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后护理论文十篇

产后护理论文篇1

1.1临床资料

按随机抽样法选取2011年7月—2012年7月我院产科自然分娩的产妇100例。纳入标准:①均签署知情同意书;②自愿接受产后抑郁量表测试;③各项生理指标均正常;④无精神障碍、人格障碍、智力障碍、脑损伤等疾病，无妊娠合并症及并发症;⑤高中以上文化，能理解问卷内容，且自愿合作者。本研究已经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100例产妇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研究组50例，平均年龄(27．40±5．75)岁，妊娠周期(40．23±3．16)周，受教育年限(12．90±4．62)年，个人收入(2783．60±386．53)元，初产妇31例，经产妇19例;对照组50例，平均年龄(28．20±6．13)岁，妊娠周期(39．87±3．46)周，受教育年限(12．30±3．91)年，个人收入(2914．20±368．97)元，初产妇29例，经产妇21例，经统计分析显示2组产妇在年龄、妊娠周期、教育程度、个人收入和妊娠次数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护理方法

1.2.1对照组

采用传统产科护理，给予产妇产前检查、临产指导和产褥期常规护理。

1.2.2试验组

在传统护理的基础上，给予以家庭为中心的产科优质护理。实施步骤如下。

1.2.2.1树立以家庭为中心的产科护理理念

妊娠期妇女虽然在生理、心理方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仍属于健康人，只是处于特殊生理阶段。在家中需要完成妊娠期保健、产褥期护理、新生儿照顾等工作。在住院期间，产科护理的范围应覆盖到整个家庭而不再仅限于孕产妇本人。

1.2.2.2营造舒适温馨的住院环境入院后实施一对一全程陪伴服务，鼓励家属积极参与孕妇的生育过程，强调和谐的家庭关系对母婴身心健康的重要性，减轻产妇与家属的焦虑和恐惧。

1.2.2.3以家庭为中心的健康教育

做好护患之间的沟通交流，对产妇进行心理疏导，帮助其尽快适应角色的转换;教授放松训练的方法;纠正产妇家属不正确的生育观，讲解产后抑郁的相关知识，得到家属的支持。

1.2.2.4以家庭为中心的产时分娩支持

分娩时以温和亲切的语言鼓励产妇，使其身心处于良好的状态，减少分娩时因各种原因所导致的精神刺激。告之产妇临产时可能发生的分娩不适症状，并针对产妇及家属的顾虑做相应的解释，以缓解他们的担忧。

1.2.2.5以家庭为中心的产后护理

及时缓解产妇产后因分娩疼痛、疲劳等原因而产生的情绪低落;向产妇及家属传授育儿经验和母乳喂养方法，指导均衡饮食，充足休息和保持愉悦心情。

1.3评定方法

对2组产妇在入院后以及产后1个月进行心理问卷调查。以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AnxietyScale，SAS)和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din-burghPostnatalDepressionScale，EPDS)为评定工具。

1.3.1焦虑自评量表

SAS适用于具有焦虑症状的成年人，评出焦虑患者的主观感受。其含有20个项目，采用4级评分，将各项目评分求和经换算得到标准分。诊断标准:无焦虑是指评分＜50分;分别以50～59分、60～69分、评分＞69分为轻、中、重度焦虑，分值越高焦虑倾向越明显。

1.3.2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

产后抑郁症尚无统一的诊断标准。目前比较公认的是以Cox等设立的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dinburghPostnatalDepressionScale，EPDS)为标准进行诊断，敏感性和特异性较高。EPDS属于心理自评量表，包括10项内容。根据症状的严重程度采用4级评分机制，求得10个条目评分的总和。诊断标准:以＜9分为无产后抑郁;以≥13分为产后抑郁症;总分在9～13分科诊断为产后忧郁。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6．0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2组产妇焦虑程度的比较

通过2组在护理前后SAS、EPDS评分的比较，试验组产妇在护理前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2组产妇在护理后的焦虑程度均有所改善(P＜0．05)，且试验组在焦虑程度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FCMC模式在降低焦虑程度上优于传统产科护理。

2.22组产妇抑郁情况的比较

对照组的抑郁率可高达50%，而试验组的产后抑郁率仅为36%，FCMC组发生抑郁者的人数明显少于对照组，2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9．7，P＜0．05)。说明“以家庭为中心的产科护理”在改善产后抑郁情况上要优于传统产科护理。

3讨论

产后护理论文篇2

观察指标①产妇给予不同饮食后恶心、呕吐、腹胀、口渴、饥饿、焦虑情况。②肠功能恢复时间:首次排气时间。③首次下床活动时间。④泌乳始动时间:指胎儿、胎盘娩出后至产妇自觉乳胀，挤压有清淡乳汁流出。⑤泌乳量:乳量充足:产妇哺乳前自觉胀大或手法挤压有大量乳汁喷出，哺乳时有下乳感，哺乳后变软，母乳喂养后新生儿满足、不哭闹、安静入睡，每天更换6次及以上尿布，大便1次/d。乳量不足:挤压乳窦有少量乳汁排出，产妇喂养前无奶胀，喂奶时间长，喂养后新生儿哭闹，有觅食动作，不能安静入睡。

统计学方法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两组产妇恶心、呕吐、腹胀、口渴、饥饿、焦虑情况比较。

2两组产妇首次下床时间、泌乳始动时间、排气时间比较。

3两组产妇泌乳量比较术后72h观察组产妇泌乳量充足率达97%，对照组68%，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讨论

24h恢复普通饮食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现代康复医学认为，术后早进食是加速康复治疗的重要措施［3］。剖宫产术前，产妇禁饮禁食时间已达数小时甚至10多个小时，部分产妇是在经历了长时间的试产消耗了大量的能量之后选择剖宫产，术前即已出现脱水、口渴、焦虑、低血糖、低血容量等状况，若术后常规禁饮食，会加重产妇的不适感，降低机体抵抗力，影响术后康复及泌乳。对照组口渴、饥饿、焦虑发生率高于观察组(P＜0．05)。口渴说明体内水分已经失衡，传统应对措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增加补液量，加快液体滴速，则会加重产妇心脏负担。尽早经口补充液体和食物可有效解除口渴、饥饿以及由此引起的疲劳、焦虑、烦躁等，提高机体对创伤的耐受力。术后禁饮食是预防误吸引起呼吸道梗阻或窒息。术后产妇神志清醒，咳嗽反射正常，侧卧位进食，即便呕吐，发生误吸的可能性极小。恶心、呕吐与低血压、神经冲动传入、手术操作、患者精神因素、阿片类镇痛药的使用及术后疼痛程度有关，与饮食无关，观察组首次进饮食时间术后30min26例，术后2h74例，24h内均恢复普通饮食，无一例发生误吸，两组恶心、呕吐、腹胀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严重腹胀1例，给予新斯的明足三里穴封闭后缓解，未出现肠梗阻相关症状。说明剖宫产术后不禁饮食，早进普通饮食是安全的。

产后护理论文篇3

1.1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2013年8月~2014年8月收治的妊高症产妇产后出血患者72例,均符合《妇产科学》第7版中妊娠症疾病诊断标准,且排除高血压患者和心、肝、肾等严重脏器疾病者。本组患者年龄23~31岁,平均年龄(26.91±3.42)岁；孕周28~37周,平均孕周(32.50±4.13)周；孕产次1~2次,平均孕产次(1.47±0.62)次。

1.2方法

所有患者均予以优质护理服务,具体内容包括：①加强培训,统一护理人员的思想认识,明确优质护理理念,加强学习交流以提高护理人员专业技能并增强工作责任心。②心理护理,患者出现紧张或焦虑时,护理人员应依据患者心理实际需要进行疏导,主动与患者谈心并关心其住院生活,从而有效平缓患者心态。③健康教育,护理人员应指导患者用药事宜,强调坚持按时服药的必要性；指导患者合理饮食，及时补充营养,多食新鲜瓜果蔬菜以摄取足量维生素；指导患者适量运动,患者病情稳定后可根据身体状况进行散步等轻度运动；教育患者合理安排作息时间,保证充足睡眠。④优化流程,人性化管理护理人员,可推行弹性排班制；患者突增时适当调配护理人员数量和岗位,做好医护配合。

