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体系范文10篇

法律体系范文篇1

关键词:刑法;法律体系;其他部门法;法律地位

刑法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为部门法，同行政法及民法并称三大实体法。但同时刑法作为一个独立部门法，也具有自身独立调整对象及手段，但这些对象及手段同其他部门法间是存在一定重合的，这种重合导致刑法的司法适用存在一定问题。为明确刑法法律适用，必须对刑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准确把握，理清法律体系概念，分清部门法划分标准。

一、刑法是一门独立法律

（一）刑法为一门独立法律。刑法为一门对犯罪及刑事责任进行规定的独立法律。之所以说刑法是一门独立法律可从如下两点来解释：1．刑法将犯罪对象的犯罪行为当作调整规制对象，犯罪行为这样的规制对象已经超出其他法律范围，可以说犯罪行为属于刑法区别于其他法律的，不是同其他法律所共同规制的，而是属于刑法所特有的。这点为刑法作为独立部门法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2．刑法在调整方法上不是要对违反的所谓第一次的规范行为给予直接的刑事上的制裁，而是要在特定目的下对这种行为进行判断，按照判断来决定这种行为是否要给予刑事上制裁。尽管其他法律也拥有一些制裁性的措施，但是刑法本身在制裁等方面还拥有自身独立性格。比方说，刑法概念多不受其他法律概念制约，而是拥有自身特有含义。因此，刑法是一门独立的部门法，不能否认刑法的这个独立性。（二）刑法同其他法律区别。要肯定刑法独立性，我们还要了解刑法同其他法律间存在怎样的区别，只有这样才更有说服力。具体讲，刑法同其他法律间主要存在如下区别：1．法律强制性存在不同：一般的部门法也有针对一般违法行为的适用性强制方法，比如说警告、赔偿损失，甚至是行政拘留等等。但是这些所谓的强制方法严厉度是远远不够的，当事人间在很多时候都是可以自行和解的，其实强制机关的上述强制措施都无须执行的。但是刑法就不同了，刑法对付犯罪的主要方法就是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而刑法则是刑事责任主要的实现方式。且在刑法中，犯罪人还有被害人之间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无法自行和解，可以说，只要是在行为上构成了犯罪，那么犯罪人的这种行为就应当由国家的强制机关对其依法来追究刑事责任。2．调整保护社会关系范围存在不同：一般部门法只对某一方面社会关系进行调整保护，但是刑法所调整保护的则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秩序、人身、财产、婚姻家庭等多个方面，是对多方面社会关系的综合调整保护。可以说刑法调整保护的社会关系囊括了一般部门法保护范围，换句话说一般部门法所要调整的社会关系，刑法都是要进行保护的。

二、刑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关系

调整手段让刑法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但是鉴于刑法在调整对象上没有自身独立的调整对象，必须同其他的部门法联系起来共同调整，从这点说，在肯定刑法为一门独立的部门法外，还要对刑法同其他部门法间的关系进行厘清。我国法律体系中，宪法是最具特殊地位的，宪法调整的对象为国家社会制度、国家机关地位、公民基本权利义务等其他宪政生活的相关基本问题。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衍生其他部门法的母法，其他法律法规都必须以宪法为基础，符合宪法规定，不能违背宪法要求，自然刑法也不能例外，刑法也需遵守宪法要求，并接受宪法指导及统领。这里所说的其他部门法指的是除却宪法外的部门法，也就是我们要探究刑法同除却宪法外的部门法间的关系。在刑法同其他部门法间的关系上，国外学者主流观点是刑法无独立调整对象，是对于其他部门法的一个再次保护，也就是说刑法为其他部门法得以实施的保障性后盾。基于这点，学者们认为刑法只能依附民法、行政法等其他的部门法，作为其补充存在，而不能单独存在。而对于刑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及刑法同其他部门法间的关系，学者研究不多，主要因为刑法分则中的多数条文都是对罪状立法模式的一个叙述，是最犯罪基本构成的一个详细描述，从这点讲，刑法适用多数可独立进行，不用考虑其他部门法规定。但是我国国内还有很多学者引用了上述国外学者的主流观念，认为刑法在调整对象上无独立的对象，刑法所要调整规范的行为都需被其他部门法事先禁止，所以从这点将刑法纳入到第二规范法律。认为刑法是对于民法等第一次规范保护利益所进行的一个第二次保护，是对那些不服从第一次规范处罚的第二次规范，是对第一次规范的补充。认为刑法是作为其他部门保护法来存在的，刑法存在是为了确保其他部门法可以顺利实施。尽管国内外主流观点有很大科学性，但在问题阐述上详细度还有些欠缺。笔者是赞同刑法具有独立性的，但是鉴于刑法在调整对象上是非独立的，因此刑法的独立性也是相对的，且刑法独立性在立法及司法这两个层面上是不同的。1．立法层面：立法层面上，刑法同其他部门法有密切关系，刑法需关注其他部门法，依赖其他部门法才能制定，独立性是比较弱的。而刑法在调整关系上的这个广泛性又决定刑法拥有广泛性特性，而刑法处罚上的严厉性也决定刑法拥有最后性及谦抑性，刑法的这些特点决定刑法在内容上要同部门法保持一致，刑法调整范围同其他部门法要保持一致。但作为其他部门法的后盾及保障，刑法在调整范围上又不能超出其他部门法。从这点说，刑法中的犯罪行为一定是其他部门法规定的违法行为，但是其他部门法的违法行为却并不一定会构成犯罪，刑法中的犯罪行为都是一种严重违法行为。换句话来说就是刑法中的犯罪圈必须要小于其他部门法的违法圈。将这种关系运用到刑法同其他部门法间的关系阐述中，刑法是不能对其他部门法中不予确定的违法行为进行制裁的。所以刑法在制定时是需要同其他部门法保持协调一致的，行政法空白罪状立法模式的制定也是为了确保刑法同其他部门法间的协调一致。2．司法层面：司法层面上，刑法拥有较强独立性。刑法法规一旦制定，除非出现法律变动，或出现某些疑难复杂性案件，否则司法者是不用在刑法还有其他部门法间顾盼往返的。这点说明刑法同其他部门法间在关系上是平等的，刑法可以按照自身规定、判断、评价对犯罪行为进行评价制裁，是独立的法律。刑法评价制裁是不受其他部门法所限制制约的，是作为独立法律进行机能发挥的。但是承认刑法司法上的独立性也不是说司法者对其他部门法不再关注，而是说刑法适用需在立法本意上制定，同其他部门法协调，这本身就是立法原意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三、刑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法律体系范文篇2

关键词：低碳经济；法律体系；环保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使物质条件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物质文明的发达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经济高速增长的所付出的有可能就是环境代价。尤其是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单位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要明显高于发达国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一度成为某些地区的主要发展模式。近年来，随着环境问题的越发突出，绿色经济受到全球的广泛关注，低碳经济作为一个重要议题在未来一段时间值得各国加以探索和研究。因低碳经济的发展需要来自法律和政策层面的保护和支持，故展开低碳经济法律体系的分析和构建研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有利于其低碳经济的长效化发展。

一、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意义

低碳经济被学界定义为可持续发展，有别于现有知识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的经济发展模式，低碳经济是由低碳产业、技术、发展、生活等系统因素和形态构成的经济体系。低碳经济以低污染、低排放、低能耗作为基本条件，经济发展的生态环境成本是衡量低碳经济的重要指标。低碳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在于进一步维持生态平衡，提高现有能源利用效率，同时开发新能源，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现阶段全球低碳经济的核心发展内容集中在创新能源开发和使用技术、减少排放、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发展等内容上。通过低碳经济构建新的经济发展制度，转变人类经济发展观念具有积极现实意义。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第二大经济体，积极发展低碳经济，有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以及全球竞争力的持续提升。其实际意义和价值体现在下述几方面：第一，有利于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当前我国处于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宏观层面加快了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发展，经济的快速增长必然带来高能耗。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主要消耗能源为煤炭，我国2013年煤消耗量达到近年来的峰值36亿万吨，虽然在2014年开始我国煤炭消耗量开始下降，但我国每创造100万美元GDP的能源消耗仍然是欧美发达国家2至5倍之多，在PM2.5等环境问题困扰下，加快发展低碳经济、降低污染能源消耗量已经成为必然之举，此举将成为推动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关键。第二，有利于调整我国能源产业结构，我国能源战略长期依托于煤炭有其必然原因，我国可开采使用能源结构为煤多、气少、油缺，因为缺少油气也就使得我国主要消耗能源只能是煤炭为主，我国一次性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比近七成，而我国煤炭产业的整体技术水平落后。在我国的工业化发展进程中，高能源消耗、重污染排放情况突出。通过政策引导和制度规范，大力发展低碳经济有助于我国改善能源结构，优化产业结构，培育绿色经济发展环境和氛围，推动经济全面可持续发展。第三，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长期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存在结构不合理情况，结构不合理的现状限制了经济的健康发展。从整体来看我国产业比重依然为1∶5∶4，主导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依然是第二产业，工业主导的经济结构，自然容易导致高能源消耗问题。进一步倡导低碳经济有助于推动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利于服务业做大做强，使我国产业结构处于持续优化调整状态下，实现产业结构的整合创新。第四，有利于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我国作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出口贸易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而随着各国对于低碳经济的重视，碳排放已经成为一项重要衡量指标，碳排放税也已经成为现实。为了维护我国固有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大力推动低碳经济已经是当务之急。只有注重于国际规则，尽可能满足于国际化规则标准，才能树立起绿色经济意识，引导我国企业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全面打通国际化发展瓶颈，实现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协调同步发展。

二、我国低碳经济法律体系不足之处分析

经济发展需要良好的社会制度和法律体系作为基础，低碳经济发展更加需要法律作为保障。低碳经济源于技术创新，源自公众意识创新转变，更加源于政策和法律的不断优化完善。优化完善法律规制有利于维护绿色经济的持续发展，有助于限制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发展，引导市场发生结构性转变，提升低碳新技术和产品的发展效率。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在低碳领域的立法仍较为滞后,尚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具体而言阶段低碳经济法律体系不足之处体现在下述几方面：

（一）低碳经济法律体系完善程度不高

低碳经济现已明确成为我国未来一段时间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但关于低碳经济的法律法规依然存在不足之处，整体法律体系完成程度不高。造成相关法律体系不完善的主要原因集中在两方面：其一是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中并没有将发展低碳经济作为基本发展战略进行明确规定，其二是基本法当中也没有一部专门引导和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法律，同时法律法规、规章之间依然存在不协调的问题。可以说，法律体系完善程度不高直接影响着低碳经济的有效推进，导致法律制度对低碳经济所引导的产业结构调整规范作用下降。

（二）能源基本法缺位问题突出

能源开采、使用、管理等问题是关乎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影响低碳经济持续推进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注重于能源领域的立法工作，先后制定和实施了包括《电力法》、《煤炭法》等一系列的能源单行法律及各类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现有能源相关法律法规在能源领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我国能源问题的越发突出，能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矛盾的激增，颁布实施一部能够系统综合调整规范能源开发利用和管理的基本法显得非常必要。一方面，该法实施后能够解决现存的能源问题，处理现有能源法律法规之间的协调问题；另一方面，该法实施后有利于低碳经济的长效化、持续化推广，有助于规范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从法律层面对新的问题和现象加以调整，利于单行法的制定和完善。

（三）相关法律的可操作性不强

我国现行低碳经济相关法律细化程度不够，实际的司法可操作性不强，法律规定多是原则性规定，具体法条的约束性不强，难以对生态环境领域违法行为进行有效查处，同时对于推动低碳经济发展也缺乏必要的作用与价值。

（四）立法效率较低，法律规范存在滞后性

低碳经济概念自2003年被全球主要国家所认同和认可后，在欧盟部分国家开始通过征收碳排放税等方式，强制推行低碳经济的背景下，我国在低碳经济领域的立法效率尚较低，法律规范方面存在一定滞后性，不能起到科学指导低碳经济发展的作用。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贸易第一大出口国，低碳经济立法滞后，导致法律体系与社会经济发展状态的不对称，限制了经济健康发展。

（五）公众低碳经济法律意识不强

法律的价值体现在于其规范和引导上，通过法律的落实和法律体系的构成及应用，可以使公众的法律意识得到不断强化，进而利于各项政策和措施的执行和落实。我国当前公众低碳经济相关法律意识不强，没有形成一种普遍意识，进而也就限制了法律的制定和执行，同时影响着低碳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三、我国低碳经济法律体系构建研究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情况下，低碳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决定着一国的国际竞争力。对比我国应及时通过有效立法和执法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具体措施如下：

（一）立足国情，合理确定低碳经济立法原则

我国低碳经济法律制度立法工作的有序科学开展，建立在合理立法原则基础上。立法原则着重突出三个重点。首先是要符合中国基本国情，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均衡，经济结构不合理的情况依然较为严重。我国人均资源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环境的整体承载能力不足，部分地区和产业领域依旧过分依赖自然资源，能源消耗量大、污染问题突出。据此，我国在低碳立法方面必须充分结合自身国情，对于国外先进经验要取其精华不能简单照搬，要结合实际情况加以创新和不断优化。其次是要维护自身合法合理权益。在低碳立法方面，我们要充分维护自身核心权益，对发达国家有针对性的法律及政策，积极应用法律手段加以应对，提升我国法律体系的自我保护性，坚持逐步推进。低碳经济法律体系的构建不能一撮而就，而是要充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国际环境变化，不断对法律体系加以创新和优化完善，使法律的价值作用最大化。

