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观范文10篇

安全观范文篇1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安全；国际关系

在传统意义上，安全是保护国家不受外来颠覆和攻击，使它客观上不受威胁，主观上没有恐惧。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国际关系的主流学派均从不同的角度对安全进行了理论探索。女性主义认为，女性视角的缺失使传统安全观解释力有限。在对传统安全观的批判中，女性主义安全观渐呈轮廓。女性主义认为：安全是所有人的安全；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同样重要；环境安全与女性息息相关；安全应以人为中心。

一

在传统的国际关系中，国家间的军事和安全功能总被认为是男性的事务，女性在安全研究史上很少被提到。例如，现实主义代表作汉斯·摩根索（HansJ.Morgethau）的《国家间政治》一书，并没有专门论及女性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虽然作者在谈到各国政治家时，曾分析过欧洲历史上4位著名的女王和王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维多利亚女王、奥地利的玛利亚·特蕾莎和俄罗斯的叶卡捷林娜二世，然而摩根索在分析这些女性活动时，是把她们当做女王或王后，即国家的代表而非女性。至于普通女性参与国际事务他并没有提及。

现实主义另一位代表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Wolfers）很早就提出，安全是“一种价值”，是国际政治研究的“起点”和“落点”。[1]英国学者巴里·布赞（BarryBuzan）将安全定义为对“免于威胁的追求”，显示“国家和领土完整，反对敌对势力的能力”。“安全的底线是生存”。[2](P20)据此，学术界把安全概念分成消极安全和积极安全。前者强调免于危险和威胁以求生存，后者则强调稳定。生存和稳定是安全的两个重要目标。

新现实主义自从20世纪60年代出现以后，把安全作为其关注的重点。但新现实主义的安全观同样是缺乏女性视角的。新现实主义安全观中并没有专门论及女性。因为，它和现实主义一样，把国家看作国际关系惟一的行为体，在新现实主义代表人物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Waltz)看来，国际关系的性质与领导的个人因素无关，它完全是由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决定的，这难免给人留下社会性别同安全，乃至同整个国际关系毫无关联的印象。[3]

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约瑟夫·奈（JosephNye）提出：国际安全意旨处于安全困境中的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由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各国只能以自助的方式，通过增加实力、扩充军备等维护本国安全。然而，一个国家采取这种做法，会让别的国家感到不安全，于是它们也采取类似的措施，以防范对本国安全的威胁，以至竞争和对抗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在无政府状态下，任何一个国家都走不出这个安全困境。这里有三个条件：（1）至少有两个以上行为者才会产生“安全困境”；（2）国际政治处于无政府状态，缺乏超越主权国家以上的权威机构；（3）安全依靠各国政府的互动。总之，在安全困境中一个国家的安全建立在其他国家不安全的基础上，而这会导致国际社会更大的不安全。[4]这是一种以邻为壑的安全观。

显然，无论是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其安全观主要是指的“军事安全”，一个国家只有在军事上更强大，才能保证“免于威胁”，保证“国家和领土的完整”。安全总是从是否存在战争可能的背景下加以考察的。对于主权国家来说，国际体系中普遍存在着战争威胁。在这样一种国际体系里，安全往往是一种你输我赢或我赢你输的零和博弈。而且，这里的安全主要是指“国家的安全”。作为保护者，国家确立“外来”威胁者，指出不安全的存在，在保护内部人民的名义下，国家要求具有性别特征的公民做出牺牲：男人入伍上前线，妇女在后方从事社会化工作。如同国家的垄断权具有合法性一样，婚姻制度对合法生育和财产继承权具有垄断性，而且是以保护妇女的理由出现。妇女从婚姻中谋求安全，谋求得到丈夫的保护，使自己不受别的男人或一般男性的暴力行为伤害，使自己不在经济上因性别分工而产生不安全感。于是，男人与国家、国内暴力和国际暴力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这种意义上的安全概念使男人和国家享有绝对权力，以对付别的男人和国家。

女性主义对安全的关注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妇女大会在荷兰的海牙召开，美国著名女性主义学者简·亚当斯（JaneAddams）要求以一种新型的国际主义取代自我毁灭性的民族主义，因为它导致大规模战争的爆发并造成巨大的破坏。会议通过的决议质疑了女性或者所有平民能够在战争中得到保护的传统观点，认为裁军才是确保未来持久安全的更加有效的途径。[3]

1985年，在加拿大的哈里发（Halifah）举行的国际妇女和平大会上，来自世界各国的妇女根据自己在生活中遭遇的直接威胁来理解安全。西方中产阶级妇女主要关注核战争的爆发，第三世界国家的与会者则把缺乏安全同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种族主义造成的结构性暴力联系起来。与会者一致认为，如果以他人的不安全为代价，所谓的安全便形同虚设。在同年举行的联合国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上，各国代表也对安全做了类似的全方位定义，即它不仅意味着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上消除战争、暴力和敌意，而且需要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公正。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在全世界的建立和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相互依赖性空前加强，安全由片面强调军事到重视经济、政治、社会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由以国家为中心转向以人为本。与之相适应，各女性主义流派对传统的安全观提出了批评和修正，女性主义安全观渐呈轮廓。

二

女性主义认为，揭示性别关系的不平衡和将女性的经验添加进安全分析中能够帮助建构更加综合的安全定义。女性主义安全观包括：安全是所有人的安全；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同样重要；环境安全与女性息息相关；安全应以人为中心。

（一）安全是所有人的安全

女性主义者质疑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关于安全的定义其实是反映男性经验的。他们批判在性别问题上的所谓中立，通过区分性别（gender）和性（sex），从而在安全观念中加进了女性视角。女性主义理论更注重从社会学分析方法中吸取营养，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各流派共享一个核心分析概念——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不同，社会性别是指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这些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被称为男性特质（masculinity）或女性特质（femininity），性是生理的，而性别是社会建构的，女性主义强调，所谓性别中立的全球政治实际上是普遍的男性经验和知识。性和性别的区分为女性主义学者的研究提供了空间，他们相信所有的性别关系都是社会关系，同时把性别引入国际关系也纠正和推翻了这样一种假设，即男人的一定经历可以被普遍地用来代表男人和女人的经历。在区分性和性别的基础上，女性主义新安全观认为，现行的安全概念只不过是男性经验的反映，是建立在男性基础上的军事与政治安全。

女性主义者还认为，在所有人的安全中女性的安全问题尤其突出，其理由是，女性在国际安全中特别脆弱，极易受到破坏和损伤，据妇女组织估计，从二战以来妇女和儿童构成了全球难民人口的80%，[5](P54-55)这是由军事冲突导致的。女性还是国内暴力的最主要的受害者。因此，安全是包括男性和女性在内的所有人的安全，也只有所有人的安全都得到了保证，女性才有安全可言。

不仅如此，普通女性尤其是边缘女性的安全更需要国际社会的关注。女性主义者认为，只有在国际安全中添加普通女性尤其是边缘人的声音，安全研究才能变得公正和全面。克瑞斯汀·丝维斯特（ChristineSylvester）认为：“我们必须使国际政治学界定位在行动的领域，这些领域远不是英雄主义的，绝非高度抽象的，与人们已经习惯的那些定理大不一样。这些领域比‘低级政治’还要低，如家务劳动、工厂、农场、偏僻的乡间区域，国际移民的动向等等，它们的背景可能很小、也可能比原来的要宽大。把这些小人物带入国际政治的舞台，对于那些眼睛只盯着重要行为体（如官方的决策者、战士、国务活动家、恐怖主义分子、国王和某些极端主义集团）的学者，无疑是一种震惊和撼动。越来越多的女权主义者提出，当我们最终能够令那些处于边缘的人发出声音时，我们确实是给自己安装了一种可以与西方传统的自我中心主义相抗衡的麦克风。”[6](P639)

（二）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同样重要

女性主义的重要学派之一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强调物质和经济力量决定女性的生活，安全的定义被扩大到了经济层面。他们认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女性的不平等发生在资本主义的体系中，推翻资本主义体系是获得女性平等和保障女性经济安全的必要途径。撇开阶级的分析，女性在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在世界各国比较普遍地存在着。据联合国统计，妇女在家庭劳动、照顾儿童、农业生产方面的贡献每年高达11万亿美元；虽然妇女代表过半数的全球人口和1/3的付酬劳动力，却只能得到世界收入的1/10，拥有世界财产不到1%。[7]由于生理特点或历史原因，几乎在世界各地、各行各业，女性所得到的报酬普遍少于男性，女性的失业率也比男性高出许多。这些证据说明，在所有社会中，妇女都面临巨大的经济风险。

女性主义者强调，对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与抵御外来军事威胁同样重要。蒂克纳认为，如果说传统的安全观一直与军事力量以及从物质上保护国家免受战争威胁有关的话，那么，这一传统概念在今天看来是不全面的。在现代社会，技术先进的国家在经济等方面相互依赖程度很高，如果使用致命的武器，战争中不会有赢者，因此，对这些国家来说，依赖战争去确保自己的安全已经显得不再有用。对于世界上的多数人而言，安全问题更多地涉及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而不是对付军事威胁。基本需求的满足与妇女有很大关系，因为妇女是基本生活需求的提供者，并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8]

女性主义者还把女性的经济安全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研究。他们认为，全球化的发展会进一步加剧全球妇女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妇女的经济不安全。全球化带来的后果是“贫穷的女性化”，许多全球性危机，如贸易的自由化、金融的国际化和环境的恶化，对女性的生活和工作都打击很大。在发达国家，女性比男性承担着更大的就业压力，她们同样是社会福利削减和失业的受害者。这种“贫穷的女性化”不仅在发达国家存在着，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明显。[8]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些社会转型国家里，大量女性失业，劳动力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就业压力十分沉重，女性的经济地位急速下降。伴随着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大量耗能高、污染重、劳动力密集的产业被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而在这些跨国公司里拿着最低工资为企业卖命的往往是女性廉价劳动力。此外，发展中国家的女性还为发达国家的家庭工作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但是每当经济衰退需要降低福利或裁员时，受害的往往首先是这些女性。“贫穷的女性化”说明女性在经济事务上的普遍的不安全感，由此，经济安全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学者所关注，寻求女性参与经济事务的权利，尤其是通过参与和发展全球化中的经济事务来影响和选择女性自己的经济生活是女性主义学者们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三）环境安全与女性息息相关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臭氧空洞、酸雨、核泄露、河流海洋的污染所形成的环境威胁日益严重，环境安全（environmentsecurity）作为国际关系领域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自20世纪80-90年代开始受到关注。女性主义者从性别视角审视环境安全领域，在“环境”与“安全”问题上找到了两性价值的结合点。

女性主义者首先指出了环境安全领域存在的性别缺失。女性主义者认为，男性在很大程度上主宰了环境科学和环境保护领域，而事实上，在环境科学发展史上，女性具有出色的理论建树，在国际环境保护中，女性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们与男性一起为环境安全作出了贡献。环境安全领域的性别缺失，并非由于女性事实上的“缺席”，而是传统国际关系学已经将女性划归为“自然”领域，视男性为“文化”与“科学”，而“文化”与“科学”必须征服自然。造成全球性环境破坏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男性主导的政治理论将女性排除出公共的政治领域，视女性与自然为一体，将女性看成是被征服和改造的对象。

