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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法制论文十篇

时间：2023-03-19 20:04:40

卫生法制论文

卫生法制论文篇1

卫生法律制度属于上层建筑，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紧密相联；同时，卫生法律制度建设又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家法制建设进程紧密相联。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卫生法律制度建设，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建国初期至开始。这一阶段，可以称之为我国卫生法律制度建设的探索阶段。新中国成立伊始，党和国家面临百废待兴的局面，比较重视运用政策、法律等手段促进包括卫生事业在内的各项事业的发展。特别是把关心和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突出位置，及时制定了“预防为主”、“面向工农兵”、“中西医结合”、“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四大卫生工作方针，并以此为依据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卫生法律、行政法规。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就明确规定：“提倡国民体育，推广卫生医药事业，并注意保护母亲、婴儿和儿童的健康。”“逐步实行劳动保险制度。保护青工女工的特殊利益。实行工矿检查制度，以改进工矿的安全和卫生设备。”一九五四年宪法第九十三条进一步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在年老、疾病或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举办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群众卫生事业，并且扩大这些设施，以保证劳动者享受这种权利。”这些规定，为我国卫生领域的法律制度建设提供了宪法依据。这一阶段，我国在卫生法律制度建设方面进行了积极而有效的探索，先后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条例》、《医师暂行条例》、《药师暂行条例》、《医院诊所管理暂行条例》、《种痘暂行办法》、《传染病管理办法》、《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食品卫生管理试行条例》、《工厂安全卫生规程》等，将我国卫生事业的发展纳入法制的轨道，为我国卫生法律制度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第二阶段，“”时期。这一阶段，是我国卫生法律制度建设的停滞阶段。卫生领域不仅没有制定新的法律、法规，已有法律、法规也无法执行。

第三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这一阶段，是我国卫生法律制度建设的快速发展阶段。一九八二年宪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鼓励和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街道组织举办各种医疗卫生设施，开展群众性的卫生活动，保护人民健康。”第四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新宪法为新时期卫生法制建设指明了方向。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发展，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卫生法律制度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从1984年到今年7月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颁布了药品管理法、国境卫生检疫法、传染病防治法、红十字会法、母婴保健法、食品卫生法、献血法、执业医师法、职业病防治法等9部法律；国务院制定了《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医药管理条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31件行政法规；卫生部、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等部门制定了400多件部门规章；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医药卫生方面的地方性法规、规章。我国的卫生领域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卫生事业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为保障公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生事件的监测与预警制度；四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告与信息公布制度；五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措施。

（3）职业病防治制度。根据对职业病预防重于治疗、防治结合的特点，主要规定了以下制度：一是，建设项目预评价制度、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制度；二是，建设项目的职业病防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审查制度；三是，劳动过程中对职业病的防护与管理制度，用人单位在职业病防治中的责任制度；四是，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制定并公布防治职业病的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建立和完善职业卫生标准体系；五是，劳动者享有获得职业卫生教育、培训、保护、职业病诊疗、康复等职业卫生保护的权利；六是，对职业病病人、疑似职业病病人的救治和保障制度。

（4）公共场所和学校卫生管理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建立公共场所的卫生管理、卫生责任制度，公共场所直接为顾客服务的人员必须持有“健康合格证”，对经营单位实行卫生许可证制度，公共场所危害健康事故的报告制度；二是，对学生健康进行监测和健康教育的制度，培养学生良好的卫生习惯，改善学校卫生环境和教学卫生条件，加强对传染病、学生常见病的预防和治疗制度等。

（5）妇女儿童健康权益和公民生殖健康权益保障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为了保障母亲和婴儿健康，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国家提供必要条件和物质帮助，使母亲和婴儿获得医疗保健服务，实行婚前保健服务制度、育龄妇女和孕产妇的孕产期保健制度以及婴儿保健制度；二是，为了维护女职工的合法权益，对女职工实行特殊劳动保护制度，明确规定，不得在女职工怀孕期、产期、哺乳期降低基本工资或者解除劳动合同，禁止安排女职工从事特定项目和其他女职工禁忌从事的劳动；三是，为了加强对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工作的管理，提高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水平，保障公民的生殖健康权利，规定国家保障公民获得适宜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权利，免费向农村的育龄夫妻提供避孕、节育技术服务。

（二）规范医疗机构、人员以及医疗救治行为方面的法律制度

为了规范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提高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与业务素质，促进医学技术的发展，提高医疗救治技术，降低病死率，制定了执业医师法、《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这些法律、行政法规主要确立了以下法律制度：

（1）规范医疗机构管理的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对医疗机构执业实行许可证制度；二是，医疗机构必须承担相应的预防保健义务，在特殊情况下医疗机构及其卫生技术人员必须服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调遣；三是，对医疗废物的收集、运送、贮存等活动依法实施严格管理，并建立医疗废物无害化处置制度；四是，为了保证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科学性、公正性，实行由医学会负责对医疗事故进行技术鉴定的制度；五是，医疗事故赔偿制度。

（2）规范卫生技术人员管理的制度。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为了加强医师队伍的建设，提高医师的职业道德和业务素质，保障医师的合法权益，实行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制度和医师执业注册制度；二是，为了保障农民获得初级卫生保健，稳定乡村医生队伍和提高乡村医生的业务素质，建立乡村医生注册、培训和考核制度。

（三）规范与人体健康相关的食品、药品、化妆品和医疗器械管理方面的法律制度

为了加强对食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与人体健康相关产品的监督管理，保证其产品质量，保障公民身体健康，制定了食品卫生法、《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药品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药品行政保护条例》、《血液制品管理条例》、《放射性药品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品管理办法》、《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等。这些法律、行政法规主要确立了以下法律制度：

（1）食品卫生管理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食品应当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具有相应的色、香、味等感官性状，专供婴幼儿的主、辅食品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营养、卫生标准；二是，食品生产经营过程必须符合法定的卫生条件和卫生要求；三是，生产经营和使用食品添加剂，必须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卫生管理办法的规定，凡是不符合规定的食品添加剂，一律不得经营、使用；四是，对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容器、包装材料、食品用工具、设备，以及用于清洗食品和食品用工具、设备的洗涤剂、消毒剂，必须按照国家卫生标准、检验规程进行监督管理；五是，对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依法进行监督管理；六是，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和食品生产人员实行卫生许可证和健康证的制度；七是，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设立食品卫生监督员的制度。

（2）药品管理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对药品统一实行国家药品标准，对药品生产实行批准文号管理制度；二是，对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和医疗机构生产（包括配制）、经营药品实行许可证制度；三是，对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实行分类管理制度；四是，对药品生产企业、经营企业，严格按照《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和《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GSP）实行规范化管理的制度；五是，对放射性药品、、品、医疗用毒性药品实行特殊管理的制度；六是，建立血液制品管理制度，对单采血浆站和血液制品生产单位实行严格的质量管理，预防和控制经血液途径传播的疾病，保证血液制品的质量。

（3）化妆品管理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对化妆品生产企业实行卫生许可证制度；二是，对直接从事化妆品生产的人员，实行健康检查制度；三是，对生产化妆品所需的原料、辅料以及直接接触化妆品的容器和包装材料，实行卫生标准管理制度；四是，对进口化妆品、特殊用途的化妆品和化妆品新原料进行安全性评审制度。

（4）医疗器械管理制度。为了保证医疗器械的安全、有效，对医疗器械实行分类管理和产品生产注册制度，规定了进口医疗器械的注册制度；进一步规范了医疗器械生产、经营和使用的管理，规定了医疗器械生产经营许可证制度；规定了对医疗器械的监督管理制度；对部分第三类医疗器械实行强制性安全认证制度。

（四）规范传统医学保护的法律制度

为了继承和弘扬传统医学，保持和发扬中医药特色和优势，制定了《中医药条例》和《中药品种保护条例》。坚持中西医并重的方针，确立了保护、扶持、发展中医药事业制度；对中医医疗机构和中医从业人员进行规范化管理；规定了对中医药事业的保障、扶持制度，明确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需要以及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逐步增加对中医药事业的投入；扶持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为了推动我国中药产业的发展，鼓励研制开发临床有效的中药品种，对质量稳定、疗效确切的中药品种实行分级保护制度。

（五）规范卫生公益事业的法律制度

为了促进卫生公益事业的全面发展，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促进和平进步事业，制定了红十字会法、献血法和《红十字标志使用办法》。确立了中国红十字会的性质、开展工作的方式以及我国公民自愿参加红十字会的制度；确立了健康公民自愿献血的制度；规定了红十字标志使用制度。

随着卫生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我国的卫生标准工作相应的不断加强和发展，卫生标准的实施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覆盖范围不断扩大。迄今已食品卫生、职业卫生、环境卫生、放射卫生、学校卫生、职业病诊断、放射性疾病诊断、传染病诊断、地方病、血液、临床检验等各类卫生标准1255项，其中国家标准1029项，卫生行业标准226项。初步建立起了以国家标准为主体、行业标准相配套的卫生标准体系，为我国的卫生法律制度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二、卫生法律制度建设的特点

卫生法律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卫生法律制度建设，既具有我国法制建设的共同特征，又有自己的特点。卫生法律制度建设的主要目的，是以卫生保健为中心，保障公民的生命健康权益。因此，卫生法律制度建设，不仅受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习俗的影响和制约，还受到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影响，并与医学科学的发展紧密相联。在卫生法律制度建设过程中，医学科学的许多特点得到突出的体现，使卫生法律制度建设与医学等自然科学既紧密联系又相互促进。研究、认识和把握卫生法律制度建设的这些特点，对我们进一步做好卫生法律制度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经初步研究，我们认为卫生法律制度建设具有如下四个主要特点：

（一）卫生法律制度建设，直接关系公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卫生法律制度建设，是以保障公民的生命健康为根本目标的，它直接涉及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老病死。人人享有健康的生活，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和生命的不断延长，又主要是通过卫生事业的发展来体现和衡量的。卫生事业的发展有赖于医学科学的发展，同时也有赖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法律的保障。实事求是地说，我国的卫生法律制度建设基本上体现了保障公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这一根本目标。今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我国卫生法律制度建设，应更加自觉地把维护和保障公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作为根本立法宗旨，以对公民的生命健康高度负责的精神，在客观反映医学发展成果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和认识医学发展的规律，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进一步明确政府、有关社会主体的责任和义务，向公民提供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医疗保健服务，保障公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不断提高全社会的健康水平。

（二）卫生法律制度建设，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专业性

科学是一切疫病的克星，卫生法律制度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医学科学，是在对疾病的病因分析、控制措施、治疗方法和技术规范的反复验证和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卫生法律制度建设只有正确地反映医学科学的最新成果，才、为医学科学和卫生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保障。能提高法律、法规的质量，充分发挥法律制度对卫生事业发展的促进和保障作用。特别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类对生命科学的探索进入了全新的境界，使医学科学的许多理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些科学理论被运用到卫生法律制度建设中，使卫生立法和卫生执法工作符合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规律，使卫生法律制度建设具有坚实的科学理论基础，在实践中具有较强的指导性和操作性。例如，在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制定过程中，由于认真研究和运用传染病防治的“三环节，两因素”（发现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者，社会因素、自然因素）等医学理论，针对传染病控制的不同环节和有关因素，规定了相应的制度和措施。因此，在传染病防治工作中，特别是在今年的抗击非典型肺炎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又如，由于在职业病防治法中较好地运用了“三级预防理论”（一级预防是指致病因素的预防，二级预防是指早发现、早报告、早治疗，三级预防是指在患职业病后要采取措施防止病人残障），使职业病防治法在逻辑上比较严谨，在执行上更具有可操作性。实践证明，卫生法律制度建设，必须高度关注医学科学事业的发展变化，要在学习、研究医学科学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及时客观地反映医学科学发展的规律，提高立法质量，为医学科学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

