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协会工作计划十篇

贸易协会工作计划篇1

一、APEC贸易便利化的新进展

(一)APEC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Ⅰ

自从2001年APEC上海会议提出在五年内将APEC地区的贸易交易费用降低5％的目标后，2002年APEC即通过了“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和“贸易便利化行动和措施清单”，各成员方据此行动计划将在2002－2006年内将各自贸易交易费用降低5％。后来，此次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被称为“APEC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Ⅰ(TFAPI)”。

作为APEC负责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协调机构，贸易投资委员会(CTI)一直领导并监督此行动计划的实施。以此行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2期动计划为蓝本，各成员在自愿的基础上，以单边行动、集体行动等不同方式完成任务。“APEC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Ⅰ”涉及到了四大领域，即海关程序、标准和一致化、商务流动以及电子商务。

2006年，在越南河内举办的APEC领导人会议上，“APEC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Ⅰ”被宣布顺利完成。在2002－2006年的五年间，APEC成员方选择了总数超过1400种的具体便利化措施方法，并完成了其中62％强的内容，包括关境网上服务信息、成员方关税支付及与贸易有关程序的无纸化或自动化、食品标签、电子电器等方面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的统一、成功使17个成员方参加商务旅行卡计划、成员方之间免签证范围继续扩大、推动APEC电子商务数据隐私框架协议等，并成功使地区内贸易交易成本降低5％。

(二)APEC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Ⅱ

“APEC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Ⅰ”顺利完成后，在2005年APEC釜山会议上，领导人们提出了在2007－2010年间使地区内贸易交易成本再降低5％的目标，之后，“APEC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Ⅱ”便应运而生。虽然“APEC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Ⅱ”仍然集中于海关程序、标准和一致化、商务流动以及电子商务等四大领域，但是对其具体行动和措施进行了更新和修订。修订后的行动和措施清单以“APEC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Ⅰ”的清单为基础，删除了已经完成或不合适的内容，形成了涉及4个领域、14个方面、共70个行动措施的清单。

1、海关程序

海关程序是“APEC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Ⅱ”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的内容非常多，它包括6个方面共24个行动措施：包括以加强贸易便利化自评并发现、改善海关相关手续瓶颈为目的的货物放行时间调查(Time Release Survey，TRS)；实行基于“世界海关组织全球贸易安全与便利化标准框架协议”的APEC框架协议；在《京都公约》基础上简化和协调；贸易相关程序的无纸化、自动化；根据世界海关组织协调关税制度、协调关税结构；恰当、透明、可预见的贸易相关程序等6个方面。

2、标准和一致化

标准和一致化是“APEC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Ⅱ”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到4个方面共25项行动措施，包括：(1)使APEC各成员的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保持一致，为技术性规章的开发和执行实施最佳惯例。具体而言，各成员将在优先领域使其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保持一致，并为自愿行动计划(VAP)提供更新信息；以国际标准为基础，协调影响成员方之间货物相互认可的规章制度、编码和标准等；执行WTO技术性贸易壁垒委员会关于开发国际标准、指南和建议原则的决定，在涉及国际标准的贸易协定、国内法律和规章的术语使用上也要与该委员会的决定保持一致；实施信息技术产品贸易便利化工作计划；将国内关于医疗设施的规章与全球协调工作组(GHTF)的原则保持一致，并积极采纳实施其指导文件；将国内关于化学品的危险品分类及标签制度与联合国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及标记协调制度(GHS)保持一致等10项具体行动措施。(2)在受管理和自愿的部门实现一致化认可。包括电子、电器设备相互承认协议(EEMRA)；食品行业相互承认协议；电话产品相互承认协议；亚太实验室认证合作(APLAC)多边相互承认协议等8项措施。(3)发展技术基础设施。即参与技术基础设施发展战略；参与食品安全合作论坛；参与APEC标准教育倡议等3项行动措施。(4)确保APEC成员方标准和一致化评估的透明度，并为工商业界的参与提供便利，涉及到4项具体措施。

3、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方面的便利化涉及到两个方面，共13项行动措施。包括在减少电子商务壁垒方面，通过范例交换，确定电子商务的主要壁垒；确保政府、商界和公众间在网上互动方面的兼容性等4项具体行动措施。在加速使用电子商务方面，包括APEC成员方为使用安全电子支付方式提供便利；促进对消费者和企业的电子商务法律教育；实施能够提高有竞争力的信息通信服务供给的政策措施；通过提高透明度减少商业成本；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使用电子商务提供便利、识别电子商务中针对企业的特定障碍等九项行动措施。

4、商务流动

关于商务流动的内容，在“APEC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Ⅰ－Ⅰ”中反映的比较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简化并规范程序以及提高信息通信技术的使用。其中简化、规范程序方面涉及到旅行证件检查、专业服务、旅行证件安全性以及移民立法等方面标准的实施；根据APEC已达成的30天标准简化公司内部人员的跨境流动程序简化安排；继续实施和促进APEC商务旅行卡计划等3项行动措施。另外，在提高信息通信技术的使用方面，则涉及到对短期居住申请创建网上居住安排；创建机读旅行证件(MRTDs)，如果可能则在2008年底附带实现生物特征识别功能；创建先进乘客信息系统，确保已通关乘客在到达时快速通关等5项行动措施。

(三)APEC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Ⅱ的最新进展

根据APEC贸易投资委员会2008年提交的年度报告，APEC成员方在简化并规范程序、提高信息通信技术的使用、根据世界海关组织协调关税制度，协调关税结构等13个方面，实施了多个行动措施，并取得了不小的成果。特别是在全部47个关键绩效指标实施效果统计中，有28个变化率统计值都是大于0％(见表1)，这说明在这

些方面，APEC贸易便利化行动是有进步的，而另外5个实施效果没有办法以数值形式体现，但是实施效果都非常显著，因此准确地说，在这32个以关键绩效指标衡量的贸易便利化行动方面，都取得了不小进展。

在全部47个关键绩效指标实施效果统计中，有12个的变化率是0％，也就是2006年12月31日至2008年10月15日“APEC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Ⅰ－Ⅰ”实施过程中，这9个以关键绩效指标测算的行动措施没有进步，分别集中在如下方面或具体行动措施：根据APEC已达成的30天标准简化公司内部人员的跨境流动程序简化安排；贸易相关程序的无纸化、自动化；使APEC各成员的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保持一致，为EEMRA第二部分；j：EEMRA第三部分；k：产品多边互认协议；l：关井管理体系认证机构多边互认协议；m：质量管理体系太平洋认证合作多边互认协议。资料来源：APEC，(2008)，Second TradeFacilitation Action Plan(TFAP m KeyPerformance Indicators(KPI)and Re-porting Methodologies，CTI Annual Re-port to Ministers,pp.105-118，技术性规章的开发和执行实施最佳惯例，如IEC、CODEX；APEC食品部门相互承认协议；亚太实验室认证合作多边互认协议；参与技术基础设施发展战略等方面。特别需要指出，O％的变化率并不一定说明在该方面毫无成果，很多情况下，这是由于受限于关键绩效指标的选择，因而造成某些方面的进步没有办法以数字形式体现出来；而且还会出现同一个行动措施，如果以不同的关键绩效指标去衡量，测算出来的最终成果可能相差很大的情况。

另外，在2008年年度报告中，有两个关键绩效指标出现倒退，分别是以关键绩效指标“在自愿行动计划中的任何领域都满足100％的国内与国际标准一致的成员方总数”测算的“各成员将在优先领域使其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保持一致，并为自愿行动计划(VAP)提供更新信息”，出现了-11％的变化率；以及以关键绩效指标“参与标准和一致化分委员会关于最佳规章管理、标准与一致化会议的成员方总数”测算的“确保APEC成员方标准和一致化评估的透明度，并为工商业界的参与提供便利”，出现了-77％的变化率。

总之，根据APEC贸易与投资委员会2008年提交的年度报告，“APEC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Ⅱ”的进展还是比较显著的。

二、APEC贸易便利化的新变化

鉴于“APEC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Ⅰ”实施经验，“APEC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Ⅱ”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变化。

(一)加强集体行动

APEC逐渐认识到，通过成员方的集体行动解决贸易相关议题，可以为工商界带来更大的福利。因此，不同于以往各成员自愿采取单边行动计划、集体行动计划或者“探路者”方式，此次APEC成员方同意在“APEC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Ⅱ”中加强集体行动，而且在海关程序、标准和一致化、商务流动以及电子商务等四大领域都有所体现。比如，在海关程序方面，APEC海关程序分委员会(SSCP)创建了一个论坛，使得成员方可以自由交流最佳惯例并探索集体行动目标；另外，为方便进出口商，减少他们周旋于各级政府机关办理各种手续造成的时间、金钱浪费，APEC提出了“单一窗口”倡议，该倡议旨在允许贸易商或货运方，可以在单一入口处提交标准化信息或文件，以完成所有进出口和转口相关规定要求。该倡议的最大好处在于以电子表格形式一次性提交贸易相关材料，极大地简化了贸易、运输过程中繁杂的做法。在商务流动方面，如何深化APEC商务旅行卡计划，将商务旅行卡的使用范围从目前的17个成员方扩大至全部21个成员方，将是APEC的商务流动工作小组(BMG)未来的任务之一；另外，该工作组结合能力建设要求，协助所有成员方建设具有生物特征识别功能的机读旅行证件及相关边境处理系统等多套系统。在另外两个方面，在标准和一致化分委员会(SCSC)的协调下，实施食品安全合作倡议等；在电子商务指导小组(ECSG)协调下，实施保护数据隐私倡议等。通过加强集体行动，APEC的贸易便利化行动得到了更好的保证。

(二)引入关键绩效指标

为了确保“APEC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Ⅱ”的顺利实施，APEC贸易投资委员会同意工作组构造关键绩效指标(KPI)以对集体行动计划实施效果加以监督、评估。各工作组将决定为“APEC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Ⅱ”中各具体行动措施制定合适的关键绩效指标，这些指标可以是时间上的节约、交易费用上的节省、能力建设上的提高以及安全性上的提高等。

同时，APEC贸易投资委员会也同意，每年各工作组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合适的年度进度报告方法。2008年的APEC高官会上，工作组就向贸易和投资委员会建议了关键绩效指标以及相应报告方法。而且工作组的进度报告也会包含在贸易投资委员会的年度报告中，同时也会提交APEC部长级会议。正如表1所示，通过引入关键绩效指标，可以更清晰地跟踪“APEC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Ⅱ”实施进度，也有利于评估其实施效果。

贸易协会工作计划篇2

贸易便利化逐渐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关注的问题。贸易便利化旨在为国际贸易活动创造一种协调、透明和可预见的环境。它以国际公认的标准和惯例为基础，涉及各种手续和程序的简化，基础设施和设备的标准化，以及改进对各种适用法律和规定的协调。

贸易便利化的主要目标在于减少国际商贸活动中的交易成本，降低交易的复杂性，改善一国的贸易环境，同时使政府的管制措施更为有效。

贸易便利化可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各种好处。从产业方面来看，消除贸易低效比减少或消除关税壁垒的好处更明显；从中小企业来看，由于其遵守各种程序要求的成本相对较高，因而更需要推行贸易便利化改革；在吸引外资方面，贸易便利化的作用也日益显著，尤其是在与投资相关的供应链中，有效的贸易程序十分重要。

发展中国家在推行贸易便利化措施和支持技术方面已取得较大进步。然而，由于自身能力不足及各种成本因素的限制，发展中国家很难积极参与贸易便利化进程并从中获益；且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条件差异较大，某些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制度发展和宏观经济改革。如何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成为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应提高对贸易便利化重要性的认识，加强区域与国际合作并制定适合本国发展的策略，与发达国家共同致力于推进贸易便利化的发展进程。

贸易便利化为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好处

贸易便利化涉及不同层面的改革。发展中国家可从全球、区域贸易发展、政府改制及海关改革等各方面获益。

一、从全球贸易发展中获益

贸易便利化可通过以下措施推动全球贸易的发展：一是简化（必要时消除）各种程序和手续，尤其是与进出口和运送货物相关的程序和手续；二是协调各种适用的法律和规定；三是改进和标准化各种基础设施和设备，包括运输和海关设备；四是将各种信息相关定义和要求标准化和一体化，并采用信息和通讯技术有效地交流信息。

上述措施的有效实施，一方面可降低交易成本，如税务执行费用、服务费用、处理程序的时间成本、商业机会成本、处理一项复杂贸易程序的“争论”成本、个人机会成本以及不可预见的成本和腐败成本；另一方面可增加各种商业机会，促进经济发展。

业已签署的普惠制关税计划（GSP）及其他协定如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国家（ACP）与欧盟（EU）签订的科托努协定，针对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签订的美国协定，均可使贸易便利化措施发挥更大作用。

高收入市场的准入优惠政策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如果出口产品不能满足原产地要求、技术标准、卫生标准和动植物检疫要求，就无法享有特惠关税，也无法达到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目标。

各种贸易便利化措施对于发展中国家获得潜在贸易利润至关重要。迅速有效地获得进口产品和原材料是促进中小企业和私人部门发展的关键因素；简化进出口程序也能够使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更加便捷；贸易便利化改革还可确保实现贸易自由化的利益。例如，一个参与信息技术协定（ITA）的中东欧转型经济体国家旨在利用进口零部件开发各种出口导向的计算机装配活动，由于繁杂的海关程序导致进口零部件长期延误，上述活动受阻；在加入WTO以后，该国免除了所有对计算机及零部件的关税。

二、 从区域贸易发展中获益

许多发展中国家加入区域贸易协定以促进贸易、投资和经济发展。区域贸易协定能否有效发挥作用，依赖于共同海关形式和程序的发展及其有效推行。在区域间推广贸易需满足各种原产地要求和其他文件规定，应避免不适当成本并确保及时有效地在各协定国间转移货物。事实上，由于贸易便利化标准未得到有效实施，许多发展中国家间签订的区域贸易协定并未发挥应有作用。

基于WTO全球标准的贸易便利化协定和法案可用以鼓励发展中国家间区域贸易团体的贸易和投资。如果发展中国家制造品的40%出口至其他发展中国家，贸易便利化协定和法案就能明显地发挥重要作用（WTO秘书处，1999）。

