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文书范文10篇

裁判文书范文篇1

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逐步深入,“公正与效率”的主题不断实践,全国各级法院已经充分认识到裁判文书改革的重要意义,纷纷采取措施进行改革,回顾几年来的改革情况,可谓形式多样,各有千秋。如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云南烟草大王褚时健等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的刑事判决书。这一判决书与传统的判决书模式相比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在“事实和证据”部分,改变了在高度概括控辩主张之后千篇一律地叙述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的写法,而是在“事实和证据”部分开宗明义地用“评判如下”作为由头,围绕控辩主张和双方举证、质证的内容,将法官认证的过程、理由和结论予以充分地表述。广州海事法院在制作的裁判文书中,一改传统的“本院认为”判词的表达方式,直接将主审法官的个人意见、包括合议庭的不同意见标明出来。

针对以上各种形式的改革举措,学者罗书平点评为:以“评判如下”的内容取代“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的改革举措,完全符合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发展趋势。以刑事诉讼法的修正作为标志的中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将传统的“纠问式”的审判方式变革为“控辩式”的审判方式。控辩双方的诉讼地位将由形式上的平等逐渐走向事实上的平等,而刑事裁判文书是控辩双方的诉讼地位是否平等的最直接的体现。

司法实践表明,绝大多数的诉讼案件即使是按照普通程序审理的,控辩双方的主张中涉及案件事实和证据的内容,也并不都是“针锋相对”的。因此,这里就有一个如何对控辩主张中有争议的焦点问题进行概括,针对这个焦点问题引导控辩双方举证、质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认证的问题;对适用简易程序的裁判文书试行“填充”格式,这种较为“超前”的做法,符合我国司法实践需要。

笔者认为,各地法院所采取的各种形式的改革措施,其中不乏符合现代司法理念的改革举措,但其中注重形式的居多,重视实质的较少,未能把现代司法理念中的核心内涵“公正与效率”真正体现出来,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尚需进一步规范和完善。

二、裁判文书改革中存在的不足与弊端

研究各地法院的裁判文书改革,笔者认为,存在很多的不足和弊端。尤其是不能反映庭审的全貌或全过程,不能体现审判公开的内容。裁判文书作为诉讼过程的记录,表明着法官审判权的运用和诉讼各方的权利是否得到充分的保障。然而,目前的裁判文书改革还没有真正走出职权主义的阴影,法制和当事人色彩淡化,考虑社会公众识别能力少,考虑法院自身感觉行文方便多。判决书的主要内容仍是法院查明的事实,法院认为的理由,据此形成法院的判决。从判决书的内容看,一个案件的事实,判决的理由,都是由法院决定的,而不体现是当事人举证、控辩双方意见及适用法律的结果,难以表露民主与法制的思想,难以体现公正、公开的现代司法理念,使当事人对裁判文书的信赖程度不高,影响裁判文书适用法律的效果和尊严。由于当前法院裁判文书不能全面反映司法活动,说理不充分、透明度不高,不能充分表达司法公正。面对这种现状,笔者认为,将现代司法理念融入改革之中,指导改革实践,才能真正获得裁判文书改革的成功,才能真正实现公正司法的目标。

三、现代司法理念与裁判文书改革

司法理念,是指导司法制度设计和司法实际动作的理论基础和主导的价值观,也是基于不同的价值观对司法的功能、性质和应然模式的系统思考。现代司法理念是人们在现代司法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科学的基本观念,是支配人们在司法过程中思维和行动的意识形态与精神指导,是我国依法治国条件下需要确立的司法理念。现代司法理念是现代法治原则的结晶,是法律文化的积累,是司法客观规律的集中反映。

现代司法理念作为一种系统的理论提出来,其意义在于:一是司法制度在设计中应该有系统成熟的理念作为基础,准备不足会导致法律之间的不统一,影响法律制度的稳定性;二是司法改革首先是理念的变革,没有形成相对成熟的理念对其进行指导,容易导致改革的盲目性;三是理念的匮乏会造成思想的混乱、信仰的缺失,仅靠口号和群众运动式的动员不可能真正树立起司法的权威。这些理念支配着人们建立制度、运用制度、改造制度的一切行动。总结归纳现代司法理念中的核心内涵,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公正与效率”这一世纪主题,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其他现代司法理念要服从并服务于这一核心,与这一核心相统一。最高人民法院所提出的要确立中立裁判理理念、司法公开理念、权利平等保护理念、法制统一理念、实体和程序并重理念、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并重理念,都是围绕公正与效率这一主题展开的。简言之,司法审判工作或各项审判方式改革工作,必须要树立以“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为核心,以公正、中立、平等、公开、统一、文明、高效等为基本内涵的现代司法理念,为人民法院体制建设、机制改革和未来发展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和司法环境。作为审判方式改革重点之一的裁判文书改革,必须要贯彻体现现代司法理念中的公正与效率这一核心内涵,同时也要将其他现代司法理念融入其中,使改革后的裁判文书真正成为展现人民法院公正执法良好形象的载体,及对社会公众进行法制教育的生动教材。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处理好现代司法理念与裁判文书改革的关系。

1.裁判文书改革必须体现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在处理各类案件的过程中,既能运用体现公平原则的实体规范确认和分配具体的权利义务,又能使这种确认和分配的过程与方式体现公平[1]。公正司法是每一个法官的神圣职责,它不仅贯彻在每一个诉讼活动和环节之内,也体现在每一个法官所作出的每一项公正裁判之中,从一定程度上说,后者的意义必定远胜于目前而未真正实现的公开审判[2]。这种公正性主要表现在:一是实体裁判的公正。包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准确的认定事实,正确地适用法律,依法公正合理地作出裁决。二是裁判程序的公正。包括法官在制作裁判文书之前必须进行冷静、详细、慎重和适当的评议,要对各方提出的论点和论据进行仔细的讨论和衡量,法官在制作裁判文书时要充分注意到各方的观点和论据,并加以评判。据以制作裁判的事实必须经过合理而充分的证明,应明确其制作裁判的根据和理由,向各方及社会公众公开证明自己所作载判公正的合理性。三是裁判形象的公正,这实际上是由前二项派生出来的。所谓形象公正是指存在社会公众内心的对人民法院和法官评价的尺度,虽不直接影响当事人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实施,但影响法律权威性,反过来影响执法[3]。形象公正很重要,因为一个不公正的案件是可以纠正的,但在人民群众中形成不公正的形象则是很难扭转的。

2.裁判文书改革必须体现司法公开

司法公正的前提必须是司法公开,司法公开要做到审判规则公开、庭审过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提升司法透明度和公信度,最大限度地实现司法的社会功能。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不只是审判过程和裁判结果的书面反映,更重要的是表明法官在审理该案时审判权运用的是否公正。在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裁判文书说理公开,不仅是法官的义务,也是当事人的权利。此外,裁判文书除了约束当事人,打击犯罪,保证法律具体实施的作用外,还肩负着法律宣传教育的作用。现代社会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立法不断,人们无暇顾及每部法律规定,相反,却关注于身边的每份裁决,极欲知晓裁判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如果不公开裁判文书的说理,裁判文书宣传法律、弘扬法治的目的就很难达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法院的审判权也是人民群众赋予的。这就决定了人民法院的执法活动必须向人民群众公开,接受人民的监督,对人民负责。这里的公开不仅包括案由公开、审判公开,更包括裁判文书中的定案证据、裁判理由、适用法律、裁判结果的公开,即通过裁判文书将审判过程全部公之于众。

3.裁判文书改革必须体现司法中立

在裁判文书改革过程中,我们必须严格把握司法中立,摆正法院及法官的位置,维护司法的被动性。以所谓“民不举官不究”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南。为了保持我们居中裁判者的制衡作用,法官不能主动介入任何争议从而表现出失去中立立场。而应根据当事人举证、控辩双方意见据实分析认证,切忌凭主观随意取舍。彻底杜绝的“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严格遵守三大诉讼法的规定,正确认识程序法独立存在的重要价值,对程序法赋予当事人的权利丝毫不能剥夺,给法院规定的义务也丝毫不能省略,程序法未授权法院行使的权力,绝对不能行使,法官要时刻保持居中裁判的地位,以体现司法的公正性、严肃性及权威性。尤其作为新时代的法官,更应成为司法中立理念的最先接受者和实践者,要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对于因理论基础不实、意义认识不足、小节“不太注意”等原因而产生的有违司法中立的思想、做法,必须彻底铲除。努力摒除破坏司法中立地位的习惯做法,使司法客观规律得到具体落实和体现,使裁判文书体现法官中立裁判的立场。

4.裁判文书改革必须体现司法效率

我国目前的审判力量还相对较弱,而各类案件数都呈上升势态,案情也日趋复杂,法官的工作压力已经相当大。如何将审判人员的精力有效集中于案件事实的确认与推论最后的结论?体现在裁判文书改革上,就是有效地减少其在这方面的重复劳动。裁判文书的相当部分是表述案件的客观情况和审理过程,这些内容在案卷的其它部分都有充分、详细的记载,过于强调这些内容的完整和详尽,无疑会分散审判人员的精力,反而会使应当重视的部分得不到充分的论述。现在,许多基层法院的审判人员面对巨大的工作量,每天都疲于应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大量的重复劳动占用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这对于提高案件审判的质量是非常不利的,也与我们裁判文书改革的初衷大相径庭。对于具体案件而言,效率与公正始终是一对对立统一的矛盾。过于强调效率固然会使公正得不到保证;但一味强调公正,也会使效率大打折扣,使案件一拖再拖,“迟到的公正等于不公正”,最终也会使实质上的公正难以实现。

四、深化裁判文书改革的几点建议

建议1:裁判文书首部的写作除应具备最高人民法院诉讼文书样式的基本要素外,还须写明案件受理时间、交换证据、开庭时间和次数、审限延长批准情况等,存在重审、移送管辖、中止诉讼情况的,也应予说明。即应体现出审件审理的全部经过。当事人诉辩主张、控辩双方意见部分的写作应具有客观性,概述诉辩双方意见须具体、完整,切忌凭主观判断随意取舍,除当事人或控辩双方不规范的用语外,尽量用其原有的表达方式。在详细处理上,当事人无异议或控辩双方无争议的事实和主张可简要说明,重点反映当事人的争议焦点及控辩双方争执的主要问题,为认定事实和阐述裁判理由作好铺垫。对证据的来源与否应有一个合理的说明。

建议2:证据分析和事实认定部分的写作应完整、清楚,做到不遗漏主要事实,证据的分析和认定应详略得当,重点突出,着重对争议事实分析论证。因为法院认定的事实,是依靠证据来证明的。法官查明事实的过程,也就是审查认定证据的过程。在诉讼中,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有可能是真的,也有可能是假的,但无论真假,都需要法官进行审查分析。尤其对控辩及诉讼各方有异议事实部分的证据更要充分分析论证,最后被认定的材料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特别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当事人伪造证据的手段越来越高明,这就更需要着力对证据进行分析与论证,因而审查证据构成了审理的基础,对案件的判决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证据事实认定过程中,既不能事无巨细,记流水帐,又不能只罗列证据,不认定事实。

建议3: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裁判的理由是法院裁判文书的灵魂,是把案件事实和裁判结果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媒介,理由部分阐述充分、合情、合理、合法、才具有说服力,最后的结论才能站得住脚。因此,要改变以往裁判文书讲理不透彻或根本不讲理的状况。在写作时可以采用说理的方法,可引用法律规定,在法律规定明确的情况下,可以引用或简述法律规定内容,直接得出结论。也可运用法律解释的方法,对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含义不明的,要依据立法原意对法律规定的含义进行解释。对法律没有规定的,要依据法律的基本原则,及权威的法学理论进行阐述。

法官代表国家制作的裁判文书,是窥视一国司法制度和法律文化的窗口,是公正司法的最终载体。对于我国的司法人员来说,司法裁判文书的改革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参考文献]

[1]吕世伦,贺晓荣.论程序正义在司法公正中的地位和价值[J].法学家,1998,(1).

[2]彼得·斯坦.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

[3]陈旭.审判方式改革的目标和内容[J].政治与法律,1998,(1).

[4]陈界融.论判决内容中的法理分析[J].法学,19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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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武树臣.裁判自律引论[J].法学研究,1998,(2).

裁判文书范文篇2

关键词：行政，文书，制作

主文

行政裁判文书是指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规定的程序，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参照行政规章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解决行政争议并就案件的实体和程序问题作出处理的书面决定。众所周知，裁判文书是人民法院向当事人及社会公众展示司法公正和法院形象、法官素质的直接载体。因而，制作出高质量的行政裁判文书，是时代和社会对人民法院提出的要求，是人民法官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

一、当前行政裁判文书制作中存在的弊端

行政审判的实践标明，当前在行政裁判文书的制作中存在着明显的弊端，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缺乏行政诉讼的特点

行政诉讼不同于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就拿同民事诉讼比较而言，行政诉讼与之有着显而易见的区别，比如合法性审查、举证责任分配、全面审查等是行政诉讼的突出特点和适用原则。在行政裁判文书的制作过程中，法官应特别强调这些方面。然而，在行政裁判文书制作的实践中，有不少法官却忽略了这些本不应忽略的问题。笔者认为，所以出现如此疏忽，与这些法官至今对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不够明确不无关系。须知，“法律的目的，不仅是法院解释法律的标准，也是评价和判断法院判决是否妥当的标准”。①因此，首先，必须明确立法目的所在。就我国行政诉讼立法的目的看，它是为了实现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同监督行政主体依法行政的和谐统一，并力求使双方在行政程序中权利义务的明显不平等在行政诉讼中得以适当平衡。因而，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行政主体作了许多限制性规定，同时，根据我国国情，人民法院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时，也要遵循一定的原则。上述的限制和原则恰恰体现了行政诉讼有别于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的突出特征。但是，在行政诉讼过程中，往往出现法官运用审理民事案件的方式审理行政案件，致使重点旁落，将审查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变为审理原告行为的违法性，并人为地将被告负举证责任的法定原则变为举证责任“倒置”的酌定裁量，把本应由原告胜诉的案件，却因法官制造的“举证不力”而以败诉告终。在行政诉讼法已实施十余年后仍如此审理行政案件，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在于主审法官至今尚未把握行政诉讼的实质特征，至于出于故意“枉法”裁判者，只是个别现象。

（二）轻视程序性叙述及论理

司法公正的实质只能是在程序公正的前提下追求最大限度的实体公正，也就是说，只有将程序公正作为实体公正的前提和基础，实体公正才能真正体现法治意义下的实体公正。当前为数可观的行政裁判文书中均存在忽视程序叙述方面的问题，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忽视程序性表述。如不表述或不全面表述自立案至开庭阶段的详细过程；二是忽视程序性论理。不讲为什么适用或不适用相关程序。主审法官的这种怠于作为的做法，其结果恰恰导致了剥夺当事人及社会公众对案件审理的知情权，甚至人为地造成部分当事人因缺乏法律知识，错过诉权行使的法定时限，而出现胜诉权的不当丧失情况。

