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规制法范文
时间：2023-03-18 11:3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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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引论
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决不仅仅是市场机制独自运作的结果，只有靠法律保驾护航的市场才能无“悖论”、才能不“失灵”。政府一方面要给予人们最大限度进行经济活动的自由，另一方面又必须以完善的法律制度确保经济活动的顺利进行。为此，首要的是制定民商法等架构，保障私人交易制度得以有效运作；而后还必须建构另外一种法律规范体系以弥补民商法调整市场交易关系的不足①，使民商法的在此的作用得以正常发挥。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在这方面十分相似的立法实践表明，这种法律规范的存在是必要且有效的。美国称之为反托拉斯法；德国称之为反对不正当竞争法、反对限制竞争法；日本称之为不正当竞争防止法、禁止垄断法；英国称之为限制性商业行为法、公平贸易法；欧洲联盟称之为竞争法；我国台湾地区称之为公平交易法。我们称之为市场规制法②。
市场规制法是调整在国家权力直接干预市场，调节市场结构，规范市场行为，维护市场秩序，保护和促进公平竞争的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简言之，市场规制法就是调整市场规制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我们认为，市场规制法是经济法的有机组成部分①，市场规制法基本原则的研究也必将为进一步研究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提供强有力的支持②。
一、市场规制法基本原则问题概说
部门法的基本原则是该部门法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和指导思想③，是该部门法的灵魂。当前研究市场规制法的基本原则是有其现实意义的。其一，市场规制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是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重新整合④、市场规制法律体系走向完善和成熟的重要标志；其二，市场规制法基本原则的确立，能够弥补市场规制法律规范和条文的缺陷⑤，指导市场规制法的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全过程以及市场规制法学的教学与研究。
（一）市场规制法基本原则问题的研究概况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深入，市场规制法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由于学者们多是从具体的法律制度研究着手，因而在市场规制法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就略显不足，专门讨论市场规制法基本原则的文章就更加寥寥。目前，关于市场规制法的基本原则问题，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
1、“李说”①，该说认为，市场规制法的基本原则有四，即诚实信用原则，保障公平合理竞争原则，保护消费者利益原则以及维护市场秩序原则。
2、“杨说”②，该说认为，市场规制法基本原则是合法原则、中立原则、社会利益原则、安全与效率原则、授权与限制并举原则。
3、“刘、崔说”③，根据该说，各国市场规制法基本都遵寻相同的原则，即保护竞争主体平等竞争地位的原则，促进自由、公平竞争的原则，保护中小型企业的原则以及保护国家利益的原则。
4、“徐说”④，该说认为，市场规制法基本原则包括自治（自愿）原则、实质公平原则、整体效率优先原则。
（二）研究概况简析
笔者认为，上述对市场规制法基本原则的表述中，有些是值得商榷的，也有些是可采信的。摘要分析如下：
1、值得商榷者。如“诚实信用原则”、“自治（自愿）原则”有将民法的基本原则错位为市场规制法的基本原则之嫌。按照该原则，市场关系中的当事人在进行市场交易活动时必须具有诚实、善意的内心状况，讲求信用、不欺诈对方等，这是对民法调整平等主体间财产及与财产有关的人身关系的基本要求，用于市场规制法对市场规制关系的调整似有不当。再如，“中立原则”、“安全与效率原则”、“授权与限制并举原则”等有将非法律原则认定为法律原则之嫌。又如，“保护消费者利益原则”和“保护中小型企业的原则”有将具体法律规范的原则扩大使用之嫌，因为单就上述两原则而言，无一能涵盖市场规制法之全部和整体。还有如，“维护市场秩序”应是市场规制法的一个具体任务，虽然法的原则应该体现法的任务，但二者毕竟不能等同。最后如，“保护国家利益”则是所有法的一般性共同价值目标，并不能确切体现市场规制法的特殊性。作为经济法的下位概念法的市场规制法，也当然具有社会本位的性质，它保护的是社会公共利益，而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绝非同一概念（虽然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大多数情况下其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是相一致的）。
2、可以采信者，如“保障公平合理竞争原则”、“保护竞争主体平等竞争地位的原则”、“促进自由、公平竞争的原则”，“社会利益原则”、“整体效率优先原则”等，它们都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市场规制法的本质特征，体现了市场规制法的任务，因而是可以采信的。
二、市场规制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标准
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有密切的联系，是法律规则的基础或来源①。法律原则也是一种价值观念，体现法律追求的价值目标②。
任何法律部门的基本原则的确立都应遵寻一定的标准，市场规制法也不例外，依笔者之见，这些标准应该包括：
1、法律性标准。即市场规制法的基本原则应该具有法律规范的特性，可以作为执法和司法的依据。
2、抽象性标准。即市场规制法的基本原则必须是从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归纳和演绎出来的一般的具有抽象性的可以普遍适用的规则，而不是仅顾及那些特殊的、具体的情形和细节。这也就说明了法的基本原则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为规范，只作类的调整而不作个别调整，只作高度概括而不作具体规定。
3、表征性标准。即作为市场规制法的基本原则要体现该法律部门的基本内容，反映该部门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特征。部门法的基本原则应当是其基本内容的集中体现，也是构建部门法体系的基础。不同的社会关系由不同的法律部门来调整，而不同的社会关系的特质决定了调整该社会关系的法的基本原则的独特性，也是与其它部门法基本原则的区别所在。
4、统率性标准。即市场规制法的基本原则应该统率该部门法的具体制度，是其具体法律制度的渊源，它们是纲与目、源与流的关系。市场规制法各具体法律制度只不过是其基本原则的展开。
此外，作为部门法的基本原则不宜过多，否则纷繁复杂的表述只能损害基本原则的权威性，使之在实践运用中难以真正奏效。基于上述标准，笔者认为，市场规制法的基本原则有三：国家干预适度原则、保护公平竞争原则以及社会公益原则。
三、市场规制法三大基本原则解读
（一）国家干预适度原则①
1、含义。国家干预适度原则，就是要求国家干预经济生活要从社会公益的角度出发，把握适度、得当②。在国家干预适度原则中，“适度”是一个高度抽象的、弹性的标准。“市场失灵”要产生效率损失，国家干预则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挽回这种效率损失。但是，由于国家也是一个有限理性的经济主体，它在干预经济活动挽回一部分效率损失的时候，也可能会导致效率损失。当国家干预能以最低的效率损失挽回最大的效率损失时，就是最佳的、最理想的国家干预，即国家干预的适度。
2、国家干预适度原则之解读。③
首先，自亚当·斯密后世界经济理论的发展蕴育了国家干预适度原则的经济理念。斯密时代，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尚未充分发挥作用，因而其经济理论核心是解除对“看不见的手”的禁锢，将国家干预经济的职能限制在极小的范围内。其后，李斯特经济理论充分注意到了国家干预职能的积极作用，但他的国家干预思想实际上主要是贸易保护主义。再后，凯恩斯经济理论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全面干预，这种极力推崇国家干预优越性的理论在北美和西欧二战后经济恢复中得到各发达国家的认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当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后，再推行这种政府意志主导的经济政策，就显然不符合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发展的本质要求了。因此，从70年代开始凯思斯主义遭到了广泛的批评。供给学派正是在抨击凯恩斯主义的浪潮中诞生的，它主张削弱国家干预，重视市场自发调节机制，迎合了回归自由主义的思潮。总之，这种态势体现出一种弹性变化：反对国家干预（亚当·斯密）宣扬国家干预（李斯特）鼓吹国家干预（凯恩斯）削弱国家干预（供给学派）。与之相应，各国经济政策总是围绕着国家干预这根轴心线上下波动，始终在寻找一个最佳的平衡点，试图实现对国家干预经济的适度把握。
其次，十九世纪末以来的社会经济变迁史暗示了国家干预适度原则的形成。国民经济一体化形成以后，客观上要求市场自发调节机制和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机制同时发挥作用。然而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时可能会出现“市场失灵”，这使得国家必须干预市场机制，维护市场自发调节。因此，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国家干预经济运行已成为时代的必然。民法调节经济活动游刃有余的岁月一去不复返了，国家干预成为经济运行的时代特征。各发达国家调整经济运行的经济法律无一例外地围绕着是削弱国家干预还是加强国家干预而有所不同。从市场规制法来看，因时代不同，国家不同，各国对垄断组织或采用打击、限制或采取扶持、纵容的两手作法；因国家所处的国内、外环境不同，各国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界定与打击方式也有所区别。然而，不论是反垄断立场上的左右摇摆，还是反不正当竞争的大同小异，国家干预经济都必须掌握一定的“度”，“适度”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不适度”（干预过度或干预力度不够）则会影响经济前景，十九世纪末以来的社会经济变迁暗示人们：国家干预是不可避免的事实，而国家干预适度则是经济长盛不衰的秘密。
再次，发达国家的经济立法昭示了国家干预适度原则的成功运用。以市场经济发达的美、德为例，其经济立法的发端都是市场规制法，虽然两国的立法实践轨迹不同，但对国家干预适度的把握均较为得当，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绩效。美国干预市场自发调节的初衷是反对托拉斯，而对不正当竞争行为似乎关注并不很多，或将不正当竞争行为列入反托拉斯法中调整①，并且其市场规制法的反垄断立场基本上一直未变。德国干预市场自发调节的最早动机是反对不正当竞争行为，对卡特尔基本采取放任态度，后来甚至转向扶植。二战后才回归世界反垄断的潮流，现在基本形成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并存的立法态势。总之，在发展市场经济的道路上，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从来没有忽视过国家干预的作用，只是干预的出发点和目的因各国国情、所处时代、国际国内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最终目标都是试图通过对国家干预适度的把握，以保障市场机制调节功能的充分实现。
（二）保护公平竞争原则
1、含义。保护公平竞争原则是指，国家要为当事人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和竞争条件，使他们能够在相同的条件和外部环境中参与竞争，促进竞争机制在市场中发挥积极作用。在此原则中，我们对公平竞争加上“保护”之修饰，表明国家在维护市场经济及其竞争秩序中的积极能动作用，表明市场规制法所保护的公平竞争决不是法对市场主体的一般性要求②，而是从宏观层次追求充分、适度的市场竞争，通过抑制微观之正当、公平的竞争以实现宏观的公平竞争①。同时，“保护”公平竞争也表明了政府在这方面的积极性义务，表明政府在追求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时的政策性和强制性，以及法律对国家或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限制。
2、保护公平竞争原则之解读。②
首先，保护公平竞争原则是在市场规制法受命于危难，弥补市场的缺陷、克服民法调整市场经济关系的局限性的过程中确立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和不正当竞争的不断加剧，市场主体间的公平竞争化为泡影，经济关系走出了民法所维护的秩序范围，时代呼唤新的法律形式的出现。市场规制法作为一种崭新的法律形式，从创设之初就以创造市场平等竞争条件和维护公平竞争秩序为己任，它超越了国家不干预私人经济生活的民法传统，改变了民法对社会关系采取的自由放任的态度，在民法肯定自由竞争的基础上运用国家之手，强调对公平竞争的保护。世界各国大都以国家干预的方式制定了保护公平竞争的法律，这些立法虽然由于各国政治、经济和历史背景不同而相异，但其精神实质却是相同的。从美国的《谢尔曼法》至今，公平竞争法已途百年，其间也历经修改，但其立法宗旨中渗透的保护公平竞争理念却始终如一。法律原则是对法律价值的反映和提炼，正是由于保护公平竞争这一市场规制法的基本价值目标在人们的观念层次及整个市场规制法的运转机制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它将被作为市场规制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其次，保护公平竞争原则作为市场规制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也当然具有国家干预性和社会本位性特征。国家干预性是保护公平竞争原则最明显的特征。市场规制法在本质上就是国家为弥补民商法调整的不足而自觉地干预市场的产物。国家干预性特征使该原则与民法的平等互利原则区别开来，两者分别代表了社会整体调节机制和社会个体调节机制。社会本位性是保护公平竞争原则的另一大特征。市场规制法保护的既不是单纯的国家利益，也不是完全的市场个体利益，而是同这两者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明显区别的社会公共利益。市场规制法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是通过对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的维护来实现的，无论是对垄断结构和垄断行为的规范，还是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制止，以及对消费者权益的特别保护，都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保护公平竞争原则的这一特征实际上是对国家和市场主体行为的引导和限制，要求国家和市场主体都必须对社会共同尽责。
