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达权范文10篇

●今天对表达权的提升和强调，恰恰也是中国社会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面临新的挑战的鲜明体现。市场体制的逐步成熟，现代社会结构——日益复杂的社会分工和高度分化的利益群体格局，与过去比较简单、容易、清晰的社会表达绝不能同日而语，必须予以新的提升和推进。要协调好如此复杂的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达到社会和谐，没有高水平的表达权是难以想象的

●现代政治文明以民主政治来消解矛盾和冲突，追求社会稳定与和谐。而表达权则是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内容。正是在广泛的社会表达中，我们能够正确地整合出社会的共同利益，同样，广泛充分的表达也能使我们准确地把握其利益的差别，更重要的是能够及时地进行利益的协调，避免形成严重的社会分化和利益冲突，以保证社会健康发展

●表达权对于社会和谐具有重要价值，还在于它作为民主科学决策的要件，成为社会和谐不可或缺的重要机制。要比较全面地收集信息和正确地处理信息，没有方方面面充分地发表意见是难以保障的；拟制和评估方案同样如此。独断专行、闭目塞听很难与科学决策挂上钩。因此，表达权不仅仅是一种权利的享有问题，它还同人类正确地认识世界，科学地设计自己的活动有关

社会和谐与社会大众的表达权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中，把表达权与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相并列，作为依法保障的公民重要权利，这在过去是没有过的。在社会和谐的内在逻辑中，表达权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重要环节。

首先，表达权伴随着人类的文明进步而不断显现，它与对社会和谐的追求有着必然的内在关联。

一部人类的文明史，也是一部表达权的成长史。纵览历史可以发现，社会的繁荣昌盛，往往同表达权的推进相生相伴。古希腊人认为，“人的本质是作为言说者而存在”的。古希腊繁荣期，学园兴盛，思想活跃，论辩术得到极大发展。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社会表达为基础，很难设想古希腊的民主政治如何运作。

【摘要】被害人表达权，是被害人诸权利中首要的、基本的权利。被害人的复仇意愿和求偿意愿皆要借助表达权以实现。在历史上，被害人的复仇表达权和求偿表达权产生有先后，在现代司法过程中，被害人的复仇表达权和求偿表达权都应该获得尊重和满足。

【关键词】被害人表达权；复仇表达权；求偿表达权

刑事诉讼中，被害人作为利益受损方，“有话要说”是合乎逻辑和常情的。在实践中，由于刑事诉讼“追究犯罪”“保障人权”两个价值目标并没有与被害人直接相关，所以对被害人“有话要说”的权利重视和保障的程度都不够。如果说从保障人权的角度设置的被告人沉默权体系能够保障被告人“有话可以不说”是合理的，那么从化解矛盾的角度设置被害人表达权体系以保证被害人“有话可以说”也是必要的。

一、被害人表达权的涵义

表达权首先作为一种政治权利出现在公民视野中。享有表达权的公民，有权表达自己的独立意志，因而是民主政治之本质体现；能够表达自己的意志来反映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和约束，因而是监督国家权力之需要；表达的意见能够被倾听，因而是形成科学决策的需要。于是学者对表达权进行了如下的概括：公民表达权是公民依法享有的由法律确认，受法律保护和限制，通过一定方式公开发表、传递思想、意见、主张、观点等内容，而不受他人和社会组织非法干涉或侵犯的权利。{1}(P11)郭道晖先生对于公民表达权也有如下的论述：人是社会的动物，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与人的关系只有通过彼此意思的表达，才能形成。表达自由不仅是个人人格的自我体现，也是人类的社会性人格的体现，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动力。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2}（P54）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表达权在法律层面予以保障便显得尤为重要和意义长远，保障公民表达权，有利于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提高公民守法的自觉性。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公民享有充分的表达权，国家立法、行政、司法机关才能充分反映人民的意见、愿望和要求。{1}(P14)

被害人的表达权，具有公民表达权的一切属性，但也具有自己的特质。这种特质取决于被害人所处的特殊场境，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涵。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和谐社会要兼顾各个群体的不同利益，社会和谐要在不同利益主体的对抗博弈中实现。自由充分的表达是对抗博弈的前提和条件，表达权是公民的基本人权。本文拟就表达权的概念、渊源和特征，表达权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促进作用，以及人大在畅通民众表达渠道、促进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作为，谈些粗浅的看法。

一、表达权的概念、渊源和特征

本文所称表达权是指公民或社会组织依法享有的，公开发表、传递自己的意见、主张、观点和情感，并不受任何他人或组织非法干涉、限制和侵犯的自由权利。表达自由是现代民主文明社会里公民最基本的权利，也是现代人权的基本内容。