（三）卫生法律制度建设，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

卫生事业的发展，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疾病的预防治疗问题，客观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社会进步程度。有时对一些疾病的防治问题，还可能演化成社会政治问题。例如，由于艾滋病和疯牛病的蔓延，曾经导致了一些国家政府的危机和社会的动荡。因此，必须把卫生法律制度放到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中去研究、去思考，应当认识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同公民健康水平的提高是相辅相成的。经济发展为疾病的预防和公民健康水平的提高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而公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又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保障。卫生法律制度建设，既要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又要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均衡发展，提高社会文明的程度，提高社会发展的整体水平。

（四）卫生法律制度建设，需要研究、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和国际惯例

同疾病进行斗争，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长期课题。随着交通的发达，国际间人员交往的频繁，各种传染性疾病很容易跨国境或者跨地区迅速传播。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出现传染病的暴发流行，都会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这就需要加强国际之间在医学领域的密切合作和互相交流，共同研究、探讨对一些疾病特别是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治疗措施。目前，被人类攻克的许多疾病，都是不同国家的科研机构和医务工作者共同努力拼搏的结果。世界各国都是通过立法确立本国对疾病的控制体制和防治措施，而这些对疾病的控制体制和防治措施，许多都反映了医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对其他国家一般都是有借鉴意义的。正是由于这种特点，我国的卫生法律制度建设特别是对一些疾病控制的立法活动，越来越受到有关国际组织和许多国家的关注。我国是世界卫生组织（WHO）的重要成员，对发展全球卫生事业和提高人类健康水平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我国的卫生法律制度建设，必须注意研究国际通行做法，大胆借鉴其他国家在卫生法律制度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世界卫生组织（WHO）制定的国际疾病分类、国际卫生法规、食品法典等，对我国制定相关的法律就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我国政府已经加入了《国际卫生条例》、《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世界宣言》、《品单一公约》、《精神药物公约》以及确定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战略目标的《阿拉木图宣言》等等一系列国际条约，我们在卫生立法工作中必须认真研究、体现这些国际条约中的共同规范。

以上这些特点，既是我国卫生法律制度建设的成功经验，又是今后卫生法律制度建设工作中需要继续坚持的好做法。

三、对进一步加强卫生法律制度建设的一些思考和建议

前几个月暴发的非典型肺炎疫情，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重大灾害。我们同这场灾害进行了惊心动魄、艰苦卓绝的斗争，夺取了抗击非典型肺炎的阶段性重大胜利。这是党中央、国务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果断决策、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各地区、各部门密切配合，军民团结，共同奋斗的结果；是广大医护人员和科技工作者临危不惧、无私奉献、顽强拼搏的结果；是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敢于胜利的结果。实践再次证明，我们党具有应对任何风险和挑战的能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

通过此次防治非典型肺炎的实践，使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卫生法律制度建设直接关系到每一个公民的生命、健康和切身利益。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卫生工作，始终把保障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卫生法律制度建设必须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切实维护和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提高全社会的医疗健康水平，作为根本指导思想。

总结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的经验教训，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我们对进一步加强我国卫生法律制度建设，有以下几点思考和建议：

（一）卫生法律制度建设，应当体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方针

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经济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基础，公共卫生、义务教育、环境保护等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则是社会进步的直接体现。因此，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也要更加关注社会公共领域的建设，使经济与社会能够协调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卫生健康水平的要求逐步提高。通过这次抗击非典型肺炎的斗争，我们比过去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城市发展和农村发展还不够协调，主要表现在：现行卫生管理体制还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滞后，公共卫生体系存在缺陷，难以及时有效地应对重大、突发的疾病灾害；预防为主的方针还需要进一步落实。因此，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卫生法律制度，就必须认真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要树立新的发展观，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和战略高度真正认识到，没有健康，就没有小康。正确处理好保护公民健康与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关系，通过法制的手段进一步完善公共卫生政策，保障在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同时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二）卫生法律制度建设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应当是保障公民的健康权益

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作为执政党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在温饱问题解决之后，人民群众对健康越来越关注，卫生环境、医疗保健已经成为生活质量的重要内容。因此，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卫生法律制度建设，应当坚持以人为本，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把保障公民的健康权益，真正作为卫生法制建设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在维护、保障和提高公民健康水平上，增强全社会的健康素质。要从过去重视政府权力的设定向重视公民健康权利的保障转变；从过去重视政府的管理职能向服务职能转变；从过去重视事前审批向重视日常监督转变。这样，才能使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得到保障和实现，使人民群众生活更加美好。

（三）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公共卫生领域的法制建设

公共卫生，即整个社会全体成员预防疾病、增进健康的事业，在整个卫生工作中应当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公共卫生是医学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公共卫生对于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公共卫生的指标直接反应人类的生存状况，公共卫生危机就是人类的生存危机。

公共卫生法律制度建设，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建国以来，我国卫生工作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在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改善城乡环境卫生状况、实行妇女儿童保健、防治传染病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重治疗、轻预防的倾向依然存在，预防保健工作还不适应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健康需求。因此，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卫生法律制度建设，就必须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公共卫生领域法律制度建设。更要着力加强公共卫生管理，有效整合卫生资源，增加政府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加大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强环境卫生体系建设，为公民健康提供良好的基本医疗服务。同时，在卫生法律制度建设中，还要特别注重提高全民的公共卫生意识，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广泛开展卫生科普知识宣传，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移风易俗，革除陈规陋习，倡导良好的卫生习惯，共同做好疾病的预防控制工作。

（四）应当把农村卫生法制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十三亿人口中有九亿多是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为加强农村卫生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得到较大改善，农民健康水平和平均期望寿命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从总体上看，农村卫生工作仍比较薄弱，体制改革滞后，资金投入不足，卫生人才匮乏，基础设施落后，农村合作医疗面临很多困难，一些地区传染病、地方病危害严重，农民因病致贫、返贫问题突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实践证明，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不提高农民的健康水平，就不可能提高全民的健康水平。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农村卫生工作是我国卫生工作的重点，关系到保护农村生产力、振兴农村经济、维护农村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对提高全民族素质具有重大意义。最近，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要认真贯彻预防为主和以农村为重点的卫生工作方针，加快农村卫生事业发展。因此，在今后的卫生法律制度建设中要把加强农村卫生法律制度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体现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的方针。采取中央与地方共建的办法，加强农村医疗机构建设，改善乡镇卫生院基层设施，优化人员队伍结构，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建立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提高乡村医生的业务素质，解决农民群众看病难的问题。为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为广大农民群众得到更好的医疗卫生服务提供法律保障。

（五）进一步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法律制度

这次非典型肺炎疫情，是对我国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制度、机制和能力的一次严峻考验。抗击非典型肺炎的斗争，既暴露出我国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机制还不健全，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不足，处理和管理危机的能力不强；同时，又使我们摸索出了一整套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工作机制和方法，积累了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重要经验。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于进一步完善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法律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了把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一些基本法律制度具体化，增强可操作性，根据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特别是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中暴露出的在应急处理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方面的薄弱环节，国务院决定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的有关规定，制定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着重解决当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中存在的问题，建立统一、高效、有权威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机制。既解决当前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又为今后及时有效地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建立起“信息畅通、反应快捷、指挥有力、责任明确”的法律制度。事实证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实施，对我们取得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的阶段性胜利，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发生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的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放射性损害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不可避免的。紧急处置这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涉及面广，情况复杂。特别是涉及对一部分社会主体权益的限制与调整。因此，需要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法律制度。通过完善有关应急法律制度，明确在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使政府在处理危机时也能够依法行政，保障社会各个权利主体的合法权益，避免因处理危机而产生违法行政。据此，需要在法律上进一步明确以下主要内容：

一是，明确规定政府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过程中，什么样的情况下依法可以采取哪些紧急强制措施，应当承担何种义务；

二是，明确规定公民及组织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过程中的权利和义务，特别是因政府依法采取强制措施使公民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公民及社会组织的财产受到损失时，是否应当获得救济和应当怎样救济；

三是，明确规定平等的社会权利主体之间，因突发事件而产生的纠纷的处理原则。

同时，要按照“信息畅通、反应快捷、指挥有力、责任明确”的要求，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功能完备、反应灵敏、运转协调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机制：

一是，建立畅通的疫情信息网络体系，明确规定报告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义务和责任，建立科学、合理的报告程序与时限，保证信息渠道的畅通。

二是，建立国家、省、地、县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明确职能、优化队伍、落实责任，增强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扩大和蔓延的能力。

三是，建立医疗救治体系，提高医疗机构针对急性传染病和群体性不明原因传染病的救治能力。

四是，建立强有力的指挥体系和快速反应系统，指挥、协调各有关部门，对可能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快速作出反应，迅速采取有力措施，遏制损害的扩大和蔓延，解决出现的问题与困难，维护社会稳定。

五是，建立各级政府以及有关部门的责任机制，使各级政府及各有关部门各司其职，未雨绸缪，切实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人员、物资、资金、场地等各项准备工作，保证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顺利进行。

（六）加强卫生执法监督体系建设，切实保证卫生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

法律的生命在于法律的实施。严格行政执法，加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保证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是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关键环节。卫生法制建设也不例外。总书记在最近召开的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越是工作重要，越是事情紧急，越是矛盾突出，越要坚持依法办事。”我们一定要按照党中央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卫生执法监督体系建设，改革卫生执法体制，强化卫生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一是，推进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特别是要把公众监督作为强化卫生行政执法的重要环节，对卫生行政执法机构和执法人员的评议考核结果要在一定范围公开，评议考核要建立行之有效的奖惩机制。二是，要把卫生行政执法责任制与卫生行政执法公开制有机地结合起来，执法主体资格、具体职责、执法依据、执法程序、执法文书都要公开。三是，要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积极探索建立行政决策、行政执行和行政监督相对分离的机制，科学规范执法职能、合理设置卫生执法机构，优化卫生执法人员结构，提高卫生行政执法能力和水平，真正实现我国卫生法制建设保障公民健康权益、提高全民健康水平、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目的。

概括起来讲，我国现行的卫生法律制度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规范预防保健方面的法律制度

为了加强预防保健工作，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制定了传染病防治法及其实施办法，职业病防治法，国境卫生检疫法及其实施细则，《国内交通卫生检疫条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艾滋病监测管理的若干规定》，《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尘肺病防治条例》，《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放射防护条例》，《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学校卫生工作条例》等。这些法律、行政法规，在预防保健方面主要确立了以下法律制度：