轻视程序叙述及论理的原因，除受现行司法体制的影响外，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法官个人认识方面的问题。因为某些法官并不理解：司法活动的真正使命，并不在于追求客观真实本身，而是通过正当程序形成当事人各方都能接受的程序事实和证据事实，并在此基础上适用法律，作出最终的裁判。②换言之，程序公正的价值是至关重要的，绝不可轻易省略，尤其是不陈缘由的恣意舍弃。程序正义的要旨就在于：要求法官在审理案件时慎用自由裁量权，且在审理过程中始终保持中立的立场，赋予当事人充分的诉讼参与机会，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不得随意变更其诉讼请求，审理案件必须遵循法定程序，并尽力保障案件审理的公开、公正、公平。

（三）归纳焦点不准确，阐述理由不充分

在审判实践中，不少的行政裁判文书在归纳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时，没能抓住重点，集中归纳，造成所归纳焦点较分散，不突出，甚至偏离方向，直接导致证据分析不力，主次不分，层次混乱，叙述缺乏逻辑性，乃至认定事实失误。

与此同时，某些行政裁判文书（尤其判决书）对裁判理由的叙述过分简略，且多是事理的直陈，很少法理的阐释，更少论及如何针对个案的具体案情去运用证据规则推导案件事实，怎样运用法律认定案件性质，在作出裁判结论时，要么不予论证，要么简单从事，“高度概括”，分析不明，论理不透，令当事人看后不得其解，疑团丛生。

笔者认为，新世纪新阶段的行政裁判文书，不仅要大力彰显司法公正与文明，还要充分体现司法为民的审判宗旨。为此，要求主审法官在撰写裁判文书理由部分时，主要靠事理分析论断与裁判理由的精辟阐述来具体体现。一份优秀的行政裁判文书的论理，是该裁判文书的精华和灵魂，是将推定的案件事实与裁判结论有机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和桥梁，通过法官令人折服的论理，“达到活的、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与死的、刻版固定的法条之间的沟通”。③沿用演绎推理和思维定式说理时，力求做到具备针对性、逻辑性、完整性、客观性、公平性等整合的特点，既符合规范又具有个性。作为一名合格的职业化法官，不仅应具有系统、扎实的法学理论基础，娴熟的裁判技能和宽厚的人文素养，还应具有逻辑学（尤其形式逻辑），语法修辞（主要是积极修辞）、写作基本知识以及熟练驾驭文字的基本功底。倘若缺乏良好的综合素质，则很难充分把握“公正与效率”司法主题的真谛，也无法胜任职业法官的神圣职责。

（四）自由裁量权行使不当

自由裁量权是指行政诉讼中法官采取合法的手段于合理的范围和适当的幅度内对具体案件酌情作出裁判的权力。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立法的滞后和粗疏，是成文法国家无法克服的通病，丰富而多变的司法实践总是让制定法显得乏力和被动。④面对成文法的空白和行政争议与纠纷的客观存在，法官依据一定的原则和条件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应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已是不争的事实。在个案审理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主要体现在对现行法律的正确理解的基础上作出裁判，展示法官正确适用法律和公平处理案件。而表现在裁判文书中，自由裁量权则体现的是法官对责任的衡量和尺度的把握。包括对法律原则、精神的准确理解和对客观事实的准确叙述。同时，自由裁量权的启动应有一个最起码的标准，那就是：只有在“法无具体规定”的前提下，法官才应根据个人对立法宗旨的把握力度和职业道德要求，运用自由裁量权对采取的相关措施做出尽可能合理的选择，对案件作出公正裁判。但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应十分慎重，以防造成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在具体的行政裁判文书制作中，自由裁量权不当行使的主要表现是：

1、随意扩大“依职权”调取证据的范围。某些法官（尤其基层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全然不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禁止性规定，即“人民法院不得为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调取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收集的证据”，动辄就要自作主张“依职权”主动为被告“补充”证据。如此露骨的枉法取证，难脱“官审相护”之虞。作出的裁判文书又如何能保证起码的公正进而取信于民呢？

2、具有实体观点的二审裁定。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化，行政裁定书的内容越来越丰富，突出了说理性，这本无可非议。然而，某些“发回重审”的裁定书的内容要素已大大超出了“纯程序”的范畴，不仅详陈发还理由，而且对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也作出预断。此种做法的本身会直接影响一审法院的审判权，这也许是出于好心的二审主审法官所始料不及的。

3、对诉讼费收取及负担轻率处置。某些行政裁判文书中显示出法官对案件受理费及相关费用的收取与负担问题随意进行处置，与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格格不入。其具体表现是：不按收费范围和标准收费，并任意裁断当事人的负担比例，尤其对不便讲明的收费名堂，便含糊其辞地统统称作“其他诉讼费”或“其他费用”以及“实际支出费”。

（五）不符合规范化制作要求

作为行政裁判文书制作的规范化，是指行政裁判文书在形式上必须达到格式规范，在内容上必须做到要素齐备，同时符合适用法律正确、结构严谨、逻辑缜密的基本特征。可是，从当前行政裁判文书制作的实际情况看，不符合规范化要求现象比比皆是，其具体表现在：（1）格式不标准，从当事人称谓到案由确定以及阿拉伯数字与汉字的用法等较为混乱；（2）内容要素不完整，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随意取舍，遗漏当事人以及漏判现象时有发生；（3）归纳当事人的争议焦点，脱离案情另起炉灶，文不对题，并与判决主文相脱节；（4）将审查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变为审查原告行为的违法性；（5）将案件事实部分与理由部分混淆，在理由部分认定事实；（6）在事实的认定中仅仅以事实的罗列代替说理；（7）在适用法律时，引法不全面、不完整、不具体，轻视引用具有针对性的司法解释，二审改判案件只引程序法不引实体法；（8）判决主文中所列内容不明确，不写履行期限，不便执行；（9）文书结构分散，逻辑混乱，文理不通，使用方言土语，乱点标点符号，等等。

二、行政裁判文书规范化制作初探

笔者认为，行政裁判文书的制作应力求符合规范化要求，要紧紧围绕突出行政诉讼的特点和程序正义，并在准确把握当事人争议焦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对当事人争议事实和裁判理由分析论证方面下功夫，使人民法院制作的行政裁判文书真正成为令当事人与社会公众认可和信赖的彰显人民法院公正、文明司法的重要平台。初步设想应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突出行政诉讼的特点

根据行政诉讼的特点，行政裁判文书应重点针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及当事人的诉辩主张予以制作并展开叙事论理。行政诉讼不同于民事诉讼：（1）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内容，不受当事人诉讼请求范围的限制，只要涉及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相关的问题，都在审查之列；（2）被告负主要举证责任，且不得在诉讼阶段擅自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如无正当理由，违反了《证据规定》的要求，就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3）因行政裁判方式（尤其行政判决）具有多样化特点，故对不同的裁判方式在叙事论理上要有所侧重等。从上述的主要特点不难看出，行政诉讼中，法官的主要职责是以“监督”促“保护”（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即作为个案的行政裁判文书中应突显法官的监督职能，具体体现是：

1、合法性审查的主要内容。除按一般要求必须审查行政主体是否具备法定职权外，还要根据个案特点，重点审查：（1）对照法律规范的具体规定，看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无超越职权、滥用职权等情形，如系越超职权，是属于地域超越，还是级别超越，抑或是部门超越？如属滥用职权是系执法的目的动机违背了立法的宗旨、精神，还是出于对法律的曲解？（2）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属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如有，是属于先裁决后取证，还是剥夺了相对人陈述、申诉、听证权，抑或是执法人员应回避未回避？（3）行政处罚是否显失公正，行政赔偿是否存在赔偿的事实和根据？（4）确认案件是属确认合法还是违法，是否涉及采取补救措施情形？（5）履行职责案件，是否具备责令限期履行的条件，等等，对上述情况的审查结果，都应在裁判文书中交待清楚。

2、严格按照“证据规定”的相关要求，强调被告的举证责任，包括在法定期限内举出全部证据及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把紧允许在一审中“补充”证据的有限范围、提供证据（含新证据）的相关要求，以及推定规则的适用情况等。

3、突显由于被告的怠于告知（故意或过失）行为造成原告“超期”起诉的救济措施，即自原告知道或应当知道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诉权及起诉期限之日起的期限延伸和其各自计算方法，并予立案受理问题。

强调在裁判文书中突出上述特点，核心问题是为体现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切实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践行司法为民宗旨。

（二）增强程序性表述及论理

为充分体现行政案件审理的公开性与透明度，赋予当事人及社会公众全面的知情权，主审法官应在裁判文书首部的案件由来与审判经过部分详列立案时间、诉讼风险告知、举证时限、庭前证据交换、合议庭成员变更、当事人变更及追加、委托人权限、开庭时间及庭审次数、回避申请处理、管辖权异议处置、诉前及诉讼财产保全、证据保全、按撤诉处理、缺席判决、强制措施适用、超审限及审批以及由简易程序变为普通程序的情况及理由等。这不是在记流水帐，因为上述事项直接关涉当事人的诉权问题。诉权对当事人而言，是其进行行政诉讼的前提和基础，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他们的一项基本权利，丧失了诉权就意味着输了官司，其合法权益就无法得到保护。因而，全方位地保护当事人的诉权，是人民法官义不容辞的法定职责。既然行政裁判文书是人民法院向当事人乃至社会展示司法公正的直接载体，那么，如实地表述上述程序性事项就是十分必要的，尤其对那些虽然有理但文化素质较低，缺乏法律知识，且因经济拮据请不起人的弱势群体来讲，有着更为深切的含义。他们急需法律援助，渴求得到法院的支持。所以，凡涉及弱势群体的当事人进行行政诉讼时，法官应对他们多一份关爱，多一份耐心和诚心，要多尽释明义务，万万不可怕麻烦怕费力，动辄就要以“经传唤未到庭”而冠冕堂皇，且轻而易举地作出“按撤诉处理”或“缺席判决”的绝情裁判。人民法官必须强化程序意识、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谨防“公正败在了法官告知权的懈怠之中”。⑤

在进行程序性说理时应注意有针对性，不可面面俱到，重点应放在当事人有争议的程序性问题上，如对回避申请及管辖权异议的驳回、简易程序的适用、保全及强制措施的采取、当事人的变更及追加、按撤诉处理及缺席判决等。在论述时，要根据个案情况，分别讲事理、讲法理。在论理时要注意仅对程序性问题阐释，防止涉及实体事项，既不能就最终实体性结果作出预断，也不宜流露出对实体裁判的观点或态度。⑥同时，作为程序性说理，要做到短小精悍，言简意赅，简明扼要。

（三）注重案件事实的叙述与说理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92式诉讼文书样本的要求，行政裁判文书先要叙述经查明的事实后列举证据予以证明。如此规定，有违事物正常的发展规律，不乏“先斩后奏”的味道儿。通常情况下，裁判文书制作的正常逻辑结构应当是先通过对证据的分析论断，尔后才能推导出案件事实（指法律事实），换句话说，将认定事实（即结论）置于证据列举及经法庭质证、认证之后，更符合裁判文书制作的正常规律。经过长期的审判实践，各地法院制作的行政裁判文书对事实部分的写法多有创新，较之92式样本的模式更符合逻辑性要求，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某些方面仍不尽人意。笔者认为，行政裁判文书事实部分的写法应遵循以下思路设计为宜：（1）要在准确、完整归纳当事人争议焦点的基础上，对证据进行分析论断。在归纳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时要力求做到突出针对性，以使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和举证之间具有衔接性。法官所归纳的争议焦点，既是对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所作的总结，也是对他们举证时应予遵循的目标，它能起到引导作用。因此，所归纳的焦点既要体现诉讼各方争议的关键问题，也要代表他们主张的重要事项，既不得偏离方向，更不可断章取义。在举证、质证过程中，主审法官应在对一方当事人举出的同类型证据归纳出证明目的后，再令对方当事人质异辩驳，尔后再由他方举证。主审法官通过从证据的关联性、客观性、合法性的分析论证，到是否采信进行论理，尤其对当事人争执较强烈的证据，更应作为分析论证的重点对象，最终由作为可定案依据的证据推演出待定案件事实。如此举证、质证、认证，更能清楚、具体地体现《证据规定》的基本要求并符合规范化，同时使合议庭认定的案件事实与所采信的证据紧密联系在一起，以显示事实认定与证据采信的一致性。（2）要表明所适用的证据规则（如非法证据排除、优势规则、推定规则、经验法则等）及其理由。在合议庭认证过程中，要针对具体案情，对选择适用相关证据规则作出分析判断，并讲明理由。同时，对当事人所举瑕疵证据也应作出分析评断，并确定相关瑕疵证据能否作为可定案的依据且叙明理由。对于当庭认定的证据应记录在合议庭笔录中。（3）要注意事实认定的顺序。在认定事实过程中，应首先表述对被诉行政主体有否法定职权的审查结果，即该行政主体是否具有该项行政管理职权，以便于确认其作出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前提是否合法。此外，根据全面审查原则，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已认定，但合议庭因证据瑕疵而未予认定的事实，也应作出相应论述。（4）要注意适当综合。尤其对案情复杂的案件，应在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加以概括叙述的前提下，着重对有争议事实进行详细分析论述，力争做到繁简适当，条理清晰，逻辑严谨，个性突出。

与此同时，对于当事人之间有争议且自身无力举证证明的事实，法官应当充分行使职权，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依职权及时做出调查。决不能明知案件事实不清、有疑问，而消极地放任冤假错案的发生。作为人民法官，有责任和义务力求案件事实（特指客观事实）清楚。不应以当事人举证不力为由将案件错判出去，只要有可能，法官就应当将案件查个水落石出。⑦要象“铁案法官”李增亮那样，“视公正司法为生命，把每一件案子都办成铁案，”要以“通过自身的劳作把法律价值转化为当事人的幸福企盼”做为“人生最大的快乐”。

（四）深化对裁判理由的分析论证

裁判理由是行政裁判文书的核心和灵魂，是充分展现法官办案思路，适用法律规定及原则、精神，以及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乃至职业道德，按照证据规则阐释证据的过程，它涉及对案件性质的确定，涉及对当事人之间行政法律关系的确认，涉及当事人行政责任有无的界定以及大小与负担比例的裁量等诸多方面。因而，书写好本部分相关内容至关重要。笔者认为，结合行政诉讼的特点，行政裁判理由部分的书写应是重点围绕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与否以及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及其诉辩理由展开分析论述。同时，因为行政裁判方式与民事诉讼有着明显的不同，所以在制作个案的裁判文书说理时，应各有千秋。具体应把握好以下几点：