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我们看到，表达权也有一个逐渐被认识、被尊重、进而受保护的过程。在古代奴隶制时代，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是物而不是“人”，谈人权就是无源之水。在封建农奴制时代，农奴对封建主有着紧密的人身依附关系，人身不是完全自由的，讲人权也是无本之木。在我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封建专制将表达自由紧紧箍死，从秦朝的“焚书坑儒”到清代的“文字狱”，哪有普罗大众说话的地方和表达思想的机会。在欧洲，专制体制同样把坚持自己思想的布鲁诺烧死，同样也没有给他任何表达自己的思想和为自己辩解的机会。直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随着“天赋人权”等近代民主思想的启蒙，人的生命和权利才真正被关注，人权才真正被重视和尊重，表达自由才逐渐被写进各国宪法和国际人权公约的文件中受到保护。《欧洲人权公约》第10条宣称，人人有表达自由的权利，包括持有意见的自由、接受和传播信息和思想的自由，并不受公权干涉，不受疆界影响。美国联邦宪法第一条修正案也将表达自由奉为人的基本权利，国会不得立法干预。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第2款规定，言论自由意味着人人享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该权利包括寻求、接收和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的权利。为了充分实现这一权利，政府必须为公民表达自己的意愿提供各种便利的渠道，排除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各种干扰和阻碍。

从当前各国对表达权的认识、态度和法律规定来看，表达权具有如下特征：

1、表达权的主体一般是公民。表达权基本的前提是肯定人的存在，重视人的尊严和价值，重视人的主体地位，人才是表达行为的发出者和承担者。但随着经济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关系的变化，表达权的主体又扩展到了社会组织、群众团体、法人单位，以及政党、民族乃至国家等。

本文作者：徐秀霞工作单位：中共吉林省委党校

公民表达权是公民依法享有的由法律确认,受法律保障和限制,通过一定方式公开发表、传递思想、意见、主张、观点等内容,而不受他人和社会组织非法干涉或侵犯的权利。[1]表达权是宪法学概念,属于精神自由权范畴。精神自由权包括精神内在自由权和外在自由权。内在自由权只有表明于外部、传达于外部时,方能实现,这一实现途径就构成表达自由的需求。因此,表达自由与表达权可作为同一个概念使用。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报告第一次开宗明义地将“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相并列,作为广大公民民主权利的具体指向和内涵表述。尤其是报告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表达权”这个概念之后,再度把“表达权”列为公民四权之一,强调要依法保障,这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构建和谐社会以及大力发展文化创新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保障公民表达权的重要意义

⒈保障公民表达权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赖以建立的坚实基础。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这就有赖于保障公民表达权。使公民能够自由地表达其意志和要求,来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民主是多数人的选择,法治则是多数人选择的法律制度及其实施状态,要实现民主选举,就要让公民享有表达权,真正选出代表人民的代表。公民通过各种渠道,发表意见,集中民意,上传民情,使执政者的决策反映民意,从而得到公众的认同、信任与支持,实现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公民表达权是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的基础,也是民主建设的目的,“没有表达自由,就不能称之为民主政治,没有表达自由,就无法产生民主政治,没有表达自由,就不能维持民主政治。”[2](p116-117)公民发表意见、建议是行使监督权的重要方式,公民没有表达权,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监督。马克思曾经指出,报刊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严密地监督人民代表先生们的活动。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告诫我们,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依法保障公民表达权,是民主制度建设的内容,也是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要求,可见,表达自由在基本人权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民主社会得以确立的基础。⒉保障公民表达权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保证。首先,保障公民表达权可以使立法更民主、更科学。加强立法,提高立法质量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前提。民主立法、科学立法是提高立法质量的保证。因此,要制定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就应该借助于公民表达权的实现,倾听各种各样的意见,对相互冲突的利益进行分析和比较,找出各自存在的意义和合理性,判断、衡量它们各自的价值,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从而制定出能够反映最大多数人根本愿望和利益的法律体系。否则,“对成员向社会提出建议的任何限制都会削弱民主,降低参与的深度”[3]进而影响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和合理性。其次,保障公民表达权有利于促进和维护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社会主义正义的重要体现形式。在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实现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充分保障公民表达自由的权利。只有人们表达自由的权利特别是新闻自由得到充分的保障,才有助于公民知情权的实现,这样公民就可以及时关注有关案件的司法进程,并能够形成社会舆论,从而实现公民对司法进行监督的权利,保证司法公正的实现。第三,保障公民表达权有利于促进政府依法行政。法治国家的政府应该是依法行政的政府,是受人民监督的政府。表达自由对政府依法行政的促进作用体现在启动公共权力机构内部的监督程序。由于内部监督往往存在信息、工作作风乃至利益关系等的限制和制约,其启动监督程序有自身不可克服的缺陷。但是如果在新闻自由和社会舆论压力的作用下,往往能够启动一公共机构对另一机构的监督,从而保证政府依法办事。不仅如此,表达自由也会使行政工作人员处于公共舆论和新闻机构的监督之下,有利于形成自我约束机制,进而减少行政活动中的随意性和专断性。⒊公民依法行使表达权是社会稳定与和谐的需要。当前,我国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政府与法治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不同利益需求的个人和组织逐渐形成,各种利益矛盾不断增多。因此,只有各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人们平等地享有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主张和看法的话语权,才能实现和保障社会公平(平等博弈)。而社会公平是社会稳定、和谐的首要条件。同时,不同思想、观点、不同主张、看法的人们只有平等地享有表达权、话语权,才能相互了解、相互协调、相互妥协。没有相互了解、协调和妥协,各种利益冲突无法化解,利益冲突长期不能协调、化解,社会就无法稳定。⒋保障公民表达权是大力推进文化创新的动力和需要。推进文化创新是党的十七大对全面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推进文化创新是我们党始终代表先进文化方向、建设国家创新体系、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迫切需要。文化创新必须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历史上大凡体现新思想的科学理论和文化样式,在初生时总被视为异端。如果社会容许表达自由,不同的观点可以自由讨论,就可以使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脱颖而出,使科学文化繁荣昌盛。反之,如果没有表达自由,在艺术创作上就难以形成题材、样式和风格的多样发展,在学术理论上不同观点和学派就难以自由讨论。因此,保障公民表达权也是大力推进文化创新的需要。