女性主义者进一步认为，妇女更易受到环境安全问题的侵害。在传统的安全理论中，大多数环境主义者并没有指出妇女在环境威胁中所面临的特殊困境，事实上妇女和自然界之间存在天然的联系，这种联系贯穿于文化、语言和历史中。根据林·纳而逊(LinNelson)的分析，环境恶化对女性的威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第三世界国家普遍的燃料木材短缺危机带来沉重压力。世界上很多地区的妇女要到离家10公里以外的地方搬运木柴回家，以作为燃料。可是，国际环境安全领域中很少有人指出木柴燃料的减少是一个严重的环境安全问题，却有人看到了石油燃料的减少所造成的威胁，原因正是，木柴燃料的消费者是普通的穷苦妇女，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妇女，她们没有什么政治权利，自然得不到国际政治领域的关注。另一方面，环境破坏对女性的生育系统也产生了很大的伤害。1984年，印度发生的农药事故不仅夺去了几千人的生命，更造成了妇女人工流产率的上升，因为她们担心毒物渗透会导致胎儿畸形。[9]那么，女性主义者是如何重构环境安全概念的呢？贝蒂·里尔登（BettyReardon）概括了反映女性价值的“全球安全”的四种图景，提出了女性主义的多元安全观，其中包括全球生态安全、为全球生态平衡和建立健康的生物圈而奋斗。第一种是生得权图景（thebirthingvision），这是一种建立平等的世界秩序的综合景象，其实质是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包括充足的食物；清洁的住房；尽责的父母或监护人；具备清洁水源、基本卫生设施、医疗服务、基础教育条件的社区；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积极追求和平、公正、可持续和生态环境良性发展的世界社会。第二种是妇女作为平等伙伴的图景（womenasequalpartners）,这是一种平等世界的景象，这一世界为人们提供了更健康的社区，更强有力的社会秩序，在这样的世界里，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第三种是超越暴力的图景（thetranscendenceofviolence），这是一个非军事化和裁军的世界。第四种是综合的、真正的全球安全的图景，为全球生态平稳和建立健康的生物圈而奋斗。[9]里尔登的这一安全观表明，对环境问题的疏忽与女性在国际关系中的沉默具有直接的关系。女性主义安全观更加强调和侧重女性运动和环境的内在联系，强调要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不是统治自然。建构包括女性视角的环境安全观，将有助于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

（四）安全应以人为中心

与传统安全观强调“国家的安全”不同，女性主义者运用社会性别分析方法，从更广泛的人性出发来重新定义安全，于是，现实主义的安全困境被包含社会性别安全的“人类安全”观所超越。女性主义的“人类安全”观把联合国的新安全观念引进国际关系，从而丰富了国际关系的安全内容。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向“妇女2000年”特别会议提交的报告中指出，“人类安全”是由“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概念演化到“以人为中心”的新安全观念。[10]女性主义学者驳斥传统国家安全定义，认为这样定义国家安全的结果只能导致坚持以权力来维护国家利益的旧思维。在女性主义者看来，安全包括所有人的安全，既有国防和国家安全，也有家庭和个人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女性主义者将研究视角的核心放在人的安全上。他们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保障人的安全才是根本目标，所有国家安全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好的保障作为人的安全。

继“人类安全”概念出现之后，女性主义者还进一步提出了“女性人类安全”概念，女性主义学者将它视为人类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家庭生活、国家内部和国际关系中的暴力行为是相互联系的，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暴力都会在以“统治——服从”为特征的社会性别关系中得到体现，比如在战争中，80-90%的伤亡者是平民，其中妇女和儿童占绝大多数。从本质上看，形形色色的暴力都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的欺凌和压迫。她们主张，对女性的暴力侵害应当放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来理解，以多层次的观点定义安全。女性主义的目标是要消除各种暴力行为，包括男性对女性的社会性别暴力，认为它的实现要求尊重他人、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愿望，而不是将他们视做敌人，予以征服和压制。[3]

在实现人的安全方法上，女性主义者认为，仅仅把国家作为所有人的安全的提供者是不够的，女性主义质疑某些现实主义的国家安全中心模式，认为这种模式是依靠种族、阶级和性别等一些跨越国界和地区边界的类别划分而存在，指出现实主义的政治认同与政治边界成为综合定义安全观的障碍，声称女性主义以“人”为中心的安全观定义是超越国家和地区边界的，也就是说，只有突破了国家和地区的界限，才能真正实现人的安全。显然，这种安全观包含太多的理想主义色彩。[8]

女性主义者强调多元的、反映女性特质的安全观，并不是要把男性特质从安全观念中祛除，而是要说明，认为人性本恶、通过对他人的制约来谋求安全的观点是一种片面的安全观。每一个人的人性都是多元的，在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既有利益的冲突，也有合作的基础。他们对维护国际安全和世界和平同等重要。正如蒂克纳所说，女性主义决不是要以自己的主张去取代传统看法，在国际关系学中吸收女性观点，最终是为了超越作为一个分析视角的社会性别，最终破除男性特质、女性特质的僵化划分，使国际关系理论更能客观、公正地反映国际关系的现实。

如何评价女性主义安全观对主流国际关系的影响，也许可以引用一位女权主义批评家塞丝亚·安罗的话：“我们不必等待某个‘女权主义的亨利·基辛格’的出现，我们或许可以自己创造一个有新意的、更现实的国际政治研究方法。每当一位妇女诉说政府对她的控制、她自己的期望和她的劳作时，这样一种理论便在不知不觉地创造中。在国际关系学里，揭露对女性的排斥、对她们的控制、对她们的劳动成果的剽窃，都是对一种新的学科思想和方法的发展。它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改造着、创造着人们关于国际政治的定义和假设。”[6](P639)女性主义安全观虽然还没有撼动主流国际关系安全观的地位，它甚至还没有引起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足够重视，但是，它毕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和影响着人们对安全问题的认识。女性主义提出了更加全面的、普遍的、以人为本的安全观，扩展了国际关系理论的视野，使国际关系理论更能客观地反映国际关系的现实。

[参考文献]

[1]ArnoldWolfers.NationalSecurityAsanAmbiguiousSymbol[J].PoliticalScienceQuarterly,1952,(67).

[2]BarryBuzan.NewPatternsofGlobalSecurityinthe21stCentury[A].inWilliamOlson(ed.).TheTheoryandPracticeofInternationalRelations[C].1994.

[3]胡传荣.权力、安全、女性主义[J].国际观察,2005,(2).

[4]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5]AnnJ·Tickner.GenderinInternationalRelations:FeministPerspectiveonAchievingGlobalSecurity[C].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2.

[6]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7]江洋,王义桅.全球化进程中的妇女问题[J].复旦学报,1998,(5).

安全观范文篇2

实施安全观察与沟通的有情安全管理，是以尊重员工人格、维护员工利益、启发员工心智为切入点，倡导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进行“安全管理换位思考”，互相尊重和理解，消除员工的对立情绪和逆反心理，形成共同遵守的安全观和安全行为准则，实现安全管理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总厂结合开展“安全观察与沟通”管理工具五年来的实践经验，在总厂内部着重倡导五种安全理念，并从这些安全理念的不断培养中打造一种“看得见”的有情安全管理模式。一是倡导“以人为本”的理念。将员工的安全和健康看作至高无上，注重从人本安全的角度来制定各项HSE管理制度，保证员工的不安全行为得到控制，安全生产效益得到保证。二是倡导“安全和谐发展”理念。统筹安全与生产效益的同步发展，将HSE工作作为总厂的头等大事来抓，以集团公司HSE九项管理原则为基准，做任何工作和事情，首先考虑HSE。三是倡导“人、基、新”的安全管理理念。坚持以人为本，突出基层的班组安全文化建设，通过提高员工最基本的安全素养，强化安全执行力和基础安全管理建设，创新安全管理模式和新方法。四是倡导“安全是相对的，危险是绝对的，风险是可控的，事故是可预防的”安全工作理念。不断消除员工的麻痹思想和安全风险意识淡漠的心理，提高对岗位危害因素识别和生产安全风险可控的认识和能力。五是倡导“问题在现场、根源在管理、责任在主管”的安全理念。将安全风险管控关口前移，强化全员履行“一岗双责”的意识，将责任落实到属地主管，注重发挥各级管理层对安全生产工作的管理、协调作用，杜绝职责不清、落实不力等不良现象。

2加强“有情安全”的载体管理，营造“我要安全”氛围

为加强“有情”行为管理，总厂加大“有情管理”力度，注重以情感人、以情管人、以情育人，在坚持开展安全观察与沟通管理工具的基础上，围绕风险控制，坚持走HSE创新之路，实施HSE创新战略，注重安全管理方式方法的改进，总厂先后创新开展了多项“有情型”安全管理创新活动，效果显著，收获颇丰，把过去的安全管理“一条线抓到底”转变为“在有情环境下的全面开花结果”。编制出版《总厂内部事故事件案例选编》读本作为开展安全观察与沟通，实践有情管理的载体。总厂将近20年以来发生的具有代表性的机械伤害、物体打击、起重伤害、灼烫、火灾等各类事故事件及未遂等案例汇编成册，给出原因分析、教训反思、纠正和预防措施等教育内容，员工对照案例学习预防，提高了风险意识，推动了安全发展质量。在生产实际中不断摸索风险控制新方法、实施新措施。在一线班组全面推行“班组安全员轮值上岗”制度，让员工人人参与，全员参加安全观察与沟通，感受安全管理过程，此举拓展创新班组安全活动模式，反违章成果更加巩固，基础安全得到夯实。推行实施“HSE隐患报告卡”，促进隐患排查工作深入开展。“隐患报告卡”设有隐患位置、可能造成后果、建议、整改及防范措施、问题落实等内容，经运行该方法行之有效，对现场隐患可有效控制，形成了“全员皆兵”趋势，现场不符合明显减少。针对员工在作业过程中不能正确辨识危害，防范控制各类操作带来的风险，总厂创造性的开展实施了“在ERP生产派工单背面附加该作业危害辨识与风险控制指南”的安全管理措施。员工在领受生产任务同时，也了解掌握了该项作业的危害与风险控制措施，员工风险管理意识得到提高，践行了安全生产“五同时”要求，推进了员工自主安全管理水平。为增强“有情安全管理”的深度和广度，总厂主管安全领导和安全员长期开展“操作风险提示短信发送”活动，拓展了风险控制方法和手段，全年发送安全短信约120余条，短信采用风险提示、操作指南或安全口诀等形式，依据作业内容不同，随时发送给员工，提示员工操作风险控制指南，提醒注意安全，员工易于接受，“有情管理”效果明显直接。这样通过润物无声的教育引导的效果往往胜过严厉的处罚和不留情面的批评。强化“属地安全管理”落实，注重属地内有情干预化。推行开展以‘全员参与、明确职责、明确属地、有情干预、过程控制’为内容属地安全管理，经全员培训、设置属地责任牌，明确属地主管职责及属地管理范围，推动了员工由“岗位操作者”向“属地管理者”转变，促进了“全员参与”向“全员负责”转变。这种“有情管理”，更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它直接或间接引导着员工遵章守纪。安全工作实施“有情”管理，让安全成为员工自身第一需求，员工的安全意识就会在潜移默化中增强。

3强化“有情”安全文化建设，提升安全素养，打造自主自觉的安全文化行为

开展“我的岗位风险我知道”、“危害因素再辨识”、“54321内涵解读”、“安全经验分享”、“事故事件案例评析”、“交通安全大家谈”等HSE文化学习讨论活动，在各岗位设置“某作业危害辨识与风险控制目视化提示”及“关键设备设施作业安全动态控制”等各类HSE管理看板，提高了安全目视化管理水平，突出了“现场有情安全管理”。总厂通过各项举措扩大“有情”安全文化辐射面，引导员工参与安全文化建设，总厂领导和员工先后撰写了“三个超前抓安全”、“如何履行HSE善意管理”、“做到三铁保安全”、“现场精细化安全技术管理”等安全稿件，拓展提升了总厂基层安全文化影响力。总厂各层级管理者通过对班组HSE活动记录定期点评回复等多种安全传播形式与员工交流沟通，深化了“安全观察与沟通”的开展，总厂管理层平均每人/年与员工交流沟通120余次，填写观察报告120份，岗位员工切身体会到“有情安全管理”带来的安全与健康。

4强化“有情管理”与“严格监管“相结合，构建“严细实”安全责任机制

总厂在严格安全监管同时，不断强化“有情管理”，突出基层班组自主安全管理，总厂要求任何情况下各班组首先做到“四个必须”即安排生产任务前必须先讲明任务危害与风险、班前会三讲必须先讲安全、施工前必须先检查确认人、机、料、环的安全状态、绩效考核会必须先考核安全生产。调动各个层面参与安全管理的积极性，坚持安全监督检查不断线，有情安全管理不过场，坚持在安全检查同时开展安全观察与沟通。推行“有情安全”管理，全员落实“看、想、改”和“问、查、消、写”工作法。在日常安全管理过程中，岗位人员要随时察看工作岗位是否存在安全隐患。二是要想到安全隐患可能导致的事故事件等后果，如何应对、如何自我保护。三是发现存在安全隐患，要及时采取措施，立即整改。总厂管理人员在工作中一要经常对操作员工进行安全提问。二要随时查看员工工作场所及周边环境是否存在安全隐患。三要对检查出的问题及时消除，杜绝不安全行为和不安全状态。四是及时填写安全观察与沟通报告，对现场安全问题进行记录，落实情况及时反馈。