1、说理要注重客观性。要在事实部分事理分析的基础上重点作好法理分析，以中立的立场和公正的态度，使用中性、公允的语言，分析论断案件的性质，客观地评价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包括行政主体有无法定职权，所采取的行政措施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含合法的规章及其以下规范性文件规定），如涉及行政处罚，是否属于显失公正的情况；如系确认判决，是否属于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有不可撤销的理由，而应采取补救措施；如系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应指出违法的具体表现及确认违法的理由。同时，应进一步明确行政主体或者相对人各自应承担的行政法律责任。绝不可强词夺理，既不夸大，也不缩小，实事求是，以理服人。

2、说理要注重针对性。要紧紧围绕当事人之间对法律适用及责任认定与承担的争点进行论述，并在论述过程中结合个案特点（主要指裁判方式）予以说理。如系变更判决，应在肯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大前提下，重点论述“不合理”的理由（畸轻或畸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基本合理”的衡平意见，明确表态支持原告的诉辩理由及其根据。以便使得行政裁判文书的说理做到规范化与个性化的有机结合。

3、说理要注重全面性。行政裁判文书中裁判理由的表述应当做到全面、完整，尤其对法理的阐释不得出现任何疏漏。在引用法条时要做到既全面、具体，又“对号入座”，即针对个案性质，既引用相关实体法也引用相关的程序法，既引用法律、法规，也引用司法解释和合法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且穷尽到条、款、项、目。同时，对当事人在个案中应承担的行政责任的具体比例，也应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做出客观、公正的明确裁断，使其由以往的隐形变为显形，以防在裁判主文部分对当事人搞“突然袭击”。此外，对诉讼费的收取与负担也应在本部分作出全面（包括收费项目、标准以及各方当事人应负担的份额等）表述，令当事人明白“官司费”的来龙去脉，避免引起他们对法官审判的合理怀疑。

4、说理要注重逻辑性。行政裁判文书在说理时，务必做到使推定的案件事实与解释的法律以及做出的裁判结论（即判决主文）之间具有缜密的逻辑关系。针对当前大多数行政裁判文书仅注重法律推理，论证多为法律术语和习惯用语，而缺乏逻辑推理运用的内容（即未对裁判结果的惟一性和必然性予以逻辑分析与充分论证），导致说理不透彻、不深刻、力度差的弊端，笔者建议在裁判理由部分强化逻辑推理的运用。所谓逻辑推理，是指法官根据形式逻辑的相关理论，结合个案的具体事实加以演绎、归纳、类比等推理，从而得出有说服力的客观案情结论的方法。紧密联系案件的证据，运用逻辑思维与推理，同法律推理相结合，能够做到充分论证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的关联性，从而避免了空洞理论说教，使所制作的裁判文书具有了较强的说服力。同时，要着重分析论断当事人之间应按责任划分比例分别承担法律后果的应然性及合理性，做到与裁判结论的有机衔接。

5、说理要注重法律解释与评断。通过行政审判实践不难看出，虽然成文法具有相对的既定性和明确性，但鉴于法律规范的滞后性、法律条款的僵硬性及其不断变动性，尤其行政法律规范，政出多门，效力层次各异，在具体操作过程中难免出现法律冲突，同时，法律概念、原则规定，笼统抽象，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容易产生歧义，往往令适用者深感困惑。上述情况的客观存在，这便赋予了主审法官解释法律的难辞之责。解释法律的含义就在于，依照已确定的案件事实，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当法律概念或术语、法律条文或规则呈现模糊状态或者笼统抽象易产生歧义时，法官基于对法律的逻辑分析和立法目的、精神的深刻理解，抑或法律价值的充分判断，以及社会经验、职业道德的衡量等诸多因素的整合，对其作出尽可能公正合理的裁判。

与此同时，在具体运用时还应结合个案的情况，注意以下几点：（1）援引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尤其涉及填补法律空白的有关规定时，应根据相关法律的立法宗旨、原则、精神予以阐述，并对该司法解释的具体条款作出必要的诠释；（2）对参照规章及其以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的解释与评断，应比照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及相关解释，并结合个案事实及合理性因素，加以客观地评述，以确定能否作为裁判依据使用；（3）对法律概念或法律术语进行必要的解释，以推断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具备合法性的要求等，以使当事人（尤其行政相对人）能够充分理解法官适用法律的公正性与合理性，从而增强法院裁判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6、说理要注重法理情理并重。讲法理是法官在裁判文书的说理部分惯用的方法，即在准确地反映立法本意和法律原则的前提下，运用法律语言解读法律和阐释法理；而讲情理则是以情感做依托，讲世间常理和社会公理。一个优秀的法官，应当能够正确地把握法律制度所预设的价值追求，并将自己对法的价值的认识融于法律的解释之中。结合个案的具体事实，借助于社会经验知识，作出既合乎法律又合乎情理的公正裁判。⑧实践标明，在讲事理、讲法理的基础上，法官苦口婆心、深入浅出、情真意切、丝丝入扣的情理阐释较之空洞乏味的苦燥说教，更易于被当事人所理解和接受。不言而喻，寓情于法作出裁判，必将使行政裁判文书的社会价值得以更加充分的发挥。

（五）完善裁判主文的写作内容

针对部分行政裁判文书主文部分存在的诸如行文繁琐，判非所请，主文表述不完整不具体，缺乏履行期限等问题，笔者认为，在裁判主文部分写作时，务必做到：

1、在行文时，要使用法律语言，并应准确无误，简洁明了，以防产生歧义；

2、裁判主文必须和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相吻合，不得扩大或缩小，也不得随意变更；

3、裁判主文表述力求完整具体，不得断章取义，任意取舍；

4、务必标明履行期限，以便被申请人拒不执行生效裁判文书时，申请人及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5、裁判主文部分的当事人必须用全称，以体现裁判文书的严肃性，并力戒因简称不当而引起误解。

参考文献

①梁慧星著：《法律的目的性》，《人民法院报》2004年2月27日。

②尤海东、王清坤著：《程序公正的优先性》，《人民法院报》2003年2月10日。

③王利明、姚辉著：《审判方式改革的问题研究》，《法律适用》1998年第5期第7页。

④贺小荣著：《当事人举证责任分担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人民法院报》2002年5月6日。

⑤戴俊勇著：《民事裁判文书应载明当事人的基本权利》，《人民法院报》2002年1月22日。

⑥汪少华、徐英荣著：《程序性说理在裁判文书改革中的意义》，《人民法院报》2004年3月24日。

裁判文书范文篇3

××××人民法院

刑事裁定书

（补正裁判文书失误用）

（××××）×刑×字第××号

被告人……（写明姓名和案由）一案，经本院审理，于××××年××月××日作出（××××）×刑×字第××号刑事判决书（裁定书或调解书）。现发现其中有错误（遗漏）字句，特此补充裁定如下：

原××书……（写明错、漏的原字名及其所在页次和行数）；

现更正为……（写明改正、补充的字句）。

本裁定书与被补正的××书同时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长×××

审判员×××

审判员×××

××××年××月××日

（院印）

裁判文书范文篇4

逻辑关系不严密。事实、证据、理由和处理结果之间，不是一环套一环的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而是互不联系的三张皮。有的诉审不一。如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被其借去用作抵押的房产证，房产抵押不是房产证抵押，在办理过抵押登记后，房产证应当归该房产原所有人所有。本案审理应当围绕被告借房产证用以抵押的事实是否存在来进行，但法官在查明事实部分所查的却是抵押关系及其责任，最后判决原告对抵押负有责任，驳回其诉讼请求。有的前后矛盾。查明事实、本院认为部分及判决主文内容前后不相呼应。如对原告的某赔偿请求，查明事实部分只字未提，本院认为部分虽然提及，但无具体计算依据和方法，在判决部分就直接判决被告赔偿原告损失，且判决数额与原告诉请也不一致。

详略失当畸短长。有的裁判文书动辄万言，却说不出个所以然，让人看后如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有的裁判文书一味求短，省去了不能省略的内容，或者重要的内容表述得十分简单，使人看过后弄不清讼争的前因后果和法官查明的事实和判决的依据等，使裁判文书失去了应有的告知、宣传教育作用。如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对所欠租赁费给付时间约定不明的，经双方当事人补充协议仍未达成一致意见的，依照法律规定：租赁期间不满一年的，如双方对给付时间约定不明，应在租赁期限届满时支付。承办人在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称应依照法律规定确定租金给付时间，但却未交待法律是如何规定的，当事人看了判决书后，还是弄不请法官是如何按照法律确定给付期限的。

文意晦涩难理解。有的裁判文书内容含糊不清、模棱两可，存在明显的歧意，漏洞百出，让人感到“横看成岭侧成峰”，怎么推敲怎么象。有的内容表述不够到位。该涉及的问题看是涉及到了，但总是让人感到尚有一层窗户纸未能捅破。如一借贷纠纷案件，判决书中称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但却未交待该案的借贷关系是否合法。有的裁判文书用词搭配不当，词不达意；有的语法错误，病句不断；有的渲染铺陈或夸大与缩小，尤其是归纳概括走调，以致情节事实不符，改变了性质；有的语句有多意理解；有的语言不够庄重、严肃，褒贬不当；还有的结构混乱，思路不清。

字面差错频出现。字面差错在裁判文书中是最普遍、频率最高的质量问题。一是“多”，就是在裁判文书中出现一些与内容毫不相干的文字，最常见的是电脑中的联想词组跟在某一个字的后面，如“要求被告赔偿我的经济损失”写成“要被告赔偿我的确良经济损失”；再比如讼争标的中的阿拉伯数字多出一位甚至几位数字；二是“少”，缺词漏字，使一些词句改变了成份，失去了原意；三是“颠倒”。如原告诉称变成原告辩称，有的甚至将原被告诉辩内容意思写反，字与字前后颠倒更是屡见不鲜；四是“错”，有的将当事人姓名弄错，同一份判决书中就同一个当事人竟然出现几个不同的名字；有的将讼争标的额或案件受理费数额弄错，五是别字，如“抵押”写成“抵压”等。

格式要素不合规。有的字号类别不统一，同类案件有几种不同的表述；有的在调解书尾部遗漏固定格式用语，使人不知调解书何时生效；有的庭审开始时未交待组成合议庭，但落款处署名却是审判长、审判员和书记员，而有的交待了由几人组成合议庭，落款处却是独任审判员和书记员的署名；有的存卷裁判文书甚至没有法院印章。

文书种类乱“戴帽”。裁判文书的种类的适用必须绝对准确，绝不能互相替代。但有的裁判文书“张冠李戴”，文种与内容严重不符。例如，有的应该使用判决书的，却戴的“裁定书”或“决定”的帽子。

如此等等，裁判文书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质量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从主观原因看，有的同志工作责任心差，制作裁判文书时草草了事，不认真推敲，不仔细校对；有的法律业务水平低，对法律原理理解不透、似懂非懂，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因而也无法以通俗的语言把别人讲懂；有的知识面比较窄，加之又不够谦虚，对审判过程中遇到的专业性较强的问题说不清道不白，只能含糊其辞，依样画葫芦；有的文字功底薄，对于制作裁判文书过程中如何对结构进行谋篇布局，如何从逻辑关系上讲究前后照应、上下呼应，遣词造句上如何讲究语言的精炼恰当等，都心中无数，只能将就着把一些内容机械地捏合在一起。从客观原因看，基层许多审判人员工作太忙、负荷太重，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裁判文书的质量。因而，裁判文书出现结构混乱、条理不清，丢三拉四、前后矛盾，病句不断、错别字频频等各种质量问题也就在情理之中。由此可见，要提高裁判文书制作和成文的质量，防止可能出现的各种质量问题。必须着重抓住以下几个环节：

第一，要抓住认识环节。认识是行动的先导。充分认识提高裁判文书质量的意义，才能主动重视裁判文书的制作质量，才能在起草、校对等各个环节，发扬精益求精的精神，一丝不苟，细心再细心，认真再认真。充分认识提高裁判文书的质量的意义，起码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把握：一是要从贯彻“三个代表”要求的高度，认识提高裁判文书质量的必要性。人民法院是党领导下的审判机关，是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最后一道屏障，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法院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制作高质量的裁判文书是人民法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对于审判人员而言，一年办几百件案件，其中几份裁判文书出现一些质量问题，其所占比例只有百分之几或千分之几，而对于案件当事人来说，终身也许只打一次官司，而这一次官司的裁判文书如果存在质量问题，其所占比例就是百分之百。对这样的裁判文书，人民群众绝对不会满意。因此，审判人员必须把高度重视裁判文书的质量，作为实践“三个代表”的具体措施抓紧抓实。二是要从裁判文书的地位和作用的角度充分认识提高裁判文书质量的重要性。法院的裁判文书既是保证人民法院合法、适时、正确地进行审判活动，处理诉讼案件的必要工具。

裁判文书范文篇5

本论文针对刑事裁判文书制作在质量和规范性暴露出来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剖析原因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从而达到解决刑事裁判文书制作中的问题，提高刑事裁判文书的质量，树立法院公正形象的目的。文章采用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写法。首先是根据刑事诉讼的特点，结合相关理论与审判实践，阐述刑事裁判文书制作中的问题，既有首部、事实、理由、结果各部分中独立存在的问题，也包括裁判文书的通病，指出这些问题产生的不良后果即影响了法院的公正形象。然后深入分析刑事裁判文书中出现诸多问题的主客观原因，包括刑事法官的法制理念、工作态度、法律素养、工作强度等。最后笔者认为要想提高刑事裁判文书的质量，应采取加强刑事法官从思想上重视刑事裁判文书的制作，由理论到实践各个方面的学习，建立长期的刑事裁判文书的审核机制，壮大法官队伍等几项措施。

以下正文：

刑事裁判文书，是指人民法院在审判刑事案件过程中，就案件的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而言，依法制作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司法文书。它是人民法院常用的刑事诉讼文书之一，制作高质量的刑事裁判文书是刑事法官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人民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刑事审判权的一种形式，具有公开、公正、规范、严谨等特性，是法官素质的反映。近些年来，随着最高人民法院《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以及《关于实施〈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若干问题的解答》等一系列关于文书样式规定的出台，全国法院刑事裁判文书的质量有所提高，但是由于每个法官的素质不同，对裁判文书重视程度不同，刑事裁判文书的制作上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特别是今后逐步要求所有的裁判文书都要在网上公开，全部面向社会，因此笔者认为必须重视刑事裁判文书的制作，下面就文书制作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

一、刑事裁判文书的结构进行评析：

（一）、首部

1、对被告人被采取强制措施原因在表述上不够统一。一般表述为被告人“因涉嫌犯某某罪”被刑事拘留，而实践中出现了被告人“因涉嫌某某”、“因涉嫌某某罪”或“因本案”被刑事拘留的多种写法，不能说其他的写法有错误，至少是不够严谨，就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的原因可以固定为一个写法，不像判决书的理由部分需要法官相对自由的发挥。