二、我国公民表达权的法制保障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的宪法和法律制度中,无论从表达自由的形式,还是表达自由的内容来说,我国宪法和法律中都有相应的规定。在我国法律制度体系中,涉及表达自由的内容较为复杂,法律、法规、规章等层次也较多,总体来说,我国宪法和法律对表达自由的法律保障与规制主要通过以下几方面来实现: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公民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我国《出版管理条例》规定,公民依法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予以保障,合法出版物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干扰、阻止、破坏出版物的出版,公民可以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在出版物上自由表述自己对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的见解和意愿,自由发表自己从事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成果。我国《信访条例》、《著作权法》、《集会游行示威法》、《音像制品出版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也有相关规定。我国刑法主要以言论犯罪的形式对言论自由做了必要的限制。据统计,我国刑法中有15个罪名是与言论有关的,如煽动颠覆政府罪,出版歧视、侮辱少数民族出版物罪,侵犯通信自由罪,诽谤罪等等。此外我国也加人保障公民表达自由的一系列国际公约,如我国1998年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另外,我国政府和司法机关还十分重视对公民表达自由的制度保障和司法救济。表达自由作为一项基本的宪法权利,与其他权利一样本身包括十分丰富的内容。虽然在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中有许多涉及表达自由的法律法规,但是从总体上看,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结构转型的不断深入,我国目前有关公民表达自由的法律规定方面存在的问题也越来越明显,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我国对公民表达自由的法制保障存在不足。我国宪法没有明确地把表达自由作为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加以规定。公民表达权有政治自由权利的属性,又有非政治自由权利的属性。因此,公民表达权的内容既有政治表达、也有非政治表达,“它涵盖各项政治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信息传播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集会游行示威自由等等)、科学研究和文艺创作的自由、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建议、控告的权利等等”。实际上各国法律在保障公民政治表达的同时,也保障公民非政治表达。但是,我国现行刑法中对剥夺政治权利的刑罚解释中包括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的权利”。这也是我国宪法所涉及的主要的表达自由的内容。按此理解,宪法所规定的诸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是否仅仅就是一种政治权利,显然这种解释是无法涵盖表达自由应有的内涵。[4](p174-175)二是目前法律体系中对表达自由作出规定的法律位阶有待提高。我国目前法律体系中对表达自由作出规定的法律主要是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这些行政法规和规章都是政府制定的,它的立法理念偏重于管理,因此这些法规、规章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公民的表达自由作出了限制。表达自由是宪法上的基本权利,从法理和立法学基本理论上说,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属于法律保留的范畴,而不宜或者说不能以行政法规或部委规章来加以限制。换句话说,在我国如果要对这些权利进行限制,只能由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以法律的形式进行,国务院和国务院各部委均没有这种权力。因此,要对现行的行政法规进行清理,必要的内容应尽快由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以法律规定,不合理的应予以废止。从法规、规章上升为法律对表达自由法律制度的完善十分必要,因为法律制定的过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行政法规、规章在立法理念上的不足。三是保障公民表达权的司法资源相对缺乏。公民表达权与其他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司法的公正与法官对利益冲突权衡分析的智慧就显得非常重要。而中国目前的司法工作和法官的整体素质仍有待提高。四是与公民表达权相适应的政府信息供给不足。政府信息公开是公民行使表达权的基础。我国正处在新旧体制的转轨时期,贪污腐败、道德堕落等消极现象还大量存在,客观上需要公众、新闻机构通过舆论监督形式予以遏止。同时,在讨论公共事务方面,民众要求更多的知情权和讨论空间,而政府在政务公开的范围和深度方面还存在许多欠缺。

[论文关键词]传媒；表达权；公民

[论文内容提要]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前迫在眉睫的事业，包括要提高公民意识、人民表达权和全民族文化水平。如何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管理层、媒体人、全社会需要积极应对落实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公民表达权——问题的提出

