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范文10篇

非正式范文篇1

论文摘要:非正式员工队伍呈扩大趋势，也是我国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非正式员工的薪酬管理随意性大，薪酬内容单一，缺乏规范性。而全面薪酬管理的内容更为多样化，其目标是提高薪酬管理的质量，既支持组织的战略目标，又能提升非正式员工对薪酬的总体满意度。它体现了薪酬管理的公平性、合法性与激励性。

一、非正式员工的类别、特点

1.非正式员工的类别

非正式员工是相对正式员工而言，在档案管理、劳动合同、薪酬管理、福利待遇、工作特点等方面有别于正式员工的非在编人员。

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的区分在各国普遍存在。在国外，员工分为两种:一种是永久、常规性的((Pertnanent}Regular)职位，另外一种是合同制(Contract)的职位，后者属于外包性质的，合同、社保、工资挂靠在另一家类似人力中介或外包的公司。合同制员工的工资是由该中介或外包公司发放的，福利和薪资也比常规性职位的员工差，且职位很不稳定，都是短期的，合同到期很容易就不再续约。

在国内，非正式员工的主要类别有临时工、兼职人员、派遣员工、人事、特聘人员和顾问人员。

临时工就是在单位暂时工作的人员，主要是一些失业人员、农村剩余劳动力、新进人劳动领域的人员如大中专毕业生等组成的群体。他们的服务时间较短，但也有的长达数年。

兼职人员是指同一时期为两家以上的企事业单位服务的人员。他们一般从事非全日制工作。据一家兼职信息的网络公司调查表明兼职人员的学历专科以上占90%，大都在某个工作领域有专业优势。兼职人员的主要目标是获得额外的薪酬。

派遣员工是指员工受雇于人才交流中心或中介机构，派遣到某单位工作的，劳动合同与工资及其他待遇都由人才交流中心或中介机构支付。劳动者根据合同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服务。

人事是用人单位将人事档案关系委托给人才中心管理，由人才中心办理劳动保险或职称等事务。人事的对象一般是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用人单位与被聘用人员只受双方签定的聘用合同的约束。人事是人事制度改革的产物，用人单位有充分的用人自主权，而劳动者则享有充分的择业自主权和流动的权利。人事本质上属于人才派遣范畴。

特聘人员和顾问人员通常是属于高层次的知识分子，与用人单位建立短期聘用关系，利用特定领域的专长优势为单位提供特别的服务或劳动，从而获得报酬。

2.非正式员工群体的特点

(1)非正式员工群体的基本特点是流动性较强，离职率高，没有稳定的劳动关系，可能同时有一个或多个雇主单位，雇主单位越单一，他们对雇主单位的依赖性越强。一般地，临时工和人事对组织的依赖性较强。兼职人员与特聘人员、顾问人员他们本身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劳动关系作为后盾，而且由于其拥有技术或产品服务的独特性使得这些非正式员工在组织中较容易得到重视，有些还会成为组织引进人才的对象。

(2)非正式员工群体呈扩大趋势。一方面由于市场竞争的加剧，低成本竞争成为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竞争策略，而非正式员工的使用是降低人工成本进而使产品成本得到控制的重要途径之一。另一方面由于用人方式的改变及劳动力市场上供过于求的局面导致社会拥有巨大的劳动力调节池。目前我国面临三大就业压力，即转轨就业、青年就业和农村转移就业。2009年第二季度调查失业率为9.4%，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906万人，至2008年末累计未就业的大学生还有150万人，每年我国还将有几百万大学生和上千万的受过一定职业教育的人进人劳动领域，所以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总量性矛盾将长期存在。

二、非正式员工薪酬管理状况分析

正是由于上述这些特点，使得大部分的组织不重视非正式员工的薪酬工作，非正式员工的薪酬管理普遍地以简单的工资发放为主，内容单一，且不规范，随意性大。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薪酬内容单一。临时工一般采用小时工资、日工资，可能有少量的奖金，基本上享受不到各种社会保险，更别说福利待遇和津贴。兼职人员和特聘人员及顾问人员大都采用项目管理的形式，薪酬常常表现为项目包干制或约定的金额，一般不考虑社会保险和福利等，但这类人员可能由于自身人力资源的独特性而得到较高的回报，但他们薪酬的弹性较大。而人事作为一种新型的用人方式，除了工资外还能享受各类社会保险并可能获得部分的奖金，在待遇内容上可以仅次于正式员工，但在待遇水平上差距较大。

2.薪酬管理的合法性缺失。首先是相当部分的非正式员工特别是临时工，由于在劳动力市场的弱势地位，加上临时工的法律知识薄弱和法律意识差，许多用人单位利用这些特点压缩薪酬水平以节省人工成本，出现薪酬水平低于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其次非正式员工的薪酬管理普通违背了同工同酬的基本法则。国家规定同工同酬是按劳分配原则的一个重要方面，无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是否签订合同，是否有正式工和临时工的区别，等量劳动应获得等量报酬。临时工根据其工作岗位、性质不同，应享受相应的待遇，包括工资待遇、社会保险待遇、福利待遇、休假待遇等尹而有些单位正式工和临时工之间的福利待遇差距很大，很不合理，特别是那些长期在某一单位从事临时性、低层工作的，一般具有苦、脏、累、险的特点，工作时间较长，职业危害大，没有基本的社会保险，更没有额外的劳动津贴，一旦他们的身体遭受伤害或疾病，就会陷人“越病越贫，越贫越病”的处境;再次用人单位还经常违反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的其它有关规定。如违背了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用人单位必须同劳动者签定劳动合同，依据岗位的性质给予劳动津贴等规定。

3，薪酬管理的激励性丧失。首先是非正式员工的公平感会影响其激励性。上迷两点使得非正式员工显失公平感。根据亚当斯的公平理论，员工总是会将他对组织的投人与产出的比例与他人投人产出的比例加以对比。若不相等，员工会感到不公平。不公平感会导致员工的紧张和焦虑，进而会采取心理或行为上的手段以求得公平重建，包括消极怠工、自动离职等情况。另外由于非正式员工多带有临时性，组织一般对非正式员工的其他激励也很少，如荣誉激励、表扬、工作的民主性与参与性、职业规划等。所以非正式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都不高，一般是按命令工作，不会从组织战略的角度主动地去配合工作。

三、全面薪酥管理及其特点

薪酬是指员工为组织提供劳动或劳务而得到的补偿。全面薪酬战略是发达国家普遍推行的一种薪酬管理方式，它源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美国，当时美国公司处在结构大调整时期，许多公司将相对稳定的、基于岗位的薪酬战略转向相对浮动的、基于绩效的薪酬战略，使薪酬福利与绩效紧密挂钩。“全面薪酬管理”的理念在此基础上产生。

全面薪酬管理不是简单地对员工贡献的承认和回报，它通过绩效目标与薪酬的结合，将组织战略目标和价值观转化为具体行动方案，它突破了“金钱”与物质的范畴，间接收人和一些非经济性报酬在薪酬设计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符合现有员工的工作理念和追求。与传统薪酬管理相比，全面薪酬管理的内容更为多样化。全面薪酬管理的内容包括员工因完成工作而得到的内在和外在的奖励，不仅包括企业向员工提供的经济性报酬和福利，还包括为员工创造的良好工作环境以及工作本来的内在特征、组织的特征所带来的非经济性心理效用。阅全面薪酬管理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的特点:

1.战略性

全面薪酬管理属于战略性薪酬管理的范畴，它将薪酬上升到企业战略的层面，思考企业通过怎样的薪酬策略与薪酬管理系统来支撑企业竞争战略，帮助企业获得竞争优势。全面薪酬管理还通过将绩效目标的设置、考核与薪酬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发挥薪酬对于组织战略的支持功效。全面薪酬管理的目标是提高薪酬管理的质量，既支持企业的战略，又能提升员工对薪酬的总体满意度。它保证了薪酬管理的公平性、合法性、竞争性与可行性。

2.激励性

全面薪酬管理扩大了薪酬的内容，体现了经济性激励与非经济性激励的结合、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的结合、外在激励与内在激励的结合。外在激励与内在激励、精神激励各自具有不同的功能，它们相互补充，缺一不可。内在激励、精神激励会给员工带来强大的心理效用，是影响员工工作积极性的重要因素。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只强调精神的作用而在物质报酬上“吃大锅饭”，伤害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又往往忽视了精神方面的激励，一切都想用钱来解决间题，动辄扣奖金，同样会伤害员工的积极性。

3.灵活性

在薪酬方案的制定上，全面薪酬管理认为，并不存在总是有效的薪酬方案。因此，组织应当能够根据不同类别员工的要求设计出不同的薪酬应对方案，以充分满足组织对灵活性的要求，从而帮助组织更好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和客户的需求。

4.沟通性

全面薪酬管理注意跟员工之间的沟通，强调通过薪酬系统将组织的价值观、使命、战略、规划以及组织的未来前景传递给员工，重视制订和实施全面薪酬管理战略的过程，注重与员工之间的沟通，通过这个过程使员工理解，组织为什么要在薪酬领域采取某些特定的行动，让员工清楚自己的绩效与薪酬的联系，薪酬高的认为值得，薪酬低的认为应当，从而提高薪酬的公平性与满意度。

四、非正式员工实施全面薪酬管理的要点

全面薪酬管理体系是一种管理理念，也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在实施的过程中要注意几个要点:

1.在薪酬管理目标上，不是一味地追求人工成本的降低，而是在比较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对组织的贡献与组织付出的基础上，相对地节省人工成本。全面薪酬管理的总体目标是薪酬的合法性、公平性、激励性、可行性。

2.注重薪酬的相对公平性。在承认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薪酬差距的基础上，缩小非正式员工与正式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不论是正式员工还是非正式员工，在薪酬设计时应该考虑工作年限、学历和专业技术职称、工作的复杂程度、完成工作所承担的责任和工作环境等薪酬因素。首先工作年限体现了一个人对组织累积贡献的高低。非正式员工工作时间短则数月，长则几年甚至几十年，在设计薪酬时，应当鼓励和承认非正式员工对组织的长期贡献，所以工作年限是一个应充分考虑的因素。其次员工所受教育程度不同，知识水平有差异，会影响专业技能的发挥。而专业技术职称会更直接说明员工技能水平的差异，对组织贡献的差异。再次非正式员工的工作环境常常是脏、乱、差，工作时间不固定，在薪酬设置时应该考虑这些因素的差异，给予适当的津贴。

