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运作论文十篇

生产运作论文篇1

1 陶瓷造物伊始，在不自觉的状态中，古人便无意识地引入了数字因素，并发挥了它的积极作用。    

制陶出现以前，古人利用单纯一种物质造物以满足生产和生活需要，例如，木器、石器及其他植物的造物等。制陶活动伊始，便利用钻土、水及火等进行造物活动。人类逐渐突破了简单的孤立的“一”，由“一”逐渐推进“二”、“三”物，乃至“万”物。

2 随着陶瓷生产的发展，陶瓷生产中对于数量变化的这种无意识状态逐渐转化成有意为之的状态。    

在陶瓷生产过程中，材料逐渐丰富的同时，烧成温度也逐渐提高，从露天烧成到封窑烧成，再到横穴窑、竖穴窑，直至龙窑的出现，窑炉在结构、大小上的变化，直接影响到窑温，为陶瓷制品的烧成做技术的准备。与以前封窑相比，商周时期出现了由窑室、火膛、火门、窑算等“四”部分组成的窑炉，这种在数量上细化窑炉的做法，直接影响陶器的烧成，进而提高陶器的质量。古代陶工为了某种生产目的，总是在数量上或增加，或减少烧陶窑炉的尺寸，旨在达到预想的生产目的。为了增加烧成温度，陶工有意识地将“火膛加高可以多容纳采草以增加火力，而算孔虽有所减少，但算孔径加大了，可以使火膛的强大火力集中进入窑室，以提高陶器的烧成温度。”

3 数量多寡的变化直接影响到陶瓷制作的质量，直接决定着陶瓷生产工艺的变革，甚至影响到生产总量。   

战国、秦汉时期，烧制陶瓷的窑炉逐渐变化成“龙窑”，龙窑的显著特点是装烧量较大，产量高。另外，龙窑的较长、较大的窑室可以提供稳定的窑温，这是保证烧制产品质量的前提条件。    

此外，人们有意识地细化生产的工艺流程，分为采矿、材料配制及制作、陶瓷产品成型、施釉与装饰、干燥及烧成等。实践表明，陶瓷生产工艺过程在数量上的划分及其有效衔接，直接影响到陶瓷产品的产量和质量。一般而言，工艺划分越细，陶瓷制品的产量和质量越有保障。由此可见，一方面，陶瓷数理因素受到陶瓷生产实践的制约;另一方面，陶瓷数理方法论又直接指导着陶瓷生产实践。生产环节的增多直接导致生产成本增加，反之成本相对降低。例如，在青花瓷制作中，坯体分水与绘制，既可以分成两个环节，又可以合并为一个环节，这种分合需要根据产量需要来决定，量大时可以一分为二，反之，便可以合二为一。

4 数字体系贯穿于陶瓷生产全过程，使陶瓷生产、经营管理及产品销售和消费等得以更加理性地展开。    

生产运作论文篇2

铁路站场煤炭综合物流园运营流程优化研究以及系统建设、项目运营管理是铁路多元化经营战略中一项新颖的工作。通过对国内外煤炭储运系统现状的阐述及分析，应用运营管理理论和方法，综合铁路站场煤炭综合物流园功能及工艺系统布置方式和运营管理方案，同时应用瓶颈管理——约束理论，提出煤炭综合物流园系统功能、运营流程和运营管理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利用理论和技术分析方法提出解决思路和优化方案，为下一步煤炭综合物流园系统的优化升级提供一定的支持和帮助，从而有利于促进铁路站场煤炭综合物流园的建设与推广，并利用管理理论达到指导铁路站场煤炭综合物流园系统运营流程设计及项目运营管理更加优化与科学。

二、国内外研究发展现状综述

从国内外相关文献检索结果来看，随着经济建设和社会的飞速发展，运输和物流业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铁路站场配套的物流园区的建设正在迅猛崛起，都在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和技术改造。

1、国外研究发展现状

国外铁路枢纽及货运站的规划、布局、建设在不断完善。随着物流业的发展和运输方式的优化整合，欧美铁路系统采取了整合车站、集中作业；新建和扩建了一些大型货物站和物流园区，采用了先进的信息管理设备和装卸机械；规划建设专业化货场和物流园；组织大宗货物的直达运输。货运站整合与物流园建设在发达国家开始较早，是伴随着国家工业发展而产生的。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和科技进步，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逐步形成，货运集中化与现代物流园成为铁路货运的必然趋势。国外铁路货运集中化开始于货运站整合，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甚至更晚，90年代以后开始建立现代意义上的铁路货运服务中心。

2、国内研究发展现状

目前，我国关于战略装车基地和综合物流园的规划研究处于起步阶段，铁道部运输局2008年12月颁布了《关于全路建设战略装车点的指导性意见》，对铁路系统建设战略装车点的认识、规划建设、遵循原则、建设内容、组织实施等做了一系列地指导。从文献检索的研究内容中可以看出，研究和阐述铁路战略装车点的理论和文献相对较少，而研究和阐述煤炭综合物流园的理论和文献更是分毛羚角。李灵玉在2009年12月北京交通大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呼铁局古城湾战略装车基地建设项目管理研究》中，应用现代项目管理理论及铁路货物运输发展趋势，对战略装车基地建设现状、基本构想和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和研究；靳雄焕在2009年6月北京交通大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铁路战略装车点布局规划研究》中，对铁路货运站布局及整合的基本情况、战略装车点的基本特征、规划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阐述，并对铁路运输组织创新和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董潇杰2009年发表在中国电力教育《储煤场及设备的选择与布置》一文，对运煤系统中的储煤场及其设备的方案，进行了分析比较，使设备的选择与布置方案设计得到了优化；李艳萍2009年10月发表的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论文《浅谈铁路煤炭运输拓展现代物流》，概括介绍了铁路煤炭运输拓展现代物流的重要意义，详细的从技术，管理，改革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意见。项目运营管理与规划布局等理论是铁路战略装车基地和综合物流园的规划研究的理论基础，因此，本文将以铁路站场综合物流园的运营流程优化研究为主。

三、 铁路站场综合物流园系统优化与流程再设计实施框架

1、运营系统

运营系统均有着自己的运动规律即：输入资源要素，经过转换输出产品或劳务，并且在转换过程中不停地进行信息反馈或顾客用户的参与。

2、铁路站场综合物流园系统优化与流程再设计的系统实施框架

在先进制造技术环境下，生产系统功能优化与生产流程再设计应以系统论为指导思想，具体实施框架如图2所示。

1）组建专门机构、确定指导方针和评价标准、制定工作计划等。

2）生产系统与生产流程建模。

3）通过对模型分析，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依据目标确定优化与再造方案。

4）实施保障系统，如生产战略的指导、 组织支持及人力资源管理的保障等。

5）运用科学地方法评价再造取得的效果， 巩固成绩，发现不足，并向系统进行反馈，以更加有针对性地进行下一轮优化与再造。

四、瓶颈管理——约束理论。TOC概念、及五大核心步骤

1、TOC概念

约束理论（TOC）的基本理念是：限制系统实现企业目标的因素并不是系统的全部资源，而仅为系统 “瓶颈”的个别资源。约束理论就是帮助找出和改进瓶颈，使系统（企业）效能最大化的管理哲理，是事半功倍的管理哲理。

2、TOC五大核心步骤

1）分析系统，寻找瓶颈。即指出系统限制；

2）理清瓶颈，寻找突破。决定如何充分利用系统限制；

3）立足突破，提出措施。全力配合步骤二所做的决策：

确保非限制能够全力配合限制所要的——保护产出；

确保非限制不要做出超出限制所要的——控制成本。

4）深化动作，扩充瓶颈。即打破系统限制；

5）积极提升，团队前进。如果系统限制在步骤四被打破，回到步骤一。

3、生产物流系统中瓶颈的识别

瓶颈资源限制了整个企业出产产品的数量，是生产物流系统中物流量最小的地方。识别生产系统中的瓶颈是进行生产物流系统优化设计的重中之重。要判别一个资源是否为瓶颈，应从该资源的实际生产能力与它的生产负荷来考察。

4、生产物流系统优化设计

1、生产物流系统优化设计的原则

1）功最小原则

物流“距离”要短，搬运“量”要小。

2） 流动性原则

流动顺畅，消除无谓停滞，力求生产流程的连续性。并应尽量避免工序或作业间的逆向、交错流动或发生与其他物料混杂的情况。

3） 高活性指数原则

采用高活性指数的搬运系统，减少二次搬运和重复搬运量。

4） 综合性原则

进行生产物流系统设计，要站在全局的立场，考虑工厂的长远发展，全面分析和处理各种影响因素。适应性原则

在实施供应链管理和市场经济前提下，生产物流系统一定要具有柔性、适应性要强。

5） 经济性原则

生产物流系统设计既要满足生产的要求为生产服务，又要尽量节省投入。

五、铁路站场煤炭综合物流园优化设计原则、目的与系统选择

1、优化设计原则、目的

在分析和设计将资源转化为产品和服务的流程时，即在进行铁路站场煤炭综合物流园优化设计时，应当考虑如下问题：

流程设计的方法研究是为了得到最优的生产流程；

该生产流程设计是为了获得在产品差异、响应或低成本方面的竞争优势；

该生产流程可以减少那些不增加价值的环节；

该流程能如顾客所感知的那样使顾客价值最大化；

该流程能够帮助公司赢得更多的订单。

2、设备与技术的选择

对铁路站场煤炭综合物流园生产系统运营流程优化设计做决策时，还需要生产设备、工艺设施和技术方面的决策。选择性价比最好的设备是基于对煤炭综合物流园生产系统运营流程和生产技术的了解。设备的选择，比如运煤专用老K车、输煤设备、分级振动筛以及装煤设备等，均要考虑成本、质量、生产能力和柔性，同时还要考虑每一台设备与系统的匹配性。因此，运作管理人员需要认真分析对比每种方案的功能、生产能力、设备特性及维修互换要求，这些属性中的每一个都可能成为备选方案的决定性因素。

在铁路站场煤炭综合物流园生产系统运营流程优化设计方法研究中，正确的工艺系统和设备的选择，必然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在满足用户差异化需求、降低成本和提高质量方面，这种竞争优势可能会产生很高的柔性；而技术创新和设备改造也可能产生更加合理、顺畅和稳定的生产流程，这个流程需要更少的调整、维护和操作人员的培训，同时为企业赢得更多的订单。

现代技术的应用能够促使系统扩大生产的范围。因此，新设备或流程选择的一种重要特性是具有柔性的设备；柔性是指对时间、成本或顾客价值快速响应的能力。生产技术的选择重点考虑：

1生产设备的技术。如呼准铁路甲兰营站场煤炭综合物流园生产系统设备，要满足卸、装、输送、筛分的综合功能；

2流程控制。即使用信息技术来监测并控制实物流程。典型的流程控制方式：

传感器——收集数据；

模拟设备定期读取数据，或许一分或者一秒一次；

测量值转化为数字化信号后传送到电子计算机；

计算机程序读取文件并且分析数据；

输出。

3可视化系统。监控生产系统。

4自动化生产物流系统。通过程序设定和计算机控制，按工艺顺序运行系统并生产满足要求的产品。

3、设备布置类型与方法

在决定铁路站场煤炭综合物流园生产系统优化设计运作效率的决策中，设备布置是关键性的决策之一。这是因为设备布置不仅能够造就系统在生产能力、流程、柔性和成本方面的竞争优势，而且可以造就系统生产性能、客户的感觉以及外观形象等方面的竞争优势。有效的设备布置策略有助于企业的差别策略、低成本策略或快速响应策略的实施。

任何情况下，煤炭综合物流园生产系统设备布置设计都必须考虑并满足以下要求：

1原煤输送、生产设备；

2提高空间、设备和人员的利用率；

3提高信息、原煤或人员的流动；

4提供安全舒适的工作环境；

5生产能力的要求；

6环境与美学；

7信息流。对于组织，沟通是必要的，所以设备的布置必须方便信息的流动；

8在各个工作区间的运输成本最低。

六、结论

1、结论

铁路站场煤炭综合物流园主要是针对目前我国煤炭生产、运输以及流通环节的特点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结合市场需求和竞争的需要，铁路运输与煤炭物流领域的一次创新。通过整合铁路运输能力大、成本低和煤炭物流生产流程化增值服务，是铁路运输优势、煤炭资源优势、物流生产增值优势得到优化组合和运用，综合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大为提高。铁道部提出规划建设战略装车基地的指导思想，各地政府也正在加大力度试图通过整合小煤场和提升系统功能以求解决小煤场小而散、黑乱粗的问题。本论文正是基于此，对铁路站场运营流程优化进行研究，希望能为以后类是项目的建设以及管理部门的决策提供一些借鉴和思路。