1.3观察指标与评价标准

依据健康调查简表SF-36量表对患者护理前后的生存质量进行评分,每项分值0~100分,得分与生存质量成正比；密切监测患者收缩血压和舒张血压水平。

1.4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20.0统计学软件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t检验。P<0.05表示差异具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患者生存质量对比

护理后患者躯体疼痛、情感功能、精神状况及总体健康评分均高于护理前,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患者血压变化情况

护理后患者收缩压和舒张压水平均低于护理前,差异均具统计学意义(P<0.05)。

3讨论

优化护理符合现代医学模式转变的要求,其遵循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原则,护理人员努力提升自身专业知识与实践操作能力后,根据患者实际需要针对不同患者的不同病情开展护理工作。根据本次研究结果,患者护理后躯体疼痛、情感功能、精神状况三项生活质量指标评分均优于护理前,其中护理前的总体健康评分(65.31±12.17)分,明显低于护理后的(84.57±12.85)分,评分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分析原因在于,优质护理是通过加强护理人员培训、对患者进行心理护理、健康教育以及优化护理流程等方式加强对患者的护理服务。其中加强护理人员的培训,有助于转变其服务观念并增强工作责任感,从而能够正确对待患者及其家属的合理需求；同时护理人员间互相交流学习有利于提高其护理专业知识和技能,进而可以向患者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并获取患者认同感。对患者予以心理护理,能够有效平缓患者情绪以提高其治疗配合度；健康教育中的饮食指导可促进患者营养摄入与身体恢复,用药指导可有效避免患者临床症状或者病情出现恶化,而运动指导能够增强患者的机体免疫功能；优质护理服务对妊高症产妇产后出血患者的生理和心理方面均给予全面护理,有助于促使提高患者生存质量的顺利实现。另外研究结果还显示,经护理后,患者收缩压和舒张压水平均低于护理前,说明向患者提供优质服务能够改善其血压指标。究其原因在于,情绪剧烈变化不仅影响患者子宫收缩而引发产后出血,而且导致患者血压升高而加重病情。本研究主要通过上述心理、饮食及运动等多层次给予患者优质护理,从而促使患者血压恢复至正常水平。关于患者接受护理过程中出现并发症的具体情况,有待进一步探讨。

4结语

产后护理论文篇4

大家好！

我叫xx，论文题目是《产科护理中不安全因素与护理对策》，今天很荣幸能向在座的各位专家和同志们学习，也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关注产科护理安全这一课题。

下面我将从选题原因及其意义、内容和观点等几个方面，简单介绍一下我的论文。

首先，我想谈谈研究这一课题的原因。

我之所以选择《产科护理中不安全因素与护理对策》这一课题，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产科护理安全课题备受医学界和社会各界关注。产科是一个特殊的、高风险的科室,随着社会法制体系的不断健全与完善,产妇自我保护意识和法律意识明显增强,对助产及产前产后的护理要求也明显提高。加强产科的护理安全管理,提高全体产科护理人员的安全意识是保证护理安全的基础,建立完善的产科护理质量管理系统,并围绕质量管理要求,不断改进各个环节中潜在的问题,不断提高护理质量,消除护患纠纷,是医院安全管理的重点。因此，当前产科护理安全不仅是医学界的重要课题，也引起了社会各界都极大关注。当然，这一个热门课题也引起了我个人的好奇和兴趣，

第二，研究这一课题对我所从事的工作大有裨益。现在，我所从事的工作是XXXXXXXX,对产科护理安全进行一次较为深入的研究，对我的工作无疑是大有裨益的。此外，我在学习期间，也学习了产科护理方面的相关课题，对产科护理安全有一定的了解，也奠定了一定的知识基础，有利于该课题的研究和写作工作的开展。因此，在导师的大力支持和鼓励下，我也大胆地决定以此为题，研究产科护理安全，并作一些肤浅的探讨，也希望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对产科护理安全有更为全面的认识。以利于今后的工作。

其次，我想谈谈论文的结构、主要观点和内容。

为了把《产科护理中不安全因素与护理对策》这个题目研究清楚，我的论文采用了问答两大板块，即归纳问题和提出对策两个方面的结构方式。

第一部分是“提问”，对产科护理工作中潜在的不安全因素进行分析。重点分析了四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管理体制不安全因素，指出护理人员编制相对不足，导致护理工作效果难以发挥到最佳。二是输液中存在的不安全因素，指出孕产妇这一特殊群体护理应该特别注意输液滴速不能过快。三是孕产妇心理障碍，可能导致不安全因素。四是孕产妇隐私保护方面的不安全因素，由于产科工作特点，必须非常注意患者隐私权保护，以免引起医患纠纷。

第二部分是“作答”，针对产科护理工作中潜在的不安全因素，提出护理防范的四个方面对策。一是加强产科护理人员法律知识学习，做到依法管理。二是加强专科业务学习，提高产科护理工作整体业务水平，防止因理论知识缺陷和技术不过关导致差错事故。三是加强护患间交流，减轻孕产妇心理障碍。四是提高产科护理人员尊重孕产妇隐私权的法律意识，为孕妇隐私保密。总之，应充分认识专科护理工作存在的不安全因素，加强产科管理，杜绝事故的发生。

第三，我想谈谈研究这一课题实践意义。

产科护理的不安全因素中，既有纯粹的技术问题，也涉及医院管理体制改革，医护人员法律意识等其他问题。通过对产科护理安全课题的研究，可以澄清认识，指导产科护理工作实践我认为，因此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

第一，掌握威胁产科护理安全的输液管理等技术性问题，可以促进产科护理人员加强业务学习，提高整体业务水平。

第二，掌握威胁产科护理安全的孕产妇心理障碍问题，有助于促进护患交流，加强对孕产妇的心理护理。

第三，通过对管理体制方面存在的不安全因素的探讨，顺应了当前医疗管理体制改革的主题，我也希望能藉此抛砖引玉，让更多的专家学者关注和研究产科护理工作。

第四，通过对孕产妇隐私权问题的探讨，有助于增强护理人员的法律意识，最大限度地避免医患纠纷。

最后，我想谈谈论文存在的一些不足。

一方面，由于产科护理工作的特殊性，学界对其安全问题的讨论较为庞杂，同时还涉及管理体制改革、法律等诸多领域。另一方面，由于本人时间、能力有限，对产科护理安全的理解难免存在偏颇与不足。由于上面这两方面原因，论文可能存在研究不深，探讨不全面等诸多方面的不足，与老师期望达到的水平仍有较大的差距。因此，恳请各位老师予以见谅并提出宝贵意见。我会继续关注、学习、研究这一课题。

产后护理论文篇5

关键词：考古学；文化遗产；保护

中图分类号：K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6-0027-03

近年来，“文化遗产”概念逐渐深入人心，“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保护文化遗产，涉及到考古学、民俗学、建筑学、环境学、规划学、化学等多门学科。而文化遗产，尤其是物质文化遗产，很大程度上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因此，对于大部分文化遗产来讲，当今考古学的学科追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是相通的。

考古学为文化遗产保护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提供了一些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的理论观念和实践经验。同时，在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中，考古学一方面看到了自身学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巨大的拓展空间。在广泛关注中国考古学一系列实践和研究的基础上，一方面需要对中国考古学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已做的工作、已有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予以肯定，一方面对中国考古学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给予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空间予以思考。

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与“文化遗产”概念的提出

考古学属于人文科学领域，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任务在于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考古学的产生有着长远的渊源。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与文明传统，因此研究历史、包括通过追寻古代遗存探究历史同样具有悠久的传统。早在1000多年前的宋代，以收集、研究和刊布金石铭刻为主要内容的金石学就已经成为十分成熟的学科，并在文人士大夫中间广泛流传。但是这种学科背后的人文观念主要是古玩，即鉴赏与把玩。中国的历史学和金石学传统并没有自动地发展成为现代考古学。

