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正当范文10篇

不正当范文篇1

这次会议是经区委常委会研究同意召开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传达《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部署我区的贯彻实施工作。今天全区股级以上党员干部、所有中小学领导班子中的党员干部全部参加了会议，我们之所以扩大了参会人员的范围，目的就是要以最快的速度让每一级党组织、每一名党员干部，尽早了解《规定》、熟悉《规定》，真正把《规定》落到实处。下面，我讲三点意见：

一、统一思想，充分认识贯彻落实《规定》的极端重要性

近年来，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手段不断翻新，形式变化多样，由“公开”转为“私下”、由“直接”变为“间接”、由“现货”变为“期权”等等。与传统受贿形式中的直接收受财物相比较，这些行为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复杂性，但实质上没有区别，性质上都是受贿。对这些新情况，虽然以前党内法规都有禁止性规定，但由于受当时条件的局限，相关条款比较原则，缺乏明确的政策法规依据，致使有些权钱交易的违纪违法行为没有受到相应处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教育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严格自律，加大对涉及权钱交易行为的惩处力度，中央纪委在5月29日出台了这个规定。《规定》是对新形势下反腐败斗争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充分体现了党中央深入推进反腐倡廉的坚定信心和坚强决心。据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将针对类似行为出台司法解释，进一步加大对权钱交易腐败行为的打击力度。

《规定》颁布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对学习贯彻实施《规定》高度重视、行动迅速。6月8日，中央纪委专门召开会议，就贯彻落实《规定》做出部署，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何勇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6月14日，省纪委召开了全省贯彻实施《规定》会议，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臧胜业同志对落实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6月15日，省委书记白克明同志专门就学习贯彻《规定》做出了四点重要批示。6月16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赵勇同志对我市贯彻落实《规定》提出了七项具体意见。6月19日，市委召开常委会专题学习了《规定》和中、省纪委会议精神，审议通过了市纪委《实施方案》。6月20日，也就是昨天，我市召开了“全市学习贯彻《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电视电话会议”，今天上午8:30区四套班子所有党员领导干部召开专题会议，对《规定》进行了认真学习贯彻。全区党员干部一定要从全局出发，以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政治责任感，充分认识出台《规定》的重要意义，迅速把思想、行动统一到贯彻落实《规定》上来。

首先，贯彻落实《规定》是促进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重要保证。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工作，就要进一步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增强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廉洁从政意识，做到廉洁自律。《规定》提出的八项严格禁止性要求，细化了党员干部在经济和社会交往方面的政策界限，进一步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行为规范。这有利于党员干部统一思想，提高防范意识，严格自律；有利于增强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监督的针对性，提高监督效果。

其次，贯彻落实《规定》是对党员干部关心和爱护的具体体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们党对待犯错误党员的一贯政策。中央纪委在最高法、最高检《司法意见稿》之前出台《规定》，在党内早打招呼、早提醒，并明确提出在规定期限内主动说清问题的可考虑从宽处理。对于那些有《规定》所列禁止性行为的党员干部，给了一个主动说清问题、改过自新的机会；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提供了一个自我教育、对照检查、促进自律的机会。这既是对党员干部的严格要求，更是对党员干部的关心、爱护，体现了爱护与约束、惩处与预防的有机统一。

第三，贯彻落实《规定》是加强和改进领导干部作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建设繁荣文明和谐**，实现我区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需要以“为民、务实、清廉”的作风为保证，需要以良好的发展环境为依托。当前，全区正在深入开展科学发展观学习教育活动，着力解决领导干部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提高科学发展的能力和本领。在这个关键时刻，如果领导干部权力失控、行为失范，让权钱交易成为潜规则，就会严重败坏党风政风，严重危害发展环境，严重影响我区实现更好更快发展的进程。《规定》对权钱交易的行为提出了针对性很强的治理措施。贯彻落实《规定》，不仅有利于促进学教活动的深入开展，强化党员干部的宗旨意识和纪律意识，规范领导干部正确行使权力；还有利于对破坏发展环境的权钱交易行为下猛药、出重拳，为建设繁荣文明和谐**创造一个公开透明、诚实守信、廉洁高效的良好环境。

二、深刻理解《规定》的内容要求，准确把握贯彻落实《规定》的政策界限

《规定》涉及面广、政策性强，要掌握好、贯彻好、实施好《规定》，就必须深刻理解《规定》的精神实质和各项具体内容，准确把握政策界限。

《规定》共十条，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在前八条中提出了八项禁止性规定：①严禁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共产党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交易形式收受财物”；②严禁“收受干股”；③严禁“由请托人出资，‘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合作’投资”；④严禁“以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获取‘收益’”；⑤严禁“通过方式收受财物”；⑥严禁“使特定关系人不实际工作却获取所谓薪酬”；⑦严禁“授意请托人以本规定所列形式，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⑧严禁“在职时为请托人谋利，离职后收受财物”。二是为增强《规定》的可操作性，规定了如何认定“明显低于或者高于市场的价格”；“股份未实际转让”时应当如何定性处理；“通过方式收受财物”与参与、娱乐活动的区分标准等十三个定性处理的政策界限问题。三是明确了违纪行为的党纪处分依据，即“发现有本规定所列禁止行为的，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等有关规定处理”。需要说明的是，《规定》列出的八种违纪行为往往和经商办企业、兼职取酬、配偶子女违规从业、非法占有、包养情妇（夫）、、离退休后违规从业等交织在一起，实践中要视情况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等规定进行合并处理或者依照处分较重的条款处理。

这里我对《规定》涉及的几个问题进行一下解释：

1、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根据《刑法》第93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2、关于“近亲属”的概念。根据法律和有关党政纪规定，近亲属一般是指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3、关于“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概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指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获取的利益。

4、关于“《规定》后三十日内主动说清问题的可考虑从宽处理”的政策界限。这条政策，既明确了中央纪委《规定》所列行为是党的纪律所严格禁止的，同时也体现了我们党对广大党员干部的爱护和关心，特别是体现了对待犯错误党员干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政策。各级党组织要采取召开生活会、个别谈话、向组织说明问题等形式，鼓励有问题的党员干部向组织汇报真实情况。对待具体问题或案件，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综合考虑党员干部违纪性质、情节轻重、认错态度等因素的基础上，作处理时可比平时自首和主动交代更宽一些，以达到惩处极少数、教育大多数的目的。需要注意的是，处理这类问题，要认真稳妥，避免无原则从宽。特别是对于本应开除党籍，但由于在规定期限内主动说清问题，从宽后可以保留党籍的，要认真研究，严格审核；特别重大或把握不准的，要逐级请示，防止造成不良后果。

三、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抓好《规定》的贯彻落实

学习贯彻《规定》，关键是抓好落实。各单位要把落实《规定》摆上重要议事日程，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采取强有力措施，切实抓紧抓好。当前，要集中精力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迅速形成贯彻落实《规定》的整体合力。贯彻落实《规定》，是全党的责任，各级党组织要高度重视，切实履行好职责。要把贯彻落实《规定》作为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重要内容，“一把手”必须亲自抓、负总责，并明确专人牵头负责，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协作，相互配合，齐心合力贯彻落实《规定》。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贯彻《规定》作为当前一项严肃而紧要的政治任务，6月23日前全部要召开会议，将《规定》传达到国家工作人员中的每一名共产党员，确保不漏一人、不留死角、不走过场。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带头自查、带头落实，以实际行动带领广大党员干部把《规定》的要求落到实处。

