在的必要。这是长期从事党务工作的职业革命家所不愿看到和难以割舍的，对于他们来说，他们习惯的是以党的组织工作方式进行国家管理。更为重要的是，在俄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是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跳跃式发展，只有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才能认识到的，而一般群众和无产阶级的一般组织很难自觉地去选择它、坚持它。如果由全体人民直接管理国家，或由所有的无产阶级组织管理国家，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都不可能保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所以，列宁承认，只有党才能领导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19]

列宁指出：“我们的党是一个执政党，党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定，对于整个共和国都是必须遵守的”[20]。党的中央全会选出“政治局”和“组织局”，负责解决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而“共和国的任何一个国家机关没有党中央的指示，都不得决定任何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21]党直接管理国家大事，掌握人事分配大权，直接对国家政权做决定、下指示。为此，党自身成立了许多职能部。1919年，俄共党章作出规定：“为了进行党的各种特殊工作，可以设立专门的部（民族部、妇女工作部、青年工作部等等）。”[22]1934年还增加了农业部、部、运输部、计划财政等纯经济职能部；到了70年代末，职能部已达25个，一般与政府的行政机构对口接轨，职能重叠，以便进行直接领导。

党对国家政权做出的决定、下的指示要得到国家政权的贯彻执行，必须要有相应的组织机构来支撑、保证，所以，党领导国家，不能只站在国家政权之外，党在保持自身强大的组织体系的同时，还必须进入国家政权。这样，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形成了两个序列的组织形式，第一个序列是党的自身组织形式，即置身于国家政权之外的党组织；第二个序列是置身于国家政权机关内的组织形式。只有国家政权体系外的党和国家政权体系内的党紧密结合，政权体系内的党组织服从政权外的党组织，并对政权机关实行双重的领导，党才能成为国家机器的核心，控制整个国家和社会。可以说，这种直接执政的方式，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模式，或者说是、邓小平曾经批评过的“以党治国”的模式。

第三，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关系中，党的地位高于政的地位。从以上第二点可知，社会主义国家同时存在两套权力体系，即党的权力体系和国家权力体系。党的权力组织还深入国家政权机关，形成交叉现象。其权力运作的程序是，从党的权力体系到国家权力体系，具体地说，首先，党对国家权力作出决定；然后，由国家权力中的党组织加以传达贯彻；最后，由国家权力予以执行。它表现为如下的权力传递过程：

党的权力→国家权力中的党组织→国家权力

比较党政的地位，党权明显高过政权。这种情况与西方国家的党政关系明显不同。在西方国家，政党均以国家政权为中心，围绕国家权力运作，而不是以执政党自身为核心，政党不过是寻求执政的工具，政高于党。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对于政治家和官员来说，最重要的是追求在党内的职位和掌握在党内的权力。而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的苏维埃，倒成为了一种象征、荣誉，不过是橡皮图章、表决机器，实际上没有多少权力。党和国家政权的关系，是一种主从和上下级之间的命令服从式关系，是党高度集权的体制。

三、改革党政关系的思考

在对主义国家党政关系作出后，我们想集中讨论下述4个主要的：

1，关于党政关系的实质问题

从几十年党政关系的中，不难看到，社会主义国家党政关系问题始终是围绕党政不分和党政分开的焦点展开的，但这两种执政方式之争，决不是一般的问题。党政不分和党政分开，反映的是直接执政和间接执政的区别，体现了党政关系的根本性质问题。党政不分，必然是直接执政；党政分开，必然是间接执政。党政不分、直接执政是以党权为中心，执政党采取对国家政权直接干预、包办、命令的方式，实现党的领导，这是专制式的执政；而党政分开、间接执政是以政权为中心，执政党采取对国家政权提出大政方针的建议、通过程序立法、由国家政权决策执行的方式，实现党的领导，这是民主式的执政。因此，在党政关系问题上，是选择党政不分，还是选择党政分开，归根到底体现的是专制与民主的性质区别。在这一点上，邓小平曾经作了透彻的分析。早在1941年他就指出，抗日的革命政权的“实质是民主”[23]。共产党要在政权中掌握优势，优势从何而得？“主要从依靠于我党主张的正确，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所拥护、所信赖的声望中去取得。确切地说，党的优势不仅在于政权中的适当数量，主要在于群众的拥护。民主政治斗争可以使党的主张更加接近群众，可以使群众从自己的政治经验中更加信仰我党。所以，只有民主政治斗争，才能使我党取得真正的优势。”[24]他指出，如果采用“以党治国”的方式，就会破坏民主政权的性质。党政不分正是维护专制独断的工具，本身具有专制的特性。

由于党政关系实质的尖锐性和敏感性，所以在党政分开提出以来的几十年里，始终未能得到真正的进展和解决。在共产党执政史上，列宁第一个提出要实行党政分开。斯大林表示同意。但20世纪30年代后，斯大林再也不愿提起列宁关于党政分开思想，更不可能去推动这个思想的了。斯大林起劲地搞的恰恰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那一套，说明了他欣赏和坚持的是集权专制。斯大林之后的党的几任领导人虽然起而批判斯大林，但也没有一个愿意放弃专断独行的党体制。从20世纪50年代起，也根本不谈党政分开问题，相反，还恢复了战争年代搞的党的一元化领导。在极左路线的下，坚持党的领导被确认为由党直接管理和包揽一切，“党委负责”、“书记挂帅”等领导原则在全国各地普遍推行，各级党组织逐步包揽了国家立法、行政、司法事务。1958年，党中央成立了财经、政法、外事、和文教五个领导小组，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对国家机关各部门实行分口领导。在中央下发的成立这些小组的文件中曾写道：“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25]在这里，改变了过去的观点，公开提出要实行“党政不分”。自此以后，党组织对国家机关事务实行全面领导和干预。在立法工作中，党中央直接向全社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和指示；在行政工作上，党组织完全处于行政第一线，事无巨细都须经党委决定；在司法工作中，党委直接审批案件；党的组织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已经国家化、权力化、行政化，党在国家中居于支配一切的地位，各级国家政权机关实际上成为党的执行机构或附属机构。总之，一切权力高度集中于党，党的权力又高度集中于个人，权力的运作失去了起码的监督和制约，最终导致了个人专断和权力的滥用，给党和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党政分开的改革方案，但从那时到现在，虽说政治体制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依然如故，严重地影响了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党政分开为什么会如此艰难，一再出现停滞局面呢？问题的根本就在于党政关系涉及到民主还是专制的实质。党政分开的原则一旦实施，必将触及专制主义，摧毁某些人专权的权力基础。在斯大林时期是这样，在他们之后，由于要明里暗里地保存这样的基础，不敢谈党政分开也就成了一种合乎逻辑的必然了。如果我们能把党政关系的实质上升到这样的高度去认识，看到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政权是实行民主政治的政权，就必然会要求实行党政分开。这个问题是一个首要的政治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党政关系无论如何是迈不开步、解决不了的。

2，关于党政职能的性质问题

在解决了对党政关系实质的认识后，还要弄清楚党政职能不同性质的问题，才能切实转变观念，科学地对待党政分开。

列宁早就指出，党与政的职能不同，国家，“这是实行强制的领域。……采用‘行政手段’和以行政人员的身分来处理问题”，而党只对党员“开除党籍而不实行强制”[26]。为什么党政职能会有这样的不同，归根到底是党政性质不同。党不是政权组织，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它不能使用行政、司法等强制手段，它所拥有的权力是对自己的党员采取组织、宣传、的方式，对于不合格的党员可以采取处分乃至开除出党的手段，但不能进行行政处罚或直接送上法庭。党对国家的领导属于政党的政治权威，属于政治权威的领导，而不是国家权力的领导。政治权威是一种使人们自愿服从的力量，以政治号召力、说服力和政治影响力为特征，以人民的自愿服从和自觉拥戴为实现标志。只有国家才是政权，可以使用行政、司法手段实施强制。国家政权行使的国家权力是一种强制服从的力量，以对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管辖和强制服从为实现标志。党不是国家机关，不享有国家权力。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而政治权威可以影响国家政权，但不能强制支配国家政权的运行。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报告提出“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这些表述都说明了，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不是权力领导。党的领导是依靠党的政治优势和国家政权机关中党组织和党员的影响力而间接实现的。

由于党不是政权组织，所以党的地位不能高于国家，更不能取代国家。列宁明确指出苏维埃政权“高于各政党”[27]。虽然党和国家政权之间是一种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但这种领导关系不是上下级之间的隶属关系，不是命令与服从、支配与被支配的直接关系，而是通过党员介入、思想沟通、路线指导、政策说服、获得转化的间接关系。党有没有权力呢？党当然有权力，它本身存在着权力现象，不能说党没有任何一点权力。但是，这种权力不同于国家政权的权力。这是因为：

首先，两种权力的来源不一样。国家政权是由全体人民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的，国家权力源于全体人民的授予；而我们的党是由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各民族的先进分子自愿结合组成的政治组织，党的权力源于全体党员的授予。尽管党来自人民，而且拥有6694万党员，在总人口中平均每20人有一名党员，但它还是全体人民的一部分。党的地位显然不应凌驾于国家政权之上。固然，在革命斗争的历史上，是党带领人民夺取了国家政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共产党的是党还政于民，还政于社会，还政于国家。

其次，两种权力的大小不一样。国家权力的行使，体现全国人民包括党员在内的意志，党的权力的行使，体现的是全体党员的意志。当然，党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始终代表人民的利益是党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但是，党的这种代表人民利益活动，必须在国家法律的范围内进行。党对国家的领导，也要服从人民的意志，受人民意志的约束，因此首先要尊重国家权力。

最后，两种权力的目的不一样。党行使权力、发挥作用的目的，是支持和保障人民拥有当家作主的权力，除此之外，党没有自身的权力目的。而国家权力，就是要由人民来行使的，这个目的也就构成了党的目的。

审视我国的现实，我们的党现在已经成为国家政权，构成国家政权的一部分，而且是其中的核心部分。如果维持这样的现状，并从上继续认可党也是政权组织，那么，党政分开就不可能成为必要。因为确认党和国家都是政权，是同样一个东西的话，就没有理由非把它分开不可。凡是同一性质的东西，也是无法分开的。所以理论界在党政关系问题上，有一种观点主张党政分工论，在党政都是政权组织的理论基础上，只能分别划分党管范围和政管范围；另一种观点主张党政合一论，他们认为，党政无法分开，既然分不开，不如干脆合到一起。还有第三种观点认为，最高层次党政合一，以下层次党政分开。[28]这些论点，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流传，迄今为止应该说还有很大的市场，不妨略作分析。

按照党政分工论的主张，假设在权力系统的划分上，党分到了立法权、监督权，那么，人民代表大会直接成为党之属物，党就是人民代表大会，或者说人民代表大会就是党，这样的结果岂不仍旧是党政不分吗？另一方面，假设政府行政权是独立的、完全不受党的影响、控制（哪怕是实行间接的控制），岂不成了党政分开。可见，党政分工在党分到权的地方成了党政不分，而在分不到权的地方还是成为党政分开。同样的，如果是在一个系统或一个单位内部进行权力分工，假设党拥有某些职权，政拥有另外某些职权，党还是处于有权或无权的状态，还是在一些部门成了党政不分，另一些部门成为党政分开。总之，党政分工论使党陷在权力的泥坑里，进行权力的分割，但无论是进行什么样的权力分割，都是分割不清楚的，也都是不妥当的。

还有一种分工法，党只管大事，不管小事。问题是大小事的界限很难分清。有学者曾经正确地指出，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这只有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才可以衡量，难以有个事先的划分。例如，20世纪80年代波兰几次社会动荡是物价问题，导致团结工会大罢工的最初导火索是猪肉提价。猪肉提价是大事还是小事，孤立地看肯定是小事，但那时在波兰是最大的政治问题。[29]

党政合一的情况更为糟糕。党政合一，是党合到政中去，还是政合到党中来呢？如果是党合到政中去，党进入人大、政府等国家政权机关，党分成好几块，和这些国家政权机关一体化，那么独立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就没有了。如果是政合到党中来，共产党内设人大、政府，党即人大、政府，按照党的规章制度进行人大、政府的运作，这样的体制，是不可设想的。只有“”中才搞这样的体制。

至于最高层次党政合一、以下层次党政分开的观点，简直是不伦不类。其在最高层次即中央层次党政合一，无异于前面分析的党合到政中去或政合到党中来出现的结果。而在中央层次党政合一的情况下，中央以下层次的党政又如何能分的开呢？

显然，我们只有在确立了党不是政权的观念后，党政分开才有先决的条件，解决党政关系问题才能走上正确的轨道。

3，关于党政分开的关键问题

这里所说的党政分开的关键问题，是指党政分开应从哪里着手，解决哪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并且由于这个问题的解决，能够解开其他的症结。

既然我们经过理论的分析，论证了党不是国家政权，那么党政分开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党的组织应该从国家政权中剥离出来。我们在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我国并存着两套权力体系，即党的权力体系和国家权力体系，同时，党的组织进入国家权力体系。党政不分主要表现为，国家政权体系外的党组织和国家政权体系内的党组织紧密结合，政权体系内的党组织服从政权外的党组织，由此实行双重的领导，使党成为国家权力的核心，其权力运作的程序是，从党的权力体系到国家权力体系，具体地说，首先，党对国家权力作出决定；然后，由国家权力中的党组织加以传达贯彻；最后，由国家权力予以执行。由此可见，所谓党政不分，主要就是党政组织上的不分，党政组织混在一起，造成职能的交叉重叠。因此，实行党政分开最要紧的就是，实行党政组织的分开，党的组织从国家政权机关撤销。现有国家政权机关中不再存在党的组织活动。

关于党政组织分开的思路，实际上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已经有了明确的构想。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为了适应党的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的转变，必须调整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机构。……政府各部门的党组各自向批准它成立的党委负责，不利于政府工作的统一和效能，要逐步撤销。”[30]这就是说，党的第二个序列组织形式即由各级党组织成立的在国家政权机关中的党组（党委），要退出国家政权机关。

国家政权机关中还有由一定数量的党员组成的支部、总支部和党的机关工作委员会这样的党组织，它们是负责党在机关中的党务工作的机构，配备有专职的党务干部。党的这些组织机构也要撤销。党组织对党员的管理，今后不采取单位建制的方式，而采取单位所在地方的属地管理原则，正如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的，“要逐步改由所在地方党委领导。”[31]

4，关于党如何执政的方式问题

在党组织从国家政权机关退出后，党怎样执政、领导国家呢？党的领导是通过政治、思想的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坚持依法执政，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的。

首先，党的执政是提出治国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这些包含，从政治路线、方针政策上领导国家政权及其建设，指引和掌握国家政治生活的发展方向，确保全体人民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利及有效地实际参加管理，等等。党提出宏观的路线、方针、政策，以指导国家的政治生活和全社会的行动，而不是陷于具体琐细的行政事务和经济管理的事务中。

其次，党的执政是提出立法建议、并指导立法。依法领导或依法治国，即党的领导法制化，是政治领导的一种基本形式。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即通过法律和法令来实现党的领导。这意味着党把自己的领导活动纳入国家法治的轨道。

第三，党的执政是选拔和推荐重要干部到国家政权机关中任职。在国家政权机关不设党组织后，党的执政最主要的就是通过党的干部在政权中工作来实现的，要以国家政权作为执政中心。党必须把自己的领袖人物和主要干部推荐到国家权力机关中去，值得指出的是，党“推荐重要干部”，不是推荐所有的干部；是“推荐”而不是由党组织直接委任或决定，必须走法律的程序。党就是通过执政的这些党的领袖和干部来贯彻党治国的施政方针、主张。党的一大批领导者进入国家权力机关也更加符合国际上通行的政党政治原则，党领导国家不再是靠发号施令，而是通过在国家政权机关的党员所占据的优势比例和政治影响，用民主的方法，依靠集中大多数人的意志，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国家的形式传达给全社会，使整个决策过程更加民主化，更能反映民情，代表民意，集中民智，更具有法律的效力。

最后，党的执政是监督国家政权中的党的领袖、干部和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来保证党的决议得到执行。

注释：

让马克·夸克著：《合法性与》，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2，让马克·夸克著：《合法性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3，《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0页。4，[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

5，[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42页。

6，[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65页。

7，[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69页。

8，[美]罗伯特·达尔：《多元民主的困境》，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74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9页。

11，参见[苏]A·A·别祖格洛夫主编：《苏维埃建设学》第11、12、14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12，《苏联共产党章程》，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201页。

13，《苏联共产党章程》，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223224页。

14，《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载《人民日报》1999年3月17日第1版。15，《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7、61页。

16，《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页。

17，《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7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1页。

19，《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5页。

20，《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5页。

21，《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页。

22，《苏联共产党章程》，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19页。

23，《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页。

24，《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页。

25，转引自《百年潮》，中共中央党史室主办，1997年第6期。

26，《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7页。

27，《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5页。

28，参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体制改革的与实践》，春秋出版社1987年版，第295296页。

财政党政报告范文篇2

今年5月2日，英国工党领袖托尼·布莱尔接替了保守党领袖约翰·梅杰，正式出任英国首相之职。至此，英国工党结束了长达18年的在野党地位，并以在下院659个席位中获得419个席位的压倒多数上台执政。经过如此长时期的反对党地位之后，新上台的工党政府内政、外交上有何新举措，其内外政策同以往保守党政府的延续性和不同之处又是什么，成为各方关注的问题。本文拟围绕上述问题，就英国工党政府的内外政策取向作一分析。

一、国内政策

1.更多地关注社会问题。

长期以来，英国由工党和保守党两大政党轮流执政，两党间最大的差别之一，表现在工党历来突出强调社会政策，关心民众福利生活，“为多数人而非少数人”服务的政府〔1〕是其政策宣传的核心。这次大选工党之所以取胜，很大程度上源于民众对保守党长期执行的为有钱人谋利益的经济、社会政策，导致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社会保障的满足感降低等现状的不满。不仅如此，在教育、医疗卫生、犯罪和社会福利等一系列问题上，工党都提出了符合民心的许诺，同保守党政府在这些选民异常关注的问题上举措无力形成对比。

工党政府执政后，为兑现其竞选诺言，已开始着手进行“激进的”社会政策改革。5月14日英女王在上院宣布新政府法律上正式生效的盛大传统仪式中，宣读了一个内容广泛的“一揽子”立法方案，其中的“教育法案”、“犯罪和扰乱秩序法案”、“武器枪支法案”、“国家医疗卫生法案”等基本上囊括了工党竞选宣言中有关社会政策的5项主要承诺，反映了工党所称“人民政府”首要关注的问题。工党政府还计划向私有化的公用事业公司征收暴利税，用于“工作福利计划”，其中包括为25万名18—25岁的失业青年提供就业培训和创造就业机会。6月份的民意测验表明，由于工党政府“更贴近民众的果决的”改革行动，已使首相布莱尔的威信大为提高，民众信任率比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时高出40个百分点。

