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经理转正总结十篇

产品经理转正总结篇1

一、产品结构调整问题未引起区域经理高度重视

类似于上述案例的市场往往都有一个共性，即有一只特别畅销的单品，这支单品曾经也是公司的绝对主力单品，在该单品处于产品生命周期的成长期时，区域市场完成销售目标可谓“易如反掌“。区域经理根本没有完成任务的压力，最为关键的是区域经理在“不知不觉中“对该产品产生了依赖心理，一但业绩有缺口，就会潜意识的想到该单品，如果业绩缺口过大，就通过“政策”强压这支单品。 简单的说，很多区域经理没能从深层次上认识到产品结构调整的重要性，更没有在实际的市场管理过程中进行有计划、有步奏的实施产品结构调整。

二、产品结构调整错失了最佳时机

正是由于区域经理没能从骨子里面真正重视区域市场的产品结构调整问题，一味依赖成熟单品，在单品占比还不足以完全影响全局的情况下未能积极培养其它产品，从而丰富完善产品结构，以至于错过了最佳的产品结构转型期，直到单品占比越来越高、价格体系透明甚至是倒挂、单品“尾大不掉”的时候才后悔不已，匆忙开始产品结构转型调整，不知不觉中已经陷入了案例中所描述的“两难选择”。 正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正是因为区域经理没能从内心深处摆脱对这支单品的依赖，没能够充分考虑产品的生命周期，未能够做到未雨绸缪，在单品快速发展的成长期及成熟期没有及时丰富增加新品，从而错过了产品结构的最佳转型时机。

三、公司考核重结果轻过程

换个角度来看，为什么区域市场产品结构转型的过程没有能够得到总部相关部门的重视？当公司整体已经开始产品结构转型的同时，为什么没有对部分区域市场进行有效的指导与过程管控？原因很简单，就是很多公司长期以来的考核只注重结果而忽略了过程，只要业绩完成了，就“万事大吉”了，至于业绩是怎么来的，却很少有人真正静下心来去思考关注各区域销量是否真的有价值（参见拙作《你的销量有价值吗？》。这种考核导向也直接导致了区域经理只关注销量达成，为了快速达成销量采取了很多急功近利的做法从而忽视了产品结构调整等很多市场过程指标。

四、区域市场产品结构调整不够坚持

产品经理转正总结篇2

一、需求结构促进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机理分析

在经济学中，经济增长的过程不仅仅是产出总量的增长过程，更有特征意义的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结构转换方面，其中需求结构变动尤为突出。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需求变动不仅体现在总量上，而且表现在结构上。结构变动和总量变动是需求变动的两种基本形态，是双重变动的有机统一。这是因为，中国现在还是处于二元经济结构之中，由计划经济向发达完善的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在此过程中产业结构变动、供给结构变动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需求总量和结构的变动，都要频繁、剧烈得多。研究中国经济中需求总量变动状况，并对其结构变动进行探讨，从中发现需求变动的一般规律性及其发展趋势显得尤为重要。因此，研究总需求结构的变动规律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总需求及其内部的结构决定着国民经济的平衡与协调发展

因此总需求的各组成部分（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净出口需求等）如果能够保持协调的发展，国民经济也会正常运行，不会出现经济的大起大落。

一般来说，经济波动的根本原因是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不平衡造成的。如果总需求和总供给保持平衡，国民经济可以顺利运行，不会出现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同时，在短期经济波动中总需求是关键，总需求决定总供给，总需求内部的协调发展会影响到总供给结构之间的平衡状况。这是因为总需求结构中的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及其内部的构成会直接影响生产的投入结构以及产出结构，进而影响总供给的结构和方向。在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投资需求被看作是派生需求，而消费需求才是最终需求。投资需求扩大的结果是带来产出，市场上的商品供给量增加，而这些新的供给只有不断地被新的需求所吸收，才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消费需求作为经济运行的最终环节和最终实现形式，是拉动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动力和决定性力量。实践表明，过多地依靠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不仅不会带来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反而造成了资源的过度利用和经济运行的较大波动，这是数量型经济增长模式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因此，只有协调好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转变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思想，重视消费，扩大消费需求,才能从根本上改善市场运行，才能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进而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所以，总需求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动对一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具有重要的影响。

2.总需求的结构升级决定着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一般来说，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需求的重点将逐步从低层次向高层次转移，从生活必需品向高档消费品甚至奢侈品转移，从易耗消费品向耐用消费品转移。因此，需求结构可以分为三个比较明显的阶段摘要：在第一个阶段中，人们的消费主要是解决温饱问题，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在第二个阶段中，人们的消费重点从温饱转向了非生活必需品，特别是耐用消费品；在第三个阶段中，人们的消费开始从数量转向质量，具有个性、重视服务的产品成为这一阶段人们消费的重点。因此，受到需求的影响，产业结构在不同的阶段也表现出相应不同的产业结构。在需求的第一个阶段，农业提供的产出可以满足人们在这一阶段对基本生存的需要，因此产业结构中农业占有较大的比重；在需求的第二个阶段中，消费的重点转向了非必需消费品，与此相适应，一些生产非必需品和耐用消费品以及为生产这些产品提供生产资料的基础工业和重加工工业得到很快的发展；在需求的第三个阶段，为适应个性化的消费和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制造业和服务业获得了飞速发展。因此，需求结构的三个阶段反映在产业结构的变化上，表现为农业、轻工业向基础工业、重加工工业再向高附加价值工业、服务业的转移。而这条发展轨迹正好体现出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发展的方向。因此，可以认为需求结构的变化规律拉动了产业结构不断向高级化方向发展。

产品经理转正总结篇3

论文摘要:科技革命及知识经济对劳动价值论提出了挑战。仅仅从课本学习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已不能直接解释许多新的经济现象。因此，应研究劳动价值论在新的历史阶段的具体表现形式，发展劳动价值论。本文是笔者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中的点滴体会。

一、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理论

什么是商品的价值?马克思是从分析1夸特小麦出发，指出在1夸特小麦里面，有一等量的共同的东西。这种共同的东西，马克思称之为商品的价值。这种共同的东西的实体是什么呢?马克思经过详尽的分析后认为它是抽象的人类劳动。商品价值量的大小就是由其所包含(凝结)的抽象人类劳动量的大小来决定的。商品所包含(凝结)的抽象人类劳动并不是现成的出发点，而是劳动者的具体活劳动耗费在商品经济关系中转化变成的结果。抽象人类劳动的凝结表现了主观具体活劳动耗费所产生的客观社会效果——满足社会需要的有效用的劳动的含量。这一点马克思在法文版《资本论》第一卷中说得很明白。马克思说:’‘商品要成为价值，首先必须是效用。同样，劳动要被看作抽象意义上的人的力量，人类劳动耗费，首先必须是有用劳动。”因此，价值是社会对个体活劳动耗费在商品经济关系中的有效用程度的一种评价。从劳动到价值有一个质和量都要进行转化的客观的社会过程。在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中，有关商品价值这一术语的内涵是很明确的，它指的是商品在交换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个为一切商品所共有的某种等质的东西，即商品中所包含(凝结)的抽象人类劳动。它已经转化成社会劳动(对社会有效用的劳动)，而不再是私人劳动(即个别劳动者的具体活劳动耗费)。价值仅仅是指“凝结”在某种使用价值中的抽象劳动，马克思在多处不断地阐明“凝结”这一思想，例如，马克思说了:“作为价值的上衣和麻布，不过是同种劳动的凝结。”“商品作为价值只是人类劳动的凝结。”“这个价值本身才真正表现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凝结。”“当我们把商品看作价值时，我们是只把它们看作体现了的、凝固了的或所谓结晶了的社会劳动。”显而易见，在谈到商品价值时，马克思总是强调它是商品所包含(凝结)的抽象劳动，而不涉及生产商品时的具体活劳动耗费。但是，这种细微的却是极其重要的区别，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并没有引起注意。

二、劳动价值论面对的现实

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也相应带来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巨大变革，同时给传统经济理论提出了许多新课题。作为马克思经济理论基石的劳动价值论面临着新的挑战主要有三方面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要由“知识价值论”来取代;第二种观点要建立新的“劳动价直论”;三是主张“发展”劳动价值论，充分注意到科学技术等，“知识”在财富，乃至价值创造造中的重要地位，承认知识及包含知识的先进技术生产设备与活劳动一起创造了价值，而且比活劳动创造更多的价值。这些主张虽然观点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活劳动不再是，或者不是唯一的价值创造者。

这些主张对劳动下介值论在新形势下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以前罚门认为，马克思主义“句句是真理”，不容经典作家的论述与之有任何差异;改革以后，虽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个别论述、个别原理可以发展，甚至修正，但由于思维定式的作用，仍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能发展。澎门认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等于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发展是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本质为前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包含“内容”和“方法论，’两方面，内容的根本就是“基本原理”，方法论即“唯物论和辨证法”。当然，这也说明，发展马克思主义只能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本质的前提下进行。劳动价值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一是应该发展的，但发展要坚持两个前提:即“唯物辨证”的方法论和劳动价值论的本质。劳动价值论的本质是“只有人.的活劳动才创造价值”，新形式下坚持“只有活劳动才创造价值”这一劳动价值论的本质特征，是因为这一“本质”仍然揭示了知识经济条件下价值的真正来源。

马克思的劳动下介值论是科学理论。马克思从分析商品二因素入手，科学揭示出劳动的二重性质，科学地解决了价厦形成、决定和实现的难题。但是，劳动价值论是抽象的、本质的理论，它揭示的是整个商品经济发展的本质和规津，不是商品经济某一发展阶段的具体规律。在商品经济不同发展阶段劳动价值论有不同的表现形丸探讨这些不同的具体形式不是马克思的任务，他也不可能对当时还没出现的“阶段”的，般理论的具体表现形式作出准确描述。这一任务正是马克思的后继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该做的事。将抽象的理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具体化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科学技术能否创造价值，将书本上的理论和现实实耐目结合，可以作出这样的解释:知识是劳动创造的，而且是复杂劳动创造的，所以知识有价值，而且商品中凝结的“知宝州介值”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但是知识作为脑力劳动的结晶不能创造价值，只能将自身价值转移于新产品之中。这种解释无疑是有道理的，但与书本上的劳动价值论是有矛盾之处的，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在创造造知识的劳动中从事基础科研、教育等独立于生产过程之外的成分被划为不创造造价值的“非生产性劳动”，结果科学技术劳动只剩下技术劳动;但科学理论研究的是技术创新的基石断口前提。二是先进科学技术的运用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同一劳动单位时间里生产更多的产品。把这种劳动仅仅解释为是一种复杂劳动，单位时间里创造了更多的价值，是没有说服力的。三是根据劳动生产率与价值的关系的规律，并不能推导出科技不断进步会使产品中的’‘知识价值”含量越来越高的结论。科技进步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会喇氏单位商品的佣直量，但无论劳动生产率姻可，等量劳动时间总是生产等量的价值。科技进步水平被劳动生产率提高水平等额抵消，因而科技进步并不增加劳动的总价值量。

可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单从课本上理解是不够的，一定要从现代和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动向、新特点、新趋叁冲目结合，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能更妞断旨导洲门的实践，也是洲门今天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主要目的。

三、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本质—有效价值理论

马克思在谈到商品价值时，总是强调它是人类抽象劳动的‘’凝结”，由于主张劳动创造价值的经济学家们，都一致认为可以用劳动持续时间来计量劳动的量，所以马克思在谈至嘀品价值时，又强调了’角直是凝固的劳动时间或劳动时间的凝结。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用“凝结”、“凝固”、“结晶”以及“物化”等等用语，不能仅仅单纯地理解为要把抽象人类劳动凝结在一定的使用价值面，更深入的理解是:马克思使用“凝固的劳动时间”或“劳动时间的凝结”等等用语，就是要强调，在商品生产中可以直观知道的具体活劳动时间，并不是都能不折不扣地“凝结”到一定的对象里，面，全部转变成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不是社会必要的(浪费的、多耗费的等等无效用的)劳动时间是不会“凝结”到一定的对象里面，而是作为“杂质”衫洲滁了，只有有效用的劳动才会“凝结”到一定的对象里面。大家知道，倒可劳动产物都耗费了州门的劳动，但其社会效果却是千差万别的。如果社会经济生活中不需要进行商品交换，就不必计较其中有效用劳动的含量。劳动产物也只有在商品交换中，其所耗费的一般人类劳动的有效程度才需要，并且获得评估，使表现在物的形彭让匕的人类无差别的抽象劳动，经过“凝结”的过程，将无效用的劳动作为“杂质”排除之后，剩下的对社会有效用的劳动才会形成商品价值。

综上所述，马克思劳动价值理本质上应是有效劳动价值论，理由有三个方面:

首先，有效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价值是指商品中所凝结的抽象人类劳动，它是对社会有效用的劳动的表现，而不考虑这种活劳动耗费的社会有效用程度。