3.注重薪酬的合法性。非正式员工的薪酬水平应该不得低于国家及地方政府规定的相关标准。在加班、高温、井下、野外等环境下工作，还应该按照劳动法的要求给予相应的津贴和补偿。用人单位要主动跟非正式员工签订劳动合同，且应当为其交纳社会保险，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等。当然对不同类别的非正式员工可以差别对待。比如兼职员工与特聘人员、顾问等人员一般有建立固定劳动关系的正式组织，所以在社会保险方面可以少提供或是不提供，而是一次性支付现金。但是人事、临时工这类人员一般有社会保险的要求。另外在薪酬支付上要遵守按时、足额支付的基本原则。

4.建立个性化的激励方案，细化内在薪酬措施。一方面要建立非正式员工奖励制度，健全绩效考核制度，把奖金与绩效考核结果挂钩，多劳多得，促进其提升工作绩效，进而实现组织战略目标。另一方面要开展非正式员工的需求分析，有针对性地设计个性化的激励方案。根据非正式员工的需要设置激励的内容，特别是个性化的福利项目，如有些非正式员工需要提供住宿，有些员工需要办公工具，有些则需要提供交通便利。再则要细化内在薪酬措施，如通过工作丰富化、岗位轮换、工作扩大化等工作设计的手段使工作更具有趣味，更富有吸引力;通过表扬、荣耀、头街等方式提升员工工作的成就感;进行非正式员工沟通，民主参与，给予尊重等增加心理满足感。

5.树立和实施以人为本的薪酬管理理念。全面薪酬管理将“人力”看做“资本”，非正式员工是组织特殊的“资本”，虽然非正式员工流动性强，但也有一些非正式员工长期在某一组织工作。要保证这些“人力”不断地成长为“资本”，实现员工与组织间的双赢。首先要建立全员教育、终身教育的员工培训体系，给非正式员工提供一定的培训机会，鼓励非正式员工利用各种机会积累人力资本;其次是将非正式员工纳人职业生涯规则的范畴，鼓励他们设计合理的目标并为他们实现目标提供帮助，对那些考核优异，达到一定条件者可以考虑转为正式员工。这种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既可提升员工的素质，提高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增进绩效，又可以相对减少非正式员工的流动，间接节省成本。

非正式范文篇2

1非正式融资存在的客观必然性

就理论分析而言，首先非正式融资与正式融资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它们是并列的融资格局，并不存在谁更重要或谁不重要的问题。同时，由于两者各自的比较优势。使得其服务于不同类型的对象，形成一定程度的分工，因而又具有互补的关系。即使正式融资再发达，也不能取代非正式融资的作用和地位。其次，市场中的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也是形成非正式融资的原因。非正式融资创造信息是金融市场上最重要的金融资源。因为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系统不能完全掌握其贷放资金的去向、用途等信息，导致银行面临着巨大的信贷风险和道德风险。为了降低这些风险，银行实行“谨慎信贷”或信贷配给，这就使得相当一部分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如果资本市场又不够完善和发达，那么通过正规渠道就无法满足融资需要，促使这些资金需求者去寻找非正式融资。再次，非正式融资具有和正式融资同样的功能，却在信息、担保和交易成本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许多在正式金融市场上不能作为担保品的物质和非物质形态在非正式金融市场中能够有效地保证贷款的归还。例如：人际关系、合约等，要么因为政府法令的规定不可以当作担保品，要么由于估价和处置成本较高而不为正式金融机构接纳为担保品。市场参与者是多种多样的，不仅有大型企业的巨额融资，更在偏远地区的小额借款，很多都是游离在正式融资的效率边界之外的，所以非正式融资的非正式性有明显的优势。

就我国的现实而言，正式融资的制度缺陷活跃了非正式融资。首先“高门槛”的银行信贷政策是非正式融资产生的基础。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经营重心向大城市、大企业集中，造成县域金融主体缺位。农村信用社由于规模小，难以承担起支付县域经济发展的重任。国家针对部门地区和行业投资过热的现象，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加剧了部分领域的融资困难。国有商业银行信贷政策日益严格，信贷准入条件不断提高，而广大中、小企业及“三农”经济由于受资产规模、竞争实力等条件限制，且资金需求又有“急”、“少”、“快”的特点，很难从国有商业银行获得贷款支持，转而投向非正式融资。其次，政府招商引资政策力度的加大，催生非正式融资的发展。有些地方政府为了扩大招商引资数额，将任务层层分解到各机关部门，甚至直接与职工利益挂钩。职工为完成任务，不惜借用种种关系，为企业四处融资，以融资代引资，结果催生非正式融资的蓬勃发展。再次，银行存款利率持续走低，民间资金急于寻找投资渠道。尽管当前银行存款利率处于低位，但由于股票、基金市场风险较大、国债发行量较小，居民可选择的投资渠道仍十分有限。因此部分富裕居民选择了获利较高的非正式融资。私营企业对我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贡献，却得不到正式融资的支持，因此非正式融资的存在和发展有其不可忽视的客观必然性。

2我国非正式融资存在的问题

由于缺乏规范，非正式融资必然存在很多问题，突出表现在：

第一，融资成本过高。中小企业经营体质比较脆弱，而非正式融资的利率高出正式融资体制一倍以上，并且由于担保体系的不健全，担保方面费用很高，由此进一步加大了经营风险。从我国资本市场的现状来看，无论是直接上市还是在经过复杂的运作之后通过买壳或者借壳上市，上市的成本都极为昂贵，致使中小企业无法问津。

第二，形成不规范、高风险的投资市场。在短期资金市场，由于投资风险过大，民间借贷大多是靠血缘或地缘关系维系的，交易双方若无亲友、雇佣、业务往来等关系，多难以成交。在资本市场，由于非上市公司的股份难以流通，于是出现大量私下交易。西安、成都、海南、济南、上海等地均曾兴起过股票私下交易的热潮。这种私下交易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股权流通的客观需要，但也产生了大量的“原始股骗局”，一些公司联手做庄，使众多投资者被深深套牢。

第三，影响企业的信用。依靠拖欠贷款来周转资金的融资方式不仅会使社会债务链问题更加严重，而且也导致了竞争环境和信用状况的恶化，贷款拖欠短侧几个月，长则可达一年以上。据有关分析，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企业间的逾期应收帐款发生额约占贸易总额的0.25%~0.5%，而在我国，这一比率高达5%以上。

第四，部分地下钱庄、典当行被不法分子利用，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出现了不少月息高达30%以上的贷款，造成“蚂蚁滚成大象”，使贷款人倾家荡产，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

3对我国非正式融资发展的策略及建议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现实中大量存在的非正式融资活动是现有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狭小、缺少层次和行政垄断的必然结果。在正式金融体系未能有效地解决这类融资问题之前，非正式融资在民营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仍将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对之应给予正确的引导，确保其健康、稳定地发展。

第一，应建立健全法律机制，对非正式融资一味的禁止和一味的纵容都是不可行的。对非正式融资政府应给予承认、放松管制，为其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以便使非正式融资获得较大的发展空间并得到快速成长，发挥其对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而且有利于缓解国有银行撤出农村金融市场后出现的严重的资金供求失衡的局面。通过制度的完善，政府应将非正式融资纳入监管当局的有效管理之下，给予必要的保护和支持，在加强监管和改善监管的同时鼓励其发展，建立多样化的市场服务体系，提高非正式融资市场的效率。

第二，强化监管约束机制。一是建立监测通报系统，由人民银行、银监局、发改委、统计局等部门定期开展调查、统计，及时监测非正式融资的总量、利率水平、资金来源及运用情况，适时进行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增强非正式融资双方的法制观念、风险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二是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形成政府、人民银行、银监局、工商局等部门齐抓共管的非正式融资监管体系，加大对高利贷、地下钱庄等非法融资行为的惩处力度，净化非正式融资市场。

非正式范文篇3

就理论分析而言，首先非正式融资与正式融资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它们是并列的融资格局，并不存在谁更重要或谁不重要的问题。同时，由于两者各自的比较优势。使得其服务于不同类型的对象，形成一定程度的分工，因而又具有互补的关系。即使正式融资再发达，也不能取代非正式融资的作用和地位。其次，市场中的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也是形成非正式融资的原因。非正式融资创造信息是金融市场上最重要的金融资源。因为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系统不能完全掌握其贷放资金的去向、用途等信息，导致银行面临着巨大的信贷风险和道德风险。为了降低这些风险，银行实行“谨慎信贷”或信贷配给，这就使得相当一部分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如果资本市场又不够完善和发达，那么通过正规渠道就无法满足融资需要，促使这些资金需求者去寻找非正式融资。再次，非正式融资具有和正式融资同样的功能，却在信息、担保和交易成本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许多在正式金融市场上不能作为担保品的物质和非物质形态在非正式金融市场中能够有效地保证贷款的归还。例如：人际关系、合约等，要么因为政府法令的规定不可以当作担保品，要么由于估价和处置成本较高而不为正式金融机构接纳为担保品。市场参与者是多种多样的，不仅有大型企业的巨额融资，更在偏远地区的小额借款，很多都是游离在正式融资的效率边界之外的，所以非正式融资的非正式性有明显的优势。

就我国的现实而言，正式融资的制度缺陷活跃了非正式融资。首先“高门槛”的银行信贷政策是非正式融资产生的基础。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经营重心向大城市、大企业集中，造成县域金融主体缺位。农村信用社由于规模小，难以承担起支付县域经济发展的重任。国家针对部门地区和行业投资过热的现象，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加剧了部分领域的融资困难。国有商业银行信贷政策日益严格，信贷准入条件不断提高，而广大中、小企业及“三农”经济由于受资产规模、竞争实力等条件限制，且资金需求又有“急”、“少”、“快”的特点，很难从国有商业银行获得贷款支持，转而投向非正式融资。其次，政府招商引资政策力度的加大，催生非正式融资的发展。有些地方政府为了扩大招商引资数额，将任务层层分解到各机关部门，甚至直接与职工利益挂钩。职工为完成任务，不惜借用种种关系，为企业四处融资，以融资代引资，结果催生非正式融资的蓬勃发展。再次，银行存款利率持续走低，民间资金急于寻找投资渠道。尽管当前银行存款利率处于低位，但由于股票、基金市场风险较大、国债发行量较小，居民可选择的投资渠道仍十分有限。因此部分富裕居民选择了获利较高的非正式融资。私营企业对我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贡献，却得不到正式融资的支持，因此非正式融资的存在和发展有其不可忽视的客观必然性。

