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教版语文教学论文十篇

人教版语文教学论文篇1

关键词：语文学科；语文教材；语文教学

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表现方式质朴，强调打好写字、读书、说话、作文等基础。课本选文来自古今中外，题材丰富，体裁多样，富有童趣，情感性强，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并渗透爱国情感、合作意识、环保意识、科学精神、进取精神等教育因素。教材中的练习设计，尤其是单元练习，不仅仅是重点课文内容的深化，而且是语文能力的拓展，体现综合性。教师要随着教材的特点调整教学方法策略，更适应时代需求，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能力。在教学过称中要结合生活实际，适应时代需求，全方位教学提高学生的思维水平及主动思考积极性；做到以学生为主体，丰富教学模式，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强调教材情感的深层挖掘，注重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

一、纲举目张，转变思想

教师在教学前要深入钻研新教学大纲与新教材，把握住大纲的指导思想、教学目的及注意事项。及时转变教育思想，教学过程中贯彻全面发展的方针，树立新的人才教育观，强调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理解“为学生打好进一步学习的初步基础”虽然也是义务教育的一个方面，但是不能将其变为单纯性地升学教育，离开大纲与课本要求而陷入“应试教育”的误区大搞题海战术。语文教学过程教师应以以培养多层次、多规格的人才为目标，在追求学生升学考试成绩与知识水平提高的同时注意有机地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身体心理、科学文化、审美、劳动技能等素质的教育。课堂上教师应运用灵活多变的教学形式，采用生动活泼的教学语言，依据教材内容，结合学生实际特点使学生德、智、体、美、劳得到全面均衡发展。

二、丰富教学模式，强调以生为本

在教学中要确立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作为教师，应扮演一位引导者的角色，以教材为基础，为学生提供明确的任务去做，让学生积极参与课堂的各个教学环节，鼓励他们相互交流，相互合作。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制作幻灯片、视频等，充分发挥多媒体直观、生动、形象的优势，展现有声有色、身临其境的真实画面，多方位刺激学生的思维。可以引导学生利用多媒体，预先查询讲课的相关资料，以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还可以加强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例如，教师在讲《落花生》这篇课文时，可以在备课时通过多媒体收集一些关于花生生长各个阶段的图片及视频资料并配以播音员朗诵课文的动人声音，为学生创设一个多姿多彩的阅读世界，使一开始就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讲授巴金先生的《鸟的天堂》这一课时，教师可以根据教学的实际需要，预先让学生收集关于鸟的天堂的图片及文字资料，在正式授课前相互交流自己收集到的这些图片和文字资料，然后和学生一起朗诵课文，欣赏鸟的天堂的美。

三、注重教材情感的渲染，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

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处于引导者的地位。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具有文化气息浓厚、思想内容深邃、题材涉及面广泛的特点，注重学生情感的发展，既有对母爱的赞美，又有对祖国的热爱，还有对大自然的敬畏。情感普遍存在于教材的每篇课文。因此在备课时要充分准备，深度挖掘教材，在教学时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饱满的教学激情，“以情育情”，用自身的情感来触发学生的情感神经，使学生快速地进入情感体验。小学生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因此，教师有必要从情感陶冶角度出发进行教学，激发学生的情感，尊重学生的个性，既有利于提高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兴趣，还可以陶冶学生的情操，促使学生形成积极健康的情感态度，使学生全面发展。与此同时，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既要注重对学生情感的激发和引导，还要注重让学生自己去思考和体验，使教师与学生之间进行有效的互动，促进师生情感的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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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版语文教学论文篇2

中国的语言研究历史悠久，从书面语的角度对语言的语音和文字两种形式的系统做过突出的研究，但是具有系统的语言理论意识比较晚。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受到外国学者的启发，通过引进、发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语言学。但是，相对来说，研究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少数民族语言、外语等具体语言的人多，自觉地进行普遍理论探讨的人少。理论成就有，但是理论意识比较弱，理论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直到20世纪末期，与文学理论比较，“语言理论”研究几乎没有专业研究队伍，“理论语言学”简直没有被当做一门独立的学科。语言理论几乎没有专门的学术刊物，也没有相应的专门的学术组织。

不过，到了20世纪末期，重视语言理论研究和普及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语言理论课程得到越来越的大学的重视。

语言不能离开社会，社会不能缺少语言教育。20世纪中国的理论语言学，伴随着中国社会、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的发展而成长。20世纪的中国结束了延续几千年的愚昧、保守、封闭的封建社会。醒悟过来的中国人，没有被落后的社会现状吓倒，而是从各个方面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局面。封建社会的结束，自然会引起落后的语言生活的变革。

20世纪的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在面向现实、正视活的口头语言方面，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相比，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世纪的语言变革和实践，使中国人开始进入现代化的语言生活。面对现代化的语言生活，有的人清醒，有的人不理解，有的人兴奋，有的人痛苦，有的人留念，有的人超前，有的人保守，有的人激进。虽然在改变旧习惯的过程中，各种心态会出现，动力和阻力会同时产生，但是，没有人能够阻挡语言现代化的车轮，没有人不承认语言信息处理的效率大大提高了，语言生活的范围大大扩大了，语言生活的质量大大改善了。

下面我们对20世纪中国语言生活、语言教育和语言理论分成3个阶段做概要的论述。关于20世纪中国理论语言学的详细情况，我们将分语言性质和功能、语言结构、语言发展、语言研究方法4个专题另外讨论。

1949年以前的50年

1.1中国的内部语言生活的发展

封建社会结束以后,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中的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的推动下，中国语言（主要是汉语）生活特别是语言教育发生了几千年以来的巨大变化。1913年成立国语语音统一研究组织，1918年公布了国语的“注音字母”，1919年公布现代标点符号，1920年小学废除文言的国文教学，采用白话的国语教学，1928年公布“国语罗马字”。30年代前后为了打击文言复古势力，配合拉丁化新汉字在中国大地奇迹一样地传播、应用的形势，开展了大众语运动。1941年成立新文字工作委员会，具有音素文字性质的新汉字跟具有语素文字性质的旧汉字都具有法律效力。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在以前很少有人关心。20世纪20年代开始有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袁家骅、马学良等开始进行调查。

1.2中国的外语教育

伴随清朝政府的维新运动中的教育振兴计划，中国从1903年开始在中学以上的教育中开设外语课程。从1911年孙中山发动的推翻封建社会的辛亥革命到1919年五四运动,一直保持这种外语教育的制度。在受到外国人欺负的情况下，中国从清朝末期的1870年到1949年解放，有成千上万的人到外国留学。这些条件给中国知识分子在接触不同语言，形成语言分析的敏感能力，学习外国语言理论等方面提供了大量机会。

1.3语言理论研究

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1923年出版中国第一本语言理论著作：乐嗣炳《语言学大意》（中华书局，北京）。以后有王古鲁、沈步洲、张世禄等的著作。探讨汉语理论的有胡以鲁《国语学草创》（商务印书馆，1923年，北京）以及其他论文。1938到1943年在语言大众化的背景下，人们更加关心中国语言的现实特点，开展了语法研究革新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新见解。在国语推广的背景下，汉语方言学也得到蓬勃发展，使现实的活语言的研究得到广泛的重视。

1949年以后的30年

2.1中国内部的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

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在北京成立，吴玉章担任主席。1950年作为国家研究机构的中国文字研究委员会成立。195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的国家管理机构成立。1955年国家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明确现代北京话在现代汉语共同语中的标准地位，制止文言、方言等破坏它的纯洁性，并且提出改进和制订新文字来有效地书写这样的汉语。

中国内部的汉语教育从50年代开始用“语文”的名称。其中1956年到1958年学习苏联把“语言”和“文学”分开教学。1955年确定和推广“普通话”。1956年公布“汉字简化方案”。1958年公布“汉语拼音方案”。在20世纪民间试行50年的基础上，1955年《光明日报》带头，1981年国务院文书处理办法规定，汉语正式采用横向排版和书写。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的10年，中国语言生活在狂暴的“革命口号”中几乎窒息，人们都不敢说话。

中国对外汉语教育1950年到1965年开始发展。后来中断。1972年恢复。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从1950年开始得到全面重视。1952年成立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组。为了识别民族和了解民族分布，制定民族语言政策，特别是为了给没有文字的语言制定文字，王均、王辅世、陈士林、喻世长、岑麒祥、高华年、严学窘、傅懋责力、罗季光、金鹏等进行了田野调查。

1956年成立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又派遣700多人组成的7个工作队深入全国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语言。他们到1959年完成了42个民族的语言普查工作。1962年机构调整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

2.2中国的外语教育

1949年以后，由于新中国学习苏联，特别重视跟苏联的往来，外语教育几乎变成俄语教育。1957年又开始注意发展西方语言教育，1964年把英语作为学校教育中的第一外语。1966年以后中断。1970年随着中国和西方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外语教育才得到恢复。

2.3语言理论研究

这个时期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0年在中国发表以后，语言理论普遍成为高等学校与语言相关的专业的必修课程，高名凯、岑麒祥、石安石、罗常培、王均、朱星、宋振华、方光焘等出版了有关教材和专著。这个时期开展了“语言和言语”、“语言发展的内因和外因”、“共同语的标准化”、“语言混合和语言融合(替换)”、“词义和概念”、“词的辨别”等讨论。

1976年以后的20年

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了1966年以来的“文化大革命”。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11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会议召开，全国科学会议、教育会议分别召开。中国进入20世纪的改革开放的20年，一切蓬勃发展。

3.1语言研究阵地

这个时期国家对语言工作的管理更加全面、深入。1985年为了扩大机构的职能，国务院决定把“中国文字工作委员会”改名“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召开“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制定了新时期的工作方针和任务，除了继续原来的工作以外，增加了对信息处理等领域的语言应用方面的研究和管理任务，强调规范化、标准化、法律化。同时，一些研究机构也成立。

1980年中国语言学会和中国修辞学会在武汉成立。1981年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在厦门成立。1994年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在北京成立。

这个时期一大批语言学刊物出现。1978年《中国语文》刊物恢复。1979年《方言》、《语言教学和研究》，1980年《语文研究》，1981年《语言研究》、《汉语学习》，1982年《修辞学习》，1986年《语文建设》，1988年《古汉语研究》，1992年《语言文字应用》，1999年《当代语言学》，2000年《语言》创办。

3.2汉语生活

这个时期以北京话为核心基础的汉语，作为国语在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中充分体现了它的共同语地位和口语地位。语言生活现代化、国际化的速度更加迅速。跟20世纪以前的中国语言生活相比，简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国家制定和颁布的系列规定、标准就可以看到这种变化。1977年汉语拼音方案成为联合国用拉丁字母拼写中国地名的国际标准。1978年正式出版代表国家水平的最先具有明确的汉语“词”意识的词典《现代汉语词典》。1981年公布国家标准《信息处理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汉语拼音方案”成为拼写中国专有名称的国际标准。1982年中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1988年颁布《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95年确定和进行“普通话水平测试（psc）”。1996年《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85年颁布)成为国家标准。1998年确定每年9月第3个星期作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2000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3.3汉语教育