其次，我们把劳动对象吸收的劳动量称为有效劳动，那末很自然地，有效劳动总量的多寡就是劳动对象吸收的劳动量抢以造产品的数量，即与使用价值的数量成正比的，这才是真正地体现出使用价值是价值的承担者。这样，在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情况下，同量的劳动量所产出的使用价值数量增加了，目也就是消耗同量的劳动量所创造的价厦总量也增加了，转化率提高了，即具体活劳动的有效性增加了，这就能圆满地解释在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情况下，社会生产中活劳动相对减少而价值总量却在增加的现象

再次，科技的发展对社会财富的创造发挥了巨大作用。有资料表明，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增书冲副变大大高于就业人数的增长幅度。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技术因素所起的作用已达60—80%，活劳动的作用显著下降，这与商品佣直是由耗费劳动决定的观点存在突出的矛盾。因为才剐居耗费劳动价值论，设备越落后，耗费的活劳动就越多，创造的个别价值也越多;而设备越先进，耗费的活劳动就越少，创造的个别洲也越少，这样，科技进步反而成了获取更多价值的障碍了。从有效劳动价值论的角度来看，一切都是顺里成章的。科技的进步，先进机器设备的采用，极大地提高了劳动者耗费的劳动量到劳动对象吸收的劳动量的转化率，使得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幅度大大高于就业人数的增长速度。

三、“创造劳动”与“超额利润”

要想理解“超额利润”的深刻内涵，首先要搞清楚课本中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劳动’，价值论在解释现实问题时的困惑。马克思认为劳动产品“转化为总体工人即结合劳动人员的共同产品。总体工人的各个成员较直接地或者较间接地作用于劳动对象。因此，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现实的情况是生产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其生产组织结构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各种劳动形式的“个别分化”和总体“结合”的情况更加纷繁复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某些形式的劳动主要是智力劳动从直接物质生产领域分离出去，另一些原本分离的劳动形式又“总体地”结合在一起，限于“物质产品”。另一方面通过商品形式满足人们需要的劳动产品已不局限于‘.间接生产”领域，创造价值的劳动不能再局限于直接的物质生产领域，创查介值的方式也进一步社会化、复杂化。大量的科技劳动潜藏于其他“物化劳动”中，掩盖了价直的真实源泉，这是形形色色“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论产生的直接现实原因。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的论述是基于当时的生产社会化情况，化好旨的’‘总体劳动”主要限于直接物质生产领域内的“结合，’，而且他的论述只是在“资本一般”的限度内。

从科学劳动部门内部看，科学劳动不创造价值。由于科学理论研究的牛条珠刀险，其成果不能变成商品，因而其“价值”不能直接体现，这是传统理论的思维。那么从事理论科研的“创造劳动”是否创造价值?我们按传统的理论从正反两方面来分析一下:如果不承认理论科研劳动创造价值，那么，同等劳动条件的企业一旦采用了先进技术，在同等劳动强度和同等劳动时间会获得“超额利润”。“超额利润”不可能是先进设备创造的，也不可能是其本企业的劳动创造的，因为他们并未多付出“社会必要劳动量”。如果承认基础科研劳动创造价值，则运用的其他生产环节的“价厦.，属于物化劳动，它已经等额转移入产品之中，因而“超额利润”的来源仍然得不到说明。

产品经理转正总结篇4

建行陕西省分行之所以取得良好的业绩，正如该行行长曾益所说：“全面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加快业务增长方式的转型”。正是这种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增长方式转型，有力推动了陕西分行各项业务的均衡发展。

本刊记者：对于陕西省分行来讲，在近年的业务发展中通过一系列"高难度的转型动作"，实现了各项业务的快速、均衡发展。曾行长，请您谈谈陕西分行都是从哪些方面实现这一系列转型的？

曾益：近年来，我们根据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取向和总行的信贷政策指引，首先在公司业务条线实施了主动性调整和预防性调整并重的信贷调整策略。加大了煤、电、油、路四大行业和AA级以上客户的市场进取力度，逐步增加对交通、电力、石油、教育等重点行业及优质客户纯新投放在全部贷款中的比重；提高AA级以上客户信贷余额，提高了利息收入。实践证明，重点优质客户依然是我行利润增长的主要来源。积极拓展机构客户和单位结算账户营销，在非税收缴业务、财政集中支付等业务方面取得了突破；全年公司类客户基本结算户新增较好地完成总行计划。按照总行新的客户评级标准，对涉及75户、36亿元贷款客户实施逐户调整策略，及时化解潜在风险。

其次以网点功能拓展、产品结构调整和服务方式改进为重点的个人业务转型步伐逐步加快。积极推动速汇通、银行卡、小额账户管理收费等个人中间业务的发展，个人中间业务收入占全行中间业务收入的一半以上。加快网点迁址装修和自助设施配备，在2005年对42个网点进行了迁址装修，新设立9个自助银行；投放ATM87台，使ATM机总量达到432台，开机运行正常率达97%。同时，加强了个人客户经理队伍建设，目前已有43%的网点配备了大堂经理。

第三以个人住房贷款为主的战略性及特色业务发展取得新的突破。在2005年个住贷新增占当地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新增投放的62%，居同业首位。推进了银行卡的营销，全年储蓄卡新增64万张，发行贷记卡近1万张。"即时贴"等新产品的推出，提升了票据业务的市场份额和竞争力。国际贸易融资在中小客户的拓展上开始起步，备用信用证、福费廷等新产品营销取得零的突破。

本刊记者：在陕西分行过去的这些转型中，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但是，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要实现进一步发展，必将面临许多新的问题。曾行长，您认为陕西分行目前在业务转型中还存在哪些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

曾益：今年以来，虽然在全行各层级经营机构的努力下，我行综合经营计划和KPI执行进度良好，但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目前经营管理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和薄弱环节，加快业务转型，夯实发展基础。

第一，关于全面协调发展和客户基础问题。建设银行是一个大银行，根据市场和环境的变化，具体经营管理过程中，往往会在某一时段强调某一业务的重点发展，最终还是要实现全面协调发展。另外，由于历史原因，现有的对公客户更多依赖大型集团客户、政府机构客户，客户基础不够广泛，这在信贷行业风险集中度较高、对公负债不稳定方面已有所显现，个人客户的识别标准还局限于单一的存款余额，也会使一些潜在优质客户游离我们的视野，丧失结算、代收费等中间业务份额。实现业务转型，多样化经营，没有一定的客户基础不行，客户基础事关结构调整、业务战略和产品战略实施的成败，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着手解决这一问题。

第二，关于综合经营和中间业务发展问题。建设银行的每一项产品在总行层面都如数家珍，而到基层行真正拿到市场上拓展业务却少的可怜，主要原因是客户经理对产品的熟知程度不高。近年来，我们通过条线管理，加大了对重点产品的营销指导，通过省分行的条线和部门联动，综合经营有了一定起色，但是远没有达到理想状态。我们的基层行还没有养成根据客户特点，配套多产品营销的习惯，业务单打一现象还存在。

第三，关于基层行的综合盈利能力、市场竞争力问题。近年来，在总行中心城市战略的指导下，我分行对全辖的机构网点进行优化整合，全行经营集约化程度和规范经营意识有了明显提高。但二级分行城区和县支行经营模式仍比较传统，网点功能单一，特色不突出，部分支行和网点甚至长期处于亏损边缘，发展很不均衡，更多地是对区域经济、市场需求和客户特征的分析把握不够。

第四，关于业务创新和经营机制的创新问题。目前，无论银监局、总行都下发了有关发展中小企业贷款的指导意见，分行也在此基础上对中小企信贷业务进行了差异化授权，制定了中小企业发展方案，但具体实施效果并不理想，面对新兴业务和较高风险业务的拓展上仍感觉手足无措，反映出我们业务创新和机制创新能力确实有待提高。

本刊记者：曾行长，您所提出的这些问题都是事关陕西行发展的大问题，可以说是从战略转型的高度提出的。但有些问题并不是在短期内可以解决的。您认为对陕西行来讲，当务之急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曾益：对于陕西行来讲，当务之急是要完成从规模扩张到EVA核心经营思路的转变。为此，我们要把握好以下几点：

一是必须把提高市场竞争能力作为全行经营工作的第一要务，在资产业务方面一定要取得大的突破，提高AA级以上优质客户的市场份额和大项目、大客户的利润贡献。

二是必须把中间业务的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客户的深度开发和综合服务上取得突破，强化部门联动和交叉营销，形成大银行的整体作业优势。

三是必须一如既往的牢把风险控制这一关口，力求资产质量在现在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提高风险回报管理能力，面向市场实行动态的资产结构调整。

四是必须把EVA的考核贯彻到经营的各个层级和环节，在各部门、各分支机构和各业务品种的价值考核和资源配置上取得突破，加大对价值贡献大的部门、机构和产品的激励倾斜力度。

本刊记者：前不久，建总行张建国行长在工作调研时指出，当前我们正处于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其关键就是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曾行长，请您结合陕西的实际情况谈谈，下一步陕西分行将从哪些方面来进一步促进业务快速发展，实现战略转型？

曾益：陕西经济以年均11%的速度增长，呈现加速发展的势头，具有区位优势明显、矿产资源丰富、科教实力强、文物旅游资源丰厚等方面的后发优势。国家出台了宏观调控政策，对银行来说，是压力也是机遇。只要把握得当，调度有方，业务发展的空间仍很广阔，因此我们必须做好三个不动摇，加快实现战略转型。

第一，坚持积极的资产营销不动摇。从区域经济发展情况看，陕西GDP不到4000亿元，地方财政收入不到300亿元，固定资产总投资2000亿元左右，城镇人均收入8000元左右。对于一个欠发达省份，投资需要保持一定速度的增长，这也是符合经济运行的内生性要求。目前，基础设施和资源开发性项目是陕西的优势产业，又是国民经济发展瓶颈，市场贷款需求将会保持持续上升态势，这些为我们业务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我们正是把握住这种机会，将资产营销视为首要工作，把营销的重点放在能获取总行经济资本、信贷规模支持并能促进陕西经济发展的项目上，积极挖掘陕西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类投资等项目的需求，在不发达中找潜力，在不平衡中找亮点，把优质客户做强，优先满足基础设施、优势产业和经济产业新区的金融需求，以实现信贷投放的战略转型。

产品经理转正总结篇5

回顾刚刚结束的五粮液集团2002年经销商大会，可以用如下几句话来概括此次会上五粮液集团公布和对外传达出来的信息（这些信息有些可以看作是五粮液集团近年来或干脆是未来的营销理念，有些则完全是2003年即将推行的具体化营销政策）即高举诚信大旗、痛斩（服务公司）系列品牌、推进（实现）“三个转变”、执行强势（价格）政策。

痛斩系列品牌，去粗取精，去劣存优；由开发品牌向开发名牌、培育名牌转化

第一和第四个问题，前文已有较为深刻的阐释和论述，笔者在这里就不再赘述。先略说第二个即服务公司痛斩系列品牌问题。

与茅台外部环境混乱状况（尽管茅台申请了原产地保护，但在仁怀及茅台镇上打茅台酒擦边球、侵害茅台酒知识产权的不法者还不是少数）不同，酒业大王五粮液的问题更多的是来自自身（也正因为来自自身，解决问题的主动权就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解决问题的速度也会快得多）。系列品牌良莠不齐问题，已让酒大王烦恼多时。尽管五粮液的品牌开发模式业内许多人都津津乐道，而且至今仍然可以称为品牌开发典范，但良莠不齐的系列品牌不仅牵扯五粮液的精力，让五粮液感到不容易控制，而且背着老子胡来的不孝子孙们更成为人们指摘老子的借口和理由，“五粮液”这块金字招牌也多少因此而“沾染”了几许灰尘。五粮液显然早已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此次五粮液经过较长时间的沉寂，最终决定痛斩服务公司所有系列品牌（即服务公司不再从事从事酒类生产经营活动），不能不让人感觉是一个明智的决定。有人说五粮液是成也开发，败也开发（“成也买断，败也买断”），这话虽然不怎么确切，但系列品牌的负面影响是五粮液进一步壮大和发展的隐患：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或许“最大的敌人是自己”这句话用在当今酒业大王五粮液身上最恰当不过。主动触动雷区，拿自己开刀，需要的不仅是勇气，更需有对自身未来发展及行业细微变化的深刻体察。

痛斩服务公司系列品牌显然不如所说那样简单，尽管五粮液有强大的自我控制和驾驭能力，但公司高层对这一问题还是保持了审慎的态度。令人关注的是，12月18日在五粮液经销商大会和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五粮液股份公司总经理徐可强的报告中，并未直接提到此问题，而只是在会前宜宾日报刊发了一则“公告”。公司显然意欲对此做低调处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截止记者发稿，五粮液服务公司对被斩的原旗下系列品牌善后处理仍然是个悬念。对该问题的处理不仅值得关注，而且处理态度和善后方案也可一窥未来五粮液政策端倪。不过对被斩的服务公司系列品牌的善后处理也有人猜测：对于合同没有到期的做得不好的系列品牌，就让它自生自灭；对于合同没到期的做得较好的系列品牌则可以另觅五粮液“婆家”，比如踏进五粮液股份公司。但不管结果怎样，他们都认为，五粮液不会亏待经销商，公司也并非真心有意取缔开发品牌的经营行为，只不过是想提高门槛，选取一些可塑之才罢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原五粮液服务公司的系列品牌商告诉记者，尽管五粮液经销商大会已经结束几天了，但他们的老总还在厂里，正在与酒厂的有关方面商洽该品牌进入股份公司一事。

