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侵权十篇

时间:2023-03-16 13:53:29

环境侵权

环境侵权篇1

马骤聪老师在其著书《环境保护法》中指出:“危害环境的侵权行为,是一种特殊侵权行为。其侵犯的客体包括他人的财产权、人身权和环境权。对财产权的侵犯,是指因污染或破坏环境而使他人的财产受到了损害,如污染或破坏他人的土地、农作物、牲畜、家禽、水产品等。对人身权的侵犯,是指因污染和危害环境而对他人健康和生命造成的损害,包括致人患病、受伤、致残、死亡等。对环境权的侵犯,是指因违反环境保护规定,污染、损害、破坏环境而损害了他人应享有的正常环境质量或环境舒适度,以噪声、振动危害他人的安宁,妨害正常工作、休息和学习;或者以违章建筑非法挡住他人的住房采光和通风等。[1]”

与传统侵权的不同之处,环境侵权有其独有的特征:

(一)环境侵权行为具有价值性

环境侵权行为如生产企业排放废水、废渣、废气等本身常常是为创造财富,增进公众福利活动的附属行为。这些生产生活活动属于符合社会生活常规、有价值有意义的合法行为。如果这些活动被完全禁止,社会发展将会停滞不前。因此对引起环境侵权的各种产业、经济活动既不能完全禁止,也不能放任自流,而应权衡社会、经济、环境各方面的利益,确定在发展经济,保护人体健康及环境资源等各方面均能接受的平衡点 2(这个平衡点就是人们的忍受限度),对这些虽然发展经济但却污染环境的产业经济活动加以限制、控制,从而做到既能发展经济又能保护国民的环境权益。

(二)侵权者和受害者不平等性

环境侵权的加害者往往是经济实力雄厚的企业,而受害人往往是欠缺规避能力和抵抗能力的弱小社会个体。双方实力地位相差悬殊,在事实上无平等性。

(三)环境侵权的潜伏性

环境侵权行为,由环境自净能力决定,当某种污染物质的排放超过环境自净能力时,环境所不能消化掉的那部分污染物质就会慢慢积累起来,数量达到一定程度时,才显现出其损害来,因此,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往往经过很长时间才能被察觉。

(四)环境侵权的间接性、复杂性和广泛性

在环境侵权行为中,加害人通常并不是直接作用于受害人,而是首先作用于周围的环境,而后再通过“环境”这个中间纽带[3]作用于受害人的健康和财产,具有明显的间接性。

二、完善我国的环境侵权救济制度

(一)环境侵权行为的责任承担不应以违法性为前提

我国《民法通则》第124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也就是说,合法排污者不承担因污染给他人的健康、财产造成的损害的侵权责任。但是同时,《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一款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可以看出只要单位或者个人的合法权益因环境污染而受到损害,就应承担赔偿责任。《民法通则》与其他单行法关于环境侵权行为中违法性这一构成要件的规定不一致,在实践中引起了争议。

环境侵权属于特殊的侵权行为,不应以行为的违法性作为环境侵权的构成要件。《民法通则》只适宜对各种侵权行为包括环境侵权做出原则性的规定,具体特点的规定应留给特别法。

(二)进一步明确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和转移举证责任

由于环境问题处于弱势地位的受害者常常难以察觉潜在的环境侵权对自己造成的损害,也难以证明加害人的原因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因此环境侵权理论中因果关系推定、举证责任转移纷纷登场。然而,在中国现行立法中,对环境侵权诉讼均未做出因果关系与举证责任的特别规定。只有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中对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做出了转移举证责任的解释:“对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被告否认的,由被告负责举证。”该条规定过于笼统,在司法实践中法官也经常因此处于两难境地,不利于双方当事人权益的维护。应该说,实行因果关系推定原则与转移举证责任,应该在程序法和环境特别法中做出规定。

(三)建立环境损害赔偿配套制度

由于环境污染问题本身的潜伏性和广泛性的特征,有很多环境问题爆发后,后果往往很严重,以致环境污染者在损害赔偿的时候支付不利,无法负担高额赔偿金。社会赔偿机制的建立是通过保险或者赔偿基金和行政补偿的方式,由污染者交纳保费或公积金,将面临的损害赔偿转嫁给保险公司或者由全社会来共同承担,以此一方面可以避免因单个污染者支付能力不足而导致的救济不力,同时也可以通过由社会分担的方式减少污染者的负担和发展风险,有益于提高生产、创造的积极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赔偿机制主要包括责任保险制度、财务保证制度、行政补偿制度和惩罚性赔偿制度。

(四)建立环境侵害排除制度

(1)调和性的环境侵害排除制度

调和性的环境侵害排除制度是建立在利益衡量这一基本的思考方法上的。利益衡量原则宏观上要考虑国家环境政策对环境与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经济之成本与效益、法律之公平与合理。首先要考虑侵害行为的性质与程度如侵害形式、有无合理性、排除可能性、侵害的严重程度等,其次要考虑被侵害利益的性质及内容;如生命、健康、财产(生命与健康权法律上应属绝对保护之权利,利益衡量作用很小,甚至没有,而利益衡量主要是对财产权),最后确定权益保护范围及救济方式。由于强制性完全排除侵害(如我国的强制污染企业关、停、并、转)会危及工商企业经营活动的停止,需要进行利益衡量,严格慎重地做出决定。这实际上强调的是当事人两经济利益的平衡[4]。

(2)公众参与的程序性排除环境侵害

在提倡环境权理论的同时,应当在环境法中确认和保障公民享有的知情权、参与权,并适当扩张参与环境行政过程的当事人范围,完善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程序性法律规定,以便使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或环保组织能够在重大污染性工厂、设施以及开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的编制、审批阶段,针对可能发生的环境侵害,以参与公众意见听证会等方式尽可能的排除。国家有必要支持公益性环保组织的发展,依法为包括环保组织在内的社会公众提供参与环境保护的机会,保障其环境知情权和参与权的行使。

目前,在我国环境侵权是一种新兴的侵权方式,我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强调经济建设,但决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去发展经济,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循环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终目标。

参考文献:

[1] 《环境保护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1页

[2]钱水苗:《污染环境侵权行为民事责任的特点》,载《杭州大学学报》第23卷第2期,第34页

环境侵权篇2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的,特别是化和城市化的大规模展开,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造成的环境侵权现象及其救济将成为今后我国的一大社会问题。环境侵权作为工业社会的一种新型侵权行为,在我国尚未展开深入、系统,有关的立法也不完善。环境侵权的特征乃是环境侵权迥异于传统侵权行为的内在根基。因此,对环境侵权特征的分析,就成为研究环境侵权的首要任务。关于此点,学者们已从不同角度作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如:环境学家金瑞林先生认为环境侵权具有主体不平等、侵害对象广泛、侵害行为具有合法性、连续性和不确定性及侵害程度和范围为严重的社会性权益侵害四个方面; 陈泉生研究员把“环境侵害”的特征概括为社会性、价值性、间接性、复杂性、多元参与性与缓慢性六个方面; 曹明德博士认为环境侵权表现出不平等性、不确定性、潜伏性与复杂性等特征; 王明远博士则表述为:主体的不平等性、不可互换性,原因行为在价值判断上的社会妥当性、合法性,侵害状态的间接性、连续性、反复性、广阔性和累积性,以及环境侵权兼具私害性和公害性四个方面。

其实,环境侵权作为一个集合性名词,是对各式各样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所生权益侵害的总称。而各式各样的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致人、物损害现象的发生原因、形成机理与结果状态等均有不同。因此,所谓环境侵权的特征,只能是从总体上而言,其相对于现实生活中各种具体的环境侵权形态尚有一定的伸缩性与相对性。基于这样一个认识,并参酌前人研究之得失,笔者拟从环境侵权的主体、对象、原因行为、侵害过程及损害结果等方面对其一般特征作如下分析:

一、主体:不平等性、不可互换性与不特定性

侵权行为主体分为加害人与受害人,在环境侵权行为中,加害人与受害人大多具有不平等性、不可互换性乃至不特定性。

首先,环境侵权行为两相主体大多具有不平等性和不可互换性。民事主体具有平等性和互换性,是近代民法的两块基石,近代民法的一整套概念、原则、制度、与思想,如所有权绝对、私法自治、自己责任与过失责任等,均奠基于这两块基石。 在当时不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事关系的主体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小业主、小作坊主,传统侵权行为主体也不例外。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各主体的经济实力相差不大,其作为加害者与受害者的机会也大体相当,因此其地位、位置具有平等性与互换性。而自20世纪以来,随着与工商业的发达,在规模上逐渐大型化甚至巨型化,在工艺技术上逐渐高科技化。为此,企业运作的风险与危险性大大增强,并造成许多事故,如20世纪中叶发生在西方的著名的“八大公害事件”。在这些事故当中,加害人都为经国家注册许可的具有特殊经济、科技、信息实力和法律地位的公司、企业集团乃至跨国公司,而受害人则多为欠缺规避能力和抵抗能力的普通的农民、渔民与市民。与传统侵权行为相比,其主体间显然已丧失了平等性与互换性。

其次,环境侵权主体在特定情况下具有不特定性。现代环境侵权不光是特定的人或特定的企业的所谓违法、犯罪行为造成的,有不少是由不特定的多数人的无可非难的日常行为蓄积造成的,如在由汽车排放尾气造成的光化学污染事件及其他复合侵权事件中,要寻找加害人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极为困难的。而就受害者而言,就更加难以确定,如1986年前苏联(现乌克兰)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在事故发生的几周内只有29人死亡,但它却在以后直接或间接造成成百上千的人患上癌症,并使儿童染上甲状腺疾病,并将危及后代人。

总之,由于环境侵权行为主体平等性、互换性、特定性基础的丧失,使其在总体上丧失了遵循近代民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从而使所有权绝对、私法自治、过失责任与自己责任等原则在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中发生大幅度的调整,而所有权限制、无过错责任、社会责任、行政救济等原则制度则纷纷登场。

二、对象广泛性与客体多样性

依据加害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关系,传统侵权行为可分为直接侵权行为和间接侵权行为两种。所谓直接侵权行为是指因故意或过失,致自己之行为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者,属一般侵权行为;所谓间接侵权行为者,则是指因自己之故意或过失,致他人之行为或行为以外之事实,不法侵害他人权利者,属特殊侵权行为。显然,传统侵权行为多属直接侵权行为与一般侵权行为。而在环境侵权中,加害人的行为通常并不直接作用于受害人,而往往是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的作用才致人与物损害的。这一复杂的过程可以概括为这样的一个系列程序:污染源产生污染物排放污染物污染物进入环境媒介(水、土壤等)进入受害人领域造成损害。在这一系列过程中,如果缺少了其中某一环节,就不可能发生最后的损害结果。显然,相对于直接而单纯的传统侵权行为而言,环境侵权行为要复杂得多,总体上属于特殊的、间接的侵权行为。其危害地域往往相当广阔,如海洋污染甚至会涉及到世界上几个不同的国家;危害人数往往众多,且不仅局限于当代人,有时还会损及后代人,如前文列举的切尔诺贝利核爆炸事故。再如印度博帕尔农药泄漏事故,迄今已导致3000多人死亡,20多万人致残致伤,且受害者所生子女有先天性双目失明的惨剧; 危害权益繁多,举凡生命、身体、健康、财产、环境等皆被其染指。