卫生法制论文篇2

近代刑法理论认为，正当防卫是将本来应由法律保护的利益在法力所不能及的紧急情况下，赋与公民奋起自卫的一项正当权利，它本身意味着对国家刑罚权的一种补充。大陆法系刑法理论通常认为正当防卫属于阻却行为违法性的事由之一，而我国刑法理论认为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行为同属于“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本质上就不具有违法性。无疑这两种主张的视角是不同的。在刑法学领域里（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亦同）。对待同一问题，其视角或侧重面相异，往往就会导致形成不同的学派。不仅如此，作为刑法理论还会在相当的程度上反应出，其理论体系是否严谨，逻辑结构是否合理，内涵是否体现刑法机能等问题。针对正当防卫（典型的违法阻却事由之一）的本质，德国与日本通常存在以下几种学说，（1）目的说，认为正当防卫行为是被国家认可的实现社会共同生活这一目的一种手段。（2）法益权衡（优越利益原则）说，认为这是以牺牲价值较低的利益而挽救较高价值的利益。（3）行为的社会相当性说（折衷说）认为，在历史所形成的社会伦理秩序范围内，可理解为将该秩序所能允许的事由正当化。所为阻却形式上符合犯罪构成行为的违法性，就在于该行为本质上就不具有违法性，或者说欠缺其可罚的违法性。***大?仁著：《刑法概说》（总论）有斐阁，1992年，改增版第326页。**（4）维护生活权利委托说，即由刑法规范委托国民自己保护生活利益。***野村稔著：《刑法总论》成文堂平成2年初版第218页。**由上述观点不难看出，尽管从不同的角度论证，均认为正当防卫的本质（在伦理，法律规范下）的确是不具有违法性的。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既然如此何不直接将其界定为“正当或者合法行为”，却一定要纳入“阻却违法性事由”之中呢？笔者认为，对此不妨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理解，第一，就犯罪与刑罚的体系而论，真正纯正的正当合法行为不必要纳入该体系。因此，正当防卫是由于本质合法而区别于其他本质与形式均合法的行为。特别是正当防卫人的主观意识，其防卫意识（对不法侵害的认识，预测）-反击意识（反抗，拚斗的决意）-加害意识（故意防卫过当）在具体的案件中，并非都截然一清二楚抑或固定不变。第二，就逻辑结构而论，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与犯罪的构成要件在形式逻辑上，存在着逻辑方面的竞合关系。即对我国的刑法理论而言，正当防卫客观方面的行为形态与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行为形态存在着竞合关系，对日本刑法理论而言，则正当防卫行为满足犯罪构成三要件之一的“构成要件该当性”。所以，正当防卫非一般意义上的“合法行为”，应当纳入刑法理论体系之中。而且，将正当防卫界定为“阻却违法性的事由”较之界定为“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更为准确。尽管这两定义是分别从正面和反面作出的，但由于“正当防卫”概念本身已经一语道出其合法的真谛，再从正面界定，无异于同语反复，不仅于事无补，反面充分暴露出刑法理论非严密精深之弱点。新刑法不可否认地纳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新的价值观念，但是，其中残留的非科学的理论视点以及动辄矫枉过正的思维定式，严峻地提示我们确有必要深刻地对刑法理论视点与结构不断进行反省。

二、规范与机能

以下我们通过与日本刑事立法及理论之比较，来探讨新刑法第20条所体现的法律规范与刑法机能。

日本现行刑法第36条对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这样规定“对紧迫的不法侵害，为自己或他人的权利不得已所为的防卫行为不予处罚。对超出防卫程度的行为，视具体情状可以减轻或免除刑罚”。***《DAILY-六法1997》三省堂平成9年版第830页。**为了弥补紧急情况下刑法权行使的非及时性，更好地保护公民对凶恶犯罪的正当防卫权利，日本国会于昭和5年（1930年）颁布了特别法-《预防惩治强盗犯罪的法律》（原名所称“盗犯”，泛指抢劫及抢劫杀人，抢劫，携带凶器入室等犯罪-笔者），其中第1条为“正当防卫的特则”，即针对以下情形：为排除对自己或他人的生命，身体以及所面临的危险，将犯人杀伤，适用刑法第36条的规定。1、为防止抢劫或取还被抢劫物。2、为防止携带凶器者或逾越毁坏墙壁，橇锁入室或闯入被看守的宅院，建筑物，船舶。3、令无故所为上述行为的行为人退出该场所。对前述各种情形，在排除自己或他人生命，身体及所面临的危险时，防卫者因恐怖，惊愕，激动或狼狈在现场将犯罪人杀伤的，不予处罚。

而我国新修改的刑法第20条第3款则明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姑且不论实事本身与法律规定在逻辑上的矛盾，仅就生命价值而言，法律允许将不法侵害人“杀伤”与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无疑存在着质的界限。此次刑法修改，一方面强调“罪刑法法”，强调刑法的限制机能，即国家刑罚权的谦抑机能，强调保护罪犯的司法人权，同时却又制定了第20条第3款这样放任的规定。根据刑法理论常识，杀人，抢劫，犯罪均属于结果犯，在不同的犯罪阶段存在着不同的犯罪形态，而所谓“正在进行”这样的限定，即从实际“着手”至结果发生之前（如果结果已经发生，则不属于“正在进行”，不符合正当防卫时间）无论采取何种防卫行为（方法，力度）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均不属于防卫过当，对此没有任何情节规定，何况，该条文中还有更为模糊的“行凶”这一词语。无过当防卫权尽管是直接授权予被害人和其他公民，表面上似乎不违反限制国家刑罚权这样的刑法谦抑原则，但实质上体现了无视罪犯人权的思想。

法律条文所蕴含的法律规范，同时拥有三方面的机能，其1，宣告立法旨意；其2，制约法官擅断；其3，引导，规制人们的行为。以其规范性，明确性使行为人能够预期自己的行为合法与否，而行为人判断其法律规范的准确度，除了文化观念，伦理道德，的因素以外，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立法技术，即法律条文中文字用语的准确性。往往因一字之差，就会导致法律的命令规范，禁止规范及义务规范的范围相距甚远，何况“罪刑法定”的意义就在于使人们能够预见自己行为的性质，例如，根据1979年刑法对正当防卫条款的规定，人们能够清楚地认识到正当防卫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具体的行为人在行使其权利时也必须注意控制自己防卫的方式及反击力度，否则，一旦防卫过当，便要承担刑事责任。然而，根据1997年刑法对正当防卫条款的规定（特指第20条第3款），无疑启发人们树立无过当防卫的认识，其将出现事与愿违的结果丝毫也不难预想。

三、理论基点

现代日本刑法学派中，对于正当防卫较为正统的定义是“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都被称为紧急行为（或自救行为），本来紧急行为是指正当法益不可能受到应有的法律保护时，即当国家机关不可能及时地预防对法秩序的侵害或回复其法秩序时，作为其补充许可个人行使自为，如除此情形之外赋与个人更加广泛地紧急行为权利的话、则反而会导致侵害法秩序之可能，在法的救济方法比较完备的近代国家，以紧急行为为由阻却行为的违法性，必须将其限制在尽可能小的限度以内。［4］

我国刑法理论也对正当防卫行为的构成条件作了必要的限制，即在主观方面特别强调正当防卫行为人的防卫意识，并通过刑法中“错误理论”中的认识错误来区别“正当防卫”与“假想防卫”的构成要件，通过其防卫意识判决行为的合法性，区别“挑拨防卫”与“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在客观方面特别强调行为人行使正当防卫行为时的时间与方法，以及对抗程度的适度性，恰当性。以“正在进行”（即紧迫性）限制其正当防卫的时机，区别“正当防卫”与“防卫不适时”（事前防卫与事后防卫）的构成要件。通过其方法与程度“大体相当”的判断，限制其行为“防卫过当”。此外，理论与实践中原则上不承认斗殴双方的行为具有“正当防卫”性质。对于挑拨防卫者给予相应的刑罚处罚，对于假想防卫，防卫不适时和防卫过当者，视具本情形予以从轻或减轻刑罚处罚。

仅就正当防卫理论面言，我国与日本刑法理论并无质的区别，但是，当我们在刑法总论中对此加以考察时，就会清楚地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极大的不同。长期以来，在比较刑法理论研究中，对此可谓见仁可智，以笔者的拙见，刑法总论中整体理论体系是否完善与各部分理论是否完善，还不是同一层面的问题。整体结构结果存在问题，各部分理论再精深也弥补不了体系方面的缺限，反之，亦同理。我国刑法总论部分理论中，特别是犯罪构成理论，由于采用实质性构成要件以及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这样一些刑法中的行为界定为“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仅从字面理解认为是先进事迹也无妨），因而形成一种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断裂”，即理论上只能分别论及犯罪构成或者正当防卫，司法实践中除了“四大块”这一实质性犯罪构成规格以外，并无判断正当防卫行为的规格，故在理论基点上与大陆法系理论是截然不同的。在总论体系中犯罪构成的逻辑结构不同，则导致正当防卫理论在体系中的地位不同。众所周知，日本刑法理论中犯罪成立三要件：1构成要件该当性，2违法性，3责任（故意，过失）的逻辑结构呈“排除式或推导式”，即针对某一行为当其不能排除违法性与主观罪过时则构成犯罪，即既在罪与非罪的判断中包括了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行为，又通过不存在刑事违法性与主观罪过这样的违法阻却事由将其排除。而我国的犯罪成立要件即犯罪构成四要件（1主体，2主观方观，3客体，4客观方面），其逻辑结构呈“藕合式”亦称实质性构成要件，四个方面缺一不可。因为是实质性的犯罪构成标准，不可能在“四大块”中对正当防卫行为加以判断，则必然通过两套标准加以判断。也正因为此，过去的司法实践中，往往将一些正当防卫行为（包括正当的或过当的）认定为犯罪行为，以至于极大地挫伤了公民的积极性。其实，这与刑法理论为司法实践提供的标准与规格过于粗糙不无关系。如前所述，真正纯正的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是不必要纳入刑法理论中的，尽管正当防卫行为在本质上区别与犯罪行为，但在行使该项正当权利时，只要在对“正在进行”的判断，反击时间，反击力度的界限把握不当，其正当行为就会发生质的变化，由正当变成非正当，由无罪变成有罪。鉴于过去司法实践中，因对正当防卫的标准不易掌握（另一种说法是，理论上限制太严），错伤了公民的积极性的问题，本应从判案标准（罪与非罪）方面寻找对策，然而，立法却选择了别的途径。

卫生法制论文篇3

[论文关键词]特殊防卫；历史渊源；防卫限度；邓玉娇案；学理视角

一、邓玉娇故意伤害案

（一）案件回顾

案件发生在2009年5月10日晚8时许，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镇政府3名工作人员在该镇雄风宾馆梦幻城消费时，对当时在该处做服务员的邓玉娇进行骚扰挑衅，邓玉娇在“当时情形下”（由于任何事实的经过无法准确并真实的重现，特别是在不法侵害人与邓本人纠缠不清的时候，事后报道的真实性也是值得考证和判断的，因此，事后评论必然会带着个人主观上的因素，这样的讨论是无谓的，甚至可能会扭曲事实，在此不具体展开讨论。）用水果刀刺向两人，其中一人被刺伤喉部、胸部，经抢救无效死亡。邓玉娇当即拨打110报警。次日，警方以涉嫌“故意杀人”对邓玉娇采取强制措施。死者名叫邓贵大，今年44岁，是野三关政府招商办公室主任；另一名伤者叫黄德智，以前是该镇农业服务中心副主任。

湖北省巴东县人民法院16日上午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邓玉娇案”，并作出一审判决。巴东县人民法院认为，邓玉娇在遭受邓贵大、黄德智“无理纠缠、拉扯推搡、言词侮辱”等不法侵害的情况下，实施的反击行为具有防卫性质，但超过了必要限度，属于“防卫过当”（刑法理论上，防卫过当是指行为人在于不法侵害人进行反抗时，造成不法侵害人严重损伤或死亡的，防卫手段和行为超过必要限度的。防卫过当不是具体罪名，行为人防卫过当的，可能构成故意或过失犯罪。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防卫行为与侵害行为不具有对等性或相当性）认定被告人邓玉娇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案发后，邓玉娇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罪行，构成自首。经法医鉴定，邓玉娇为心境障碍（双相），属部分（限定）刑事责任能力。据此，依法判决对邓玉娇免予刑事处罚。

关于邓玉娇案件的争论，社会上，刑法学界主要集中在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邓玉娇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另一种意见是说邓玉娇的行为无过当之处，属于正当防卫。虽然法院已经对此案作出判决，但是此案对于讨论刑法理论上的特殊防卫问题有重要意义。笔者将从“特殊防卫权”司法实践脚步，逐步发觉和洞察背后的立法目的。首先，笔者想先介绍下我国古代有关“特殊防卫权”相似概念提法的历史记载。最后，会结合作者的思路对邓案进行总体评析。