再次，保护公平竞争原则在现代经济繁荣过程中有了新的发展。随着市场竞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保护公平竞争不再是要完全消除垄断，而是要将其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也就是说，对公平竞争的保护一方面表现为对国内市场上非法垄断的抵制，另一方面则表现为要利用规模经济等合法性垄断来克服国内市场上过度竞争的无效性以及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这两个方面相互交织，相得益彰。由此可见，保护公平竞争原则在内容上有了新的发展，如果说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初期，这种新变化已初露端倪的话，那么在自二战以来直到当今的现代市场经济时期，保护公平竞争原则所蕴含的这一新信息正逐步得到全面体现。
（三）社会公益原则
1、含义。社会公益原则是指，国家规制市场经济生活要以社会公益为基本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也就是说，在国家干预市场，调整市场结构，规范市场行为，维护市场秩序，保护和促进公平竞争的过程中要始终以社会公益为基本尺度。在此原则中，我们所强调的“社会”是严格区分于“国家”的①，而“公益”则涵盖了政治、经济以及道德等社会各方面的诸多利益②。具体说来，社会公益原则应当包括“社会公共利益至上”和“社会整体效益优先”两层涵义。
2、社会公益原则之解读。
首先，社会公共利益至上。在市场规制法领域，一切价值判断都应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最高标准，这个标准应当贯穿于整个市场规制法的法制建设过程中，并且是各种市场规制法的法律规范不得违反的。不论是反垄断法还是反不正当竞争法，虽然原则上都要依据供求规律、市场竞争规律等经济规律，来实现保障市场机制有效运作，维护有效竞争，但对符合经济规律却有损于社会公共利益，酿成弊害的垄断和限制竞争、不正当竞争的行为，法律必须加以限制，以保护竞争者和消费者的利益；而对于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的有违经济规律却能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必要垄断和限制竞争行为，法律则必须予以保护和鼓励，如危机卡特尔、不景气卡特尔、出口卡特尔等。从而实现保障基本人权，维护社会稳定，最终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的目标。同样，在判定一个行为究竟是不是垄断、是不是不正当竞争，应不应该进行规制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参照系就是看该行为是否有利于公共利益。这一点，世界各国也都是这样规定的。①
其次，社会整体效益优先。保证社会整体效益的不断取得，始终都是市场规制法所要追求的最终价值目标。自市场规制法诞生以来，它就以鲜明的整体效益价值倾向与传统法律部门相区别，并在协调市场经济中个体效益与社会整体效益的矛盾时，以维护社会整体效益为根本指导准则。传统民法理念认为，个体追求效益最大化的行为会最终实现社会的整体效益，但其调整经济关系的历程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无限制的个体效益的追求不可避免的导致垄断的出现，市场失灵，扼杀了其他个体的效益追求，最终牺牲了社会整体效益。因而，市场规制法只有在国家干预适度的前提下，以社会整体效益优先为宗旨，才能补充民法调整的不足，真正协调个体效益与社会整体效益之矛盾，为市场经济创造一个良好的运行环境。凡是制定了市场规制相关法律的国家，其立法的首要政策目标无一例外的是要通过禁止垄断、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从而排除市场竞争的障碍，维护自由、公正、民主的市场经济秩序，以获得最大的社会整体效益②。
当然，社会公共利益与社会整体效益不会永远协调一致，这两个标准在实践的适用过程中必然会并且经常会产生冲突，那么“社会公共利益至上”与“社会整体效益优先”何者更为先呢？笔者认为，要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先，由社会整体效益做出一些让步或牺牲。因为，从根本上说，只有满足了社会公共利益的需求才能够实现社会的稳定，只有实现了社会的稳定才能促进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所以，从更长远一点的角度看，当社会公共利益标准优于社会整体效益标准时，二者是相一致的，是并不矛盾的。③
结论
国家干预适度原则、保护公平竞争原则和社会公益原则是市场规制法的三大基本原则。首先，它们揭示了从简单商品经济到市场经济过程中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形式的变迁；其次，它们反映了市场规制法调整对象的特殊性，体现了市场规制法的价值取向；最后，它们蕴含着丰富的法哲学、经济学信息，是极富有弹性的、具指导意义的法律原则。
总之，国家干预适度原则是市场规制法存在与运行的基础和前提；保护公平竞争原则反映了市场规制法调整经济关系的手段和过程；社会公益原则是市场规制法立法、执法与司法的最高标准与最终归宿。市场规制法的这三大基本原则是有机统一的，它们共同支撑起市场规制法的规范体系，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三者都相得益彰、缺一不可。
AbstractThemarketregulationlawplaysanimportantroleinthedevelopmentofthemarketeconomy.Afterthereviewingoftheseveralrepresentativedomesticviewpoints,theauthormakesastatementonthethreebasicprinciplesofthemarketregulationlaw──the"properstate''''sadjustmentprinciple",the"equalcompetitionprotectingprinciple"andthe"socialbenefitsprinciple".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法学院]
①民法自身的特性决定了它在调整市场交易关系过程中必然产生诸多缺陷，例如，它是确权法，不是限权法，因而不能通过对行为人权利的限制来均衡各方利益；它是以个人而不是以社会为立法本位，因而不能抛弃个人利益而从全局的高度直接考虑社会利益；它是私法，不是公法，因而当交易行为有直接负外部性（即强烈的社会危害性）时，由于该交易不直接涉及特定的第三人，既无法依据合同责任也无法依据侵权责任对其，此时的民法调整或者力不从心或者成本过高，等等。
②即便是国内，“市场规制法”在学术界也并不是一个公认的、统一的称谓。有学者认为这部分法律规范应称为“市场调控法”，即调整市场调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参见李昌麒：《经济法学（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1页。也有学者认为这部分法律规范应称为“市场管理法”，参见王保树主编：《经济法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6页。还有学者认为这部分法律规范应称作“竞争法”，参见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条法司：《现代竞争法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刘剑文、崔正军：《竞争法要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钟明钊：《竞争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等等。虽然这部分法律规范被学者们冠以不同的名称，但其内涵大都指与市场机制的维护和完善有关的法律法规。笔者认为，“规制”之义并不等同于“管理、调控和调整”，它包含有“规整、制约和使有条理”的含义，表明外部力量对某一事物企图达到一定状态的矫正设计。规制的发生是以规制对象的偏颇为前提的，如前所述，正是由于市场自身以及民法调整市场的偏离，新的法律规范才应运而生，所以“市场规制法”这个称谓更能精确地反映其所包含的具体法律制度的调整对象、手段及本质。实际上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规制（Regulate）”一词就已反复出现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法令和学者著作中。为了行文方便，本文将在论述过程中统一使用“市场规制法”这个称谓。
①市场规制法与宏观调控法共同构成了经济法。参见王继军、李建人：《经济法是市场规制法与宏观调控法的有机结合》，《法律科学》1999年第1期。
②一直以来，我国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讨论与研究从未间断过，也取得了诸多成果。例如漆多俊先生的“一原则说”、邱本先生的“二原则说”、史际春和邓峰先生的“三原则说”、李昌麒先生的“七原则说”等先期的早已为人所共知的成果；再如“国家适当干预与合理竞争二原则说”（参见鲁篱：《经济法基本原则新论》，《现代法学》2000年10月）、“维护社会整体效益与维护社会公平二原则说”（参见刘桂清、佘胜勇：《论经济法基本原则》，《当代法学》2000年第5期）等最近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但是，大多数研究都是直接从经济法总论下手，采用演绎法得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不免流于空泛，说服力不强。
笔者认为法律原则的讨论还有另外一种进路，即采用归纳法，先分别对经济法的下位概念法的基本原则进行研究，之后再将所有下位法的基本原则进行归纳总结和升华，最终提炼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例如，民法的“诚信原则”，起初就只是合同法所遵寻的基本原则，进而成为债权法的基本原则，直至上升为整个民法的基本原则，并最终被奉为民法的“帝王条款”。这样得到的部门法的基本原则更具有说服力，因而这种研究进路也应当被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所借鉴。
③孙国华：《法学基础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64页。
④法律是典型的上层建筑，因而它必然决定于经济基础，并不断调整自己以与之相适应，在此过程中为之服务。因而建国初期，我国的法律被打上了深深的计划经济的烙印。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与深化，我们必然要对已有的法律规范做大幅度调整，对应有而又没有的法律规范做新的立法尝试，整个社会主义经济法律体系都要进行重新整合以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
⑤法应当是确定的和精确的，但在一定时期内，人们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作为法律载体的语言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立法者即使制订再多的法律，也必然会有遗漏；即使采用再准确的语言，也不可能完全消除立法意图与法律文字表现的背离。在实践中，对于成文法而言，其自身的局限性很大程度上是由法律原则来弥补的。
①参见李昌麒：《经济法学（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5页。
②参见杨紫火亘主编：《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7页
③参见刘剑文、崔正军：《竞争法要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
④参见徐士英：《竞争法论》，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33页。
①美国法学家弗里德曼在其著作《法律制度》中指出：“原则是超级规则，是制造其他规则的规则，换句话说，是规则模式或模型。……‘原则’起标准作用，即是人们用来衡量比它次要的规则的价值或效力的规则。‘原则’还有一个意思是指归纳出的抽象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原则是总结许多更小的具体规则的广泛的和一般的规则。”参见[美]弗里德曼：《法律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6页。
②在法律英语中，“原则”（Principle）有下列含义：1、法律的诸多规则或学说的根本的真理或学说，是法律的其他规则或学说的基础或来源；2、确定的行为规则、程序或法律判决、明晰的原理或前提，除非有更明晰的前提，不能对之证明或反驳，它们构成一个整体或整体的构成部分的实质，从属于一门科学的理论部分。《布莱克法律辞典》“原则”条，西方出版公司，1979年版。转引自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①应当认为，这里我们将“国家适度干预”这个学界常用的提法置换为“国家干预适度”不是简单的文字游戏，而是有深刻意义的。与英语相反，汉语的表达方式通常是将所要强调的部分放在句子的末尾，而将所有的修饰语往前提。例如，“保护公平”强调的是“公平”，是保护“公平”，而不是保护别的什么；相反的，“公平保护”强调的是“保护”，是以公平的方式进行“保护”，而不是以其他方式进行“保护”。具体到该原则中，我们所要强调的是“适度”，而不是“干预”，国家“干预”经济是早已为经济法学界所共同认可的，当前的任务只是要论证国家干预的“适度”性问题，而不是强调“干预”性问题，因而，应该将“干预”放前，“适度”放后，这种语序上的差别是不应当被忽视的。所以，本着严谨的治学态度，我们认为将该原则称为“国家干预适度原则”更能精确表达其深刻内涵。
②此外，也有学者对该原则进行过另外的解释，认为国家或经济自治团体应当在充分尊重经济自主的前提下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一种有效但又合理谨慎的干预。其作为经济法的一项基本原则，确切内涵有二，即正当干预和谨慎干预。鲁篱：《经济法基本原则新论》，《现代法学》2000年10月。
③相关资料可参见李建人：《国家适度干预原则——经济法基本原则研究》，山西大学2000届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①例如，《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第12——14条，对虚假广告的规定。
②譬如民法的公平原则，它只要求稍稍超出民事法律关系当事人的地位和权利义务之形式平等，在微观层次上略微实现某种实质的平等。
①如微软收购Intuit软件公司，双方企业和股东皆大欢喜，Intuit的股东希望通过其企业被收购而由微软对Intuit注资，并由微软庞大的国际分销网获得好处；微软则希望获得Intuit公司开发的已占有个人财务软件市场近70%份额的Quicken软件。就此交易本身而言可谓平等互利、公平绝伦，然而美国政府担心收购完后微软会独霸全美个人财务软件市场，执意向法院，最终挫败了此项交易。参见：《美国司法部将微软收购Intuit之举提交法院》，《国际电子报》1995年8月7日，第39版。
②相关资料可参见赵剑飞：《试论保护公平竞争原则》，山西大学2001届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①过去只讲国家利益，而将社会利益包含于国家利益之中，这是过去“国家——社会”一体化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反映。只知有国家，不知在国家之外或之上，还有与之并存的相对独立的社会和社会利益，社会的一切由国家代表或包办，社会淹没于国家权力与国家利益之中。虽则社会主义国家本质上是人民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社会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毕竟二者利益不能等同。象自然资源与生态的保护，环境的保护，城乡公共设施的兴建与维护，社会医疗卫生、社会保险与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与社会优抚安置以及社会互助等，都是相对于国家和集体、个人的特殊的独立的利益形态，即公共福利。确认社会利益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并在立法上予以单独保障，一方面有利于避免国家过多负担社会事务，或过多干预乃至侵犯社会利益；一方面也可防止或遏制某些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非法侵犯社会公共利益。参见郭道晖：《法的时代呼唤》，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331页。