由于环境侵权危害地域广、受害人数多、赔偿数额巨大,这就使得传统民法的自己责任原则、侵权事后救济制度等成为受害人寻求救济的不公正障碍。为了“防患于未然”,环境侵权救济中注重运用事前预防性的侵害排除手段。同时,为了避免因侵权行为人支付能力不足、已经破产、关闭或无法确认责任主体等缘故而使受害人实际上无法获得赔偿,以及保障企业不因赔偿负担过重而经济社会的发展,环境侵权民事救济制度,一方面放宽了对共同侵权的认定,另一方面又引进了责任保险和行政救济制度,以加强对受害人的保护。

三、原因行为;价值双重对立性

在传统侵权现象中,其原因行为诸如伤害他人身体健康、盗窃他人钱财等,其本身就是违反社会生活常规、危害社会秩序与安全的无任何价值的行为,不论在道德的还是法律的价值判断上,其都属于应受谴责、禁止并应予以制裁的。而在环境侵权行为中,损害乃是伴随人类生产、生活、开发建设等活动的产物,如烟尘是由于工厂生产以煤为燃料所致,废渣、废水也是工厂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副产品。正如日本著名环境法学家原田尚彦所说:“我们像仙人那样餐风饮露是无法生活下去的。人类社会为提高人们的福利,保障舒适的生活,必须不断地进行有利于人们生活的物质生产和服务性生产。尤其是要追上人口的增长,并要满足无休止地追求生活提高的现代人的无限欲望,必须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确保适度的经济增长,保持人们雇用、就业的机会,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一种至上的命令。万一生产活动缓慢,经济停滞,连续发生企业破产和生产缩小的事态,就没有增进福利的希望。

但是,要使活跃起来。那么伴随生产活动的扩大和的开发,总会产生或多或少的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特别是在产业技术高度的,由于产业活动的质和量均巨大化高密化,使得开发行为大规模地展开,环境的破坏也就变得显著起来。“ 因此,在价值判断上,环境侵权的原因行为具有价值的双重对立性。一方面,其污染环境,损害了人们的人身、财产与环境权益,应当受到的谴责;另一方面,它又为人类生存、发展所必需,具有相当的价值正当性与社会有用性。况且,自然界具有一定的自净和自我恢复能力,在不超越其净化和恢复能力的限度内,各种排污活动和开发建设活动并不会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权益造成损害。只是当原因行为对环境的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能力与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而产生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时,才往往造成侵权现象。因此,对环境侵权的原因行为,既不能完全禁止,也不能完全放任自流,而应权衡经济、社会、环境等各种利益,确立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维护人类健康的平衡点,并据以对环境侵权的原因加以适度的调控与限制。这种”平衡点“,在公法上主要体现为诸如环境质量标准、排污标准等环境标准上,在私法上则体现为”利益衡量“、”忍受限度“等。

四、侵害过程:间接性、持续性与复合性

前文已经论及,环境侵权是一种间接侵权行为,加害人的加害行为大多并不直接作用于受害人或其财产之上,而是通过“环境”这一中介物,对生存于其中的人或物等造成损害,从而与传统的杀人、放火、抢劫等直接作用于受害人人身或财产的违法犯罪行为不同,其过程表现出极为明显的间接性。同时,污染物的不断排放,其损害后果也将持续出现,即使停止了污染的排放,污染损害也不会立即消失,而会在环境中持续相当的时间。如重金属有害物质污染土壤后,就会长期滞留于土壤中,使生活于其中的人与物不断受害。这就决定了侵害的过程在时间上是一个持续的、反复的过程。此外,各种污染物质来源广泛、性质各异,它们进入环境中以后,相互之间以及它们与环境要素之间往往又会发生复杂的物理、化学或生物化学反应,并通过各种自然发生迁移、扩散、富集等现象,从而使得损害过程变异常复杂,具有显著的复合性。正是环境侵害过程的间接性、持续性与复合性,导致原因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关系变得极为隐蔽与不确定,欲寻求其间的因果关系,也就异常困难。这种困难直接导致了因果关系理论的调整与诉讼时效的延长。

五、损害结果:潜伏性、滞后性与放大性

环境侵权造成的损害,尤其是疾病损害,受害人往往不能及时发现,即使发现了也不能尽快消除,损害往往要潜伏很长时间。易言之,受害人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损害。环境损害之所以具有潜伏性,是由环境的自净能力所决定的。通过环境的自净能力,人类排放到自然中的污染物质大部分被环境所消化,不会对人类造成损害。但是,环境的自净能力是有限度的,一旦某种污染物的排放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能力,那么环境所不能消化掉的那部分污染物就会慢慢地积蓄起来,最终损害环境,并致人、物损害。从另一个角度看,污染物的积蓄过程,也就是损害的积蓄过程,因为从人和动植物的机能来看,对于外界的不良影响具有一定的抵抗能力,只有污染物达到一定的数量时,损害方能显现出来。因此,环境侵权损害后果具有明显的潜伏性与滞后性,如日本70年现的骨痛病,其潜伏期就达十余年。从1955年以来,日本富山县神道川河岸的炼锌、炼铅厂不断将含镉的废水排入河内。沿岸居民饮用了含镉的水,吃了用含镉的废水浇灌的稻米,使镉在人体内慢慢积蓄起来,一直到十几年后,终于导致人们的骨骼变形萎缩。

此外,环境侵权损害后果还有明显的放大性。某些并不引人注目的环境污染与破坏现象,经过环境的作用后,其危害结果,无论从深度和广度,都会明显放大。如上游小片林地的毁坏,可能造成下游地区水灾;燃烧释放出来的SO2 、CO2 等气体,不仅造成局部地区空气污染,还可能造成酸沉降,毁坏大片森林和湖泊,或产生温室效应,使全球变暖,海水上涨,危及沿海城市与农田。又如,由于大量使用氟里昂,使臭氧层遭到破坏,结果不仅使人类皮肤癌患者和角膜患者增多,而且破坏地球的生态系统,引起新的环境。

损害后果的潜伏性与滞后性,如同侵害过程的间接、持续、复合性一样,使得环境侵权的因果关系判定困难,必须对传统因果关系理论进行变动,以加强对受害人的救济,维护社会公正。同时,损害后果的放大性,决定了环境立法必须贯彻预防为主的原则,也决定了环境侵权民事救济应充分发挥预防损害发生的职能。

1.金瑞林:《环境侵权与民事救济——兼论环境立法中存在的问题》,载《环境》1997年第3期。

2.陈泉生著:《环境法原理》,出版社1997年,第87—90页。

3.曹明德著:《环境侵权法》,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2—34页。

4.王明远著:《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第15—19页。

5.梁慧星著:《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二),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82—83页。

6.[法]亚历山大·基斯著,张若思编译:《国际环境法》,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63页。

环境侵权篇3

我国长期以来的司法实践证明,这种将同属于第二类环境问题的环境污染和自然环境破坏截然割裂开,分别采取特殊侵权行为责任与一般侵权行为责任进行处理的做法,不仅违背了环境侵权行为的本质特征,欠缺科学性,而且还不利于充分发挥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功能以实现救济受害人的目的。近年来,当我们翘首以待《侵权责任法》能科学构建我国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时,2009年12月26日通过并于2010年7月1日施行的《侵权责任法》第八章“环境污染责任”的规定却令人失望!特别是《侵权责任法》第65条依然沿袭《民法通则》第124条的规定,继续无视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特殊性,固守传统“二分法”的做法,其实质是原地踏步,毫无进展。本文试图通过对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典型案件的分析,反思我国现行立法在构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方面的严重不足,探寻我国司法实践适用现行立法所存在的问题,以期对我国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的完善尽绵薄之力。

一、法官断案:是固守现行立法,还是造法创新?

2007年4月9日,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重庆市梁平县七星镇仁安村村民委员会、吴高斌、杨正平等与刘国权、汤昌华等环境侵权纠纷案”作出了终审判决。该判决虽然及时解决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民事纠纷,使本案受害人也在经历了一审、二审的维权历程之后,获得了民事救济,[3]但是,该案的判决理由却不得不令我们进一步反思。

(一)基本案情

本案是一起因煤矿开采引起的水资源破坏纠纷案件。重庆市梁平县人民法院作为一审法院受理了原告重庆市梁平县七星镇仁安村4组村民以梁平县七星镇仁安村村民委员会、高斌煤矿业主吴高斌、高平煤矿业主杨正平等作为被告的民事诉讼。在一审诉讼中,原告认为原告所在地所发生的地表水与地下水的水位下降、当地水资源流失严重等现象,是由于被告开设煤矿矿井后的采煤行为所致,因而向人民法院提出了要求被告赔偿损失、停止侵害、排除妨害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受理本案后,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调查,在对原被告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未果的情况下,作出了“由四被告连带赔偿原告每人3000元,限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付清;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760元,其他诉讼费25350元,共计42110元”,由四被告承担的一审判决。[4]一审判决后,一审被告人均不服(2006)梁平县人民法院民重字第3号民事判决,向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诉人以损害行为不存在、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诉讼程序违法等为上诉理由,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审法院”)受理了此案,并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在二审诉讼中,二审法院进行了实地调查,并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调解,但终因双方争执较大而未能达成调解协议。因此,二审法院最终于2007年4月9日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判决。[5]

(二)法官造法:创新性地运用了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理论

本案一审与二审法院创新性地运用了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理论,科学地对原告与被告的举证责任进行分配,充分发挥了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功能,迅速救济了受害人。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本案一审与二审判决突破了我国现行立法仅将“污染环境致人损害”的案件作为特殊侵权案件的缺陷,将法学界成熟的环境侵权理论成果运用到具体的案件审理过程之中,堪称积极学习法学新理论、灵活将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现结合、积极救济受害人的司法实践典范。

1.明确案件性质是环境侵权

在审理过程中,本案一审、二审法院首先明确了案件的性质,并以此作为前提对原、被告的举证责任进行科学分配。具体而言,在一审审理中,原审法院即重庆市梁平县人民法院在判决中首先对本案性质进行了判断,认为“本案原告主张被告采煤后,煤炭矿层遭到破坏,原告赖以生存的地表、地下水位下降,水资源流失,导致原告的生产生活受到了严重损害,属于因水资源受到破坏而引起的诉讼”,在此基础上,认为“水资源破坏属于环境侵权,适用举证责任倒置”,为原被告双方举证责任分配奠定了理论基础。一审法院最后以“要求被告举证证明其开采行为与水资源受到破坏无关,但被告未举证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为由而判决被告败诉。在二审审理中,二审法院继续坚持一审法院关于本案性质是环境侵权纠纷案件的判断,在阐明环境侵权属于特殊侵权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以及在因果关系方面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等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定上诉人构成环境侵权,应该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2.突破现行立法存在的缺陷,创新造法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24条关于“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环境保护法》第41条关于“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的规定,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意见》第74条的规定,以及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三)的规定等,只有“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行为,才被作为特殊侵权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且在举证责任分配上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即“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而对于破坏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情形,只能按照一般侵权行为处理,且在举证责任方面也只能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进行举证。显然,这样对遭受因具有复杂性、渐进性、潜伏性和广泛性等特征的环境侵权行为侵害的受害人而言,是很难获得救济的。