2我国非正式融资存在的问题

由于缺乏规范，非正式融资必然存在很多问题，突出表现在：

第一，融资成本过高。中小企业经营体质比较脆弱，而非正式融资的利率高出正式融资体制一倍以上，并且由于担保体系的不健全，担保方面费用很高，由此进一步加大了经营风险。从我国资本市场的现状来看，无论是直接上市还是在经过复杂的运作之后通过买壳或者借壳上市，上市的成本都极为昂贵，致使中小企业无法问津。

第二，形成不规范、高风险的投资市场。在短期资金市场，由于投资风险过大，民间借贷大多是靠血缘或地缘关系维系的，交易双方若无亲友、雇佣、业务往来等关系，多难以成交。在资本市场，由于非上市公司的股份难以流通，于是出现大量私下交易。西安、成都、海南、济南、上海等地均曾兴起过股票私下交易的热潮。这种私下交易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股权流通的客观需要，但也产生了大量的“原始股骗局”，一些公司联手做庄，使众多投资者被深深套牢。

第三，影响企业的信用。依靠拖欠贷款来周转资金的融资方式不仅会使社会债务链问题更加严重，而且也导致了竞争环境和信用状况的恶化，贷款拖欠短侧几个月，长则可达一年以上。据有关分析，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企业间的逾期应收帐款发生额约占贸易总额的0.25%~0.5%，而在我国，这一比率高达5%以上。

第四，部分地下钱庄、典当行被不法分子利用，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出现了不少月息高达30%以上的贷款，造成“蚂蚁滚成大象”，使贷款人倾家荡产，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

3对我国非正式融资发展的策略及建议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现实中大量存在的非正式融资活动是现有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狭小、缺少层次和行政垄断的必然结果。在正式金融体系未能有效地解决这类融资问题之前，非正式融资在民营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仍将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对之应给予正确的引导，确保其健康、稳定地发展。

第一，应建立健全法律机制，对非正式融资一味的禁止和一味的纵容都是不可行的。对非正式融资政府应给予承认、放松管制，为其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以便使非正式融资获得较大的发展空间并得到快速成长，发挥其对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而且有利于缓解国有银行撤出农村金融市场后出现的严重的资金供求失衡的局面。通过制度的完善，政府应将非正式融资纳入监管当局的有效管理之下，给予必要的保护和支持，在加强监管和改善监管的同时鼓励其发展，建立多样化的市场服务体系，提高非正式融资市场的效率。

第二，强化监管约束机制。一是建立监测通报系统，由人民银行、银监局、发改委、统计局等部门定期开展调查、统计，及时监测非正式融资的总量、利率水平、资金来源及运用情况，适时进行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增强非正式融资双方的法制观念、风险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二是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形成政府、人民银行、银监局、工商局等部门齐抓共管的非正式融资监管体系，加大对高利贷、地下钱庄等非法融资行为的惩处力度，净化非正式融资市场。

第三，加强正式融资和非正式融资之间的交易合作。利用非正式融资的信息优势来降低正式融资中昂贵的信息搜索成本，利用正式融资的资金优势来弥补非正式融资的资金不足的缺陷，这样既可以发挥它们各自的优势，避免市场的单边运行和发展，防止风险过于集中，又可以提高整个金融市场的效率。

第四，明确禁止从事融资活动的内容和范围，并要严厉打击扰乱金融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非法融资活动。例如，无真实借贷背景、以诈取他人钱财为目的、收取超出法律规定范围的高利息、对抵押品提出不当要求等借贷活动均应为法律所禁止；明确规定政府官员不得凭借行政权力或地位为借贷活动提供有形或无形的担保；明确对非法融资活动的处罚标准和办法。加强政策引导，鼓励金融创新，促进社会资金融通，取消限制非正式融资的不合理规定。

参考文献

[1]何广涛，董超.浅析中小企业的非正式融资活动[J].审计与理财，2004（3）.

[2]任森春.非正式融资：理论、现实与对策[J].财贸经济，2005（8）.

非正式范文篇4

关键词：旅游非正式部门；案例研究；展望

1引言

在旅游过程中，经常可以看到一种很普遍的现象：游客经常被租沙滩椅,太阳墨镜,游览船,三轮车司机、出租车,自营业务导游、提供游客纪念品、糖果或点心的供应商等包围，希望旅游消费者购买他们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或是那些爱冒险的游客可能偶然发现小屋和后院,简单的手工制作的纪念品在贫穷的条件下进行生产。这一现象开始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学者们对这些人或现象出现的原因是什么，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是什么，这些小型企业和自我就业的前景是什么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国际劳工组织称上面提到的人以及小规模的企业为“非正规部门”。对应于旅游业中，学者们称之为“旅游非正式部门”。外国学者对旅游非正式部门率先研究，发现旅游非正式部门主要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以及其他一些贫困地区，这些地区的居民参与旅游开发的主要方式就是经营旅游非正式部门。但令人奇怪的是，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却相对落后。旅游非正式部门不论对旅游业发展还是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已成为是旅游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领域。

2旅游非正式部门研究进展

2.1旅游非正式部门概念研究。研究非正式部门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972年国际劳工组织综合就业问题代表团的一篇题为《就业、收入和平等:肯尼亚增加生产性就业的战略》的报告，当中提出了“非正式部门”这一术语，并很快引入了学术领域，西方学者对非正式部门的概念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早期研究者KeithHart把非正式部门描述为是一种不受任何管理和约束的自治行为。其他很多学者在KeithHart的研究基础上，对“非正式部门”进行更为规范和详细的定义。其中有代表性的是Michaud（1991），他认为非正式部门的概念还应该包括那些排除在国家管理部门范围之内、未获得法律认可以及不需要向国家税务部门纳税的部门。所以正式-非正式术语经常用来形容企业和国家关系的重要性。正式部门的企业包括那些有营业执照、正式注册、税务登记，有资格获得政府补贴的企业，而且可以通过被认可的游说影响政治决策。反之，非正式部门通常没有获得法律的认可和保护，通常也不进行正式的注册，在政府补贴制度和税收以外经营,经营活动经常受到骚扰,几乎没有能力影响政府的决定制作过程，甚至被政府政策镇压。经过一系列的研究，学者们发现旅游业中存在大量的类似于上述所说的非正式部门，进而引入了旅游非正式部门这一概念，在我国也被称为旅游非正规部门。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旅游业可以被粗略的划分为旅游正式部门和旅游非正式部门,即形成了旅游业二元经济结构。在界定这一术语时，学者们借鉴了上述正式部门和非正式部门的定义。其中,旅游正式部门是指获得了法律认可的经营单位,例如航空公司、酒店、旅行社等,也包括已经在有关行政部门注册登记并缴纳税款的经营部门。而旅游业非正式部门则是指那些还未纳入旅游行政部门的有效管理的部门,他们也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力量。2.2旅游非正式部门特征研究。对于旅游研究者来说，关于正式-非正式部门的二分法被视为非常重要。旅游非正式部门无论是概念还是特征，都是在与正式部门的比较中进行研究的。正式-非正式二分法并不代表两个明显的层次划分,而是在生产方式、市场结构、政府政策等方面特征截然不同的企业。国际劳动组织系统概括了旅游正式部门和旅游非正式部门明显区别的特征。正式部门的特征有：很难进入；常常依赖海外资源；公司所有权；大规模经营；资本密集型和经常引进技术；获得正规的技能；受保护的市场(通过关税、配额和贸易许可)。对应的，非正式部门的特点有：易于进入；依赖本土资源；家庭所有权企业；小规模经营；劳动密集型和适应技术；在正式的教育系统外获得技能；不受监管。学者李星群对我国广西乡村旅游地区的旅游小企业进行了研究，发现当地旅游企业大都是家族性质，规模不大，主要利用自家房屋经营住宿、餐饮等业务，管理水平较低。贾丽萍(2007)认为所谓非正规就业也就是“灵活就业”,这种就业方式能够有效缓解我国的就业压力，因而具有可行性。但是这种就业方式表现出就业风险高、流动性大、失业率高的特点，如果就业者无法获得有效的社会保障，将影响社会的稳定性。2.3旅游非正式部门产生原因和动机研究。旅游非正式部门的产生既有行业本身特点的原因，也有旅游非正式部门经营者自身原因，更有政策的因素。Wilkinson（1995)认为4个原因使得非正式部门成为穷人主要的参与方式:一是不需要专业的技术能力；二是资金投入较少；三是作为一种副业，不容易影响其主业；四是不需要经过政府的许可，相对自由。此外，一些旅游区的政府部门为了加快地区发展，利用土地等优惠政策吸引外资，正式部门就业门槛高、需求量小，给旅游非正式部门带来了更多的压力，许多本地人被迫进入旅游非正式部门。旅游地居民参与非正式部门活动在动机上也表现出了多样化。旅游研究人员指出绝大多数非正式部门经营的目标是改善社会生活和提高社会地位。DonaldGetz和JackCarlsen（2000）研究了澳大利亚西部农村地区的以个人和家庭为经营单位的旅游非正式部门经营的动机。绝大多数的受访者是中年夫妇且经营的是新业务,而他们的动机主要是喜欢这种生活和在农村工作。因此体验一种想要的生活方式和家庭目标是他们主要考虑的因素,而经营利润则是次要原因。McKercher(1998)研究了澳大利亚自然之旅供应商后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的小型旅游企业的一项研究中，Bransgrove和king(1996)发现这些非正式部门所有者的目标有：寻找挑战/刺激,商业机会、生活方式、和长期的经济收益。生活方式的目标在乡村旅游发展地区表现地尤为明显。Smith(1998)还特别评估了第三世界小规模的旅游非正规企业,其建立存在强大的激励机制。这些激励机制包括:当地控制发展;获取地位;获得俱乐部和商业网络,建立家庭遗产或退休资产的股权收益;雇佣可能失业的家庭成员,和自己当老板。总之，人们从事非正式部门经营活动的动机主要是改善生活、体验喜欢的生活方式、获得社会地位或是其他方面的原因等等。