②比如，我们在具体制定和实施反垄断或反不正当竞争法律规范的过程中，有时是纯粹出于经济发展的考虑，但有时也必须考虑到国际关系、对外政策或者国内各地区间、各民族间利益协调等诸多政治因素的影响，甚至要考虑到此种立法将对社会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产生何种影响等道德上利益的得失问题，而不仅仅是经济利益的得失问题。
①英国法官麦克奈顿勋爵在1984年的一个判例中对贸易限制问题的阐述就表明了这一点：“一切贸易限制就其本身来说都是无效的，这是基本原则。但也有例外，在某些具体案例的特殊情形中，贸易限制和对个人行动自由的干扰被认为是正当的。其前提是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贸易限制是正当的，如果它既对缔约各方有益，也对公共利益有益，事实上这也是唯一的理由。”这个判例确立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公共利益的概念已成为控制贸易限制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参见陈有西：《反不正当竞争法律适用概论》，1994年版，第150页。
篇2
关键词：期货市场期货法法律制度
一、其他国家或地区期货市场法律及对我国的启示
(一)美国期货市场立法过程
当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最早于1848年成立时，美国并没有相关的规范期货交易的法令，这些市场仅仅依靠交易所自定交易规则。由于长期缺乏监督管理，一度导致市场局面混乱，囤积现货、炒作期货价格、非法交易及欺诈等事件层出不穷，于是美国政府1916年通过《棉花期货法》试图改善市场环境，但该法仅就棉花等级加以规范，对期货交易行为未作规定。
1921年，第一个涉及期货交易的《期货交易法》应运而i，但1922年5月美国最高法院确定该法案的个别条款因赋税问题而被宣布为违宪而失效，此法后重新修订并改名为《谷物期货法》，以管理当时境内九家期货交易所。《谷物期货法》于1922年9月21日正式颁布，这也是美国期货交易法正式存存的开始，该法要求所有期货交易应在规范的交易所内进行，交易所应公开更多的信息及限制市场垄断的数量。所以该法最终还是约束了交易所本身。
由于受到1929年股市崩盘及经济萧条等事件的影响，以及为与1933年、1934年证券法配套，于1936年，1922年的《谷物期货法》被修订为《商品期货交易法》，此后就存在的问题多次进行小规模修改。进入70年代以来，美国的期货市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会根据新的市场条件，对1936年《商品交易法》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并将新法规定名为《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法》。1983年被修改为《期货交易法》，1986年又被修改为《商品期货交易法》。1992年由于《商品期货交易法》在修改中较多的引入了一《期货交易实践法》的草案内容，所以又称为《期货交易实践法》。此外，鉴于当时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管理规范烦琐、缺乏弹性，导致期货商及期货交易所丧失海外交易和柜台市场业务的竞争优势，美国于1998年开始修订《商品期货交易现代化法》，该法案并于2000年12月ll目正式通过，其又被称为~2000年商品期货交易现代化法》，需要注意的是，该部法律名称定义仍为《期货交易法》。
(二)台湾地区期货市场立法过程
台湾期货业的发展，特别体现了台湾对待市场开放的态度。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期货市场的发展顺序相反，台湾先开放外国期货市场的交易，再设立本地的期货市场。l993年1月10日，”境外期货交易法”正式开始实施，为境内投资者提供参与境外期货交易通道，台湾的期货交易进入了一个新局面，但岛内期货市场的立法和交易所的筹设却迟迟未能如期完成。
1997年1月9日，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和美国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分别推出”摩根·斯坦利台湾股票指数期货”和”道·琼斯台湾股票指数期货”，在这种彤势下，台湾期货市场的建立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继1993年台湾”境外期货交易法”通过生效后，规范岛内外期货交易的基本大法”期货交易法”，1997年3月26日公布并丁-同年6月1日起正式施行，取代了主要调整期货经纪商行为的”境外期货交易法”。1997年9月正式成立台湾期货交易所，随后开始进行境内期货交易。台湾”期货交易法”的颁布和实施，不仅预示着台湾期货交易法律制度初具规模，而且也有助于岛内期货交易制度的建立和规范运作，同时为确保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台湾这种独特的经验，对于大陆期货市场的开放和发展，有很大参考借鉴意义。为保障证券和期货投资者的利益，台湾于2002年7月17曰公布了”证券投资人及期货交易人保护法”并于2003年1月1日开始施行。
(三)香港地区期货市场立法过程
香港政府一贯采取不十预的经济政策，基于这个政策，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香港政府对证券及商品i场几乎没有任何形式的监管，而在1973年至1974年间发生的股灾，促使政府开始逐步推行系列监管市场和保护投资者的措施。1973年香港政府颁布的《商品交易所条例》，禁止开设及经营新的商品交易所：l975年香港立法局原则上赞同在香港成立一个商品交易所的建议，其后当局制定《商品交易条例》，使交易所可以在香港依法成立。1982年香港政府对《商品交易条例》进行了适当修改，加强对期货交易所的监管。《商品交易条例》作为政府管理期货市场的法规，对期货市场政府监管机构一商品交易事务监察委员会的组成、职责和义务、期货交易所的成立及管理、交易商的资格和管制以及期货交易的惯例都作了详尽的规定，为期货市场具体管理措施的实施奠定了基础。
目前，香港的证券及期货业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进行监管。《证券及期货条例》整合及革新了10条规管证券及期货业的条例，其主要及附属条例均已于2003年4月1日正式生效。
(四)国外及其他地区期货市场法律演变的启示
纵观国际期货市场的历史，各国都根据自己的国情走出了自己的立法道路，比较而言，期货市场立法的主要模式可以概括为：1．”先有期货市场，后有国家立法，先产生期货市场规则，后在此基础上产生国家性的法律”。这些国家在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自然产生了期货市场，进而‘步步的产生了期货市场的运行规则，当规则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期货逐渐成为一个产业后，国家才有了立法。2．”先有国家立法，再依法产生市场，国家法律与期货市场的规则同步产生。”这种模式的产生要求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化程度较高，其本国或地区经济与世界经济是一体化的，而这些国家与期货发达国家又处于不同的时区。
二、我国期货市场法律发展演变
在我国，1991年郑州第一个期货合约挂牌交易，标志着我国期货市场的开端，至今已经过10多年风雨历程。在期货市场不断发展的进程中，我国逐步建立起了以1999年6月国务院颁布的《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为基础的期货法律制度。但期货市场发展至今，这些”条例”、”办法”早已不能适应曰新月异的市场现状，期货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已成为中国期货市场发展前进的障碍。
(一)从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到《期货交易管理条例》
针对国内期货市场的盲目发展、一度失控，1999年国务院颁布《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强调规范和整顿，对期货市场的有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数年以来，《暂行条例》在实现整顿目的的同时，也限制期货市场的发展。2007年初，国务院通过了《期货交易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并颁布实施，取代《暂示条例》发挥作用，新《条例》分别对期货交易所的组织架构、期货公司的业务范围、期货交易规则、期货业协会的权利义务、期货监督管理的原则与措施等进行了详细阐述，很多细则都是首次提出。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和务实精神，为中国期货市场的积极稳妥发展奠定了实的制度基础。存
《条例》出台之后，中国证监会将颁布包括《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期货公司管理办法》、《期货公司高管人员管理办法》以及《期货公司从业人员管理办法》等监管细则以配合《条例》的实施，推动我国期货法律规范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二)从最高人民法院1995《会议纪要到2003年规定》
1995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了全国部分省市法院审理期货案件座谈会，根据当时反映到审判实践中的法律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对策，于1995年10月27目了《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会议纪要》)，这个纪要虽然没有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但是它的及时对于规范期货市场秩序、审判大量的期货交易纠纷、制裁期货市场巾的违法犯罪行为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随着期货市场的发展，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期货纠纷案件的过程中遇到新的情况和问题。2003年6月l8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若丁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并同年7月l日施行。较之《会议纪要》更全面具体，突出体现了严格按照双方当事人合同约定的原则，更加强调了过错责任原则和因果关系原则，进一步确立n场各方都应对自己行为负责的民事审判原则，更具公JF性和可操作性。但是，由丁此司法解释没有主法(《期货交易法》)作依据，其存往的法律瑕疵也较为突ljj，主要表现为：承担法律责仟的主体表述失当；权利义务与应承担的责任缺乏必然联系；权利、责仟失调，有迎公平、公正原则；举证责任过于笼统、宽泛，为期货市场法律纠纷埋下了许多伏笔等。
三、我国期货市场未来法律展望
当前规范期货市场运转的只有国务院l999制定，并于2007年3月修订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以及此后证监会修订的四个《管理办法》。这些法规方面是效力层次较低、不够系统：另一方面是这些法规存期货交易制度构造上也有许多不合理、不科学之处；内容多为基于行业行政管理的内容，关于期货交易的规定较少。完善我国期货交易法制、探索完善的期货交易制度，成为当前我们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根据我幽的国情及借鉴罔外经验，我国应当建设期货市场的同步建立完善的期货法律体系，刖法律和制度来促进市场的有序运行。针对当前期货法律制度的不足，新的制度建设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l、以法律的形式规范交易双方的行为，明确各交易主体的责任。由于现行法律体系的零散与混乱，期货交易行为缺乏统‘的管理规范，同类交易事件可能导致不同的结果，存司法实践中往往会有争议，从而增强了期货交易的不稳定性，弱化了司法的权威性。因此，期货交易相关法律法规必须明确规范期货交易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法律责任和后果，允分体现Jl{i管的处罚度。
2、以法律的形式充分保护期货投资者的利益。在期货交易的市场中，最重要的卡体式期货投资者，其关系若整个期货市场的命脉。南J规范期货交易的法律体系没有构成，期货交易行为没有统‘明确的规范，损害投资者利益的事例比比皆是，冈为能援引法律加以救济，投资者诉讼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长此以往，将打消投资者投资的积极性，丧失对整个期货市场的信心，这对期货市场的发展是相当不利的。因此必须允分重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3、兼顾宏观的经济利益。期货市场体现的是一国资本市场的重要部分，其影响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甚至影响一国在国际经济市场上的地位和发展，所以，期货市场必须与同际接轨，与国际经济同步，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期货品种推出机制却缺乏相关的法律规定。在其他国家的交易所出现的”中国指数”期货就危及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与金融安全，严重损害了我国的社会公共经济利益。因此，从宏观经济利益的角度来说，制定完善期货法律制度是势在必行的。新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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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竞争；反垄断法
一.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概念
对于市场支配地位的概念，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所谓市场支配地位指的是个别企业而且通常是较大企业，有能力利用自身在市场份额、资本、资源等方面的优势，操纵市场的供应关系和市场价格，限制或者禁止其他企业的竞争，以最大限度使自己获得利益的资格。由此可知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概念，即为了维护企业自身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获得企业最大利益，而用拥有的市场支配地位来实施禁止或者限制竞争的行为。在司法的实践中，它的表现形式主要有：掠夺性定价、拒绝交易、搭售商品、价格歧视、超高定价、滥用知识产权、价格回扣等。
二.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规制的必要性