（二）着力抓好宣传教育，积极营造贯彻落实《规定》的浓厚氛围。贯彻落实《规定》，宣传教育是基础。各级各单位要把贯彻落实《规定》同全区正在开展的科学发展观学习教育活动和“为民、务实、清廉”主题教育活动有机结合起来，按照“大规模、多角度、全方位、重实效”的原则，充分运用各种方式、各种载体，集中开展社会宣传，使广大党员干部真正熟悉这些廉政行为规范，了解违反《规定》的严重后果，提高贯彻实施《规定》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使社会各界了解《规定》的基本内容和监督检举的方式方法，增强与违纪违法行为作斗争的信心和能力，为有效惩治和预防腐败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认真开展自查自纠，抓牢抓实贯彻实施《规定》的关键环节。各级党组织和纪检部门要把对照检查、清理纠正作为贯彻落实《规定》的关键环节，根据《实施方案》的总体要求，明确任务目标和工作进度，细化步骤，落实责任，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认真组织党员干部集中开展自查自纠。在自查自纠过程中，要严格对照《规定》，逐条逐项进行检查，认真如实填写《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自查报告表》，并按时进行申报，主动向党组织汇报真实情况。今天距中纪委规定的最终期限还有9天的时间，各级各单位要迅速行动，督促存在《规定》所列禁止行为的党员干部珍惜和把握这个机会，主动说清问题，坚决立即纠正，争取从宽处理。要使他们认识到，存在侥幸心理、拒不纠正错误必将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同时，各级党组织还要把自查自纠工作同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述职述廉结合起来，促进领导干部不断强化廉洁从政意识，规范廉洁从政行为。

不正当范文篇2

第一条为了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维护市场秩序，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在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从事商品经营和营利性服务的经营者，以及从事与市场竞争有关活动的其他组织和个人，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经营者在商品交易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原则。

本条例所称不正当竞争，是指经营者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本条例的规定，损害其他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

第四条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监督检查。法律、法规规定由其他部门监督检查的，从其规定。

第五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支持和保护一切组织和个人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保障监督检查部门依法履行职责。

第六条一切组织和个人都有权检举、揭发并协助监督检查部门查处不正当竞争行为，监督检查部门应当为举报人保密。对检举、揭发属实和协助查处不正当竞争行为有功的，给予奖励。

第二章不正当竞争行为

第七条经营者不得从事下列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行为：

（一）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

（二）销售明知或者应知是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商品；

（三）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

第八条经营者不得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或者使用与知名商品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造成和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

前款中知名商品的具体认定办法，由自治区工商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第九条经营者不得采用下列手段，对商品质量作引人误解的虚假表示：

（一）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名优标志等质量标志；

（二）继续使用已被取消的认证标志或者名优标志；

（三）使用的认证标志或者名优标志与其实际获得的认证标志或者名优标志不相符；

（四）伪造或者冒用质量检验合格证、许可证或者监制单位名称；

（五）伪造或者冒用他人企业名称、地址和商品的法定编号、条形码、识别码、防伪标识；

（六）伪造商品生产日期、安全使用日期、失效日期和产地；

（七）伪造商品的性能、用途、规格、等级、制作成份及其名称和含量。

第十条经营者不得利用广告或者其他方法，对商品的价格、质量、性能、用途、规格、等级、制作成份及其含量和名称、制造方法、制造日期、使用方法、有效期限、产地、加工者、制造者等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

前款所称其他方法，是指下列行为：

（一）雇用或者伙同他人进行欺骗性的销售诱导；

（二）作虚假的现场演示和说明；

（三）张贴、散发、邮寄虚假的产品说明书和其他宣传材料；

（四）对商品作虚假的文字标注、说明或者解释；

（五）利用新闻媒介作虚假的宣传报道。

广告经营者不得在明知或者应知的情况下，、设计、制作、虚假广告或者违法有奖销售广告。

第十一条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经营者销售商品的范围、方式、对象、数量、价格等；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限定他人到其指定的经营单位办理业务，限制其他经营者正当的经营活动。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采用立关设卡，提高检验标准，增加审批手续或者违法收费等手段，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或者本地商品流向外地市场。

各级人民政府依法对某些与国计民生和人身安全关系重大的商品的购销进行限制，或者为防止疫情、病虫害传播临时限制特定商品在一定区域内流通的，不属于前款禁止的行为。

第十二条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限定用户、消费者只能购买和使用其附带提供或者其指定的经营者提供的相关商品，而不得购买和使用其他经营者提供的符合国家或者行业技术标准的同类商品；

（二）强制用户、消费者购买其提供或者其指定的经营者提供的不必要的商品及配件；

（三）对抵制其限制竞争行为的用户、消费者采用拒绝、中断、削减供应相关商品或者加收费用等手段进行刁难；

（四）其他限制竞争行为。

第十三条经营者不得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但下列情形不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

（一）销售鲜活商品；

（二）处理有效期限即将到期的商品或者其他积压的商品；

（三）季节性降价；

（四）因清偿债务、转产、歇业降价销售商品；

（五）展销会期间销售商品。

第十四条经营者销售商品，不得违背购买者的意愿搭售商品或者附加其他不合理的条件。

第十五条经营者不得从事下列欺骗性有奖销售：

（一）谎称有奖或者故意让内定人员中奖；

（二）对所设奖的种类、中奖概率、最高奖金额、总金额、奖品种类、数量、质量、价值、提供方法等作虚假的表示；

（三）故意将设有中奖标志的商品、奖券不投放市场或者不全部投放市场；

（四）不按承诺兑现奖金、奖品；

（五）利用有奖销售推销质次价高的商品。

第十六条抽奖式的有奖销售，最高奖的金额不得超过5000元。同一奖券或者购买一次商品具有两次以上获奖机会的，各次开奖中最高奖数额之和为其最高奖金额。

以实物或者其他方式作奖励的，按照同期市场同类商品的价格折算，其金额不得超过5000元。

第十七条经营者不得捏造、散布虚假事实，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

第十八条投标者不得有下列串通投标的行为：

（一）投标者之间相互约定，故意抬高或者压低投标报价；

（二）投标者之间相互约定，在类似招标项目中轮流以高价位或者低价位中标；

（三）投标者之间就标价之外其他事项进行串通，以排挤其他竞争对手。

第十九条招标者与投标者不得采用下列手段相互勾结，以排挤其他竞争对手：

（一）招标者在公开开标前，私下开启标书，并告知尚未报送标书的其他投标者；

（二）招标者与投标者商定，在公开投标时压低标价，中标后再给招标者部分额外补偿；

（三）招标者向投标者泄露招标底价；

（四）在招标过程中的其他营私舞弊行为。

第二十条经营者不得通过协议、约定、决议、倡议等方式从事下列限制或者妨碍公平竞争的联合行为：

（一）联合限定价格或者约定其他不合理的经营条件；

（二）划定市场；

（三）限定产量或者销售量；

（四）联合拒绝购买、销售或者服务。

第二十一条经营者不得从事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

第三章监督检查

第二十二条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监督检查，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监督检查部门管辖。对管辖发生争议的，由争议各方的共同上一级行政机关按照方便查处的原则指定管辖。

上级监督检查部门可以直接查处下级监督检查部门管辖的案件。

第二十三条监督检查部门在监督检查不正当竞争行为时，有权行使下列职权：

（一）按照规定程序询问被检查的经营者、利害关系人、证明人，制作询问笔录，并要求提供证明材料或者与不正当竞争行为有关的其他资料；

（二）查询、复制与不正当竞争行为有关的协议、帐册、单据、文件、记录，业务函电和其他资料；

（三）检查与本条例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有关的财物、场所，可以责令被检查的经营者说明该商品的来源、数量、价格；

（四）可以书面形式责令被检查的经营者暂停销售，听候处理；

（五）被检查的经营者有转移、隐匿、销毁该财物迹象的，经县级以上监督检查部门负责人批准并作出书面决定，可以依法对该财物予以查封、扣留。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对该财物暂停支付。

监督检查部门查封、扣留财物，必须出具查封、扣留单据，由在场人签名或者盖章后，交被查扣财物的经营者1份。查封、扣留的时间从作出书面决定之日起计算，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

监督检查部门对所查封、扣留的财物应当妥善保管，不得动用、调换或者损毁。对易腐烂、变质的物品，可以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先行处理。所查封、扣留的物品，在三个月内无法找到物主的，可以按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处理。

第二十四条监督检查部门工作人员监督检查不正当竞争行为时，应当出示检查证件；不出示检查证件的，被检查的经营者有权拒绝检查。

第二十五条监督检查部门在监督检查不正当竞争行为时，被检查的经营者、利害关系人和证明人应当在监督检查部门规定的时间内如实提供有关资料或者情况，不得拒绝、拖延或者谎报。

第四章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经营者违反本条例规定，给被侵害的经营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侵害的经营者的损失难以计算的，赔偿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并应当承担被侵害的经营者因调查该经营者侵害其合法权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所支付的实际费用。