2、对被告人的住址写得不准确。当今社会人口流动情况颇为常见，刑事案件中相当一部分被告人已经离开自己户籍所在地，而在其他地方连续居住一年以上，只是没有办理任何户籍迁出迁入手续，此时被告人的住址应为其经常居住地，而非原户籍所在地，不过很多刑事裁判文书中依然按照侦查机关出具被告人的户籍证明或者身份证写其住址，此种写法不能真实反映被告人的住所情况。被告人在外居住多年，往往其配偶、子女甚至父母也都和其一起生活，如果法官以户籍所在地为其住址，涉及到送达司法文书、为被告人办理取保候审手续等相关的事项而需要通知被告人近亲属时，可能会出现无法送达或者通知的情况。法官一般是在办案过程中通过审阅案卷主要是依据被告人的供述，会发现被告人的经常居住地与其户籍所在地不同。这就需要侦查机关出具一份相关的工作说明证实被告人的经常居住地和居住的年限。法官在刑事裁判文书中可以就被告人的原户籍所在地住址和现住址一起表述，既能够比较准确的反映出被告人的流动情况，也有利于送达和通知工作的完成。

（二）事实。

1、经审理查明的事实部分写得过于简单。我们要求在叙述事实时，应当写清楚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被告人犯罪的手段、动机、目的，实施行为的过程、危害结果、以及被告人到案经过等要素。有部分的判决书按照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重新写了一遍，一字不差，当公诉机关起诉书上表述的犯罪事实的包含上面的那些要素时，法院认定的事实与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完全一致时没有问题，比如一些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案情相对简单。但公诉机关对事实的叙述未必符合判决书对事实叙述的要求，如果起诉书上的事实遗漏某些要素，法院查明的事实依然照搬起诉书的事实，导致也未写明这些要素的话，就会出现问题，比如被告人到案经过可能是主动投案，这就涉及到自首情节，起诉书上没表述涉及该情节的事实，法院查明的事实中也没有表述，将如何在理由部分加以阐述？又如何量刑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属于法院认定的事实，裁判文书的核心，是判决理由和判决结果的依据，是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基础，因此事实必须写的详细、全面。

2、对证据的分析过于简单，不够明确、具体。裁判文书方式改革要求对证据证明的内容需要概括，不宜完全引用证据的原文，现实做法有些矫枉过正，概括的相当“精炼”，以至于不知证实了什么内容。如“某某证人证言，证实了物品被盗的时间、数量”，不写明具体的犯罪时间和被盗物品的数量；“价格鉴定结论书，证实了被盗物品的价值”，不写明被盗物品价值的具体数额，甚至只表述为“物价部门对赃物价格的鉴定结论书”，连“证实被盗物品的价格”都不写，被告人会就判决书认定的盗窃数额提出异议，认为没有证据能够证实其盗窃的数额就是这么多，因为相关证据证实的内容太过笼统。诸如此类的证据分析很不合适。对一审公诉普通程序审理的“被告人认罪案件”和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此类案件均是以被告人认罪为前提，附带相应的适用条件，被告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且不持异议，根据文书样式要求应当在裁判文书证据部分尽量予以简化，对证据的具体内容无需再行系统论证，可以仅就证据的名称及所证明的事项作出说明即可。相对于疑难案件和被告人不认罪案件的裁判文书，不但要引用证据的名称及所证明的事项，还要对证据的来源和证明的主要内容进行列举，并以论证的方法归纳引用。有的法官提出，无论适用何种程序审理案件制作出的判决书，其所引述的起诉书上的事实和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对盗窃具体数额都有所表述了，而它们在判决书中的顺序排列在证据分析之前，这样的证据写法是可行的，还避免了重复。笔者认为，在判决书中审理查明的事实必须要靠经过法庭公开举证、质证的证据来证实。事实认定中的每个细节都依靠证据证实的内容来体现。虽然在判决书中先认定的事实，后进行证据分析。但形式上的前后顺序并不意味着在逻辑以上也是这样排列。依据证据认定事实是根本。所以证据证实的内容应该明确、具体，至少做到与查明的事实内容应该一致。

（三）理由

1、对辩方意见分析得不够透彻，说理性较差。在判决书的理由部分需要对控辩双方的意见进行分析，并表明是否采纳。实践中，大多数刑事案件对公诉机关的意见法院都会采纳，所以可以简单分析。而作为公诉机关对立面的辩方的意见法院支持的情况较少，既然不予采纳，就需要对该意见仔细，说明理由。很多判决书用空话套话来驳斥辩方的意见，如“辩方的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像这样的分析放在任何一份判决书中都能够使用，没有任何针对性，不能使被告人信服，使判决书失去了应有的权威性。每个案件的案情不一样，辩方提出的辩解意见也各不相同，这就需要法官根据认定的法律事实和采信的证据对辩方的意见加以分析论证。宋雨水法官之所以获得社会好评就因为其在“辨法析理”方面做得非常好，才使当事人“胜败皆负”。同样刑事法官要想使被告人能够认罪服法、息诉服判也需要在说理部分加强论证。加强说理性也并非要求法官对被告人、辩护人提出的每一个意见都要详加评述，如辩方提出的合理辩解意见应该经过仔细分析后决定是否采纳，对于无理狡辩，只需要简要地说明来直接否定，比如在二审中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即为一审中的辩解意见，并且一审法官已经在判决书中详加阐述了不予采纳的理由，此时二审法官就可以很简单的以次为理由不予采纳。所以论理过分也是不可取的，会影响法官的工作效率。

2、援引法律的问题。

判决书引用法律条文不够准确、具体，所谓不够准确是指出现错引、漏引、或者多引法条的情况。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4条、第115条第1款规定的投毒罪已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中更改为投放危险物质罪，并取消了投毒罪罪名，有的法官判决被告人犯投放危险物质罪，直接引用刑法的条文，却没有引用修正案。再如，一个被告人犯盗窃罪，另一个各被告人犯收购赃物罪，明明二被告人所犯的罪行不同，却引用共同犯罪的法条。实践中最容易漏引的刑法总则的条文，特别是当被告人存在多个法定的从轻、从重情节时便忽视了某些法条的引用。在制作刑事判决书时将所有的情节都标出来，对照每一个情节引用相应的法条，可以避免漏引的情况。还有的判决书引用了最高人民法院或者高级人民法院公布的案例，虽然这样的情况还不多见，但需要值得注意，众所周知，英美法系的国家中有判例法，案例可以作为审判的依据，但在我国案例不能作为审理案件的法律依据，上级法院公布的案例具有指导性的作用，能够作为法官审理案件的参考，甚至可以内部掌握为依据，但是绝对不能在判决书里引用，否则可以视为适用法律错误。所谓不够具体是指判决书引用某一具体法条时没有引出法律依据条文外延最小的规定。如被告人冒用他人信用卡进行诈骗，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应该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6条第1款第（3）项，如果仅引用到该条或者该款则是不具体的。法律条文最多可以细化成条、款、项、目。原则上只要法条下分款分项分目的，应写明第几条第几款第几项第几目，尽可能细化。

（四）结果

主刑刑期的起止日期出现错误。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计算错误，如“判决被告人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06年1月13日起至2013年6月12日止。”由于被告人羁押的终止日期计算错误，导致被告人实际关押七年五个月，少羁押一个月。刑事案件羁押时间计算错误的情况相对比较少，因为绝大多数法官明白这一问题涉及被告人失去自由的期限。是很认真和慎重的对待。另一种情况是由于被告人初始被羁押的时间错了，导致主刑刑期的起止日期出现错误。法官在判决书中叙述被告人的基本情况时多是按照公诉机关起诉书的内容写，而起诉书中一般只写被告人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即拘留、逮捕的日期，但被告人被羁押的初始日期应该以其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日期计算，该日期与拘留、逮捕的日期可能并非同一天而且在先，即侦查机关先行限制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后一段时间才采取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法官照搬起诉书内容的结果就是忽略被告人被羁押的真正时间。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往往更加注重对犯罪事实的认定、罪名的确定以及量刑的考虑，容易忽视案件的其他细节。虽然是一些不起眼的细节，一旦搞错了，后果却是很严重的。刑期起止日期的错误将引起被告人提前释放或者超期羁押的后果，无论出现那种后果，都违反了审理刑事案件很重要的一条原则就是“罪刑法定原则”。提前释放是被告人应该接受的自由刑处罚尚未执行完就获得了自由，是对被告人犯罪行为的放纵；而超期羁押是被告人已经执行完毕了应该接受的自由刑处罚但没有获得自由，延长了被羁押的时间，明显加重了对被告人的处罚，笔者认为，超期羁押的后果甚至比提前释放更加严重，提前释放可以通过再次羁押的措施重新限制被告人的人身自由直至刑罚执行完毕，而超期羁押意味着被告人实际失去自由的时间要长于判决的刑期，虽然通过国家赔偿制度被告人可以得到一定的金钱补偿，相对于人身自由是不能等同的，此时被告人从某种意义上讲成为了被害人。总体上说，裁判文书上刑期起止日期出现错误对被告人非常不公，而且在社会上造成的影响也极其不好，百姓对法院的判决产生不信任感，法律的权威性也讲受到严重质疑。实际上法官通过查阅案卷中的相关资料，如抓获经过、被告人供述等可以查明到被告人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与被强制措施的时间是否一致的，若两者不同，应该在裁判文书的被告人基本情况中写明限制人身自由的第一时间，这样在判决结果表述刑期起止日期时就不会出现错误了。

二、以上研究的是刑事裁判文书各部分特有的问题。下面对刑事裁判文书的通病进行分析：

1、错字、多字、漏字现象。近日，北京一法院对以某著名相声演员为被告人的一起自诉案件作出了判决，自诉人不服提出上诉。自诉人除了对判决的实体部分提出异议外，还向众多媒体展示了判决书多达十余处的错字、多字、漏字问题，“散布谣言”写成“散步谣言”，将自诉人的诉讼人的姓名写错，《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写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刑法》，自诉人在接受采访时就说，“我虽然太懂法律，但也知道我国没有这样一部法律”。尽管从业内角度分析，裁判文书中文字上的错漏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法院刑事裁判文书样式中有一种刑事裁定书，专供法院针对本院发出刑事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里发现个别文字上的错误或者遗漏，予以改正或者补充时使用。但法官不能据此就不考虑文字质量了，一份判决书里出现那么多的文字错误，群众会怎么看待法官的工作，裁判文书是法院的形象窗口，审判人员的一切工作都体现在文书中，群众也许不明白一个刑事案件事实、证据、定罪、刑期等问题，可文字上的错误不属于法律专业范畴，很容易被发现，由此被社会公众否定我们法官的工作，岂不是法律工作者的悲哀。更何况有些文字错误可能不仅仅是表面上错字、漏字这么简单，也非一个补正裁定能解决问题的，可能会引申为深层次的错误的。就如前面提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刑法》，显然这既不是一部实体法，也不是一部程序法，在我国的确没有这样一部法律，一审法院可以将其解释为笔误并通过裁定更正，但如果自诉人以适用法律有错误为由提出上诉，恐怕不能说一点道理都没有，二审法院处理起来肯定会有难度，真的因为这种错误被改判，增加了错案的数量，对一审法院实在是很“冤枉”的。

2、刑事裁判文书的语言使用不规范、不严谨。中国人对书面语的不规范历来都是不可容忍的。而我们的刑事裁判文书中就出现了多种不规范的情况。有的语言具有主观臆断性且带有较强的感情色彩，如“窜至”、“昼伏夜出，行动奇怪”、“一时糊涂”；有的是运用了推测性、模棱两可的语言，如“可能”、“也许”“如果”等；还有的是使用晦涩难懂的文言文或者文白掺杂，不伦不类。笔者认为裁判文书作为一种应用文书，其语言的运用既有一般应用文语言的要求，如语言要庄重、简明、通顺等。又因其专用文书的法律特性，使它对语言运用有着特殊的要求。因此在制作过程中应该使用法言法语，为了保持法官的公正中立，不宜使用具有感情色彩或者推论性的语言，而裁判文书将面向社会，要达到使广大社会群众读懂并理解裁判文书，从中受到教育，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的目的，也决定了文书语言应该朴素直白，避免使用文言文。

三、制作刑事裁判文书中出现问题的原因

1、对制作刑事裁判文书的重要意义认识不清。很多刑事法官都有“只要把案子办好了就成了，裁判文书写得好不好没关系的思想”，他们更加看重法庭审理、庭下合议的过程，他们认为这才是采信证据、认定犯罪事实，对被告人处以刑罚的关键，而刑事裁判文书是前面一系列工作的附属品，更像是一种形式，只要把握好了庭审、合议的工作，裁判文书的制作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这些同志对制作刑事裁判文书的意义缺乏认识，忽视了它的重要价值。

2、工作责任心的缺失。前面提到的有些问题其实属于低级错误，并不是审判人员的写作能力和法律知识不行，主要由于工作责任心的问题造成的。制作时漫不经心，校对时粗枝大叶。像刑期计算说白了是小学数学中的加减法，哪有说能力不到算不出来的，只要稍加注意就可以解决的。现在很多法院的办公条件均有所改善，裁判文书都是用电脑打出来的，一些法官制作裁判文书时喜欢利用电脑采取复制粘贴的模式，总是用以前写过的裁判文书为固定模版，填充个案的具体案情，一旦原始文书的固定部分出现错误没有改正，那么后来的文书就会反复出现同一错误，另外大家都会有这种经验，电脑打字比手写出错的概率大得多，而且经常错得很离谱，法官在制作文书时就不上心，文书完成后又不再检查，习惯于直接交给书记员校对，这些都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3、疏于更新知识，法学理论知识不强。刑事裁判文书制作中出现的另一些问题，并不是法官粗心大意导致的，而是法官的业务素质较差的表现。比如漏引了罪名的修正案，也许在修正案出台后，该法官就没有关注过，自然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考虑不到。还有说理不充分的情况，有些法官分析控辩双方的意见比较简单，并非都是贪图省事，他们也确实想做到说理透彻，逻辑严密，但“非不为也，实不能也”，由于自身的法学理论功底不强，详加分析反而会被当事人抓住判决书的漏洞，倒不如用空话、套话驳斥来的干脆又无破绽。笔者感觉，许多法官进入法院以后，只顾低头办案，对不断出台的新的法律法规怠于学习，而对新的法学理论更是不敏感，他们的法学知识可能还停留于若干年前，因此在制作裁判文书时运用的是陈旧的法律知识，出现问题也是在所难免。

4、一些法官的写作能力不强。尽管刑事裁判文书是一种公务文书，有高度的程式化和相对固定的模式，文书制作的水平仍然要依靠法官的写作能力。为数不少的法官专业知识过硬，但语言文字功底差，词义辨析、遣词造句，准确使用标点符号这些文字基本功或多或少有所欠缺。经常词不达意，使被告人不能理解刑事裁判文书上的内容或者产生歧义，无法正确表达法官评断是非的立场和意见，语言表达不清、不当、不准的法律文书，会让整个审判工作大打折扣。