二、我国古代有关特殊防卫的历史渊源

在我国古代虽然无特殊防卫权之名，但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却有特殊防卫权之实，这可以从大量的历朝典律中得到证明。《礼记、秋官、朝士》规定“盗贼军乡邑及家人杀之无罪。”其意是指，在军、乡、邑以及人家进行盗窃、杀人者，将他杀死不算犯罪，《汉律》规定：“无故入人住宅者上人车船，牵引人欲犯法者，及时格杀之无罪。”意思是说，没有正当理由，未经主任同意进入室、宅、庐、舍、车、船这些居住的地方侵犯人身自由的，当时打死是无罪的。我国封建社会最完备的法典《唐律疏义》也规定：“诸夜无故入人家者，笞四十。主人登时杀者，勿论。”意思是，对夜里无故进入别人家院者应该处以笞刑四十，如果主人立即将其杀死，主人无罪。应该说，唐律虽仅限对诸夜无故入家者实行正当防卫，但已具备正当防卫法律制度的雏形。但在立法上实行的是以家族为本位的无限防卫权。这与唐律所规定的“十恶”、“八议”相辅相成，国家为本。此外，唐律对于不法侵害者的惩治，似乎还有社会预防和义务本位的观念。它规定人们凡发现犯罪行为，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有缉捕和救助的义务。例如，《唐律疏议》指出：“诸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闻而不救助者减一等。”“诸追捕罪人而力不能制，告道路行人，其行人为能助而不助者，杖八十，势不得助者，勿论。”“诸被人殴击折伤以上，若盗及强奸，虽傍人皆得捕系以送官司。”当然，如果确系力所不能也不在处罚之列。这其中的积极意义仍值得我们借鉴。唐律承先启后，影响深远，直到封建社会的最后一部法典，即《大清律》，相互间陈陈相因，具有十分清晰的沿革关系和内在联系。

总之，封建社会的正当防卫蜕变于私刑，为义而报仇和为制止盗贼而允许的私刑，随着兵、刑脱离以及法、刑分离，防卫的客体逐步清晰为“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这部分私刑收归为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成为国家刑罚权的一部分。私刑已退隅于家族内部而且十分严酷。我国唐代以后，都属于私刑的禁止时代。因此，自唐朝以后形成的正当防卫制度，不可避免地要实行以家族为本位的无限防卫权，这也是历史的必然。

三、关于特殊防卫权的定义争论

特殊防卫权是指公民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所实施的正当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后果的，不负刑事责任的情形。然而，《刑法》第20条第3款的规定的性质如何界定，在法学界存在争议。事实上，称谓的不同，反映了学者之间对这一规定的理解的不同。有的学者称为：“无过当防卫”，如张明楷、陈兴良等学者，有学者认为：“无限防卫权”。亦有学者对此做出犀利点评，认为无限防卫权的提法不妥。另有学者称为“特殊防卫权”或“特别防卫权”。笔者赞成最后一种提法“特殊防卫权”这一称谓以示肯定。因为就“无限防卫权”来说，这一称谓存在着严重的弊端，“无限”是指无限制，还是无必要限度，容易产生歧义，事实上，无论是“无过当防卫”还是“无限防卫权”都肯定了没有防卫限度的限制。这样的提法是很危险的，太绝对化，反过来，法律还是以牺牲少数人的利益来满足最大化的需求。

笔者认为，正当防卫制度设立的目的是制止违法犯罪行为从而有效地保障公民合法权益，而这一点恰是预防违法犯罪的应有之意，这样就难以体现《刑法》第20条第1款和第3款之间的区别。所以特殊防卫权这一概念就不同了，它可以理解为正当防卫的一个特例，有利于我们的掌握和理解。

四、从正当防卫到特殊防卫权转变以及两者联系

特殊防卫与一般的正当防卫有无关系？关系如何？直接牵涉到特殊防卫权的构成条件问题。如果否定他们之间的关系，那么特殊防卫权的成立将不受普通的正当防卫某些成立条件的限制，肯定则反之。特殊防卫是一种独立的防卫形式，是普通正当防卫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它们之间既存在着联系，也有着区别。

特殊防卫与普通的正当防卫的联系表现在：

1.二者同属于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均不负刑事责任。

2.二者的成立都要求非法侵害行为实际存在。

3.两者成立都要求非法侵害行为正在进行。

4.二者的成立都要求防卫人主观上具有正当防卫的意图。

5.二者多成立都要求防卫行为必须针对非法侵害人本人实施。

总之，特殊防卫权的成立需要具备普通的正当防卫的某些条件。它们是特殊和一般的关系，是灵活性和原则性的关系。

当然特殊防卫权与一般防卫权不同在于：

1.防卫起因的特殊性。特殊防卫权只能针对实际存在的犯罪行为，而不能针对一般违法的侵害行为。我国1979年刑法以及1997年刑法规定，一般正当防卫起因条件是存在着不法侵害。根据学者们比较一致的看法，不法侵害行为既包括犯罪行为，也包括一般的违法行为。但是，在20条第3款的规定中，立法者用“对……犯罪，采取防卫行为”的表述，表明了特殊防卫权的立法意图是针对犯罪行为，而不包括一般的违法行为。因而，对于一般的违法行为，不能行使特殊防卫权，而只能行使一般正当防卫权予以反击。

2.保护权益的特殊性。特殊防卫权只能针对暴力犯罪行为而不能针对非暴力行为实施。对于一般防卫权来说，防卫行为不仅可以针对暴力手段的不法侵害行为实施，而且可以针对非暴力手段的侵害行为实施。在新刑法典修订草案的征求意见稿中，曾经规定了可以对“破门撬锁……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非暴力行为实施无限度防卫的条文。但在新刑法中最终删去了这样的规定。从新刑法的有关规定看，不仅明确列举了“杀人、抢劫、强奸、绑架”这四种典型的暴力犯罪，而且还使用了概括性的语言“其他……暴力犯罪”。这些规定清楚的表明了特殊防卫权只能对暴力犯罪实施。因此，对于非暴力犯罪行为以及暴力手段的一般不法侵害行为，不能行使特殊防卫权。

3.防卫限度的特殊性。特殊防卫权比一般防卫权为宽，但不能理解为完全不受限制。对于一般防卫权与特殊防卫权在限度条件上的关系，尽管有不少学者认为特殊防卫权的实施不必受必要限度的限制，但是根据前文对“无限度防卫权”与“特殊防卫权”称谓的比较，笔者认为，不能简单认为特殊防卫权没有必要限度，而只能理解为它的限度条件要求比较低，不能否定正当防卫行为限度条件的“基本适应说”与“客观需要说”相统一的“折衷说”。否则就割裂了正当防卫制度整体性。这说明了特殊防卫与普通的正当防卫的差别有着自己的特性。可以看出这种转变，在立法上予以确认，是不仅使刑法中正当防卫理论的重大进步，在实践中也起到了保护刑法中的处于弱势地位的对象。

进一步看，这样的转变，引起对“特殊防卫权”有无防卫限度的争论。

五、特殊防卫仍存有防卫限度要求

防卫限度包含防卫的范围和防卫的强度两方面的内容。众所周知，特殊防卫中的防卫范围即认为防卫对象，只能是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行为；但唯一处在不休的争论中的是“防卫强度”，即防卫人是否可以以任何手段，方法对抗不法侵害人。《刑法》第20条第3款既然规定了作为防卫前提的不法侵害是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同时又规定了防卫的“限度”是“可以”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显然限度是非常明确的。既不能认为是“可以”造成伤亡的就没有限度，也不能认为造成“伤亡”是最高限度就不是限度。《刑法》第20条第3款只是规定不属于防卫过当的情形，即是“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实行正当防卫的具体规定，这本身就是正当防卫的一部分，与第1、2款正当防卫的原理、原则完全一致，受正当防卫构成条件的限制，并不是“无限防卫”的规定。所以笔者认为《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精神，在于鼓励公民与严重侵犯人身权利的暴力犯罪作斗争，并非鼓励公民可以不加限制地行使防卫的权利。所以从实质上来讲，它还是存在正当防卫所规定的必要限度这一要件的。运用体系解释方法，可以得出，通过联系上下条文之间的关系，不难发现其实特殊防卫的限度同样是“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新增加第三款，就是立法者的关于对正当防卫行为的重申和重视。

这种防卫限度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会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立法上也不能准确的界定这种界限，一旦界定清楚，同样也是很危险的。

六、立法意义兼评邓玉娇案件

特殊防卫权在新中国的刑法中从无到有无疑是立法上的一个进步，它促进了法制的健全与发展，使正当防卫理论得到补充，有利于司法实践。并且改变了我国刑法关于正当防卫理论的立法格局，使正当防卫理论成为热点问题，为正当防卫理论有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特殊防卫权是公民权利的一次进步。使公民在遭受外来侵害时可以积极应对，而不是消极的逃避，从而减少了遭受损坏的程度，也制止了一部分暴力犯罪的发生。

第二，特殊防卫权是公平正义原则的社会体现。侵害与被侵害是相对的，但有些权利具有不可挽回性，国家如果不给被侵害人及时的保护，这将有失公平正义，特殊防卫权理论正好弥补这一点。

第三，特殊防卫权打击了一些严重暴力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使社会正气得到弘扬，使社会道德健康发展。

卫生法制论文篇4

由于我国兽医卫生条件不达欧盟的标准这一考评结果，所以自1996年起，我国畜牧产品被禁止出口到欧盟。这条禁令一出，我国畜牧业一系列不利于畜牧业发展的连锁反应也随之发生。比如我国的畜牧产品同时遭到了其他国家的排斥，出口价格一降再降，前景不容乐观。甚至有些国家比如南非、日本等国家也纷纷效仿欧盟，要对我国的禽肉生产企业进行考察。这一系列的反应使得我国畜禽产品出口面临巨大的压力，国家遭受严重的外汇损失。

1对策

加强理论研究。人的卫生、动物卫生、植物卫生合称三大卫生，在我国经济发展建设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相互配合，密切合作不仅为社会的生产发展同时也为人类的健康服务。因为动物卫生面临的严峻挑战和巨大压力，所以兽医卫生工作需要一套完善的理论体系来规范与约束。理论指导实践，没有理论的实践不能称之为实践，只是做无用功，故而理论对于实践工作而言是相当重要的。加快兽医卫生理论的研究与探讨，努力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兽医卫生理论体系。为兽医卫生法的立法、执法提供有力的科学理论依据并指导兽医卫生体系健康、蓬勃发展。

加快立法进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生效后，《家畜家禽防疫条例》被废止，同时失效的还有与之相配套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为了使兽医卫生行政执法活动不失去连续性，尽快建立与动物防疫法相配套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已是当务之急。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并不能满足兽医卫生有法可依的要求，所以加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相辅相成的一系列以动物防疫法为核心的法规的制定，是兽医卫生法制建设的重中之重。以便推动兽医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同时使兽医卫生执法部门有法可依。

2结语

卫生法制论文篇5

论文关键词：标准；规范性；国家创制性；公开性

“所谓法的规则有效性，按照阿尔尼奥的主张：法的规则有效性主要就是一种依其形式化的鉴别标准而确立的形式效力。”笔者认为法在形式上主要有以下五个特征：（1）规范性；（2）国家创制性；（3）公开性；（4）普遍约束性和强制性；（5）体系一致性。下面，笔者就以上述五个方面为鉴别标准，分析我国职业安全卫生标准是否确立了规范有效性。

一、职业安全卫生标准的规范性分析

根据《标准化工作指南第一部分标准化和相关活动的通用词；C》的定义，所谓“标准”就是“为了在一定的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经协商一致制定并由公认机构批准，共同使用的和重复使用的一种规范性文件。”“规范性文件”就是“为各种活动或其结果提供规则、导则或规定特性的文件，是诸如标准、技术规范、规程和法规等这类文件的通称。据此，所有的标准都是规范性的，职业安全卫生标准当然也不例外。

二、职业安全卫生标准的国家创制性分析

“国家创制性”要求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第一、由国家机关制定或认可；第二、该国家机关获得了立法的授权；第三、依照法定程序创制。我国《标准化法》将标准分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四个层级。下面分别介绍不同层级的标准的制定主体、授权根据和制修订程序，以供对比分析。

《标准化法》和《国家标准管理办法》都规定，国家标准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法律对标准的制定另有规定的，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安全生产法》第10条和《职业病防治法》第11条分别对保障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和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的制定主体作了规定。