但是，工党政府一系列社会政策的实施仍有许多难题需要克服，主要矛盾集中在财政预算与公共开支的巨大赤字上。保守党政府实行的紧缩政策，在控制公共开支和削减预算赤字方面收到了一定的效果，然而面对庞大的财政开支需求，仍不得不频频加税，梅杰政府就先后22次加税，遭致民众反感。更糟的是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问题仍不见起色，并且留下200亿英镑的财政赤字。现在，工党已经许诺维持保守党1996／1997年度财政开支数额不变，在此范围内，如何保证足够的资金来实施其社会政策方面的改革措施，就成为新政府将要面临的巨大难题。仅以国家医疗卫生事业的财政支出为例，在维持预算开支不超额的条件下，公共开支只允许卫生部（NHS）预算在今后5年内平均每年实际递增0.6％，这个数额微不足道，因为1979年以来该部预算实际年增长率已达到3.1％。英国医药协会主席森迪·麦卡拉称，今后5年至少需要每年增加10亿英镑的开支，才能维持现有的医疗卫生服务费用。〔2〕尽管工党政府卫生大臣弗兰克·道伯森保证削减该部办事机构，将由此节约的10亿英镑用于医疗卫生事业，然而同该部每年花费420多亿英镑的巨额相比，这只是杯水车薪。归根结底，资金问题不解决，则英国民众迫切希望改善的漫长的候诊队伍、手术被长期推迟等现象将得不到彻底改善。事实上，工党政府所有社会政策改革都将遭遇类似上述财政支持不足的矛盾，如何妥善处理，既创造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府形象，又保持财政平衡，是工党政府面临的挑战之一。

2.重视市场经济规律，减少政府干预，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经济政策。

5月6日，工党政府第一个经济政策出台。财政大臣戈登·布朗宣布，将利率的日常变更决定权交给英格兰银行，政府只负责制定通货膨胀率的政策目标。英格兰银行的独立决策权意味着政府放松对货币经济杠杆的操纵，使决策更加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有利于抑制通膨，保持经济平稳发展。这一决断性行动立即引起积极反响，伦敦股市和债券市场再创新高；英国政府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与德国的差距由1.68个百分点猛降至1.3个百分点，〔3〕而今年前四个月这一差距一直在1.55至1.82左右徘徊。这种趋势表明英镑的坚挺程度正向马克靠拢，从而充分显示了人们对政府反通膨政策信心的提高。

工党政府还将尊重经济与市场规律，顺应其发展趋势，实行适度从紧的经济政策。为缓解经济增长带来的通膨压力，工党政府在给予英格兰银行独立决定利率权的同时，已将利率提高了1／4个百分点。但是，仅仅单方面依靠货币调节政策显然不够，另一方面必须以财政政策相配套，即通过削减财政开支或增加税收，来减轻利率再次提高的巨大压力。工党政府放松对英格兰银行的控制以后，英镑利率在6月份再次提高1／4个百分点，达到6.5％，致使英镑升值，对外出口受到影响，制造业界的抱怨声已清晰可闻。这种情况下仅依靠独立的英格兰银行以货币调节政策来解决问题，会造成一定的麻烦，因此政府以紧缩的财政政策与之相配套看来已很有必要。工党政府的财政预算预计7月中旬之前出台，财政大臣戈登·布朗已排除了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可能性，但并没有许诺不提高所有税收，因此工党政府提高税收已如箭在弦上。

事实证明，从保守党实施的结果来看，这种以货币政策调节经济为主的紧缩财政政策，在英国确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为经济健康发展创造了较好的环境。英国经济从1993年开始复苏以来，发展势头一直良好，1996年其增长率达到2.3％左右，高于欧洲大陆国家；此外实现了低通膨、低失业率，是目前欧盟中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国家。工党正在接过保守党的经济接力棒，汲取其经济政策中的有利因素，积极引导英国经济政策的健康发展。

工党的经济政策更注重经济和市场规律并不是偶然现象，这是其锐意改革的结果。1994年布莱尔担任工党领袖后，排除强硬左派的反对势力，走一条中左路线，树立起“新工党”的形象。1995年工党特别代表大会正式修改党章第四条款，首次对混合经济、市场竞争及私营经济给予肯定，吸收撒切尔主义改造英国经济政策中某些行之有效的方面，获得工商界的好评。改革同时弱化了工党以往对工会过分依赖的形象，获得中产阶级的好感。因此，布莱尔政府在经济政策上必定保持着与保守党政府的延续性，继续施行财政偏紧的经济政策，适当减少政府对经济和市场的干预，改善经济环境。

然而，如前所述，工党无法全然摆脱注重社会福利的传统，不能象保守党那样，过分重市场经济而轻社会福利。经济增长，扩大就业，鼓励长期投资和更好的财政平衡，是布朗的经济政策目标。〔4〕但是实现财政平衡必然通过紧缩财政手段，则经济增长，就业和长期投资便受到限制，民众难以得到好处；而以放松财政的通膨手段刺激经济增长来实现对民众许诺的社会福利诺言，民众也得不到实质性的利益。工党政府面临着如何在紧缩财政和刺激经济增长之间寻求稳妥的平衡的难题。

英国政府面临的经济社会两难境地在西欧范围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根源在于存在结构性经济问题。九十年代以来，困扰欧洲的结构性经济问题没得到扭转，与美国迅速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带动经济迅猛发展相比，西欧各国在这方面投入明显不足；而传统产业结构又没有得到很好地调整，导致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此外，各国背着沉重的社会福利包袱，造成巨大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压力。各国为实现欧洲经济货币联盟所实行的紧缩政策，又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经济发展，使本来就十分严重的失业问题更难以解决。广大民众对社会现状普遍不满，同政府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目前主要西欧国家的左翼政党抓住机会，以就业、教育等社会政策宣传争取选民，得以上台，如英国布莱尔的工党政府，法国若斯潘的左翼政府；德国社会也对基民党在明年大选构成很大威胁。但西欧右翼政党奉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有其行之有效的方面，左派政党正是接过了这些方面，修改了自己过左的政策，布莱尔的工党改革典型反映了上述现象。因而无论什么政府执政，西欧将要实行的都会是偏于中间的路线，稳中求进。

3.致力于“更开放政府”的宪法改革。中心是要下放政府权力，提高议会实效，显示其政治上更加民主开放。

工党政府计划实施的宪法改革方案十分引人注目，其中下放中央治理权是一个重要内容。政府拟议中的26项“一揽子”立法方案中，“全民公决法案”、“苏格兰法案”和“威尔士法案”宣称，政府将根据全民公决的结果决定在苏格兰设立具有征税权的议会，和在威尔士成立权力稍小的议会。“大伦敦法案”规定伦敦市民有权选举自己的市长。〔5〕

工党还准备草拟并通过一项“自由言论法案”，取消对投票时间的限制（GUILLOTINE），使法案在议会辩论时得到最充分的讨论。所谓“投票时间限制”始于1887年的“犯罪法修正案（爱尔兰）”，其目的是通过限时表决的方式来防止反对党拖延辩论时间阻止议案通过。这种议案方式施行以来，一直受到反对党的批评，但由于它对执政党有利而被延用至今。取消投票时间限制，无疑将是一大胆举动，工党“更开放政府”的声誉会因此而大振。

由于工党在下院占有很大优势，实现上述宪法改革方案的阻力相对较小。

二、对外政策

英国新一届工党政府对外政策将本着立足欧洲的原则，维持与美国的跨大西洋联系，以外交促外贸，从而提高英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进而谋求在多极化世界新格局中占据有利位置。

1.欧洲政策。

立足欧洲，力争“在欧盟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6〕是英工党政府对欧政策的核心。布莱尔领导的工党新政府摈弃了上届政府的完全孤立于欧洲的“捣蛋鬼”角色，强调英国应同欧盟进行“建设性”的接触，改善冷淡僵化的关系，更加积极地参与欧洲事务。但在有关灵活条款，扩大有效多数表决权，欧洲经货联盟等关系到英国切身利益与重大问题上，仍然持反对或观望态度，与保守党无本质区别。

英国大选期间，同保守党在欧洲问题上的严重内部分歧，和在欧洲一体化方面的裹足不前形成鲜明对比，工党表现出空前的团结，一致主张以积极的建设性态度对待欧盟建设。布莱尔在1996年底工党年会上说，工党“将领导英国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意味着英国对欧洲的领导，……为了商业和为了英国我们将同欧洲建立起崭新的关系”〔7〕。5月初大选工党获胜，新政府上台组阁伊始，立即为摆脱孤立状态作出努力。新任外交大臣罗宾·库克，欧洲事务大臣道格·亨德森相继在欧盟政策上表态，希望有一个“新的开端”；“对新政府来说，欧洲是机会而非威胁”〔8〕。并且保证签署《社会宪章》。首相布莱尔5月23日参加了诺德韦克特别首脑会议，为6月中旬正式修改马约的阿姆斯特丹首脑会议作准备。会间，布莱尔反复强调，他是来“寻求对话，而非战斗，……解决办法，而非对抗，……进步，而非停滞不前”〔9〕。可见，工党政府同欧盟关系将会有所改善，避免完全孤立于欧洲之外，以增加在欧洲问题上的发言权。正如德国总理科尔所说“很清楚，英国希望合作，以及发挥影响和主导作用”〔10〕。由于今年以来欧洲，尤其是法国政局的变动，法国对欧盟提出关注失业，重新审查欧元稳定公约等要求，为欧盟“德法发动机”启动了警报噪音，因此在欧洲问题上英法有更加接近的机会，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英国在德，法，英三角关系中地位攀升的可能性。这对于英国置身于欧盟一体化进程领导者的行列，从而更好地按自己的意愿决定欧洲未来发展方向，有一定推动作用。

英国已不可避免地卷入欧洲，保持在欧洲建设中的发言权，才能影响欧盟朝于已有利的方向发展已成为英国朝野的共识。尽管如此，英国同时十分注重自身的历史传统、民族特性和国家主权，一旦欧洲一体化建设与这些利益相抵触，就会立即生出根深蒂固的疑欧情绪。因此，英工党政府对欧洲政策不可能摆脱维护国家主权，强调政府间合作性质这一根本原则。布莱尔的竞选纲领明确宣称，“欧洲不应成为一个超级联邦，而是一个独立国家的联盟”〔11〕。从工党政府上台执政后的一系列对欧洲一体化有关政策问题的表态，以及6月中旬修改马约的阿姆斯特丹首脑会议的结果看来，其对欧政策强调欧盟的政府间合作的本质已然明确。

有关建设多速欧洲的灵活性条款，是修改马约的政府间会议的敏感议题，英国一直担心因灵活性条款的执行，使一部分国家在一体化进程中先行一步，使自己被排除在欧盟“核心国”之外，故在欧盟政府间会议诺德韦克特别首脑会议上，坚决阻挠将其列入新条约。在6月中旬的阿姆斯特丹首脑会议上，布莱尔则坚持此项条款写入《阿姆斯特丹条约》时适用全体一致表决通过的原则；只是到最后，才以灵活性条款适用多数表决制的同时，加入一种“紧急刹车机制”相妥协，亦即成员国可以“重大国家利益”为由，启动“紧急刹车机制”阻止有效多数表决结果的通过。〔12〕显然这种机制同欧盟成员国行使否决权没有太大区别，所以用于“灵活性条款”的多数表决制受到了很大的削弱。

有关扩大有效多数表决制的使用范围问题，也是英国与欧盟争论最多的问题。梅杰当政期间极力反对扩大使用多数表决，以保持英国在欧盟决策中的否决权。英国因疯牛病问题与欧盟对立时，曾利用一致通过原则，否决了欧盟的绝大多数提案，弄得关系极僵。布莱尔上台后态度明显缓和，但也只是表示同意在社会保障、工业及环境政策等非关键性问题上引入特定多数表决制，坚决反对放弃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否决权。〔13〕正是因为英国等国的坚持，欧盟第二根支柱的共同防务和外交构想的实施“仍然有一段漫漫长路”。〔14〕

英镑是否加入欧洲统一货币，是目前英国内关于欧洲问题辩论的核心，国内舆论普遍对欧元持怀疑态度。同保守党一样，工党也只是强调保持加入选择的开放态度，认为英国不会登上第一趟列车，并承诺作出决策时将举行公民投票表决。

英国虽然答应签署《社会宪章》，但坚决反对欧盟通过它来加入新的劳动市场法规，因为英国担心这会妨碍本国解决失业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国内灵活的劳动市场。布莱尔警告欧盟委员会主席桑特说，“如果签署《社会宪章》导致更多的社会限制，英国就会有严重的政治麻烦。”〔15〕

工党政府在欧洲建设问题上较前政府积极，但英国传统上主张的政府间合作模式，和工党国内政策与保守党的延续性，决定了其欧洲政策与前政府没有本质的区别，英国一直并将会是欧盟的一个难以合作的伙伴。

2.英美关系。

英美在冷战时期的特殊关系已渐告淡化。今后，英国在与美国加强合作，强调其“跨大西洋”关系的同时，将更多地立足于欧洲，在欧洲发挥其大国作用，以此提高自身在英美关系中的分量。

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和发展，使英国越来越多地意识到立足于欧洲，倚重集团力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的重要。另一方面，美国在欧洲“寻求一种针对整个大陆，而不是只注重个别一些国家的对外政策”〔16〕，它在国际交往中对英国的考虑有所削弱。因而库克阐述新政府对外政策的声明中明确说道：“我坚决认为，如果英国真正成为欧洲的一个重要伙伴国，那么它将成为美国的一个更有价值和更加受到重视的盟国”〔17〕。显然工党政府在其对外政策“三脚架”中更多地借重和依赖欧洲这条腿，以引起美国更多的重视。6月底克林顿访英时，布莱尔选择的词汇只局限于两国间“强大的历史和渊源的纽带”〔18〕。

英国仍将同美国保持良好的军事上“跨大西洋合作”关系，坚决支持北约作为欧洲主要军事安全机构，反对德、法等国提出的分阶段将西欧联盟并入欧盟，使其成为独立的欧洲军事安全机构和防务支柱的主张。

在有关国内政治的问题上，尤其在社会经济政策问题上，布莱尔的工党政府和克林顿政府存在共同语言，如坚持以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放宽对国家银行的控制以实现货币稳定等。另外，布莱尔和克林顿同属于冷战后新一代年轻领导人，两人都强调“世界新一代领导人的新政治”，即更加务实和“讲求实效”，因而英美两国有着相互接近的广泛基础。

但是在涉及两国经济利益的竞争问题上，英国将同欧盟国家站在一起，反对美国单方面损人利己的行为，维护欧盟和自身的切身经济利益；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依托集团经济优势，站稳脚跟，谋求于己有利的经济环境。库克已经明确表示英国将继续反对“达马托法”和“赫—伯法”，反对美国一厢情愿的制裁行为。

总之，在多极化世界格局形成过程当中，国家之间相互制约的因素加强，各国在国际交往中都把本国利益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上来考虑，英国也不例外。因而它在处理同美国关系时，一方面强调两国间广泛的合作基础，另一方面立足于欧洲，以欧洲大国的身份提高在英美关系中的地位。

3.对华政策。

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和投资场所，对英国具有极大吸引力，并为发展两国的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联系提供了广阔的前景和机会。中英之间有良好的经贸往来传统，英国历来为欧盟国家中最大的对华投资国；两国贸易额1996年达到50.84亿美元，在我国对欧盟国家贸易中仅次于德国（131.69亿美元），大体与意大利并列第二。〔19〕工党政府本着以外交促外贸，进而扩大其全球性政治经济影响的原则，将会继续加强同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发展相互间的经贸往来。布莱尔1996年以工党领袖身份访华时也表达了这一愿望。

中英关系当中最重大的问题就是香港问题，随着7月1日香港回归日期的日益临近，香港主权的顺利过渡已成定局。工党政府过去与中国在香港问题上无正面冲突，对华关系上包袱少，更重要的是它看到中英关系顺利发展对英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所以重视改善中英关系，英国首相布莱尔和外交大臣库克都多次强调香港是中英关系的“一座桥梁，而不是障碍”。英国在香港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英国在香港有1000多家公司，投资总额达1110亿美元，占英国海外总投资的28％。香港还是英国在亚洲的第二大出口市场，1996年英港双边贸易额为100亿美元。香港又有助于英国通过它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因此在香港问题上持与中国合作的态度，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是工党政府的利益之所在。工党政府还敦促美国延长对中国最惠国待遇，声称“取消它将是对6百万香港人的巨大打击”〔20〕。“如果美国采取任何措施破坏香港经济，那将无助于保护香港”〔21〕。

但工党历来强调所谓人权外交，库克曾在议会上公开声称要“捍卫香港人权”。英国同时加强同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联系，旨在联手在香港人权问题上对华施压，并促我每4年向联合国提交“关于香港人权状况”报告书。5月底，布莱尔利用克林顿访英，直接与其讨论英美协调对华人权政策问题。英工党政府今后如继续寻机插手香港事务强调其“道义责任”，充当未来香港事务的“监督人”，就有可能阻碍未来中英关系的顺利发展。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都应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之上，中英两国关系在遵循这一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会得到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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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工党政府的内外政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一系列新的问题，趋于更加务实，以适应正经历着深刻变化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需要。不难看出，工党政府正致力于国内经济的更健康平稳发展，实现社会政治的稳定安宁；争取在国力增强的基础上，发挥本国在国际事务中应有的作用，在国际关系新格局中占有相应的一席之地。当然，正如本文中已经指出的，工党政府在具体实施其一系列内外政策构想时，必将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和矛盾，这当中有的是已经客观存在的，有的来自其政策本身固有的矛盾因素，有的则源于执政者的主观方面和各方面力量的相互牵制作用，怎样充分协调方方面面的因素达到最佳效果，关键就看工党政府如何把握大的政策方向，一步步地谨慎运作。

注释

〔1〕TheIndependent,30May,1997

〔2〕TheEconomist,May17th—23rd,1997,P69

〔3〕TheEconomist,May10th—16th,1997,P55

〔4〕TheIndependent,12May,1997

〔5〕参见TheIndependent,15May,1997

〔6〕《人民日报》，1997年5月4日，新华社伦敦5月2日电

〔7〕ForeignAffairs,Vol.76,No.2,1996,P57,AnneApplebaum,"TonyBlairandtheNewLeft"