5、工作压力很大。必须要承认，近些年刑事案件数量逐年增加，而刑事法官的数量却没有相应的增加，这就导致了每位法官承办的案件数量越来越多，在审限的重压之下，加班加点已经成了家常便饭，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面对越来越多的案件，为了保证案件质量，法官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保证定罪准确、量刑适当等实体方面，以避免被发回重审或者改判，而对于很多细节问题则有意无意的放弃或者忽视了。

四、建议提高刑事裁判文书质量的措施

为了真正实现公正、效率，有针对地改变现有刑事裁判文书上存在的问题，使需解决的问题落到实处。笔者建议采取如下几项工作措施：

1、深化对刑事裁判文书重要价值的认识。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其最基本的工作就是对各种社会矛盾作出最终裁判。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对于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结果是以裁判文书作为最终载体的，它关系到国家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关系到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合法权益的保护，也关系到法院的公正形象。每一位刑事法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刑事裁判文书轻则关乎人身自由的限制，重则对人生命的剥夺，一经生效,就要依法执行,不以当事人的意志为转移。刑事裁判文书的法律执行性体现在刑事裁判文书在执行时具有强制性,它所决定的事项，由国家的强制力保证执行，体现了刑事裁判文书的法律权威。因此要破除“只要把案子办好就成了，裁判文书写得好不好没关系”的思想，树立裁判文书是司法公正最终载体的观念。

2、提高工作责任心。提高工作责任心是消除错字、漏字、多字和符号错误等文书低级差错的有效途径。我们应当提高工作责任心，防止疏忽。低级错误最容易让当事人抓住“把柄”，往往会造成一些不好的社会影响。对此，我们不可掉以轻心，需要再在文书的制作、校对时都要认真、细致，一丝不苟，克服粗心大意的毛病，那么避免文书中的细微差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3、加强业务学习，提高法官的综合素质。

（1）刑事审判庭最好定期培训，就近期新提出的刑事政策、新出台的刑事法律法规集中学习，对不明白的理论问题共同探讨，达到集体提高法学理论的目的。

（2）法官的业务非常繁忙，因此业务庭室整体培训的机会并不多，故重点在于增加个人自修时间，现在法院系统创制了刑事审判参考、审判前沿、办案手册等一系列刑事审判指导丛书，这些书籍涵盖了方方面面的法学知识，有案例、裁判文书、调研文章等，只要我们能够挤出时间学习新知识，就能够不断将所学的知识融入到刑事裁判文书的制作，继而减少问题的发生。

（3）进行定期的刑事裁判文书展出评比活动。一来通过观摩，每位法官可以从中收受益，学习其他法官制作刑事裁判文书的优点、长处，从中发现自身的不足，予以改正；二来通过评比活动激励各位法官力争向上，因为大家都不会在评比中甘于落后，所以更加重视文书的制作。还可以请评比出的优秀刑事裁判文书的制作者为大家讲一讲其制作刑事裁判文书的心得体会，通过这样的活动，提高全院刑事裁判文书质量。

4、深入司法实践，多写多练，不断总结经验。要熟练掌握刑事裁判文书语言的运用，就要重视刑事裁判文书语言基本知识的学习，了解、熟悉和掌握刑事裁判文书语言运用的原则和要求，加强刑事裁判文书的写作训练，多办案，多写作，不断摸索语言运用规律，提高观察思维和分析问题及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同时，刑事裁判文书必须仔细修改，反复推敲，字斟句酌，这样才能提高语言运用水平。

5、建立长效的刑事裁判文书的审核机制。首先要强调审书配合，一方面承办法官应该用心制作刑事裁判文书，对文书的内容、文字、语法、标点符号都要仔细推敲，写完后，需自己先进行检查，力求把错误堵在自查阶段；另一方面书记员必需对裁判文书原本仔细校对，将其中错字、漏字、标点符号以及语句的毛病一一查清并改正过来。各自校对之后，承办法官和书记员在一起用通读裁判文书的方法来把关。其次对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要发挥合议庭其他成员的能动性，合议庭全体成员都在裁判文书的尾部署名，因此每一位成员都要对裁判文书负责，不能将文书的制作责任完全推给承办人，合议庭其他成员一般也都有主审案件的经验（陪审员除外），他们会发现诸如事实认定、证据分析、理由论述、法条引用、定罪量刑等刑事裁判文书中可能出现的更深层次的问题，往往书记员发现不了这些问题。最后是领导严把刑事裁判文书的质量关。庭长对每个案件的裁判文书都要审核，主管院长不能做到每案必看的，至少对听取过汇报案件的裁判文书进行审阅，鉴于领导不像合议庭成员一样熟悉案情，承办法官应将包括侦查卷在内的一切卷宗材料与刑事裁判文书一并交给庭、院长，以便于他们在审核文书的过程中全面、及时发现问题。由合议庭成员、书记员、庭、院长组成建立起来的刑事裁判文书审核制度如果可以长期坚持下来，会见成效的，是提高裁判文书质量的一条有效途径。

裁判文书范文篇6

一、裁判文书说理不足

自最高法院推行裁判文书改革以来，裁判文书的质量有了明显提高，但是裁判文书说理性不足的问题仍然比较明显。因为民事、刑事、行政诉讼中存在多种裁定书、判决书，为增强本文的针对性，笔者在本部分选择了以最常见的一审民事判决书为例，分析其说理性不足的问题。现行民事判决的格式大致如下：当事人基本情况；“原告ⅩⅩ（原告姓名）与被告ⅩⅩ（被告姓名）ⅩⅩ纠纷（纠纷种类）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当事人参诉情况，“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被告辩称……”。“经审理查明……”。“上述事实，有……为证（列举认定事实的证据）。”“本院认为……（法院是否支持原告诉讼请求，并简要陈述理由）。综上，依照ⅩⅩ法第ⅩⅩ条的规定，判决如下：……。”笔者对基层法院的一审民事判决书进行了抽样分析，基本都存在如下问题：

1、证据取舍神秘，事实结论突然

证据是人民法院认定事实的基础，证据的采信与否直接影响着案件事实的认定。案件审理过程中，当事人会分别提供证据用以证明自己的主张，并反驳对方的证据，审判者在此基础上居中裁判。但是，裁判文书中往往缺乏对举证、质证的描述，而只有法院的事实结论，关于证据仅以一句“上述事实，有……为证”带过。我们无法知道当事人都提供了哪些证据，当时人的证明目的和质证意见如何，证据被采信或不采信的理由是什么，该证据能证明什么样的事实，证据链条能否完整地证明当事人的主张。按照《法院诉讼文书样式（试行）》的要求，对证据的表述不仅要列举证据，而且要对主要证据进行分析论证。目前的裁判文书难以见到对双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的必要阐述，尤其对法院为何采纳这些证据而不采纳另一些证据的查证分析过程没有得到反映，使裁判文书成了法官的一言堂。我国审判方式改革经过长期的探索，基本上形成以公开审判、当庭举证、质证、认证、对席辩论未主要内容的庭审模式，遗憾的是，这些内容在现有的裁判文书中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因此，作为事实结论的“法院经审理查明”就显得突如其来，证据和这个事实结论之间的关系更是不得而知，裁判文书缺乏法官对事实认定过程和依据的论证，事实结论缺乏说服性。

2、引用法条含糊不清，法理分析欠缺

（1）裁判文书在判决前引用发条时表述为“依照ⅩⅩ法第ⅩⅩ条的规定”，而不写法条的具体内容，可想而知，当事人如果想知道判决所引用法条的内容，必须另想办法去查找。这无疑增加了当事人的负担，而添加法条内容对法官来讲是轻而易举的。

（2）当事人有时会在庭审中提出其认为应当适用的法律，而判决书并未适用该法条并且未说明理由。当事人就会提出质疑，为什么适用这个法律而不适用那个法律，适用这个条文而不适用那个条文，对当事人而言，适用不同法条得出的结论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法官拒绝解释原因，就会影响判决结果的说服力。

（3）引用法律条文不全面、不充分，判决书中常有“依法应予支持”“依据法律规定”等模糊性语言。

（4）司法实践中的新问题层出不穷，当法律缺位时，法官尤其应当阐明做出判决的依据，说明法律缺位的情况、适用法律原则、相关政策、法学理论的缘由，但是目前这种说理非常薄弱。

3、案件流程不能反映在判决书中

我们看到，有些判决书中载明了立案时间，有些则没有载明。立案后的流程情况更是难以在判决书中找到。判决书是公开、公正地反映案件情况的权威文书，不仅应当载明实体问题，也应当说明立案时间、证据交换时间、法院调查取证的时间、开庭时间等主要事实，以增强司法的透明性，增强当事人的信任感。

二、裁判文书说理的主要障碍

1、案件数量的激增

近几年，案件数量迅速增长，而法官人数并没有成比例地增加。加上法院内部专业化分工制度不完善，综合部门、后勤部门也存在一定数量的具有审判资格的人员，但他们并不从事审判工作。据笔者所知，北京基层法院的法官们都承受着极大的办案压力。如果要求法官在判决书中全面地分析证据、事实和法律，详尽地阐述判决理由，无疑就增加了法官的工作量，使法官按期结案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2、法官素质的影响

裁判文书由法官制作，法官队伍素质的高低决定着裁判文书的制作质量，法官必须具有较高的法学素养、较强的综合分析能力和独立判断能力，以及过硬的文字功底。几年来，高素质的人才不断充实进了法官队伍，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法官的专业素养。但是，目前的法官队伍中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法官队伍中仍有相当一部分没有接受过专门的法学教育，专业功底薄弱，论证说理能力欠缺。写作一份逻辑缜密、论证详尽的裁判文书对他们而言存在一定难度。

3、传统思维的制约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种观念在审判领域的表现就是部分法官认为言多必失，于是在判决书尽量写作地简明扼要，避免被当事人抓到“把柄”。殊不知，判决书没有充足的理由，唐突的结论更容易引起当事人的猜疑。

我国历史上的司法裁判者与地方行政长官是“二合一”的，司法裁判的任务断明是非，司法裁判者是高高在上的“青天大老爷”。传统的裁判文书往往只得出结论或以当事人招供为基础得出结论，无需详细佐证裁判结论的正确性。近代我国从其他国家借鉴经验，建立了独立的司法体系，近年来司法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是我们的崇高理想，司法工作让人民满意是我们不懈追求的目标。但是，一部分法官对司法审判的定位仍不准确，仍以高高在上的裁判者自居，对裁判文书说理的必要性认识不足。

但是，上述障碍的存在都不足以成为裁判文书不说理的理由。首先，案件数量激增确实是法官更加注重结案效率，裁判文书的写作无疑要求法官付出更多的时间。但是，法官作出裁判的过程中，应当已经把根据证据得出的事实及据以作出裁判的法律成竹于胸，将心中本该已有的东西书写出来不应该耗费太多的时间。如果对进行说理感到困难，只能说得出的裁判结论是依据不足的，其合法性是有瑕疵的。从另一方面来讲，裁判的说理使当事人心服口服，自然不会去上诉、申诉、上访，这也就节约了法院以及其他部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间和精力。因此，从全局和长远来看，裁判说理更符合效率原则。其次，在司法改革的过程，法官自身素质和传统思维的制约一直是一个瓶颈。我们不能以此为借口放弃进步，而应该让法官们跟上改革的步伐，通过法官自身的学习和接受系统的培训，增强法官说理的意识和能力。

三、裁判文书说理的必要性

1、利于服判息诉，节约诉讼资源

裁判文书说理不足，使败诉的当事人往往对法官的公正性产生不良的揣测。实践中，常常出现这样的现象，如果当事人赢了，他有可能相信法官是公正的，如果输了，他就往往认为法官是偏私的。败诉的一方难以心服口服，于是频繁地上诉甚至申诉。目前上诉、申诉和信访案件居高不下，莫不与裁判文书不说理或说理不充分有关。无休止的上诉、申诉，不仅浪费了有限的诉讼资源，而且难以达到“案结事了”的目标，不能有效发挥司法工作促进社会和谐的功能。美国法学家麦克尔．D．贝勒斯曾经指出：“即使判决并没有准确地判定过去发生的事实真相，争端双方只要确信他们受到了公正的对待，他们也会自愿接受法院的裁判结果。”

2、铺平执行道路，解决执行难问题

裁判文书的不说理或说理不足，使其公正性受到质疑，败诉的一方不服判决，自然就不会自觉执行判决书确定的义务。败诉方千方百计地逃避执行，与判决书的公信力不足有很大关系。我们看到调解协议往往能够得到迅速执行，甚至可以在调解当场执结，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调解协议充分尊重了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双方都心服口服，而裁判文书则不然，被强制要求履行义务的一方有着较大的抵触情绪。加强裁判文书的说理，使当事人充分相信自己的意见得到了足够的尊重，权利得到了充分的保护，法院的裁判完全是公正合法的，有利于改善执行难的现状。

3、杜绝“暗箱操作”，避免司法擅断

法官判案，如果只需告诉当事人判决结果，而不讲如何通过对证据进行分析采信从而认定事实，如何结合案件事实适用法律作出裁判的理由阐述清楚，就容易导致法官断案的随意性，使司法腐败有可乘之机，造成法官恣意，导致司法擅断。约束法官行为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强化裁判文书的说理，将证据分析、事实认定到法律适用的全过程呈现于裁判文书之中，使法官的审判活动真实地展现在每一个监督主体面前，真正做到“阳光审判”，事项司法公正。

4、树立法律信仰，促进社会法治

审判追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互和谐。说理充分的裁判文书，可以使人们学习到法律知识，为行为选择作出指引。上乘的裁判文书，可以展现法官渊博的法学思想，关注社会各阶层的人文思想，深谙风俗伦理的社会学思想以及评判是非的高尚人格，令人肃然起敬，通过法官的人格魅力和裁判文书的公信力建立起人们对法律的信仰，使人们乐于遵循法律，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四、增强裁判文书说理性的应注意的几个主要问题

公正的前提必须是公开，英国上议院休尼特大法官曾经说过：“公正的实现本身是不够的，公正必须是公开的，在毫无疑问地被人们能够看见的情况下实现”“没有公开就没有正义……公开是正义的灵魂。”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不止是审判过程和裁判结果的书面反映，更重要的是表明法官在审理该案件时审判权运用得是否公正。这种公正性主要表现在：一是实体裁判的公正，二是裁判程序的公正。一份说理清楚的裁判文书应当充分的展示这两个方面的公正性。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事实

认定事实的基础在于对证据的认定，事实结论的正确性取决于对证据的分析认定是否正确及根据证据链条进行的推理是否适当。

首先，应当在裁判文书中说明当事人所举证据、对方的质证意见、法院调查取得的证据，以及对法院对证据的分析过程。对证据的分析应当紧紧围绕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进行。当然，对涉及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等不宜直接公开的内容，可以采用附件等形式予以表述。附件只送达当事人，对外不得公开。