5结束语

安全观范文篇3

一、粮食安全观的内涵

粮食安全观来源于“粮食安全”概念的提出，而粮食安全的中文名词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FoodSecurity”翻译而来的。由于粮农组织提出“FoodSecurity”的背景是发生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世界粮食危机，并且提出的粮食安全（FoodSecurity）概念是“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物”。中国学者认为保障生存和健康的最基本的食物就是粮食，食物安全本质上就是粮食安全。因此，国内约定俗成将“FoodSecurity”翻译成“粮食安全”，而不是直译为“食物安全”。这种翻译本身就体现了一种特定的粮食安全观。但是如果直译为“食物安全”又无法体现出某些食物（主要是粮食）在保障人类生存需要方面的特殊性，过于泛泛而指。所以，本文仍然沿用“粮食安全”的翻译，但并不特指粮食②。“粮食安全观”这个名词可以分解为三个部分进行解释：“粮食”并不是狭隘意义上特指某种农产品或所谓的“粮食产品”③，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保障人类生存的食物，但又不是全部食物，必须是满足当地居民基本生存需要的食物，或者说当地居民食物链中最低层次的农产品，是生产其他农产品所必须的原料。它所包含的食物范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安全”是人的一种不受威胁的心理感受，粮食安全就是没有因为“粮食”而受到生存和经济威胁的感受。“观”就是对事物的看法、认识。那么“粮食安全观”就可以解释为对于满足当地居民基本生存需要的食物不受威胁的认识，是有关粮食安全的一系列价值观念的组合，包括什么是粮食安全（粮食安全的标准）、对当前粮食安全形势的判断、如何实现粮食安全（保障粮食安全的政策措施）、对保障粮食安全付出成本的态度等内容。虽然粮食安全的层面包括个人、家庭、国家、区域和世界五个级别，但是国家粮食安全是个人及家庭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同时也是地区和世界粮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成为探讨最多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层面。所以，本文将粮食安全定位于国家层面。那么粮食安全观应该说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属于一种集体价值观。它将指导有关粮食生产、储备、流通等方面的政策制定，以及整个国家农业政策的制定。

二、旧粮食安全观的产生背景及其内容

（一）产生背景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视粮食安全的历史传统。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一向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将其视为关系国计民生、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头等大事。建国后不久，就提醒全党“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多次阐发过“粮食生产丝毫松懈不得”的思想[1]。1972-1974年爆发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世界粮食危机，国际社会提出了粮食安全的概念，国内也就开始了对粮食安全问题的研究。1996年美国学者布朗在《谁来养活中国》的文章中预测中国未来将无法满足国内的粮食需求，粮食安全问题成为国内研究的热点问题。由于建国后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主要是粮食短缺的问题。因此，旧的粮食安全观是在我国粮食供不应求的年代产生的，沿袭了中国传统粮食安全的观念。而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又出现了几次粮食生产的波动；再加上国际社会不断质疑中国的粮食保障能力。这就是使得我国的粮食安全观念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仍然以粮食供不应求为基本前提。

（二）主要内容

在粮食供不应求的背景下产生的旧粮食安全观是一种数量型的安全观念，它认为只要发展粮食生产，增加粮食产量，有充分的国家储备，就实现了粮食安全。所以，旧粮食安全观强调粮食总量的增长，追求一种短期的数量安全，要求国家掌控粮食资源，实现“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心理安慰；而不关心粮食生产的可持续性，不注重粮食供求品种结构和地区结构的合理性，不考虑保障粮食安全的经济社会成本。旧粮食安全观是一种粗放型的安全观念，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保障粮食安全的“粮食”范畴没有明确界定，包括谷物、豆类、薯类所有的粮食作物，似乎所有的粮食作物都应该成为保障粮食安全的发展重点。二是过分追求粮食产量的增长，从而延伸到对耕地面积的片面追求，导致我国有一段时期“毁林开荒”、“围湖造田”、“过度放牧”等行为的发生，最终导致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下降，动摇了粮食安全的生态基础[2]。三是不对保障粮食安全付出的经济社会成本进行约束，由于过分强调粮食安全的国家整体利益，其意义被无限放大，再高的成本与国家粮食安全利益相比也是微小的（赵予新，2008）。因此，旧粮食安全观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粮食发展观，不符合新时期我国和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要求。

三、当前国内外相关经济社会形势

（一）世界粮食安全观念不断更新

1974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在第一次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首次提出的粮食安全（FoodSecurity）概念是“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物”。到1996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在第二次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对粮食安全的定义重新作了表述：“只有当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足够、安全和富有营养的粮食来满足其积极和健康生活的膳食需要及食物喜好时，才实现了粮食安全”。可见，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粮食生产的发展，粮农组织对粮食安全的表述更加严密，提高了衡量粮食安全的标准。相比首次提出的粮食安全定义，第二次提出的粮食安全定义不仅强调了粮食的数量要充足，还强调了粮食的质量要“安全和富有营养”，粮食品种要满足“膳食需要和食物喜好”。

（二）世界粮食能源化、金融化趋势明显

随着国际油价的提高和世界能源的日益紧张，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发达国家，用粮食制作生物燃料代替石油，从而加剧了世界粮食供应的紧张程度。粮价和石油价格形成了紧密联系，当石油价格超过一定水平，生物燃料的生产就是有利可图的，制作生物燃料的粮食需求就会猛增，形成了“人与车争粮”的局面。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使各国经济陷入低迷，至今许多发达国家的生产还未完全恢复，经济发展前景仍然不明朗。国际资本在投资渠道狭窄的情况下，紧盯粮食等国际大宗商品，粮食日益成为热钱集中的投资领域，炒作之风愈演愈烈，粮食价格波动加剧。粮食的能源化、金融化趋势增加了全球粮食供求的不稳定性和粮食价格形成机制的复杂性，使得保障国内粮食安全的外部不确定性明显增强。

（三）外资对中国农产品产业链的控制不断增强

我国加入WTO以后，外资逐渐进入我国的农产品加工、流通乃至生产领域，对整个农业产业链的控制力不断增强。表现最明显的就是食用植物油产业，外资在加工领域占到80%的份额，并掌握了定价权。2008年外资进入中国粮食加工流通领域的设限消除以后，外资企业凭借雄厚的资金规模、先进的管理模式、庞大的购销体系，逐步拓展业务并延伸到中国的粮食加工网络，在中国粮食主产区收购粮库等基础设施，企图控制粮源，对中国粮食产业安全造成了巨大的潜在威胁（陈芬菲和李孟刚，2011）。同时，种子产业成为外资控制我国农业生产的重要突破口，其中转基因种子的生产销售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威胁最大。以美国孟山都公司为主的转基因技术开发商急于将技术转化为利润，在全球大肆推广转基因农产品及其种子。孟山都公司资助了我国很多科研机构进行转基因研究。根据绿色和平（theGreenPeace，2009）最新调查显示，我国最接近商业化生产或在研发的8种转基因水稻全都被国外专利所控制，一旦批准商业化种植，我国农业生产、粮食安全和粮食主权将面临重大危机[3]。

（四）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发生明显变化

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人均口粮消费逐渐减少，而人均食用油、肉、蛋、奶、水产品、水果、蔬菜①的消费逐渐增加。国外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食品结构演进时，将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消费者收入水平的提高，谷物消费减少、动物性食品消费增加现象称之为食物革命。王恩胡和李录堂（2007）认为目前中国城市的食物革命只是初步的，而中国农村食物革命才刚刚开始，中国城乡食品消费结构日趋高级化、现代化的进程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从营养和能量平衡的角度来看，非粮食消费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粮食减产带来的不利影响，使粮食安全风险得以缓和[2]。口粮的消费已经成为满足居民食物消费需求的最低标准，也就是说居民的食物需求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口粮的消费。同时，我国居民的粮食内部消费结构在过去的20年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城市大米消费量增长达83%，以大米为口粮的人口比例已达到60%；由于养殖业的快速发展，粮食深加工需求保持高速增长势头，我国玉米需求快速增长。

（五）我国粮食生产、储存地区趋于集中

我国粮食生产存在进一步向北方产区集中的趋势，北粮南运的购销格局今后可能长期存在。1997-2007年，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7个北方粮食主产区的粮食产量占全国的比重从36.2%上升到43.5%，而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等6个南方粮食主产区的粮食产量比重由36%下降到31.6%。由于生产日益集中，导致我国缺粮省份增加。1998年我国产不足需的省份只有14个，2002年上升到17个，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和西部不发达地区。与此相伴的是粮食储存地区趋于集中，13个粮食主产区国家商品粮食库存占总库存的87%，7个粮食主销区商品粮库存仅占全国库存量的1%；13个粮食主产区农户存粮占全国农户存粮的69%，人均存粮405公斤左右，7个主销区农户人均存粮只有154公斤，西部不发达地区农户存粮水平与1998年相比减少了40%左右[4]。虽然近几年我国加强了粮食宏观调控，采取了多种措施鼓励和扶持销区多存粮，以优化库存布局，但整体而言，产销区之间库存比例变化不大。而同时主销区和部分产销平衡区粮食产需缺口较大，有些地区的缺口还有扩大的趋势。一旦粮食市场出现波动，调控市场粮源主要从产区购入，产销衔接和保证粮食市场稳定的压力加大[5]。

（六）我国粮食生产的可持续性减弱

影响我国粮食生产可持续性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资源环境对我国粮食生产的约束越来越明显。由于长期投入农药、化肥，我国的耕地出现了土壤板结、面源污染严重等问题，农业生态环境可能进一步恶化，导致化肥投入的边际产出递减。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我国的耕地面积持续减少，耕地质量整体下降；人口增长，对水资源的消耗也越来越大。据王宏广等（2005）的研究，到2030年，中国人均耕地可能减少25%左右，降至FAO规定的人均0.053公顷耕地警戒线以下；人均水资源下降20-25%，水资源将成为保障粮食安全的最重要的限制因素之一。随着全球变暖趋势的加剧，自然灾害对粮食生产的不利影响也将更加明显。另一方面，经济社会条件对粮食生产的约束也越来越显著。进城务工的农民越来越来多，农村的劳动力数量减少，年龄偏大，再加上粮食种植的比较效益偏低，种粮积极性下降，劳动力将成为粮食生产的重要制约因素。同时，我国的农业科技还没有出现新的突破，常规技术的增产效应逐渐减弱，粮食单产突破性增长的难度很大。

四、新粮食安全观的主要内容

基于以上国内外形势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的粮食安全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复杂，不再是单纯通过保障数量就可以实现粮食安全了。所以，我国也要顺应世界粮食安全认识的新发展，树立一个符合国内外最新发展形势的新粮食安全观。新的粮食安全观应该是一种全面的结构型、效益型的粮食安全观，除了保证粮食供给数量以外，还要保证粮食的品质，优化品种结构，加强价格调控，确保合理的粮食安全成本，建立粮食流通体系，注重生产的可持续性等更高层面的内容。

（一）粮食结构安全观

我国粮食生产的制约因素越来越多，不可能再按照旧粮食安全观将所有粮食品种都作为发展重点，而要将粮食安全置于食物安全的大环境中，根据我国居民食物消费需求的变化和食物功能对食物进行等级划分，将重要的粮食品种作为发展重点。海外在研究食物消费结构时，根据功能将食物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热能食物，以供给热能为主，主要指谷物和食用油，它们是维持生命所必需的食物；另一类是保护性食物，以调节生理功能为主，主要是指诸如瘦肉、蔬菜、水果一类富含无机盐、维生素、优良蛋白质的食品，它们是保持健康所必需的食物。保护性食物对于修复人体细胞、维持机体正常生理功能具有保护作用，是每日膳食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而保护性食物只有在摄入足够热能食物的前提下才能发挥作用，故二者必须适当的配合达到平衡，不可偏废[6]。因此，根据食物功能的划分和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程度，这里将保证人类基本生存需要的热能食物口粮作为第一等级，将满足热能需求的油料作物作为第二等级，将保障肉、蛋、奶生产的饲料作物作物第三等级，将满足饮食多样性需求的肉蛋奶、水产品、蔬菜、水果等保护性食物作为第四等级，将满足奢侈消费需求的工业用粮作为第五等级，详见表1①。这样进行划分以后，新粮食安全观首先要确保的数量安全就不是所有的粮食，而是集中于口粮。正如国家粮食局专家组顾问李思恒教授等建议的，应该把粮食安全的重点放在口粮方面，主要是大米和小麦。国家应首先保障大米、小麦的供应，尤其应该重视大米的供应[7]。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最基本食物需求的范围发生了改变，口粮已经成为最基本食物需求的最低标准。应该说当前我国最基本食物需求的农产品范围应该包括口粮、油料作物和饲料粮。这是因为油料作物生产的食用植物油，可以满足居民对油脂的营养需求；同时压榨后剩余的饼粕成为养殖业的饲料来源。饲料粮可以满足肉、蛋、奶、水产品生产的需要，为居民提供蛋白质营养。油料作物和饲料粮都是动物养殖的重要原料，在整个农产品生产中位于基础地位，满足上文的“粮食”定义，属于粮食安全的范畴。所以，现阶段可以将“FoodSecurity”更精确的翻译为“粮油安全”①。