3研究述评与展望

通过对旅游非正式部门文献的梳理解析，发现国外学者对这一领域研究相对较多，在我国尚未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我国对于旅游非正式部门的探讨还处于初级阶段；旅游非正式部门研究方法以案例研究为主的质性研究为主，研究案例呈现地理集中性，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主要集中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旅游业发展较为成熟的国家；旅游非正式部门发展面临诸多问题，对其管理是关键。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旅游非正式部门尚处在起步阶段，许多研究还不够完善，未来研究来看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这也激发了本文对未来旅游非正式部门的一些思考与展望。（1）从研究视角上，目前的研究主要借助于社会学和经济学学科作为理论支持，如果想更好地把握旅游非正式部门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复杂现象，包括旅游小企业的创立动机、自主就业前景、旅游非正式部门的发展对社区及当地居民产生了什么影响等。需要借助多学科交叉力量，如心理学、管理学、哲学等学科更加成熟的理论来支撑。（2）研究方法上，旅游非正式部门相关研究多是定性研究，而且多采用案例研究、访谈法等，主要是提供大量的经验性描述为主。如果想要夯实旅游非正式部门理论，应该采用有别于传统理论的研究方法和工具，如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及从已有理论和文献资料入手，构建相关测量指标，对某些现象进行量化检验。（3）研究内容上，首先，目前的研究案例地的选择上，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主要集中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旅游业发展较为成熟的国家。应该进一步拓宽研究领域，我国许多地区例如惠州巽寮湾景区、三亚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等都出现了正式部门与非正式部门共存的局面，他们在形成、发展、演化机制方面又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特别是在制度层面要可以进行深入研究。或是不同国际背景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旅游非正式部门的异同点都是值得研究的话题。其次，当前学者对旅游非正式部门的研究主要集中对就业的影响方面，应从宏观上探究旅游非正式部门的发展模式，以更好的规范其发展，加强对旅游非正式部门理论积累。最后，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正式部门占统治地位,非正式部门处于产业和市场的边缘,改善非正式部门的市场进入性,提高其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值得学术界和政治家们研究的新议题。特别是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当前世界上主要的旅游客源国和旅游目的地,旅游非正式部门大量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加强以上几个方面的研究更是重要。

参考文献：

[1]苏静,陆林.非正式部门:旅游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领域[J].旅游学刊,2009,24(1):7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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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星群.乡村旅游经营实体创业影响因素研究[J].旅游学刊,2008,23(1):19-25.

[4]贾丽萍.非正规就业群体社会保障问题研究[J].人口学刊,2007,(1):41-46.

[5]Wilkinson,P.F.Pratiwi,W.GenderandTourisminanIndone⁃sianVillage[Z].AnnalsofTourismResearch.1995:22(2):283-299.

非正式范文篇5

就理论分析而言，首先非正式融资与正式融资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它们是并列的融资格局，并不存在谁更重要或谁不重要的问题。同时，由于两者各自的比较优势。使得其服务于不同类型的对象，形成一定程度的分工，因而又具有互补的关系。即使正式融资再发达，也不能取代非正式融资的作用和地位。其次，市场中的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也是形成非正式融资的原因。非正式融资创造信息是金融市场上最重要的金融资源。因为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系统不能完全掌握其贷放资金的去向、用途等信息，导致银行面临着巨大的信贷风险和道德风险。为了降低这些风险，银行实行“谨慎信贷”或信贷配给，这就使得相当一部分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如果资本市场又不够完善和发达，那么通过正规渠道就无法满足融资需要，促使这些资金需求者去寻找非正式融资。再次，非正式融资具有和正式融资同样的功能，却在信息、担保和交易成本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许多在正式金融市场上不能作为担保品的物质和非物质形态在非正式金融市场中能够有效地保证贷款的归还。例如：人际关系、合约等，要么因为政府法令的规定不可以当作担保品，要么由于估价和处置成本较高而不为正式金融机构接纳为担保品。市场参与者是多种多样的，不仅有大型企业的巨额融资，更在偏远地区的小额借款，很多都是游离在正式融资的效率边界之外的，所以非正式融资的非正式性有明显的优势。

就我国的现实而言，正式融资的制度缺陷活跃了非正式融资。首先“高门槛”的银行信贷政策是非正式融资产生的基础。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经营重心向大城市、大企业集中，造成县域金融主体缺位。农村信用社由于规模小，难以承担起支付县域经济发展的重任。国家针对部门地区和行业投资过热的现象，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加剧了部分领域的融资困难。国有商业银行信贷政策日益严格，信贷准入条件不断提高，而广大中、小企业及“三农”经济由于受资产规模、竞争实力等条件限制，且资金需求又有“急”、“少”、“快”的特点，很难从国有商业银行获得贷款支持，转而投向非正式融资。其次，政府招商引资政策力度的加大，催生非正式融资的发展。有些地方政府为了扩大招商引资数额，将任务层层分解到各机关部门，甚至直接与职工利益挂钩。职工为完成任务，不惜借用种种关系，为企业四处融资，以融资代引资，结果催生非正式融资的蓬勃发展。再次，银行存款利率持续走低，民间资金急于寻找投资渠道。尽管当前银行存款利率处于低位，但由于股票、基金市场风险较大、国债发行量较小，居民可选择的投资渠道仍十分有限。因此部分富裕居民选择了获利较高的非正式融资。私营企业对我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贡献，却得不到正式融资的支持，因此非正式融资的存在和发展有其不可忽视的客观必然性。

2我国非正式融资存在的问题

由于缺乏规范，非正式融资必然存在很多问题，突出表现在：

第一，融资成本过高。中小企业经营体质比较脆弱，而非正式融资的利率高出正式融资体制一倍以上，并且由于担保体系的不健全，担保方面费用很高，由此进一步加大了经营风险。从我国资本市场的现状来看，无论是直接上市还是在经过复杂的运作之后通过买壳或者借壳上市，上市的成本都极为昂贵，致使中小企业无法问津。

第二，形成不规范、高风险的投资市场。在短期资金市场，由于投资风险过大，民间借贷大多是靠血缘或地缘关系维系的，交易双方若无亲友、雇佣、业务往来等关系，多难以成交。在资本市场，由于非上市公司的股份难以流通，于是出现大量私下交易。西安、成都、海南、济南、上海等地均曾兴起过股票私下交易的热潮。这种私下交易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股权流通的客观需要，但也产生了大量的“原始股骗局”，一些公司联手做庄，使众多投资者被深深套牢。

第三，影响企业的信用。依靠拖欠贷款来周转资金的融资方式不仅会使社会债务链问题更加严重，而且也导致了竞争环境和信用状况的恶化，贷款拖欠短侧几个月，长则可达一年以上。据有关分析，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企业间的逾期应收帐款发生额约占贸易总额的0.25%~0.5%，而在我国，这一比率高达5%以上。

第四，部分地下钱庄、典当行被不法分子利用，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出现了不少月息高达30%以上的贷款，造成“蚂蚁滚成大象”，使贷款人倾家荡产，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

3对我国非正式融资发展的策略及建议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现实中大量存在的非正式融资活动是现有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狭小、缺少层次和行政垄断的必然结果。在正式金融体系未能有效地解决这类融资问题之前，非正式融资在民营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仍将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对之应给予正确的引导，确保其健康、稳定地发展。

第一，应建立健全法律机制，对非正式融资一味的禁止和一味的纵容都是不可行的。对非正式融资政府应给予承认、放松管制，为其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以便使非正式融资获得较大的发展空间并得到快速成长，发挥其对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而且有利于缓解国有银行撤出农村金融市场后出现的严重的资金供求失衡的局面。通过制度的完善，政府应将非正式融资纳入监管当局的有效管理之下，给予必要的保护和支持，在加强监管和改善监管的同时鼓励其发展，建立多样化的市场服务体系，提高非正式融资市场的效率。

第二，强化监管约束机制。一是建立监测通报系统，由人民银行、银监局、发改委、统计局等部门定期开展调查、统计，及时监测非正式融资的总量、利率水平、资金来源及运用情况，适时进行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增强非正式融资双方的法制观念、风险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二是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形成政府、人民银行、银监局、工商局等部门齐抓共管的非正式融资监管体系，加大对高利贷、地下钱庄等非法融资行为的惩处力度，净化非正式融资市场。

第三，加强正式融资和非正式融资之间的交易合作。利用非正式融资的信息优势来降低正式融资中昂贵的信息搜索成本，利用正式融资的资金优势来弥补非正式融资的资金不足的缺陷，这样既可以发挥它们各自的优势，避免市场的单边运行和发展，防止风险过于集中，又可以提高整个金融市场的效率。

第四，明确禁止从事融资活动的内容和范围，并要严厉打击扰乱金融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非法融资活动。例如，无真实借贷背景、以诈取他人钱财为目的、收取超出法律规定范围的高利息、对抵押品提出不当要求等借贷活动均应为法律所禁止；明确规定政府官员不得凭借行政权力或地位为借贷活动提供有形或无形的担保；明确对非法融资活动的处罚标准和办法。加强政策引导，鼓励金融创新，促进社会资金融通，取消限制非正式融资的不合理规定。

参考文献

[1]何广涛，董超.浅析中小企业的非正式融资活动[J].审计与理财，2004（3）.

[2]任森春.非正式融资：理论、现实与对策[J].财贸经济，2005（8）.