美国于1890年颁布的《谢尔曼法》是世界上第一部反垄断的法律，其中不乏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定。到了今天，各国的法律体系中都有关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定，而且规定越来越具有科学性和完善性。尽管如此，现实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仍是数见不鲜，屡屡发生。归根到底是因为该行为可以通过限制市场的竞争打压了其他对手企业，使其最大限度的控制市场的供需和价格，为自身带来更大的利益。但是从别的角度来讲，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存在着以下诸多危害：首先，利用自身的优势排挤竞争对手，不利于市场的完全竞争；其次，实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企业一般情况下会通过操纵市场商品的价格来达到目的，这必然也会侵犯消费者的权益；最后，该行为容易形成市场进入堡垒，不利于地区之间的经济交流和均衡发展。归根到底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对于消费者的利益、对于经济的效率、对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都有损害。
三.我国关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立法现状
当前，我国已经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做出了一系列的规定。这些规定主要体现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电信条例》等法律法规之中。就当前来看，在我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主体主要是公用事业单位和行业、在华跨国公司和境外外国企业，他们在享有的权利和资源上都占有巨大优势，使得他们有条件对市场进行支配。并且，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的市场性更加突出，开放性也逐步提升，为跨国公司和国外大型企业实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提供了机会。
我国关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立法，大度都是从反不正当竞争的角度进行规定，这就难免会导致在立法时就会出现一些不足之处，主要有：立法零乱分散；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缺乏足够有利的处罚；缺乏系统的对相关市场界定及滥用行为界定的立法；规定的实施程序规定也不够完善等。在司法的实践中，执法的力度不强、效率低下、而且存在有关部门权力交叉的现象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我国相关方面的立法和司法听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我国的现实情况却与之相差甚远。
四.对我国规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建议
针对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不断升级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现象，以及我国在规制这种现象方面的不足，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首先，完善相关的行政法规的立法
要用合理原则分析认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虽然《反垄断法》关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定中以“不正当理由”、“不公平”等字眼强调了合理原则的适用，但是笔者认为，仍应当以行政法规做出明确的规定。具体来说就是应当在我国的行政立法中规定，对认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与认定限制竞争协议要有区别，规定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进行认定的时候要运用合理原则进行分析，而不能简单地适用本身违法原则进行肯定或者否定。
其次，加强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反垄断执法
具体来说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规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应成为我国反垄断执法的重点。规定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不得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排除或限制竞争，这样既可以建立竞争性的市场结构，防止出现垄断和促进竞争，又可以促进规模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二是要加强执法机关能力建设，包括行政及司法机关。笔者认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国家财政预算、执法机构建设、执法专业人员、执法范围与重点。
最后，有效开展国际执法合作。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下，跨国公司和境外的企业经常会利用自身的优势进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这就要求我国的反垄断执法机关在执法的过程中要开展有效的国际合作，包括程序性和实体性的合作。（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法律规制研究》 李小明著知识产权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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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汽机本体清洁度控制
目前国内常规火力发电厂安装使用的汽轮发电机组主要分为进口机组与国产机组种，国产机组主要由三大汽轮发电机厂（东方汽轮发电机厂、上海汽轮发电机厂、哈尔滨汽轮发电机厂）和北重汽轮发电机厂生产的汽轮发电机组，本文适用常规火力发电厂的汽机本体台板、轴承座、轴承、汽缸、隔板、汽封、转子、盘车装置以及发电机和励磁装置机务部分等部件施工的清洁度策划与控制。
1汽机本体清洁度控制重点
汽机设备供货主要分为散件供货和整体供货两种形式，不同的设备供货形式，其生产全过程的清洁度策划与控制也存在着不同。其中针对散件供货的设备清洁度策划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设备出厂前设备质量监造及验收情况，保证设备内部无铸砂、铁屑等杂质；（2）现场组装环境条件的要求；（3）设备在组装过程中保持清理干净，无锈蚀等；（4）施工人员的保护及施工作业的要求。
针对整体供货设备清洁度策划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1）设备组装过程中监造的检验情况，保证内部清洁；（2）设备出厂后的保管与维护是否符合要求；（3）安装前的整体检查验收。
项目建设过程中，宜针对上述几个方面制定可靠的策划和控制方案，以保证汽轮机本体的清洁度。
2汽机本体清洁度控制措施
2.1设备监造方面
设备制造过程是保障设备内在洁净的关键环节，建设单位或总承包单位宜选择有相应资质的监造单位签订监造合同，明确责任，对设备制造过程实施监造，在保证设备制造质量的同时，严格监督设备内在的清洁度，监造人员应遵守《监造导则》，在编制《设备监造大纲》时，除了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重点控制的同时，要对汽机清洁度进行重点控制规划。
（1）熟悉制造单位的检验计划和检验、试验要求，确认各制造阶段检验、试验的时间、内容、方法、标准以及检测手段，确认过程控制点。（2）对设备制造过程中拟采用的重大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鉴定和试验报告进行审核，签署意见，并通知委托人予以确认。（3）查验主要零件的生产工艺设备、操作规程和有关人员的上岗资格，并对设备制造和装配场所的环境进行查验。（4）对制造设备的主要原材料、外购配套件、毛坯铸锻件的证明文件及检验报告和外协加工件、委托加工材料的质量证明以及制造单位提交的检验资料进行查验。（5）对设备制造过程进行监督和抽查，深入生产场地对所监造设备进行巡回检查，对主要及关键零部件的制造质量和制造工序进行检查与确认。（6）监造人员应按制造单位检验计划和相应标准、规范的要求，监督设备制造过程的检验工作，并对检验结果进行确认。（7）对整体组装的设备在组装过程中要进行全程监督，保证组装零部件清洁、内部无杂物。组装完毕后，对敞口部位及时进行封闭、封存。（8）设备监造工作结束后，编写设备监造工作总结，整理监造工作的有关资料、记录等文件，一并提交给委托人。
2.2作业环境方面
2.2.1作业环境应达到的要求
（1）作业前汽机房封闭结束，屋顶、楼板施工完，无渗漏现象。（2）正式或临时大门及窗户已安装完毕，实现无风尘入侵。（3）交付机务安装的楼层无施工遗留物、安装层粗地面施工完，墙体砌筑抹灰完，以防止施工交叉造成对汽轮机的污染。（4）交付机务、电气、仪表盘柜安装的基础清理干净并弹线移交、粗地面施工完，电气照明施工完，通风系统投入使用。（5）交付安装的预埋件无空鼓、无焊瘤、无杂物、已做防腐处理且标示直观清晰；交付安装的沟隧道土建工程全部结束，无土建施工遗留杂物，孔洞封堵完善。（6）设计要求抹面和粉饰的部分，尤其是发电机风室和风道，抹面应平整、光滑、牢固，无脱皮、掉粉现象，必要时应涂耐温油漆；内部的金属平台、爬梯等应作好防腐。
2.2.2作业过程环境清洁度措施
（1）设备存放采用定制化布置，所有汽机设备要采取定制化布置的管理，按策划要求，定点码放；同时，码放区域距离窗户、天窗、通道距离适宜，以防雨天进雨生锈。
（2）对零部件按使用部位采分区域、集中布置，对大的零部件码放整齐，做到整洁统一；对一些较小的零部件要放置在做好的物品架上集中码放，根据使用部位、规格、材质、数量等几个方面的标识做好标牌，并设置专人进行管理，定期进行清理、维护，保持存放区域清洁、有序。（3）汽机平台应设专人进行清理，必要时采取一定的洒水等防尘措施，保持设备组装环境干净、整洁；并要定期清理设备，对清理干净的设备进行覆盖，防止再次污染。（4）作业区域的封闭管理。汽轮发电机运转层实行两层管理，第一层设备检修区及存放区，第二层安装区，安装区采用围栏隔离并设置保卫人员，施工人员必须持证出入。
2.3设备保管与维护阶段清洁度施工控制
2.3.1设备进厂后阶段
（1）汽轮发电机组的汽缸、隔板、调速器及其转动机构等重要部件到达现场后，应抓紧开箱清点，检查各加工面有无锈蚀或机械损伤，如发现问题，应及时与制造商联系处理。开箱后的汽轮机本体部件宜存放在封闭库或机房内。（2）汽轮机转子到达现场后，应尽快从包装箱中取出放置到专用轴承架上，转子表面及轴颈的保护完整、无损伤和锈蚀现象，固定牢固，轴颈处用干净的白布苫盖上，每隔两星期盘动转子180°，防止转子弯曲。（3）汽机零部件应放置在清洁、干燥的仓库或厂房内，并置于承载能力满足要求的枕木上，有防火、防潮、防尘措施。（4）在露天存放的重要部件（如汽轮机内外缸），所有不涂漆的加工金属表面及其结合面、螺孔、管孔要进行防锈处理。（5）对螺栓等零部件易于损伤的部位用纤维性聚乙烯塑料进行隔离保护。（6）发电机定子应存放在清洁、干燥的仓库或厂房内；水内冷电机应使用干燥、清洁的压缩空气吹扫水内冷绕组。
2.3.2作业过程保管与维护
（1）汽轮机内部部件的清理需由专人负责，对于设备在制造、运输中造成的附着物必须彻底清理，设备死角应用面团等方式清理干净；设备内部清理后无论正式或临时封闭都必须采用明显外露的方式，严禁用棉纱、棉布等塞入开口部位，防止杂物遗留在设备内部。（2）设备各部套安装就位前应先将设备上尘土和污物清理并擦拭干净，各预留孔洞用压缩空气吹扫，设备就位后在建筑专业进行设备基础二次灌浆前对设备应进行防污染保护。（3）进入设备内部清理和检查的人员，应穿干净无钮扣和衣袋的专用工作服，鞋底无铁钉并应擦净，严防在设备内部遗留杂物。（4）管道与缸体最终封闭前，必须指定专人检查后，按规定通知相关人员进行联检，确认无任何杂物后进行隐蔽签证后方可封闭。（5）发电机定子内部清理采用吸尘器彻底清理，不得使用压缩空气吹扫，以防止损坏绝缘。（6）对阴雨潮湿气候的地区，设备清理完毕后要采取涂油等防锈措施，保证设备不生锈。
2.4本体零部件清洁度要求
（1）所有零部件经清理后必须做到加工面和内部清洁，无任何杂物。（2）设备的精密加工面不得用扁铲、锉刀除锈，不得用火焰除油。（3）轴颈和轴瓦严禁踩踏，施工中必须采取保护措施。（4）轴瓦（密封瓦）在现场要封闭保存，乌金部分要修刮到光滑，外部要彻底清理，除掉制造过程中的铸砂、毛刺等；顶轴油孔要保证畅通干净，在轴瓦正式回装前必需用压缩空气进行吹扫验收，保证在设备运行中不脱落杂质。
2.5台板、缸体、轴承座清洁度要求
（I）台板的滑动面应平整、光洁、无毛刺，台板与二次浇灌混凝土结合的部位应清洁无油漆、污垢。（2）台板上浇灌混凝土的孔洞、放气孔、台板与轴承座或汽缸接触面间的注油孔均应畅通。（3）台板与轴承座或滑块、台板与汽缸的接触面应光洁无毛刺。（4）汽缸外观检查应无裂纹、夹渣、重皮、焊瘤、气孔、铸砂和损伤。各结合面、滑动承力面、法兰、洼窝等加工面应光洁无锈蚀和污垢，防腐层应全部除净，蒸汽室内部应彻底清理，无任何附着物。
2.6转子清洁度要求
（1）通流部分应无油脂，汽封、轴颈、推力盘、齿轮、蜗母和联轴器等部件，应无锈污或油漆。（2）转子各部分包括焊接转子的焊缝，应无裂纹和其他损伤。轴颈、推力盘、齿轮、蜗杆和联轴器应光洁无毛刺。（3）套装叶轮的相邻轮毂之间的缝隙内应清洁无杂物。（4）联轴器法兰端面应光洁无毛刺。（5）联轴器波形管内应清洁无焊渣、铁屑或其他杂物，并应有泄油孔。（6）具有油孔的联轴器，其油孔应清洁畅通。（7）需要进行绞孔的联轴器，绞孔前将轴承座内部采取塑料等进行隔离，保证铁屑不进入到轴承座内部。
2.7喷嘴、隔板（套）、汽封（套）、导流环（分流环）清洁度要求
（1）喷嘴、隔板和隔板套各部分应无油脂，其水平结合面、隔、隔板套、汽缸间的接触面，以及安装汽封块的洼窝等部位，应无损伤、油漆、锈污并应清理露出金属光泽，并在接触面上涂擦耐高温的二硫化钼；隔板侧面缝隙内部应清洁，无杂物。（2）汽封套的疏水孔按图检杏应畅通，安放汽封块的洼槽内应有通往进汽侧的平衡孔。（3）导流环上的测温孔与汽缸上的测温孔应对正，疏水孔应畅通，水平结合面的定位销装入后，其轴向、径向均不应有错口现象。
2.8汽机扣盖清洁度要求
（1）汽缸内各部件及其空隙必须仔细检查并用压缩空气吹扫，确保内部清洁无杂物、结合面光洁、各孔洞通道部分应畅通，需堵塞隔绝部分应堵死；扣盖所需的设备零部件，应预先进行清点检查，无短缺或不合格的情况，并按一定的次序放置整齐。
（2）高压内缸蒸汽进汽管内部及夹层内必须认真清理干净，不得有任何杂物，法兰应平整光洁，无径向沟槽。（3）密封环内外圆与两侧平面，以及密封环槽均应光洁无毛刺。（4）螺旋隔热管内外均应清理干净，上下疏水小孔应畅通。（5）施工用的工具和器具应仔细清点和登记，扣完大盖后应再次清点，不得遗失。
2.9发电机清洁度要求
（1]水内冷电机定、转子进出水管管口应封闭良好。（2j发电机转子检查、确认槽楔应无松动，通风沟内应清洁畅通，无堵塞现象。（3）电机的铁芯、绕组、机座内部应清洁，无尘土、油垢和杂物。（4）埋入式测温元件的引出线和端子板应清洁、绝缘。（5）电机引出线的接触面良好、清洁、无油垢。（6）电刷接触面应与集电环的弧度吻合，研磨后应将碳粉清扫干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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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早已成为许多人生活的一部分，而人们也渐渐习惯于将手机作为新的娱乐工具。随着3G的发展，手机的功能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强大，所谓的“智能手机”也频频出新，由此而衍生除了一个新兴职业――手机游戏开发。