为 了有效救济受害人,对于并非属于“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行为,本案一审及二审法院均突破了其审理案件时现行立法的缺陷,创新性地运用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理论这一法学研究成果,[6]将环境侵权扩展至“水资源破坏”的情形,认为“水资源破坏属于环境侵权”,并进一步阐明“环境侵权属于特殊侵权行为,因此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因环境侵权具有复杂性、渐进性和多因性,且损害具有潜伏性和广泛性,故法律规定应由被告对损害事实与损害后果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川由于被告未能举证证明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此,法院认为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即“被告的采矿行为已构成环境侵权,应共同承担损害赔偿责任”。[7]本案一审、二审法院通过活学活用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理论研究成果,最终实现了积极救济受害人,充分发挥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功能的效果。

二、立法现状:《侵权责任法》第65条的缺陷

如前所述,2009年12月26日通过并于2001年7月1日施行的《侵权责任法》的第八章的规定依然沿袭了此前的立法规定,固守“环境污染责任”的传统规定,在第65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并在第66条中规定只有在“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的情形下,“污染者”才“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可见,《侵权责任法》第65条的规定是对《民法通则》第124条的沿袭,虽然该条删除了《民法通则》第124条中有关“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但由于针对“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所引起的司法实践的困惑,国家环境保护局(现国家环境保护部)早在1991年已通过《关于确定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复函》[1991年10月10日((91)环法函字第104号]进行了解决;[8]而((侵权责任法》第“条的规定,也只是对2001年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三)的规定的照抄,因此,《侵权责任法》第65,66条的规定实际上是原地踏步,并没有克服我国现行立法中所存在的关于环境侵权民事责任规定的缺陷。

第一,《侵权责任法》第65条的规定欠缺科学性。我们知道,因人为活动或自然原因使环境条件发生不利于人类的变化,以致于影响人类的生产或生活,给人类带来灾害的现象被称为环境问题,其通常可分为第一环境问题和第二环境问题。第一环境问题,是因自然界自身变化而引起的、人类不能预见或避免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现象,因此,对这类环境问题,人类只能通过采取预防措施,减少或避免其危害后果的发生。与此不同的是,第二环境问题,是因人类自身的人为活动所引起的地球局部或全球性的环境变化以及环境污染等现象。[9]这样,通过对人类活动进行调整,不仅能够避免、减少该类环境问题的发生,而且还能对已产生的有关环境问题进行抑制、治理,从而使已被污染、破坏的环境得以再生。从民事侵权法的角度而言,环境侵权行为,正是引起第二环境问题,并致使他人生命、身体健康、财产乃至环境权益遭受侵害的行为。

在环境法上,根据环境问题引起危害后果的不同,第二环境问题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环境污染和自然环境破坏。[10]尽管如此,由于环境污染和自然环境破坏都是人类不合理开发利用环境的结果,二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并具有复合效应。即严重的环境污染可以导致生物死亡从而破坏生态平衡,使自然环境受到破坏;而自然环境的破坏则降低了环境的自净能力,加剧了污染的程度。[11]同样,因污染环境的侵权行为所引起的侵害生命、健康、财产等损害后果,与因破坏环境的侵权行为所引起的后果也并无显着差别,都会在引起环境恶化的同时,造成他人生命、健康、财产等损害。因此,在研究第二环境问题,探索解决第二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时,应该遵循该二者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以及复合效应等特征,而不能将环境污染和自然环境破坏二者截然割裂开来。因此,从本质上而言,环境侵权行为,不仅包括诸如因工业生产活动等引起的大气污染、水质污浊、土壤污染、噪音、振动、恶臭等污染环境的侵权行为类型;而且,还包括因不合理的开发利用资源或进行大型工程建设等活动,引起的诸如破坏森林资源、土地资源,引起水土流失、土壤沙漠化、盐碱化等其他类似的破坏环境的侵权行为类型。

我国《侵权责任法》继续沿袭《民法通则》第124条的规定,在《侵权责任法》第65,66条明确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此即采取狭义说构建污染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显然是欠缺科学性的。一是割裂了环境污染与环境破坏二者之间的必然联系。将环境侵权行为以及环境侵权民事责任,仅仅理解为污染环境的侵权行为及其责任,在实质上是割裂了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二者之间的必然联系,人为地将第二环境问题截然分开,这种做法不利于探索解决第二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二是破坏了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的整体性。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是关于公民或法人因污染或破坏环境,造成受害人人身、财产乃至环境权益等损害所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涉及环境侵权行为、环境侵权行为构成要件、归责原则、举证责任分配、责任承担方式等基本规定,它们共同构成一个理论整体。但是,由于《侵权责任法》第65,66条依然固守我国一贯的立法规定,将“污染环境的侵权民事责任”纳人特殊侵权民事责任类型,采取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因果关系推定、举证责任倒置等特殊途径追究侵权行为人的民事责任;而将“破坏环境的侵权民事责任”归于一般侵权民事责任,按照一般侵权民事责任制度追究侵权行为人民事责任。这种将同一类型的环境侵权行为分别划归不同责任制度的结果是破坏了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的整体性,更不利于救济受害人。

第二,((侵权责任法》第65条的规定没有顺应社会发展需要。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环境问题日趋成为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在科学技术不断更新的今天,引起社会环境恶化、造成他人损害的环境侵权行为,已不仅仅是1986年制定《民法通则》之时的污染环境的侵权行为,而且还应包括破坏生态环境资源和人文环境资源的破坏环境的侵权行为。如果人为地割裂具有间接性、持续性、潜伏性、环境侵权行为主体具有不平等性、不可互换性和不特定性、损害后果的广泛性与伴随性等共同特征的环境侵权行为,只对“污染环境”的情形作为特殊侵权行为处理,而对同一性质的“破坏环境”的情形作为一般侵权行为处理,实际上是无视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轻视环境侵权民事责任救济受害人的功能。

从国外立法实践来看,尽管英、美、德、日等代表性国家对于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内涵,在其范围理解上也存在并不完全一致的现象,采取的救济受害人的法律措施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总体而言,这些国家的法律规范并未采取将环境侵权民事责任仅仅限定于环境污染责任的狭窄范围之内的立场。恰恰相反,从有关立法规定来看,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范围还包括了诸如振动、地面下沉、压力、病源菌、动植物、日照和通风妨害、风害和光害、眺望和景观破坏、填海破坏海岸、文化遗产和舒适生活环境破坏、放射线危害等环境破坏现象所致他人损害的民事责任。如德国《环境责任法))第3条即明确规定:“一项损害系因材料、振动、噪声、压力、射线、气体、蒸汽、热量或者其他现象而引起的,以这些现象是在土地上、空气或者水中传播为限,此项损害系因环境侵害而产生。”可见,德国法上环境公害问题的范围极为广泛,包括因材料、振动、噪声、压力、射线、气体、蒸汽、热量或者其他现象而引起的损害,而并没有仅限于因材料、噪声、射线、气体、蒸汽、热量等现象而引起的污染环境的侵权责任之狭窄范围之内。除此之外,德国法还规定了因振动、压力或者其他现象而引起的环境侵害的责任。在日本法上,将这种伴随社会的不平衡发展而对生活环境的破坏所造成的侵害生命、身体、财产权等的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噪声、振动、地面下沉和恶臭现象,称为“公害”。[12]除此之外,日本判例也承认了日照和通风妨害、风害和光害、眺望和景观破坏、自然保护破坏、填海破坏海岸、文化遗产和舒适生活环境破坏、放射线危害以及其他环境破坏等环境破坏现象为公害。[13]虽然日本在《大气污染防止法》、《水质污染防止法》中规定,仅在因大 气污染、水质污染而造成生命、身体健康被害的情况下才适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但是,日本四大公害诉讼判决理论极大地修正、丰富了传统民法过失论,形成了以调查研究义务为前提的高度预见义务和结果回避义务相结合的公害过失论,对被告企业课以较为严格的义务,有利于救济受害人。[14]

与国外立法与实践相比,我国《侵权责任法》无视环境侵权行为的本质特征,在第65条继续沿用《民法通则》的规定,既不利于救济受害人,也不利于从整体上预防、抑制环境侵权行为,实现保护环境之目的。可以说,《侵权责任法》第65条的规定是一种无视社会发展需要且原地踏步的做法,它人为地给充分发挥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功能设置了障碍。

第三,《侵权责任法》第65条的规定,将继续增加救济受害人的难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因公民或法人污染或破坏环境,造成受害人人身、财产乃至环境权益等损害的环境侵权行为屡屡发生。而对于这样的环境侵权行为,因为我国现行立法,特别是《民法通则》第124条规定的缺陷导致受害人无法获得救济的不公正判决,更是频繁出现。近年来在我国发生的这类典型案例如“种植行道树诱发梨树生病损害赔偿案”,[15]“浙江省平湖师范农场特种养殖场诉嘉兴市步云染化厂、嘉兴市金禾化工有限公司、嘉兴市步云富欣化工厂、嘉兴市向阳化工厂、嘉兴市高联丝绸印染厂水污染损害赔偿纠纷案”[16]等。在这些案件中,受害人之所以无法获得公正救济,其主要原因就是我国现行立法存在缺陷。如“种植行道树诱发梨树生病损害赔偿案”的一审、二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主要理由是,“桧柏只是梨锈病的发生条件之一,仅有桧柏的存在并不必然导致梨锈病的发生”。法院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24条规定,将该案作为一般侵权民事责任纠纷,依据《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定,由原告承担“行道树桧柏的栽种与梨农梨树催患梨锈病之间具有必然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由于梨农无法提供“必然因果关系”的证据,因此惨遭败诉而含泪承担损害结果。同样,在“浙江省平湖师范农场特种养殖场诉嘉兴市步云染化厂、嘉兴市金禾化工有限公司、嘉兴市步云富欣化工厂、嘉兴市向阳化工厂、嘉兴市高联丝绸印染厂水污染损害赔偿纠纷案”中,一审法院于1997年7月27日判决原告败诉的主要理由也是“原告提出蟒鲜死亡是由于五被告的水污染造成,但未能提供直接有力证据予以证实,故无法确定原告损害事实与被告污染环境行为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17];此后1998年的二审、2001年的浙江省高院的再审均固守一审判决理由而致使原告败诉。[18]直到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基于“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判定本案的举证责任应由5家企业承担。位于上游的5家企业污染了水源,同时段,下游约6公里的养殖场发生了饲养物大批非正常死亡的后果,5家企业又没有足够的证据否定其污染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应当向养殖场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这才纠正了此前的错误判决。[19]遗憾的是,原告的胜诉是在他14年艰辛维权之后才到来的!