〔8〕TheIndependent,5May,1997

〔9〕TheIndependent,24May,1997

〔10〕FinancialTimes,May24—25,1997

〔11〕布莱尔1996年7月4日发表的“通往成功之路的宣言”竞选纲领

〔12〕TheEconomist,June21st—27th,1997,P54

〔13〕参见TheSundayTimes,25May,1997

〔14〕TheEconomist,June21st—27th,1997,P15

〔15〕TheIndependent,24May,1997

〔16〕路透社伦敦5月30日英文电

〔17〕美联社5月12日英文电

〔18〕TheIndependent,30May,1997

〔19〕《国际贸易》，1997年第4期，第32页，宋坚：“步入正轨的中英经贸”

财政党政报告范文篇3

一、中国法治建设的道路需要执政党的政治权威

当达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起步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并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实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由社会生活领域推动的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的开始阶段，政府扮演的仅是一种消极的“守夜人”角色。而当代中国的法治变革发生于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这时的中国社会缺乏商品经济对民主法治意识的启蒙，更面对着政治、经济和法制飞速发展的世界。发达国家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压力，国内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决定了我国的法治建设同时担负着民主化以及发展、稳定等多重任务。其任务的艰巨性和操作上的精巧，客观上需要有一个充分行使公共职能的强大政府来推动法制的转型，需要政府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法治发展的时代责任。因此，中国被迫同时也是必然地走上了一条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的法治道路。本来，限制政府权力是法治的出发点和基本内涵，但我国的法治建设则要将限制政府权力与维护政府权威统一起来，从而增加了制度设计的难度。但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执政党在这种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中所扮演的角色。

众所周知，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党在整个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居于最高的领导地位，它应该而且必须领导国家政权。因此，如果说中国走的是政府推进型的法治道路，那么实际上这个政府就是党抑或说是党领导下的政府。在法治建设中维护政府的权威本质上是维护执政党的政治权威。

政治权威是一种使人们信从的政治力量，它集中体现在个人或某些集团身上。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政治权威的出现标志着人类从蒙昧到文明，从自在到自为的发展过程。近代以来，政党取代其他传统政治力量领导政治生活，成为政治文明发展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据统计，在当今世界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中，除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是严格的君主制或政教合一体制而无政党外，绝大多数国家都存在着政党，实行政党政治。①对于努力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特别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因为，一个国家实现法治的过程，一般来说是与这个国家整个现代化过程分不开的。现代化过程本身就是利益机制的调整过程，而法制的现代化从理念来说是强调一套民主、公正、自由和法的至上性的观念体系，在制度上则是要建构一套对权力进行限制和约束的制度体系。其与中国传统的观念体系和权力格局的矛盾与冲突，要比经济领域的改革来得更加激烈。而且，随着这一进程的推进，原有的社会政治机制逐步丧失了维护政治稳定的功能，而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政治机制来维护新的政治秩序。强有力的政党与有效的政党制度，无疑是这种新的社会政治机制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维持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中坚力量。程燎原、江山二位学者在研究了法治与政治权威的关系后，指出了政治权威在推进法治进程中的作用，即阐述或传输法治理念；制定法律和调适法度；循章守法和监督法律的施行。①看来中国法治建设不能没有执政党的政治权威。而实际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正是凭借自己的执政地位和政治权威，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她领导全国人民在法治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确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现代法治观念；提出了加强民主法制，实现依法治国的法治现代化任务；面对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领导制定了法制现代化纲领和宏大的立法规划，并在短短二十年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走过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领导了大规模的普法教育，有规划有组织地传播法律知识，肃清封建法制观念，培育现代法治意识。总之，在当代国内外背景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威和政治领导，希望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市民社会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实现现代法治，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二、执政党的政治权威必须建立在合法性的基础之上

我国法治建设的政府主导性，客观上要求维护执政党的政治权威。但是一个执政党能不能彻底完成推进法治，并最终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任务，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人们的认同，在多大程度上获得真正的尊严和威信，以维持并加强自己“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治权威地位和力量，即解决法治化进程中执政党政治权威的合法性问题。

合法性是政治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不是简单地指合乎法律，而是指公民对政治权威的自愿接受性。合法性是政治统治的基本要素，它是政治权威“合法”行使权力或施行统治的重要前提，也是法治得以维系的重要条件。一些现代西方政治学家认为：：“如果大多数公民都确信权威的合法性，法律就能比较容易地和有效地实施，而且为实施法律所需的人力和物力耗费也将减少。……一般说来，如果合法性下降，即使可以用强制手段来迫使许多人服从，政府的作为也会受到妨碍。如果人们就哪一个政权具有合法性的问题发生争论，其结果常常是导致内战或革命。”②从根本上说，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提供了政治权力“正当”、“合法”运转所必需的资源和支持。它一方面表明政治权威具有使被治者认为其统治是“正当”“合法”的特性；另一方面表明被治者在没有强制力迫使其服从的情况下对政治权威的自愿服从、支持乃至忠诚。一旦政治权威具有这样的合法性，政治权威所制定、倡导和实施的法律，就能获得被治者的普遍信仰和尊崇。所以，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不仅使政治统治成为了“正当”、“合法”的统治，而且能使政治统治成为成本较低且相对持久稳定的统治，法治的实现也因此而具备了较好的条件。

政治权威如何获得合法性呢？德国的政治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和论述了政治权威合法统治的三种类型，即传统型、魅力型和法理型。认为不同类型的政治权威获得合法性的途径不同。传统型统治以政治权威自称的、官员和公民相信的历代相传的神圣传统为基础；魅力型统治则以被统治者相信政治权威具有超凡的魅力、品质、才能，从而愿意服从其统治为基础；法理型统治则以政治权威、官员和公民都只对理性的法律负责为基础。③从历史角度看，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威模式一般要依次经历以上三种类型。近代以来的政治权威合法性，则主要以政治权威出自于民主程序、服从法律和公众对法律的至高无上的普遍信仰为基础。

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执政党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建立在中国人理解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领袖个人的超凡魅力的基础之上。随着的结束，中国执政党原有的合法性基础逐渐丧失：十年动乱带来的灾难，驱散了领袖身上的光环，领袖“走下神坛”标志着个人魅力型政治权威时代的结束；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初步尝试，就否定了传统的“阶级斗争”理论，以及“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大生产”等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由此，中国执政党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基础发生了重大转变：一是选择了亨廷顿所谓的“政绩合法性”①，用邓小平的表述就是“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②二是通过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民主合法性基础。虽然党的领导人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协调的必然性，但为建立民主合法性为目的几次政治体制改革均因危及稳定的较大风险而停滞。在整个80年代甚至90年代，执政党致力于经济发展，通过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换取人民对自己的支持。政绩的合法性使其成功地经受住了“八九风波”的严峻考验和国际敌对势力的挑战。

但是，执政党的政绩合法性基础在90年代未又遇到了严峻的挑战。首先，20年的改革，效率是有目共睹的，但公平问题却突显出来，基尼系数从80年代初期的0.288扩大到90年代中期的0.388，15年间增加了10个百分点③。弱势群体不满情绪在增加，报复社会的案件和有组织犯罪的逐年增长就是对社会公平状况的一种反映；其次，社会分层复杂化，作为执政党传统的阶级基础的工人和农民阶层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其社会地位在下降。而新的社会阶层由于按照执政党的传统理论，很难进入利益表达的官方渠道。第三，就是以权钱交易为主要特征的政治腐败问题愈演愈烈。严重损害了执政党的形象，人们甚至怀疑执政党治理腐败的决心和能力。上述三种社会现象对执政党政治权威合法性的损害并未因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改善。看来政治权威的政绩合法性是有条件的。尤其是当这种“政绩”导致了社会关系的重大变革时，政治权威体制如果不与时俱进地进行改革与调整，这种“政绩”给现有政治权威带来的合法性将走向反面。

为解决新形势下的合法性问题，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提出了“三个代表”的理论，适时地将执政党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从单纯的政绩转移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先进上。同时通过对“三个代表”的阐释，扩大了执政党的社会基础，以期使执政党的政治权威获得更广泛的支持。另一方面，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明确依法治国是党在新形势下的执政方式，以期将党的领导同法律权威统一起来，使执政党的政治权威发展为法理性权威，增强执政党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从逻辑上讲，三个代表最根本的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在一个追求法治的国家，广大人民的利益是通过宪法和法律来体现的。因此，要实现三个代表的要求，巩固执政党的政治权威，克服政治腐败，增强合法性基础，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尊重宪法和法律，并按照法治原则对执政党的政治权威体制进行设计和创新。

三、执政党政治权威体系的法治建构

可以肯定地说，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执政党一直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探索如何改善党的领导，企图建立一种法理型的权威结构。如在党与人大的关系上改变了过去那种以党的名义制定和法律文件（取代人大行使立法权）的作法；在党与政府的关系上，改变了过去党委对政府进行对口管理的党政高度一体的模式；在党与司法机关的关系上，取消了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但总的说来，执政党的法理型权威模式的建构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讲了多年的“党政分开”，“党要管党”并未取得多少预期的效果。因为，党政分开是西方多党制下的政治运行模式，由于不同的政党轮流执政，而不是一个政党永久执政，政党与政府①之间形成了明确的界限，再加之有比较完善的文官制度为基础，所以执政党执政主要表现为执政党领袖组织内阁（政府）并通过内阁来主持政务，贯彻执政党的方针政策。而在我国，由于共产党是唯一执政的党，执政党与政府之间容易建立某些固定联系，从而使执政党和政府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及至出现党政合一的现象。虽然中共十三大开始了党政分开的大胆尝试，但1989年政治风波后，这一尝试基本停止了。在1989年8月28日党中央向党内《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中，又部分恢复了党政不分的领导体制。②有学者将目前党政合一现象概括为党的权力的“全面性和总体性”，具体表现为全面掌握政治录用（通过党管干部原则）、利益表达（通过控制舆论工具和对各种代表的遴选）、利益综合（通过“将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和资源配置（主要通过控制政治资源而支配其他资源）的权力。③这种现实表明，在我国的政治格局中，企图通过“党政分开”，然后再建立党政之间良性互动的法治框架的制度设计几近空想。既然党政没有分开，也不可能分开，而法治又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法治架构的设计就不能抛开执政党的制度建设而空谈国家权力结构的法治化。当然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课题，笔者在这里也只是提出一些初步的设想。

1．非政党式竞争选举制。公共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予，这条法治社会的公理成了政治权威进行合法统治的根据。当然这是指国家权力，而对于实际掌握公共权力的执政党其权力来源于何处？这个问题对于西方的政党来说是明确的，因为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政党是在议会民主中发展起来的，议会政治需要通过政党的竞争产生议会、总统或内阁，以帮助政府获得合法地位。在竞选中获胜的政党组织政府，执掌政权并贯彻执政党的政策。因此，西方政党执政的合法性来源于它们对国家现政权的贡献与支持，来源于公民根据宪法所进行的选择。而中国的执政党是在战争中产生的，人民在中国近代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中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又通过领导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而缔造了国家，建立了政府。因此，这个政府只有体现党的意志才具有合法性，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政党。至于宪法，只是把这种革命成果“肯定下来”的一种政治记录而已，其必然的逻辑就是成为执政党“办事的参考”。对于执政党的权力，虽然党的章程和领导人的讲话、报告都说是“人民给的”，但“是我们打出来的”的潜意识却无处不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打出来的”合法性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说服力。如前所述，执政党也通过提出建设法治国家重设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而法治国家最起码的标志就是对国家领导人的定期选举，以获得选民“同意的统治”，通过定期选举赋予政治权威以合法的地位和权力，同时通过选举对政治权威予以约束。人民的授权以及对权力的约束正是法治精髓之所在。我国也进行着定期的选举，但迄今为止，选举一直是间接的，既使在县乡两级也只能是直接选举代表。况且，在党政不分的前提下，执政党控制着几乎所有重要领导职务的提名权（有的要与派协商），加之大部分领导人产生于等额选举之中，于是选举流于形式。当人们觉得自己的选举行为不是一种权利，而仅仅是证明什么的工具时，他们对选举的参与热情与对选举结果的认可度必然下降。根据北京大学“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近两年来在全国近20个点的调查，在各种选举中，选民不经动员主动参加选举的不到被调查者的50％。调查还显示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如果认为选举的对象是重要、有作用的，选举程序公正民主，会比一般人更积极参与选举；相反，他们会更为消极，甚至抵制选举。④这样的选举会使政府的民意基础下降，同时由于选举程序（包括候选人提名程序）的透明度低，也削弱了执政党的政治权威。笔者认为，为了提高政府的民意基础和执政党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必须增强选举的竞争性，既然在一个政党执政的前提下，政府的选举难以形成竞争局面，那么首先就将增强竞争性的重点提前到执政党内的提名程序中，科学设计“非政党式竞争选举”的程序，①同时在政府选举中，不再实行等额选举制度，大大提高差额选举的比例，以增加选民选择的机会。这样经过党内“非政党式竞争选举”的候选人，再一次经过大差额比例的竞争性政府选举，当选者既有执政党的支持，又具备较雄厚的民意基础。执政党的政治权威地位也会由于本党当选者（一般为执政党某一层次的领袖）的民意基础而得到巩固。

2．执政党官员的任期制。任期制是法治社会对公权力的一种限制，“所谓绝对的权力，不仅是指在空间范围上不受法律限制的权力，也是指在时间长度上不受法律限定的权力。因此，从保障自由、防止专权和厉行法治的目的出发，给那些行使政治权力的政治权威确定一个法定的任期，而且不得终身任职，就成为限制和约束政治权威的一个重要方法”。②在美国大革命时期，政治权威的任期制就为政治家、制宪者所重视，形成了“终身任职不符合人民主权和民主选举的理念与逻辑要求”的共识。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就指出：“理性和经验向我们证明：一个国家元首那样连选连任，就是一个终身官职。当一代或两代证明这是一个终身的官职的时候，每逢继任势必招致阴谋、贿赂、暴力，甚至外国干涉。”③到1951年，美国22条宪法修正案将华盛顿开创的总统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惯例上升为宪法规范。

从我国宪法的有关规定来看，我国绝大部分部级领导职务有“不得超过两届”的任职限制（中央军委主席的任职未作规定），而地方领导职务却没有连续任职限制。问题在于党政不能分开，而党又居于领导地位的体制下，撇开党内领导职务的任期而考察国家领导职务的任期是没有意义的。而作为党内根本法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党内领导职务的连续任职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只是邓小平在80年代初对“领导职务的终身制”曾提出过严厉的批评。执政党也为取消“领导职务终身制”制定了相应的内部规范，如司局级60岁退休，省部级65岁退休等。但是取消终身制与设置任期制毕竟是两个问题。前者的重点在于防止领导层的年龄老化；而后者的重点在于对权力的限制，以及公民平等，轮番为政的民主意图。这是人治与法治的两种不同的思路。问题在于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党内职务无连续任职限制，国家职务的连续任职限制也只是针对某一特定的职务，那么执政党就可通过掌握的政治录用权在某人的某一职务任职届满时，“安排”到其他国家职务上去。一个人可以在各种国家职务间流转，逃避了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延续了领导职务实际上的终身制，使宪法规定的连续任职限制形同虚设。这样一种实际违反宪法和法治原则的作法，极易形成政党的官僚化和既得利益集团，堵塞广大公民和普通党员进入管理层的道路，削弱执政党的群众基础，减损政治权威的合法性。

既然党政未能分开，又选择了法治道路，党的章程和规定在形式上和实际运作中不得违反宪法，这是“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基本要求。其可行的办法是按照宪法规定的任期制，设计党内领导职务的任期制，取消党内领导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推荐到国家机关任职的领导人的任期，按照宪法规定任期届满不得轮换它职。这不仅是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要求，也是防止“每逢继任势必招致阴谋、贿赂、暴力”等政治不稳定因素的治本之策。

3．执政党内的权力约束制度。法治理论对公共权力予以约束的观点来自于以下两种基本共识：一是政府权力的扩张性是民主与法治秩序的最大威胁，如果不对其严加约束，那么，它必将形成专制的力量。二是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存在着矛盾的，要保护公民权利就必须对政府行使权力的范围与行使权力的方式进行限制，否则公民的权利必将受到破坏。这里的权力是人民“让渡”的公共权力，同时又是由公务人员行使的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权力。在我国党政不分的政治格局中，执政党政治权力具有了公共权力的性质。因此，要实行法治，对公共权力的约束和控制就必然延伸到党内来。对这一问题执政党已经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如在建党八十周年讲话中指出：“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关键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保证他们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从思想上筑牢拒腐防变的堤防，同时通过体制创新努力铲除腐败现象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的力度。”可见，体制创新成为约束权力的主要方法。笔者认为，在党政不能分开的情况下，约束权力的体制创新也应先从党内的体制做起。

目前执政党内的权力约束制度主要有横向的集体讨论和纪委监督，以及自下而上的批评建议和党内选举。但是这些监督制度都缺乏透明的、可操作性的程序性规定。比如党章第4条规定：党员“对党的决议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声明保留，并且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党员还可以“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请求、申诉和控告，并要求有关组织给以负责的答复。”这即是对党员权利的保障，也是对党内决策的监督。但是，关于党员批评、建议、申诉、控告的时间、效力、方式，以及有关组织不予答复的后果及纪律责任，则没有具体规定。缺乏程序支持的规定只具有宣告的意义，不具有实质的和制度层面上的效果。笔者认为，所谓体制创新在党内约束权力方面则必须加强党章、党规、党纪的程序制度建设，使党章所规定的原则和制度成为刚性的、可操作的具体规则。

这里需要讨论的是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党内的地位。纪律检查委员会建立20多年来，的确发挥了维护党章党纪，纯洁党的作风和组织的重要作用，是党内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的主要力量。但是，制度设计上的缺憾使之不能充分发挥监督和制约功能。首先，制度设计上存在矛盾之处。党章规定，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向同级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工作，但是却要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据说这样规定是由于党章第十条规定：“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这样就有了两个最高领导机关：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党的中央委员会。但这样是不符合逻辑的。况且，党章还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产生，前者对后者负责并报告工作。可见，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才是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由它产生的党的中央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应该对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负责、报告工作，并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分别行使领导决策、党纪监督的职权。其次，党纪监督体制上存在盲区。根据党章的规定，纪律检查委员会监督、检查党员和党的组织执行党的纪律、履行党员义务的情况。但是，“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发现同级党的委员会委员有违犯党的纪律的行为，可以先进行初步核实，如果需要立案检查的，应当报同级党的委员会批准，涉及常务委员的，经报告同级党的委员会后报上一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准。”（中国共产党章程第44条）也就是说，纪委无权单独对同级党委常委立案调查。由此，纪委对同级党委的监督制约功能大大减弱。更令人不安的逻辑结论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由于已无上一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则对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也无立案检查权。对党的中央一级的纪律检查和权力监督就成了空白。这样一种制度设计必须要有两个前提：一是党的最高决策层永远不会滥用权力；二是即使有滥用权力、决策失误的情况，自己也会迅速纠正。但历史和逻辑都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明智的制度设计则是：明确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党内的最高权威地位，明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同级党的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的制度，加强纪委对同级党委常委的监督和制约。