近代考古学发祥于欧洲，以后普及到世界各国。中国考古学也是西学东渐的产物。20世纪20年代，以田野调查发掘工作为基础，通过对古代遗存发掘和研究而重建历史的近代考古学在中国出现。从20世纪20年代迄今，中国考古学已经经过了将近100年的发展。中国考古学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28年到1949年，这个阶段是中国考古学起步和得到初步发展的时期，理论、方法都在逐步摸索。第二个阶段是从1949年到1985年，这个阶段总的特征是田野工作广泛开展，考古学基本理论、方法日臻成熟普及。第三个阶段从1985年到现在，中国考古学界与国际考古学界的交流进一步扩大，新的考古学理论方法的探讨空前热络，考古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真正的中国考古学的大发展是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大规模基本建设的展开为考古学提供了更多发掘的机会，中国考古学也取得许多重大成果。

“文化遗产”概念最初出现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2年10月17日公布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其中提到物质性的“文化遗产”包括文物、建筑群、遗址三个方面。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正式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又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2005年12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第一次在“红头文件”的标题上用“文化遗产”取代了使用几十年的“文物”一词。结合中国的自身实际情况，通过吸纳国际上“文化遗产”的先进理念，我国也以政府文件的形式给予“文化遗产”以界定：“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部分[1]。继古玩和文物之后，中国考古学中首次具有了文化遗产的概念。

与文物相比，文化遗产概念的范围在扩展，可以被作为文化遗产的对象比文物更加普遍。不仅是人类过去遗留的物质性遗存被视为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一切与人类的发展过程有关的工艺、技术、知识、礼仪、风俗习惯也被视为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人们对文化遗产的内容、其所包含的信息、价值等的认识在提高，从而使这一概念所荷载的文化与社会等意义更加普遍也更加深刻，和当今社会的关联程度更加密切。遗产已被视为社会持续发展的宝贵的战略资源，与其有关的知识、信息的传播讨论以及对其保护利用的社会参与也更加普遍。

从古玩到文物，再到文化遗产，这种概念的发展逻辑不仅是人类历史从古代经过近代再向现代的一个具体体现，而且和人类认识由宗教向科学民主进步的过程也具有内在的联系。

二、中国考古学视野下的文化遗产保护已有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文化遗产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极为重要的文化资源和文化竞争力的构成要素。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支撑与考古学及其相关学科如民俗学、艺术学等的学术发展密切相关。面对全球化到来的凶猛势头，人们更加认识到保持自身特性的重要性，认识到保持文化多样性的必要性。而这种自身的特性以及文化的多样性往往就体现在人类传承下来的文化遗产上，而文化遗产正是考古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正是在考古学等相关学科研究成果的推动下，人们对文化遗产的意义的认识才更加深刻，才提出要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考古学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一方面是因为考古学有深厚的学术理论基础和研究积累，可以胜任这项工作；另一方面也是考古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面对文化遗产的生存现状，中国考古学界已经开始了具体的保护工作。考古学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中是学科发展的自然要求，很大程度上，考古学本身就具有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

考古学界积极投入到文化遗产保护的洪流中，从自身的学术传统出发，不断开拓创新，为保护工程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

第一，中国考古学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涌现的很多理论、方法、视角对当前的保护工作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当前我们进行的两个主要工作――抢救和保护，都需要在抢救和保护的对象有所了解和研究的基础上才能进行。所以，首先应该进行的还是开展普查、分类和研究工作，这是考古学最基本的工作任务。

此外，在“文化遗产”的概念逐步明确的同时，考古学界一些专家、学者关于对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的理论认识也不断得到发展。早在2003年，曹兵武先生就提出建立“文化遗产学”的设想，认为这是“一门新兴的职业性学科”、“一门应当和遗产价值及本体研究、管理、经营、运作等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高度综合的创新性学科。”[2]杨志刚先生后又提出：“文化遗产学应该是一门涵盖面甚广、学科交叉性很强的学问。”[3]当然，对文化遗产学能否成立的问题，学术界存在不同的意见[4]。毕竟学科的成立要经过科学、严谨的论证。虽然从2003年迄今，有关“文化遗产学”能否成立的问题仍未有最终结论，但考古学界专家、学者对此的重视和关注对文化遗产保护理论层面的认识起着促进作用。

第二，中国考古学的一些实践工作对当前的保护工作也有借鉴意义。考古学不再是象牙塔里的考古学，也不是探险的、揭秘的自我兴趣的考古学。考古学越来越像一种工作，满足国家保护文化遗产大方向的需要，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现在，配合国家基本建设，大量的考古发掘实际上就是在推土机下对文化遗产的抢救，而且考古学的调查、发掘与研究成果也开始成为评估文化遗产价值、制定保护措施以及最终的保护决策与规划的科学基础。考古发掘现场的文物保护以及实验室保护逐渐成为一个考古项目必不可少的构成部分，这恰恰也是文化遗产保护具体工作的范畴。

同时，考古学越来越注意自己和社会的关系。考古学不仅是向社会大众普及考古知识，而且开始研究考古学发展的社会环境、考古发掘的理论道德以及考古资源的后续保护、管理与利用等问题。作为考古学也已经意识到，对于古代遗存，不能完全凭借自己的兴趣来发掘和处理，它需要和文化遗产保护、公众需求结合起来。因此，现在的考古工作多数一开始便建立在以后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上，对理论和方法的依赖更加广泛，采取遥感、物探、空中摄像与分析等不发掘的手段收集古代遗存的信息，以最少的发掘提取最多的信息。对于文化遗产保护来讲，考古工作与其关系最为密切，最为直接。考古工作的科学严谨与否，直接关系着文化遗产的后期保护工作。当然，在具体的考古工作中，也存在不利于文化遗产后期保护的现象发生。

三、中国考古学视野下的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机遇

考古学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去，可以理清我们的家底，清点民族的文化储备和文化内涵。通过加入保护工程，考古学可以更亲近地走向民众，被民众认可和接受，为以后的研究和学科发展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那么，文化遗产保护备受重视阶段的中国考古学若进行文化遗产保护又面临哪些问题呢？在存在问题的同时，又面临着什么样的机遇呢？

问题之一便是狭隘的考古从业人员范围势必影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众所周知，文化遗产学是一门囊括多学科的庞大的学科体系。维护和修复文化遗产的范围正在迅速扩展，需要多方面既懂科学又懂艺术的内行人才――考古学家、文物修复人员、文物鉴定人员、建筑师、化学家、生态学家、水文学家、地理学家、测量员、城市规划师等。而中国文博系统的从业人员主要是由考古学、博物馆学、文物保护科学技术三方面的人才组成。从文博系统的人才构成和从业范围来看，都可以统一到“文化遗产学”的框架内。但是这些人所涉及的从业范围是狭隘的。这是中国考古学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之一，但对中国考古学界的工作人员同时也是机遇。这些人已经掌握了广博的基础知识，具有一定的素养和技能，只要把握好，很快就能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开辟一番新天地。文化遗产保护应充分考虑考古工作者的位置，考古学家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社会对我们承担起文化遗产保护与展示使命的强烈要求。

问题之二是以往考古学的学术研究范围不能满足文化遗产保护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在以往的考古工作中，就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来讲，中国考古学已经积累起一些足以改变对若干传统重大学术问题的基本认识的资料。但由于学科与学科之间的界限，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仍存在局限性。但研究遗产保护，需要考古学和技术史、艺术史等专门史的学问；（如果要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还需要民族学、神话学和社会学的学问）保护文化遗产，需要化学、生物学、建筑学、地质学、环境学、规划学、建筑学等学科的知识和技能；展示和利用文化遗产，要的是博物馆学、传播学、管理学、规划学、建筑学等学科专家的参与。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考古学要在保护工程中与其他学科通力合作，为加强学科交流、广泛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搭好平台。这也是文化遗产保护大发展为中国考古学拓宽学术研究范围提供的机遇之一。

总之，从考古学与文化遗产关系的角度看，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就是地下和地上的文物、文化遗产，如果这些文化遗产不存在了，考古学也就无法发展了；反过来讲，如果不进行相应的考古学研究，对文化遗产的认识也会很受局限。可以说，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学研究是相辅相成的。

四、结语

当文化遗产保护的观念和实践逐步深入人心之时，中国考古学应该主动加强与文物保护、规划等学科的合作交流乃至整合流程，在对古代遗存的处理方面应从考古学发掘与研究的多学科合作，升华到研究、规划、保护、展示、传播等更大的范围，进行更高层次的多学科合作。

文化遗产时代的中国考古学应该顺应时势转变观念，调整工作程序，重塑学术范式，为文化遗产的传承创新做贡献，同时保护本学科持续发展的宝贵资源。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J]，2006（05）.

