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制度十篇

刑事和解制度篇1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含义

所谓刑事和解制度，法学界通常又称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是指犯罪行为发生后，经由司法机关的职权作用，使加害者和被害者直接相谈、协商，解决纠纷或冲突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目的是化解矛盾，恢复被罪犯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使罪犯改过自新。这种诉讼制度是对调解制度的发展和创新。

二、刑事和解制度的意义

（一）有利于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

针对当前司法资源匮乏的情况，为及时地完成诉讼任务，就必须高效地利用有限的司法资源。刑事和解制度的突出优点就在于能使特定的案件在不交付审判的情况而终结，缩短了诉讼时间，使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诉求以较快、更便捷的方式实现；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减轻了当事人的诉累；使司法机关得以集中精力去处理更为重要的案件，使“需要公正的案件更加公正，需要效率的案件更加有效 率”，从而达到诉讼经济的目的。刑事和解制度的运用，可以有效节省司法成本并促进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提高整体司法效率。

（二）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刑事犯罪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对社会秩序的一种冲击和破坏，和谐社会的核心需求就是要将被冲突或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予以恢复。刑事和解制度的根本价值是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对犯罪进行了有效的调控和预防，维护了社区的安定和谐，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司法民主精神和以人为本的精神，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多元化的解决纠纷，进行司法分流，节约司法资源，它的价值取向和目标与和谐社会的特征是一致的，并能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发挥积极作用。

（三）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宽严相济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刑事司法政策，是司法机关正确执行国家法律的重要指针。宽严相济的实质，就是对刑事犯罪要区别对待，做到既要有力打击犯罪、维护法制的严肃性，又要尽可能减少社会对抗，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宽严相济，讲究在突出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同时，对犯罪区别对待，实行“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重罪重判，轻罪轻罚。刑事和解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宽”具有一致性，对于轻微刑事案件适用刑事和解，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执法理念，是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应有之义。

（四）有利于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仅有法律效果而缺失社会效果，对犯罪实行刑罚惩戒的积极意义就要大打折扣，通过刑事和解，使加害人认罪悔罪，向受害人当面悔过，求得谅解，即使犯罪人通过教育挽救改过自新，换来自己的家庭稳定和利益保障，及时回归社会，同时也使受害人从精神上得到一种平衡，经济利益得到弥补。从深层体现出对受害人的保护，达到追求社会和谐的目标。

（五）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权益保障，包括了对加害人、被告人、罪犯及被害人的人权保障。刑事和解制度体现了对被害人和加害人进行司法保护的思想，它的价值兼容了被害人、加害人以及社会利益的全面恢复。对符合刑事和解兼顾被害人的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的恢复，淡化受害人的报应情感，从而降低受害人再度被同一加害人侵犯的可能及对此的担心。同时刑事和解实施的结果有可能导致不再启动或中止对加害人的刑事追诉，也就避免了定罪量刑对加害人造成的“标签效应”，从而使加害人可以更加自然地实现再社会化过程。

三、刑事和解制度适用的案件范围和程序

刑事和解应当适用于有被害人的轻微刑事案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成年人犯罪中的初犯、偶犯、过失犯。具体的适用范围为：一是刑事自诉案件；二是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案件；三是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对被告人可能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但具有法定的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情节，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而对于那些犯罪情节恶劣、重罪、累犯及应当数罪并罚的案件等，均不能适用刑事和解。

对于刑事和解制度可以适用的诉讼阶段，笔者认为在侦查、、审判三大阶段都可以进行，但要严格把握适用的力度。首先，在侦查阶段，一般要控制适用刑事和解。其次，要在审查阶段积极适用。最后，在审判阶段的对于符合适用刑事和解制度条件的案件也可以积极适用。

四、执行刑事和解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具体的法律依据

我国刑法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二）刑事和解制度具有一定的社会风险

在实践中，虽然有的被害人和加害人达成了和解协议，但协议并不一定能立即履行。

（三）容易造成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权利滥用

对于刑事案件，构成犯罪的，公安机关应当依法移送检察机关，人民检察院应该依法决定是否提起公诉，法律要求提起公诉的，必须提起公诉，交由法院审判。

五、建立健全刑事和解配套制度

（一）进一步完善立法，将刑事和解制度转化为法律制度，以法律明文规定的形式加以规范

在刑事和解程序中，刑事诉讼法应当就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与案件范围、刑事和解的提出与受理、刑事和解的方式与步骤、刑事和解调停人的选择、刑事和解协议的审查与认可等作出明确规定。这样才能使刑事和解制度有法可依。

（二）建立完备的监督制约机制，从诉讼程序、机制设置上防止刑事和解的滥用

一是加强检察机关监督机制。二是加强汇报和备案制度。司法机关可由经办人在案件审查报告中对和解情况进行说明，部门负责人对相关情况进行监督。三是构筑外部监督体系，对和解后不诉或撤案的，可以要求复议复核；相关组织可以对执法行为进行评议，举报其不法行为；“还可以考虑将其纳入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以强化外部监督。”

刑事和解制度篇2

关键词： 刑事和解制度 价值分析 现实意义

刑事和解作为我国刑事司法领域的一种新理念，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逐渐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目前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也有对刑事和解的尝试，如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在全国率先将庭外和解制度应用于刑事诉讼领域，此后，也有其他法院相继采纳这一制度。尽管已进行了实践，但刑事和解制度既有其积极的价值又有其消极一面，因此我们有必要在肯定其价值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制度化的规范，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分析

刑事和解是一种以协商合作形式恢复原有秩序的案件解决方式，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形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后，国家专门机关对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责任、免除处罚或者从轻处罚的一种制度。“刑事和解”是中国式的用语，在西方则称为“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Victim-Offender Reconciliation，简称VOR）。［1］刑事和解弥补了常规的刑事案件解决方式忽视被害人意愿的不足，以加害人和被害人的直接商谈为特征来解决刑事纠纷。刑事和解在犯罪发生以后，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解决刑事纠纷，其目的是为了恢复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以及恢复加害人与被害者之间的和睦关系，并使加害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刑事和解在形式上与辩诉交易有相似之处，但事实上两者并不相同。从实质上说，辩诉交易是公诉人所代表的国家与被告人的和解，侧重保护的是国家和被告人的利益，被害人的要求和利益则可能被束之高阁。刑事和解则是被害人与被告人的和解，国家予以审查和认可（当然前提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侧重保护的是被害人和被告人的利益，国家和社会利益不但没有受到损害，反而在这种从对立到和解的局面转变中得到了维护。从这种意义上说，刑事和解是一种追求被害人、被告人和国家利益“三赢”的诉讼方式。［2］

刑事和解制度的建立实际上是西方国家刑事政策演变的结果。从20世纪后半期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刑事政策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化趋势――“轻轻重重”――轻者更轻，重者更重，即对轻微犯罪实行更轻缓的处理，对严重犯罪进行更加严厉的打击。这种趋势在定罪政策、刑罚政策和处遇政策方面都有体现。“轻轻”在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体现为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重重”体现为集中有限的刑罚资源严惩严重犯罪。随着犯罪数量和严重程度的升级，国家通过加大刑法力度打击严重犯罪来达到控制犯罪和预防犯罪的目的。它是对特定犯罪和特定犯罪人在立法、司法、行刑上从重、从严打击，在实践中具体表现为对严重的暴力犯罪、跨国犯罪、恐怖主义犯罪、黑社会犯罪等采取从重的刑事政策态度，在刑事诉讼程序上取消对当事人的某些权利保障，在行刑上则适用强化监禁的方式。近年来，“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对欧美司法程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各国纷纷以此为指针构建多层次、多元化并体现政策灵活性的复合程序，力争政策与程序的和谐统一。［3］具体而言，以轻罪与重罪的划分来设定诉讼程序，轻微的犯罪适用更轻缓的程序，严重的犯罪适用带有惩罚性的诉讼程序，介于其中的犯罪适用传统的诉讼程序。这样就形成了“宽容简化型程序”、“常规程序”及“严厉型程序”。其背后的理念是出于效率与非犯罪化思想、司法宽容的考虑，而刑事和解制度正是这样一种宽容简化型程序。

在世界性刑事政策转变的背景下，我国的刑事政策也发生了变迁，逐渐适用“轻轻重重”的两极化刑事政策。随着刑事政策的调整，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也必然要作相应的调整。从我国目前的犯罪态势来看，建立刑事和解制度这一宽容简化型程序可以节省有限的司法资源，以便应对更为严重的犯罪。

二、在我国建立刑事和解制度的现实意义

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种新的刑事处理方式，是一种采用调解方式处理轻微犯罪案件的较好的结案方式，是恢复性司法理念的体现。［4］因此，在我国目前有必要建立刑事和解制度。

1.刑事和解制度的建立有利于更好地保障被害人的人权。保障人权是我国刑事程序法和刑事实体法共同追求的目标。从近年来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修订情况来看，我国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逐步加强，但长期以来对被害人的权利的保障却一直不充分。事实上，人权保障既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也应包括犯罪被害人的人权。对于现实的犯罪被害人提供保护，不仅仅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表现，还是国家的基本职责。对已经遭受犯罪侵害并导致人身和财产损失的被害人给予保护，应从形式和实质上予以实现。［5］刑事和解制度旨在弥补传统刑事司法制度对被害人利益的关照不足，有利于更好地维护被害人的利益。