4．执政党活动的法制化和政治责任制度。

在我国政治生活中，执政党处于领导地位，但是领导地位并不等于就是绝对权力。因为绝对权力本身就是反法治的。执政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宪法第5条）执政党服从宪法和法律，是他们政治权威地位被尊重和服从的基本前提。正如罗伯斯庇尔所说：“公职人员所受到的尊重，与其说由于他所掌握的权力，远不如说是由于他自己对于法律的尊重。”①如果政治权威自己背弃法律，他就无法去号召被治者自愿服从法律和他自己。因此，执政党要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威地位，必须同时建构使自己服从宪法和法律的体制。笔者认为，这样的体制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一是依据宪法、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将执政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以体现执政党的领导。二是完善宪法监督制度，以落实执政党的政治责任。

对于第一个方面，必须在宪法和法律中对党的活动方式加以规定。目前各国宪法和法律对政党加以规定的不多。但是，鉴于政党制度在我国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有必要将政党立法放在重要地位。目前。我国宪法虽然规定了党对国家事务实行领导的基本原则，但是对党的性质、职能和活动方式没有任何规定。至于执政党如何将自己的意志经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党组织如何向人大推荐重要干部、党组织与人大产生分歧时的协调和处理程序、执政党在人大开展活动的范围和方式、各级人大中执政党党员的比例等都无法可依。实践中各级党组织只好各行其是。在这种情况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往往不能落实，一些人甚至利用立法空白大搞政治腐败。②为此，有必要修改宪法和制定政党法，形成执政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制度体系。

对于第二个方面，要通过完善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来实现。我国目前的违宪审查制是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为主体，以地方权力机关为补充的体制。审查范围主要是以一府两院的行为尤其是抽象行为为对象。至于政党的行为并不在审查范围之内。对于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的国家，由于存在政党式竞争选举，执政党的决策失误或政治腐败往往成为败选的原因。因此，对执政党行为的违宪审查并不显得那样重要。即使这样，不少实行宪法法院违宪审查制的国家也将政党行为纳入违宪审查范围，以规范政党行为，明确政党的政治责任，体现宪法和法律的至上性。而我国，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没有形成政党竞争选举的局面；另一方面，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并不审查政党行为。从而使具有“全面性和总体性”权力的执政党实际上处于无监督的政治格局中。这不仅与法治的客观要求相去甚远，而且由于“绝对的权力”造成的腐败，严重地削弱了执政党的政治权威。在目前政党体制下，可行的办法是完善我国违宪审查制，将政党行为纳入到违宪审查范围，使执政党承担与其权力相应的政治责任。这里的问题是人大能不能通过违宪审查监督执政党。从理论上说，这是不成问题的。因为按照我国宪法，“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而执政党违宪必在受追究之列，人大和人大常委会又负有监督宪法实施的法定职责，因此，执政党接受人大监督和违宪审查，并承担违宪责任是符合法理的。执政党对人大工作实施领导，并不排除人大对执政党的监督和违宪审查。一个循法而治，依律而为并具有明确政治责任的执政党才具有充分的合法性，才能有效地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威地位。

作者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政法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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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淑真著，《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第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①程燎原、江山著，《法治与政治权威》，第196－212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②[美]加布里埃·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第36－37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③[德]马克斯·韦伯著,约翰内斯·温克尔曼整理，《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第23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①[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译本第58、59页，上海三联书店，1998。

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③世界银行：《共享增长的收入——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研究》，中译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

①在本文中指广义的政府。

②参见：郭定平著，《政党与政府》，第273页，杭州，淅江人民出版社，1998。

③沈远新，《政党政治与发展进程中的政治腐败》，《中国研究》，1998年9月号。

④《中国能不能提高选举的民主化程度？》，《南风窗》，2002年3月19日。

①有人将参选各方非以政党名义参加的选举称为“非政党式竞争选举”。笔者认为，在一党之内为争取候选人提名而进行的竞争性选举也可称之为“非政党式竞争选举”，参见：崔之元，《中国政治改革的新思路：非政党式竞争选举》，《今朝风流》网站，。

②程燎原、江山，《法治与政治权威》，第185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③《杰斐逊选集》下，刘祚昌、邓红风译，1023－1028页，北京，三联书店，1993。

①[法]罗伯斯庇尔，《革命法制和审判》，赵涵舆译，第15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财政党政报告范文篇4

●一个执政党的能力强不强，水平高不高，有没有活力，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体现在其执政效率是否高、耗费的执政成本是否低

●派干部出任正职，对领导班子结构将带来深刻的变化，影响是深远的

话题背景：精简领导班子职数，减少副书记职数，适当扩大党政班子成员交叉任职，加大干部交流力度，派干部任正职……当前，各地积极推进领导班子配备改革，并逐步付诸实施，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这一系列改革举措意味着什么呢？记者日前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领导学研究所进行了一次访谈。

主持人：

本报记者谢卫群

参与者：

于洪生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领导学研究所教授

曹仁和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领导学研究所副教授

高鸿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领导学研究所博士

高度重视执政方式、领导方式和管理方式的改革

主持人：今年，是全国市县乡换届选举比较集中的年份，推进领导班子配备改革无疑是这个年份值得关注的大事。

于洪生：从我了解的情况看，各地在推进这项改革时，不断有所创新，表现为能够根据中央精神，积极探索解决当地领导班子配备中存在的问题，以优化领导班子结构和增强班子整体功能，尤其在精简领导班子职数、减少副书记职数、扩大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交叉任职、规范任职年龄、派干部参政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进展。比如，上海市规定对党外干部规定符合条件的，可以在市、区、县的政府部门任正职，这是具有开拓性的。

主持人：怎样看待这次改革呢？

于洪生：各级领导班子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组织保证。如果领导班子有问题，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就会出现问题。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领导班子的状况决定领导工作的好坏。随着改革的深化，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建设什么样的政府，以及如何发挥政府作用等，已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正如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所说的那样，“政府正成为人们注目的中心。全球经济具有深远意义的发展使我们再次思考关于政府的一些基本问题：它的作用应该是什么，它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以及如何做好这些事情”。

主持人：说起机构改革，我们经历了几次，这次有什么不同？

**：我国已经经历过几次重大的机构改革，特别是1998年那次。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需要，就要探讨与机构改革、政府职能相联系的问题，比如政府职能和领导管理方式之间的关系问题等。应该说，这两者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没有政府职能，政府管理方式或者说政府治理工具便没有意义；没有政府治理工具，政府职能就只能是一个理想状态。因此，必须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哪一种领导管理方式更适合哪一种政府职能，怎样的领导班子结构才更适应政府职能的发挥等。

今年，党和政府特别重视这方面的改革探索，比如，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等文件，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诸如同一职位不可超过两个任期；党政领导干部在一个任期内因工作特殊需要调整职务，一般不得超过一次；党政领导干部在同一职位上连续任职达到两个任期，不再推荐、提名或者任命担任同一职务；任期内调整职务，任职3年以上的，计算为一个任期；直系血亲禁止任关联职务；对需要回避的情况不及时报告或者有意隐瞒的，应当予以批评，情节严重的进行组织处理等。

这些措施意味着党和政府越来越重视执政方式、领导方式和管理方式的改革。这看似悄无声息，却充分体现出务实性和根本性。毕竟“人的因素第一”，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人，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他们在不同层次上担负着重要责任。选拔、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领导人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大计。

提高执政效率，降低执政成本

主持人：此次换届选举中有很多亮点，比如减少党委副书记职数，怎么来看待这一改革？

**：这体现了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提高执政能力的决心，对提升我党民主执政、科学执政水平具有十分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这样一次改革，有利于提高执政效率，降低执政成本。

所谓党的执政效率，是指执政党为维持自己的政治秩序、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通过执掌政权、运用执政资源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而获得的执政绩效与付出的执政成本之间的比例关系。所谓执政成本，是指执政党维持、巩固执政地位和政权运行，推行自己的社会理想和政治主张而耗费的执政资源的总和。执政成本既包括经济成本，也包括政治成本；既包括短期成本，也包括长期成本；既包括显性成本，也包括隐性成本；既包括存量成本，也包括增量成本。

显然，党的执政效率与执政成本是逆相关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政绩一定的情况下，执政效率高，意味着耗费的执政成本低；反之，执政成本高，意味着执政效率低。一个执政党的能力强不强，水平高不高，有没有活力，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体现在其执政效率是否高、而耗费的执政成本是否低。

过多的领导岗位设置，不仅加重了国家财政的负担，也不利于转变干部作风。通过减少党委副书记职数精简领导班子，是利党、利国、利民的好事。

有利于推进科学决策、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

主持人：与这次改革一起推进的，还有一个亮点是党外干部任正职。

**：党外干部任正职，有利于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就重大问题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中进行协商，真正发挥派参政议政的作用。

民主执政是中国共产党推行民主政治的重要目标，不仅表现在党内民主，还表现在党际民主，表现在执政党与其他参政党的关系上。长期以来，我们在多党合作中形成了政治协商的两种方式，一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派的政治协商”，一是“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政协同各派和各界代表人士的协商”。派干部任正职，就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派政治协商的一种好方式。派中有很多高级知识分子和专业人才，在各个专业领域发挥着领军作用。派人士任正职，可以增强决策的科学性，有利于推进我们提高科学决策、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水平，监督和制约执政党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另外，派干部任正职，能在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建立更加和谐的党际关系。

**：党外干部可任正职，体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构建和谐社会是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集中体现和必然要求。改革开放后，我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利益分化，代表和维护不同层面、不同群体的利益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时不能回避的现实。党外人士参政议政，是补充、协助党代表和维护不同利益的现实制度选择，而党外干部任正职是这一选择的最高层面，提升了党与党外人士合作的层次和境界，是党面对日益多元化的利益格局开出的一剂了民情、顺民意、得民心的良方，对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财政党政报告范文篇5

实践证明，作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改革开放是邓小平理论最显著的时代特征，要真正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就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全面改革和全方位开放的有机统一，不可偏废。改革，不仅包括经济体制改革，也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开放，不仅包括对外开放，也包括对内开放。在邓小平改革思想中，政治体制改革占有相当突出的位置，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是脱胎于革命战争年代而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基本确立的，是在大规模群众运动和不断强化指令性计划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很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早在1980年8月，邓小平就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精辟地分析了我国政治体制存在的突出问题。20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温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仍感到它有巨大的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意义。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1“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2“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3邓小平的这篇重要讲话，是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

我们都知道邓小平说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4的名言，在此之前邓小平还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5的名言。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邓小平先后多次提出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在《邓小平文选》中有相当深刻的论述。1986年6月10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央负责同志汇报当前经济情况时就鲜明地指出：“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6过后不久他又说：“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71986年9月-11月，邓小平多次集中谈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他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8在十三大前后，邓小平又多次阐述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可能有的人会说，那些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是邓小平在1989年“政治风波”以前说的，此后他未必再坚持了。我们认为这种揣测是毫无根据的。1989年“政治风波”后，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特别强调“十三大的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9这“一个字都不能动”肯定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不能改变。在中央编辑出版《邓小平文选》时，据说有人建议邓小平同志删去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但小平同志不答应。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邓小平文选》一、二、三卷是1993年和1994年陆续出版发行的。可见邓小平并未改变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正确看法。在1992年初南巡谈话中，邓小平再次号召全国人民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敢闯”、“敢冒”，突破姓“资”姓“社”的束缚，以“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的标准。这说明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是一贯的。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思想是我们党在新世纪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强大武器。

二

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内在要求和逻辑结果，贯穿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我党历史的伟大转折，中国开始了被称作“第二次革命”的改革开放。1982年9月十二大确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伟大纲领。十二大报告说：“党和国家领导体制、领导机构的改革，主要是消除权力过分集中，兼职副职过多、机构重叠、职责不明、人浮于事、党政不分等种种弊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并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说明“党不是向群众发号施令的权力组织，也不是行政组织和生产组织。”10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第一次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111986年9月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12《决议》还突出强调“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之一，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体现。在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形成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并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今后“要从小学开始，在进行理想、道德、文明礼貌等教育的同时，进行民主、法制和纪律的教育。”13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在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首次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了突出的位置。十三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深入，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愈益紧迫的要求。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过程，应该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党中央认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14十三大把政治体制改革推上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峰。可令人十分心痛的是，随后不久即发生了1989年国内“政治风波”和80年代末及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这些巨大的政治事件，使刚刚起步的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被迫中断或推迟。

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南巡讲话，极大地解放了全国人民的思想。同年10月召开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性突破。十四大报告也提出了“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报告说“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1995年9月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二O一O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强调了“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重要保障。”1997年9召开的十五大，再次提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的任务。报告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跨世纪的发展，要求我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15十五大报告除了提出“依法治国”的重大决策外，另一个重大提法是提出要“尊重和保障人权”。

从我国改革开放20余年的实践历程来看，指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邓小平理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萌芽，经过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最终在十五上被正式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我们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不断地闯过一个又一个禁区，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得到实质性的突破，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进展。可以说，我国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已逐步与国际接轨，私有经济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企业开始实行重大的战略调整，曾长期被视为资本主义东西的市场经济、现现代企业制度、股份制、证券等等都已为我所用，我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参与全球经济大循环。从高度集中封闭的计划经济到开放的市场经济，我国只花了14年的时间就实现了历史性的大跨越。但是，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未取得突破性进展，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政治体制改革已经严重滞后。作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建设进展缓慢，虽然从十三大到十四大、十五大，我们每次都提出了建设民主政治的目标，但一直没有实质性的具体内容。关心政治体制改革的人都知道，十四大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已从十三大提出的着重解决党政分开、权力下放等问题转向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展以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民主、推进机构改革等。人们开始普遍远离敏感的自由、民主、人权的讨论和研究。所以尽管我国政府在90年代先后签署了两个重大的国际人权公约，但公约全文亦未公布，有关人权方面的问题也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和讨论研究。我国有关政治制度改革方面的报刊、杂志十分稀缺，相关的探讨文章也更是凤毛麟角。这造成的严重后果是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不同程度地得到加强，腐败现象愈演愈烈，极大地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未取得突破性进展，导致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极大地制约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阻碍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成为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矛盾的焦点。

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引发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为此，总书记高屋建瓴，

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号召国人要勇于“三个创新”。2000年10月十五届五中全会特别指出，“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归根到底要靠改革。要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突破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6所谓突破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就是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大力推进政治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因此。十六大是我国及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佳时机，也是我国二十多年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必然选择。

三

现在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在经济体制改革已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基础上，我国又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为我们及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机。我们说十六大应把政治体制改革确定为主题，并不是说硬要等到明年十六大召开时才去研究和部署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应当从现在开始，解放思想，突破传统僵化思想的束缚，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研究、探索和创新，为十六大提供一个既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又符合我国实际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成熟理论和具体的可操作性方案创造必要的条件。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应该在总结以往正反方面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和健全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民主政治。这就要求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也应象经济体制改革一样，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突破姓“资”姓“社”的束缚，按照“三个代表”的总要求，对原有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不只是进行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进行根本性地变革。我们认为以下几点是值得大胆探讨和认真研究的。

其一，关于党如何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问题。我们党是执政党，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这条好办，在实践中也一直是这么做的。问题是党如何做到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一条。我国宪法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凌驾于宪法之上。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管全国各党派、团体及其他一切组织和个人的最高法律，包括执政的共产党都必须在宪法的管理之下活动，这是不容置疑的。但事实上我国党代会的职权要远远大于人大会。这里的根本问题是，究竟是党的利益至上，还是国家的利益至上或者人民的利益至上的问题。虽然从理论上说，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利益，但如果没有一个建全的制度做保障，往往会造成事与愿违的结果，这方面的历史教训是十分深刻的。现在世界上大都是政党政治，西方发达国家在野党一旦当选为执政党，它们既能做到实行本党的方针政策，又能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我国明确不搞多党制，但怎样吸收和借鉴当代世界政党政治的一般做法，值得研究。

其二，关于各派如何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作贡献的问题。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一条是没有问题的。作为在建国前大声疾呼建设中国民主政治的八个派，如何发扬自己争民主的优良传统为中国现代民主政治建设作出历史性的贡献，这是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重大问题。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调制度是我国政党政治的一个突出特点。各派自愿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世界政党史上少见的一个特殊现象。各派究竟怎样做到与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想照、荣辱与共，”尤其是派如何监督执政的共产党的问题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创新。监督执政党的法律程序、法律手段和法律效力如何确定，直接关系到“互相监督”的实际效果。执政党监督各派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如果不从体制上理顺、不从制度上保证各派的监督权，“互相监督”只不过是一句空话。各派如果在中国现代民主政治建设上无所作为，那么它们存在的历史价值和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就会大打折扣。

其三，关于民主建设问题。建设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民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马克思说过，无产阶级首先是要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我们党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顺应全国人民呼唤民主的愿意，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的国民党政府，建立了新中国。毫无疑问，已经上升为统治地位的共产党理所当然应该实行普遍的民主。在20世纪40年代，各种政治派别和民主人士渴望中国能真正建立起民主政体，他们对专制腐败的国民党十分厌恶，但对共产党也极不放心，他们担心“共产党好以民主为口头禅，在未掌握政权之先，他们大声疾呼民主和言论自由，实际上他们不过利用民主的机构去打倒民主”。令人遗憾的是，建国以来我国民主建设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特别是、一伙实行反人民的“法西斯统治”（邓小平语），使我国民主政治建设遭到了毁灭性地破坏。邓小平深有感触地说过：“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因此，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17。我国在民主政治建设上，一定要吸取苏联的历史教训，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原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现任俄罗斯共产党中央书记的久加诺夫十分深刻地总结过苏共垮台的惨痛教训，很值得我们警醒。久加诺夫总结道“苏联共产党垮台的真正原因是它的三垄断制度，即共产党员以为自己想的说的都是对的��垄断真理的意识制度，以为自己的权力是神圣至上的��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为自己有不能说但可以尽管做的特权福祉��垄断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我国民主建设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各级实行任命制。早在1891年，恩格斯在谈及德国的政治时曾经写道：“州政府任命专区区长和市镇长官，这在讲英语的国家是绝对没有的，而我们将来也应该断然消除这种现象。”18我国各级官员的任命制，既受长期封建主义残余思想的影响，又受苏联模式的严重影响。实行任命制的一个突出弊端就是各级官员对上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点头哈腰，而对下则官腔十足、颐指气使、目中无人，其结果必然是远离人民群众，为官作老爷，官僚主义盛行。这种任命制是导致各级官吏行贿受贿、腐败盛行、严重脱离群众的制度根源。因此，尽快把任命制改革为民主选举制是社会主义改革的必然要求。十五大报告指出：“扩大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19我国已开始在村级实行直接民主选举，这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重大举措，但由于各项相关制度不配套，村民自治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这就要求我们在处理好党政关系的基础上，将全民直选由村级尽快向上推及到乡镇和县级政权，并最终实现全国各级政权的民主选举。