（二）推动低碳领域基本法的制定

总的来看，低碳经济法是实现低碳经济有序发展的基础保障和普遍适用的法律指导规范。在低碳经济法当中需要明确低碳经济的国家战略地位，提出环境保护、能源安全等领域的战略目标、基本原则。同时颁布实施低碳经济法，并使该法成为各项单行法律和法规规章的依据，推动立法的全面展开。

（三）强化在金融、环保、消费等领域立法实践

我国要在金融、环保等领域实现低碳经济的多元化立法，通过完善法律体系额方式不断为低碳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市场环境。一方面，我国要加快低碳税征收前的调研工作，立足于本国实际情况和外部环境设立合理地低碳税征收标准，进而有效维护本国企业实际利益，同时推动社会低碳意识的持续提升，另一方面则是要进一步加大环保执法力度，对于污染环境、浪费能源的行为加大处罚力度，使行政处罚的效能得到体现，建立法律屏障，确保低碳经济得到稳步推进。总的来看，只有切实从多元化入手、从细化科学化着力，才能使低碳经济相关法律体系的实效性和专业性得到保证，使低碳经济能够在一个良好社会秩序和普遍意识环境下发展。

（四）积极引导强化公众意识

低碳经济持续发展，对公众的自身行为和意识要求标准就更高。政府相关部门应做好引导，进一步引导公众意识的转变，不断强化公众意识，进而使节能环保、低碳经济、绿色产业等价值观念和意识内容成为群体普遍意识，并在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中使低碳经济得到发展和壮大。

参考文献：

[1]郑玲丽．低碳经济下碳交易法律体系的构建．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1(1)．

[2]林伯强、孙传旺．如何在保障中国经济增长前提下完成碳减排目标．中国社会科学．2011(1)．

[3]张磊．低碳经济背景下我国环境刑法立法面临的挑战与对策．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4]王明远．论碳排放权的准物权和发展权属性．中国法学．2010(6)．

[5]范纯．俄罗斯环境政策评析．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0(6)．

法律体系范文篇3

目前，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提升，构建系统完善的电子政务的法律体系已经成为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重点目标。电子政务的法律法规则是加强我国电子政务建设和发展的基础，是我国依法治国的具体体现，为提升政府服务能力，构建服务型政府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我国电子政务法律体系是我国政府建立法治社会的重要一环，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2我国电子政务法律体系概述

电子政务是指政府机构利用网络技术、通讯技术等现代化信息技术对政府组织结构和工作流程进行重组、优化，将政府服务从人工服务转变为电子服务，以形成一个精简、高效、廉洁、公平的政府运作模式，提高政府事务处理效率，以便为社会、为人民全方位提供优质、规范、透明、符合国际水准的管理与服务。[1]电子政务法律体系应当包括电子政务基本法、电子政务经济法、电子政务技术法、电子政务信息法、电子政务行政法、电子政务监督法等法律，从电子政务法律体系基本内容、财政资金、技术与标准、信息安全与信息公开、电子行政行为效力等方方面面对电子政务涉及问题作出规定，形成体系化的法律法规建设。完善的电子政务完善的法律体系有利于政府工作效率的提高，最终实现为人民服务，有利于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打造新型服务型政府。

3我国电子政务立法现状

我国电子政务主要经历了2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1990年-2000年）是电子政务的产生，包括各级政府建立计算机网络系统，转变传统的信息方式，将信息在网上公布与实现网上办公与办公自动化。第二个阶段是电子政务的发展阶段（2000年以后）。与之相对应的，我国电子政务立法也可大体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主要是建设计算机网络系统和维护网络安全的法规。在这一阶段我国颁布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有《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电信条例》、《无线电管理条例》、《互联网服务管理办法》、《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等法律法规，为我国电子政务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二阶段电子政务的法律法规随着电子政务的普及也取得了有意义的突破。主要表现为较高阶位的立法，例如《电子签名法》、《行政许可法》肯定和促进了电子政务的发。此外，地方政府的规章制度取得了不少成果。例如广州市的《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首次规范了政府信息公开行为，为电子政务法律体系的完善起到了积极推进作用。2004年天津市颁布了《天津市电子政务管理办法》，这不仅为天津市当地电子政务的运行与发展提供依据，同时为我国将来电子政务立法具有借鉴意义。[2]

4我国电子政务法律体系存在的问题

4.1电子政务立法效力层级较低

我国电子政务立法层级较低，缺乏国家层次的指引性法律。由于法律法规的立法层级低,这就导致电子政务建设中经常出现法律冲突的问题,许多地方政府因为利益问题，会选择于本地方有利的法律法规，各级各地政府适用的法律规范不尽相同，造成了全国电子政务建设秩序的混乱。不仅如此，低效力的电子政务立法还会导致地方政府执行力度减弱，由于地方政府政策与法规办法的规范性与效力弱，因此不利于推进电子政务的发展。在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进程中，规范电子政务更是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电子政务立法效力层级较低，不仅影响我国电子政务的发展，对于我国目前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也产生了一定的阻力。[3]

4.2电子政务立法散乱，无法形成体系

我国电子政务存在网络建设缺乏统一、建网不规范、办公应用系统割裂、分散建设、低水平重复、浪费严重、信息孤岛等普遍问题。这对电子政务法律体系的统一构建形成阻碍。[4]电子政务健康、有序的发展离不开一个完整、统一的法律和制度框架.[5]电子政务立法应该先做出统一的规划，系统的确定其他方面的与电子政务配套的立法。我国除了在2002年7月,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通过了《我国电子政务建设指导意见》外,并未制定对电子政务发展战略、发展规划的立法。此外，地方政府所制定的许多法规之间互相存在冲突，不便于电子政务法律体系的形成。

4.3电子政务标准不统一

虽然我国已制定了《电子政务标准》,但是由于强制性和规范性不够，各地各级政府的电子政务发展建设情况不同，因此各地政府参照实行情况各不相同，不能有效解决电子政务建设中存在的“信息孤岛”,“数字鸿沟”问题。由于我国电子政务发展迅速，各地电子政务的参照标准不同，因此导致网络信息资源无法共享，许多设施存在重复建设的浪费问题，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电子政务的进一步发展。

5构建我国电子政务法律体系的对策

5.1加快对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的相关立法

我国对于电子政务的认识并不完善，很多地方一味注重对基础设施的投入，造成“信息黑洞”等不良情况。从我国的具体国情而言，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区域发展不平衡，对于电子政务基础设施的投入更应该考虑实用、避免重复建设、多重利用等问题。然而，我国在电子政务建设方面存在重新建、轻整合;重硬件、轻软件;重管理、轻服务的思想，在实际建设中造成了一系列的影响。因此我国相关电子政务法律法规应涉及财政资金的来源、资金预算、使用情况等，引导地方政府对电子政务资金的正确使用，力争最少的钱做最多的事。此外，还可以利用经济杠杆和法律来解决我国电子政务方面“数字鸿沟”的问题，将资金扶持等政策列入电子政务相关法律中，例如可以将财政资金向欠发达地区转移，加大欠发达地区资金投入，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技术培训方面都予以资金支持，将一系列办法政策写入相关法律条文中。

5.2完善电子政务人才培养法律法规

电子政务使得原来科层制的金字塔结构向扁平化方向发展，中间层被大大压缩，底层出现横向融合趋势，其规模日益扩大。[6]我国对于精通电子信息方面的高技术科技人才的需求不断的增大；此外，随着政府业务的转型，智能化业务更多的取代了传统手工业务，传统的政府工作人员对新型业务也很难适应。必要的信息技术培训是有效推行电子政务的前提，因此政府可以对传统的政府工作人员进行新型业务的定期培训，普及电子信息技术与计算机知识，将传统的政府工作人员转变成新型政府所需要的电子政务人才。另外，我国政府要想壮大电子政务人才队伍，还要向社会招聘具有一技之长的专职人才，只有这样才能加快政府的转型。所以,应通过相关法律法规来规范电子政务人才的培训、资格认证及上岗制度。设立专职电子政务人才资格认定及培训上岗制度。因此我们急需在电子政务人才培养方面制订一系列完善的法律法规,确保电子政务人才能脱颖而出。

5.3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如今各国都在运用市场机制来推动电子政务的发展，通过发挥市场机制逐渐取代政府直接投入的传统模式。推动电子政务的长足发展还需降低与节约电子政务的成本，而电子政务的市场化能够带动企业与民间的投资，使问题得到极大改善。当然，电子政务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国家与地区的发展基础之上，也就说，企业既促进电子政务的发展，也促进了本地区甚至国家的经济与相关产业发展。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应该将电子政务建设与市场经济紧密结合起来,通过法律政策、加大投资、减免税收、市场引导等方面的手段来扶持与培养本土信息企业，发展壮大本土信息企业，为电子政务的发展提供后方保障。

5.4建立绩效评估制度

电子政务的关键是政务，国外电子政务在这一方面做的就比较好，他们关注电子政务的实效,双向互动式的电子政务网络配合效绩评估机制，更好的为群众提供服务。我国的电子政务建设目标并不是简单要求实现政府信息电子化和网络化,而是将电子和网络作为手段，去实现政务工作方面的创新与改革。因此,不可将现有的政府管理、运作方式简单地搬到网络上。国外电子政务立法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即电子政务的指向是为公民服务,并且这种服务方式相比传统方式而言更加快捷、便民、节约。电子只是一种手段,而在很多地方我们还秉持这错误的观念，仅仅把电子政务建设当作应付上级的“门面”。因此,建立我国的效绩评估机制有利于推动我国电子政务向良性方向发展。例如我国各省市可以按级别设置相应的绩效评估委员会，设定合情合理的评估标准与评估程序，进行各级政府的电子政务方面的绩效评估，以此促进各级电子政务的发展。还有一点必须是不能忽略的，电子政务的主体是政务，而提高政务能力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为人民服务，打造服务型政府，因此，不能只顾发展电子政务而忽略了政府的根本宗旨。[7]

6结论

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我国电子政务法律法规在多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电子政务法律体系的构建也呈现出较好的发展态势，但是由于我国电子政务推行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电子政务法律体系的构建并不十分完善，构建我国良好的电子政务法律体系仍需在实践中继续探讨。

作者:吴凡 单位:安徽大学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陈健.我国政府电子政务的构建与实现——有关服务型政府视角的研究[J].电子技术与软件工程,2016,05:224.

[2]黎建勇.国内外电子政务立法现状及比较分析[J].法制与社会,2013,27:147-148.

[3]吴银雪.小议我国电子政务法率法规体系建设[J].办公室务,2013,05:249-250.

[4]于.服务型政府视域下我国电子政务建设研究[D].内蒙古大学,2013.

[5]曾军.电子政务的法律规制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2007.

法律体系范文篇4

【关键词】穆斯林；现代法律；宗教

在土耳其为加入欧盟做不懈的努力的时候，宗教，道德，文化，法律各个方面与欧洲的生活方式的冲突，也比以往更加引人注意。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和冲突在土耳其显得更加强烈，不论是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法律，都在这里得到强烈的印证。土耳其不但地处欧亚两洲，而且，在土耳其民族从亚州中部往欧亚大陆迁徙的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都不断受到中西各个民族文化，宗教思想的冲击。它目前所处的位置和状况，都有使我们对土耳其法律体系进行研究的必要性。

土耳其是一个地处欧亚两洲,大部分领土位于小亚细亚的亚洲国家,国土78万平方公里，人口90％以上是穆斯林。伊斯兰的准则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绝对重要的地位，对他们而言，很久以前伊斯兰教义不仅仅是一种宗教教义，同时也曾经作为一种法律体系被运用。土耳其人在接受伊斯兰教的同时，也把它作为法律在将近400年的历史中慢慢被接受了.15世纪，土耳其人建立了军事封建的奥斯曼帝国，以伊斯兰教为国教，在广大地区适用伊斯兰法。从9世纪中叶开始，由于土耳其在进入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并且开始定居，接受伊斯兰法律也成为了必然。在土耳其人建立的最后的王国中,特别是影响中亚历史的奥斯曼时期的政治机构和行政法律是值得我们特别研究的。在安纳托利亚这片土地上建立土耳其共和国之前，奥斯曼帝国时代的法律和行政设置结构对今天土耳其法律根源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所以奥斯曼时期的法律结构对今天的土耳其法律人士来讲是最重要的典范。

到奥斯曼时期结束为止,几乎都是单纯的伊斯兰特征，在300多年的过程中几乎没有改变。所以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是在安纳托利亚大陆上塞尔柱人建立的封建王朝，官僚政治中法语是他们的生活语言，但是阿拉伯语却是他们的法律审判语言。