〔2〕傅兵.文化遗产学：试说一门新兴学科的雏形[N].中国文物报，2003-05-30.

产后护理论文篇6

论文摘要：运用哲学中“互补方法论”的研究成果就当代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再利用问题给出更加综合全面的方

法论指导原则。以“系统论与还原论”为基础，提出了历史文化遗产“整体保护”观念以及在保护过程中建立“复合层次性保护结构”的方法。

“认识世界，解决问题，一刻也离不开方法”。哲学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去审视各种方法之后，提出了大量有价值的方法论思想。但是把这些方法论研究的成果摆在一起相互校正，我们常常发现从不同的视角出发，难以避免地会提出内容或形式恰好相反(互斥)的方法论思想或体系。在逐渐认识到这一规律后，哲学界提出了“互补方法论”研究。其主要思想就是“在宏观和多重视角下，在原来相互排斥的方法论之间发现彼此观点上的互补性，通过比较和澄明使各种方法论之间保持恰当的，必要的张力，针对不同的问题提出更加全面完整的解决之道”。它的提出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相当高度的产物，只有当人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把握现实的能力比较发达时，才能产生对不同的方法，对它们的应用范围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哲学反思的必要和可能。也就是说，它并不是提出某种方法论的问题，而是解决了我们对于各类看起来都“言之有理”的方法论的认识态度和认识方法的问题，它的思想使我们的研究工作避免了方法论上的“先天缺陷”，其运用将是广泛的。

“系统观和还原论”就是一对互补的方法论思想。在人类的认识史上，“以分析为主的思维方式和以综合为主的思维方式”交替出现。近代科学的进步，是依靠经验的和机械论的思维方式达到的，分析还原论是主要手段。而现代科学的发展，却将系统观指导下的“以综合为主的整体”思维方式作为重要的方法论基础。“互补方法论”原理，认为系统论和还原论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它提出，“真正的系统观应该是与还原论互补的，它不排斥并且还借助谨严精细的分析手段，还原论是研究的基础。在充分利用还原论的基础上，促使系统观上升为主导思想。”

我国历史遗产保护过程中面临一些认识上的问题。根本上来说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客观全面评价历史遗产的价值，协调绝对保护与开发利用之间的认识矛盾。通过“互补方法论”的运用，可以获得认识与方法上的跃进。

1系统整体性与历史遗产“整体保护”观念的形成

目前我国的遗产概念在对一些重要环节和内容的理解上，由于价值认识的不完整，而出现了概念的脱节，使保护体系存在明显的缺失。最主要的就是对建筑遗产中“艺术价值与历史信息真实性价值，社会主流历史价值与平民、大众历史价值”的理解。可以说，我国到目前为止，获得官方认同的仍然是“文物古迹的艺术、教育的价值以及精英文化价值”。这种认识基本忽略历史遗产中作为建筑物质实体而存在的特征，割裂了它们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把它们当做古董冷藏起来。这种人为的割裂和分解导致我们的保护观念滞后，进而造成保护方法和政策措施的片面。以系统论的观点，我们应该建立“整体保护”的意识。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完整的认识历史遗产综合价值。1987年6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起草了《世界文化遗产公约》，在第二章保护原则第二条价值中详细列出了关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构成(见表1)

2)从保护的硬件来看，参照国外历史文化遗产概念的形成，历史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应该包含:有形遗产保护和无形遗产保护两大类。有形遗产包括:历史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历史文化遗产包括:建筑遗产;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名城保以及它们中的精华“世界遗产”四大层次。建筑遗产包括:文物建筑和历史建筑。

在我国就建筑遗产而言，除了《文物保护法》中规定的保护内容(文物建筑)之外，还应该包括一般性历史遗存，即建立“历史建筑”保护概念。其实早在1999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 )已经通过《保护民间建筑的国际宪章》明确了对一般传统历史建筑的保护。适时的将“文物古迹”保护概念拓展为“建筑遗产”保护概念，有助于完善遗产的系统。

3)从软件来看，由于许多历史古迹、文化遗产是与它的环境同时存在的。从文化信息来说，保护历史遗迹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历史信息。单体文物建筑所传承的历史信息是有限的，许多信息则承载于古迹周围的环境、区域的街区形态和结构，甚至包括在城市的景观风貌中。所以，我们必须以整体保护的观念看待历史环境保护。张松先生在《历史城市保护学导论》中谈到，“历史环境保护，是从文物保护出发，保护与此有关的建筑、建筑群、街巷、广场和历史街区，……历史环境保护不是要绝对地保护某些特定的建筑，而是要从整体上保护城镇特色”。

4)从保护脉络上看，保护遗产从保护建筑艺术珍品，如宫殿、教堂、官邸、寺庙等建筑艺术精品，发展到保护反映普通人生活的一般历史建筑，如祠庙、会馆、民居、作坊等;从保护单体的文物建筑，到保护建筑物周围的历史环境，再发展到保护成片的历史街区，直至保护完整的古城，这也是国际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主要发展脉络。

2系统的层次性与保护结构的建设

富于生命力的系统都一必须建立“复合等级结构”的体系，因为组织性的维持和发展，有赖于一个连续的等级结构。我国历史遗产的保护在层次化建设方面也有待加强。

1)在遗产保护学科建设上，“遗产保护学”已形成一门专门的综合性强，跨“文、理、工、管”的新兴交叉学科。早在1973年印尼著名的婆罗浮屠(千佛坛)维修工程中，在修复设计之前，进行筹备工作涉及的学科就包括:航摄照片分析，考古学，建筑学，化学，保护技术，工程地震学，基础工程学，工艺学，园林规划，微生物学，气象学，岩相学，物理学，土壤力学，测量学，地球摄影测量学;而修复过程中还涉及到修复材料学、修复技术工艺学、修复经济学及修复施工管理学等一系列相关学科。

21世纪，各国遗产保护学发展迅速，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具有“学科交叉性进一步突出，向着跨学科综合性的模式发展;基础保护科学理论进一步系统化以及实用技术与科学理论交融发展”三大特点。

在基础理论层面，保护活动的复杂性使得一系列文化精神的再领悟成为可能。21世纪的修复活动进人哲学高度思维的阶段，特别是“建筑的地域性受到重视，使保护学与地域自然环境，人文历史，社会科技条件等相关学科关联”。(摘自O.N普鲁金《21世纪文物建筑修复》)

在保护方法上，比如说:新的建筑修复方法将不断在新材料、新技术的帮助下得以完善;历史建筑再利用设计方法研究已明显脱离了单纯的文物修复范畴，设计手法日趋多样化，丰富了当代建筑创作的语言，成为当代建筑设计的重要分支。

在实用技术方面:拓展对文物建筑损坏机理、过程、产物、结构、缓蚀机理、作用过程等方面的研究，并逐渐形成专门理论体系。根据保护领域对材料性能的要求，拓展文物保护的材料、方法及技术。

在相关的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方面:“从对纪念性建筑的关注开始，朝着关注城市和城市生活的方向发展，挖掘历史建筑本身深层的与城市发展脉络相通的生活结构问题”，是现代城市规划和历史遗产保护理论双方面都要着重研究的课题。

在遗产管理方面:从遗产保护中法律建设、管理机制的完善到以城市发展角度进行“城市策划以及城市特色区域开发更新”等城市课题都将深人遗产保护研究。

2)管理机制的“多层次，多途径”。既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有政府相关管理部门的体系化管