非正式范文篇6

制度经济学研究表明，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制度是决定经济运行效率的关键性内生变量。

所谓制度，是指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是为解决人们的相互关系而设定的一些制约。制度对于人的意义在于它确定了人类行为的选择集合，是人们发生关系的指南。“制度是由正式制度（比如规则、法律、宪法）、非正式制度（比如行为规范、社会惯例、施加于己的行为准则）以及它们的实施特征构成的。

作为在一个社会中传承下来的信息及文化遗产，非正式制度往往表现为一个社会中有驻存性、连续性特征的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首先观念、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等。因而，相对于正式制度而言，非正式制度的约束空间更为广泛。这是因为，非正式制度的特征就在于它是人们自觉或非自觉遵守的行为惯例，而这种行为惯例一旦经由长期驻存而变成大家自觉行动的共识，它就对市场的运行有一种规范与约束，从而构成为市场运行的保障力量。正是因为这一点，经济学家们把非正式制度和竞争视作支撑与规制市场的两大基本力量。如果说竞争是市场运行的动力系统的话，非正式制度就是市场运行的自动平衡与规制系统。缺乏这两个系统的任何一个，市场就不能有效运行。非正式制度所具有的这种广泛性及其对市场机制的保障作用，使得其不但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不可或缺的部分，更成为一个社会中正式制度的载体。

众所周知，保险作为一种以经济保障为核心目标的金融制度安排，其本质在于保险人通过对不确定事件发生的数理预测和收取保险费的方法，建立保险基金；以合同契约的形式，由大多数人来分担少数人的损失，实现保险购买者风险转移和理财计划的目标。保险市场的运行，必须要以大量以追求个人风险保障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群体的存在为前提，而作为消费者个体或群体的“人”，是一定社会文化环境的产物。一个社会中由社会文化环境及其所决定的保险消费者有关风险的理念、意识、风俗和习惯等，不但决定了是否需要正式的保险制度，也决定了消费者购买保险的行为习俗和消费模式。因此，特定社会中有关保险消费意识、文化与习惯的非正式保险制度，就成为制约保险市场能否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因而，在探究保险市场化运行问题时，就不能不涉及保险消费文化与意识等非正式制度环境问题。

二、保险市场运行的非正式制度环境

保险作为一个社会中用于风险转移的一项制度安排的本质属性，决定一个特定社会中的保险市场是否发达，如何运行、如何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受该社会中无所不在、占有支配地位的非正式制度安排支配。一个社会中人们有关风险的习俗、伦理、惯例、信仰、价值观等非正式制度或文化因素，往往决定了在风险转移手段的选择中是否要借助正式保险制度或所需要的保险制度的形式。

（一）占支配地位的非正式制度（显俗）决定了是否需要保险。一个社会中占有主流的理念和信仰决定对自然灾害及风险的认识和理解，从而决定了是否有必要通过保险这一风险转移制度来加以应对。例如，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以及印度教派的保守主义者和原教旨主义者都认为，人的一生早已命中注定，灾难性事件的发生正是“神的旨意”（theWillofGod）。有些伊斯兰学者甚至认为，保险试图藐视已经由神预先确定的命运。持这种观点的人不会采取风险防范措施，当然也不需要保险这种制度安排。

（二）由非正式制度约束下形成的“非正式保险安排”规定了正式保险制度的生存空间。一个社会的特定环境中因非正式约束发展而来的“非正式保险”安排（如谋生方式的多样化、储藏、家庭或家族内部的再分配，基于伦理道德的赡养等），往往是对正式保险制度的削弱或替代。与正式的保险制度相比，非正式保险制度不但具有广泛性，而且可以节约开支。例如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正式保险制度安排中，由于存在逆选择和道德风险，参加者是自愿的，可以选择加入或退出。但在家庭或家庭内寻求风险保障或转移的非正式保险制度中，参与者无法进行选择，因而也不存在逆选择和道德风险；一旦发生无法预见的意外事件，亦可采取灵活的处理方法。因此，非正式保险安排不仅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占据着主导地位，即使是在发达国家，其也具有着重要的作用。这些安排汇聚了大家庭或其他组织所有成员的工作机会、收入、以及他们面临的各种风险，同时解决了困扰正式保险体制的许多信息问题。一般来说，一个社会的非正式制度越发达，则与其相对应的正式保险制度就越不容易发展起来。例如，在许多非正式制度相对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由于非工业化社会结构、强大的家族势力、对灾祸归咎于神的旨意的宗教信仰，以及私有产权制度和金融市场的不发达，使其对风险的处理还往往依赖于非正式的保险安排。与正式的保险安排相比，非正式安排的整体效率较低，因此，要建立和形成运行良好的保险市场机制，必须从动摇和瓦解非正式保险制度安排的根基开始。

（三）在一个社会中，根植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依赖心理，也往往是制约保险市场发展的非正式制度约束。这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中表现尤为突出。在我国，由于在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体制内保障制度，使得民众沉淀和形成了一种无偿获取稳定资源的心理习惯。因此，在正式制度层面，虽然已实现了由国家计划行政保障向“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障”二元保障制度的变革，为商业保险的迅速发展创造了需求空间，但由于在计划经济时期长期形成的依赖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心理惯性”难以在短期内完成转变，成为商业制度发展的桎梏。而在西方国家，与社会保障制度相分离的商业保险制度的长期发展，以及个人主义导向的文化传统，特定的家庭结构、社会结构，对于形成较强的团体内互助精神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基督教自助、互助及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化传统，对自愿互助为特征的保险制度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正式的（商业）保险制度的生长发育提供了沃土。

（四）保险市场机制的运行，需要特定社会中的群体对待风险应选择一种“理性回避风险的价值取向”，而不是处之以“侥幸心理支配下的听天由命”。在选择保险制度安排规避风险时，应基于对个体利益有效保障的“非人格化交易”（即对保险交易的选择完全基于自身风险规避的需要，而不是基于与交易对象的特殊关系，如人情、“面子”），而不是根据与交易对象的特殊关系而选择是否购买保险或制定保险产品保障程度的高低“人格化的交易”。当然，市场交易模式的选择，除了有文化传统的因素外，还与特定社会的产权结构休戚相关。在产权制度不全、产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社会中，必然会引发基于追求个人利益的“人格化交易”，反之，则会倾向于选择非人格化的交易。实际上，从某种层面上来看，西方保险市场的兴起、发展与良好运行，得益于其完善的产权结构、理性的风险处理态度，以及由此决定的“非人格化交易”行为的广泛存在。

（五）由于保险所具有的信用经济特征，使得保险的市场运行，需要社会中有健全的信用制度约束及信用意识为“显俗”的非正式约束的广泛存在。保险合约中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兑现，往往表现为一个过程，一段时间——在有些寿险产品中这个时间还很长。因此，正式保险制度的良好运行，就要求参与保险交易的各方——无论是保险企业、中介组织还是消费者，都具备恪守信誉的意识和自觉。否则，在欺瞒客户、骗保等大量失信行为及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的破坏下，保险的市场运行机制将难以维系。西方国家文化传统及法律制度环境所培育起来的信用意识，也是其保险市场运行减少摩擦，呈现良性运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我国保险市场运行的非正式制度环境及其局限性

在我国保险市场非正式制度环境中尚存在诸多与保险市场化不相容的因子。由于我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新中国成立后又走上了计划经济的道路，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式的市场经济和法律社会，市场化运行的商业保险制度只是一个舶来晶。无论是因袭于传统文化中的价值理念、文化习俗、行为习惯，还是承继于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家保险理念，都造成在我国广泛存在的与风险管理有关的文化观念、处理习惯、价值取向、民众心理等非正式制度中，存在一些与商业保险的市场化运行机制不相融洽——甚至格格不入的制约因素。

（一）在我国尚存的封建意识和文化习俗对商业保险有一定的制约。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在全国占有相当的数量和规模，在广大农村（甚至一些在城市化运动中兴起的新型城市人口中），封建迷信思想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对风险的态度，制约着保险消费心理。面对各种危及个人和家人安全的天灾人祸，人们尚存忌讳心理，对自然灾害事故持侥幸心理的大有人在。甚至在封建迷信盛行的农村落后地区，对于危险的处理或风险的防范，还往往求助于“神灵”或“天意”，祈求苍天照顾。个人财产损失的保护也因怕“露富”而采取听天由命的做法。例如，我们在对上海地区居民保险消费心理所做的一项调查中发现，相当比例的个人认为不参加保险的原因是认为“没有必要，用不着参加”（14%）和“不希望暴露财富”（占6%）。这种基于传统落后文化意识的风险管理观念，成为制约我国相当一部分地区——特别是富裕起来的农村地区保险业发展的桎梏。

（二）在我国广泛存在的“非正式保险制度”，制约着保险市场的发展和市场机制的运行。与西方文化不同，中国文化的传统根植于半封闭的大陆大河型地理环境、农业自然经济和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土壤之上，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家庭、家族、村庄、国家为生成结构的人伦文化体系。这种文化的品格决定了中国人对风险的规避和对安全保障的追求，主要是在家庭、家族（或宗族）这样的“扩展型家庭”结构中解决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八方主要是血缘关系纽带中的家庭、朋友、族人。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中国的家庭制度在其全部文化中所处地位之重要及其根深蒂固，亦是世界闻名的。中国老话有‘国之本在家’，‘积家而成国’……中国所以至今被人目之为宗法社会者，亦即在此。”“家庭生活是中国人第一重的社会生活；亲戚邻里朋友等关系是中国人第二重的社会生活。这两重社会生活，集中了中国人的要求，范围了中国人的活动，规定了其社会的道德条件和政治上的法律制度。”（梁漱溟，《中国文化之要义》，1949）这使得在中国社会——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非正式的保险制度”有着广阔的市场。在许多人眼里，受传统家庭伦理观念的影响，把抚养子女、赡养父母看成是家庭内部必须履行的义务，而无须将这些责任转嫁给外界，从而缺乏从外界寻求保障的保险行为。