伊斯兰法律的源泉就是古兰经，它规定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当时全部法律都是依照古兰经和伊斯兰的法典来规范的。伊斯兰法律的根源由4部分组成，分别为：古兰经（kur’an）、撒那经（Sünnet）、赞美神的词（İcma）、个人意见和观点（İçtihat）。这四个组成部分中，前两个是不容争执的。伊斯兰的法律分行政法和特别法2种，行政法不但对宗教事务的模式和规范，宗教等级，税务征收进行了规定，还把刑事方面的规定也都划归在行政法的范畴之内。它规定了复仇、伤害以及对通奸刑事和棒打的刑罚，对盗窃、抢劫、信仰的变更、造反和反叛的刑罚；并且规定了司法机构，审判方法和诉讼程序。在这部分中对通奸和信仰变更的处罚都有非常详细的和严厉的规定。特别法中却规定了：自由人，奴隶，家庭，遗产，伊斯兰宗教基金，债务和分配，伊斯兰法律中的所有权等等。

奥斯曼帝国的法制结构,仅仅是比塞尔柱王朝法律体系更加详细，但从原则上是相同的。这个法律结构从建国到几百年的历史中慢慢消失，它的权威仅仅在统治中心保留着。奥斯曼帝国在踏上消亡之路上有很多内部和外部的原因。在内部原因上，我们可以说：法律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到19世纪，欧洲列强在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上建立了各自自己的势力范围，亚洲和非洲的领土已被它们瓜分完毕。在欧洲殖民化浪潮的推动下，大工业兴起，世界市场开始形成。就这样，全球化的进程开始了。在这种情形背景下，西方法律对伊斯兰国家的法律，特别是伊斯兰法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随着欧洲殖民制度的建立和巩固，西方的法律制度通过治外法权等不平等条约影响日强，使传统的伊斯兰法受到强烈的冲击。在内外交困的境况下，在想结束这种无希望情况的统治者SELIM三世的改革不成功之后，穆罕穆德三世在（1808－1839也跨出了勇敢和潜意识的一步，为国家法律结构改革和更新而努力。从18世纪末开始，奥斯曼帝国被迫进行了一些重要改革，就是这个时候西部的影响也渐渐的进入了土耳其。1839年以后，土耳其的法律对西方更加开放。至此，土耳其法律系统也进入了土耳其法律是西方法律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境地。在法律改革方面，奥斯曼帝国主要仿效法国的法律颁布了《商法》、《刑法》、《海商法》，并于1876年颁布了帝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1840年后，伊斯兰法与西方世俗法在奥斯曼帝国里并存，而且存在着双重司法系统，即沙里阿（şia）法院和世俗法院。但前者权限逐渐缩小，后者逐渐占主体地位。在引进西方法律的同时，奥斯曼帝国还采用西方国家法典的形式对传统的伊斯兰法规则进行了编纂，其产物是《马雅拉》，它是一部民事法律汇编。这部法律汇编是伊斯兰法律史上政府对伊斯兰法规则予以编纂并颁布的首次尝试。也是政府试图通过法典编纂的形式使传统法律系统化、明确化和现代化的最初探索。这种法律现代化的方式对后来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中东伊斯兰国家传统的婚姻家庭继承法的现代化，一直采用这种方式。

土耳其是中东地区向现代西方民主政治过渡中，走在最前沿的伊斯兰国家。建国后，土耳其废除了已实行长达1200余年的哈里发制度，确立政教分离的政策。先后颁布了《民法》、《民事诉讼法》、《刑法》、《海商法》等。

今天土耳其法律系统是以穆斯塔法•凯马尔(土耳其共和国创始人)为首的激进派，在共和国的初期1926－1938年期间对土耳其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的结果，在执行了政教分开的政策的同时，也在1936年成立了大国民议会，开始实行民主选举。

穆斯塔法•凯马尔带领的保卫国家的战争，在1920年3月16日赶走伊斯坦布的侵略者以后，1920年4月23号在安卡拉成立了大国民议会，做的第一个决定就是以斯坦布不适合做一个执政地，宣告一个政府的灭亡和一个新的政府成立。1921年随着共和国的第一个宪法：“在主权下的一个不结盟的国家”的原则被确定后，根据这个原则，对在几千年来，作为在主权中所适用的政治、管理规则和惯例，进行了一场大变革。

洛桑和平会议以后,和政府的法律改革一起，一个全新的独立的国家展现在人们的面前。1923年洛桑协议的签订，对非穆斯林和外国人的不平等条款被取消。随后，土耳其新的法律系统也被建立了。国家的法外治权和对非穆斯林的不平等待遇的取消，也意味着：人人平等的原则，在政教分开的新的土耳其法律系统中开始运用。

1923年，共和国宣告成立之前，以对以前生效的法律进行改革为目的，成立了一系列法律修改委员会：民法、诉讼法、贸易法、审判程序、和刑法修改委员会等。

当时民法修改委员会分为2部分,一部分,是以家庭法律为主，在他们的修改草案中,不论是不是穆斯林,都对个人和家庭中的宗教法律理论进行了规定。第二部分,是对其他法律系统和审判权利进行规定。这个草案,以国家需要为主线，建立了一个新的、现代化的法律体系。

1923年10月29日，从土耳其共和国成立的宣言开始,，到1924年取消哈里发政权为止，是土耳其共和国向社会改革,政教分离跨出了最重要一步的时刻。从这时起，执政党作出了放下旧的法律体制，吸收西方法律系统中精髓的决定。首先对当时的《瑞士民法》仅作了一点修改后，几乎全盘接受了。

《民法草案》完成之时，1925年11月5号由共和国总统穆斯塔法•凯马尔宣布新民法的通过。1889年的《意大利刑法》在1926年被土耳其接受的同时，依靠德国和意大利法律体系为基础的一个新的《贸易法》也产生了。

在1926年10月4日《贸易法》和《民法》同时生效。865号《贸易法》中，第一部分是以通常的理论规定了：贸易公司，商业债券，商业承包等等。随后在1929年5月13日的1440号法令，是在865号法令上附加的《海商法》，在这一部分中一共有1485条，这是土耳其共和国的第一部《贸易法》，一直到1957年1月1日废除为止。

新的《民法》和以《瑞士债务法》为源泉而制定的土耳其《债务法》一起在1926年10月4日同时生效。这样，人人平等――这个长期以来人们追求的目标，得到了实现。从此以后，土耳其国民之间，不论性别，民族，宗教，实行人人平等，男女平等原则的历史开始了。

在《民法》和《债务法》从《瑞士法律》转接过来之后,其他基础法的转接也开始了。与西欧国家中相联系的法律一个个被翻译后，就生效了。土耳其共和国法律系统理论也进入了大陆法系的范畴中，就这样从奥斯曼时期到现在，一个“和时代需要紧密联系”或“和现代法律一起，最现代的一个法律系统”，土耳其法律工作者的努力下，仅用了短短3年时间就实现了。对旧的法律和西方法律之间的矛盾,他们以激进的观点和改革的态度对待的。

1929年生效的《海商法》是以德国法律为源泉制定了。《诉讼法》以瑞士的诉讼法为样本，在1927年生效。《刑事诉讼法》仍然以德国法律为源泉，并在1929年被接受。《破产和执行法》却是依照《瑞士联合破产执行法》制定并在1929年生效。《税务法》的一个重要部分依然是以西欧，特别是德国法律为基本，而制定。所有这些法律都是为迎接以后的形势变化而作准备的。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土耳其的法律体系就是大陆法系。但因为当时在照搬的过程中，法律人士在编写土耳其法律的时候，仍然使用了大量的阿拉伯语，直到今天为止土耳其法律仍然是一个晦涩难懂的学科。土耳其历史上，这类国家曾长期奉行伊斯兰法，但在近代以来的改革中己彻底放弃伊斯兰法而以西方法律代之。尽管这类国家的法律制度都己引进西方的现代法律，但国内大多穆斯林仍然认同传统的法律文化，这就导致了法律制度与法律文化间的冲突，成为法律现代化的巨大阻力。

论文材料取自：

（1）COŞKUNÜÇOK,AHMETMUMCU,GULNIHALBOZKURT.

《土耳其法律史》Ankara2002

（2）SADRİMAKSUDİARSAL.《土耳其历史和法律》İstanbul1947

（3）DOGUINES.《匈奴、土耳其和蒙古史》（Çeviren:H,C.Yalçın）İstanbul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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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EVATAKŞİT.《伊斯兰刑法》İstanbul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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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VELİDEDEOĞLU.《法律化的行为》İstanbul1940

（12）VELİDEDEOĞLU.《土耳其民法》İstanbul1950

（13）FUATKORPULU《土耳其文学史》Ankara1926

（14）HUSEYINNAMIKORHUN.《土耳其碑文》Konya1936

（15）TARI.《宗教史入门》istanbul1955

（16）YUSUFZIYABINATLI.《奥斯曼时期经济和法律的机构》Ankara1980

（17）GULNIHALBOZKURT.在土耳其的备受欣赏的西方法律Ankara1996

（18）AHMETAKGUNDUZ.《土耳其法律史》Ankara1990

（19）SADDIKTUMERKAN.《土耳其的市政》Ankara1994

法律体系范文篇5

一、我国反腐败法律体系的建设现状

1997年9月12日，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此后，这一基本的治国方略，正式写入宪法。依法治国，重点是依法治权、依法治官。法治，就是要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目前，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除了《刑法》对贪污罪、受贿罪等一些与反腐败有关的犯罪有明确规定外，据统计，全国省(部)级以上机关共制定党风廉政方面的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2000余项，其中，中央纪委、监察部120余项，可以说，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党的纪检和行政监察两个法规体系，并针对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案件、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以及反腐败源头治本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出台了一些反腐倡廉实践急需的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我国已构建起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的基本框架。

从2002年开始，一系列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出台，如监察机关回避制度，干部配偶、子女个人经商办企业的具体规定，关于军队领导机关工作人员插手干预基层敏感事务的处理规定(试行)、关于中央企业领导人员廉洁自律若干规定的实施办法(试行)》等。

2003年是转折的关键。这一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明确提出“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同样在2003年，中央纪委确立了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法规制度建设的总体目标，即：按照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总体目标，按照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总体部署，在2010年前建立起能够适应新时期党的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需要的中国特色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法规制度体系。

整个体系大致包括三大法律制度规范，即：关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国家法律法规及其他法律法规中关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规范；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党内法规及其他党内法规中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规范；从中央到基层的党的组织、行政机关和其他单位制定的关于反腐倡廉的制度规范。

2004年反腐败力度进一步加大。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开始实施，国务院和地方政府取消和调整的项目高达1806项，中组部和中纪委组建了专门的巡视机构，确立了干部引咎辞职制度，同年开始试点的“领导家属境外留学定居备案制度”。该制度要求党政领导干部和国企厂长经理直系亲属出国留学、定居，必须报备，说明其资金来源。这一措施无疑加大了对贪官的成摄力，有利于堵塞贪官外逃之路。同在这一年，中共中央连续向党内下发了三个文件：《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分别针对完善党内监督、明确党内纪律和保障党员权利、发扬党内民主。

中国从2005年进入了体系反腐败的阶段。为了适应新时期对法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全面规划法规制度建设，中央纪委、监察部会同有关单位从2005年开始对改革开放以来涉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文件进行了全面清理，决定废止l15件。同时对法规制度进行了科学分类，编制了(2004—2007年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法规制度建设工作规划)。

为与国际联手合作，共同打击腐败犯罪，2005年l0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决定”。《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在2003年10月31日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这是联合国第一部发表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也是迄今为止第一个关于治理腐败犯罪的最完整、最全面而又广泛、创新性的国际法律文书。

2005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该《实施纲要》提出，要加快制定廉政立法进程，研究制定反腐败方面的专门法律；修订和完善《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制度；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制订和修改有关法律，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形成权责明确、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保障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立执法合作、司法协助、人员遣返、涉案资金返还等方面的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健全公安、审判、检察机关相互配合和制约的工作机制，加大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的力度；加强纪检、审判、检察、公安、监察、审计等执纪执法机关之间的协调配合，建立跨区域协作办案及追逃、追赃机制，完善相关程序，形成整体合力。这些思路有益于我国反腐败刑事司法制度改革，推动我国反腐败司法体制出现突破性进展。

2006—2007年，我国又陆续出台一些与反腐败有关的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等。其中，2007年4月22日，国务院第495号令公布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全面、系统规范行政处分工作的专门行政法规。

2006年9月，中央纪委在系统总结《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实施经验的基础上，重新起草印发《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对报告的事项、报告的程序，以及如何监督检查作出了更加明确、具体的规定。

2007年6月《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颁布下发。此后，在规定的期限内，有1790人说清了自己的问题，涉及违纪金额7789万多元。《规定》从八个方面细化了党员干部在经济和社会交往方面的政策界限，为有效查处新形势下权钱交易案件，进一步教育党员干部严格自律，严厉惩治以权谋私行为，提供了及时有力的法规依据。一个多月后，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又联合了《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了各种新型受贿犯罪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具体意见。上述规定与意见基本一致并相互衔接，严重违反规定的行为被认定为是受贿犯罪，从而较好地实现党内法规制度与国家法律之间的衔接、协调和配套。