三、 从贸易和管理改革中获益

从政策层面上讲，贸易便利化在概念上有别于其他贸易改革如贸易自由化的推广或经济管理方式的改善。但是，这些领域间存在相互的内在联系。海关行政部门和程序的改革有利于提高透明度、可预见性和工作效率，通过限制腐败、走私和欺诈活动的范围及动机带来更多利润，也可提高税收过程的效率。

贸易自由化措施旨在促进经济发展，如果规范合法的贸易者无法迅速由海关转移货物，那么上述措施也失去了有效性。贸易便利化可通过加快程序处理过程，奖励诚实守法的贸易者，以防止出现贿赂官员的行为或惩戒不诚实的贸易者。

四、 从海关改革中获益

部分发展中国家认为海关改革和现代化成本过高且存在技术困难。然而，智利、新加坡等国家的经验表明，成本是可控制的且在贸易便利化方面的投资有可能得到快速回报。某些贸易便利化措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即可收回成本。

海关改革除直接通过降低成本节省开支外，还产生许多经济利益。例如，政府部门的储蓄可用于公共支出的其他领域。同样，如果更容易进口且进口品更廉价，国内生产成本和依靠进口投入的出口品的成本会降低，消费者的状况也会得到改善。

贸易便利化的成本

贸易便利化本身存在各种成本：直接成本包括税务执行费用和贸易相关服务费用；间接成本则包括程序上的延误如海关出清和货运处理时间的延误，各种规定、程序和合同的性质、使用或说明不明确造成的成本，商业机会的减少如一国延误对全球整个生产链造成负面影响等。除此之外，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经济能力存在局限性，在推行贸易便利化措施时还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

一、能力约束

应当承认，有些发展中国家推行贸易便利化改革的能力明显不足，短期内执行各项措施的成本过高。

首先是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中国家应将基础设施建设置于首位，但这不仅意味着修建新的公路或铁路，还意味着港口或铁路部门有序的维护工作、改进运输供应能力、通过信息技术改善设施管理体系以及一贯的运输政策。有些设备会对能力建设造成约束，如过时的铁路车辆或港口操纵设备。要达到上述要求往往需要外资或通过双边、多边捐赠机构的援助。这些财政来源非常有限，时间上也有所限制，且不足以支持长期基础设施建设。

另外，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海关管理部门或其他相关贸易规制机构报酬很低，缺乏有效训练且没有足够的管理工具和运营程序及行政支持。尽管大多数便利化措施并不要求全部电子化，但即使是实现电子归档和无纸信息传输出清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也十分困难。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主要有：构建参与WTO谈判以及由UN和WCO主办的国际规则制定的能力；提高国内推行贸易便利化工具和法规的能力。显然，要实现技术、运作程序以及海关服务部门的基础设施的转化和升级，需适当投资进行培训、提高政府官员的工资并改善运营基础。

二、参与国际论坛的成本

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参与任何国际论坛如WTO贸易便利化谈判的成本都很高。不仅因为这些国家代表团很小或根本没有代表团，也因为他们需要国家主要部门和执行机构的支持。有效参与国际论坛的成本高于维持在日内瓦小型代表团的成本或派少数官员参加各种国际会议的成本。有效参与即要求各国有足够的能力按国际标准运作并从国家利益、政策和政府的角度评估其意义。相关的国际组织―――WTO、WCO、UN、UNCTAD、WB和区域发展银行均可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以确保有足够的信息流向发展中国家，但发展中国家仍需构建自我评估能力。

三、定量研究的困难

国家和多边层面均存在大量有关贸易便利化的问题和争论。然而，有关低效率贸易程序成本和贸易便利化好处的可行性研究和信息却令人失望。现有的绝大多数研究都是建立在不确定的数据和方法论基础上的。这些研究往往有赖于以往的工作，而那些工作的基础本身也值得怀疑。看起来最有效的研究将注意力集中在特定环境下的特定成本上，往往只进行有限的调研。数量方面的信息不完整、不准确，难以令人信服。

四、海关部门现代化的成本

有效贸易便利化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海关服务部门和其他边境机构的一体化。海关管理部门的改革对贸易便利化措施是否成功至关重要，但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改革成本过高。如果海关部门雇用了大量职员，那么提高报酬和培训职工的成本可能很可观。开发有效的开放性的计算机体系、采用价格对比分析工具以及船只和进口商跟踪工具可带来各种明显的好处，包括节省成本，但这些基础设施同样成本很高。

贸易便利化领域一个重要的概念即“用更少的成本做更多的事情”。一旦要采取改革措施，就应有少量高收入、效率更高的海关人员，集中在众所周知的贸易高风险领域。这种海关资源重新定位反过来又会增加税收增强对违法贸易的监控――最终抵补最初的投资成本。

海关服务部门的现代化是贸易便利化的必要组成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边境控制和检查被其他部门用于其他目的―――如保护动植物或人身健康。上述控制措施对提高国际货物贸易的灵活性和有效性作用显著。因此，其他边境相关机构如检查和检疫服务也要升级，至少与海关现代化同步进行。

许多发展中国家担心，如果贸易便利化措施实施不利，会引致更多的海关欺诈行为和税收损失。

政策建议

鉴于以上对机遇与挑战的分析，发展中国家应考虑以下政策选择：

一、确保制度框架和能力建设

如果海关行政部门的人员不懂如何操作，那么即使采用最好的计算机系统也无法改进工作。同样，只有新航运系统的员工受到良好培训并采用新规则，河流运输尤其是大型航运才能安全可靠。港口行政部门和政府机构也应需要改进以符合发展要求。因此，制度和员工能力建设在改善内陆国家状况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支持贸易便利化领域能力建设的计划有两个组成部分：一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参与WTO谈判以及UN和WCO主办的标准制定活动；另一个是由发展中国家支持贸易便利化措施的实施。这两个组成部分同样重要，后者涉及更多资源方面的承诺。因为它与海关服务部门和其他规制部门的行政改革有关，前者重视对发展中国家官员的培训以了解谈判的含义。后者涉及更广泛的活动，如培训官员的现代化贸易管理方式和海关技术、贸易相关系统的自动化、参与国际标准制定以及采取措施改善港口管理和货物处理。

许多计划都有助于支持贸易便利化的能力建设。但是，没有特定的计划会成为支持和推行上述活动的最佳方式或最佳制度。不同捐赠者和不同组织会以不同方式在不同方面发挥作用，重要的是以合理和审慎的方式进行援助、减少负担并帮助吸收各种能力建设活动。

二、参与有关贸易便利化的国际论坛

目前，发展中国家尚不能有效参与WTO有关贸易便利化未来谈判和各种UN、WCO主办的制定贸易便利化新标准的各种论坛。

1.WTO谈判

谁也无法预知WTO谈判的结果。只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关注现有WTO规则和职责的澄清和修改，有关贸易便利化的WTO谈判才能顺利进行。WTO成员，尤其是推动贸易便利化谈判的成员国，必须明确WTO货物贸易委员会关于贸易便利化的各种问题和优先发展权，并对发展中国家关注的问题作出适当反应。类似地，不愿在谈判中表态的国家应直接表明自己的特殊问题，而非诉诸一般或不直接相关的问题。

可采取一系列措施支持谈判并帮助发展中国家表明自己的观点和贸易便利化方面的实际问题。包括国别研究以及海关部门和其他边境相关机构的行动方案。这些措施也可帮助各国了解贸易便利化的实际成本和利益。

由于在联合国的作用有限，发展中国家可利用各种关于贸易便利化谈判的计划和讨论的分析和报告。区域研讨会可帮助发展中国家交换贸易便利化方面的观点、还可检验特定的问题和计划如内陆国家面临的挑战以及WTO贸易便利化协定的可能组成因素。WTO 2003年与贸易相关的技术援助工作计划涉及贸易便利化的实质内容，这非常有利于成员国更加准确地了解问题。

2.参与贸易便利化组织和论坛

发展中国家参与制定贸易便利化新标准的力量有限且不均衡。与构建WTO贸易便利化谈判能力的区域研讨会一样，也可对UN和WCO或其他组织开发贸易便利化工具的问题进行检验。另外，应鼓励发展中国家参与设计贸易便利化新标准，应向发展中国家传播更多有关贸易便利化发展计划的信息。

三、加强贸易便利化合作

贸易便利化是促进发展中国家贸易和投资的重要工具，各种支持能力建设和保证贸易便利化措施有效实施的措施，能促进经济发展并帮助发展中国家从贸易中获益。

1.促进区域一体化协定中的贸易便利化

贸易便利化措施能使区域协定有效发挥作用。尽管各种问题如优先服从原产地规则的问题并未在WTO多边规则中得以表述，但WCO和UNECE开发的贸易便利化工具可使区域贸易协定的运作更加便捷。贸易便利化应成为发展中国家区域一体化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优先发展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以支持区域一体化协定。

2.促进国家发展战略中的贸易便利化

如果与国家贸易、投资和经济发展战略相联，贸易便利化更容易得以实施。由于贸易便利化的实施需要政治意愿来协调法律并通过不同的政府部门改善行政法规，因此高层政策制定者有必要了解贸易便利化的好处并优先发展贸易便利化措施。WTO中提出该问题的结论之一是树立和采纳必要的政治意愿，引起关注以进行改革。一种有效促进贸易便利化与国家贸易、投资和经济发展策略合作的方法是吸取区域不同发展水平国家推行贸易便利化的经验和教训。

四、优先发展贸易便利化

1.将贸易便利化纳入更广泛的发展议程

目前存在各种支持发展中国家技术援助的双边及多边捐赠组织和国际金融组织。各种国际组织包括UN机构、WTO和WCO有专门的技术援助措施。这些技术援助资金还可用于其他社会发展目标。贸易便利化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但如果海关现代化和改革方面没有实质性的投资，那么贸易便利化的目标就可能无法实现。

贸易便利化应具有优先发展权，因为它可扩展贸易和投资并促进私人部门的发展以促进整个经济的发展。因此被援助国和援助国应将贸易便利化作为优先发展对象并确保予以适当合作和良好管理。

2.巩固和加强技术援助规定

贸易便利化领域对能力建设的技术援助应与支持海关现代化的措施相结合，并与贸易便利化新规则的谈判和实施同时发展。在谈判过程中一旦表明能力建设需求，很有可能协定一经达成就很快实施援助。

同时，有必要采取措施保证协调不同捐赠机构在贸易便利化领域设立基金的活动。现有计划往往关注贸易各个发展阶段，而不作全盘考虑。不同活动的信息分享和协调有局限性，且由于没有全球统一的标准简化贸易过程，很有可能目前的改革措施会对生产不利、维持或加剧各国的差别而不是消除差别。

发展中国家应更积极地表明观点，认为在贸易便利化新规则中应含有哪些内容。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不愿制定计划，因为他们害怕那样会破坏自己的谈判地位。但是，如果发展中国家制定出特定的值得关注的发展计划，会对谈判带来积极影响。

3.注重现有措施的实施并制订新的措施以支持新兴产业

发展中国家应注重协调和推行现有标准并开发新的规则和标准以使以电子商务和全球供应链为特征的新经济更加便捷。首先应制定明确的贸易便利化议程和行动计划以达到上述目标。国际议程可由联合国机构在其财政发展框架中制定。长期计划在于建立国际一体化的贸易便利化结构和基于国际公认的标准和政策工具的支持网络。国际行动计划可指导各国政府开展贸易便利化计划。

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应与商业团体密切协商后制定。各种组织如国家贸易便利化委员会以及PRO组织在这方面可发挥领导作用。除区域贸易组织的工作外，联合国区域经济委员会也可发挥重要作用。

经验证明，进行必要的基础设施改造可推行符合强烈行政意愿的深层贸易便利化措施。发展上述行政意愿要求明确了解各种需求和利益同时也要了解当地机构的能力以有效进行必要改造。推行贸易便利化政策工具的行政意愿与相关规则和标准的存在密切相关，这一点已在目前的WTO谈判中得以体现。

4.进一步研究贸易便利化

贸易协会工作计划篇3

一、ECFA的由来

早在2005年4月,国共两党领导人举行会谈,共同了“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揭示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道路。五项愿景之一就是:共同促进两岸经济全面交流,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其后,两岸各界有识之士不断探讨和呼吁,两岸应以签署协议的方式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实现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综合性经济合作协议”(CECA)被认为是两岸经济整合发展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互利双赢的合作,更是一项提升台湾经济竞争力、避免台湾经济边缘化危机的重要战略选择。于是,200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CECA成为的重要政见之一。2009年2月27日,对CECA进行了重新定调,确定为“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缩写为ECFA)。

大陆方面从两岸关系发展的现实出发,正面回应关于CECA的提议。2008年12月31日,总书记在纪念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期待实现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推动经济合作制度化……两岸可以为此签订综合性经济合作协议,建立具有两岸特色的经济合作机制”。这是大陆首次明确提出两岸签署综合性经济合作协议概念,也是对提议的善意回应。尽管将CECA调整为ECFA,但两岸经济整合或制度化合作的内容不变,两岸共同推动的方向与立场不变。

2009年12月22日,海协会与海基会恢复协商后的第四次会谈上决定,第五次会谈于2010年上半年举行,双方同意将ECFA列为第五次会谈议题。2010年1月26日,ECFA首次两会专家工作商谈在北京举行,会谈重点在讨论有关ECFA的中英文正式名称、未来ECFA协商时程、基本架构与分组等程序议题。此后,又经过四轮两会领导人会谈,ECFA得以正式签署。

在ECFA商谈期间,台湾岛内绿营一直对此刻意炒作和借题发挥,对ECFA大肆污蔑,夸大其对台湾岛内产业的冲击,并指责ECFA就是“卖台”,就是“统战”,企图阻挠两岸关系的健康发展。但在两岸的共同努力下,ECFA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即完成谈判并顺利签署,这对两岸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胜利。

二、ECFA的内容

ECFA包括序言和5章16条及5个附件。5章分别是:总则、贸易与投资、经济合作、早期收获、其他;16条依次为:目标、合作措施、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经济合作、货物贸易早期收获、服务贸易早期收获、例外、争端解决、机构安排、文书格式、附件及后续协议、修正、生效、终止;5个附件依次为:货物贸易早期收获产品清单及降税安排、适用于货物贸易早期收获产品的临时原产地规则、适用于货物贸易早期收获产品的双方保障措施、服务贸易早期收获部门及开放措施、适用于服务贸易早期收获部门及开放措施的服务提供者定义。框架协议内容基本涵盖了两岸间的主要经济活动,是一个综合性的、具有两岸特色的经济协议。