这个时期中国的语文教育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受到的批评较多。虽然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现代口语技能教育的重要性，但是对口语和口语教育的重视仍然不够。小学拼音教学一直没有采用“正词法”，例如把“一会儿yīhuìr”死板地对照汉字错误地拼成“yīhuìér”。小学汉字教学没有建立在词汇教学这个基础上，“字”和“词”混淆的现象，无论是教材、教师，还是学生普遍存在。由于缺乏对“口语”以及口语中的“词”的基础地位的正确认识，汉语规范化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就。由于人们没有充分认识到汉语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只能是有自己系统的北京方言，而错误地含糊地把一个多系统的“北方话”当做虚幻的基础方言，导致共同语标准不明确、不严格，以至白话文到了20世纪末期仍然有人随意混杂不少文言和方言成份，一定程度上出现书面语和口语脱节的局面。例如，英语一个“of”，汉语说的是“的”，写的可能是“之”；英语一个“this”，汉语说的是“这”，写的可能是“此”。有人甚至在教学中，把这种违背语言发展规律的脱节现象当做修辞技巧加以肯定、提倡。

“语文”教学没有很好地对课文进行规范，没有对生活必须的现代汉语能力进行重点培养，而把时间过多地浪费在文言文教学中。有些语文老师自己就不会使用规范的现代汉语，只能用方言教语文，用夹杂方言和文言的白话写文章。就连“大学语文”课程也仍然把许多精力花在文言文这种死语言上面，仍然不很重视现实中的活语言教育，不能有效地提高广大大学生的现实语文能力。

但是，从1982年开始推广的“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小学语言教学实验，在黑龙江等地方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极大地发挥了汉语拼音的对内汉语教学中的作用。同时，普通话水平测试（psc）制度，虽然比英语水平考试（ept）、汉语水平考试（hsc）两个制度的推行要晚，但是，它对于广大教师，特别是语文教师的现代汉语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一个重要保证。

3.4对外汉语教育

中国的对外汉语教育蓬勃发展。1983年成立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1987年成立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1985年制定《汉语水平考试（hsk）大纲》（现代出版社）并且实施汉语水平考试制度。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一律采用“生词”教学模式，与对内汉语教学中的“生字”教学模式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推动中国词典、词意识的不断完善，对汉语的健康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3.5少数民族语言生活、教学和研究

在少数民族语言教学中80年代以前有文字的民族用民族语言教学，没有的用汉语教学。80年代以后普遍采用双语教学模式，就是在低年级用民族语言，高年级用汉语，这就兼顾了用母语提前开发儿童智力和在生活中沟通全国通用语言两个方面。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在这个时期得到深入研究。1979年成立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创办《民族语文》。1979年“全国民族院校汉语教学研究会”成立，到1985年改名“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语言研究室和《民族语文》联合成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突出语言在民族研究中的特殊性和独立性。这个时期先后完成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和文字问题调查研究”、“少数民族新文字使用总结”、“少数民族方言和空白语言研究”。

3.6外语教育

1978年教育部召开外语教育座谈会，使外语教育进入飞速发展时期。20多年中，从城市到农村、从中学到小学外语教学迅速发展。中学、大学几乎普及了英语教学。在hsk实施以前，国家就要求大学生必须通过英语水平等级考试，本科必须达到4级。在大学的专业外语教育中，以英语为主，俄语、日语、德语、法语、越南语等30多种对中国重要的语言也没有忽视。由于各种升学考试和职称晋升都要求考外语，也促进了知识阶层人员的业余外语教育。

3.7语言方面的高等教育

1977年恢复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制度。与语言有关的汉族语言文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等专业在高等教育本科、专科开设中国语言课程。其中“现代汉语”课程比较普遍，“古代汉语”课程在中国语言文学系统比较普遍，“语言学概论”课程在本科层次比较普遍。

几乎同时，语言学方面的研究生招生也迅速发展。根据笔者初步统计，2000年全国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中，“语言”（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7个、28个；“汉语”（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21个、58个；“民语”（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专业语言方向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2个、8个。

3.8语言理论的重视和研究

这个时期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继续发展，人们对语言理论的作用在认识上逐渐提高，在20世纪结束的时候进入高潮。

1980年教育部确定把“语言学概论”作为高校必修课程。20世纪末期中国把“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两个二级学科合并成“汉语言文字学”，增加“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1992年李行健《语言研究的现实呼唤语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语文研究》第3期)等文章强调语言理论建设的迫切意义。

1994年伍铁平强调“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见《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5年何九盈说“轻视理论的倾向，至今仍然有极大的市场，这是值得担心的。”（见《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第422页，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9年许嘉璐《面对新世纪的我国语言学》（《中国语文》第5期）说现代社会的急剧发展“正是语言学发挥作用的时刻，也是语言学家观察语言变化，从应用中发现语言理论努力方向的大好机会”，除了继续加强语言本体研究以外，“还需要在语言理论、语言学研究方法和语言应用研究等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

1999年江蓝生《开拓新世纪的语言学》（《中国语文》第5期）说：“我觉得面对21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研究应该增强理论意识，要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和提炼”，“同时在业内大力提倡语言理论修养的提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

1999年彭泽润《素质教育和“语言学概论”的学科建设》（《语文建设》第2期），2000年徐越《对“语言学概论”教学的再认识》（《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发扬1958年到1959年《中国语文》关于“语言学概论教学改革”的讨论精神，强调在大学专科、本科、研究生教育中重视语言理论的普及和教育，加强语言理论研究。从1994年到2000年湖南师范大学彭泽润主持编辑《语言理论教师通讯》(从2001年第15期开始改名《语言理论通讯》)内部刊物14期，促进了语言理论教学和研究队伍的沟通，引起许多同行专家建议成立“中国语言理论学会”。

这个时期还召开了专门的语言理论会议：1982、1985、1987年分别在广州、上海、北京召开“二市一省理论语言学学术讨论会”。1986年在湖南邵阳召开“语言理论教学语研究及同四化关系讨论会”。1987年在南昌召开“中国语言学发展方向研讨会”。

1988年在太原召开“第一届现代语言学研讨会”，持续到1998年一共召开了6届“现代语言学”学术会议。在主持组织“现代语言学”学术会议的同时，持续到1997年，上海大学余志鸿主编了《现代语言学》内部刊物38期。

从1984年到1991年，华中师范大学萧国政主编了数期《语言学通讯》内部刊物，发表研究生和青年学者的语言学思想。

这个时期开展了“语言和思维”、“语言的性质”、“语言的起源”、“汉语的亲属语言关系”、“文字和汉字性质”、“字母、字和词的关系”、“语言学的性质”、“语言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观念”、“正词法和词式书写”等讨论。出版了不少理论专著,例如:陈保亚的《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语文出版社,1996年)、徐通锵的《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伍铁平的《模糊语言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

3.9语言理论教材

这个时期先后出版的语言理论教材有42部。

1981年：李兆同、徐思益主编《语言学导论》（新疆人民出版社），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版），马学良主编《语言学概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修订）。

1983年：王振昆等《语言学基础》（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宋振华、刘伶《语言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年：王振昆、谢文庆《语言学基础讲话》（南开大学出版社）、刘伶等主编《语言学概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修订），戈弋、王振昆《语言学概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戴炜栋等《简明英语语言学教程》（英语版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年修订）。

1985年：张静《语言简论》（河南人民出版社），胡明扬《语言与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戚雨村主编《语言学引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6年：陈长茂《基础语言学》（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7年：王德春《语言学教程(语言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修订），郭谷兮主编《语言学教程》（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年：葛本仪主编《语言学概论》（山东大学出版社），雷友梧主编《语言理论纲要》（江西教育出版社），倪立民等《语言学概论》（浙江大学出版社），黄弗同主编《理论语言学基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王刚《普通语言学基础》（湖南教育出版社）

，石安石、詹人凤《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胡壮麟等主编《语言学教程》（英语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年：徐思益《语言学简明教程》（新疆教育出版社），陈林华《语言学导论》（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0年：丁金国《语言学基础》（黑龙江教育出版社），高继平、高育寒《新编语言学概论》（辽沈书社）。

1991年：孙维张、刘富华《语言学概论》（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2年：叶宝奎《语言学概论》（厦门大学出版社），邢公畹《语言学概论》（语文出版社）。

1993年：伍铁平《普通语言学概要》（高等教育出版社），余志鸿、黄国营主编《语言学概论》（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刘冬冰、刘宏主编《简明语言学教程》（河南人民出版社），杨茂勋《普通语言学》（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4年：岑运强主编《语言学基础理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年：彭泽润、李葆嘉主编《语言文字原理（语言理论）》（岳麓书社，中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修订），刘耀武《普通语言学教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7年：马学良、瞿蔼堂主编《普通语言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王红旗《语言学概论》（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

1998年：李宇明主编《理论语言学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骆晓所主编《现代语言学理论》（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年：周静、刘冬冰主编《语言学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0年：李宇明主编《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胡明扬主编《语言学概论》（语文出版社）。

这些教材许多是用专著的方式写的，没有采用集体合作编写的方式。这说明这门课程的建设本身不很成熟，缺乏集体性的专业工作队伍进行建设。另外，普遍出现与现代汉语等具体语言课程的教材内容雷同的现象，没有明确把目标定位在宏观理论上。伍铁平、余志鸿、彭泽润等分别主持编写的教材，理论性有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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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王力.中国语言学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31］王宁.系统论与汉字构形学的创建［j］.广州：暨南学报，2000,(2):15-21.

［32］伍铁平.语言和文化评论集［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33］邢福义.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读许嘉璐先生的信［j］.北京：语言文字应用，1999,(5).

［34］徐通锵.汉语的特点和语言共性研究［j］.语文研究，1999,(4):1-13.

［35］徐通锵,王洪君.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理论语言学［a］.许嘉璐等.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3-36.

［36］许嘉璐等.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

［37］于根元.20世纪的中国语言应用研究［m］.北京:书海出版社，1996.

［38］余志鸿.语言接触与语言结构的变异［j］.北京：民族语文，2000,(4):23-27.

［39］赵世开.语言研究中的观念变化回顾与展望［j］.北京：外国语，2000,(2):2-6.