国家标准的制修订程序分为普通程序与快速程序两种。根据《国家标准制定程序的阶段划分及代码》，我国国家标准制定的普通程序划分为九个阶段：预阶段、立项阶段、起草阶段、征求意见阶段、审查阶段、批准阶段、出版阶段、复审阶段、废止阶段。根据《采用快速程序制定国家标准的管理规定》，符合一定情形，制定国家标准可以采用快速程序。采用快速程序制定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时，可参照上述规定执行《标准化法》第6条规定，行业标准由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定。《行业标准管理办法》第6条规定，“行业标准由行业标准归口部门统一管理。”根据《行业标准管理办法》，我国行业标准制定的程序大致分为立项、起草、征求意见、审查、批准、备案、出版、复审等阶段。《安全生产行业标准管理规定》对安全生产的行业标准的制修订程序作了较详细的规定。

《标准化法》第6条规定，地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地方标准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地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编制计划、组织制定、审批、编号和。《地方标准管理办法》对地方标准的制修订程序作了规定。

《标准化法》没有对企业标准的制定主体作具体规定，从语境中似乎可以推出企业标准的制定者就是企业自己。《企业标准化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企业标准由企业制定，由企业法人代表或法人代表授权的主管领导批准、，由企业法人代表授权的部门统一管理。”《企业标准化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了制定企业标准的一般程序。

综上，职业安全卫生的企业标准的制定者不是国家机关，因此首先被排除在法律之外。其次，职业安全卫生的地方标准虽然是国家机关制定的，但根据《立法法》，省、自治区、直辖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没有立法权。地方标准因不符合第二个条件，因而也不是法。第三，根据立法法，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制定者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和卫生部只有制定部门规章的权力。因此，出自这些部门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只有穿上“规章”的外衣，才能挤进“法”的队伍。把标准看作规章，主体和授权根据上都可以成立，唯一的问题是制定程序。《规章制定程序条例》对规章制定程序有专门规定，主要包括立项、起草、审查、决定和公布几个环节。而标准的制修订，不是依照上述程序进行的，虽然各制定环节的名称与规章相似，但各个环节的具体要求，却有很多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制修订程序并不完全合法。

总而言之，从“国家创制性“的角度看，企业标准和地方标准都不具有法的有效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位相当于部门规章，但制定程序有待完善。

三、职业安全卫生标准的公开性分析

法的公开性要求事前对公众。首先，法应该在事前公布。其次，法应该对公众公开。如上文所述，根据《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的规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都必须由一定机关统一审批、编号、，企业标准也必须由企业法人代表或法人代表授权的主管领导批准、。至于怎样标准，上述部门规章没作具体的规定。

实践中，行政部门的强制性职业安全卫生标准的批准公告，只列出批准标准的标准编号、标准名称、被代替标准号、采标情况及实施日期、标准的出版社等信息，并不直接公布也不另附标准的正文。

综上，以法的公开性的尺度来衡量，职业安全卫生标准在事前公布方面做的较好。但在对公众公开方面，标准的公布与法律相比有较大反差。公开性不足，是标准被视为法外之物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职业安全卫生标准的普遍约束性和强制性分析

法的普遍约束性体现在法在一定的国家权力所辖的范围内对全体社会成员都具有普遍拘束力。法的强制性体现在，法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谁违反了法律，就会受到法律的惩罚，除非他有可以免责的法定情形。

根据对社会生活的作用方式，我国法律把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与推荐性标准。根据《关于加强强制性标准管理的若干规定》，强制性标准包括要求全文强制执行或部分条文强制执行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强制性行业标准和强制性地方标准。可见，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的划分，是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而言。企业标准都是自愿性的，无所谓强制性和推荐性之分。强制性标准的范围，法律法规有严格的限制。强制性国家标准，主要以保障国家安全、防止欺骗、保护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保护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保护环境为正当目标。强制性标准或强制条文的内容应限制在有关国家安全的技术要求以及保护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等八个方面。职业安全卫生标准大都与保护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有关，因此强制性标准居多。

《标准化法》规定，“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禁止生产、销售和进口。推荐性标准，国家鼓励企业自愿采用。”因此，强制性职业安全卫生标准具有普遍的约束力，适用于一定范围内的所有生产经营单位、用人单位。推荐性职业安全卫生标准仅对自愿采用的企业适用，不具有普遍约束力，也无强制力。强制性职业安全卫生标准具有强制效力，义务人无论是否愿意，都必须执行。违反了强制性标准，就会受到法律的惩罚。对此，《安全生产法》和《职业病防治法》都有规定。

综上，从法的普遍约束性和强制性角度看，强制性职业安全卫生标准具有普遍约束性和强制性，与法同效。推荐性职业安全卫生标准不具有普遍约束性和强制性，是一般的技术规范。

五、职业安全卫生标准的体系一致性分析

一国法律体系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法律体系内部的各组成部分之间、各组成部分与整体之间不得相互矛盾。法的体系一致性要求一个规则体系不仅自己内部和谐一致，而且要与一国法律体系的其他部分以及法律体系整体和谐一致。

目前我国职业安全卫生标准在体系一致性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强制性标准的问题。强制性标准是按照标准制定的程序产生的，编写格式及内容表现形式也完全按照标准执行；强制性标准是按照技术标准体制管理，接受技术标准法规调整的，是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技术成果。强制性标准的这些特点，与我们通常理解的法律概念格格不入。

（一）依据宪法和立法法，我国目前具有“法”的性质的法律形式主要有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等。将强制性标准作为法的一种形式渊源，在国内法上缺乏依据。

（二）根据现代法治原理，只有法才可以对公民设定强制性义务。“强制性标准从形式渊源上来讲，并不具有法的性质，但从实质上又给公民设定了强制性的法律义务。这就使得强制性标准面临一个尴尬的局面，不具有法的性质的文件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设定了法的义务，成为法外之法。”

（三）宪法、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与规章制定程序条例对于法律与行政立法的程序均作了明确的规定，防止行政立法权的滥用，强化了行政法规与规章的法律效力。行政法规和规章一般都强调程序的民主性、透明性与公开性。而强制性标准的制定程序并不具有行政法规或者规章的严格程序。缺乏有力的外部监督，有些主管部门运用起权力来自然很随意。

（四）由于强制性标准的法律位阶不明，导致强制性标准无法融入现行法律效力等级体系。在强制性标准与相关法律法规发生抵触时，将会出现无法处理的情形。

综上，强制性标准的技术法规化对我国法律体系的和谐一致带来某些消极影响，不符合法的“体系一致性”。

六、结论

卫生法制论文篇6

为深入开展创建省级文明城市工作，全面提高我市卫生系统广大干部职工文明素质和卫生行业整体文明程度，根据市卫生局《创建省级文明城市工作方案》的安排部署，现制定市卫生局2012年创建省级文明城市工作计划，请认真贯彻执行。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遂宁市精神文明创建工作手册》为依据，围绕把遂宁建设成为更加繁荣、更加美丽、更加宜居的现代化中心城市总目标，紧扣《遂宁市创建省级文明城市实施方案》确定的工作目标任务，进一步推进全市卫生系统创建省级文明城市，圆满完成各项指标任务。

二、主要任务

（一）实施“政务效能工程”，建设廉洁高效的局(院)务环境，努力提高广大职工对党政机关行政效能和反腐倡廉工作的满意度。一是全面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二是深入推进规范政务建设。三是大力抓好反腐倡廉建设。

（二）实施“法治推进工程”，建设民主公正的法治环境，切实维护广大干部群众的合法权益。一是加强法治宣传教育与法律援助。二是切实维护卫生系统广大医务工作者合法权益。三是加强基层民主管理政治建设。

（三）实施“卫生行业诚信工程”，建设规范守信的市场环境，加强卫生系统诚信体系建设。一是加强卫生行业诚信体系建设。二是狠抓社会监管工作。三是深入开展卫生“窗口”行业和执法部门文明创建活动。

（四）实施“卫生系统市民素质工程”，建设健康向上的人文环境，进一步树立卫生行业现代文明新形象。一是进一步深化卫生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的思想道德建设。二是努力维护校园周边环境和谐管理。三是大力开展群众科普活动。四是进一步规范卫生系统文明行为。五是建立社会道德风尚引领机制。六是积极开展卫生行业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五）建设合适便利的就医环境，进一步增强广大市民对卫生事业的认同感、归宿感和幸福感。一是大力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二是加强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三是全面推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绩效评价制度。四是全面加大卫生执法监督力度。五是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六）实施“平安为民工程”，建设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一是切实维护社会公共安全。二是大力加强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工作。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宣传引导，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进一步调动卫生系统广大职工干部的积极性，强化先进典型宣传，整合社会宣传资源，充分利用黑板报、网络、电视、各类媒体开展创建主题宣传，充分发挥卫生行业的职能作用和引导作用，为创建省级文明城市积极营造良好的创建工作舆论氛围。

卫生法制论文篇7

一、以深入学习贯彻和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为重点，进一步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1、深入学习贯彻和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不断增强全体党员的思想政治素质。要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在中纪委六次全会上的讲话精神，把学习，遵守，贯彻，维护作为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好，迅速在市直卫生系统掀起学习贯彻的热潮。各单位中心组要把学习贯彻作为今后一段时间学习的重点，集中时间分专题安排学习；各支部要结合春季党员轮训，认真组织党员开展多种形式的学习贯彻活动；各单位要结合党员队伍实际，深入开展“联系实际学，立足岗位作贡献”主题实践活动，把学习贯彻落实在工作中，体现在发展上。要通过学习贯彻活动，使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加强道德修养，发展党内民主，严明政治纪律，强化制约监督，加强制度建设，促进各项工作，不断提高全体党员的政治素质。要深入学习贯彻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按照市委二届十次全会提出的“十一五”时期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抢抓机遇，开拓创新，努力实现全市卫生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2、认真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各单位党组织要进一步抓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学习贯彻，按照立足科学发展观、着力自主创新、完善体制机制、促进社会和谐的总体要求，切实提高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能力、驾驭全局的能力、处理利益关系的能力、务实创新的能力，进一步发挥党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深刻揭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充分体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是统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根本指针。各单位党组织一定要充分认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不断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进一步转变观念、转变作风，抓好全年各项卫生工作任务的落实。

3、加强理论学习和干部教育，提高理论素质。各单位党组织要进一步加强中心组学习制度建设和规范化管理，抓好中心组学习秘书的培训，提高中心组理论学习质量。要制订年度干部理论学习培训计划，积极选派干部参加各级党校培训，通过党员轮训、每周政治学习、专题报告、主体演讲等多种形式抓好干部职工理论学习，努力创建学习型党组织、学习型单位。积极发挥卫生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的作用，加强党建工作理论研究，召开一次系统党建工作座谈会，交流各单位党建工作经验，力争在党建理论研究上实现突破。

二、以巩固先进性教育成果为抓手，进一步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

4、认真抓好“回头看”，进一步落实整改措施，健全完善整改工作责任制，巩固扩大先进性教育活动成果。要围绕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看病难、看病贵、服务态度不好等问题，进一步强化工作措施，加大整改项目的落实力度，深化医疗机构内部运行机制及补偿机制改革，落实惠民便民措施，建立扶贫病房和扶贫病区，力求从机制上缓解看病贵问题。加强市直卫生系统党员教育管理和基层组织建设，增强广大党员的服务意识、奉献精神，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进一步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5、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健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建设的长效机制。要结合医疗卫生工作实际，把先进性教育活动中一些行之有效的工作措施作为制度规范下来，不断创新党建工作内容和机制。结合市委组织部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与党的先进性建设”征文活动，认真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理论研讨工作，力求取得一批理论成果。坚持和完善党员理论学习制度、民主评议党员制度、党支部“”制度、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制度等党建工作制度，进一步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提高系统党建工作水平。