理;又有社会专家社团以及市民良好的公众参与途径;还要有宣传机构的舆论监督等。

在西方保护遗产已经从“很大程度上依靠具有专业知识的专家和相关职能部门的专业保护体系转变成一套由行政管理体系、资金保障体系、监督体系、公众参与的社会化体系组成的综合保护体系”。

在法国，当巴黎的民居面临毁灭的厄难时，巴黎人挺身而出，在报上写文章，办展览，成立街区的保护组织(如历史住宅协会、老房子协会等等)，宣传他们的观点。巴黎人认为，正是这些老屋、老街，构成了”历史文化空间”。在城市修复古迹的活动中，年轻人的历史文化敏感度提高了，保护古迹的意识增强了。这是一种文化熏陶，也是公民教育的一环。

3)保护与再利用方式的分级化。就历史建筑本身，就包括多个层次(见表2)

3“还原论”方法论对历史建筑保护方法研究的指导

我们认识事物的目的不仅在于解释还在于应用于社会的操作性研究，“前者致力于对社会活动及其产物的理解，探究其中的意义;后者着重为社会活动提供预测，评价和方案。”历史遗产保护具体到实际的操作层面，我们就要借助于还原论方法。

通过对保护历史遗产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的分别思考，我认为如果将这些问题纳人一个大系统中间的子系统来看，可以把解决问题的方法还原为具有可操作性的:文物建筑综合价值量化评估登录方法的探讨;保护资金多渠道方法的探讨;历史遗产保护法律法规建设;公共参与和民主决策以及建筑设计与技术层面的有关古建筑修复技术研究;新老建筑相结合的设计方法论研究等多个层面。这中间通过周密的调查，掌握大量的数据资料，运用数学工具进行定量分析，可以获得多种更具适应性的方法。

比如，针对我国传统历史遗产保护理论中有关文物建筑保护分级管理原则在指导具体工作的过程中可操作性不强的问题，本文提出了“建立综合价值评估体系的基本构想”。

该构想指出，制定综合评价标准，将“决定和影响历史性建筑综合价值的大量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复杂因素层次化，条理化，并能够区分它们各自对评价目标影响的重要程度，并对评价的因素进行恰当的，方便的量化处理”，将得出我们在保护和再利用不同历史建筑的时候有完整的价值判断标准，它不仅可以决定历史建筑的保护级别，还可以针对性地运用不同的管理方法，不同的开发经营模式。发挥社会上各种可利用的资金和人员力量让全社会参与历史建筑的保护。

具体评估内容基本包括以下部分:

1)历史遗产内在价值评估，包括:按“历史价值，建筑美学，艺术价值，科学修复价值”的高低进行分档打分，归人一定的等级。对以上价值的认定通过固定的专家团评定。

2)历史遗产社会价值评估，包括:按本身所处地区，是“中心城市，一般乡镇，历史文化名城，历史街区，或者农村”等地理位置条件打分;按该文物在城市历史中所处对比历史价值，保存文物现状和多少打分;按文物在现在城市规划布局中是否纳人“重点历史保护规划区及建筑设计相关的历史城市规划因素”打分等。对以上价值的认定通过固定的专家团和市民代表共同评定。

3)再利用可行性价值评估，包括:区域地块土地旅游，商业利用价值调查，建立评估体系。对原有结构可靠性和结构适应性进行评估;再利用设计方案效益比较评估(按建筑预设计效益评估方式操作，加强对比性);再利用建设成本对比性评估以及加改建部分与文物建筑的适应性评估等。

产后护理论文篇7

[论文关键词]财产犯罪；所有权；占有权；比较讨论

引言

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人文观念，由此，刑法理论也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即便现今，日德法学上的思想不断深入，但在我国传统的刑法理论判定中，对于财产犯罪于社会和刑法的定论，都既定罪犯侵犯了财产的所有权。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加快繁荣，面对社会环境的变化，这样的变化不仅体现在经济上，更是观念上，财产犯罪已经明显表现出它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信息化和媒体化的发展，不得不思考传统上定论的权威。所以，放眼当下，传统意义中所有权说明显然早已不能够全面解释财产犯罪了，新情况的出现致使占有权说开始大胆质疑并且挑战起所有权说。然而，两种学说都存在着各自的优缺点，更有甚者，试图将两个学说综合——“中间说”也参与了其中的争执。但实质上，取长补短式的方法是否适用于司法实务中出现的案例？

本文认为，在考究法律学说的实际运用时，无论哪种学说，刑法与民法间矛盾却又不可避免的关系出现时，都是首要解决的问题。

现今对于财产所有权由于出现形态上的多样化，占有说的挑战也是由来已久了。这些学说，或多或少都会在相应情况下发挥对于财产保护最直接的权益。如若将两种学说分离来看，财产犯罪案件中，出现第三方人，以占有的角度非法获取财物，此时，占有权的侵犯便成为既定事实，在此，刑法就应当保护被害人合法占有权，那么所有权说也不会就这类情况与其产生矛盾。就此，另一方面，刑法为何会对财产犯罪作为犯罪来判定处罚，是为了维护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为了维护财产所有权的制度稳定。为了更加进一步衡量所有学说和占有学说，下面，将引入著名学者张明楷教授的观点，参考相关国家的相关文献法律法规。

二、讨论所有权说与占有权说的实质

（一）参考德日观点

就现在我国法学上的采纳参考，越来越倾向与日德的法律体系研究，抛开民族分歧而言，实际上，两国的部分观点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首先，德国的观点，主要是三点：即法律财产说，经济财产说，以及两者相结合的学说。无论是论及对财产的保护还是犯罪处罚，本质上都是在维护与处罚民事法上的权利。根据法律财产说，不法原因给付物，（例如本文提及的案例三中的情况），非法盗窃物品，或者以非法手段取得的物品，都是不受民事保护，不具有法律权益的。所以这个观点也就回答了本文上述出现的三个案例，凡是盗取，欺诈获得的财物，非法侵占的，均不构成财产罪。其次，从经济财产说的观点。简言之，就是认为凡是具有经济价值或利益的都归类为财产，也都具有了法律保护权益。反之，则不具备前句中的特质时，就不构成也没有财产权益保护或罪名。于是，这一观点就直接抛弃了财产获取的合法性，也不过问民法的权利。最后，将两观点结合后，发现综合考虑较为合理。财产权益和犯罪，都应基于合法性和经济效益两者考虑，然后做出判定。

德国学者的观点，明显对于实际案例而言，具有很明显的缺陷性，容易造成行为人钻法律空隙。但对于财产权益的解释，有着参考价值。接下来是日本的观点。首先，日本现行的刑法中，有明文规定，窃取“他人之物”就构成盗窃罪。这个“他人之物”其实值得考究，其并不是说“他人占有物”而是“所有物”。那么就对财产的合法性给予了规避，财产的合法权益也就值得保护。其次，日本法律中，对于财产的占有与所有。在客观形式上，财产犯罪罪名的成立是不以他人所有物为限的。

（二）我国财产保护法益

产后护理论文篇8

[关键词]　公众参与；公共性遗产资源；影响因素；中国香港皇后码头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9)04一0046―05

1 引言

政府作为公共资源的管理者，理应在公共性遗产资源保护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然而，在中国内地普遍存在的以经济发展为目标的政策导向下，当公共性遗产资源保护与经济发展发生冲突时，政府往往会优先发展经济而忽视公共性遗产资源保护，导致公共性遗产资源保护中的“政府失灵”。理论上，公众参与决策被认为是避免公共性遗产资源保护中“政府失灵”的有效途径之一。但在实践中，由于中国内地长期缺乏有效的公众参与机制，无论是政府和社区，公众参与的意识都比较淡薄，公众参与的成功案例更为少见。那么，究竟什么因素会影响到公众参与，又如何提高公众参与的效果?针对这些问题，国内的相关研究还不多。因此，本文拟以近来在中国香港发生的公众参与保留皇后码头事件为案例，从参与主体――公众的视角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2　文献回顾