十七大报告指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各级政府要坚持科学民主决策，完善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制度、专家咨询制度、社会公示和听证制度、决策责任制度，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关注民生、还权于民，尊重人民民主权利，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政府高效、廉洁、节约和透明，这表明中国的民主建设已推进到更高的层面。

公民表达权的提出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中国正在走向有利于权力的组织和控制的民主法治时代。民主程序需要逐步建立；公民们自尊、自爱、勇敢的品德与价值观，以及实施民主程序、依靠民主程序生存的思想和素质，使他们在民主生活中享有更多的自由和权力。有关方面运用公权力依法主动保护公民民主权利的同时，还要鼓励公民积极广泛地利用公共媒介表达自己的要求和声音。

今天，技术走向越来越促进传播媒介的高端化趋势，数字媒体和网络技术与传统传媒一起，全方位发挥着对于大众的影响力，这意味着传媒越来越发达。而公民表达权的合理运用，使得大众有机会更多参与社会监督和管理。

关键词：表达权言论自由诽谤罪因言获罪罪刑法定

[摘要]：本文以我国近年发生的十几起因批评当权者而获罪的案例为背景，论证了言论多元的基本哲理、我国现有法律体系在保障人民表达权方面的不完善的方面，提出了若干审理关涉公共事务言论案件的法律准则。作者认为，动辄“因言获罪”不是民主与法治社会的正常现象，如何从法律上抑制“因言获罪”事件频发，是一个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探讨的话题。

2007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上，总书记的政治报告完整提出了“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要求；2008年6月20日，他在视察人民日报的讲话时，再次申述了这四项人民的权利。提出保障人民的这些权利，是以我国社会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为背景的。近些年来，“因言获罪”事件时有发生。十七大之前的2006年，发生安徽“五河短信案”、重庆“彭水诗案”、山东“高唐网案”；十七大召开的当年，发生山西“稷山文案”、山东“红钻帝国案”、江苏“无锡蓝藻案”、海南“儋州歌案”、陕西“志丹短信案”、河南“孟州书案”；2008年，又发生辽宁“西丰诽谤案”、安徽“灵璧侮辱案”、四川“通江诗案”；2009年，河南“灵宝帖案”、重庆“反涨价T恤案”、四川“遂宁帖案”、内蒙“鄂尔多斯帖案”等等。以上尚是受到传媒关注的，没有受到关注的同类事件更多。

如此众多的案例，同质异构，呈现出一个共同的问题，即人民的自由表达权如何得到法律法规和法治化理念的保障。本文主要探讨对言论的宽容及相应的法律调整准则。

要想使舆论一律是不可能，也是不应该的

在哲理上，言论不可能一律，因而至少应当容忍表达的多元，这是历史上众多学者的共同看法；而认定自己的观点、行为“绝对之是”，通常被视为主观意志上的“唯我论”现象。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Berlin）曾用“独断式的确定感”（dogmaticcertainty）一语加以概括。[1]以约翰•密尔（JohnStuartMill）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在知识论上持“非独断”和“不确定”的观点。在认识论上，哈耶克（FriedrichAugustvonHayek）提出“不可避免的无知”（inevitableignorance），他指出：“有关主张宽容的经典论点，无疑是以承认我们所主张的这种无知为基础的。”[2]显然，要求言论一律，在认识论上也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因为没有人全知全能。

摘要：网络民族主义是网络和民族主义的有机结合，以网络为平台，以民族主义为话题，公民的表达权在表达的主体、内容、方式以及对表达权的控制上与传统表达权相比，有着自己的特点。为保障和规范网络中公民充分行使表达权，应当从完善网络立法和公民表达权立法两个角度着手。

关键词：网络民族主义;网络;公民表达权;立法

一、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概述

(一)概念

“网络民族主义”，是伴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而出现的一个新词汇。这一概念首先在2003年《国际先驱导报》所刊载的《京沪高速铁路撞上民族主义浪潮》的相关报道中提出。有学者认为，由于互联网成了宣泄民族主义情绪的场所，有论者将这种社会现象称为“网络民族主义”。有学者这样描述“网络民族主义”：以网络为平台，发表爱国主义言论，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以网络为“根据地”，集结志同道合者并采取反对日本右翼的具体行动。

综合上述学者的观点以及网络民族主义的发展，笔者认为，“网络民族主义”是“网络”与“民族主义”二者的有机结合的产物。换言之，“网络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思潮在网络时代借助网络这一平台，充分实现自我精神价值、诉求和目标的现象。