其四，关于政府角色转换与职能转变的问题。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的政府是无所不包的全能主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政企分开，还权于企业，政社分开，还权于社会。政府角色应定位于公共行政的范围之内，凡是属于企业和社会职能而政府越位的都应该退回来，凡是本应由政府负责而原来做得不够或缺位的应该补上去。现在我们的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又管不好的事，同时，本应由政府负责的公共事务，比如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社会治安、公共服务等，政府又做得远远不够，人民群众很不满意。从政治学角度上说，国家财政供养的范围应该是履行国家立法、司法以及公共行政职能的单位、群体和个人。可我国国家财政现行供养的范围太宽太滥，这是我国财政入不敷出成为“吃饭财政”的症结所在。首先，一切党派、社会团体组织和个人，只要不是履行国家公共职能，国家财政就不应该支付其办公费用和人头经费，各党派、社会团体所需活动经费应由其所数属成员交纳党费、会费以及接受企业赞助和合法经营所得维持其自身的运转。而我国现行对各党派、社会团体等实行由各级经营所得来维持其自身的运转。而我国现行对各党派、社会团体等实行由各级财政全包下来的做法是很不科学的，国家财政对这一块的供养每年不知要耗费多少亿元。其次，绝大部分事业单位包括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单位也不应该由国家财政包下来。这一块的财政支付数额肯定也是相当惊人的。再次，我国行政成本太高。我国机构臃肿，人员众多，政府机构改革一改再改，还是走不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西方发达国家并不像我国这样经常进行机构改革，可他们的机构既相当精简又相当稳定。现在我国“吃皇粮”的人数不仅是历史之最，也是世界之最，官民比例高达1：30,即平均每30个老百姓要养活一个“吃皇粮”的。加上我国各级干部大吃大喝，文山会海，浪费十分惊人。我们讲国家穷，没有钱办教育，没有钱搞社会保障，没有钱搞公益事业，等等。依我看，只要我们真正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我国完全有财力在全国普及免费义务教育，完全有财力实行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完全有财力进行卓有成效的公益事业建设，等等。

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成为十六大的主题。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求我们必须冲破苏联模式的束缚、冷战思想的束缚、传统僵化思想的束缚以及封建残余思想的束缚。如果我国在新世纪初叶能够顺利地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和与之相适应的民主政治体制，我国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将大大激发出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可靠的政治保障。

摘要：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极大地制约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成为现代化建设中的矛盾焦点。十六大是及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好时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重要的日程，是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

关键词：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理论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治现代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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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12、13、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pp.272，289，416，426，469。

15、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pp.435，438。

16：《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北京：人民出版社

财政党政报告范文篇6

一、全市财政反腐倡廉工作现状

近年来，我市财政纪检监察工作在市纪委监察局的领导下、在市财政局党组的高度重视下，经过全市各级财政部门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通过加大改革，完善制度，强化监督检查，注重源头治理，促进了财政管理规范化科学化水平，有力推动了全市财政工作健康有序发展。

“十一五”时期，全市财政总收入累计完成519.82亿元，一般预算收入累计完成204.01亿元，一般预算支出累计完成647.14亿元。2012年，全市财政总收入141亿元，地方一般预算收入57.6亿元，一般预算支出194亿元;“十一五”期间全市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181亿元，2006年至2012年，全市财政用于教育、医疗卫生支出合计53.11亿元；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合计57.46亿元；文化体育支出11.01亿元；2012年全市财政对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补助资金达6.45亿元。2009到2011三年，中央和省级安排涉农资金就达91.2亿无，涉及专项项目达124项。

（一）财政党风廉政建设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基本形成

根据《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要求，市、县财政部门党组每年年初都要专题研究部署财政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治本抓源工作，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局党组每年专题研究财政纪检监察工作不少于4次，每年召开一次全市财政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将党风廉政建设和财政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落实。先后出台了《市财政局贯彻落实惩防体系建设实施意见》、《市财政局贯彻执行廉政准则实施办法》、《市财政局落实警示戒免工作实施办法》、《市财政局党员干部述职述廉办法》等文件。坚持把反腐倡廉建设作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形成了财政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党组统一领导、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纪检监察组织协调、分管领导齐抓共管、各科室责任人和干部职工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

（二）财政权力运行进一步规范

自2011年以来，全市财政系统组织开展权力搜索、职责定位、规范流程等工作。按照登记权力事项、整改完善程序制度、检查督促落实三个阶段，将财政部门各科室、各岗位的权力事项、权力来源、权力范围进行清理登记。针对权力行使过程中的风险环节，建立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形成直观流程，在财政门户网站或其他公共场所公开，方便服务对象查询和人民群众监督。截止目前，已修定完善了《市财政局党组议事决策规则（试行）》、《市财政局工作规则（试行）》、各科室的工作规则及运行流程图等，财政权力运行得以进一步公开透明。

（三）财政专项治理工作工作深入开展

一是深入开展“小金库”专项治理。根据中央、省工作要求，从2011年始，连续3年在全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和社会团体组织开展了“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市、县均成立了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设在各级财政部门，负责具体指导和协调全市的专项治理工作。全市共有2348个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了这次专项治理，在自查阶段，通过自查发现“小金库”112个，涉及金额1600万元。在重点检查阶段，发现“小金库”48个，涉及资金1020余万元，查处财政违纪违规资金3210万元，查补财政收入2617万元，纠正财政违纪违规资金3006万元。受理并核查举报9件，均全部做到了认真调查处理。此项工作得到市委、政府的高度评价，获得全省特色工作奖励。

二是开展强农惠农资金专项检查。在市政府领导下，财政部门牵头负责对2009-2011年中、省、市三级财政，共安排的强农惠农专项124项、涉及资金118亿余元开展了使用情况的专项检查，发现违规违纪违法问题150件，涉及资金22177万元，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均进行了相关处理。市政府研究出台了全市《涉农专项资金监督管理办法》和《政府贷款资金的发放与支付管理办法》，建立了专项补助资金和涉农专项资金备案制度，对大额财政资金的运行、管理和监督初步开展了风险评估。

三是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治理检查。在市治理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市、县财政部门主要负责物质采购和资金管理的清理治理，全市财政部门分别组织对市属及县属总投资在3000-5000万元、500万元以上的工程项目，对物质采购和资金拨付、管理和使用等方面开展了全面排查，并针对一些地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处理，下达了整改意见。

四是开展厉行节约治理工作。出台了全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公用经费厉行节约限额标准，修定出台了新的差旅费标准，进一步规范市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公务用车管理措施，有效控制了公用经费的支出。

（四）财政源头防腐工作大力推进

一是大力推进部门预算改革。完善了市级公用经费定额管理和财政专项资金监督管理量化评分方案，规范部门预算业务流程，增强了预算“刚性”，不断推进预算精细化管理。

二是推进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为巩固“小金库”治理成果，建立长效机制，完成了市级预算单位财务核算和财务监管信息系统、市级预算单位公务卡管理暂行办法和现金管理办法，有效推动公务卡结算制度和市级财政工资统发系统建设，进一步提高了国库集中支付的运行效率和监管能力。

三是深化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改革。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启动了非税收入收缴改革对接工作，完成了对14个县、区（市）财政部门、改革试点单位和银行的培训工作。此外，在加强政府采购监管、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推动农村基层财政管理改革以及财政纪检队伍自身建设等方面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二、全市财政部门反腐倡廉工作存在的问题与困惑

（一）财政资金量大面广，财政监督人少势弱

巨额财政资金广泛分配到全市14个县（市、区）200多个乡镇2000多个村750余万人，点多面广，流向分散，环节众多，给资金安全使用带来隐患。但是至目前，全市财政部门设立财政监督检查机构15个，专门从事财政监督检查的在岗人员只有49人。财政监督人少事多，并且重收支轻监管、重对外轻对内、重事后轻事前、重检查轻处理的“四重四轻”现象较为明显，“一人多岗、一岗多职”给违纪违法行为铺垫温床。少数单位负责人或财经工作人员法纪观念淡薄、责任意识不强，拒腐防变能力低。严重影响了对财政资源分配和财政资金安全规范使用的监督力度。

（二）预算单位财务基础较差，主管部门业务指导不力

由于财政部门所担负的任务日益繁重，财政干部人力不足，加之一定程度上存在重收支轻管理等原因，财政业务主管部门对财政预算单位的财务情况的指导、督查不够，对财政财务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理处罚适之较软，使得单位财务存在许多问题，部门会计基础工作亟待加强。

（三）一些领域和一些重点岗位案件易发多发，风险防范的任务还十分繁重

一是“小金库”现象仍然突出。自2011年开展了“小金库”专项治理以来，共发现“小金库”达188个，涉及资金3500人余万元，责任追究了77人。在今年开展的环境建设年活动中，通过财政预算执行、政府采购以及非税收入情况的专项检查，仍然发现一些单位和部门存在私设“小金库”现象。二是财政部门一些岗位权力较为集中。比如政府采购、单位出纳以及预算编制执行等岗位，致使政府采购领域案件易发多发。三是财政干部利用职权挪用公款等违纪违法现象比较严重。2005年来，全市共有97名财政干部利用职权挪用公款违纪违规，其中8名财政干部严重违反国家财经纪律并走上了犯罪道路。

（四）财政系统部分纪检监察干部业务能力不强

财政部门纪检监察工作履行的职能是行政执法，需要有金融、财务、管理、工程、法律等各方面的知识才能履行职责，而财政部门纪检监察具备这方面知识的人才比较少，培训也是注重文件法律条例和办案方式方法的的学习，多数专（兼）职干部业务工作能力跟不上新形势行政监察任务的需要。随着国家“民生财政”框架的构建，资金流向越来越广，面对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很多同志不知从何下手，不能履行好综合行政执法监察职能，提出针对性强的监察建议，赢得监察权威。

三、加强财政部门纪检监察工作的对策及建议

随着国家公共财政体系的不断完善，如何让各类财政资金安全、高效流通，已成为新形势下财政纪检监察工作的重点。各类资金安排是否体现党的方针政策，各级财政领导干部是否廉洁自律，决策是否科学民主，干部的选拔任用是否符合程序，财政政务是否公开，转移支付是否公平公正，预算分配、资金拨付、行政审批、财政监督检查等重点环节是否规范等等，都将考验着财政纪检监察职能的充分发挥。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认清形势，切实围绕各项财政工作任务贯彻落实中央、省、市纪委全会和反腐倡廉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贯彻执行“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十六字”方针，着力推进全市财政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步伐科学迈进。

（一）强化廉政教育，筑牢干部思想防线

一是构建良好的廉政教育机制。着力形成局党组统一领导，监察、人事、各业务科室人人有责、人人参与的宣教工作新格局，把反腐倡廉教育纳入各级财政局党组中心学习组、党支部的民主生活会以及干部职工政治理论学习的重要内容。深入开展学习贯彻《廉政准则》活动，牢记道德规范，遵守法律条文，始终保持与时俱进、奋发有为和浩然正气的精神状态。二是切实推进廉政文化建设。以廉政文化进机关为抓手，大力促进财政部门廉政文化建设。通过上廉政党课、廉政承诺、警示教育，开设廉政文化专栏增强党风廉政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和渗透力，切实在广大党员干部职工中营造起一种“崇尚廉政、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崭新社会风尚，构建人人思廉、个个保廉的良好环境。三是认真开展党风廉政宣传月活动。以党风廉政宣传月活动等形式深化各级纪委全会精神的宣讲，开展“以案论纪、廉洁自律”为主题的教育活动，深入剖析近几年财政部门发生的违法违纪典型案例，切实发挥震慑效应。在全系统干部职工中开展读廉政丛书活动，写读书笔记，撰写心得体会，组织评选交流，切实增强党员干部的廉洁从政意识，真正达到思想上立位、行动上自律。

（二）完善制度建设，保障财政发展大局

一是强化领导责任制。完善局党组统一领导、分管领导各负其责、纪检监察组织协调、各内设科室各司其职的党风廉政工作机制，确保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到实处。继续推行党政一把手与各班子成员、班子成员与内设机构签订“一岗双责”责任书，强化一级抓一级、一级管一级的工作机制。二是健全单位警戒制。着力制定财政职工违规违纪处理办法，做到违纪对号入座，追究责任不流于形式。进一步修订警示谈话、用人失察追究、通报批评制度，增强防范能力。建立中层以上干部“述廉、评廉、考廉”廉政档案和考核机制。健全内部审计制度和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切实杜绝“中梗阻”现象。三是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加大各类案件查处力度，采取明查暗访的方式深入分析案件事实，重点查处财政部门领导干部权钱交易贪污受贿、滥用职权失职渎职的案件和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案件，并在系统内通报，达到震慑教育和典型引路目的。

（三）强化监督检查，提高资金使用绩效

一是强化领导干部监督。严明党的政治纪律，认真贯彻执行党内监督条例，切实加强对民主生活会、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廉洁自律、行政审批等相关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全面推行领导干部问责制，确保各项政令畅通。二是强化重点项目资金落实情况督查。加强对“民生工程”、“三农”、教育、就业、社保、医疗卫生、公共文化以及工程、政府采购等重点工作以及工程性建设领域和新增中央投资等重点领域的监督检查，加大对财政政策执行和资金使用情况监管，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纪行为。三是强化专项资金检查力度。重点做好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政策落实和资金的监督检查工作，重点检查财政支农惠农政策、义务教育、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再就业和社会保障、廉租房建设、抗灾救灾补助资金、收入分配等财政政策的执行情况。四是强化内部监督检查。认真落实“三重一大”集体研究制度，切实加强财政系统内部政策执行、财政财务收支、会计管理和各项内控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推进《预算法》、《会计法》的顺利实施，提高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水平。

（四）实施专项检查，强化财政源头治理

一是深化财政管理改革。继续完善预算管理、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等制度，抓好公务卡改革试点，深化政府非税收入大平台建设，进一步规范转移支付、社会保障、财政补贴等制度。要加强对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政府采购、产权交易等政府行为的建章立制。二是健全结余结转资金管理。加强结余结转资金管理和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有机结合管理，切实将预算外资金全部纳入预算管理，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三是深入开展“小金库”专项治理。严肃查处设立“小金库”的违纪行为，并健全长效机制切断“小金库”的资金来源，杜绝“小金库”的衍生。四是切实抓好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大力节俭压缩一般性支出“零增长”，切实把好关口，严格控制出国（境）经费和公务接待费预算的管理。切实规范各类庆典、研讨会、论坛行为。强化公务用车管理新规定的落实力度。五是进一步规范财政权力运行。进一步开展财政权力梳理，完善科学的财政权力运行流程和监控机制，切实规范财政部门的自由裁量权，缩短工作流程，强化服务职能。

财政党政报告范文篇7

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坚决纠正“四风”问题

1、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严格执行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工作纪律、财经纪律、生活纪律，严守中央和省、市各项禁止性规定。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严肃查处涉及干部纪律作风问题的典型案件，并将查处结果在一定范围内通报。对情节严重、造成恶劣影响的，要严肃追究责任。

2、推进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长效机制建设。坚决落实《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办法》和2013年以来中央连续的15项禁止性规定。继续严控“三公”经费和会议费，做到只减不增。修订完善并严格执行会议费、差旅费、培训费、因公出国经费等管理办法，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

3、深化机关效能建设。认真学习、宣传和贯彻《省机关效能建设工作条例》，按照机关效能建设的部署要求，切实加强日常管理和监督，着力解决行政不作为、乱作为，以及庸懒浮散等突出问题，对服务不好、效率低下、制度不落实、群众不满意的科室、人员实施问责，切实做到“马上就办，办就办好”。

4、继续开展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工作。做好评议员信息库的建设与更新，加强纠风网站的动态管理。组织民评代表多方调研，认真查找不足之处和存在问题，研究创新工作方法，不断提高财政部门政风行风建设水平。

二、加强财政惩防体系建设，强化廉政风险防控

5、制定惩防体系建设工作意见。认真落实《市贯彻落实中央<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及省委<实施办法>的实施意见》，研究制定我市财政部门贯彻落实意见，抓好责任分解和任务分工，有重点、分步骤做好财政部门承担的牵头工作和配合工作。

6、深化财政管理改革。实行税费归口，强化综合预算，完善国库集中支付，做到“一个笼子”管收入，“一个盘子”管预算，“一个口子”管支出。进一步扩大预算公开范围，细化公开内容，规范公开程序，健全公开手段，所有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都要详细公开。加强政府采购电子化平台建设，按照“业务公开、过程受控、全程在案、永久追溯”的目标，建立健全政府采购全过程监管机制。切实推进公务卡结算工作，抓好2-3个试点。健全机关事业单位银行账户管理制度，规范审核流程，纳入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管。

7、抓好依法行政综合监察“回头看”。对自查发现的问题和监察部门提出的意见，要逐一研究，制定整改措施，限期整改到位。要建立制度管用、可操作的长效机制，确保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的规范、合理、安全。

8、深化反腐倡廉宣传教育。采取多种形式深入开展宗旨教育、理想信念教育、警示教育、党风党纪和廉政法规教育，使党员干部做到公私分明、克己奉公、严格自律。落实廉政谈话提醒制度，坚持抓早抓小，治病救人。对财政党员干部身上的问题做到早发现、早提醒、早纠正、早查处，对苗头性问题及时约谈、函询，加强诫勉谈话工作，防止小问题演变成大问题。健全案件剖析制度，总结教训，举一反三，全面发挥反面教材的警示教育作用和查办案件的治本功能。

三、加强权力运行监督制约，认真落实各项制度

9、认真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结合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着力解决党员干部“四风”、思想观念、服务群众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把为民务实清廉要求落到实处。主动接受监督，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增强反腐倡廉和拒腐防变的自觉性，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把欲望关进道德的笼子，做到干部清正、机关清廉、政治清明。

10、认真落实党内监督各项制度。加强和改进对各级财政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强化财政内部审计，按照依法行政综合监察的要求，进一步扩大审计范围，强化内部控制，提高管理效能。高度重视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依法行政综合监察、审计，以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群众对财政部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找准问题原因，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明确整改责任单位、责任人和完成时限，抓好整改措施落实，防止类似问题再度发生。配合和支持组织人事、纪检监察机关对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抽查核实。

11、充分发挥财政监督的作用。强化部门预算监督，继续选择部分市直部门进行预算监督检查。围绕强化部门预算管理，提高财务会计管理水平，强化会计监督工作，开展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加大对遵守财经纪律情况的监督，严厉惩处违法违纪行为，维护财经纪律的严肃性。