ECFA的早期收获主要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两个方面。在货物贸易方面,大陆将对539项原产于台湾的产品实施降税,包括农产品、化工产品、机械产品、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纺织产品、轻工产品、冶金产品、仪器仪表产品及医疗产品等10类。台湾将对267项原产于大陆的产品实施降税。双方将在早期收获计划实施后不超过2年的时间内,分3步对早期收获产品实现零关税。在服务贸易方面,大陆方面承诺,对会计、计算机及其相关服务、研究和开发、会议、专业设计、进口电影片配额、医院、民用航空器维修,以及银行、证券、保险等11个服务行业,对台实施更加开放的政策措施,具体开放措施包含19项内容。台湾方面承诺,对研究与发展、会议、展览、特制品设计、进口电影片配额、经纪商、运动及其他娱乐、航空电脑订位系统以及银行等9个服务行业,对大陆进一步放开。

为顺利实施上述早期收获计划,ECFA就有关贸易规则作出了临时性规定,并留待未来谈判继续完善。包括临时原产地规则、临时贸易救济措施和争端解决程序。ECFA还就实施协议的机构安排作出了规定,两岸将成立由指定代表组成的“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负责处理与框架协议相关的事宜。

最后,ECFA就今后的谈判内容和计划作出了原则性安排。两岸将陆续推进后续单项协议的协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保障、争端解决等单项协议的商谈,将在框架协议生效后6个月内开始,并尽快完成。

三、ECFA的影响

从内容上看,ECFA涉及两岸经济合作的各个方面,不过ECFA目前仍然只是一个框架性的协议,实质内容有待充实。因而,ECFA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展现两岸共同推动彼此之间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促进两岸市场一体化的决心和方向,从而使两岸经济发展都拥有一个更加广阔的市场基础。

具体来说, ECFA对台湾经济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促进作用。第一,根据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的研究,ECFA可以使台湾GDP多增长1.65%至1.72%,出口增加约5%,整体就业人数增加约26万人。第二,台湾销往大陆大部分工业产品关税降为零,台湾将较日韩等竞争对手更早取得进入大陆市场的优势,进而取代日韩的地位。第三,ECFA使大陆自台湾进口相对成本降低,有助于提高台湾产品在大陆市场的竞争力,增加大陆对台采购。这也有助于台湾吸引本地及外来投资,吸引欧美日企业选择将台湾作为进入大陆市场的门户,或优先与台商合作研发及生产,将区域研发、生产或营运总部设在台湾,让台湾成为跨国企业“全球创新中心”及“亚太经贸枢纽”的第一选择。第四,加速台湾发展成为产业运筹中心,利用“大三通”增加货物及人员流通的便利性,配合两岸货物降税及消除非关税壁垒等效益,可重新塑造台湾成为兼具转口、物流配销、终端产品加工等全功能运筹中心。

大陆更加关注ECFA的战略意义,而非短期或直接的产业利益。正因为如此,ECFA并未要求台湾放宽大陆农产品的进入和劳务输出。

四、ECFA的未来

ECFA的顺利签署是两岸协作的结果,而ECFA未来的顺利实施也将有赖于双方的共同努力。目前,尽管ECFA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实现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未来仍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

第一,台湾方面仍在进行ECFA的审查和批准程序。由于的蓄意阻挠,这一程序遇到一定的障碍。当局和应当坚定信念,力保ECFA顺利通过岛内的审议程序。

第二,双方应尽快成立“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确立ECFA实施的组织框架,也为今后ECFA的继续谈判奠定基础。

第三,要确保早期收获计划的顺利实施,特别是服务贸易领域的早期收获可能会面临相对较多的困难,应当予以足够重视。早期收获计划能否顺利实施,将关系到对ECFA未来发展的信心。

第四,在未来ECFA的商谈中,两岸应该寻求更加平衡的开放。虽然大陆方面并不计较台湾是否实现对等开放,但经贸关系的正常化有助于两岸更广泛、更深入地交往,同时由此带来的竞争也有助于提高台湾产业的竞争力。

两岸关系在2008年以来取得了重大突破和进展,特别是ECFA的签署,为今后的两岸经济合作奠定了制度框架和努力方向。随着未来ECFA的不断完善、充实和落实,两岸经济合作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功。

贸易协会工作计划篇4

关键词：ECFA“早期收获计划”；经合会；后续协商

《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简称ECFA）于去年6月完成签署，9月正式生效。今年1月1日，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早期收获计划”全面实施。随后两会框架下的“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简称“经合会”）正式成立，将承担ECFA货品贸易、服务贸易、投资与争端解决等协议的后续协商、监督与相关工作及任务。

一、ECFA搭建制度性框架

去年6月底，由大陆海协会和台湾海基会完成签署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主文本分为“序言”和“总则”、“贸易与投资”、“经济合作”、“早期收获”、“其他”五章，共16条。

在序言中，双方明确了签署协议的相关原则。第一章“总则”提出协议的目标及具体的合作措施。第二章“贸易与投资”规定两岸“不迟于本协议生效后六个月内”就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及投资三项议题“展开磋商，并尽速达成协议”。第三章“经济合作”提出了未来双方推动经济合作的主要方向。第四章“早期收获”规定双方“在协议生效后的六个月内”对附件一、附件四所列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项目实施“早期收获计划”。第五章“其他”则包括了“争端解决”、“机构安排”、“文书格式”、“附件及后续协议”、“修正”、“生效”及“终止”等条款，确定由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负责处理与本协议相关的事宜。

协议还包括五个附件，分别是“货物贸易早期收获产品清单及降税安排”、“适用于货物贸易早期收获产品的临时原产地规则”、“适用于货物贸易早期收获产品清单的双方保障措施”、“服务贸易早期收获部门及开放措施”及“适用于服务贸易早期收获部门及开放措施的服务提供者定义”，对“早期收获计划”降税产品和承诺开放的服务部门、实施方案、相关规则及保障措施等作了具体规定。

从协议文本可以看出，ECFA为推进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机制化和制度化开辟了道路。一是协议规定要逐步减少或消除彼此间的贸易和投资障碍，创造公平的贸易与投资环境，为推进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提供了重要依据。二是双方承诺在协议生效后的六个月内就货物贸易协议、服务贸易协议、投资相关议题、争端解决程序展开磋商，并尽速达成协议，为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廓清了方向。三是确定在两会框架下成立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负责协议的后续磋商和执行等工作，为两岸经贸合作搭建了制度化平台。

同时，ECFA既是一个全面的、综合性的协议，也是一个开放的、渐进的协议，有待通过后续协商及签署单项协议不断充实和完善。

二、ECFA“早期收获计划”如期启动

ECFA“早期收获计划”是为使两岸民众尽快享受到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利益，在两岸经济关系实现自由化前的一项开放措施。“早期收获计划”涉及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前者主要表现为降税，后者则是指市场开放。

在货物贸易领域，由于税则改变与调整，大陆于1月1日起对台实施的进口早收清单产品由签署时的539项增为557项（产品内容无实质改变），即将有557项台湾产品可以享受优惠关税待遇进入大陆市场，另外还对台湾18种农鱼产品实施单方面零关税进口待遇；台湾对大陆开放进口早收清单产品有267项。根据货物贸易早期收获规定，上述800多项产品将在两年内分三步实现零关税。

台湾企业对享受早收清单的优惠货物贸易非常积极与踊跃。按照ECFA规定，早收清单产品须申领原产地证明书方可享受优惠关税待遇。不到一个月时间就有数百家企业、1 000多件商品申请原产地证明，在1月底前已有271件通过审核。按照2009年两岸经贸统计数据，2011年早收产品对台降税金额可达4.72亿美元。货物贸易早期收获实施后，因大幅降低关税而享有价格优势，有利于台湾的企业和农民扩大对大陆的产品销路，将为台湾经济注入持续发展的新动力，有利于台湾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岛内产业的均衡发展，还将提升台商、台企在大陆市场的竞争力，带动两岸贸易的增长。

在服务贸易领域，继去年10月28日大陆首批实施会计服务、计算机及相关服务、研究和开发服务、会议服务以及视听服务项下的进口电影片配额等五个部门的服务贸易早期收获开放措施后，今年1月1日起又实施专业设计服务、医院服务、民用航空器维修、银行、证券、保险等六个部门的服务贸易早期收获开放措施，这将有利于台湾业者拓宽在大陆市场的发展空间，为两岸同胞特别是在大陆的台商台胞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台湾方面继去年11月对大陆开放研发服务、会议服务、展览服务、特制品设计服务、大陆华语与合拍电影片后，今年1月1日起进一步开放经纪商服务、运动休闲服务、空运服务业电脑订位系统、银行等，总计九个服务部门。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两岸金融合作协议、金融监管合作备忘录（MOU）及ECFA的相继签署，两岸金融合作业已成为两岸经贸交流与合作的一大亮点。以银行业为例，截至2010年底，大陆已批准6家台湾银行在大陆筹建分行，其中5家已获准开业。另外新批准4家台湾银行在大陆设立代表处；台湾则批准3家大陆银行在台湾设立代表处。根据服务贸易早收清单，大陆银行代表处在台满一年，可申请设立分行。大陆向台湾提供人民币现钞清算业务也已正式实施。大陆银联卡在台刷卡、取现等业务陆续开通。可以预见，长期滞后于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两岸金融合作在今后一段时间将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

三、两岸共组经合会意义重大

根据ECFA第五章第11条“机构安排”的规定，两岸共同成立经济合作委员会，负责协议的相关事宜。经过两会多次协商与共同努力，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经合会）于1月6日正式成立，成为两岸在两会框架下首次共同组成的工作机构和联系机制。经合会由双方指定的代表组成，主要负责ECFA的落实、监督、解释、通报及争端解决。该会在人员组成上采取双首席代表制，经双方商定，海协会常务副会长郑立中与海基会副董事长高孔廉为委员会会议召集人。大陆方面的首席代表为海协会特邀顾问姜增伟，代表包括商务部、国台办、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海关总署、质检总局等七个部门的海协会理事、专家。台湾方面首席代表为梁国新（台湾经济部门负责人）。双方同意，未来可视议题需要调整和增补相关人员。

经合会的主要职能包括：完成为落实协议目标所必需的磋商；监督并评估协议的执行；解释协议的规定；通报重要经贸信息；根据框架协议第10条规定，解决任何关于协议解释、实施和适用的争端。但经合会的功能又不限于上述规定，由此保留了很大的弹性空间。

按照规定，经合会每半年召开一次例会，必要时经双方同意可召开临时会。如需要可下设若干工作小组，各工作小组就本小组负责的单项协议或业务问题进行磋商。经合会根据框架协议推动商签的单项协议，将由海协会与海基会确认并签署。ECFA涵盖两岸间主要的经济活动，与两岸同胞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成立由双方指定人员组成的经合会，是推动两岸经济关系制度化的重要进展。这也是两岸六十年合组的首个带有官方色彩的联合委员会，第一次建立了常态化的双向沟通协商平台，将为两岸逐步走向共同治理开辟道路、摸索经验、创造条件。因此，经合会成立的意义远超出了经济层面，有外溢到社会甚至政治领域的想象空间。

四、后续协商难度加大

经合会成立后，将就货物贸易协议、服务贸易协议、投资保障协议、争端解决程序展开磋商，并推动互设经贸办事处。

货物贸易协议后续磋商的主要内容包括关税减让或消除模式、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非关税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等。按照ECFA规定，双方首先需要在两年内分三个阶段将列入早收清单的产品的关税降为零。各方自然都希望将那些向对方出口金额较大的产品列入优先名单，同时设法尽量延长对自身产业冲击较大或较敏感的产品的保护期。这就必然引起内部博弈和双方利益冲突。更重要的是，双方还要循序渐进、逐步减少或消除彼此间各种关税与非关税贸易障碍，扩大相互开放产品范围。除很小比例的敏感项目可予保留外，大多数产品在一定时期内都必须降到零关税。目前，大陆方面已原则上比照其他世界贸易组织（WTO ）会员待遇开放台湾产品进入大陆市场，且实际享有更优惠特殊待遇，而台当局仍将2 000余项大陆较有竞争力的工农业产品列入禁止名单，采取远低于其给予其他WTO会员待遇的歧视性政策，在这种状况下，未来要签署两岸货物贸易协议及确定零关税时间表困难非常大。

服务贸易协议的磋商主要是致力于逐步减少或消除双方之间涵盖众多部门的服务贸易限制性措施，继续扩展服务贸易的广度与深度，增进双方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逐年达成双方服务业的相互准入并为对方相关产业在己方市场获得更好发展提供优惠条件。目前的现状是台湾方面更多希望大陆对台开放更多的服务市场，提供更多的优惠措施，却以两岸经济规模与市场差距过大为由不愿对大陆开放更多的服务市场，且实施诸多管制与限制性措施，使得未来服务贸易协议的磋商也面临很大困难与障碍。

两岸投资保障协议很早就已提出，大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也单方面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台商权益的法规、规章及其细则。随着海峡两岸经济往来日益密切，台商登陆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以及陆资对台投资逐渐增加，如何加强对双方投资的保障，已成为两岸经济合作机制之中颇为迫切之问题。两岸投资保障协议是ECFA后续协商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台湾方面最为关注的重大经济议题。尽管两岸为签署该协议作出了巨大努力，但由于双方在投资保障关注重点与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等方面存在分歧，导致去年未能完成该协议的签署。如何在重视台商保障权益的基础上，形成互利共识及排除障碍，致力于提高投资规定的透明度，逐步减少双方投资限制，促进投资便利化应是双方共同努力的重要方向之一。若能将国际规则与两岸特色有机结合，两岸投资保障解决机制可望在年内顺利签署。