痛斩服务公司系列品牌，五粮液是想提高门槛，选取可塑之才？如果这种假设和猜测是正确的话，那么它正好印证了五粮液2001年经销商大会上作出的“系列品牌由市场自主选择”的政策，是该政策的进一步演进和延续，同时也正如我刊分析的那样，它正式标志着五粮液集团品牌开发管理模式从品牌开发向名牌开发和名牌培育的实质性的转变。这一点也正如徐可强在发言中反复强调的“如果五粮液不能培育十个、十几个名牌，那么我们常做大王就是一句空话”。

另外一个问题，五粮液服务公司为数不少的系列品牌大量退出市场后，会不会留下一些市场空白和机会？

推进实现“三个转变”，奠定五粮液的发展基石，指引营销方向

2002年经销商大会，五粮液集团继作出服务公司（原名五粮液酒厂服务公司）不再从事酒类生产经营活动、痛斩服务公司所有系列品牌的决定之后，另外一个对自身以及行业影响深远的莫过于“三个转变”的深刻阐述。

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五粮液股份公司总经理徐可强在经销商大会的总结报告中指出：厂商要从一般的产品生产、销售的经营方式转到以打造、培育名牌上来；厂商要从生产销售一般的低价位产品为主转到以生产销售中高价位产品上来；经销商经销产品要从一般意义上的批发、分销为主转到以抓终端、抓直销上来。

第一个转变：厂商要从一般的产品生产、销售的经营方式转到以打造、培育名牌上来。这个转变可看作是酒业大王五粮液对过去历程的回顾总结，对买方市场下企业角色深刻体察和自觉转化以及对未来发展和品牌战略的规划。

品牌至上，名牌制胜，在名酒效应整体回升的今天，白酒行业也明显感受到了这种震撼。越是准备长远发展的企业，越要注重品牌的塑造和名牌的培育：这么多年的风雨历程，五粮液越来越深刻感受到了这一点。

“不仅是卖酒，更要卖品牌”，“我们五粮液能有今天的发展也正是因为拥有像五粮液、五粮春、尖庄等一系列的名牌产品”……从这些言论中，我们不难得出五粮液收缩品牌、痛斩服务公司系列品牌、确定和扶植重点发展品牌的原因和目标指向。

第一个转变也为我们对痛斩服务公司系列品牌缘由分析，包括前面提到的品牌收缩和确定和扶持重点发展品牌的行为找到了理论依据 。五粮液是这样说的，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同时，这一转变也正从反面预示了急功近利、不注重品牌塑造和名牌培育的产品和企业的短命。短命是必然的。

第二个转变：厂商要从生产销售一般的低价位产品为主转到以生产销售中高价位的产品上来。

五粮液总裁王国春说，五粮液就是要满足高中档次的消费需求。2001年茅台酒将53度茅台酒出厂价提升了近40%，茅台酒股份公司总经理乔洪说，茅台酒提价不单单是提价，更是对品牌的重新定位。和茅台同为四大名酒的另一家——远在山西的汾酒销售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双安感慨颇深：“20年前，汾酒的价格比茅台低1块多，比五粮液低2角。现在呢，平均差了200多。（和茅台）同为四大名酒，价格却如此悬殊，差在哪里？我认为是差在品牌形象。”

品牌形象不单单由产品内在品质和附加值决定，有时候也由价值外在表现的价格反向决定。因此，搞清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第二个转变可以看作是对第一个转变的进一步阐释、延续和递进，也可理解成五粮液对自身品牌和产品的准确把握和定位。

当然，不能不提到一点，生产销售一般的低价位产品向生产销售中高价位产品也是竞争使然，是日趋恶劣的经营环境的现实驱使和作为规范经营、谋求长远发展并且打造百年老店的正规企业的实情所致。

据悉2003年，新开发的五粮液系列酒的价格都将在10元/瓶以上，而10元/瓶以下的产品都将采用PET包装。

第三个转变：经销商经销产品要从一般意义上的批发、分销为主转到以抓终端、抓直销上来——这个转变可看作是五粮液对自身营销方向的构架以及对其经销商的营销指导。

产品经理转正总结篇6

一、作法

几年来，全省各农牧场按照各自的产业优势，行业特点和管理模式，在推行责任会计方面逐步摸索出一套较为完整的作法，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确定责任实体实行原则性、实践性相结合。

1．原则性主要是指：

（1） 能促进企业内部层层关心"总体效益"，层层承担经济责任。

（2） 有利于改革企业的经营机制，给予责任单位一定的管理自。

（3） 有利于将市场经济的概念引进企业，有正确的责任行为、准则、规范。

2．实践性主要是指：

（1）被确定的责任实体，必须能够"相对独立"的承担一定的经济责任，拥有一定的管理控制权。

（2）确定的责任实体，必须能够创造规定要求的经济效益和业绩，做到能核算、能考核能操作。

根据上述要求，各农牧场在推行责任会计过程中，实行了"逐级承包"、"层次核算"。逐级承包是指：总场把直属工厂或分场确定为责任实体，直属工厂或分场再把所属的车间、或工副业单位定为责任实体，层层承担经济责任。层次核算是指：农牧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以后，没有搞逐级（总场、分场、生产队、家庭农场）责任核算，而是把责任核算有重点的落实在确有核算任务的场属工厂和分场属工副业。这样不仅不影响总场和分场财务汇总，且有利于总场、分场两级财务部门制定政策，调查研究，加强对责任实体的管理，控制和监督。

（二）合理划分经营权，实行集权、分权相结合。

权力是履行责任的条件和保证。在逐级承包，层次核算中，应体现集中统一领导下的"分权制"。各场根据企业法的规定和农场实际，对场级和责任实体的经营权限，大体做了如下划分：

1．场级（含分场）的经营权。凡是涉及企业总体和宏观调控的权力，仍应集中， 如制定企业总体规划和责任目标的计划；制定工资调整和资金分配方案；决定企业行政机构的设置；提请任免副厂级和中层以上领导干部；以及审定计划价格、核定资金、费用定额，控制产品质量，审核财务决算等。

2．责任实体的权力。凡是不触及企业总体和有利于微观搞活的权力， 可以下放到责任实体，如：责任实体在完成上级下达任务的前提下，可承揽对外加工任务和开发社会需要的小商品；确定在总额内的职工岗位工资等级和奖金分配形式；确定内部专业人员的设置和生产组织形式；对职工给予记大功以下的奖励和开除厂籍以下的处分（实施中向场备案）；调度使用企业核拨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确定对外加工小商品和劳务的价格；按照农场财会制度办理具体的财务结算业务等。

几年来，各场通过实行分级分权管理，对落实承包经营，推行责任核算起到了很好的保障作用。

（三）在核算经营成果上，实行两种目标相结合。

两种目标系指企业的"总体目标"和内部单位的"责任目标"，实现结合的特点是：

1．首先企业会计（财务会计、责任会计）要搞好协调， 互相配合，通过预测、分析、选择、决策、制定出企业的"总体目标"。

2．企业的"总体目标"经场（厂）务会研究确定后， 按责任归属和管理层次分解下达，形成责任单位的责任目标。

3．责任会计对已下达的责任目标进行核算跟踪，实施过程控制，包括"定额控制"、"成本控制"、"质量控制"和"资金费用"控制。

4．定期对责任单位的工作实际与预定的目标相比较,并通过约束、调节、激励等手段，促使责任单位达到目标，进而保证企业总体目标的实现。

（四） 在核算总体上，实行两种管理相结合。

两种管理系指企业的"目标管理"和"基础管理"，两种管理同步加强。

1．"目标管理" 。是对企业的生产经营的全过程进行全面综合性管理，它以预定最优的最佳效果为目标，促使企业的各项管理都围绕的"目标值"的实现而统筹运动。

2．"基础管理"。只有加强企业的基础管理，才能使目标管理有准确的数据来源。 为了实行目标管理，确保企业（各级）目标值的实现，应重视发挥企业会计事前预测、事中控制，事后调节的功能。同时还要跟上基础工作，包括加强计量、整顿原始记录、完善定额管理，修定计划价格、及健全与此相配套的制度、措施等。同时为了实施责任会计核算，企业财会部门应及时制定出分级核算方案，对各级核算的方法、内容、程序、凭证和结转手续，都做出具体规定，严格制定统计、计量、检测、验收、考核等制度，并把企业计划指标、目标成本指标、定额管理指标、经济责任制指标归纳成统一指标体系，综合下达，同时制定出奖惩考核办法，做到奖惩严明。

（五）在核算体制上，实行两种会计相结合。

两种会计，是指企业的财务会计和责任会计。实现结合的特点是：企业的财务会计核算和责任会计核算，是在企业同一厂长或总会计师领导下进行；是在企业同一财会部门进行或在同一财会部门监督指导下进行；是在逐步加强和完善厂部（部门）车间、班组同一核算系统中进行；使用的是同一原始凭证，记账凭证和账簿；使用的是同一结账时间、同一结转方向和同一结转程序。

（六）在核算技能上，实行多种方法相结合。

多种方法，通常包括量本利分析、厂内银行、目标成本、标准成本、质量成本等，其中，与责任会计结合最多的是"目标成本"和"厂内银行"。

1．责任会计与目标成本的结合。 为了加强对责任成本的控制，企业要首先制定出车间目标成本和产品目标成本。基本程序和作法是：

（1）首先要严格制定出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所耗用各种材料，各种工时的计划单价（基础计划价格）。

（2）按"工序"和"部件"计算出产品生产中各种材料，各种工时的标准耗用量。

（3）按工时、材料的耗用量乘以计划价格，组成产品的"工序单价"和"部件单价"。

（4）各工序或部件定额单价相加之和， 组成产品的计划单价（注：各工序定额单价相加之和等于产品） 计划单价：各部件定额单价和总装工时费相加之和也等于产品的计划单价，也是产品的车间成本。

（5）产品的车间成本加上责任核算与财务核算的价格差异，即是产品的工厂成本（目标成本）。 制定产品的目标成本，是为了定期检查生产部门的绩效，实际成本比目标成本增加即为超支，比目标成本降低即为盈利（或节约）。

2．责任会计与内部银行的结合。为了加强对责任成本的控制，扭转到月末才知道经营结果的被动局面，一些企业把责任核算，事中控制的重点放在内部银行，并采取了以下步骤：

（1）制定标准成本。根据目标成本的分解指标，按产品的工艺步骤（责任单位）， 单位产品工时，材料的耗用量，各种计划价格和有关单耗定额，首先核定出单位产品的"工序标准成本"作为核拔定额资金的依据。

（2）核拨定额资金。月初， 按照厂下达的产量计划和工序标准成本， 核定出各责任实体的月份"资金定额"，通过内部银行划拨、控制，对非生产部门核定"限额费用"，通过费用限额卡加以控制。

（3）控制产、耗进度。内部银行通过内部结算、划转，随时观察各责任实体定额资金的"耗费值"和"产出值"，促其产耗平衡，争取资金增值（盈利或节约）。

（4）调整执行差异。 通过日清日结，如发现某责任实体消耗高、产出低，出现了责任预算的执行差异，内部银行要随时汇报，并通过领导迅速采取措施，调整差异，限期达到目标，并对超耗的资金进行罚款加息。

（5）做好上下勾通。每到月底（规定的对账日）， 内部银行要及时与财会部门、责任实体核对财务，使三方账目（内部银行账、财会部门账、责任实体账）相关指标达到一致，而后，填制有关的责任报表。

通过上述控制，对各责任实体提高产量、质量，降低消耗、成本，节约费用、资金等，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七）在核算对象上，实行两种成本相结合。

所谓两种成本，系指内部单位的责任成本和各种产品的实际成本。实现结合的做法是：

1．填制双项凭证。即以同一原始凭证填制同一记账凭证，在同一记账凭证中， 既反映上级统一的会计科目和费用项目，又要反映经济业务的责任单位和责任指标。从而既满足上级按统一会计科目、费用项目的检查汇总，又要满足企业内部的"责任跟踪"和"业绩考核"。

2．进行双项记账。双项记账就是在相关账户中（如应付工资、制造费用）， 分别汇集各项费用，使双项凭证所反映的内容如实按"责任单位"、"费用要素"同步记载。

3．开展分户核算。分户核算就是在"基本生产"一级账户下， 按各责任单位名称（也是产品的生产步骤）设置二级账户，按责任单位核算责任成本，并与车间核算员的成本明细账同增，同减，以便上下监督。

4．实行逐步结转。逐步结转即采用逐步分项结转法。 将第一步骤（第一工序车间）发生的半成品成本，按照成本项目，分项转入第二步骤（第二工序车间）的基本生产账户，依次下转，直至产品入库。以分别计算各车间的责任成本。