2007年10月，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针对反腐败问题，明确了以下三点：一是中央反腐立场非常坚定，态度非常鲜明，报告提到，我们党和腐败是“水火不相容”的；二是把过去讲的反腐倡廉工作提升为“反腐倡廉建设”，而且作为党的基本建设内容之一确立起来，给了反腐倡廉新的定位；三是方针更加明确，提出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要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三个“更加”表明反腐败斗争进入了惩防并举、更加注重预防的新的阶段。

从上述反腐法律制度的建设过程，可以清晰看出中央注重制度系统配套的思路。具体地讲，既注意了单项制度的制定修订，又与其他制度协调配合；既有惩戒性、约束性规定，又有激励性、保障性规定；既有实体性制度建设，又有程序性制度建设。并且，还努力使党内制度与国家法律相衔接，这体现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适时将经过实践检验、适应形势发展的党内制度转换为国家法律法规，增强约束力和强制力，将是反腐制度建设的重要方向。

二、我国反腐败法律体系存在的缺陷

如前所述，我国反腐败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已经建立起来，但是反腐败的法律制度仍然不够完备，很多领域尤其是国家公务活动领域需要大量立法以规范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很多制定出来的法律在规定上过于宽泛，可操作性也不强，这样不利于打击腐败。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制定出的有些法律条款可操作性不强。就我国法律制度而言，新《刑法》中有关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规定，其设立的初衷是为了打击腐败，使那些不能说明其巨额财产来源的腐败分子得以严惩。但在实际操作中，此款法律条文往往被腐败分子得以利用，而有些司法机关由于受到各方面的压力，也可借这一条款的便利掩盖腐败分子的罪行。因为此款罪名的最高刑期为有期徒刑五年以下，跟受贿罪与贪污罪的最高量刑——死刑无法相比，因而，腐败分子可以不主动交代诸如受贿、贪污之类的罪名，以免受到更重的处罚。这样，腐败分子得以从轻处罚，这就造成法律对腐败行为的打击不力，甚至纵容了腐败。

（二）行贿罪的定罪和量刑过宽、过轻。贿赂是双方行为，行贿者和受贿者都从贿赂行为中获得了非法收入，行贿者不是自愿就是主动参与腐败行为。中国典型腐败案例表明，行贿者经济收益较高，即所谓的“送去一只鸡，换回一头牛”。而行贿者获得这种收益的方式是非法的。受贿和行贿，这两种犯罪具有孪生关系。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披露，2001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行贿案件1906件，而同年腐败案件立案36447件，行贿案件的查处只占腐败案件的5.2%，行贿罪的查处力度显然很弱。行贿罪的量刑应与受贿罪等同，这样对行贿者有震慑力，使其在行贿时想到法律的严惩而不敢行贿。美国法律有关惩处行贿者的办法，几乎没有体现出行贿者与受贿者之间的这种不对称性，在美国，贿赂双方所受到的惩罚基本相同。但在我国，现实操作中对贪污受贿的惩处条款相对严密些，而对行贿者的惩处反而宽松，并且每年查处的大量腐败案件中，行贿案件为数不多，这对于遏制腐败将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鉴于此，应考虑对我国《刑法》中关于行贿罪的定罪和量刑上加大处罚力度。

（三）贿赂犯罪中的对象过于狭窄，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贿赂犯罪中的对象仅限于财物。可以是任何形式的好处，而不限于财物。这一方面致使我国的反腐败法网过于粗疏，另一方面也与《公约》的规定相异，不符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所规定的既指财物也包括财产性利益的贿赂物的范围，范围过窄，无法和世界接轨。同时，也不符合社会现实对法律规定的需求。在内地，因许多人了解法律关于贿赂物只限于“财物”的规定，出现了许多规避法律的适例。如行贿人向受贿者提供金钱和财物以外的其他利益。包括提供性服务、包办出国度假、包办子女出国留学等等。而这种社会危害并不亚于实物的贿赂，甚至超出实物贿赂的危害。鉴于此，我国现行立法应加以修改，扩大贿赂犯罪对象的范围，将“任何形式的好处”作为贿赂犯罪对象的范围。但应将财产或财产性利益与公民之间的馈赠区别开来，合理界定贿赂犯罪的犯罪圈。

（四）腐败案件查处力度弱。据专家研究发现，在我国受党纪、政纪处分的党员干部中，腐败罪行实际受到查处被判刑的大约在6%～10%之间。根据中央组织部的数据计算，1993—1998年全国受党纪政纪处分的党员干部累计达到2.89万人，而平均每100名受党纪政纪处分的干部只有42.7人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最终只有6.6人被判刑，腐败案件查处力度相当弱。在受党纪政纪处分的党员干部中，省部级干部被判刑的比例为10.3，地厅级比例为9.1，县处级比例为6.4。

（五）我国现有的反腐败机构独立性不强。我国现有反腐败机构可以说是由党、政和司法协力组成的结构，包括检察机关的反贪机构、党内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政府的监察委员会。

检察机关内设的各级反贪局是我国主要的反腐败机构，反贪污局是由检察机关内设的经济检察厅演变而来的，l989年7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济检察厅率先改名为反贪污贿赂局。I989年8月18日全国第一个反贪局在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成立，随后，全国各级检察院成立了这一专门机构，l995年11月1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将反贪污贿赂检察厅更名为发表全国范围内的反贪污贿赂总局。其负责受理举报中心移送的经济案件；侦查贪污、贿赂等重大经济罪案；分析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的情况、规律及主要犯罪发展趋势；研究侦查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的措施和手段；制定侦查工作的有关规定。其后为进一步加强对贪污贿赂犯罪和渎职犯罪的预防，在检察机关内部设立了职务犯罪预防机构，其职责是结合查办职务犯罪，及时对作案环节和作案手法进行分析研究，掌握犯罪的特点、规律及发生的原因，帮助案发单位汲取教训，堵漏建制，加强防范。

纪律检查委员会(纪委)是中国共产党内负责党纪的委员会，除中央设有纪律检查委员会外，在内地各级党组织亦有纪委。其权能是：检查中央直属各部门、各级党组织、干部及党员违的纪律的行为；受理、审查并决定中央直属各部门、各级党组织、干部及党员违的纪律的处分。

在行政部门，国务院下设有监察部，在各级地方政府设有监察厅和监察局，其职责主要是对一些有违法行为但未构成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行政处分。在调查中如发现有犯罪行为，则会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院依法处理。

我国的反贪污贿赂总局隶属于检察机关，与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国务院内的监察部并列的三大反贪污贿赂职能部门之一，三部门之间存在着国家政策和法律适用的冲突境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反腐败机构职能的发挥。2007年9月13日，中国部级预防腐败的专门机构——国家预防腐败局正式成立。但是，对于国家预防腐败局的法律地位、与上述三个反腐败机构的关系却并不明朗，这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国家政策和法律适用的冲突。

我国2005年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专门规定了反腐败机构，从总体上增强对腐败犯罪的规制。《公约》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当根据本国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赋予反腐败机构必要的独立性，使其能够有效地履行职能和免受任何不正当的影响。各缔约国均应当提供必要的物资和专职工作人员，并为这些工作人员履行职能提供必要的培训。各缔约国均应当将可以协助其他缔约国制定和实施具体的预防腐败措施的机关的名称和地址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公约》所规定的反腐败机构重在强调其职能的独立性，以《公约》所规定的反腐败机构为标准，应重构我国现有反腐败机构。

法律体系范文篇6

【关键词】电子商务；法理；体系建构

一、电子商务与电子商法

电子商务是电子信息技术在商事领域的广泛而综合地运用而产生的新的商务模式。那么，到底什么是电子商务呢？一般认为，电子商务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电子商务是指将以电子技术手段（包括电子通讯与电子计算机技术）所进行的一切与商业有关的活动都包括在内的经济和商业活动；狭义的电子商务是指以国际互连网为主的各种计算机网络上所进行的一切经济和商业活动”。“商法又称‘商事法’，它是指规制营利性主体的经营性活动，调整由其所生的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电子商务活动中的主体与传统商法所调整的主体范围并无差别，但交易手段却是传统商法所难以调整的。因此电子商法应运而生，电子商法对应广义电子商务概念而言，笔者认为它应当是调整以利用电子信息技术进行的一切经济和商业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二、电子商法的体系建构

电子商务就其本质而言是将现实中的各种商业交易行为在以计算机网络为基础的平台上予以实现。它涉及商事领域活动中的方方面面，与其相对应，作为规范电子商务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和的电子商法也是一个范围极广的法律部门。电子商法的法律体系可以表述为：一国内各种调整电子商务活动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按一定标准和原则制定或认可的组成的内部和谐一致的统一体。该体

系的建构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一）电子商法的渊源体系研究

法的渊源即法的表现形式，包括正式渊源和非正式渊源。

1．正式渊源。我国电子商法的正式渊源主要包括宪法典、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和法律解释等，此外还包括部分行政规范以及尤其重要的国际条约。

（1）宪法典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一国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赖以建立的基础，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毫无疑问是电子商法的渊源。电子商法体系的建构也首先要以宪法典为根本依据。

（2）法律是电子商法的基本渊源，要增强企业和个人对电子商务这种全新商务模式的信心，法律的规范与确认是至关重要的。再次，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也是电子商法的重要渊源。由于我国并没有单独的电子商务立法，对于应对目前的电子商务活动规范管理的需要而言，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关于电子商务的立法就显得尤其重要。

（3）法律解释也是电子商法的渊源。法律解释有正式的法律解释与非正式的法律解释。其中的正式解释也是电子商法的正式渊源之一。

2．非正式渊源。电子商法的非正式渊源包括法理、惯例和判例等，其中主要是商业惯例或者商事交易当事人的约定。一些惯例中的很多内容，如数据电文发送与接收的时间和地点、数据电文的确认收讫等，均已成为各国电子商法中的重要规则。”

（二）电子商法的运行体系研究

法的运行包括立法、执法、司法、法律监督和法律解释，他们构成了法的运行的完整模式，电子商务法律体系的建构也必须以此为基础。

在电子商法的运行体系中，立法无疑是具有决定性的环节，没有立法就谈不上执法、司法、法律监督和法律解释。立法的目的在于通过所立之法解决其所对应的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相对于电子商务活动的迅猛发展，我国关于电子商务的立法却较为滞后，虽然政府有关部门和我国的法律学者都对电子商务立法有很高的热情，但所取得的实质性进展还不多，除了合同法等少数法规中有一些相关规定外并没有专门制订相关的全国性法律。

从执法上来说，由于立法的缺失使得执法机关对电子商务活动中的一些法律、法规规定以外的问题无所适从，要么对损害社会利益的行为放任自流，要么对合乎市场规律的交易横加干涉，其结果是阻碍了电子商务在我国的发展，降低了企业和个人对电子商务的信心。而在司法方面，由于没有相关立法，司法人员办理电子商务引起的纠纷通常采用传统商法、民法中的规则，但电子商务中的交易模式与传统交易模式有很大的不同，使得传统商法、民法中的相关规则难以适应新的情况造成审判结果的不公。

就法律监督而言，电子商务法中的一个基本制度就是电子商务认证法律制度。认证机构的设立与管理、认证机构的运行规范及风险防范、认证机构的责任等本来就需要制订专门的法律加以监督。法律解释则是对已制订法律的必要补充，起到弥补法律漏洞，强化法律的调空能力的作用，因此对于电子商务法律体系而言必不可少。

（三）电子商务的立法体系研究

1．联合国以及外国电子商务立法概况。由于电子商务在全球范围内的迅猛发展，无论是联合国和其他一些国际组织，还是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都纷纷制定了电子商务法，以保障和促进这一新兴产业和市场的蓬勃发展。在积极地进行相应的立法活动以尽量与之相适应。

在国际组织方面，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简称贸法会）自1985年至今主持制定了一系列调整国际电子商务活动的法律文件。它们主要包括：《国际贷记划拨示范法》（1992年）、《电子商务示范法》（1996年）、《电子签名示范法》（2001年）等等，是世界各国电子商务立法经验的总结，同时又反过来指导着各国的电子商务法律实践。

美国的尤他州于1995年颁布的《数字签名法》（UtahDigitalSignatureAct），是美国、乃至全世界范围的第一部全面确立电子商务运行规范的法律文件。另外美国的全国州法统一委员会也于1999年7月通过了《统一电子交易法》，供各州在立法时采纳。2000年6月克林顿签署的国会两院一致通过的《电子签名法》，表明美国的电子商务立法走上了联邦统一制订的道路。

就欧洲来看，俄罗斯联邦是最早制定电子商务法的国家之一：其于1995年1月，1997年先后颁布了《俄罗斯联邦信息法》，《信息存储标准暂行要求》。2002年，普京总统又签署了《电子数字签名法》。德国于1997年制定了《信息与通讯服务法》。意大利，英国等国也先后制定了电子商务方面的立法。

亚洲也有马来西亚早在1997年制订了《数字签名法》。可以说这是亚洲最早的电子商务立法。紧接着，新加坡于1998年正式制订、颁布了《新加坡电子交易法》，又于1999年制订了《新加坡电子交易（认证机构）规则》和《新加坡认证机构安全方针》。