由于《侵权责任法》第65,66条只是重申了《民法通则》第12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三)中关于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举证责任倒置等规定,并继续保持将破坏环境的侵权行为作为一般侵权行为处理,这种立法实际上是原地踏步的做法,并未真正将救济环境侵权受害人作为其目的,因此,在今后的司法实践中,此类环境侵权纠纷中的受害人依然会处于难以获得救济的困境。

三、一种担忧:是严格执法,还是鼓励法官造法?

如上所述,我国现行立法在构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方面的上述缺陷,虽然已导致了我国司法实践中适用法律的错误与混乱现象的出现,但这些问题并未引起我国《侵权责任法》立法者的足够重视。反映在《侵权责任法》的立法上,第65条沿袭《民法通则》第124条规定,继续在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方面采取“二分法”的狭义理解,这种立法既无益于完善我国的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当然也无益于救济受害人。

环境侵权篇4

论文关键词 环境 侵权 现实问题

环境问题关系到我们这一代,乃至下一代的可持续发展。然而,现实对环境法的迫切要求与环境理论制度研究之间的矛盾,环境污染治理模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环境处理机制与环境责任承担之间的矛盾等,都影响着我国环境法制度的建设与发展。所以,和谐处理好环境侵权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对当前环境法律制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环境侵权的阐释

环境侵权作为一种特殊侵权行为,《民法通则》第124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环境污染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环境污染造成他人损害适用侵权行为中的无过错责任原则。其构成要件包括:首先,存在污染环境的行为;其次,存在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事实;再者,污染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环境侵权行为从一开始就注定不可避免地而不是潜在地给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介于环境侵权的特殊性,受害者由于各种技术条件的限制,往往难以证明因果关系的存在,因而采用因果关系的推定原则,即只要证明企业已经违法排放了污染物质,受害者的人身或财产正在遭受损害,即推定污染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作为环境污染侵权者,不是一味的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只要证明污染损害事实是由于受害者自己过错造成或是第三人的过错造成或是由于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引起的,即可以免责。

综上,我们不难从中看出,作为环境污染的实施者,只要举证具有上述三个免责事由,即可免责,不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从法律上分析,似乎是合情合理保护受害者的利益,使受害者与环境污染实施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划上等号。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正是由于这种环境侵权行为的特殊性,却出现受害者在法律面前仍是一种“不平等”的对待。

二、环境侵权的现实问题

正如上文所述,环境侵权的实施者承担无过错责任原则。其原因在于实施者的侵权行为本身能够创造社会财富,追究其过错几乎是不可能的;另外,实施者从所收益中拿出一部分来赔偿损失,也是符合公正正义原则的。当然,对于侵权者只要其从事的污染行为,都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侵权者不能以没有达到排放标准来免责。

从法律的层面来看,立法者的目的无疑是为了保护受害者的权益,保障公共利益和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然而,法律的实践过程中,受害者的损失总是难以得到弥补。因为,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对环境侵权问题进行分析,力求寻找最佳的解决途径。

(一)环境侵权构成要件上的缺陷

法学界公认的环境侵权的三要素说,即侵权行为、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环境污染实施者承担的是一种无过错责任。何谓因果关系?是指行为与结果之间是一种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民法上介于对环境侵权的特殊性,采用推定因果关系规则,即在环境污染的侵权责任中,只要证明企业已经排放了可能危及人身健康或造成财产损害的物质,就可以推定这种危害是由该污染行为所致。

因果关系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所谓的推定规则,不是指传统民事责任上的那种严密的、直接的、必然的联系,而是放宽了因果关系的推定。从一定程度上看,侵权者在环境破坏面前更加的被动,然而,对于因果关系持否定态度者认为只要能证明这种因果关系是由于受害者自身或第三者造成的就可以免责。因此,受害者与侵权者在平等的民事法律保护下,不平等的关系屡见不鲜,因果关系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侵权者借助强大的财团后盾,互相勾结,导致执法者对污染事故的调查偏向于利益集团一方,否定因果关系的存在,然而实际中,这种潜在的因果关系正在侵害着受害者,在现实性与必然性不是特别明显的情况下,侵权者为谋取利益继续生产加工,排放废水废物,而受害者有冤却不能伸,往往因证据不足而被法院驳回诉讼请求。长此以往,更加放肆侵权者的侵权行为,受害者的损害不断加深。

(二)处理机制的缺位

一般认为,有权必有责,有责必要承担。生产者运用手中的权利,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大势进行生产加工。结果钱也赚到了,污染也出现了,责任也产生了。他们不会去计较太多罚多罚少的问题。腰包鼓了,气势足了,赔多赔少也不稀罕。“先污染,后治理”的思想,不仅深深地扎根于污染实施者,而且执法者也是这样执行的。在处理污染事件上,相关行政部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许可批准建厂开工。为了追逐地方gdp,结果指标升了,财政富了,企业发了,领导升迁了,地方的老百姓却遭殃了。生活用水污染了,空气质量下降了,天不再是那么湛蓝了,水不再是那么的清澈了。所有的这一切,都要等到真的出了事,才采取措施。可是,工厂一停工,老百姓下岗了,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少了,领导的乌纱帽也随时会被撤掉。如果当初就采取措施,严格规定排放标准、安全生产标准,开发新技术新能源,那么问题就变的简单多了。就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一切从头抓起,教它学会节能环保,增强环保意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人与自然将会更加和谐。

(三)环境侵权诉讼方式的单一性

环境侵权中,发生侵权案件的双方必须是要与其具有切身利害关系的才能产生环境侵权的法律关系。所谓的利害关系,是指案件的处理结果对其产生实质的影响。然而,环境资源具有公共性、不可替性,环境侵权往往造成一定区域或是一个生态系统内不特定的多数人的危害,严重的还会对子孙后代产生影响。法律上,具有利害关系的双方可以提前诉讼,利害关系一确定,即具有特定性。但与环境的公共性却相违背,缺少一种公益诉讼,对不特定多数人的,只要认为对它的环境或人身造成了损害就可以提前诉讼。同时,环境法上的举证责任倒置,是指环境污染者只要为它所指出的免责事由提供证据即可免责,然而受害者还要对自己的损害承担举证责任。一个本处于弱势地位的受害者,如何才能证明加害者所排放的污染物确属污染质,更无法证明因果关系的存在,甚至在很多情况下对加害者是哪一个都无法确认。此时,如果法律上仍强调受害者的举证责任,无疑是变相的剥夺受害者的胜诉权。

三、环境侵权问题的解决

(一)完善环境侵权的诉讼制度

在传统的环境侵权案件中,都把它归结为行政或民事诉讼。然而,环境侵权的公益性所体现出复杂的社会关系,远远超越了民法和行政法的理论制度,具有全新的理念和制度。同时,在公私法的互相交融下,司法救济也必须与时俱进。因此,司法救济上有必要对环境诉讼进行专门化管理,建立专门的环境诉讼机制,才能对公民的环境权起到有效的保障。在环境诉讼过程中,不仅要在保护个人利益的同时,关注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此外,增加环境保护的公益诉讼,使得环境加害者有所压力,不敢得意忘形,切实遵循法律法规的规定,认真守法。

(二)提高执法人员素质

近年来,新闻媒体不断报道某些地方乱执法的事件,依仗权势,进行权钱交易,黑色交易,事件屡屡发生。受害者拿着诉状却迟迟得不到执行,明知违法却置之不理,还有甚者对受害者拳打脚踢。有的地方实在雷人,执法者和加害者串通一气,滥用权力,。受害者取证难,加害者举证易的怪现象,使得受害者在法律面前束手无策。因此,有必要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保障执法、司法的公正公平。一方面加大从业人员业务素质的培养与技能培训;另一方面引进专业人士,从有专业知识技能的人员中,选拔优秀者进入执法队伍,充实执法力量,形成合理的人才结构,保障执法公正,实现法律正义。

环境侵权篇5

环境损害的后果有可能在若干年后才会显现,相对于环境的恶化及污染物对人体致害的长期性,根据现有法律所得到的损害赔偿是微不足道的。法律追究环境污染者的责任时,不能仅仅考虑受害者个人的损失和对侵权者的惩罚,还须兼顾该侵权行为对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既包括被害人未来的利益,也包括对未来社会产生的影响。因此,在今后的相关立法中,应比照《侵权责任法》第47条引入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惩罚性损害赔偿,是指在判定赔偿数额时不以实际物质损失为限,这种惩罚能对被告产生实际的威慑力,更能体现法律对企业外部不经济性的治理。但惩罚性损害赔偿也应有一定的限度,毕竟惩罚性损害赔偿是一种救济措施,必须综合考虑侵权人的财产状况及受害人的损害程度,不能为了救济而放弃企业的经济利益,应坚决反对一罚到底的绝对化观点。

如果不法行为人没有造成损失,一般表明该行为的危害性比较小,这种情况下让行为人承担惩罚性赔偿是缺乏法律依据的。环境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现代环境侵权案件中,受害人通常处于弱势地位。环境的破坏常常与高新技术紧密相关,普通民众难以了解这些技术的内部构成,要求受害人举证侵权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的联系具有一定的困难。国外在处理类似情况时,采取推定方式:首先,在立法中确定,针对环境侵权案件可采用因果关系推定;其次,因果关系推定的前提是必须存在基础事实,但根据推定原则,受害人只要能证明基础事实即侵权人排污和受到损害,此时没有否定性证据,即可认定侵权行为与后果之间的因果联系。

当地政府有时会从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对企业的环境侵害问题采取消极管理的态度,为避免地方政府包庇企业的情况发生,应采取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与法院相结合的管理方式。增加环境险别,明确规定企业注册公司进行生产时,应缴纳环境强制责任险金。不应采用任意责任保险制度,任意责任保险必然会导致污染风险高的企业积极投保,而污染风险相对较低的企业不愿意投保,保险公司只能面对高风险的投保企业,理赔率会大大增加,不利于保险行业的稳定。另外,因环境责任引起的赔偿数额较大,环境责任保险金应至少有两个来源,一部分由企业自行缴纳,一部分依靠政府财政拨款。具体而言,可从税收、排污费或者环境罚没款中提取一部分资金组成补偿性基金。在赔偿方式上,确立保险责任限额赔偿、全额赔偿和柔性赔偿。污染事故一旦发生,对受害人的生命健康、财产以及精神造成的损害不可逆转,这种损害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可能扩大。若强制要求保险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可能使保险人陷入债务危机的困境,对整个保险行业以及保险制度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为此,立法者应考虑适当降低保险公司的风险,即规定限额赔偿。在重特大环境问题发生时,还可考虑被保险人和保险人共同承担赔偿金,这样既可防止企业在造成环境责任后逃避责任,也对企业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但当保险人的赔偿金不足以补偿受害人的损失时,受害人可通过侵权责任法请求全额赔偿。全额赔偿虽然有可能对被保险人的经营带来一定的风险,却可以督促被保险人在日常经营活动中提高自身环保水平、改善环境保护措施、落实环境保护政策,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全额赔偿责任有利于维护地区的整体环境水平,实现企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企业承担全额赔偿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并不现实,有些企业根本无力一次性承担巨大的赔偿金额,因此执行难的问题也就时有发生。应结合企业自身发展情况,采用柔性赔偿方式,在保证企业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分批次、分阶段承担赔偿责任,这样既使受害人及时得到赔偿,又能保证企业的健康发展,同时也避免了环境侵权的执行难问题。