被侵害的经营者要求侵权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时，经双方当事人协商，达成仲裁协议的，可以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没有达成仲裁协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七条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第七条规定，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第八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规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壮族自治区产品质量监督管理条例》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规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违背购买者意愿搭售商品或者附加其他不合理条件的，监督检查部门应当责令其改正，可以根据情节处以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二条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捏造、散布虚假事实，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监督检查部门应当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可以根据情节处以10000元以上20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采取联合方式进行不正当竞争的，监督检查部门应当责令其改正，可以根据情节对联合各方分别处以10000元以上20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没收违法所得和收缴罚款，应当出具自治区财政主管部门印制的罚没收据。罚没款一律上缴同级财政。

第三十五条经营者阻碍监督检查部门依法监督检查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当事人对监督检查部门作出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三十七条监督检查部门违法行使职权侵犯经营者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监督检查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附则

不正当范文篇3

一、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下列交易形式收受请托人财物：

（1）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屋、汽车等物品；

（2）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出售房屋、汽车等物品；

（3）以其他交易形式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

前款所列市场价格包括商品经营者事先设定的不针对特定人的最低优惠价格。根据商品经营者事先设定的各种优惠交易条件，以优惠价格购买商品的，不属于违纪。

二、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提供的干股。

干股是指未出资而获得的股份。进行了股权转让登记，或者相关证据证明股份发生了实际转让的，违纪数额按转让行为时股份价值计算，所分红利按违纪孳息处理。股份未实际转让，以股份分红名义获取利益的，实际获利数额应当认定为违纪数额。

三、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由请托人出资，“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合作”投资。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合作开办公司或者其他合作投资的名义，没有实际出资和参与管理、经营而获取“利润”的，以违纪论处。

四、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未实际出资而获取“收益”，或者虽然实际出资，但获取“收益”明显高于出资应得收益。

五、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通过方式收受请托人财物。

执行中应注意区分前款所列行为与活动、娱乐活动的界限。具体认定时，主要应当结合以下因素进行判断：（1）的背景、场合、时间、次数；（2）赌资来源；（3）其他参与者有无事先通谋；（4）输赢钱物的具体情况和金额大小。

六、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要求或者接受请托人以给特定关系人安排工作为名，使特定关系人不实际工作却获取所谓薪酬。

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

七、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授意请托人以本规定所列形式，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

特定关系人中的共产党员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前款所列行为的，对特定关系人以共同违纪论处。特定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以共同违纪论处。

八、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之前或者之后，约定在其离职后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在离职后收受。

离职前后连续收受请托人财物的，离职前后收受部分均应计入违纪数额。

九、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房屋、汽车等物品，未变更权属登记或者借用他人名义办理权属变更登记的，不影响违纪的认定。

认定以房屋、汽车等物品为对象的违纪，应注意与借用的区分。具体认定时，除双方交待或者书面协议之外，主要应当结合以下因素进行判断：（1）有无借用的合理事由；（2）是否实际使用；（3）借用时间的长短；（4）有无归还的条件；（5）有无归还的意思表示及行为。

十、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不是违纪。

不正当范文篇4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落实《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深化认识，加强领导，周密部署，积极行动，深入进行思想发动，认真组织开展自查自纠，依法查办权钱交易案件。通过贯彻实施《规定》，进一步增强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共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意识，规范廉洁自律行为，坚决遏制新形势下出现的腐败问题，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二）工作原则

1、坚持标本兼治，实行综合治理。要将贯彻实施《规定》与贯彻《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结合起来，既要坚决纠正，又要深入探索有效的预防措施，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新形势下的腐败问题。

2、统筹谋划部署，稳步有序推进。做到既有战略思考，又有具体要求；既有长远目标，也有近期工作安排；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相适应，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协调。

3、坚持宽严相济，惩处与保护并重。对在规定期限内主动交代问题的，在综合考虑违纪人员违纪性质、情节轻重、认错态度等因素的基础上，在处理时可以比平时的自首和主动交代更从宽一些，以达到惩处少数、教育大多数的目的。

4、把握政策界限，积极稳妥处理。注意把握政策界限，特别是对于本应开除党籍，但由于在规定期限内主动说清问题，认为从宽后可以保留党籍的案件，要认真研究，严格审核；特别重大或者把握不准的案件，要及时逐级请示，防止造成不良后果。

5、坚持从严执纪，严惩违纪违法行为。坚持原则，秉公执纪，对搞权钱交易的腐败分子，必须一查到底，涉嫌犯罪的，要及时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同时，对腐蚀贿赂党员干部以及伙同党员干部共同受贿的其他人员，也要加大工作力度，依法惩治。

二、时间安排和方法步骤

我县贯彻实施《规定》工作从2007年6月15日开始至6月30日结束，分动员部署、自查自纠和监督检查、汇总上报三个阶段进行。

（一）动员部署阶段（6月15日至6月20日）

1、县纪委召开常委会，专题传达学习中央纪委贯彻实施《规定》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实施的意见。

2、组织收看全省、全市电视电话会议，全省、全市电视电话会议结束后，继续召开全体参会人员会议，县委书记林翘银作重要讲话，部署贯彻实施工作。

3、各乡镇（场）、县委各部门、县直各单位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中纪发[2007]7号文件和有关领导讲话精神，领会《规定》精神实质，进一步深化认识，明确政策界限。

4、加大宣传教育力度。通过电视、电台、网络等媒体，广泛进行宣传，为贯彻实施《规定》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5、县纪委制订工作实施方案。各乡镇（场）、县委各部门、县直各单位党组织抓紧制订符合本地、本部门实际的工作实施方案。

（二）自查自纠和监督检查阶段（6月20日至6月30日）

1、各乡镇（场）、县委各部门、县直各单位党组织组织国家工作人员（含离退休人员）中的共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按照中央纪委《通知》的要求，对照《规定》认真开展自查自纠。国家工作人员（含离退休人员）中的共产党员要认真填写《个人自查自纠情况报告表》（副科级以上党外干部参照执行）。《个人自查自纠情况报告表》按干部管理权限由纪检监察部门留存。

2、对自查自纠情况加强督促检查，防止搞形式主义，防止走过场。对自查自纠不力的单位要加以督导，及时帮助整改，确保自查自纠工作取得实效。县纪委举报电话：3672820、3696373。

3、认真核查党员在规定期限内主动向党组织说清的问题，及时作出结论。核查过程中，既要核查已经交代的问题，又要核查实际纠正的问题，防止出现只说小问题、隐瞒大问题，以及少退甚至隐匿赃款赃物等现象。

4、自查自纠期间，个人主动上交的违纪款，由单位收缴并统一上交县财政，县本级专户帐号：县建设银行36001456010050000574，

（三）汇总上报阶段（6月20日至6月30日）

1、各乡镇（场）、县委各部门、县直各单位党组织贯彻实施《规定》工作情况要及时上报，6月21日前要上报工作进展情况，6月27日前上报书面总结材料，有关材料均报至县纪委党风廉政办。县纪委对全县的贯彻实施情况将分别于6月22日和6月28日报市纪委。

2、《个人自查自纠情况报告表》按干部管理权限上报。，县级干部所填表格由县党风廉政办收集统一交市纪委审核；科级干部所填表格报县纪委党风廉政办审核；股级及其以下人员所填表格报党组织关系所在的纪检监察部门，有自纠情况的，其所填表格一并报县纪委党风廉政办；以上需报的《个人自查自纠情况报告表》于7月2日前完成上报工作。

3、各纪检监察组织汇总的《规定期限内主动说清违反中纪发[2007]7号文件有关问题及处理情况统计表》于7月3日前报县纪委党风廉政办。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县纪委成立贯彻实施《规定》领导小组，由副书记曹新平担任组长，党风廉政办副主任彭伍英担任副组长，县纪委办公室、纪检监察室、宣教调研室、案件审理室、信访举报室等业务室的负责同志为成员，负责全县贯彻实施《规定》的具体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党风廉政办，承办日常工作。各乡镇（场）、县委各部门、县直各单位党组织也要成立领导小组或相应机构，加强对这项工作的组织领导。