（二）粮食价格安全观

由于国内外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以及粮食逐渐能源化、金融化，粮食价格不再单纯受到供求因素的影响，而是与世界粮食价格、石油价格、国际资本流动等因素密切联系。多种因素的影响将使得粮食价格的剧烈波动成为常态。即使国内的粮食生产保障能力不断加强，粮食价格仍然会不断波动，粮食价格将超过粮食生产成为决定粮食可获得性的重要因素。因此，新粮食安全观应该在保障口粮、油料作物和饲料粮稳定供应的基础上，将保障价格的稳定作为粮食安全的重要内容。这就需要相关政府部门建立一个完善的全国性的粮油价格监控预警体系，包括覆盖国内外的价格监测网络、价格信息的即时机制、价格分析预警模型、价格宏观调控手段等。加强对国内外影响粮油价格的各种因素的监测和分析，增强信息的透明度，增强国家对价格的调控能力。同时，还要不断健全完善我国的粮油期货市场，充分发挥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和风险转移功能。

（三）粮食成本安全观

旧的粮食安全观认为，为了保障粮食安全可以不计成本，从而忽略了对粮食安全成本的核算。而这种不计成本的粮食安全观并不能真正保障粮食安全，甚至还有可能成为造成粮食危机的隐患。因为在这种不计成本的粮食安全观指导下，政府部门出台的政策措施也往往不计生态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从而出现自然资源隐患对长期粮食安全的压力，以及由于粮食生产缺乏比较优势而导致耕地和农民等资源的流失（赵予新，2008）。另外，粮食安全成本高就说明效率低下，而这种效率低下本身就是由于保障粮食安全的相关制度设计存在缺陷，从而为粮食安全埋下了隐患。如果不计粮食安全成本，将粮食安全建立在政府财力的基础上，一旦政府财力不堪重负，整个粮食供给体系就会崩溃。因此，不考虑经济社会成本的粮食安全观在保障粮食安全上是不稳固的。随着我国保障粮食安全的压力不断增大，旧粮食安全观指导下的高投入低产出的粮食安全成本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应遵循“以合理成本保障粮食安全”的基本指导思想，将保障合理的粮食安全成本作为粮食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制度设计，提高粮食安全成本的效率。

（四）粮食流通安全观

我国粮食生产、储存地区集中的趋势增强了销区粮食可获得性的难度，同时，外资进入粮油加工流通领域不断挤压我国本土的粮油加工物流企业的生存空间，成为保障我国粮油产业链安全的重要挑战。所以，只有建立了强大的粮食流通体系，我国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粮食安全。新粮食安全观应该把粮食流通安全放在和粮食生产安全同等重要的位置，树立粮食流通安全观。国家应该加大对粮油流通领域的投资力度，采用先进的技术、设备进行粮食的储存和周转；完善铁路运输系统，建立粮油运输专用通道。同时，发展壮大本土粮油加工企业和物流企业，鼓励企业兼并重组，扩大规模，增强实力；加强对外资进入粮油加工、流通领域的监管，运用《反垄断法》防止其对我国粮油加工、流通的垄断经营。

（五）粮食持续发展安全观

安全观范文篇4

关键词：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安全；可信计算；主动免疫

1引言

指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美国社会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一书中提到“目前我们的社会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其中最为微妙也最具有爆炸性的变化是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一个新的文明正在我们生活中出现。”这被称为历史上重大变革的信息化社会，代表着人类的经济结构正在从“以物质与能量为重心”向“以信息与知识为重心”转变，而以互联网为主的信息技术革命则是社会信息化的主要推动力，当今世界已通过互联网变成了“地球村”。网络和信息资源的互联互通，形成了覆盖全球的网络空间，成为与陆地、海洋、天空和太空同等重要的人类活动新领域。网络空间由互联网、通信网、计算机系统、自动化控制系统、数字设备及其承载的应用、服务和数据等组成，网络空间和实体空间之间，逐步形成了深刻的、复杂的相互嵌套结构，网络空间安全已成为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

2我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面临的3个重大风险

网络空间安全的核心在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安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承载了社会治理、人民生活最基础的公共服务，聚集了经济运行、劳动创造等最广泛的资源财富，彰显了国家建设、运营、维护和使用网络神圣不可侵犯的主权。随着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面临的内/外部安全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网络安全威胁呈现高烈度、未知性、多样化的趋势。2.1高烈度对抗的风险。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网络攻击方式多样、手段隐蔽、潜伏期长、造成的损失巨大，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不受边界制约。从国内外一系列网络安全事件来看，对网络中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攻击已经成为部级对抗中的首选武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网络空间，已经成为各方势力角力和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2.2无险可守的风险。特种木马和网络攻击手段具有极度危险性，物理隔离已经无法确保抵御网络攻击。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发展，网络攻击将成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稳定运行的主要风险之一。2010年“震网”病毒致使伊朗布什尔核电站20%的离心机报废；2012年“火焰”病毒致使中东石油工业网络瘫痪；2013年“棱镜门”事件致使多国政府、科研机构和企业的信息网络被入侵；2015年“乌克兰电网”事件中，“BlackEnergy”病毒造成乌克兰大规模停电；2017年“勒索病毒”事件中，“永恒之蓝”网络武器导致全球150多个国家的超过30万台计算机（含服务器）和自动化控制设备感染病毒。这些特种木马和特种网络攻击手段是针对物理隔离网和工业控制系统定制的，攻击者通常熟悉被攻击的系统和网络结构，采取先进的攻击技术，病毒扩散和破坏手段非常隐蔽，现有的防病毒软件无法查杀。2.3长期的风险。现阶段我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大量采用国外的产品和技术，该现状在短时间内还无法改变。部分国外的设备在测试中发现了高危漏洞甚至人为后门，攻击者容易获取管理密码，从而取得全部权限。同时，随着自动化、智能化领域的发展，网络互联互通进一步增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安全防控难度进一步增加。纵向认证和横向隔离装置是电力生产工业控制系统的最后一道防线，但通过多项国际案例来看，隔离和认证装置并不是绝对可靠的。由于设备老旧或安装维护不当、参数阈值设置不合理、程序存在逻辑漏洞和远程后门以及设备厂商自身管理缺陷等问题，网络攻击者可能会通过互联网渗透进入控制区；此外，U盘或移动便携机“摆渡”、同一台计算机双网卡、生产控制区使用无线网络等多个途径也会导致病毒间接入侵控制区，进而破坏核心生产控制系统。

3要树立科学的网络安全观，有效应对网络安全风险

在当前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网络空间安全博弈中，要树立科学的网络安全观，有效应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所面临的安全风险。3.1网络安全风险的实质。从科学原理上看，网络安全风险的实质是人们对信息科学认知逻辑的局限性，由于不能穷尽所有逻辑组合，只能局限于完成计算任务去设计信息系统，必定存在逻辑不全的缺陷，从而形成了难以应对人为利用缺陷进行攻击的网络安全问题，这也是永恒的主题。网络空间安全的极度脆弱性主要源于3个方面：1)计算科学问题。图灵计算模型解决了一阶逻辑不自洽性和不完备性等问题，缺乏对不正确的逻辑输入进行安全校验和纠正的攻防理念；2)体系结构问题。冯•诺依曼架构将计算机分为运算器、控制器、存储器、输入设备和输出设备，缺乏对与计算部件同等重要的防护部件的设计；3)应用模式问题。在重大工程项目中，普遍缺乏针对性的网络安全服务，若出现安全问题难以在早期发现和消除影响。这导致了信息系统从“出生”就没有应对网络攻击、抵抗病毒的“免疫能力”，也缺乏外界的“安全赋能”。网络空间安全的极度脆弱性从表象来看主要源于3个方面：1)技术问题。信息资产和系统是静态、已知的，攻击方研发的漏洞和武器是动态、未知的，静态防御难以应对动态攻击。2)管理问题。随着网络安全产业的兴起，大量通用设备和系统0DAY漏洞的频发，导致网络安全最终取决于底层设备、系统和供应链，补丁的准确性、有效性和及时性都不能满足安全需求，通过已知补丁无法抵御未知威胁。3)攻守不平衡问题。网络进攻是“攻”一个点，防守是“守”一个面，行业内分析研判网络安全攻防效费比达1:400。网络安全工作逐步转换为与0DAY漏洞的博弈，但日常网络安全受限于技术也难以通过0DAY漏洞来检查工作，导致攻击预警的确定性太低，从确定攻击到处置攻击的时间过长。3.2应对网络安全风险的关键在于安全目标的收敛。在上述形势下，建设“刀枪不入”的网络防御体系是不可能的；从经济效益上看，建设这种网络防御体系也不一定划算。随着信息化事业的发展，网络安全风险普遍存在于产生、存储、传播信息和数据的计算工具上，体现在网络与信息系统的物理安全、运行安全、信息安全和系统安全上。杀病毒、防火墙和入侵检测等传统“老三样”以相对已知、静态的特征匹配检测技术为基础，已经难以应对高频变化、动态生成和无孔不入的网络安全问题，采用0DAY漏洞和网络武器的网络攻击，容易被攻击者反向利用[1]。因此，传统的“封、堵、查、杀”手段已经过时，找漏洞、打补丁的传统思路不利于网络整体安全，也不利于计算环境的稳定，在对稳定性、可靠性、实时性要求极高的工业控制、物联网等领域中的适用性明显不足。从应用侧角度看待网络安全问题，会导致安全目标的发散、安全资源的浪费以及安全效果的弱化。为了防御网络攻击，网络安全的解决方案必须收敛，安全目标也必须收敛，重点是确保完成计算任务的逻辑组合不被篡改和破坏，以实现正确计算的目标。围绕这个安全目标，从逻辑正确验证理论、计算体系结构和计算工程应用模式等方面进行科学技术创新，解决逻辑缺陷不被攻击者利用的问题，形成攻防矛盾的统一体，为信息系统建立主动免疫能力。现阶段从计算体系结构的优化入手，通过创造主动免疫的可信计算架构和主动免疫的计算模式，从而改变传统的只讲计算效率、不注重安全防护的片面计算模式[2]。3.3主动免疫可信计算体系架构。可信计算是指计算的同时进行安全防护，计算全程可测可控、不被干扰，使计算结果总是与预期结果一样。可信计算采用了安全可信策略管控下的运算和防护并存的、主动免疫的新计算节点体系结构，以密码为基础实施身份识别、状态度量、保密存储等功能，及时识别“自己”和“非己”成分，从而破坏与排斥进入机体的有害物质，为网络信息系统培育了免疫能力。可信计算体系架构的特征是：以自主密码为基础、控制芯片为支柱、双融主板为平台、可信软件为核心、可信连接为纽带、策略管控成体系、安全可信保应用。可信计算的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最初的可信1.0来自计算机的可靠性，主要以故障排除和冗余备份为手段，是基于容错方法的安全防护措施。可信2.0以可信计算组织（TCG，trustedcomputinggroup）出台的TPM1.0为标志，主要以硬件芯片作为信任根，以可信度量、可信存储和可信报告等为手段，实现计算机的单机保护。目前，我国的可信计算技术已经发展到了3.0阶段，建立了主动防御体系，确保全程可测可控、不被干扰，即防御与运算并行的主动免疫计算模式。主动免疫计算模式通过平台密码方案创新，提出可信计算密码模块（TCM，trustedcryptographymodule），采用SM系列国产密码算法，并自主设计了双数字证书认证结构；可信平台控制模块（TPCM，trustedplatformcontrolmodule）作为自主可控的可信节点植入可信根，先于中央处理器（CPU）启动并对基本输入输出系统（BIOS，basicinputoutputsystem）进行验证；将可信度量节点内置于可信平台主板中，构成了宿主机CPU加可信平台控制模块的双节点，实现在“加电第一时刻”开始建立信任链；可信基础支撑软件框架采用宿主软件系统加可信软件基的双系统体系结构；提出基于三层三元对等的可信连接框架，提高了网络连接的整体可信性、安全性和可管理性[3]。