虽然我国1996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不少被害人的权利，如对不立案不决定的申诉权、鉴定结论知悉权、抗诉申请权、参与庭审权，但上述权利的规定旨在单一地增强追诉能力、满足被害人的报应情感。实际上，被害人除了报应需要之外，更重要的是被害恢复的需要。被害恢复包括物质恢复与心理恢复这两方面内容。但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对被害恢复考虑很少，从而造成了被害人地位的工具化。与之相反，刑事和解以被害人利益为中心，大大提升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增强了被害人在解决刑事纠纷中的主动权和决定权。同时，它以犯罪人的真心悔罪和有罪答辩为前提，使得被害人能够在一个平和的环境中告诉犯罪人犯罪行为对自己造成的身体、精神和经济的损害后果，了解犯罪人犯罪时的动机，接受犯罪人的道歉。这种交流有利于减轻被害人的焦虑与仇恨，尽快恢复心理与情绪的稳定，从被害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另外，从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犯罪发生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和通过经济赔偿方式实现的精神损失都难以得到充分、及时的赔偿。而在刑事和解中，赔偿协议是一个双方合议的结果，而不再是传统司法模式下的强制判决，犯罪人的积极履行保证了被害人损失的及时修复。刑事和解兼顾了被害人的精神利益与物质利益的恢复，淡化了被害人的报应情感，以当事人之间正常社会关系的平复为附属效果，从而降低了被害人再度被同一犯罪嫌疑人侵犯的可能及对此的担心。

2.刑事和解提高了办案效率。由于犯罪人自愿认罪，主动陈述犯罪经过，因而节省了侦察机关为查清案件事实、取调证据过程中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因此，刑事和解在实践中起到了案件分流的作用，化解了大量轻微刑事案件，使司法机关从大量繁琐的案件中解脱出来，集中有限的司法资源处理性质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刑事案件。

3.刑事和解有利于防止犯罪人再次犯罪。在刑事和解中，犯罪人深刻地认识到自己行为给被害人和社会造成的伤害，真诚悔过。因此，可以从根本上防止犯罪人再次犯罪，实现刑罚的最终目的。此外，在轻微刑事案件中，加害人一般不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其主观恶性不深，有很大的重新社会化的可能性，经过刑事和解，其被免予、免予受刑，可以避免刑事追诉所形成的负面效应，减少其回归社会的困难。

三、我国建立刑事和解制度应当注意的问题

刑事和解制度的建立虽然具有积极价值，但是我国在《刑事诉讼法》中建立刑事和解制度还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1.应当严格限制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只能严格限制在加害人的主观恶性不深、犯罪动机简单、社会影响小的初犯、偶犯，以及轻伤案件中。这些案件情节简单，事实和证据比较容易查清，并且多发生于邻居、同事和朋友之间，便于和解协议的达成，用和解的形式解决纠纷能及时还原被切断的人际关系，最大限度地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刑事和解的目的决定了刑事和解的范围，对那些社会危害大、主观恶性深的案件不适用刑事和解。［6］具体地说，可以考虑包括刑事自诉案件，以及犯罪行为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案件（但不包括涉及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案件）。

2.明确适用刑事和解的原则。适用刑事和解，必须坚持一定的原则：一是合法性原则。刑事和解不能同法律规定的基本原则、精神相冲突。当事人达成的协议不能违反法律，不能侵犯他人的利益。二是强调公共利益与社会利益原则。不是所有的案件都适用刑事和解，也不是所有的轻微案件都可以和解，要从有利于公共利益、社会利益的角度考虑。如果案件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则不宜适用刑事和解。三是平等自愿原则。四是和解不成不能加重对被告人的处罚。［7］

3.加强对刑事和解的监督和审查。刑事和解原则上在诉讼的各个阶段都可以适用。在侦查阶段，如果被害人与加害人能够和解，公安机关可以将案件分流出刑事程序作其他处理；在审查阶段，可以将刑事和解纳入酌定不的范围；在审判阶段，可以规定在被告人与被害人进行刑事和解的应当作为从轻或减轻的量刑情节。［8］但刑事和解是一把双刃剑，在具有积极价值的同时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因此在适用刑事和解时，必须引入一种有效的监督和审查机制对其加以制衡，才能最终发挥出刑事和解所具有的积极价值。对于刑事和解的监督和审查，可以在检察机关内设立一个专门的刑事和解部门。它既可以应加害人和被害人的需要对刑事和解进行全程的监督，以防止民间“私了”的不平等交易和协议达成后的不履行，又能使国家的公诉权与刑事和解对接起来，当和解不成时，能直接转化为检察院对加害人，此种监督是用国家权力来平衡个体的不平等以实现公正的目标。监督和审查制度的完善将使刑事和解制度的运行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2］陈光中，葛琳.刑事和解初探.中国法学，2006，（5）.

［3］马明亮.刑事政策法律程序化探讨.政治与法律，2004，（3）.

［4］陈兴良，周光权.刑法学的现代展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442.

［5］谢望原，卢建平等.中国刑事政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575.

［6］万彪.刑事和解制度对我国刑事司法的启示.法制与社会，2007，（1）.

刑事和解制度篇3

刑事和解的思想渊源最早可追溯至原始社会的私人分割赔偿,但作为一种刑事制度,其产生于1974年加拿大安大略省基陈纳市的一次司法实践,现在已经被美国、英国、德国等许多国家运用。

(一)国外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

20世纪中叶,受“被害者导向”理念和犯罪人复归社会思想的影响,西方刑事和解制度逐渐发展和完善起来。

1.“被害者导向”理念。传统刑事司法理论认为,犯罪是对国家利益的侵害,因此,国家在刑事诉讼中居于主导地位,而被害人的权利被国家的权力挤到了边缘,只是诉讼程序被动的参与者。随着“被害人犯罪学”理论的兴起,很多学者开始认为:刑事诉讼不应仅仅体现国家和犯罪者之间的关系,更应提高被害人的诉讼地位,使被害人成为积极的诉讼主体。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被害者导向”的刑事政策思潮兴起,如何保障被害人的权利成为学者的热门话题,而被害人最根本的权利就是获得赔偿。刑事和解制度就是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

2.犯罪人复归社会的思想。随着人们人权保障意识的不断提高,犯罪人权益保障也开始为许多国家所重视。在这种环境下犯罪人复归社会的思想也有了新的发展。犯罪人有复归社会的权利,社会有承担其复归的义务。因此,西方各国都致力于犯罪人复归,并不断探索新的措施以促进犯罪人的改造。通过探索和研究,许多学者认识到:复归社会并不是抽象的,而是使之回到那个曾经被他伤害过的社会中,尽量不让犯人入狱,在社会上改造,更利于犯罪人有效实现复归社会。因此,通过加害人、被害人、社会等多方面互动来构建刑事和解制度已经成为犯罪人复归社会思想之必需。

(二)国外刑事和解的实践内容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刑事和解实践已经开始在各国盛行。由于传统和现实的差异,各国刑事和解具体的实践内容有很大的不同,但这些制度在适用宗旨和适用范围上,还是有许多相同之处的。概而言之,国外刑事和解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在制度宗旨上,许多国家的刑事和解制度都吸纳了对被害人利益的关注和保护理念,普遍重视刑事和解对被害人的精神抚慰和对加害人的教育矫正功能,经济赔偿位居其次。

第二,在适用范围上,刑事和解主要适用于少年犯罪和一些有关个人权益的轻微成年人犯罪。少年犯罪是最早适用刑事和解的,也是最重要的适用对象之一。在成年人犯罪中,各国适用的具体范围不尽一致。例如在美国,刑事和解不仅适用于轻罪案件,也适用于重罪案件;英国主要适用于轻犯、初犯以及财产犯;俄罗斯的刑事和解仅限于轻罪,即指可能判处2年以下监禁的案件。

第三,在适用条件上,刑事和解必须以加害人的有罪答辩和当事人的双方自愿为前提。刑事和解的重要前提之一是双方自愿协商,尤其是受害人的自愿。但各国一般都未以被害人同意为要件,规定只要犯罪人做出和解努力的,即可从轻处罚。

第四,在和解的程序中,一般都要调停人的参与。调停人或由专职的专业调解员担当或由执法官员担当,在和解程序中保持中立并协调双方关系。

第五,刑事和解的处理结果视适用模式的不同而有所区别。西方国家的刑事和解实践具体表现为四种和解模式:社区调停模式、转处模式、替代模式与司法模式。在社区调停模式、转处模式和替代模式下,刑事和解使刑罚的判决或执行不再具有实际意义,因而,具有刑罚替代措施的性质;在司法模式下,刑事和解是一种附属性的教育惩戒措施。

二、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可行性

(一)传统“息讼”、“和”文化的思想基础

纵观我国对待诉讼的态度,它有个基本的倾向,那就是对“无讼”的追求,对诉讼的厌恶和鄙视。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比也使无讼乎。”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人们不敢轻易涉讼,他们认为一旦涉讼,会更加激化纠纷双方当事人的矛盾。因此,和解是民众、官府解决民事纠纷甚至部分刑事纠纷的重要形式。在我国,这种以“和”文化为基础的“息讼”传统源远流长,这也为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与环境。