生产运作论文篇3

关键词：鲁迅；阶级意识；后期创造社；福本主义；卢卡奇

中图分类号：I210.9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3-0161-007

鲁迅深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认识到只信进化论的偏颇，由起初的怀疑“革命文学”转变为肯定“无产阶级文学”，承认文学的阶级性，认同文学始终受阶级意识支配。这一时期是鲁迅思想的“转向”时期，通过与各方展开革命文学论争，尤其是同后期创造社的论争，他翻译、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探索文学与革命的关系，最终形成了自身的阶级文学观。鲁迅文艺思想中阶级意识的突显，与当时国内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发展有着紧密关联，同当时后期创造社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密切相关（这里并不否认鲁迅受国内外其他作家、理论家的影响）。

一、 阶级意识的突显――后期创造社对

鲁迅文艺思想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末中苏外交关系断绝，思想交流严重受阻，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与中国的联系较之苏联更为直接。”[1]148此时，留日归国的后期创造社成员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到中国，他们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倡导无产阶级文学方面所做的工作，尽管存在着缺陷与不足，却对中国的政治、文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对鲁迅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起初，鲁迅对革命文学是持怀疑态度的。1927年4月8日，鲁迅在黄埔军官学校以《革命时代的文学》为题目作演讲时，已关注到“革命文学”，认为“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2]418，他对大革命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分三个阶段来分析。一是大革命之前，所有的文学大抵是叫苦鸣不平的文学，对革命没有什么影响。二是大革命的时代，“文学没有了”，因为“大革命时代忙得很，同时又穷得很，这一部分人和那一部分人斗争，非先行变换现代社会底状态不可，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做文章；所以大革命时代的文学便只好暂归沉寂了”[2]420。三是革命成功之后，会产生了两种文学――对旧制度挽歌，对新制度讴歌，不过他认为“中国没有这两种文学……赞美建设是革命进行以后的影响，再往后去的情形怎样，现在不得而知，但推想起来，大约是平民文学罢，因为平民的世界，是革命的结果”[2]421；“现在中国自然没有平民文学，世界上也还没有平民文学，所有的文学，歌呀，诗呀，大抵是给上等人看的；他们吃饱了，睡在躺椅上，捧着看……如果工人农民不解放，工人农民的思想，仍然是读书人的思想，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2]421-422由此可见，尽管鲁迅谈到了革命文学，却认为当时中国没有真正的平民文学，存在的仅是叫苦鸣不平的文学，是读书人的文学。虽然鲁迅承认革命文学的存在――“世界上时时有革命，自然会有革命文学”[3]82，但他对“文学于革命是有伟力的”却是持怀疑态度[2]423，曾明确讲道“我是不相信文艺的旋乾转坤的力量的”[3]83，对“文艺是革命的先驱”也持怀疑态度[2]559，对当时中国存在的革命文学（一是在一方的指挥刀的掩护之下，斥骂他的敌手的；一是纸面上写着许多“打，打”，“杀，杀”，或“血，血”的）更是持怀疑态度[2]543-544。

后期创造社掀起的这场文化运动对鲁迅所产生的影响，鲁迅在1932年《序言》中曾坦陈：“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3]6从鲁迅的这段言词中，我们可以确认以下三点：第一，鲁迅正是受到后期创造社的影响，才“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第二，鲁迅在此之前是只信进化论的；第三，鲁迅在“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之后，认识到了只信进化论的偏颇。正是通过同后期创造社的文艺论争，鲁迅在清醒地看到前者患有严重“左”派幼稚病的同时，由起初的怀疑“革命文学”转变为肯定“无产阶级文学”。1928年3月12日，鲁迅发表《“醉眼”中的朦胧》一文，对成仿吾的《祝词》及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中提倡的“无产阶级文学”主张，明确表示肯定：“实在还不如在成仿吾的祝贺之下，也从今年产生的《文化批判》上的李初梨的文章，索性主张无产阶级文学，但无须无产者自己来写；无论出身是什么阶级，无论所处是什么环境，只要‘以无产阶级的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的斗争的文学’就是，直截爽快得多了。”[3]63这实际上是赞同了李初梨的主张，即“无产阶级文学是：为完成他主体阶级的历史的使命，不是以观照的――表现的态度，而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的斗争的文学”[4]；“无产阶级文学的作家，不一定要出自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的出身者，也不一定会产生出无产阶级文学”[4]。由上可知，鲁迅接受了后期创造社所主张的“无产阶级文学”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后期创造社对鲁迅的影响，使后者不仅赞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而且把之后诞生的“左翼作家联盟”也看作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运动，把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亦看作“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现在时候的真实的更广大的内容”[5] 590。此外，由于后期创造社的影响，鲁迅不仅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而且主张多“绍介”别国的理论和作品，他认为：“多看些别国的理论和作品之后，再来估量中国的新文艺，便可以清楚得多了。更好是绍介到中国来；翻译并不比随便的创作容易，然而于新文学的发展却更有成功，于大家更有益。”[3]135正是有了这样的理念，鲁迅才在1929年至1931年短短的时间内译介了一系列别国的理论和作品，如1929年译俄国及日本作家与批评家的论文集《壁下译丛》（北新书局印行）、日本片上伸的《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与实际》（大江书局印行《文艺理论小丛书》之一）、苏联A・卢那卡尔斯基的《艺术论》（大江书局印行《文艺理论小丛书》之一），1930年译俄国G・蒲力汉诺夫的《艺术论》（光华书局印行《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之一）、苏联A.卢那卡尔斯基的论文及演说《文艺与批评》（水沫书店印行同丛书之一）、苏联关于文艺的会议及决议《文艺政策》（水沫书店印行同丛书之一）、苏联A.雅各武莱夫的长篇小说《十月》（神州国光社收稿为《现代文艺丛书》之一，今尚未印）[3]180，1931年译苏联A・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毁灭》（三闲书屋印行）等。除以上他本人的译著之外，鲁迅还校阅了一些其他译著，如任桢译的《苏俄的文艺论战》、胡译苏联A・勃洛克的长诗《十二个》、董秋芳译俄国V・但兼珂等作的短篇小说集《争自由的波浪》、孙用译匈牙利裴多菲・山大的民间故事诗《勇敢的约翰》及李兰译美国马克・吐温的小说《夏娃日记》等，校阅约十几部译著。鲁迅之所以在此期间如此致力于翻译方面的工作，除了上面提到的理念支持外，他还认为文艺界“仅仅宣传些在西湖苦吟什么出奇的新诗，在外国创作着百万言的小说之类却不中用。因为言太夸则实难副，志极高而心不专”[3]184。正是针对当时无产阶级文学太过于重在宣传，鲁迅才如此重视翻译工作，他的译著也是致力于无产阶级文学事业的，如他所说的“我的译书，就也要献给这些速断的无产文学批评家”[3]210。

尽管鲁迅是在后期创造社的影响下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后者对前者的影响也的确客观存在，但也绝不能夸大这种影响。鲁迅毕竟不同于后期创造社，前者对后者也有着清晰的认识和判断：

那时（1928年初至1929年初――笔者注）的革命文学运动，据我的意见，是未经好好的计划，很有些错误之处的。例如，第一，他们（即后期创造社成员――笔者注）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地运用了。再则他们，尤其是成仿吾先生，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3]297

相较后期创造社成员而言，鲁迅更深谙中国的国情，他从中国的文化实际出发，对后期创造社所倡导的极“左”理论主张进行坚决的抵制、批判。二者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对“一切文艺是宣传”[4]的观点，鲁迅虽赞同，却看得更透彻，警示当时的革命文学家须注意文艺与宣传并不能等同，文艺“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3]84，他认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3]84，这些观点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健康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其次，关于“文学的阶级性”的主张，鲁迅以极其深邃的洞察力，对该主张有着更清晰、更透彻的认知，他认为文学“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3]204-206。再者，鲁迅对“文学于革命是有伟力的”观点仍是持怀疑态度：“倘以为文艺可以改变环境，那是‘唯心’之谈，事实的出现，并不如文学家所预想。”[3]134不过，他并非完全否定文学的作用，他在《文学与革命》中曾谈到：“我是不相信文艺的旋乾转坤的力量的，但倘有人要在别方面应用他，我以为也可以。譬如宣传就是。”[3]83最后，尽管鲁迅接受了无产阶级文学的主张，但对后期创造社所提倡的“更彻底的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却是保持着深刻的批判意识，认为它不过是一个题目，而缺乏现实的内容。[3]135、[5]590-591

综上可见，鲁迅并不完全赞同后期创造社所强调的那种文学的阶级性，但是前者文艺思想中阶级意识的突显，却与后者的影响有着某种直接的因果关系。强调阶级意识、突显文学的阶级性并非后期创造社的独创，而是后期创造社照搬当时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把福本主义中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理论带到了中国。然而，这种“阶级意识”理论也并非福本主义的首创，而是来自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

二、 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高扬――

卢卡奇对福本主义的影响

福本主义是20世纪20年代日本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出现的以批判山川主义而确立的一股左翼思潮，它于1924―1927年在日本风靡一时，之后虽失去主导地位，但却对日本整个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乃至文化运动都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福本和夫（1894―1983），1920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政治系，1923―1924年先后留学英、美、德、法各国，在德国期间，师从科尔施并结识卢卡奇，卢卡奇以《历史与阶级意识》相赠。[6]当时该书在国际上影响甚大，对青年福本和夫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福本主义（1）这种带有鲜明政治激进主义色彩的“左”的思想，主要具有异化、阶级意识及党组织理论的基本特征。前两点明显受《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影响，后一点直接受到了列宁的建党思想的影响，但也有卢卡奇思想的作用。正是由于卢卡奇的极大影响，1927年日本思想界才出现这一译介情况――《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阶级意识》、《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两篇文章同他的《列宁》一起被译成日文出版[7]。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包涵了三个基本概念：物化、总体性（或整体性）和阶级意识，虽然是由八篇论文组成，但“物化”始终是全书的核心。尽管卢卡奇当时未能将物化与异化完全区分开，但他却是在异化的意义上使用“物化”一词，从商品拜物教的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分析、批判。卢卡奇认为，异化是总体的历史发展的产物，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把握这一总体，只有当无产阶级意识到自己必须作为阶级而出现时，意识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时，才可能消除异化，因此，卢卡奇强调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重要性。福本和夫受卢卡奇的影响，用异化的思想来说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力图克服那种局限于工人与资本家对立的肤浅认识，提出无产阶级的解放基于它自身阶级及其阶级意识的自觉。

关于“阶级意识”这一概念，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予以强调，并在专门的论文《阶级意识》中，作了非常明确的解释：

阶级意识就是理性的适当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则要归因于生产过程殊的典型的地位。阶级意识因此既不是组成阶级的单个个人所思想、所感觉的东西的总和，也不是它们的平均值。作为总体的阶级在历史上的重要行动归根结底就是由这一意识，而不是由个别人的思想所决定的，而且只有把握这种意识才能加以辨认。[8]107

阶级意识不是个别无产者的心理意识，或他们全体的群体心理意识，而是变成为意识的对阶级历史地位的感觉。[8]136

在此基础上，他强调“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重要意义：

这种感受总是要在眼前的局部利益中变具体的。如果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应该回复到空想主义的初级阶段的话，那末就绝不能跳过眼前的局部利益，这就是说，眼前的局部利益可能具有双重的功能：或者是通向目标的一步，或者是把目标掩盖起来。究竟是发挥哪一种功能则完全取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而不取决于局部斗争的胜利或失败。[8]136

只有无产阶级的意识才能指出摆脱资本主义危机的出路。[8]139

卢卡奇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理论，是在革命战争时期产生，对于推动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与革命意识的觉醒，曾有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其过分强调意识在革命实践中的决定性作用，明显带有政治激进主义的“左”的色彩。

正是受卢卡奇关于“阶级意识”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这些革命学说的深刻影响，福本和夫才形成了鲜明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论及独特的革命阶段论（2），以理论斗争、意识斗争来指导日本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不过他将“阶级意识”提升至“理论斗争”的高度，“将意识斗争（理论斗争、思想斗争都是同义词）完全等同于阶级斗争，并把它放在斗争过程的首位”[1]75，虽然极“左”，但从一定侧面也彰显出卢卡奇对其影响之深。

为了更好地实践无产阶级的意识斗争，福本和夫提出了“分离结合”的党组织论。这一理论除了受列宁建党学说的影响外，同时也有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作用。关于党的组织理论问题，卢卡奇作了深刻的思考并专门撰写了《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一文，批判了当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普遍存在的机会主义的组织理论，披露机会主义的本质是“一种‘有机的’、纯粹无产阶级革命的幻想”[8]401，批判这种学说“设想无产阶级会通过缓慢的扩展逐渐争取到人口的大多数，通过纯粹合法的手段获得政权”[8]401。这些理论极大地影响了福本和夫，他一回到日本就严厉批判支持解散日共、消极重建日共、主张实行工会主义政策的山川主义，极力倡导重建日共，强调党组织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重要性。然而，福本和夫提出的“分离结合论”（3）与“理论斗争”，却是机械地运用了列宁和卢卡奇的理论学说，没有看到理论、实践与组织方法之间的辩证关系，不懂得“组织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中介形式”[8]396，不懂得只有选择正确的组织方法才能把理论变成实践，不懂得“只有侧重组织方面的分析才使得有可能从实践观点对理论进行真正的批评”[8]398，才致使其把斗争仅局限于理论斗争，导致其“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使党和工农群众脱离，群众之间则因思想上理论上互相对立而分裂”[9]。从以上分析可知，福本主义是“以对纯粹的阶级意识的追求为特点”[1]75的左翼革命思想，足见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对之影响甚深。