5．认真调整差异。逐步结转的责任成本， 到最后工序车间，便可计算出产品的车间成本。但为了计算产品的工厂成本，还需调整各项差异。这是因为：在责任成本核算中，为了消除各责任单位的不可控因素，车间领用的材料、燃料、自制半成品，以及耗用的水、电、气和机修工时等，都是按计划价格计算的。因此，在产品车间成本的基础上，再加减各项价格差异，进而核算出产品的工厂成本。

6．显示双项功能,每一计算期结束后,分别编制"财务会计报表"和"责任会计报表"以显示"财务核算"、"责任核算"两个功能，以满足上级的指标汇总和内部的业绩考核。

（八）在业绩考核上，实行两个文明结合。

各农牧场在对责任实体的业绩考核中，不仅考核产量、产值、增加值、质量、成本、利润、设备、资金等经济指标的完成情况，同时还要考核班子建设，企业形象、党群活动、民主管理、治安普法、职教培训、计划生育、财经纪律等执行情况。其目的是促使责任单位不仅完成预定的经济目标，同时还要增强社会效益和法治观念，从而做到两个文明一起抓，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双进取。

二、问题

当前，在推行责任会计中，有些单位违背推行责任会计的原理和原则，出现了一些不应出现的问题，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在划分责任实体中，搞假分立。

调查发现，有的资产负债率偏高的企业，不从改革着手，优化资本结构，盘活存量资产，强化内部管理，提高总体效益，反而搞"假分立"，将企业划分成若干个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法人，名曰：大船搁浅、小船放生；划小独立、切块经营；主辅分离、分段搞活；其目的是逃避企业债务。结果各二级单位各行其是，不能正确执行企业的经营方针，打乱了现在工业大生产中专业化、科学分工及协作精神，内部管理混乱，完不成厂下达的目标计划，削弱了大中型企业的活力，甚至原来效益尚好的企业，目前却造成停产或破产。

（二） 在分级行使权力中，侧重下放财权。

有的在分级行使权力过程中，不是合理划分经营权力，使企业经营者和内部责任者协调行使生产经营指挥权，而是侧重下放财权。 对企业内部责任实体实行分立（各立门户）， 分账（财务分割、单独立账）、分户（各自到外部银行开户）经营，从而助长了各二级法人弄虚作假，攀比消费，乱开口子及其它不正之风，结果形成企业资金分散、沉淀，财务管理失控，国有资产流失，经济效益下降，甚至出现经营者连任"年年盈"，经营者变更大窟窿。

（三）在制定分级目标中，不按规范办事

有的企业在制定分级目标中，不是模拟市场，优化方案，先制定总体目标，后分解责任指标，作到责任保指标，指标保目标。而是不搞科学测算，盲目地定指标、形成以包代管、以分代定，造成财务预算与责任预算的分离，总体目标与责任指标的脱节，甚至不签置内部合同、协议，年初宣布，年底翻车，使企业经营目标全部落空。

（四）实施责任核算，失去财务会计监督

有的企业在实施责任核算中，不执行与财务会计统一的会计科目和费用项目，记账规则和结转程序，违背有关开支范围、标准和计价方法，基础工作薄弱，没有严格的标准、定额、计量、检测、验收、考核等制度，没有统一的计划价格体系，缺少统一的原始记录的填写、签署、传递、汇集、稽核等制度，使责任核算失去了财务会计的监督。形成两种核算（财务核算、责任核算）各忙各的账、各出各的数，致使个别责任单位出现了应提未提、应摊未摊、应列未列、应转未转、直至其它方面潜亏。

（五） 有的在考核责任效果上，忽视精神文明建设。

在考核责任效果上，有的企业领导只注重产量、产值、成本、利润及相关经济指标的完成，甚至为完成经济指标，拼资源、拼设备。而不重视班子建设、党群活动、民主管理、治安普法、计划生育等精神文明指标，同时在兑现绩效奖惩上、重物质奖励、轻精神鼓励、更忽视企业精神，企业形象和社会效益，造成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双滑坡。

上述错误倾向，虽然发生在少数企业，但也不可忽视，应认真加以解决。

三、对策

为了使责任会计的"机制功能"得以充分发挥，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以下对策。

（一） 进行综合治理，强化领导责任。

推行责任会计出现的问题，责任首先在于领导。因此，应以多种方式，特别应以法制宣传、行政督导等手段，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

1．增强法制观念。我们说，责任会计也是会计， 各级领导要增强会计法制观念，以身作则，严格守法、执法。要认真学习会计法规和会计知识，变外行为内行。要重视和支持各级会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并在领导企业财会工作中，坚持做到不做假、不投机、不失控。如实反映责任状况和经营成果。

2．提高领导水平。针对部分企业领导对责任会计比较生疏的问题， 要以培训、帮扶、督导等手段，促其在健全、完善财务会计管理的基础上，学习、掌握、熟悉责任会计知识，并在划分责任实体、分解经营权力、制定总体目标、分解责任指标、实施责任跟踪、考核责任绩效等项目工作中，作出正确决策。作好财务会计与责任会计的结合，财务指标与责任指标的衔接。

3．加强综合治理。据了解，责任会计出现的问题和财务会计虚假密切相关，因此,要把纠正责任会计问题和财务会计打假结合起来，实行综合治理。会计管理工作（财务会计、责任会计）涉及面广、且情况复杂，实施综合治理单靠财政部门是不行的,要充分发挥企业主管、纪检、监察、审计、税务、银行等部门的作用,互相勾通，密切合作、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共同治理。在治理过程中，如发现问题，要根据具体情节分析原因，采取措施，加以改进。

（二）实施"系统"管理，加强制度监控。

系统管理即从专业角度，推行"系统"责任会计，强化对企业，企业经营者和企业责任会计制度的监控，以补充财政部门仅以财务会计制度约束的不足。

系统责任会计是指：在各农牧场的行业或企业主管机关，推行责任会计，这属于初级的"社会责任会计"，它是根据国家下达的经济目标，在一个农牧场范围内，按照"管理系统"确定责任会计层次，以企业为主体建立责任会计单位，依据责任归属，对经济活动进行决策、计划、控制、核算和考核的一种会计制度。

系统责任会计，可借助主管机关综合、协调、调度、激励、任免等行手段；可通过制定总体目标，分解责任指标、谋化经营政策、规范经营形式、明确经营纪律、控制工资总额，实施考核核算，加强专业督导，实施审计监督，兑现绩效奖惩等专业手段，强化对企业（经营者、责任者）的监控。同时指导、帮助、督导企业会计人员建立、完善责任会计制度， 把住责任关口，严格责任考核，规范责任核算。 作到既正确记录、评价经营者（责任者）的业绩，又及时制止纠正其不正当的财务行为和责任行为。从而形成社会责任会计，企业责任会计同时并存，相互制约、互相补充、共同发展的格局。

（三） 构造新型会计机制，严格程序管理。

为了更好地推行企业责任会计，企业应该建立"以决策会计为主导， 以财务会计为核心，以责任会计为重点，以内部银行为调控"的新型会计机制， 以突出发挥决策会计对财务会计、责任会计、内部银行会计全方位管理与监督的作用，建立、健全企业会计的自我约束机制。并严格实施以下工作程序：

1．根据企业的生产组织形式， 由决策会计（总会计师或财务厂长）统一谋划总体方案、制定总体目标、确定责任实体、划分经营权力。进而做好企业责任会计关键环节的把关定向。

2．由财务会计（一般由财务科长主持）根据企业总体目标， 编制财务预算和责任预算，把企业的目标值定量化、具体化、细分化。所编制的责任预算必须与财务预算紧密挂钩。

3．由责任会计（可由财务副科长代表），按照责任预算进行指标分解， 制定管理措施，核算方案及报表体系，实施对责任实体责、权、利、效的监督与考核。

4．由内部银行会计按责任归属，进行核算跟踪， 实施对责任实体成本、费用、资金的核算控制与监督，并通过日清日结，发现问题，立即汇报，及时处理。从而使"会计机制"一环紧扣一环地强化责任会计监控。

（四） 提高会计素质，把握工作要领。

要创造条件和机会，使会计人员提高素质，增强执法意识，提高业务技术水平和核算质量，尽快改变会计人员只忙于记账、算账、报账和只善于财务核算的传统习惯，从而步入参与管理、预测、决策和善于责任核算的新境界。

（五）要把推行、完善责任会计和学习邯钢经验结合起来。

要学习邯钢关于企业管理的核心是财务管理，财务管理的核心是资金成本管理，资金成本管理的核心是内部责任管理的经验。大力推行模拟市场，成本否决，狠抓突出"效"字定目标，落实"责"字搞分解，划分"权"字保运转，注重"质"字提品级，深化"改"字激活力，对准"实"字搞核算，把握"严"字来考核等工作要领，真正作到企业重担众人挑，人人肩上有指标，完成指标保目标。促使企业以最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

（六）实施审计检查，严格责任约束

年终，企业主管部门要协调财政、审计等等部门， 在对企业进行年度决策审计的同时，延伸进行"责任效益"检查。其重点是：

1．查实施方案。即查企业年初制定的内部经济责任制实施方案， 在实际工作中是否得以落实；责、权、利、效的划分、监控是否规范； 财务预算与责任预算是否衔接； 对下分解的责任指标是否签署了合同协议。

2．查制度落实。即查企业是否制定、执行了严格的责任会计制度； 其会计科目、费用项目、记账规则、结转程序、开支范围、开支标准、计价方法等是否符合有关规定；应交纳的利、费是否及时上缴。

3．查指标衔接。 各责任实体的资产、负债、权益分项指标相加之和（抵销内部往来）是否与企业总体资产负债表分项指标相一致；累计各责任实体的生产经营成果（收入、收益抵减成本、费用和厂部支出）是否与企业总体的经营成果相吻合；企业的财会报表和责任报表是否能综合反映企业总体和责任实体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产品经理转正总结篇7

一、经济体制转变——企业经营方式转变——理财观念转变：资本经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发生了两次转变，即由计划经济体制向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转变，再由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企业经营方式也发生了两次转变，即由单纯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再由生产经营型向资本经营型转变。因此，资本经营已成为现代企业理财的基本理念与方式，资产经营、商品经营和产品经营理念下的企业理财已不能适应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

在产品经营方式下，企业的基本特点是只管生产，不管供应与销售，更不管筹资、投资等。此时的企业严格讲并不是真正意义的企业，由于它不重视价值管理，企业理财也不是真正意义的理财。

在商品经营方式下，企业的基本特点是围绕产品生产进行经营管理，包括供应、生产和销售各环节的管理及相应的筹资与投资管理。商品经营是产品经营的发展和进步，它不仅重视产品实物经营，而且强调价值经营；不仅强调生产，而且重视销的衔接。但商品经营方式下，企业对筹资、投资等环节重视不够，理财观念淡薄。

在资产经营方式下，其基本特点是把资产作为企业资源投入，并围绕资产的配置、重组、使用等进行管理。在资产经营情况下，产品经营或商品经营要以资产经营为基础，即围绕资产经营进行商品经营和产品经营。资产经营是对商品经营的进步，它不仅考虑商品本身的消耗与收益，而且将资产的投入与产出及周转速度做为经营的核心。资产经营方式下企业理财观念增强，特别是讲求资产使用效率与效益，重视与加强了投资管理。但由于产权不清、忽视资本结构与资本成本，尽管企业理财观念增强了，但没抓住理财的精髓和本质。

在资本经营方式下，企业经营特点是围绕资本保值增值进行经营管理，把资本收益做为管理的核心，资产经营。商品经营和产品经营都服从于资本经营目标。资本经营是以资本为基础，通过优化配置来提高资本营运效益的经营活动，包括资本流动、收购、重组、参股和控股等能实现资本增值的领域，从而使企业以一定的资本投入，取得尽可能多的资本收益。资本经营是企业经营的最综合方式。

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企业经营目标转变——理财目标转变：资本增值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经历了从粗放型向集约型，或从外延型向内涵型的转变。随着这一转变，企业经营目标从追求规模向追求效益转变，企业理财目标也从速度型向效益型转变，从追求商品经济效益向追求资产经济效益到资本经济效益转变。资本增值成为现代企业理财的根本目标。

（一）资本经营目标与资产经营目标

资本增值目标是与资本经营紧密相关的。资本增值的核心在于资本收益率的提高。而要提高资本收益率一方面要搞好资产经营，提高总资产报酬率或资产盈利能力；另一方面要搞好资本运作，优化资本结构。

（二）资产经营目标与商品经营目标

资本经营不能离开资产经营孤立进行，同样资产经营也离不开商品经营。前面谈到，反映资产经营核心目标的指标是总资产报酬率，要明确资产经营目标与商品经营目标的关系，还应明确反映商品经营核心目标的指标。反映商品经营经济效益的主要指标是销售利润率，包括销售成本利润率和销售收入利润率。总资产报酬率与销售利润率之间的关系，可以反映出产品经营目标与商品经营目标之间的关系，即：