争端解决机制是ECFA框架下处理两岸经贸争端，落实与实施ECFA相关内容的重要机制，涉及许多国际规则与技术性问题，两岸在这一问题上仍存在不少分歧。以两岸对于双方在WTO体系中的内部关系存在的立场为例，大陆认为，在两岸同属一中、ECFA本身就带有鲜明两岸特色的框架下，双方经贸关系产生的争端，并不必然要诉诸WTO争端解决机构。台湾方面则出于岛内政治需要另有考量。这一分歧不仅凸显两岸关系的复杂，也产生了在ECFA框架下如何适用WTO规则的问题。两岸唯有通过细致的协商，在对“WTO规则的适用范围”作出明确约定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两岸关系的特殊性，才是解决两岸经贸争端及签署相关协议的良策。

总体而言，较之于框架协议，单项协议涉及范围更广，内容也更具体，商谈难度障碍更大，有待双方继续秉持“平等协商、互利双赢、彼此照顾对方关切”的原则，按照“先易后难”的步骤，以更大的智慧、更开阔的胸襟、更务实的态度共同推进后续谈判，签署相关协议，以达成互利共赢的目标。

五、岛内政治因素的干扰令人担忧

相比较而言，两岸无论在“早期收获计划”的落实，还是在ECFA后续协商及协议执行等方面，台湾方面需要面对解决的问题都更多。随着年底“立委”选举与逐渐展开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不断加温，岛内政争对ECFA未来走向将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

两岸商签ECFA的过程中，民进党等“台独”势力曾强力抵制和反对，甚至誓言将发起“十年抗争”。但当协议公布后，岛内外一片肯定之声，台湾多数民众认为ECFA对促进岛内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有利，迫使民进党鸣金收兵，退出“战场”，在五市选举中刻意回避这一议题。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为打消民众对民进党上台会废除ECFA的担忧，还公开称该党如胜选执政将“延续前朝政策”。但是，该党从一味地非理性反对转向以“谁得利，谁受损”议题操弄民粹，在选举气氛下，必然会给即将就要“见真章”的后续协商增加很大的难度。

贸易协会工作计划篇5

美国的农产品出口支持项目由美国农业部海外农业服务局（FAS）负责管理。2002年新的农业法案出台后，美国对原有农产品出口促进和食品援助项目进行了调整，重点项目得到了保留和加强，农产品出口支持力度进一步提高。目前，美国农产品出口促进和食品援助项目共分四大类，即：直接出口补贴项目，包括出口促进计划和奶类出口激励计划；食品援助项目，包括食品换和平计划、食品换进步计划、食品换教育与儿童营养计划、食品换发展计划、过剩农产品捐赠计划和农场主间计划；商品农作物出口信贷担保项目，包括出口信贷担保计划、中介信用担保计划、供货方信用担保计划和设施担保计划；出口促进项目，包括市场推进计划、海外市场开发计划、质量样品计划、特殊农作物技术援助计划、生物技术与农业贸易计划和新兴市场计划。

2004年6月17日，美国农业部公布了出口促进项目中三项计划和2004年度的拨款额度及资金分配方案。这三项计划包括市场推进计划、海外市场开发计划和质量样品计划，拨款总额度约1.6亿美元，71个美国农业贸易促进组织获得了资金支持。这三项计划在美国开发海外农产品市场的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在2002年美国修订农业法时都得以保留或加强。

市场推进计划（MAP）。该计划是由1978美国农业法案授权建立的。长期以来，该计划利用美国农业部商品信贷公司（CCC）基金为美国各级贸易组织和企业的农产品海外市场开发及促销活动提供了大量经费资助。MAP的资助主要针对加工增值产品，包括品牌农产品及非品牌农产品。资助的活动范围包括广告等形式的零售产品促销、对海外消费者进行的生物技术和食品安全培训、对利用美国原料的海外加工商和食品制造商进行的技术培训以及海外市场研究等。非盈利性行业组织或未加入行业组织的私营企业在海外市场开发遇到阻力或发现新的市场机遇时，都可申请MAP资金支持。这些非盈利性行业组织既可自己开展活动，也可将资金下拨给开展相应活动的成员企业，项目结束后，由美国农业部海外农业服务局对部分经费进行报销。

2002年农业法改革前，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为提出“将MAP年度预算从0.9亿增加到2.0亿”的议案曾进行过专门研究。研究表明，增加MAP计划的政府资金投入，不仅有利于扩大美国农产品出口，而且可有效提高各种农产品的生产者价格，对那些出口依赖较大，且对出口促销活动相对敏感的农产品，如美国大杏仁等更是如此。研究显示，MAP资金投入增加到2.0亿美元可使美国大杏仁的生产者价格提高13.6%。对于一些成熟期较长的农产品，如苹果或其它多年生水果，由于供给稳定，出口促进活动可使其价格在短期内得到激升。

2002年新修订的美国农业法案规定，MAP资金将由每年0.9亿美元逐年递增，到2006年达到2亿美元。根据该法案规定的标准，2004年MAP资金已达到1.25亿美元。获得MAP资助的美国贸易组织共67个，其中美国肉类出口联盟和美国国际棉花委员会获得的资金最多，分别达1064.7万美元和990万美元。

海外市场开发计划（FMD）。也称海外市场开发合作者计划或合作者计划。美国实施该计划已有50年的历史。通过这项计划，美国农业部已与大批非盈利性的美国农业贸易组织在海外市场开发和贸易促进方面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该计划的资助重点是一些具有行业代表性或拥有全国性会员的贸易组织，主要用来帮助美国农产品贸易组织消除进入海外市场的阻力，提高进口商的产品加工能力，推动海外市场取消或修订不利于美国农产品进口的法规和标准，或为美国农产品开辟新的市场或新的利用途径等。通过采用成本共担的援助方式以及提供与驻海外农业机构密切合作的机会，FMD还充分调动了私营机构的资金投入。目前项目的资助范围已覆盖所有美国农产品，市场开发活动遍布100多个国家。新晨

海外市场开发需要大量投入，没有强大的资金支持，行业贸易组织和企业无法独立承担巨大的开发风险。美国贝尔公司整理的一份报告显示，多年来，美国大豆协会、粮食协会、肉类协会、小麦协会、水稻联盟以及国际棉花委员会等行业贸易组织都是这项资金的最大受益者，在这些行业组织开发海外市场的过程中，FMD的资金支持都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例如，在这项资金支持下，美国水稻联盟驻巴西贸易代表开展了大量活动，包括定期访问进口商、进行产品需求和进口方式调查、出版通讯、组织贸易论坛、接待贸易代表团等。这些活动对于帮助美国水稻联盟的成员企业及时准确地掌握客户的需求动态起到了重要作用。依靠FMD的支持，美国国际棉花委员会先后打开了香港、韩国及投资回收风险较大的越南、柬埔寨和土耳其市场大门，并将原来的竞争对手墨西哥变成了美国最大的出口市场。

贸易协会工作计划篇6

陈若薇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公司原副总裁。是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Auto China)的四位创始人之一。是展中展创始人之一。2004年当选该协会亚太区主席，并成为国际展览协会副主席。这是我国展览界第一位担任国际展览业协会中的高级领导职位。

陈八荣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集团)原总经理。曾任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副主任；中国对外贸易中心(集团)党委副书记，常务董事，总经理；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副主任；一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党委副书记、副主任；中国对外贸易中心(集团)总经理。

陈先进 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世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上海世博会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国际商会上海商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上海市分会副会长。2002年4月至2003年10月作为上海世博会申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参与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申办工作。

陈金拔　香港海岸会展公司董事长。20世纪80年代初，组建展览公司。著有《会展实践与理论》等书。先后被南宁市人民政府、大连市贸促会、大连世博广场、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聘为顾问。中国会展业四“陈”之一；中国会展业的先驱者之一。

陈荣基　原香港会展中心总监。具有超过15年展览及会议行政经验，是香港会展业资深专家。先后任职于美国康乐博览集团、新加坡励展博览集团、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主持统筹过多次大型国际会议，特别是两次统筹运作“世界银行年会”，取得空前成功。

陈雯海　中电会展与信息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他提出了将计划经济下的订货会改造成适应市场经济的展览会的创新思路。中国电子展(CEF)能够成为“中国电子第一大展”、亚洲五大电子展之一，陈雯海功不可没。其带领的团队被《中国电子报》誉为“电子信息会展的国家队”。

陈泽炎 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秘书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高级会员。1990年起草制订了《机械行业来华国际展览会、出国展览会和国内展览展销会管理办法》。策划和组织了机械行业重要国际展览会，在媒体上多次；参与编写大专、高职会展教材。

陈仲球 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镇长。2007年3月，厚街镇被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评为“中国会展名镇”。厚街的家具展从1999年第一届的“初试啼声”，时至今日规模从初期的4万平方米扩展到现在的24万平方米，成功跻身继意大利米兰和德国科隆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家具展。

陈正平 苏州东华展示器材厂厂长。在1986年下海创办苏州电气辅件厂。于1998转行进入广告展示行业。从作坊式的几十个人的小厂到现在近三百人的自主创新厂。每年不断有新产品上市，管理引入ERP，至2007年底产值已达7600万元。开创中国会展便携式展具的先驱者之一。

储详银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北京市分会副会长。曾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北京市分会副秘书长、会长助理、北京国际展览中心总经理。他是历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各项活动的主要策划者和协调人之一。

邓鸿　成都国际会议展览中心董事长。1997年邓鸿董事长根据城市规划的需要，投资建设成都国际会议展览中心，率先在成都会展业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建立了内部新型竞争管理模式。创立“会展业的成都模式”。2003年，投资建设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杜中塔 长沙市会展工作管理办公室主任。2003年7月至今，任长沙市会展工作管理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在此期间，带领长沙会展业取得“中国新锐会展城市”、“中国会展业会展城市最具潜质奖”和“中国十大节庆城市”等荣誉，其本人也被评为“中国会展业十大新锐人物”、“中国节庆杰出贡献奖”。

丁萍萍 浙江省会展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会展教育委员会副主任、高教出版社银领咨询专家委员会委员、全国国际商务会展员考证项目开发专家、长三角紧缺人才(现代会展)考证项目开发专家、《会展策划师》国家职业标准及考证试题库审定专家、《会展设计师》国家职业标准考证试题库审定专家。

冯向军 1987年，任德国驻华大使馆贸易促进处中秘；1995年－1996年，任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三等秘书；1996年－2002年，任科隆展览公司中国总德国德信公司北京代表处代表；2002年9月至今任科隆展览(北京)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葛玉广 先后在中共大连市委办公厅、大连市委党史研究室、大连市政府办公室、大连市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管理中心从事文字综合和研究工作，曾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大连市分会秘书长，现任副巡视员、大连市展览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大连市海外联谊会副秘书长、中国展览组织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郭牧 国家高级工艺美术师，现任浙江省国际会展业协会会长、亚太会展业发展研究所所长，香港、澳门等多所大学客座教授。先后被评为“2003年度中国会展业十大杰出企业家”、“2004年度中国会展业十大会展理论人物”和“2005年中国会展业贡献奖”、“2006年度中国会展十大风云人物”、“2007年中国会展业十大产业贡献奖”。

过聚荣 上海交通大学EMBA项目主任，兼任中国贸促会一上海交通大学会展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一意大利会展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CEM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周易研究会副秘书长，上海市国际经济贸易研究所特邀研究员。2004年获上海市模范集体称号，2005年、2006年上海交通大学优秀教工。

何继虹 中国副食商业协会副会长。1992年起任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办公室主任，2001年起任中国糖业酒类集团公司总经济师，2001年起任中国副食流通协会会长。她被评为中国商业服务业改革开放30年卓越人物。

侯维海　辽宁北方工商业展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创建辽宁北方工商业展览公司十三年来，组织、策划、承办展览会200多场，受到业界的好评。其中东北工业装备博览会、东北五金工具展、东北建材博览会、东北口腔展，经过多年发展已经成为行业品牌展会。

胡荣华　重庆市会展行业协会副会长、温州市会展业协会副会长以及荣华展示企业的董事长。作为国内展具行业的拓荒者，早在80年代，当时国内展具市场还是空白，就投身会展行业。该厂生产的展览器具涵盖了80多个系列2000多个产品，尤其是球节、锁件、铝型材、桁架等，在行业中都是处于领先地位。

黄河明　厦门大学法学硕士，历任厦门市贸易发展局副处长、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处长，现任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兼任中国(厦门)国际投资促进中心主任、厦门市对台贸易促进中心主任，是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组委会会务部副部长、联络部副部长，厦门对台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组委会秘书长。

蒋承文 1995年进人深圳市泰威科贸易展览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成功主办及承办了200余场国际及国内展览会，并率先在国内创办了礼品专业展览会。2001年成立深圳华博展览有限公司，蒋承文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荣获改革开放30年影响中国会展业进程30人奖项。

林中贤 澳门展贸协会会长，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顾问，广州市会展业行业协会顾问，《澳门展贸》杂志社长，[CEM CHINA注册会展经理课程]评委，国际展览与项目协会(IAEE)会员，Exhibit Designers&ProdtacersAssociation会员，亚洲展览会议协会联盟(AFECA)会员，澳门广告商会会员大会副主席。

李智玲 北京联合大学会展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副教授。全国商务管理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理事、北京国际会议与展览协会理事、中国展览协会理论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全国国际商务会展管理培训认证考试专家委员会专家、中国北京文化创意产业项目专家组成员。参编《展览运作实务与服务规程》等教材。

梁训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任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名誉理事长，上海交通大学及华中科技大学兼职教授。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机床会议轮值主席，第三届国际制造技术会议主席，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常务理事。创办了中国国际机床展览会CIMT。参与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2006－2020)，并因“作出重大贡献”获得荣誉证书。

林福厚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展示设计专业教授。由林福厚主持、设计的全国性和省级的大中型展览会有60多个，主要的有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周年展览、全国工业学大庆展览、全国科普美术作品展览、全国反浪费展览、河北省社教展览、轻工业部参加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展厅设计、北京市教育成果展览等。

柳冠中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展示设计专业教授。77年，作为主要设计者，完成纪念堂灯具设计并主持工艺、技术实施。83年“节点”设计获西德国家专利局实用新型专利。89年被“世界工业设计协会联合会”名古屋年会邀请大会发言，是中国人第一次登上世界设计最高讲坛。89年被“世界工业设计协会联合会”评为“世界设计名人”之一。

龙永图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1995年1月至2001年9月期间，他作为首席谈判代表，在第一线领导并最终成功结束了长达十五年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曾主编了“全球化・世贸组织・中国系列丛书”。龙永图先生曾获“CCTV2003年度经济人物”称号，2004年10月，获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颁发的联合国特别奖。