三、 倡导文学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

福本主义对后期创造社的影响

1927年10月至1928年，后期创造社（4）成员在国内革命文学运动形势的鼓励下，先后从日本归国，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他们把日本福本主义带到中国文艺界，“他们回国参加文学运动的全部计划都是在日本形成的，当时正是福本主义风卷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期间”[1]77。后期创造社成员在日本期间就建议创造社转变方向，回国后便高举革命文学的旗帜，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后期创造社成员在日留学期间，受到当时风靡一时的福本主义的影响，这已被学界公认。不过，有学者认为，“在后期创造社成员的文章中都没有提到福本和夫的名字”[1]76，却与事实不符。1928年11月至12月，沈绮雨（沈起予）在《日出》旬刊第3、4、5期连载了他的《日本的普罗列塔利亚艺术怎样经过它的运动过程》一文，不仅对“日本无产艺术运动的过程”作了专题研究，且专门谈到了“福本和夫”[10]。此外，创造社元老郑伯奇也曾在回忆后期创造社时提到了“福本和夫”：

日本也有一个大学教授，名叫福本和夫，他曾参加组织日本共产党，很“左”，当时在日本有很大影响。[11]913

郑伯奇还特别讲到李初梨、冯乃超：

他们两人在日本时间相当长，日本话讲的非常流利，对于日本文学和当前世界文学情况都很熟悉。那时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盛行，大学和高校的学生颇有参加者，他们也受了相当的影响。[11]869

对此，1978年，冯乃超在回忆日本留学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时，坦承其受到了福本主义的影响：

国际上，“左”倾教条主义之风盛行，在这个影响下，日本的青年学生中流行着“左”倾的“福本主义”。高等学校教授福本和夫的著作成为风靡一时的读物，他的全盛期是在1926年左右……福本的“左”倾教条主义在日本的左翼文化运动中曾给青年知识分子造成了不少危害……当时日本左翼文坛主张“既成作家”都一定要“转变方向”，这一点，后来竟成为我回国以后批判鲁迅的张本。[12]

正是由于福本主义在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盛极一时，才为在日本学习的后期创造社成员接触其思想、接受其影响从客观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后期创造社成员所提倡的理论斗争、文学的阶级性及其在倡导过程中强烈的论争批判色彩，我们可以辨清福本主义对之影响的思想脉络。

后期创造社强调理论在斗争中的必要性与重要性。1928年初，冯乃超发表了题为《艺术与社会生活》的文章，率先强调革命理论的重要性，提出革命文学必须有“严正的革命理论和科学的人生观作基础”[13]。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一文中，李初梨不仅鲜明地高举理论斗争的旗帜，而且将文学的阶级性尤其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融入理论斗争之中，并把该论文“权且作一个‘理论斗争’的开始”[4]。之后，他更加鲜明地强调“理论斗争”的迫切性，呼吁“在我们的无产文艺阵营里面，‘理论斗争’是刻不容缓的一件急务”[14]。几乎与此同时，成仿吾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中，也积极响应、倡导“理论斗争”。他认为要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家必须掌握科学的理论方法，为“理论斗争”在中国的宣传起了一定的铺垫、推动作用。

在突显文学的阶级性这一点上，冯乃超阐明了革命文学的本质――“必然是Agitation-Propaganda”（鼓动、宣传――笔者注），主张文学艺术的任务，也是革命文学家的任务，就是把当时中国民众反抗的情感、求解放的欲望及强烈的革命思想以具体的形象表现出来，疾呼无产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文学：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明确提出“政治家该具有艺术的心，艺术家也该具有政治家的头”[15]。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一文中，李初梨坚持文学“是反映阶级的实践的意欲”[4]，强调文学的阶级意识，并提出要成为无产阶级文学作家，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要获得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克服自己的有产者或小有产者意识，把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彭康也积极著文响应，强调革命文艺的阶级性，着重指出文艺是“意识形态（Ideologie）”的，是思想、感情的组织化，进一步阐明：“革命文艺，普罗列塔利亚文艺，在中国的现阶段，也不应仅限于描写无产阶级，更不必要无产阶级自身来写……革命文艺的内容，描写什么都好，只要在一个一定的目标之下，就犹如斗争虽然多都是朝着一个目的一样。封建势力，军阀，帝国主义，工农生活，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等等，都是革命文艺的内容。”[16]这些内容的提出与宣扬，丰富发展了革命文学的内容，提升了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水平。

后期创造社成员对理论斗争以及文学的阶级性的倡导，是在同文学革命论争的过程中进行，呈现出极强的批判色彩（5）。

后期创造社成员对福本主义的接受，不仅体现在以上三方面，从他们创办的刊物及其相关著述或译介的日本文艺著作中，我们也可识认。20世纪20年代末的后期创造社，为了更好地译介、宣传马克思主义，倡导无产阶级文学，积极创办一些期刊杂志，如《文化批判》（1928.1.15―1928.5）、《流沙》（1928.3.15―1928.5.30）、《思想》月刊（1928.8.15―1928年底或1929年初）及《创造月刊》（1926.3―1929.1）、《日出》旬刊（1928.11.5―1928.12.15）等。他们以这些期刊杂志为主要阵地，进行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并有比较具体的理论分工，冯乃超、李初梨负责文艺理论和批评，彭康担负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朱镜我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分析国际形势，李铁声展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翻译、介绍工作，对中国现代革命和文化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后期创造社成员所译介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都是通过日译本介绍至中国，是在他们把福本主义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完成的。

经过以上抽丝剥茧的探析、溯源，便可理出这一事实：鲁迅文艺思想中的阶级意识，源头是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该理论经日本福本主义由后期创造社传至中国。正是由于福本主义、后期创造社的影响，鲁迅不仅某种程度上接受了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而且也接触到了卢卡奇的论著。正是由于后期创造社“挤”鲁迅认识到须看“几种科学底文艺论”，鲁迅先生才于1928年2月1日往内山书店购买了日译本卢卡奇的《何谓阶级意识》[17]、[18]，成为最早接触到卢卡奇著作的中国作家之一（6）。这一时期，“阶级意识”理论在日本和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充分说明了一种理论“旅行”的现象：一种理论思想进入另一种异己的文化绝非畅通无阻，无论这种理论自身多么深刻、重要，其在异域的旅行、完全（或部分）地被接纳是需要相应的社会文化条件的；同时，鲁迅对“阶级意识”理论的批判和吸纳，也印证了一种文化接受的事实：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接受一种异己的思想文化，绝不会盲目地全盘接纳，只会从本民族的社会文化的实际需要出发，有选择性地进行吸收。

注释：

（1）1924年9月，福本和夫回到日本，针对当时消极重建日本共产党、忽视党的领导权与先锋作用的以山川均为代表的无产阶级主导思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争，二者的根本分歧在于是否重新组建日本共产党。山川主义忽视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积极支持解散日共，认为列宁的建党思想不符合日本的客观情势，倡导无产阶级运动大众化的政策。针对山川均的消极主义，福本和夫多次著文予以批判，批判以山川均为代表的思想为经济主义、工会主义、折中主义，批判山川均的消极建党思想，积极倡导重建日本共产党。福本和夫的这一系列革命主张，迅速赢得了日本左翼知识分子的广泛支持。1926年12月，日共召开重建党组织大会，福本和夫一跃成为日共领导人，其思想由此也正式成为日共及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指导思想。然而，由于福本主义具有左倾宗派主义的特质，加上卢卡奇（他本人因《历史与阶级意识》也受到共产国际的严厉批判）与福本和夫都先后批评布哈林不懂辩证法，而当时主持共产国际的正是布哈林，这些都注定了福本主义的命运。1927年7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通过了日本无产阶级运动的纲领，即《日本》，批判了以山川均为代表的折中主义和以福本和夫为代表的左倾宗派主义，参加会议的福本和夫回到日本后不久便被捕入狱，福本主义在日本无产阶级运动中的主导地位结束。

（2）福本和夫独特的革命阶段论：第一，阶级意识（通过斗争，逐渐形成，并在一定条件下飞跃为意识革命）；第二，政治革命；第三，经济革命（利用政治革命来推动经济革命）。

（3）所谓“分离结合论”是指根据马克思的结合原理，从事结合前的分离工作。

（4）（5）关于创造社的分期问题和后期创造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所呈现的极强的论争批判色彩特征，详见作者的《后期创造社在中国现代革命历史中的得失》（《史学月刊》2012年第8期）一文。

（6）关于鲁迅先生往内山书店购买的日译本卢卡奇著作的书名问题，学界存在着不当的表述。黎活仁先生在论著《卢卡契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中，认为鲁迅先生购入的是《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实则不然，这一问题在《鲁迅全集》第15卷“书刊注释条目”的日文部分第832页，有详细注释：“阶级意识トハ何ヅャ《何谓阶级意识》（今译为《阶级意识》――笔者注）。匈牙利卢卡契（G . Lukács）著，水谷长三郎，米村正一译。昭和二年（1927年）东京同人社书店出版”。并且，在20世纪20年代，《历史与阶级意识》尚没有完整的日译本。卢卡奇论著最早的日译本出现于1927年，日本翻译界从《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抽出两篇文章《何谓阶级意识》和《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加上《列宁》，将它们译成日文出版，这也是《历史与阶级意识》第一次被译为其他语言在世界上出版。因此，鲁迅先生1928年2月1日得到的这一日译本应是《阶级意识》，而非《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

参考文献：

[1]艾晓明.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鲁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J].文化批判（月刊），1928，（2）.

[5]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6]黎活仁.卢卡契对中国文学的影响[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3.

[7]初见基.卢卡奇――物象化[M].范景武，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287.

[8]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9]朱谦之.日本哲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27.

[10]沈绮雨.日本的普罗列塔利亚艺术怎样经过它的运动过程[J].日出（旬刊），1928，（5）.

[11]郑伯奇.郑伯奇谈“创造社”“左联”的一些情况（摘录）[C]//饶鸿.创造社资料（上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12]冯乃超.革命文学论争・鲁迅・左翼作家联盟――我的一些回忆[J].新文学史料，1986，（3）.

[13]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J].文化批判（月刊），1928，（1）.

[14]李初梨.一封公开信的回答[J].文化批判（月刊），1928，（3）.

[15] 冯乃超.冷静的头脑[J].创造月刊，1928，2（1）.

[16] 彭康.革命文艺与大众文艺[J].创造月刊，1928，2（4）.

生产运作论文篇4

［关键词］ 政治文艺理论 文学组织 影响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了。鲁迅、冯雪峰、柔石等40余人出席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大会。左联下设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文艺大众化研究会等机构。从创立到1936年解散，左联在存续的六年时间内，团结了一大批进步作家，在理论和创作以及社会活动等多个方面，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实践中做出了最初的也是极为有价值的实践。左翼革命文学之所以受欢迎，就是由于它们较多地表达了“公众所珍视的政治思想”，在最大程度上顺应了公众的政治取向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心理”。[1]左联为中国现代革命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一、左联的历史贡献首先在于它的组织机构的创新和集团主义的斗争策略

马克思主义历来注意组织建设，对革命政党是如此，对待革命的文学组织也是如此，左联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组织思想在文学组织方面的最初的探索。左联设置了多个文艺研究会，并在北平、广州等地设置了分支机构，形成了一个以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为主的文艺组织。同时左联还加入了国际革命作家联盟，成为它的一个支部。但是，与五四以后众多的文学社团不同，在左联的内部存在着一个分属于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的中共党组织，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文艺领袖如胡风、周扬等人都先后担任党团书记。左联内部的中共党团对于支撑整个左联组织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对于左联的文学创作活动以及其他社会活动起到了领导核心的作用。左联有力的组织机构，对于团结处于矛盾中的革命文学社团，如创造社、太阳社及其与鲁迅之间，起到了消解矛盾增加凝聚力的作用。左联起初成立的时候是放在文学组织这个定位上的，是“作家联盟”的性质，但是与其说左联是文学组织，不如说是文学组织与政党组织的结合更为恰当。当时左联的成员更加愿意左联是一个政治组织，在一段时期内，左联并没有被认为是文学社团的意义上展开。左联不仅反帝反封建，还要反对资产阶级，甚至反对“‘稳固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而将自己的艺术“呈献给‘胜利不然就死’的血腥的斗争”，[2]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仅仅是一个的文学团体，而只能是带有强烈的文学倾向和政治定向的团体。

左联作为一个文艺团体对于左翼革命文学的意思更加重要，在这个文艺团体里形成了统一的集体的特征，左联的作家们受到这个团体的约束，不由的在言论方面紧紧的团结在一起，在加上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领导，它的政治倾向使得许许多多的人为中国革命服务，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左翼文学运动中去。