6、认真做好市直卫生系统先进性教育活动总结表彰工作，结合开展纪念建党85周年活动，表彰一批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继续深入开展机关党员干部“两服务、两促进”、“弘扬先进、贡献在岗”活动，丰富党员先进性的实践形式，激发广大党员发挥先进性作用。

三、以基层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为重点，进一步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7、健全基层组织，理顺管理体制。按照中共十堰市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市直机关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意见》精神，进一步加强市直卫生系统党组织建设，建立健全基层组织，完善党建工作制度，规范组织生活，指导市中医院、市红十字医院等单位完成换届选举工作，理顺东风分局党建工作关系，健全基层组织，指导做好换届选举工作，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确保移交过渡期平稳。同时，按照等党内规章制度的规定，建立党建工作长效机制，促进党建工作规范化、经常化、制度化。适当时间召开市直卫生系统党建工作规范化建设现场会，推广典型经验，促进党建工作上台阶。

8、认真落实党管干部原则，加强市直卫生系统各级领导班子建设。重点加强个别软弱班子的能力建设，提高发展能力，配合市委组织部抓好市卫生局东风分局、市红十字医院等单位领导班子建设。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完善各级领导班子议事决策机制，正确处理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的关系，促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领导班子成员要过好双重组织生活会，自觉接受群众和组织的监督，提高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增强班子战斗力。进一步强化市直医疗卫生单位中层干部队伍建设，理顺干部管理权限，规范任免程序，将德才兼备的人才选拔到干部队伍中来，进一步提高市直卫生系统干部队伍素质。积极推行院、站、所长聘任制和任期目标责任制，强化任期目标责任考核，逐步建立多种形式的干部考核奖惩机制。深化卫生事业单位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加强卫生人才工作，不断提高医疗卫生队伍整体水平。

9、加强党员队伍管理，严格组织生活。按照等党内法规的要求，抓好党员轮训、、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等制度的落实，不断强化党员干部队伍的管理。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的需要，积极创新党员教育管理新途径，实现党员先进性的岗位化、具体化，抓好“两服务、两促进”、“弘扬先进、贡献在岗”等活动，以岗位文明、岗位能力、岗位贡献为重点，发挥好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坚持党员发展“十六字”方针，严格标准和程序，落实公示制、票决制和责任追究制，有计划的做好*年组织发展工作。重点在高知群体、学科带头人、业务骨干、一线工作人员和年轻群体中发展党员。结合事业单位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选拔配备好专兼职党务干部，抓好党务干部的培养使用，举办一次党务干部培训班，进一步提高党务干部工作水平。

四、以健全党内监督制度为重点，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10、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在中纪委六次全会上的讲话精神，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以及《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的各项规定，落实领导干部“一岗双责”的要求，建立健全领导干部廉政档案和财产申报制度，完善党内监督机制，积极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制度化、法制化。

11、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纪案件，特别是以医谋私、收受红包、回扣、开单提成等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职业违纪案件。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切实转变领导作风和机关作风，发扬重实际、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的工作作风，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高度重视工作，及时解决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领导干部要经常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解决基层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

12、继续抓好卫生行业作风建设，切实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实行“一把手”负责制，建立卫生行业作风建设的长效管理机制，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行业不正之风。继续巩固卫生行评成果，科学制定评估内容和评价体系，加大评估的覆盖面和代表性，使行风评估成为促进卫生行业作风建设的一种有效机制。进一步做好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工作，防止医药购销中不正之风发生。

13、积极推行党务公开，建立健全规范的党务公开制度。认真总结2005年党务公开试点工作经验，健全完善党务公开制度，积极扩大党务公开的形式和内容，坚持党务公开与政务公开、院务公开、服务项目公开等相结合，相互促进，互为补充，增强党务公开的效果和影响，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

五、以创建市级文明行业为目标，全面提升市直卫生系统精神文明建设水平。

13、抓好新一轮文明单位创建活动，力争实现文明行业创建目标。今年是我市2004－2005年度市级文明单位命名表彰年，市直各医疗卫生单位要抓住这一有利契机，深入开展文明创建活动，确保80％以上的单位创建为市级文明单位，实现文明行业建设目标。要紧紧围绕市委关于建设“文明十堰”的总体部署，加强文明创建工作的规范管理，巩固创建成绩，加强“细胞工程”建设，积极开展“青年文明号”、“巾帼建功示范岗”、“文明科室”、“五好家庭”等群众性创建活动，树立文明卫生行业形象。召开一次文明创建工作经验交流会，推广先进典型，总结工作经验，形成理论成果，推动文明创建工作平衡发展。

14、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不断提高干部职工文明素质。认真贯彻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和《医德规范》，通过加强教育与管理，努力造就一支忠于职守、爱岗敬业、精益求精、乐于奉献的医疗卫生队伍。继续抓好汤晓红同志先进事迹学习宣传活动，积极向上推介，力争在全省卫生系统推开。同时，注重挖掘总结一批卫生系统的先进典型，以典型引路，营造比学赶帮超的竞争向上氛围。

15、大力加强卫生文化建设，引导各单位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理念和氛围，突出医疗卫生博爱、奉献和大医精诚的职业风范，建设健康向上、赏心悦目的卫生文化。

16、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认真做好卫生宣传工作。卫生宣传工作要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和卫生工作重点开展，坚持正面宣传，突出为人民服务宗旨，弘扬正气，大力展示卫生系统三个文明建设成果，为卫生是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今年拟与十堰电视台、十堰日报联合组织一次卫生系统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巡礼，全方位展示系统各单位三个文明建设成果。

六、坚持以活动为载体，进一步做好群团工作。

17、进一步建立健全各级工会、共青团、妇委会工作组织，落实专兼职工作人员，围绕党委中心工作，独立自主地开展适合自身特点的各种活动。工会组织要按照《工会法》的要求，充分履行四项职能，全面推进双向维权工作，组织开展有影响的群众性文化活动，开展技术比武、争创流动红旗等岗位竞赛活动，提高服务水平。各级团组织要以增强共青团意识主体活动为载体，积极开展“青年文明号（手）”创建活动，着力提高团员青年的思想政治素质。各级妇委会要加强组织建设，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积极开展“巾帼建功示范岗”、“五好家庭”创建活动，按照计划生育流动人口管理的有关政策，抓好卫生系统的计划生育和流动人口管理。

七、进一步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各项社会工作。

18、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管理”原则，认真抓好市直卫生系统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层层建立领导责任制，深入开展平安单位创建活动，全面落实各项综治工作措施，严防各种治安案件的发生，真正做到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办好自己的事。进一步加强医疗安全管理，减少和防范医疗事故发生，及时妥善处理医疗纠纷，防止矛盾扩大化。加强卫生执法监督，严厉打击非法行医和食品领域违法违纪行为，为人民群众营造放心的消费环境。强化综治工作宣传，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加强对市直医疗卫生单位综治工作的督导检查，严格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票否决权制，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实。

19、认真做好**工作，巩固帮教转化工作成果，对有思想反复的人员，进一步强化帮教监控措施，防止发生新的违法行为，确保卫生系统人员全部教育转化成功。

20、加强干部职工法制教育，认真做好“五五”普法工作，全面提高系统干部职工的法制意识和遵纪守法的自觉性。

21、认真做好老干部工作。各级党组织要严格按照老干部工作的有关政策和要求，关心老干部生活，落实老干部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

卫生法制论文篇8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市精神文明创建工作手册》为依据，围绕把建设成为更加繁荣、更加美丽、更加宜居的现代化中心城市总目标，紧扣《市创建省级文明城市实施方案》确定的工作目标任务，进一步推进全市卫生系统创建省级文明城市，圆满完成各项指标任务。

二、主要任务

三、工作要求

卫生法制论文篇9

关键词:正当防卫;不法侵害;构成要件

第一章正当防卫概说

第一节正当防卫的概念

正当防卫(又称自我防卫)的本质是在于制止不法侵害，保护法律所要保障的利益，正当防卫的客观特征是法益正在受到不法侵害的时候，采取的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方法，制止不法侵害。正当防卫的主观特征是在认识到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的情况下，意图保护法益不受侵害。我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正当防卫是维持国家、社会正常秩序与人民群众合法权利的利器,为保障人民重大生命财产安全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第二节正当防卫在新中国的历史沿革

我国早在1979年刑法中就规定了正当防卫制度,在当时的司法实践中发挥了极大的积极作用,但是受当时立法技术局限性的影响,79年刑法对正当防卫的相关规定有着诸多的立法缺陷,特别是对正当防卫认定标准不明的问题,使现实司法实践中正当防卫制度的适用困难重重。1997年,我国刑法进行全面修改,为了加大正当防卫的可适用性,立法者加大力度,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79年刑法的不足。

第二章正当防卫的特征

第一节目的的正当性和行为的防卫性的统一

目的正当性是指正当防卫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行为的正当防卫性是指正当防卫是在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时，同不法侵害作斗争的行为。正当防卫即使法律赋予公民的一种权利也是公民在道义上应尽的一种义务。

第二节正义合法性

正当防卫是在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的时候，同不法侵害作斗争的行为。他既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种权利，又是公民在道义上应尽的义务，是一种正义行为，应受到法律的保护。

第三节目的合法性

正当防卫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防卫人主观上既没有危害社会的目的，也没有危害社会的犯罪意图，因而正当防卫即使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也不负刑事责任。相反，应得到社会的大力提倡。

第三章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

虽然从古到今，经历长期的完善，正当防卫理论已经非常系统，但许多时候我们对于正当防卫的认定也并非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2008年轰动一时的哈尔滨六警察打死人的案件也从侧面反映了认定正当防卫的复杂性。那么在林松岭首先对警察进行殴打的情况下，警察反击是否属于正当防卫?即使不能认定为正当防卫，是否可以认定为防卫过当?或者至少，警察最初的反击行为能否认定为正当防卫?把这个问题展开，就涉及到对大量的殴斗行为性质的认定。众所周知，殴斗行为不是正当防卫，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区分殴斗与正当防卫并不是那样轻松。可以说很多正当防卫在事态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都与相互殴斗存在很大的相似性。一般来说正当防卫的发生会经历这几个阶段:首先，侵害者实施侵害行为;其次，受害者逃避或者保持克制;再次受害者奋起反抗;最后，双方呈现一种持续的对抗，如果侵害者不主动停止侵害的话。而相互殴斗也许也呈现这种发展过程，尤其是事态发展到最后，相互殴斗与正当防卫都呈现出相互之间的对抗。所以尽管研究正当防卫的文章已经浩瀚，但研究正当防卫成立条件并非没有意义，在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都在发展、变化的情况下，对正当防卫的研究也应该有所跟进。

第一节防卫起因

一、不法侵害的“不法性”

正当防卫的起因，即必须具有不法侵害行为发生。

存在不法侵害是构成正当防卫的前提条件，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理解“不法侵害”?是仅仅指犯罪还是包括一般违法行为在内?