据智联招聘网的一份才情报告显示，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游戏动漫等创意文化行业在经济危机中独树一帜，逆流而上。在收入和人才需求上不断增长，而手机游戏开发人才也成为了职场新宠。
报告指出，相对于传统的网络游戏设计和开发工程师，两月内4000职位的增幅，手机游戏策划、手机游戏高级开发工程师、手机游戏单机开发工程师和手机网游服务器端JAVA开发高级工程师等需求也呈明显增长。
另一方面，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MIIT)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11月。中国的手机用户数量达到了6.3384亿，相比10月份增长了1.05％。而与2007年同期相比则增长了17.51％。预计2010年手机用户将超过7亿，巨大的手机使用群体，无疑引爆了手机游戏这个巨大的市场。
四大领域人才紧缺
“手机游戏市场的蓬勃发展，引来无数年轻人，但依然难以摆脱人才缺乏的尴尬。”汇众教育游戏学院的专家指出，国内手机游戏诞生，也不过短短数年，行业缺乏经过实践证明的、行之有效的规范，也没有相应的人才储备。但膨胀的市场需求却对开发者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
手机游戏工程师：要熟悉GSM／GPRS相关协议，了解通信协议、接口，以及通信嵌入式操作系统；能在移动平台上实现尖端3D技术，精通Java Script和C／c++，开发过Flash小游戏；有过Java手机游戏软件的开发、编程、测试、本地化经验；
J2ME游戏软件工程师：要掌握手机游戏设计模式，精通J2ME或J2SE／J2EE、MIDP、CLDC，熟悉国内手机开发规范、运营模式等。熟悉Symbian／Brew等手持设备平台；
高级游戏测试工程师：要熟悉手机游戏，对测试理论有深刻的见解，能快速接受新的技术和测试技巧；
美术设计师：要熟悉手机游戏特征，能熟练建模、绘制贴图，有良好的材质光影控制和镜头分配能力；熟练使用3DMAX／MAYA／等3D软件；熟悉CGmovie制作流程和后期编辑等。
实力“用作品说话”
“要解决目前行业从业人员对游戏缺乏整体认识的困境，必须从高度上对手机游戏从开发到运营的整体过程进行教育。”
作为国内从事游戏教育培训的权威机构，汇众教育率先担负起这样的重任。不断根据市场变化、企业需求调整课程设置：在游戏美术设计课程下就增加了手机游戏美术设计；在课程设置上，无论是从事手机游戏美术设计还是手机游戏程序开发，都要先接受关于游戏策划和运营的基础课程，才能进入专业课程的学习；而专业课程的学习又有大约50％的课时是上机操作。
“手机游戏程序设计师是一个典型的用作品说话的行业。”汇众教育老师指出，“一个优秀的手机游戏作品，不仅是对开发技能熟练的运用，更是对用户心理的准确把握，和对各种手机特性的全面了解。”
因此，如果你想顺利进入手机游戏企业，面试时能够展示一款PC平台的MUD游戏、一款完整的手机游戏是必不可少的，也是你敲开Java语言程序员、手机游戏移植程序员、手机游戏开发程序员、手机游戏开发工程师等职业大门的第一步。
“云世界”轻松实现梦想
“在很多人看来，谈起手机游戏开发，难免有种莫测高深的感觉。其实，通过参加游戏学院的培训，切身体会到培训的专业化与系统性。尤其实战培训项目，更是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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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互联网金融；市场准入；法律规制；市场准入；市场
由于目前我国尚未针对互联网金融市场建立相关的市场准入门槛及相关行业规则，因此其市场竞争较为自由，同时缺乏一定的公平性。市场准入规则作为防范金融市场风险的重要环节，一旦缺乏对此环节的有力监控，将极易导致金融市场动荡，为后续的有效监管增加难度。因此，在法律层面围绕互联网金融市场建立多角度的市场准入机制迫在眉睫。
1完善互联网金融市场准入法律规制的必要性
目前，互联网金融市场中主要包括P2P网贷、第三方支付以及大数据金融等6种发展模式[1]。本文将主要以P2P网贷以及第三方支付作为对象展开相关研究。十四中全会提出，要将中国建设成一个兼重形式与实质的法治国家。自此，法治一词开始频繁出现在网络及报端。法治与人治相对应，指一种极为理想的社会组织状态。亚里士多德认为，社会的运行应建立在良好的法律基础之上，人民应普遍尊重并且服从法律。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关于法治的理论主要包含以下两个层次：首先，建立良好的法律基础；其次，民众普遍服从法律[2]。法治国家作为一种极为理想的社会状态，有助于充分保障国家及公民的利益。我国建立P2P网贷平台的要求较低且手续简单，成立P2P网贷平台，仅需成立人到工商管理部门进行注册并依照相关法律登记，再去工信部申请经营许可证，并将经营范围选为互联网信息服务类，最后换领营业执照便可开展网贷业务。随着新版公司法的出台，成立公司的条件随之降低，仅需一元钱便可简单注册一个开展金融类业务的公司。尽管成立P2P网贷平台公司与成立普通公司的操作类似，但仍具有独特性与新颖性，使其区别于传统金融行业，不必接受传统金融机构必须接受的严格监管。因此，P2P网贷行业乱象丛生，严重损害了公民与集体的利益，e租宝便为典型案例之一。目前，我国已形成了以银行为主要监管机构、相关法律政策为主体的金融监管体系，对金融市场的市场准入规则进行了详细规定，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金融市场的稳定。但就P2P网贷行业而言，目前的金融法律体系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监管与约束。近年来，第三方支付行业发展迅速，并快速在我国金融领域占据重要地位，对我国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不仅改变了传统金融业的发展模式，且推进了我国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但就整体而言，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体系难以满足维护第三方支付市场金融安全的需求，且无法切实保护消费者的权益，显然与建设法治社会的要求相违背。由此可见，应尽快对第三方支付行业的市场准入机制进行明确规定。综上所述，从法律层面尽快对以P2P网贷、第三方支付行业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领域市场准入进行规制已极为必要。
2当下互联网金融市场准入法律规制的不足
2.1P2P网络借贷平台市场准入法治缺陷
2.1.1金融监管法律法规有所欠缺目前，我国就P2P网贷平台行业尚未设立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尽管P2P网贷行业已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但此前该行业长期处于欠缺相应市场准入规则的状态。申请建立P2P网贷平台的标准较低、且注册程序简单、资金成本低等因素均导致P2P网贷行业的不稳定性不断累积。此外，由于P2P网贷平台的准入门槛较低，且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的约束，而且我国对于进入P2P网贷平台资金的管理较为宽松，导致P2P网贷行业各大网贷平台质量良莠不齐，各类问题层出不穷，极易引发各种金融风险。
2.1.2平台的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我国管理暂行办法规定，P2P网贷平台的全部信息数据及运行情况皆应及时报送相关监管机构。其中，审计报告由P2P网贷平台自行聘请会计事务所进行年度审计获取。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在该披露制度下，对P2P网贷平台缺乏相对严格的监管，导致P2P网贷平台所披露的数据及信息指标极易产生信息披露不完整的情况，从而引发道德风险[3]。因此，该披露制度并不具有充分的可行性。此外，部分平台为获得较好的评级而进行信息伪造，甚至可能在审计过程中出现欺瞒欺诈行为，导致监管部门对该平台的市场准入资格的评估并不准确。
2.1.3监管主体的身份有待明确P2P网贷平台行业尚处于兴起阶段，其经营主体及性质尚不明确，P2P网贷平台在作为普通工商企业的基础上，由于其经营货币资产业务，因此具备部分金融机构的性质。由于其经营性质尚未明确，导致P2P网贷平台长期以来缺乏明确的监管主体。尽管我国已于2017年将P2P网贷平台明确规定为一种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并明确规定其监管主体为银监会及其分支机构，但由于P2P网贷平台在区域及市场发展背景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银监会对该行业的监管标准仍需进一步修改。
2.2第三方支付机构市场准入法治缺陷
2.2.1准入条件设置不科学尽管我国已针对第三方支付市场初步制定了相应的市场准入规则，并在实施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由于第三方支付行业长期处于动态变化中，加之我国现有的金融监管体系存在一定缺陷，导致先前设立的市场准入规则未能完全发挥应有的效用，且逐渐不再适应现实发展的需要。我国现行的非金融机构管理办法仅对非金融机构的业务以及最低注册资金进行了划分，且仅将第三方支付机构简单分为两个等级，上述区分方式并不具有科学性。按照我国现行的管理办法规定，第三方支付机构可选择从事的业务种类包括三种，申请机构可依据自身的实力状况选择一种或多种业务种类同时开展。由于不同形式的业务种类所需要的经营成本以及发展方向均有所不同，因此，不同的业务种类在我国金融市场中均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例如，预付卡业务本身可自行形成一个封闭的资金循环系统，而网络支付涉及多个主体，其中包括交易双方以及第三方支付机构等，显然，网络支付相对于预付卡业务而言更具有风险性，更易导致违法犯罪行为的产生[4]。因此，在确定第三方支付机构的注册资本时，应将第三方支付机构的经营类型纳入考量标准。
2.2.2公众守法意识较薄弱我国第三方支付市场中存在的问题与我国金融市场的构成存在缺陷以及相关主体守法意识的缺失密不可分。近年来，我国第三方支付市场的业务范围逐渐扩大，且其业务形式更加多样化。因此，出现了部分第三方支付机构经营业务超出原本市场准入规则所规定的范围的现象，更有甚者为了追求高利润而出现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首先，用户备付金的数额巨大，普通人难以抵制其诱惑，外加市场监管的缺失，为第三方支付机构的犯罪行为提供了便利。其次，我国关于守法方面的宣传力度仍有待加强。部分第三方支付机构存在利用法律漏洞为自身谋取利益等行为，甚至存在利用法规漏洞进行诈骗等犯罪行为。因此，在建立并完善市场准入机制的同时，政府应加强对公众守法意识的宣传，可以利用互联网技术进行守法意识的宣传。总体而言，我国针对第三方支付机构相关体制的完善仍需长时间的努力。
3互联网金融市场准入法律规制的改进建议
3.1完善市场准入法律依据，填补法律空白
我国目前仅有一部《网贷办法》为针对P2P网贷行业的市场监管制度而设立的。而P2P网贷机构的成立可参照《公司法》以及《投资基金法》等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因此，在《网贷办法》的修订过程中，首先应明确界定P2P网贷平台市场准入规则，以及相关风险监控机制、注册资金以及人员比例等方面的标准。而地方的监管机构应根据中央出台的法律制定相关的网贷平台监管制度，并在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制定既满足中央要求又适应当地情况的监管标准。其次，应加强P2P网贷平台的自我监管意识，制定相应的自律规定，明确其市场准入资格，实现P2P网贷平台设立的规范化，提高P2P网贷平台的准入门槛，进而实现整个P2P网贷行业质量的提高。完善P2P网贷行业的市场准入规定，有助于充分发挥市场准入规定在保护金融市场方面的作用，为P2P网贷行业的规范监管奠定基础。完善P2P网贷行业市场准入的相关法律法规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步骤：第一，应加快完善互联网金融业的法律体系。目前我国尚未对此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且其相关规定分散在各个针对传统金融业的法律体系中。为适应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速度，为互联网金融业的监管提供依据，政府应结合互联网金融特征，及时对互联网金融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修订，并重点关注互联网金融监管方面的法律规定。就完善互联网金融市场准入方面的法律法规而言，可根据《公司法》对互联网金融企业与普通企业进行明确划分，规定互联网金融企业的经营范围以及经营主体，并在此基础上增加相应的法律条款。第二，应在刑法中设立与互联网金融犯罪相关的法律条款，加大对互联网金融犯罪的监管惩治力度，重点打击利用市场准入规则漏洞进行投机犯罪的行为。P2P网贷平台时常出现非法集资以及诈骗等犯罪行为。因此，应将上述行为列入刑法监控范围，在刑法中明确满足犯罪构成要件的具体规定，或单独对此设立相关的法律条文。目前，P2P网贷平台尚未在我国实现大规模发展，因此不应在互联网金融业务的拓展过程中将其扼杀，在制定互联网金融犯罪相关的法律条文时，应降低对P2P网贷平台的打击力度，避免出现影响互联网金融业进一步创新发展的情况。
3.2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构建信用评价体系
强化信息披露力度，可帮助降低因互联网信息不对等导致的风险。投资主体只有在充分了解互联网金融产品时，才可帮助投资主体作出正确的判断以及正确的投资行为。因此，应健全信息披露制度，加强信息披露力度，实现信息透明化，对于未按规定及时作出披露或未能如实作出披露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应进行严厉的惩罚。此外，可充分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做法，要求金融机构对客户进行有关风险的提示。同时，P2P网贷平台相关的信息披露以及风险评估应立足于真实准确的数据，充分体现平台的真实交易情况，维护投资者知情权以及财产安全。最后，应强制P2P网贷平台定期披露审计报告及财务报告，对于进行审计工作的会计事务所，当地金融监管部门同样应对其加强监管，确保审计报告的真实性，以便为大众披露准确、真实的P2P网贷平台交易数据及财务指标，实现网贷平台的信息透明化，从而更好地维护投资者的利益。除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之外，由于监管制度的不完善以及监管力度的不足，导致线上虚假交易以及诈骗现象频频出现，严重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导致互联网金融的信用危机愈发严重，若不加以监管，互联网金融将难以实现长远健康的发展。因此，应及时建立互联网信用体系。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可充分利用大数据等手段帮助监管部门进行监管，并结合云计算技术快速高效地整合数据资源以及信用信息，以便后续进行深层次的数据解析，推动互联网信用体系得以完善，帮助互联网金融业提高信用服务能力。与此同时，通过权威的信用评估机构，在规定时期内及时公布各个互联网金融公司的信用评级报告，有助于实现对互联网金融机构的有效监控。此外，监管部门应加强与P2P网贷平台协会的合作，共同建立P2P网贷平台信用评级机构，或聘请专业机构对P2P网贷平台进行风险评估，并及时向公众披露评估结果、风险预警，帮助公民更好地了解各个平台的发展现状。
3.3明确P2P网络借贷法律层面监管主体