其实，左翼文学运动既是一场政党政治力量参与推动的文学和文化运动，又是一场知识分子和文人自发提倡与形成的文学和文化自治运动。它具有政治文化与人文文化相辅相成的交融特色和双重特征。在左翼文学运动的历史实践中，政党政治力量的介入，是通过争取文人知识分子实现的，政党力量要想获得支持就需要文人知识分子的帮助，文人知识分子想获得更多的文学权力，择取政治力量的支持又是一条捷径。[3]可以说中国左翼文学运动是当时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以自觉推动历史的进步，掀起一场思想文化运动潮流，同时也体现了人类进程中的自我超越和自我实现。

在20世纪30年代，以鲁迅为旗帜和灵魂的左翼文学运动是反对的文化围剿，抵抗独裁统治和文化专制主义，寻求民主自由的最重要的文化力量。为了更有力量的同的文化专制进行斗争，他们往往以集体的名义出面发表演说，组织活动，但同时集体之中的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创作自由，以为他们大部分从五四启蒙运动中走来，仍然没有放弃启蒙者的立场。作家为劳苦大众代言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创作的主体意识，对于艺术特性的保持和强调，社会批判精神和战斗性是左翼作家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左联的历史贡献还在于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文艺领域内进行最初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文艺理论，是现代社会迈向进步和民主的理论。左联的一个重大贡献在于利用自身的优势大量翻译和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如阶级斗争理论和文艺理论结合当时的社会实际和文艺创作实际，进行了中国化。左联的大会纲领是根据前苏联的“拉普”和日本的“纳普”纲领而制定的。瞿秋白及太阳社的蒋光慈、沈起予等人直接从苏联传来文学理论，后期创造社成员冯乃超、鲁迅等人经日本文学界中转传来苏联文学理论。左联开展了对各种资产阶级文艺思潮的批判，积极翻译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著作，重视文艺批评工作，开展文艺大众化讨论，在斗争中建立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左联成立后，即设立文艺大众化研究会。不可忽视的是左翼作家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引导下，试图创造出比现存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更加先进、更加完善的行为准则， 这些行为准则使得政治斗争和文学实践有据可依，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公共意识形态和观念，运用科学的合理的方法领导革命运动走向胜利。

左翼文学运动的主体实际是一个用笔参加现实阶级斗争的文艺团体，其行动纲领称“我们文学运动的目的在于求新兴阶级的解放”，其盟员就是参与现代社会阶级斗争的战士，他们肯定文学的阶级性及其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强调无产阶级文学必须为完成阶级的历史使命而斗争。他们把文艺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认为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革命文学应该宣扬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称为无产阶级的文学。左翼文学运动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了，革命者们进行阶级斗争改变黑暗的现实，左联开展了对各种资产阶级文艺思潮的批判，积极翻译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著作，开展文艺大众化讨论，在斗争中建立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

左联的作家们在推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文艺的过程中，传播革命文学，宣传新写实主义和的手法，还采用了各种新的体裁来表达作家们的革命理想和传达革命必定胜利的坚定的信念，他们遵循了以文学来得到社会的认可并且用文学来影响社会，从而服务于政治。

三、左联最大的历史贡献则在于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

虽然在左联成立之后，有一股力量导致左联偏向于政治运动，而忽略了左联的文艺力量，但是左联的成员大多是文学家，他们克服了政治力量的影响，坚持文学的自身品格，排除万难，把左联拉回到文学社团的轨道。

左联的作家们在文学创作方面不断努力，新的作家不断涌现，他们大多数是受五四新文学新思潮的冲击而走上文学的道路，而后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影响变成了左翼文学战士，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了鲜明的左翼文艺的特点，即“革命+恋爱”的模式。蒋光慈，柔石等人的小说，殷夫，胡也频的诗歌，满腔热情的描写了劳苦大众的生活，昂扬着强烈的批判现实的精神。张天翼，叶紫，沙丁和艾芜等人成为当时或后来的重要的作家，他们贴近现实反映群众生活，丰富了无产阶级文学。鲁迅在当时发表许多杂文，在宣扬左翼文学艺术方面贡献比较大，他的文学创作上的功绩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的巅峰，领导左联作家们在文学道路上前进。还有丁玲的小说从脱离社会到走向社会，从个人主义的虚无走向工农大众的革命的路，从浪漫主义走向现实主义，在文学著作中加入了不少革命的成分。左联的作家们不仅积极的参与到革命斗争中，积极响应的党组织的号召，与反动派作斗争，同时在他们的作品中也能反映出他们坚决革命的意识。这些左翼作家们大多有着革命的情结，作品的主旨虽在于揭露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必然走向灭亡的命运，同时它也是对中国的未来只有依靠无产阶级只有依靠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一种暗示。

左联的作家们以革命者的身份创造文学作品，积极参与党组织的活动，号召人民大众参与革命之中来，可以看出革命情节时刻影响着作家创作文学。在这个时期，以左联为核心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非常重视创作方法的革新，积极推行富于革命意味的“新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产生也经过了漫长的曲折的发展过程，左翼作家们反抗“空想”的、“自我表现”的浪漫主义，革命文学起初出现了以创造社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大多强调作家积极介人现实生活的“态度”或“精神”，作家们描述着对现实人生的真知灼见，不存在丝毫的虚假。他们遵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发展无产阶级文学，经过了不断地论争和批判，到后来又引进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注重作品的真实性，强调文学对现实生活的依赖性，并影响着左联的作家们，为作家们在文学创作的方面提供了依据。

四、左联对后来的革命文艺从组织到创作都形成了巨大的影响

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几乎整个文坛被左翼文学所占领。30年代左联的各种运动为以后的延安红色文艺奠定了基础。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为延安革命输送了革命文化，也为延安的革命文艺运动准备了组织队伍，随着丁玲，萧军等一大批国统区的知名左翼作家的到来，革命圣地延安有了新的发展，丁玲主持《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任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任，周扬等人主持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从此延安及解放区的文艺有组织的发展起来了，他们为延安文艺的发展和后来延安文艺传统的发扬都建立的功勋。左翼文学运动的集团化的运作方式，把文学作为阶级斗争的思想武器，把文学作为政治工具，追求文学的实用性，这些理论观点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被进一步系统化和中国化，还成为了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也成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文坛的主导思想，影响深远。

左翼作家们以高亢激昂的歌声为人类理性精神谱写了一曲诚挚悲痛的篇章，让后代在回味历史时，体会着悲苦与欢乐。他们不仅为中国文坛留下了许多经典的著作，也为中国共产党不断走向成熟贡献了力量。历史认可了左联，文学史也认可了左联，左联的历史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参考文献：

[1]朱晓进：《政治文化心理与三十年代文学》，载《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

生产运作论文篇5

冯乃超所做《中国戏剧运动的苦闷》，瑏瑢着重批判了国剧运动和旧剧。二者的缺陷可以对照起来看:国剧运动太轻———它陷入“纯形”(pureform)艺术的泥潭而推却了艺术对社会生活的责任，旧剧又太重———它并非其辩护者所宣扬的什么纯粹艺术，却是“旧社会的意德沃罗基底组织者”;国剧运动太超前———在欧洲戏剧史上，要布尔乔亚达到烂熟的程度才能出现纯形戏剧、审美戏剧，旧剧又太滞后———既然“中国旧社会一天一天的崩坏着，意德沃罗基急激地或缓慢地也在变革着”，它只能被“新兴阶级的意德沃罗基”克服完事。瑏瑣与这些指摘相穿插，冯乃超独尊“民众自身的戏剧”，即无产阶级戏剧。在他的设想中，这种戏剧必须既是革命的又是艺术的，既能组织自己阶级的感情，又是“良好的艺术”，但一定得是“民众自身”的。瑏瑤只有戏剧成为民众自身的所有物，民众戏剧才能实现“革命化”。戏剧领域民众的主体化，与戏剧的能动性的获得，是同一过程。

瑏瑥冯乃超也以唯物史观为其理论出发点，瑏瑦“不得不”成为这篇论文，以及冯氏此时其他论文出现率奇高的一个词。“不得不”后面是历史的决定论的铁律，作者自认站在历史哲学的制高点，论定史实时优越感充溢笔端。但真理在握的自信没有彻底清除逻辑张力。比如说，作者以为国剧运动失败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社会的经济的基础还没有发达到令这样的从社会生活游离起来的艺术的戏剧能够主张它的生存权”。瑏瑧若此论不差，旧剧的风靡固然可以得到解释，那么，国剧运动又为何不顾“社会的经济的基础”从天而降?难道它是一个纯粹的观念史事件?既然国剧运动都已领先“社会的经济的基础”，那么，“民众自身的戏剧”又如何可能?从旧剧到“民众自身的戏剧”的阶段性跃进是如何发生的?“社会的经济的基础”在此过程中，应产生怎样的蜕变?质问最终可以归结为:社会意识或艺术相对于社会存在的变动究竟是何种关系?消极的附庸，抑或能动的推手?瑏瑨历史地看，要建立无产阶级戏剧，国剧运动确实不成其为一个对手，它或许适合冯乃超的理论操作，但真实影响却有限。郑伯奇在《中国戏剧运动的进路》瑏瑩中对中国新剧运动的批判，或许更有针对性。毕竟，作为创造社元老，他也是“五四”以来新文学事业的重要参与者。郑氏分别把旧剧、文明戏和“五四”的近代剧视为封建社会、清朝末年新兴的资产阶级和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

于是，这三种社会存在的蜕变，直接导致三种相应的戏剧形态无可挽回地沦落。这一套历史阶段论的叙事不仅更贴近如今人们所熟知中国戏剧史知识，而且从逻辑上讲，也要比沈起予和冯乃超顺畅，至少它让决定论一线贯穿了下来。还有，与冯乃超不同的是，戏剧方面“纯粹艺术一派的主张”———应该是指“国剧运动”———的出现，被作者归因于资产阶级的早衰和知识分子的退却。瑐瑠显然，这样的解释要比冯乃超比附欧洲戏剧史的解释圆融得多。人事有代谢，郑氏在开篇就断定，如今新的社会激变发生了，其中“最可注目的是大众势力的增化和它的集团化”，既然“激动大众，组织大众，最直接而最有力，当然要推戏剧”，那就是宣告:“戏剧的时代”到来了。经过对戏剧史的梳理，作者在结论处又更确切地推导出，既然“普罗列塔利亚是现代负有历史使命的唯一的阶级”，那就是宣告:“中国戏剧运动的进路是普罗列塔利亚演剧”。瑐瑡郑伯奇的这一论断成为艺术剧社最简洁，也最有影响力的口号。从沈起予到郑伯奇，艺术剧社未来成员对中国现代戏剧史的讲述逐渐成熟。瑐瑢不难看出，这个过程，也是更好地以唯物史观的决定论逻辑架构史实的过程。

二、某种张力结构一再出现，这不应被简单地视为理论探索过程中的偶然失误。

首先，作者们对唯物史观决定论的遵守不等于教条主义，他们有明确的言论意图。沈起予如此驳斥“唯心论者”:“他们常常把着由某时的社会现象而发生出来底艺术之特性，就以为这才算是艺术，凡是艺术都非如此不可。”瑐瑣社会变动不居，艺术却“刻舟求剑”，这不免让人想起冯乃超对鲁迅的著名批判。瑐瑤决定论的颠覆性和特殊的有效性在于，它主张文学形态合法性的轮换无法在其内部自洽地解释，而需从文学“外部”征用“非文学”的因素来说明。这就打破了封闭的文学理论话语系统，既冲击了新文学的文坛格局，也全新地预言了文学史的运行前景。在历史语境下，沈起予等人遵守决定论的逻辑，不都是源于理论信仰，亦是由批判的需要和对象规定的。他们之所以把一种逻辑演绎到极端，亦是论战中常有之事，尽管这让他们的理论展开最后又遭遇到了困难。

事实上，马克思本人对决定论问题的处理是比较灵活的。不错，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过明确表述。瑐瑥沈起予和冯乃超不约而同地做了引用，作为理论依据。但马克思的论述有其限定，而且不免也是形格势禁的结果，恩格斯生前早已有过解释。瑐瑦马克思并不忽视人的能动性，他的唯物主义，还有辩证法的维度，是强调主客体在实践活动中相互作用的唯物主义。瑐瑧没有人的能动的实践活动，也便没有对象世界的生成。这一原理不仅适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更适用于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在认识论领域成立，同样也在人类的物质性劳动领域成立。进而言之，对于生存于其中的环境，人不应只是宿命的因袭，还可以经由实践做出能动的改造。实践活动有它无可回避的必然的历史前提，却绝非不可能———这种可能性取决于人是否实现了对历史规律的认识;但这种可能性又不能超出必然的历史前提规定的限度———至于限度在哪里，到何种程度，马克思没有给出一个明确或者标准的说明。因此，马克思在历史决定论的铁律与人的能动性的发挥之间建立了一种动态的、辩证的，同时也颇有弹性的联系。