四、切实加强队伍自身建设，履行纪检监察职责

12、加强纪检监察队伍自身建设。全市各级财政纪检监察干部要深入学习中央和省、市有关精神，认真学习领会落实惩防体系规划、深化党的作风建设、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三项主要任务部署，认真学习领会“两个为主”的规定和“两种责任”的界定，认真学习领会“四转一强”的要求。突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个中心任务，强化案件查办和执纪监督，做到不越位、不缺位、不错位。要严守各项纪律，自觉接受监督，树立良好形象。要加强纪检监察业务学习，切实提高履职能力。

财政党政报告范文篇8

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记者陈芳、吴小军、吴晶）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建议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这些十七大报告中出现的重要表述，将是未来5年乃至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关键词。

十七大报告用相当的篇幅论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吸引了不少海外媒体的关注。美国《华盛顿邮报》载文称，在报告中号召在发展中国经济同时，增强社会主义民主。不少海外媒体评价，这是中国的执政党推进民主进程的新尝试。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房宁说，一系列民主政治发展理念，确立了民主在中国未来政治中的重要地位，标志着中国民主政治的深化，更是党日臻成熟的执政能力的体现。

任期制、票决制、常任制：党内民主新高度

任期制、票决制、常任制等表述出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引起代表对民主话题的热议。

安徽省农业委员会主任毕美家代表对票决制感触很深。去年，他竞聘现任职位时，在省人大发表了8分钟演讲，然后由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投票决定。从未有过类似经历的毕美家很紧张，因为在座的约60名委员，他基本上不认识。但最终他凭借自己的实力，赢得了八成赞成票。

“经历了这次洗礼，我在工作中不敢有丝毫懈担”毕美家说。

曾在地方任职多年的赵亚平代表，现为河南省科学院院长。他认为，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有利于党代表在平时发挥监督、咨询等方面的作用；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有利于发挥集体智慧；推行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有利于扩大党内民主。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差额选举作为党内民主的重要标志之一，走过了不平凡的20年：1987年，差额选举首次进入十三大，并载入《中国共产党章程》。本次十七大，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均以差额选举、无记名投票方式产生。

中组部副部长欧阳淞代表介绍，十六大以来，全国共有300多个乡镇开展了乡镇领导班子的直选试点，公推方式产生候选人的做法在乡镇党委换届中得到普遍推广，下一步还将改革党内的选举制度，探索扩大党内基层民主的多种实现形式。

5年来，中共将党内事务包括党代会的报告草案、党委领导干部预选人选等重大问题，采用多种方式在党内和党外广泛征求意见。

就在十七大报告形成之前，中央先后派出1000多个报告调研组赴基层进行问计于民。

党内民主的制度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初步形成了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民主制度体系，修订并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坚持和完善了党员权利保障制度，推动党的代表大会规范化制度化。

党内民主的日趋丰富正不断增强着党的创新活力，使优秀的干部脱颖而出。近年来，全国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1．5万余人，各级党政机关通过竞争上岗的干部20余万人。

透明度、参与度：多层次扩大民主

十七大报告指出：“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原则上要公开听取意见”。这一提法，让家住北京天通苑小区的张远惠感到，听证会不是走过常“从10月开始北京地铁单程票价从3元降为2元。虽然政府要多掏钱，但这说明老百姓的意见真有人听。”她说。

近年来，各种听证会在中国越来越广泛推行。许多重大法律法规在出台前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表明中国的经济运行已与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民主不可分。

十七大报告提出：“完善政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制度，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浙江温岭近年来就通过民主恳谈形式，参与政府重大决策、管理和监督，开展有效的“协商民主”，还通过民主恳谈参与地方财政预算。“开放透明的党内民主给了基层民主发展力量和勇气，使‘草根民主’形式能够枝繁叶茂。”温州市委书记王建满代表说。

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展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

十七大代表罗群说，报告中提出的“建议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等内容，就是在不断探索拓宽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相适应的政治渠道。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将有机会当选人大代表。

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代表指出：“民主政治必须是有序渐进的过程，要让各个阶层不同的利益诉求有序表达。”

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治国新方略

十七大报告指出，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今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展示了过去一年的立法进程。物权法历经上百次座谈会、论证会，7次审议；劳动合同法草案征集社会各方面意见近20万件；人大行使监督权力，收到群众来信15万多件次，接待来访7.5万多人次。

“‘民主’与‘科学’这两个我们已经习惯多年的字眼，从未像今天这样贴近百姓的生活。”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委书记杨信代表说：“民主越来越进步，法制越来越健全，中国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愿景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近。”

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被看作是“政府的一场自我革命”。就在十七大召开前，又有186项行政审批项目被取消和调整。国务院68个具有行政审批职能的部门已经取消、调整60％的审批项目。

报告强调“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管理上亿元集体资产的湖北省官桥村八组组长周宝生代表对此深有感触：“过去我们每申报一个项目，至少要到省上跑几个月。现在只要是不污染的项目，到县里备个案就行了。”

一些代表认为，报告提出“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加大机构整合力度”的提法也都很有新意，这将对降低行政成本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政党关系、宗教关系：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

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对于增进团结、凝聚力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叶小文说：“将五大关系列入党代会报告，令人振奋。报告还提出要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意味深长。”

今年早些时候，两位非中共人士万钢和陈竺分别被任命为科技部部长和卫生部部长。中共中央统战部有关负责人说，非中共人士担任政府部委正职，是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步骤，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战略举措，体现了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为非中共人士进行有序的政治参与开辟了更宽广的渠道。

截至今年1月，各级政府和司法部门担任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非中共人士有3．2万多人，26个省区市和15个副省级城市配备有党外副省长、副主席、副市长或助理。

呼吁南水北调工程尽快动工，建议加快建设天津滨海新区，为“十一五”规划的制定大规模调研，围绕群众关心的就业、住房、医疗、教育等问题广泛听取意见……近年来，人民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广大政协委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不少重要意见被吸收到中央、地方和有关部门的相关文件中。

程序、制度：细节凸显民主进程

曾出席党的七大的96岁的特邀代表方强还清晰地记得当年党代会上举手表决的情景。当时为了保证计票工作准确无误，工作人员要核对好几遍。

从党的十五大开始，大会实行电脑计票。十五大代表、著名播音员方明在那次会议上既是宣读人，又是表决者。按照大会的程序，方明会事先拿到候选名单，熟悉候选人的姓名。他说：“投票选举结果出来后，即使有的名字没有在候选名单里出现，即使只有一票，也会公开宣读。”

民主的细节，凝聚着党的智慧。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首次提出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

——各地选举产生的十七大代表由主要媒体公布，在中共党史上尚属首次。

——建立健全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地方各级党委常委会向委员会全体会议定期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的制度。

——改革党内选举制度，改进候选人提名制度和选举方式。

党在十七大报告中庄重承诺：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一个尊重民主权利的政党才能赢得人民的支持。

财政党政报告范文篇9

三次会议党员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年月日）

同志们：

台儿庄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经过紧张的筹备，明天上午就要开幕了。为了加强对会议的组织领导，区委决定成立大会临时党委，各代表团分别成立临时党支部。今天，区委和大会临时党委决定，召开这次党员代表会议，主要是向同志们讲一讲区委关于开好这次会议的意见和要求，使大家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和桥梁纽带作用，团结联系与会代表，同心同德，共商大计，确保会议的顺利进行和圆满成功。下面，我代表区委和大会临时党委讲三点意见。

一、要充分认识开好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

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是在我区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建设步伐、各项工作都取得较大成绩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过去的一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区各级党政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认真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区委七届三、四次全委（扩大）会议的部署和区九届人大二次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聚精会神抓经济，一心一意谋发展，全区经济和社会事业在近几年持续快速增长的基础上，继续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一是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效益同步提高。全区生产总值可完成亿元，同比增长％，可提前一年完成“十五”计划目标。地方财政收入完成亿元，同比增长％；税收收入完成亿元，同比增长；金融存款余额和贷款余款比年初分别有较大幅度增长。现有骨干企业保持了高效运转，工业经济运行质量明显提高。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利税、利润、工业用电量增长幅度均位居全市前列，比年翻了一番还多。农村经济稳步发展，培植了宏润木业、山佳乳业、馋神食品等一批龙头企业，农业产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二是经济发展的质量与后劲同步增强。积极顺应国家宏观调控的新形势，冷静分析，把握机遇，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大重点项目建设力度，加大民营经济发展力度，使一批外商投资企业落户台儿庄，使一批民营企业快速膨胀，使一批重点项目开工建设。去年共签订招商引资项目合同个，实际到位区外资金亿元，同比增长％。全区新上和续建重点项目个，总投资亿元，其中过亿元项目个，这些项目将成为支撑全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工业园区建设实现较大突破，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入园项目总数达到个，总投资达亿元。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全区处镇街新上投资万元以上民营企业个，新培植纳税额过万元的企业个，全区民营企业发展到家。三是城乡居民收入同步提高。城市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和。区财政分别在去年年初和年底兑现了增资和房补政策，人均月增资元。四是经济与各项社会事业同步发展。坚持以提升城市形象、繁荣城市经济为方向，大力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完成了金光路、华兴路等重要路段的整体改造，方便了群众，完善了城市功能。全面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全区社会稳定、政治安定，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计划生育等各项社会事业蓬勃发展；“三级联创”、“在岗奉献，为民建功”等活动扎实开展，党建工作呈现出新局面。这些成绩的取得，不仅为全面实现区九届人大二次会议确定的发展目标奠定了基础，而且为维护社会稳定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成绩来之不易，这是全区各级党政认真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结果，是全区广大干部群众奋力拼搏、共同努力的结果。

今年是我区全面实现“十五”计划目标、衔接“十一五”发展的重要一年，也是本届党委、人大、政府领导班子任职的第三年。做好今年的各项工作意义重大，任务十分繁重。根据中央、省市关于今年经济工作的要求和部署，今年全区经济工作总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十六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省、市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一个目标（加快推进由人口小区向经济强区跨越）、抓住三个关键（解放思想、调整结构、优化环境）、突出四个重点（做强工业、突破“三农”、美化城市、繁荣三产）、加快“四区”建设（生态区、文明区、平安区、诚信区），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提高执政能力，推动全区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协调发展。如期实现这些目标任务，需要我们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和组织全区人民同心同德，共同奋斗。需要把这些意见贯彻到代表当中去，使之进一步变成全区人民代表大会的统一意志，成为团结群众、鼓舞群众、带领群众艰苦奋斗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方案。因此，大会临时党组织和代表中的中共党员，要带头理解、深刻领会区委的意图和大会的指导思想，充分认识开好这次大会的重要意义，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上来，统一到区委七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部署的目标任务上来，确保大会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共同把这次大会开好。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二、认真履行好代表职责，积极为我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献计献策

人代会开得成功与否，代表作用的发挥至关重要。听取和审议各项报告是这次大会的主要议程，也是代表肩负的重要职责。每位党员代表都要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和带动与会非党员代表，集中精力听取和审议好这些工作报告，积极为我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献计献策。

（一）要高度负责，认真审议好报告。本次会议将听取和审议台儿庄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年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和××年计划草案的报告；××年全区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区人大常委会、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等。提交大会审议的这些报告，从不同方面总结了过去一年我区改革和建设事业所取得的成就，对今年全区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目标任务。这些报告能否反映客观实际，对过去工作的总结、评价是否恰当，对今年任务目标定得是否切合实际，思路是否正确，都直接关系到全区改革和发展的全局。请同志们以认真负责的态度积极参加审议讨论。大家要踊跃发言，出点子、提意见，多提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把基层的好思路、好想法反映上来，把群众的意见、建议收集起来，把全区的智慧带到会上来。要通过议报告，议出信心，议出办法，议出干劲。审议去年的工作，既要认真总结经验，看到巨大的发展潜力、坚实的发展基础、浓厚的发展氛围，又要指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审议当前形势，要客观冷静，既要看到良好的发展机遇，又要认真分析面临的竞争和挑战。审议今年工作，要突出重点，找准自己的位置，明确奋进的方向，在发展目标上有新跨越；要围绕区委确定的“一个目标”、“三个关键”、“四个重点”和“四区”建设等重要事项，结合实际，多思改革之举，善谋创新之策，推动各项工作的科学发展、快速发展，特别是在基层工作的人大代表，你们站的位置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也不同，希望大家道实情、进诤言，想实策、出实招，为加快由“人口小区”向“经济强区”的跨越献计出力。区委相信，只要大家认认真真地审议好各项工作报告，提出符合我区实际情况的意见和建议，就能使会议通过的各项报告和决议充分反映全区人民的意愿，对加快我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全面完成“十五”计划目标，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要正确履行职责，确保党的意图得以实现。在人大担任代表的共产党员要正确认识自己、正确把握自己。首先，要牢牢记住自己是执政党的党员，必须严格地遵守党章、党纲和党的纪律，必须忠实地执行执政党的决定，以全力来实现执政党的意图。其次，要十分明确自己作为人大代表所应当履行的职责，注意倾听非党人大代表和选民的意见，并把他们的意见及时地反映上来。第三，遇到非党人大代表和选民对党委、政府的主张不理解的时候，要根据党委和人大主席团的意见积极地做解释工作，并以自己的行动和言论影响和带动非党人大代表和选民。

（三）要严格依法办事，切实做好选举工作。这次会议将要补选台儿庄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选举台儿庄区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希望同志们要按照有关法律以及大会选举办法的规定和要求，在大会主席团的领导下，依法行使职权，自觉执行党委决定，并通过自己的先锋模范作用，带动其他代表，确保选举任务的顺利完成。

三、要切实加强领导，严肃党的纪律

加强领导，是大会取得圆满成功的重要保证。为加强大会期间党的领导，区委决定成立大会临时党委，各代表团成立临时党支部。大会党组织要敢于领导，善于领导，发挥好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正确处理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三者之间的关系，注意掌握每位代表的思想动态和情绪，把握方向，因势利导，把精力集中到完成大会的各项任务上来。对大会期间出现的一些值得注意的动向和苗头，各代表团临时党支部要积极主动地靠上做工作，并及时向大会临时党委和大会主席团反映情况、提出建议，以便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把工作做好。为切实开好这次大会，确保圆满完成大会预定的各项任务，我代表区委和大会临时党委向各代表团临时党支部和党员代表提出以下要求：

一要自觉维护党的领导，带头贯彻党的主张。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要自觉维护党的利益，体现党的意志，努力把党的主张、党的意图宣传贯彻到全体代表和全区人民中去，团结和引导全体代表为党的事业共同奋斗。党员代表对党的决定有不同看法，可以在党内讨论，可以通过大会临时党组织反映，也可以直接向区委反映。但不得有与党的决定相违背的行为。对于不同意见，正确的要支持，不正确的要积极引导和耐心解释，要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来影响和促进党委意图的实现。

（二）要增强组织观念，发挥党员的先进性作用。出席这次会议的党员代表，具有双重身份，既是人大代表，又是共产党员，其中不少代表还是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我们能否以一个党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发挥好自己的模范带头作用，对于能否开好这次大会至关重要。因此，全体党员代表都要正确认识党员的义务与代表的权利之间的关系，既认真行使好代表权利，又按照党章的要求履行好党员义务，认真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坚决服从并带头执行党组织的决定，把对党组织负责和对人民负责高度统一起来，把党委的意图变为人民的意志。

三要树立大局意识，模范遵守党的纪律。人大是集体行使职权，通过会议来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实现组织功能的。与会的所有同志都必须遵守会议制度，集中精力开好大会，在座的党员同志尤其要作出表率、带个好头。除了要在发扬民主、依法办事、积极参政议政方面做表率外，还要自觉遵守大会的各项制度和规定，无论是听报告、参加讨论，还是会议安排的其它活动，都要准时出席，无特殊情况不要请假，更不能无故缺席。大会临时党组织和党员代表要严格遵守组织纪律，带头贯彻党委的意见，做到讲党性，顾大局，对会议进程中的有关问题和批评意见等，不宜在公开场合讲的事情，不要在公开场合随便讲，做到不利于大会成功的话不说，不符合原则的事不做。这要作为一条严肃的政治纪律，每个党员代表都要严格遵守。

四要注意搞好团结，营造良好的协商氛围。党员代表要谦虚谨慎，平等待人，自觉做团结的模范，党员代表之间、党员代表与非党员代表之间都要加强团结。希望大家以平等、求实、负责的态度讨论问题，做到坦诚相见，共商大事。党员代表要尊重、团结非党员代表，以自己的模范言行去影响和带动其他代表，确保大会顺利进行。

财政党政报告范文篇10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模式

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4点基本共识

1.1必须尊重人类政治文明的普遍成果

所谓“人类政治文明的普遍成果”，即诸如“权力制衡”、“公共信息透明”等基本原则。经过世界各国漫长的政治文明实践，这些原则都已经得到了充分证明。

在“人类政治文明的普遍成果”研究方面，必须承认我国在整体上没有达到西方政治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很明显的一点基本事实就是，在国内企事业单位的各种政治学习材料中，传统风格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占据绝大部分，而对于现代政治学经典理论甚至是这些理论的经典案例也罕见涉及。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吴文程在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托利（GiovanniSartori）著、雷飞龙翻译、台湾国立编译馆1998年出版的《比较宪政工程》一书做序时指出“西方政治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是众多自称马克思主义的跳蚤所不及的，”此语并非妄言。因此，中国政治制度必须吸收世界先进政治文明的精髓。在此基础上，才能够进一步考虑中国特色的创新。

1.2民主模式实现形式是多元的，中国应该有自己的创造-“中国特殊论”

尊重承认西方政治理论和实践的先进性，并不意味着一切照搬西方民主。民主作为一种普适价值理念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但是实现民主的具体制度设计完全可以不同，也必须不同。不同水平的经济基础、历史传统等因素所构造成基本国情的多样性、复杂性决定了民主模式的多样性、复杂性。

美国创建之初，华盛顿们并没有照抄当时欧洲的民主模式，而是从美国国情出发，经过费城制宪奠定了美国的联邦制和三权分立体制「1」。但今天的美国领导者却非常热衷于“输出（美国模式的）民主”，要求其它国家全盘接受美国民主模式。

事实上，即使是很多西方国家也并没有完全效法美国的政治体制。而那些对美国模式照抄照搬的发展中国家中却鲜有成功的范例。邓小平多次明确表示，“美国的制度中国不能搬”，“要求全世界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

西方民主模式固然不能机械效仿，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正反经验充分说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政治体制同样也不能互相抄袭。邓小平曾对波兰前统一工人党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说：“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即使在苏联是百分之百成功，但是能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吗？能够符合波兰的实际情况吗？各国的实际情况是不相同的。”

实际上，梁启超在1919年游历欧洲后所写的《欧游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中就早已经指出：“讲到国计民生上，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国内提倡新思潮的人，渐渐的注意研究他，也是很好的现象。但我的意见，提倡这主义，精神和方法不可并为一谈。精神是绝对要采用的，至于实行的方法，那就各国各时代种种不同。”