总资产报酬率=总资产周转率×销售利润率

式中：销售利润率中的利润是指息税前利润。

上式说明，企业要搞好资产经营，提高总资产报酬率，一方面要搞好商品经营，提高销售利润率或商品的盈利能力；另一方面要搞好资产配置与重组，提高资产的周转速度。

（三）商品经营目标与产品经营目标

产品经营是商品经营的重要环节。商品经营不能脱离产品经营而存在。商品经营目标与产品经营目标之间的关系可用下式表示：

销售收入×销售利润率=Σ[产量×产品销售率×（销售价格一销售成本）]

等式左边说明，企业从商品经营角度要追求利润最大化直接目标，一要提高销售利润率，二要扩大销售规模与水平。等式右边说明，要实现商品经营的利润最大化，产品经营是基础，即通过产品经营增加产量；同时，要注重产销平衡及投入品与产出品的价格。

三、理财观念转变——理财目标转变——理财内容转变：存量、增量、配置、分配

现代企业理财观是资本经营，理财目标是资本增值，因此，盘活存量资本，用好增量资本，优化资本配置，搞好资本收益分配就成为公司理财的基本内容。

（一）资本存量管理

资本存量管理的目的，是使现有资本得以充分利用，潜在经济效益得以充分挖掘。所谓潜在经济效益是指在现有技术水平条件下，企业实际经济效益与最大可能经济效益之间的差异，在资源（或生产要素）投入（存量）一定条件下，主要表现为实际产出与最大可能产出之间的差异。潜在经济效益的存在主要是企业资源存量没有充分利用造成的。从资本存量角度看，潜在经济效益存在主要是资本闲置和资本利用率低造成的。

从这一角度进行企业理财，核心是要解决资本的闲置和资本利用率低下的问题。企业资本闲置，从基建、生产和销售各环节看，主要表现是：在投资建设环节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低；在生产环节存在封存、末使用、不需用的固定资产，积压材料，废品等；在销售环节产品积压。资本利用率低的直接表现是：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开工不足、原材料利用率低等。资本存量管理就是要针对资本闲置和利用率低的原因，盘活存量资本，包括在基建投资管理方面缩短建设周期，降低基建成本；在生产经营领域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搞好资源重新配置，降低废品率，提高产品质量，压缩库存产品等。现阶段伴随国有企业改制、改组、改造，企业理财要在国家宏观战略性调整与改组，形成比较合理的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基础上，进行企业内部资产重组与财务重组。

（二）资本增量管理

一个持续经营发展的企业，仅有资本存量管理是不够的，资本增量管理也是重要问题。资本增量管理的目的，一是优化企业经济规模，取得最大规模经济效益；二是加快技术创新与改造，提高技术进步的经济效益。资本增量管理关键在于提高科技开发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和抗御风险的能力。

资本增量管理要实现上述目标，从企业理财角度，必须搞好以下几方面管理：第一，企业规模管理，即处理好资本投入与企业经济规模的关系，确定合理的企业规模。在现阶段特别要注意搞好企业扩张和组建集团的财务管理。第二，技术进步管理，搞好技术选择、技术创新、技术推广、技术引进、技术改造。从财务角度搞好项目可行性研究，正确处理收益与风险的关系。第三，企业筹资管理，选择筹资渠道、筹资方式，优化筹资结构，降低筹资成本。第四，企业投资管理，摘好财务预测，选择科学的财务决策程序与方法，提高投资收益率。

（三）资本配置管理

资本配置问题是资本经营的核心问题。其实，无论资本存量管理还是资本增量管理，实质上都存在资本配置问题，即存量资本配置与增量资本配置。资本配置管理的目的是要提高资源配置经济效益。所谓资源配置经济效益，是指由于资源配置结构变动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资源配置经济效益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资源投入一定的情况下，如何配置资源使产出最大；二是在产出一定的情况下，如何配置资源使投入最小。从资本资源配置看，提高资本配置经济效益就是要解决：一是一定量的资本如何在不同产品或不同用途之间进行配置，使投资收益率最大，如多项目组合投资决策等；二是生产一种产品如何优化配置各种资本资源的结构，使成本最低，如固定资产与流动资产结构优化，固定资产内部结构优化，流动资产或原材料内部结构优化等。另外，从企业权益角度看，负债与所有者权益结构的优化，也属于资本配置管理的范畴。

产品经理转正总结篇8

北京科技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科建集团”）凭借多年来在科技园区开发行业的经验、智慧和业绩，创新性地提出了科技地产商业模式，成为众多地方政府、金融、高科技企业界和房地产行业精英人士的关注焦点，也为房地产行业转型探索出了一个良性发展的方向。为了对科技地产这一全新的市场化科技园区开发商业模式进行深入了解，记者实地走访了北科建集团。

科技地产：搭建产业发展和资源整合的城市创新平台

没有人否认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但正如住宅房地产调控所显现的，脱离了科学发展的房地产经济会遭遇它的瓶颈。而真正优秀的房地产企业，只要真正投入到国民经济的转型、升级的过程，非但不会萎靡，反而能迎来春天。

北科建集团的科技地产模式强调城市与产业协同发展，是以房地产开发为手段，以产业聚集为目标，以科技载体和产业服务构建为任务，整合企业发展的要素和资源，通过开发、运营、服务助推产业创新和价值提升的一种科技园区创新开发模式。实质上，科技地产是以地产为平台、产业为主体、金融为支撑，实现地产资本、产业资本、金融资本有机融合，驱动区域经济转型与发展的一种全新商业模式。

科技地产不仅仅是房地产开发，而是在搭建一个巨大的平台：即产业创新平台和资源整合平台。所谓产业创新平台，就是每个科技地产项目都以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培育为中心任务，根据区域的产业环境和政府的发展战略，明确园区的产业定位，然后通过科学合理的功能规划、建筑设计和业态准入，以及全方位的产业服务，来营造企业创新与成长的硬件环境和软环境，使入驻企业既能享受到清新优美的生活工作环境，又能降低创新成本，激发创新活力，实现产业聚集，加速区域经济的内涵式发展。2012年341个部级开发区土地利用调查情况表明，2012年高新技术产业用地产出强度为26668.11万元/公顷，不仅每年都有较大幅度的提升，比同期工业用地产出强度超出一倍有余，更是远远超过了普通住宅用地的使用效益。因此，科技地产无论是从土地效益上，还是从实现的功能上来讲，已经不属于普通的房地产开发范畴，而是推动产业创新发展、提升土地价值的重要平台。

所谓资源整合平台，就是科技地产项目作为城市功能完善和城市价值提升的重要载体，包括了建设、运营、管理等环节，因此需要开发商整合多种资源和各方力量来保证园区功能的实现。具体来说，在整体功能实现上，科技地产开发需要政府配套相关的城市公共资源；在建设和发展中，需要金融机构提供园区建设的资金和科技企业孵化资本；需要网络信息技术与运营资源的支持，来提升园区的智能化管理水平。因此，科技地产作为一个资源整合的大平台，需要开发商统筹政府、金融以及各种社会资源，并且科学合理地确定利益分配机制，保障各种资源在参与科技地产过程中的利益诉求均衡和价值实现。

所以，科技地产模式，直观来说，是产业创新与发展平台、是内容和资源整合平台，不仅提升了土地价值、城市功能和区域形象，加速了高新技术产业创新和发展，为政府创造了持续税收、就业，实现了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而且实现了政府、入驻企业、开发商、金融资本等各种资源和力量的利益均衡和价值提升，从本质上来讲，科技地产无疑是一个价值创造和提升的巨大平台。

社会责任：以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为己任

科技地产作为高新技术产业创新与发展的平台，其巨大的社会价值从创造的经济效益和创新成果中可窥一斑。北科建集团自1999年成立以来，先后开发了一区七园八个科技地产项目，包括已经建成的中关村科技商务核心区、中关村软件园、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和正在开发中的嘉兴智富城（嘉兴长三角创新园）、无锡中关村软件园太湖分园、青岛蓝色生物医药产业园、长春北湖科技园。

创新不是一蹴而就的。记者了解到，北科建集团的科技地产模式创新，是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的。北科建集团2010年完成了北京中关村一区三园的开发任务，不仅实现了项目总体规划和功能布局的高品质，提升了土地价值和城市形象，而且成功吸引了微软、IBM、甲骨文、新浪、甲骨文、百度、美国健赞、瑞士先正达、博奥芯片等4000多家大型企业总部和高新技术企业入驻，并通过孵化服务，支持12家企业入园后实现国内外上市，使数百家高科技创新企业化蛹成蝶，累计获得自主知识产权和国内外专利5000多项，2012年创造产值3500多亿元，上缴税收220多亿元，成为推动国家自主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引擎。

北科建集团正在京外开发的四个科技地产项目，总投资约250亿元，总建筑面积达到410万平方米，其中孵化器、加速器面积多达150万平方米，这在国内科技园区开发企业中是罕见的。这些园区已经成为当地实现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推动力，成为承接一线城市产业转移、技术转移和推动本地产业结构升级的引领力量，其潜在的巨大社会价值也正逐渐显现。比如嘉兴智富城成为浙江省着力打造的科技孵化城“一心八园”的“心”，已经带动该区域成为了省级高新区，并正在向部级高新区迈进。

中关村作为我国高新技术创新发展的策源地，创新文化氛围浓厚，创新资源丰富，正日益发挥出引领示范和辐射带动效应，尤其是在向二三线城市产业转移和技术输出方面做出重要贡献。2011年，中关村流向北京之外地区的技术合同成交额约1900亿元，同比增长约35%；据不完全统计，2011年中关村示范区上市公司等规模较大企业在京外地区实现总收入约1万亿元。北科建集团作为根植于中关村园区的大型责任国企，开创了科技地产模式，并且在京外布局，就是要帮助外地二三线城市来承接中关村的技术转移、产业转移，把中关村创新文化的精髓、创新的体制机制以及先行先试所形成的政策优势复制到当地，在当地形成创新的文化氛围和良好的创新体制机制，推动本地的产业升级，实现区域经济的发展方式转变。

北科建集团用“服务区域经济、助推产业升级、加速科技转化、提升社会贡献”来概括自己的企业使命，就是要力争通过科技地产的开发运营服务，在宏观上促进当地产业结构、人才结构、财政结构等积极转变，在中观上以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在微观上促进创新创业型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达到综合提升地区创新能力，实现政府、股东、入园企业、合作伙伴和员工五方利益诉求的均衡和共赢。这一使命也集中体现了北科建集团“社会效益为首，经济效益为本”的经营理念，凸显了国企的社会责任。

产品体系：创新驱动战略和新型城镇化的实现载体

城镇化近年来一直是中国经济内需拉动的最大潜力，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为51.3%，但目前的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只有33%，大量农民工享受的公共服务水平很低。因此，提高城镇化质量和内涵，走新型城镇化的道路，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战略。

新型城镇化的本质，是通过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实现土地、就业和人口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北科建集团作为大型责任国企，正是通过不断的产品体系升级和产品类型创新，力求将国家创新战略的实施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有机联系在一起。

从北科建集团科技地产的产品体系来看，已经完成的中关村一区三园可以说是第一代产品，主要功能是实现产业聚集，主要职责是土地一级开发和招商运营。第二代产品是目前正在开发的京外四个科技地产项目，主要产品类型包括科技新城和专业化科技园区，是对第一代产品的功能完善和创新升级。

嘉兴智富城是典型的科技新城产品。项目总投资100亿元，建筑面积150万平方米，坚持以助推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城市功能提升为核心理念，以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导产业，包含了产业研发区、商务功能区、生态住宅区三大板块，囊括了孵化器、研发楼、厂办一体化、写字楼、星级酒店、餐饮街、购物中心、住宅八种业态。项目通过科学的功能布局规划和严格产业业态控制，引进环境友好、清洁生产类企业，使产业与城市间的矛盾和冲突降到最低，并使各业态之间功能互补和产品溢价最大化，打造了一个产业导向的微型城市，实现城市功能与产业功能的有机融合，使区域从业人员享受到职、住、娱一体化的综合服务。这种产品规避了传统城镇化中有城无业的现象，实现了土地利用、就业能力、人口结构的同步城镇化。

无锡中关村软件园太湖分园是典型的专业化科技园区，是对传统园区开发理念和产品功能的一次升级。首先，在园区总体建筑风格上，把1040亩土地、69万平方米的建筑统一进行了规划，根据不同的业态，实现古典风格、现代风格和前卫风格的有机传承和相互融合，整体风格更加符合审美梯度需要，有效规避了第一代产品中只进行土地一级开发和功能规划，园区建筑风格难以相互融合的难题。其次，在功能规划和业态设计上，针对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经营规模的企业需要，进行了多种建筑业态的功能组合，产品业态包括了孵化器、总部办公、人才公寓、培训中心、创意工作室（studio）、厂办一体化等，产品业态更加丰富。

在科技地产第二代产品如火如荼开发的同时，为了更好地贯彻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实现城镇化与信息化的良性互动，北科建集团未雨绸缪，在科技地产的产品体系上再次谋划升级，正在大力构建第三代科技地产产品——产业新城，实现由“科技新城”到“产业新城”的全面升级。