瑐瑨哪一方面被突出出来，被突出到何种程度，更多地取决于历史语境而非论者的主观想象。这也就为后来者的阐释留下了巨大的空间。进入20世纪，在国际共运史上，为与“第二国际”将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倾向对抗，卢卡奇和柯尔施等人，就较多地偏向了马克思思想中的黑格尔成分和辩证法遗产。一战后高涨的革命氛围中，这种“激进”的学说声名远播，其生命力在于解释现实和楔入现实的强大能量。在远东，日本共产党因山川均的取消主义而解散，于是才有福本主义携“分离结合论”和“理论斗争主义”推动日本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狂飙突进———福本和夫正是卢卡奇和柯尔施的学生。留学日本的沈起予等人，同样面临着中国革命本身遭受重挫、一时似乎难以为继的局面，撬动历史巨轮的阿基米德支点在哪里?“揭屋顶”的战法瑐瑩成为他们在新启示下回国展开“意识斗争”的入手处。不可否认，将理论工作混同于“实践”的倾向几近唯心主义，但后期创造社成员的努力还需要历史主义地加以看待:他们是力图通过“意识斗争”的方式击破革命事业的当下困境，寻找知识阶级在革命中的主置，能动地把中国的革命事业向前推进。阶级意识问题便在这一刻浮出历史地表，要求诉诸主体内部的革命。革命文学家尚未在国家政治结构中实现对主体性的占有，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获取，因此就成为对其匮乏的一种转移和补偿。瑑瑠文学在这种“意识斗争”的“实践”中扮演着极其关键的角色，而演剧，由于其综合性和大众化的特殊优势，又是革命文学分野内最重要的体裁。瑑瑡

三、革命文学家对文学作用的评估，在当时和后来都一再遭到鲁迅的严厉批判。

他可以接受“文学是宣传”的说法，但疑心论战对手把这一口号推向极端，“甚至于踏了‘文学是宣传’的梯子而爬进唯心的城堡里去了”。瑑瑢一方面从事文字工作，同时又对文字力量表现出深刻的怀疑，这是鲁迅的思维习惯。可他在早年，却也曾为几个诗人的名字而“激昂”过，专门撰文予以介绍。瑑瑣弘扬“摩罗诗力”，与认定“文学是宣传”或许不太一样，但“唯心”的程度，却似无二致。这种相似性意味深长。抽象地看，两种对文学的想象方式都体现了一种人为介入和干预历史进程的愿望。自进化论传入中国知识界以来，如何在“物竞天择”的残酷世界中确立人的伦理责任，一直困扰着包括鲁迅在内的大批中国知识人。

无论如何，发展的过程中到底有没有主体性作用的位置?有没有自主的方向、力量和推动?历史的发展到底是否可控?发展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还是靠意志、欲望和使命感来实现?这一系列问题都难免造成认识论和实践上的紧张。瑑瑤针对否认进化主体之能动性的达尔文主义和“新达尔文主义”，中国知识人总是要做出某种调适，以便给人或者民族在进化道路上的作为留出一点空间。这就使他们无形中靠近了另一种进化论思维，即力持“获得性遗传”说的拉马克主义和“新拉马克主义”。瑑瑥从这样的长时段角度看，普罗列塔利亚演剧运动鼓吹者迈入的逻辑困境，又不只是论战或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含混性造成，它还植根于近代以来中国知识人的集体无意识，所以特别根深蒂固。

生产运作论文篇6

【关键词】自然主义 中国 美国

【中图分类号】I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4）01-0036-01

19世纪60年代，法国文学巨匠左拉首创自然主义理论，将自然科学引入文学创作，这一理论在法国风靡一时，并迅速传播开来，使许多国家相继产生了相同的文学现象。自然主义在20世纪初在美国文坛上得以确立，20世纪20年代前后被系统地介绍到中国。

一 中美两国虽然先后引进自然主义，但自然主义在两国的命运却截然不同

1.在美国的命运

美国自然主义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既有外在的因素，又有内在的因素。所谓外在因素就是达尔文进化论和左拉自然主义文学主张；内在因素就是19世纪中后期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学现状。作为一个活跃的文学流派，自然主义存在于美国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却产生了一批经典的作家和经典的作品，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新一代作家，为美国文学在20世纪20年代走向繁荣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2.在中国的命运

自然主义传入中国是通过译介欧洲文学史、文学作品主要以译介日本的有关著作和文学理论，传入中国90年有余，从整体上看，它在中国的命运是个悲剧，经历了褒—贬—毁誉参半三个阶段。后来不久，自然主义就成了一个贬义词。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造成了自然主义在中美两国不同的命运呢？

二 造成不同命运的因素

1.中美两国引进自然主义的原因不同

19世纪末，美国国内矛盾尖锐，文学作为反映生活的一面镜子，并未能体现出这种时代特征。因此，时代要求涌现出一批正义的作家去担负起历史的重任，自然主义作家便应运而生，他们敢于奋笔疾书，以犀利的文字揭露出种种被掩饰的矛盾。这些作家积极地响应了世界范围内的自然主义文学思潮，吸收和接受了自然科学领域取得的最新成果。

在中国，新文学发生以来，除了鲁迅等个别作家以外，一般创作还很幼稚。表现在“五四”后出现的“问题小说”，很多满足于提出问题，并急于为问题提出解决的方法，作品成了负载思想观念的工具，概念化的通病非常突出，同时，相当一部分作品脱离生活且愈来愈远。

2.中美两国对自然主义人生观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在美国，它特有的国民精神是自然主义得以生根发芽的重要原因。加尔文主义之于美国正如儒家学说之于中国人，它已经深深烙进了民族的潜意识，在一代代人血液中流淌，代代相传。人类的堕落和宿命论是加尔文主义中的两大基本原则。前者强调原罪对人的影响，后者强调命运之无可更改。这两种观念多多少少在美国人心底埋下了阴郁的种子，令天性积极、乐观、进取的美国人在接受自然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时不会产生太严重的排斥情绪。

而中国的情况却并非如此。从历史文化看，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的人性论哲学中，很少有以邪恶奸淫为题材的作品，即使有，也是在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中。

以上是自然主义之所以在中美两国命运之如此迥然不同的两点原因，由于能力、资料有限而没有概括出其他一些原因，但这也足以说明自然主义为何在中美两国有如此不同之命运。自然主义在美国形成思潮，发展得如火如荼，产生了一大批重要的自然主义作家、作品，并且对后来文学思潮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在中国却没有形成思潮，没能产生一部真正的自然主义作品，“自然主义”这个词在中国被“泛化”，文学上任何负面的方面都归罪于自然主义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方成.美国自然主义学传统的文化构建与价值传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2]张祝祥、杨德娟.美国自然主义小说[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3]张冠华等.西方自然主义与中国20世纪文学[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4]任海燕.试析美国的自然主义[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6）

[5]苏新连.从决定论到自然主义：美国自然主义文学创作[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

[6]张冠华.关于自然主义历史作用的一种思考[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2）

生产运作论文篇7

关键词：精益生产；模拟培训；模拟工厂；平台

一、引言

实施精益生产的企业越来越多，而真正取得效果的企业却不在多数。学者们对于如何推行精益生产提出了各种策略，共同点之一都表达了意识引导，培训先行的重要性。以小组工作（Team Work）为企业员工组织的主要形式的精益生产特征要求企业在传授技能的同时培养员工的协作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培训方法可以归为四个方面，即团队式培训、交叉培训、基于仿真系统培训和基于元知识培训，其中基于仿真系统培训的技能内容全面，效果最佳，但是需要投入大量资源开发模拟平台。

二、精益生产基础培训

精益生产模拟培训，让学员在高度仿真的环境中，随时掌握生产动态，以可靠的标准操作、拉动物流、精益布局等方式，提升模拟工厂的各项业务指标。参加培训的学员组成以生产为主的运营团队，管理和改善模拟工厂，学员通过角色扮演，运用5S、拉式生产、单件流、PFEP等方法和技巧解决角色所面临的问题，从不断改善后的数据直观地感受精益生产理论带来的收益，进而主动去参与精益生产管理。

不同于其他培训，精益生产模拟培训有几个特点。首先，精益生产模拟培训需要在一个高度仿真的环境中进行，除了生产的相关部门还需要客户，是企业工厂的简单缩影，真实度非常高。学员在这样的环境中不仅学习精益生产的理论知识，还亲身体验，培养精益思维，这种培训方式使学员的具体技能显著提升，同时营造出良好的培训氛围。其次，团队合作精益生产培训的基础和目标，学员之间需要相互尊重、相互配合，通过协作不断改善品质，降低成本，提高客户满意。最后，精益生产模拟培训的过程是在不断犯错的过程中认识错误的过程，随着培训的推进，学员经历着传统的生产模式，到反传统的拉式生产，再到单件流生产，运用精益工具不断改进不足。

三、精益生产模拟培训平台设计

根据模块化思想，精益生产模拟培训平台主要包括精益文化、培训课堂、模拟演习三大模块。精益文化模块，主要宣传精益文化理念及企业推进精益生产的历程；培训课堂模块，主要进行精益生产理论知识的培训、改善活动的研讨及学员讲师之间的交流；模拟演习模块，包括模拟和研讨两部分，正如工厂车间里面会开辟出开放的讨论休息区，模拟部分主要进行学员的全过程体验，让学员进行生产和装配的标准化作业，具体执行改善方案；研讨部分是小组成员针对某一主题开展讨论。其中，模拟工厂和课程的设置最为重要。

（一）模拟工厂

模拟工厂以实施精益生产的公司产品线为原型最佳，便于本企业员工的理解与接受，本文以S公司的模拟工厂为例，生产的产品为小型简易轴承，由内外圈、中心或偏心小白块、保持架组装而成，工厂包括生产区、非生产区、信息区、讨论区以及培训准备区。

生产区是模拟生产产品的地方，主要涉及钻加工、磨削/质检、预组装、总装以及磨加工五个工位，设计为U型生产线，设定原始状态下五个工位的位置。

非生产区包括物流（仓库）、发运、顾客、生产控制、销售五个角色。顾客产生订单给到公司销售，销售再将信息给到生产相关部门安排生产，当订单完成时，再由发运部门安排发货。

信息区亦是模拟必不可少的部分，数据是一个工厂运营好坏的最佳表达方式，信息区总结了模拟生产的各项关键指标，客户关心的订单完成率、订单及时率，生产有关的库存、生产区域面积、不合格品等，此外，精益生产的核心是减少浪费，因此七大浪费作为重要指标也是必须的。

精益生产是团队的活动，讨论区提供基本设备，不同职责的小组在讨论区学习如何运用精益的工具来解决或改善面临的问题。

培训准备区是存放工具、材料、物料等各种培训所需品的地方。

（二）细节设计

1. 课程设计

培训课程是培训的关键部分，主要包括理论知识和模拟实践环节。精益生产的理论内容很丰富，但却不是全部适用于每个企业，因此，企业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发展状况设计企业的精益理论课程，同时必须逐层递进，不可能一次两三天将所有有关精益生产的理论全部培训结束，可分为一般和特殊的关系。所谓一般，即基础培训，让学员简单了解企业精益生产理论；而特殊则是针对如KANBAN等相对复杂的精益工具的培训。

精益生产理论知识包括企业关于实施精益生产的原因、政策、现状，精益生产的起源，精益生产的理念及精益生产工具等。精益理论课程是双向交流，企业的讲师给学员教授理论知识的同时学员分享自己所遇到的问题或者比较好的经验，这区别于学校课堂式教学。

模拟实践，为学员介绍模拟工厂，让他们了解模拟工厂的工艺、产品以及模拟的流程和要求。分配角色后，学员在精益理论的背景下运营模拟工厂，生产产品，小组讨论学习精益工具的运用，讲师基于培训过程系统地总结和回顾精益生产知识，让学员发现精益生产的优点，在授之以渔的同时激励人心。

2. 师资力量

优秀的师资是成功培训的重要因素。然而精益生产培训不同于其他培训，该培训的讲师需要了解自己的企业，了解企业的生产状况，了解企业的精益生产执行状况，同时精通精益生产理论及相关知识。精益生产培训由精益生产部门或者精益生产的团队组织，首先从各个生产领域选择合适的对象开展培训，通过考核之后成为讲师，为非一线员工开展培训；对于一线操作员工，由工厂的精益团队组织培训，但是不管理论还是实践需要根据所培训的对象进行重新整理。

四、模拟培训流程

精益的过程是不断改善的过程，同时也为了让学员更直观的认识、感受及掌握精益，精益生产的模拟培训主要分为四个轮回见图1。

第一步，讲师与学员互相做自我介绍，学员提出自己关于精益生产的疑问或者在日常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以及对本次培训的期望。在学员介绍结束后，讲师对学员所讲的问题及期望做简单总结，为学员介绍培训的基本情况及培训所需遵循的守则。在良好的氛围下学员参观精益文化区，树立正确的精益意识，主动接纳新知识，改变自己的行为。

第二步，在培训课堂，讲师讲解企业实施精益生产的背景和目的，企业精益生产现状。培养学员精益理念，介绍精益生产理论的背景，企业精益生产体系及精益生产的企业目标。企业实施精益生产的核心是消除浪费，确保学员知道何为精益生产的七大浪费，从而提升其识别浪费的能力。