在政治模式设计上，既然有“美国特殊论”，那么“中国特殊论”自然也是可能的。康晓光在其《中国特殊论-对中国大陆25年改革经验的反思》一文中提出了“中国特殊论”「2」。康晓光认为“我相信西方经验不能支配中国的未来，中国的未来不会简单地重演他人以往的经验。这就是中国特殊论的基本命题。”

当然，尽管康晓光提出了“中国特殊论”，但如果没有具体的政治和经济模式来予以体现，“中国特殊论”始终就只能是一个学院概念而已。

1.3必须采取渐进改革策略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放弃激进的休克式疗法，采取渐进改革策略，经过90年代中期的激烈论证之后，已经成为主流民意。对此已经有很多精彩阐述，不做赘述，可以参考文末资料。

就研究水平而言，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政治学本土研究很难突破西方政治学研究已有理论水平。和西方政治学理论比较，无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前苏联传统马克思主义，对于政治制度的内在复杂性都没有进行深入讨论，比如投票与选举的概念非常容易理解，但远远不是举举手、画画圈那么简单，广为人知的一个例子就是“投票悖论”。

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学者阿罗提出了著名的“不可能性定理”，不妨用一个简单事例来说明。假设甲、乙、丙暑假打算结伴旅行，甲在选择偏好上依次是“桂林—黄山—青岛”，乙排出的顺序是“黄山—青岛—桂林”，丙心目中的先后座次则是“青岛—桂林—黄山”。众口难调，于是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在桂林与黄山之间比较，三分之二同意去桂林；再拿黄山与青岛相比，三分之二同意去黄山（至此可以得知桂林当选，而青岛肯定被淘汰出局）；然而，再比较青岛与桂林，赞成去青岛的也得到了三分之二的多数支持，于是悖论出现了：投票居然无法决定出一个能反映多数人意愿的暑期旅行计划。表面上看起来很简单的投票程序实际上存在复杂的多种可能性，选举同样如此。选举已成为现代民主的主要手段和主要表现形式之一。但是选举作为一种程序本身存在多种可能性，和对投票的研究一样，西方政治学对不同选举制度产生的选举结果差异进行了深入研究，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兼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赵心树在《选举的鹬蚌困局与中人困局》一文中做了简明扼要的总结，可以参考。

因此，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者的任务并不在于重复西方政治学已经做过的基本性理论研究，而在于设计出一个能够实现已经被证明的各种政治文明一般性原则、同时又要符合中国国情的渐进改革方案。所以下文没有进行学院化的精微讨论，而是直接表述具体设想。

1.4坚持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不动摇

1921年以来，共产党通过夺取政权、抗御外侮等艰苦战斗获得了其执政的历史性合法资源，这一点和美国、共和党有很大区别。因此，在讨论中国政党制度时，最基本的前提之一就是：西方民主制度中非常突出的多党制在目前以及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都不适合中国，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动摇的基本前提之一。对此已经有很多论述不再赘述，在前文也做了一些阐述。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萧功秦在其《新加坡的“选举权威主义”以及启示》一文中写到：“中国有没有可能从新加坡的政治模式中获得一些启示，一方面既可以继续保持执政党的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吸收多党竞争制度的某些程序与法律制度，进而获得民主政治的程序合法性，通过这种方式，在取得对权力腐败的有效制衡的同时，又能为渐进地发展民主迈出新的一步，满足社会上国内知识分子、民众与国际社会要求中国走向民主的期待与要求？”“更具体地说，在中国的执政党已经取得对政治经济与社会各种资源的高度支配地位的条件下，容许若干竞争性的小党合法存在，这样就形成类似于新加

坡人民行动党的独大党模式。即在竞争性的民主程序下，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仍然可以长期享有不受质性挑战的政治统治地位。”

萧功秦的这一阐述可谓中国政治体制模式设计的基本思路。

二、中国模式民主制度的核心制度设计

2.1政党制度设计：多数党法定制度

政党是现代社会各利益集团（阶层）表达利益诉求的最主要组织手段。在讨论中国政党制度时，最基本的前提之一就是：西方民主制度中非常突出的多党制在目前以及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都不适合中国，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动摇的基本前提之一。对此已经有很多论述不再赘述，在前文也做了一些阐述。但是这并不排除共产党与其它派以某种方式分配公共权力，为共同的阶段性目标努力。实际上这也是解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唯一途径-即当前以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在保证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地位前提下，与其它派共同分享公共权利，合作进行国家管理。

我国政党制度目前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是法定的执政党，其它派是法定的参政党，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地位与公共权力的相对大小不是通过选举投票而是基于各政党在历史上积累的政治资源大小来确定的。尽管这一政党制度在革命战争年代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在和平建设的今天暴露出很多不足。最大的不足就是参政党参政决策权力没有真正的制度保证。这一不足妨碍了参政党积极性的发挥，不利于其它政党对中国共产党的监督，而且与社会主义运动的相关历史经验不吻合。

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所有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中就实施了共产党员、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占组成人员三分之一的“三三制”。建国初期，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6人中，非共产党人士3人；56名委员中，非共产党人士27人，几乎占一半。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任命的政务院副总理4人中，非共产党人士2人；15名政务委员中，非共产党人士9人；在政务院所辖34个部、会、院、署、行正职负责人中，非共产党人士占14人。

当然我党在处理与民主政党关系上同样有深刻教训：1956年9月以后的近半年中，全国各地约有一万多任务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派也在一些内部会议上提出批评。据李维汉回忆，在1956年7月和10月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普遍反映党外人士有职无权，对执政党干部官僚主义十分不满，有人指出：“现在官气之重，比国民党还甚”。许多人对政协工作感到有名无实，章伯钧主张实行“两院制”，将政协变为上议院。对中共提出的与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章伯钧等提出：一，监督应有法律保障，派向相当政府部门应有质询权；二，派可在人大设“议会党团”，有权单独向中外记者发表主张；三，政府部门和政协对派所提批评建议，应认真处理，不得敷衍「3」。

我国“多党协商制度”提法过于笼统，参政党权力没有得到制度化保证，也就无法根本上坐实“互相监督”的口号。革命战争时期权力集中无可非议，但是和平革命建设时期，权力过于集中弊端已经暴露很多，因此根据历史条件需要，调整党与其它政党之间的权力分配关系是非常必要的。

实际上，有迹象表明高层已在进行一些小范围思考讨论。2002年6月，复旦大学浦兴祖、冯菊红、严鸠生等人接受有关部门委托，对国外政党现象开展专题研究，撰写了《研究国外政党政治，反观我国政党制度后的几点思考》的研究报告，报告提出：“西方政党通过选举进入政治体制内，执政党无时不刻感受到在野党的竞争压力；而我国政党制度在理论上存在多元政治力量间的权力制衡机制关系，但是由于参政党与执政党之间的关系还未理顺，参政党本身的功能也不健全，这造成现阶段我国参政党与执政党的关系，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政党制度缺少独立的监督机制。”报告提出，“在坚持既有架构的前提下合理安排权力结构，把参政党的参政与监督的范围、方式、内容、步骤等方面用制度与法律方式固定下来，如积极推进政党法的出台。”

对此，笔者认为可以考虑以下方案：

各政党内部机构与政府机构独立。人大、政协合并形成新的人民代表大会。各级政府官员不能同时兼任人大代表职务，更不得兼任人大主任。人大主任和其他代表一样只有一票投票权，由各党代表轮流担任。

人大和行政机构中，共产党与其它政党人员比例有2种确定方法：一是不同行政层次比例不同，比如乡镇、县级权力机构共产党员占50％，省部级权力机构共产党员占60％，中央权力机构共产党员占70％。二是全国各级人大和行政机构均为一个统一的固定比例如65％，显然前者更灵活，更能适应各层机构的不同情况。当然以上比例只是一个设想，具体为多少可再行讨论。司法机构的规定见下一节“司法独立”。

直辖市、省部级以上级别的多数行政机构正职领导由共产党人担任。少数部门正职可由其他政党党员担任。可在相关法律中予以明确规定。

全国人大设置政党管理委员会，负责政党注册管理等事宜。

对于无政党的独立人士，可以预留一定比例名额，按照上述原则作为一个“虚拟政党”进行相应对待。

在宪法中对此思路予以原则性确定，具体比例等由《选举法》等普通法律予以明确。可称以上制度设计为“多数党法定的政党制度”。

尽管很多国家政党结构中，都存在一个占优势的主要政党，比如印度的国大党、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等，但是本文设想的多数党法定的政党制度“与这种情况的本质区别在于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协商制度“进一步具体化，公共权力分配为选举法等事前确定。优点在于：

通过在各国家机构每一层次都处于法定多数党的制度设计，完全实现了党的意志通过民主程序体现的目标。举例来说，不必每次全国人大会议换届之前，中共都要召集全会，向人大推荐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名单，并就当前重大政策或改革措施提交全国人大讨论；而是以人大会议的多数党身份提交议案，实现了以民主方式实现党的意志之目标。

执政党可以通过灵活调整政党在国家机构中的比例来实现政党间竞争程度的调控，当然一旦确定就不能轻易改动，只能够通过法律程序改变。实质上就是通过法律认可的非一党的一党独大制。由于各级国家机构中，各政党席位比例确定，少数党也无须担心多数党滥用多数党地位，取消少数党席位，这为党内外形成真正有效的竞争和制衡关系奠定了制度基础。

军队方面，由于中共是全国人大中的绝对多数党，全国人大选举的全国军事委员会中，中共自然也是绝对多数，而且军队各级正职领导全部是中共党员，党依然能够保持对军队的领导权。因此可以修改现行宪法第59条为“军队不得派代表参加各级人大会议”，以符合当代世界国家政治制度中普遍实施的军队国家化、避免与国家日常政治活动直接挂钩的做法。

“多数党法定制度”在保证党的绝对领导权前提下，实现了中共组织结构与政府的同构性，解决了党委与政府之间的机构重复设置以及党委与政府之间的权力交叉问题。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与同级政府系统结构相似，如党的政法委员会与政府的司法机关之间，党的纪检与政府的监察部门，党委的组织部与政府的劳动人事部门之间，党委的宣传部与政府的文化部门、广播电影电视部门和新闻出版部门之间，党委的教育卫生工作委员会与政府的教育、科学、卫生、体育等部门之间都存在机构重迭与职能交错的问题，河南省平顶山市某国有企业曾经出现过党委书记开除厂长党籍，厂长开除党委书记厂籍的荒唐事件，就是党委与政府权力交叉的一个非常典型例子。“多数党法定制度”在保证党的绝对领导权前提下解决了这2个问题。

“多数党法定制度”克服了简单多党制和简单比例代表制的可能弊端，保持国家政局的稳定，为中国民主化渐进进程提供切实的制度保障。简单多党制容易导致党派林立，进而政局不稳；简单比例代表制也存在与简单多党制一样的缺点。比如在以色列组织一个政党条件很低，各政党得票率有1.5％即可进入议会，政党参加议会选举还能够得到国家的经费支持，所以人口不到600万的以色列政党众多，目前共有27个政党。大选中选票分散，难以形成一个在议会占有多数席位的大党，政府频繁解散，甚至议会本身也自行提前解散了多次。1999年产生的第15届议会参加竞选的有27个政党，进入议会的有17个，120个议席中工党（23席）和利库德集团（24席）总共只占有47个席位，不到总席位的一半。因此任何大党无论是工党还是利库德集团都不能单独组阁，必须依赖中小党派的支持形成联合政府。在这种情况下组阁时大党不得不接受中小党的政治要价，政局不稳定也在所难免了。“多数党法定”制度能够有效的保证存在而且只存在一个多数党，能够完全避免这些情况。

“多数党法定”制度有利于实现国家财政与政党经费的分离。政党是近代以来出现的政治组织。政党不管是否执政，本身只是一种政治团体，而不是国家机构。因而从学理上说，国家财政没有任何依据应该供养各个政党。但是长期以来，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我国以党代政、党政不分体制根深蒂固，执政党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套与国家政权机构相重迭的党组织系统。如果实施多数党法定制度，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参政党，其政党系统大部分都与国家机构系统融合起来了，诸如党纪委等属于执政党内部机构，可以这样考虑：一部分人员独立为党内机构，一部分进入人大。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国家还需要向各政党拨付一定经费，与现行数额比较也将逐步减少。对于国家拨付给各政党的经费，需要在政党管理法中明确规定必须定期公开经费开支情况，接受国家审计机构的审计，最后经过人大批准。

当然，与简单多党制比较，多数党法定制度的权力集中程度要更高一些。对于“多数党法定”权力集中可能产生的弊端，除了政党之间的制衡之外，还可以通过赋予公民创制复议权、增进法定多数党内部的党内民主2种方式来抑制。公民创制复议权的讨论参见下文，增进法定多数党内部的党内民主另文讨论。

2.2司法独立

司法与行政不独立是我国政治体制的基本不足之一，对此已经有很多阐述。实际上，宪法第162条明文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扰”，司法与行政独立不过是将这一原则规定进一步具体化而已，完全符合宪法精神。在十六大报告中可以看到更明确的改革信号，有关政治体制改革部分专门列出一节论述司法体制改革，明确指出“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逐步实现司法审判和检察同司法行政事务相分离”。

实现司法与行政的实质分立，可以考虑以下设想：

赋予司法系统相应人事权、财权，由司法系统内部实现垂直管理。下级法院的建制和管理如人员编制、机构设置、经费财政等，与地方政府脱钩。

地方人大全体成员4/5以上赞成票可以提出调整同级法院法官职务的动议，要求上一级法院与地方人大联合组成特别委员会进行处理。这样地方人大不具有直接罢免法官的权力，但可以间接罢免不称职法官。同时避免了司法系统具有高度独立的人事、财务等权力，可能出现内部过于封闭的情况。

全国人大全体成员4/5以上出席，4/5以上赞成票通过，可以撤换最高人民法院法官。

各级人大可以提出撤销或者满足一定条件下直接撤销法官职务的动议，但是不能直接否决法官的判决结果，只能由上一级法院来决定是否否决。上一级法院否决下级法院判决结果必须以最低2/3比例票数通过。

公民不能直接对法官进行弹劾罢免，而是通过使用创制复议权在人大提出弹劾或罢免议案，要求罢免不称职法官的方式间接的予以实现，以保证司法系统的相对独立性。

任何国家机构成员无论其政党属性，在其任期内，其党内各种处分不影响其担任公职的资格和任期，以抑制通过党内程序过度干扰党员个人判断的行为。

司法机构所有成员不得属于任何一个政党的党员。当然，在政治改革过渡期，可以考虑规定，法官所在政党对其进行的任何党内处分不影响其司法机构的任职。逐步实现司法机构成员与政党脱钩，保证司法活动独立性。

如此设计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持司法系统相对独立性同时，体现人大的最高权力机构特征，同时将人大撤换法官的条件定得很高，可以充分保证司法系统独立性。这与西方政治体制中通过赋予法官尤其是最高法院法官完全独立地位的做法不同，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法官本人的局限性。

2.3省级以下各级统计和审计机构独立于行政机构，直属同级人大

统计是一国治理的基础。缺乏真实全面的各种统计资料，决策者就不可能做出正确决策。我国国家统计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多年，《史记》记载虞舜时期“禹平水土，定九州，计民数”。春秋时期齐国宰相管仲十分重视国家统计，认为“不明于计数而欲举大事，犹无舟楫行于水，险也”。

我国一直很重视统计工作，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颁布实施，1996年又对《统计法》进行了重大修正。但是在现行地方官员业绩考核体系下，由于统计机构归属地方政府管辖，地方政府官员干涉统计工作的动机很强烈，往往出现“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异化现象，统计独立性很难保证。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王怀忠于04年2月12日在山东济南被执行死刑）在安徽省阜阳市任期期间造假到极致时，某年阜阳市上报财政收入竟达400多亿，而在阜阳市涡阳县则出现了纳税人为秦始皇、克林顿、叶利钦等的假纳税发票。笔者2001年11月在贵州某贫困县做调查时，该县乡镇企业局一位工作人员提及，该县乡镇企业年产值实际只有2亿，但是有关县领导却让填报为12亿。

类似的诸多案例导致国内外不信任中国统计资料情绪的产生。2000年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罗斯基（ThomasG.Rawski）在英国《经济学家》上发表两篇文章《中国的GDP统计出了什么问题》以及《中国的GDP统计：该被警告？》，质疑1997年至2000年中国GDP增长统计结果的真实性。罗斯基的文章发表后成为西方和国内媒体的关注热点。就国内的反驳文章来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理学院任若恩教授的文章很具有代表性。多数中外机构和学者都普遍认为，中国经济资料总体上是可靠的。但是，这不意味着进一步改善我国统计体制是不必要的。

实际上，目前国家统计局已经建立了独立于地方政府的工作系统。比如全国GDP总量并不是从各地统计资料汇总而成，而是国家统计局在各地自报数据基础上，通过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系统统计与检验之后再予以公布。这也是全国各省市统计的GDP总和往往大于全国GDP总量的原因。因此很大意义上说，统计工作与地方政府之间关系已经出现离心事实，进一步独立出来并不突然。

此外，将统计从地方政府独立出来的作用并不只是获取准确统计信息，更在于提高对地方政府官员的有效监督。因为虽然理论上人大可以对地方政府官员进行监督，但如果没有可靠的统计资料，人大就不能对政府活动进行有效评价。

标准、严格、准确的统计和审计制度是建立公平、完善市场经济制度的关键基石之一。2001年以来发达国家爆发以美国安然公司丑闻为代表的一系列大公司财会丑闻，这对其他国家都是值得借鉴的深刻教训。实际上，2000年前后国内上市公司爆发的一系列虚假财务报表恶劣事件与安然丑闻可谓如出一辙。在改进统计工作的同时也要改进审计工作。1994年《审计法》规定审计机关职责为“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各部门的财政收支，国有的金融机构和企业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以及其它依照本法规定应当接受审计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依照本法规定接受审计监督。”官员离任审计、政府财政开支审计等等，都是独立性较之统计更强的工作。实际上，正如统计系统有自己独立渠道一样，《审计法》第九条已经规定“审计业务以上级审计机关领导为主”。那么还不如直接独立出来，在审计系统内部垂直管理同时，对同一级人大负责。

因此可以考虑：

省级以下各级统计和审计机构独立于行政机构，直属同级人大；同时保持人事和财权的相对独立。

以上设想，可以首先在《政府组织法》、《统计法》、《审计法》等普通法律中做相应修订，在时机成熟时过渡到宪法修改中。

2.4抑制黑金政治的共同竞选平台制度

选举制度包含内容很多，为主题和篇幅限制，集中讨论选举中的政治黑金问题。贿选问题没有解决，普选就不可能真正发挥实现民主的根本作用。黑金政治是现代选举制度暴露的关键弊端之一。近年来我国各地选举中富人群体参选越来越多，贿选现象也日益突出。如果不能设计出有效抑制黑金政治的制度，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不可能建立，大有重蹈台湾黑金政治旧辙的可能。