4以可信计算自主免疫体系为核心，推进面向未来的网络安全能力建设

为了解决网络空间安全问题，《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中强调要加快对安全可信产品的推广应用，《网络安全法》第16条强调要推广安全可信的网络产品和服务，国家等级保护制度2.0标准要求全面使用安全可信的产品和服务来保障关键基础设施安全。在下一阶段的网络安全建设中，要围绕国家战略、法律、制度的总体部署，争分夺秒地开展面向未来的网络安全能力建设。4.1建设“带菌共存”的主动免疫能力。以云、物、大、智、移为代表的新技术深刻地改变了业务环境，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正在快速向数字化、智能化、智慧化方向演进。通过网络方式提供服务逐步成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主要应用场景，由此带来的网络安全威胁也呈现多样化和未知性趋势。由于外来安全设备形成的“无菌”环境和“真空”环境代价高昂且无法实现，因此，在计算机体系结构中实现主动免疫，使漏洞和缺陷无法被轻易利用，建设“带菌共存”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主动免疫能力成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通过可信计算环境、可信边界、可信通信网络组成可信环境3重防护，达到“攻击者进不去、非授权者重要信息拿不到、窃取保密信息看不懂、系统和数据篡改不了、系统工作瘫不成、攻击行为赖不掉”的防护效果。4.2建设面对未知风险的威胁发现能力。基于“零信任”原则建立数据驱动下的动态、可信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技术体系，将安全基线融合到系统建设的全生命周期中，并在各个环节进行安全审计，及时进行安全加固、策略配置优化和改进，切实加强系统的自身防护能力，提升安全措施的效能，减少安全隐患，降低可能被外部攻击者利用的风险，确保系统“不带病”运行。以此为基础，对国家关键基础设施进行全景网络绘图，摸清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网络拓扑、联网情况、关键系统、设备型号和存在的漏洞等。构建多维度的态势要素数据、云端数据和威胁情报，实现边界安全、终端安全、系统防护、应用安全和数据安全的完整态势感知，并利用安全数据结合相应的病毒库、漏洞库、案例库、知识库以及情报共享，建立监测模型，实现态势的全面、及时和有效感知。4.3建设适应组合攻击的安全防护能力。面对渐变的业务生态和突变的技术生态，我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还不具备应对多样性和未知性网络安全威胁的能力，运营单位对网络安全的全局洞察力和局部管控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指出：“网络安全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需要树立主动防御、动态综合的防护理念。”贯彻落实网络强国战略思想，就需要变革传统的网络安全防护理论，积极适应网络安全的动态特点，基于主动防御思想，坚持正确的技术路线，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实际出发，逐步建立适应组合攻击的安全防护能力。

参考文献：

[1]沈昌祥.可信计算构筑主动防御的安全体系[J].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2016(6):34.SHENCX.Trustedcomputingconstructsasecuritysystemforactivedefense[J].InformationSecurityandCommunicationsPrivacy,2016(6):34.

[2]沈昌祥,张焕国,王怀民,等.可信计算的研究与发展[J].中国科学:信息科学,2010,40(2):139-166.SHENCX,ZHANGHG,WANGHM,etal.Researchanddevelop-mentoftrustedcomputing[J].ScienceChina(Informations),2010,40(2):139-166.

安全观范文篇5

网络安全问题是当下的一个热点问题，许多网络安全问题的产生与人们对网络安全教育的缺失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必须正确认识网络安全观教育、高度重视网络安全观教育。

（一）网络安全观教育至关重要

网络安全观教育的至关重要性是由它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所决定的，其一，网络安全观教育关乎国家安全。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是指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等方面的总体安全。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技术现已成为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各社会系统正常运转的基础，几乎所有的领域都离不开网络技术。很明显，如果网络不安全则意味着整个国家的安全受到挑战与威胁，加强网络安全观教育就是为了降低风险、减少威胁，最大限度保障网络安全，从而保障国家安全。其二，网络安全观教育事关网络世界每个人的利益。网络的使用主体是人，网络为人们的生活、工作、学习提供各种便利，网络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不可分离，网络安全与否与网络世界的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有着必然的联系。但是网络安全观从来不可能自发地形成，它需要我们不断进行网络安全观教育，提高网络使用主体的安全意识，在享受网络便利的同时能切实维护自身利益。网络安全观教育的影响小到个人利益、大到整个国家的利益，所以我们必须从思想上高度重视网络安全观教育，从行动上积极维护网络安全。

（二）网络安全观教育必不可少

纵观近几年来的网络安全问题，可知绝大部分是人为因素造成的，且现状令人堪忧。首先，现实生活中大部分网民网络安全意识淡漠。网络信息的“虚拟性”与软件病毒的“隐蔽性”使很多网民认为网络很安全，每年因网络安全意识缺乏而导致的网络安全事件不胜枚举。“加强网络安全必须从培养全民的网络安全意识基础入手，只有在认识上高度重视，真正了解到网络入侵和攻击危害的严重性，公众才会在网络空间主动采取相关措施去应对、防范入侵和攻击，才能化被动为主动，最大限度地降低信息风险，减轻损失。”因此，加强网络安全观教育，提高网络使用主体网络安全防范意识便成为维护网络安全不可缺少的一环。其次，我国的网络使用量决定了必须加强网络安全观教育。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最新统计，我国网民人数已经达到6.32亿，手机网民达到5.27亿。网络安全事件一旦发生，影响范围是“一大片”，带来的损失将不可估量。网络安全问题正在经历着技术层面的不断先进、破坏能力不断增强的突变，如果再不加强网络安全观的教育，那么下一个网络安全问题或许会让整个“网界”损失更加惨重。通过网络安全观教育，可以提高人们的安全风险意识，增强社会责任感，减少互联网安全隐患人为因素的比重，使每个社会成员为网络安全贡献力量，同时切实保障其自身利益不受侵害。

（三）网络安全观教育任重道远

确立网络安全观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事故频发，故网络安全观教育的任务变得更为紧迫。根据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的最新报告，仅“2014年12月，CNCERT收到国内外通过电子邮件、热线电话、网站提交、传真等方式报告的网络安全事件7,105件（合并了通过不同方式报告的同一网络安全事件，且不包括扫描和垃圾邮件类事件），与上月的6,570件相比增长了8.1%，其中来自国外的事件报告有51件。”网络安全事件的发生频率越来越高、辐射范围越来越广、影响人数越来越多、造成的后果越来越严重。这急迫地需要大力加强网络安全观教育，使更多网民懂得网络的安全使用，提高防范网络安全的风险意识，教育人们不要成为网络安全事件的制造者。与此同时，大多数国家都是以安全技术的提高与法律制定来维护网络安全，但就目前的实际状况来看，这两者因其局限性和滞后性都未能充分地实现阻止网络安全事件发生的目的。网络安全问题复杂化趋势明显，单从“他律”层面加以防护已远远不够，我们更应该加强网络使用主体“自律”的修养，对他们进行完整系统的网络安全观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提升人们思想道德水平的一门科学，在提升广大网民网络安全意识的道路上任重道远，需下大力气、大功夫、大决心。

二、新形势下的网络安全观教育的重要内容

新形势下的网络安全教育包括网络道德、网络安全基础知识、网络法律法规、网络安全防范以及新形势下网络安全新的应对策略与要求。在网络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下，构建新形势下的网络安全观教育内容体系正当其时。

（一）网络安全新规约：坚守言论内容的“七条底线”

这是新形势下网络安全观教育的应有之义。2013年8月15日，中国互联网大会闭幕并发出倡议，全国互联网从业人员、网络名人和广大网民，都应坚守“七条底线”，营造健康向上的网络环境，自觉抵制违背“七条底线”的行为，积极传播正能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贡献。这“七条底线”为：法律法规底线、社会主义制度底线、国家利益底线、公民合法权益底线、社会公共秩序底线、道德风尚底线和信息真实性底线。传统的网络安全约束侧重于引导网民言论的文明性与合法性，而没有明确的“底线”约束。“七条底线”的提出正面回答了在新形势下该如何具体做到言论文明、行为合法。坚守新时期的网络安全新规约，就是要时刻坚守这“七条底线”，这是我们用网的原则和基础，也是维护我们自身安全与利益不被侵害的基本保障。网络世界需要积极、理性、向上的网络文明与网络道德，构建这种文明和道德的前提就是每个网民都自觉遵守“七条底线”。加强以“七条底线”为根本内容的网络道德宣传教育，有利于营造文明、健康、清朗的网络环境；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引导广大网民形成文明上网、科学用网的良好习惯；最重要的是有利于减少网络安全事件发生，降低网络违法犯罪事件概率，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早日实现。

（二）网络安全新领域：维护网络信息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

这是新形势下网络安全观教育的核心内容。云计算、大数据等网络运用的出现，使网络信息作为一种战略资源而备受各国重视，网络信息虽不像国家的领陆、领空、领水一样以有形边界状态存在，但却实实在在已成为国家安全新的主权领域。国家安全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谋求国家安全是每一个国家的最高利益。可以说，维护网络信息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丝毫不亚于对领陆、领空等有形主权领域的保护意义。网络信息的安全维护离不开广大网络使用主体，这促使我们必须在新形势下加强网络信息的国家安全教育，强化信息安全掌控力，捍卫自己的信息主权。而“棱镜”事件给国际社会敲响了网络信息国际安全的警钟，随着网络的融合发展，过去相对独立的网络已经融合为深度关联、相互依赖的整体，形成了全新的网络空间，亟需构建一个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世界以保障网络信息的国际安全。网络信息的国际安全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全与否，网络信息的国家安全若得不到保障，网络信息的国际安全就无从谈起。互联网发展的目的是给人类带来福祉而不是危害，网络世界应该是和平的而不能成为实施恐怖主义活动的工具；网络世界应该是安全的而不能成为攻击的利器、犯罪的温床；网络世界应该是开放的而决不能闭塞隔绝、只顾自己发展；网络世界应该是国际社会携手合作共治而不能单个国家独善其身。加强网络信息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教育就是要使网络世界的每个人都自觉维护网络安全，促进网络信息化的长远健康发展。

（三）网络治理新常态：全面实施依法治网

这是新形势下网络安全观教育内容的重要方面。互联网进入中国已经有了20多年的发展历史，在这期间，国家对互联网的规范与管理有一个逐渐明确的过程。我国在网络治理过程中，虽然做出了很多积极的行动，但由于整体起步较晚，相应的法律法规也不够完善，还存在法律缺位与滞后的问题。近年来我国用网人数激增，网络安全事件频发，国家越来越重视网络法治问题，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这为依法治网奠定了理论基础，为网络法治新常态的形成提供了科学依据。“依法治国的重点难点在依法治网，网络空间法治化不够严重阻碍了现实空间法治化，依法治网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工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增强了依法治网的信心，给依法治网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指出：“要抓紧制定立法规划，完善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等法律法规，依法治理网络空间，维护公民合法权益。”从网络安全问题的复杂性与高发性来看，要形成网络法治的新常态，首先，必须建立健全网络安全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如制定专门针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法规，针对企业信息安全的法律法规等。在维护网络安全的各种手段中，加快我国网络安全立法是根本保障。其次，要严惩网络违法犯罪行为，在全社会树立遵守网络法律的共识，同步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法治。最后，要教育广大网民勇做推动网络空间法治化的践行者，培育和树立网络战线上的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只有用法律来管理网络，才能统一标准，树立威严，让意欲利用网络途径的违法犯罪分子不敢轻举妄动。在网络法治化的路上，做到完善法律法规与动员全社会一起努力两手抓，坚持网络法治常抓不懈、严抓不怠、狠抓不纵，实现网络法治新常态。