第三步，开展第一轮模拟，分配角色，介绍模拟工厂的布局，阐述每个岗位的职责，模拟的操作，记录数据。该轮模拟不引入精益生产理论，尽可能多的生产。模拟过程中，学员发现问题，掌握浪费，在模拟结束时的总结中了解客户满意度，发表自己的观点。

第四步，教授精益生产理论，讲解5S工具的理论及应用，带入超市和看板的概念及其设置，阐述如何运用看板实施拉动，从而消除或减少浪费。与此同时，学员可以将自己所遇到的问题提出讨论，其他学员各自发表意见，说出解决方案。

第五步，开展第二轮模拟，根据工位分组，每组学员对自己所在工位开展5S工作，区分必要品与不必要品，实施标准化，对于必要品进行定位。之后所有学员对各工位分别点评，不断改善。模拟开始，各工位增设超市和看板，以看板为信号进行生产，控制库存，实现拉动。讲师在模拟结束后引导学员发表意见，感受到改善带来的效果，同时亦发现不足。

第六步，教授精益生产理论，传授价值流图的相关知识，进行价值流分析与设计；另一方面，泳道作为分析企业信息流的重要工具也是必不可少的，讲师教导学员如何绘制泳道图，分析信息流现状，并设计出新的泳道图。引入节拍的概念，测算节拍时间，识别生产瓶颈，区分浪费与增值，尽可能消除或减少浪费，实现与客户节拍同步，调整产能，阐述单件流的实施。

第七步，开展第三轮模拟，分组测量每个工位的节拍，找出瓶颈，区分增值与浪费，消除浪费，计算出实际需要的工位；继续分组进行价值流分析、泳道分析、换装时间以及布局改善。根据小组讨论的方案改善第二轮的模拟，开始新一轮单件流模拟，由第三轮模拟所得的各项关键指标数据与上一轮进行对比，学员进一步理解精益生产方式。

第八步，教授精益生产方式，阐述全员生产维护和零缺陷原理，研究物流问题，设计拖车路线，分析工厂物流系统所需的所有数据，定义模拟工厂厂内运输系统。

第九步，开展第四轮模拟，分组针对上轮模拟的问题改善工厂布局，设计物流路线及工位物料存储点，分析物流所需数据。模拟过程中实施有效的物料拉动配送，实施有效的信息传递控制。模拟结束后在讲师的引导下对本轮模拟发表观点，提出问题。

第十步，回到培训课堂总结本次培训的状况。培训结束后，评价改善的效果，根据数据将改善后的效果与第一轮的生产效果作对比，观察是否有明显的变化，七大浪费是否明显消除或减少。通过比较，学员对精益生产理论树立信心，产生兴趣，跃跃欲试。从精益生产理念到精益生产工具方法的应用，成为学员掌握的技能，为在现实工作中的融会贯通打下基础。最后，回头查看学员在培训伊始所提出的问题和期望，学员针对问题各自发表自己的观点，分享学习心得，讲师总结，培训结束。

五、模拟培训的效果评估

S公司对参加培训的员工进行调查问卷，发现培训后92%的员工对精益生产理论掌握相对熟练，能够更灵活的运用精益工具。根据2013年的数据，工厂的绩效相比之前提升10%，浪费减少8%，库存降低35%。通过实施精益生产模拟培训，企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精益人员，学员接受培训后不仅掌握基础精益工具，更是提高了精益热情，员工之间协调能力增强，更加配合企业精益生产的实施。而企业在实施精益生产的过程中也比培训之前容易，员工了解精益生产，互相影响，企业提高生产率，及时完成订单，最终获得客户满意。

六、结语

总之，精益生产模拟培训有利于营造精益文化氛围，虽然不会使每个参加培训的学员都完全掌握精益方法和技巧，但是却在他们潜意识中留下了精益生产理念，在企业实施精益生产管理之时，企业员工知道什么是精益生产，从而降低实施的难度。然而，学者对于精益生产培训的研究相对较少，正如企业实施精益生产管理的不易，企业如何做好精益生产培训也有很多难点，希望更多的文献能够补充这方面理论。

参考文献：

[1]叶飞帆，华尔天.精益企业理念与精益生产实现模式研究[J].管理工程学报，1998（06）.

[2]丁奕，严云鸿.团队合作能力培训方法研究[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09（07）.

生产运作论文篇8

(一)企业区位选择的内涵

区位一词来源于德文“standort”，英文译为“location”，意指经济活动单位(包括企业和区域)在以地理空间为背景，由相关经济活动所构成的经济空间中的位置。企业区位选择，是指企业为了达到某种目的，通过选取某种评价策略对影响区位选择的因素进行综合评价，选取出最优的投资、经营的地理位置。其中，既有经济区域的选择，也有厂址的确定。现代企业的区位选择，更主要的是企业经济区域的选择。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理性的区位选择导致经济活动在某一优势区位聚集和扩散，在中观和宏观上就表现为一个区域的产业集聚和经济发展。

(二)传统理论关于企业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

企业区位选择影响因素是区域单位的企业进行空间配置的外部约束因素，区位因素的地域空间差异直接导致各经济区位的优劣。传统区位理论认为，这些因素主要包括运输费用、劳动力成本、市场需求、要素禀赋、集聚要素等方面。

1、运输费用。关于运费对企业区位选择有着重要影响，最早由杜能提出，杜能认为，运费最小是最佳农业区位选择要素。此后，韦伯提出工业运输成本最小化是厂商最优区位因素。

1826年，古典区位理论的奠基人德国经济学家冯·杜能在《孤立国与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一书中。创立了农业区位论。杜能提出，农业生产利润取决于农产品的成本、价格和农产品产地到消费地的运费。在市场价格与生产成本不变的情况下，农业生产利润是市场距离的函数，决定利润的只有运费，而运费又由距离和运费率来决定。每一种农产品运费率不同，因为各种农作物都有最远可运距离，因而在什么地段种植什么农作物，要视其与城市的距离而定。

1909年，工业区位理论奠基人德国经济家阿尔弗雷德·韦伯发表了《工业区位论》，探讨了工业区位的移动规律，论述了影响工业区位的各种因素及其作用大小。韦伯假定，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其他因素如政策、政治制度、民族、气候、技术发展差别等不起作用，则工业区位的理想位置就是使生产和分配过程中所需要运输的里程和货物重量为最小的地方。

2、劳动力费用。关于劳动力费用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最早主要是韦伯提出并论证的，后得到其他经济学家的普遍认同。韦伯认为，假定没有其他因素影响工业区位，实际对区位作用的因素主要是运输费用和劳动力成本。企业首先选择在运费最小地点生产，然后，劳动力成本的节约大于运费增加时，企业会选择在低劳动力成本的区域内生产。运费随着空间距离的变化，表现出一定的空间规律性，而劳动力费用则不具有这种特性，它是属于地区差异性因素，是导致运费形成的区位格局发生变形的因素。

3、市场需求。关于市场需求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主要有美国经济学家费特尔提出的市场需求论、德国地理学家克斯泰勒提出的中心地理论、地理经济学家勒施提出的市场网络论。其核心观点在于，任何工业企业的竞争力取决于销售量，取决于消费者数量与市场空间的大小。但是最基本的是运输费用和生产费用决定企业竞争力的强弱，并且这两种费用的高低与市场空间大小成反比，运输费用和生产费用越低，市场空间就越大，市场竞争力就越强，工业企业的生存和获利的空间就越大。

4、资源禀赋。资源禀赋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源于瑞典经济学家俄林的国际分工与贸易理论。由于学界认同资源禀赋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而俄林的资源禀赋论被看作是一般区位理论。俄林认为，由于各国和各地区的生产要素禀赋不同，决定了国际分工和国内工业区位的形成。在资本和劳动力可以在区域范围内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工业区位取决于产品运输的难易程度及其原料产地与市场之间距离的远近；在资本和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工业区位取决于各地人口工资水平、储蓄率和各地区价格比率变动等。工业区位的移动既与已经形成的资本和劳动力配置的历史格局有关，也是生产要素在各地区之间重新配置和均衡关系变动的结果。

5、集聚因素。集聚因素指许多企业由于地理上的邻近而具有的经济效应，是单个企业孤立地在某个区位生产所无法获得的优势，包括专业化分工、交易费用的节约、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大学、研究机构的合作、信息共享、知识与技术的扩散等。关于集聚因素对区位选择的影响，韦伯、马歇尔、格斯特等人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阐述。韦伯较早就研究了运输费用、劳动力费用以及集聚分散几种最重要的因素对工业区位的作用，指出了集聚带来单位生产成本下降和利润的增加。之后，“新的产业空间”学派的斯哥特、斯多波等也认为，现代企业生产应采取弹性专精的生产方式，强调企业之间建立在一体化基础上的物质联系，集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节约运输成本，取得外部规模经济。“新产业区”学派的巴格那斯科等认为合作创新影响企业集聚，从而影响企业区位选择。

6、多因素复合作用。从20世纪40年代末起，美国学者埃德加·M·胡佛、艾萨德等人，综合了韦伯、俄林、勒施等人的论点，提出了对工业区位的多种成本因素综合分析，即认为最大利润原则固然是确定工业区位的基本条件，但最大利润原则的实现必然同自然资源、运输成本、工资成本、地区居民的购买力、工业品销售范围和渠道等等有关。

此外，也有学者从国际投资角度论及区位选择应考虑东道国经济环境和自然环境因素、政治环境和法律环境因素、社会文化环境因素等方面。

综上所述，传统企业区位理论是区域经济理论的基石，对现实工业布局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是，传统企业区位理论对创新与企业区位选择关系的研究非常缺乏。尽管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但传统企业区位理论都没有考虑创新问题，各个流派也都呈现出对创新的漠视。事实上，创新是最深层次的区位选择影响要素，创新对传统区位理论中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中每个因素都有本质的、决定性的影响。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虽然也在发生着变化，但是，这些变化都是表层意义上的，它们都是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制度创新的结果。

二、问题的提出

区域经济学传统区位理论认为，企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运输费用、劳动力费用、市场需求、资源禀赋因素、集聚因素以及产品生命周期、经济政策环境等其他因素。通过对人类经济发展历程中区位选择实践的总结，我们发现，传统区位理论讨论的各种因素对企业区位选择的作用失于肤浅，而真正影响企业区位的决定性要素是创新。当前，区域经济发展与企业区位选择有着相辅相成的内在联系，如何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区位环境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追本溯源地从根本上探讨企业区位选择的本质性决定因素，不仅对于区域经济理论而言有其理论进步意义，而且对于指导区域经济发展也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三、创新对企业区位选择的作用机制

(一)创新及其构成

1921年，创新理论的开创者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A·熊彼特在他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创新”这个经济学概念。熊彼特认为，创新就是把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人生产体系。此后，关于创新也出现了不同角度的界定。本文沿用熊彼特对创新的界定。但与熊彼特以企业为出发点的创新又有所不同。第一，熊彼特强调创新是企业家行为，而本文的创新则既讨论主要由企业推动的技术创新、生产组织创新，也探讨主要由政府实行的制度创新。第二，创新有丰富的内容，包括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等方面，由于研究角度的需要和资料所限，本文仅探讨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

技术创新是指与新产品的制造、新工艺过程或设备的首次商业应用有关的技术、设计、制造及商业活动。它包括：(1)产品创新；(2)过程创新；(3)扩散。制度创新，即社会游戏规则的改变，是指能够使创新者获得追加利益的现存社会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变革，从而产生一种更有效益的制度变迁过程。制度经济学讨论的制度创新虽然可以兼论企业和政府，但其“经过成本一收益分析”的前提也隐含着该概念是针对企业而言的涵义。本文在探讨制度创新对企业区位选择影响时主要讨论政府宏观的制度创新问题。这也是本文的创新概念与传统的创新概念的不同之处。组织创新就是通过调整和变革组织结构及管理方式，使其能够适应外部环境及组织内部条件的变化，从而提高组织活动效益的过程。

创新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已得到世人公认，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创新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特别是在当前的知识经济时代，创新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显在的主要动力。

(二)创新对企业区位选择因素的作用

如前所述，创新是最深层的企业区位选择因素，创新对企业区位选择有着重要影响和作用。创新对区位选择的作用机制，在其对传统企业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中有充分的体现。

1、创新对运输费用因素的作用机制。如前所述，运费因素在早期的区位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而随着产业技术的进步，运输手段、运输方式、运输企业管理方法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创新在运输费用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中的作用也逐渐凸显出来。第一，技术创新使运输手段日益先进，物流信息管理水平不断提高，运输效率不断提高，也使得运输费用对区位选择的影响作用变小；换言之，技术进步使得同等运费条件下运距更远，运量更多。这种趋势使得企业在区位选择时越来越少地考虑运费对其盈利目标的影响，而转向考察其他因素。第二，社会制度的创新或经济政策的变更也对运输要素有重要的影响。中国的改革开放把中国导人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也在政策上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了国际运费最省的沿海地区。这不仅使国内企业在区位选择上倾向于国际运费最省的沿海地区，也使得国际企业在对华投资上也顺理成章地选择沿海地区以兼收政策优惠和运费节省之利。第三，企业的组织创新，特别是物流企业“第三方物流”、“第四方物流”的出现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企业通过将物流部分的职能转移到专门的物流企业，实现了组织结构的精简和自身经营范围的专业化，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管理成本。这和技术创新一样，具有使运费对企业区位选择作用减少的效果。