（三）非人格化交易的普遍存在扭曲了保险的市场运行机制。受传统人伦文化因素影响和产权因素制约，在我国包括保险产品消费等众多领域的市场交易中，广泛存在着“人格化交易”的习惯和意识。例如，在保险销售中大量存在的“人情展业”、“关系展业”、给“面子”销售等，即保险交易基本发生在有特殊关系的人群之间，它们之间通常比较信任，也愿意将交易的利益让与有特殊关系的对方——即使对方不一定需要保险或不存在某种保险的利益需要。例如在保险销售过程中，经常会听到“明折”还是“暗返”的说法，“明折”就是将优惠价直接反映在保单上，“暗返”是将优惠部分以现金的形式退回给被保险人，而保单上并不显示折扣部分。这两者所表现的共同性是被保险人支付给保险人的保费是相同的。不同的地方在于，从被保险人的角度讲，前者是买保险，后者是卖保险；前者只得到了与市场价格水平相适应的保险产品，而后者的人通过售卖过程（寻租）得到了本不属于他的一部分货币，保险利益在销售过程中产生了再分配。由于客户与员工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合谋来侵害双方委托人的利益，从而产生比较严重的商业道德危机，这也不利于保险产品市场的良性发展。另外，传统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还使得人们容易把保险中介视为“掮客”，使得各类保险中介的社会认可度低，也不利于保险中介交易机制作用的发挥。

（四）从我国保险市场运作的非正式制度环境看，由于在我国社会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在法制化建设——特别是在信用制度体系建设方面的滞后，使得保险市场机制良好运行所需要的诚信意识出现了一定的危机。表现在，一方面，在保险公司经营行为中，存在着对客户误导、欺瞒，不如实履行保险合约的拒赔、惜赔等不诚信行为；另一方面，在保险消费者中也存在相当程度的隐瞒风险真相、骗赔、形形色色的保险欺诈等不诚实行为。在保险中介机构中更是普遍存在利用信息优势侵害投保人或保险公司利益的行为。这使得在一段时间的某些地区，保险公司的诚信受到了公众舆论的质疑。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全国50个大城市所做的一项更为全面的保险消费意识调查，在居民不购买保险的原因中，不信任保险公司的原因占有相当比重（26.2%）。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事业单位，“不相信保险公司”的因素所占比重都很高。这说明，要促成与保险市场化运行相兼容的正式制度变迁，社会诚信意识建设和信用意识的培养还任重道远。

上述情况表明，由于构成我国保险市场运行的非正式制度环境还存在种种局限。因此，在加速保险业市场化发展的过程中，除了要加快保险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体系的整体改革和创新外，还必须要注意非正式制度环境的建设和培育。具体来说，在我国保险市场化过程中，除了要整体推进与之相关的前述种种正式制度的改革，还要着力实现以下几个方面的非正式制度因子的渐变。

（一）要面向全社会，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加大保险宣传教育力度，在广大民众中树立正确的风险管理观念，形成理性、健康的保险消费意识，破除封建迷信残余，使人们普遍认识到“天灾人祸”只是自然界和

人类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的客观现象，而不是来自上天的惩罚或其它神秘的原因。虽然“天有不测风云”，各种灾祸是人们无法预知和回避的不确定风险，但应对这些风险的最佳方法是参加商业保险，“聚万家之财，救一家之灾”。唯其如此，才能对风险加以有效的管理，减少灾祸所带来的损失。也只有这样，按市场机制商业化运作的保险制度才能拥有肥沃的土壤。

（二）加快我国广大农村的城市化发展，把握长期计划生育所带来的家庭结构小型化这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转折，在广大城市居民中深入宣传保险的功能和作用，使居民充分认识正式保险制度较之传统的非正式保险制度所具有的种种优势，引导民众形成参加商业保险的价值观念；同时，深入推进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进程，推进各个领域的产权制度变革，为民众认可和选择保险制度创造有利条件。

非正式范文篇7

非正式融资活动，指的是处于监管当局视线之外的、非正式组织的民间金融活动。本文所讨论的非正式融资活动，则仅限于将社会剩余资金直接转移到企业家手中、用于从事生产性投资的投融资过程。

非正式融资活动近年来十分发达。这种未得到监管部门认可的金融活动之所以有着旺盛的生命力，一个重要原因是民营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大量资金需求。正因为非正式融资活动中有相当部分是专门为民营经济服务、填补资金供求市场空白的，这种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

（一）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和面临的融资困境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民营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至2001年，中国大陆登记的个体工商户已达2433万户，私营企业近203万户，民私营企业共创产值19637亿元，占当年GDP比重20％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额17744亿元，占全年消费品零售额的47％，安排国有企业下岗职工142万人，占当年下岗职工就业比重的63％。从业人员共计7474万人，占全部城镇就业人员总数的31％强。这组数字表明，民营经济早已摆脱了“补充”地位，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尽管近年来民营经济发展得十分迅速，然而一直影响民营经济发展的融资难问题却始终未能得到解决。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遗留下来的思维惯性和正式金融体系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无论是资本市场还是资金市场，都未能为民营企业留出足够的融资空间。据典型调查，约有80％的企业认为融资难是它们面临的主要发展障碍，90％以上的个体私营企业是完全靠自筹来解决创业资金的。在民营企业的融资构成（上市公司除外）中，自有资金约占65％；民间借贷及商业信用占25％左右；向银行贷款仅占10％，在正式资本市场融资则几乎为零。

（二）非正式融资活动的主要方式

基于民营中小企业很难通过正常途径满足资金需求的现实，在一些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非正式金融活动始终十分活跃，成为民营企业解决创业和企业运作资金的重要渠道。尽管监管部门一再严格限制各种形式的民间融资活动，对民间“乱集资”活动严加取缔，但民间金融活动的客观存在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归纳起来，民间融资活动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方式：

一是民间借贷。尽管金融监管部门控制严格，但民间借贷市场不仅一直没有停止活动反而十分活跃，成为非正式融资活动的主要方式。由于民间借贷基本保证了高出银行贷款利率1倍以上的利率水平，许多城乡居民都将手中的资金投入到这一市场上，从而保障了民间金融活动的资金来源。二是拖欠货款。大企业拖欠小企业货款、下游企业拖欠上游企业货款、企业之间相互拖欠，有的企业甚至全部依靠拖欠货款来周转资金。三是私募股本。即在企业设立时，采用在职工中私下募集股份的方式筹集部分资金。四是通过典当行抵押获得资金。五是企业互保加债转股。即被担保方将企业股权作为反担保品抵押给担保方，一旦被担保方无力还债需要担保企业代偿时，担保方对被担保企业的债权即转为股权。随着民间融资活动的发展，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地下（或半地下）钱庄和中介人，成为民间金融市场的中坚力量。

（三）非正式融资活动的问题

由于缺乏规范，非正式融资必然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突出表现在：

第一，融资成本过高。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本来经营体质就比较脆弱，而非正式融资的利率高出正式融资体制1倍以上，由此进一步加大了经营风险。由于担保体系的不健全，担保方面费用同样很高。从我国资本市场的现状来看，无论是直接上市还是在经过复杂的运作之后通过买壳或者借壳上市，上市的成本都极为昂贵，致使中小企业无法问津。

第二，形成不规范、高风险的投资市场。在短期资金市场，由于投资风险过大，民间借贷大多是靠血缘或地缘关系维系的，交易双方若无亲友、雇佣、业务往来等关系多难以成交。在资本市场，由于非上市公司的股份难以流通，于是出现大量私下交易，造成“黄牛党”盛行。西安、成都、海南、济南、上海等地均曾兴起过股票私下交易的热潮。某省仅50个从证券交易中心摘牌的企业股权托管收入1年就可达3000万，折合年交易量5亿—6亿股。这种私下交易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股权流通的客观需要，但也产生了大量的“原始股骗局”，一些公司联手做庄，使众多投资者被深深套牢。

第三，影响企业的信用。依靠拖欠货款来周转资金的融资方式不仅会使社会债务链问题更加严重，而且也导致了竞争环境和信用状况的恶化。有企业反映，货款拖欠短的几个月，长的可达1年以上。据有关分析，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企业间的逾期应收帐款发生额约占贸易总额的0.25％—0.5％，而在我国，这一比率高达5％以上。

第四，部分地下钱庄、典当行被不法分子利用，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出现了不少月息高达30％以上，少量贷款“蚂蚁滚成大象”，将贷款人敲骨吸髓、倾家荡产的事例，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

二、需要重新认识非正式融资活动

（一）非法集资活动何以禁而不止

根据国务院1998年《整顿乱集资乱批设金融机构和乱办金融业务实施方案》的定义，所谓乱集资是指任何未经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的集资活动，包括擅自以还本付息或支付股息、红利方式筹资、以发起设立股份公司为名变相筹集股份等等。按此定义，上述各种民间融资活动大多可以被列入非法集资活动的范围，也多次遭到有关部门的禁止。但是这种禁止工作并未收到政府期望的效果，查禁的风声一过，民间融资活动仍十分盛行。

民间“非法集资”活动的禁而不止，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国金融体系缺陷造成的。首先，有需求就会产生供给，由于现有融资渠道不足以为众多的民营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因此民间融资活动具有相当的合理成分。加上民营企业对于发展地方经济又至关重要，因此地方政府对大量“非法集资”活动必然会采取非常宽容甚至庇护的态度，使得中央监管部门难以实施查禁工作。时至今日，连中央监管部门也不得不对规模庞大的非正式融资市场采取默许的态度。其次，以是否获得“政府批准”来鉴别“合法集资”和“非法集资”这一标准本身就不够科学。政府有多级，应由哪一级政府承担审批的职能和责任？如果集中到中央政府，面对大量民间的投融资需求显然力有不逮；如果分散至各级地方政府，在地方利益的作用下这种审批不仅会流于形式，还可能增加大量设租机会。

从“乱集资”的不良后果来看，主要是因集资者无法归还本息而产生了极坏的社会影响，破坏了金融局势的稳定。例如某市的非法集资案中，市政府为清退集资企业的债务被迫向中央政府举债10亿元。但是如果仔细考察一些典型的乱集资案就会发现，如果没有政府官员利用权力和政府信用为集资者提供保护，非法集资活动本不会产生令人吃惊的集资数额和巨大的社会影响。温州等地区的实践证明，真正由民间主体从事的融资活动因具有强烈的风险意识和较高的投资效率，反而有利于金融的稳定。（二）非正式融资活动并非中国所独有