三、积极探索网络安全观教育的新途径

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注意把我们所提倡的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同样，网络安全观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重大现实课题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它涉及方方面面，是一个宏大的工程，需要在实施过程中讲究方法，循序渐进，具体来说就是要在教育过程中落细、落小、落实。

（一）将网络安全观教育落细

将网络安全观教育落细，就是要细化、要具体。首先，在教育对象上要细分。网络使用对象按年龄分，有孩童、青年、中老年人；按文化程度分，有小学、初中、高中、大专、本科、硕士、博士等；按工作性质分，有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等等。网络使用主体的成分构成是复杂的，但他们都是我们的教育对象，教育对象的不同决定了我们使用的教育方法和教育手段不同。如针对孩童的网络安全观教育，我们要从正确认识网络、正确使用网络以及加强网络道德教育入手，使他们从小养成安全用网、文明用网、主动维护网络安全的良好习惯。其次，在教育内容上要细致。网络安全观教育内容包括几大方面，而各个大方面里面又囊括了许多小方面，如仅网络安全教育就包括网络设备安全、网络信息安全和网络软件安全三方面，所以在教育内容上要细致安排，做到不遗漏不交叉不重复、有针对有层次有系统。网络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要把教育内容细化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提高人们的安全意识。如在人们用网时，避免网络硬件损坏可以设置安全使用的标语提醒；针对现如今越来越严重的信息泄露问题可以教育大家平时养成数据备份习惯和防止信息泄露的警告等。最后，在教育目标上要细化。对网络使用主体进行网络安全观教育是为了实现全面提升网络安全意识、保障网络安全的目的。而这目的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必须在教育目标上加以细化，各个击破。如针对计算机网络病毒的防范，就要从病毒来源、传播途径、最易感染群与范围分析入手，教育大家要加强对软件引入的安全审查，切断它的传播路径，做好安全防范，提醒大家不要从不正规网站安装下载软件，不轻易打开陌生邮件，及时删除信息等。

（二）将网络安全观教育落小

将网络安全观教育落小就是要从小处着手，以小促大。具体包括以下几点：首先，从各行业抓起。我们正处于“互联网+”的全新时代，每个行业都希望利用互联网实现行业潜力的最大挖掘，而只有网络安全才能保障行业新价值的创造。当下，受网络安全的危害最多的正是各借助网络技术快速发展的行业，所以开展网络安全观教育就必须从各个行业抓起、逐步建立起网络安全链。对于银行、电信行业的网络安全观教育必须加大加强；对于学校、事业单位的网络安全观教育应该使之常态化。每一个行业之间的网络安全将会促使一个安全、清洁的网络环境逐渐形成。其次，从可能引起网络安全的小环节抓起。大部分网络安全问题都具有由小变大的特点，这就要求网络安全观教育要从小环节抓起，防微杜渐。如一个很小的漏洞很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的瘫痪，要教育广大网民平时在用网过程中处处留意，遇到漏洞问题及时修复、经常查杀电脑病毒扫描垃圾文件等。最后，从娃娃抓起。近年来，儿童网络安全问题越来越严重，上当受骗、网络成瘾、未成年人网络犯罪、网络言论失德甚至反动等问题日益突出。正所谓“教育要从娃娃抓起”，要把网络安全教育、网络道德教育、网络法制教育等一整套的安全观教育纳入中小学课程教学中，从小培养青少年的网络安全意识，提高娃娃的思想认识水平，促进他们身心健康发展，使之积极维护网络安全。

（三）将网络安全观教育落实

安全观范文篇6

1县级供电企业安全文化现状

县级供电企业是电网企业的基层单位，在一体化的管理下，具有成熟完备的安全生产规定、标准以及管控措施，也能有意识地去构建安全文化，并通过会议、宣传媒介等，在企业内努力营造安全文化氛围。但目前安全生产还停留在主动管理阶段，只有部分员工具有安全管控自主意识，大多数员工在安全管理方面还处于被动状态，员工的安全习惯、安全观念、安全素养尚未完全树立，不能自觉实践于工作生活中，以致每年县级供电企业人为因素造成的人身伤亡事故仍时有发生，企业安全文化需要进一步构建。

2县级供电企业安全文化构建的有效途径

县级供电企业安全文化的范畴经过系统归纳，笔者认为主要包括安全观念文化、安全行为文化、安全管理文化和安全物态文化。其中，安全观念文化属于精神层，安全行为文化和安全管理文化属于制度层，安全物态文化属于物质层。基于安全文化的范畴，县级供电企业应该通过以下4个途径着力构建安全文化。

2.1传输安全观念

要在“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普遍共识的基础上，从人的意识和观念入手，树立和传输员工安全观念。一是管理层应结合企业实际梳理出安全观念的范畴，如“安全第一、安全预防、安全质量、安全风险、安全管理”等，解决“安全观念是什么、应该做什么”的问题，如某企业提出的“安全发展、以人为本、预防为主、文化为源”的安全生产方针，就传递了一种强调“人、预防、文化”的安全观念。二是要加强对安全观念范畴的宣贯，通过文件宣贯、安全讨论、安全培训等多种方式，让员工树立安全观念，并知道树立安全观念的路径。三是要理论联系实际，通过媒介宣传、教育培训等，牢固树立员工自我保护意识和防范意识。

2.2规范安全行为

员工安全行为直接关系到安全生产，县级供电企业应围绕安全行为构建安全行为文化。一是要规范员工安全作业行为，建立完善的安全规范、安全措施、安全标准等并加以刚性执行。二是要注重培育员工安全思维，通过建立安全事故通报机制、推动安全风险管理体系建设等，帮助员工树立正确的安全思维，即习惯性地想到作业规范是什么、作业风险是什么、注意事项是什么等，形成自我安全的PDCA管理。三是要注重安全管理层的专业化安全培训，打造一支懂安全、会管理、会指挥的安全生产管理团队，确保在规范员工安全行为中发挥科学指导作用。

2.3完善安全管理

有效的安全管理直接影响组织及个人安全行为的规范性和约束性。构建完善的安全管理文化是安全文化根植的体系保障。县级供电企业应从以下方面完善安全管理，打造安全管理文化。一是要推行一体化管理，刚性执行电力行业及电网企业颁发的电力法律法规、电力安全生产标准和规程、电力作业指导手册等，做到安全生产有章可循、有章必行。二是要结合企业实际完善安全管理架构，并层层落实管理职能，如建立安全委员会、安全风险管理体系、安全督察小组等，确保各项安全执法到位、安全规章制度落实到位、安全行为规范到位。三是要建立安全生产考核机制，奖优罚劣，特别是严惩安全违章行为，增加员工安全违章成本，确保员工在安全生产过程中有章不敢违。

2.4夯实安全物质基础

生产作业环境、作业工器具是安全生产的物质基础，也直观地反映了企业领导层对于安全生产的认识和态度，县级供电企业应高度重视电力生产工艺和工器具的安全性保障。一是要重视安全环境建设，如安全健康与环境建设、环境与职业健康风险评估等。二是要高度重视电力安全装置、仪器、工器具的安全可靠性，确保生产工艺的安全性。三是要重视新科技、新工艺的引进与应用，提升作业的安全系数和工作效率，做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3县级供电企业安全文化评价与完善

安全观范文篇7

1.安全文化的提出在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后评审会”上，当时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提出了“核安全文化”这一说法，而1991年出版的《安全文化》，标志着“核安全文化”的正式诞生。1994年6月《安全生产报》刊登了我国劳动部李伯勇部长题为“把安全生产工作提高到安全文化高度来认识”的指导性文章，这标志着安全文化由企业安全文化拓延到了全民安全文化。

2.安全文化的涵义对于“安全文化”，比较普遍使用的说法是指人们对安全价值观与安全行为准则的总的认识和态度。安全文化是文化的一个分支，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与文化范畴一样，由于人们的认识和应用范围不同，安全文化也有不同的定义。把安全文化的内容引入到不同的领域，就称之为某个领域的安全文化，比如安全文化应用到工业领域，这就有了企业安全文化，而把安全文化与教育系统或者是学校结合起来，这样就有了校园安全文化。

二、高校校园安全文化

1.高校校园安全文化的内涵高校校园安全文化隶属于文化，而文化从结构上可分为三个层面：精神层、制度层、物质层。所以，针对高校校园安全文化来讲，精神层就是高校校园安全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是指高校的领导和全体师生员工需要共同遵守的安全准则和信念、标准等，是形成高校校园安全文化制度层和物质层的基础。制度层是高校校园安全文化的中间层，是指师生员工和学校各单位各部门在共同的教育活动中所应遵循的安全行为准则；物质层是高校校园安全文化的外部表层，是指高校校园内创造的看得见的实物文化，是校园的安全理念的载体。

2.高校校园安全文化的外延有研究认为，高校校园安全文化是指在一所学校内部所形成的，被全体成员所认可并自觉遵守有关安全问题的价值观以及行为准则的总和，高校校园安全文化应该包括全校师生员工关于安全问题的价值观认识、行为准则、规章制度、教育活动、管理活动以及外在物质设施等有形或无形的东西，是在高校这一特定的范围内所呈现的一种特定的安全文化氛围。它是以师生员工为主体，以保证学校财物、师生人身安全为主要内容，以校园为主要空间，以校园精神为主要特征的一种群体文化。校园安全文化系统是一个以学生为中心要素，人、环境、管理等要素共同作用的，以保护学生人身安全、养成学生安全素养为系统功能指向的大系统。与强调“人、机器、环境”的工业生产领域安全文化相较而言，在校园安全文化构成要素中人处于突出的位置，环境则呈现出开放的特征，管理有着其较为宽泛的外延。至于机器，只有在特别的情况下才会存在。因此，人、环境、管理是校园安全系统主要构成要素。

三、大安全观

1.安全观安全观是指人们对安全的作用、地位、价值等总的认识与看法，是世界观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人生观的最基本目标，是实现人生价值观的保障，其中生命价值观是安全观的核心。《现代汉语词典》对“安全”的解释是：“没有危险；不受威胁；不出事故”。在古代汉语词汇中并没有“安全”一词，但“安”字却在许多场合下表达着现代汉语中“安全”的意义，如《易系辞下》有言“君子安而不忘危”，这里的“安”所表达的就是“安全”的意思。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安全就是指人身、财产和人的生存条件不受危害，即“无危则安”。

2.大安全观如今，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有力的推动了经济发展，人们对安全的需求、认识开始迅速转移，人们对安全问题关注的重点，已经逐渐从传统安全向非传统安全转移。传统安全关注的主体主要是国家，而非传统安全关注的主体是多样化的，除了国家还有多种主体，包括作为个体的人与整个人类及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的安全等。随着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各个领域频频发生，从20世纪80年代起，逐步形成了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在内的综合安全观，“大安全观”的安全理念开始孕育、发展。所谓大安全观，是指安全科学体系的扩展和深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安全观，针对人类生产、生活、生存的各个领域，关注安全的综合性、共同性、普遍性、合作性等特点，是对安全的内涵、目标和解决安全问题的手段所得出的对安全问题总的认识。

3.高校大安全观我国目前正处于矛盾凸显的社会转型期，不仅教育系统内部出现了各种新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而且社会上各种非传统安全因素也开始向日益开放的高校校园侵蚀，如境外敌对势力对校园的思想文化渗透、恐怖暴恐活动，房屋动迁等各种社会矛盾、社会热点和敏感问题，校园安全问题已不再是附属于社会安全的一个次要分支，而是居于社会安全系统的核心地位。尤其是，高校安全和稳定已经成为“社会政治的敏感区，社会矛盾的高压区，社会动态的晴雨表”。创建平安校园，建设平安社会，大安全观首当其冲。何为高校大安全观？从微角度观看，高校大安全观是针对当前维护高校校园安全稳定所面临的包含内外部的新形势和新挑战，这就需要政府、高校和社会一起统筹规划，切实加强校园安全稳定工作，各方尤其是高校本身要不断健全和完善高校校园的安全工作体系，通过多方协同努力，形成共同维护高校校园安全稳定的工作合力。从宏观角度看，高校大安全观是现代社会安全体系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隶属于以“综合性安全”思想为核心的人类“大安全观”中的社会安全范畴。