由最新的网贷办法可以发现，今后应实行中央与地方相结合的监管模式。在中央部门层面，应主要以银监会为监管主体进行监管，地方层面则应由银监会派出的机构及地方财政司法部门进行监管。此前，在网贷办法中并未对市场准入监管进行明确的规定，在具体进行监管时可根据监管主体进行变通。此外，可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监管方式对P2P网贷平台进行监管。同时，应充分发挥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形成行政监管与自律监管相结合的监管模式，保证网贷平台的高质量发展，维护互联网金融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3.4设置科学的第三方支付分级注册资本标准长期以来，我国立法机关混淆了注册资本与运营资本，但实际上维持一个机构正常运营的重要支撑为运营过程中的持续性资本。因此，可适当降低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准入门槛，在设定资本额度时，应将第三方支付机构所经营的业务类型以及地区因素纳入综合考虑。我国现行证券法规定，证券公司的成立主要根据经营业务的种类确定最低注册资本金，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市场准入金同样可参照此标准实施。例如，经营单一的预付卡业务的机构可降低准入金额，而对于经营多种业务或经营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业务的金融机构可适当调高准入资金门槛。此外，我国对于第三方支付机构的资金要求始终处于静态层面，但整个互联网金融行业始终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因此，第三方支付机构的风险以及经营范围将随着整个行业的变化而变化。对此，国家应及时建立一个动态的资金要求机制，如保险金制度。建立保证金机制，有助于用户在第三方支付机构出现财务危机时，可向相关机构索取保证金以维护自身利益。为建立行之有效的保证金制度，需引进一定比例的第三方支付机构的自有资金作为保证金，保证金的具体额度应根据第三方支付机构的业务种类及范围进行调整。
3.5加大第三方支付机构与用户守法宣传力度
为真正实现第三方支付机构市场准入的法治，机构自身及使用者应自觉建立强烈的守法意识。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设法治中国。一个法制国家不仅要求国家具备完善的法律体系，而且要求全体公民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营造知法、懂法、守法的良好社会氛围。因此，相关部门应加大对守法意识的宣传力度，促进全社会公民树立法治思想，以便更好更快地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此外，立法者应及时更新立法理念，以保证出台的政策法规适应时展的需求。因此，对于立法者而言，其自身首先应具备较高程度的专业素养，以确保所立法律条文的可行性与科学性。对于执法者而言，应不断提高自身素养，共同打造一支专业的公务员队伍。而身为司法者，则应明确司法标准，努力营造良好的法律氛围，帮助公民树立守法意识。就普通民众而言，可采取社区讲座等方式对其进行法律宣传，且应确保宣传的内容紧跟时展趋势，具有较强的时效性。
篇7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第三方支付；金融风险；法律规制
互联网金融是借助于支付、云计算、社交网络以及搜索引擎等互联网工具实现资金融通和支付，充当信息中介，将传统金融业与互联网平台相结合，是一种区别于商业银行间接融资和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新兴融资模式。互联网金融的形式多样，主要包括理财模式、支付模式和融资模式三类。我国互联网金融主要分为五类，即第三方网络支付（支付宝）、P2P小额信贷（宜信、拍拍贷、红岭创投、畅贷网、人人贷、团贷网等人对人贷款）等网络信贷、众筹融资平台等互联网融资、淘宝理财等互联网理财和比特币等新兴电子货币模式。
一、互联网金融对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
1有效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满足小微企业融资。
互联网金融的最大优势在于利用互联网技术和网络平台，资金供需信息直接在网上并匹配，供需双方直接联系和匹配，不需经银行、券商或交易所等中介，有效减少出借方和资金需求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的兴起，互联网的信息获取和信息传递的优势更加凸显，在贸易和融资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目前，作为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中小微企业所面临的资本瓶颈突出，互联网金融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方案，资金的供给与需求通过互联网实现有效匹配，大量的小额投资者可以跨域地域限制将资金转移给初创企业使用且对筹资者干预较小，能够有效解决初创企业的资本难题。
2增加百姓投资渠道，提高金融服务水平，推动普惠金融在中国的逐步实现。
在互联网金融模式下，现在金融业的分工和专业化被大大淡化了，被互联网及其相关软件技术替代了，市场参与者更为大众化，互联网金融市场交易所引致出的巨大效益更加普惠于普通老百姓。金融专业人士、企业家、普通百姓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各种金融交易，风险定价、期限匹配等复杂交易都会大大简化、易于操作，真正达到金融服务的多样化和全方位化。同时，互联网金融倒逼传统金融业改革，迅速采用现代科技改造创新业务，提高服务质量，变革服务理念。互联网环境下，满足用户在互联网环境下的金融需求，跨越时空限制的便捷高效的个人金融、在线信贷等金融体验。
3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近年来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步伐正在加快，但要想达到真正的利率市场化尚需时日。在不断攀升的通胀压力下，居民储蓄意愿降低、存款增速下降，监管机构放松利率管制，吸引居民存款。然而面对银行较低的存款利率，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渴望寻求多样化的投资途径来获得更好的收益，互联网金融模式下的P2P贷款平台提供市场化收益率的投资方式，不仅分流了有限的居民存款，还造成存量存款“搬家”，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使传统银行部门面临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
4完善征信机制，实现信用经济。
与金融机构信用体系相比，互联网平台可以详实记载会员在平台上的所有交易，将客户的网上交易年限、交易活跃度、交易对手评价等建立成一个信用体系和数据库，形成企业的网络信用，违反网络信用的行为所受到的惩罚也许比现实世界中的惩罚更为严重。因为，在网络借贷中失信的信贷需求者可能永远再也无法获得来自网络成员的信任，他永远难以利用网络来借贷，随着大规模的共享型的征信体系的形成，互联网金融领域的欺骗将变得成本高昂。未来互联网虚拟社区（共同体）将与现实中的（社区）共同体相结合，共同构造一个互联网金融平台，在决定企业贷款时，可以把网络信用作为发放贷款的主要评价指标。
二、互联网金融存在的不足
1互联网金融可能危及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由于其虚拟账户的产生使互联网金融逃出了传统金融流动性监管的体系，甚至有可能摆脱真实货币的约束，从而增大的潜在风险；超越地域和时间的限制，使得风险扩散的速度更快。传统银行为防范流动性风险有着严格的管控标准，如流动性比率高于25%；存贷比低于75%；核心负债依存度大于60%；流动性缺口率大于-10%等。此外，银行有着多级流动性风险防范体系：银行内部，三级备付金储备；银行间市场拆借；中央银行作为最后借款人。而非金融系互联网金融却缺乏内部有效的流动性风险防范体系，无法参与银行间市场，得不到央行的紧急支持，在流动性风险管控方面基本空白，处于“裸奔”状态，一旦风险爆发，将难以应付，可能对其产生致命打击。与其他货币基金一样，互联网金融也面临着信用风险、收益风险，以及兑付风险。
2互联网金融增大了金融危机的传染性。
互联网金融是网络经济的产物，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不断成长，其运行高度依赖计算机系统、网络通信技术和交易软件，互联网金融因此具有高虚拟性特征。此外，各互联网金融企业具有广泛的物理关联特性，极易爆发系统性故障或遭受大范围攻击。作为融资支付平台的互联网金融是由多边信用共同建立起来的信用网络，各网络节点相互交织，相互联动，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风险损失都有可能波及整个网络，严重时会导致整个互联网金融系统的瘫痪。同时，高度发达的互联网技术所具有的快速远程处理功能，在为便捷、快速的金融服务产品供应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的同时，也加快了风险积聚的过程和程度，甚至会导致风险的积聚和爆发。
3互联网金融削弱了货币政策的可控性。
由于互联网金融改变了人们持有货币的动机，引起货币需求结构的变化，使货币供应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中央银行的控制，从而削弱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的控制能力和控制程度。具体表现为：互联网虚拟货币对现实通货的替代作用会使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的规模萎缩，削弱其在公开市场操作大规模对冲外汇市场波动或者对商业银行进行大规模紧急流动性援助的能力。由于互联网虚拟货币出现和发展会导致基础货币、M1增速以及社会融资规模等货币政策中介指标失真，从而影响货币政策的针对性、有效性。
4互联网金融易侵害消费者权益。
由于金融业务的专业性，互联网的技术性，导致互联网金融比传统金融产品对消费者权益的侵害更为严重。首先是消费者信息安全风险。互联网金融涉及的交易都是通过互联网进行，虽然目前加密、认证技术已经很发达，但是消费者信息、交易数据被截获或者篡改的风险仍然存在。其次是消费者资金安全风险。第三方支付模式下，消费者的资金存于非实名制开立的第三方支付虚拟账户名下，加之第三方支付机构不向银行上送完整的交易信息，导致银行无法监控每笔交易具体信息，只能被动地为第三方支付机构提供清算服务，造成了商户管理与消费者资金使用均处于无监控状态。第三是消费者的投资教育风险。虽然互联网金融是普惠金融，无须具备金融专业知识投资者即可进入该领域，但正缘于消费者缺乏充足的投资知识和风险防控能力，极易对自身的投资能力进行错误评估。最后是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面临法制缺位困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我国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基本法律，金融消费者保护无疑也应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框架下进行，虽然该法第二十八条明确规定金融领域内的经营者负有信息披露义务但由于金融市场及其产品的特殊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很多规范在金融领域都面临可行性、操作性方面的困难。《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我国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基本法律，金融消费者保护无疑也应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框架下进行，虽然该法第二十八条明确规定金融领域内的经营者负有信息披露义务但由于金融市场及其产品的特殊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很多规范在金融领域都面临可行性、操作性方面的困难。
三、互联网金融安全规制
1明确界定互联网金融机构法律地位。
2011年，第三方支付牌照开始颁发，第三方支付机构的法律地位基本得到了认可，可以从事互联网支付、移动电话支付、银行卡收单、预付卡发行与受理、货币汇兑等众多支付业务。由于我国法律对于包括P2P在内的部分互联网金融机构的法律地位、经营范围一直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监管政策也处于灰色地带，造成不少从事互联网金融的企业开展的业务“名不副实”，超越了业边界，触碰法律的底线，甚至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等。因此，我国急需以立法的形式明确互联网金融机构的性质和地法律位，对其组织形式、资格条件、经营模式、风险防范和监督管理等作出规范。建立完善的市场退出机制，实现市场自然整合和优胜劣汰。我国金融机构退出机制的法律规定主要散件于《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保险法》等法律规定，原则模糊，过于简单，对退出后的善后处理工作没有明确规定。根据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和现行法律法规的实施，借鉴日本《金融再生法》、美国《1991年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改进法》，制定切实可行的互联网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制度框架。
2构建多层次的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
互联网金融跨行业、跨区域的经营模式对于我国金融分业监管体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为了避免监管真空和重复监管，我国应尽快建立起正规监管与行业自律相结合、跨部门跨地域的多层次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一是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调。美国对互联网金融监管主要从证券交易和货币服务业务的角度管理，一方面将P2P机构视为借贷中介机构，另一方面将第三方支付视为货币转移业务，监管的重点放在借贷交易和资金转移过程，奉行权力分散和相互制约，通过财政部货币监理署、美联储、联邦保险公司等多个部门实行功能性监管。欧盟监管基本为机构监管，例如倾向于对第三方支付机构给出明确的界定，通过对电子货币的监管加以实现。二是与时俱进地推动金融监管改革。金融监管当局要改变监管的理念和监管模式，针对互联网金融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以及互联网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和表内表外业务设计科学的监管体系，以此来提高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快速反应能力。三是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与协调机制。在当前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单靠一个国家金融监管当局的力量已经无法适应互联网金融业迅速发展的需求。
为此，我国应加强同世界其他国家的金融监管合作，对跨国性的金融交易实行统一的监管标准，共同打击跨境互联网金融犯罪，保护本国用户在国外、外国用户在本国的合法经济金融权益。另外我国要积极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G20领域的监管共识与合作等各类国际性和区域性金融监管组织或机构的活动，融入全球监管体系建设。