作者:胡辰 单位:兰州大学法学院

环境侵权篇6

【关键词】著作权 合理使用 网络立法

一 网络著作权的含义与特征

1.网络著作权的含义

网络著作权,是指著作权人对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在网络环境下所享有的著作权权利。我国2001年《著作权法》修改后增加了“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限的或者无限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或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从而在立法上明确了这一权利。

2.网络著作权的特征

网络著作权除具有传统著作权的特点外,还具有一些独特特征:

(1)法定性。法律对于相关著作权的确定晚于相关的司法实践,在法律确认网络著作权的地位之前,司法实践不得不援引大量的以往的著作权理论。

(2)地域性。著作权的地域性是指著作权在依某国法律获得保护的那个国家地域内有效。网络上作品的传播不受地域的限制,利用版权的地域性对抗“平行进口”等做法受到挑战,著作权的地域性受到动摇。

(3)专有性。著作权的专有性是指他人未经权利人同意或者法律许可,不得使用和享有该项著作权。由于著作权不排斥他人创作类似或者雷同的作品,所以相对于专利和商标而言,著作权的专有性相对弱,但是这不等于著作权没有专有性。

(4)传统的作品都有自己的表现形式,不管结果如何,总的说,网络著作权的表现形式颠覆了传统的区分著作权类型的意义。

二 网络著作权侵权的类型和构成要件

1.网络著作权侵权行为的类型

(1)将网上作品擅自下载并发表在传统媒体上。这种行为具体指未经网络作品权利人许可将网络作品下载并于传统媒体上传播的行为。

(2)未经作者许可,擅自将传统媒体上发表的作品在网站上传播。即未经原文学艺术等非数字化作品的版权人许可,将其作品数字化登载于网络上向一切网络用户公开的行为。将该种行为确定为侵权行为,是因为将原来非数字化的文学艺术作品数字化,无论其采用何种手段数字化都不是创作,不具有独创性。

(3)链接行为。当今网站经营者往往利用链接技术将网站间信息相互链接以实现信息资源共享的目的。链接技术并不违法,也不构成侵权。但是这不等同于法律没有规定链接是一种侵权行为。

(4)网页作品的著作权侵权。网页设计的好坏对于各大商业网站来说至关重要,一个制作精良的网页会迅速提升网站的访问率,进而提升网站的知名度,带来更多的广告收益。

2.网络侵权行为的认定

侵权行为的认定标准即通常所说的构成要件指构成具体侵权行为的各种作为必要条件的因素。网络著作权侵权的构成要件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须有侵犯网络著作权的不法行为。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的第45条和第46条对各种不同的侵犯著作权的使用行为进行了详尽的规定。

(2)损害事实是侵权责任的必备构成条件。从网络著作权侵权方面看,损害事实是构成侵权的必备要件。

知识产权的作用体现在被使用上,如果使用人越多,知识产权所体现的价值就越大。因此,衡量权利人是否遭受到了损害,应当结合作品上载到网络前后作者收到的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来考虑。

(3)须有主观的过错责任。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五、六条的规定具体阐述了网络服务者法律责任,由此可知,网络提供者是否承担责任以“明知”这种主观意识状态为前提,其在“不知”或“应当不知”的情况下,即使造成了侵权后果也无需承担责任。我们因此可推断其适用《民法通则》中一般归责原则,即过错原则。

(4)不法行为和损害事实有联系。在涉及网络著作权侵权行为和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中,往往存在直接和间接原因之分。因此网主及用户将作品在网络上传播是导致版权被侵害的直接原因,此时网主和用户构成对版权的直接侵害。

三 网络著作权的行使

1.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合理使用

合理使用,实际上是著作权人和社会公众就其各自利益相互妥协的产物,是著作权人部分经济权利的让与,是著作权人不得不做出的,是著作权法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合理使用制度的变迁史启迪我们,著作权的限制与反限制制度应该可以成为我们认识和理解著作权法的基础理论的一条基本线索,而著作权人、传播者和大众之间的利益平衡则是这条基本线索的灵魂。网络环境下著作权法也应遵循这条基本的线索,与时俱进,为建立和谐网络发挥其指导性的作用,促进我国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

2.网络环境下著作权合理使用的利益平衡分析

利益平衡一向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核心原则,而利益的平衡是需要法律保障的。我国目前对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法律保护主要有四个渊源。这些法律渊源在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保护上过去和现在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虽然这个法律体系表面上相对完善,但一些具体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审理时在适用法律上仍然有时捉襟见肘。实际生活中,还有无数被侵权人根本就无法发现或者即使发现了也无可奈何依托网络新技术的网络著作权侵权行为都在重复进行着。究其原因,网络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是一个重要方面,但现有法律规范在体例、内容等方面的不足,以及网络道德建设的匮乏也是重要的因素。

四 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保护的思考

1.网络立法

从社会共同进步,缩小国家间、地区间的贫富差距、创造一个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其潜能的环境来看,知识共享是应该提倡的。所以应该本着兼顾各方面权利的原则,找到符合社会公众利益的平衡点来立法。一方面保护网上的权利,另一方面使网络健康地发展。但这毕竟是一个相对长远的过程,应该说国内立法还是当前网络法律渊源的主流,只是在立法时除立足于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外,重视和加强对国际相关立法的借鉴和吸收,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则。

2.网络道德建设

网络社会整体道德规范失范是导致网络知识产权侵权不断的一个内在原因。现实社会与网络社会的差异,导致了目前网络社会中的道德失范,人们只是按照自己在现实社会中的人生体验来约束自己。这对建立在现实社会基础上的传统道德规范形成巨大的冲突,使其约束力明显下降。当然,我们在提出自己的网络道德规范研究时,也应注意到国际互联网是一个新事物,它正在建设过程中,网络道德是一个新事物,它的建设也是一个过程。我们应当遵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指导方针,去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提出适合我国文化传统的,能被广大网民普遍接受的网络道德规范,从而建立有序的网络秩序。

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体日益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传播方式,但由于互联网发展的速度太快,使得在网络上出现了许多灰色地带,“网络环境下如何保护著作权也是其中之一”。目前,国际社会对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保护主要通过法律和技术手段,但除了法律和技术手段外,网络道德的建设也同样重要。实践中,应以网络立法为主,道德制约作为必要的补充。

参考文献

[1]钟瑞栋.版权穷竭制度研究.中国民商法律网

[2]南振兴.知识产权学术前沿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7

[3]林榕航.知识管理原理[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

环境侵权篇7

一、前言

1999年,王蒙等六位作家状告“北京在线”网站侵犯其著作权案,北京瑞德公司诉东方信息公司网上主页著作权纠纷,新浪诉搜狐抄袭与剽窃案,2002年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诉广州网易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北京移动通讯有限责任公司侵犯《血染的风采》著作权案,韩国Final Data有限公司诉新浪公司通过信息网终传播其享有著作权的计算机软件Final Data1.0案等,形形的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纠纷给传统的著作权保护制度提出了诸多新的课题。

我们知道,著作权作为知识产权的一种,具有“专有性”和“地域性”等特点,而网络文化的精神就是自由与开放,两者无疑是冲突的。那么,如何才能使知识产权制度在网络环境下实现他的社会功能,即在保障知识产权权利人合法权利和商业回报的前提下,社会公众能最广泛地使用人类的智力成果,实现最大可能的资源财富,而不是无尽的权利纠纷呢?

对此,国际上通说的观念为利益平衡原则。利益平衡一向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核心原则。人类创设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制度,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鼓励人们进行创造性的智力劳动,大力开发并向社会提供智力成果,丰富社会资源,因此,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制度明确赋予了智力成果的创造者在一定时间和一定限度内对其所创造的智力成果的垄断权。另一方面,为了全社会的共同利益和全面进步,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制度还规定了智力成果应该得到尽可能广泛的传播和使用,如:为此创设了合理使用、法定许可等制度,这也正是强调智力成果的社会共享性的需要。正如WTO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中指出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应在于促进技术的革新、技术的转让和技术的传播,以有利于社会及经济福利的方式去促进技术知识的生产者与使用者互利,并促进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因此,知识产权制度设计中应该在考虑如何有效地保护权利人合法权利的同时,有效的兼顾社会的公众利益,即:有效地控制知识产权权利人对自己权利的滥用,此制度又称之为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制度。

利益的平衡是需要法律保障的。我国目前对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法律保护主要有四个渊源。一是WTO规则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二是2001年10月27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正后的《著作权法》第十条之(十二)明确规定了信息网络传播权等。三是国务院2002年1月1日施行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四是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22日通过的《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2002年10月15日施行的《关于审理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这些法律渊源在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保护上过去和现在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虽然这个法律体系表面上相对完善,但一些具体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审理时在适用法律上仍然有时捉襟见肘。而且已经被披露并被媒体广泛关注的网络侵权案件,其被告主体都是较具规模的组织实体。实际生活中,还有无数被侵权人根本就无法发现或者即使发现了也无可奈何的依托网络新技术的网络著作权侵权行为都在重复进行着。如笔者就曾使用在某不知名网站上免费下载的最新版本Real Play观看好莱坞同步大片。所以,已经披露的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实为网络侵权冰山之一角。究其原因,网络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是一个重要方面,但现有法律规范在体例、内容等方面的不足,以及网络道德建设的匮乏也是重要的因素。

二、问题

1、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网络侵权案中,其直接侵权主体往往是大量的个人用户。而通常由于网络用户,留下的通讯地址、电子邮件地址,甚至姓名、单位,均属虚构,即使真实,也不一定就是侵权人,因为上网需要帐号,而帐号是可以互借共用的,并且他人也可能盗窃上网帐号从事非法的侵权活动②。可以说网络用户的匿名性和不确定性(通过电话的拨号上网者,其IP地址实际上是经常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导致了网上的实际版权侵权者通常很难被发现③。因为依据诉讼法理论,只有存在足够的侵权证据,才能够认定侵权者的法律责任。而与网络用户相对应,网络公司这类的网络服务提供商,由于行业的特性,其IP地址是不可能随时变化的。于是,被侵权的版权人、版权管理组织纷纷将矛盾指向了网络服务提供商,追究其为他人提供侵权便利的责任,因为网络服务提供商是通过为用户提供网络服务而获利者。