(二)“宽严相济”的政策基础

近年来,轻型化日益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趋势和潮流。在这种环境下,我国也从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出发,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它的核心是区别对待,综合考虑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犯罪人的主观恶性以及案件的社会影响,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犯罪与社会治安的形势,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依法予以从宽或从严处理。简而言之,宽严相济是指:该严则严,当宽则宽;严中有宽,宽中有严,宽严有度,宽严审时。这种轻轻重重、轻重结合的刑事政策要求我们不能再一味地借助高压、监禁等方式来解决刑事犯罪问题,而应当探求理性化、多元化的犯罪应对机制。构建刑事和解制度正是顺应了我国“宽严相济”的政策需求。

(三)社区矫正的实践基础

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通知》指出,“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之下,在判决、决定或裁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2003年至今,我国已有多个省市作为社区矫正试点,开展了相关的社区矫正活动,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社区矫正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刑事和解制度赖以实施的前提,因此,这些试点活动为我国刑事和解的有效实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三、我国刑事和解制度之构建

我国法律对刑事和解规定少且分散,刑事和解尚未形成制度体系。现行的刑事和解适用范围很窄,主要集中在刑事自诉案件和附带民事诉讼中,对公诉案件并未适用。法律的匮乏限制了刑事和解功能的发挥,我国刑事和解制度亟待构建和完善。

(一)规范刑事和解的适用前提

关于刑事和解的适用前提,学界已经形成共识。具体而言,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第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只有案件事实清楚,才能判明该案件是否属于刑事和解的范围,才能确保刑事和解的妥当适用。另外,将案件事实清楚作为前提,也有利于提高公检法办案人员的责任心,防止因其不对案件作深入调查而放纵了部分犯罪人。

第二,犯罪人认罪,双方自愿和解。犯罪人认罪是其人身危险性减小的最明显特征,也是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基本前提。仅仅有犯罪人单方面的和解意向还不够,和解还必须是基于被害人的真实同意。如果忽视了被害人的意愿,可能会损害其合法权益,这也有违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最初理念。因此,只有取得被害人的真实同意,基于双方的合意进行和解,才能有效保障被害人的权益。

(二)明确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

对于刑事和解适用范围的规定,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普遍做法,即适用于少年犯罪案件以及成年的轻微刑事案件。为了确保刑事和解功能的充分发挥,我国的刑事和解适用范围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未成年犯案件。对未成年人适用刑事和解是各国通例,其目的是为了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教育感化,使其避免受“犯罪标签”的影响,为他们的再社会化创造良好的条件。

第二,侵害个人法益的轻罪案件。对于这类案件适用刑事和解,一方面,可以解决刑事附带民事执行难的问题,确保被害人能够获得物质赔偿;另一方面,将和解限定于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而将侵害国家法益、社会法益的犯罪排除在外,有利于加强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防止刑事和解造成对被害人、犯罪人利益保护和公共利益的失衡。

第三,家庭婚姻矛盾、邻里或同事纠纷引发的案件。这类案件的双方当事人都属于“熟人社会”的圈子里,甚至是亲戚、夫妻关系。由于双方关系的特殊性,在犯罪发生后,犯罪人多有悔过、内疚的心理,受害人也有原谅犯罪人的倾向。因此,为了缓和双方的矛盾,恢复紧张的社会关系,这类有和解基础的案件应当尽量采用和解的方式解决。

(三)限定刑事和解调停人

为了保障双方当事人的自愿性,避免和解中可能发生的司法腐败,刑事和解的调停人必须保持中立,不能与当事人任何一方有利害关系。有的学者认为检察机关主持刑事和解有悖于其追诉犯罪的职责,因而主张由社会中立力量来主持。但是如果由社会机关和个人担任调停员,可能会引起刑事和解适用范围的扩大,导致和解的滥用,有损刑法的权威。因此,结合我国现状,我国刑事和解的调停人应以检察机关和法院为限,以便合理地把握和解的范围,保障刑事和解的顺利进行。

(四)强化刑事和解的法律监督

刑事和解扩大了司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因此为了保障其积极功能的正常发挥,防止司法人员滥用权力,强化对刑事和解的法律监督显得异常重要。一方面,我们要加强司法机关内部及相互间的监督;另一方面,来自社会的外部监督也不能忽视。就监督形式而言,可以采用备案方式。为了使每个案件都能受到监督,可采用备案制,即检察机关的相关部门在案件办结后,将有关材料报送案件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审判机关在案件办结后,将和解协议、处理决定书和裁判文书等送到检察机关备案。

参考文献:

[1]葛琳.刑事和解制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

[2]向朝阳,马静华.刑事和解的价值构造及中国模式的构建.中国法学.2003(6).

[3]刘凌梅.西方国家刑事和解理论与实践评介.现代法学.2001(2).

[4]古津贤.刑事和解制度的本土化研究.理论与现代化.2009(2).

[5][日]安部哲夫.德国被害人学的产生和发展.被害者学研究.1998(3).

[6]马克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刍议.人民检察.2006(10).

刑事和解制度篇4

国内大部分学者认为刑事和解的形式产生于西方是随着对被害人权益的关注随着刑罚观念的转变而出现的，是源于西方恢复性司法理论。恢复性司法理论是指加害人和被害人通过面对面地接触，由专业人事充当中立的第三者进行调解，以促进当事方的沟通和交流，是被害人因受犯罪影响的生活恢复常态，同时也使加害人通过积极的负责任的行为重新融入社区，并赢得加害人及其家庭成员的谅解。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早在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就已经存在刑事和解的成功实践，我国传统文化中以”天人合一”、“和为贵”等理念为代表的和文化才是如今刑事和解制度真正的文化基础和理论内涵。由于崇尚无讼，因而厌讼、耻讼，在民间人们想通过“调和”把官司私了，不希望对簿公堂，出现“一代官司万代仇”的情况，而是希望“一笑泯恩仇”。 也有学者认为，“作为一种自生自发的刑事司法改革试验，刑事和解制度从一开始就不是法学家们倡导下的产物，而是各地公检法机关进行制度探索的结果。这种探索与其说是在某种理念指引下所作的改革努力，倒不如说是建立在一种利益兼得基础上的制度调整”。

笔者认为任何法律政策的出现都具有一定的渊源，刑事和解毋庸置疑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但刑事和解的出现时与时俱进的，是和时代紧密相连的产物，不是完全照搬西方的恢复性司法理论。因为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法治状况不同，每种法律制度、政策的出现都有其自身存在的土壤，因而和西方的恢复性司法理论是不同的。我国的刑事和解借鉴了西方的恢复性司法理论，但是具体是根据中国法治化的现实情况，是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一脉相承的结果。

二、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含义

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就是通过第三方如人民调解委员会、检察机关在加害人和被害人自愿平等的基础之上，通过调停，使被害人和加害人通过沟通交流，最终使加害人取得被害人的谅解，被害人获得经济赔偿，国家司法机关不再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或对其从其处罚的一种案件处理方式。从而解决争端，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有利于加害人改过自新，重返社会，从而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成本，化解社会矛盾，使当事人“和谐共处”。而刑事和解制度可以“恢复在依法的解决中很容易失去的平衡，并进而实现某种社会连带关系。”

三、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

笔者认为我国构建刑事刑事和解制度有我们的独特价值，从我国的司法实践和诉讼理论来，看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被害人角度来看

以往的刑事诉讼制度对于被害人的利益保护不是十分的充分，被害人也仅仅享有一部分的上诉权，有的刑事案件的被告人不积极承担判决书判决的赔偿责任，而是抱着“把牢底坐穿的思想”认为反正赔了还是要坐牢，还不如不赔，由着法院判，顶多多坐几年。加之法院执行有时候不力，所以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最终得不到应有的赔偿，从而损害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刑事和解制度的建立，是被害人处在了积极主动地参与者的地位，它能够有效的在和解程序中诉说自己的观点，提出相应的要求来弥补由于犯罪行为所遭受的损失。因此刑事和解制度可以说是被害人利益维护的有效制度。

（二）从加害人角度来看

刑事案件的加害人触犯了法律，最终锒铛入狱。有些人本身主观恶性不大或者是过失犯罪，在执行刑罚过程中容易被其他犯罪分子交叉感染，而且刑罚执行完毕后，很多人由于受到社会在招工、就业方面的歧视，容易继续犯罪、与社会为敌，不利于加害人的改造、回归社会、从新做人。而刑事和解制度使得双方可以充分参与到案件中来，不但有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清，更重要的是在和解的过程中加害人能够深切的体会到自己行为给被害人以及家属带来的伤害和不便，有助于加害人幡然悔悟，也有助于对加害人的教育和矫正。

（三）从社会角度来看

和解程序能够较为灵活和快速的解决刑事案件。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采取刑事和解使得双方都能够坦诚交换意见，增进互相理解，能够使案件在和睦的情况下得以解决。有利于定纷止争。因此可以说和解制度有利于我国当前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社会的稳定。

（四）从司法资源角度来看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和社会转轨期，各类犯罪案件大量增加，加上刑事诉讼程序的日趋复杂化，司法资源显得越来越稀缺。然而，如果案件得不到及时解决，就会增大社会的运行成本，还会危及社会稳定。采用刑事和解则可以快速、合法、有效地解决大量轻微案件， 提高了办案的效率。从而将司法资源用于处理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破坏或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 节约司法资源，维护社会稳定和法律的威严。

四、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建构

我国刑事和解制度因为没有统一的标准，导致各地司法实践中相同和相似的案件，处理结果不同。可谓是“百花齐放”，因此当务之急就是应该尽快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建构：