2、创新对劳动力费用因素的作用机制。劳动力费用曾是企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决定因素。而创新对劳动力费用也有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第一，技术创新对劳动力费用在企业区位选择中的影响有两重作用。一方面，机器设备的技术革新，生产技术的自动化、无人化，排除劳动力，降低了劳动力在企业成本管理中的地位。因而也削弱了劳动力费用在企业区位选择中的影响程度。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同时也要求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这给企业增加了劳动力培训费用的负担。但企业还是愿意选择熟练劳动力丰富的地区，特别是创新型企业，对高水平劳动力供给能力的区位仍然有较强的选择倾向。第二，制度创新，特别是教育制度的进步对劳动力费用的区位意义有着削弱的作用。随着教育普及，一国国民的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基本达到了一般产业工人所要求的知识水平，这种趋势使得一般产业的劳动力费用选择意义越来越受到削弱。特别是随着社会劳动力的高学历化，劳动力费用的选择反而出现了悖论，即社会劳动岗位不需要那么多的高学历，于是要么企业选择一般学历偏低的区域，要么出现就业者的学历使用浪费现象。第三，组织创新普遍具有节省劳动力费用从而降低劳动力费用对区位选择影响强度的效果。例如，跨国公司把选择低廉劳动力市场作为其总体战略之一，所以选择投资发展中国家。但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区位选择则可能不再主要受劳动力价格约束，而选择政策、市场等条件较好的区域。以学习功能为主要目标的创新组织的企业集群，通过知识溢出效果，就可以节省研发过程中的人力成本，而不必专门选择劳动力低廉的地区。

3、创新对市场因素的作用机制。传统区位理论关于市场因素的分析，主要讨论了企业生产成本与市场空间大小的关系。但是，传统区位理论基本上讨论了区位选择对市场划分的作用而非市场对区位选择的意义。客观上，市场的确是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参考因素，市场是否成熟和丰厚决定了企业区位选择的成败。而其中，创新更起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第一，市场要素对企业区位选择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企业区位是否贴近市场上。这里，具体表现在运距以及运输成本的区位意义上。因此，前文论及的关于创新对运费的作用问题对于市场同样有意义。即，运距越短、运费越少，就越是可以视为满足市场要素的区位选择目标。而创新对运费在区位选择中作用程度的削弱，同样也降低了企业区位选择中对市场要素的要求。第二，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在一国内部受到削弱的市场要素在国际贸易受到关税壁垒及非关税壁垒限制之后成为跨国公司区位选择时的重要动因。企业为了进入进口国市场，主动选择在进口国设厂进行生产。进口国采取的关税壁垒及非关税壁垒等进出口制度是跨国公司选择投资区位的制度创新前提。而跨国公司这种生产组织创新的产生本身则是企业区位选择中市场作用的结果，而且进一步使得跨国企业选择进口国市场的方式大行其道。第三，创新对市场的生成有重要的培育作用。在理论上，技术创新可以培育一般市场。而一国的制度创新可以培育政策优惠区域的市场，如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得深圳、上海等东南沿海地区成为政策优惠市场。同样，企业的组织创新也可以培育一个区域的产业优势市场，例如，美国的硅谷这种产业集群方式培育了这个区域的IT产业优势，使得IT类企业愿意选择这种市场来作为企业区位。

4、创新对资源禀赋因素的作用机制。资源禀赋理论解释了国际分工的生产原理，亦解释了生产据点在国际间的分布问题，同时也解释了整个世界的厂商区位选择问题，因而，资源禀赋理论才具有解释区位选择的一般性意义。在资源禀赋理论看来，土地(包括与土地天然附着而不可移动的自然资源)、资本、劳动是决定生产区位的关键因素。但是，俄林的理论以世界平均生产技术水平一致为前提，排除了技术创新这一根本性创新的作用，因而在解释现实问题时遭遇“里昂惕夫之谜”而不能自圆其说。事实上，在资源禀赋对区位选择的影响问题上，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都在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第一，技术创新决定了自然物质成为资源。回顾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所有自然物质被发现为有用的经济资源都源于人类对世界认识的进步，源于人类掌握了某些技术，发现了某个自然物质的用途并赋予它经济价值，这个自然物质才成为资源。没有技术创新，稻谷只是杂草，矿物只是石头而已。所以，技术创新使得人们认识到自然物质是经济资源，才使其产地成为自然资源优势的区位供企业选择。第二，制度创新对可流动资源(劳动力、资本)具有集聚效果。这是因为，企业以盈利为目的，制度的优惠或苛刻必然令企业避害趋利，于是大量资本涌入政策优惠区位，使得该区位成为资本要素丰度较高的地域。而同样由于政策的优惠，使得企业在同等技术条件下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利润的扩大必然带来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劳动力价格的上升，从而导致劳动力资源的集聚，使政策优惠区位成为劳动力资源丰裕程度较高的区域。这使得企业在区位选择时愿意选择资本、劳动力丰度高的区域。第三，技术创新、组织创新能够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资源丰裕程度先天地决定于一个区位资源的拥有数量和质量，后天地取决于资源的利用方式。就企业而言，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就是在同等资源前提下创造出更多利润的过程。在此，技术创新可以通过生产技术的进步，实现原材料、劳动力的节省，提高生产效率从而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推出新产品获取超额利润。组织创新则可以通过生产组织的改良节省劳动力成本，提高劳动效率，使得拥有技术创新优势和组织创新优势的企业能够在资源丰裕程度既定的前提下进行区位选择。

5、创新对集聚要素的作用。企业在区位选择时对集聚因素的考虑，既有产业链带来的必然要求，也有共享基础设施以节省交易费用、共享知识以降低研发成本、保持企业技术优势的需要。第一，技术创新是产业集聚形成的根本原因。技术创新的产业集聚效果，源于技术创新为一个产业带来相关的技术需求，使得这些资源为满足已有产业的技术需求而集聚起来。一方面，随着社会分工要求产业间的合作，要求产业链的形成，而这个产业链的形成就源于人类掌握的科学技术所能够认识到的自然物质。譬如，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炼铁需要热能，而人类认识到的热能提供物质则是木炭或煤，于是煤钢生产往往集聚在一起。这种产业链的紧密联系要求技术上的相关企业必须选择这种区域来设厂。企业的集聚，带来劳动力的集聚，从而带动服务部门的发展、城市化的进步和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这种区位环境的不断完善过程，进一步推动企业愿意选择这种区域来共享基础设施，并直接进入市场。第二，制度创新促进产业集聚。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对宏观经济的管理由直接控制转为间接调控，国家硬性配置产业区位的现象逐步得到改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开始逐步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使得企业逐步向区位优势强的地域集中。同时，区域经济主体的地位得到确立，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纷纷出台优惠政策，也成为吸引企业投资的重要因素。特别是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使得沿海开放地区成为政策优势非常显著的区位，造成了全国资源大量向沿海流人的极化现象。第三，组织创新推动企业选择集聚区位。这种现象突出体现在产业集群的形成过程中。弹性专精企业，通过加工组装企业系列的建立，逐步形成了稳定的产业加工配套企业的集群。以IT产业为代表的企业群，为了获取不断的技术创新成果，享受知识溢出好处，形成了很多创新网络。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这种产业集群区域作为设厂区位。

四、结论

总之，以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创新活动不仅对一个经济区位的产生有着根本性的决定作用，也决定着一个区位优势的形成过程，进而决定了不同经济区位之间区位优势的此消彼长。由此，使得企业在区位选择过程中认识到一个区位的经济价值，判断一个区位的优势并对自身的区位选择做出决策。因此，可以说，创新对企业区位选择有着本质性的决定作用。

生产运作论文篇9

关键词：循环经济理论细化对接规制

循环经济理论作为经济形式的一种范式，逐步转化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但是，目前全世界循环经济构建状况却参差不齐。究其原因，除了这些国家与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因素影响外，主要是循环经济在理论上还存在某些盲区。因此，明晰循环经济理论和探索理论与实践的对接是目前循环经济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循环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

循环经济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萌芽之后，经过半个世纪的探索和实践，基本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循环经济理论包括：概念、特征、原则、规律、模式和管理等内容。所谓循环经济，“就是以资源的高效利用为目标，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物质闭路循环和能量梯次使用为特征，按照自然生态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方式运行的经济模式”（王冰冰等，2005），其基本特征是各种经济要素在经济运行中按照闭路反馈式循环方式运行，运动中的物质能量梯次使用，逐步减少，溢出的能量形成新的能源。

循环经济遵循3R原则，即：减量化原则，“就是在生产和服务进程中，尽可能地减少资源消耗和废弃物的排放，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再利用原则，“就是产品多次使用或修复、翻新或再制造使用，延长产品使用期”（王冰冰等，2005）；资源化原则，就是最大限度地将生产和消费中的废弃物转化为资源。在3R原则的规制下循环经济运动表现出五种规律性：自然生态式的闭路反馈循环规律；能量梯次使用和转化规律；废弃物向新资源转化规律；循环价值递增规律；循环效应延展规律等。

循环经济按照“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运行模式进行闭路反馈式循环运动，构成循环经济运行程序链。在这种链式循环中传递着物质、能量和信息，形成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三种形式的运动。循环经济在企业、区域和社会三个层面上的运动就形成了循环经济的整体形态。循环经济的发展目标是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三者统一，通过“低消耗、低排放、高效应”途径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最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于循环经济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因此，也形成一种个性化的评价指标和方法，

用来评价和检测循环经济效果（见表1）。循环经济的管理以矩阵循环管理为主，力求做到标准化、标志化、合法化和法制规制化。

二、循环经济理论的细化

循环经济理论在向实践转化中需要一个理论充实和与实践对接的过程，就是将其理论内容及其对象分解、扩充和对应具体化，即理论细化。循环经济理论细化包括对经济基础和核心内容两个方面的细化。

（一）循环经济理论的经济基础细化

循环经济是改造社会经济的一种形式，社会经济形态是循环经济的经济基础。社会经济形态的细化：

一是产业结构细化。产业分类有三次产业、四次产业等方法。四次产业分类法将产业分为：农业、工业、服务业和信息业。我国产业按照中国国家标准局编制和颁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分为16个门类，92个大类，300多个中类和更多的小类。16个产业门类是：农业、林业、渔业；采掘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地质勘查业和水利管理；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其他行业。这些产业门类都能构建循环经济模式。

二是经济领域细化。经济领域是根据社会经济的职能性质划分的经济类型，其中包括生产、服务、消费和管理等四个经济领域。在这四个细化领域中同样可以构建循环经济。

三是经济区域细化。经济区域是经济活动的社会平台，分为三个层面：企业—企业内部自成系统的经济循环形成小循环；区域—局部地域和关联行业内的循环经济的有机组合形成中循环；社会—无数企业和地区的合理组合或者小循环和中循环的有机连结形成社会一体化大循环。

四是企业经济细化。企业经济是社会经济的基本构件，从企业经济构成要素及其运动分析，企业经济包括资本、资金、物资、设备、技术、工艺、人才、信息、生产、运营、管理和项目开发等要素及其运动摸式。资本运行模式：G—W—G’；资金运行模式：货币资金—材料设备资金—产品资金—货币资金；物资运行模式：材料—加工—产品—废弃物；设备运行模式：购置—安装—运行—报废；技术运行模式：开发—采集—运用—废弃；工艺运行模式：编制—采集—运用—废弃；人才运行模式：开发—采集—运用—闲置—流失；信息运行模式：采集—输入—处理—输出；生产运行模式：材料—加工—产品—废次品；运营运行模式：供—产—销；管理运行模式：建制—执行—调整—废止；项目开发运行模式：设计—构建—运营—调整—终止等，这些企业经济构成要素及其运行模式也一样可以构建企业循环经济。总之，从以上四个方面对循环经济理论的经济基础的细化分析，为构建循环经济的实践活动提供了对象和路径选择。

（二）循环经济理论的核心内容细化

3R原则细化。3R原则的内容是“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减量化原则要求对物质性、能量性和信息性的投入在所有经济活动中力求投入少、消耗小、产出大。再利用原则要求对资源材料、技术工艺、人才、产品、功能、信息、运营管理和废弃物再利用等进行最大限度的利用和回收处理。资源化原则要求对可再利用的资源材料、技术工艺、人才、产品、功能、信息、运营管理和废弃物等尽可能转化成新的经济资源。

运行模式细化。循环经济的运行是“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闭路反馈式循环模式框架。资源在框架的始端，指社会经济中的所有投入；产品是对资源的处理结果；废弃物是指社会经济活动中剩余、残损、闲置、遗弃、排放和丧失功能而废弃的物品；再生资源是废弃物经过资源化处理形成可再利用的新资源。这种新资源反馈式进入循环经济运行模式构架中再循环流动，从而形成不断地经济循环活动。