［40］张育泉.语文现代化概论［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人教版语文教学论文篇3

一级学科

专业名称及研究方向

考试科目代码

及名称

同等学力

加试科目

参考书目

0302

政治学

招生人数：

30

030201政治学理论

01社会变迁与政治发展

02公共政策与农村问题

03中西政治思想比较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701政治学基础

④801西方政治思想史 或802 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注：701必考，

政治学理论和中外政治制度专业考801，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共党史专业考802。

①中共党史

②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王浦劬主编，《政治学基础》

（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高放、李景治、蒲国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5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 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4. 胡绳：《中国共产党70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

5.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

030202中外政治制度

01当代中国政治与政府

02比较政治制度

03宪政制度与政府管理

030203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01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0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03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030204中共党史

01党的建设与当代中国发展

02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与实践

03安徽历史人物与中共党史

0501

中国语言

文学

招生人数：

30

050101文艺学

01文学基本理论

02中国古代文论

03文艺美学

04西方文论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702中国文学史或703现代汉语

④803 文学理论与外国文学史 或 804古代汉语和语言学概论

注：文艺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考702和803，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考703和804。

①评论写作

②古代汉语或

写作

文艺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参考书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全四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版。

2.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4. 郑克鲁：《外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参考书目：

1.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修订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2.郭锡良：《古代汉语》（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或王力《古代汉语》（一二册），中华书局，1999年第三版。

3.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王洪君、李娟修订），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050102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01语言规范与对外汉语教学

02汉语语用学

03方言与文化

050103汉语言文字学

01汉语语法学与修辞学

02文字学与训诂学

03汉语方言学

050104中国古典文献学

01语言学文献研究

02文学文献与文化研究

03史学文献与文化研究

050105中国古代文学

01先秦文学

02唐宋诗词与诗学

03明清文学与文论

04近代文学与安徽文化

050106中国现当代文学

01中国现当代文学社团与流派研究

02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

03中国现当代戏剧与影视文学研究

04中国现当代诗歌散文研究

050108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01比较诗学

人教版语文教学论文篇4

始于2004年秋的高中语文选修课程设置从试点到现在己经整三年了。《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以下简称《课程标准》)在“课程目标”和“实施建议”中阐述了高中语文选修课的规划和建议，把语文课改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较之以前出台的有关选修课的规定（例如1996年版《全国普通中学语文教学大纟纲>)具有无可比拟的广度和深度。可以说它颠覆了几十年来甚至上百年来我们对于语文教材、语文教法以及语文学法的观念，对于整个语文教育界来讲，堪称震撼也必然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这次语文课程改革中提出高中语文选修课的构想并对之下了很大的功力。于是高中语文选修课的设置也成为本次课改的一个亮点，语文选修教材也成为热点问题之一。当下的语文选修教材都有哪些新的特点、选修教材怎样编制才更合理、如何合理地利用语文选修教材等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笔者试就目前通过审查出版的五家出版社的高中语文选修教材谈谈自己的一些浅显的看法。

二、高中语文教材所呈现出的新特点

(一)教材编写理念的创新性

根据《课程标准》“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充分发挥语文课程的育人功能注重语文应用、审美与探究能力的培养，促进学生均衡而有个性地发展”;“遵循共同基础与多样选择相统一的原则，构建开放、有序的语文课程”的基本理念11，选修教材是从不同侧面来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有的侧重语文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例如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语言文字应用》、《演讲与辩论》、《文章写作与修改》等等;有的侧重阅读鉴赏能力的培养，例如五家出版社都出版的关于古代诗歌、现代诗歌等教材。本次语文选修教材的编写，各家编写者都注重了对学生的素质教育。语文学科在学生的素质教育过程中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己经出版的这几套语文选修教材就是从这一点出发，将语文学习延伸到一个更宽广的范围。例如有的选修教材着力于学生的传统文化底蕴的培养，立足于帮助学生陶冶心灵、蓄志养气、崇美扬善、怡情悦性。在这一点上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选修教材体现的尤为明显，出版的《先秦诸子选读》、《中国文化经典研读》、《外国文化经典研读》、《中国民俗文化》等一系列教材，对促进学生知、情、意全面发展方面是很有帮助的，而这些也恰恰是学生的素质教育中所不可或缺的部分。同时本次选修教材的编写也为学生和老师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空间。不同的学生根据自己的原有基础、自身发展方向和学习兴趣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教材。

(二)教材开发种类的多样化

《课程标准》中明确提出了“高中语文选修课程设计五个系列:诗歌与散文、小说与戏剧、新闻与传记、语言文字应用、文化论著研读”111。根据这五个系列，己经有五家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各自的选修教材，分别是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山东人民出版社。其教材名称更可谓是“百花齐放”，具体如下：

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中国现代诗歌散文欣赏》、《外国诗歌散文欣赏》、《中国小说欣赏》、《外国小说欣赏》、《中外戏剧名作欣赏》、《影视名作欣赏》、《新闻阅读与实践》、《中外传记作品选读》、《语言文字应用》、《演讲与辩论》、《文章写作与修改》、《先秦诸子选读》、《中国文化经典研i读〉、《外国文化经典研读》、《中国民俗文化》(共16种）

江苏教育出版社:《现代诗歌选读》、《唐诗宋词选读》、《现代散文选读》、《唐宋八大家散文选读》、《短篇小说选读》、《〈红楼梦〉选读》、《中外戏剧名著选读》、《新闻阅读与写作》、《传记选读》、《实用阅读》、《写作》、《语言规范与创新》、《当代语言生活》、《论孟选读》、《〈史记〉选读》、《鲁迅作品选读》(共16种）

语文出版社:《唐诗宋词选读》、《中外现代诗歌欣赏》、《唐宋八大家散文鉴赏》、《中国现当代散文鉴赏》、《〈红楼梦〉选读》、《外国优秀短篇小说欣赏》、《中外名剧选读》、《经典电影作品选读》、《新闻阅读与写作》、《名人传记选读》、《汉语学习与应用》、《演讲与辩论》、《写作基础》、《〈论语〉选读》(共14种）。

广东教育出版社:《唐诗宋词元散曲选读》、《唐宋散文选读》、《中国现代诗歌选读》、《中国现代散文选读》、《短篇小说欣赏》、《戏剧欣赏》、《电影文学欣赏》、《中国现当代小说选读》、《新闻阅读与写作》、《传记选读》、《说话的艺术》、《语言文字规范与应用》、《常用文体写作》、《〈论语〉选读》、《先秦诸子百家名著选读》(共15种）

山东人民出版社:《中国现当代诗歌选读》、《中国现当代小说选读》、《唐诗宋词选读》、《唐宋八大家散文选读》、《中国古代小说选读》、《19世纪欧美经典小说选读》、《莎士比亚戏剧选读》、《〈史记〉选读》、《比喻与创新思维》、《语言的应用》、《〈论语〉〈孟子〉选读》(共10种）。

不难看出，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各家出版机构可谓是铆足了劲要赶高中语文选修教材这班车。参编机构如此之多、教材数量如此之大、种类如此之繁，这在我国语文教育史上还是第一次。无论是对展而言，选修教材的开发和投入使用无疑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三)教材编制方式的灵活性

我国现在的语文选修教材的编写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又有所突破，初步形成了“文学鉴赏”、“语言应用”、“理解探究”三个大类。这三大类教材的编制也借鉴了外国的先进经验，例如我们更加注重专题的设置以及对于语言的实际应用的水平，増加了很多语言实践的内容。同时，广大的语文教材的编写者也都在努力遵循汉语自身特点的基础上，在语文选修教材、在编写方式上突破了以往的单一模式，追求个性特色。

第一，有合编，有分编。以“诗歌与散文系列”为例我们可以看出，有的是采取了“合编”的方式，即时间跨度大、内容涵盖面广、涉及的作家较多。例如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中国现代诗歌散文欣赏》、《外国诗歌散文欣赏》就是采取的这种合编的方式;而有的出版机构则采取了“分编”的模式，即时间跨度上相对集中，题材也分得更细了：即在古代小说中再细分出某一文学体裁，其中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单列一两个朝代，比如除人民教育出版社之外的其他四家出版机构，均编有《唐诗宋词选读》一册(广东教育出版社的名称为《唐诗宋词元散曲选谱>)。

第二，有统编，有专编。“统编”用在这里是相对于“专编”而言。统编即各种作家作品统一编写成一本教材。以“小说与戏剧”模块为例，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国小说欣赏》、《外国小说欣赏》、《中外戏剧名作欣赏》、《影视名作欣赏》都属于统编的范围，而其他四家出版社则针对某一两本名著编有专门的教材，或者是以某个经典作家为主要内容编写教材。例如上文列出的江苏教育出版社的《〈红楼梦〉选读》、《论孟选读》、《〈史记〉选读》、《鲁迅作品选读》等。

第三，教材内部单元编排各有特色。在选修教材单元的编制上更是非常灵活，多种多样，可以说完全突破了以往教材编写的条条框框，也能够体现出编写者的匠心独具。同时古代诗歌散文系列的唐诗宋词，有的是按照诗歌史为线索进行单元编排^其覆盖的面也比较广，山东人民出版社的《唐诗宋词选读》就以“气象恢宏的盛唐诗歌”、“姿态恒生的中晚唐诗歌”、“北宋的旧曲新声”、“南宋的乱世词心”这样的顺序和标题来安排单元;有的是按照点、面结合的方式，并直接点明赏析的方法。例如人民教育出人论世”“置身诗境、缘景明情”，“因声求气、吟咏诗韵’的方式编排;有的采取精、泛相间的方式，江苏教育出版社的(〈唐诗宋词选读》的单元编排模式就是按照这种点面结合的方式分为初唐诗、盛唐诗、李白诗、杜甫诗、中唐诗、晚唐诗、唐五代词、北宋词、东坡词、南宋词、稼轩词等，并且每个阶段的诗词前面都有一个精当的定语对其特点加以概括，例如“风神初振”的初唐诗、声律风骨兼备的盛唐诗、豪放飘逸的李白诗等等。其中李白诗、杜甫诗、东坡词、稼轩词又是其中最主要的单元，可谓点。其他几个单元同时体现了唐诗时期诗歌发展的大体脉络，可谓面。这种编排方式兼顾时代与主题。

(四）教材内容的时代性

语文教材的时代性也是《课程标准》所强调的。作为选修教材，由于模块和体裁的限制，很多人觉得很难编出具有时代性的教材来，因为像古代诗歌散文这样的板块很难将其与时代性联系起来。但是这个担心在我们新的选修教材的编者看来并不是大的问题。广东教育出版社的《〈论语〉选读》中就有这样的练习设计：孔子把自己的人生分为哪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的人生任务如何？这对我们今天的人有什么启发’，“孔子所讲的'信’包括哪些内容？结合现实，谈谈你对'信’的理解“怎样从现代意义上理解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些问题的设置都体现了编者引导青年学生关注现代、古为今用的良苦用心。再如江苏教育出版社的《鲁迅作品选读》在“致同学们”中就直接提出“鲁迅是活在现实中国的，每一个愿意并正在思考和关注社会、人生、文学问题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的青年，都能够和他进行心灵的对话与交流”，将鲁迅的那个时代与学生所生活的时代紧密地结合起来。教材单元设计上有“感受鲁迅一阅读鲁迅一研究与言说鲁迅”这样几个环节，由鲁迅作为一个和我们一样的“人”开始再到走进他的世界，教材试图打通鲁迅和当代的中学生在思想上的隔膜其目的当然就是对当代的反思，有着强烈的时代性。其他的教材诸如《说话的艺术〉、《语言文字规范与应用》、《常用文体写作》、《汉语学习与应用》、《演讲与辩论》等选文内容所体现出的时代性更是显而易见的。

(五）教材对象的“生本”性

这里的教材对象是指学生，也就是说本次选修教材是充分考虑学生的兴趣和心理需要，着力于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绍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选修教材时指出在教材的编写中充分考虑到了学生的实际情况，秉持“导向性”、“自主性”、“通俗性”、“适应性”等原则，主要是让选修教材从“教本”转向“生本”，注意到学生的接受程度，旨在帮助学生建立自己的学习系统，突出学生的自主性，避免“告诉式”，重在提出问题，揭示现象，引导学生自己去观察、思考、整理、体验并得出属于自己的结论14。语文出版社也提出了要着力培养学生的三个方面的能力，分别为“对鉴赏评价能力的培养”、“对表达应用能力的培养”、“对探究能力的培养”。山东人民出版社也致力于从学生自主学习的视角，叙述和呈现文本和活动，整个结构系统都旨在让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应用拓展”等，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当然处在中心的位置。江苏教育出版社和广东教育出版社也在呈现方式上力求创新，为学生学习方式的变革构建平台。