一般认为，现代公众参与制度源于20世纪70年代左右的西方新社会运动(New Social Movement)或多元化运动(Pluralist Movement)，至今西方有关公众参与的研究成果积累颇多，但直接研究公众参与遗产保护的文献则相对较少。英国学者本窦伯瑞(Pendlebury)和汤恩森德(Townshend)较早地关注了遗产地保护中的公众参与，强调公众参与遗产地保护的必要性，并通过调查分析了公众参与遗产地保护的相关问题，其中涉及了公众参与遗产保护的影响因素，但并不深入。美国学者克劳福德(crawford)对美国州立公园设立过程中公众参与有效性评价的研究，明确指出了公众参与的效率受到参与目标、意见输入和决策过程、信息通道、团体参与、参与者特点、管理机构态度、资源与资金支持等因素的影响。除此之外，涉及公众参与影响因素的研究更多见于不同领域的公众参与研究文献中。归纳起来，这些因素包括认识论、社会经济结构、参与的层级和地区因素、教育的改革、技术等。需要指出的是，以上研究成果都是基于西方式民主的前提，虽具有借鉴意义但是否符合中国国情则有待实证研究。

国内关于公众参与的研究近些年才兴起，大多是对西方理论的整理与经验的总结，且集中于城市规划、环境保护等领域。就公共性遗产资源保护中的公众参与领域，汪明林和刘旺、叶正洪、马洪雨等的工作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总的来看，国内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即在公共性遗产资源保护领域，中国公众参与的意识薄弱，参与程度还远远不够，需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但已有成果囿于西方理论的借鉴，尚缺乏本土案例研究的佐证。因此，笔者拟以中国香港市民参与保留皇后码头事件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分析影响公众参与公共性遗产资源保护的主要因素，以为中国公众参与公共性遗产资源保护领域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支持。

3　研究案例与方法

3.1 中国香港公众参与保留皇后码头事件

香港皇后码头(Queen's Pier)位于香港岛中环爱丁堡广场，毗邻香港大会堂，面对维多利亚港，因处于皇后像广场之前而得名。现存码头建于1953年，是香港唯一一座既向市民开放，又举行重大官方仪式的公众码头。皇后码头因见证了香港近展史的变迁，而被香港古物咨询委员会列为一级文物建筑。2007年初，中国香港政府为了城市建设开始进行中区填海第三期工程项目，皇后码头因此将被拆卸，由此引发了持续数月的中国香港公众参与保留皇后码头的事件。

其间，包括学术界、文艺界、传媒界、民间团体、青年学生等香港各阶层市民采取了各种方式参与保留皇后码头的活动。主张文物保护的专家教授以一提交建议的方式，文艺界人士通过刊登广告的方式，传媒界人士以新闻报道的方式，民间团体以组成“公民社会”发表宣言的方式，青年学生更策划了一连串的网络论坛、请愿、静坐甚至绝食的方式，向政府表达原址保留皇后码头的诉求。在民间和传媒舆论压力下，中国香港政府先后采取了公众咨询、论坛对话、政策检讨等方式与市民和社会团体进行互动，表示将把市民建议的“集体回忆”和“社会价值”增补为文物评级的标准，并提出对皇后码头整体搬迁的方案。

至2007年7月30日，香港“本土行动”成员就“原址保留皇后码头”向中国香港高等法院提出司法复核申请，并获得法院接纳。2007年8月10日，中国香港高等法院驳回就“原址保留皇后码头”的司法复核。法官判词指政府已考虑到皇后码头的历史价值，且现行法例并没规定只有某一类保留(皇后码头)方法才是合法的，因此政府有权决定哪种保存皇后码头的方法最合适。此后，“本土行动”决定不就皇后码头的司法复核上诉。中国香港政府亦强调拆迁和保存皇后码头的工程会如期进行，并展开就皇后码头的重组选址及设计概念进行公众咨询。至此，中国香港公众参与保留皇后码头事件暂时落幕。

综上所述，在这次事件中，市民清晰地表达了保护公共性遗产资源的诉求，政府亦吸纳民意，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公共性遗产资源。可以说这是一次有效的公众参与保护公共性遗产资源保护的案例。因此，以其为例剖析公众参与公共性遗产资源保护的影响因素具有较好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3.2　研究方法

为探究公众参与公共性遗产资源保护的影响因素，本文拟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通过对中国香港市民就公众参与过程中相关问题进行满意度的问卷调查采集数据，并运用SPSS11.0统计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

本次问卷调查内容主要是中国香港市民对公众参与保留皇后码头事件的认知和评价，采用5级李克特量表法进行数据收集。根据文献研究和案例分析，确定了8个测量变量并设计了相关问题，分别是：“政府对公众参与公共性遗产资源保护的政策；政府对公共性遗产资源保护的宣传；政府对公共性遗产资源保护的公众咨询；政府与公众就公共性遗产资源保护的沟通对话；政府采纳公众的合理建议 和意见；公众就公共性遗产资源保护申诉的权利保障；司法部门对公众诉讼的司法复核的公正性；公众参与公共性遗产资源保护的总体效果”。每一变量设定“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非常不满意”5种维度，分别记为1、2、3、4、5，通过直接询问受访者对每个问题满意或不满意的程度，获取原始数据。

问卷调查于2008年2月在香港爱丁堡广场、时代广场和香港主要大学校园进行，调查对象为香港市民，采用简单随机抽样调查方法，由调查员直接询问受访者并收回问卷，共发放并收回调查问卷250份，经审核共获得有效问卷240份，有效率为96％。

3.3　数据检验

本文拟以香港公众参与公共性遗产资源保护总体效果为因变量，对各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根据模型要求，需要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检验。

3.3.1　线性趋势检验

根据线性回归模型的适用条件，要求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是线性的，如果不是，则不能采用线性回归分析。因本次研究有多个变量，采取作重叠散点图对因变量与各自变量的关系进行判断。如图1所示，因变量与各自变量间都呈现较好的线性关系，因此适用线性回归模型分析。

3.3.2　正态分布检验

线性回归模型假定变量是正态分布的，否则将不能直接进行线性回归分析。本文采用偏度系数(Skewness)和峰度系数(Kurtosis)对各变量进行正态检验。从表1可以看出，本模型中所有变量的偏度系数值和峰度系数值基本接近0，说明都符合正态分布的假定。

4　研究结果分析

4.1　模型结果

本研究采用强行进入法(Enter)将所有自变量全部纳入线性回归模型。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表2是模型的标准方差分析表，可见回归模型的F值为51.544，p值为0.000，表明回归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3是模型的回归系数分析表，可见常数项和各变量回归系数的显著水平值都在0.01以下，表明回归系数具有统计学意义。比较各自变量的标准回归系数发现，政府对公共性遗产资源保护的宣传、公众就公共性遗产资源保护申诉的权利保障、政府对公共性遗产资源保护的公众咨询、政府与公众就公共性遗产资源保护的沟通对话、政府采纳公众合理建议和意见、司法部门对公众诉讼的司法复核的公正性、政府对公众参与公共性遗产资源保护的政策等依次对公众参与公共性遗产资源保护的总体效果具有较强的影响关系。从共线性统计(CollinearityStatistics)结果来看，各自变量的容忍度(Tolerance)均接近1，且数值较大；而方差膨胀因子(VIF)亦接近1，且数值较小，从而可以拒绝各自变量之间的共线性假设。

图2和图3分别为残差直方图和正态P－P图，可见残差分布比较均匀，散点分布呈直线趋势，表明模型的残差分布为正态，可以诊断因变量与自变量间为直线关系。

4.2　主要结论与讨论

通过以上模型结果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政府对公共性遗产资源保护的宣传是影响公众参与遗产保护总体效果的首位因素。政府对公共性遗产资源保护的宣传，主要目的是公开信息，确保公众的知情权，这是公众参与的重要前提。香港市民积极主动地参与保留皇后码头事件，反映了市民对遗产资源保护强烈的关注和参与意识，而这与中国香港政府就遗产资源保护的信息公开化所作的努力息息相关。多年来中国香港政府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有关遗产资源保护的教育和宣传工作，包括定期举办展览、讲座、专题活动，设立导赏团、考古工作坊、文物游览路线，免费提供导游服务以及设立专门网站、印制宣传册和出版相关书刊等。