娄述渝　1979年赴法进修建筑工业化专业，曾在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及法国建筑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并在法国公共工程都参与法中建材合作工作组的工作。1993年创办法国欧西玛特公司。现任法国爱博展览集团在华子公司爱博西雅(北京)展览有限公司总经理以及法国国际专业展促进会驻华代表团总经理。

刘松萍　广州大学教授，改革开放30年影响中国会展进程30人之一，广州会展产业研究所所长，商务部会展经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副秘书长，广东省商联会会展协作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展览馆协会展览理论研究委员会副主任、澳门展贸协会、广州会展行业协会顾问。“2004、2005年度中国十大会展理论人物”。

刘建平　常州灵通展览用品公司董事长。个人曾先后荣获由中国展览馆协会授予的“2002年中国展览业十大新闻人物”、“2003年中国展览业十大企业家”等荣誉称号。所领导的“常州灵通展览用品有限公司”多次荣获“常州市知名商标”、“江苏省名牌产品”“2004、2005年度最具竞争力会展企业”等光荣称号。

刘大可　现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管理学院副院长、会展研究中心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已经出版《会展营销教程》(专著)、《会展经济理论与实务》、《会展经济学》、《会展活动概论》等著作和教材6部。2004年获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青年师德标兵”荣誉称号，2005年入选“北京市管市属高校中青年骨干教师”。

刘方会 1988年8月进入山东省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工作，历任副处长、处长， 2000年6月至2003年4月任山东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副厅长；2003年4月当选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山东省委员会会长、中国国际商会山东商会会长，兼任山东调解中心主任、山东省会展业协会会长。

马如飞 1983年，首创中国公司独立举办国际展览会(广州国际钟表机械展览会)。1989年至1995年，常驻香港和法国，管理香港展览中心(华润集团)。曾任广东省贸促会展览公司总经理、出展处长、常务副秘书长、会长助理。1999年创办广东英泰展览有限公司，任董事长。被聘任为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和南宁国际会展中心顾问。

马娅 广东省美容美发行业协会会长。广东省政协第九届提案委员会特聘委员、第十届广州市政协委员、中国商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华全国工商联美容化妆品业商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会展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美容经济合作组织主席、广东省美容美发化妆品行业协会会长、广东省商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广东会议展览业协会副会长。

马勇 国内高校会展与旅游教育界仅有的部级优秀教学成果奖、部级精品课程获得者和部级教学团队主持人。现任湖北大学旅游发展研究院院长，湖北大学中国会展研究中心主任。同时兼任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工商管理教指委旅游与会展学科专业组组长。

潘文波 广州光亚展览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光亚咨讯(香港)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广东会议展览业协会副会长，广州市会展业行业协会刮会长，广州大学中法旅游管理学院客座教授。

覃业竣 全国城市工业品贸易中心联合会(简称“城贸联”)会长、中国国内会展业专家委员会工作办公室副主任。近年来，城贸联受国家有关部委的委托制定了中国第一个会展业行业标准；开展了对国内会展行业的调查、统计、展会评级(试点)等工作；连续举办了三届中国会展经济论坛等系列活动。覃会长致力于探讨、研究国内会展行业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难点、热点问题，为促进国内会展行业科学，健康、规范、和谐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祁理权 现任职香港华进有限公司总裁，香港展览会议业协会秘书长及培训组组长，广州市会展业行业协会及澳门展贸等顾问。自1980年在广州举办美国电子展以来，巳在中国内地成功举办不同类型的国际展览会，代表性的展览包括：北京航空展(自1984年已13届)、中国国际警用装备展。

鲁晓昆 广州市东泰骏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广州锦汉展览中心董事长，广州市会展业行业协会副会长。广州市

东泰骏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是全国第一家投资兴建集展馆与展览公司于一体的民营企业，同时拥有广州市内首家通过“UFI”认证的组展公司；广州市内首家通过“UFI”认证的展览会。她被评为“2007年广州会展业杰出年度人物”。

沈丹阳 中国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兼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2003年3月起出版、发表了《中国展览概述》、《十五期间中国展览业发展报告》、《锻造中国会展名城》等大量有关会展业与会展经济的论著、论文。被评为“中国十大会展理论人物”，授予“中国会展业特别贡献奖”。

孙钢 曾在中央宣传部对外宣传局工作，1990年调入中国贸促会展览部从事出国展览工作，先后任出国展览协调办公室副处长、业务处副处长、处长，1998年7月至2006年6月任展览部副部长，2001起兼任展览管理办公室副主任。2006年7月加入励展博览集团中国公司任高级副总裁。

孙翌伦原国际展览管理协会(IAEM)中国区主席；现任深圳市会议展览业协会秘书长；中国展览馆协会副理事长；广东省展览协会常务理事。

唐强　1991年～1996年创建灵通国际展览用品厂创建灵通有限公司并任董事长，1995年创建上海外商桥保税国际展示中心任副董事长；1998年组建南京国际展览中心筹备处任副主任；1999年组建连云港国际展览中心筹备处任副主任；1999年组建苏州国际商务中心筹备处任副主任；2001年创建南京国际展览中心任董事、总裁。

王德茂 1981～1994年，机械工业部印刷机械研究所，印刷机械设备研究。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自动化研究室主任，技术副所长。1990至今，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常务副秘书长，秘书长，副会长，常务副会长。

王爱民 1993年～1999年山东省工业展览馆招商部。1999年创立山东丞华展览有限公司。1999年～2004年任山东新丞华展览有限公司总经理。2004年任山东丞华企业集团董事长。山东新丞华展览有限公司董事长。山东最大展览公司的创办人。

王伟 1997年至今在重庆展览中心有限公司工作。领导、策划、组织完成了“2002年一会一节”特装搭建，面积5000多平方米；“一会一节”、“汽车展”、“房交会”、“高交会”的主场搭建及现场管理；赴承接“重庆房交会”的全部搭建及现场管理工作；赴武胜完成“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庆典活动的现场搭建。

吴建民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外交学院院长，国际展览局主席。第十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第十届政协第三、四、五次和第十一届政协第一次会议大会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1989年至1990年，任中国驻比利时使馆和欧共体使团政务参赞、首席馆员。1991年至1994年，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兼发言人。

徐正　温州志选展示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2001年5月，当选为温州会展业协会副会长。开创中国会展展具的先驱者之一。

姚望　1987年6月任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1990年12月起主持工作)，1991年7月至1995年7月任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1997年7月至1998年12月任中国贸促会北京分会常务副会长，1998年12月至2002年3月任中国贸促会北京分会会长。现任博鳌亚洲论坛总监。

岳祖德 中国国际展览公司原总经理。1957年毕业后曾任职干中国贸促会出国展览部，担任出国展览美工、设计处处长、高级工艺美术师、出国展览副部长等职务，1988年担任中国国际展览工程公司董事长。1993年担任中展公司总经理，于1996年10月退休，至2000年10月期间曾担任中展公司顾问。

杨劲松 1993年至今，在昆明国际会展中心工作，历任展览分公司营销部经理，展览分公司副经理、经理，会展中心总经理助理，2003年至今任会展中心副总经理。中国会展业第一位人大代表，2008云南省三八红旗手，2007云南省旅游行业先进个人，2007中国最佳会展城市形象大使。

俞丹桦 现任宁波外经贸局局长，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副会长。宁波国际服装节，浙江投资贸易洽谈会、中国国际日用品消费博览会、APEC中小企业发展论坛办公室主任。曾连续14届任广交会宁波市代表团团长，他在全国首推不办开幕式、不打广告的举措，还为宁波引进了著名大卫雕像的复制品。2007年获得了会展终生成就人物的殊荣。

张若荫 厦门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她成功开辟厦门国际会展中心展馆经营的赢利模式，培育出亚洲第一、全球第三大专业石材展――厦门石材展和全球第一佛事展――厦门佛事展等一批知名品牌展。她连续8年为“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提供了优质满意的服务，为此受到前国家副总理吴仪同志的当面嘉奖。

张凤林 现任长春市贸促会副会长、长春市会展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长春市会展业协会常务副会长。长春职业技术学院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客座教授。在首届中国国际会展文化节上，被评为“2004年中国会展业十大新闻人物”，并荣获“2005中国会展产业贡献奖”、“2006年度中国会展经济杰出贡献奖”。

张定国　现任世博集团上海现代国际展览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高级会展师；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理事、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展览设计与搭建委员会主任。上海市会展行业协会副会长、上海市会展行业协会展示工程委员会主任。在展览行业成立了第一个专业协会――上海广告设备器材供应商协会。

郑军建　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南宁市副市长。现任广西国际博览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务厅副厅长，中国一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历届中国一东盟博览会主要策划者和协调人之一。

赵玉 1984年－1987年中国河北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副总经理，主管国际承包工程、国际贸易。1987年－1988年河北省对外经济贸易厅体制改革办公室负人。1988年－至今河北省贸促会副会长(曾兼展览部经理)多次领导组织河北省大型出展、来展及相关的贸易投资活动。素有河北会展第一人的称号。

仲刚 1996至2001任上海企龙展览服务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2001至2003任上海荷雅企龙展览服务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2004至2006任上海万耀企龙展览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2007至2008任上海万耀企龙展览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2008.11至今任上海万耀企龙展览有限公司总裁。

朱裕伦　香港展览会议业协会会长。于1978年在香港创立雅式展览服务有限公司，后发展为雅式集团。担任香港展览会议业协会会长(2002－2008)、香港市务学会的荣誉顾问、中国会展经济国际合作论坛顾问、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硕士课程顾问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区政府旅游业策略组成员(2007－2008)、香港特区政府会展业督导组成员等。

贸易协会工作计划篇7

    关键词:区域贸易合作;多边贸易体制;竞合;中国;FTA战略

    【正文】

    1、导论:中国FTA发展现状

    1.1 WTO成员国FTA区域贸易合作发展概述

    区域经济一体化最基本的含义是一种分工,既是一种状态,又是一种过程,其中包含产品和要素的流动,以及对产品和要素采取歧视性和非歧视性的做法[1]。区域贸易安排有多种形式,从贸易安排水平划分,一般有优惠贸易安排、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和经济联盟。自由贸易区由于其灵活性和针对性,日益成为区域贸易安排的主要类型。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快,区域间自由贸易协定快速增长。目前,WTO成员方除蒙古外都参与到各种区域贸易安排之中。而据WTO秘书处统计,截至2007年,全球已通知并生效的RTA中,有近85%是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和局部自由贸易区各约占8%。而处于谈判中的RTA和建立RTA的提议中,自由贸易区的比例还要高。

    总体而言,各国的区域贸易合作发展形势具有如下特征:

    其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成员达成优惠安排的互惠性增强,南南合作的区域贸易安排多有增加,南北化合作趋势推陈出新。不同的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成员组建贸易合作协定常规化,如欧盟和东欧国家的欧洲协定,加拿大与智利、美国与约旦自由贸易区等[2];某些区域处于两国或地区交界处,某些资源方面具有突出优势,且互补性强,适于共同开发,实现投资少、周期短、风险小、收益大的结果,对整个区域经济合作和联合起到示范带头作用[3]。

    其二,区域贸易安排内容更加复杂化,成员国间经济一体化程度逐步深化。虽然货物贸易领域仍是自由化合作的核心,但协定内容愈发广泛,除了扩展到服务贸易领域,也正在向投资规则、知识产权、环境政策和劳工条款等与贸易直接或间接相关的领域迈进,贸易管理框架大多超出多边谈判达成的贸易规范。

    同时,区域贸易安排呈现出扩展和联合的发展态势。一方面,现有区域贸易集团吸纳更多的“邻居”进入集团,如东盟和东亚各国的区域贸易合作;另一方面,区域贸易集团联合其他区域贸易集团形成大型区域贸易集团,吸引周边国家跟进,世界正逐渐被区域经贸集团连成错综复杂、多层次的经济网络。

    1.2 中国FTA战略的实施与现状

    从全球角度,欧洲-地中海地区虽依旧是FTA协定经营的密集地区,但有关FTA的谈判活动的中心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先前热衷于以最惠国待遇为多边贸易基石的国家和地区,也开始积极寻求FTA建设。亚太地区正在成为新的增长点[4]。近年来,为了营造更为公平和自由的国际贸易环境,中国在积极参与多边自由贸易谈判的同时,也越发重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作用。中国参加区域性贸易组织和协定起步较晚,按照“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的区域合作战略[5],我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合作正全面展开,发展迅速。

    我国于1991年加入亚太经合组织,一直积极支持并全面参与APEC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和经济技术合作工作;1996年重视和支持亚欧会议进程,并于2000年全面参与《亚欧贸易便利行动计划》和《亚欧投资促进行动计划》的实施和执行;2001年正式成为曼谷协定成员,首次加入实质性区域贸易协定;同年,与东盟正式签署《加强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2004年开始实施“早期收获计划”,2005年7月开始实施《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定》,2007年1月签订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协议》。

    2003年6月和10月分别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签署并实施内地与港澳《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2003年与巴基斯坦签署《中巴优惠贸易安排》;2005年11月与智利签署《货物贸易协定》,2006年11月签署自由贸易区协定。从2006年9月我国开始实施《亚太贸易协定》,已向其他成员国的1717项8位税目产品提供优惠关税,平均减让幅度27%[6]。

    目前中国正在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冰岛、海湾合作委员会、南部非洲关税同盟、秘鲁、挪威、印度等开展自贸区可行性联合研究或正式谈判[7]。

    2、WTO多边贸易框架下的FTA制度安排

    FTA的蓬勃发展基于一定的经济和政治等政策目标。经济学方面,从消费角度而言,自由贸易区有助于促进区域内竞争;从生产角度而言,规模经济能够提高货物和服务的生产效率;在全球范围内,区域市场的扩大能够增加内部和外部市场的整体需求,是推进多边贸易自由化存在诸多困难的情况下的次优选择。而从政治角度来看,各国唯恐别的成员建立的大市场排斥己身利益,使自身处于不利地位,也须及时建立保障性的贸易机制[8]。