我们可以说各家出版社的语文选修教材大都有专题色彩，注意学生探究能力的培养，如针对《史记》、《论语》、《孟子》等编写的文化选修教材，针对《红楼梦》和19世纪欧美经典小说编写的文学鉴赏教材等，都有较大的探究力度。

第二，注重学生实际应用能力的提高。针对“新闻与传记”、“语言文字应用”两个版块编写的教材也是充分从学生的实际生活出发，学生完全可以活学活用，将课堂上的语文学习转化为实际生活中的语文能力。在篇目的选择和设计上都考虑了学生的兴趣，例如广东教育出版社的《语言文字规范与应用》中的篇目《“小牛”与“小刘”》、《你上过堂吗》、《“两会”与“三农”》、《“不怕辣”“辣不怕”和“怕不辣”》《他又一次悲惨地死去》等篇目，只看标题就有吸引力，能引发学生打开课本先睹为快的冲动，激起他们的学习兴趣，对提高学生的实际应用语文的能力无疑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三，提高拓展与夯实基础同步。高中的语文选修课毕竟还是基础教育的课程，无论如何学生还是要面对高考这一最终评价。各出版社的语文选修教材都考虑到了这一点。也就是如何处理选择性与基础性的统一的问题。江苏教育出版社的《唐诗宋词选读》一册中，在文本之后均有“品读与探讨”和“积累与应用”两个小的板块。在后一个板块中就集中体现了夯实基础的意图，一般是要求学生背诵诗歌或者积累一定词语等。山东人民出版社的《唐诗宋词选i读〉中也能体现这一特点，每个单元都有教师

语文出版社的《唐宋八大家散文鉴赏》，对语言文字和汉语知识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无论精读篇目还是泛读篇目，均有设计练习，重视语言品味的同时也重视语言的积累运用，比如标点或翻译古文等。

三、高中语文选修教材所呈现的问题

(一)缺少精品教材

如前所述，现在共有72种语文选修课的教材，其中的35种己经于2005年在各实验区投入实验，其余的37种也己经在2006年投入使用。是否教材的多样化就等于教材的精品化呢？答案是否定的。就单看以上列举出的72种选秀教材，仅“唐诗宋词”一项就有四本之多。虽然其编写体制上有些差别，但内容大同小异，教材虽然多，但却并未给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绚烂之感。教材的多部、多套并不能说就是语文教材的多样化。这在无形中造成了资源的浪费，相当多的优秀资源无法真正实现共享。

(二）编写队伍中缺少一线语文教师

仔细研究现在的选修教材我们不难发现，现在选修教材的编写队伍中真正的一线教师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多是大学以及各种研究机构的教授、专家。专家学者参与中学教材建设当然是一件好事，早在民国时期有很多专家学者参与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但是我们现在的语文教育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特别是在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们的专家学者们可能对这些现实的问题并不像中学教师那样了然于胸。我们可以翻翻现在的选修教材，有很多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学者的学术论文，甚至有很多是最新的研究成果。比如在江苏教育出版社的《语言规范与创新》中就有诸如《汉语的经济性和艺术性》、《从汪曾祺小说看语音创新》等专业性较强的文章，这就有可能造成部分学生的负担过重。因为有很多新的研究成果，连语文教师本身都需要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更何况课业负担本己经过重的高中生了。

(三)教材使用过程中，“生本”让位于“考本”

面对琳琅满目的选修教材，学校(或者地区更高一级的教研机构)代替学生选择了选修课的教材，既然选修课的教材是既定的和被动的，学生在上所谓的选修课的时候就己经完全丧失了自主权，学校给我定什么教材，我就用什么。连进一步了解选修课的权力都被剥夺了，又从那里来谈满足学生愿望的选修课呢。既然教材是既定的，那语文教师在教授所谓的“选修课”的时候，只是拿着名为选修课的教材上必修课的内容。所以，在现实中，“生本”己经让位于“教本”了。

而在选择那些选修教材的时候，学校(包括更高一级的教研机构）当然考虑到的是自己的升学率了。既然有高考这个指挥棒，那学校也就有了方向，依然是“高考考什么，我就教什么”。己经蜕变成必修课的选修课于是又受到了另一轮的“剥削”：那就是在语文教师教的时候，只教高考可能考到的知识。于是选修课既不是“生本”，也不是“师本”，而是彻彻底底的“考本”。在定选修教材的时候，很多学校仅定几册选修教材，以山东版、人教版、苏教版三家出版社的选修教材为例进行简单分析。例如鲁人版的《唐诗宋词选读》、《唐宋八大家散文选读》、《〈史记〉选读〉、《中国古代小说选读》、《语言的应用》;苏教版《唐诗宋词选读》、《唐宋八大家散文选读》、《写作》、《语言规范与创新》、《〈史记〉选读》、《鲁迅作品选读》;人教版《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语言文字应用》、《先秦诸子选读》等都是选修课中的重点的选择书目。而其中又以鲁人版和苏教版的《唐诗宋词选读》和《〈史记〉选读》最为炙手可热。究其原因不难发现，高考在学校制定选修课计划中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像现当代诗歌、中外戏剧之类的知识在高考中不会直接考，如果学了也不会有很明显很直接的效果。而像古代诗歌，在高考中课时有5分是直接考古代诗词的背诵默写。而通过《史iS?的某些篇章的学习也能够巩固学生对于古代文言文实词虚词的掌握，这将直接转化成高考语文科的分数。

此外，当下的选修教材在如何处理和必修教材的关系问题上还有待于进一步明确；多多少少还存在着“泛人文化”的倾向；如何建立相应的评价机制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问题，这里就不一一论述了。我们也知道，选修课的设置包括选修教材的编制和使用无论是对于广大教师还是研究者来说，都是一个新事物，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所以对于这个新事物我们也不能过早地进行盖棺定论的评价。但是我们仍然有理由相信，只要我们认真总结以往教材编写的正确经验，并在实践中积累总结，我们的高中语文教材的编写一定会在使用中逐步走向完善的。

人教版语文教学论文篇5

一.关于高中古诗文教材的是与非

1.科学拷问教材编写

教材是最重要的课程资源，它直接体现着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历来倍受关注。刘笑天在《高中教材文言选文准则例谈》（《山东教育》（中学刊），2013.1/2）中，对人教、苏教、粤教、鲁人四种版本高中文言文篇目进行了梳理，发现除了苏教、粤教等版本极少数篇目外，四种版本选文极其相似，几乎没有脱离课改前的人教版教材范围。文章从文化认知、语言表达、思辨意识和学习方式等方面对高中文言文选文准则进行了探讨，认为教材对传统文化在基础教育中的定位存有问题，选文偏重儒家文化，重教化、训导和励志，内容单一，深度不够，思想滞后，充斥正统观念，思辨性不足，提出对教材选文典范性内涵的界定需要重新定位，认为选文一要向思想层面倾斜，从更多向度、维度选取具有更多人生范式意义的经典佳作，打造学生的精神底色；二要适度增加必修选文篇目，注释更加详细，便于学生自学；三要引导学生综合提升语言素养与人文素养。

肖建云在《百年语文教育低效原因探析》（《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中认为，现行中学语文教材中，白话文所占比例太大，而古诗文所占比例太小，白话凌驾文言，这是百年语文教育低效的根本原因，倡导并期盼对语文教育来一场革命，让古诗文成为中学语文教材主体，把积累知识和背诵诗文作为教学重点，以诵读为主要教学方法，改革高考内容和形式，看重中国古代的传统教育经验，慎取外国的做法，切实提高中学语文教育效率。

严寅贤撰写《让高中语文教材成为普及传统文化之根――高中语文教材古典作品编写管见》（山东教育（中学刊），2012.7/8），认为中国古典作品入选高中语文教材存在着“节选”、“单薄”等几十年如一日的问题，而升入大学中文系继续深造学习古典文化的寥若晨星，导致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基本上是局限在高初中语文教材所接触到的“支离破碎”和“一鳞半爪”，不能全方位、立体性地了解把握，对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过于隔膜、过于陌生，对高中语文教材文言部分的编写，主张在理念上应旗帜鲜明地承担起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任，在内容上应动大手术，使之成为“大部头”，做到文言教材独立化，选文系列化、单元化、“详释”化，让高中语文教材成为普及传统文化之根。

2.关注研究具体文本

熊言安、姜若虚的《〈木兰诗〉研究综述及教学建议》(中学语文教学，2013.3)，从《木兰诗》的版本和年代、文本结构、主题思想以及教师对文本的教学处理等方面，将前贤和今人对该文本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并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认为问题设计应具有系统性、层进性和生成性，提出了问题设计的具体的教学建议。

就高中语文选修教材《〈论语〉选读》的阅读教学，林忠港在《〈《论语》选读〉教学如何突破国学瓶颈》（《中学语文教学参考》（高中版），2012.3）中，认为教师应突破国学教育瓶颈，不断丰富国学知识，了解诸子思想以观照儒家；不断提高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参考名家注疏以解读孔子；不断增强哲学思考和思辨能力，联系后世言论以反哺《论语》。这样才能教好《〈论语〉选读》。而刘保华在《寻求〈论语〉三味：趣味、意味、回味》（《教学月刊》（中学版），2012.5）中，认为追求《论语》阅读教学的有效性，从功利的角度看可能不难，而从人文的角度看可能很难，教学应避免传统的崇圣效应，去追求《论语》教学的时尚效应、共鸣效应、通关效应和内化效应，努力让学生从《论语》阅读教学中读出趣味，读出意味，读出回味。

3.积极探索教材体系

针对现行高中文言文教材编写的问题，语文界纷纷开展专题研究，提出了颇有价值的建议。吉林大学的崔燕飞在其硕士学位论文《现行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文言文选编研究》（豆丁网：2012.2）中，将人教版高中语文教科书2003年第1版和2007年第2版这两套教材进行了对比研究，系统分析了其在选文上存在着篇幅冗长、内容与初中阶段衔接不紧密、主体与当代社会缺少契合点等不足，并提出了选文要联系当今时代背景，充分结合教学实际，增强知识的趣味性和连贯性，同时注重跨学科知识的融合等改进策略。

针对现行高中语文教材暴露出的弊端，陈相元、程国洁积极开展安徽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高中生古诗词鉴赏能力培养”的研究，编著出版了《古典诗歌鉴赏（实验教材）》（现代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力图构建适合高中古典诗歌鉴赏教学实际的教材体系。该书依据课程标准，吸取单元和专题教学的思想，从高中语文教学实际需要出发，增加了课程标准规定必学而现行教材遗漏的篇目，如李煜的《虞美人》，舍弃了现行教材中有而不宜于高中阶段学习的篇目，如屈原的《湘夫人》、白居易的《长恨歌》等，分必修和选修两个模块，以史为序，按照作家或朝代与体裁设置课程，组合教学单元，按一定体例组编成册。这是一线语文教师对课程改革所进行的一次可贵的实践探索和大胆创新。该书2014年荣获安徽省池州市第四届社会科学奖三等奖。目前，该书正在安徽省东至县5所普通高中进行实验推广与应用教学之中。