当代我国利益表达机制的缺陷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民主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社会利益表达机制正在逐步完善，但是，已经形成的利益表达机制的缺陷也很明显，直接影响了政府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尤其是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在利益表达上的不平等地位和对政治系统影响上的差异，已成为影响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的关键性因素。1．利益表达主体的权利意识缺乏，使得利益表达的意愿难以如愿。有些利益表达主体的文化水平、自身素质不高，信息来源与交流不畅通，对法律知识缺乏了解，因而限制了利益表达主体的眼界，使其对自己的权益及其表达缺乏自觉性，对自己利益受侵犯的事件往往采取忍气吞声或消极抵抗的做法，而不是通过正当的渠道向有关方面提出自己的合理要求。在政治共同体中，究竟怎样在思想观念上建构自我，以什么样的方式对身处其中的复杂的政治关系进行体验、认知和评价，不同的成员有不同的取向和做法。在西方，个人作为利益表达的主体是国家政治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因为个人作为自身利益表达者具有“持续的重要性”，“个人也可能在范围较广的问题上试图表达自己的意见”。[7]在中国，广大利益表达主体受几千年来封建文化的影响，普遍缺乏参与意识、自主意识和利益表达意识，因而当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无法或不愿意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团体，通过正当的利益表达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需求。2．利益表达的非均衡性，使得利益表达平等权利难以落实。公民利益表达能力的差异源于不同的利益表达主体的发育程度，以及所拥有的政治资源的多寡。政治资源多种多样，最明显的是财富、人数、文化水平、威望、职位、社会关系网络以及谈判技巧等。我国利益表达主体的利益表达能力呈现不平衡状态，表现为城市居民高于农村居民，文化层次较高的人高于文化层次较低的人，较多接触政治的人高于较少接触政治的人，团体利益表达高于个体利益表达。此外，利益表达主体的组织化发育也不平衡。主要表现为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组织发展滞后，强势阶层的利益表达组织发展迅速。比如，工会组织本来是协调劳资双方利益纷争、维护职工利益、向党和政府进行利益表达的重要组织，但目前，我国工会组织的上述政治功能未能充分发挥，无法有效代表工人与雇主进行集体谈判、签订劳动合同以及进行维权诉讼，没有成为切实有效的利益表达组织或表达渠道。再比如，农民群体缺少自己的专门组织，农村村民自治性组织———村民委员会在表达农民的利益时作用很有限。根据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有权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但由于受传统体制的影响，乡镇政府在对村民委员会行使领导权时往往仍把它作为下属机构对待，忽视村民委员会的自治性质。3．利益表达体制不完善，使得利益表达的传输渠道不够畅通。利益表达的前提是社会利益分化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阶层结构。利益表达的多样化来源于利益表达主体的多元化。随着我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进程，传统计划经济时代所形成的特定社会利益格局逐渐解体，在市场机制的优胜劣汰与社会转型的结构调整中，社会利益群体发生了急剧分化。由于不同的利益群体在社会阶层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导致他们各自所表达的重点和关注的中心不同，需要有不同的利益表达渠道来满足利益表达多元化的需要。目前，我国的公民利益表达渠道与我国利益表达主体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存在差距。利益表达的渠道设置不尽合理，一些环节存在着障碍，从而影响了利益表达渠道的畅通和利益表达信息的传递及处理。比如，虽然我国的信访机构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网络，成为利益表达的重要专业化机构，但是，信访制度的下端和上端呈现出严重的断裂。在信访制度的下端，一些地方政府视上访者为“刁民”，甚至用高压手段对待上访者，导致相当数量的弱势利益群体不信任信访制度，下层利益诉求无从上达。同时由于信访机构缺乏对职能部门的约束力，大部分信访事项最终无法解决，[8]信访制度的功能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4．非制度化利益表达增多，利益表达的非理性行为凸现。如果把政治体系当做一个整体来看，人们就会发现，利益表达结构和方式的急剧变化很可能是其他变化所引起的。在这些变化中，政治资源的分配很重要。因为“坚持连续不断的利益表达，其耗费是很大的，勉强能维持计生的集团和个人可能无力承担。而且，如果集团没有什么政治资源，他们很可能就会认为，利益表达，至少通过正常途径进行表达，是一种希望渺茫的过程，可能得不偿失。在贫富之间存在巨大鸿沟的社会里，正规的利益表达渠道很可能是由富人掌握的，而穷人要么保持沉默，要么是时而采取暴力的或激进的手段来使人们听到他们的呼声。”[1]在我国，对于那些在利益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的阶层来说，由于受自身条件的限制加之利益表达渠道的不通畅，制约了他们的利益表达方式和行为，因而当他们难以通过正式的利益表达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或利益表达无效时，会转而采取非理性的利益表达方式，比如非法集会游行、围堵和冲击党政机关、阻塞交通等。对此，若地方政府采用过激的方式应对，则可能进一步加重这种行为的程度，甚至演化为群体性对抗事件，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