（一）界定刑事和解适用的范围

与传统的刑事司法手段相比，刑事和解治理犯罪的功能十分突出。和解不仅提高了被害人的满意度，而且也兼顾了被告人的利益保障，对于减少和预防犯罪大有裨益。但实践中各地对哪些案件可以适用刑事和解，做法不一，因此应从立法上加以规定刑事和解适用的范围：

1.是依法应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罚金，免予刑事处罚的刑事案件。

2.过失犯罪案件。此类犯罪中，犯罪者并非蓄意实施犯罪，而是过失造成危害结果，触犯了刑法，如过失致人伤害、交通肇事等，因为是过失犯罪，加害方也易受到受害方的谅解。

3.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未成年人处于成长发育期，情绪易冲动，思想较单纯，心理、生理上的可塑性较强。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事和解，可以达到预防和保障的双重目的，而没有必要进行高强度的特殊预防，这样有利于未成年人心智的正常发育，不致于刑罚化管教下产生畸形人格，进而很难回归社会，不利于社会的长期稳定。

4.初犯，偶犯，平时表现良好，由于一时冲动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

（二）界定刑事和解适用的条件

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案件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充分，责任明确，这是和解的客观条件。因为只有在责任明确的条件下，和解才能保证维护受害人的合法利益、同时维护法律的威严；否则，不但不会起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恢复和谐社会关系的目的，反而会乱法纪惑人心，造成社会混乱和不公。

2.双方自愿和解并达成书面和解协议。而且需要加害人认罪伏法，真诚悔过，向被害人赔礼道歉并积极赔偿损失并得到被害人谅解。

（三）规定刑事和解的程序，实现程序正义

刑事和解的程序应该由立法明确规定和解的提出主体、调停主体、达成调解协议的内容以及根据不同罪名的案件赔偿的标准（当然具体是根据民事赔偿的标准计算，和解赔偿应略高于这个计算出来的数额，但不能太高，否则有以钱赎刑的可能。）

刑事和解制度篇5

【关键词】刑事和解；辩诉交易；恢复性司法

一、刑事和解立法解读

（一）立法背景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科学的刑事政策是构建和谐社会对刑事司法的必然要求，是和谐理论内涵的必然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正是体现了这一要求。司法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时，不能只注重用刑法震慑犯罪分子，还要着力把他们改造成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新人；在处理时，不能只满足暂时的平息，而是要着力做好群众工作，从根本上理顺群众的情绪。而且刑事和解制度作为最具恢复性司法特征的办案方式，已在很多省市的检察机关进行了广泛的试点，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本次修法也是对司法实践成果的肯定。

（二）立法意义

刑事和解制度设立，虽然法律条文不太完善，立法尺度不是很大，但其理论研究的进步性价值和构建和谐社会提高司法效率的优点仍然十分明显。一方面，刑事和解制度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刑事和解制度的设立与我国的“和为贵”儒家思想和追求和谐的文化传统有关，可以说刑事和解制度的本土气息浓厚。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在没有国外法律制度参照的情况下，我国司法制度的论研究要走自己的道路，走出自己的特色。另一方面，基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刑事和解具有节省司法成本、提高刑罚效益、最大限度保护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合法利益、有效地接受犯罪人回归社会等优点。

二、刑事和解的性质

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的建立，即不同于国外辩诉交易的性质，也和恢复性司法模式的性质有所差别。布莱克法律词典对辩诉交易的解释为：刑事被告人做出有罪答辩以换取检察官以较轻的罪名或者数项指控中的一项或几项的某种让步，通常是在获得较轻的判决或撤销其他指控的情况下，检察官和被告人之间经过协商达成的协议。由此可见，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不仅在参与主体，使用条件上不同，而且两者产生的理论基础也不相同。而恢复性司法与刑事和解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美国哈佛大学的霍华德·泽赫教授，对恢复性司法下过一个经典的定义：恢复性司法最大程度上吸纳特定案件的利害关系人参与司法过程，以求共同地确定和承认犯罪所引发的损害，由该损害所引发的需要以及由此产生的责任，进而最终实现对损害的最大补救这一目标。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出，恢复性司法在价值理念和追求的目标上与刑事和解十分相似，两者的差别在与，恢复性司法的在界定范围和内涵上要大于中国的刑事和解制度。因此，中国的刑事和解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它吸收了恢复性司法的价值理念，在参与主体上对辩诉交易进行了变革，给予了被害人话语权，更适合在崇尚“和为贵”的中国传统思想的地域适用。

三、刑事和解的程序设置

（一）和解的启动

从法条可以看出，刑事和解的启动者一般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他们有进行刑事和解的迫切意愿，并且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动进行和解有利于展现其真诚悔罪的态度。另外，检察机关也可以对适合和解的案件适当予以“撮合”。

（二）法院的决定权和审查权

在刑事和解过程中，法院是案件定罪量刑的最终裁断者，法院不但要根据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审查加害人的悔罪态度，审查和解协议的合法性与自愿性，对加害人对被害人的赔偿的执行情况予以衡量，也要客观评判案件犯罪情节及社会危害性，做出公正的判决。法院在做出评判的时候应当只遵循与法律的规定，不被外界舆论和压力所干扰。

（三）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的效力

立法规定，对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的案件，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做出不的决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在检察机关对案件进行审查的阶段，和解协议可以产生如下几个法律效果：1，酌定不。酌定不是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应负刑事责任，但是犯罪行为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2，暂缓。基于犯罪嫌疑人的各种因素的考量，暂时不将其提起公诉，交付法院定罪量刑，并要求其在一定期间内履行相关义务，并视其履行义务的情况及表现再决定是否或者不。3，从轻或减轻处理。检察官在量刑裁量权内对和解案件做出从轻、减轻的决定。对于当事人达不成刑事和解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一方又反悔而重新进入正常程序的，不能因此而加重对加害人的惩罚。

（四）监督

检察机关在刑事和解中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而司法自由裁量权是一把双刃剑，既不能将它等同于一种恣意的权力，也不能把它视为一种天然的特权，既要看到它的优越性，又要看到它的危害性。因此，检察机关要严格依法限制自身权力的行使，尤其在充当刑事和解的主持者时，应当严格限制自身的权力，检察机关应当把主要职责放在审查监督刑事和解达成的过程，防止出现“以钱买刑、花钱赎罪、威胁利诱、弄虚作假”等问题的出现，保障刑事和解的顺利合法进行。

四、刑事和解的效果

刑事和解不但对我国的刑罚目的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了不良影响，而且会导致权利或权力的滥用。一方面，对检察机关而言，为了提高司法效率，会有意无意的向加害人或被害人施压，迫使其接受和解，尽快达成和解协议。另一方面，对被害人而言，其会基于加害人的恐惧获重罪以及加害人本身的劣势地位，而漫天要价，提出远超加害人所能承受的赔偿标准。这都是与刑事和解制度本身价值背道而驰的。

五、完善

（一）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

目前立法在刑事和解范围的规定上比较狭窄，一方面，由于社会大众对刑事和解制度的认识有所偏差，规定过大的刑事和解范围，不利于刑事和解在司法实践中的开展。另一方面，刑事和解制国家行使权力是以限制或者剥夺相对行为人的权利作为代价的。刑事诉讼法是一部关系到国家追诉犯罪的公权力的行使的法律，涉及到被告人个体以及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可见《刑事诉讼法》与人权保障的关系密切，它是衡量一个我国对人权的保障的 “小宪法”。而新 《刑事诉讼法》将 “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总则，就是将宪法精神贯彻与落实。

（二）新《刑事诉讼法》维护了广大人民的利益。随着社会中犯罪的手段和技术日益高超，刑事犯罪对社会危害日趋扩大，损害了广大人民的根本权益。为了依法有效地惩治犯罪分子，保护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需要我们不断总结以往法律经验，修改和完对现有的法律法规。新《刑事诉讼法》正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是适应我国法律的实践而修正的，是保障公众安全、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措施。新《刑事诉讼法》对促进我国的长治久安，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权益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在新的《刑事诉讼法》中，被追诉人的权力也可以通过正当的途径实现，从而使我国的人权保障可以得到一个更现实意义，“全民”的概念得到真正的落实，使我国的司法制度更加完善。

（ 三） 我国司法机关对人权的保障进入实质性发展的标志。新 《刑事诉讼法》在证据制度、辩护制度、审判程序、特别程序、执行程序、强制措施等方面都做了不同程度的修改，这都体现了对被追诉者的人权的保护。例如新 《刑事诉讼法》在第五十条规定： “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搜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规范一些司法机关不正确取证的方法，为落实保障人权提供了可操作性依据。因此新 《刑事诉讼法》的实施将标志着司法机关对人权的保障进入了实质性发展阶段。

参考文献：

[1]吴亚敏.解读新《刑事诉讼法》对人权的尊重与保障[J]. 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12，（3）：103-106.

[2]聂帅钧.从人权保障的视角看刑事诉讼法的修改[J].法制与社会.2012，（10）：273-274.