二.关于高中古诗文教育教学的对与错

1.深入探讨教育理念

“互文性”原是由法国符号学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提出的一种文学理论，其基本内涵是，每一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它们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形成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网络，以此构成文本过去、现在、将来的巨大开放体系和文学符号学的演变过程。将这一理论引入语文教学，互文性解读古诗文已经引起语文界的高度重视。孙东香、胡奎平在《互文性阅读建构语文教学新体系》（《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2012.4）中，以古诗文教学为例，主张采用互文性阅读理论来构建语文教学新体系，论述了互文性阅读的必备要素（操作思维的前瞻性、文本选择的有效性和目标达成的高效性）以及求证式、烛影式、链接式和应用式等具体操作形式。

王建稳在《互文性视域下〈氓〉的解读与教学》（《语文教学通讯》，2012.4A）中，以《氓》的教学为例，尝试引入互文性理论作为阅读教学策略，基本解决了学生前认知中对于人物形象和主题的种种困惑，由原来最初的感性意识顺利走向了对文本、对形象、对主题的全面理解和把握，既丰富了知识，又活跃了思维，更扩充了个人感情的文化容量。孙婷撰写《古典诗歌的互文性解读对语文教学的启示》（文学教育，2012.2）一文，尝试将互文性阅读理论引入《武陵春》教学。

冯现冬、张伟忠撰写《古诗文教学中的唤醒方略》（《课程・教材・教法》，2013.4），主张把唤醒教育的理念引入古诗文教学，可以考虑从语言文字、主题意蕴和审美体验等三个层面入手实施唤醒教育。首先，要通过语言文字的溯源性解读，唤醒语言文字本身的文化魅力，要唤醒旧知，补充新知，在语言文字之间建立一定的联系，以激发兴趣，丰富积累，理解文本；其次，要还原写作背景，知人论世，要重视并唤醒学生，引发学生心灵的震颤和情感的共鸣，自主感悟并理解主题意蕴，把握创作意图；再次，要引导学生在诵读中品味美感，在探究中体悟美感，从而唤醒学生的审美体验，引发学生对世界、自然、人生的欣赏与探究。

2.深入研究教育问题

冯为民在《语文教学的迷茫与混沌》（《语文教学与研究》，2013.9上）中，认为现代高中生的文言文功底普遍较弱，文言文阅读能力越来越差，也许语文教师会有一大堆主客观原因，但文言文教学的畸轻畸重却是难辞其咎的首要原因。认为只重“言”而忽视“文”或只重“文”而忽视“言”的文言文教学都事倍功半，教师教得苦，学生学得累。并且指出，文言文教学既要重“言”，又要重“文”，应立足于“言”组织教学，在教学“言”的过程中重视融合“文”的内涵。既要关注文言文语言形式的文化属性，又要关注文言文所承载内容的文化特性；既要关注文字的文化内涵，也须借助特定语境感知文本文化内涵，通过走进文本，在研读与探究中去感受文言的美，感悟文化的美，获得有意义的生命体验，并转化为自己的精神财富。

张君平的《关注文体特征 感受文言之美――以《阿房宫赋》为例谈文言文教学内容的确定》（《语文学习》，2014.1），也指出当前“文言教学的现状是‘言’‘文’分离”，认为文言教学“文”“言”应该并重是一个伪命题，因为“美妙的文言本是一个有机整体，其文、言、艺术表现手法、作者之情志同样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缺一不可的”。文章赞同周振甫先生所提出的文言教学须追求“立体的懂”，即要解决一个字在不同文本语境中意义和用法的不同变化，并且结合自己教学实践经验，认为文言文教学内容的确定，一是要“关注文体特征――文与质之契合”，充分认识文体特征，挖掘文体的突出特点，从而体悟作品的独特感染力；二是要“感受文言之美――文与言之契合”，必须“咬文嚼字”，深入理解文言语句的背后深义，理解文言作品之意境。

冯善亮在《入境，古诗鉴赏教学的落点》（《语文教学通讯》，2012.6B）中，针对目前古典诗歌鉴赏教学缺乏诗意的现状，提出把“入境”作为教学落点的策略，即把“入境”作为重要内容、教学指向和调控教学的准则。

3.讨论交流教学方法

王夫成在《属对，让文言文教学焕发神采》（《语文建设》，2013.7）中，将“属对”这一传统的语文教学方法引入文言文课堂教学，提出“属对”应遵循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根据具体教学内容，引导学生或从景情入手，或从对比点入笔，或从情节、环境和人物落墨，“撮合语言，配对眷属”；将文言文中的“宽对”改为工对、拉长、缩短、调序等，同时开展对句比赛、有奖征对、集句成联等活动，以激发学习兴趣，蕴蓄文化素养，积淀情感认识，丰富生活积累，提高语言运用能力。傅惠钧在《略说属对的语文教育价值》（《语文学习》，2013.1）中，认为“属对”的语文教育价值，主要表现在能让学生在动态的运用中综合学习语文知识，提高语文能力，并从中获得审美愉悦，同时得到思维训练。

针对目前中学古诗文教学往往存在着教师放弃对学生“诵读”能力培养的弊端，黄春来在《因声求气说与古诗文阅读教学》（《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2012.10》中，提出必须重视对古诗文诵读水平的培养，论述了“因声求气”对于美感教育的重要意义，认为以诵读而通古人之神气，因声而通其文法、句法、修辞，诵读是进入写作的第一法门，通过“因声求气”，可以感受古代诗文的音乐美，可以体味古人的人格美，可以促进古人优美生活形式的对象化，从中获得美感教育，达到塑造学生健全人格的目的。

何耀东在《古诗词虚实结合手法分类典例赏析》（《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2012.11）中，将古诗词中常见的虚境分为“梦幻之境、预期之境、联想之境、遥想之境和暗写之境”等五类，并举例分析古诗词虚实结合手法的妙处，认为虚实结合是古诗词营造意象、意境以表达诗人思想情感时所常用的一种结构特征、一种艺术手法，常以虚境逼真、新奇而取胜，以虚实结合的自然和新巧而取胜，从而丰富诗歌形象、升华作品主旨、强化感情宣泄，给读者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和诗情悠长的审美情趣。

人教版语文教学论文篇6

 

2003年，《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问世，改变人教版一统天下的格局，实现了“一标多本”，出现了与人教版并行的鲁教版、粤教版、苏教版等多种版本。2004年，语文版教材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初审通过，由语文出版社教材研究中心编写并出版发行，主编是史习江，张万彬。语文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的编写落实了《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的要求，从时代性角度着眼，选取文质兼美且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新时代文章，语文课程目标的设计从“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个维度出发，努力实现“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的目标。

 

二、高中古代散文单元分析

 

(一)单元结构分析

 

“语文版”高中语文教材包括必修和选修教材两部分，必修教材共有五册，以人文话题的方式组元，每册四个单元，单元以选文为核心，由阅读与鉴赏，表达与交流，探究性学习三个板块辅助配合组成。“阅读与鉴赏”板块由作者介绍、选文、理解?鉴赏、拓展?应用、相关链接和单元链接六个部分构成。语文版教材中，古代散文单元共有五个，统统编排在每册教材的最后一个单元，每个单元选文4篇，五册教材共选取20篇古代散文，约占教材全部选文的30%。

(二)选文内容整合

 

语文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五册，共有五个单元，二十篇古代散文，梳理如下：

 

第一册：苏轼《赤壁赋》、李密《陈情表》、归有光《项脊轩志》、王羲之《兰亭集序》

 

第二册：司马迁《鸿门宴》、司马光《淝水之战》、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状》、(《左传》)《崔杼弑其君》

 

第三册：王安石《游褒禅山记》、杜牧《阿旁宫赋》、王禹偁《黄州新建小竹楼记》、王勃《滕王阁序(节选)》

 

第四册：(《荀子》)《劝学(节选)》、韩愈《师说》、欧阳修《与高司谏书》、黄宗羲《原君》

 

第五册：(《论语》)《论修身》、(《孟子》)《论民本》、(《庄子》)《神游物外》、(《老子》)《祸兮福兮》

 

“选文”分“精读课文”和“略读课文”，“略读课文”篇目前用星号做了标注。语文版五册教材古代散文略读课文共有五篇，分别安排在五个单元组的结尾处，篇目分别是《兰亭集序》、《崔杼弑其君》、《滕王阁序(节选)》、《原君》和《祸兮福兮》。

 

由前可知，教材以“选文”为核心的“阅读与鉴赏”板块包括“作者介绍”、“选文”、“理解·鉴赏”、“拓展·应用”、“相关链接”和“单元链接”六个部分。

 

以第一册古代散文“情动于衷而形于言”单元，第一课苏轼的《赤壁赋》为例。“作者介绍”部分简要介绍了苏轼的生平、文学地位、著作及创作风格。其篇目经典，文质兼美，毋庸置疑。“理解·鉴赏”和“拓展·应用”是习题系统，设计了六个题目，其目的是培养语言能力、提高文学鉴赏能力、增强语文学习综合能力，最终目的是全面培养并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如第二题“辨析下列词的不同意义或用法”是为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设计的。第四题“找出文中关于人生哲理的议论，说说这些议论有什么特点，其中蕴含了作者怎样的思想倾向。”是为提高学生的文学鉴赏力设计的。理解、鉴赏、拓展和应用是全面提高语文素养必不可少的环节，只有在理解的基础上才能生成，才会鉴赏，从而实现迁移应用。“相关链接”内容一般与所学课文内容相关，对课文的理解起到补充辅助理解作用。 (三)古代散文单元形式编排特点 一个单元一个人文话题，以一句名家名言为单元主题，如第一册古代散文单元的主题为“情动于衷而形于言”，选自《诗经》。单元主题与单元所选文章思想内容息息相关。语文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古代散文单元共有五个，单元主题分别是：第一册“情动于衷而形于言”，四篇文章都为抒情散文;第二册“大江东去”，有记叙散文也有人物传记;第三册“万物静观皆自得”，既有山水游记类散文又有议论性和抒情性散文;第四册“铁肩担道义”和第五册“越世高谈 自开户牖”都是议论性散文。 三、对语文版古代散文单元的思考 语文版教材选文新是最大的特点，将近 60%都是新的选文。这样一来，课程标准要求选文要具有“时代性、典范性、文质兼美”的要求，就倾向了“时代性”，古代散文单元选文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古代散文学习难易程度无梯度。一般而言，记叙性散文相对简单，应放在低学段学习，相对难的放在高学段学习。因此，笔者认为第一册和第二册选文的位置可以互换，让学生从简单入手，培养兴趣，落实课程标准关于“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要求”。单元编排中还存在许多问题，不一而足，提此一两点，作为参考。作为教育工作者要有辩证思维，即使是面对权威也要敢于质疑。