2．当代中国电子商务立法。我国为了适应电子商务的发展，也已采取了一些法律措施。譬如《合同法》，在合同形式条款中加进了"数据电文"这一新的电子交易形式。但是，与电子商务实践的需求和世界发达国家的立法相比，我国电子商务立法的进展，还有待加速进行。从电子商务专项立法来看，我国目前除了全国人大代表的议案之外，尚无正式的全国性法律文件产生。

通过对各国电子商务立法情况的分析和对国内电子商务发展可能契机观察，笔者归纳出了下述框架性内容：

（1）电子商务运行模式的选择与规范。

（2）电子商务市场主体资格的确认及基本权利义务规范。

（3）电子商务市场的建立和准入规范。

三、电子商法体系的法理学反思

法理学亦可称“法哲学”，是法学的基础理论学科，又是法学的高层次理论形态，它对各部门法学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电子商法作为商法部门的一个分支，其法律体系的建构理应受法理学基础理论的指导。但现实存在不少的问题使电子商务法律体系的建构难以站在法理学的高度进行。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法治建设进程的加快，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已基本建立，由此也带来了各部门法研究的深入，出现了许多可喜的成果。但也由于部分学者对部门法研究过分强调其实用性，忽视了作为具有部门法学指导意义的法理学的研究，而法理学的学者也更多地关注法理学体系结构框架，对各部门法的基本理论研究较少，使得部门法研究与法理学脱节。

事实上，电子商务的产生、发展及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已经不可避免地对传统社会规则、价值标准、行为规范造成巨大的冲击，并必定会对人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产生全方位的深刻影响，而这些都是法理学的研究范畴。李龙教授说过：“法理学是法学中的理论学科，它研究和探索法与法律现象中的一般理论，对各部门法学提供理论支撑和理论渊源。”那么，在建构电子商务的法律体系的时候，怎能不考虑其与传统的法律观念、法律精神、法律文化等的沟通与融合、互相促进、互相发展？又怎能不考虑从法理学的角度对外国的电子商务立法体系做出正确的分析判断从而指导我国的立法实践呢？

“法理学是法学的基础科学，是学习与研究法学的入门向导”。学习与研究法学必须从基础学起，从研究一般理论开始。学习和研究法理学当然不能泛泛而论，要结合实际。

另外，还有法律与道德、政策、政治、文化、社会的联系问题，法的核心价值、终极价值问题，公平与效率问题，立法与执法、守法、司法、护法、监督的关系问题等等，都是不容忽视的。

四、结语

总之，电子商务法律体系的建构必须摆脱局限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出现问题才加以立法调整的境地，要破除传统民商法规范对电子商务交易形式的桎梏，站在法理学的高度，从宏观上对整个电子商务的立法进行通盘考虑，建立起电子商务在“主体制度、财产权制度、法律行为制度、宏观调控制度、侵权与犯罪和法律适用六个方面的法律体系”。

【参考文献】

[1]齐爱民，徐亮．电子商务法原理与实务[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2]董安生，王文钦，王艳萍．中国商法总论[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

[3]李适时．各国电子商务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

法律体系范文篇7

关键词:低碳经济；法律体系；产业结构

在全球经济融合发展的同时，带来了巨大的环境问题，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与环境保护的发展并不协调，导致环境控制成本明显高于经济成本。在此情况下，世界各国纷纷开展低碳经营的探索，并且运用法律体系来促进产业的低碳经营，但是由于法律体系的建设并不完善，导致效果并不理想，因此，结合现阶段的产业类型，探究低碳经济的法律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低碳经济法律体系建设的重要价值

完善低碳经济法律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可以调整能源产业结构，我国普遍存在能源消耗量大以及环境污染严重的问题，如煤消耗是发达国家的5倍，而通过法律体系建设，可以促进环保，合理开发，从而可以实现对能源产业结构的调整。其次，可以优化产业结构，我国第二产业约占产业结构50%以上，存在巨大的消耗，且对环境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在此情况下，建立低碳经济法律体系，可以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实现对环境的保护。最后，可以提升国际竞争力，国际竞争力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而且与环保息息相关，通过低碳经济法律体系的建设，可以实现对综合竞争力的提升。

二、低碳经济法律体系构建中存在的问题

低碳经济的发展需要法律体系的维护，但是由于受到立法程序、法律内容以及人员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导致法律体系建设并不完善，其问题主要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1.法律体系建设并不完善。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全球发展的重要趋势，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低碳经济法律体系的构建方面并不完善，且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其原因如下：第一，我国属于宪法制度国家，但是在宪法中并未规定低碳经济发展的相关内容。第二，我国在宪法制度的规定中，缺乏引导性的法律建设，并且各项规章制度之间存在差异，导致法律体系建设对低碳经济体系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国宪法程序在修改或者立法中，需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修改制定，导致其对细节的修改或者立法方向的设计均需要通过繁琐的程序，在此情况下，宪法显然无法满足低碳经济的发展需求。因此，法律体系建设的不完善，会对整体低碳经济的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2.能源基本法存在缺位。对于能源的使用和管理，是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同样加强了对能源的立法管理，并且在《煤炭法》以及《电力法》等方面不断发展建设，具体涉及到地方政府以及行政部门，但是随着能源的开发过度以及能源技术应用低等问题的突显，导致能源的开发利用无法达到环境保护的需求。其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能源基本法的缺失，导致能源开发与低碳经济的发展存在协调性的问题，现有的法律并不能满足环境保护的需求，导致资源的过度开发，对环境造成不可估量的破坏。第二，法律体系的建设缺乏长效化和规范性，在随着低碳经济不断发展的环境下，环境保护不断面临着新问题，而现有的法律结构更新速度较慢，无法满足环境保护的需求。由此可见，能源基本法的缺位，是影响低碳经营以及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3.法律体系建设缺乏可操作性。对于低碳经济法律体系的建设，不仅要完善法律内容，而且要保证法律的可操作性，这样才可以更好的实现环境保护与低碳经济的协调发展。但是现阶段，我国在法律体系的建设中，明显缺乏可操作性，导致其并不能满足环境保护的发展需求。如对法律的建设多为原则性的法律法规，对企业的约束性相对较低，并且缺乏判定的标准，导致其效果匮乏。例如在能源法的规定中，其规定了对能源的开发需要遵循保护环境的原则，但是对于能源的开采标准、破坏标准以及惩罚标准并未建立明确的规定，导致在实际建设过程中，缺乏显著的控制效果。4.法律体系建设迟滞。对于低碳经济法律体系的建设，不仅要保证建设的有效性，而且要保证建设的及时性，以此来保证法律体系建设的标准。但是在实际管理过程中，我国法律体系的建设并不完善，其存在建设迟滞的特征。其主要是由于全球经济融合发展的过程中，技术以及资源更新换代的速度较快，导致原有的法律制度体系并不能满足低碳经济的发展需求，在法律的更新换代中，同样需要经过人民代表大会、最高法院以及国务院等多个部门的审批，由于程序的繁琐，导致法律体系的建设存在迟滞。在新的法律构建完成后，低碳经济市场可能出现了新的变化，甚至在法律构建阶段，市场已经发展到新的层次。由此可见，低碳经营法律体系建设的迟滞，是影响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构建低碳经济法律体系的途径

低碳经济法律体系的建设中，其仍然存在立法性的问题，导致低碳经济的发展效果并不理想，因此，应该结合我国低碳经济法律体系建设的实际情况，构建出符合中国特色的低碳经营法律体系，策略如下。1.明确立法原则。对于低碳经济立法体系的建设，需要明确立法的原则，根据实际情况建立立法标准，我国现阶段的立法体系建设并不完善，因此，需要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在，明确立法原则的基础上，完善低碳经济法律体系建设。首先，立法的建设要符合中国特色，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以及人均资源存在明显的不匹配现象，能源消耗较大，且存在环境污染性的问题，因此，我国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对其进行不断的创新，使其符合我国的基本发展环境。其次，要不断对法律体系进行创新和优化，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低碳经济呈现不断更新的趋势，而法律体系的建设，更加应该符合低碳经济的发展特色，建立符合市场发展的法律体系，使其可以更好的保护我国的生态环境，且可以促进低碳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总之，只有根据我国特色，建立属于中国特色的低碳经济法律体系，才可以全面带动低碳经济的发展，使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升。2.建立能源基本法。建立能源基本法，是保障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且是推动低碳经营发展的重要动力，然而现阶段，我国能源基本法的构建存在明显的不足，导致环境破坏日益严重。针对该问题，我国应该建立能源基本法，在能源安全、战略目标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制定基本原则，使其符合我国的发展形势，同时要结合国际低碳经济的发展趋势，全面打造优势的低碳经济产业。在战略方面，结合我国的能源分布以及开采特征，保证资源的合理使用效率。在能源安全方面，要对能源的可持续利用度进行分析，建立长期开采计划，降低资源的损耗。在环境保护方面，要制定环保标准，要求能源产业均需要技术达标。总之，只有在符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建立能源基本法，才可以全面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3.结合实践来构建立法。完善法律体系的可操作性，有利于构建低碳经济，然而现阶段，我国低碳经济法律体系的建设明显缺乏可操作性，且主要以理论为主，缺乏实际应用，无法满足环境保护以及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求，因此，需要结合实践，完善立法。我国针对低碳经济发展实际情况，要建立税收标准，在保证企业发展收益的同时，可以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另外，要加强环境保护的执法力度，建立法律准则，对于违背环境保护原则的企业，需要按照治理损失来进行惩罚，并且根据损失程度的递增，不断的加大惩罚力度，以便约束企业的行为，企业从多元化的角度而言，可以提升立法体系的可操作性，从而实现低碳经济以及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4.及时更新立法体系。低碳经济以及环境保护的立法体系建设时，需要保证立法体系的完善性，随着全球经济的融合发展，科技以及环境的变化速度较快，然而法律的立法速度却无法满足环境变化的发展需求。尤其在我国的立法中，需要多个部门的批准，程序繁琐，因此，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及时更新立法体系，针对该问题，我国可以建立最高法院环境立法制度，环境保护部门以及经济部门要加强协商，在发现环境问题或者更新的基础上，要将立法方向递交给最高法院，在明确是否存在立法必要性的基础上，及时更新法律体系，保证立法的及时性。低碳经济是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立法方面依然存在明显的缺失，针对该问题，本文探究低碳经济法律体系的构建，在分析其价值的基础上，发现低碳经济法律体系构建存在立法不完善、缺乏能源基本法、缺乏可操作性以及更新迟滞等问题。针对问题，提出了明确立法原则、建立能源基本法、结合实践立法以及及时更新立法等策略。希望通过本文的分析，我国可以不断完善低碳经济法律体系建设。

参考文献

[1]詹有平.低碳经济法律制度的优化研究——评《低碳经济法律制度研究》[J].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8，33(03):113-114.

[2]王波.低碳经济与我国低碳金融法律制度的建设思考[J].法制博览，2017(35):69-70.

法律体系范文篇8

[关键字]反腐败依法行政廉政建设

中国的腐败问题一直以来受到国内外的关注，也许是因为他的历史悠久：乾隆朝代的“大贪”-何珅可谓家财千万，远近闻名，中外知晓。也许是因为中外的社会体制差异，使得西方将世界普遍存在的权力的腐化堕落归结到意识形态，以此作为手段，当作炮弹。抑或是中国的法律与行政的特色运作体系带来了不可避免的漏洞。反正中国的，再扩大点说，世界的历史就是一段腐败与反腐败的历史。

虽然腐败是根源于权利的社会现象，但是也我们应当清楚的认识到腐败的问题不可以单单抽象的定义到某些具体的观念，制度的设计和操作上。首先，腐败的存在是客观的，有权力就有腐败，权力的滥用就必然的滋生腐败。“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1其次，腐败伴随国家的产生而发展，国家同时也运用自身行政手法进行权力的限制。最后，人民依靠法律约束自己，控制权利的实现，以法制腐，是法治社会应有的题中之意。“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利约束权力。”2

思考讨论中国的反腐败问题，溯本清源，腐败现象屡禁不止，其原因不外乎有那么几点：

（一）、公务员自认为薪水偏低，物质欲难以满足，取之于民，用之于我的观点成为时尚。

比如：公务员买套普通的房子，非七万八万的是买不到的，而一般公务员的薪水才多少？得攒几十年？这还未排除他们赡养父母、抚养儿女等项正常开支。当然，全国还有许多生活水平更低得多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老乡亲和无数下岗职工，但老百姓对公务员的要求真的不高，他们认为公务员应该拿的多拿点，只要为他们好好为人民服务，多办点好事、实事，也就行了。但真正“拿”到腐败的水平了，公务员的那一杆称还摆了平吗？能摆了稳了吗？有的地方大搞“一家言”、“一家行”，真正的目的就是通过消除所谓的“杂音”（即不同意见、不同想法等）将自己的权力绝对化，达到行使权力的随心所欲化。一个人这样做了，大家都向他看齐了，那腐败怎么反下去。这是一个观念更新的价值。公务员代表公家，服务人民，手上是有一点的权力，但有没有思考过这些权力是哪里来的？莫名其妙的生出来的吗？还是什么人赋予的呢？这一点值得我们去好好的思考。这是腐败者聊以自慰的理由。