其次，对事实的认定应当紧紧围绕争议焦点进行。可以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答辩请求以及当事人对争议焦点的认识为基础，总结出法庭认为的争议焦点，并说明理由。在总结争议焦点后逐一以证据分析，并写明证据的主要内容和对证据力的分析，应将每一证据写地明确、具体，最后就整个事实得出结论。即“争议焦点—证据分析—事实认定”的模式。运用证据证明事实时，不仅要详细说明单个证据的内容和其所能证明的事实，而且要将所有证据综合进行分析，各证据之间要相互印证，形成一个有机的证据系统，以证明整个案件事实。当然，关于证据在裁判文书中的写法不好强求千篇一律，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灵活掌握。

最后，在当事人举证不能时，应当说明举证责任的分担以及举证不能应承担的法律后果。

2、法律

裁判文书应当适用正确的法律。引用法律条文，应当注意准确、具体、防止片面性，且要列出条文内容。

首先，要处理好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凡是特别法有具体规定的，无须援引普通法。其次，要处理好同一法中基本原则与具体规定的关系，凡是有具体规定的，应当援引具体规定，无须援引基本原则中的规定。再次，援引法律条款应当按照条、款、项、目的顺序予以具体说明。最后，在法条缺位时，应当说明得出结论的法理依据。例如，按照刑法的规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应当宣告被告人无罪。按照民法的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此外，民事活动还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3、程序

裁判文书应突破首部的现有格式，增加公布有关审判程序的内容，让程序有较强的透明度，既使当事人通过了解程序是否公正，从而增加对裁判结果的信任度，又使法官强化依法高效审判的意识，真正摒弃“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观念，有效发挥程序法对实体法的保障作用。

一是有关起诉时间、立案时间、庭审时间要公开。起诉时间，是一个重要的法律要素，直接关系到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进而影响到当事人的胜诉权能否得到法律保护的问题。而法院的立案时间则涉及到审限问题。缺乏有关起诉时间、立案时间等内容，有时会导致当事人对诉讼时效何时中断等重要法律事实方面与法院产生不同的认识，并进而怀疑法院的公正性。因此，除了在立案时应注意收集关于起诉时间的相关证据外，还应在裁判文书中公开起诉和立案时间。

二是有关诉前、诉讼财产保全以及证据保全情况要公开。目前，关于采取诉前或诉讼财产保全在裁判文书中基本没有公开，而实践中这又是一个比较容易引起当事人不满和投诉的重要原因。一般而言，如果法院根据当事人申请采取了诉前或诉讼保全措施，当事人可通过相应的民事裁定书了解有关情况，但如果法院未批准当事人的申请，当事人通常是无法得知法院不批准的具体理由的，因为法律和司法解释未要求此等情形下法院应作出裁定或书面告知当事人。此外，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时，提出申请的当事人提供担保的具体情况，通常对方当事人是难以知悉的，实践中往往容易引起当事人对审判人员是否吃请受贿的嫌疑。因此，在裁判文书中公开诉前或诉讼保全的情况，是十分必要的。

三是有关公告时间、公告方式、公告张贴地点等情况要公开。法院何时送达受理案件通知书或应诉通知书以及举证通知书，在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有关诉讼证据的司法解释后，其法律意义显得十分重要。因为，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签收举证通知书的时间，直接判断当事人是否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提出增加或变更诉讼请求或提出反诉、申请证人到庭作证、申请委托鉴定等，进而决定是否接受证据或申请。在许多案件中，当事人完全就因为法院对于以上几个因素作出不同决定，极有可能导致案件的胜诉或败诉。因而，在裁判文书中公开以上内容，对说明判决结果也是必要的。

四是有关当事人的追加和变更情况、简易程序变更为普通程序审理的情况及原因要公开。当事人的追加和变更直接关系着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的转化不能恣意而为，增加上述有关表述，就使判决书首部对案件审理的主要过程有一个客观、全面的反映，为判决的合法性提供程序支持。

4、逻辑和语言

裁判文书的逻辑推理应当缜密，语言表述应当通俗易懂。

两大法系的裁判文书在逻辑和语言方面的风格差别甚大。以法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判决整体上有一定的威权色彩，语言较为抽象化和概念化，法律推理偏重从权威前提出发的逻辑演绎模式如三段论推理；以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的民事判决整体上偏向论证和对话色彩，语言较为普通化，法律推理采用对话和理性选择模式。之所以会存在这两种不同风格的司法判决，其原因与两大法系的司法传统和法律文化有关。大陆法系奉行相对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带有一定的职权主义色彩），故决定了民事判决有一定的威权色彩。而且因原则上否定“法官造法”，因而视判决为认知、确定和适用现行法律规范的过程，法官只是机械的法律适用者，在法律推理过程中只能以现行法律规范为大前提，以个案事实作为小前提，采用演绎推理的逻辑方法得出判决结果。而对话色彩的民事判决是由英美法系绝对当事人主义为特征的对抗制诉讼模式所决定的。一名英国法官在判决中须进行四项对话：与律师，与同事，与“已死的”（先前判例）以及与后代（即须考虑当前判决书的结果）之间的对话。法官最终得出的判决结果是通过充分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及论点后做出的选择。我国的诉讼模式职权注意色彩严重，在民事判决说理方面基本上呈现的仍是威权色彩，很少有对话色彩，这也是受到传统文化影响的结果。仅从古代法官与当事人的称谓——“大人”、“老爷”与“小人”“小民”——的强烈对比就可略窥一二。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之下，公民素质显著提高，法院应当尊重双方当事人的发言权，并力求给出令当事人心服口服的判决，在判决书的写作中应尽量采用对话方式，在逻辑上，仍以传统的三段论为主。语言的风格上，可以根据当事人的具体情况而定，主要是针对败诉方的情况。判决中应当使用规范的法律术语，但可以进行适当的解释。

5、繁简

裁判文书的写作应注意繁简的把握。

对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可以采取归纳法，即对无争议的事实，按照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终止进行叙述，并写明当事人在庭审中对此无争议，予以认定。对于一些人尽皆知的道理，如借钱还债、打人赔偿等也不必长篇大论。对于案情简单、事实清楚或争议不大的案件，法官就不必耗费精力去论证。这在许多国家的司法实践中都得到了体现。从一些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实践来看，有的一审民事判决书也非常简单，美国有些初审法院对大量案情重复的案件，还发展到判决书的标准化、格式化，制作判决书类似于填写表格。又如日本法院按照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在判决书上记载的事实和理由，只要表明请求之目的及原因要点、有无该原因及驳回请求的抗辩理由要点。

在一个具体的裁判文书中，应当把说理重点放在案件的争议焦点上。对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项可以采用逐项分析认定法，即应逐项写清当事人对该事项的主张，双方举证、质证意见、法院依职权查证的情况。当事人的诉辩请求及其理由应当反映在判决书上，当然对于内容重复、层次不清的，可以适当整理和归纳，但不应改变当事人的原意，更不可断章取义、避重就轻。对于法庭调查的事实也要详细说明，并在详细分析有分歧的证据、主张的基础上得出法庭的结论。

注释：

1、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4页。

2、宋冰编《美国与德国的司法制度与司法程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4—498页。

3、宋冰编《美国与德国的司法制度与司法程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6—457页。

裁判文书范文篇7

人民法院的行政裁判文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件，它关系到国家法律、法规的具体实施，关系到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与合法权益的保护，也关系到人民法院实事求是、依法办案、秉公执法、刚正不阿的形象。它不仅记录了审判权的运用，更重要的是表明权力运用的公正。是诉讼价值的最终体现。但在审判实践中，大量的行政裁判文书不援引法律条文，仅仅叙述案件事实，然后根据“诉讼法”进行裁判。这样的裁判文书让当事人看不到裁判结果的由来，对裁判结果不信服，从而对法院裁判的公正性表示怀疑。这是职权主义审判模式的产物。根据“公开、公正、公平原则”和WTO的“法律透明度原则”，我们应该在裁判文书中援引法律、法规和规章原文，阐明裁判结果的由来，让当事人明白赢在哪里、输在何处，对裁判结果心服口服，从而减少上诉、申诉，减轻讼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曾指出：“要做到裁判文书无懈可击，使裁判文书成为向社会公众展示法院文明、公正司法形象的载体，真正具有司法权威。”

1、从法理角度看。审判实际上是一个归责的过程，即由国家审判机关依法对行为人的法律责任进行判断和确认。归责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责任是归责的结果，但归责并不必然导致责任的产生。因为“归责”有一个重要原则，即责任法定原则——责任作为一种否定的法律后果，应当由法律规范预先约定，包括在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之中，当出现了违法行为或法定事由的时候，按照预先约定的责任性质、责任范围、责任方式追究行为人的责任。因而承担法律责任的最终依据是法律、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审判作为一个归责的过程，裁判结果的得出，法律责任的承担，是适用上述依据的结果，因而裁判文书作为法的适用结果的文书，必须援引。

2、从行政审判的特点看。行政审判是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国家基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确保行政管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将具体行政行为纳入审判权的监督和审查范围之内。但这是一种有限的审查，仅是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即对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程序、适用法律法规和是否具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管理权进行审查。而行政机关在事实、程序和适用法律上是否合法，是否有管理权，必须以法律、法规和规章为基础，因而裁判文书中必须将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予以援引，从而做到“证据清、道理明、判决公和人心服。”

3、从法律、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的广泛性看。由于行政管理领域的广泛性，行政法律、法规和规章大量存在。据统计，仅2002年至2003年上半年，报送国务院法制办备案登记的各地、各部门制订的法规规章就达2440余件。当事人无法一一读遍，因而如果不引用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原文，那么很容易让当事人摸不清审判结果的由来，从而输了官司的、赢了官司的都糊涂。而且我国行政审判所适用的一般性法律规范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这些法律条文具有针对性，审理具体行政管理领域的案件，我们适用这些专门的法律条文，如果援引，则能清楚的阐明裁判结果的由来。

4、从诉讼的性质看。诉讼的性质总是要求一方胜诉，另一方败诉，所以法官的裁判总是会不利于一方而有利于另一方，法律无法以一种完美无缺的公平方法适用于一切情况。因而为了法院公正裁判的结果能够得到当事人的认同，更好的树立法院、法官形象，我们应当将行政裁判文书中用于支撑判决结果的法律条文，全部展示给当事人，不论认定事实、认定证据，还是确认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有无管理职权。从而起到审结一案、教育一片的作用，使审判的社会效果、法律效果有机统一。

二、事实部分应详叙主要事实。

行政裁判文书的理由部分是行政裁判文书的重心，当事人是否理解法院的裁判，关键在于这里。因而裁判的理由部分必须写好。事实部分是理由这个重心的铺垫，只有先写好事实部分，理由部分才能精彩。

1、维持判决，包括（1）证据确凿，（2）适用法律法规正确，（3）符合法定程序，三种情况。应当写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确认的事实均有相应的证据证明；各项证据均真实可靠，并且合法；各项证据对待证事实有证明力，并与待证事实之间具有关联性；各项证据相互协调一致；对整个案件的事实构成完整的证明，并能经受住反证的反驳；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必须满足法律预先设定的事实要件。具体行政行为所基于的事实的性质的认定正确；对相应的事实选择适用的法律、法规及具体规范正确，其法律依据与更高层次的法律文件不相抵触。根据相应事实所具有的情节，全面适用法律、法规。符合法定方式、符合法定形式、符合法定手续、符合法定步骤、符合法定时限”等事实。

2、撤销判决，（1）、主要证据不足的，应当写明具体行政行为缺乏根据的事实；（2）、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要写明“应当适用甲法却适用了乙法，应当适用甲法的某些条款，却适用了甲法的其他条款；应当同时适用两个以上的法律法规，仅适用了一个法律法规，应当同时适用法律法规的两个以上条款，仅适用了一个条款；适用了尚未生效的、已经失效的或者无效的法律法规；应当适用特别法，却适用了普通法”等事实。（3）、违反法定程序的，应当写明违反了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形式、手续、步骤、时限”等事实。（4）、超越职权的，应写明“甲行政机关行使了应当由乙行政机关行使的职权；下级行政机关行使了应当由上级行政机关行使的职权；内部行政机关行使了应当由外部行政机关行使的职权；行政机关超出其行政辖区行使职权”等事实。（5）、滥用职权的，应当写明“主观动机不良，明知违法，却基于个人利益、单位利益，假公济私或者以权谋私，作出极不合理的具体行政行为；不考虑应当考虑的因素；考虑了不应当考虑的因素”等事实。

3、限期履行判决，应写明“符合法定条件，向被告申请颁发许可证，被告拒绝颁发或不予答复的；被告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的；申请被告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被告拒绝履行或不予答复”等事实。

4、变更判决，应主要写明“畸轻畸重、同样情况不同样对待或不同情况同样对待、反复无常”等事实。

5、确认判决，确认判决除能够作为当事人提起行政赔偿的根据外，还用来解决某种法律事实是否存在，某种行政行为对过去、现在或者将来的事实是否具有效力，某种行政法律关系是否存在、是否合法，关系双方当事人在此种关系中有什么权利、义务等法律问题。因而应当写明“被告改变具体行政行为，原告不撤诉，经人民法院审查原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不适宜判决维持或者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但判决责令其履行法定职责已无实际意义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法不成立或者无效的，但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将会给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等事实。

行政裁定书包括以下几种裁定：1、起诉不予受理；2、驳回起诉；3、诉讼期间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或者驳回停止执行的申请；4、财产保全和先行给付；5、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6、中止或者终结诉讼；7、补正判决书中的笔误；8、中止或者终结执行；9、其他事项的裁定。正文部分要写清所依据的法律条款，要写清裁定所依据的主要事实。

三、理由部分应首先援引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然后简洁概括主要事实，形成三段论推理。

1、关于三段论推理

推理是从已知判断，推出新判断的思维形式，由两个部分组成的，即前提和结论。前提是已知的判断，是整个推理的出发点，通常叫做推理的根据或理由。结论是推出的新判断，是推理的结果。

三段论是间接推理。它是由一般到特殊的推理，即根据一般性知识，推出关于特殊性的知识。它的结论寓于前提之中，只要前提真实，结论必然真实，是一种必然性的推理。

三段论由三个直言判断组成，所以称之为“三段论”。前两个直言判断是前提，最后一个判断是结论。在两个前提中有一个共同的概念，它把两个前提中另外两个概念联结起来，是借助一个共同的概念推出结论的推理形式。

法庭审判就是三段论推理的运用。我国审判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个原则大体上规定了审判工作的三段论推理过程。这里的“法律”相当于大前提中的一般原则，“事实”相当于小前提中的特殊情况，就是已经查证落实的具体案情。整个审判工作集中到一点，就是把一般的法律规定和具体的案件事实联结起来，从而得出相应的审判结论。