人教版语文教学论文篇7

关键词：中学语文；教学过程；优化

【中图分类号】G633.3

一、中学语文教学过程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注重课堂，忽视实践

在教学中，中学语文教师只注重书本教学，忽略课外实践，总认为课内教学是硬性教学任务，而课外活动则形同虚设。例如，在开展《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教学时，教师一味仔细分析课文内容，学生只是一味倾听教师的分析，其实可以让学生做做实验，让他们把实验结果写出来，对比课文内容，进而介绍说明文这一文体。这样学生自然就乐于接受、易于掌握了。

（二）注重传授，忽视互动

我们很多中学语文教师在看待学生行为时往往喜欢用“较高的标准”对学生“严格要求”，表现为：有着强烈的“是非感”和“权威感”，难以容忍教学过程中出现的“不同声音”，甚至难以容忍教学过程中出现的学生不同往常的、哪怕是一点儿“越轨”的行为 。因此，他们在教学过程中，一味的传授知识，不允许学生产生分歧，不让学生参与的教学讨论中来。

（三）注重读写，忽视听说

中学生读不懂现代文，作文不尽如人意，这已不是什么新闻了，而是摆在行内外人士面前的一个很严峻且不可否认的事实 。每年中考语文试题的现代文阅读和写作，学生丢分最多。教师和学生在这方面的投人不可谓不多，技巧、秘诀、宝典并没有少授少学，却总是显不出奇特的效果，主要问题就是我们教师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注重读写、忽视听说的产物。

二、中学语文教学过程优化的意义

（一）提升学生学习兴趣

现代教学理论认为：教学活动是教与学的双边活动，只有调动学生参与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才能以巨大的情绪力量感染学生，激发创造的潜能。因此，作为教师在上新课时加强对新课的引人设计，根据学生的生活实际和生活经验，以及教材内容灵活设置适宜的问题情景，形成学生思考的悬念，以力求创设新、奇的心理氛围，引导学生对教师设置的疑点产生强烈的探究意向，激发起浓厚的探究学习兴趣，唤起高涨的学习激情，为进入新课创造良好的心理基础和良好的学习氛围。

（二）与课改目标一致

课改教学理念下的语文教学过程不再是传统的师生之间的“接受”过程，而是教师“引导”学生“自主”学习，获取知识经验的双边活动过程。这个过程是教师事先对教学内容“引导”预设策略与即时课堂生成的统一，整个过程设计的优，直接关系到学生课堂中的即时创造，影响课堂生成效果。因此，优化语文教学过程是对课改教学目标保持一致。

（三）提升语文教学质量

优化后的语文教学过程应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为重点，把课堂作为创新教育的平台，让教师从教学舞台唱“独角戏”的演员角色转变为与学生共同操作的活动者，学生的主体地位得到恢复，他们在民主、友好、宽松、和谐的教学情境中自学、自讲、自演，不断尝试创造，体验成功，进而不断提高自己的创新能力。

三、中学语文教学过程优化的对策

（一）优化课堂导入，关注学生的注意状态

成功的新课导入，一开始就能把握学生注意的心向，让他们全神贯注地投入到课堂学习活动中来。因此，语文教师要精心设计课堂导入，关注学生的注意状态，使上课的第一锤就敲在学生心上。如在教学世界童话大师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装》之前，语文教师可以先讲与此有关联的一个故事，通过讲故事导入的形式使同学们很快进入学习状态，同时也激起了学生学习课文的兴趣。

（二）优化教学情境，关注学生的参与状态

我们在语文教学中，要针对课文的不同类型，营造相应的教学情境，以此调动学生自主参与的意识，激发学生的创新动机，使他们迅速进入最佳学习状态。从教学形式上，充分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如电影、电视资料、动画、书报资料、CAI课件等，采用师生交互活动的方式，创设轻松、愉悦、和谐的气氛，让学生戏剧般地进入角色，就能唤起他们的情感体验，点燃其思维的火花，产生强烈的共鸣 。

（三）优化思维过程，关注学生的思维状态

课堂教学过程也是学生积极思维的过程。因此，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只要充分信任学生，适时、适度地为学生展开思维铺路搭桥，不断为学生开辟自由发挥的广阔空间，学生就会展开想象的翅膀，在想象的世界里自由翱翔。如教学余光中的《乡愁》一文，语文教师可以在教学中通过诵读诗歌，感受言情，感受内涵之后，让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开展仿写一节小诗活动。既让学生进入课文情境，又激发学生的想象力，更让学生带着美好的情怀感受亲情的伟大。

（四）优化反馈评价，关注学生的生成状态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指出：“评价不仅要关注学生的学业成绩，而且要发现和发展学生多方面的潜能。”因此，教师要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要积极探索多样化的评价方法、多元化的评价内容和人性化的评价方式。如学生知识的掌握情况，上课的表现，作业情况，合作、探究的能力，平时言行文明等等，尽量多角度，多方位评价学生，使每位学生都能健康、快乐地成长。另外，通过开展语文综合性学习活动，激发学生的参与性和主动性，以此关注学生的学习、发展过程，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四、结束语

语文教学实践要求现代的语文教学理论作指导，而现代的语文教学理论也正在指导和改变着语文教学。语文教学过程作为教学论的核心，通过教学过程的最优化达到最优的教学效果，以期进一步实施语文素质教育。总而言之，教师正确地面对和处理来自学生的影响，并据此主动地调节自己的教育行为应该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个根本方面，应该是每一位语文教师怀着深刻的教育危机和社会责任感进行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1]巴班斯基著：《论教学过程最优化》，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P22-28

[2]巴班斯基著：《教育过程最优化问答》，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P42-47

[3]闫承利著：《教学过程最优化通论》，教育教学出版社，1992年版.P92-99

[4]刘孝学著：《语文教学论基础》，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P122-134

[5]谢利民著：《现代教学论纲要》，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P42-44

[6]王文延主编：《语文教育学教程》，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P46-48

人教版语文教学论文篇8

一、教材的编写宗旨

教材的编写宗旨是教材的灵魂，也是教材的理论支柱。[1]对于教材编写宗旨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教材。对于苏教版初中语文教材的编写宗旨，研究者多持一致意见，认为可以总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注重综合能力的培养。教材的编写应当适应现代社会对于多样化人才的需求，语文学科承担了最基础的“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任务。为了培养学生的多种能力，苏教版教材开设了“口语交际”、“专题”、“社会实践活动”、“综合性学习和研究”等栏目。

第二，注重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语文教材的人文内涵对学生的精神领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与苏教版配套的阅读教材新人文读本主编曹文轩教授提倡孩子们阅读“经典”，就是为了让他们在阅读中领会语言的优美，从而得到精神的升华、情感的陶冶和性格的锤炼。苏教版教材的各个板块都加强整合优化，将知识技能、情感态度、价值观融为一体，不断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第三，注重语文素养的提升。苏教版教材力图构建语文的综合实践体系，贯彻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的精神，以利于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以人的发展为本，面向全体学生，为学生终身学习、发展奠定基础。教材倡导学生自主有效地学习，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同时，突出学生的语文实践活动，使学生在实践中学习语文，从而更好地理解和运用所学知识。

二、教材的内容体系

学者普遍认为苏教版语文教材的内容体系较注重整体，重视内容的时代性、趣味性和创新性。[2]教材讲求知识与能力的双边效应，着意于语文教学内容与方法的开放效应，这是苏教版语文教材的一个优势，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有利于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苏教版语文教材在内容上注意充分体现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和人类进步文化的融合；课文选择立足生活紧扣时代，教材的范文和读写听说活动重点编进了时代感强、生活气息浓、文化内涵丰富的具有现念和现代色彩的中外典范作品；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苏教版教材开设各种专题栏目，鼓励学生培养自主发现问题、探索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3]

总而言之，苏教版初中语文教材的内容体系较为合理，能根据时代的变化及时更新知识，能较好地锻炼学生各方面的能力，尤其是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这是苏教版教材的优势，在以后教材的编写和修订中，应予以重视。

三、教材的编排体系

教材的编选体系是指教材的组织，按学科论、认知心理及课程论等排列成一个合理的教学序列。[4]编排语文教材时，具体表现为在处理单元间纵向衔接，做到上一单元所学，下一单元为用，以便有效地学习有关单元；处理单元内的横向联系，应注重培养学生精读、导读及自读的能力。

以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为例，可以发现其教材的编排着眼于导学系统、选文系统、知识系统和练习系统这四大方面。[5]教材编写者在这四个方面不断地进行探索，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素质教育的推进，但仍存在着一些不足。学者周烨指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必修教材的编排基本是围绕单一中心编制的，没有很好地体现语文素养整体培育的特点。例如，在“祖国土”这一章节上，基本是歌颂祖国的，对语文教学其它能力的涉及则较少。学生学习后更多的是情感的收获和体验，而对情感之外的知识和能力的目标则收获不多。第二，导学系统相对薄弱，对于作家的趣味性介绍或者作品的背景介绍以及相关信息的链接较少，还没有充分调动起学生对课文的兴趣，而兴趣则是阅读过程的第一步，是进行初步和深度阅读的持久动力。[5]

针对目前苏教版的语文教材，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改进措施和建议。

其一，教材的编排应根据新课标的要求，统筹兼顾，综合、全面地培养学生人文、审美、阅读和写作等方面的综合素质和技能，而不能只侧重于一方面的培养。

其二，在语文教材的“语文性”上，李海林提出语文教材的编写应该以文本为中心、以语用立意并赋予语文教材以“知识形态”，语文教材的“语文性”应着重体现。[6]

其三，在语文教材对学生全面发展的培养上，倪文锦则提出语文教材要加强专业基础理论建设，语文教材可系列化，由听说、阅读、写作三种教材组成，听说教材既可有书本形式也可有音像形式，内容与生活相关，阅读和写作教材可按词句、段落、文章等阶段编排。[7]

其四，许多研究者针对语文教材构建的文选体例都提出了不同的建议，有的研究者指出，文选教材有其生命力，但选文发挥的作用尚不清晰，应组织专家重新修订文选教材，使其功能更清晰，并能满足螺旋式上升的教学目标；有的研究者主张摒弃以往知识型教材体系，建构一种文化型语文教材新体系，即建立一种人本化、生活化、活动化的语文教材体系；也有研究者提出我国的语文教材编制模式不能重复使用单一文选模式，必须借鉴国外母语教材话题、专题等模式编制经验，走多样化道路。[2]

四、教材的使用状况

同时，也有不少研究者从苏教版语文教材的使用状况的角度加以研究，指出了苏教版语文教材在实际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有学者指出苏教版语文教材的综合性学习板块并不理想，其设计在教学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运用率相当低，这是多方面因素制约的结果，改变这一现状是新课改的一项艰巨任务。[1]例如，苏教版语文综合性学习设计在南通市区中学的教学情况非常不理想，基本上处于被忽略的状态，教师从观念上忽视了它作为教材创新设计的重要价值，行动上也轻视了对它的使用，使用频率低、效率低，绝大多数的设计都没有得到很好地利用，综合性学习设计的价值根本无法通过使用体现出来。[8]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一方面是因为教师对综合性学习的认识存在误区，教师的教材观比较陈旧，而且在长期的工作中易形成教学惰性；另一方面是因为适合这种综合性学习的评价机制尚未建立，应试教育的环境制约着综合性学习的开展。

个别研究者还特别关注了苏教版语文教材在农村的使用状况，由于在农村中，资源相对匮乏、师资比较薄弱、教学方法的盲目选择以及教育导向阻碍等原因，适应新课改需要而产生的新教材在学校并未得到充分而有效地使用。[1]在目前农村课改所具备的条件下，尤其需要一线教师们充分发挥才智，不断钻研，积极主动地进行实验与研究。教材的使用是新课改中重要的一步，而教师又是这关键一步的施行者，所以农村的语文教师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五、结论

通过分析新课改以来关于苏教版语文教材研究的文献，可以发现，我国研究者对苏教版语文教材的研究涉及的问题较为全面，其中，语文教材的编写宗旨、内容体系、编排体系和使用状况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随着时代背景的不断变化，性别教育、多元化教育等课题也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

从研究方法上看，研究方法以调查研究为主，因此，研究结果较有说服力。但就总体而言，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黄新囡.苏教版语文教材在农村初中使用中的问题及对策[D].苏州大学，2009：4—6.