(2)保障公众就公共性遗产资源保护的公益诉讼权也是影响公众参与总体效果的重要因素。公益诉讼是公众参与的一部分，亦是公众行使监督权最为关键、影响最深远的方式。当公众需要表达不同意见和建议而又得不到行政机关满意的答复时，是否有提讼的权利、通畅的上诉渠道和公正的司法复核，将直接影响到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和有效性。在香港市民参与保留皇后码头事件中，从市民提请司法复核，到法院受理、聆讯直至判决，始终遵循着既定的、通畅的法律轨道运行，显示了香港公众参与良好的法律保障。

(3)政府对公共性遗产资源保护的公众咨询、政府与公众就公共性遗产资源保护的沟通对话、政府采纳公众合理建议和意见等直接体现了公众的参与决策权，因此也是影响公众参与总体效果的重要因素。这与美国学者安斯汀(Amstein)和克劳福德(crawford)的研究结果保持一致。在这方面，中国香港政府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就皇后码头的拆迁问题，中国香港政府在7年间前后共进行了数次的公众咨询，开展了多次政府与公众的直接沟通对话，并吸收采纳了公众的一些合理建议和意见，如将“集体回忆”和“社会价值”增补为文物评级的标准等。

(4)政府对公众参与公共性遗产资源保护的政策是影响公众参与总体效果的基本因素之一。是否在政策法规层面明确规定公众参与公共性遗产资源保护的权利和义务，将直接影响公众参与的主动性和有效性。香港市民踊跃参与保留皇后码头的行动，虽然受西方式民主参与政治理念和社会开放性的影响，但更多的与香港文物保育政策对公共利益和公众参与的充分顾及息息相关。因而明确公众参与公共性遗产资源保护的法律保障，是确保积极而有效的公众参与的基本前提条件之一。

5　结语

透视香港市民参与保留皇后码头事件，当城市发展与公共性遗产资源保护发生矛盾时，市民在法律保障下自发主动地参与到保护公共性遗产资源的活动，政府亦开展了多次公众咨询活动，尽可能的吸纳民意，在双方的良性互动中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公共性遗产资源。据此而论，只有在既定的法治环境下政府和公众达到一个良性的互动关系，亦即只有在公众参与监督下，公共性遗产资源保护才能更为有效率，而公众只有在知情权、参与权、诉讼权等权利保障下，以理智和合理的方式参与公共性遗产资源保护才能更贴近其基本目标。

在中国内地，随着国民素质的提高以及网络社会的发展，公众参与的意识日趋增强；而政府施政理念亦愈加“透明公开、倾听民意、以人为本”，这为公众参与公共性遗产资源保护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地推进创造了良好的契机。然而，中国内地公众参与公共性遗产资源保护的实践毕竟才刚刚起步，仍有一些地方需要改进，其中关键所在是为公众参与增权：

首先是知情权。通过立法的形式确保，政府有义务主动向公众公开并宣传公共性遗产资源保护的信息，公众有权利接受并寻求获取相关信息。

其次是参与权。通过制度保障公众具有参与公共性遗产资源相关管理的权利，政府在就公共性遗产资源保护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必须为公众提供表达不同意见的渠道和机会。

产后护理论文篇9

关键词：自由贸易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对立；统一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6）06-101 -02

一、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历程

（一）自由贸易主义

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的发生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完成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迫切地需要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自由贸易理论学说应运而生。其支持者认为，实行自由贸易能够使得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有效配置，促进国际专业化分工和世界经济发展。

亚当・斯密（1776）在《国富论》中系统阐述了绝对优势理论，主张对于贸易双方都应集中资源，专业化生产对自己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参与国际贸易可使双方获益。在此基础上，大卫・李嘉图（1817）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认为每个国家都应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赫克歇尔・俄林（1931）创立的要素禀赋理论从生产要素的禀赋角度解释了这种优势的根源所在。他认为，一个国家应当分工生产并出口密集使用其相对富裕的要素所生产的商品，进口相对稀缺的要素所生产的商品。然而，当里昂惕夫（1953）运用实际资料进行检验时，却产生了 “里昂惕夫之谜”：按照要素禀赋理论，美国应该出口资本密集型商品，进口劳动密集型商品；然而现实却恰恰相反。为了解释这一谜题，一些学者提出了新要素理论，即将技术、人力资本、研究与开发、信息以及管理等都概括进生产要素的含义中，试图以此修正要素禀赋理论。此外，以保罗・克鲁格曼（1978）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新贸易理论，认为规模经济亦是国际贸易利益的决定因素。二战后迅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以及GATT 和WTO 所建立的多边贸易体制都深受自由贸易理论的影响。

（二）贸易保护主义

16～17世纪西欧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重商主义可以看作贸易保护理论的早期学说。重商主义认为，贸易是一种“零和”博弈，一国要使财富增加，必须在贸易中保持出超。18世纪末，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为了使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发展本国经济，强调要用关税来保护本国幼稚工业的发展。面对高举自由主义大旗的英、法等发达国家，李斯特（1841）提出了幼稚工业保护论，认为经济落后的国家应选择具有潜力的幼稚工业，加以适当的、暂时的保护，帮助其实现规模效应，增强国际竞争力。凯恩斯（1936）在经济大萧条后转变为贸易保护论者，鼓吹通过扩大贸易顺差以扩张有效需求，救治失业危机。劳尔・普雷维舒什（1949）针对拉美国家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恶化提出贸易条件恶化论，成为发展经济学家主张落后国家工业化的直接依据。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经济实力和竞争力下降，为摆脱困境采取了以绿色壁垒、技术壁垒、反倾销和劳工保护等非关税壁垒措施为主的新贸易保护主义。

二、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主义的统一基础

基于贸易方式和手段上的各种分歧，传统观念总是认为贸易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主义站在截然相反的对立面上。然而，从辩证的角度来看二者能够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相互统一。

首先，两大类型的贸易政策最终目标趋同。不论是自由贸易政策，抑或是贸易保护政策，都是为了发展一国经济。自由贸易主义反映的是作为先发国的利益，而贸易保护主义则是基于后发国的角度出发。贸易政策归根结底都是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一种干预方式，贯彻了政府的价值观念，力图弥补市场的缺陷，维护国内经济秩序，调整对外的经济关系。自由贸易主义者并不是绝对自由的，因为他们并不排斥必要的保护，二者都是为了本国经济的长远发展而考虑的。

其次，两种理论的根本方法相同，都提倡参加对外贸易。自由贸易政策自不必说，它主张取消对进出口贸易的各种限制和障碍，使产品能在国内外市场上自由竞争，大大推动了国际间贸易和产品在国际范围的流动。而作为保护贸易理论的早期学说的重商主义则是主张通过贸易，积极主动地追求外贸顺差。其代表人物托马斯・孟（1630）主张：“对外贸易是增加我们财富和现金的通常手段。”由此可见贸易保护从源头上讲也绝不是提倡闭关锁国的政策。同样地，李斯特主张保护幼稚工业，也是为了有朝一日成熟的产业能够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贸易保护是一个阶段性的政策，实行这种政策的国家首先不会在所有产品上都实行贸易保护，而是要经过慎重的选择具有发展潜力的产业；其次，不会一直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其最终结果仍是要回到对外贸易中去。

三、贸易保护理论是对自由贸易理论的修正与发展

刘东勋、翟志成、陈多长（1998）提出这样的论点：“贸易保护理论是对自由贸易理论的修正与发展。”自由贸易理论的提出建立在一系列不现实的假定之上，如国际贸易收支完全平衡、规模报酬不变、完全竞争等。这些假设太过苛刻，从而不能很好对地现实做出解释。

反观贸易保护理论，幼稚工业保护论修正了贸易各国都处于相似经济发展水平的假定。亚当・斯密在工业革命后所提倡的自由贸易，反映的是英国彼时作为世界经济霸主的利益。但事实上，现实中国家与国家间的生产力水平存在差异，对于水平较低的国家来说，奉行自由贸易主义会使其完全受限制于发达国家的优势之下。幼稚工业保护论主张实行有节制的保护，应按照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制定不同的保护程度，也不主张一直实行保护，一旦本国工业成长起来，或是超过30年仍不能形成竞争力，就要放弃保护政策。由此可见，保护贸易理论不是对自由贸易理论的完全，其目标是使产业在经济落后阶段加速发展，当其成熟以后，自然会放弃保护政策而主张自由贸易以继续扩大影响力。