例1、如“某公民诉镇政府土地处理决定案”。由于镇政府提供的证据，均不符合法律规定，因而主要证据不足，具体行政行为被法院撤销。

法院判决的理由部分是这样写的：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七条（九）项规定，不具有合法性和真实性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被告提供的2002年10月对两家住宅用地进行测量制作的绘图，没有相关人员的签名和盖章；且对两家住宅用地的测量不准确。此份证据不具有合法性和真实性，因而不具有证据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一条（六）项规定：经一方当事人或他人改动，对方当事人不予认可的证据材料，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被告提供的1998年10月测量填报的“土地登记申请书”，申报面积被改动，且原告对此提出异议。因而此份证据在上一份证据不具有证据效力的情况下，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也没有证据效力。综上，被告所提供的两份证据，均不具有证据效力，而被告镇政府正是以这两份证据为依据，作出的土地处理决定，显然被告具体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应予撤销。

这个判决的理由部分，连用了两个三段论推理，分别都是由“司法解释”和简洁的事实构成的。由于裁判文书应援引司法解释，《行政诉讼法》已有规定，所以本文没有赘述。

例2、某公民诉房产管理局房屋行政登记案。因被告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具体行政行为被撤销。

法院判决的理由部分是这样写的：《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第九条规定：买卖城市私有房屋，卖方须持房屋所有权证和身份证明，买方须持购买房屋证明信和身份证明，到房屋所在地的房管机关办理手续。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买私卖城市私有房屋。现买方（第三人）、卖方（原告）没有到被告处办理房屋产权转移手续，仅买方前妻一人，持伪造的房屋买卖契约和买方、卖方身份证复印件前去办理，被告即将买方、卖方的房屋所有权转移，颁发了产权人为买方的房屋所有权证书。被告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应予撤销。

这两个判决的理由部分，以援引的法律法规为大前提，以简洁概括的主要事实为小前提，形成三段论推理，非常自然推导出撤销被告具体行政行为的结论。判决结果，另当事人心服口服。

四、行政裁判文书中不应违反的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

形式逻辑是研究思维的形式结构及其规律的科学。各种思维形式的具体规则是不相同的，但是它们都有着共同的规律，这就是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是指“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这些逻辑规律贯穿在形式逻辑的各种思维形式之中，从始至终它们都在发生作用。

1、同一律：关于任一对象的思想的外延和内涵，在对该对象进行论断的过程中，应当严格确定和始终不变。同一律要求我们在论证过程中应保持概念自身的同一。在裁判文书中，避免出现混淆概念、偷换概念、偷换论题、转移论点等问题。

2、矛盾律：在对任何一个特定对象的论断过程中，不能对其同一方面既肯定什么后否定什么，否则，这两个判断不能同真，其中必有一假。裁判文书中不能出现自相矛盾的说法，如果出现互相矛盾的材料，说明案件事实不清。

3、排中律：对同一对象作出两个具有矛盾关系的不能同假，其中必有一真，即排除第三种可能。排中律只适用于矛盾判断。表现在裁判文书中，就是司法人员必须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判决用语不能含糊其辞，模棱两可。

4、充足理由律：在思维过程中，任何一个被确定为真的论断，必须有充足的理由。论断的充足理由要求，不仅内容必须是真实的，而且还必须同论断之间有正确的逻辑联系，即从这些理由能够合乎逻辑的推出该论断。国家的法律法规可以充当充足理由的真判断。体现在判决书中，要求判决书必须证据充分。

参考资料：

1、《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2、《行政裁判文书改革与实例评析》

2001年5月人民法院出版社

3、《法律逻辑学》

2004年2月群众出版社

裁判文书范文篇8

笔者认为，现行裁判文书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民事裁判文书的透明度还存在不足。在民事裁判文书当中对整个案件诉讼活动的全过程以及事实和适用法律的具体内容缺乏公开性，从而在审判内部机制上或多或少地降低了裁判文书中需阐述的各个内容要素完整性的要求，这样就无法充分满足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不利于当事人及社会公众对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有效监督，进而影响了民事裁判文书的说服力和公信力。

第二，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不透彻，理由不充分。长期以来，法官多是汪董事买的调查与认定，不重视判决的说理。在审判实践中，对裁判文书的理由论述要求通常是：“通俗易懂，简洁明了”。但在今天，随着法制观念的深入和维权意识的增强，社会对公正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仅仅用“简洁明了”的要求就远远不够了。民事裁判文书的说理存在以下问题：

概括地说，一是民事案件事实认定缺乏证据分析；二是说理不充分缺乏针对性；三是裁判说理缺乏逻辑分析；四是对适用的法律条款缺乏解释；五是判决书说理态度不鲜明。

以上这些问题的存在，可以看出当前我们的一些裁判文书的写作公式化、概念化的现象还比较严重，对裁判文书质量的提高有着诸多不利；同时也会导致某些审判人员缺乏责任心，甚至利用裁判文书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为对私枉法、贪赃枉法的行为提供方便，这将成为公正司法的一大障碍。

如何增强民事判决书的透明度和说理性，以增强民事裁判文书的说服力与公信力，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两大途径着力解决。

第一，要增强民事裁判文书的公开性与透明度。公开审判，不仅是指公开庭审，而且包括裁判文书公正，其实质是以公开求公正。要达到这样的要求，民事裁判文书应公开体现在以下几个内容：其一，诉讼过程公开。公开说明起诉时间、立案受理情况，公开或者不公开开庭审理的情况、次数、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情况，审判组织形式、转换程序情况、追加或变更当事人情况、反诉情况以及延长串限、管辖权异议、中止审理、财产保全等与当事人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有关事项。其二，公开当事人主张的诉辩意见、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和质证、辩论中的观点；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应当在裁判文书中公开，不得改变原意和遗漏。其三，开庭过程的法庭调查、法庭辩论、最后陈述及法庭调解等各部分的工作也应该体现在裁判文书中，做到实事求是地向当事人和社会展示诉讼的主要过程。其四，公开当事人所提供证据的内容，展示举证、质证、认证等环节，如实反映当事人质证、辩论的观点和理由。文书制作时，应当坚持平等原则，避免仅公开一方意见，而忽略另一方意见。其五，公开法庭裁判的观点、过程和理由。即公开在听取控辩意见、举证、质证基础上的对证据认证情况，公开裁判理由、法律依据，要全面反映出法官对案件进行裁判的思维和辨别过程。其六，为了增强人民法院工作职能的透明度，明确当事人享有申请执行的权利，人民法院应当将执行权及当事人申请执行的期限在判决书上予以公开载明。

另外，为了免去当事人查阅法律条文之苦，且便于当事人及社会公众直接从判决书上了解法律依据与事实依据及裁判结果之间的联系，判决所适用的法律条文，除援引法律条文的条、款、项的序号外，还应写明法律条文的具体内容。凡是法官据以裁判的依据都应在裁判文书中予以明示，即使是参照部门和政府规章作出的裁判也应在裁判文书中予以说明。相反，任何不向社会公开的内部文件则不应作为裁判的依据，也不得在裁判文书中予以引用。这样才能体现司法活动的透明与公正。

第二，要做到说理透彻、论证有力。说理透彻、论证有力，这是裁判文书制作的首要规则，同时也是当前我国民事裁判文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将法院作出判决的理由写得一清二楚，其公正性使人无从怀疑，这样就能达到了一定的社会效果，同时，这也是社会监督法官的一种重要方式。

理性的裁判，最基本的要求是裁判应当有合理的根据。为保证裁判是合理的，法官必须为裁判提供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理由，同时，要将事理、法理和情理融汇于判决书之中，使判决书无懈可击，令人折服，从而增强公信力。要达到这一目的，民事判决书的写作就应当强化解决说理部分的以下问题。

1、对证据进行具体分析、论证。法官在民事判决书中对当事人双方所列举的证据也应该像在刑事判决书那样，从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对证据进行评判和分析，辨别证据的真伪，评价证据效力的强弱以及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性。对证据间的矛盾，要客观分析。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要表明对当事人所举证据是否采纳，并说明理由，从而使法庭举证、质证、认证的过程清晰明朗，并由证据推演出事实的思辩过程全面呈现出来。

2、案件事实要与法庭所认定的证据紧密联系，做到认定事实与采信证据相一致。在案件事实表述上，要侧重与案件定性、处理有关的事实情节。对当事人双方有争议的部分，要依据证据，详细阐明法庭对该部分事实认定的理由。

3、对法律适用应有合理说明。应结合案情事实，对具体适用法律某一条款作为裁判依据的理由予以解释，必要时要对法律条款进行详尽法理解释，以向当事人昭示所选用法条的原因及其内涵，达到明理的目的。在具体处置上，要对其裁量的选择作出详尽说明，而不能简单宣告裁判依据的法律条款。

4、说理应克服千篇一律，要注意加强针对性。裁判文书主要是对案件性质、责任归属、法律适用等所表达的理论性意见，说理必须根据个案特殊性，紧紧围绕诉辩争议，展开具体深入论述，要坚持个案说个理，克服说套话。

5、论述时要抓住重点，抓住案件主要法律关系进行正反说理。对当事人所持理由的支持和驳斥都应详细阐述，结合法律，通过正反说理，分清是非责任，使当事人赢得清清楚楚，输得明明白白。

6、说理还要有较强的完整性和逻辑性，要前后兼顾，坚持公正、平等原则；既要论证合法性，表明裁判符合法律规则标准；又要阐明合理性，表明裁判符合人情伦理、公序良俗。“情理”讲得透，说得明，既增强裁判文书的公信力，也增强了裁判文书的亲和力。

裁判文书范文篇9

如：许某在丈夫车祸死亡之后，拿到了死者单位给付她的补偿款8.1万元。公婆要求许某返还部分补偿款。根据实际情况，某法院判决许某给付公婆1万元，补偿款虽然得到了法律上公平分割，但公婆与儿媳之间由于诉讼而引起的亲情创伤一时难以修复。承办该案的许法官为了追求更好的社会效果，把法理与情理融为一体，在裁判文书后面附加这样一段“法官后语”。“金钱无法代替感情，摒弃前嫌，真诚以待，重修亲情是本案当事人及原告子女今后应当深思的问题，也是需要共同努力的目标。”当事人收到裁决书后，被告许某在裁判文书末尾看到这样一段循循善诱、意味深长的话，感叹万千，立即履行了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

又如某法院毛法官在对两名凶残的未成年的被告人的裁判文书后写了这样一段义正词严、发人深省的法官后语：“虽然你们尚未成年，对法律知之甚少，但面对素不相识的同龄人，竟会如此凶狠的将其活活打死，难道几年的徒刑能赎回一条人命吗？如果你们还想重新做人，不要忘记自己犯下的致人死命重罪！”。

对上述两例“法官后语”适用的对象各有不同，对许某一案，“法官后语”重在教育转化，对两未成年人一案，“法官后语”则重点给予

鞭挞谴责。这也是“法官后语”的两大主要内容。

笔者了解到“法官后语”这种做法在英、法等国家和地区长期普遍存在，香港地区法官也有采用。某法院是在全国法院中率先引入这种做法，值得借鉴。

裁判文书一般而言，是法官裁判案件全过程的反映，主要通过逻辑推理，运用法律来惩罚犯罪，解决纠纷和需要给予一定法律伦理教育的民事纠纷的当事人，有针对性地依法进行教育、启示、谴责、训诫、惩罚，增强裁判文书的说服力。

“法官后语”可作为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承办人负责拟稿，由审判长核稿签发。“法官后语”水平的高低往往直接影响着当事人对裁判结果的理解。因此“法官后语”要确保在法理上讲的明白，情理上讲的透彻，道理上讲的清楚，文字上要简洁流畅，充分体现法官的法律水平和社会阅历，要做到以理服人，决不能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笔者认为，现行三大诉讼法没有规定法官“法官后语”的运用，但当前“法官后语”的适用确实是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推动以加强裁判文书的论证说理为核心内容的裁判文书改革的有效形式，一段好的“法官后语”的作用对于审判工作效果将是事半功倍的。

裁判文书范文篇10

根据法学专业教学大纲的要求，为加强对所学专业课程的掌握与运用，培养认识社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综合素质能力，毕业论文选择的题目为《裁判文书中法官如何说理之我见》。

本文重点阐述了裁判文书中说理的特征、主体与素材，当代裁判文书中法官说理不足的表现及主要弊端，对造成裁判文书说理不足的原因进行了深层次的剖析，对加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阐述了个人的一些构想。

随着人民法院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化，法官在裁判文书中充分说理的重要性已为社会各界更加关注。本文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和建议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和研究。在论文的写作过程当中，本人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实践，提高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工作能力，树立了正确的工作思想，培养了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和严谨求实的工作学风。

关键词

1、裁判文书

2、裁判文书中的说理

3、主审法官负责制

我国的裁判文书是人民法院在刑事、民事、行政诉讼中，适用法律，就案件的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制作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司法文件。我国现行的裁判文书包括各类判决书、裁定书和调解书。裁判文书可以说是整个司法文书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人民法院审判活动能否做到司法公正，归根到底要反映到对案件的处理上，案件的处理则是通过裁判文书反映出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指出，裁判文书是“司法公正”的最终载体，是整个审判活动的综合再现。总之，裁判文书是人民法院最重要的法律文书。

如果说裁判文书式样是裁判的骨架，语言运用是血肉，那么说理就是其灵魂。说理也称论理，指法官或者法院在当事人（刑事案件中包括公诉人）举证的基础上，对某一特定案件事实如何认定、如何确定性质、如何分清是非（如何定罪量刑）、如何进行法律推理得出处理结论所发表的法律观点。概而言之，说理就是在裁判文书中阐明的判案理由。

一、裁判文书说理的特征

1999年4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了《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样本），最高法院同月30日向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发出通知指出，执行修订后的文书样式，改革诉讼文书的制作，要抓住重点，即在加大对证据的分析、认证和增强裁判的说理性这两个问题上下功夫。这里的重点归根结底是加强说理。说理指判决理由，这一点已经成为共识。但对判决理由这一概念，不同国家理解不一。在我国它是指法院对案件的看法或对判决结果的法理分析。其特征如下：

（一）是要害性。人民法院制作裁判文书，不仅是衡量办案质量的重要标志，也是考察法官素质、检验法官审判实践能力的重要尺度。而裁判文书的核心、灵魂是其说理部分。1999年4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样本）》的通知中强调指出：“从总体上看，目前制作水平还不高，主要是裁判文书千案一面，缺乏认证断理，看不出判决结果的形成过程，说服力不强。”所以，在裁判文书中，说理部分联系着事实和判决部分，这种承前启后的纽带作用决定着其在裁判文书中灵魂地位，重视说理，写好说理，实在是司法公正的题中之首，应有之义。（杨立杰《论裁判文书的说理》）

（二）是映证性。裁判文书的说理从属于以审判方式为核心的诉讼制度。映证的是审判程序的启动、发展和终结脉络，一般来说有什么样的诉讼制度，就有什么样的裁判文书，以说理为灵魂的裁判文书是案件审判的忠实反映。