刑事和解制度篇6

【关键词】刑事和解；适用范围；赔偿方式；和解效力

一、刑事和解制度概述及其价值功能

（一）刑事和解基本内涵

刑事和解在西方社会是一项比较重要的刑事司法制度，但在中国却被有些人批判为“以钱赎刑”。但多数学者却不这么认为，吴文新认为刑事和解缩小打击面，缓和社会矛盾，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体现刑罚的谦抑性，多元化地解决纠纷，进行司法分流。徐光华认为在我国当前犯罪被害人急需物质赔偿的情况下，开展重罪刑事和解有着积极的意义，也不必然导致“以钱买刑”。结合众多表述，笔者认为刑事和解的含义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犯罪人和被害人在自愿协商前提下，经司法机关调解，犯罪人真诚悔罪，取得被害人或家属谅解，达成和解协议，司法机关由此减轻或免除其刑事责任的刑事司法程序。

（二）刑事和解的价值功能

在过去，刑事诉讼的主要功能集中于打击犯罪，被害人在诉讼过程中参与性极低，基本不具备话语权，只起到辅助案件查办、提起附带民诉的作用。刑事和解制度无疑赋予了被害人在刑事法律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增强了被害人在解决刑事纠纷中的主动权和决定权，因此，刑事和解制度所具备的首要价值功能即是保障被害人的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同时，从社会公共利益出发，刑事和解制度促使大量轻微案件绕开、审判程序，快速、合法、有效地解决责任归属，使司法资源得以优化配置，全面提高诉讼效率。此外，刑事和解摒弃传统的报应性刑罚观，主张在一些并非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的轻微刑事犯罪和未成年人犯罪处理中，促进双方谅解，从而达到减少社会冲突、增强社会和谐的目的，不仅能促使犯罪人真诚悔过，促进犯罪人实现再社会化，而且在经济上和精神上都对被害人进行了能够接受的补偿，消除被害人与加害人间的对立情绪，有利于减少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二、新刑诉法下刑事和解制度的新发展

（一）明确规定了和解的条件和案件范围

新刑诉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下列公诉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1）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2）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本章规定的程序。根据这一规定，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程序的适用有三方面的限制条件：第一，根据条文第一款的规定，（1）案件的起因必须是因民间纠纷引起，如婚姻家庭矛盾、邻里纠纷、财产纠纷等；（2）必须是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3）涉嫌的犯罪是属于刑法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第二，根据第二款的规定，（1）渎职犯罪案件因侵犯法益的重要性和一般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不适用此程序；（2）过失犯罪，可能判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刑罚的案件。第三，根据第三款的规定，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禁止适用此程序。

（二）明确规定了刑事和解的适用程序

新刑诉法第二百七十八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和解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听取当事人和其他有关人员的意见，对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此条款既规定了对于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的认可程序，体现了对和解持有的宽宥态度，也指出了确认和解的主体可以是公检法三部门中的一个。此外，条文后半句“应当听取当事人和其他有关人员的意见”也认可了司法实践中探索合适成年人、律师等第三方参与和解的过程。需要说明的是，刑事和解制度必须遵循平等自愿原则，被害人和加害人必须平等对话，自愿参加。司法人员作为调解人员时，不得偏袒任何一方。刑事和解协议内容不得超越现有法律规定，应符合现有法律法规，不得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的合法权利和利益、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三）刑事和解产生的法律效果

新刑诉法第二百七十九条规定：“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作出不的决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也就是说，双方一旦和解，嫌疑人一般情况都能获得从宽处罚。

三、现行刑事和解制度所存在的问题

（一）适用范围问题

新刑诉虽然规定了刑事和解的范围，但对于“民间纠纷引起的轻微刑事犯罪”的规定仍然没有足够细化，具体到个案中是否适用及如何适用，缺乏可操作性的具体细则。在此问题上如果不能确保“同等情况同等对待”，那么刑事和解的公正性必将受到质疑。

（二）缺乏刑事和解的赔偿标准

关于刑事和解的赔偿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容易出现被害人漫天要价，加害人讨价还价的局面。从该制度的本意来看，从宽处理和解案件，是鼓励嫌疑人真诚悔过致歉并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修复被损害的社会关系，而加害人一方附加条件给付赔偿，不仅达不到惩罚教育的效果，更是对代表国家指控犯罪的公权力的一种蔑视，使刑事和解制度成为双方当事人利用的工具和筹码。

（三）和解协议存在的反悔问题

新刑诉规则第五百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在不决定作出之前反悔的，可以另行达成和解。不能另行达成和解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作出或者不决定。”在刑事和解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被害人在检察机关作出不决定后反悔这种问题，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检察院可以也可以不，问题就在于我们依据什么标准来判断该案到底是还是不？不同的承办人对同一案件可能有不同的处理意见，没有细化的规定则会导致承办人在适用法律过程中的无所适从。

（四）和解协议达成后的帮教问题

条文规定和解的处理方式，但对和解后人员跟踪、帮教情况缺乏相应规定。对于和解后不处理的加害人，是否需要帮教、跟踪监督？帮教的主体是检察院还是依托司法局、社区矫正机构以及其他相关机构没有相关规定。

四、基层检察院刑事和解的具体开展

（一）在适用范围内积极促进双方和解

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积极主持案件当事人双方和解。检察机关一是要给当事人双方搭建一个良好的沟通平台，创造沟通的机会；二是要明确自身的定位，不越位参与双方的和解，切实给当事人双方留下公平、公正的司法形象。不但要关注该和解程序的全过程，更要关注和解后案件终结的结果，看其是否合法，并要了解群众对该案件和解的满意度。

（二）确立统一的赔偿标准

从实践来看，由于目前还没有相应的赔偿标准，而受害人开出的赔偿价码往往较高，只有少部分人有钱人能够享受刑事和解得以从轻处罚，势必加重民众对刑事和解“以钱赎刑”的误解。刑事和解不同于诉讼程序，更多的是双方合意的体现，笔者认为可以将受害人实际遭受的损失、可预见损失及精神损害一并纳入赔偿范围，由双方协商。至于具体的赔偿标准，不应采取全国统一的标准，应由各省、各地按照各自经济发展水平来确定，确保每个经济区域内的补偿标准保持在同一水平。且方式应多样化，除经济赔偿外，还应包括赔礼道歉、恢复原状、提供社区服务或公益服务等，让刑事和解走出误区，良性发展。

（三）合理处理反悔情形

检察机关经常会碰到刑事和解反悔的情形，因此在处理和解案件时，可以要求赔偿款一步到位，尽可能不出现分期付款。对确有履行诚意但即时给付有困难的，可采取分期给付的方式，但应在协议中附加履行担保协议书，保证和解协议的履行。另外，在办案过程中，承办人一定要认真审查协议，保证协议的真实性。

（四）确保回访工作按时开展

对于已经达成刑事和解的案件，检察机关工作人员需定期开展事后回访工作，确保达到刑事和解的最终目的，实现办案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五）增强监督约束机制

公检法三家在办理和解公诉案件时应互相监督制约，特别是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更应采取多种方式开展监督工作，以使得新刑诉法这一新的规定真正达到所要达到的法律效果。

参考文献

[1] 吴新文.刑事和解的功能与和谐社会的构建[J].法理论，2009（03）.

[2] 徐光华.重罪案件刑事和解的刑法文化解释[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0（01）.

[3] 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4] 郭梨影.新刑诉下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的思考[J].法制与社会，2013（02）.

刑事和解制度篇7

关键词：刑事和解 和谐

刑事和解在我国仍属新鲜事物，但从世界范围看，刑事和解由来已久，在许多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焕发着活力。刑事和解在我国引起的关注，是我国传统刑事司法体制的一种自我反省，更是我国刑事司法体制进行变革的绝好契机。

一、什么是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是指通过调停人使受害人和加害人直接交谈、共同协商达成经济赔偿和解协议后，司法机关根据具体情况作有利于加害人的刑事责任处置的诉讼活动，包括经济赔偿和解和刑事责任处置两个程序过程。在和解过程中，被害人与加害人可充分阐述犯罪给他们的影响及对刑事责任的意见等方面内容，选择双方认同的方案来弥补犯罪所造成的损害；在刑事责任处置过程中，加害人能获得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这样，被害人在精神和物质上可以获得双重补偿，而加害人则可以赢得被害人谅解和改过自新、尽快回归社会的双重机会。①

笔者以为，刑事和解具有丰富的内涵，与各国的本土文化和社会风俗息息相关，因此很难给它一个统一的定义。笔者之所以引用上面的概念是为了对刑事和解有一个比较直观的介绍，从以上概念可以看出 "会面"、"商谈"是核心内容，强调的是通过面对面的交流、互动达成相互谅解的效果。然而在实践中，出于种种原因，许多当事人不愿意出席和解。Www.133229.cOm由此衍生出许多 "间接和解"的刑式，例如找一个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都信任的共同第三方，由其在当事人双方之间进行斡旋、协调；或者当事人双方通过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利用网络、录音录像等手段进行沟通，以此来达到和解的目的。诸如以上手段，尽管当事人双方并未实际面对面沟通，但仍然实现了和解的目的。因此，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任何措施只要以恢复被害为目标，并且达到了恢复损害的效果，都可以将其归进刑事和解范畴，对刑事和解的涵义应持开放观点。

二、刑事和解与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是一个广泛概念，它不仅追求社会整体的和谐，更注重保障公民个人利益的实现，这与刑事和解所追求的保护被害人利益，使犯罪人得到改造的原则是相吻合的，也就是说刑事和解制度可以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