关于提供内容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ICP(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被法律责任及相关问题,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22日《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8条已经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本文不再赘述。但该司法解释关于一般网络服务提供者ISP(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的规定却较为笼统,仅在第4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通过网络参与他人侵犯著作权行为,或者通过网络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犯著作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法通则第130条的规定(笔者注:共同侵权)追究其与其他行为人或者直接实施侵权行为人的共同侵权责任。

实践中,根据从事服务的性质不同,一般网络服务提供者至少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是提供连线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如联通、电信公司对互联网的连线接入服务等。其次是为互联网用户提供在线信息等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如电子公告栏、聊天室、电子邮件等。第三是提供中介和信息载体及其相关的网络内容服务者。三者的服务范围和方式不同,因而各自的责任也应分别予以明确。首先,仅仅提供连线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由于其对网络信息不具备编辑控制能力,对网络信息的合法性没有监控义务,只是实现用户进入互联网的可能,对他人在网络上实施的侵权行为没有主观过错,所以不应承担过错法律责任。而在线服务的提供者,主要通过提供服务器的方式为网民服务,如联众(Our Game)等。其本身对网民上线到服务器的内容或者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也并不控制或管理传输的信息,因此,对于通过其服务器实施的侵权行为,在线服务的提供者只在明知的情况下才承担责任,如在权利人发生了有效的侵权通知、裁判裁定以使服务者知悉的版权声明时,仍然为侵权行为人提供继续使用其服务器的便利。也即服务商故意使自己处于侵权者的工具或帮凶地位,并从中获取直接的经济利益时才应与侵权行为人承担共同侵权责任。如在BBS上随意转发他人原创的帖子,权利人向服务商表明后,服务商因为利益需要(提高点击率)而允许侵权人利用其服务器继续侵权行为的情况。至于其他主要发挥传播中介和信息载体作用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如提供软件下载服务的网络公司等,由于客户下载了软件后利用软件与干什么服务商无法控制,其只是作为被动的“传输管道”,不具备监督用户行为的能力,所以对用户侵犯著作权的行为不应承担责任。但服务商在主观上对侵权行为有足够的了解程度,或已达到了辅助侵权的水平者除外。如美国著名的Napster案,Napster公司开发了一个名为“Music Share”的软件,该软件利用P2P技术为用户提供MP3格式文件交换服务。任何人下载该软件后,即可登陆Napster公司网站并免费注册为其用户,用户之间在网站内可以相互交流MP3格式的文件,即上传和下载MP3文件时无须向对方用户或版权人等支付任何对价,实际资源免费共享。所以Napster公司尽管不是MP3侵权文件的提供者,但它自始至终都处在一种参与终端用户相互交流MP3文件的地位(具有在登陆其网站并在线时共享)构成协助侵权,最终被判令承担侵权责任④。同样性质的Grokster公司和Stream Cast公司案,由于两者未提供相应方便侵权的服务平台,不构成协助侵权,最终被判定不承担侵权责任⑤。综上所述,网络服务提供者三种类型中只有为用户提供服务器的服务商在明知侵权行为存在时的不作为才承担侵权责任,其他类型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一般不承担民事责任。当然,如有证据证明网络服务提供者主动参与他人侵犯著作权行为,或教唆、积极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除外。

2、网页著作权的保护。笔者在网上冲浪时有这样一个习惯,即除了几个熟悉的知名网站外,对于初次浏览的网站,决定是否继续冲浪的首要因素是他的网页设计能否给笔者带来视觉上的冲击。所以虽然网页在设计时有模式化限制的趋同性,但精心构思的网页总有设计者付出劳动凝聚的独特性。这有点类似中国古代的词牌,如念奴娇、如梦令等。虽然写作已被限制了格式和篇幅,但作者自有其在内容,意境上驰骋的广阔空间。同为卜算子,的“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和陆游的“零落成泥辗作尘,只有香如故”,便大有不同的境界。所以网页符合著作权法中关于作品的规定,应当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这里面涉及两个内容,一是网页中具有原创性的文字、图象、动漫、FLASH以及音乐内容,二是网页的整体版式。许多人可能对第一部分可以受到著作权保护无争议,但对整体版式的保护有不同看法。但笔者以为,一个网站网页的整体版式是最能给初次浏览者留下深刻印象的部分,它直接体现了网站设立者的独特风格,有时甚至可以寓意网站的运作理念。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网页整体模式本身即是一个作品,或者至少作为汇编作品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3、对超链接行为的侵权认定。当笔者在某一网站浏览尽兴后,想访问其他网站时,只要持鼠标轻点链接,浏览器显示页马上就会转换到想要访问的网站上,极大地方便了笔者对网络的使用。同样,一些门户网站(如SINA、SOHU等)提供的搜索引擎(属于ISP范畴)⑥,专门的搜索引擎网站如Google、奇摩等,在搜索结果指向所需信息网站的“路标”后,点击即可连接到所在网站的服务形式,也是一种链接行为。因此,一般而言链接的作用仅是连接用户(信宿)与作品(信源)的中介(信道),是一种信息定位工具,所以一般不存在侵犯著作权的风险。但在实践中存在一种超链接行为,即通过内链技术,或纵深链技术,使设链与被设施网站的页面内容结合,或不经过链接网站主页而直接利用其分页内容。这种超链接行为或者使用户难以辨别商品或服务的来源,或者是利用被链网站优良商誉,但无论如何都会涉嫌侵犯被链接者主页或分页作品的著作权,也因可能产生的误认,造成被链接者应有市场的不能拓展,损害其经济利益。所以,超链接行为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是一种典型的网络侵权行为,应纳入著作权保护的范围。

4、审理著作权纠纷案件在法律适用上的几个问题。国务院新颁布《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出台后,业界人士对其第24条第1项关于复制或者部分复制著作权人软件构成侵权的规定讨论很多,认为该规定将侵权延伸到最终用户,定位在“第三台阶”。这与我国经济科技社会文化的现实发展水平完全脱节,不利于我国的计算机网络的使用,不利于我国的信息化进程,不符合我国的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公众利益⑦。所以为2002年10月通过的《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颁布后其第21条“计算机软件用户未经许可或者超过许可范围商业使用计算机软件的依据著作权法第47条第1项、《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24条第1项的规定承担民事责任。”赢得了许多赞赏,这是顺应民意符合国情的重要举措,十分可喜⑧。对最高院司法解释关于商业使用范围的解释,笔者也是赞同的。因为笔者也经常从一些网站下载软件供个人使用,而从不知道该网站是否经过著作权的许可(有时笔者想知道也无能为力)。但毕竟国务院《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是现行生效的行政法规,而且2001年10月27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作为法律渊源也未在条文中对著作权人权利的限制规定一个“非商业目的的使用”的一般条款,所以在审理此类案件纠纷适用法律时总让人感觉有所遗憾。类似的问题还有侵犯著作权行为的管辖等。2002年10月13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因侵犯著作权行为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著作权法第46条、第47条所规定侵权行为的实施地、侵权复制品储藏地或者查封、扣押地,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而根据该解释第1条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仍然适用民事诉讼法第22条、第29条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很显然司法解释中的侵权复制品储藏地或者查封扣押地与民事诉讼法关于侵权行为地的规定相去甚远。比如扣押地就是司法或行政部门行使职权时凭主观意志确定的,与侵权行为地明显不同。另外,《著作权法》已于2001年10月27日修正,2000年11月22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却未及时跟进,如解释第9条诸款中关于“适用著作权法第45、46条第某项的规定”修正后的《著作权法》45条已根本不存在款与项。笔者以为,从技术角度分析,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显然更具有客观性和及时性,更符合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阶段。但如果司法解释与国务院行政法规等之间的冲突不及时调整的话,极易造成国民对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与人大立法、国务院行政法规之间的效力误解,对我国民主与法制化建设产生消极影响。

三、思考

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体日益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传播方式,但由于互联网发展的速度太快,使得在网络上出现了许多灰色地带。“网络环境下如何保护著作权也是其中之一”⑨。目前,国际社会对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保护主要通过法律和技术手段。但笔者认为,除了法律和技术手段外,网络道德的建设也同样重要。实践中,可以网络立法为主,技术保护和道德制约作为必要的补充。

1、网络立法

(1)国际网络立法现状。当技术发展到网络时代,运行了几百年的版权制度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由于TRIPS协议并未解决新技术带来的许多具体问题,1996年12月20日,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主持召开了“关于著作权及邻接权问题的外交会议”上通过两个被新闻界称之为“因特网条约”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IPO Copyright Treaty)》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条约(WIPO Performance and Phonograms Treaty)》。在此之后,美国、日本、欧盟等很多国家均通过修改国内法的形式,分别针对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及相关权保护作出了不同的立法选择,以顺应两个版权条约的要求,如美国1998年《数字千年版权法》(CDMA),法国《信息与通讯服务规范法》等。其中像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中关于ISP如果只是作为被动的传输管道,未主动传输、挑选编辑受指控侵权信息及暂存这些信息,未超限定时间的情况下,不因其系统传输或者机器自动复制而承担直接侵权责任的规定,以及协助侵权责任或者侵权责任的规定,和只要ISP遵循了预先确定的程序与规则,就可以以此条款抗辩侵权指控的“安全港”条款(Saft harbor)等,都对我国的网络立法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2)我国网络立法的方向与原则。众所周知,国际互联网建立的宗旨在于“全球资源共享”。不仅包括计算机软、硬件资源的共享,也包括计算机中数据资源的共享。而知识的使用价值又可以被无限制分享而无损毫发,因此,只有共享知识才能充分发挥知识潜在的价值。知识经济是以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以科学技术为主的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因此,从社会共同进步、缩小国家间、地区间的贫富差距、创造一个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其潜能的环境来看,知识共享是应该提倡的。知识共享极端化表现则为网络盗窃行为的泛滥、计算机“黑客”等等。相反,从知识的生产来看,知识生产需要创造性的发挥和投入。一些大的知识产品所耗费的劳动往往是惊人的,知识生产者有权利要求占有其知识产品的所有权,通过知识产品的销售,补偿其投入并赚取利润。从知识的传播来看,它需要大量的软硬件产品的支持,这些网络产品的生产也都需要大量的投资。投资必须得到必要的回报,而要得到回报就要通过限制知识作品在网络上的任意传播。所以应该本着兼顾各方面权利的原则,找到符合社会公众利益的平衡点来立法。一方面保护网上的权利,另一方面使网络健康地发展。保护和发展兼顾平衡其实是试图在作者、传播者、网络提供者和社会公众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点,既要保护权利人的利益,又要“限制权利人的权利”;既要讲网络用户的自由,又不能允许以信息共享为借口侵犯版权。在数字化、网络化的世界里。要作到一方面保护作者的权利,另一方面促进网络的发展,对个人和公众的利用必须做一些例外的规定。在版权法里,例外的规定分两类:一种叫合理使用,指“在特定条件下,法律允许他人自由使用享有著作权的作品,而不必征得权利人许可”⑩,即当作公有财富用。另一种叫非自愿许可,不经版权人的许可就使用,但是要付钱。这两种都是为了社会公众利益,让作者作出让步。作这种规定有三个指标,第一必须是特殊情况,是例外;第二不能使作品的正常利用受阻;第三不得不合理地侵犯作品的其他权利。在网络上,平衡作者和公众利益,著作权人和社会的利益时,不能没有这三个指标。值得强调的是,现在中国网络上的主要矛盾,不是作者的权利用的太滥,而是作者的权利在网上受到侵害太多,当前首先要解决的是提高对作者的保护,很多作者的意识还很薄弱。在平衡两者的关系时,不正视国情,就很可能做不到公正。