（二）、国家和地方对于腐败的打击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腐败现象随着改革开放，逐渐明朗化、公开化、固定化。这些现象以前在暗处，不了解情况的老百姓不可能知道，这些年媒体的力量上来了，公民的观念也前进了。腐败越来越多的受到社会的关注。国家一直都在防，在治，但是力度还是不够，范围还是不明确。国家在管，地方也在管，为什么反腐败就是不见成效呢？你不管，我贪，你管了，我小心点贪。方式问题，态度问题，队伍问题这些都应该好好的思考。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和地方基层工作作用的配合就是要在这里体现出来的，需要挖下去，深进去，治起来，比如说像对打击犯罪的机关和人员的赎职罪的定义范围要扩大。纪委、监察、检察、公安等机关或工作人员明知某些人有犯罪行为，但为了人情，还是民不举，官不理。自身没有建设好，拿什么来服人，用什么来管人，严于律己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三）、法律体系不健全，规定过于笼统，腐败分子抱有侥幸心理，能拿就拿，能多拿就多拿。

中国的法律需要完善的地方还有很多，仅仅有关反腐败的法律结构上，《刑法》规定了6种基本罪名，但比起社会上千奇百怪的腐败现象，那估计只能是沧海一粟，管中窥豹-毫无作用。更何况是没有达到刑法惩治的程度呢？法律上没有措施来限制，眼看着权力的腐败、堕落，出现一个无法填满的黑洞。比如：有的腐败分子贪污受贿几百万元，证据确凿了，但坐几年牢就完事了，更有甚者还不定罪。所以需要制定更加严格的反腐法律体系，与时俱进。好比制定贪污受贿共计10万或者50万元以上，证据确凿者，从严惩治，从某年某月开始执行。执行此法以前贪污受贿所得的一律不追究法律责任，但以前的贪污受贿所得财产不得继承、不得馈赠、不得转移。这样从严的法律才能执行得下去，腐败才能控制得住。反腐败方能成为有法可依的大计。

腐败的原因明白了，怎么来“反”呢？问题提出来，就需要解决。从原因入手，针对性的采取措施是一种整体的思维方法。

（一）、廉政建设

“为政清廉”这个词常被人们提起，它又常和“勤政为（爱）民”等并列一处，或者直接被称为“廉洁勤政”。由此容易得知“廉”，在许多的与“政”的结合中，不仅属于行为与品质的范畴，也是属于政治的，可以说是与“为政”、为政者“紧密相连的。

“吏治上的、司法上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为政，执法，反腐败，就当从倡清导廉做起；同样的，为政者、执法者要保持不腐不败，也就要从身清体廉做起。须知，为政要清廉，清廉方可为政。

所以用利益的观点探索廉政建设措施、创新廉政制度，是从源头深化廉政建设、遏制腐败行为的一条新路，也是通过行政改革逐步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的重要途径。

首先，在行政官员选拔上“廉”。做到平等竞争，公平上岗。优胜劣汰，建立起一套能吸引人才、发现人才、任用人才的选拔机制3.加大透明度和公正性，摒弃靠命令，依关系任命官员的制度。

其次，我认为要保证从政人员权力行为的廉洁，应该调整现有利益格局，逐步建立合理的公务员收入增长机制，有效地解决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为从政人员廉洁奉公创造良好的客观条件。“高薪养廉”正是这一理念的技术设计，当时与之配套的需要一种行之有效的淘汰机制，这种机制以社会对官员的充分监督、制度对权力的充分制约为基本框架。在社会监督和权力制约充分有效，整个社会支付的行政成本不致过高的前提下，高薪养廉就具有了现实的可操作性。

有了高素质的人材掌控权力同时设计行之有效的淘汰机制，充分监督、限制，相信廉政制度的实行不会是无稽之谈。

（二）、行政服务

权力的来源问题，一直是各国、各界人士争论激烈的话题。根据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笔者认为人们为了保障自由、安全等基本人权，进一步促进公共利益，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让渡出来，组成国家权力，因此国家权力的最终归属于人民大众，而不属于高高在上的政府官员。政府官员手中的权力只不过是人民授予的，其性质是一种服务权，4它服务于公共利益，受制于公共利益，这是公共权力行使是否合法的唯一标准。现代政府的价值取向是服务社会，角色定位是社会服务者，所以“有必要逐步给行政部门灌输一些新的精神，因为行政部门已表现出某种倾向。它们对历史抱残守缺，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实行统治的权力机关，它们对待国家的公民总有点像皇帝对待臣民的味道”5.“权由民授、官由民选、政为民谋、权受民督”才是政府应有的行政理念。

在制度构建上，政府设立权力的硬约束机制。权力本身无所谓好坏，关键在于它被用来做什么样的事。健全的政治体制应该具有一整套对权力的硬约束机制，以保证权力被用来做好事、防止权力被用来做坏事；即使出现滥用权力做坏事的情况，也能够及时地发现与揭露，并且尽快予以纠正。实际上就是行政权力运行的界限设计，用权利限制权力的问题。

具体说来，国家与地方采用行政双轨制运作，横向限制与监督，纵向平等与共进。

一是改革行政审判制度，规范行政审批权力；

二是推进财政制度改革，强化资金管理；

行政具有其特殊的灵活性，政府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制定适应时事的措施，加强反腐败的力度，开拓反腐败的手法，在稳定中前进。

（三）、法律保障

法律是社会最后一道防线，反腐败的问题与法律有着必然的联系。完善法律体系，我们要做到：

其一，严格执行立法程序，严把审查关。本着“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原则，把好法规、规章草案的立项关和审查关。

其二，广泛征求意见，大力推进立法民主化。草案审查修改过程中，提高政府立法质量。

依法治理和预防腐败犯罪，一方面是权力配置、运作法制化，使廉政勤政建设法制化，另一方面是加强治理腐败犯罪的专门工作和立法，明确社会各预防腐败犯罪责任主体在预防腐败犯罪中的地位、职责和工作具体程序，以及失职的法律后果，尤其是具体明确有关惩治和预防腐败犯罪的专门职能机构的法定地位、具体法定职权和工作程序。比如尽快制定公务员法、行政公开法、公务员财产申报法、监督法、公共产品采购法等，加强对公职人员行为、财产状况、行政行为进行完备的法律监控。

对于有关规定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行为的法律，立法上加以完善，细化其规定，增强完备性、科学性、严密性、明确性和可操作性。

但是法律本身具有滞后性，他调整的社会关系是以相对成熟为前提，很难有预见性，预先对尚未出现、成熟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整。6现实社会又是一日一变的，就立足预防腐败犯罪的目的，关于预防腐败犯罪原则、主体、职责、措施、程序和法律责任的综合性、全国性的专门法律法规加强论证、制定，使治理腐败犯罪从目前主要依靠党和政府的党风廉政自律责任要求上升到国家的法律责任强制，增强治理的权威性和统一性。

有了法律的保障，有法可依和执法必严，必然给腐败分子以威慑力，这也是法律设计所要达到的效果和价值。

行政和法律是不冲突的，但是现实中人们却认为行政是政府，法律是人民，往往将权力与权利对立起来，演变成行政与法律之争，其实这种观点太过于片面化，行政与法律不但不是冲突可而且可以说行政与法律是相互协调，相互影响的解决问题的两个不同的视角。

依法行政就是将两者综合，是指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管理公共事务必须由法律授权并依据法律的规定。7依法行政既需要观念的转变，也需要制度建设的保障，更需要法规范的有效运行。也就是说，是理念、制度及实施的“三位一体”。

理念的改善具有长期性的特点，笔者认为积极的反腐败在思想上：

1、做到政府责任和公民权利的双重回归。

2、从治民、治市向治官、治权的思维转变。

3、政府由“无限权力”走到“有限权力”。

4、观念上“公民责任”发展到“政府责任”。

关于依法行政在这里还想强调一下“行政”和“法”的关系：笔者认为法优先优位于行政，法高于行政；行政必须有法，无法律即无行政；行政必须服从于法。执行国家意志的功能为行政，行政作为国家意志的执行工具，主要功能就是执行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

依法行政对于反腐败的意义体现在消极防范，也就是对政府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依法进行规范，防止权力的滥用，并使受到不法行政行为侵害的公民权利及时得到补偿。现代社会的法律对行政职权的行使，并不是也不可能事无巨细全都进行规范，而是规定一些原则，规定一些有弹性的条文，规定可供选择的措施和可上下活动调整的幅度，赋予行政机关一定的行政立法、行政自由裁量和行政紧急应变等特权和专权，以便行政机关有灵活机动的余地和空间，能卓有成效地处理复杂多边或紧急突发的公共事务和事件。当然，法律在赋权的同时，也根据“主权在民，限权政府”的原则，从防止行政权力专断滥用的角度，对行政法律法规不断进行丰富和完善，加强立法力度，对不断扩大的行政职权和行政领域加以约束和规范。

依法行政，重点是外部行政行为要纳入法治化、规范化的轨道，以最大限度的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防止腐败的发生，从事后防范提前到事前威慑，在法律与行政的调和中切实的实现“三位一体”的反腐败。依法行政，使法律成为行政的实质指导，行政依法，使行政在法律的范围内实施。

在中国，反腐败的目标不是一时一刻就可以完成的。腐败有其历史的根源，现实的土壤，从理念上求改变是最基本的，向行政中寻实施是最必须的，于法律下问原则是最广阔的。思想、行政与法律，三者相互配合，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缺一不可。腐败是社会现实，但又是可以治理的，应该相信反腐工作的前景是光明的。在法律和行政之间寻一个制衡点是反腐败的题中之意。

参考文献：

1胡建泵：《行政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71页。

2[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商务印书出版社，1961年版，第154页。

3傅思明：《中国依法行政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检查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页。

4傅思明：《中国依法行政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检查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5［法］勒内·达维：《英国法与法国法》，舒扬等译，西南政法学院法制史教研室1980年印，第109页。

法律体系范文篇9

关键词：低碳经济；法律体系；问题；构建策略

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平衡是可持续发展的本质要求，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综合性与科学性的认识，过度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往往对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损害，造成后期发展的乏力，社会问题滋生。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低碳经济与低碳发展逐渐成为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共同认识，各个国家也开始围绕低碳发展、可持续发展进行深度探索，并对相应的保障体系进行搭建，其中低碳经济法律体系就是保障体系的重要构成，也是推动低碳经济长久化发展的有效方式[1]。

1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意义

低碳经济是有低碳产业、技术等构成的经济体系，该类经济发展的目标具有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综合的特点，其中，低碳经济的经济效益主要通过自身的创新技术，提高资源与能源的利用率，降低原有产品的生产成本，从而提高盈利空间，获得经济效益；低碳经济的社会效益主要体现在该类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能够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污染，达到节能减排、经济与生态环境互动的作用[2]。就我国来说，发展低碳经济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这不仅与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的目标相符合，同时也与我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相符合，以下，对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意义进行如下总结与分析。首先，发展低碳经济有利于调整我国的能源产业结构。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能源依托主要是煤炭，这与我国“缺油少气”的能源现状相关，但是，无论是煤炭，还是石油与天然气，均是一次性能源，可再生能力不足。建国以后，由于工业化发展的力度不断加大，缺乏对煤炭资源充分使用的意识，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而通过发展低碳经济，能够寻找清洁型、可再生能源作为替代，从而对我国能源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与优化，降低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其次，发展低碳经济也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与调整。一段时间以来，我国一、二、三产业结构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合理性，第二产业占据的比重较大，一、三产业相对较为落后，这就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以工业为核心的第二产业比重突出，必然就造成能源使用需求不断加大的问题。而通过发展低碳经济，能对第二产业的能源使用进行优化，对第三产业的创新发展注入活力，推动我国三大产业体系之间的优化与调整。最后，发展低碳经济能够推动我国国际竞争能力的提升。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进出口贸易逐渐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通过发展低碳经济，不仅能够与世界当前的碳排放指标和规则相符合，减少相应的费用，同时也能够降低产品生产的成本，提高企业在出口中的盈利能力。