(一)不法侵害的范围包括犯罪和一般违法行为。一种观点认为，不法侵害仅指犯罪行为，不包括一般的违法行为。另一种观点认为，不法侵害不仅包括犯罪行为同时包括一般违法行为。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是正确的，不法侵害应该包括一般违法侵害行为，其理由如下:

1.从语义上分析，“不法侵害”和“犯罪侵害”差别明显。“不法”的含义是不合法，“不法”相当于违法，所以我们常说的“不法之徒”“不法分子”都包括了两种情形: -般违法分子和犯罪分子。“犯罪”按照许多学者的观点来看，它是指严重的违法行为，而且必须是刑法规定的严重违法行为。“不法侵害”与“犯罪侵害”显然不能划等号，因为按照使用习惯，“不法侵害”和“犯罪侵害”从来都是指两种不同的行为。

2.多数犯罪行为都是从一般违法行为演化来的，正当防卫应该从制止违法行为开始。犯罪行为从一般违法行为演化来，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有些行为一开始是违法行为，但到后来可能发展成犯罪行为。另一层含义是，犯罪行为大多数都是违法行为的深入和加重。

二、不法侵害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

（一）不法侵害首先必须是客观上现实存在。不法侵害首先必须是客观上现实存在的，不是主观臆想的、推测的。客观上并无不法侵害，而行为人误以为存在不法侵害，因而进行所谓防卫的，属于假想防卫，不成立正当防卫。此外，即使某人通过言语流露出想要犯罪的想法，但只要该人没有进行任何实际的犯罪行为，就不能对其进行所谓的正当防卫，所以说对于犯意流露行为不得进行所谓的正当防卫，因为其不具有不法侵害的现实性和紧迫性。

(二)不法侵害的紧迫性。正当防卫中，不法侵害还必须具有紧迫性，紧迫性是正当防卫起因量的特征，所以我们说并不是对一切不法侵害都可以实行正当防卫，只有那些具有侵害紧迫性的不法侵害才能成为正当防卫的起因。许多学者认为紧迫性是指不法侵害已经实行或者不法侵害的实行迫在眉睫。这两种情况当然属于紧迫性，因为不法侵害已经实行，被害人正在遭受侵害，急迫需要解除遭受侵害的状态。而迫在眉睫也是一种非常紧迫的表述。但是正当防卫中的紧迫性却不应该仅局限于这两种情况。即使不法侵害不是迫在眉睫，而只是紧迫程度更低的情况，此种情况下也可以实施正当防卫。

三、不法侵害的侵害性

作为防卫对象的侵害，一般是对法益的侵害和威胁，即只有当行为威胁法益时，才能对之进行正当防卫。如果被侵害利益本身不受法律保护，则受侵害人也没有正当防卫权，例如双方进行毒品交易，一方在收货以后不付“货款”而强行拿走，另一方不可能享有刑法所规定的正当防卫权。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违法所得利益不受保护，但是如果不法侵害者在对违法所得进行争夺的过程中导致他人人身、生命权利受到损害的，可以对其实施正当防卫。

第二节防卫时间

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必须是正在进行的侵害行为。

所谓防卫时间，是指可以实施正当防卫的时间。通常认为，不法侵害正处于已经开始并且尚未结束的进行阶段，是允许实施正当防卫的时间。我国刑法典第20条第1款以“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的规范表述对正当防卫的时间作出了严格限制,与规定正当防卫的立法目的有关。规定正当防卫是为了防止不法侵害，防止合法利益受到损害。当侵害行为尚未开始，尚未危及合法利益时，没有必要实施正当防卫:当侵害行为已经结束，危害结果已经发生时，正当防卫毫无意义。正当防卫是为制止不法侵害而采取的还击行为，必须面临着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才能进行。

第三节正当防卫的主观条件

正当防卫的主观条件，即防卫人主观上必须具有防卫意图。

防卫人意识到不法侵害正在进行中，且为保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这里同样包含二层意思，

即对不法侵害的认识，同时包括对于制止不法侵害的防卫意志；它是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的统一。

注意以下两种不存在防卫意图的情形：

（1）、防卫挑拨：故意挑逗对方进行不法侵害而借机加害于不法侵害人的行为。该情形原则上不成立正当防卫。

（2）、相互斗殴。原则上不成立正当防卫。但一方停止斗殴，求饶或者逃跑，或者一方手段突然升级有导致重大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可能成立正当防卫。

第四节防卫对象

防卫对象是认定正当防卫的重要条件，对防卫对象的不同认识可能导致正当防卫成立范围的不同。我国刑法规定防卫对象必须是正在实施侵害行为的人。

一、对无责任能力的人，能否实行正当防卫

正当防卫是针对不法行为者的反击行为，由于无责任能力人行为的特殊性，需要讨论对其能否实行正当防卫。因为首先，正当防卫针对的是不法行为，那么无责任能力人的行为是否属于“不法行为”?其次，无责任能力人本身属于弱势者，对其防卫是否合适?

对无责任能力的人能否实行正当防卫刑法理论界有如下不同观点。如从行为人是否知道对方为未成年人角度分析; 或者从未成年人的行为性质分析。“这些观点论述角度虽然不同，但结论比较相似，即都未否定对无责任能力人可以进行正当防卫，只是各自承认的防卫范围有所不同。

笔者认为，虽然将对无责任能力人可否实行正当防卫放在防卫对象下面讨论，实际上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可否将无责任能力人的侵害行为认定为正当防卫所针对的“不法侵害”的问题。这又涉及到刑法中违法性的认识问题，即违法性究竟是客观上的违法还是主客观相统一的违法。如果认定违法性是主客观相统一的，则无责任能力人的侵害行为不符合正当防卫“不法侵害”的前提条件，从而对其不得进行正当防卫。而这种结论显然与前述几种观点不一致，也难以为民众所接受。所以笔者认为，应当将刑法中的违法性界定为客观违法，从而无责任能力人的侵害行为也属于正当防卫前提条件中的“不法侵害”，当不法侵害具有紧迫性且别无他法可以避免的情形下，可以对其防卫。但是基于人道主义考虑，在明知不法侵害人为无责任能力人时，能采取其他方式避免不法侵害的，不应当进行正当防卫，正当防卫只能作为别无他法的最后选择。

二、对于动物的侵袭，能否实行正当防卫

动物的侵袭会导致人身、财产遭受损失，那么对动物的反击行为性质应如何认定?尤其是在人为纵使下的动物侵袭是否成立正当防卫? 刑法理论界曾有过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当犯罪分子有意纵使动物进行侵害时，对动物可以进行正当防卫。

第二:种观点认为:虽然是犯罪分子利用动物进行侵害，但动物不是防卫的对象，它只不过是人实施不法侵害的工具。

第三种观点认为:对于来自动物的侵害不能一概认为是否为正当防卫，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笔者认为:对于没有人纵使的动物侵袭，由于其不具有非法性，因而不存在防卫问题，对动物的反击如果造成有关人员损失属于紧急避险行为。对于人为纵使动物侵袭，对动物进行打击则构成正当防卫，但动物本身不是防卫对象，真正的防卫对象仍然是幕后行为人。

1.对他人纵使的动物侵袭进行反击，构成正当防卫。首先在这种情况不属于紧急避险。因为紧急避险造成的损害指向第三人，而对动物的打击，如果造成动物死亡受损者仍然是纵使的人。其次这种情况也区别于普通的自救行为。在面临危险的时候我们可能采取各种救济手段，根据手段的不同可能构成正当防卫或者紧急避险，或者构成普通的自救行为。例如遭遇野生动物的侵袭，受害者无论采取何种救济手段，只要不涉及他人就只是普通的自救行为，该行为不被刑法评价。但是如果动物是在他人纵使下侵袭的，则被纳入到法律评价领域。

在面临不法侵害的时候，受害者对不法侵害者的防卫方式是多种的，既可以直接对侵害者的人身进行强制、打击，也可以对其作案工具进行毁损，以此来达到防卫的目的。在动物被纵使的情况下，动物只是纵使者实行不法行为的工具，因此针对该工具的行为也属于正当防卫行为。

2.动物不是防卫对象，纵使者是防卫对象。虽然受害者针对动物的反击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但是防卫对象仍然是纵使者。我国刑法明确规定，正当防卫的对象是“不法侵害者”，由汉语用语习惯可以得出结论“侵害者”在此处显然指的是人，而不包括侵害者使用的工具。否则侵害人使用的刀、棍等物件也成为防卫对象，显然是荒唐的。

第五节防卫限度

一、对正当防卫必要限度的理解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刑法对防卫限度的表述是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与“超过必要限度”当然是有区别的，显然前者对防卫限度的尺度放得更宽。有学者认为强调“明显超过”实属多余，因为超过必要限度就是超过必要限度，没有超过就是没有超过，“明显超过”是一种逻辑的混乱。当然立法者如此强调“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无非是想降低正当防卫的门槛。这种修改，确实扭转了人们对正当防卫的观念、降低了司法机关认定正当防卫的标准。

虽然刑法规定正当防卫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但是对于什么是“必要限度”在理论上有不同认识。刑法理论界对此有如下不同观点:

基本相适应说认为，防卫的必要限度,是指防卫行为必须与不法侵害行为相适应。该观点以不法侵害的强度、方式作为衡量防卫限度的标准，是否防卫过当受侵害行为的强度、方式制约，这种认定方法对于受害者来说是不利的，因为受害者的防卫方式程度由侵害行为决定，显得十分被动。另外这种方式对于认定制止财产犯罪的正当防卫限度比较困难。例如侵害行为是盗窃行为，按照基本相适应说，针对财产的侵害行为采取的防卫措施也基本应该以针对财产为主，但是在现实中却是不可能的，即使对于盗窃的这样的财产犯罪，多数情况下受害者采取的防卫措施仍然是针对侵害者的人身。

必需说认为，防卫行为是否超过必要限度,须从防卫的实际需要出发,进行全面衡量,应以有效地制止不法侵害的客观实际需要作为防卫的必要限度。必需说的优点在于它抛开了侵害行为的制约，无论侵害行为本身是何种形态，只要防卫行为是必须的，就没有超过必要限度。必需说使针对同一种侵害行为的防卫的方式呈现多种样式，即便是对于盗窃行为，防卫行为可能是针对盗窃者人身的也可能不是针对其人身的，只要防卫行为是制止不法侵害的必要即可。我国刑法并没有像日本刑法那样规定正当防卫必须是“不得已”采取的行为。这样一来，正当防卫的门槛就已经放得较低，所以在防卫限度上，不宜再过太低。而且，必需说也照顾到了受害者的利益诉求。与基本相适应说相比，必需说以制止犯罪之必需为标准，更符合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群众利益的目的，对于受害者来说更为有利，也，因此笔者赞成该说。

相当说或折中说认为，所谓防卫的必要限度,是指防卫行为及其造成的损害是制止不法侵害所必要的,且防卫行为的性质、手段、强度、及造成的损害与不法侵害行为的性质、手段、强度及可能造成的损害基本相适应。必需说并不排斥防卫行为应该与侵害基本相适应，只要是制止侵害行为所必需，防卫行为可以与侵害行为相适应，也可以不相适应。所以折中说并没有太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二、防卫过当的含义

刑法第20条第2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行为，第二层含义是指防卫人虽然出于正当防卫的目的，但是防卫行为明显超过了为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须的限度造成了重大损失。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防卫过当符合正当防卫的其它几个条件，即起因条件、时间条件、对象条件和主观条件，防卫过当是一种犯罪行为，应当负刑事责任。正因为防卫过当的行为人也面临不法侵害、具有防卫意图、在适当的防卫时间内向侵害者实施防卫行为，所以尽管它明显超过了必要限度，法律仍规定对其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但是，对于防卫过当的含义刑法理论界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防卫过当是指“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应当负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

第二种观点认为，防卫过当是指超出限度的防卫，而不是明显超出限度的防卫。

上述两种观点都有可取之处。观点一与我国刑法对于防卫过当的表述相一致，有立法上的依据。观点二从逻辑上讲也没有错，强调“明显超过”实属多余，因为超过必要限度就是超过必要限度，没有超过就是没有超过，“明显超过”是一种逻辑的混乱。但在遵守立法原意和追求逻辑完整之间，我们首先应该遵循立法本意。正如赵秉志教授所言:1997年刑法专门强调“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是由于以往的司法实践中，司法人员对正当防卫的把握过于严格，以至于很多正当的防卫行为被作为防卫过当处理。“立法者专门强调“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无非是想在立法上表明对于正当防卫的认定不应太过苛刻。笔者也认为只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防卫行为才构成犯罪。

1.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防卫过当具有罪过。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意味着行为人具有过失的罪过。所谓“明显”是指在正常人看来不言而喻，则行为人也应该预见到自己的行为会发生过当的后果。所以在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过当形式下，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过失。相反，对于一般的过当而言，行为人却不一定具有罪过。由于不是明显的超过限度，所以行为人在实施防卫的过程中可能没有预见危害后果的能力。