（二）抓好学习宣传

1、全县各级党组织要专门安排时间，组织有关党员干部原原本本学习好《规定》，熟悉《规定》、遵守《规定》、维护《规定》。

2、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近期要联系实际学习好《规定》，以提高对贯彻实施《规定》重大意义的认识，切实增强党员领导干部贯彻实施《规定》的自觉性。

3、各纪检监察组织要认真组织学习《规定》，熟练掌握《规定》的精神实质和各项具体内容，准确把握《规定》与《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之间的关系，准确把握《规定》与相关刑事法律、司法解释之间的关系，为正确适用《规定》奠定基础。

4、充分运用多种形式，加大宣传教育力度。电视、广播、网络等新闻媒体，要积极配合，集中搞好宣传教育，对工作落实情况及时跟踪报道，造成声势，形成全社会抵制权钱交易行为的良好氛围。

（三）加大查办案件的力度

1、认真排查掌握的信访举报和案件线索，集中惩治拒不纠正的违纪违法者。对已经掌握一定证据，而本人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向组织说清问题，特别是销毁证据、转移赃款赃物、订立攻守同盟的，要及时采取措施，从严查处；对群众有反映的，可以采取函询等方式要求有关人员解释说明，并根据情况恰当处置。

2、及时发现并有效查处《规定》后违反本规定的行为。

3、重点在政府投资项目中搞虚假招标投标，非法批地、低价出让土地或擅自变更规划获取利益，违规审批探矿权和采矿权、参与矿产开发，在企业重组改制中隐匿、私分、贱卖国有资产等案件。对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的重大典型案件要予以公开曝光，惩一儆百，增强震慑力。

不正当范文篇5

一、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下列交易形式收受请托人财物：

（1）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屋、汽车等物品；

（2）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出售房屋、汽车等物品；

（3）以其他交易形式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

前款所列市场价格包括商品经营者事先设定的不针对特定人的最低优惠价格。根据商品经营者事先设定的各种优惠交易条件，以优惠价格购买商品的，不属于违纪。

二、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提供的干股。

干股是指未出资而获得的股份。进行了股权转让登记，或者相关证据证明股份发生了实际转让的，违纪数额按转让行为时股份价值计算，所分红利按违纪孳息处理。股份未实际转让，以股份分红名义获取利益的，实际获利数额应当认定为违纪数额。

三、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由请托人出资，“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合作”投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合作开办公司或者其他合作投资的名义，没有实际出资和参与管理、经营而获取“利润”的，以违纪论处。

四、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未实际出资而获取“收益”，或者虽然实际出资，但获取“收益”明显高于出资应得收益。

五、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通过方式收受请托人财物。

执行中应注意区分前款所列行为与活动、娱乐活动的界限。具体认定时，主要应当结合以下因素进行判断：（1）的背景、场合、时间、次数；（2）赌资来源；（3）其他参与者有无事先通谋；（4）输赢钱物的具体情况和金额大小。

六、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要求或者接受请托人以给特定关系人安排工作为名，使特定关系人不实际工作却获取所谓薪酬。

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

七、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授意请托人以本规定所列形式，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特定关系人中的共产党员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前款所列行为的，对特定关系人以共同违纪论处。特定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以共同违纪论处。

八、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之前或者之后，约定在其离职后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在离职后收受。

离职前后连续收受请托人财物的，离职前后收受部分均应计入违纪数额。

九、请托人房屋、汽车等物品，未变更权属登记或者借用他人名义办理权属变更登记的，不影响违纪的认定。认定以房屋、汽车等物品为对象的违纪，应注意与借用的区分。具体认定时，除双方交待或者书面协议之外，主要应当结合以下因素进行判断：（1）有无借用的合理事由；（2）是否实际使用；（3）借用时间的长短；（4）有无归还的条件；（5）有无归还的意思表示及行为。

十、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不是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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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下列交易形式收受请托人财物：

(1)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屋、汽车等物品；

(2)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出售房屋、汽车等物品；

(3)以其他交易形式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

前款所列市场价格包括商品经营者事先设定的不针对特定人的最低优惠价格。根据商品经营者事先设定的各种优惠交易条件，以优惠价格购买商品的，不属于违纪。

二、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提供的干股。

干股是指未出资而获得的股份。进行了股权转让登记，或者相关证据证明股份发生了实际转让的，违纪数额按转让行为时股份价值计算，所分红利按违纪孳息处理。股份未实际转让，以股份分红名义获取利益的，实际获利数额应当认定为违纪数额。

三、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由请托人出资，“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合作”投资。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合作开办公司或者其他合作投资的名义，没有实际出资和参与管理、经营而获取“利润”的，以违纪论处。

四、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未实际出资而获取“收益”，或者虽然实际出资，但获取“收益”明显高于出资应得收益。

五、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通过方式收受请托人财物。

执行中应注意区分前款所列行为与活动、娱乐活动的界限。具体认定时，主要应当结合以下因素进行判断：(1)的背景、场合、时间、次数；(2)赌资来源；

(3)其他参与者有无事先通谋：(4)输赢钱物的具体情况和金额大小。

六、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要求或者接受请托人以给特定关系人安排工作为名，使特定关系人不实际工作却获取所谓薪酬。

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

七、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授意请托人以本规定所列形式，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

特定关系人中的共产党员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前款所列行为的，对特定关系人以共同违纪论处。特定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以共同违纪论处。

八、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之前或者之后，约定在其离职后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在离职后收受。

离职前后连续收受请托人财物的，离职前后收受部分均应计入违纪数额。

九、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房屋、汽车等物品，未变更权属登记或者借用他人名义办理权属变更登记的，不影响违纪的认定。

认定以房屋、汽车等物品为对象的违纪，应注意与借用的区分。具体认定时，除双方交待或者书面协议之外，主要应当结合以下因素进行判断：(1)有无借用的合理事由；(2)是否实际使用；(3)借用时间的长短；(4)有无归还的条件；(5)有无归还的意思表示及行为。

十、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不是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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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下列交易形式收受请托人财物：

（1）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屋、汽车等物品；

（2）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出售房屋、汽车等物品；

（3）以其他交易形式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

前款所列市场价格包括商品经营者事先设定的不针对特定人的最低优惠价格。根据商品经营者事先设定的各种优惠交易条件，以优惠价格购买商品的，不属于违纪。

二、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提供的干股。

干股是指未出资而获得的股份。进行了股权转让登记，或者相关证据证明股份发生了实际转让的，违纪数额按转让行为时股份价值计算，所分红利按违纪孳息处理。股份未实际转让，以股份分红名义获取利益的，实际获利数额应当认定为违纪数额。

三、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由请托人出资，“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合作”投资。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合作开办公司或者其他合作投资的名义，没有实际出资和参与管理、经营而获取“利润”的，以违纪论处。

四、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未实际出资而获取“收益”，或者虽然实际出资，但获取“收益”明显高于出资应得收益。

五、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通过方式收受请托人财物。

执行中应注意区分前款所列行为与活动、娱乐活动的界限。具体认定时，主要应当结合以下因素进行判断：（1）的背景、场合、时间、次数；（2）赌资来源；（3）其他参与者有无事先通谋；（4）输赢钱物的具体情况和金额大小。

六、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要求或者接受请托人以给特定关系人安排工作为名，使特定关系人不实际工作却获取所谓薪酬。

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

七、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授意请托人以本规定所列形式，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

特定关系人中的共产党员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前款所列行为的，对特定关系人以共同违纪论处。特定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以共同违纪论处。

八、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之前或者之后，约定在其离职后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在离职后收受。

离职前后连续收受请托人财物的，离职前后收受部分均应计入违纪数额。

九、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房屋、汽车等物品，未变更权属登记或者借用他人名义办理权属变更登记的，不影响违纪的认定。

认定以房屋、汽车等物品为对象的违纪，应注意与借用的区分。具体认定时，除双方交待或者书面协议之外，主要应当结合以下因素进行判断：（1）有无借用的合理事由；（2）是否实际使用；（3）借用时间的长短；（4）有无归还的条件；（5）有无归还的意思表示及行为。