第一、从根本上化解纠纷，促进社会和谐

就现有的刑事诉讼机制而言，其对纠纷的解决是刚性的、当下的，由于刑事法规则本身的严格与确定，其在纠纷解决的结果上往往是"非黑即白"的，这种刚性的、非黑即白的判决往往会使得当事人双方本已紧张的关系更加紧张，甚至是"不共戴天"，往往只是暂时的解决了眼前的纠纷，却不知已经埋下了更大的隐患，极易造成新的社会纠纷，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迈克尔·d·贝勒斯曾指出，纠纷的解决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种是行动上的解决，一种是心理上的解决，法院的判决仅仅从行动上解决了争执。②却忽视了从当事人心理上的解决，只有当事人双方从心理上对裁判结果充满认同感，才可能继续维持较好的关系，维持社会关系的稳定。而刑事和解试图实现的，正是在一种缓和亲切的氛围下，当事人双方进行理性的沟通与对话，达成一种双方都能接受的"利益妥协"，只有当事人双方在这种情形下坦诚相对、深入交流，才会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纠纷，而不是单单从法律层面、技术层面上解决纠纷。因为和解协议是当事人双方自己达成的，所以和解协议对双方而言都具有合理性，双方均乐于接受此结果，因为这是自己选择的。不会在协议履行后后恶化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使当事人双方继续维持稳定友好的关系，并消灭了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对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积极意义。刑事和解制度则能恰到好处地使受损的社会关系得以修复，达到一种"无害的正义"，使情、理、法有机融合，有助于创造一个更加和谐的社会关系。③

第二、有利于犯罪分子重新融入社会，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

犯罪分子被释放后如果不能及时融入社会，将是社会上的极大不稳定因素，对和谐社会的建设十分不利。据有关统计，我国目前的再犯率达到了30％以上。④许多的重大恶性案件，都是累犯重操旧业再次犯罪的结果。而根据英国两位学者对英国的成年犯罪的调查，通过刑事和解程序处理的犯罪人的再犯率，大约比正规司法系统中犯罪人的再犯率低10％。刑事和解强调的是对被害人利益的重视和保护，是对犯罪人用理性和宽容去对待，更易得到犯罪人的认同,削弱其反社会意识。刑事和解中的犯罪分子因为真诚悔罪和积极赔偿而获得了被害人的谅解，不再受到刑事追究或者得以从轻处罚。这样，犯罪分子充分体验到社会和他人的宽容和温暖，对自己以前的行为重新认识；避免了犯罪分子因被监禁受其他被监管人员的"污染"再犯罪；避免了犯罪分子因入狱而家庭破裂的隐忧；避免了犯罪分子经长期监禁后被释放对社会的疏远感和不适应感。这些都有利于犯罪分子洗心革面、重新做人、顺利回归社会，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积极意义。

三、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必要性分析：现行刑事诉讼体制面临着司法资源不足、实际效果低下、加剧当事人之间的裂痕、纠纷解决的表面化等问题，单靠现行刑事诉讼体制的内部变革已经无法解决这些问题，而由此所产生的"昂贵的正义" 、"有害的正义"也绝对不是我们想要的。任何制度都要面对现实需求进行改变，刑事和解制度恰好在这个时候进入了人们的视线，它所具有的节省司法资源、提升司法效率、比实际效果良好、程序灵活、弥补当事人之间的裂痕等价值恰好是我们所需要的。因此，在"诉讼爆炸"的今天引入刑事和解制度是必需的。

2、可行性分析：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安定，这为刑事和解制度的引进提供了政治基础；我国传统的"和" "合"思想，"无讼"、"耻讼"思想为刑事和解制度的引进提供了文化基础；现行刑事立法的规定为刑事和解的施行提供了制度基础，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自诉案件的和解制度、相对不起诉制度等都具有刑事和解制度的特点；我国目前的社会形态仍是一个"关系型"社会， "私了"在我们当前社会中仍大量存在，这位刑事和解制度的引进提供了现实基础。所以说当前在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是完全可行的。

四、面临的困境

和解制度给现行的传统体制带来了巨大挑战，面临着众多的责难。反对者认为和解制度是对正当诉讼程序的漠视，适用范围有限，难以保障和解当事人出于真正的自愿，还致使刑法民法化。诚然，和解制度确实存在缺陷，但我们引进刑事和解并不是想取代诉讼，而是用其来分担诉讼压力，促进诉讼体制的完善。和解制度的构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涉及到了刑法中的犯罪观、责任观等观念的改变，且刑事和解的适用对象、适用范围、适用条件，和解的具体操作等都必须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予以考虑。由于笔者能力有限，对具体制度的设计不敢妄加评论。总之，引进并构建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是大势所趋，但我们要对可能面临的困难充分估计。

"刑事和解是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刑事和解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合意''共识'这些理念和精神结合起来，使得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双方都能接受处理，可以尽量减少双方在刑事诉讼中的对立，减少上诉、申诉和其他后遗症，使判处或案件的处理更加符合社会和谐的需要，这就契合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实质。" ⑤

参考文献：

①刘方权、陈晓云：《西方刑事和解理论基础介评》载于《云南法学》第2003第1期，第 45 页。

②[美]迈克尔·d·贝勒斯：《法律的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22页．

③胡志泽.被害人权益保护的缺失与立法完善.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e562be010008c1.html

刑事和解制度篇8

关键词：刑事和解；可行性论证；前景展望

        一、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

        （一）刑事和解的理论依据

        “刑事和解”的概念，来源于英文中的victim offender mediation/reconciliztion,字面翻译应当是“被害人与加害人（包括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和解”。作者认为，其理论依据主要有以下几点：

        1．人道主义━━刑事和解的哲学基础

        人道主义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它要求善待每一个人，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和尊严。刑事和解就是这种理念的体现，从被告人的角度讲，让被告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认识到自己的危害，并承担自己的责任尊重了被告人的权利。从被害人的角度讲，不仅报复的心态得到了实现，而且经济损失得到了补偿，其尊严得到维护。

        2.刑事政策的演进━━刑事和解的实体法基础

        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各国采用报应刑论，随着犯罪率的增长，刑罚制度越来越显得机械无力，罪犯服刑后并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于是出现了目的刑论，认为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再犯、修复破坏的人格，主张根据不同犯罪人的不同情况加以不同对待。刑事和解虽以被害人补偿为中心，但其具有刑罚替代手段的特征，其实施的结果可以减轻监禁改造的压力，从而降低对公共利益潜在利益的再犯可能性。

        3.主体与合意━━刑事和解的程序法基础

        （1）个人的程序主体性

        即使是犯人，也应该承认其作为人的尊严，因为这样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刑罚。“不是把犯罪看成是单纯的客体，即司法的奴隶，而是把罪犯提高到一个自由的、自我决定的人的地位”①。刑事和解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尊重每个人的权利，彰显了个人的程序主体性。

        （2）公法上当事人的合意

        在国家中心主义和民主缺失的机制下，公共利益这一术语和原则，既异化了公民和政府的本末关系，又缩减了传统契约相对性原则的适用范围。然而，随着刑事被告人、被害人地位的提升，原来被认为是不平等的法律关系中开始渗透了一些私法领域才有的色彩，诸如当事人主义、个人意志、协商、契约、交易等概念。刑事和解正是契约的一种具体方式。

        4.被害人运动━━刑事和解的犯罪学基础

        传统的犯罪学研究大都集中在罪犯身上，很少关注犯罪行为的承担者─—被害人。冯•亨蒂首次提出被害人在犯罪与预防犯罪的过程中，不只是一个被动的客体，还是一个积极地主体；不能只强调罪犯的人权，而且要充分的肯定和坚决的保护被害人的人权。根据调查，半数以上的被害人关注的并不是对犯罪人的惩罚，而是如何使自己的物质精神损失得到补偿。

        5.参与式民主━━刑事和解的社会基础

        现代刑事司法的过程，将犯罪脱离犯罪发生的社区，将犯罪的处理权授予毫无实际利益的专业人员，将本应是“发现矛盾─—

解决矛盾─—愈合关系”的过程简化为机械的“适用法律─—做出结论─—执行判决”，将真正受犯罪影响的人排斥在决策圈外，使司法民主成为空洞的口号。刑事和解则让社区参与到发生在自己周围案件的处理中来，增强了公民对社区的责任感，体现了参与民主的魅力。

        二、刑事和解的国内司法现状

        我们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在2002年至2005年期间对轻伤害案件和未成年人、大学生犯罪案件进行刑事调解为例：

        （一）对轻伤害案件进行刑事和解的情况

        1. 见如下表格：

        **

        从上述统计数字可以看出，轻伤害案件有逐年递减的趋势，每年进行调解后作出退回公安机关处理和相对不起诉的案件占轻伤害案件总数的20％以上。

        2.实践中具体处理方式

        （1）和解后不起诉或退回公安机关处理。（2）和解后起诉。犯罪嫌疑人是累犯，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较大的，仍依法提起公诉。（3）未和解起诉。

        （二）对未成年人、大学生犯罪案件进行刑事和解的情况

        1.2002年至2005年未成年人和在校大学生轻伤害和盗窃犯罪案件的数量和处理情况见下表：

        **

        2002年和解后作出退回公安机关处理和相对不起诉的案件占受理未成年和大学生犯罪案件数的11.1％；2003年占到9％；2004年占到5.5％；2005年占到7.6％。

        2.实践中具体处理方式

        （1）和解后不起诉或退回公安机关处理。（2）和解后起诉。属于盗窃数额巨大或具有多次盗窃等严重情节的，考虑到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较大，依法提起公诉。（3）和解后暂缓起诉。对于犯罪情节轻微，犯罪后有悔改表现，是初犯、偶犯或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试行暂缓起诉。