2我国低碳经济法律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

2.1低碳经济法律体系完善程度不高。党的十八大以后，已经对低碳经济的地位与目标进行明确，低碳经济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但是，就我国当前来看，低碳经济的实行依旧缺乏完善法律体系的支撑，影响低碳经济发展的成效，造成低碳经济法律对低碳经济发展的规范与调整作用不足，这也是我国低碳经济法在当前一段时间内的主要问题。从我国低碳经济法律体系不完善的原因来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我国宪法中尚未将低碳经济纳入基本发展战略中，这就造成低碳经济法在完善的过程中缺乏宪法的支撑力度；其次，当前我国基本法律体系中也尚未明确对低碳经济的推动与保障，各个法律体系之间围绕低碳经济发展的条文存在一定的不协调性，这也影响低碳经济法律体系的完善性。2.2能源基本法缺位问题突出。对于低碳经济的发展来说，能源的开采与管理直接影响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运行，也关系低碳经济所彰显的低排放、低污染理念的可持续化推进。近几年，我国围绕低碳经济的发展，陆续制定与颁布了《煤炭法》等法律，各个地方也围绕自身的低碳经济发展目标，出台了相应的地方性条例，这些法律体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法律体系缺乏完善性的问题，但是从总体上来看，相应的能源基本法律仍然不足，缺乏对新能源立法的支撑。2.3相关法律的可操作性不强。随着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速度不断提升，导致低碳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遇到更多新的问题。但是，由于我国低碳经济的相关法律在制定的过程中缺乏更新能力和细化能力，造成司法针对性不足，影响相关法律的可操性。从我国低碳经济相关的法律来看，侧重的是原则性的规定，与低碳经济发展缺乏明显的指向性，这也影响法律条文的约束性、可操作性，造成低碳经济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难以依托现有低碳经济法律解决相应的问题。2.4公众低碳经济法律意识不强。我国低碳经济法律体系在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还体现在公众对低碳经济法律意识较为薄弱，这就影响到低碳经济法的执行效果，进而对低碳经济的发展造成一定的负面效果。本质上来说，法律本身的价值体现在自身的规范作用和引导作用，而规范引导不仅需要法律的强制力，同时也需要公众的共同意识与相应认知，以此形成法律本身的互动。

3我国低碳经济法律体系构建探析

3.1立足国情，合理确定低碳经济立法原则。我国低碳经济法法律体系的构建，也需要有合理立法原则作为支撑，我国立法原则在确定的过程中应当明确两个原则。首先，低碳经济法法律体系的立法要与我国的基本国情相符合，当前，我国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依旧存在经济结构不合理、环境污染严重、能源消耗大等问题，因此在低碳经济法的立法过程中，应当将这些最基本的情况纳入体系中，以此来突出立法的针对性；其次，低碳经济法法律体系的立法要能够维护自身的利益，这包括企业的利益以及国家的利益，我国当前正处于改革开放深化发展的时期，低碳经济的发展不仅面向国内，同时也要面对国际，这就要在立法的过程中做好企业主体权益的保障和国家主体的权益。3.2推动低碳领域基本法的制定。低碳经济法体系的制定与完善，也需要基本法的制定与支撑，从而为我国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具有全面性、系统性的法律支撑与引导。3.3强化在金融、环保、消费等领域立法实践。低碳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对能源的保障，同时也需要能够在金融、环保和消费等领域进行规范与保障，同样，这也是低碳经济法体系完善的基本要求，这就需要我国低碳经济法律体系在完善的过程中，能够从多个角度出发，进行多元立法完善。首先，我国要能够结合自身发展的情况，参考国际法律体系中低碳税收标准，制定与完善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税收标准体系，从而更好地调动低碳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我国相应执法部门，要能够围绕低碳经济法律的执行，加大对环保、污染、能源开采等的执法力度，推动行政处罚向行政执法进行转化。3.4积极引导强化公众意识。低碳经济法律体系的构建与完善，也要能够获得公众的认可与支撑，这也是低碳经济法推行过程中的保障。对此，我国政府宣传部门、司法部门，应当围绕低碳经济法的制定与发展，与公众进行充分互动，一方面能够引导公众形成低碳经济发展的意识，营造一个低碳发展、绿色发展的社会氛围，为法律的执行提供保障；另一方面也能够在法律完善与制定的过程中集合公众的智慧，促进低碳经济法的优化。对于我国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来说，发展低碳经济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与作用，这不仅能够解决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优化的问题，同时也能够在保护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直接寻求平衡。

参考文献

[1]张艳.浅析我国低碳经济法律制度构建[J].法制与社会,2018(17):41-42.

法律体系范文篇10

关键词：经济法律、法律体系、商法地位、经济法律体系

Abstracts:China’seconomiclegalsystem,"economicrelations"referstoalleconomicentitiestoachieveacertainobjectiveofeconomicproduction,exchange,distributionandconsumptionactivitiesintheformofmutualrelations.Usuallyreferstothelegalsystembyacountry’sclassificationofallexistinglegalnormsfordifferentcombinationsofthelegaldepartment(orlawdepartment)andlinksrelatedtotheformationofaunifiedwhole.Lawreferstotheadjustmentofthemaincommercialtransactionsintheconductofitsbusinessintheformoflegalrelationship,thatis,commercialrelationsbetweenthegeneraltermforthelegalnorms.Independentcommerciallaw,China’seconomiclegalsystembythecivillaw,commerciallawandeconomiclawofthethreesectorsconstitutethelaw."Economiclaws"and"economicandlegalsystem,"thisisnotastandardtermoflaw,soastothebasisandcarriedoutdeepintothelegaltheoryiswrongend."Economiclaws"and"economicandlegalsystem,"theconceptexistsandisusedmainlyduetotheeconomicneedsofLaw,inparticular,themarketeconomyoftheLawofLawandEconomicsResearch.Fromtheperspectiveoflaw,"economiclaws"and"economicandlegalsystem"conceptisonlytemporaryuseonly,forthepurposeofthestudyoflawinordertorevealthedifferenteconomicrelationsfortheadjustmentofthetargetsofcivillaw,commerciallawandeconomiclawandotherlegaldepartmentsMutualrelations.

Keywords:economiclaws,legalsystems,commerciallaw,economiclaw

一、关于经济法律和经济关系

虽然“经济法律”不是一个规范的法学术语，但如果以“对象说”对之下一个定义的话，那么多数学者都会赞同：经济法律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在这个定义当中，“经济关系”是关键词，只要弄清了“经济关系”的内涵、外延，并对之做出科学的分类，就能基本掌握经济法律的形式范围和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构成。1所谓“经济关系”，是指各经济主体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中所形成的相互关系。从“经济关系”的定义可以看出，它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经济关系是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离开了经济主体就无所谓经济关系，经济关系的数量决定于经济主体的数量；二是经济关系形成于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之中，没有经济活动就不可能形成经济关系，经济活动的多少决定经济关系的多少。而无论经济主体还是经济活动，都取决于社会分工的程度，社会分工越细，经济主体越多，经济活动也越频繁。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大的社会分工：第一次是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中分化出来，第二次是手工业同农业的分离，第三次是商人的出现，其中每一次社会分工都是在前一次的基础上进行的，亦即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分工不是跳跃式发展的，它有一个量变的过程，在每一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前，都发生和存在着大量的较小的社会分工，而且中间会有许多“分庇“合”的反复；社会分工也不是有终点限制的，在第三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后，社会分工仍然在向前发展，而且速度更快、频率更高。由此可见，社会分工的发展有三大趋势：一是越来越细的趋势，二是不断调整变化的趋势，三是越来越快的趋势，自第三次大的社会分工至今的社会经济发展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快，必然导致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大量、迅速增加；社会分工的不断调整变化，必然导致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不断更新发展。总之，经济关系的数量将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发展而日益增加?BR>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大量的经济关系不外横向、纵向两大类，但两类经济关

系的数量不等，且差距悬殊。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产品经济（自

然经济）、商品经济两大阶段，产品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商品经济是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在产品经济阶段，由于没有交换活动，因而人与人之间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关系。进入商品经济社会以后，由于交换的出现，经济关系产生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经历了两大阶段：自由商品经济和垄断商品经济。在自由商品经济阶段，多为平等经济主体之间的横向经济关系，从属性的纵向国家协调经济关系很少，只是到了垄断商品经济阶段，纵向经济关系才开始大量出现，但相对于横向经济关系，其数量仍然较少。而且，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发展，大量增加的经济关系也多为横向经济关系，因为纵向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是有限度的，社会经济主要由看不见的手——市场来调节，而非主要由看得见的手——政府来调节。由此看来，只将经济关系分为横向、纵向两大类有失平衡，还必须对横向经济关系再分类。横向经济关系的再分类，也要考虑平衡的问题，以是否具有营利性为标准将之一分为二。这样，就形成了三类经济关系：

1、横向的非营利性财产关系（经济关系）

2、横向的营利性财产关系（经济关系）

3、纵向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与之相适应，需要三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法律部门来调整这些经济关系。于是，民法、商法、经济法就相应出现了。

二、关于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的划分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为了便于分析和研究，适应法律调整的需要，将

经济关系分为横向非营利性财产关系、横向营利性财产关系和纵向国家协调经济关系，但针对这三类经济关系是否就能划分出三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分析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划分入手。

（一）关于法律体系

法律体系通常指由一个国家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分类组合为不同的法律部门（或部门法）而形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2从法律体系的上述定义可以看出，法律体系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法律体系涵盖一国全部法律规范，这一点易于理解；二是法律体系划分为不同的法律部门，对此法学界有争议。争议的焦点有二个：

1、法律体系为什么要划分不同的法律部门？

对这个问题，有三种比较典型的观点：

（1）有些学者认为，划分法律部门尤其是纠缠于法律部门划分的具体细节，纯粹是费力不讨好，没有什么实际用途。一方面，法学家为法律规范的分类而忙碌着，大量时间耗费在理清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上面，为法律规范的“法律部门”归属而大费周折；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滋生。法学所关注的问题，在立法实践中并不重要，而立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法学并没有给予充分地关注。因此提出取消法律部门的划分。

(2）有些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理论存在严重缺陷，其出发点和理论结构已经过时，建立在并非独立的法律部门之上，没有当代各国的立法根据，也没能正确总结现实法律体系的矛盾，因此提出放弃法律部门划分理论，而建立“法体制”理论。所谓“法体制”，是指同类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的体系，可分为国家法体制、经济法体制、行政法体制、民事法体制、刑事法体制。

（3）多数学者认为，法律部门的划分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对于立法来说，有助于从立法上完善法律体系、协调法律体系内部关系；对于司法来说，有助于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明确各自的工作特点、职责任务，并准确适用法律；对于法学研究来说，使研究范围有相对独立的领域，使法学学科分工专业化。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理由是：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十分庞大，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日益如此，如果不进行科学的组合分类，将有碍于法律的制定、实施和研究，而法律部门划分理论已经被实践、历史和世界所认可，并且有些学者提出的所谓“法体制”理论只不过是法律部门划分理论的一种变形，没有细化反而更加粗放，好似在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之间又增加了一个层次，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2、法律体系应划分那些法律部门？这涉及到一个标准掌握的问题，即法律部门划分的越细越好，还是越粗越好？

对此也有三种观点：

(1）越粗越好，像上面提到的“法体制”理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不宜太细，粗放一点更好，理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的法律法规不断涌现，任何法律法规之间无论在调整对象上还是在调整方法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如果法律部门划分过细，会导致法律部门过多、过烂，更不利于对法律法规的学习、研究和掌握。

（2）越细越好，将法律部门划分为宪法、立法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商法、亲属法、经济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环境与资源法等众多部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只要正确把握划分法律部门的原则和标准，法律部门划分得越细越好，其理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律法规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细，现在看来比较小的法律部门将因其所属法律法规的增多而很快变大，与其让它变得庞大时再独立不如现在就让其独立，这样更有利于社会经济和法律的发展。

（3）折中观点，是介于粗放和细化之间的一种观点，一般将法律部门划分为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商法、经济法、劳动法、诉讼法。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得不宜过粗，也不宜过细，要适中，既要严格掌握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又要结合实际需要，只有当其各方面条件成熟时才将其从原有的法律部门中独立出来，超前了会使之力量过于单薄，拖后了会使之受到发展阻碍。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认为实际需要是法律部门独立的首要条件，法律部门划分过粗、过细都不利于对法律法规的学习、研究和掌握，都不利于法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关于法律部门划分

法律部门的划分，又称部门法的划分，是指根据一定原则和标准对法律规范进行分门别类的活动，划分的结果——同类法律规范——法律部门（或部门法），既具有符合一定原则和标准的共性，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关于法律部门的划分，其学术争议的焦点在于划分原则和标准。现在我国多数学者认为，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有两个：其一为法律调整的对象，即根据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不同进行分类，例如民法调整平等主体间的人身和财产关系，而行政法虽然也涉及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但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这样就把民法和行政法划分开来；其二为法律调整的方法，即根据法律规范调整具体社会关系所使用的方式、手段的不同进行分类，比如民法与刑法都调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而民法以自行性调节为主要方式，刑法以强制性干预为主要调整方式，这样就把民法和刑法划分开了。除了划分标准以外，还有划分原则。多数学者达成共识的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有这样三个：一是目的原则，即划分法律部门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了解和掌握本国现行法律；二是平衡原则，即划分法律部门时应当注意各法律部门不宜太宽，也不宜太细，在它们之间要保持相对平衡；三是发展原则，即法律部门划分固然要以现行法律、法规为条件，但法律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的，还要考虑到未来即将制定和可能制度的法律法规。共识之外就是分歧。关于法律部门划分原则和标准，主要分歧在于两点：

1、划分原则和划分标准的关系问题，即两者是统一关系，还是互补关系；

2、两个划分标准的关系问题，即谁是基本标准，谁是补充标准。笔者认为，一般来说，原则和标准是统一关系，即原则是标准的抽象要求，标准是原则的具体体现，但有一个前提，即原则和标准的内涵必须一致，不能你言这，我言那，否则就成互补关系。由此可见，分析原则和标准的关系，必须从二者的内涵入手，内涵一致即为统一关系，内涵不一就是互补关系。现在来看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和划分标准，上述三个原则和两个标准在内涵上没有丝毫一致性，因而可以肯定地说：二者是互补关系，而非统一关系，即上述法