十、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不是违纪。

不正当范文篇8

论文关键词：不正当竞争排挤对手：商誉商业欺诈诚实信用

论文摘要：不正当竞争行为应该符合以下特征：主观上故意，有明确的行为目的，即贬低、打击或限制竞争对手，或是地方政府挂促进本地经济发展之名，行地方保护之实；客观上均实施了具体行为、贬低、排挤竞争对手或非本地单位，明显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运行机制，扰乱了市场经济的运行秩序，侵害了经营者及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一、当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新动向

1．利用媒体、广告，进行产品质量、功能、效果等各项指标对比，以表明本单位提供的商品或服务更优，打击特定或不特定竞争对手。这类行为有以下特点：(1)通过正当途径，打击贬低竞争对手，抬高自己，从而引诱接受本单位商品或服务的消费人群，获取更大利润：(2)行为形式多利用各类媒体，覆盖面大，影响较大；(3)内容上真假兼有，有的也可能属实；(4)危害性较大，此类行为将导致各竞争对手间相互影射、攻击，盲目夸大其词，危害了善良诚信的社会风气，也使企业不得不投入更多的广告费用，大大增加了商品成本。此行为规避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实践中执法部门难以认定，受害者又无法可依，当前有愈演愈烈之势。

2．由经营者出资，媒体出面，聘请“专家”进行与经营者商品相关内容访谈、咨询，向消费者进行名为知识性，实为广告推销宣传的解释，在活动中鼓吹自己，贬低对手。这类行为当前有泛滥之势。其有以下特点：一是以公益形式掩盖其在活动中用隐蔽手段打击贬低竞争对手，行广告、推销的真实目的。利用广大民众对“专家意见”的信赖，诽于无形，虽不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但明显有违正常竞争的规则：二是利用广大视、听观众对知识的渴求，对“专家”的信赖，进行不正常诱导，在贬低对手的同时，实际上也蒙蔽了消费者，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的选择权。在当前社会环境中，此举的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

3．单位组织煽动、资助消费者投诉，使投诉扩大化，矛盾激烈升级，制造声势，进而达到排挤、打击对手的目的。

此类行为主要存在于同行业竞争，竞争对手一方通过各种渠道，一旦发现有消费者购买竞争对手商品或接受竞争对手服务不满意或该商品有瑕疵而投诉的，遂暗中进行煽动，借题发挥，以利益诱导，资助消费者在投诉索赔过程中漫天要价，扩大投诉范围，如向媒体、相关部门进行宣传或投诉，即名为投诉实为借机宣扬，通过“小题大作”贬低竞争对手的商誉。比如我曾经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这样一个典型案例消费者林某购得一瓶有微量杂质的矿泉水，遂持该矿泉水(未开封)投诉，索要1OO万元，遭拒绝后，就四处投诉，并邀请媒体记者以壮声势。后经查，此案消费者是受竞争对手的鼓动资助所致，后经有关部门介入才得以平息，由于该产品质量一贯可靠，才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此类行为的特点是：(1)行为具有隐蔽性，行为人通常是通过暗中煽动，资助消费者投诉升级，仅用少量投入，即让竞争对手焦头烂额，进而达到行为目的，而行为人不直接出面；(2)表面真实性，即此类行为中的消费者及所获瑕疵商品是事实，能起到“现身说法”的效果，易得到广大消费者的认可(3)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无此项禁止性规定，且相关法律、法规中亦无直接依据，职能部门难以处理。受害者无法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只好通过其他手段解决，这将助长不良社会风气的发展。此类行为危害极大，重则可能影响一个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如著名的“三株”案件，因此使“三株”公司一厥不振，成千上万人失业，严重影响了社会正常秩序。

4互为竞争对手的单位，一方在竞争对手的某重要项目正在进行中，以利益引诱手段，从竞争对手处挖去项目关键人员，以釜底抽薪方式，造成对手项目的瘫痪，或聘(挖)来人才后，在对手项目基础上加以改造，使该商品以另一面目出现在市场，以拖垮对手。此类行为具有明显不正当性，表面上是人才的流通实质上是不当竞争手段的一种。在个别地方立法中，已被地方法规所禁止。

5．由经营者资助，地方政府或职能部门举行所谓检查，区域性评比，操作出有利于本地方企业(主要是资助单位)的抽检、评比结果，并将结果在媒体上予以公布，以打击竞争对手。如果将抽检、评比结果在地方媒体公布，再加上企业也大作宣传，再将结论随货发送，当然会引起不小轰动。此行为的特点可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形式符合，至少是不违反现行法规的规定。它的抽检评审单位均有此职权或权利，也算是为行使职权，是工作，也是为消费者负责，无可指责。但实则是地方保护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且是“官”、“商”勾结的产物，与腐败也有着一定的联系：二是在消费者心目中，此评审结果具有相当的权威性，直接影响了消费者对商品的选择，越是如此，对竞争对手的打击越大；三是此类行为目前并无法律规范予以限制或禁止，其不合理性是确实存在的，同样也具有破坏公平竞争，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不良作用。

6地方政府通过一些让利性行政措施、政策，在不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七条“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限制其他经营者正当的经营活动。……不得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的情况下，进行力所能及的鼓励、保护本地企业，隐蔽地打击外地企业，使之竞争条件悬殊，进而使外地企业知难而退。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的不当行政措施更具隐蔽性，像陕西汉中市政府赤裸裸强行推销限购本地香烟的政策已不多见，代之以更灵活的手段。如某县为促进本地水泥厂和酒厂的发展，使之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向辖区内各单位下达了销售指标，但并不是强制性指标，对完成指标的，从税收、财政上给予照顾，并制定了照顾的量化幅度。对完不威指标的，则运用税收、财政政策予以提醒，从而使得辖区内单位全心全意销售本县商品。用此行政措施，从财政、税收等诸方面予以奖励，极大支持了本地企业商品的销售。相对应地外地同类商品在该地的销售必然受到打击。既运用经济杆进行了调节，也通过一些具体行政手段，直接影响了销售者及销售终端购买或接受服务的选择。

7．商业欺诈行为，即经营者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造成消费者和用户对其商品质量、价格及服务水；隹的误解，此行为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已有规定，但从市场竞争的角度来分析，商业欺诈行为也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由于行为人的欺诈，引诱了本应接受其他经营者商品的消费者，在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同时，也侵犯了相关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破坏了诚实信用的商业风气，靠恶劣手段未争取顾客和市场，必将影响到良好市场机制的形成与发展。

二、惩治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对策

1．修订、增加“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种类，改进立法技术。

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用列举的方法，规定了11种不正当竞争行为，结合近年来的实践，应将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新出现的情况加以总结，以补充不足之处。在立法技术上，就《反不正当竞争法》而言，采用单纯的列举示例法，显然已不足以涵盖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发展。建议在修正中，采用列举示例法与概括相结合的方法，以利于执法部门结合社会具体情况，对符合不正当竞争特征，而法律又未明确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予以制裁，而不致无法可依。

2加强与其他相关法律的衔接关系

每一部门法，都是国家法律体系中的组成部分，是一个有机整体，必然与相关联的其他法律间有适用上的联系。在立法中，这一点应引起立法者足够的重视，否则，将影响到法律适用的严谨逻辑性，真的成了“法网恢恢”，从而导致违法者成为漏网之鱼，或者在法规间相抵触时“趋利避害”成为可能，给执法工作带来难度，不利于实现法律之正义，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这一问题尤为突出。

3完善法律责任的规定

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不正当竞争行为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做出以下规定：即《反不败之地正当竞争法》第20～32条之内容。可概括为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三种。实际上前两种法律责任目前尚不够完善：

首先是民事责任。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给被侵害的经营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现任，被侵害的经营者的损失难以计算的，赔偿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并应当承担被侵害的经营者调查该经营者侵害其合法权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显然都属于侵权的民事责任，采用的也是一般民事责任，仅是让行为人无利可图，当前已明显不足以震慑不正当竞争行为人。应考虑对恶性严重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从法律上规定其承担“加重民事责任”或“惩罚性民事责任”，并明确加重或惩罚赔偿的幅度，要不仅让违法行为人无利可图，更让其为此付出应有代价，甚至丧失再次可能违法的能力，才足以让其守法。