        三、我国引入刑事和解制度可行性论证

        （一）“无讼”观念是刑事和解的思想基础

        崇尚和谐的儒家思想文化为传统诉讼观念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础，在社会关系领域，和谐观念演化为一个具体原则，即“无讼”。古人把“和谐”奉为社会中的绝对目标，并以此为道德衡量标准，认为能够识大体、明大义，忍让为先，不与人争者必定是安分守己的良民；而以争为胜，以讼为能者必定是小人、悍民。和解则是实现息讼、无讼的重要手段之一，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形成了整套的制度。

（二）我国现行刑事立法的规定为刑事和解的施行提供了相关的制度基础

        刑事诉讼法第172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自诉案件，可以进行调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0条规定：“调解应当在自愿、合法，不损害国家、集体和其他公民权益的前提下进行。”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明确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做出不起诉决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9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

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三）我国“宽严相济”、“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的施行提供了政策依据

        具体地说，就是指对于恶性暴力犯罪、有组织犯罪、恐怖主义犯罪、累犯等重大犯罪、，从保护社会正义出发，采取报应刑思想，刑事立法上的“犯罪化”，刑事司法上的“从重量刑”，刑事执行上“长期隔离式监禁”，甚至死刑；对于轻微犯罪、偶犯、初犯、青少年犯等不需要矫治或者有矫治可能的犯罪，从维护行为人利益出发，采取教育刑思想，刑事立法上的“非犯罪化”，刑事司法上的“非刑罚化”，刑事执行上的“非监禁化”②。这种刑事政策为刑事和解的施行提供了政策基础。

        （四）人本主义是刑事和解的社会基础

        刑事和解从根本上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有利于保护犯罪人（即加害人）的合法权益，体现了现代刑法对人权的尊重。一方面，被害人的利益补偿不再通过国家公诉下的刑事附带民事的诉讼方式来解决，而是毕其功于一役。另一方面，被纳入刑事和解而受到社会处遇的犯罪人通过和解对被害人进行实质补偿和悔过道歉，也使其自身避免了身陷囹圄，有利于维护犯罪人的尊严、颜面，更利于保护犯罪人的人权，并可避免犯罪人被投诸监狱而可能造成的“交叉感染”和重新犯罪等设施内处遇的缺憾，从而有效地降低这部分犯罪人的再犯罪率。

        （五）现代法治是刑事和解的法律基础

        从刑事司法领域看，西方法律文化对轻刑化的奉趋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趋向在对一般轻微犯罪和未成年人犯罪等刑事案件的诉讼上达成了共识。即都以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消弭冲突为目的，将惩戒寓于教化之中，体现了现代法治中的政治民主、人人平等、契约自由、人权至上等精神实质，切合了法治现代化的发展进路。

        四、刑事和解制度的前景展望

        现如今在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着重考虑以下问题：

        （一）刑罚理念的调整与适应

        在公诉案件范围内，实行法定主义，强调有罪必诉、有罪必审。刑事和解对部分犯罪嫌疑人不移送审判机关判处刑罚，似有姑息、纵容犯罪之嫌。我们认为，刑事和解是符合刑罚发展规律的，刑罚理念的演进虽然可能十分艰难但必须进行。

        （二）可能产生因为贫富不均导致刑罚适用不平等的问题，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刑事和解可能成为有钱人逃避法律追究的避风港，有钱人因为能够较好地赔偿被害人，因而得到被害人的谅解，从而顺利和解避免刑罚处罚。穷人因为无法赔偿被害人的损失无法和解，享受不到和解的好处，只能接受应得的处罚。③这一消极作用是客观存在的，但根据刑事和解的上述消极作用来否定其积极价值显然不是一种科学态度。

        （三）和解协议的公理性问题

        首先涉及到的是被害方提出的和解协议的合理性标准问题。其次是如何考察和保障被害人无压力真实意愿表示的问题。在刑事诉讼中，犯罪一方通过说情、引诱甚至威胁的方式谋求被害人撤回控诉或者改变不利陈述等情况时有发生，如果实行刑事和解机制，被害方就拥有了决定加害人命运的巨大权力，加害方及其社会关系对被害方的潜在危险也会加大，被害人的利益保护将会面临新的困难。因此，如何保证和解协议的公正合理及增强对被害人的保护，将是构建刑事和解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78—57

9页。

②蔡道通著：《中国刑事政策的理性定位》，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189页。

③李洪江著：《刑事和解应该缓行》，载《中国检察官》，2006年第5期。 

参考文献：

[1] [意]贝卡里亚著，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2] [意]恩理科•菲力著，郭建安译：《犯罪社会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 2004年版。

[3] 黄京平、甄贞主编：《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刑事和解》，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 龚佳禾著：《刑事和解制度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年版。

刑事和解制度篇9

 

关键词：刑事和解 辩诉交易 对比

一、刑事和解制度概述 

所谓刑事和解制度，又称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制度, 一般是指在犯罪后， 经由调停人的帮助，加害人和被害人直接相谈、协商，解决纠纷或冲突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从目前学术界对这项制度的理解来看， 多数学者认为， 刑事和解的理论和实践最早产生于西方国家。1974年， 加拿大安大略州基切纳市发生了世界上第一个刑事和解的案例， 被认为是刑事和解制度的起源。刑事和解制度的目的是修复因犯罪人的犯罪行为而被破坏的加害者和被害者原本具有的和睦关系， 并使罪犯因此而改过自新、复归社会。双方通过面对面的会商， 加害人了解到自己行为的不利后果，被害人有机会对加害人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从而降低犯罪行为造成的痛苦。某些情况下， 当事人的亲属、社会公民或其他人员也会参与到会商之中。最终会尽可能地达成赔偿协议， 修复犯罪带来的损害， 从而使犯罪人复归社会， 使被害人权利得以最大限度保护， 以实现刑事和解化解矛盾、全面恢复正义、提高司法效率的刑事政策价值。 

二、辩诉交易制度概述 

"辩诉交易"制度，是在20 世纪70 年代伴随着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刑事案件频发，积案不断增加的背景下，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判例正式承认其为"刑事司法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开始作为一项司法制度在刑事诉讼中广泛实施。所谓辩诉交易，又称为答辩交易，指"被告人基于得到政府方的对价的合理预期而作出的对刑事指控答辩有罪的同意。"因此，辩诉交易实际上是刑事诉讼被告人通过同主诉检察官对于控诉、罪状、量刑等方面协商后，以检察官减轻控诉换取被告人有罪答辩，以迅速有效地结束诉讼程序，追诉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使被告人接受刑事处罚的一种司法制度。 

三、形事和解制度与辩诉交易制度之比较 

（一） 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的共性与契合。 

1. 二者都体现了对刑事诉讼中个体权益的关注,顺应了国际司法发展的潮流 

我国传统的刑事观是一种国家本位的价值观, 依照这种观念, 犯罪是个人与国家的冲突, 它侵犯的是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因此, 必须通过国家职权活动对犯罪予以追究。这一理念在刑事诉讼上的反映就是对公诉案件实行起诉法定原则, 强调有罪必诉、有罪必审、不允许和解与协商。传统的刑事观在重视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同时, 却忽视了个人(主要是受害人也包括犯罪人)的利益。从刑法的机能来看, 刑法有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两大机能, 而长期以来, 我们过于强调打击犯罪, 忽视对个人利益特别是被告人权益的维护, 在保障个体权益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缺失, 这与国际刑事司法发展趋势明显不协调。随着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无罪推定原则、对抗式诉讼方式、辩护制度的逐步建立和完善, 这一传统的理念将逐步得到改变和革新。要适应国际司法改革的潮流, 最关键的是要在刑事司法领域里, 建立犯罪首先是对个人法益的侵害, 其次才是对国家和社会法益侵害的理念, 强调对个人利益的保护优于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 尤其是对于一些轻微的刑事案件更是如此。而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正体现了这些新理念, 它将被害人与被告人的权利作为刑事诉讼关注的重点, 将解决当事人纷争视为诉讼的根本目的, 体现了对个体权益的保护以及对社会和谐的重视, 因此, 两者都体现了对刑事诉讼中个体权利的重点保护, 顺应了国际刑事司法发展的大趋势。如果二者都能得到很好的运用, 必将实现中国司法与国际司法的并轨。

2. 刑事和解是中国建立辩诉交易制度的前提 

美国对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实行国家补偿制度, 因此, 被害人通常不参加辩诉交易, 辩诉交易的主体限于检察官和被告人(通常由其律师), 作为控方的检察官一般是根据所掌握的证据能否获得胜诉而决定是否进行交易, 并不征求被害人意见, 也不以赔偿、道歉作为条件, 交易的结果也无须告知被害人。但是, 中国目前还没有真正设立对被害人经济损失的国家补偿制度, 被