我们的考察表明，凡是存在严重金融压制的国家（或地区），由于正式金融体系难以满足经济活动的要求，都会出现大量的非正式金融活动甚至非正式金融组织。例如台湾民间借贷占全部金融活动的比重曾长期保持在20％以上，占间接融资的比重则高达35％以上。日本的民间借贷也十分常见，借贷机构为解决资信度低、缺少抵押品的企业和个人的融资困难，还设计了非常便捷的服务方式。即便在一些欧洲的发达国家，非正式金融活动也普遍存在，有的国家的政府甚至鼓励投资者在非正式市场进行投资活动（如在投资者购买未上市公司股票时给予税收方面的优惠）。

另一方面，如果说非正式金融活动带来了巨大的金融风险，那么正式金融活动所产生的金融风险实际上更为严重。四大国有银行在剥离了1.4万亿不良资产（其中大多已无法收回）之后，账面上仍拥有3万余亿的不良资产，两者合计总额达到4.6万亿之多。这些金融风险之所以没有带来巨大的社会影响，只不过是因为国家信誉给予了支持。

（三）结论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现实中大量存在的“非法集资”活动是现有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狭小、缺少层次和行政垄断的必然结果。由于金融市场既不能满足投资者的投资欲望，也不能满足融资者的资本需求，资金的供求双方只能自己创造市场，在法律和制度的规范之外从事投融资活动。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均GDP不足900美元、有着9亿农村人口、4亿农村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大量地方性中小企业仍然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在正式金融体系未能有效地解决这类企业的融资问题之前，非正式金融在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仍将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对之应有一个合理的评价。利弊权衡之下，保留一定程度的非正式金融可能是有益的，因为这类活动的存在可以改善资金分配状况，汇聚社会的闲散资金用于经济活动。台湾经验证明，在政府对民间借贷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下，民间借贷反而可以提高资金分配效率并增加整个社会的可使用资金。国外经验表明，只有当正式金融体系发展到相当程度、金融压制被充分解除之后，非正式金融活动才会缩小到无足轻重的程度。因此，当前需要做的，一是积极发展正式金融体系，拓展金融服务的领域和范围；二是对非正式金融活动进行解析，保留其合理成分，抑制和打击不合理成分。惟此，才有可能使非正式金融活动既能在一定时期内发挥积极作用，又不至于影响金融大局并逐渐走向萎缩。

三、有关政策建议

实践表明，对“乱集资”一律加以禁止是不可行的，真正应该加以严格禁止和查处的，一是不法分子进行的金融诈骗活动，二是政府官员参与企业集资。对于民间主体进行的融资活动，与其简单地禁止，还不如对其进行分类分层管理：将部分条件较好的机构纳入正式金融体系加以规范，严格监管其信用度、风险控制能力和还债能力；对于还不宜纳入正式金融体系的，只要不涉及违法活动，则允许其适度发展。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修订有关法律法规，缩小非法融资的范围，严格界定违法融资活动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过去制定的法规中有关非法“乱集资”的定义已经过时，不仅不能适应经济社会结构变动的需要，在管理操作上也难以实施，需要加以修正。修正的重点是：

第一，对非法融资活动给出准确定义，明确禁止从事融资活动的内容和范围。例如，无真实借贷背景、以诈取他人钱财为目的、收取超出法律规定范围的高利息、对抵押品提出不当要求等借贷活动均应为法律所禁止。

第二，明确规定政府官员不得凭借行政权力或地位为借贷活动提供有形或无形的担保。

第三，明确对非法融资活动的处罚标准和办法。

（二）改“堵”为“疏”，吸收民间资本，将部分资质较好，管理水平较高的城乡信用社改造为民营银行

这里所说的民营银行，指的是由私人资本出资、控股、经营的银行。这类银行的雏形已经出现，典型代表是沿海发达地区一些由私人资本控制的城市信用社，如浙江台州的银座和泰隆城市信用社。尽管这两家信用社的经营效率并不算高，人均存款、贷款尚低于工行、中行。但由于其特殊的经营模式（大量客户经理利用本身的人际关系和亲和力随时掌握客户的生产经营状况和诚信度）符合个私经济分散、跨越行业多、经营变化快等经营特点，较容易克服信息不对称导致高昂交易成本和风险的问题，客户从申请贷款到资金入户，快的几分钟就可以实现，同时信贷资产质量优良，不良贷款比率小于3％。现实证明，选择部分条件较好的信用社用民间资本进行改造是具有可行性的，这种改造也有助于将部分地下、半地下的私人钱庄纳入监管范围。

但是，发展中小民营银行也要高度注意防范金融风险。2001年下半年银座、泰隆两家信用社发生的挤兑风潮表明，尽管这些小银行的资产质量非常优良，但由于其规模过小、抗风险能力过低，一旦出现挤兑就会使优势在顷刻间化为乌有，还得要靠政府出面帮助解救。长此以往，如果形成中小民营银行也不能倒闭的思维定式，一出问题就由政府出面买单，民营银行非但不能减少政府干预，还会滋生官商勾结的不良环境。为此，要建立有效的进入和退出机制，同时建立一套保护存款人利益的机制，让符合条件的银行进来，经营不善的倒闭或者被兼并，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充分竞争。

另一方面，民营中小商业银行尽管具有很强的产权约束，但是由于银行业所具有的杠杆特点，民营银行仍然存在着很大的经营风险，需要有关部门建立起一整套监管措施。例如制定严格的出资人和高层经营管理人员资信标准，设立档案并定期审查，防止资信不良、有劣迹和黑社会背景的人员进入银行业；严格审查和禁止股东的过多分红和抽逃资本金情况，防止因银行股东的利益冲动而引致银行短期行为；设置资本金分类标准，限制地方性银行的业务范围和活动地域范围等等。

（三）发展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小额资本市场

非正式范文篇8

论文关键词:民间借贷农村金融体系制度安排

近年来诸多调查研究显示：我国农民的信贷需求主要依赖于非正式金融。据农业部农村经济发展中心农村定点观察站的数据，2007年全国农户的户均借款中，来自银行及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只有29％，来自私人贷款则占7l％从地区结构看，东部地区农户83％的资金需求来自民间金融，中西部这一比例分别为74％和59％。韩俊对2005年29省市180村的农村金融需求调查表明，农民能从正规金融机构得到贷款的大约只有20％，而被调查的216个农村中小企业中，能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只有30％。因此，非正规金融市场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正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一、理论综述

麦金农和肖(McKinnonandShaw，1973)的金融抑制观点认为，正式金融市场管制即金融抑制导致了非正式金融的存在，但他们忽略了金融市场中存在的结构问题。新结构主义学派对此提出了批评，并提出金融约束观点。他们认为，非正规金融有助于增加信贷总量，但对非正规金融运作秩序并没有更深刻的论述。霍夫和斯蒂格利茨(HoffandStigaliz，1990)认为，信息不对称和执行合约的高成本、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引起了非正规金融市场的失灵。

国内近年也有同样的论述(周天芸，2004；刘民权等，2005；俞建托、刘民权与徐忠，2005)，这些专家学者认为，农村金融有文化嵌入性的特点，有信息完全的优势，有独特的利率决定机制，应该大力发展；农村借贷中可抵押的份额很小，大部分依靠血缘、亲戚、第三方信用来支撑；农村独特的抵押优势，如抵押品的甄别、关联契约和隐性抵押机制有效地防范了非正规金融的运行风险。这些研究都对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存在性提供了充分的解释和证明。

二、民间借贷的优势分析

1．信息对称优势

在农村的信贷活动中，信用社等正规金融组织面对分散的农户时，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即由于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往往带来农户的逆向选择同时农户资金需求由于农户经济体规模小、数量少，不能形成规模效益。于是信用社为减少逆向选择风险就会进行信息搜集与甄别、抵押等行为，而这又带来高昂的交易成本，阻碍农村业务的开展。但对非正规金融来说，这不成问题。因为，农村本身就是“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费孝通，1973)。在这种农村的熟人社会里，由于人们长时间生活在一起。村民间信息对称。而民间借贷放贷者又大都是村里信用较高的“能人”，本身就是村庄的一大信息源，对村庄的情况更为熟悉，对借款人的信息更为了解。因此，可以说农村放贷人与借款人间信息对称，这基本避免了放贷过程中的逆向选择问题。

2．运作成本优势

在农村这种熟人社会网络中，几乎不需要耗费专门成本进行信息搜集与甄别，其抵押也因两人之间判断灵活而无需多少成本。而贷款后的监管，贷方可以及时催款和调整信贷政策，及时进行监督和管理以减小损失。基于村庄信息充分的把握，贷款人也可以较为灵活地判断、处理抵押物品。但正规金融在抵押品的判断时，却要进行评估，处理时也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因此耗费的成本极高。这保证了非正规金融运作的低成本特性，是正规金融不能比拟的。

3．风险控制优势

农村的社会生活网络天然存在信息对称的优势，大大降低了可能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各种风险。贷前，贷款人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充分了解借款人的信用状况，贷后了解借款人的资金投向、收益情况、还款意向等，这样既有利于借款人谨慎用款，积极运作，还有益于降低贷款人的放贷风险。

三、民间借贷存在的问题

资金互助社是在当前农村严重金融抑制、二元经济结构持续严重恶化的背景下产生的，是一种非正规金融向正规金融过渡的组织形式，但是由于金融对人才、制度等的要求较高，而且它目前还处于发展初期，制度安排的本土化还没有完成，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各种问题。

1．资金互助社缺乏法律保障

目前，还没有一部适合的法律来保障互助社的权益。已通过的合作社法否定了农民的金融合作权，但是没有金融合作权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显然是不健全的，没有金融合作权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空间也将受到很大限制。在当前生产要素流出农村，而农业有利润的流通领域和深加工领域又由于进人门槛提高和集团利益化的原因，金融权利的利益部门垄断只会加速农村资本与劳动力要素的流失，使农村高利贷盛行，加速农村的贫富分化，强化当前二元经济体制。这无疑与国家以民为本、统筹城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趋势背离。政策表明，农村金融全面开放迫在眉睫，全国人大立法会力排“利”议，通过合作金融法，给予中国九亿农民金融合作权。