其次是行政责任。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分为两种：一是行政处罚，这一行政制裁的规定是先进且完善的，而且力度强；二是行政处分，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30、31条的规定，主要是针对政府职能部门及责任人员参与不正当竞争。从实践中看，几乎形同虚设，主要问题有：(1)是违法行为情节与处分力度对应性不明确，存在以行政处分代替追究刑事责任的现象，往往责任单位或人员得不到应有的处理，建议在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对违法行为与所应受处分规定一个幅度以明确范围。(2)是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将行政处分裁定权授予了上级机关或责任人员所在单位。从理论上讲，由上级行政机关干预、纠正下级行政机关参与不正当竞争，并对责任人员进行处理，是一种内部性质的行政行为。而且，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并没有规定这种“纠正、处理”的行政行为是否应受司法权保障，而缺少这一点，该责任将失去法律责任的特征。而目前这些机关单位将行政处分作为单位内部的人事处理来解决，无司法权的介入，从理论上讲混淆了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违法行为与一般违纪违章行为的性质。作为案件当事人的受害人对此处分决定一般无权过问，更得不到反馈，由于缺乏透明度，大多导致裁定单位敷衍了事，建议在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时可适当授以案件当事人知情权、获得反馈权、申诉权，让当事人有权了解处分情况，有权监督并提出意见，以便能将法律责任落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了完善的立法、规定，“有法可依”进而才谈得上“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这毕竟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健康发展的大问题。

4要让市场经济职能部门及市场主体能知法、懂法，了解相关市场管理法规。

不正当范文篇9

一、动员学习健全组织

我局接到《中共＿＿市纪委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的通知》（吉纪发[*]5号）文件后，局党组高度重视，及时召开了局党组会，局党组成员首先认真学习了《中共＿＿市纪委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的通知》文件和中共中央纪委（中纪发[*]7号）文件，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制定了贯彻落实中央纪委《规定》方案。然后召开了全局党员干部动员大会，传达了＿＿市纪委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会议精神，明确了方法、目的和意义。并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了中纪委（中纪发[*]7号）文件。通过学习，大家认识提高，普遍认为，中纪委（中纪发[*]7号）文件下发，一是较好地解决了当前查办权钱交易案件中紧迫而突出的法规政策问题；二是又用制度的形式，进一步规范和突出了今后查办权钱交易案件的重点，提出了针对性很强的治理措施；三是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和标本兼治的要求；四是体现了从严治党的方针政策；五是体现了对党员干部的关心和爱护；六是中纪委《规定》的出台，不仅非常重要，而且非常必要、非常及时，完全符合现实，对推进反腐倡廉工作具有重大深远现实意义。

召开党员干部动员之后，我局又迅速成立《＿＿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自查自纠领导小组》，并下发了《开展自查自纠专项工作实施方案》，并成立了由局党政一把手任组长，纪检组长任副组长、局各股室负责人为成员的专项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确定了专职联络员。各股室也相应成立了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并制定了符合本单位实际情况的工作方案，层层健全机构，全局形成了纵横管理、条块结合、职权明晰的工作网络，为扎实开展自查自纠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调查模底弄清情况

市质监局主要领导以身作则，深入各股室，与每个党员干部谈心，了解情况，每位党组成员选择2个股室或企业作为联系点，扎实、细致、全面地进行调查摸底。基本摸清了质量技术监督领域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表现形式及特点，容易发生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主要环节和重点岗位。在深入分析原因的基础上确定本部门、本单位的工作重点，并在政策、法律和工作三个层面上研究提出治理的具体思路和对策，及时研究解决苗头性和倾向性问题，有针对性地采取治理措施，确保专项治理工作取得成效。同时帮助基层单位、企业建立健全防治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长效机制，努力为群众办实事，解决实际困难，让群众看到专项治理工作的成效。对深入基层调研采集到的好的做法、措施我们及时利用工作简报进行报导推广。

三、按照《规定》自查自纠

在调查模底的基础上，结合本单位实际，我们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查以交易形式接受请托人财物的问题；二查由请托人出资合办公司或“合作”的问题；三查收受请托人干股的问题；四查找以委托人请托人投资或理财名义谋利的问题；五查通过收受请托人财物的问题；六查要求或接收请托人给特定关系人薪酬的问题；七查授意请托人将有关财物给特定关系人的问题；八查约定并在离职后收受请托人财物的问题。通过设立举报箱、走访企业、明查暗访等自查自纠形式，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发生发现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问题的线索，案件查处率为零。

四、存在问题工作措施

在自查自纠的同时，我们也清醒的认识到治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我们的工作还存在着问题和不足。从自查自纠工作的情况看，还存在问题：一是对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觉悟还需进一步提高，特别是主动承认问题做得不够；二是政治理论学习强调自学的多，集中辅导学习的少；三是党员干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做得还不够。

不正当范文篇10

论文摘要：由于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社会转型时期加之各种法律法规规定不尽完善，不尽合理，致使各种违法案件呈不断上升趋势，尤其以钱权交易为甚。但是笔者发现在查处的各种行贿和受贿犯罪中行贿行为很难被查处。笔者认为这与刑法中规定的行贿罪中的附加条件“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有关。因此本文就此开展论述，在文中从两个方面详细的阐述了作为行贿罪中的附加条件“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设置不合理。提出只要是谋取利益不管“正当”或“不正当”均应定性为犯罪，之中的两个方面分别是：一、从犯罪的本质特征入手说明“为谋取正当利益”进行行贿也为犯罪，同时提出“为谋取正当利益”行贿也有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二、从现行刑法的行贿罪打击不力，取证难，查案难，入手指出当前刑法的行贿罪的附加条件“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设置不合理性。最后，综上所述充分论述将“为谋取正当利益”和“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均定性犯罪的可行性。提出建议，对我国的行贿罪作出立法构想即做出如下定义：行为人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对于行贿罪的法定刑法，笔者赞同倾向于轻罚论。

关键词：本质特征实践可行性构想

由于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的社会转型时期，加之各种法律法规规定不尽完善，不尽合理，致使各种违法案件呈不断上升趋势，尤其以钱权交易为甚，损害了政府的威信，动摇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当然，这里面有国家工作人员意志薄弱、理想信念动摇、经不住金钱的诱惑的原因，但行为人有恃无恐大肆进行行贿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近几年来，行为人行贿数额从几千元上万元、其至上百万、千万元之巨，愈演愈烈，败坏了社会风气，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的法律秩序，阻碍了社会的健康发展和全面进步。“行贿与受贿是对向性行为，是引发受贿犯罪的温床。因此，在惩处受贿的同时，必须打击行贿犯罪活动。”⑴然而现在的立法在打击行贿犯罪活动面前却显得有些苍白，力不从心。现行刑法第389条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根据此条规定，在通常情况下，行为人必须具有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之目的而进行行贿的，才构成行贿罪，刑法才予以打击。而行为人在为谋取正当利益时的行贿行为都不规定为犯罪，不进行刑事制裁，于法理有悖，容易造成司法实务上的混乱。笔者就此作以论述。

一、“为谋取正当利益”进行行贿具有犯罪的本质特征

修订后的《刑法》第13条规定：“一切危害国权，领土完善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个定义是对我国社会上形形色色犯罪所作的科学概括。从该条规定可以看出，犯罪行为有三个基本特征，即犯罪是危害社会的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犯罪是触犯刑律的行为，具有刑事违法性；犯罪是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具有应受刑罚惩罚性。犯罪的这三个基本特征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也是犯罪的本质特征。与犯罪概念有密切联系的一个概念是犯罪构成。犯罪概念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是犯罪？犯罪有哪些基本属性？犯罪构成则进一步回答：犯罪是怎样构成的？它的成立需要具有哪些基本条件也就是说它要解决的是成立犯罪的具体标准规格。如果犯罪构成离开了犯罪概念，不与犯罪概念相连一起，那么，它就会成为一种纯形式的东西，就会把握不了犯罪本质，从而不能很好认定某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何种犯罪，也不能正确地认定一个具体危害行为的具体法律特征。同样，如果犯罪概念离开了犯罪构成，那么与犯罪概念也就成为没有依托的空洞的理论抽象。那么犯罪构成与犯罪概念密不可分的连接点或桥梁是什么呢？那就是犯罪客体。犯罪客体指的是犯罪行为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实质内容，犯罪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实质内容的侵犯，实质上也是犯罪本质特征一种具体表现和反映。犯罪的本质特征是对统治关系的一种破坏，是对犯罪行为所具有的共同本质的一种理论抽象。这种抽象又必须借助活生生的具体内容，也即是犯罪客体来揭示其内涵。⑵“犯罪客体”在犯罪构成中担当对行为的社会属性与价值判断的功能，犯罪构成的其它三个方面的构成要件最后都要落脚到客体上，由犯罪客体做出最后的价值评判”。⑶“犯罪客体”揭示了犯罪本质重要的一面，研究犯罪客体对于深刻认识犯罪体质，准确认定犯罪性质，正确量刑，从而达到罪刑法定实现刑法公正价值有着重要的意义”。⑷由此可见，一种行为对犯罪客体的侵犯足可以说明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程度，也即是可以说明该行为的犯罪性。