循环物流细化。循环运动的本质是物质运动，其中包括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三种流动形式。物质流指有形物质的流动，如物资、材料、能源、资金、设备、办公用品和生活用品等；能量流指无形物质传递，如数量、质量、功能、作用和效应等；信息流就是指循环过程中的知识和“知识差”的传递，如知识经验、科学文化、技能技术、工艺设计、规划指令、市场动态和管理规制等。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循环经济形态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范畴，发展循环经济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全面、系统地在社会各产业、各领域、各区域和各企业实现了经济循环运动，才能构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世界的循环经济。

三、循环经济理论的实践对接

（一）对接原则

循环经济理论与实践对接的原则：一是系统原则。循环经济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构建和运行中必须系统组合，协调运作。二是对应原则。首先是经济理论对应经济实践，切实着手对现实经济的改造。其次是循环经济原理与经济产业、领域、层面和区域的对应，构建不同类型的经济循环。最后是循环经济运行模式与生产消费流程的对应，框架设计和构建生产消费流程中的“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运行模式，并按照这种模式运行。三是规制原则。循环经济理论也是一种规制，运用循环经济的理论原则规制社会经济的循环运行。四是激励原则。循环经济是一种长效经济，必须建立激励机制，才能保证循环经济的持续发展。

（二）对接方式

循环经济理论的对接方式，分为三种：一是全面对接，指一个地区和国家的各产业、各领域、各区域和所有企业全面、系统地按照循环经济理论构建和运行社会经济；二是全程对接，经济活动从设计、构建、运营和管理的全过程都按照循环经济的理论原理进行规制构建和规范运作；三是分解对接，因循环经济实践对象的环境、条件和战略需求的差异而形成的差异性对接，但总的要求是总体设计，分步实施，最终全面落实。

（三）对接战略

发展循环经济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战略性，这种战略性就决定了循环经济理论的对接战略选择，一是因势战略。根据构建主体的状况、环境、条件采取量力而行、量势而动地发展循环经济。二是功利战略。通过诱发构建主体的功利需求引导和推动发展循环经济。三是互促战略。通过示范、功利和激励形成竞争格局，引导和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

四、循环经济理论的规制

循环经济理论既是一种范式，也是一种规则，具有一定的约束性，这是循环经济理论的社会功能之一。循环经济理论的规制性有两个特点：一是范式性；二是约束性。范式性是通过整合认识，制作规范，构建范例，引导和规范循环经济的发展。约束性是采取法规、政令、惩戒等手段强行推动和管制循环经济正常发展。循环经济理论的规制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理论导向。即通过理论传导作用于人的思想理念，使循环经济理论成为社会意识、公共理念。二是规范供给。即提供可借鉴和仿效的理论规范和实践示范并进行指导和咨询服务。三是制约管理。即通过组织形式和法制制度等手段规范和制约循环经济运行，发挥循环经济理论的管理职能。

综上所述，循环经济理论是目前世界各国经济形式的最佳选择。这种理论要转变为经济现实，除了本身应当具备科学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外，最重要的是因为循环经济具有“设计经济”的特点，要求理论系统应当较为系统和完善，理论对应较为具体，因此，循环经济理论的细化和对接就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使构建和发展经济循环成为切实可行而有效的社会经济活动，从而促进循环经济广泛而深入地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冰冰，于传利，宫国靖.循环经济企业运行与管理[M].企业出版社，2005

生产运作论文篇10

广东省体育局体育软科学研究项目

作者简介：

肖红(1956-)，女．河南郑州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贸探索》主编、国际经济贸易中心兼职研究员、国际经贸学院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与技术经济。

摘要：2010年广州亚运会的举办．将极大的促进广州服务贸易的发展，给广州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用。文章利用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和需求贸易理论从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与支持性产业、企业战略、结构及行业竞争、机遇和政府等方面对此作出理论分析，提出“亚运会影响下的广州服务贸易竞争力模型”．在此基础上总结广州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得到一些启示及发展对策。

关键词：广州；亚运会；竞争优势理论；需求偏好相似论

中图分类号：F12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8)02-0038-05

收稿日期：2007-11-30

自2004年7月广州成功申办2010年第16届亚运会以来，广州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都发生显著变化，亚运会的召开全面带动了广州甚至更大范围内国际工程承包、国际物流、国际金融、旅游服务、专利设计、教育服务、信息IT等服务业的发展，给广州的服务业注入了勃勃生机。

亚运会作为大型国际性体育主题活动，其对举办地的服务贸易影响是深远的，其经济效用并不能在申办和举办阶段彻底释放或者释放完毕，而是持续作用该地区的经济一段时间，从本质上改善该地区服务业的贸易条件。

本文致力于从理论层面解释亚运会对广州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利用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分析亚运会的召开如何影响广州服务贸易国际竞争优势的相关因素，从而增强其国际竞争优势，促进广州服务贸易发展。林达尔等人的需求贸易理论也从另一个方面解释和论述了亚运背景下广州服务贸易是如何通过需求结构的优化，改善广州服务贸易的整体贸易结构，从而获得长期持久的发展。

一、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

1990年，英国的迈克尔・波特将贸易从比较优势的观念提升到竞争优势的高度，创立了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体现为一个钻石模型：

该理论指出决定一国或者一地区国际竞争力的有五个因素，分别是：

(一)生产要素

生产要素中的人力资源、知识、资本是可以在各个同家和地区间相互流动的，能有效运用这些流动的生产要素，提高本身生产率的国家，就是国际竞争中的赢家。高级生产要素和专业性生产要素的可获得性和精致程度也决定了竞争优势的质量。生产要素如果能持续升级和专业化，竞争优势的价值就会越来越高。对国家而言，能创造出生产要素的机制远比拥有生产要素的多少重要。

(二)需求条件

国内需求市场是产业发展的动力。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不同之处在于企业可以及时发现国内市场的客户需求，这是国外竞争对手所不及的，因此波特认为全球性的竞争并没有减少国内市场的重要性。波特指出，本地客户的本质非常重要，特别是内行而挑剔的客户。

(三)相关与支持性产业

对形成国家竞争优势而言，相关和支持性产业与优势产业是一种休戚与共的关系。波特提醒人们注意“产业集群”现象，一个优势产业不是单独存在的，它一定是同国内相关强势产业一同崛起，因此不能忽略与上下游产业的密切合作。有的经济学家指出，发展中国家往往采用集中资源配置，优先发展某一产业的政策，孤军深入的结果就是牺牲了其他行业，钟爱的产业也无法一枝独秀。

(四)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同业竞争

走向国际化竞争的动力可能来自国际需求的拉力，也可能来自本地竞争者的压力或市场的推力。波特指出，在其研究的十个国家中，强有力的同内竞争对手普遍存在于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中。在国际竞争中，成功的产业必然先经过国内市场的缠斗，迫使其进行改进和创新，海外市场则是竞争力的延伸。

(五)机遇和政府

机遇和政府也会宏观作用于整个体系，共同决定竞争优势的大小。对企业发展而言，形成机会的可能情况大致有几种：基础科技的发明创造；传统技术出现断层；外因导致生产成本突然提高(如石油危机)；金融市场或汇率的重大变化；市场需求的剧增；政府的重大决策；战争。政府的作用则是提供企业所需要的资源，创造产业发展的环境。政府可以创造新的机会和压力，通过发展基础设施、开放资本渠道、培养信息整合给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合理发挥政府作用，可以扩大钻石体系的力量。

二、亚运背景下广州服务贸易竞争力模型对钻石模型的修正

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及其钻石模型同样适用于对服务贸易领域的竞争优势分析。

(一)生产要素方面

广州为了筹办2010年亚运会，全方位进行了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据悉政府用于亚运会总投入11.727亿美元，其中场馆设计投资为4.252亿美元，配套设施投资7.234亿美元，广州还将建造通佛山的地铁七号线，并计划用三年的时间建成以城市轨道交通和城市快速路为主的“双快系统”，全面升级城市交通系统。

经初步计算，到2010年，亚运会的总投资将高达2200亿元人民币。资本要素得到大大增加，另外，广州的人力资源进行各种学习、培训不断提升自身的素质，同时2010年的绝佳机遇和巨大市场也吸引了一批高水平的人才到广州，整体提高人力资源素质。亚运会将采用现代化的网络通讯系统，大量引用高科技人才，建立研发中心。有了资本和人力，使得广州服务业完成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成功转变，优化了生产要素结构。

(二)需求条件方面

举办亚运会扩大了来自政府、民间、海外投资需求，给广州本地造成巨大的服务贸易需求潜力，巨大的投资丰富和扩大了需求，同时引进了竞争和交流，产品多样化以后，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客户学会比较，变得挑剔，从而促使本地企业不断去追求更完美的产品和更优质的服务。

另外，亚运会周期内经济的蓬勃发展带动了人们的消费结构发生变化，需要更多样化的服务产品来满足不同的服务需求。如信息、教育、旅游、电信、金融、保险等，这些行业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并参与到国际市场的竞争，人们服务需求的广泛性和多样性将成为服务贸易强有力的竞争优势。

(三)相关产业和支持性产业

服务业的发展是跟其他产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相互之间的关联性也很大。广州已经拥有了领先国内甚至在国际上都颇有竞争力的基础产业和制造业，给服务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2010年亚运会的召开，全面带动广州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制造业发展，带来服务需求。届时，服务业相关的上下游产业如原材料供应、物流管理等都将获得一定的市场和国际竞争

力，从而为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创造更坚实的基础及更优厚的条件。

(四)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和同业竞争

亚运会是国际性的体育赛事，大量的投资资本被引进来的同时也引发广州市场上服务业的巨大竞争，层出不穷的服务项目被开发，源源不断的服务产品被提供。与此同时，来自国际市场的同行竞争也相当激烈，给本土的服务业带来巨大的压力和挑战，使得本土服务业努力创新自己的产品，巩固企业品牌形象，走差异化战略以获得自己的市场份额。

(五)机遇和政府

2010年亚运会的召开使广州服务业市场需求剧增，给广州市的服务贸易发展提供一个巨大的空间和国际交流的平台。政府为了筹办2010年亚运会而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广州的服务贸易发展提供了优良的硬件环境，为了亚运会而建设的世界一流的新闻中心和国际广播电视中心以及各种信息系统也为广州服务贸易的发展创造了软件环境。中亚成功这一重大事件是直接由政府操作的，所以始终都有政府在规划、支持和引导。政府的作用最强大，其正确引导大大增强了广州服务业的竞争优势。

(六)亚运会影响下的广州服务贸易竞争力模型

结合以上广州亚运会对竞争优势各相关因素的影响分析，我们得到如下的2010年亚运会影响下的广州服务贸易竞争力模型：

2010年广州亚运会的召开通过影响竞争优势各个决定因素，从各个方面提高了广州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广州服务贸易发展。

三、需求贸易理论

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是基于贸易国之间“需求偏好相似”的前提假设上的，将对贸易产生原因的研究集中于供给方面。林达尔的需求偏好相似论开创了从需求角度解释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先河。他不仅合理的揭示了发达水平相似的国家之间的贸易，而且指出需求偏好相似是产生产业内贸易的动因。偏好相似理论的基本论点有三个：一种工业品出口的可能性首先取决于其国内需求；人均收入水平是影响需求结构的主要因素；两个经济体发展程度越相近，人均收入越接近，需求偏好就越相似，重叠需求从而贸易的可能性越大。

罗尔夫・韦特在林达尔和波特等学者的内需作用分析基础上，从静态和动态角度，具体分析了内需的主要特征。(1)水平构成是指不同种类产品的相对需求规模及其发展变化。从静态看，存水平的市场结构中，相对较大而且稳定的国内需求会形成特定的产业优势，企业会竞相谋求在此市场上的较大份额，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取得成本优势；从动态看，特定的优势产业会比其它的产业获得更多的优势资源，促使本产业的扩张，这种由内需规模形成的国际竞争优势将会通过国际贸易而得到巩固和加强。(2)层次构成是指某一产业内不同质量产品的相对需求规模及其发展变化。需求的层次往往与一国的人均收入水平相适应。从静态看，内需使得各国只能在一定质量层次的生产上拥有比较优势，从而形成发达国家出口高质量产品，同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低质量产品的贸易格局。从动态看，消费竞争表现为“趋同求异性”，既效仿时尚以追随潮流，又坚持消费差异性以标显需求层次。这种由消费者之间相互攀比而形成的消费竞争及消费者对高质量产品的不断追求，将对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提出更高的质量要求，这既为企业不断进行创新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来源，又促使国内企业在国内消费者质量要求的压力下保持竞争优势。

四、基于需求贸易理论的亚运经济传导机制

整个亚运周期内(从成功申办持续到亚运会后的两三年内)宏观经济的变化将从投资、就业和非制度因素三个方面的改变来影响广州服务贸易需求模式，从而通过规模经济、技术转移和创新等方式优化贸易结构，获得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