3加强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近年来，“一行三会”先后设立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专门机构，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开展工作，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但是距构建完备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仍有较大的差距，特别是在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较为薄弱。在互联网环境中，信息采集、传播的速度和规模达到空前的水平，过量化、复杂化、非对称性的信息使得消费者识别有效信息的难度大大增加，消费者的知情权受到挑战；而且网络安全隐患使得消费者各类交易信息如身份信息、账户信息、资金信息等在互联网传输过程中存在被非法盗取、篡改的风险，直接影响到消费者的金融隐私权。在2013年5月制定的《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管理办法（试行）》中指出，金融消费者是指在境内购买、使用金融机构销售的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的自然人。这一界定并没有包括网络支付、网络借贷等非金融机构或准金融机构消费者。因此，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推进过程中，要高度重视互联网金融领域，建立健全互联网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机制，强化对金融消费者特别是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教育，进一步加强征信体系建设，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构建良好的互联网金融市场环境。
参考文献：
[1] 彭肇建金融互联网概念初露锋芒[N]证券市场红周刊，2014年第9期
[2] 徐明第三方支付的法律风险与监管[J]金融与经济，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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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环境监察局：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专项执法检查工作开展以来，我局领导高度重视，按照省环察函（）724号文要求精心组织，迅速开展畜禽养殖专项执法行动，取得了阶段性工作成果，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经查，我市共有139位畜禽养殖户，16户办理了工商营业执照。总计猪的存栏量约2.75万头，蛋鸡存栏量约38.81万羽，肉鸡存栏量约69.23万羽。其中规模化养殖场有8家，2家办理了环境影响审批手续。由于我局关于规模化畜禽养殖的环境管理较为薄弱，所以造成全市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存在一些问题。其一：业主环保意识较差；其二：环评执行率偏低，仅为25％；其三:环保设施不健全不规范；其四：污染物排放底数不清；其五：排污费缴纳数额为零；其六:排污申办登记执行率为零。
二、主要做法
1、全面排查，摸清底数
为了查清底数，(来源：文秘站）我局采取查阅污染源普查资料，联系市农委畜牧局现场核实的方式开展工作，随机核查了21位畜禽养殖户，对照这次专项行动检查对象，即猪为500头以上、鸡3万羽以上和牛100头以上的标准，确定我市8家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名单。然后会同县区环保局、自然科、环科所人员共同通过深入现场调查核实，基本摸清了各养殖场的环评执行情况和污染防治实际状况。
2、召开会议，加大宣传
10月10日，我局召集8家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在县环保局主持召开了全市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环保工作布置会，会上传达学习了国家环保部办公厅、省、市环保局关于开展规模化畜禽养殖场专项检查的通知精神和《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告知了环评手续办理的程序；通报了各养殖场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并明确提出整改期限为三个月。
业主充分理解了会议精神，纷纷表示将在规定的整改期限内完成整改任务。
3、分类整治，逐步提高
对底以后新建、改建和扩建的未开展环境影响评价手续的规模化养殖场即__县__五松五丰种猪场、联发禽牧有限公司、__天宝禽业有限公司、__三佳养殖场、__县恒大养殖专业合作社、__曹源禽业专业合作社，依法责令其三个月内补办环保审批手续，对手续齐全的正强禽业要求其进一步落实环保设施，及时申请三同时验收。对在建的华宝禽业要求其严格落实三同时制度，经我局同意后方可试生产。
4、建立档案，规范监察
通过实地调查，认真填写排查情况明细表，我局基本查清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执行环保法律法规情况及污染物排放情况，至此，我市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管理专项档案已初步建立。为了跟踪、督促整改，我局将各养殖场列入日常监察名单，明确监察责任人、监察职责和监察频次，确保各养殖场环境违法行为整改到位。
三、下步做法
1、进一步摸清底数，关注规模化以外的养殖场，促使我市畜禽养殖行业的环保管理日益全面和规范。
2、按照省局环察函（）724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局专项行动工作的部署，切实加大工作力度，确保我市畜禽养殖场专项检查工作落到实处，各项整改任务如期完成，逾期将予以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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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城市轨道交通，经济效益，建设经营模式，股票市场
我国的股票市场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筹资功能与资源配置功能正在逐步显现出来。大量企业通过改制上市，募集发展所需资金，并以此为契机建立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公司经营效率。一般而言，上市公司基本上属于竞争性、营利性的企业。在多数人的观念中，城市轨道交通是提供公共产品、盈利性差的基础设施项目，它与股票市场互不相干。其实不然，城市轨道交通并非纯粹的公益性项目。只要正确处理好项目中的公益性与企业性问题，轨道交通项目同样可以借助股票市场获得迅速发展。新世纪伊始，上海面临大力发展城市轨道交通的艰巨任务，作为建设、经营体制创新内容之一，有可能依托股票市场来实现发展轨道交通的战略目标。
1 城市轨道交通项目的经济效益分析
城市轨道交通是需要巨额投资的资金密集型项目。就整体而言，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具有显著的国民经济效益，而财务效益却不甚理想。
1.1 城市轨道交通项目的国民经济效益
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与客流的急剧增长，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带来的国民经济效益是多方面的。首先，轨道交通运量大、占地少，具有其他地面交通方式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其次，城市轨道交通项目提供舒适、迅速、准时的客运服务，一方面可以减少客流的出行时间，使其有更多的时间创造社会财富，另一个方面，可以减少疲劳，提高劳动效率;再次，轨道交通安全可靠，可大幅度减少路面交通事故所造成的损失，轨道交通的电驱动及地下运行解决了燃油带来的大气污染以及路面交通的噪声污染;最后，轨道交通能够带动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改善城市的投资环境，提升城市的总体形象。正因为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具有以上国民经济效益，因此许多大城市对其抱有极大的热情。上海市计划在“十五”期间建成10条总长超过00km的轨道交通线，投资总额约1000亿元。
1.2 城市轨道交通的财务效益
从微观经济角度来看，城市轨道交通项目的主要收入来源为票务收入。然而，仅靠票务收入连弥补运营支出都有一定的困难，更不用说巨额建设投资的回收。也就是说，轨道交通项目的财务效益远逊于国民经济效益，致使资金筹措难度大，政府部门不得不对其持审慎态度。
2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与经营模式
由于各国、各城市的社会经济环境存在较大差异，当今世界各国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与经营模式也各不相同，大体可概括为以下三种:
(1) 政府投资建设，政府经营管理
政府作为投资主体，组织轨道交通项目的施工建设，资金来源为财政预算资金或借贷资金，建成后由政府部门负责经营管理，亏损由政府来承担，即政府包办一切。
该模式看重于城市轨道交通项目的国民经济效益，将轨道交通项目作为城市基础设施的组成部分，为居民提供公共产品，对于项目的财务效益则放在次要地位。
(2) 企业投资建设，企业经营管理
项目的建设与经营采用市场化方式，企业是城市轨道交通项目的投资主体，利用权益资金以及负债资金组织项目的建设，建成后，企业负责轨道交通的运营管理。企业的投资通过运营收入以及广告、物业发展等其他业务收入来回收投资，并获得合理的投资回报。政府通常给予企业优惠政策，提供融资便利，或者作为企业的股东之一，提供资金支持。当然，政府的投资也要获得回报。
企业建设、企业经营模式适用于财务效益明显的城市轨道交通项目，一般在人口稠密、经济发达、商务繁荣的特大型城市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其典型代表是香港的地铁。
(3) 政府投资建设，企业经营管理
轨道交通项目的投资建设由政府来承担，项目建成后交企业实行市场化经营。该模式适用于财务效益较好、完全商业化经营存在困难的城市轨道交通项目，一些新兴城市常采用。
3 上海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建设与经营模式的选择
上海正在向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迈进，大规模建设城市轨道交通势在必行。然而，沿袭传统的政府建设、政府经营的模式，不仅项目建设给政府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而且由于缺乏激励与约束机制的低效率运营也会成为政府财政上的负担。因此，上海有必要选择合适的轨道交通建设与经营模式。
香港轨道交通项目的完全商业化运作是政府决策机构追求的理想化模式。香港地铁公司的成功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是庞大的客流。香港地铁是世界上最繁忙的城市轨道交通线，日均客流密度超过5万人/km。其二是收益内部化机制。香港政府给予地铁公司线路上方土地开发权，从而将土地增值的外溢效益纳入到企业的财务效益中来。2001年，香港地铁公司的利润总额中过半数是以房地产开发为主的非票务利润。
与香港相比，上海轨道交通完全商业化的条件尚不成熟。在客流密度方面，上海日均客流密度最大的1号线仅有2.07万人/km，远远小于香港地铁;此外，政府出让线路上方土地开发权需付出高昂的代价。因此，目前比较可行的模式是政府主导建设，企业负责运营管理。在此模式下，以政府为主体，进行轨道线路的建设，提供公益性的基础设施;线路建成后无偿交给合适的企业运营管理，机车车辆的购置、线路的维护由运营公司来负责，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样，直接获得收入的项目运营部分就可以走向市场，政府不用再负责运营投入，而专心于轨道交通的建设。政府的投入可以从城市经济的发展、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中部分得到补偿，并且可以在时机成熟时向运营企业适当收取线路使用费。从运营企业角度来看，依靠票务收入以及广告、物业出租等已经能弥补运营支出，客流增长的潜力以及上海美好的发展前景足以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到轨道交通运营企业中来。
自2000年开始，上海市政府实行轨道交通项目“投资、建设、运营、监管”的四分开，为轨道交通项目的市场化运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2002年8月，由上海巴士集团、大众交通集团、强生控股公司和交通投资集团等5家企业出资组建的上海现代轨道交通公司，获得了上海轨道交通5号线的经营管理权，打破了上海地铁运营的行业垄断，初步显现出政府主导建设、企业负责经营模式的雏形。
4 依托股票市场发展上海城市轨道交通的重要意义
在建设、经营相分离的基础上，随着上海城市轨道交通线路纷纷投入运营，市场化经营的方式也将呈现多元化趋势。其中依托股票市场，进行股份制经营无疑应该成为运营公司的最佳选择。其重要意义如下:
(1) 为运营企业开辟新的融资渠道
股票市场是资金配置的场所。截止到2002年7月，各类企业从股票市场募集的资金已经超过了8270亿元(包括230亿美元)，解决了因资金缺乏或资金周转发生障碍而难以发展甚至无法正常运行的难题。轨道交通项目不仅在建设过程中需要投入巨额资金，在运营过程中同样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依托股票市场，轨道交通运营公司可以通过发行新股、配股、增发等方式获得购置机车车辆、日常运营以及发展所需的资金。与债券融资相比，股票融资是一种权益资本，无还本付息之忧，从而有助于改善运营企业的财务结构。
(2) 建立科学、合理、高效的决策与经营机制
通过股票市场，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就要求运营公司建立起政企分开、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道路。企业中的决策机构、经营机构、监督机构各司其职，一切活动均从公司价值以及股东利益最大化出发;同时作为一个公众公司，要接受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监督，保证经营的合法与规范。
(3) 提高公司声誉，创造公司品牌
一般而言，上市公司均为行业中的领先企业，具有良好的经营业绩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因此，轨道交通运营公司可以通过上市提升自己的形象。与此同时，随着股票投资者的不断增加，人们对上市公司的关注程度相应提高，这无形当中起到了广告效应，从而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知名度，为企业业务活动、融资活动的开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5 轨道交通项目股份制经营的方式
上海作为世界特大型城市之一，以及作为中国的经济、金融与贸易中心，其轨道交通的客流正在呈稳步上升的趋势，因而轨道交通股份制经营的盈利性基本能得到保障。在股份制经营的方向上，轨道交通运营公司究竟采用何种方式在股票市场上市，则要根据自身的情况相机抉择，或发行新股上市，或买壳上市，或发行可转换债券转股上市。三种方式的利弊及适用条件如下:
5.1 买壳上市
买壳上市的操作思路是:轨道交通运营公司通过收购一家业绩较差、筹资能力较弱的上市公司，剥离被收购公司资产，注入轨道交通运营资产，从而实现间接上市的目的。
轨道交通公司实现对上市公司的控股有三种形式:
(1)有偿受让国家股、法人股;(2)接受国家股的无偿转让或划拨;(3)与上市的“壳”公司进行资产置换。轨道交通运营公司通过对“壳”公司的资产剥离与资产置换，让其重新获得融资能力，从而通过配股、增发的形式从股市募集运营与发展资金。
轨道交通运营公司运用该方式的有利之处在于:
(1)对运营公司没有连续盈利时间艺及盈利能力方面的限制。