四、基于大安全观的校园安全文化建设补缺

1.勿将安全文化范畴变窄目前，人们对于安全文化体系范畴的认识，已经扩展到三个体系：形态体系、场域体系和对象体系。但在谈及安全文化相关体系时往往使其范畴变窄，如在高校安全文化建设工作实践中，往往重视和关注的重点是安全行为文化和安全管理文化，而对安全观念文化则很少涉及；比如，在谈及高校安全文化的场域体系时，一般都仅局限于校园，往往忽视家庭、社区等场域，尤其是虚拟网络空间等大众传媒，没有看到高校校园安全文化建设与社会安全文化建设的密切关系，未能实现学校、家庭、社区等场域间的深度合作；在谈及高校校园安全文化的对象体系时，都是基于学校内部场域的人员群体，往往把高校校园安全文化的建设简单看成学校的管理层、学校里教师和学生的事情，甚至会认为这仅仅是高校从事安全工作的部门的事情，总是忽略了学生家长、社区人员、校园周边人员及其他相关部门人员对高校校园安全文化建设的重要支持作用。

2.勿将安全氛围等同安全文化安全文化一般来说包含安全观念和安全行为，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安全氛围与安全文化有相似的地方，但实质上是由很大区别的。安全氛围只是一种人的心理表象，其通常与安全状态、所处环境等相关，是人对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具体安全状态的认知，而且会随着状态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是安全文化的短暂“快照”,具有不稳定性和变化性。建设高校校园安全文化就是要在高校校园各类活动和校园环境中营造出一种安全文化氛围，使得全校师生员工被这个氛围潜移默化，从而归从本校的安全价值取向和安全行为准则。而仅仅在校园里挂一些安全教育横幅、张贴一些安全警示标语和宣传图片、安装一些交通安全设施来营造校园安全氛围是不够的，这不能等同于校园安全文化建设，仅仅是校园安全文化的短暂“快照”，或者说这些只是校园安全文化建设的一种简单配套措施而已。

3.勿将安全氛围替代安全管理校园安全管理是以保护学校财产和师生安全为目的，进行有关决策、计划、组织和控制方面的活动，它是通过行政管理的手段，实现排除隐患、控制事故、减少损失，为师生创造一个安全的学习、科研、生活等环境。在现实工作中往往忽略了安全工作的本义，以为校园里拉了横幅、摆了安全展板，或是教室、食堂等贴了标语，或是开了两次会、听了两次讲座就能解决问题了。校园安全工作必须从实际抓起，从实处抓起，校园安全工作的目的不是仅仅宣传而已，而是要点对点的落实、部署、检查、监督、策划。校园安全氛围只是校园安全管理的一部分，不能因为部分而丧失了做安全管理的本身目的。

五、小结

安全观范文篇8

一、树立大安全观念，在建设安全文化体系上实现突破

安全文化是建立在“安全观”和“文化观”基础上的，、在安全观方面包括全民安全文化、企业安全文化、社区安全文化、乡村安全文化、家庭安全文化等，在文化观方面包含意识形态的内容，也包括行为、环境、物态等。

安全文化的形态体系，包含安全观念文化、安全行为文化、安全制变文化和安全物态文化。

安全观念文化是安全文化的核心，是形成和提高安全行为文化、安全制度文化和安全物态文化的基础和动力；安全行为文化既是安全观念文化能反映、，同时又反作用于安全孤念文化；安全制度文化体现安全观念文化和安全行为文化刘全民的要求；安全物态文化是形成安全观念文化和安全行羞文化的条件，折射出安全行式文化的成效。

安全文化的对象体系涉及到所有一般公众，对生产经营单位主要有五类对象：法人什表、各级领导、安全管理少员、从业人员及其家属。

安全文化的领域体系从生产向生活扩展，从企业向社会扩展，从工人向社会公众打展，从安监、交通、消防、尼监等部门向建设、文化、孝育、卫生等部门扩展。

二、树立大文化观念，拓展文化理念内涵上实现突剧

新型安全文化要建立以下文化理念：

一是以人为本的执政型念。坚持以人为本，对做好l全生产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义。安全生产的最终目的是维护人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和理念。在安全生产工作中，一方面，要把保护人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另一方面，要在提高人的安全文化、技术素质、调动人的积极性上狠下功夫。

二是珍惜生命的情感理念。

安全是一种关爱。管理者和领导要用“热情”的宣传激励职工，用“热情”的服务支持安全管理人员，用“深情”的关怀和爱护温暖职工，用“柔情”的举措规范职工的安全行为，用“绝情”的管理保护职工，用“无情”的事故教、育职工。

三是安全效益的经济理念。

实现安全生产，保护职工的生命安全与健康，不仅是企业的责任，而且是保障生产顺利进行的基本条件。安全是生产力，安全就是效益，安全是一种投资，安全更是最大的节约，安全不仅能“减损”，而且能“增值”。

四是预防为主的科学理念。

安全工作应该变纵向单因素管理为横向综合管理，变事后处理为事前防范，变静态被动管理为动态主动管理。

另外，还要建立综合管理的系统理念、诚售为本的价值理念、遵章守纪的法治理念等。

三、树立大宣传观念，在拓宽宣传内容上实现突破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群众的安全观念发生了变化，由安全生产发展到安全生产和健康生活并重。新型安全文化必须针对群众的需求，树立大宣传观念，由单纯宣传安全生产政策法规，向关注群众生活质}和品位拓展。

四、树立大互动观念，在己挥群众参与作用上实现突破

新型安全文化建设只有实见政府倡导与群众参与的统一，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f能达到最佳效果。因此，要寻新型安全文化建设融人大众吴乐、乡村和社区建设、广场之化活动、企业发展等，渗入到弹众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

五、树立大联合观念、在形成齐抓共管长效工作机制上卖现突破

新型安全文化建设需要全土会的共同参与，因此，必须生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和协同下，整合资源，建立纵横联功的工作机制。安监、宣传、丈化、卫生、教育等部门和工会要在宣传工作上联动，安监与公安、交通、消防、建设、喷监等部门要在监管中联动。另外，还要依托企业、社区、学校，使新型安全文化、企业文化、社区文化、校园文化和乡村文化共同发展。

六、树立大服务观念，在增强安全文化功能上实现突破

安全观范文篇9

五要素在安全文化空间结构中的位置示意图

安全文化是各要素之根本

安全文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安全宣教和承载宣教内容的各种媒体、文艺样式或主题活动等，它与各要素也不是并列关系，而是各要素的母体。安全文化的空间结构分为表层、中层和深层三个层次。表层安全文化是以物质或物化形态表现的，它是外显的，是摸得着、看得见的，例如安全防护用品等。中层安全文化是以人的行为活动或行为化的方式表现的，它不像表层文化那样外露，但也不像深层文化那样隐秘，虽然摸不着，但能看见或听见，例如安全法律法规和安全活动等。深层安全文化是以人的意识形态表现的，它是无形的，内隐的、不易觉察的，是人们对安全规律的认识和头脑中的各种安全观念。

深层安全文化虽然是摸不着、看不见的，但它的各种信仰以及有关安全的理论、科学原理等，均反映在中层和表层文化中。例如，一枚安全徽章，它本身是物质的，属于表层文化，但通过观察人们所佩戴的不同的安全徽章，可以了解其独特的安全观念。假如安全徽章是齿轮、长城加橄榄枝包围的绿十字，表明佩戴者崇尚生产安全和工业卫生；假如安全徽章是绿十字和安全帽的组合，表明佩戴者主张以人为本的职业安全健康理念。又如事故调查中的原因分析、责任认定和处理过程，是以行为活动方式表现出来的中层文化，从中可透视出安全科技水平的高低和什么样的法制观念；再如穿符合标准的劳保服装从事生产操作，也是以行为活动方式表现出来的中层文化，可在这里面却能看出他们的价值观念、审美观念等许多深层文化的内容。

深层文化的变化，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例如事故频发，死的人多，人们的安全意识会因此而增强，安全观念会有所更新，安全文化会有一个阶段性的顺利发展的机会；事故少发，伤亡率低，人们的安全意识会有所减弱，安全观念会淡化，安全文化会停滞不前。我国建国以来所经历的五次事故高峰和安全监管机构的多次撤并与重建，就表明安全文化的发展受社会存在的影响。

安全法制是制度文化的典型形式

安全法制处于安全文化的制度层次。首先，它是制度文化的典型形式，是安全精神文化的外化，也是安全行为文化的规范。其次，它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在我国，就是以人为本的宪法精神和社会制度的书面表达。再次，它是政府管理安全工作的准绳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底线，它规定企业存在的起码条件、生产经营的基本要求、市场准入的最低门槛、从业人员的行为准则。第四，它是公民义务的参考样本。第五，它是公众舆论监督的标准，通过它可以评判政府管理是否到位、企业自律是否合格、相关机构是否尽责等情形。

安全法制是安全制度文化的主体，是人们行为的指南，它的决定因素是多数人认同的安全观念。在我国，它是安全第一的价值观念、尊重生命的道德观念、劳动保护的政治观念、不安全不生产的法制观念、以行为安全和文明卫生为美的审美观念的综合反映。其中既有对不安全行为的限制，也有对安全行为的倡导。对不安全行为的限制，首先是通过制定标准进行界定，然后再区分哪些应当禁止、哪些只是一般的约束等。例如《安全生产法》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必须具备安全生产的基本条件，才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这里所说的安全生产基本条件，指的就是有关安全的法律法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对安全行为的倡导，表现在鼓励开展多种形式的安全活动，制定开展这些活动的周期、开展活动的具体时间以及相应的内容等方面。例如，规定每年6月为“全国安全生产月”，每年3月最后一周的星期一为“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每年9月上旬为“全国交通安全宣传周”，每年11月9日为“全国消防宣传日”；规定新工人进厂必须接受“三级安全教育”；规定各类人员的安全职责，明确各类人员都要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对安全生产负责……这些都是受人的安全观念的支配，为了减少进而杜绝人们行为中的不安全因素，提高已经养成的安全行为的可靠性，通过观察、调研、起草、论证、征求意见、反复修改，会议通过等一系列行为而创制的安全制度和规范。它是安全中层文化的高级形式，它为安全行为文化（包括安全法治）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制度保障，把安全行为文化与生产经营活动融在一起，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当然，有关安全的行为规范除安全法律法规、标准制度外，还表现在人们的道德、风俗、习惯等许多方面，构成全面的、科学的、与时俱进的安全行为规范，并要求人人自律，确保安全。

安全责任体现在安全文化的各个层次

从安全文化的空间结构看安全责任，它的位置主要在中层和深层文化里。首先表现在行为文化里，以杜绝“三违”为核心的各种行动，就是在履行安全责任。例如各级政府、各职能部门、各行各业的决策层召集安全会议，带队检查安全等；各级政府、各职能部门、各行各业的管理层按照分工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保质保量完成日常工作等；各行各业的操作层按照规章制度进行生产作业等；社会各界关注安全的各种实践活动。现在，以落实安全责任为内容的安全行为已成为一种区别于其他行为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分个人行为和集体行为，个人行为就是人们常说的“三不伤害”；集体行为就是政府、社区、企业为达安全的目的所开展的一切活动，如安全培训、安全检查、安全评估、安全制度的编写、安全法律的制定、安全文艺演出、有关安全的学术研讨、安全电视电话会议等等。

其次就是制度文化。在制度文化里，有关安全责任的内容相当丰富。例如政府和政府有关机构的安全责任制，其中包括政府安全监管机构的责任和政府非安全机构的安全责任；受政府有关部门委托的中介机构的安全责任（咨询机构、评价机构、培训机构、宣传机构等）；科研机构的安全责任，包括安全科研机构的责任，非安全科研机构的安全责任；教育机构的安全责任，包括安全教育机构的责任，非安全教育机构的安全责任；还有社区（街道、村委会）的安全责任，企业安全生产责任等。

另外就是表现在深层文化里安全责任。例如在社会所倡导的个人道德观念里，关心人、爱护人、帮助人等；在对个人所期望的社会道德规范里，“三不伤害”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安全科技是安全文化的精华

安全科技又可叫作科学安全文化，它影响着安全文化的品质和功能。安全科技在本质上处于文化的深层结构中，但在一般情况下，在安全文化的各个层次中都能见到它。安全科研活动是安全行为文化的重要内容；安全科研成果是安全文化的精华，是对安全精神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创新和发展，同时也使安全文化的空间层次更加丰满，使实现安全的手段更加可靠。