[2]赵黎丽.初中语文教材编排体系刍议——以“苏教版”为例[D].苏州大学，2009：1—2.

[3]王微微.苏教版初中语文教材的优势及不足[J].教材解析，2011（9）：102—103.

[4]曾天山.教材论[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7：54—77.

[5]周烨.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编排系统论析[J].科教文汇，2010，（11）.

[6]李海林.谈谈语文教材的语文性[J].语文教学通讯，2006，（11）.

人教版语文教学论文篇9

佛教真正为欧洲人士了解,严格地说来,是伴随着欧洲殖民主义者侵入亚洲地区后而开始的。欧洲殖民主义者,为了能够维护自己的殖民统治,认识到必须要深入的研究亚洲的宗教及其文化。同时,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人们的视野也在扩大,有一部分学者将注意力放在了当时尚未开垦的东方学方面,作为东方学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佛教,就在这个背景下逐渐为人们所知了。所以佛教传入欧洲地区,首先是作为学术活动进行的。一些欧洲学者出于研究东方学的需要,开始接触了东方语言,例如梵文,进而接触了佛教,特别是用梵文和巴利文写的佛经于是开始了解佛教的理论,和消化佛教的教义。

一、英国

1788年，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成立，这是英国殖民政府为了统治亚洲人民而出资建立的一个学术机构。1824年,英国学者克拉夫发表了《巴利语文法和语言》一书,这是学术界开始较早地了解佛教。1837年在斯里兰卡殖民政府工作的学者特纳首次将斯里兰卡的佛教史书《大史》作了注疏和校订，并将其译为英语。他还撰写论文，推动了欧洲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1850年传教士斯宾塞发表了《东方僧门》。又从僧伽罗文翻译了《现代佛教手册》，引起了西方学者最初对佛教的兴趣。1833年英国驻尼泊尔公使霍格森在尼泊尔收集梵文贝叶经文献381部和纸本梵夹多件，其中有《般若经》、《普曜经》、《金光明经》、《法华经》等，分赠给伦敦大学和牛津大学65部，以后霍格森又从西藏运走"甘珠尔"和"丹珠尔"到英国，对佛教的研究起到了促进的作用。霍格林本人也批发价写过文阐，介绍尼泊尔和西藏的语言与宗教，并于是827年出版了译著《金刚乘论》，自著《尼泊尔佛教略史》二书。1850年英国神父埃特尔编纂了《梵汉手册》，附有巴利、僧伽罗、缅甸、泰、蒙、藏、日等佛教术语。这是最早的佛教研究的工具书。1873年英国驻尼泊尔公使的军医赖特在尼泊尔搜得梵文经本共850部，其中佛经325部。1879年,阿诺德出版了《亚洲之光》,这是一本讲述佛陀生平的著作,和诗文体写成,语文优美,清新流畅,影响很大,在欧洲广为流传,对普及佛教知识起到过重大的作用。很多后来成为佛教僧人和学者的人无不受到此书的影响。以后的10年，威廉斯出版了《实用梵文文法》、《梵英大辞典》。这部大辞典的编排采用了欧洲辞典的通行作法，突出语源学和语言学的特点，方便实用，受到学者的重视。契尔德斯编纂了《巴英辞典》，这是第一部巴利语和英语的辞典，对研究南传佛教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880年鲍尔受英国政府派遣，到中国新疆"考古"，获得了写在桦树皮上的《孔雀王经》。由于东方语言学的发展和不断的"考古"发现，使英国的学者取得了成绩，1884年，学者比尔已经译出了《大唐西域记》、《法显传》和《慈恩传》等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著作，使欧洲的东方学的研究家扩大了眼界。英国人了解到，只有对巴利文和汉文佛典同样深入研究，才能对佛教有一个全面完整的了解。因此西方人也开始重视起汉文佛典的研究工作。1894年考威尔出版了古印度佛教学者马鸣著的《佛所行赞》和《本生经》的英译本，使人们对佛陀的生平事迹有了更详细的了解。1897年卡洛斯所著的《佛陀的福音》，介绍了佛陀的生平和思想，因用散文体写作，语言优美，通俗易懂，受到人们的欢迎。随之而来的是欧洲各国的探险家到中国西北和中亚地区的"探险"活动，在蜂涌而起的活动中，以20世纪初，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三次到中国掠夺了敦煌千佛洞的大批梵文、龟兹文、于阗文、回鹘文和粟特文的佛教经典以及绘画、绣像等最有价值。这些灿烂辉煌的文献和文物在欧洲展出后，震动了学术界，引起对东方佛教的考古学、佛教语言学和文献学的兴趣。并由此而引起的研究推动了佛教信仰的影响。

1881年英国成立了巴利圣典会,该会以翻译刊行巴利文佛经为宗旨。巴利圣典会的英译佛典在世界上受到佛学界和佛教界的好评。里斯.戴维斯夫妇是主要负责人。戴维斯早年学习梵文,后在斯里兰卡工作时接触了巴利文佛经,于是他学习巴利语,后来又学习了僧伽罗语。他撰写的《佛教》一书介绍了佛教,被译成了荷、德、日等国的语言,发行了23版。1882年他创立了巴利圣典会,担任会长,又组建了"东方和非洲研究院",后来释译了巴利佛教《摄阿毗达磨义论》和《长阿含》。他和助手史梯德编集了享誉世界的《巴英字典》,撰写出最有名的《印度佛教》一书，对古印度佛教社会做了深入的研究，后人称赞此书"在东方文化的路上,没有人能象他那样,把严肃的研究与人们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而达到平等的程度。他的著作可使他留下不朽之名。"戴维斯一生翻译佛教经论12部,撰写佛教著作30余部,主持出版了拉丁体巴利文三藏和注疏,著作等身。里斯.戴维1843年5月12日生于英国科尔彻斯特一个公理会的牧师家庭。曾经到德国布勒斯特劳大学学习梵文，获博士学位。1864年（另说1866年）至1872（另说1876年）年到斯里兰卡担任公职期间对佛教和巴利语感兴趣，于是开始学习巴利语及研究佛教。后因与上司意见不合，乃辞职回国，先后在伦敦大学教授巴利语和佛教文学，又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兼任书记和图书管理员。后来在曼彻斯特维多利亚大学任比较宗教学教授，再任伦敦大学教授。1881年（另说1882年）成立巴利圣典会（PāliTextSociety），自任会长，致力于整理出版巴利三藏的工作，在泰国皇室的资助下，出版了大量的巴利三藏的译本，圣典会也成为欧洲佛教学者的重要组织。1922年10月27日逝世。生前著有《佛教手册》（Buddhism，1878），曾经再版20余版，有荷、德、日文译本。《佛教之印度》（BuddhistIndia,1903），再版8次。书中将印度的古代历史大部归于佛教，曾引起学术界的重大反响。翻译巴利文《本生经》547个佛本生故事的前40个，并将其与伊索寓言作了比较研究，英文名为《佛陀本生故事集》（BuddhistBirthStories）。与赫曼.奥登堡合译巴利《律藏》三册。用散文体翻译了巴利经典《弥兰陀王问经》。1896年在纽约出版《佛教及其历史与文学》演讲集（Buddhism,ItsHistoryandLiterture）。他与斯泰德合作的《巴英辞典》，直到现在都是最完备的研究巴利佛教的工具书。另有与其夫人合作翻译的巴利佛典《长部》，英文名《佛陀对话录》（Dialoguesof　theBuddha&127;）。以及与他人合作的《摄阿毗达磨义论》等。他的夫人凯洛琳·阿古斯塔也是一名著名的佛教学者,曾经编集和翻译了佛教经论25本之多,她对佛教的"无我"说做了深刻地剖析,受到来自不同意见的争论。戴维斯夫妇崇尚佛教,认为在世界诸宗教中,唯有佛陀的"八正道博大精深,可以遵循安身立命"。他们还依照印度建筑样式建立家宅,命名为"那烂陀",要子女学习巴利文,所以当时有人把他们看作是佛教徒。圣典会还出版了沃德伍德国与希尔合作的《巴利语三藏辞典》，这是目前仍是一本最重要的参考书。在英国皇家学会委托下，麦克斯．缪勒主编的《东方圣书》最为著名,其内容涉及了大小乘佛典。缪勒本人还把《法句经》、《无量寿经》、《阿弥陀经》、《金刚经》译成英语，并编写了《梵语法》，供初学者使用。由于缪勒开创了西方比较宗教学研究，特别是用梵语来研究印度和印度佛教的历史，对西方研究佛教作出了贡献，被人尊为"西方印度学之父"。

1927年E．J．托马斯撰写了《作为传说和历史的佛陀生平》。1933年又出版了《佛教思想史》。1937年英国神父索西尔和霍多斯在伦敦出版了《中国佛教术语辞典》。1954年埃德沃．孔兹与荷纳小姐、斯内尔戈罗夫合作编辑了《各朝佛教大辞典》。1955年孔兹又出版了《大智度论》的英译本，采编了佛经精粹《佛教圣典》，此书现已出版了20余版。同时还编辑出版了《般若文献辞典资料汇编》。孔兹是当今世界最有名的佛学家，他既懂梵文、巴利文，又懂汉文和藏文，而且对佛教的教义和历史也有深入的研究，不仅写学术著作，还写一般的通俗介绍性著作，是一位多产的学者，并以1951年出版的《佛学--本质与发展》一书最为著名副其实。他刚开始是学习的是英国传统的对巴利语系佛教的研究，后来又对北传般若学产生了兴趣味，作了深入的研究，因此他是英国佛学界真正开始转向北传大乘佛教的重要人物。孔兹在国际学术界很有影响，曾在世界各国大学讲学，他所写的一系列通俗或学术专著，使不少的人开始了解佛教，进而走上研究佛教的道路。1955年印度裔学者穆尔蒂写作了《佛教的中心哲学》一书。荷纳是继戴维斯之后的巴利圣典会的又一名重要组织者。戴维斯逝世后，巴利圣典会在他的妻子阿古斯塔的主持下继续活动，荷纳小姐就是阿古斯塔的学生，也是圣典会的秘书。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巴利圣典会开始起上衰微，影响减弱。荷纳接替了圣典会的领导工作，重新开始恢复活动，在亚洲泰国和斯里兰卡佛教界的支持下，圣典会重新焕发出照人的光彩。他们已把南传巴利语三藏全部译成了英文，这不仅为学习和研究南传佛教提供了方便，而且也使英国人改变了对佛陀的错误认识和对佛法的误解有极大帮助。因此荷纳被视为是对典会的复兴者。1981年荷纳逝世。