完善我国公民利益表达机制的路径选择

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当前要尽快完善公民利益表达机制，实现不同利益群体利益表达权利的平等、利益表达渠道的畅通、利益表达作用的有效。1．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现政治生活的现代化。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政治民主是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实现利益诉求的手段和途径。要处理好政治结构分化和政治结构整合之间的关系。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必然要发生政治结构的分化，其积极作用是带来政治功能的专门化，催生出的新的政治主体成为开拓新的利益表达渠道的重要力量、疏通原有的利益表达渠道,使其能够更加有效地发挥作用、提高政治系统回应不同群体利益表达的能力。政治结构分化总是伴随政治系统整合。政治系统的整合不仅可以弱化政治结构分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且可以加速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有效地防范强势群体扩张利益表达权利，维护弱势群体和中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权利。政治系统的整合必须建立在政治结构充分分化的基础之上。如果没有政治结构的充分分化,就难以建立起有效的社会利益表达机制。2．积极培育公民社会，加快民间组织发展的步伐。除了正式的表达渠道外，社会利益表达还可以通过中介组织、社团、协会等各种社会组织进行。社会组织将个体利益诉求整合为组织化的群体诉求，理性地向政府表达群体意愿，缓解了政府调节社会利益关系的压力。所以，要加快培育和发展市民社会，大力培育具有自主性、自治性、志愿性、非政府性的民间组织，通过市民社会的完善来激活公共政策利益表达的动力机制。政府要有意识地重点培养和扶持弱势群体建立社会组织，并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这些组织的地位、功能和运作程序，为其提供有利的制度保障，使其能够及时有效地代表弱势群体向公共政策制定部门表达意愿。对强势群体利益集团的利益表达行为，要通过制度建设加以规范，避免强势群体左右政府公共政策的现象，使不同群体形成和谐的利益关系，保证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3．积极培育公民政治文化，增强利益主体表达意识。阿尔蒙德把政治文化分为乡里型政治文化、臣民型政治文化和参与型行政文化。其中，臣民型政治文化被描述为：“所谓顺从者，就是已成为政治体系组成部分的、并对政治体系施加于他们生活的影响或潜在影响有所认识的公民。但是他们对自己在政治中作用的看法却仍然是顺从者的看法，也即他们受政府行动的影响而不是积极地去影响政府的行动。”[1]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正在由臣民型政治文化向参与型政治文化过渡。参与型政治文化存在于较发达的社会，其特点是公民积极地参与政治生活，视自己为政治主体的积极成员，他们对自己的义务和权利有明确的意识，在任何层次上都存在对政治体系的评价和批评。通过培养公民型政治文化，可以增强不同利益群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体意识，也才会更加自觉地、主动地把它表达出来，并想方设法地对政府的公共政策施加影响。4．积极完善表达机制，拓宽利益主体表达渠道。必须不断完善利益表达机制，拓展利益表达的渠道，清除利益表达的障碍，理顺不同渠道和不同环节的关系。一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从制度层面上为民众表达利益诉求做出制度性安排。目前需要做的是在各级人大、政协中，增加能够代表弱势群体利益的代表或委员的比例；二是完善信访制度，建立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提高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话语权。要改进政府部门的信访工作方法，增强工作针对性，广开言路，倾听社会各界呼声。各级政府要建立信访工作责任制，督促信访工作的有效开展，对于失职、渎职的信访人员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有关条例对其追究责任；三是完善立法听证制度。立法听证制度是公众利益表达的有效途径，立法过程实质上是利益整合、协调与平衡的过程。决策者应当通过深层次大范围的改革，为每个社会阶层群体的权益表达创造有利的制度条件，提供一个更为民主和透明、参与更为便利的立法程序规则，从而促进和激励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并提高其利益表达的有效性。5．积极推进权利平等，实现利益表达方式理性化。社会的公平正义有利于增强民众对政府的认可和拥护，增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也为公民采取正当的途径参与政治提供了最基础的保障。公平正义原则的核心思想是强调国家通过自己的强制性力量，保证弱势群体实现政治权利的平等和利益表达机会的平等。要使不同的群体都享有平等的利益表达权利，必须消除现实中存在的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在话语权上的不平等。为了保证利益表达能够有序地进行，必须建立完善的利益表达制度。政府要根据不同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需要，不断完善社会利益表达制度的规范体系，不仅要把公民利益表达纳入制度化的轨道，而且要在尊重宪法和有关法律对公民利益表达权利规定的前提下，用法律的形式对公民利益表达的内容、范围、方式予以规定。用法律来调整、规范公民的利益表达，使公民的利益表达经常化和秩序化，最终实现公民依法进行利益表达，政府对公民的利益表达依法做出回应。