    实践中,FTA在促进贸易和经济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同时引发了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可能对非成员国家不利。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构建中,亦存在FTA究竟是垫脚石还是绊脚石之争[9]。由此可以看出,FTA和WTO多边贸易体制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多边贸易体制如何对FTA等区域贸易安排进行规范,以确保实现增进贸易自由和社会福利的初衷。在多边贸易体制中,WTO成员之间的区域贸易安排具有合法地位,但必须满足WTO的有关规定。

    2.1 WTO有关区域经济合作的制度安排

    在WTO法律中,规范区域贸易安排的规定主要是 GATT1994第24条及《关于解释1994年GATT第24条的谅解》(以下简称《谅解》),1979年东京回合的“授权条款”和乌拉圭回合达成的《服务贸易总协定》(以下简称GATS)。这些规定的目的在于保证区域贸易安排能够有利于区域组织内的贸易,同时又不会提高对外部成员的贸易壁垒。

    (一)GATT第24条及其《谅解》

    GATT1994第24条的重点是关于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谅解》对第24条规定作了进一步明确,对自由贸易区的成立目的、贸易范围、设置区域贸易安排的通知和审查程序作出规定。根据规定,自由贸易区成立的目的在于:发展成员间“更密切的经济一体化,以增加贸易自由”[10],而且是为增加自由贸易区的贸易自由提供便利,而非提高其他缔约方与此类领土之间进行的贸易壁垒。在贸易范围方面,自由贸易区成员领土之间“实质上所有有关产自此类领土产品的贸易取消关税和其他限制性贸易法规[11]。

    关于设置区域贸易安排的通知和审查程序,“决定加入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或订立导致形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临时协定的任何缔约方,应迅速通知缔约方全体,并向它们提供必要信息”,“以便它们能够向各缔约方提出它们认为适当的报告和建议”;如果全体缔约方“认为该协定不可能在协定参加方预期内导致关税同盟后自由贸易区的形成,或认为该期限不合理,则缔约方全体应向协定参加方提出建议,如参加方不准备依照这些建议修改协定,则不得维持或实施此类协定。”[12]同时为进一步监督区域贸易安排的运转,《谅解》规定由货物贸易理事会审查工作组就审议结论向货物贸易理事会提交报告,当货物贸易理事会认为适宜时可向各成员提出适当建议。第11条还要求审查工作组定期向货物贸易理事会报告。

    GATT第24条第5款就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设有限定条件,以避免对第三国贸易造成不利。在自由贸易区方面,要求“自由贸易区或导致自由贸易区的临时协定,对于非自由贸易区成员或协定参加方的各缔约方实施的关税或其他贸易法规,不得高于或严于在形成自由贸易区前相同领土内存在的关税或贸易法规。”对于临时协议,即GATT缔约方为尽力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需要而采用的临时安排,要求临时协议应包括在一定合理持续时间内形成此种关税同盟或此种自由贸易区的计划表和时间表。关于合理的时间《谅解》规定,只能在特殊情况下延长为10年。如果临时协定的成员方认为10年时间依然不够,则应向货物贸易理事会充分解释一个更长时间的必要性。

    (二)GATS第5条

    在GATS第5条中,以经济一体化的名义规范了服务贸易领域的区域经济合作问题,适用于发展中成员方和发达成员方。总体而言,第5条与GATT1994第24条的基本精神并无二致,仅对象存在不同。由于服务贸易领域几乎无关税壁垒或数量限制等非关税壁垒措施,故而GATS采用的是“经济一体化”概念而非自由贸易区或关税同盟[13]。

    根据其规定,WTO成员成立或加入以促进服务贸易自由化为目的的RTA须符合下列条件:

    其一,服务贸易领域的区域贸易安排必须具有实质性的部门涵盖[14],即所涉及的服务部门应具有一定的数量、贸易量和提供方式(其中允许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灵活性);参加服务贸易区域一体化的成员间实质上不实行或取消一切歧视,并通过取消现有歧视性措施和禁止新的或更多的歧视性措施来获得发展。

    其二,对于非区域贸易协定的WTO成员,与该协定之前的适用水平相比,“不得提高相应服务部门或分服务部门内服务贸易壁垒的总体水平。”[15]

    其三,应允许其他WTO成员的服务提供者享受区域一体化的各种待遇,若“该服务提供者在该协定的参加方领土内从事实质性商业经营。”[16]

贸易协会工作计划篇8

一、办公室

办公室是本关政务工作和科技工作的职能管理部门，与总关办公室、技术处实行业务对口管理，与本关法规室为一套班子两块牌子。

主要职责：

(一)负责对国家及上级海关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及各项业务规定提出贯彻意见，并检查、指导、督促落实。

(二)拟定和编制本关工作计划，并协助和组织实施。

(三)组织本关有关综合性材料的撰写，审核以本关名义外发的各类文件、材料，并报关领导签发。

(四)协助组织召开关长办公会议、关务会和业务研讨会等，牵头组织、协调、督办各项重要工作。

(五)协调关内各部门以及对外工作关系，协助关领导加强关内外联系，建立本关良好的工作秩序。

(六)负责本关信息外宣工作的组织、指导，审核本关上报和外发的各类信息。

(七)负责组织管理本关落实关务、政务公开等工作。

(八)抓好本关行政事务工作，制定行政接待计划，做好接待工作。(九)做好本关技术保障工作，负责本关各应用系统及网络管理、

设备管理、软件开发、技术培训、对外技术支持等；负责本关防伪用品及设备管理工作。

(十)做好本关机要保密和计算机信息安全工作，督促落实各项机要保密制度。

(十一)抓好本关文书和档案管理工作，检查督促文件的收发、登记、催办、传递、立卷归档和文书档案的整理归档工作及业务档案的协调管理工作。

(十二)完成关领导及总关办公室、技术处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法规室

法规室为本关法制、贸易管制和知识产权保护等工作的职能管理部门，与总关法规处实行业务对口管理，与本关办公室为一套班子两块牌子。

主要职责：

(一)协助配合总关做好有关立法工作，审核需以*海关名义的规范性文件，并对地方立法草案中与海关工作相关的内容提出意见。

(二)负责本关普法工作，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和培训。

(三)负责本关行政许可工作。

(四)负责牵头办理人大、政协的建议、提案。

(五)负责牵头办理本关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行政赔偿工作，承担*海关案件审理委员会办公室日常工作，组织实施对本关行政执法的法律监督，协调本关行政执法纠错工作，指导和审核本关重要民事行为。

(六)负责本关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的协调配合工作。

(七)负责以*海关名义对外出具证据的审核工作。

(八)负责本关贸易管制工作的协调配合。

(九)负责对本关的各项工作提供法律支持。

(十)负责本关各部门兼职法制联络员的管理、协调工作。

(十一)完成关领导及总关法规处交办其他工作。

三、人事政工科

人事政工科是本关人事公共事务、教育培训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督察审计工作和纪检、监察工作的职能管理部门，与总关人事教育处、思想政治工作办公室、督察内审处和监察室实行业务对口管理。

主要职责：

(一)贯彻上级各项人事教育工作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规定，拟定本关有关人事教育工作的实施方案。

(二)负责本关公务员及其他工作人员的录用、调配、政审、考核、奖惩、交流、任免、辞职、辞退、回避、申诉控告以及因公因私出国（境）等项工作的管理；负责后备干部的选拔、培养和管理工作；负责行政执法责任追究的有关工作。

(三)负责本关机构设置、人员编制、领导职数、职能调整的申报和管理工作。

(四)负责本关公务员和其他工作人员的劳动工资、福利、休假、奖励、医疗保险、劳动用工保险制度等工作的管理；负责本关公务员的专业技术职称的申报和本关机关工勤人员技术等级的聘任管理工作。

(五)负责本关离退休干部和工勤人员的管理工作，按干部(人员)管理权限办理退休手续；负责本关人事档案的管理和本关人事统计。

(六)负责本关编外计划内合同用工的指标申报、录用、辞退审批和酬薪核定等工作。

(七)负责本关公务员关衔的授予、晋级、降级、取消等项的审核、报批工作。

(八)负责拟定本关干部教育培训计划，组织岗位和业务理论培训；负责本关报关员资格全国统一考试工作；负责本关各类成人院校培训的推荐选送工作以及学历教育管理；负责业务尖子能手竞赛和评比的组织推动工作。

(九)负责本关安全保卫、消防、集体户口、计划生育等的职能管理和监督。

(十)负责贯彻落实干部队伍思想政治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党的建设；制定本关思想政治工作和基层建设规划并组织实施；负责组织思想政治工作，并对本关思想政治工作、基层建设等工作进行监督、检查、指导；负责联系、协调、落实中共*市直机关工委等有关工作。

(十一)负责组织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负责开展执法监察工作；开展反腐倡廉的宣传和教育工作；协调有关部门建立健全内部监督管理制度等工作。

(十二)负责承办上级海关交办的各类专项审计等工作；负责协调组织本关的执法评估工作；负责运用“内控系统”进行内部监控和量化评估等工作。

(十三)完成关领导及总关人事教育处、思想政治工作办公室、督察内审处和监察室交办的其他工作。

四、综合业务科

综合业务科是本关减免税审批和统计工作的职能管理部门，与总关关税处、综合统计处实行业务对口管理。

主要职责：

(一)负责特定减免税申请的受理及审核，并提出征免意见。

(二)负责办理企业特定减免税进口货物抵押贷款手续。

(三)负责办理企业特定减免税进口货物解除监管手续。

(四)负责企业特定减免税进口货物的异地监管和结转审批工作。

(五)负责本关贸易统计数据的审核（不包括下属办事处）。

(六)负责本关CSD系统数据的提取、核实、上报工作。

(七)负责每月定期编制《*海关统计快报》和《*海关统计》。

(八)负责指导、协调本关业务统计工作，汇总、复核、上报本关业务统计数据。

(九)负责维护本关业务统计指标参数。

(十)负责本关统计分析和统计监督工作，对进出口情况及时进行预警监测。

(十一)负责统计咨询工作。

(十二)完成关领导及总关关税处、综合统计处交办的其他工作。

五、监管通关科

监管通关科是本关监管、审单和税收征管的职能管理部门，与总关监管通关处、审单处、关税处实行业务对口管理。

主要职责：

(一)负责办理进出口货物的接单审核和税费征收。

(二)负责进行实物验估和进出口货物完税价格的审定和上报。

(三)负责根据各岗位的风险信息提示和货物的风险信息对货物进行风险布控。

(四)负责提取样品、登记和送检工作。

(五)负责办理进出口货物报关单的修改和撤消。

(六)负责进出口商品预归类和商品编码的审定。

(七)负责按规定权限和程序受理、审核、审批（转报）企业的担保、滞报金、溢短税款退补税等申请。

(八)负责催缴欠税。

(九)负责实物查验和放行货物。

(十)负责对海关监管场所的进出场的货物管理，卡口联网管理和场地运作的监督管理。

(十一)负责办理出口转关运输货物的转关审核和制作关封；核销进口转关运输货物。

(十二)负责办结进出口货物结关手续后，签发进出口货物报关单证明联。

(十三)负责计核涉嫌走私、违规的货物、物品偷逃税款。

(十四)负责办理长驻机构的公用物品、非居民长期旅客的自用物品审批和留学归国人员购买车辆等行邮业务。

(十五)负责办理转关车辆的核准。

(十六)负责案件移交。

(十七)负责进出口报关单的理单和装订归档。

(十八)完成关领导及总关监管通关处、审单处、关税处交办的其他工作。

六、加工贸易监管科

加工贸易监管科是本关加工贸易及保税监管业务的职能管理部门，与总关加工贸易监管处实行业务对口管理。

主要职责：

(一)贯彻执行海关对加工贸易管理工作的政策、方针及有关规定，拟订和修改本科实施办法及规章制度并组织实施。

(二)负责办理本关加工贸易合同的登记备案、中期核查和后期核销工作。

(三)负责保税仓库的审批和计算机联网监管及日常监管工作。

(四)负责实施加工贸易中小企业仓库联网监管工作。

(五)负责办理加工贸易深加工结转审批手续。

(六)负责做好加工贸易商品单耗的收集、调研、核定和三级单耗数据库数据维护工作。

(七)负责对加工贸易进行动态分析及统计分析，负责收集整理和上报风险信息，开展风险分析。

(八)负责加工贸易合同档案的整理归档工作。

(九)负责组织加工贸易业务的培训，报核员的培训，负责对外加工贸易政策、规定的咨询和宣讲工作。

(十)完成关领导及总关加工贸易监管处交办的其他工作。

七、稽查科

稽查科是本关稽查、风险管理、企业管理、知识产权案件的职能管理部门，与总关稽查处、风险管理处、企业管理处和法规处实行业务对口管理。

主要职责：

(一)负责本关一般贸易货物的税后稽查、加工贸易货物的核销后

稽查、减免税货物的审批后稽查等工作。

(二)负责本关风险管理工作。

(三)负责本关贸易和市场调查工作。

(四)负责本关企业、报关员注册和分类管理。

(五)负责规范企业进出口经营行为工作。

(六)负责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的案件查处工作。

(七)完成关领导及总关稽查处、风险管理处、企业管理处和法规处交办的其他工作。

八、财务科

财务科是本关财务工作的职能管理部门，与总关财务处实行业务对口管理。

主要职责：

(一)负责拟定财务相关规章制度。

(二)负责编制各项经费预算、决算工作。

(三)负责财务报销工作。

(四)负责海关经费、缉私警察经费、地方补助款、税收、税费、机关服务中心、越海通关技术服务中心、住房基金、基建帐的制单、复核、记账工作。

(五)编制和报送各类会计报表，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和各类发票、收据的领用、保管和核销。

(六)负责会计凭证、账册、报表的整理、装订和归档工作。

(七)负责工资表的调整和个人所得税的计算工作。

(八)负责私货拍卖工作。

(九)负责关产管理工作。

(十)完成关领导及总关财务处交办的其他工作。

九、机关服务中心

机关服务中心是*海关机关的后勤服务保障的职能管理部门。

主要职责：

(一)负责*海关大院的安全保卫、物业保洁、绿化及海关大楼的维修工作。

(二)负责车辆管理工作。

(三)负责食堂管理工作。

(四)负责越海通关技术服务中心的管理。

(五)负责关员服装、业务单证、办公用品和杂项物品的领取、

采购和发放管理。

(六)负责水、电、煤气等的统计、结算和会议室管理、爱卫会工

作、油（复）印等工作。

(七)完成关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十、驻上虞办事处

*海关驻上虞办事处是隶属于*海关的派出机构，主要负责对辖区内进出口货物、运输工具的监管、征税和统计，对现场发现的走私、违规案件进行移交；办理辖区内加工贸易合同备案、前期验厂、中期核查、后期核销以及企业管理等工作。