产品经理转正总结篇9

［摘要］近些年中国贸易顺差持续拉大，原因之一就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产品内贸易。在全球专业分工中，处于“微笑曲线”中不同位置的国家通过不同的机制对中国的贸易顺差产生影响。文章详细分析欧美、日韩、东盟等重要国家与地区的影响机制，对中国贸易顺差从全球分工角度做出了全面的解释。在实证分析中，通过经验数据，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以及协整检验得出结论，产品内贸易与顺差之间有显著的因果关系，且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因此，建议我国应该紧跟全球分工趋势，完善加工贸易政策、加大进口规模，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发展良性循环，根据当前产品内贸易对顺差的重要影响针对性地实施平衡贸易顺差的政策举措。

［关键词］贸易顺差；产品内贸易；国际分工

一、前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入，世界贸易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快速发展。中国抓住全球化机遇，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使外资、外贸规模不断扩大，贸易顺差大幅增加。1995年至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年度贸易顺差皆在120亿美元至400亿美元之间，2007年贸易顺差达到2621.97亿美元，是1990年的30倍。受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中国外贸顺差增势放缓，但年度顺差仍达到2954.7亿美元，同比增长12.5%，净增328.3亿美元。巨额贸易顺差是我国经济实力增强的象征，在当前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情况下，有助于保持全球债务的偿债能力，降低金融高风险所带来的社会恐慌以及动乱。但另一方面，不断增长的贸易顺差代表了贸易伙伴国不断加大的贸易逆差，美、欧等国家和地区因此向中国施加压力，引发了当前愈演愈烈的国际贸易摩擦以及日益加重的汇率调整压力。除此之外，高额的外汇储备还会成为少数反华势力宣扬“中国威胁论”的重要借口，进一步恶化中国的国际贸易环境。鉴于此，我们应高度重视目前的贸易失衡状况，探求引起中国贸易顺差的本质原因和解决贸易顺差的政策方法是当务之急。

二、文献综述

关于贸易顺差的形成原因，学术界进行了大量的探讨，从国内外各个角度给予了不同的解读，但总的看来，文献探讨可以分为理论和实证两大类。

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国内学者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中国长期推行外向型发展战略的必然结果

邓立、张坤（2007）认为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余永定、覃东海（2006）指出中国的双顺差：是中国长期推行FDI的优惠政策，特别是加工贸易型FDI优惠政策的结果。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外资，导致了国际收支结构的失衡。John Whalley(2010)运用二阶段增长法估测了FDI流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指出由于外资企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大大超过国内企业，导致国内市场产品大量剩余，形成大规模出口，占据了中国经济增长的40%。刘光溪（2005）指出，国际收支近十几年来的持续双顺差和外汇储备的急剧攀升，说明我国外向型经济存在较严重的非均衡发展，应从根本上着力进行政策规范、体制改革、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钟山（2009）也提出相似观点，认为国内外贸易的限制措施是顺差得以扩大的政策性原因，国家需要营造良好环境，以此来缓解过度出口的不平衡压力。孙彩梅（2007）认为，贸易顺差的深层次原因是我国对贸易顺差的观念滞后，认为贸易的重点在于出口，对于保持贸易平衡的措施相对较少。

（二）人民币汇率的影响

Alicia García-Herrero and Tuuli Koivu（2007）运用经验数据，通过建立双边进口等式，发现外贸进口随着人民币的升值而减少，而这部分减少主要来源于东南亚国家的进口减少，这反映出“亚洲生产网络”中的垂直一体化现象，也使得中国的贸易平衡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反映敏感。Martin S Feldstein(2008)通过对美国贸易账户的数据分析，指出解决贸易不平衡的基本方式在于汇率以及国民储蓄率的调整。Yin-Wong Cheung， Menzie D. Chinn，Eiji Fujii（2009）认为人民币显著低于通过跨国模型估算出的价值，并且多面贸易受相对价格的影响，尽管这种相对价格的关系有时不够准确。因此，中美的贸易平衡应该依附于预期的实际汇率以及相对收入的变动。卢锋，刘鎏（2007）以巴拉萨-萨缪尔森为理论基础，分析得出虽然贸易部门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方向呈正相关性，但作为具备劳动力优势的国家，前者的涨幅仍低于后者，由此导致实际汇率被低估，形成出口部门的又一优势，拉大贸易顺差。 刘光溪（2006）认为，我国贸易收支不平衡问题是由制度、结构和特定的发展阶段综合形成的，汇率政策在平衡贸易收支方面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但对于处于转型并轨期间的中国经济，其作用的发挥受到其他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

（三）国内投资无法完全吸收国内高储蓄

Martin S Feldstein(2008)结合中美贸易实际情况，认为虽然极具竞争力的货币是解决贸易失衡的重要方式，但是本质的解决方式还是来自于国民储蓄率。对于中国而言，降低储蓄率主要通过提高家庭消费和政府在医疗、教育方面的公共支出来实现，借贷市场的发展，保险业的完善等举措都能加速这一目标的实现。李扬，殷剑峰 （2007） 从国民经济的供应角度出发，认为高储蓄率构成了居高不下的高投资和高顺差的物质基础，并且由于国民储蓄超过国内投资，贸易顺差将继续拉大。李稻葵、李丹宁（2006）认为应从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化和两国储蓄的变化两方面来解释中美贸易顺差。管涛，王信（2007）从国际经验来看，认为我国还处在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初期，当前规模的贸易顺差在正常范围内，贸易顺差变动可以用国民储蓄投资的缺口变化来解释。何帆、张明（2007）指出，中国从1990年代中期起出现持续贸易顺差的原因在于国内总储蓄高于国内总投资。政府若放任总储蓄率和总投资率的上升，贸易顺差将继续增长，政府若采取积极政策调整，贸易顺差将会逐渐下降，后者符合中国现实内外平衡的增长战略。与国内投资储蓄投资缺口引起贸易顺差观点相似的是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张家胜、祁春节（2007）基于总供给与总需求模型分析，认为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和国内投资扩张必然使总供给超过总需求，导致贸易顺差的增长。除此之外，公共品的供给不足和贸易品供给过剩以及国民储蓄持续超过投资也构成了贸易顺差的直接因素。而人口红利、大规模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地方政府行为扭曲、金融抑制等因素决定了我国贸易顺差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佟家栋（2007）认为因消费和投资需求不足所产生的“生产过剩”必须借助国外市场出清，形成了中国企业对国外市场的高度依赖，这种有效需求不足是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不足。

（四）全球产品内分工生产方式导致的结果

Hummels， Rapoport， and Yi (1998)指出国际企业通过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促进了国际分工，并将这样的国际分工称为“垂直专业化”。 Hummels， Ishii， and Yi (2001)建立了两阶段生产模型，并通过研究指出垂直专业化贸易的形成是开放型国家成长多于所得的重要原因。马野青（2009）认为我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是由产品内分工引起的国际产业转移的结果。这种贸易顺差由于是建立在产品内分工和我国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因此是可持续的，并且对我国产生一系列的福利，主要体现在先进要素的集聚、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就业增加、创新能力的提高等积极作用。徐毅（2009），蒲华林、张捷（2007）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卢锋（2006）指出，双顺差直接原因来自加工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结盟效应”，深层根源则是产品内分工时代背景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互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双顺差结构特点是中国经济开放成长在一定发展阶段的可持续表现。

除了以上从理论上深入分析，提出针对贸易顺差的不同观点外，一部分学者也尝试通过采用实证分析提出新的想法或者对已有的观点进行进一步的验证。Berthélemy and Démurger(2000)采用联立方程组回归模型，从全国的视角出发，认为FDI作为产品内贸易的一种具体方式，对经济增长有着直接的贡献。许煜、徐翱、尚长风（2007）提出了理论假设，中国式的财政分权是中国贸易顺差的制度性根源，并采用了多变量的Johnsen协整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两者呈正相关关系，且系数很大，表明中国式的财政分权对贸易顺差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张茵、万广华（2005）构造了一个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对在1985 ～2000 年间影响中国贸易余额的因素进行了探究，指出实际冲击是影响中国贸易余额的主要因素，实际冲击包括国外供给冲击、国内供给冲击和相对需求冲击。人民币汇率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但汇率变动对贸易余额影响不大。因此，货币性手段将不足以解决所谓的中国“贸易失衡”问题。徐毅（2009）通过对贸易顺差的特征事实分析以及对储蓄论的验证，认为国际产品内分工是导致我国贸易顺差持续，而生产要素在地方的流动和结合是其形成机制中的重要构成增加的最重要原因。 蒲华林、张捷（2007）针对产品内分

工和产品内贸易与中美贸易顺差的关系做了实证分析，发现中日产品内贸易对中美贸易顺差的贡献最大，韩国和东盟位居其后，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的转移所导致的产品内分工和产品内贸易。

以上几种观点虽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根据不同的依据对贸易顺差进行了合理的解释，部分也通过实证检验证实了其理论推导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但都存在一些漏洞，主要有以下三点：（1）多数研究都将贸易假设为同质，或者直接解读为一般贸易。事实上，除了一般贸易，贸易还包括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不同的贸易形式形成原因可能不相同，同时也会产生不一样的贸易影响。（2）多数观点关注的都是内部因素，视角局限在国内，对于国际分工带来的影响缺乏必要的思考，与当前国际贸易分工深化的世界局势不符。（3）在对于国内影响贸易顺差的诸多因素的分析中，某些观点一味固守传统的宏观经济学理论，脱离了中国当前国情，导致理论推导与实际情况产生了偏离，不能用于指导实践。

徐毅（2009），蒲华林、张捷（2007），卢锋（2006）等学者虽然已从全球分工角度对贸易顺差的成因进行了一系列探讨，但都缺乏系统的内在机制分析。马野青（2009）“产品内分工视角的中国外贸顺差及其利益分析”弥补了这一方面的不足，从不同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外贸顺差转移的角度对贸易顺差的产生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但上文只采用了统计性描述进行验证，并没有结合精确的实证检验，缺乏一定的可靠性和实践性。基于以上研究的不足，笔者进一步从国际分工的角度寻找我国贸易顺差的成因，并运用Eviews进行深入分析，以得到更加完善的结论。

三、贸易顺差的形成机制

产品内贸易是在国际分工和全球贸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贸易形式，是指由产品内分工所引起的中间投入品的贸易。所谓产品内分工，则是将产品生产价值链中的不同环节，包括工序、区段、零部件进行拆分，在空间上分散到不同的国家，每个国家根据其比较优势对产品进行专业化生产的现象。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外向型经济策略中，充分利用了“人口红利”，即充足的劳动力资本，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出口成本低廉的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美国、日本以及欧洲各国为了降低生产品本，提高竞争水平，扩大营业利润，纷纷将其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或工序转移到中国内地，之后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国家也加入其行列，由此逐步形成当前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现实。产品内分工导致全球生产格局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生产组织结构呈现出一条类似于“U”形的微笑曲线，而各个国家根据其专业化工序的不同分布在曲线上的不同位置。日本和韩国主要从事产品的研发和设计，美国和欧洲各国则提供核心技术，从事产品的全球化管理以及市场营销，这些都属于资本技术密集型的生产活动，附加价值最高，位于微笑曲线的两端最高处。台湾地区和东盟各国提供产品的零部件系统或模块，属于中间产品的供应商，处于微笑曲线的次高端。中国大陆则从事中间品的加工组装，提供少量的组件，属于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活动，附加价值最低，位于微笑曲线的最低端。由于各个国家都顺应了全球化变革下对生产工序的“重新洗牌”，在改变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到对国内原有的某些生产环节进行海外转移，或者对当前的生产工序寻找更加廉价的生产地进行外包生产，这一方面使得各国交往更加频繁，联系更加密切，扩大了世界贸易的规模；另一方面也必然引起各国贸易顺差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根据微笑曲线的各国的不同位置，贸易顺差转移的原因和作用机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欧美国家

欧美国家消费水平高，占据了消费品市场的大块份额，同时它们也具有共同的产业特点，即技术密集型产业发达，人力资本价格昂贵，若在国内进行生产，最终产品价格必然居高不下，不利于国民生活品质的改善。因此在产业结构升级中，欧美企业会将大量产品生产链移向海外转移，在本国内重点发展服务业，并依托高新技术产业牢牢占据价值链的高端。对于产业链的转移，主要包括中间产品、零部件系统及最终产品的生产转移，而最终出口地分为两种情况，不同的出口地带来的贸易顺差转移的影响也不相同。一是将加工制成品用于承接国本国市场的销售，事实上，大量的欧美企业投资都是以在东道国销售产品为目的。原本在欧美国家制造生产并销往海外的产品现在直接在目标市场所在国进行销售，并且不需要中间产品的出口，这样欧美国家对中国的贸易顺差变为零。而对中国而言，本来应该向海外进口中间产品或制成品，由于产业链转移到国内，这部分进口也就不需要了，因此贸易进口量减少。二是将加工制成品销往海外，包括对转移国最终产品需求的进口返销。欧美企业将本该承担的对外贸易顺差转移到中国的经常性账户中，并且由于对该产品由于需要进口返销，欧美国家表现为贸易逆差。而中国由于出口经加工后的制成品，出口增加。因此，中国的外贸顺差从进口减少、出口增加两方面得以扩大。在将产业链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同时，某些欧美企业也会向承接国出口一些精密部件，由此增加了中间产品的出口，账户上反映出对中国的顺差。但是，精密部件有较高的科技含量，而欧美对中国一直以来实行技术出口限制，具有竞争力的高科技产品出口难度大。因此，中国真正进口的零部件只是一小部分，再加上中间产品价值远小于最终产品价值，远无法覆盖对欧美国家的出口额，账户总额上仍然显示大额顺差。由此可见，欧美国家通过在中国建立跨国公司，获取对外投资的利益，却将贸易顺差留在中国的账户上。