斯坦因从中国劫掠了大量的敦煌文书，成为研究中国学的专家，他编辑的敦煌学的资料也成为这个领域研究的精品1。其本人也成为英国早期藏学研究的人物之一。继之有担任过英国驻中国西藏江孜商务和拉萨办事处的代表黎吉生，他对藏传佛教的噶玛派有很多的研究，在世界许多大学讲课,曾与斯内尔戈罗夫合作出版了《西藏文化史》（1968）。埃文斯．温茨对西藏的文献作过整理和翻译，出版了《西藏大瑜伽行者米拉日巴》(1951)、《西藏大解脱书》(1954)、《西藏度亡经》(1957)等书。曾任英国西藏研究所所长的斯内尔戈罗夫撰写过《喜金刚坦特罗》（1951）、《喜玛拉雅的佛教》(1957)、《喜玛拉雅朝圣》(1961)、《释迦牟尼最后的涅槃》（1973）等著作，主编过大书《佛教的形象》。埃默瑞克对新疆的藏文史料作过整理，出版了《关于于阗的藏文文献》一书。杰·苏玛尔著有《密宗与每日的宗教》、《佛教徒的身体与印度教徒的密宗》、《从人类学的方法看西藏早期的佛教史》等十几部著作。

1970年以后，英国的佛教研究已从经典的校勘转向了佛教哲学、社会学等领域，此后出版的著作有张承志的《从华严宗看佛教的整体观》（1972）、勃洛费尔德的《道教与佛教神秘主义》、特雷弗．林的《印度佛教复兴》、《佛教帝国主义和战争》、《佛教、马克思和上帝》（1979）和迈克尔．派伊的《佛陀》、《方便婆罗密》等。佛学家A·K·渥德尔撰写的《印度佛教史》（1970）不受信仰的干扰，较忠实地介绍了印度的佛教的历史和思想的发展，此书已经被译成中文本。2现在，3英国有许多大学讲授佛学。牛津大学的东方研究所(TheOrientalInstitute,UniversityofOxford)有世界著名的冈布里其教授(Prof.R.Gombrich)，专门讲授梵文和南传佛教；剑桥大学(UniversityofCambridge)以研究日本佛教为主；伦敦大学国王学院(KingsCollege)有苏汉密特教授(Prof.SueHammilton)，也以研究南传佛教为主；兰卡斯特大学(UniversityofLancanster)有哈里斯教授(Prof.IranHarris)和一位日本学者，以研究南传佛教、印度佛教和藏传佛教为主；布里斯托尔大学(UniversityofBristol)有维廉姆(Prof.PaulWilliam)和波恩两位教授，也以研究印度佛教、南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为主，同时也兼有对大乘空宗的研究；巴斯大学学院(BathSPAUniversityCollege)有布莱恩·布克教授(Prof.BrainBocking)，以研究日本佛教和世界佛教现状为主；肯特大学(UniversityofKant)有莫比得教授(Prof.PeterMoore)，以研究印度佛教为主；沙德兰大学(UniversityofSunderland)有彼得·合维教授(Prof.PeterHarvard)，以研究印度佛教和藏传佛教为主。此外还有许多大学，虽然没有佛学专业，但也在大学本科兼设有佛学课程，如曼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ofManchester)、卫斯米斯特大学(UniversityofWestmister)和利物浦大学(UniversityofLiverpool)等。但是在众多的大学中，还当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choolofOrientalandAfricanstudies,UniversityofLondon)的佛学研究最为全面。该校设有几乎所有的东方语言课程，如汉语(包括古汉语)、日语、泰语、藏语、马来语、印地语等，还有梵语、巴利语等古老的语言。从师资方面来看，斯考罗布斯克教授(Prof.T.Skorupski)精通梵语、巴利语、藏语、法语和波兰语等多种语言，以研究印度佛教和藏传佛教为主；巴瑞特教授(prof.T.Barret)精通古汉语、日语和法语，研究中国佛教和日本佛教为主的汉语系佛教、道教和儒学；出生于前苏联的皮亚得考夫斯基教授(Prof.Piyatigovski)，精通西方哲学，以研究印度哲学和南传佛教为主。从藏书方面来看，亚非学院是目前英国乃至世界收藏有关佛学书籍最多的学院。它收藏佛学书籍历史悠久，特别是中文书籍的馆藏尤为丰富，它收集了大陆、香港和台湾出版的各类书籍，并且设有专门管理中文书籍的图书管理员。该校也是英国现在唯一拥有《房山石经》的学校。英国的主要佛学刊物是：《巴利语圣典会会刊》、《皇家亚洲学会会刊》、《宗教研究》、《中道》、《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通报》、《中亚杂志》、《中亚研究》等。

二、德国

1858年德国学者克彭发表《佛教》一书，约与同时，卡·弗·科本写出了《佛陀的宗教》，这是一本介绍大乘佛教的著作，他们为德国佛学研究之始。不久奥登堡著的《佛陀及其生平·教义·教团》一书出版，此书被认为是欧美学术界的"标准作品",此书出版后,曾7次再版,并被译成14种语言。奥登堡是研究印度哲学和巴利文献的，他不仅写作，还编辑了巴利律藏，译出戒本。以后又出版了《奥义书教义与佛教的起源》（1915）、《佛教经典论文》（1922）。与此同时，德国的探险家格林威德尔和冯·勒科特两人到中亚收集到上万份经卷和各种文字的写本。1900年格林恩威德尔出版了《西藏·蒙古的佛教神话学》，这是德国最早的藏学著作。1906年皮舍尔出版了《佛陀的生平与教义》一书，此书一度非常畅销。朱托伊特将《本生经》译成德文。贝克出版了《佛学--佛陀及其教义》，与奥登堡在理论上商榷。与奥登堡同时代的人还有韦伯、纽曼、盖格、格拉泽纳普、瓦勒泽尔等人。他们中间有的研究巴利文经典，如盖格将著名的南传佛教的《大史》译出，并将巴利佛典"相应部"译成德文，撰写了《巴利文学与巴利语》一书。有的研究梵文经典，如著名学者韦伯深入地研究了《阿含经》，将大乘佛典《金刚针》译成德文。有的还通汉文、藏文等，如瓦勒泽尔就根据汉藏两种文字的《中论》，进行对比后，译成德文，又写作了《早期的佛教哲学基础》（1904）。以后又发表了多卷本的《佛教哲学及其历史发展》，这是德国学者开始研究大乘佛教哲学的基础性著作。舒尔曼发表了《历代达赖喇嘛传》（1911）。在纽曼、塞登斯杜车、奥登堡等人通力协作下，把巴利文阿含经全部译成了德文。继起者有安吞苏特、格林和达尔克等人。安吞苏特，法名三界智，曾是一名小提琴手，因对印度文化感兴趣，后到东方旅行，逐渐受佛教的影响，最后皈依佛门。他在缅甸出家，成为第一个德国比丘。他主要在斯里兰卡生活，学习巴利文，出版了《佛陀圣言》一书，被译成十种语言，还写作了《论藏指南》、《佛学字典》、《佛教的基本教义》、《解脱的途径》，翻译了《人施设论》、《增支阿含》和《清净道论》等经论。1922年海勒出版了《佛教禅定》一书。40年代是德国佛学研究的一个高峰。1942年冯·格拉泽纳普编译了《佛陀·思想》发表了《佛教的神秘》，这是一本藏传佛教方面的书。1944年诺贝尔撰写了《金光明最圣王经：附有词汇表的藏文本》，以及《义净的〈金光明经〉的汉文与藏文本译者》（1958）一文。以后瓦尔德史密特出版了《佛陀生命终极的传统》、翻译了《大涅槃经》和藏文本《四眷属经》。1947年施密特出版了《佛陀的教义》和《佛陀的大弟子》，第二年编纂了解释疑难词汇的《佛教字典》。1951年德国僧人尼安那波尼伽著述《止观坐禅法门》，不久又将《尼波多经》译成德文。翌年吕德斯出版《佛教原始经典语言的现象》。1953年以后威勒先后发表了《入菩提行经藏梵语索引》、《对〈大宝积经〉文献的研究》、《〈大宝积经迦叶品〉的梵藏本对译》。1956年格文达喇嘛撰写了《西藏神秘主义的基础》。霍夫曼出版了《西藏宗教史》(1956)和《西藏宗教及萨满教的象征意义》（1967）。60年代伊始，梅色札发表了《关于普鲁士国家图书馆藏德格版〈丹珠尔〉》，以后又发表了《伯尔尼历史博物馆馆藏藏笔者般若波罗蜜多文献》和《密教学密教史论文集》。1962年施林格夫写出了2卷本的《佛教》，这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对佛教进行研究的作品。此外史密特豪森译介了《瑜伽师地论》。伯内尔研究日本道元禅，发表了一些有关的著作。舒曼对大乘佛教的发展提妯了自己的看法，出版了《佛学--解脱的哲学》。60年代以后享利·贝歇特成为当代最有名的德国佛学家，他写作的《南传佛教国家的佛教·国家与社会》一书，成为研究东南亚诸国佛教的经典作品。他对中亚佛教的语言现象也发表过不同的看法，与中国学者进行了争论。马尔堡根据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写了《佛教与共产主义：谁掌握了亚洲》一书，书中对佛教社会主义作了比较详细地研究。海西希是德国最有名的藏学家，出版的作品有《有关喇嘛教在17世纪镇压萨满教的蒙古史料》、《论蒙文大藏经的翻译技巧》和《北京的蒙文喇嘛教经版》等。还参加了意大利学者杜齐的名著《西藏和蒙古的宗教》一书的写作。

三界智在德国创办了《佛教世界-德国佛学》月刊，成立了德国巴利文佛教协会，发展了一批弟子。1911年摩诃菩提会德国分会成立，《佛教展望》复刊，次年改名《摩诃菩提叶》。1913年佛教生活联盟从巴利文学会中分离出来，在柏林、汉堡、慕尼黑等地建立了分会，发行《佛学学报》，次年停刊，1920年复刊。1921年摩诃菩提会与佛教生活联盟合并，在慕尼黑成立德国佛教团体，发行杂志《佛教世界楷模》。1924年德国佛教团体易名三宝佛学社。保罗·达尔克在柏林成立佛教之家。波恩、杜宾根、哥廷根、慕尼黑、汉堡、莱比锡、马尔堡、佛莱堡、柏林等大学都有研究佛教的人才或单位。

由于英国和德国的佛学界在本世纪初对佛教的藏经，特别是对三藏中的经藏和律藏做了不少的整理工作，在论藏整理方面做的不够，因此他们被后人看作是最早在欧洲出现的一个研究学派，叫做英德学派。

人教版语文教学论文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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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17]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

[18]周一民：《修辞学和中学语文教学》，课程.教材.教法，2006年，第05期。

[19]http：///aws/RSA/pt/sp/presmessage.

[20]鞠玉梅：《修辞能力与外语专业创新人才培养》，外语界，2008年，第06期。

[21]陈小慰：《翻译教学中修辞意识的培养》，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2年，第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