(一)综合科主要职责

1、负责进出口货物及转关运输货物的查验工作。

2、负责加工贸易管理的前期验核、中期核查和下厂核销。

3、负责加工贸易单耗管理。

4、负责加工贸易信息化管理。

5、负责进出口货物和各类内销补税货物的价格核查。

6、负责本部门的业务统计。

7、负责科技设备和计算机网络的日常维护和管理。

8、负责办事处的行政后勤保障、财务文秘等工作。

9、完成上级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业务科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海关加工贸易和保税监管、货运监管、征税、统计等方面有关政策、方针和规定，拟订和修改本办事处实施办法和规章制度。

2、负责办理本办事处加工贸易合同的登记备案、中期管理和后期核销工作。

3、负责对加工贸易进行动态分析及统计分析，负责收集加工整理和上报风险信息，开展风险分析和风险布控。

4、负责接受本办事处进出口货物及转关运输货物的申报，并负责进行接单审核、征税、放行等工作。

5、负责本办事处进出口商品的验估归类工作和审价工作以及通关事务担保工作。

6、负责本办事处辖区企业和报关员的注册登记手续及日常管理。7、负责本办事处统计资料的审核汇总、编制贸易统计和业务统

计，开展统计分析。

8、负责本办事处进出口货物的出口退税专用报关单及有关核销单证的签退工作。

9、负责本办事处加工贸易合同档案、进出口货物报关单档案和有关单证资料的管理工作。

10、完成上级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十、驻诸暨办事处

*海关驻诸暨办事处是隶属于*海关的派出机构，主要负责对辖区内进出口货物、运输工具的监管、征税和统计，对现场发现的走私、违规案件进行移交；办理辖区内加工贸易合同备案、前期验厂、中期核查、后期核销以及企业管理等工作。

(一)综合科主要职责

1、负责进出口货物及转关运输货物的查验工作。

2、负责加工贸易管理的前期验核、中期核查和下厂核销。

3、负责加工贸易单耗管理。

4、负责加工贸易信息化管理。

5、负责进出口货物和各类内销补税货物的价格核查。

6、负责本部门的业务统计。

7、负责科技设备和计算机网络的日常维护和管理。

8、负责办事处的行政后勤保障、财务文秘等工作。

9、完成上级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业务科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海关加工贸易和保税监管、货运监管、征税、统计等方面有关政策、方针和规定，拟订和修改本办事处实施办法和规章制度。

2、负责办理本办事处加工贸易合同的登记备案、中期管理和后期核销工作。

3、负责对加工贸易进行动态分析及统计分析，负责收集加工整理和上报风险信息，开展风险分析和风险布控。

4、负责接受本办事处进出口货物及转关运输货物的申报，并负责进行接单审核、征税、放行等工作。

5、负责本办事处进出口商品的验估归类工作和审价工作以及通关事务担保工作。

6、负责本办事处辖区企业和报关员的注册登记手续及日常管理。7、负责本办事处统计资料的审核汇总、编制贸易统计和业务统

计，开展统计分析。

8、负责本办事处进出口货物的出口退税专用报关单及有关核销单证的签退工作。

贸易协会工作计划篇9

作为中国对外商谈、东盟启动的第一个FTA，中国-东盟FTA已走过硕果累累的“黄金十年”；随着2015年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落地实施和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宣布建成，双方的经济关系进一步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正在“2+7”合作框架下以FTA升级版展开新的“钻石十年”建设，携手打造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中国-东盟FTA；进程；成效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12.021

中国和东盟地缘相近，具有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自然禀赋和先天的区位优势。2002年11月，双方在东亚率先达成构建FTA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简称《框架协议》）。以中国-东盟FTA（CAFTA）的构建为基础，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快速发展：中国成为东盟的第1大贸易伙伴、第6大外资来源地，东盟成为中国的第3大贸易伙伴和外资来源地（欧盟以整体计）。双方不但已携手走过硕果累累的“黄金十年”，而且中国在双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的2013年先后提出打造CAFTA升级版、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开创中国-东盟合作新的“钻石十年”，得到东盟及其成员国的积极响应。随着2015年“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实施和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宣布建成，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化与拓展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共建紧密联系在一起。

1CAFTA的基本进程

《框架协议》的签署标志着CAFTA构建进程的正式启动。如果以10年为1期，那么2014年正是意欲开创的新的“钻石十年”的开局之年；如果以FTA的建成为依据，那么2010年后CAFTA就已步入新阶段。后者又可以FTA的完善程度为标准，进一步划分为两个基本阶段，即从建成到完善、从完善到提升，有一个相对明显的质的飞跃。虽然2014年8月FTA升级谈判启动，并历经4轮在2015年11月22日正式签署《中国与东盟关于修订〈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及项下部分协议的议定书》（简称《修订议定书》），但其生效尚需一定时间，仅就目前而言CAFTA依然处在由完善向提升转换的关键时期；如果一切进展顺利，那么《修订议定书》正式生效的2016年5月1日就将成为CAFTA新阶段的分界点。无论如何，2015年对于CAFTA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东盟4个新成员国即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与中国建成FTA的5年过渡期满，中国提出的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正式落地，CAFTA升级谈判结束，《落实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行动计划（2016-2020）》完成磋商，东盟经济共同体宣布建成。

考虑到东盟各成员国间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及对灵活性的要求，尤其是为东盟新4国提供差别待遇和更多参与中国-东盟经济合作的便利，CAFTA采取分阶段、多层次、渐进灵活的推进方式：2010年中国与东盟老6国即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建成FTA；东盟新4国拥有5年过渡期，在2015年与中国建成FTA。作为CAFTA的核心，货物贸易自由化同样分两个层面展开。其一，在双方达成全部货物降税安排之前开启快速轨道，从2004年1月1日起，对互补性强、双方均感兴趣且东盟更具比较优势的活动物、肉及食用杂碎、鱼、乳品、食用蔬菜和水果等主要为税则第1-8章的农产品和少量其他章节的产品实施免除关税的“早期收获计划”。其二，从2005年7月20日起全面启动降税进程到2010年1月双方93%的产品实施零关税，CAFTA不但降税时间跨度相对较长，东盟老6国和新4国分别于2018年1月1日、2020年1月1日履行完全部降税安排；而且敏感产品最终也不会实行零关税，一般、高度敏感产品的关税分别只降至5%以下和50%以下。

需要强调的，继《货物贸易协议》、《服务贸易协议》、《投资协议》分别于2005年7月、2007年7月、2010年2月正式实施，《争端解决机制协议》在2005年1月生效之后，双方还根据FTA的具体进展，对相关协议进行适时的修订，陆续签署3份《框架协议》议定书、2份《货物贸易协议》议定书和《服务贸易协议》第二批具体承诺的议定书，进一步开放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不断提高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营造更为便利的贸易投资环境。如，《框架协议》第三议定书专门就更为常设性的机构安排作出规定，以新建立的CAFTA联合委员会替代CAFTA谈判委员会。再如，为提高CAFTA的利用率，《货物贸易协议》第二议定书专门对CAFTA原产地规则项下的签证操作程序进行更新。

2CAFTA的主要成效

总体而言，CAFTA启动以来运行效果良好，对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的持续促进作用屡超预测，不但分别在2004年、2007年提前实现双边贸易额1000亿美元、2000亿美元的目标，而且CAFTA已由17亿人口、约2万亿美元GDP进一步扩展为2014年近20亿人口、超过16万亿美元GDP的更为庞大的市场。

2.1双边货物贸易持续快速增长，贸易创造效应不断显现

中国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货物贸易额，《框架协议》签署的2002年为547.7亿美元，中国是东盟的第3大、东盟为中国的第5大贸易伙伴；《框架协议》正式生效的2003年同比增长高达428%；“早期收获计划”开始实施的2004年提前1年实现1000亿美元的目标；《货物贸易协议》正式实施、降税计划全面启动的2005年同比增长23.1%；2007年提前3年突破2000亿美元，2010年达到2928亿美元、同比增长48%，2012年超过4000亿美元；“黄金十年”最后的2013年为4436.1亿美元；升级谈判启动的2014年达4803.9亿美元、已接近到2015年5000亿美元的目标，同比增长8.3%更是高于全国外贸平均增速4.9个百分点；签署《修订议定书》的2015年，虽然同比减少1.7%、仅为4721.6亿美元，依然距离5000亿美元的目标一步之遥，但较之8%的全国外贸平均降速已是相当不错的表现。从2002年到2015年，双边货物贸易增长7.6倍；中国已连续7年为东盟的第1大贸易伙伴、东盟则自2011年超过日本以来连续5年为中国的第3大贸易伙伴，均较2002年提升2个位次。2014年东盟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为14.5%，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1.6%，均高于2002年《框架协议》签署时的6%、8.8%的水平。需要强调的是，虽然2015年的双边货物贸易总额同比有所下降，但其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不降反升0.3个百分点。其中，中国对东盟出口、从东盟进口，分别由2002年的235.7亿美元、312亿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2777亿美元、1944.6亿美元，为2002年的11.8倍、6.2倍，东盟保持中国第4大出口市场、第2大进口来源地的排名。

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潜力的释放和创造效应同样在“早期收获计划”中有着极为明显的表现。以计划开始实施的2004年为例，据中国海关统计，早期收获产品的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39.8%、达到19.7亿美元；其中，中国从东盟进口11.5亿美元、同比增长46.6%，中国向东盟出口8.2亿美元、同比增长31.2%，增速均明显快于2003年中国对东盟的同类产品贸易和2004年中国整体贸易的水平。中国与东盟老6国完成“早期收获计划”、对东盟新4国“早期收获”产品实现零关税的2006年，双边农产品贸易总额同比增长31.1%；其中，中国从东盟进口同比增长34.5%，东盟是中国第二大农产品进口来源地；贸易差额也由2002年的顺差1.5亿美元转变为2003年的逆差2.9亿美元进而逐步扩大到逆差19亿美元，而同期中国农产品整体贸易逆差仅为9.6亿美元。即使深受危机影响的2009年，中国与东盟的农产品贸易依然同比增长1.9%、达139.2亿美元。CAFTA建成的2010年，双边农产品贸易总额181.7亿美元，同比增长30.5%；升级谈判启动的2014年达295.7亿美元，中国的贸易逆差也由2012年最高的60.4亿美元缩小为24.9亿美元，东盟是中国第一大农产品出口目的地。

2.2开放领域逐步拓展，双边服务贸易呈现上升态势

根据《服务贸易协议》，中国在对WTO承诺的基础上，在建筑、运输、环保等5个部门的26个分部门作出新的市场开放承诺；东盟分别在金融、电信、医疗等12个部门的67个分部门作出市场开放承诺；《〈服务贸易〉第二批具体承诺的议定书》显示，中国对电信、建筑、金融、交通等部门的承诺做出调整和更新，并进一步开放公路客运、职业培训、娱乐文化和体育服务等部门；东盟各国作出具体承诺的部门也明显增加，且开放水平同样高出其对WTO的承诺。

随着中国和东盟服务贸易自由化的不断推进，双边服务贸易迅速发展。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服务贸易协议》签署并生效的2007年，双边服务贸易总额同比增长42.1%、达179.1亿美元，东盟成为中国的第5大服务贸易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地；CAFTA建成的2010年，双边服务贸易总额增至268亿美元、增幅497%，中国成为东盟的第4大服务贸易伙伴；2012年，东盟超越日本成为中国的第4大服务贸易伙伴；2014年，双边服务贸易同比增长44.7%、达到626.6亿美元。

2.3相互投资日益扩大，人民币对东盟的吸引力进一步增加

2010年《投资协议》生效，中国与东盟的双向投资尤其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迅速增加。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东盟成员国累计在华投资917.4亿美元、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476.3亿美元，中国与东盟的双向投资已累计近1400亿美元，而截至《框架协议》生效的2003年这一数字尚不足31亿美元；双向投资存量2014年相对于2003年增长超过40倍，东盟是中国的第3大外资来源地，并超越澳大利亚、美国、俄罗斯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第4大目的地。从2003年到2015年，中国实际利用东盟投资从29.3亿美元扩大为78.6亿美元，增长近2倍；截至2015年底东盟对华投资已累计近1000亿美元。与东盟对华投资的既有基础相比，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数额较小；《框架协议》签署后的最初几年也只是相对平稳地向前推进，2003年到2006年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流量由1.2亿美元增加为3.4亿美元。需要注意的是，与中国“走出去”步伐的不断加快相适应，随着双边《投资协议》的生效，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增势迅猛。其流量已由2007年快速起步的9.68亿美元扩大到2014年的78.1亿美元，年均增长39.9%，占中国对亚洲投资流量的9.2%、对全球投资流量的比重也从2003年的4.2%提高到6.3%。2010年后中国对外投资总量的60%以上是对东盟新增的投资。仅就流量而言，与2014年中国实际利用东盟投资的金额65.1亿美元相比，中国已由2013年少近10亿美元成功实现反超13亿美元。截至2014年底，中国在东盟共设立各类企业3300多家、占境外企业总数的11%，雇用当地员工15.95万人、占境外企业雇佣外方员工总数的19%。

随着在东盟使用数量的增加和范围的拓展，人民币在东盟的认可程度日渐提高，区域化取得积极进展。2009年7月，东盟成为中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的首批区域之一。中国先后同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等东盟成员国签署总额超过1.4万亿元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中国银行相继推出新加坡元、菲律宾比索、马来西亚林吉特、泰国铢、越南盾、印尼卢比、柬埔寨瑞尔、文莱元8个东盟成员国货币汇率。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盟成员国已将人民币作为自身的官方储备货币。2013年底中国还专门批准设立云南、广西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鼓励包括跨境人民币贷款、人民币与东盟成员国货币兑换在内的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广西已开展9个东盟成员国货币柜台挂牌交易，并与全部东盟成员国展开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中国-东盟（南宁）货币指数于2015年12月首次，人民币对东盟成员国货币整体呈现升值态势。