众所周知，行贿罪的客体特征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行为人不论是为了谋取正当利益或是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进行行贿，其行为本身都有已造成了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侵犯和亵渎，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符合犯罪的本质特征。行为人之所以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就是因为看中了其所处的地位和手中掌有的权力。国家工作人员公务行为的廉洁性的本质在于其公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国家工作人员为国家所雇用而依法履行公务，其报酬只能由国家以薪金的形式支付。此外，不应当接受其他任何机构和任何个人给予的任何财物。而行为人为谋取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进行行贿的行为是对其公务行为的收买，对其公务行为廉洁性的破坏，和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本质特征是一样的。行为人以正当利益为目的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只能说明其主观恶性要比以谋取不正当利益目的的行贿行为轻，仅对量刑有影响，有意义，并不影响其严重危害社会性的实质。这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受贿罪不应以“当他人谋取利益”及“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构成要件，接受了贿赂就是以说明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⑸只不过是与行贿罪相比，任何目的（不当和不正当）的行贿行为是从外部对国家工和人员公务行为廉洁性的侵犯，并没有实质的差异。因此，为谋取正当利益的行贿行为也应规定为犯罪。当然，我们不能反驳说，因为刑法没有将为谋取正当利益的行贿行为规定为犯罪，所以就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那样的话就等于什么问题也没有回答。⑹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实然”与“应然”的问题而已。

以上仅就为谋取正当利益的行贿行为对行贿客体的侵犯来说明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这是直接造成的危害。其实，一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程度还不只是对客体直接的侵犯，还包括间接造成的后果。为谋取正当利益之行贿行为的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滋长了行贿行为的进一步发展，进一步造成了权力的异化变质。行贿与受贿是一对孪生兄弟，是消长同步的。行贿行为的泛滥，必然造成受贿行为的成灾，从而更进一步加剧权钱交易的频度和程度。

2、造成了社会公众心理负担。在当前社会中，大多数人都有认定，办任何事情（正事和非正事，大多数情况下是正事）都需要“送礼”，否则根本办不成事。其与行为人的经常行贿而刑法对谋取正当利益进行行贿行为的“宽厚仁慈”是分不开的。人们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是“正道”。因此，在大多数人民不富裕的情况下会因此失去很多应得利益的，因为“没钱办不成事，其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3、破坏了执政党和国家机关的良好形象。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取福利的党，其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作为一名党员，一名国家工作人员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任何私利，而为谋取正当利益而进行行贿行为严重破坏了执政党的形象，降低了其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地位。人们认为其是金钱政府，而不是为民政府，久而久之只能失去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

4、阻碍了依法治国进程的推进和发展。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我国法制建成设的基本要求，特别是国家工作人员更应该身体力行，做严格执法、依法办事的模范，而谋取正当利益的行贿行为促长了国家工作人员对物质的占有欲，从而动摇了其依法行政的信念和观念。

当然，行为人为谋取正当利益而进行行贿到底是无奈还是由于其他原因都有不影响其对国家公务人员职务行为的收买性质。在此情况下，我们可以选择其他救济途径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有学者认为，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已经过广过深，我们应当顺应当今世界非犯罪化的国际潮流，犯罪化是不尊重刑法谦抑原则的表现。⑺我们认为，刑法对谦抑性并不是让刑法在新的危害行为面前无所作为。事实上，谦抑是指力求的最少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获得最大的社会效果，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⑻其要义就在于将刑罚权的行使限于必要的干预，即要求刑法对禁止行为与致任行为的范围确定具有合理性，将没有必要用刑法加以规范的行为犯罪化固然有违谦抑原则，而将有必要用刑法加以规制的行为非犯罪化也同样是与谦抑原则背道而驰的。况且非犯罪化是针对度犯罪化的矫正。过度犯罪化现象的存在是非犯罪化的前提。我国与西方国家相比，刑法犯罪化的范围及其程度究竟如何？有没有实行非犯罪化的客观必要，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⑼但至少可以说，我国刑法并不是处处都需要非犯罪化。如果为谋取正当利益行贿行为具有以上所论述的那样的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并且有继续深入发展的势头，在这种情况下要不要动用刑事法？我们认为回答是肯定的。否则，与刑法中犯罪概念实质定义理论不符合。

二、“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在实践中的困惑

从近几年来我国经济犯罪发展趋势来看，伴随着官员纷纷落马成为阶下囚的同时，行贿人（包括为谋取正当利益和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大多数都逍遥法外，以致造成了他们侥幸的心理，从而也更进一步加速成了受贿犯罪持为的急剧攀升，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储槐植教授指出，我国刑法网不严主要表现在罪状设计过多附加目的条件，诸如“以非法销售为目的”、“以牟利为目的”、“非法占有为目的”、“以勒索财物为目的”、“以出卖为目的”、“以报复为目的”、“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为目的”等达20处之多，数量之大在各国刑事立法中实属少有。立法者的动机是缩小打击面，诚有可取，但考证作为至观因素的目的徒增公诉机关的证明难度从而导致作恶者逃脱法网概率上升的局面，这是立法技术上的失策。而且他进一步指出法网不严还表现在罪名设定看重主体的内心起因，典型事例是关于财产所有权刑法保护的方法，贪污罪与挪用公款罪，职务侵占罪与挪用资金罪，这四个罪名的分产有两层标准，一层是主体身份是否国家工作人员（前2项与后2项的区别），另一层是行为动机（前2项之间的以及后2项之间的区别）……定贪污罪还是定挪用公款罪，定职务侵占罪还是定挪用资金罪，麻烦出自主心态。刑法将贪污（以及侵占）与挪用（公款、资金）分罪规定，根据是主观心态不同，学界的通说认为贪污（侵占）经非法占有为目的，挪用（公款、资金）以非法使用权用为目的，即擅自动用但准备日后归还还而不具有永久占有的。刑法条文虽未明写这样的目的，但理论上说基本符合立法本意和司法实践。刑法贵在可操作性强。据此要求。凡行为特征能够确定犯罪性质的就无需另附心态要件（例如“XXX目的”因为行为人的想法难以被公诉机关证明，相应地也就容易成为作恶习者脱逃法网的借口。⑽反观我国的行贿行为立法也有目的条件，即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之目的刑法规定为行贿罪和谋取正当利益之目的（在这里，我们拟定它是另一种行贿犯罪）。由此使我们进入了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是行贿犯罪案件的急剧上升，另一方面却是行贿犯罪案件的打击不力，甚至个别地方，一年办了几个受贿案件，却办不成一起行贿案件，这不能不说是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遗憾。在实践中，对行为人进行行贿的行为司法机关一般不难查证，但查证其是否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之目的，特别是没有谋取到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却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同时也大大增加司法成本，尽管有些学者指出通过行为人的行为可以判断行为人的目的。但我们认为那只是一个推理和判断，有现实生活中一般情况下是很难准确掌握（明显违法犯罪行为除外）的。在目前的立法体制下，要证明一个人犯了行贿罪，不仅要证明其有行贿的行为和事实，而且要证明其具有谋取不正当利益之目的，将会带来两个方面的麻烦，一方面是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资源，其结果是怎么也查不清楚，也许明知他有谋取不正当利益之目的，但证实不了，到头来放纵了行贿人；另一方面即使证明了他具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但在司法实践中容易造成“口供”定罪的现象，从而利于律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反驳辩解，最终结果也是打击不了行贿人。司法工作人员的普通心理是宁查10起受贿案件，也不愿意查一起行贿案件，往往查不成案，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立法者的思考。