在器物层次上，各种用于安全目的先进工具和设施都是物化了的安全科技成果。安全物态文化是安全文化的表层部分，是人们受安全观念文化的影响所进行的，有利于自己的身心安全与健康的行为活动的产物，它能折射出安全观念文化的形态。因此，从安全物态文化中往往能看见组织或单位领导对安全的认识程度和行为态度，反映出企业安全管理的理念和方法是否科学，体现出整体的安全行为文化的成效是否显著。生产生活过程中的安全物态文化表现在：一是人的操作技术和生活方式与生产工艺和作业环境的本质安全性；二是生产生活中所使用的技术和工具等人造物及与自然相适应有关的安全装置、仪器仪表、工具等物态本身的安全可靠性。

在行为层次上，各种操作动作更有益于人的健康，各种设计、施工和验收行为等都更符合自然法则、更加人性化。在我们这个现代文明还有盲区，不讲科学的迷信活动仍有市场的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程度不高，农业仍很落后的情况下，需要倡导的安全行为文化是：进行科学的安全思维；强化高质量的安全学习；执行严格的安全规范；进行科学的领导和指挥；掌握必需的应急自救技能；尊重因安全的需要而出现的各种活动，抓住机会因势利导，开展科学的安全防灾引导；进行合理的安全操作等。

在制度层次上，安全法律、法规、标准的制定更科学，科技含量更高。科学的安全制度文化与安全行为文化一样，在安全文化的空间结构中，同处中层位置，但它在时间上滞后于行为文化，因为它产生于人们的行为活动，是人们行为活动中有利于安全的成分被总结提炼的产物，它的作用是对人们的安全行为进行规范。安全制度文化是社会化大生产不可缺少的软件。它对社会组织和各类人员的行为具有规范、约束和影响的作用，所以有学者又把它叫做管理文化。安全制度文化的建设内容包括如下内容：一、建立法制观念、强化法制意识、端正法制态度，二、科学地制定法律法规、规章标准，三、严格的执法程序和自觉的执法行为等；同时，安全制度文化还包括行政手段的改善和合理化，经济手段的建立与强化等。

在精神层次上，安全观、安全哲学、和谐社会的构想和科学发展观等成为主导思想。科学的安全观念文化是指决策者和大众共同接受的符合客观规律的安全意识、安全理念、安全价值标准。安全观念文化是安全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是形成和发展安全物态文化，促进并提高安全行为文化和安全制度文化的内因。联系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大背景??计划经济的惯性与市场经济的不完善，全面小康的发展目标与重生产轻安全的现实，加入WTO的承诺与面对问题的投鼠忌器??我们需要建立的安全文化观念是：以人为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最大的内需，安全生产就是经济增长点，讲安全就是有人性的观点等；以及未雨绸缪的意识，自我保护意识，科学防范意识等。总之，要尊重国情，开展利于每个人的发展的积极的安全科研，并促进安全科研成果的应用；同时更多地借鉴世界各地的最佳安全科研成果，以造福广大劳动者。

安全投入是安全观念的行为表达

安全投入是某种安全观念的行为表达，或者说是受某种安全观念所支配的行为选择。这一选择是对人的身心健康和安全需要的积极肯定和有益促进；安全投入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安全文化在物质层次和制度层次的状况。因此，为了使安全投入有保障，除了创造物质条件外，还要建立切合实际，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并将其约定为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

安全投入是一种以公益为主的高层次的安全行为，是现代文明和安全制度文化的基本内容，是建设安全物质文化的保障，也是开展安全科研，应用安全科研成果的保障，而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正确的安全观念文化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变为现实。

安全观范文篇10

［关键词］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路径

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的大学生面临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机遇，也遭遇了意识形态领域复杂的斗争等挑战［1］。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其先进的网络技术优势，对我国网民尤其是高校师生进行意识形态的全面渗透和干涉，使我国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乃至国家安全遭到威胁。为应对新时代国家安全遭遇的新挑战，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本文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关系以及新时代我国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为切入点，对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加强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路径进行探讨。

一、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关系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也难以得到保障。”［2］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体国家安全观是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依据。(一)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意识形态是阶级利益的表达［3］。任何阶级或执政党若想打牢执政根基，必须占领意识形态领域主阵地，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主动权和话语权。早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就预言:“下一个世纪最重大的挑战之一，是不要再为我们的技术威力而赞叹和陶醉，而要利用这种威力，去处理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人民之间的分歧。”［4］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肆宣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鼓吹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观，诋毁、攻击他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积极推行“和平演变”。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不仅包含传统意义上的主权国家领土安全、领海和领空安全，还包括非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形态传播的主阵地已不再局限于报纸、书刊等传统媒体，网络的虚拟性、自由性、双向性交流的特点使人们更愿意通过网络了解国内外发展状况、热点问题、政治观点和价值观等内容。因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二)总体国家安全观是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遵循。在2014年4月15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首次正式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将每年4月15日确定为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并在党的报告中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这一系列的行动说明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安全工作，并结合新时代我国面临的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进行了国家安全的顶层设计。“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我们研判、应对国家安全复杂局势的根本方法，也是积极应对网络意识形态威胁的重要遵循。第一，国家安全观为网络意识形态建设指明了方向。国家安全观强调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好主流媒体网站，弘扬主旋律，坚决抵制心怀叵测的国家或个人利用网络攻击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为网络意识形态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第二，国家安全观为网络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方案。“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网络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相互配合、协同推进”的方案。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国土安全、社会安全、网络安全等方面的安全相辅相成，共同构筑国家安全。维护国家安全必须将各方面的安全建设统一推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为重点，牢牢守住主流意识形态阵地，协同推进安全建设。因此，总体国家安全观是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遵循。

二、新时代我国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新时代我国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主要表现在主流意识形态网络主导力弱化、网络防御力较低、网络斗争环境复杂三个方面，其主要原因是西方国家垄断网络技术、推行网络文化冷战及我国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队伍力量薄弱等。(一)面临的问题。1．主流意识形态网络主导力弱化。主流意识形态网络主导力弱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在网络上的失声，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引导、矫正能力较弱。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5］。当前我国既处于改革开放攻坚期，又处于经济中高速增长、社会矛盾凸显、社会阶层复杂、文化多样性并存的特殊时期，多种社会思潮相互激荡，微信、微博等网络新媒介为各种社会思潮的传播推波助澜，削弱了传统媒介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垄断。公众可以通过网络自由选择、散发海量信息，这些信息中不乏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等思潮夹杂其中，对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产生负面影响，降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网络引导、矫正能力，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网络主导地位。2．主流意识形态网络防御力较低。主流意识形态网络防御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应对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渗透的能力，二是应对国内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言论的能力。我们通过讲述中国故事、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等途径让世界了解中国，积极应对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网络技术和网络管理能力较低，无法抵御其意识形态的网络渗透，致使西方国家不良的、反动的思想言论弥漫在我国的网络空间，“淡化意识形态”“指导思想多元化”成为时髦论调，侵蚀着网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尝试通过建立红色网站、加强网络监管等途径应对上述问题，其效果差强人意。3．主流意识形态网络斗争环境复杂与报纸、书刊等传统传播模式相比，互联网具有虚拟性、交互性、即时性等新的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网络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新阵地，面临的斗争环境更加复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先进的网络技术，占据着网络空间的“话语霸权”，对其他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据调查，现今全球的互联网服务器均在西方发达国家，且受到美国的管控［6］。我国一些重要领域的信息和尖端技术通过网络被窃取，网络安全遭到威胁。另外，一些学者和名人即网络“大V”为了“博眼球”“挣点击量”，利用网络即时性、开放性特点和网民盲目从众心理及名人“光环效应”，对一些社会热点、敏感事件加以炒作，或者以学术论争为由，引导网民进行意识形态论争，抹黑、诋毁党和政府的形象，使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环境愈加复杂。(二)原因分析。1．西方国家垄断网络技术。网络技术是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工作的法宝，能否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战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拥有先进的网络信息技术。美国是最早开发和应用网络信息技术的国家，几乎垄断着全球的网络系统。［6］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先进的网络信息技术优势威胁他国信息安全，并对网络资源加以垄断，将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打造成“普世价值”，通过网络渗透冲击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阵地。其一，攻击他国网站，窃取他国经济、政治等领域的重要信息。2009年5月，美国微软公司曾切断古巴、朝鲜、苏丹的MSN即时通讯;2016年11月，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共发现719583个病毒攻击我国网络，黑客组织“影子经纪人”公布一组曾受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攻击与控制的IP地址和域名数据，显示遭受攻击最多的国家是中国，攻击了我国至少9所高校，12家电信、航空等重要信息系统部门和2个政府部门信息中心。［6］其二，散布反动言论，进行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全球共有13台因特网基础设施的根服务器，美国拥有1台主根服务器和9台辅根服务器，凭借雄厚的信息技术资源和传播能力，向我国网民散布大量反动信息，使部分学生受到西方国家网络意识形态渗透的影响。2．西方国家推行网络文化冷战。文化冷战是相对于兵刃相向的武力斗争而言的思想文化领域的战争，常常通过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渗透等途径，瓦解社会主义阵营和马克思主义信仰，从而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文化冷战颠覆了苏联等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权，目前又将目标指向了中国，尤其是高校师生。一方面，西方国家借助热门网站、论坛等新兴媒体鼓吹西方“普世价值观”。作为一种人文主义思潮，资产阶级主张的自由民主“普世价值观”在反对神权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破除了封建制度的等级关系和神对人的精神奴役，实现了人的自我解放和觉醒。但随着无产阶级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顺应时代需求，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使资产阶级主张的自由民主“普世价值观”丧失了普遍意义，更不能说是“普遍价值”了。然而，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维护资产阶级既得利益，借助新兴媒体鼓吹西方“普世价值观”。比如，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指出，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表明社会主义运动的终结，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制度成了人类历史的终点。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指出，西方文明代表了一种“普世主义”。还有一些人大肆宣扬西方价值观和美国民主制度的优越性，认为其社会制度、价值观念是世界上最好的，全世界人民都应该尊奉这一“普世价值”，不断鼓动网民诋毁我国社会制度，煽动网民要求政府“归还人权”，实行西方民主制度。另一方面，借助历史事件散布消极言论、歪曲历史、抹黑共产党形象。者常常借助纪念历史事件等重要活动，以“反观历史”为名，虚构中国近现代史，篡改历史定论，抹黑我们的领袖和英雄，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的功绩，企图“西化”“分化”中华民族。比如，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西方国家宣传、抬高国民党军的抗日贡献，否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破坏台湾与大陆人民的民族情感。此外，一大批受西方国家支持的反华电台和网站全天候反华信息，挑唆国内人民与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西方国家推行的网络文化冷战，使我国网民受到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狂轰乱炸，部分人不经意间偏离了社会主义轨道。3．高校主流意识形态网络教育队伍力量薄弱。师资队伍是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利器”，然而目前主流意识形态网络教育队伍整体薄弱。第一，数量不足。据调查，很多高校的思政课专职教师的数量低于教育部规定的1:400的比例，而他们又是主流意识形态课堂教育和网络教育的主力军。思政课专职教师难以通过网络与学生沟通、交流，并结合学生特点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工作。第二，业务能力有待提升。要做好意识形态教育工作，主流意识形态教育队伍必须具备扎实的思想政治理论功底和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能力。然而，许多教师受高校“重科研，轻教学”的风气影响，再加上专职教师教学工作量较重，往往是把教学当作任务来完成，对教学方法的创新较少。另外，由于专职教师数量不足，许多课程不得不由兼职教师承担。部分兼职教师是非科班出身的思政课教师或辅导员，其理论基础较为薄弱，影响其意识形态工作的开展。第三，网络政治素养有待提高。2014年在北师大考察时明确提出了好教师的标准: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7］。对意识形态教育队伍来说，这“四有”是做好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工作的前提。然而，据调查，部分思政课教师、辅导员、宣传队伍和专业课教师受到西方价值观思想的侵蚀，在网络上发泄自己的不满情绪。部分教师在课堂上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课下做的是“利己主义”之事，使学生无所适从，从而对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产生怀疑和厌倦。

三、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我国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