律部门的划分原则非划分标准的原则，划分标准也不是划分原则的标准。基于此，在划分法律部门时，既要遵循划分原则，又要依据划分标准。另外，鉴于二者的用词和内涵，划分原则应首先得到遵循，然后再依据划分标准。关于两个划分标准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是主次关系，即调整对象是基本标准，调整方法是补充标准，笔者以为不然。3现有的已经达成共识的主要法律部门，像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它们相互之间的主要区别：调整对象或调整方法，从出现的几率上来看，调整方法比调整对象更多，仅从这一点上来说应将调整方法列为基本标准。考虑历史因素和未来发展，笔者认为，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是两个同等重要的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没有主次之分。但这并不等于说是这两个标准可以孤立使用，而正因为二者同等重要才更需要将他们有机结合。在划分法律部门时应遵循这样的程序：

1、充分考虑现有的法律部门划分的实际情况，不可打乱现有的大的格局；

2、按照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目的原则、平衡原则、发展原则，提出新的法律部门组建的初步意见；

3、根据法律部门划分的两个标准：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对新的法律部门组建意见进行学术论证；

4、权威机构认定，以便于立法、司法和学术研究，避免无端、无休止、无意义的争论。

三、关于商法的地位

通过上面两部分的论述可见，分别以横向非营利性经济关系、横向营利性经济关系和纵向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作为调整对象而划分出民法、商法、经济法三个法律部门，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和两个标准。但是，目前我国法学界只对民法、经济法的独立法律部门地位达成了一致共视，而对商法应否独立存在较大分歧，而且我国现行立法体例实行民商合一，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重点分析。

（一）商法产生的原因分析

商法是指调整商事交易主体在其商行为中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即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现在多数学者认为，商法最初的形式是商人习惯法，形成于中世纪的欧洲。11世纪后，欧洲的农本经济进入了发展时期，十字军东征的胜利使得欧洲通向东方的商路相继开通，地中海海上贸易逐步繁荣，沿岸城市不断成长，出现了定期集市，产生了商会，商人也成为社会中的独立阶层。但中世纪的欧洲仍处于封建法和寺院法的支配之下，许多商事活动在一些国家受到明令禁止，各种商事原则和规则在当时的封建法制中均缺少观念基础，甚至许多国家的法律对商人加以种种歧视。为了适应商业发展和商事交易自由的需要，保护商人利益，于是商会运用其在自身发展中形成的自治权、裁判权及其商事生活习惯，订立了大量的实施于本商会内部的自治规约，经过11世纪至14世纪数百年的实行，最终形成了中世纪商法——商人习惯法。商人习惯法有三个主要特点：其一，通常采用属人主义立场，只在商人之间、商会内部实行；其二，内容已涉及现代商法中最主要的商事要素和商事活动，许多规则已明显反映了商事活动的根本要求；其三，非成文性和地域性。近代商法产生于16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的萌芽，欧洲的一些封建割据势力逐渐衰落，统一的民族国家纷纷形成。相应地，基于自治城邦的商人团体消亡了，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寺院法也被废弃了，各民族国家迫切需要制定统一的商事法律，以确认商事活动的合法地位，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欧洲大陆各国早期的商事成文法，虽然仅是对中世纪商人习惯法的确认，具有浓厚的商人法或属人法特色，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重大的社会进步意义，并对现代商法的形成具有重要的过渡和促进作用。在近代商法中，最具代表性并影响深远的是1794年的《普鲁士普通法》，它不仅确认了商人习惯的基本规则，而且大量引录商法原理，其内容非常丰富，1861年《普通德意志商法典》即德国旧商法，就是以之为基础而制定的。

现代商法产生于19世纪以后。随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保护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推动商事活动、促进统一的商品市场的形成成为许多新兴国家的基本国策，“商法开始在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出现。”同时以判例法为特征的英美法系国家在商事立法上也不甘落后，颇有建树。1807年的《法国商法典》、1897年的《德意志帝国商法典》（德国新商法）、1952年的美国《统一商法典》、1894年的《日本商法典》（日本新商法）是现代商法的代表作。

由上可见，商法的产生绝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原因：

1、商法的产生是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商人阶层逐渐形成并日益壮大，他们强烈要求摆脱封建法制和宗教势力的束缚，能够合法、自由、体面地从事商事贸易活动，而且社会经济越往前发展，这种要求越加强烈和具体化。当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以后，这种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就转变为将原来作为自治规范的商人法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商事立法活动。

2、商法的产生是国家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的结果。16、17世纪，由于新大陆的发现，世界市场突然扩大，各国政府为了本国的富强，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其具体措施就是以法律形式确立商人地位的特殊性和推行商事活动的特殊化，于是商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出现了，并迅速法典化。这一政策措施的实行，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的起飞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极其迅猛的发展。4

（二）商法独立应具备的条件分析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由众多的涵盖全部法律制度的法律部门组成，新的法律部门的出现必然对原有格局造成冲击，为此需要慎重分析其是否具备、已经具备哪些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条件。从上面的分析可见，商法要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必须具备两大条件：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二是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后面将做详细论述，在此只对商法是否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进行分析。我们已经知道，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目的原则、平衡原则、发展原则，在划分法律部门时必须首先并同时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两个标准：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在划分法律部门必须至少具备其一。商法的情况如何呢？

1、目的原则的符合情况。无论是民商合一论者，还是民商分立论者，都承认商法包括形式意义商法和实质意义商法的存在，并大都承认商法学的独立学科地位，只对商

法是否独立于民法有分歧。笔者以为，存在即是道理，细分更有助于理解和掌握，为何不将已经存在的实质上已与民法分立的商法确立为独立法律部门呢？这样不更能帮助人们了解和掌握民事、商事法律吗？

2、平衡原则的符合情况。在我国，多数学者主张，商法包括商主体、商行为、商事营业、商号、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破产法、海商法等，其数量之庞大，在我国现行的民商法体系中已经占据超过50%的比重，而且还有进一步大幅度迅速增加的趋势，如若不将之独立出来，势必造成现行民商法体系结构的失衡，既不利于保持民法的基本法地位，又不利于商法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3、发展原则的符合情况。刚才已经提到，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确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加入WTO、2008年北京奥运会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推进，商主体、商行为、商事营业等将在范围、形式等许多方面发生较大的变化，商法的数量规模也将随之不断扩大，因而考虑到未来即将制定和可能制定的法律法规，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4、调整对象情况。商法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调整对象——因商主体实施了商行为而形成的商事法律关系，这也正是民商分立论者坚持商法是独立法律部门而民商合一论者批驳不倒的根本所在。商法调整对象的相对独立性在于，商事法律关系是一种经营性关系，即由经营主体所从事的经营性行为而形成的特殊社会关系，是实施了经营行为的经营主体及其之间的对内对外法律关系。

5、调整方法情况。一般来说，法律调整方法有三种类型：一是自行性调节方法，二是强制性干预方法，三是政策性平衡方法。商法在调整方法上同民法相同，都是运用自行调节方法，但凭此并不能说明民商合一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因为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只有两点都相同时才能划为一个法律部门，有一点不同就不能划为一个法律部门。

从以上对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的分析来看，商法已经充分具备了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条件，如若不及时划出，将同时不利于民法、商法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利于我国经济的繁荣、稳定。

（三）商法独立应具备的条件分析

前面已经提到，商法要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必须具备两大条件：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二是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也已经知道，商法完全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它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第二层含义是指现代商法发展趋势，第三层含义是指我国经济发展现状，那么，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也应从这三方面来论述。

第一，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决定因素，5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是商品经济将在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发展的推动下日趋繁荣发达，而商法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商品经济的繁荣发达必将促进商法的完善与发展，其数量会越来越多，体系会越来越庞大，独立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独立的条件也越来越成熟。如果不正视社会经济和商法发展的现实、本着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不将商法及时从民法中独立出来，还固执坚持“民商合一”的观点，不但会使现行的民法体系结构日趋失衡，而且会对民法、商法的实施与发展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第二，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现代商法发展趋势。现代商法具有动态化、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相互渗透、国际化与统一的三大发展趋势，其中：现代商法的动态化趋势，将使商法的制定、修改、废止等工作日趋繁重，加之商法区别于民法的特点，立法机构需要为之成立专门部门来承担，立法上的独立将加快商法的独立；现代商法的两大法系相互融合和国际化趋势，将使商法先于民法等其他部门法而在全世界首先实现统一，一部适用于全世界的统一的商法，是不可能同一部只适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法融合在一起的。另外，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商法独立的现实也告诉我们，一部独立的商法是一个国家法制健全、社会经济发达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造就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

第三，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现状。我国经济虽然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持续高速发展，但由于基础薄弱、体制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我国在世界上仍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落后不可怕，只要我们不懈追赶。基础薄弱可以夯实，体制落后可以改革，商品经济不发达可以促进。关于促进商品经济发展，总结世界上商品经济发达的国家的经验，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政府重视和推动，即国家政府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而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离不开商法的作用，需要重视发挥商法在保障交易便捷、维护交易安全、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作用。而重视发挥商法的作用，必须给予商法一个较高的法律地位，其最基本的一点就是独立性。

四、关于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

（一）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构成分析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商法独立后，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将由民法、商法和经济法三个部门法构成，各部门法的具体法律法规组成情况如下：

1、民法部门：（1）民法通则；（2）合同法；（3）知识产权法，包括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等；（4）婚姻家庭法，包括婚姻法、收养法等；（5）继承法。

2、商法部门：（1）合伙企业法、独资企业法；（2）破产法；（3）证券法；（4）票据法；（5）保险法；（6）海商法。

3、经济法部门：（1）市场规制法，包括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2）宏观调控法，包括计划法、经济政策法；（3）国家投资经营法，包括国家投资法、国有企业法。

（二）商法独立后各部门法之间的关系分析

1、民法与商法。民法与商法的关系最为密切，因而产生了两种观点：一是民商合一论，二是民商分立论。民商合一论者认为，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是一国民法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二者不但现在分离不了，而且随着民法的商法化和私法的公法化，将来就更难舍难离。其理由是：商法和民法有着共同的原理，二者所调整的商事关系与民事关系的界限也很难划清。6首先，商主体是从事营利性行为的个人和组织，而民事主体将之包含其中；其次，商法与民法的调整对象都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第三，民事活动的范围包括营利性、持续性的商事活动。笔者认为，民商合一论者

的理由均是基于大民法思想，事先已将民法定义为调整所有平等主体之间所有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其本身已涵盖商法定义，当然得出商法是民法的一部分的结论。商法和民法的调整对象不同，这一点无论民商合一论者还是民商分立论者都承认，那为什么不将民法的定义修改为：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非营利性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如若仅仅因为中国现行的《民法通则》而不做这样的修改，那么就应该考虑修订已颁行16年之久的《民法通则》了；如若做出这样的修改，那么民商合一论者就将哑口无言了。

2、商法与经济法。关于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学者也有不同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商法与经济法都以企业为核心对象，两者没有根本性的区别；另一种看法认为商法与经济法的理念、机能是不同的，商法与经济法应为两个不同的法。笔者认为，商法与经济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部门。首先，二者的调整对象不同，商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商人之间因实施营利性的商行为而发生的商事法律关系之法，经济法是调整国家或国家部门与市场主体之间因进行经济调节而发生的经济法律关系之法。其次，二者的调整方法不同，商法主要运用自行调节的方法，经济法则综合运用自行调节和强制干预的方法。其三，二者的性质不同，商示属于私法，其理念是维护主体的私权，以个体利益为基础；经济法原则上属于公法，

它以社会为本位，着眼于超越个体利益的整体利益。虽然如此，商法和经济法在各自的体系构成方面仍有较大争议，主要集中在企业法的划归上。笔者认为，企业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企业法是指规范各种类型企业的法律规范体系，除非特别说明，一般指此。由于企业法的集合性，决定了企业法调整对象性质的复杂性，因此不能笼统地说企业法是属于商法，还是属于经济法。鉴于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公司分别因其国家投资、涉外、规模较大且涉及面较广而事关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调整这三类企业的法律更多地体现了国家意志，因此将之划归经济法。其他类型的企业，像合伙企业、独资企业、集体企业、合作社等，对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影响较小或基本没有影响，属典型的商事主体，因此将之划归商法。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商法和经济法关于企业法的划归问题。

3、经济法与民法。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在我国现行的民商合一的体例下，主要是指经济法和商法的关系，上面已详述，在此不再赘述。

注释：

1周林彬：《法律经济学论纲——中国经济法律构成和运行的经济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13页。

2刘瑞复：《经济法学原理（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

3卓炯书：《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第16—17页。

4范健：《商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5赵中孚《商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17页。

6范健：《中德商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参考文献：

1周林彬：《法律经济学论纲——中国经济法律构成和运行的经济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2刘瑞复：《经济法学原理（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卓炯书：《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4范健：《商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