(3)充分认识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化问题。数字化信息利用互联网很容易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和使用,国家和地区的界限在网络中逐渐淡化,这对法学界长期认同的知识产权时间性、地域性特征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各国对信息产品的保护标准、保护水平差异很大。这种法律冲突会导致网上侵权行为、执法主体等的难以确定,同时势必会阻碍成果的传播和使用,挫伤网络信息资源开发者的积极性。由此可见,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最终要突破一国或几国立法的地域限制,保护标准也将逐渐趋于国际化的统一。但这毕竟是一个相对长远的过程,应该说国内立法还是当前网络法律渊源的主流,只是在立法时除立足于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外,重视和加强对国际相关立法的借鉴和吸收,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则。

(4)一部独立的网络法律,还可以改变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与现行法律和国务院行政法规等之间不相协调的地方,使人民法院在审理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时不再存在取舍的矛盾。

2、技术保障

除了法律手段外,使用技术手段也是得力措施,它将促使知识产权保护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技术保护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1)利用加密、防火墙等计算机安全技术来加强网络信息资源的保护,防止被非法访问和套录; (2)通过入网控制、身份鉴别等,加强客户端对资料访问的管理;(3)可采用防病毒技术,通过在服务器上装载防毒模块,在计算机上安装防毒程序、在网络接口安装防毒芯片以及使用杀毒软件等,对网络进行病毒检测和病毒消除;(4)可采用信息的访问控制技术来保护网络的知识产权。访问控制技术中最常用的就是“口令”和“身份验证”。(5)还可以通过对用户赋予不同的权限,来控制其访问不同的信息资源,以防止非法用户的入侵和对知识产权的盗用。

采用技术手段虽然可以较为有效地保护开发者的利益,但也给开发工作增加了负担,同时也给用户使用带来不便。另一方面,随着技术的进步,这样的技术保护措施并不是坚不可摧的。尤其是计算机网络化的发展,使得诸如美国白宫及五角大楼等等一些机构的绝密数据库,频繁地成为“电脑迷”们一试身手的对象。因此,技术只是相对可靠的保证,笔者以为,网络立法中的一般条款可以解决更多的问题。

3、网络道德建设

在网络这个不同于现实社会的空间里,网络侵权行为大量而重复地进行着,显然法律应对和技术应对难以完全有效的保护网络知识产权。可以认为,网络社会整体道德规范失范也是导致网络知识产权侵权不断的一个内在原因。杜尔凯将失范注释为“一种社会规范缺乏,含混或者社会规范变化多端以致不能成为社会成员提供指导的社会情境。”众所周知,传统社会由于交往面狭窄定意义上是一个“熟人社会”,交往对象大都是熟识的人(朋友、亲戚、邻里、同事等)。依靠熟人的监督,慑于道德法律手段(社会舆论、利益机制、法制制裁)的强大力量,传统道德得到相对较好的维护。在这一“熟人社会”里,人们的道德意识较为强烈,道德行为也相对严谨。然而,由于人们的道德行为常常是做给他人特别是可能对自己有影响的人“看”的,所以一旦进入“反正没有人认识我”的领域,那条由熟人的目光、舆论和感情筑成的防线便很容易崩溃。由于国际互联网的特点,类似于传统“熟人社会”中道德法律的种种“外力”,在“网络社会”中却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作用,“网络社会”形成了一个相对自由的“自由空间”。一方面,因特网是一种离散结构,它既没有中心,也没有明确的国界或地区界限。网络连接而广泛,传输速度快,搜集、处理信息效率高,人们的活动受时间空间的约束大大缩小,因而现实社会中那种分地域设卡、设点管辖、控制的管理方式往往作用不大。例如,在网络上对用户调阅、接受或、传播文字、声音和图像信息就并不容易加以控制。另一方面,从信息传播的方式看,网络行为具有“数字化”或“虚拟化”的特点,我们看到的和听到的形象、图象、文字和声音变成了数字的终端显现,甚至人也是以一个“符号”作为身份在活动,彼此不再熟悉,而且网上交友可以“匿名”进行,因而很难对网络公民的行为加以确认、监管,网络道德只能靠个人的内心信念来维系,这样“网民”是否遵从道德规范,也不易察觉和监督,而不像现实社会中的道德要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内心信念三者同时来维持。正是上述现实社会与网络社会的差异,形成了目前网络社会中的道德失范,人们只是按照自己在现实社会中的人生体验来约束自己。这对建立在现实社会基础上的传统的道德规范形成巨大的冲突,使之约束力明显下降。

目前,国外对网络道德问题、网络伦理问题的研究非常重视,一些研究组织纷纷成立,并开始出现各种规模不等的学术讨论会。美国华盛顿布鲁克林计算机伦理协会从1992年开始每年都召开关于计算机伦理的年会。美国乔治亚州律师协会计算机法律部就设有网络伦理委员会。这些机构不仅为其成员制定了应该遵守的计算机和电子网络道德标准和伦理规范,还针对出现的一些新的理论问题组织广泛的讨论和研究。如1995年11月18日,在加利福利亚大学柏克利分校举行了国际互联网伦理学讨论会,会议组织者认为:一个用户在网上“能够”(can)采取一种特殊的行为并不意味着他“应该”(should)采取那样的行为。在对网络道德研究的基础上,国外一些计算机和网络组织为其用户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网络行为的方方面面。在这些规则和协议中,比较著名的是美国计算机伦理协会为计算机伦理学所制定的十条戒律,具体内容是:(1)你不应用计算机去伤害别人……(6)你不应使用或拷贝没有付钱的软件……(8)你不应盗用别人的智力成果……再如,美国计算机协会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它希望其成员支持下列一般的伦理道德和职业行为规范:(1)为社会和人类作出贡献;(2)避免伤害他人;(3)要诚实可靠;(4)要公正并且不采取歧视;(5)尊重包括版权和专利在内的财产权;(6)尊重知识产权;(7)尊重他人的隐私;(8)保守秘密。反观我国,法律界对此的思考、研究少而又少,与我国网络发展速度极不相称。

当然,我们在提出自己的网络道德规范研究时,也应注意到国际互联网是一个新事物,它正在建设过程中;网络道德是一个新事物,它的建设也是一个过程。我们应当遵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指导方针,去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提出适合我国文化传统的、能被广大网民普遍接受的网络道德规范,从而建立有序的网络秩序。

4、加强队伍建设,培养专业管理人才

搞好网络管理,培养一批具有高素质的知识产权专业管理人才的队伍,这是解决网络安全问题的关键。网络管理人才不但具备高学历、懂法律,还应对知识产权法和计算机网络技术比较精通,同时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需要。拥有这样一支专家型、律师型、网络管理型复合型人才队伍,是执行网络知识产权法规,有效保护外网上知识产权的重要基础和保障。

环境侵权篇8

摘 要:人们原始的生活方式被工业革命带入了现代,先进的生产力方式推动着科学技术飞快的发展,社会最近几百年的发展成果大大的超过了过去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总和。但是,我们在享受这些先进成果的同时却不得不承受其带来的负面影响。虽然这些年我国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随之而来的环境污染与环境破坏也越来越严重,从而导致了环境污染和破坏引起的环境侵权纠纷也日益增加。这些事件不但给人民的人身和财产带来大量的损失,而且还大大地破坏了相关地区以及所涉地区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的严峻任务。本文的重点是通过分析环境侵权相关理论来理清环境侵权责任,从而对我国环境侵权责任制度的完善奠定理论基础。

关键词:环境权;环境侵权;环境侵权责任

通过语义内涵等解释方式,从狭义和广义两来方面分析环境权和环境侵权以及环境侵权责任相关概念,明确环境权的特殊性,以及由此导致的环境侵权和环境侵权责任的特殊性,为完善环境侵权责任制度提供理论基础。

一、 环境权

按照权利的发展来看,它是要经历应有权利和法定权利以及实有权利三个阶段的。通常意义上的权利大多数时候指的是法定享有的权利。权利如果缺乏了法律的规定和失去了法律的保障,那就将不复存在,很可能连应有的有效救济都得不到保证。由此可知,要想实际享有权利,就必须得以法律的规定和法律的保障为实际的保证。

综合以上分析以及法律法条中有关环境权的规定,我们可以总结出环境权的定义。主体对环境所应该享有的权利就称之为环境权。对于公民个人和企业来讲,环境权就是享有在安全和舒适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对于国家来讲,环境权就是国家对环境资源的管理权。在环境资源得到国家的管理和保护的基础上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和自然的和谐发展。

二、环境侵权

环境侵权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环境侵权,是指因人为的活动,致使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遭受破坏或者污染而侵害他人人身、财产权益、环境权益,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一种特殊侵权行为。狭义的环境侵权,仅仅只是指环境污染侵权。

环境侵权行为,是指违反环境保护和防治污染的法律规定,污染或者破坏环境,造成他人的合法环境权益受到损害的行为。包括他人合法的财产权益和人身权益以及环境权。环境侵权行为相对于一般侵权行为,它有着因果关系的更隐蔽性、后果的更复杂性以及行为方式更多样性等等特殊性。

侵权行为和侵权责任从定义上看来是很好区分的。构成侵权责任的必要条件是要有侵权行为的发生,但时在现实中处理实际问题时,人们往往会混淆侵权行为与侵权责任的概念。理清侵权行为与侵权责任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既然环境侵权不同于环境侵权责任,那么当然环境侵权的构成要件也必然会不同于环境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环境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应当包括利用环境的行为和行为的侵害性两方面。(1)、有利用环境的行为发生。所谓利用环境的行为,是指所有从环境获得利益或者取得价值的行为。环境侵权中,不仅对他人合法的人身权益、财产权益进行保护,还对环境要素即环境权的进行保护。从而利用环境的行为是合法还是违法的,不能成为衡量是否构成侵权的要素。只要一旦有环境利用行为,即从环境中获得利益或者取得价值,都会有可能造成侵权后果的发生;如果不利用环境,那么也就不会有侵害他人相关合法权益的后果发生了。(2)、 行为具有侵害性。所谓行为的侵害性,是指在对环境进行利用的过程中,侵害了他人的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法律所保护的环境权益。重点在于要在客观上界定行为的状态,而不是从主观上评价这种状态。