四、自由贸易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各有利弊、交替主导、相互完善

实行自由贸易从理论上可以使得贸易双方从贸易中获得利益，促进各国乃至整个世界福利水平的提高，；也能够使得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有效配置。但是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来说，贸易条件恶化使之不能从自由贸易中获得应有利益，国家经济安全难以保证，幼稚产业和中小企业在国际竞争中陷入困境，国内就业压力剧增。

而贸易保护主义则能够有效地保护国家利益和经济安全，保护一国的幼稚产业，缓解就业压力，但不利于资源在世界范围内优化配置。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也将使贸易壁垒林立，各国大打贸易战，造成国际贸易秩序恶化。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世界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及各个国家，这两个理论都各自交替占据过优势。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盛行重商主义下的强制性保护贸易政策；工业革命后，对外贸易的基调变为自由贸易；经济大萧条后出现了超贸易保护主义；二战后各国为恢复和发展经济又逐步推进贸易自由化；而此时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民族工业则推行保护贸易主义。

由此可见，实际生活中，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往往是相互交织的。贸易保护理论曾对自由贸易理论作出修正，比如说李斯特提出的“幼稚工业保护论”为经济落后的国家指明了一条发展道路；反过来说，自由贸易理论也曾对保护贸易理论作出修正，比如二战之后各国都有发展经济的迫切需求，而超贸易保护主义在彼时就显得不合时宜因而退出舞台。

五、自由贸易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之争的现实意义

平新乔（2006）评述了现时代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之争，引用了2000年以来美国最著名的一些经济学家之间关于美国贸易政策所引发的不同观点的争论作为一个例证。两位世界级经济学家萨缪尔森（2004）与鲍莫尔（2000）主张适度的贸易保护，而巴格瓦蒂（2004）则主张全球化、自由贸易，鼓励基于“外包”的比较优势理论。他指出，在存在规模报酬、沉没成本，产业可持续性的现今，国际贸易均衡的可能结果已具有巨大的多样性。

因此，一国制定贸易政策要权宜应变。贸易政策的实施必须要建立在当时的背景条件之下，因时、因地、因国、因产业制宜。一项贸易政策的好坏的评判标准应是有没有推动这个产业的发展，有没有推动一国经济的发展和能不能实现长远的可持续的利益。通常来说，一个国家会并用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两种政策，各国总希望或要求其贸易伙伴国给予贸易自由，而对本国经济实行适度保护。

从长远来看，自由贸易无疑是国际贸易发展的主流趋势和根本目标，从短期来看，各国应该结合自身情况，合理利用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的政策组合，为自身的经济发展和世界的经济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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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陈莉，叶劲松. 近代史上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争论及背后的利益[J].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06，14（3）：56-57.

产后护理论文篇10

【摘 要】通过对近十年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研究文献的分析，文章概括出基本研究框架。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界定、特征、意义、现状和保护方法、措施等五大方面对目前国内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并通过总结国内各科学者对该问题的研究，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一定基础。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一、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文献概况

通过对国内权威知识文献库（中国知网）的搜索，检索到近十年来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相关度较高的文章约39634篇（包含期刊、学位论文、会议论文及报刊），并且随着时间推进而逐年增多。通过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方法的分类和统计可看出，在保留和传承方法上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和教育政策措施研究较多，而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发展是遗产发展研究的趋势和重点，研究的学科涉及较广的是民族学、社会学、艺术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管理学、建筑学和法学等。

二、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方法分析

通过对文献的综合分析，发现多数学者均采用了资料搜集和文献综合分析法。部分采用了比较和综合分析法，如陈华文和普丽春等学者从不同时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理论、方法进行对比研究。也有王冉、柏贵喜、黄文等众多学者采用了实证研究的方法，从不同民族遗产保护的个性到共性进行分析探究。

三、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研究内容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范畴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根源于联合国2003年制定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对其定义和内涵的界定。教科文组织制定的内涵是总体上针对的是整个国际社会，要更好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必须站在本国的角度从更深的层次上进行挖掘。而连冕、刘玉清等认为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包括两个大类：一类是形态文化；另一类是行为文化。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及价值研究

国务院从2006年起，设定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可看到我国日益增加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的重视。总理也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精华，是民族智慧的象征，是民族精神的结晶”。王宁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具不同难度，保护过程中要注意其高度的个性化、传承的经验性、民族性等特点。张世均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具有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科学价值和经济价值。

（三）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研究

田阡认为新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是我国建立科学完整的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机制的重大突破，标志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走上依法保护的道路。乔晓光认为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缺乏自觉，民俗流变冲击大。且政府文化部门缺乏对民族文化资源整体价值的评估，缺乏文化规划。汪立珍认为取得一定成绩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创建了第一批六个口头传统研究基地。同时，建设全国首个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资料库，将有关文字、音像、图片和实物资料运用数码技术、光盘等现代手段加以保存，经验值得借鉴。

（四）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法、措施的研究

1、不同部门承担保留研究

（1）政府立法研究

我国加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并探寻民间法规中有效的保护规则。黎明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法律制度的渊源：《宪法》，《民族区城自治法》，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门法律和法规，部门法中关于少数民族非遗保护的法体规范，国际条约。马洪雨，姚艳等探讨了民间规则和公众参与对保护非遗的可能性，提出应当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法立法并应挖掘和研究民间规则以弥补法律。何星亮，李宗辉等认为知识产权法使拥有遗产的团体或个人获得一定的权益，并适当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市场化利用，显现非物质遗产的经济价值，从而避免遗产的灭失。姚艳，郭璠则对该问题做出了实例研究。

（2）政府做好普查、建档和名录申报工作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首要是做好普查、建档然后才是进行不同级别的名录申报工作。金文杰认为档案工作：一方面可以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化利于其保护保存，一方面也利用了档案本身的特质体现民族文化在发展演变过程中的规律。彭梅玉，徐开芳等认为做好普查，建立各级保护名录，有助于查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并对不同分类的遗产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商业利益的驱使，使许多“申遗”项目在保护措施健全之前便受到损害。覃美娟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收集、整理等一系列程序以及档案工作人员的工作职责，都应以《档案法》为行为准则。

2、政府及民间做好教育传承

教育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张卫民，黄文伟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形式分为社会、学校和家庭教育，同时我国非遗教育工作主要内容有：构建非遗教育目标、教育课程、教材内容体系、教育活动组织形式和师资队伍五方面。而孙露晞，张血玲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幼儿教育课程开发做了初步阐述和尝试[28]。普丽春认为个人、家庭、社会和学校是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的四种不同形式，各形式又互补，构成完整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教育渠道。

3、在发展中保护

（1）宣传保护

媒体宣传促使人们内心深处产生文化认同和保护意识，形成文化遗产保护的大环境，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路径。政府要在宣传方面起主导作用。蔡群，任荣喜等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的数字化保护技术越来越先进，数字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可以保存记录，还可以借助互联网进行广泛宣传。

（2）产业化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介入较多的产业是旅游业和文化产业。李昕提出可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可经营性与非经营性遗产，可经营的非遗通过产业化运作模式进行保护，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投入产出效益化。

徐赣丽认为旅游业具有使文化遗产得到保护的可能性，旅游有义务有条件保护资源。文化遗产和生态环境保护得好的地方，旅游开展越成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可以与民俗旅游开发等产业经济形式结合起来，调动各方积极性及争取资金，降低保护成本。

四、结语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正在广泛深入展开。从研究趋势看，采用的研究方法更多样化，研究内容更实证化。未来应该增加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保护发展的思考。

不足之处是研究的学者多为民族学，社会学或教育学专家，其他领域学者介入较少，不同学科角度下保护措施研究缺失或不够深入。对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总的理论分析不够，很多措施没有规范的理论指导，就很难对其现状归纳总结和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评价体系较少。定量分析做得不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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