2.4重点合作领域扩大、程度加深，合作平台日渐多样化

根据《框架协议》，农业、信息及通讯技术、人力资源开发、投资和湄公河盆地开发是中国与东盟加强合作的5个优先领域；此后又相继纳入交通、能源、文化、旅游、公共卫生和环境，双方的重点合作领域也由此拓展为11个。

为进一步推动重点领域的合作，中国与东盟积极构建相关运作平台。2009年，由中国进出口银行发起、目标总规模100亿美元的离岸股权投资基金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设立；2010年4月，首期10亿美元开始运营，以东盟的基础设施、能源、自然资源为主要投资领域；柬埔寨的光纤通信网络项目、投资泰国最大生物质发电公司、支持中国民营企业开发建设老挝钾盐项目均在已批准投资项目之列。2009年，《中国-东盟环保合作战略2009-2015》，明确优先开展环境无害化技术、环境标志与清洁生产、环境产品和服务等6方面合作；2011年5月，中国-东盟环保合作中心正式启动。为推动双方的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2013年9月揭牌的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已先后同柬埔寨、缅甸、老挝、泰国、印度尼西亚5个东盟成员国建立双边技术转移中心；截至2015年5月，中国-东盟技术转移协作网络共有成员1228家，其中403家来自东盟成员国；促成中国-东盟338项合作协议、合作金额51亿人民币。2015年，中国-东盟信息港9月正式落地；双方铁路合作更是取得重大进展，中国与印尼公司签署合建雅加达-万隆高铁协议、中老铁路（磨丁-万象）老挝段开工、中泰铁路合作项目在泰启动；在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进一步明确，中方将设立100亿美元的第2期中国-东盟基础设施专项贷款；次区域合作中，由澜沧江-湄公河沿岸6国中、泰、柬、老、缅、越独立推动的首个合作机制――澜湄合作机制正式建立，互联互通、产能、跨境经济、水资源、农业减贫合作成为现阶段的5个优先方向。

需要强调的，为促进企业合作，加快CAFTA建设进程，自2004年起已经连续举办12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每一届都会紧紧围绕当年最为重要的议题展开全方位的深度交流，通过投资推介会、产业园区招商会、投融资对接会等，努力将FTA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由政府层面的政策措施切实转化为企业层面的实际行动，已成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2015年第12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就是以“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共创海洋合作美好蓝图”为主题，突出国际产能合作；各国企业共报名申请5563个展位，实际安排4600个展位，其中1296个为东盟成员国和区域外国家所拥有；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老挝、越南、缅甸6国继续包馆；据不完全统计，成功签约34项国际产能合作项目，涉及机械制造、汽车配件、能源、建材等众多领域。

参考文献

[1]尚国骥.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试验田：早期收获计划[EB/OL].中国商务部网站，20050720.

[2]中国商务部等.201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EB/OL].中国商务部网站，20150915.

[3].在第十八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122.

[4]泛北金融合作力挺人民币“走出去”[N].广西日报，20140512.

[5]银行高管看好东盟区域人民币国际化[N].证券时报，20140922.

[6]金融创新助力广西融入“一带一路”建设[N].广西日报，20151008.

贸易协会工作计划篇10

论文摘要： 农产品技术性贸易壁垒如同双刃剑，善用技术性贸易壁垒不仅可以起到保护国内农产品市场的功能，而且还可以发展出攻克外国农产品贸易壁垒的策略。本文在考察、总结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发达国家或者国家集团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之上，构建了我国利用、应对和突破农产品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三位一体的战略机制。 论文关键词：农产品 技术性壁垒 战略 机制 一、利用农产品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主要做法 1.美国的主要做法 (1)技术标准。美国建立了完善的农产品技术性标准壁垒体系，主要分为常规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和有机食品标准体系两大部分。常规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包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三类。行业标准是美国标准的主体。“有机食品”标准主要包括有机生产加工处理系统计划，土地法规，土壤肥力和作物营养管理标准等。 (2)评定与认证程序。美国政府部门、地方政府机构、民间组织都可以开展农产品合格评定与认证工作，虽然农产品认证管理体制自由分散，但最关键的问题是:有关安全、健康方面的农产品要进入美国的市场，必须经美国权威部门检测、评定，认可后才能入境。 (3)检验检测体系。美国根据农产品市场准入和市场监管的需要，建立了两类检测机构，即分农产品品种的全国性专业检测机构和分区域的大区性农产品质量检测机构;同时，各州也根据需要，建有州级农产品质量检测机沟，主要负责监测农产品生产过程中的质量安全和产地质量安全。美国的检测检验体系还负责对食品的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通报。 2.欧盟的主要做法 (1)技术标准。从总体来看，要进入欧盟市场的农产品必须至少达到三个条件之一，即:①符合欧洲标准，取得欧洲标准化委员会CEN认证标志;②与人身安全有关的农产品，要取得欧共体安全认证标志CE;③进入欧共体市场的产品厂商，要取得IS09000合格证书。同时，欧共体还明确要求进入欧共体市场的产品凡涉及欧共体指令的，必须符合指令的要求并通过一定的认证，才允许在欧洲统一市场流通。 (2)评定与认证程序。欧洲以外的国家的产品要进入欧洲市场，除了IS09000和1S014000国际标准认证外，还确立了统一的产品质量认证(包括农产品)，如CE认证、HACCP认证等。 (3)标签和包装。欧盟一直通过产品包装、标签的立法来设置外国农产品的进口障碍。CE标志是欧盟1985年开始制定的系列安全合格指令，世界任何国家的产品要想进入欧盟市场就必须加贴CE标签。 3.日本的主要做法 (1)技术标准。日本的标准体系分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三个层次。国家标准即JAS标准，以农产品、林产品、畜产品、水产品及其加工制品和油脂为主要对象。行业标准多由行业团体、专业协会和社团组织制定，主要是作为国家标准的补充和技术储备。企业标准是由各株式会社制定的操作规程或技术标准。 (2)认证体系。日本的认证制度分为强制性和自愿性两类。强制性认证以法律形式执行，认证的对象主要是电器产品、液化石油器具和煤气用具等。自愿性认证由企业自愿申请，适用于强制性以外的产品。日本农产品质量认证体系可以分为常规农产品认证和有机农产品认证两种。常规农产品认证是指JAS认证。JAS是一种自愿认证制度，生产者可以自愿申请，经认证合格后被授权使用JAS标志，另外就是有机农产品的认证。 (3)检验检疫。日本检验检疫制度从内容方面看包括三个方面，即动物检疫、植物检疫、食品卫生防疫。每一个方面都可以分为三种检测类型，即命令检查、检测检查和免检。 二、应对农产品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经验 1.美国的应对机制 (1)政府与企业间沟通顺畅，配合默契。美国产业界维护其自身利益的意识很 强，而美国各类行业中介组织在为企业提供国外贸易壁垒信息服务，游说政府采取相关措施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攻击性极为突出。美国的经济实力超强并在国际贸易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以其经济实力为依托其贸易壁垒应对机制也具有极强的攻击性。从301条款明显的单边性强制措施中可以证实这一点。 (3)有效衔接单边调查程序与多边争端解决机制。301条款允许美国个人、企业或行业中介组织对贸易伙伴的不公平贸易作法进行投诉。并可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从而有效衔接了单边调查程序与多边争端解决机制。 2.欧盟的应对机制 欧盟先后于1984年和1994年颁布了《新贸易政策工具》和《贸易壁垒规则》，建立起较为完善的贸易壁垒调查制度。 (1)《新贸易政策工具》。《新贸易政策工具》目标是在遵守当时的国际义务和程序的前提下回应第三国的不正当贸易做法，并消除该做法对欧盟利益带来的损害；同时，确保欧盟依据多边规则对第三国的贸易做法充分行使相应的权利。它的颁布标志着欧盟初步建立起贸易障碍调查程序规则。 (2)《贸易壁垒规则》。《贸易壁垒规则》在贸易政策领域为欧盟维护其权益提供了一套完整的程序规则。当欧盟产业和企业遭遇贸易壁垒，从而影响其进入第三国市场或欧盟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时，其可依据该程序规则建立起的机制，要求欧委会对相关不公平贸易措施开展调查，并通过双边磋商、WTO争端解决机制予以解决。 3.日本的应对机制 日本国主要采取两类措施进行应对：第一种措施便是自助式，单独或者纠集它国进行集体制约，包括单独采取对等或者报复措施、或者形成战略集团进行攻守同盟；第二类措施则是他助式，即通过诉诸WTO争端解决机构，凭借后者的权威和有效的集体制裁机制，对采取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的国家或者地区施加压力，以迫使后者限制或者取消此类贸易壁垒。 三、突破农产品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促进机制 1.美国的促进机制 (1)组建强大的促销组织机构。美国农业部由各类国家股份公司，如农产品信贷公司、联邦机构和其他机构组成，是直接负责农产品出口促销的政府机构，它集农业生产、农村生态、生活管理以及农产品的国、内外贸易于一身，对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实行一体化管理。美国还有上百个农业团体、协会与政府合作，具体承担农产品出口支持计划。 (2)实施农产品国际市场开拓计划。这些计划包括：国际市场拓展计划，国外市场开发合作者计划，优质样品计划，新兴市场计划，特定农作物技术支持计划。 (3)建立完善的信贷担保制度。美国政府启用了一系列金融服务措施，制订了一系列促进农产品出口的信用担保计划，强有力地促进美国农产品出口。 2.欧盟的促进机制 (1)建立新的“农场咨询系统”(Farm Advisory System）。这个系统的主要任务是向农民提供如何在生产过程中按照有关标准和良好操作规范的咨询服务。 (2)加强农村发展。欧盟用于促进农村发展的资金将大幅度增加，用于促进农村发展的措施范围也将扩大，这些规定从2005年开始实行。 (3)调减对大农场的补贴。此项措施每年可节省支 出12亿欧元。这些节省下来的支出将全部用于促进农村发展项目。欧盟通过以上措施的实施，使欧盟农产品在国际贸易中提高了其综合竞争力，对突破技术性贸易壁垒更具有针对性。 3.日本的促进机制 (1)建立政府主导、各方参与的出口促进体制。日本政府成立“农林水产品出口推广协会”，协会内设由政府各部门主管官员和主要农业组合负责人组成的干事会，并在农林水产省内设事务局。 (2)加强品 牌农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政府一方面提供财力支持开发DNA品种鉴定技术，另一方面，争取各国立法保护海外的日本农产品品种。日本农林水省还为此专门成立了“农业食品知识产权保护本部”，加大对这项工作领导力度，一是控制优良品种种苗的外流，二是通过DNA检测控制在海外生产的产品返流日本，扰乱日本市场。 (3)积极开展海外市场推广。农产品出口海外，推广工作是关键。日本政府、民间团体、企业、农户紧密配合，按计划、分步骤、有目标地积极开展这项工作。推广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种：开拓并扩展销售渠道；采取多种形式的市场营销手段；重点推介品牌农产品；注重向来日游客推广日本食文化和食品。 四、对我国的启示 1.利用农产品技术性贸易壁垒方面 (1)强化政府功能。政府在农业管理中应主要定位于宏观管理、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农业企业和农民(农场主)所不能或者不愿意承担的社会公共事务上，切实承担起提供公共物品的职责。农产品技术性贸易壁垒是以保障人类健康和消费安全、保护动植物健康和生态环境、防止欺诈、保证农产品质量、维护国家利益为主要内容，政府部门理应承担重要职责，要突出政府在农产品技术性贸易壁垒管理中的主导作用。 (2)加强标准体系建设。我国政府应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实际需要，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及时清理和修订过时的农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抓紧制定急需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 (3)加快建立检验检测体系。发达国家政府根据农产品市场准入和市场监管的需要，建立了从农田到餐桌、多层面、分区域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并通过该体系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宏观调控和监督检测。我国政府应加强财政支持力度，加快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中心的建设，充实检测力量，完善仪器设备和手段，提高检测能力。 (4)建立认证体系。发达国家政府高度重视产品认证工作，通过实施产品认证，向市场提供一种可以信任的证明。除了对最终产品进行质量认证外，发达国家还普遍在生产企业中推行HACCP体系认证，强调企业自身的作用，同时重视认证标签的管理。由于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认证工作起步比较晚，我国政府应加快农产品质量安全认证体系的建设，组建不同层次的农产品质量安全。 2.应对农产品技术性贸易壁垒方面 (1)积极发挥企业和农产品行业协会的能动性。对于技术贸易壁垒的应对，仅仅依靠企业是不行的，这就需要企业与农产品行业协会联合，充分发挥应对主体的法律功能，一起来对付外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因此要应对出口的技术性贸易壁垒，需要企业和农产品行业协会积极主动发挥作用，这是成功应对机制的重要方面。 (2)灵活的应对策略是成功应对壁垒的关键。发达国家虽然没有专门的应对机制，其适用的是有关贸易壁垒应对机制的一般性规定，但是其灵活的应对策略是其成功的关键，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比如日本的第一种自助式的措施策略，其单独或者纠集它国进行集体制约，包括单独采取对等或者报复措施、或者形成战略集团进行攻守同盟。 (3)提高争端应诉能力。从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其不但有灵活的法律应对机制，同时争端解决的实践能力很强，可以说，正是因为最终能够顺利的通过争端解决来处理壁垒纠纷，发达国家多了一道防护墙。从这里看出，对于技术贸易壁垒，不仅要从如何应对入手，即使在争端解决中也能体现绝处逢生的本领，才能不断提高争端应诉能力。 3.突破农产品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促进机制方面 (1)合理运用财政与金融手段是促进农产品出口实施农业保护的关键。如果仅仅是依靠法律和行政手段的强制性，很难达到政策预期目的。只有依靠经济利益诱导，农民才会朝着政府农业发展目标努力。因此，在发达国家对农产品出口的政策支持手段中，财政和金融手段是保证政策目标责任制实现的关键。 (2)确立出口农产品的品牌战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能力的增强，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逐步形成了以富裕阶层为主的农产品高消费群体，我国农产品出口数量大、单价低、特色少品牌缺，处于国际市场的中低端。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培育自己的农产品 名牌，占领国际高端农产品市场是振兴我国农业，提高农产品附加值，跨越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