(2)时间短、费用低。只要与股权橱让方达成协议，并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就可以达到控股上市公司实现间接上市的目的;支付给中介机构的费用也比较低廉。
(3)对公司的影响小，公司的资产、机构设置、人员配置等方面不要做太大的调整。
不利之处:
(1)公司的筹资目的不一定能实现。借壳上市后能否通过配股、增发募集资金，主要看公司的盈利能力;如果经轨道交通运营公司改造后，“壳”公司的盈利能力仍然不理想，则很难通过股市募集到资金。
(2)公司未经过上市辅导以及上市前的股份制改造，公司的治理结构未必科学、合理，公司的总体运作未必规范。
借壳上市适合于运营时间比较短、财务业绩并不突出、治理结构比较完善的轨道交通运营公司。
5.2 发行新股上市
发行新股上市的操作思路是:轨道交通运营公司通过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IPO)，达到上市的目的。
轨道交通公司通过IPO上市的有利之处在于:
(1) 募集资金量大，向社会公开发行的股份最多可以达到总股份的65%，定价可以达到20倍的市盈率。公司的盈利能力越强，股票的发行价格越高，如果采用市场化定价，则募集的资金会更多。
(2) 公司通过上市辅导、资产剥离、治理结构的完善，可以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规范公司的运作。
不利之处:
(1) 对公司的要求比较严，必须近3年连续盈利，发行前一年末净资产在总资产中所占比例不低于30%，无形资产在净资产中所占比重不高于20%等。
(2) 时间长，费用高。发行股票上市前要经过券商至少一年的辅导，然后再排队等候发审委核准发行股票。至于什么时候能发行股票则是一个未知数。目前沪深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只有2000多家，而等候发行股票的公司就有1000多家。此外，尚需支付给券商、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一笔可观的费用。
发行新股上市方式适用于具有多年经营历史，业绩优良、稳定的轨道交通经营公司。
5.3 可转换债券转股上市
可转换债券转股上市的操作思路是:先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在一定的宽限期后将定息债券转换成公司普通股，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轨道运营公司运用该方式的有利之处在于:
(1) 可以通过财务杠杆提高运营公司股东的投资收益。
(2) 由于存在转股的预期，可以给予债券投资者较低的利息水平，从而减少运营公司的财务费用。
(3) 公司可以在转股的时间、方式、价格等方面具有较大的灵活性。
不利之处:
(1) 必须具备更严格的条件，最近3年连续盈利，且最近3年净资产利润率平均在7%以上;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后，资产负债不高于70%;累计债券余额不超过公司净资产额的40%等。
(2) 在转换成股票前，仍需向债券投资者支付利息。
(3) 从债券发行到转股上市经过一段较长时间。
轨道交通属于城市基础设施，因此可以享受国家政策优惠。如一般企业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近3年净资产利润率必须在10%以上，而属于基础设施、能源、原材料类的公司只要在7%以上即可。如果运营公司具有较长成功运营的历史，业绩优良，资产负债率较低，直接上市时机不成熟时可以采用该形式。
参 考 文 献
篇10
内容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大规模侵权的案件日益增多,现代社会已经成为一个高风险的社会。在大规模侵权案件中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能够对大规模侵权产生遏制和充分赔偿两大作用。在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过程中,适用条件需要始终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其计算方式则可以在公开侵权人财产状况的前提下,将惩罚性赔偿金额分为三部分进行确定,最大限度避免“假阴性错误”和“假阳性错误”的出现,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大规模侵权 惩罚性赔偿 遏制 财产披露
问题提出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社会生产正朝集中化和专业化迈进,产品的受用人群范围也在逐步扩大。在这一进程中,不少生产者为了谋取高额利润,不惜设计和生产有缺陷或者有危害的产品,置产品使用者的利益于不顾。比如丰田“召回门”,丰田公司明知自己生产的汽车油门踏板存在缺陷,仍然继续生产和销售,给消费者带来了损害。随着经济的发展,类似丰田案的大规模侵权的案件日益增多,使当前社会已经步入了一个高风险的时代。大规模侵权所涉及的人数众多,利益重大,如何通过法律减少这类侵权行为的发生,这一课题应当得到足够的重视。
我国目前关于大规模侵权的法律规范并不健全,对于大规模侵权的研究不够深入,法律对于大规模侵权行为无法起到预防的功效。源于英美法系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具有威慑的功能,此时能否将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于大规模侵权的案件之中,以及在我国应当如何适用才能达到减少大规模侵权行为发生之效果,本文将针对此题进行探讨。
大规模侵权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原因
(一)大规模侵权发生的原因
我国学者朱岩(2009)教授归纳了大规模侵权发生的三大原因:生产、销售与消费领域的大规模重复性;人类对科学技术的依赖性以及科学的不确定性;企业的逐利性。前两大原因是社会客观发展的必然,无法避免和限制。仅最后一个原因出自主观因素,可以得到限制。法律需要通过立法迫使企业在追逐高额利润的同时,考虑到社会公众的利益。
(二)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大规模侵权中发挥的作用
所谓惩罚性赔偿(punitive damages),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第908条将其定义为:在损害赔偿及名义上之赔偿之外,为惩罚极端无理行为之人,且亦为阻止该行为人及他人未来从事类似之行为而予之赔偿;惩罚性赔偿得因被告之邪恶动机或鲁莽弃置他人权利于不顾之极端无理行为而给予。惩罚性赔偿制度最主要的两大功能为威慑与惩罚(See,1979;W. Prosser,1971)。基于这两个功能,将惩罚性赔偿适用于大规模侵权当中,会产生两大作用。
1.遏制作用。惩罚性赔偿exemplary damages,也称示范性赔偿的原因,该制度具有的威慑功能,侧重于预防,是指侵权人由于受到额外的惩罚,致使其认识到作出该侵权行为的成本将高于该行为的收益,从而不再作出该侵权行为。再者,也能够起到一个示范的作用,即让周围潜在的侵权人也认识到作出该种行为的“不经济”,从而选择不作为。由于大规模侵权发生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企业的逐利性,将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于大规模侵权,能够使得生产者在考虑生产成本的同时,也考虑到由惩罚性赔偿制度产生的额外成本。因此,这就督促了侵权人在大规模侵权发生之前,就能够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扩大,从而起到遏制大规模侵权发生的作用。
2.充分赔偿作用。惩罚性赔偿制度所具有的惩罚功能,侧重于对受害者的赔偿,旨在维护由于侵害行为所造成的受害者的尊严和自益方面的损失(See,Thomas B.Colby,2008)。传统的赔偿方式属于补偿性赔偿。实际上,不幸遭受侵犯的受害人,在遭受物质损失的同时,必定会伴随着精神上的痛苦。尤其是其尊严和自益的损失,既无法举证也无法计算,在计算赔偿金额时不会被计算在内。惩罚性赔偿的惩罚功能就在于弥补传统赔偿制度的不足。由于大规模侵权所涉及的受害人众多,而且具有公共性,损害的范围十分广泛,因此受害人的损失在一般的填平式补偿制度下很难得到赔偿。将惩罚性赔偿引入大规模侵权,利用其自身惩罚的功能,就能够产生对受害人充分赔偿的作用。
综上所述,法律在处理大规模侵权时的根本的作用应当在于预防。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威慑功能则能够很好地满足这一需求。因此,惩罚性赔偿制度是能够适用于大规模侵权的,而且能够发挥遏制大规模侵权的发生以及充分赔偿受害者的作用。
惩罚性赔偿在大规模侵权中的具体适用
(一)惩罚性赔偿适用的条件
1.我国目前的相关立法。目前我国共有4部法律法规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法律法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年4月28日)第8条、第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9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47条。其中《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与《产品责任法》可以适用于大规模侵权。这三部法律对于惩罚性赔偿适用条件的规定,主要包括侵权人主观上的明知和造成了客观的损害结果。基本上符合了主客观相统一的精神。但是对于具体何为明知,损害结果要达到多大程度,则没有具体规定。过于抽象的规定,导致了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实施。
2.我国大规模侵权中惩罚性赔偿适用条件的应然分析。首先主观上需要存在故意。侵害人在故意的情况下进行侵害行为才需要承担惩罚性赔偿,其中故意可分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
直接故意是指侵害人明知其侵害行为将会对受害人造成损害而行使该行为。其主观上的恶性最为强烈,可谴责性最高,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也最严重。如果侵害人主观上存在直接故意而为侵害行为,在未导致犯罪的情况下,只让他对其所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对于受害人而言显然是不公平的。这是因为受害人并没有接受损害的义务。也就是说遭受这样的损害是受害人预期以外额外承受的。
间接故意是指在侵害人主观上能够预见其侵害行为会导致损害结果的发生,而放任其发生。虽然其主观恶性不及直接故意,但是鉴于其造成的损害结果有时会相当巨大,而将其归为主观要件之一。该种主观上的故意所产生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最常出现在产品责任的案件之中。那是因为生产者的生产行为具有营利性,故生产者是不可能对消费者进行直接故意的侵害。但生产者往往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会忽略消费者的利益而放任其生产有缺陷的产品在市场上流通,从而给社会安全造成巨大的事故隐患。
其次,客观上产生损害事实或者损害的危险。在大规模侵权中,惩罚性赔偿制度所要救济的,并不仅仅是某个特定的损害本身,而且还需要通过惩治该侵害行为,以遏制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这就要求法律所惩治的侵害行为,应当是对整个社会造成极恶劣的影响。比如三鹿奶粉案,对消费者造成了严重损害,损害范围广,对社会的公共安全构成了威胁。
综上所述,我国在大规模侵权案件中进行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条件,应该以主观与客观相结合为原则,主观方面除了要考虑直接故意的情况外,间接故意也应当进行考虑。在客观方面,侵权行为造成的危害,应当对整个社会造成极为恶劣影响,才得以适用惩罚性赔偿。
(二)大规模侵权中惩罚性赔偿金额的计算方式及确定
1.计算惩罚性赔偿金额的尺度把握。目前法官在确定惩罚性赔偿金额时往往会出现两难处境。即如果赔偿金过少,很可能由于侵权行为的成本仍低于收益,从而导致侵权人可能再犯,即“假阴性错误”(false-negative errors)。相反,如果赔偿金额过高,则可能遏制行为人的创新能力,从而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即“假阳性错误”(false-positive errors)(See、Dan Markel,2009)。这种情况在产品责任中最为明显。如果赔偿金额过高,企业将由于过于谨慎而放慢对新产品新服务的开发和使用。因此,惩罚性赔偿金额的计算,其关键就在于规避“假阴性错误”和“假阳性错误”。
2.我国关于大规模侵权中惩罚性赔偿金额的计算。目前,我国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方式,是以与补偿性赔偿数额的比例关系为确定依据的。如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食品安全法》,均以消费价款的倍数为计算依据。这种计算方式很容易出现“假阴性错误”和“假阳性错误”。因为当一个产品的价值很低的时候,如铅笔,那么惩罚性赔偿额度就会很低,对于侵害人而言微不足道,无法起到威慑的作用;相反,当一个产品的价值很高的时候,如房屋,那么惩罚性赔偿的额度就会很高,对于侵害人而言威慑过度。这样并不有利于对受害人与侵权人利益的保护。
披露侵权人财产状况的做法值得我国借鉴。如果要发挥惩罚性赔偿在大规模侵权中的威慑作用,就必须让赔偿额度引起侵权人的足够重视,也就是说赔偿额度必须占侵权人财产的一定比重。假如在没有披露侵权人财产的情况下对侵权人进行处罚,“假阴性错误”和“假阳性错误”都难以避免。我国法院在审判案件时,应当要求侵权人公开其财产状况,以获得制定赔偿金额的重要依据。此外,将惩罚性赔偿金分为三部分的做法也值得借鉴,即除了原告的损害赔偿金外,被告的所得以及基于其可谴责性而给予的惩罚;对原告适度并且固定的奖励金;原告的律师费用(See、Dan Markel,2009)。目前,我国惩罚性赔偿金全部归个人所有,这样可能会造成鼓励过度的后果。比如“王海现象”的出现,消费者为了追求惩罚性赔偿金,知假买假。
结论
综上所述,我国在大规模侵权的惩罚性赔偿金额的计算方式上,可以在披露侵权人财产状况的前提下,将惩罚性赔偿金额分为三部分进行确定。
其中,惩罚性赔偿金的第一部分是对侵权人的“非难性”的惩罚。
首先,在某些情况下侵权人的违法所得往往会比被侵权人的损失数额要大,也就是说在赔偿完被侵权人后,侵权人可能仍有剩余。这对于遏制侵权人作出侵权行为是没有任何益处的,因此如果存在这样的违法所得就应当给予剥夺。其次是可谴责性的惩罚。有学者认为可以建立一个侵权人可谴责性的量化标准 。在这个标准中标出一系列的参考因素,法官通过这些参数对侵权人的可谴责性打分,然后将分数转化为相应的惩罚性赔偿金。由于这部分赔偿金是出于公共利益,对侵权人产生遏制的效果,所以这部分金额应该收归国有,再由国家通过投资社会基础设施的方式回馈社会。
第二部分则是出于鼓励被侵权人积极进行诉讼,补偿被侵权人在侵权过程中受到的尊严或者商誉上的损害以及在维权过程中时间和精力上的损失。
第三部分是昂贵的律师费用。由于被他人侵犯而为此支付大笔的律师费用,这对于被侵权人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这笔费用应该作为一种惩罚手段加入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当中。这样一来,既能够维持被侵权人进行维权的积极性,又能避免“假阳性错误”和“假阴性错误”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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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朱岩.从大规模侵权看侵权责任法的体系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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