（二）日韩国家

日本和韩国在产业结构升级后，将产业的重心转移到产品的功能设计和工艺开发上，而较低层次的加工制造环节则外包给毗邻的中国，最后将最终产品从中国出口销往海外。当日韩企业将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时，需要向中国出口大量的中间产品及零部件系统，虽然日韩本国所需要的最终产品要从中国返销进口，形成了一部分的日韩对中国的逆差，但其价值远低于中间产品出口的价值额，日韩对中国显示的是大额顺差。对于中国而言，日韩的产业链转移包含三个步骤：第一步是从日韩进口中间产品以及零部件；第二步是在国内进行加工制造；第三步是将成品出口至欧美国家以及日韩。虽然中国对日韩国家存在中间产品的进口逆差，但在承接生产链的同时也承接了向海外出口制成品的贸易顺差，而后者的价值远远大于前者。日韩国家将对制成品的贸易顺差用中间品顺差来替代，大大缩小了顺差额，但中国却承担了对日韩国家和欧美国家的两部分顺差，形成了顺差最大化。统计数据分析，近年美国对日韩的贸易逆差占其全球贸易逆差的比重在逐渐下降，而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在不断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产业结构转移所引致的产品内贸易的发展。

（三）台湾地区和东盟

台湾地区和东盟各国在产业特点上也有劳动力价格低廉的特点，提供原材料、中间产品和零部件模块是其利用资源禀赋以及劳动力比较优势的体现。制造业是台湾和东盟地区的支柱产业，若将生产环节全部转移到中国大陆，必将产生“制造空洞”，因此这些地区往往会将对欧美出口摩擦较大的产业链进行转移，以避免国际贸易纠纷。转移地将某些加工零部件和原材料出口到中国，经过加工制造后以中国为出口平台销往海外。这个过程将本该转移地承担的贸易顺差全额转移到了中国的账户上，转移地对海外的最终产品贸易顺差为零，只承担了部分中间产品和原材料的顺差，远远小于成品的贸易顺差。由于进口大量原材料和中间产品，中国对台湾和东盟地区表现为贸易逆差，而作为出口平台，对欧美国家又表现为贸易顺差，两相抵消，在账户上仍显示为贸易顺差。在向中国转移生产环节的同时，台湾和东盟国家进口中国内地生产的制造业的中间产品，主要包括零部件系统及模块，这进一步拉大了中国对这些地区的贸易顺差。除此之外，台湾和东盟地区向中国的出口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再进口，也就是将原材料、中间品在中国进行加工制造，再返销到原地区进行下一步的加工制成。事实上，承接国在其中只获得了少量的劳务费用，但在经常账户上却显示了对转移地的大额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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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内地

中国人口总数大，就业岗位有限，因此就业问题一直以来是国内长期关注的问题，也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对外开放以来，大量的外包工作也同样带来众多的就业岗位，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国内就业压力。从某一程度上来说，低廉的劳动力优势缓解了农业隐形失业问题，这种社会福利是大部分国家在全球产业转移中都无法惠及的。中国在整个世界产业链中负责加工、组装的部分，从国内角度来看主要经过进口-加工-出口三个环节。随着大量外资的引进，许多外资公司将整条产业链转移到中国，经常账户上进口为零。生产出成品之后，外资公司将产品向海外销售，获取销售利润，产品出口收益记录在中国出口账户上，而实际上中国只是作为出口收益的“属地”，真正获取这部分收益的“属人”是外资公司。这里的外资公司不仅有传统意义上的发达国家设立的公司。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在中国设立外资企业，大部分都是技术含量较低的电子机械、皮靴、玩具以及服装。这种产业转移使得中国与周边大部分国家与地区呈现逆差状态，而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呈现大量的贸易顺差。

四、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分析

经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产品内贸易对贸易顺差存在一定的影响，本文将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协整关系及误差修正模型来研究加工贸易总额与贸易顺差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进一步阐明其中的内在联系。由于中国从1981年开始发展产品内贸易，因此加工贸易贸易进口与加工贸易出口数据选择1981～2008年年度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统计年鉴》。进口总额和出口总额数据来源于1981～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各期。在本文实证检验中，分别设进出口差额以及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为SUR、PRO。

（一）平稳性检验

在进行一系列的检验之前，首先运用Eviews对序列SUR和PRO及其差分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

进出口差额的ADF检验表明，SUR在差分前是不平稳序列，经过二阶差分后平稳，因此SUR序列为二阶单整过程。

在对加工贸易总额的ADF检验中发现，PRO是一个三阶的单整过程。在协整检验中，根据降阶规则，本文等号两边的变量的单整阶数要求相等。由于等号左边的SUR序列是二阶单整过程，因此需要转化PRO的形式，使其序列同样变为二阶单整过程。在此，将PRO变量去对数，重新进行ADF检验。

上述检验结果表明，PRO的对数形式经过二阶差分后平稳，因此LPRO是二阶单整过程，在协整检验以及误差修正模型中，加工贸易总额将以对数形式出现，以保证检验的正常运行。

（二）格兰杰因果检验

运用Eviews中的Granger Causality Tests，检验贸易顺差(SUR)和加工贸易总额（PRO）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Estimate VAR中，根据AIC、SC最小值原则，选择滞后4期为最优滞后期（选择过程略）。

格兰杰因果检验

根据上述检验结果观察两个假设的可能性值，可以得出，可能性值分别低于1%的显著性水平，因此拒绝原假设，得出结论：（1）加工贸易是贸易顺差的格兰杰原因，即加工贸易增长促进了贸易顺差。（2）贸易顺差是加工贸易的格兰杰原因，即贸易顺差增长促进了加工贸易。

可见加工贸易能够促进贸易顺差的扩大，同时国内贸易顺差也能显著正向作用于加工贸易，两者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前者是本文的讨论重点，因此下文将对两者的长期关系进行进一步探讨。

（三）协整检验

在LPRO与SUR时间序列都为二阶单整的基础上，做如下协整回归，检验二者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根据AIC、SC最小原则，选择滞后5期最为时间序列LPRO和SUR的最优滞后期。检验可得，上述变量存在协整关系：

其中，LPRO的t值显著。上述等式说明了加工贸易与贸易顺差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即加工贸易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贸易顺差总额就会上升225个单位，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长期关系。

利用协整关系，进一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SUR(t)= 1.528*SUR(t-1) +1.47*SUR(t-2) +1.388*SUR(t-3) + 1.340*SUR(t-4) +1.276*SUR(t-5) +1219.606*LPRO(t-1)+ 647.696*LPRO(t-2)+ 1088.004*LPRO(t-3)-743.992*LPRO(t-4)-650.511*LPRO(t-5)-612.046-1.384( SUR(t-1)-225.053*LPRO(t-1)+ 1259.052)

上述模型将长期效应和短期影响明确分开，SUR(t-1)=225.053LPRO(t-1) -1259.052为长期均衡关系，调整系数为-1.384，表明误差修正项对SUR(t)的调整速度，负数符合反向修正机制。短期动态关系较为复杂加工贸易对数与贸易顺差总额的滞后一期至五期均对贸易顺差产生短期影响。

五、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加工贸易是贸易顺差的形成中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同时贸易顺差也会对加工贸易产生正面影响。基于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此从加工贸易的角度出发，提出减少贸易顺差的一些政策建议。

（一）完善加工贸易政策

政府需要加强外资引进测评力度，合理引导海外产业链向国内的转移。对于大规模的产品外包承接，地方不能一味追求政府绩效全盘接受，而忽略了产品和生产链本身的质量及其发展潜力。政府需要制定更为全面、严格的外资引进政策，对于引进的外商投资，不仅要考量其规模，更需要对其产品链中涉及的原材料、加工工艺、中间产品的质量进行评估，考虑其是否对地方整体发展有益。在对产业链进行综合评估之后，再重新思考对于外商投资的引进问题，逐步减少低质量外资，由此可以进一步降低加工组装后的产品出口。另一方面，逐步取消某些吸引外资政策，如“超国民待遇”。推出此类政策的最初目的是吸引外商投资，而现今中国已经建立并且巩固了其在全球市场上的加工组装地位，优惠政策反而会导致更多的“假外资”流入国内。对于欧美国家市场导向型的外商直接投资，优惠政策的取消并不会影响其FDI的进程，因此取消部分政策实际上是给所有面向中国的产业转移进行了一次“过滤”，使得海外投资市场更加透明，利于中国FDI的长期发展，也减少了许多不必要出口，缓解贸易顺差。

（二）改善进口结构，在贸易转移过程中适当加大进口规模

在上文中提到，欧美、日韩国家在向中国进行产业链转移的同时，也会向中国出口精密部件，并且这种情况是常态。但是由于各个国家的制度限制（如美国的技术出口限制），这部分进口往往有限。政府需要在国际贸易协商中加强谈判技巧，争取更多的主动权，以获得更多的进口机会。同时改善国内进口环境，实行进口优惠政策，以吸引更多的资源进入国内。对于进口的内容，不仅包括精密仪器，也要拓展至国内短缺的原材料、精密设备和先进技术的进口，逐步在扩大进口规模的同时不断优化进口结构。随着进口量的扩大，贸易顺差的压力会有所减小。 转贴于

（三）加快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改变出口增长方式

劳动力低廉的特点使得中国外贸出口呈现粗放型增长方式，即出口量是由大规模出口而非高收益引起。要摆脱加工贸易引起的贸易顺差，就必须打破当前的贸易格局，脱离“微笑曲线”的最低端，不断向上攀升，最终实现效益型增长的转变。政府需要重点发展技术进步与科技创新，不断增加外包产品的技术含量，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同时辅以金融、财政、投资政策对产业结构加以调整，直至出口贸易实现内涵式发展。当然，这种转变并非一蹴而就，在产业结构没有彻底转换之前，外贸都要始终保持自身比较优势，将加工贸易作为本国外贸的一大奠基石，在循序渐进中逐步实现产业结构的良性转换。

（四）发展良性循环

从上述的格兰杰检验，得出结论：贸易顺差也会对加工贸易施加正面影响，因此贸易顺差的减少会引起加工贸易的减少，由此进一步降低贸易顺差总量。由于两者相互促进，可形成良性循环，以达到最终缓解贸易顺差的效果。

以上政策建议是从加工贸易角度出发提出的，实际上，贸易顺差是一个宏观问题，受到国内外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仅仅优化一方面并不能最终解决问题。加工贸易属于影响贸易顺差的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包括国内消费需求、外汇管理、经济发展等，只有综合所有因素考量贸易顺差的形成，并针对各方面问题辅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以调整，才有可能引导贸易顺差达到较为合适的位置，真正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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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经理转正总结篇10

步正发代表中轻联作理事会工作报告，会议回顾了2014年轻工行业的主要工作，分析了2015年轻工业面临的新的经济形势和总体要求，明确了2015年的主要工作并提出总体要求：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两会”精神，立足智能制造、“中国制造2025”、轻工强国战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进一步发挥科技的引领支撑作用，更加突出稳增长同转方式、调结构的有机结合，更加突出创新驱动，更加突出自主品牌建设，深化协会改革，促进轻工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转型升级。

步正发指出，轻工业发展同人民群众小康生活水平密切相关。我们要在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定信心，改革创新，攻坚克难，扎实工作，胜利完成“十二五”规划的各项任务，为制定实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十三五”规划打下坚实的基础，为开创轻工业持续健康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会上，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的代表作了典型发言。经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批准，会议颁发了2014年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科技术奖、了2014年轻工品牌培育管理体系先进企业和轻工品牌竞争力优势产品。另外，有16项成果被评为“2014年度轻工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会议还授予张静等98人为《中国轻工业年鉴》“年鉴优秀工作者”，授予消费日报社等18家单位为“年鉴工作突出贡献单位”。

会议还通过了中国轻工业联合会2014年度会费收支情况报告，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国轻工业联合会质量分会”的决定。

4月2日下午，参加会议的代表分别围绕“如何按照国家关于行业组织深化改革的要求，推动协会改革”、“如何贯彻落实国家实施‘一带一路’等区域发展战略，结合自身实际，促进区域轻工业协调发展”、“如何适应新常态，依靠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增强自身竞争力”等议题进行了分组讨论。

会议期间、还召开了中轻联三届九次常务理事会。

立足“中国制造2025”战略 促进轻功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转型升级――中轻联理事会暨全国轻工行业工作座谈会侧记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两会”精神，分析把握轻工业进入新常态所面临的形势，加快推进轻工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注重改革开放创新发展，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促进轻工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4月2日，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三届五次理事会暨全国轻工行业工作座谈会在石家庄召开。