（三）是贯穿性。说理贯穿于裁判文书主文的事实、理由两部分。裁判文书的事实、理论和结果三大部分相当于逻辑推理的小前提、大前提和结论，一件案件的裁判只有通过取舍证据、确定行为性质后，即通过摆事实、讲法理的说理方式，才能做出处理结论。故说理应贯穿于裁判正文的全部内容。

（四）是权力性。说理是法官针对特定案件事实依照法律阐述的观点，且这种法律观点对当事人有明显的影响力。裁判文书的说理依附于审判权的运用，是法律适用的具体形态。没有审判权的运用，就没有裁判文书的说理，从这个意义上说，裁判文书的说理是一种权力。

（五）是时限性。法官面对的是具体待决的案件，无论其性质及难易，均不容回避，且有时限的限制，不如学者的解释针对想象的事实关系，有充分的自由。

二、裁判文书说理的主体与素材

（一）裁判文书说理的主体应当是法官，而不是法院。对此许多西方国家是毫无疑义的，但在我国则是一个颇具特色的问题。众所周知，法院是一种组织，一个机构，本身不可能审判具体案件，只有通过法官的具体审判活动，才能得以实现法院的审判职能，法院行使审判权的原则才能得以具体落实和体现。理论上如此，事实上也应当如此。现今，法院独立行使审判职能多依赖于行政式的工作方式，其案件的决定权存在缺陷，一个案件经过开庭审理之后，裁决意见往往由合议庭报庭长审批，庭长报副院长审批，有的还要由副院长报审判委员会讨论，一系列行政式的审批程序，将直接审理案件的主审法官的核心地位掩盖了。从而使主审法官说理不便、说理不清、说理不够成为附产品。强化合议庭职能，还权于主审法官，正是当前深入开展的审判方式改革的方向之一，而确立主审法官在裁判说理时的主体地位，正是还权于主审法官的必然。最高法院蒋惠岭先生提出的法官中心论中指出：“我国司法法制现状离宪法和法律的要求相差太远，人们包括法官自己，对法官应当在法院中获得的地位的认识不能够适应司法职能作用的增长，也不能适应司法改革的需要，不过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法官当然是法院工作的核心。法官一日不成为法院的核心，法院便一日不能全面履行司法职能和赢得公信力，司法职能便一日不能成为依法治国的中坚，而法院一日不能赢得独立、公正、权威的地位，法治国家便一日不能实现（蒋惠岭《初论法官中心论》）法官中心论对解决上述说理主体问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法官中心论就是要求建立以法官为中心，以审判职能为中心的法院。作为司法制度理论的一部分，法官中心论是法院司法职能得以实现的最基本的要求。”

明确主审法官作为裁判文书说理的主体，有利于促进法官提高办案水平。法院的众多案例让学者或其他人分析得清清楚楚，而法官的裁判文书却写得干巴巴的，其原因之一就是法官说理的功底不够。在赋予主审法官在判案时给当事人一个“说法”后，作为法官本人自然地被逼上更加刻苦钻研业务，提高审判水平的路上，因为没有真才实学，是难以将裁判理由阐述得明明白白。

（二）裁判文书说理的素材。通常情况下，说理是摆事实，讲道理，讲法律，“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司法活动的一项基本原则。因此，我国裁判文书说理的基本素材应当是事实、法律和法理，当然还以案例、情理为重要补充。

1、依法查证属实的事实。1999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的若干规定》第五条明确规定：“依法公开审理案件，案件事实未经法庭公开调查不能认定。”司法行为是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进行的，这里所指的事实并非一般事实，而是依法查证属实的事实。一方面，依法查证的事实就可以且应当作为定案的依据而被法庭采证；另一方面，未经依法证明的事实（除非法律允许推定的事实），则绝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经查证属实的事实与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时客观上确实存在的事实，由于无法在法庭上予以证实，便不可以作为司法机关定案的依据。这种实例并不少见。（如被告人确实杀了人，却无证据证实；原告确定借钱给被告，却无任何证明债权的证据）此种情况下，司法机关不可能依据无法查实的“客观事实”予以裁判，而只能依据认定的证据事实予以裁判。我国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都是奉行证据裁判主义的，所以只有依据证据规则进行诉讼才是公正的。当然对于具体个案中的当事人来说，诉讼结果可能是“不公正”的，但作为一种诉讼制度，则体现了公正性。此时，裁判说理就要论述这种诉讼制度是如何体现公正性的，这种公正，是一种宏观上的公正，是为了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减少或避免出现不公正裁判的风险而建立的。

2、法律。通常所说的法律，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理解是指国家立法机关，依照一定程序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即是法律，广义的理解，除包括法律，还包括命令、条例、决议、章程等等。作为裁判文书说理的法律应当是广义上的法律。因为某些命令、条例、决议、章程虽然不得直接引用，但是可在理由部分根据说理需要将其作为判案理由的补充。

3、政策。政策是指国家为实现一定时期的路线，通过一定程序制定的行政准则，它与国家法律关系十分密切。一方面，政策代表了法的基本精神，另一方面，政策可在法律适用时填补法律的空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条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

4、法理。法理即由法律根本精神演绎而得之法律一般原则。法律是一门科学，每一法条背后皆有科学基础即法理。法官在制作裁判文书时，应对所适用法律作出阐释、论证。这种人们通常称之为法律推理工作是一个合格的法律家所不可缺少的基本功。显然，裁判说理应解释法律。当案件处理无法可依时，法官可以依原则判案，如民事审判中依赖诚实信用原则处理。此时，判案更需要法官的能动执法，其能动执法的基础离不开法理。

5、案例。首先应当明确一点，案例不等于判例。判例对大陆法系的法官具有重要的参考或参照作用。在我国，案例（限定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公布的案例）虽然没有取得判例的合法资格，但在司法实践中的潜在影响有时接近西方判例的影响。

6、情理。“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在裁判文书说理时也不例外。值得强调的是，以情理来决狱，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这一点从我国流传至今的古代判即可看出，有时这些判还会出现大段说教、感慨、道德上的愤怒与申斥，先贤圣哲语录以及具有道德教训意味的古代故事引述。（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此外，古代官吏屈法律以顺人情往往被公众称为清官加以颂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古代法律中原则性条款众多。今天的法律尽管比古代法律精细多了，但仍不能穷尽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故我们执法虽不应象古代清官那样屈法律以顺人情，但依然要在遵守法律原则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合情合理。

三、当代裁判文书说理不足的表现

目前，我国许多裁判文书都带有明显官式语言的呆板，判决书“查明”、“认为”、“判决”的模式给人造成法院判决“不够讲理”甚至“不讲理”的印象。（《人民法院公报》）这种表现可概括为如下几类：

（一）取舍证据的神秘性。证据是法院认定事实的基础，证据的采信与否直接影响案件的认定。当事人举出一系列证据，法院是否采信应当加以说明，这种是否采信的说明就是说理。但有的判决书只是集中罗列证据名称，然后以“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等语笼统概括，没有说明各证据的具体内容，不予采信的证据也没有说明理由，证据力的大小更是缺少分析。

（二）认定事实的突然性。案件事实是一种法律事实，是审判人员通过诉讼中的证据而达到对过去事件的认识，是带有审判人员主观能动性的认识特征，但这种认识活动不是任意的，应当具有充分的证据与逻辑依据。而有的判决书并没有述明这种认识过程和认识依据，特别是对对立双方陈述的不同事实也没有加以有针对性的分析、辨别，看不出审判人员是如何达到对案件事实的认识的。

（三）作出结论的武断性。这种武断性有结论无理由，是不讲理的典型。许多裁判文书针对当事人的主张是否采纳通常有结论性意见，但缺乏对结论的论证。常可以见到二审裁判文书驳回上诉的理由概述为“上诉理由与本案事实和法律不符，本院不予采纳”，究竟如何不符，当事人莫名其妙。

（四）法律解释的贫乏性。在“本院认为”部分，只有法条数码的简单引称，看不到适用法条的具体内容，看不到原被告或控辩双方就相关法律适用的意见及理由，看不到法官认定事实和选用法条之间逻辑关联上的阐明和法理分析。因此许多裁判文书的“本院认为”如何如何，难以使人心服口服。

（五）前后表述的矛盾性。有的裁判文书前后表述自相矛盾，严重影响了其说服力。例如某高级法院对一件贩卖案件的二审裁定书认定：一审判决认定被人庞某贩卖海洛因535.8无。马某贩卖170克。检察机关抗诉称，马某贩卖695克，一审认定为170克与事实不符。经二审查明，被告人庞某贩卖海洛因565克，马某665.8克。按理，对一、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有如此重大出入的案件应当查清后改判，可二审裁定结果仍只是维持原判驳回抗诉，致使该裁定的事实、理由、主文三部分存在矛盾冲突。（罗书平《审判方式改革与裁判文书质量》）

（六）引用法律的随意性。当前，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方面出现差错表现为：一是漏引，有的只引用某条规定，不引用具体款或项，有的甚至漏引整个条文；二是错引，有的承办人因对事实认识有误，导致引用法律条文出现差错。法律是最重要的判案依据，裁判文书如在引用法律方面因随意而出现差错，势必使说服力严重受损。

四、说理不足的主要弊端

（一）不利于当事人服判息诉。司法实践中当事人缠讼原因可能多种多样，但当事人因不知事实认定和判决理由的详情而偏执地怀疑法官有意偏袒对方当事人的也不在少数。由于案件评议，讨论等情况不能向当事人公开，裁判文书就成为当事人能够取得为数不多的法律文书之一，如果裁判文书苟简，败诉的原因和胜诉的理由模糊，就使胜诉者赢得糊里糊涂，有侥幸之感；败诉者输得不明不白，心存疑虑，甚至断定对方当事人有后台或给法官行贿使然，致使上诉增加，申诉缠讼的情况增多。

（二）不利于司法公正。首先，说理不足的裁判不便于内部和外部监督。因为不论是人大、新闻、公众等外部监督，还是上级法院、同级法院的内部监督，单凭一纸比较空洞的裁判文书，不明事实真相也不知判理，是难以展开有效讨论和监督的。其次，不重说理的裁判文书会助长“暗箱操作”行为，妨碍审判公开的真正落实，还会掩盖执法不公甚至贪赃枉法的各种非法行为，判决书缺乏透明度，审判人员的决定是否合法合理不易反映出来，作出决定的随意性就较大，客观上为少数人情案、关系案、地方保护主义起到一定掩饰作用，为消极、腐败现象的滋生提供了一定条件。

（三）不利于造就中国名法官。一份叙事清楚，说理充分的裁判象一面镜子，可以准确、直观地反映出审判人员的法律知识、理论功底、逻辑思维、文字水平等素质，而传统的三点一式（事实陈述、法条引用、裁判结果）裁判中，法官个人裁判风格皆为机械呆板的程式覆盖；裁判之优劣，水平之高低很难体现；法官高尚的人格价值，不为世人知悉认同。千篇一律、套话连篇的裁判模式久而久之，法官必然生不思进取、敷衍了事等“大锅饭”之病，进而会影响法官钻研业务的责任感和积极性。

（四）不利于宣传法制。审判不应将其视为单纯的司法过程，它也是一种具体生动的法制宣传活动，应当通过具体案件起到辨别是非、宣传法律知识的作用。实现这项任务的一个好的途径，莫过于在裁判文书中详尽地说明理由。

五、说理不足原因之分析

（一）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诱发了我国法官不重说理的惰性。多年来，我国诉讼制度受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制度和大陆法系国家制度的影响，实际上实行的是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法官作用大而当事人作用小、法官主动而当事人消极，这是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基本特征，这一特征决定了法官在诉讼中处于中心地位，往往促使法官这样一种心理的膨胀：我办案是在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力，只要确保结果公正，程序问题无关紧要，这当然包括裁判文书的制作，至于说理详细与否也是法官自由掌握之事，此种心理体现在裁判中，就是“不够讲理”甚至“不讲理”。

（二）法官整体素质不高，是裁判文书说理不足的根本原因。我国法官队伍形成于法官法颁布实施之前，从这支队伍的来源看，主要有三部分人组成：一是政法院系毕业生；二是复转军人；三是通过社会招干途径考入法院的高中毕业生。而后两部分人的数量远远超出第一部分人的数量。这种人员组成表明，我国法官非专业化倾向是相当严重的。最高人民法院原咨询委员会名誉主任王怀安指出：“中国法官的现状是数量多、素质差”。此言虽显尖锐，但也很现实。

（三）审判权运作方面的缺陷，加剧了法官不重说理。我国审判权的运作难免会有一些弊端：一是平均主义，人人都办案。不少法院认为审判庭干部都是审判工作人员，也就都等于办案人员，除了素质特别差的之外，基本上人人都办案。审判权运作的平均主义，势必造成办案质量参差不齐，也当然使裁判文书说理不够的问题屡见不鲜。二是法官无助手，事事皆躬行，难以专心坐堂办案，无心钻研审判业务。三是各种责任追究制度没有涉及到对裁判文书不予说理的追究。

六、加强裁判文书说理的构想

（一）推行主审法官负责制。主审法官负责制，大致上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主审法官由法学功底深厚、业务能力强的优秀法官担任，没有成为主审法官的人员没有审判权，仅能作为助理法官辅助工作；二是法官享有全权审理和裁判案件的权利，包括亲自制作及至签发判决书，同时对自己的不正确裁判承担责任。就我国而言，主审法官责任制的推行过程是法官角色由普通公务员向精英化、专业化司法官转变的过程。然而，中国法官现状是“数量多、素质差、权力小”，正因为如此，推广法官负责制才显得更具有现实意义。

（二）建立法官助手制。法官助手制，是与法官负责制度密切相关的一项制度，即为主审法官配备若干名法官助理等辅助工作人员，使法官从繁杂的辅助性工作中解脱，致力从事审与判，其目的之一在于使法官成为可以充分说理的法官。主审法官负责制的推行必然是主审法官数量少、素质优，如此情况下推行法官助手制度就是必然。因为法官少了，但案件并未减少，为实现主审法官的高效率、高质量，必然应推行法官助手制。

（三）推行以加强说理为核心的裁判文书评查制，旨在促使法官成为高度重视说理的法官。

1、制定说理的基本标准，明确裁判文书说理的写作要旨；

2、将说理苟简的裁判文书纳入差案的追究范围；

3、按年度评选并汇编优秀裁判文书，对于优秀的裁判文书不仅应给予制作者物质奖励，还应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评级晋职，在法院系统内形成重视说理的浓厚的氛围。

裁判文书的说理，是审判方式改革深入发的必然要求，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当前人民法院裁判文书说理不足的现状，更应当认识到切实提高裁判文书说理的质量有着多么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将必然会促进“依法治国”方略的进展，涌现出一大批说理透彻、充分的中国名法官。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9年第二期第59页的编者按。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样本）的通知》法发（1999）12号

3《论裁判文书的说理》杨立杰著，载于《法律适用》1999年第五期

4、《初论法官中心论》蒋惠岭著，载于《人民司法》1998年第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