害人在经济上的损害赔偿主要是通过对被告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实现的。被害人能否得到经济上的赔偿, 对于化解诉讼各方矛盾, 维护社会稳检察机关在决定是否定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 为了切实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维护裁判的社会效果,实施辩诉交易时, 应当充分听取被害人的意见,并要在被害人获得赔偿或者其他安抚方面做充分的工作间接的经济。在一般刑事案件尤其是侵犯人身权、财产权的案件中, 必须首先要使被害人直接或者损失得到补偿(主要通过刑事和解), 使被害人身心得到安抚。如果被害人正当的经济权利没有得到满足, 或者被告人有其他漠视被害人利益的行为, 被害人拒绝的,就不得适用辩诉交易。除了被害人的赔偿要求外, 被害人对案件在定罪量刑方面的意见也经常影响着案件的社会效果。虽然被害人的情绪并不能完全代表普通民众的心理, 但是, 被害人对案件关注的强烈程度是一般公众所不能比拟的。因此, 为了促进辩诉交易, 检察机关与被害人进行沟通, 取得被害人对被告人的谅解这一环节是不可或缺的, 而这些都是刑事和解的重要内容。所以, 在时下中国, 没有刑事和解, 就不可能有辩诉交易, 刑事和解既是确保辩诉交易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基础, 也是辩诉交易客观公正的重要保障。 

（二、）辩诉交易制度与刑事和解制度的区别 

一，辩诉交易的主体为检察官和被告人，很多情况下被告人是通过其辩护律师与检察官进行交易，被害人一般不参加。而刑事和解的主体是被害人和加害人、被害人不仅要参与，而且还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果被害人不愿意适用和解，或不能与加害人达成协议，该制度就无法实行并发挥作用。 

二，辩诉交易中不征求被害人意见，也不以道歉、赔偿作为条件，被害人利益可能会因此受到侵害。而刑事和解不仅以加害人的认罪悔过与积极赔偿为适用前提，而且主要以被害人的利益为出发点，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较好的维护 

三，外国通行的辩诉交易制度主要在审判阶段适用，由法官进行审查和把关，而我国目前试行的刑事和解制度则主要在审判前程序尤其是在公诉阶段适用，法官介入刑事和解制度相对较少。 

参考文献: 

[1] 魏晓娜. 美国辩诉交易根由之探析与品评[m]. 北京: 中国方正出版社, 1998. 

[2] 黄京平, 甄 贞. 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刑事和解: 序[ c] .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3] 陈光中, 葛 琳. 刑事和解的理论依据与适用构想[c]m黄京平, 甄 贞. 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刑事和解.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4] 祁建建. 美国辩诉交易研究[m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5]吕茂竹.辩诉交易在我国适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法制与社会．2009（7）. 

刑事和解制度篇10

论文摘要：刑事和解制度与辩诉交易制度均为我国司法实践部门探索的解决刑事案件的新途径。但目前，中国学术届对辩诉交易和与刑事和解这两种制度的间就似乎存在着某种断裂的倾向。实际上，这两种制度原本就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比如：两者具有通的理论基础，体现了相同的价值理念；都体现了对刑事诉讼中个体权益的关注，顺应了国际司法发展的潮流。正是刑事和解制度和辩诉交易制度两者之间相同或相似的本质和表现使他们有了对比的可能。本文希望通过对比借鉴，审视两者的辨证关系，达到为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再修改提供帮助的目的。

一、刑事和解制度概述

所谓刑事和解制度，又称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制度， 一般是指在犯罪后， 经由调停人的帮助，加害人和被害人直接相谈、协商，解决纠纷或冲突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从目前学术界对这项制度的理解来看， 多数学者认为， 刑事和解的理论和实践最早产生于西方国家。1974年， 加拿大安大略州基切纳市发生了世界上第一个刑事和解的案例， 被认为是刑事和解制度的起源。刑事和解制度的目的是修复因犯罪人的犯罪行为而被破坏的加害者和被害者原本具有的和睦关系， 并使罪犯因此而改过自新、复归社会。双方通过面对面的会商， 加害人了解到自己行为的不利后果，被害人有机会对加害人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从而降低犯罪行为造成的痛苦。某些情况下， 当事人的亲属、社会公民或其他人员也会参与到会商之中。最终会尽可能地达成赔偿协议， 修复犯罪带来的损害， 从而使犯罪人复归社会， 使被害人权利得以最大限度保护， 以实现刑事和解化解矛盾、全面恢复正义、提高司法效率的刑事政策价值。

二、辩诉交易制度概述

"辩诉交易"制度，是在20 世纪70 年代伴随着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刑事案件频发，积案不断增加的背景下，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判例正式承认其为"刑事司法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开始作为一项司法制度在刑事诉讼中广泛实施。所谓辩诉交易，又称为答辩交易，指"被告人基于得到政府方的对价的合理预期而作出的对刑事指控答辩有罪的同意。"因此，辩诉交易实际上是刑事诉讼被告人通过同主诉检察官对于控诉、罪状、量刑等方面协商后，以检察官减轻控诉换取被告人有罪答辩，以迅速有效地结束诉讼程序，追诉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使被告人接受刑事处罚的一种司法制度。

三、形事和解制度与辩诉交易制度之比较

（一） 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的共性与契合。

1. 二者都体现了对刑事诉讼中个体权益的关注，顺应了国际司法发展的潮流

我国传统的刑事观是一种国家本位的价值观， 依照这种观念， 犯罪是个人与国家的冲突， 它侵犯的是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因此， 必须通过国家职权活动对犯罪予以追究。这一理念在刑事诉讼上的反映就是对公诉案件实行起诉法定原则， 强调有罪必诉、有罪必审、不允许和解与协商。传统的刑事观在重视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同时， 却忽视了个人(主要是受害人也包括犯罪人)的利益。从刑法的机能来看， 刑法有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两大机能， 而长期以来， 我们过于强调打击犯罪， 忽视对个人利益特别是被告人权益的维护， 在保障个体权益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缺失， 这与国际刑事司法发展趋势明显不协调。随着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无罪推定原则、对抗式诉讼方式、辩护制度的逐步建立和完善， 这一传统的理念将逐步得到改变和革新。要适应国际司法改革的潮流， 最关键的是要在刑事司法领域里， 建立犯罪首先是对个人法益的侵害， 其次才是对国家和社会法益侵害的理念， 强调对个人利益的保护优于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 尤其是对于一些轻微的刑事案件更是如此。而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正体现了这些新理念， 它将被害人与被告人的权利作为刑事诉讼关注的重点， 将解决当事人纷争视为诉讼的根本目的， 体现了对个体权益的保护以及对社会和谐的重视， 因此， 两者都体现了对刑事诉讼中个体权利的重点保护， 顺应了国际刑事司法发展的大趋势。如果二者都能得到很好的运用， 必将实现中国司法与国际司法的并轨。

2. 刑事和解是中国建立辩诉交易制度的前提

美国对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实行国家补偿制度， 因此， 被害人通常不参加辩诉交易， 辩诉交易的主体限于检察官和被告人(通常由其律师)， 作为控方的检察官一般是根据所掌握的证据能否获得胜诉而决定是否进行交易， 并不征求被害人意见， 也不以赔偿、道歉作为条件， 交易的结果也无须告知被害人。但是， 中国目前还没有真正设立对被害人经济损失的国家补偿制度， 被害人在经济上的损害赔偿主要是通过对被告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实现的。被害人能否得到经济上的赔偿， 对于化解诉讼各方矛盾， 维护社会稳检察机关在决定是否定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 为了切实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维护裁判的社会效果，实施辩诉交易时， 应当充分听取被害人的意见，并要在被害人获得赔偿或者其他安抚方面做充分的工作间接的经济。在一般刑事案件尤其是侵犯人身权、财产权的案件中， 必须首先要使被害人直接或者损失得到补偿(主要通过刑事和解)， 使被害人身心得到安抚。如果被害人正当的经济权利没有得到满足， 或者被告人有其他漠视被害人利益的行为， 被害人拒绝的，就不得适用辩诉交易。除了被害人的赔偿要求外， 被害人对案件在定罪量刑方面的意见也经常影响着案件的社会效果。虽然被害人的情绪并不能完全代表普通民众的心理， 但是， 被害人对案件关注的强烈程度是一般公众所不能比拟的。因此， 为了促进辩诉交易， 检察机关与被害人进行沟通， 取得被害人对被告人的谅解这一环节是不可或缺的， 而这些都是刑事和解的重要内容。所以， 在时下中国， 没有刑事和解， 就不可能有辩诉交易， 刑事和解既是确保辩诉交易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基础， 也是辩诉交易客观公正的重要保障。

（二、）辩诉交易制度与刑事和解制度的区别

一，辩诉交易的主体为检察官和被告人，很多情况下被告人是通过其辩护律师与检察官进行交易，被害人一般不参加。而刑事和解的主体是被害人和加害人、被害人不仅要参与，而且还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果被害人不愿意适用和解，或不能与加害人达成协议，该制度就无法实行并发挥作用。

二，辩诉交易中不征求被害人意见，也不以道歉、赔偿作为条件，被害人利益可能会因此受到侵害。而刑事和解不仅以加害人的认罪悔过与积极赔偿为适用前提，而且主要以被害人的利益为出发点，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较好的维护

三，外国通行的辩诉交易制度主要在审判阶段适用，由法官进行审查和把关，而我国目前试行的刑事和解制度则主要在审判前程序尤其是在公诉阶段适用，法官介入刑事和解制度相对较少。

参考文献

[1] 魏晓娜. 美国辩诉交易根由之探析与品评[M]. 北京: 中国方正出版社， 1998.

[2] 黄京平， 甄 贞. 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刑事和解: 序[ C] .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3] 陈光中， 葛 琳. 刑事和解的理论依据与适用构想[C]M黄京平， 甄 贞. 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刑事和解.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4] 祁建建. 美国辩诉交易研究[M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