目前各国对政治黑金问题绝大多数是制定直接的管束法律，如美国《联邦选举竞选法》规定，任何个人在同一年内，对同一竞选人的捐款不得超过1000美元，对所有候选人的捐款不得超过25000美元，对同一政党全国委员会捐款不得超过200130美元等等。每个候选人必须在选举前10天或选举后30天内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报告所收到的捐款和竞选开销，其中包括所有捐款在100美元以上的捐款人的姓名、通讯地址和职业。尽管这些法律对黑金政治产生了一定抑制作用，但实际上还是无法真正抑制黑金政治，黑金捐赠者往往通过所谓的捐软钱（softmoney）的方式名正言顺规避法律约束。

笔者认为，如果不将所有竞选者约束在同一平台上，那么竞选与金钱之间的利益勾结关系始终就无法得到真正抑制。因为如果各选举人各自开展竞选活动的话，竞争经费自然是越多越好，而法律对此监督成本必然会随之上升，而且因为资金转移存在很多渠道，监督效果不会很好。因此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构建中，遏制西方选举制度的异化为金钱实力比拼是最关键的环节之一，为此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可以考虑以下设计-

各党以及各党内部各代表参加党内抑或党内选举时，制定统一的竞选人宣传措施。简言之，即所有候选人不能单独行动，必须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出现，同时面对选民。称为共同竞选平台制度。

各候选人在这样的制度约束下，不得不将自己的竞选设想与其它候选人的批评直接面对，增加了选民甄选候选人的有效度。在这种制度设计下，各候选人必然彼此监督，能够有效避免候选人隐瞒信息等情况。

捐赠经费不能捐赠给某一个政党或者某一个竞选人，而是由所有候选人分享。经费管理由一个各竞选政党等名额组成的竞选资金委员会负责。

政党财政与国家财政独立，国家财政为各党竞选拨付一定数额经费，不接受针对具体政党的竞选资金捐赠，所有捐赠纳入一个全国选举基金统一管理。竞选预算总额由全国人大批准，通过法律规定拨付给各党的经费总额不得超过国家财政收入的某一个比例。

在该制度设计下，竞选黑金活动空间受到很大抑制。

国家资助竞选者的制度可以参照以色列的相关规定。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下设一个财政委员会，对议会选举的经费作出预算。预算报告提交议会，由议会批准。每个参加议员竞选的政党可以从国库获得一定数额的选举经费。议会根据大选结束后各政党在议会中占有席位的多少，决定拨给每个政党具体的款额。国家审计长负责审查全部竞选费用的拨付，对全国人大负责。

2.5两院制还是一院制

对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采取两院制还是一院制，存在不同意见。普遍认为，英国两院制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历史上阶级之间妥协的结果，美国两院制也是一样。以美国两院制为例说明。

美国联邦制度的形成具有其独特的历史原因。独立之初，美国建立的是一种邦联制度，并非联邦制度。1777年的《邦联条例》明确规定，组成“美利坚合众国”的各个州保持其“主权、自由和独立”，出于共同防御、维护自由和公共福利而加入“彼此友好的联盟”。凡是没有明确授予中央的权力，一律自行保留。中央只设一个议会，由各州派代表组成，每州不分大小，只有一票表决权。议会每年召开一次，权力十分有限，对于各州人民没有直接的管辖权，也没有征税和管理商业的权力。当时美国邦联是一个极为松散的权力架构。1786年爆发的谢斯起义刺激了美国由邦联制度向联邦制度的变革。1787年各州代表聚会费城，召开了制宪会议，争论焦点是由谁来掌控中央政府的权力。大州代表认为，自己人口多，纳税也多，所以在国会中的代表席位也应多。小州代表则强调小州与大州的平等地位。最后选举一个11人委员会寻求妥协方案，该委员会提出“康涅狄格妥协案”。主张建立两院制，即在参议院中各州享有同等表决权，在众议院中代表权按人口比例确定，最终获得制宪会议的通过。因此美国采用两院制。

我国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与当年的英美类似的特殊历史语境，而且宪法已明确“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各级权力机关”，因此一院制最符合实际，也即前述的现有党委、人大、政协等三合一。

2.6总统制还是议会制

划分民主制度的类型，可以有多种可能的方式。从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之间的关系方面划分民主制度，分为总统制与议会制两大类型。英国议会制一般被认为是议会制的最典型代表；而美国总统制是总统制的最典型代表。

议会制：最高行政权力必须受到议会中的多数支持，议会的不信任票可以使最高行政长官倒台。最高行政长官有解散议会、举行新选举的能力。

总统制：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相互独立，由各自的独立选举产生。彼此无权罢免对方，也即所谓“权力的双重合法性”。

当然，现实生活中存在一些混合型如法国“半总统制”等。但是当今世界上只有屈指可数的国家实行半总统制。这表明半总统制还不具有普遍性，即使实行这种政体，由于在现实生活中可提供的政体样本数量有限，对于其利弊的证明力度是不够的。因此在以下讨论中，以总统制和议会制为主要考虑对象。

据统计，二战后在三十九个议会制民主中国家有十三个崩溃；而在十三个总统制民主中至少有十个崩溃（塔图。万海伦，《制度性战略和民主》。第十五届国际政治学会世界会议论文，1991年7月，布宜诺斯艾利斯）。

在总统制下，“权力双重合法性”使总统和国会的权力都有独立合法性基础，在重要问题上出现重大分歧时非常可能发生冲突。此外，由于总统制下总统任期是固定的，当彼此意见不一致时，无法改选总统，双方僵持很容易陷入宪政危机。在采行总统制的南美国家，政变频繁，政权一旦更迭国家元首随之易位，进而使国家政局极其不稳定。前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总统与俄国会（国家杜马）之间不能就权力划分原则达成共识，最后竟演变成动用大炮坦克的府院之争。

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自由和稳定都必须考虑。如果缺少必要的稳定，即使得到自由，也难以持久。中国政治文化缺少宪政意识，威权与专制意识深厚。如果采用总统制，由于权力的双重合法性，很容易制造强人政治格局，使宪法体制形同虚设。因此笔者主张中国政体选择议会制。

当然，为了进一步抑制议会制的不足，可以对现行的一般意义上的议会制做一些中国特色的完善，增加3个修正条件-

以法律确保议会内始终存在一个多数党。对此前述“多数党法定制度”足可以保证之。在今日乃至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在中国这个“法定多数党”目前来自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自然就是中国共产党。

政府无权解散议会。西方议会制中政府可以解散议会，这种制度设计不适合中国。因为在中国，全国人大是最高权力机构，只能为选民选举更换而不能为政府解散。

行政内阁更换过于频繁是西方模式议会制饱受批评的重要缺陷之一。对此由于共产党在全国人大占有明显多数席位，而且行政机构主要领导人员也是共产党人，因此能够有效避免议会（也即全国人大）频繁撤换行政首脑，造成政局不稳。

以上制度设计既吸收了西方模式议会制优点又避免了其缺点。

2.7公民有限复议创制权

从理论与实践上说，代议制都出现人民代表忽视民意滥用权力的可能性，因为选民固然可以通过周期性投票，将不符合多数人民意的代表撤换，但是在两次选举之间就难以约束人民代表。

孙中山对复议创制权制度非常感兴趣。孙中山曾经指示廖仲恺、孙科等翻译了不少有关全民政治学说的译作。如廖仲恺在译Deloe.F.Wilcox《全民政治论》（GovernmentbyallthePeople，别名《创制权、复决权、罢官权与民政之作用》）时，在译作附言中把瑞士的“直接民权”看作“政治上之防腐剂”，指出“选译此本，有无限之意思与希望存焉”。而孙中山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三日在《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更是明确引入了复议创制权，当然孙中山没有制定具体程序保证公民创制复议权的具体实施。

复议创制权制的含义与具体使用语境相关，大体言之可分为下列几种：决定国家前途的公民投票（Plebiscite）（“公民投票”一词的英文是Plebiscite，也有人使用英文Referendun）、宪法复决权（Constitutionalreferendum）、政策复决权（PublicPolidyreferendum）、咨询式复决权（Consultativereferndum）、创制权（initiative）等术语。实际上即使在西方政治学文献里，这几个名词也用得颇为混乱。

可以大致认为“公民投票（Plebiscrite）”指就全国最重大的事宜进行全民公决。显然，公民投票成本高昂，不宜频繁使用，仅仅针对重大事宜进行。

公民投票让一般国民可以直接针对政务表达意见，因而公投有以下优点：（1）避免政党与国会（或者议会，含义等同）的专断，公投时尽管议会与政党仍会继续存在，但是其重要性与影响力将大为降低，民意占据主要分量；（2）磨练人民对政治事务的责任感；（3）可以随时控制议员（人民代表）和政府官员。因为选举制度下选民只能每隔几年，才能行使自己的政治参与权，而在议员任期当中公民很难约束议员。

不过，除了少数人口较少、地域不大、直接民主传统深厚的国家例如瑞士之外，公投在世界各国政治生活中并不是常见作法，因为公投具有以下不足：（1）一般民众在作重大抉择时信息不足、能力不足。（2）每一张选票都具有同等效力，即使强烈反对的少数，仍然必须遵守并不在乎的多数人的决定，形成多数人暴政。英国北爱尔兰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北爱尔兰中天主教徒是少数，他们希望能与爱尔兰共和国统一，而居于多数的新教徒则认为应该继续留在英国。为此双方争执一百多年，甚至衍变为暴力冲突，至今仍然未有较好的解决方法。公民投票并不能解决问题。（3）可能出现阿罗所谓的“投票悖论”现象。这也是为什么绝大多数民主国家都不常采用这个制度的原因。

在国人心目中，直接民主与十年紧密联系在一起。实际上直接民主作为一种目标，有多种实现方式，大鸣大放不过是一种失败的形式而已，并不能由此断定直接民主不成立。创制复议权就是一种很好的实现直接民主的方式。

创制复议权多指对于地方性事项，该地方区域一定比例或者一定数量的合法居民可以联名就某事项提出自己的意见，并要求有关政府机构与权力机构讨论回复的权力。而复决权则是创制权的相反操作，即选民可以通过和创制权一样的程序否决现有法案。

我国现行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这与西方政治实践中的创制复议权有共同之处。但是现实生活中，打击报复公民对国家机构合法批评建议权，或者对公民提出的建议不闻不问，懈怠处理的行为屡见不鲜。所谓“信访工作困境”一词就是一个显例。

与改革开放之前或者与改革开放初期比较，我国正处于转型期，社会内部各种利益关系越来越复杂；与此同时司法独立性没有得到完全保证，信访量显著增加是很自然的。但是在一些地方，政府各部门和所属企业建立所谓应急分队，对准备越级集体上访的人员进行堵截，甚至出现“信访稳定”的提法。

凡此种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宪法仅仅从建议和批评的层次上界定公民对国家机构的权力，而建议与批评权很容易受到漠视和打压，以至于部分公民特别是农村公民无可奈何之下往往通过所谓“信访”、“上访”之类类似于封建时代小民拦轿喊冤式的极不制度化的行为来表达自己的声音。如果将宪法第41条上升为复议创制权，那么公民对于国家机构行为的监督约束权力显然会有一个实质性的飞跃。近年来国内公民直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建议案数量不断增加，2003年最突出，该年度有代表性的建议案有-

5月14日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俞江等三名法学博士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了一份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

5月23日，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等5位国内知名法学家联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

7月26日北京邮电大学文法经济学院许志永等三人就河北省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大午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提出的《关于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刑法第176条的建议》。

如果说以上公民在职业上还具有明显的法律行业特征的话，那么2004年1月14日湖北省随州市青年教师刘飞跃将一封在该市公共场所随机征集到的543人共同签名的公开信，以挂号信和电子邮件的形式，同时发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呼吁取措施根治医药行业长期存在的“药价虚高顽疾”。对于医药行业的药价虚高顽疾，多年来社会舆论对此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但普通公民征集数百人联署公开信，要求政府采取措施，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其作为标志性事件的价值勿庸置疑。04年2月5日的《南方周末》做了长篇报道。

一系列事件充分表明，随着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深入，公民法治与参政意识将越来越强，原有的批评与建议权力度不足的弊端日益暴露。因为很显然，尽管以上公民建议案得到人大重视，但是这与法律意义上的强制创制复议权之间的本质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

公民行使权力主要通过人大代表，因此对人大代表的监督，除了人大代表内部的监督机制之外，必须引入公民对人大代表的直接监督机制。当然，指公民所在行政区划内由其直接参与选举的人大代表。公民可以弹劾其参与直接选举的人大代表。对人大代表弹劾的处理视被弹劾内容而定，比如弹劾尚未属于司法管辖范围，则由人大系统内部组成一个7人独立委员会来决定。举例来说，一名县人大代表被公民使用创制复议权要求调查，那么独立委员会由上一级人大代表会议派出的4名调查员、该县级人大代表会议的3名调查员累计7人组成。如果弹劾属于司法管辖范围，直接由同级司法机构处理。该代表所属政党对其的调查处罚结果与此无关。

那么如何确定公民联名的数量？对此可以参照国外相关的成熟规定执行。当然，需要设置防止少数公民恶意滥用创制复议权的行为，尽量提高提案的民意代表性，可以如是考虑-

（1）一个公民如果提出的议案没有获得通过，那么他将在某一段时期比如在2年内丧失创制复议权和签名支持他人提出建议的权利，以及适当的现金惩罚，以提高议案质量。如果针对一名人大代表的弹劾被通过，那么此人大代表将终身不得担任任何国家职务，同时加以一定现金惩罚，若触犯刑律则进入司法程序，罚金并处。

（2）将签名者年龄要求提高到25岁。因为通常情况下，一个正常人在25岁左右才具有比较成熟的社会经验和一定水平的收入，对复杂社会现象才具有较强的独立判断能力。18岁个体虽然法律上成年，但多数人经济尚未独立，缺乏社会经验，对于各种社会事务很难说有比较客观、理性的判断力。

（3）创制复议权只能针对选民所直接选举的人大代表。一是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公民就全国性事宜直接向全国人大提出并要求回复，很难实现，全国性事宜由全国人大代表来提出。二是选民直接选举的人大代表范围已经覆盖了公民日常生活的绝大多数事宜活动范围。

赋予公民创制复议权可以渐进的实现之，首先是修改《立法法》第13条“一个代表团或者三十名以上的代表联名，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律案，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会议议程的意见，再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建议删除“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和“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会议议程的意见”等条款。同时调整主席团的组成，可以通过随机抽签的分组方式产生主席团，删除主席团审议议案的权力，只作为大会主持者存在，以消除主席团往往由地方领导组成，不利于普通人大代表提出议案的弊端。

公民不能直接弹劾人大代表之外的国家机构人员，但可以通过司法渠道起诉。

16大报告指出，“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赋予公民创制复议权正是满足这样的要求的非常成熟的制度设计之一。

三、总结：中国特色民主模式要点

根据以上论述，本文设想的政治体制中，各级国家机构与公民之间形成以下权力与责任、监督与被监督关系：

（图略）

（注：虚线表示任何具有合法身份公民所拥有的创制复议权。当然也包括立法、行政、司法机构的内部成员。实线表示直接的上对下的管辖权力。）

邓小平当年为中国政改划定的底线是，不搞三权分立、不搞多党制，不搞西方式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但是中国政治改革又必须吸收西方政治文明的精华部分，于是我们需要中国式的权力分立与监督、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与西方政治模式乃至新加坡的“一党独大”政治模式比较，笔者所设想的未来中国政治制度的创造性和中国特色集中表现在：

三权分立的内容与西方三权分立不同。西方三权分立是司法、行政与立法三权分立。而笔者设计的方案是司法、行政与统计审计三权分立，行政与统计审计直接从属于立法机构，立法机构在非常严格条件下可以间接的影响司法机构，因此立法机构与司法机构之间的分立程度不同。

多数党法定的政党制度。尽管法定多数党制没有实现政党活动的完全自由，但是民意已可以得到充分表达，法定多数党内由于其他法定少数党的竞争压力，内部竞争加剧，权力过于集中的长期弊端将受到很大抑制。也就是说，多数党法定制在引入选举制度优点同时，又可以保证执政党的执政地位。考虑到实际可行性与改革稳定性等因素，法定多数党制在当前乃至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中国都是最现实、可行的政党制度设计。

选举中的共同竞选平台制度。

司法独立性的保证措施不同。绝大多数国家司法制度独立性都是通过司法系统在全国各个层次都保持内在封闭性来实现的。而本文设计方案是基于人大是各级国家组织的最高权力机关的前提，因此必须保持人大对司法人员的任免权力，与此同时人大也不能随心所欲的干预司法。这一点是通过提高人大弹劾法官的投票比例以及人大无法直接否决法院判决2点措施来保证的。

通过对人大代表的创制复议权加强了公民对国家机构的约束能力，同时将公民创制复议权界定在人大，能够抑制创制复议权本身可能存在的、“过度民主”导致的不稳定情况的发生。

因此可以用“中国特色的新三权分立制度”来指括笔者设计的中国特色三权分立制度。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创造出适应新时代的具体政治模式与经济模式。但是整体上看，尽管1978年以来党内提出诸多理论观点，但实质性理论创新很少，具体、比较系统的政治模式设计尤其罕见。以上几点基本构想，意在抛砖引玉而已。

四、社会主义民主实现形式的新探索

应该强调的是，本文提出的以“多数党法定制度”为核心的一种政治模式设计并不仅仅是针对今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而提出的权宜之计，而是完全可以作为一种自身完备的新政治模式设计而存在的。

笔者认为，本文设计的以多数党法定制度为核心的政治模式设计能够比较有效的避免斯大林模式权力过于集中，而南斯拉夫铁托模式权力有过于分散的两个极端之不足。笔者实际上将本文设想视为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模式一样有别于前苏联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不同政治模式的一次探索努力。简言之，就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前文引述的萧功秦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设计模式必须符合的若干原则的概括，这也是本文标题取名的本意所在。

五、结语

正如英国人所说的一样，“魔鬼在细节中”。以上不过是中国政治模式设计最主要方面的思考，其它更细化的方面还需要大量研究，比如在本文设想的政治模式中，人大地位大大增强，那么如何保证人大代表真正体现民意，以及形成人大代表的有效进入与退出机制等就成为本文政治模式是否成功的关键决定因素之一，再如法定多数党内部民主、选区划分、民族区域如何实施本文设想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限于篇幅不做讨论，在后续文章进一步讨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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