本文作者：苗贵安工作单位：淮安市行政学院

本文作者：孙浩朱宜放工作单位：湖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农民的文化需求表达呈现精英化、非制度化特征文化权利与政治权利、经济权利一样都属于宪法赋予人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人大、政协和党代会等正式组织是农民文化权利表达和行使的重要渠道，但这些主渠道表达方式正日益显示出精英化的特性，即在参与表达和投票的主体构成上，农民的比重和份额严重偏低，农民的呼声和吁求趋于衰弱，决策权和话语权正逐步被其他群体和阶层所掌握，农民的文化需求和权益很难满足和实现。一旦商政精英、文化精英和社会权贵阶层结成联盟时，他们就拥有了扭曲和改变公共文化政策的力量，使得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向有利于利益联盟的方向发展，造成社会中强势阶层和弱势阶层之间的结构性断裂。身处弱势的农民群体不仅文化需求表达空间遭受严重挤压，而且在文化权益受损时，现有的渠道和框架体系不能有效地保护农民利益，导致权利人采取非常态、非制度化的方式手段来维护自身权益。农村自治组织中的文化需求表达异化村委会的自治制度与结构，有效填补了农村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民由严密的机械性组织化突然变成相互分离的原子式结构所带来的农村社区公共权力、公共物品与事务管理的真空。但这种自治性结构并未必然带来农民文化需求的有效表达。这是因为在现有的压力型管理体制下，基层政府总是把村委会作为自己的派出机构，视其为控制管理农村各项事务的工具。另一方面，农村实施税费改革后，村级财政的困难境地也使村委会更加依赖上级基层政府。结果是农民最具根本性的文化需求表达渠道成为上级政府的“传话筒”和“稳压器”，基层农民的文化权益不能得到保障。此外，现有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落实“五项民主”缺乏行之有效的具体程序性规定，这就使得在村级层面农民公共文化的需求表达缺乏可操作性，农民不再信赖自治组织对需求表达的保障，转而寻求制度外表达的帮助，反过来进一步纵容了现有自治结构的异化。

农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表达不足的原因

需求是物品供给和生产的逻辑起点。从需求表达机制的环节和要素构成来看，制约农民文化服务需求表达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农民文化需求的偏好显示和加总存在困难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作为公共物品的组成部分，同样会面临着“搭便车”的问题。虽然农村不同地域或村落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意识和消费习惯，但在“大一统”的公共文化供给格局中，文化的地域特征越是突出和明显，其对共同的公共文化服务需求的偏好表达就越是容易隐瞒。加之农村地域广阔，农户居住分散，信息不对称发生的可能性就越高，尤其是将农民的文化服务需要与其自身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挂钩时，农民更是会隐瞒或从低呈报自己的需求偏好，从而造成服务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不平衡。确立农民文化需求偏好的投票机制存有先天不足为了解决公共物品和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实践中人们利用投票机制来显示需求者的偏好及强度。由“阿罗不可能定理”可知，将不同社会成员个人的偏好都予以满足是不可能的，通过投票机制是永远也不可能产生一个为“大多数人”所认可的方案，即使是强行通过的某个方案，也只是满足了少部分人的需求偏好，形成“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暴政”。农村现有的村民自治和“一事一议”的民主议事制度为农民的需求表达和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提供了良好的制度基础。虽然连续多轮投票之后通过的方案可以用来反映农民对该公共物品的“集体偏好”或“公共偏好”，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涉及的内容形式广泛、受益范围也有大有小，确立一个能为各方所认可并能实现帕累托效率的投票规则并非易事。投票规则的确立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成本和精力，当村民的认知能力、掌握信息量的程度和决策水平不同时，指望通过这种多轮投票方式确定最优供给的方法是值得怀疑的。前置意识形态不当介入农民的文化需求表达意识形态前置是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引领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其“意识形态原则和价值诉求已经前置性内存于国家概念中”，因为“它符合中国当前所处历史时代的国家根本利益，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属性和根本价值目标内在地制约着中国的公民社会进程和对国际公共生活空间的融入，这意味着一方面我们追求人类的普适价值和公共生活理想，另一方面我们的追求绝不能以放弃原则为代价”。［3］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的有效性取决于前置的意识形态是否具有清醒而理性的自律。这种自律表现为它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制度设计和体制运转中拥有充分的前置选择权力，一旦文化服务体制和制度建立起来，它就应该最大限度地确保政府公共文化治理制度的科学性和技术规范性，并极力地克制自己对文化服务体系和公民文化权利的干预。然而，现实中政府行政文化权力的行使、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都烙上了意识形态的属性印记，政府在更多时候把民众当作“受教育的对象”，而非公共文化服务的主体；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内容和形式取决于上级意志，突出了方针政策和时事政治的宣传功能，尤其是考虑到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素质整体偏低的状况，在首长意志和政治形态意识的影响下，乡镇政府忽视农民文化需求和文化权益成为一种必然。结果是造成文化资源浪费，供给了不受欢迎、没有多大实效的文化服务，加剧了公共文化服务供需之间的矛盾。农民文化需求表达具有主体分散性特征在经济社会加速转型时期，作为身份的农民和作为职业的农民的角色开始分离，不同层级的农民文化需求也开始分化，他们对文化利益的表达呈现多样性的特征。农民原子化的个体利益表达方式使得他们的文化利益表达更具分散性，农民个体的利益表达和需求成为整个政治系统的末梢环节，农民在需求表达中受教育程度、参与意识和能力的影响，表现为一种缺乏组织性的松散参与，缺乏需求表达的话语权，很多时候是处于一种“被表达”境地。农民缺乏竞争力的表达不仅不能有效地将农民阶层整体的文化权益和文化需求输入到政治系统里并最终转化为政治输出，也造成一旦农民的文化权益受损或与其他阶层发生冲突时，现有需求表达渠道“虚化”的弊端被暴露无遗，农民被迫选择制度外表达。