会议回顾了2014年轻工行业的主要工作，分析了2015年轻工业面临的新的经济形势和总体要求，明确了2015年的主要工作。会议要求立足智能制造、“中国制造2025”、轻工强国战略，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继续深化改革，促进轻工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转型升级。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会长步正发，副会长钱桂敬、王世成、杜同和、陶小年，名誉会长杨志海、张善梅，以及发改委、工信部、国资委和河北省有关领导在主席台就座。步正发代表中轻联作理事会工作报告。

经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批准，会议颁发了2014年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165个科技项目获奖。会议还了2014年轻工品牌培育管理体系先进企业和轻工品牌竞争力优势产品，娃哈哈等13家企业被评为“2014年轻工品牌培育管理体系先进企业”，康奈集团生产的康奈皮鞋等61个品牌产品被评为“2014年轻工竞争力优势品牌产品”。另外，有16项成果被评为“2014年度轻工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

今年是《中国轻工业年鉴》创刊30年，为鼓励、推动年鉴工作进一步发展、提高，经中轻联审定，授予张静等98人为“年鉴优秀工作者”，授予消费日报社等18家单位为“年鉴工作突出贡献单位”。

会议还通过了中国轻工业联合会2014年度会费收支情况报告，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国轻工业联合会质量分会”的决定。

步正发在工作报告中首先总结了2014年的主要工作。他表示，2014年轻工行业认真贯彻中央决策，加快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经济运行保持了稳中有进的态势，各项工作取得新的进展。具体表现为，轻工业经济平稳增长，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创新驱动发展取得新进步，智能制造、机器替代人工步伐加快，拓展市场取得积极成果。全年轻工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6%，高于全国工业0.3个百分点。全行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利润分别为26.7万亿元、1.8万亿元。

步正发指出，一年来，中轻联及时反映行业和企业诉求，推动轻工业发展政策的制定实施；加强科技指导，组织实施科技项目和科技奖励；推进环保和节能减排；推进标准体系建设，加强品牌培育和质量管理；培育和共建轻工业特色区域和产业集群；拓展展会功能，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开展公共服务活动，加强自身建设。

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也是稳增长、调结构的紧要之年。同时，轻工业正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由产业中低端转向中高端，经济结构正由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方式正由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益型，发展动力由主要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和引进技术的条件优势转向创新驱动。

在此基础上，步正发提出了2015年工作总体要求：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两会”精神，立足智能制造、“中国制造2025”、轻工强国战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进一步发挥科技的引领支撑作用，更加突出稳增长同转方式、调结构的有机结合，更加突出创新驱动，更加突出自主品牌建设，深化协会改革，促进轻工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转型升级。

依照这个工作思路，步正发强调，首先要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平衡，稳增长是今年轻工经济工作第一位的任务。近几年来，轻工经济增速连续下降，既是经济发展规律性的反应，也是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机制弊端的显现，我们要科学看到增长速度的回落，主动适应新常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我们要在稳增长中优化结构，用经济平稳运行为调结构转方式创造有利条件。

二要满足创造多层次消费需求，培育新的增长点。适应消费者多样化、个性化、时尚化、定制化需求，超前研究，紧抓机遇，同消费者一起共同创造多层次新的需求，针对消费者越来越青睐于品质优越、智能实用、时尚美观、节能环保、操作方便的高端产品的趋势，进一步加大新产品设计和开发力度，加大投入，密切跨界融合和合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高产品智能化水平，完善适合消费者的实用功能，不断培育和发展新的增长点。

三要加大技术改造力度，加强核心技术攻关。针对生产经营过程的瓶颈和短板，加大自动化、智能化、信息化进程，用装备和技术代替人工，提高工效、提高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改善完善创新机制，科技研发与资本投入相结合，实现研发成果的产业化、商业化、市场化，转为实体经济中的效益。

四要完善质量标准体系，培育发展自主品牌。下气力培育发展自主品牌，夯实自主品牌的基础工作，加强和完善企业质量管理，完善技术标准体系，研究解决轻工质量标准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五要巩固发展轻工出口优势，提升走出去水平。随着国际经济深度调整和外贸形势新的变化，我们要总结外贸和“走出去”的经验教训，巩固发展现有优势，围绕“一带一路”战略，积极培育发展新的优势，认真研究和树立全球价值链理念，不断提高外贸价值增值过程中的利益。研究和探索运用电子商务平台扩大贸易，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协调出口和进口的良性互动，提升企业“走出去”水平。

六要获取深化改革动力，增强企业活力。我们要紧抓机遇，充分运用在财税、科技、外贸等方面体制改革释放的红利，减轻企业负担，扶持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增强企业活力，行业协会要及时反映行业和企业的诉求，推动改革举措的精细化和实际效果，改善企业发展的环境。

在谈到2015年的主要工作时，步正发强调，做好今年的工作要从改革开放中获取发展新动力，协调好轻工经济稳定增长和结构优化升级的关系，提升行业组织自身服务能力。重点要做到：加强轻工经济运行分析，促进轻工经济稳定增长；做好轻工业“十二五”规划实施情况的评估和“十三五”轻工行业发展指导意见的制定工作；依靠创新驱动，推进轻工业科技进步；积极推进节能环保工作；做好标准和品牌建设工作；加强特色区域和产业集群建设，优化产业布局；进一步加强人才培养，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深化协会改革，加强自身建设。

步正发指出，轻工业发展同人民群众小康生活水平密切相关。我们要在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定信心，改革创新，攻坚克难，扎实工作，胜利完成“十二五”规划的各项任务，为制定实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十三五”规划打下坚实的基础，为开创轻工业持续健康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会上，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的代表作了典型发言。

4月2日下午，参加会议的代表分别围绕“如何按照国家关于行业组织深化改革的要求，推动协会改革”、“如何贯彻落实国家实施‘一带一路’等区域发展战略，结合自身实际，促进区域轻工业协调发展”、“如何适应新常态，依靠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增强自身竞争力”等议题进行了分组讨论。

会议期间，还召开了中轻联三届九次常务理事会。

辉乐豪铜门 在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成功挂牌上市

2014年12月3日上午，北京辉乐豪铜门在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成功挂牌上市，股权代码为201845，企业简称：辉乐豪，成为中国铜门行业首家登陆上股交的企业。

辉乐豪铜门创始人兼董事长朱志伟先生在上市仪式上表示，此次在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成功挂牌，标志着辉乐豪铜门进军多层次资本市场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辉乐豪将以此次在中国最具活力的资本市场挂牌为契机，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扩大品牌效应，实现从优秀到卓越的跨越。同时，这也是辉乐豪铜门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新的发展动力，必将助推辉乐豪品牌不断做大做强。

北京辉乐豪商贸有限公司成立于二零零三年。现拥有三十亩面积的生产基地和2000平米的办公及会议接待中心，目前是国内首家将铜文化融入铜装饰制造企业。公司在产品研发、生产加工、销售安装、售后服务等各环节始终走在行业前列。公司年生产能力已达到二万平方米以上，全国店面达到50余家，主要产品有铜门、铜窗、铜扶手栏杆、手工锻打铜壁画、铜艺家居产品及铜文化传播。

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和真诚的服务态度，辉乐豪赢得了广大消费者对“辉乐豪”产品的信赖和支持。公司先后承接了一批国家形象工程，如：大观工程、国家体育馆工程、军事博物馆工程、内蒙古海拉尔大剧院工程、中国二冶办公楼大型旋转铜门。地产项目有万科，保利，绿地，万达，富力，碧桂园，龙湖，世茂，华润，远洋，中铁，星河湾等众多知名房地产企业相继合作。

北京辉乐豪研发的“防弹铜门”首获国家专利。首创铜门“防盗隔音”甲级证书，并通过“201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201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等等。公司先后获得殊荣有：“中国著名品牌”、“中国3.15诚信企业”、“国家合格评定质量信得过产品”。“质量、信誉双保障示范单位”、全国产品质量公证十佳品牌。

辉乐豪铜门董事长朱志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的辉乐豪人会铭记这激动人心的光荣时刻，辉乐豪团队将全力以赴创造更大的辉煌，感谢一直关心和帮助辉乐豪铜门的领导、朋友、亲人、同事，有了您们的支持，公司一定会走得更快、更远、更稳！

展望未来，朱志伟先生表示，辉乐豪将继续传递创业创新、合作共赢的辉乐豪精神，不断以卓越的品质、真诚的服务、严谨的管理、规范的价格立足产业发展前沿，致力于铜文化的发展和创造，以优异的经营业绩回报社会！

敦化市工业辉煌30年

自1985年撤县设市以来，敦化市始终不渝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遵循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指导思想，致力加快发展、科学发展，深入贯彻落实省、州经济会议精神，按照“稳中求进”的工作原则，以“立足全改、统筹谋划、变现资产、力争政策、量力实施”的总要求，以延边州工业经济“六个一批”为总抓手，以服务企业，提质增效为主题，紧紧围绕突出发展民营经济，敦化工业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民营经济迅速发展，经济效益发生了变化。截止到2014年底，全市主营业务收入实现433.1亿元，是2005年的6.7倍；实缴税金11.88亿元，是2005年的3.5倍；企业户数1754户，是2005年的3.6倍；个体工商户27572户，是2005年的3.4倍；从业人员11万人，是2005年的1.8倍。工业生产持续发展，经济效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据统计：1985年，全市全口径生产总值3.02亿元，主营业务收入3.77亿元。截止2014年末，全市全口径生产总值完成384.92亿元，主营业务收入实现308.79亿元，与1985年相比，分别增长127倍和82倍。从2000年开始，民营经济和工业经济运行综合经济实力始终保持全省县市前列，成为吉林省县域经济强市。

全市439户企业进行了产权制度改革，其中各类地方国有企业268户，集体企业171户，分布在市直、工业、商业、交通、城建等十多个部门，在册职工29765人（国有企业人员19869人，集体企业9856人），盘活存量资产185.700万元，卸掉历史债务213.200万元。改制前我市三分之二的企业受市场经济影响较大，100多户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1万多职工下岗。改制后我市工业企业达到3426户，就业35910人。

经过30年岁月的洗礼，敦化市工业经济迅猛增长，从1985年仅有全民和集体所有制等单位349户，发展到2014年5个行业门类、3424户，其中，市规模以上企业共计109户，医药制造业13户，林产工业42户，食品制造业22户，机械制造业13户，其他工业19户，工业总产值实现270亿元，形成以医药、林产为支撑，以食品和机械加工为辅助，以能源、矿产为接续的新型产业格局。作为全省两大“医药名城”之一拥有医药制造及关联企业62家，其中敖东集团为医药领域大型上市公司，被命名为“国家火炬计划敦化中药产业基地”和“全国无公害中药材生产示范基地县”；林产工业集群化发展，规模以上木制品加工企业42家，年产地板2000万平方米左右，占全省总量的40%、全州的70%，年出口创汇1亿美元以上，建立“中国、吉林（敦化）木制品贸易区”、建成“中国实木制品名城”。召开中国林业产业特色区域揭牌仪式暨中国、吉林（敦化）木业产业转型升级高峰论坛，投资17亿元开工建设“永利大国际家具建材城”，成为省内规模最大的木制品出口基地；食品加工业后起勃发，建立“长白山特色食品加工区”。2014年22家规模以上企业实现产值56亿元；机械加工业不断壮大，规模以上企业达13家，2014年实现产值26亿元。能源矿产业新兴崛起，塔东矿业，大石河钼矿，松江河金矿、抽水蓄能电站、风力发电、生物质发电等一批重大项目扎实推进。一座座企业、一个个项目正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成为敦化经济发展的一大靓点。

龙海市二轻联社深入开展“三访三解三促”活动

2014年，福建省龙海市二轻联社深入开展“三访三解三促”活动，化解企业改制和职工安置矛盾纠纷，有力推动企业改制、职工安置等工作，转变了工作作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1.“三访”察民意。以“一企一人”形式开展“三访三问”，即访企业主、产业户，问致富经验；访老干部、老党员，问发展良策；访上访户、困难职工，问事情原委、职工诉求，真情察民意，并建立“困难职工专访”台账；帮企业解困，找准制约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和关系职工切身利益的切入点，有针对性解决企业职工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收到了较好的效果。2014年，共接待群众来信来访500多人次，14件涉及企业改制和职工安置的事项均没有再上访。其中，签订息访息诉承诺书4件；先后查出3个企业安全隐患16个问题，投入整改资金6多万元，整改危房险房1000平方米。

2.“三解”顺民心。龙海市二轻联社组建三个工作队深入挂钩乡镇、村居以为民办好事实事破解发展难题为突破口，化解社会矛盾，努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当地。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工作队协同村“两委”班子统筹安排，根据问题的轻重缓急、难易程度，集中力量、分类实施，解决了一批农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同时，积极开展扶贫帮困、技能培训等活动，为群众办好事、解难事，切实做好挂钩帮扶的4名贫困户脱贫工作；开展慰问困难群众活动，化解矛盾纠纷6起，并大力参与新华社区文明共建，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一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