三、环境侵权责任

环境侵权责任是指,由于实施环境侵权行为,依法应当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环境侵权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必然是承担环境侵权责任,其应当具备如下几方面的要件:

(1)行为人实施了环境侵权行为。这意味着行为人实施了利用环境并且从中获取利益的行为,而且该行为还具有一定程度的侵害性。至于这种行为是否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还要看承担责任的其他构成要件。

(2)行为的致损性。行为的致损性,是指侵权行为导致了他人合法权益受损害的后果。行为的致损性包含了既造成实际的损害后果,还包括了可能受到的现实危险。侵权责任关于损害理论认为,损害后果必须是客观的、真实的和确定的,并且还是具有救济的可能的。如果没有造成实际的损失,就没有救济的依据,这符合一般社会公平的观念。但在环境侵权中,造成的损害往往波及广大空间、延续很长时间,具有一定的潜伏性,受侵害者不能明显觉察到损害后果的发生。因为法律本身就具有预见、评价、引导人们行为的作用,对于可能造成损害结果的环境利用行为,从其开始就应该具有法律上的否定评价,进而指导人们的行为。对于从环境中获取利益或者价值并且可能对环境造成损害的环境利用行为,责令其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是法律所追求的公平的体现,也符合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发展目标。可见,在环境侵权责任的追究上,对于损害的要求应不同于传统侵权责任的实际损害后果,这种损害既可以是已经造成的实际的损害后果,也可以是损害后果尚未实际发生,但是已使他人人身、财产,尤其是那些尚未被具体化为权利的人们环境权益受到了现实威胁。一言以蔽之,在行为的损害后果要件上,只要环境利用行为有致损性,利用人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环境侵权篇9

通过语义内涵等解释方式,从狭义和广义两来方面分析环境权和环境侵权以及环境侵权责任相关概念,明确环境权的特殊性,以及由此导致的环境侵权和环境侵权责任的特殊性,为完善环境侵权责任制度提供理论基础。

一、 环境权

按照权利的发展来看,它是要经历应有权利和法定权利以及实有权利三个阶段的。通常意义上的权利大多数时候指的是法定享有的权利。权利如果缺乏了法律的规定和失去了法律的保障,那就将不复存在,很可能连应有的有效救济都得不到保证。由此可知,要想实际享有权利,就必须得以法律的规定和法律的保障为实际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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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分析以及法律法条中有关环境权的规定,我们可以总结出环境权的定义。主体对环境所应该享有的权利就称之为环境权。对于公民个人和企业来讲,环境权就是享有在安全和舒适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对于国家来讲,环境权就是国家对环境资源的管理权。在环境资源得到国家的管理和保护的基础上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和自然的和谐发展。

二、环境侵权

环境侵权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环境侵权,是指因人为的活动,致使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遭受破坏或者污染而侵害他人人身、财产权益、环境权益,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一种特殊侵权行为。狭义的环境侵权,仅仅只是指环境污染侵权。/

环境侵权行为,是指违反环境保护和防治污染的法律规定,污染或者破坏环境,造成他人的合法环境权益受到损害的行为。包括他人合法的财产权益和人身权益以及环境权。环境侵权行为相对于一般侵权行为,它有着因果关系的更隐蔽性、后果的更复杂性以及行为方式更多样性等等特殊性。

侵权行为和侵权责任从定义上看来是很好区分的。构成侵权责任的必要条件是要有侵权行为的发生,但时在现实中处理实际问题时,人们往往会混淆侵权行为与侵权责任的概念。理清侵权行为与侵权责任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既然环境侵权不同于环境侵权责任,那么当然环境侵权的构成要件也必然会不同于环境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环境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应当包括利用环境的行为和行为的侵害性两方面。(1)、有利用环境的行为发生。所谓利用环境的行为,是指所有从环境获得利益或者取得价值的行为。环境侵权中,不仅对他人合法的人身权益、财产权益进行保护,还对环境要素即环境权的进行保护。从而利用环境的行为是合法还是违法的,不能成为衡量是否构成侵权的要素。只要一旦有环境利用行为,即从环境中获得利益或者取得价值,都会有可能造成侵权后果的发生;如果不利用环境,那么也就不会有侵害他人相关合法权益的后果发生了。(2)、 行为具有侵害性。所谓行为的侵害性,是指在对环境进行利用的过程中,侵害了他人的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法律所保护的环境权益。重点在于要在客观上界定行为的状态,而不是从主观上评价这种状态。/

三、环境侵权责任

环境侵权责任是指,由于实施环境侵权行为,依法应当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环境侵权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必然是承担环境侵权责任,其应当具备如下几方面的要件:

(1)行为人实施了环境侵权行为。这意味着行为人实施了利用环境并且从中获取利益的行为,而且该行为还具有一定程度的侵害性。至于这种行为是否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还要看承担责任的其他构成要件。

(2)行为的致损性。行为的致损性,是指侵权行为导致了他人合法权益受损害的后果。行为的致损性包含了既造成实际的损害后果,还包括了可能受到的现实危险。侵权责任关于损害理论认为,损害后果必须是客观的、真实的和确定的,并且还是具有救济的可能的。如果没有造成实际的损失,就没有救济的依据,这符合一般社会公平的观念。但在环境侵权中,造成的损害往往波及广大空间、延续很长时间,具有一定的潜伏性,受侵害者不能明显觉察到损害后果的发生。因为法律本身就具有预见、评价、引导人们行为的作用,对于可能造成损害结果的环境利用行为,从其开始就应该具有法律上的否定评价,进而指导人们的行为。对于从环境中获取利益或者价值并且可能对环境造成损害的环境利用行为,责令其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是法律所追求的公平的体现,也符合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发展目标。可见,在环境侵权责任的追究上,对于损害的要求应不同于传统侵权责任的实际损害后果,这种损害既可以是已经造成的实际的损害后果,也可以是损害后果尚未实际发生,但是已使他人人身、财产,尤其是那些尚未被具体化为权利的人们环境权益受到了现实威胁。一言以蔽之,在行为的损害后果要件上,只要环境利用行为有致损性,利用人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环境侵权篇10

 (一)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基本内涵

环境侵权是指因人为各类损害环境利益活动侵犯了受害人利益,侵权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行为。其区别于一般侵权的典型特征是:此类侵权必须是以破坏环境利益为前提。此即环境侵权间接性的准确内涵,故不可将所有与环境有关的侵权行为全部识别为环境侵权。据此,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主要是指因人为各类损害环境利益活动侵犯了受害人利益,造成精神损害,侵权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行为。

(二)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理论基础

1.环境正义理论

环境正义的概念源于美国,是指人类不分各种因素对环境利益拥有共同的权利。该理论作为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基础,表达了受害人因环境利益损失造成精神利益受损的诉求。环境侵权的受害人因环境侵权行为导致的精神损害可以向施害人主张赔偿,这使环境正义得到了最大限度地实现,有利于保障环境公平和正义的实现。

2.环境权理论

环境权是由一系列的环境权利组合而成,构建出一个综合整体。其包括环境资源利用权(如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和环境精神利益权。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是环境权的救济方式,同时也将环境侵害请求权进行了具体化。

二、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构建的必要性和

可行性

 (一)我国建立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必要性

1.立法现状

我国2009年通过了《侵权责任法》,首次在法律中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但是对于可以进行赔偿的范围仅限于人身权受到损害,对于财产受到损害获得赔偿尚未有规定,可以说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是比较迟缓的,对于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也是处于空白状态

现有立法不足之表现:

第一,法律规定模糊笼统,司法实务操作不便。当前我国关于此类问题的法律规定都仅限于一条原则性概括条款,对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方式和数额等具体内容都缺乏明确的规定,不能达到精准适用目的。

第二,赔偿范围过于狭窄,不符合环境侵权特性。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法律适用原则,《侵权责任法》中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法律规定排除了之前司法解释中对财产受到侵犯才能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也就是说受害人的财产权被侵犯的,不能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这一切的规定显然不适合环境侵权的特性。第三,赔偿的条件严苛,不利于诉讼赔偿。当前立法者为了节约司法资源的考虑,在《侵权责任法》中规定了苛刻的精神损害赔偿条件即造成严重的精神损害,然而对于“严重”的界定标准并没有具体解释,致使很多受害人诉求无门。

2.司法现状

近年来,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相关案例。浙江省发生的一起化学原料泄露致使居民身体损害的案例中,法官认为赔偿依据是受害人的生活秩序受到侵害,可见法官在裁判时候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那么当受害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因环境侵权而利益受到减损时也就很难得到精神损害赔偿。我们还应当注意一个事实,目前各国法院受理环境侵权案件中,因噪声污染、核污染造成的精神损害案件数量最为巨大。同样情况也出现在我国,立法实践可以起到引导司法实践的作用,如果立法实践中缺少了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相关内容,那么司法实践也必然会受到很大影响。

 (二)我国建立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可行性

1.理论支持

(1)侵权责任理论的支持。在司法理论与实务

中,环境侵权所适用的法律规定主要参考民法理论。环境侵权这类有着特殊因素的侵权行为可以适用民事法律规定,我国不少环境法律法规也制定类似条款,例如《不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其大概思想都是无论侵权行为造成的是精神损失还是物质损失,都可以要求侵权主体承担相应民事赔偿法律责任。

 (2)精神损害理论的支持。精神损害主要源于两个因素:一是生理损害,如(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从而导致精神痛苦。二是对精神损害,直接对受害人心理造成损害导致精神痛苦。因环境侵权行为给受害者造成生理和心理上的不法侵害时,法律有必要对受害者进行救济赔偿,这也是“有损害就有救济”的法理原则的体现。

2.国外相关案例经验借鉴

世界各国对于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都有可以借鉴的先例,根据这些国家的判例我们可以了解许多发达国家都承认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比如日本上世纪70年代的环境法案例“大阪国际机场噪声案”,就己经明确承认了损害精神利益能够获得赔偿。法国环境法理论中也有相关精神损害赔偿的救济制度,范围比较宽广,不仅包括人格权、财产权,甚至还包括娱乐权、体息权等被剥夺获得精神损害赔偿。

三、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构想

 (一)立法原则构想

对于该制度原则指导和适用都必须具有本身特色,笔者认为原则主要可分为如下:

1.保护受害人利益原则。环境侵权的危害性和双方当事人地位的不平等性要求立法与司法要充分保护受害人的权益,赋予受害人更多的权利,在诉讼中,使受害人与施害人达到实体上的平等。

2.无过错责任原则。由环境侵权行为引起的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从《侵权责任法》中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规定来看,加害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并没有要求其具有主观过错为前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无过错责任原则可以作为精神损害赔偿的基础。

3.赔偿数额标准确定原则。我国法律中没有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底限与上限的规定,也没有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标准的规定。最可行的方法是按照受害人精神损害的类型和严重程度确立不同的赔偿标准,同时在每一精神损害的赔偿标准中确定赔偿数额的上限和下限,具体的赔偿数额由法官在赔偿数额标准区间内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自由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