2．资金互助社的制度安排有待于进一步本土化

在利率方面，由于农村金融供求矛盾及农业生产异质性特点，农村信贷必然表现为较高的利率。据2006年中央财经大学全国27个省份的抽样调查，民间金融的全国平均利率为16．4％，大约是正规金融的3倍。孟加拉银行及我国大量小额信贷实践也表明，高利率是民间金融机构得以生存和可持续运作的必要条件。但是国家目前对农村金融的利率浮动仍然有严格的管制。因此，国家有必要加大农村金融市场利率的浮动幅度，进一步推动农村金融市场改革的深化。

从目前资金互助社的微观层面来说，互助社资金规模太小，根本不能维持自身的可持续性。

四、重构农村合作金融体系的设想

1．以构建农村合作金融体系为目标，统一调整对农政策

在前期，国家政策要向农村微观组织的建设倾斜，财政政策要向金融政策转移，以支撑金融体系的重建。

2．赋予合作金融“金融特权”

据奥尔森集团行动理论，庞大而分散的农民群体根本不可能与小而能量巨大的工商资本阶层争食农村金融蛋糕，没有国家政策支持，农村金融的开放很可能导致农村金融的工商业资本与特权资本垄断，使新农村建设的效果大打折扣，造成农村不稳定局面。因此，国家必须向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授予“金融特权”，提供金融低息无息财政贷款，鼓励社会资本与国家资本积极进人农村社区金融组织，给予合作金融利率浮动与存贷优惠等政策。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共同组成了农村金融市场，共同面对农村的金融需求，市场内需求与供给的相互作用共同决定农村金融市场的利率。

3．大力推动保险扩大农村市场份额，由国家出资建立农村存款保险公司

目前，国家已经取消了农业税，推行农村医保，进行教育“两免一补”，农村目前的情况已经大为改观，因此，大力推动保险行业在农村的市场份额，降低农业生产与农村经济发展的风险。同时，由国家出资建立农村存款保险公司，以应对可能的挤兑风险，防范农村金融风险。

4．逐步推进农村合作金融体系构建

在国家宏观金融政策调整的同时，以姜柏林资金互助社模式为范本，在进一步完善、规范的基础上，有层次、有步骤地放开农村金融市场，逐步推进以村社为单位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建设，最终形成以合作金融为主导，政策金融与商业金融为辅助，有农村保险支撑的农村金融体系。

5．实施农村大金融战略

(1)合理规范、引导非正规金融发展，尽快确：农民合作金融组织的法人地位。农民合作金融组织法人地位的确立，不仅是眼前农民合作金融运作状况的需要，而且还是我国农村金融体系重构的长远需求。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历程和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人股村镇银行被拒的遭遇已经证明，农民金融合作权法律地位的缺失，是制约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造成农村信用社改革失败阻碍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发展的关键因素。尽管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已经提出要“规范民间信贷”，银监会并进行了农村金融试点，但是，确立其法律地位已成为十分紧迫的问题。

(2)加快农村利率市场化进程，稳步扩大农村利率的浮动幅度与范围。农村信用社与非正规金融的金融实践证明，市场调节情况下，要想满足农区的金融需求，必须实行更具弹性的放贷利率。这不仅是弥补农业高风险的需要，更是吸引其他资本进入农村，优化资源配置和建立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的关键措施。

(3)修补体制漏洞，增加农村资本配给。国家一方面要制定相关政策与法律，规定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商业化改革后的邮政储蓄和农村信用社支农信贷的比例，堵住二元经济体制造成的农村资本外流；同时，发挥农业发展银行的政策性信贷杠杆作用，加大对农村基建领域投资。另一方面，要积极利用小额信贷组织、资金互助社(协会)等非正规金融组织的高效率资源配置的优势，稳步增加财政与政策性银行的资金配给，增加对农村资金的供应量，以提高财政支农的效率这也是打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行有效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措施。

(4)积极引导，大力鼓励建立社区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开放农村金融市场必须积极引导农村自有金融组织，建立合作金融组织，充分发挥非正规金融自发秩序的优势。但目前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生成与发展面临着资金、人才、管理和规模效益等多方面的不利因素，同时，其在正规化过程中还容易出现内部管理与监督上的种种问题。因此，国家必须在人才培训、优惠补贴、注册以及内部的监督与管理上积极引导，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同时加强监管，鼓励农村社区型合作金融组织的建立与做大做强。

参考文献：

[1]刘民权．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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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戈登-塔洛克．寻租一对寻租活动的经济学分析[M]．李政军译．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非正式范文篇9

在非常轻松自如的环境中，或在希望人们能畅怀交谈，共同分享快乐的环境中，对穿着和举止的要求就相对较少，而更多地要有个人的风格和对别人意见无私的考虑。如业务、培训研讨会、职员大会等。在这种场合，你的表现必须坦率开朗、受人欢迎。以下是在这种情况下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

不要穿看上去夸张的服装和令人分心的装束，如围着一条长披肩，或经常需要用手梳弄你总是垂到脸上的头发等来分散听众们的注意力。

肢体语言

你必须在非正式的交际场合中运用与正式场合中完全不同的手势、举止和声音来鼓励别人。你的提议会引起人们的讨论，因此你仍需注意自己的姿势。不要死板地站在那里，最好能环场漫步，伸出你的手来邀请某人做特别的演说，轻松恰当地拍拍别人的肩膀或臂，以示友好。始终坐在某处听别人的讲话，那么你很快就会成为听众的一部分。当别人演说时，作为一个积极认真的听众，你必须始终注视着讲话者，好像他们的讲话内容非常有用可取的，即便事实上并非如此。增强别人阐述意见的勇气，并加以记录。反复强调与会者所提出的要点，当你同意演说者的意见是你就点点头；如果你不同意他的观点，你应该把它放在心里而不应该将它表面化；要始终给别人驳斥相反意见的机会而不是总是去反驳别人、提出自己的新看法。

主持非正式会议的能力对建立你的声望和搞好与你的同事、部下以及上级之间的关系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你应当寻求一种方法，让与会的每个人即便是在维持主持人的声誉时也对你的这种参与感到愉快、心情舒畅。

非正式范文篇10

很高兴同大家再次相聚。我对霍华德总理和澳大利亚政府为会议所作的周到安排表示衷心的感谢。

当前，国际形势总体稳定，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创新更加活跃，人类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环顾我们所在的亚太地区，经济平稳增长，各国联系密切，相互依存加深，共同利益扩大，各种对话合作机制积极活跃，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亚太地区作为全球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之一，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与此同时，亚太地区发展中也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世界经济失衡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能源资源压力增大，生态环境问题比较突出。近来，气候变化引起亚太地区各国普遍关注。气候变化事关亚太地区的发展，事关亚太地区全体人民的福祉。

在应对气候变化上，亚太地区既面临严峻挑战，也拥有独特优势。亚太地区有广泛的代表性，我们占世界人口的42%、世界经济总量的53%、世界贸易的46%。亚太地区有丰富的多样性，既有经济高度发达、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40000美元的发达成员，也有处在工业化进程之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600多美元的发展中成员。亚太地区有很强的互补性，既有在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方面技术先进、资金充裕的成员，也有亟须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和水平的成员。近年来，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为应对气候变化提出一些有益倡议，采取不少积极举措，取得了一定成效。我们应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凝聚共识、开展合作。这不仅有助于推进本地区可持续发展，而且将对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努力产生重要影响。

我们应该本着对人类、对未来高度负责的态度，尊重历史，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务实合作，统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为此，我愿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坚持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性问题，事关各方利益，需要各国联手应对。在气候变化上，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开展合作才能互利共赢。发达国家应该正视自己的历史责任和当前人均排放高的现实，严格履行《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减排目标，并在2012年后继续率先减排。发展中国家应该根据自身情况采取相应措施，特别是要注重引进、消化、吸收先进清洁技术，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国际社会应该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发达国家应该履行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承诺，切实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能力。

第二，坚持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从根本上说是发展问题，只有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才能妥善解决。可持续发展要求实现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相协调。为应对气候变化而停滞发展，或者无视气候变化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都是不可取的。应该建立适应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优化能源结构，推进产业升级，发展低碳经济，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从根本上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第三，坚持公约主导地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奠定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法律基础，是最具权威性、普遍性、全面性的国际框架。公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反映了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历史责任、当前人均排放上的差异，凝聚了国际社会共识，是开展国际合作的基础。应该维护公约及其议定书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机制和主渠道地位，将公约确定的原则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指导原则。

第四，坚持科技创新。科技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只有不断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发展道路，才能统筹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实现良性循环。应该加强研发和推广节能技术、环保技术、低碳能源技术，增加资金投入，大力促进技术合作和转让。应该加强人员培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充分发挥各方积极性，提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能力。

保护森林，可以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从**年到**年，中国在人工造林和森林恢复和管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积累了较丰富的技术和经验。中方愿同亚太地区各成员分享这些技术和经验。为此，我提议建立“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网络”，搭建亚太地区各成员就森林恢复和管理开展经验交流、政策对话、人员培训等活动的平台，共同促进亚太地区森林恢复和增长，增加碳汇，减缓气候变化。我们欢迎亚太地区各成员积极参与这一活动。

各位同事！

中国一贯高度重视气候变化，我们成立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制定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并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改善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广植树造林、实行计划生育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为减缓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作出了积极贡献。**年至**年，中国累计节约能源约8亿吨标准煤，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18亿吨。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实行计划生育，累计少生3亿多人，相当于每年少排二氧化碳12亿吨。

中国仍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和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中国的能源需求必然会有所增加。同时，由于能源结构以煤为主、产业结构不尽合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面临着繁重任务。我们将全力落实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努力减缓温室气体排放，不断增强适应气候变化能力。中国提出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到2010年比**年末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森林覆盖率由18.2%提高到20%等目标。为了有效应对气候变化，中国将坚持科学发展观，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作为重要理念，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将把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把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统筹考虑、协调推进；将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中的先导性、基础性作用，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大力发展新能源、可再生能源技术、节能新技术，促进碳吸收技术和各种适应性技术；将开展全民气候变化宣传教育，提高公众节能减排意识，让每个公民自觉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作出努力；将继续推动并参与国际合作，积极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相关活动，推进清洁发展机制、技术转让等方面的国际合作，参与并支持“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伙伴计划”等其他合作机制发挥有益的补充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