农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表达的重构

农民文化需求多样化和复杂化已成为文化消费的主要趋势，增强农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表达的能力，拓宽需求表达的渠道，完善需求表达的机制是提高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效率和质量的根本要求。强化农民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决策中的中心地位传统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制中，农民主体地位的边缘化不仅增加了无效公共文化服务的数量，造成有限文化资源的浪费，更破坏了公共文化服务应有的信誉。强化农民在供给决策中的中心地位，就是要求政府改变传统的垄断管制型供给方式，形成多元共治格局；要针对农民多样化的文化需求结构，设计、提供理想的公共文化服务；要以服务的高效率和多样化文化需求的满意度为考核标准；要鼓励农民积极表达意愿，创造条件让农民参与文化事务的管理。完善农民现有文化需求表达渠道的制度安排畅通有效的需求表达渠道能很好地聚集农民的需求表达并形成合力推动农民文化权益的实现。有效的需求表达制度安排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人大、政协等表达渠道的功能，要增加农民代表在人大和政协国家权力运行机构中的人员比重，将各代表的责任与农民的需求表达和利益维护直接挂钩，通过影响公共文化政策的制定，保障农民文化需求和文化权利的实现，化解城乡文化供给失衡所带来的分歧和矛盾。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居委会和村委会作为自治组织渠道的需求表达功能，正确处理政府行政权力和农村居民自治权利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提高农村基层自治组织的文化需求表达和供给服务能力，一是要进一步明确界定政府行政部门和基层自治组织的权责范围，从源头上切断上级的不当干预。二是政府可以为村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提供详细的资金扶助或奖励政策，包括文化项目建设资金的筹措、运营管理、配套和获取途径等内容。三是要推进村庄决策和管理的科学化、民主化。四是推行村干部述职述廉、工作年度民主评议、接受村民询问质询以及召开座谈会等方式，调动农民参与文化服务供给的积极性。提高农民文化需求表达的组织化程度农民想将自己的文化需求和权利诉求表达输入到民主社会的政治制度中，就只能靠社会化的组织而不是原子化的个人。为提高农民公共文化需求表达的有效性，增强农民整体文化利益表达和博弈的能力，就必须建立和培育能代表农民文化利益的各种文化类组织，包括农村民办文化组织、农民自娱自乐组织以及各种非营利文化组织。这些文化组织作为一个整体反映农民整体的文化需求特性，积极主动与其他阶层交流协商，通过接触关键性人物或者参与关键性文化服务供给，影响农民文化服务供给政策的出台，保护农民的文化权益。提高农民文化需求表达的权利意识和能力农民文化需求表达权利意识和能力的培养要靠后天外部的培育和灌输。表达意识和能力的培养重在后天对农民文化常识和政治理念、技能的教育。一方面可以通过村文化室、村民代表会、农民夜校、宣传栏和橱窗、农村远程教育活动室，让农民了解并掌握依法表达需求和权利的知识，提高依法参与管理的能力和质量，增强依法履行应尽义务的自觉性；另一方面通过开展广泛深入的村民自治活动，将决策权交给村民自己，让他们在民主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主人翁意识和民主法制意识，推进农村由传统的“臣民文化”向现代“公民文化”的转换。

[论文关键词]传媒；表达权；公民

[论文内容提要]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前迫在眉睫的事业，包括要提高公民意识、人民表达权和全民族文化水平。如何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管理层、媒体人、全社会需要积极应对落实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公民表达权——问题的提出

十七大报告指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各级政府要坚持科学民主决策，完善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制度、专家咨询制度、社会公示和听证制度、决策责任制度，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关注民生、还权于民，尊重人民民主权利，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政府高效、廉洁、节约和透明，这表明中国的民主建设已推进到更高的层面。

公民表达权的提出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中国正在走向有利于权力的组织和控制的民主法治时代。民主程序需要逐步建立；公民们自尊、自爱、勇敢的品德与价值观，以及实施民主程序、依靠民主程序生存的思想和素质，使他们在民主生活中享有更多的自由和权力。有关方面运用公权力依法主动保护公民民主权利的同时，还要鼓励公民积极广泛地利用公共媒介表达自己的要求和声音。

今天，技术走向越来越促进传播媒介的高端化趋势，数字媒体和网络技术与传统传媒一起，全方位发挥着对于大众的影响力，这意味着传媒越来越发达。而公民表达权的合理运用，使得大众有机会更多参与社会监督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