三、“为谋取正当利益”与“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均定为犯罪之可行性

我们知道，利益一般情况下可分为正当利益与不正当利益。利益是人类社会的一切历史活动的根本动因。需要作为人类生命活动的表现和必然要求，引起人们对利益的追求，人类普遍的逐利心理具有客观性质。首先，逐利心理是人类生存这一需要和满足的矛盾统一的意识反映。但我们凭借考古资料和现代人的逻辑理论推论分析早期人类的生存心理时，得出来的结论近乎荒谬：人类的这种心理现象很难同野生动物的生理本能区别开来……其次，逐利心理是人的自我发展和完善的需要的能动反映，当作自我一般，可以说每个人都有着发展和完善自我的要求。人们是在长期地维持本能需要的努力之中，与其说民族部落之间的弱肉强食是为了其社会整体发展的需要，倒不如说更是为了使胜者社会的每一个成员生活得更好些。民族内的人与人之间也是如此。阶级的产生，只能说是为一部分人充分发展和完善自我需要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而绝不能说另一部分被压迫者发展和完善自我的需要已经泯灭。因此，每一个正常人，普通存在自我发展和完善的需要从而普遍地存在着逐利心理……再次，社会利益对个人利益的湮灭是个人利益的充分发展和完善阶段。假定从将来的一个社会阶段开始，人们改造和转化自然的能力足以使社会能够提供满足每一个成员的特殊要求（是高级的，发展了的需要），那么还有没有个人的利益可言呢？只要我们承认每个人相对其他成员都有是特殊的人—有特殊的相貌、形体、特殊的心理、情感、特殊的素质、爱好和志趣等等，则社会的成员总体，依然只能被视为抽象意义的同一体，每个人仍然存在着特殊的追求和满足……社会越是发展每个成员越是把社会看作自己的私有物。从而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高度和谐地被统一起来，人们发展和完善社会的同时，最清楚地表现为发展和完善自我的过程。⑾“人们奋斗争取一切，都有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⑿“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⒀客观存在的逐利心理贯穿于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追求利益是人类最一般基础的心理特征和行为规律。因此，我们可以毫无疑问的说，任何一个行为人进行行贿都有其目的。当然包括正当利益目的和非正当利益目的，绝对没有单纯的行贿行为。在一般情况下（谋取非正当利益构成犯罪另当别论），我们不必在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煞费心思，可以大大节约司法资源。以谋取利益作为行贿罪的一个主观方面的要体，只要证明其有行贿行为就行，而不必去证明其为谋取利益之目的，因为，利益是任何一个行为人进行为都具有的。没有无目的之行为。也许有人说，个别人进行行贿只是一种感情投资行为，而此根本谈不上正当否。但是我们细细分析考察一下就会发现，他们向国家工作人员感情投资绝不单单是一种感情投资，而是为了将来获得某种利益，采取一种“放长线钓大鱼的方式”。不惜重金拉拢收买国家工作人员。在行贿时，并没有且明确的请托事项。看起来像是建立感情，其实质毫无疑问是为以后谋取利益创造条件。⒁不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构成要件，可以更有力地查处行贿犯罪行为，从而进一步遏制受贿犯罪行为的不断蔓延。

不过，我们要注意区分赠与和行贿。行贿是抛饵钩鱼有求于对方的犯罪行为，而赠与是表示致意无求于对方的礼尚之举，不能认定为犯罪。区分二者的关键在于主观目的不同，行贿是行为人为了使对方利用职务之便给自己谋取利益，具有以贿买权的性质；而赠与则是为了增加亲友情谊，具有礼尚往来的性质。从上述论述可知主观目的判断是个较为复杂的问题。根据实践，要划清二者的界限，应当结合双方感情交往的程度，给付财物是否附备件，给予财物的数额或价额，给予财物是否公开，给予财物是否出于自愿等各种因素，综合分析，分别对待。

四、完善行贿罪立法构想

在对行贿罪的主观方面进行了上述论述和阐述后，我们建议对我国的行贿罪作以下立法构想：

（一）行贿罪之定义界定

我们建议对行贿罪作如下定义：行为人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其主要法律特征为：

1、本罪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公务行为的廉洁性和不可收买性，行贿对象是国家工作人员。

2、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的行为。其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直接给予的，也有转手间接给予的，有事中给予的，也有事前或事后给予的，有明示给予的，也有心照不宣给予的；有主动积极给予的，也有由对方索取被动消极甚至无奈地给予的，如此等等。

3、本罪的主体是达到法定责任年龄并且肯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我国公民或在我国境内外国人以及无国籍人。

4、本罪的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明知自己的行为对国家工作人员公务行为廉洁性的侵犯。

另一方面就是行贿罪数额起点问题，按照现行的行贿标准行贿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予以立案。但是我们认为应该降低其数额起点，与受贿标准一样，做到对行贿犯罪打击的“严密”（储槐植教授在《议论刑法现代化》一文中对此进行了定义，意即对一个犯罪的规定要做到周延，我国刑法曾遍存在不周延现象，主要是司法解释的结果）。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打击行贿犯罪，使公众认识到行贿与受贿具有同样的侵犯国家工作人员公务廉洁性的实质，消除社会公众“行贿正当”的错误心理。

（二）行贿罪之法定刑

对行贿罪的法定刑，刑法学理上曾有两种观点：即重罚论和轻罚论观点。所谓重罚论，即主张将行贿受贿一并追究，适用相同的法定刑。其主要理由是：一、行贿的社会危害性并不亚于受贿罪。二、本来行贿受贿“一对一”的证据难以查寻，凭行贿人检举揭发也是徒劳的，除非没有获得利益（包括正当和不正当利益）的行贿人可以做到，一般情况下行贿人所获取的利益要大于付出的利益。因此，让其揭发受贿者也是不切实际的。轻罚论者也从如下两个方面的理由进行分析其必要性：一、行贿罪的社会危害性与受贿罪相比较轻。二、为政清廉要指的主攻方向，是同受贿犯罪作斗争。如果对行贿罪量刑过重，不利于行贿人交待行贿行为，主动揭发受贿。笔者同意后者观点，但对其理由分析并不完全赞同。笔者认为行贿罪的社会危害性并不比受贿犯罪轻，在有些情况下，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行为并不是自愿的，而是在行贿人的“不遗余力下败倒的，笔者赞同轻罚论的观点基于以下理由考虑：一、刑法理论一直认为，刑罚的威慑力并不在于刑罚的多么严厉，而在于刑罚的不可避免性。因此，对行贿犯罪惩处的关键不是对其重罚的问题，而是应该不放过任何一个行贿者。二是刑事政策考虑，对行贿罪制定较轻的刑罚。并与受贿罪相比有一个较大的从轻幅度，对分化解行贿，从而解受贿的确能起到一定积极作出。因为，量刑过重势必使行贿、受贿者产生生死与共的消极作用。因而导致司法机关被动。因此，作为与行贿人的一个交易条件，对行贿人处以较轻的处罚，在司法实践中是有益的。最后，从外国刑事立法中的法定刑来看，对行贿罪的法定最高刑规定为无期徒刑的国家，从笔者掌握的资料看尚无一立法例，而对于受贿罪的最高刑罚规定为死刑的不乏其例。绝大多数国家对行贿罪的处罚都属轻刑制，并且在法定刑的规定上，相对来说，行贿轻于受贿。⒂当然我们认为对行贿进行轻罚还有另一层含义，也即是说对行贿人特别是谋取正当利益的行贿人应以罚金刑为主。这样一方面使公民认识此种行为是违反法律行为，另一方面也避免造成公众失衡的心态（毕竟目前中国的法治进程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样顺利）。同时也适应国际刑法趋势。

据此，对行贿罪法定刑这样规定：因犯行贿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从重处罚。情节严重的，包括谋取非法利益巨大（当然达不到犯罪程度），用公款行贿的及其它情形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因行贿而进行违法活动构成犯罪的实行数罪并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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