2.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防卫过当符合犯罪构成。上文已经论述，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防卫过当具有过失的罪过形式，同时又具有防卫过当的危害行为，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条件。例如行为人对于实施盗窃的人进行防卫，由于防卫过当将盗窃者打成重伤。行为人客观上具有打击行为，并且造成了重伤的后果，主观上具有过失，因此符合过失伤害罪的构成要件。

三、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

防卫过当作为一种犯罪，或者说应负刑事责任的防卫过当与普通犯罪行为存在一定差异。对于一般犯罪而言，如果刑法没有特别规定，其罪过形式就是故意;由于我国以处罚故意犯为原则，以处罚过失犯为例外，所以刑法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就不处罚过失行为。当然处罚过失行为刑法大部分情况下是以明确规定的方式体现的，例如过失杀人罪。但也有不明确规定，但从条文表述可以得知处罚过失行为，例如交通肇事罪，刑法虽然没有直接规定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但从构成条件看交通肇事罪实属过失。

但是防卫过当不同于一般的犯罪，它不是一个具体的罪名，因此刑法也没有规定其属于故意犯还是过失犯，这也是为什么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会成为理论界讨论的一个问题。刑法理论界有全面过失说，疏忽大意过失说，排除直接故意说，故意说，故意与过失说。

笔者认为，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不能是直接故意，而只能是过失或者间接故意。

第一，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不可能是直接故意。防卫过当是超过防卫限度的防卫行为，对于超出防卫限度到底是处于故意还是处于过失刑法没有规定，但刑法却规定防卫过当应该从轻、减轻处罚。该规定折射出立法者对于防卫过当的态度;防卫过当在罪过和危害上都比较小，所以应该从轻处罚。如果防卫人故意超过限度，打击侵害者，在这种情况下防卫人构成故意犯罪而不是防卫过当。

笔者认为试比较下列两种情况:

情况一，甲盗窃乙，乙在对甲进行防卫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多想，失手将甲打成重伤。

情况二，甲盗窃乙，乙在制止甲的时候虽然发现甲已经没有还手之力，但出于泄愤故意把甲打成重伤。

显然，对这两种情况的性质认定是不同的。第一种情况属于防卫过当，对于第二种情况，应该以故意伤害罪追击乙的刑事责任。

第二，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可以是间接故意和过失。在间接故意和过失的情况下，行为人都没有积极追求危害结果的意图。对于间接故意而言，其心理态度为放任。防卫人在对侵害者进行反击的时候有时对于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伤害抱着一种放任的态度，因为其考虑最多的是如何制止犯罪，而不是如何防止自己的防卫行为超过必要限度。当然，如果防卫人由于自己的疏忽大意或者过于自信造成了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伤害，则其罪过形式为过失。

致谢

历时将近两个月时间终于把这篇论文写完了，在这段充满奋斗的历程中，带给我的学生生涯无限的激情和收获。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遇到了无数的困难和障碍，都在同学和老师的帮助下度过了。在查找资料的时候，我的论文指导老师管文华给我提供了很多方面的支持与帮助，没有她对我进行了不厌其烦的指导和帮助，无私的为我进行论文的修改和改进，就没有我这篇论文的最终完成。在此，我向指导和帮助过我的老师们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同时，我也要感谢本论文所引用的各位学者的专著，如果没有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启发和帮助，我将无法完成本篇论文的最终写作。至此，我也要感谢我的朋友和同学，他们在我写论文的过程中给予我了很多有用的素材，也在论文的排版和撰写过程中提供热情的帮助，由于我的学术水平有限，所写论文难免有不足之处，恳请各位老师和同学批评和指正!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2]陈兴良，《正当防卫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二版，第94页

[3]高铭暄主编，《刑法专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26页

[4]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9年版，第238页

[5]陈兴良，《刑法适用总论》(上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6]王政勋著，《正当行为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7]高铭暄主编，《刑法修改建议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8]张明楷著，《刑法学》(第3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卫生法制论文篇10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越来越多的非城镇群体涌入城市参与城市工作，享受城市的医疗卫生服务。此时，以合理配置医疗资源为基本出发点的“阶梯就医”理论成为了学术研究的新兴对象。本篇文献综述在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研究成果、研究不足两方面对“阶梯就医”理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分析概括，并提出趋势展望。

关键词：

阶梯就医研究成果研究不足趋势展望

一、“阶梯就医”的研究成果

“阶梯就医”指的是“大病进医院、小病在社区、康复回社区的社区首诊、社区与医院双向转诊”的就医模式。

看病难的主要原因是优质的医疗服务供给量小于病人的就诊需求量。当前很多文献借助“阶梯就医”理论探讨解决看病难问题，其中一种观点认为，解决“阶梯就医”落实困难的关键是将“阶梯就医”的概念变指导意见为法律条文，使其法律化。另一种观点认为，“阶梯就医”难以实现主要在于社区卫生服务体系运行缺乏激发机制，能将社区医疗工作者的工作效果发挥到实处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下面笔者就简要阐述一下相关文献关于“阶梯就医”的障碍分析：

（一）供方分析：

在此基础上研究的学者，主要就大医院和基层医院的卫生医疗服务进行分析。李晓斌在《浅谈双向转诊实施中的障碍与对策》指出“阶梯就医”的发展障碍主要体现在：第一，社区医院和大医院存在竞争关系，以患者为利益群体，两者存在明显的倾利主义；第二，基层医院的医疗设备条件，医疗人员配置、转诊标准和转诊宣传力度等存在缺陷；第三，大医院和社区缺少交流沟通，未建立统一的信息共享平台。另外，有些文献利用多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分析了其难以实现的原因，如大医院怕承担责任不主动下转，大医院怕病源流失不主动下转，基层人员、设备和技术差等。

（二）需方分析：

在此基础上研究的学者，分析了病人不愿到下转到基层社区的原因。第一，病人对当前医疗卫生服务的满意度不足，对基层社区不够信任。第二，由于医疗信息的不对称性，患者不了解自身疾病，治疗听从医生安排，无法提出自己的看法，“双向转诊”难以实现。

（三）第三方分析：

基于第三方分析的学者认为，政府需要对当前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医疗机构建设问题进行统一规划。当前状况与社会医疗保障制度不健全、部分群众特别是低保对象收入较低等因素有关，也与医疗卫生服务提供和医药卫生资源利用的方式不当有相当大的联系。具体来说，一是预防资源与医疗资源失衡。长期以来，预防为主的方针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重治轻防，政府对公共卫生投入不足，预防资源没有发挥应有的防病效益，一些重大传染病、地方病、职业病没有得到有效预防。二是城乡卫生资源分配不均。一些贫困地区仍然存在缺医少药、因病致贫返贫现象。三是城市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卫生资源过度集中在大中型医院，基层社区缺少卫生资源。还有学者认为，医疗人员素质问题也是重要障碍。此外，基层医院还缺少合理的转诊标准和程序，导致转诊流程不明确、缺乏首诊医师机制，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也不匹配，只能满足参保人的基本医疗需求1。

（四）“阶梯就医”的可持续建设机制

1.“大病在医院、小病在社区，手术在医院、康复回社区”机制研究

在这一制度上研究的学者主要对社区卫生服务的可持续发展、民众对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需求分析和社区卫生服务的影响因素等进行分析。“大病在医院，小病在社区，手术在医院，康复回社区”这一新模式，通过丰富的优质医疗卫生资源的共享，构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与大型综合医院分工合理、协作密切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社区卫生服务的可持续发展，也是通过社区医院和大医院的资源共享，加强社区卫生事业的建设。

2.大医院和社区医院的双向转诊制度

当前学者在“双向转诊”这一制度上同样对社区卫生服务存在“单向转诊”未实现“双向转诊”的原因进行经济学思考。探讨“双向转诊”的优点，充分利用各地医疗资源，实现“大病在医院，小病在社区”的目标。一些学者还对“双向转诊”下转难问题进行了对策分析。李晓斌在《浅谈双向转诊实施中的障碍与对策》中认为：第一，客观全面的认识我国医疗卫生体制中转诊的现状，提出相应的政策革新，以加强大医院和基层医院的转诊合作，建立实际的机制。通过立法，建立“双向转诊”的制度法规，明确转诊标准和流程，并规范病人就诊的具体路径和基本准则。第二，建立监督机制。医院任务的分工应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从事诊疗活动。第三，发展社区医院卫生医疗建设，建立社区全科医生首诊制度。第四，加强医院间、医院和患者间的信息沟通。建立统一的网络通信系统，使转诊服务有序的进行。第五，调整卫生资源，一体化管理。卫生资源的共享，合理分配，使得基层医院也能够拥有先进的设备，优秀的医疗人才和技术。第六，加强基础医疗保障制度的建设，只有相应的政策和制度保障才能实现“双向转诊”的合理运行。

二、“阶梯就医”研究成果的不足

1.研究对象的不足

当前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城市医疗体系和城市社区的基层医疗体系，忽略了占中国9亿人口的农民群体。尽管现如今很多属于农村户口的居民都居住到了城市，享受城市的医疗卫生服务，但是留在广大农村的“留守人员”绝大多数是老弱病残，与在城市的青壮年相比，这部分群体更需要完善的医疗服务的辐射。笔者认为，对“阶梯就医”的概念认识及理论研究，不应仅仅局限在城市社区，更应兼顾到医疗体系尚不健全的农村等欠发达地区。如此得到的“阶梯就医”的研究成果才能更加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要求。

2.研究方法不科学，理论深度有待提高

以往学者在研究“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的时候更多的是通过走访社区卫生服务站、医院以及作者亲身经历，并结合一些新闻报道来指出现阶段就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改进措施。但这些文献都缺乏相应数据的支撑，没有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科学地分析社区卫生服务站遭受冷遇而公立医院人满为患的原因，以及它们之间“上转容易，下转难”的困境。因此，研究成果在理论深度方面倾向于“就事论事”解决现实问题，学术性的理论深度有待提高。

3.研究角度不全面，缺乏实证研究

“阶梯就医”不仅包括以“小病在社区、大病在医院、康复回社区”的社区首诊制，还包含社区卫生服务站与医院之间的双向转诊。现在国内许多的研究都只考虑了这其中的一个因素，而在构建完整的“阶梯就医”理论体系中，探寻“看病难、看病贵”的过程中必定不能将这两者孤立开来。对于研究的主体和客体也要有全面的把握和认识，要充分考虑医院、社区卫生服务站、政府部门和病人自身的就医意愿这四者之间的关系，将研究的方法由专门走向综合。

三、“阶梯就医”模式研究的趋势与展望

“阶梯就医”的目的是为了使社区医疗走出软硬件不配套、有设备缺人才的困局，使普通民众能花更少的钱获得更优质的医疗服务。纵观我国这些年来进行的新医改，大病医疗保险和社区卫生事业都发展的蒸蒸日上，“看病难、看病贵”这一现象得到了初步的缓解。通过之前对“阶梯就医”模式取得的成果和不足的分析，我们对该模式发展的现状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对“阶梯就医”的前景进行了展望：

自启动第二轮医改以来，国家相继出台了《2009-2011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等众多惠民政策。这期间，国家一方面加大对社区卫生服务站的投入，另一方面还着手打破公立医院在医疗资源垄断的局面，积极引进社会力量来化解“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人们的整体健康水平有了大幅提高，生活幸福指数与日俱增。但是在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过程中，政府只是政策的制定者和引导者，要真正解决这一难题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参与，建立起对社区医院的信任，将更多的医疗资源留给需要的人。

解决“看病难、看病贵”是一件关系到人民身体健康的庞大工程，它既要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看病需求，又要以较低的成本提供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使百姓能够真正享受老有所医的福利待遇。但鉴于目前的国情要实现这样一种全民共享医疗服务的局面尚需时日，因此对于“阶梯就医”模式的研究应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而讨论，通过实地走访以及数理分析，运用归纳等方法总结出一些普遍的规律，不断加以整合与完善，使研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给地方医疗卫生工作提供借鉴与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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