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文化十篇

行政文化篇1

经济落后地区公共行政教育产生问题的根源分析

（一）新型公共行政教育培训体制构建面临困难

⒈传统模式的束缚。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公共事务大量产生，政府公共管理的范围日益扩大，再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由政府大包大揽的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模式和管理内容，再也不是旧有管理水平的行政人员队伍所能适应的形势。目前和今后，公共行政教育培训机构都迫切需要一大批高素质、懂业务、会管理、能干事、干成事的培训人员。而时下的中国公共行政教育特别是经济落后地区的培训，无论是规模和水平还是数量和质量均需要冲破传统公共行政教育模式的束缚。

⒉传统体制的弊端。当下的公共行政教育培训体制基本还是旧的行政管理体制的产物，其存在许多弊端，诸如机构重叠、职责不清、人员臃肿、效率低下等现象，这在经济落后地区更为普遍。它制约着公共行政教育培训工作的顺利开展，使公共行政教育培训机构的职能难以发挥，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二）公共行政教育保障机制遭遇瓶颈

建立保障机制，对于公共行政教育这种非营利性的公共行政部门中的服务机构是至关重要的。应该说政府是提供这种保障机制的主动者和决策者。但由于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还处在不断探索之中，这是大环境；同时，由于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落后地区的市（地级）、县一级政府的投入往往与当地的公共行政教育发展需要并不匹配，因而各种保障机制并不健全。

⒈财政保障机制没有落实。不少经济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在年度财政预算中基本没有安排用于公共行政教育事业发展的资金支出；包括用于干部培训的经费，即使上级规定可以在年度预算中列支，但也很少按规定办事，结果是很多改善办学环境的项目和培训计划难以完成。因为培训需要成本，如果向学员收费，则不符合国家相关政策，这就使得培训与否处于两难境地。因此，在市（地级）、县一级现在最需要的是建立起具有连续性和刚性的财政保障机制。

⒉人事保障机制没有跟上。国家在行政事业单位进行的人事制度改革正有序推进。但就现实而言，进入和退出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因而公共行政教育机构急需的人才想调入却无法办到，导致了该干的事无人干的后果。

⒊考核保障机制缺乏力度。只有培训没有考核或考核不严，会导致很多行政单位以工作忙为由不派人参加培训，培训对象找出许多借口缺席培训。另外，考核是由培训机构实施还是由行政主管部门实施并无明确规定。如果职责不清，权力不明，相互“放水”，则培训效果也会大打折扣。这些都需要建立考核机制来保障，通过严格执行考核制度来完成。

（三）公共行政教育培训活动组织困难，机制不完善

公共行政教育培训活动的组织过程就是公共行政教育培训机制展开的过程。从理论上讲，公共行政教育培训的理论研究、教学活动、培训过程、效果评估必须有科学合理的动态运行机制来保证，这种机制取决于公共行政教育培训体制是否健全，是否切合实际，是否行之有效。

⒈存在权责不分现象。有责应有权，有权必负责，权责应厘清，这是一个基本原则。由于公共行政教育培训体制内机构、部门之间的职责、权限划分不清，因而随意性很大。有的职能重叠，有的责任不明，有的权限失衡，结果导致部门之间侵权、越权、错位、缺位的现象时有发生，有利益的争着上，没利益的唯恐避之不及。

2．存在制度不健全问题。在经济落后地区的公共行政教育培训领域，存在着领导工作制度不健全的问题。民主集中制在一些公共行政教育培训机构的领导班子内部形同虚设。要么“民主泛滥”，没人决断；要么因决策失误，走了不少弯路；要么长期议而不决，贻误了发展机遇。这些都给公共行政教育培训的组织活动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经济落后地区公共行政教育改革的对策

（一）借助政治权威推动，促进改革日趋合理化

新时期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动力系统来源于两个方面：政治权威的推动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1］目前，由于经济落后地区市场经济发展水平总体较低，其公共行政教育改革的外部环境还没有理顺，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充分性和公共行政教育改革外部关系的不清晰性对其公共行政教育改革构成了严重制约。基于以上考虑，经济落后地区目前阶段的公共行政教育改革更需政治权威的推动。因为政治权威思想观念的转变至关重要。可以说，在经济落后地区，地方主要领导人转变思想观念，运用权力推进改革，是公共行政教育改革的先决条件。

（二）改革教育培训体制，促进改革成果法定化

⒈清除培训体制弊端，赋予其改革“先行先试”的权力。公共行政教育培训体制改革的目的在于清除体制内的弊端，理顺内部、外部关系，提高培训效率，优化培训者队伍，提高培训者素质。目前，可以考虑赋予其改革“先行先试”的权力。如果改革成功，就可以推进长期裹足不前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若不成功，因其不是政府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也不会对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产生太大负面影响。［2］

⒉改革现有财政拨款机制，确保建设项目资金和培训经费到位。公共行政教育发展需要扩大建设规模，改善办学条件，因而需要建设资金，而资金应主要来自于政府的财政拨款；培训需要成本，政府财政应提供必要的资金予以保证。因此，在经济落后地区，地方政府应把公共行政教育发展和培训所需资金和经费列入当年的财政预算或允许在其中列支并使其常态化、制度化，不因财政收入好坏而变动，不因人事更替而存废。

⒊适应经济发展需要，为政府培训更多合格的公务员。在经济落后地区，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各级政府培训公务员的实际需要，地方政府应允许其公共行政教育适当扩大培训规模，督促其提高培训质量，帮助其理顺上下、左右、内外关系，给予其人、财、物更大的自，责成其建立科学的内部管理制度。

（三）建立科学规范的运行机制，促进教育培训制度化

公共行政教育运行机制是体制运转的程序和方式，如果其不能按照一定程序和方式连续不断地组织活动，其体制就无法运转。因此，应建立规范的运行机制，根据其培训机构的设置、职能配置、权限划分和培训者的素质状况，科学安排其活动运行程序，巧妙布置运行方式，使培训机构及其内部关系易于协调，减少相互间的摩擦和冲突，降低管理成本，提高工作效率。［3］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坚持制度管理原则，以制度来规范其体制内部的公共行政与公共行政教育的关系，设计体制运行的程序和方式。就我国目前公共行政教育机构设置的情况分析，因上下机构之间不存在直接、根本的利益冲突，上下机构之间矛盾并不大。但从某些公共行政教育机构内部分析，部门之间的权力、利益冲突较大。［4］因此，改革应着力研究机构内部的运行机制问题。一般而言，以制度来规范部门之间的关系，是建立科学健康、运行良好的公共行政教育运行机制的前提和关键。

⒈建立公平竞争的人事管理制度。建立公平竞争的新型人事管理制度，对于公共行政教育机构中优秀人才的选拔和任用是一种保障。因为公共行政教育机构担负着培训21世纪政府工作人员的重要职责，其培训人员的素质将直接影响着公共行政教育机构的形象。试想，在经济落后地区，如果体制外的优秀人才不能选调进来，体制内的尖子人才不能脱颖而出或得到重用，那么，必然会影响公共行政教育机构的培训效果。

⒉建立激励竞争机制和利益保障机制。激励和竞争是手段，提高公共行政教育培训质量是目的，只有手段和目的高度统一，才会发挥最大效能。这种手段和目的的落脚点就是利益的保障。目前，在经济落后地区的公共行政教育机构中，缺少的就是激励和竞争机制。因此，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的现状必须改变。换言之，在经济落后地区，在公共行政教育培训机构中建立激励竞争机制和利益保障机制，是新型人事管理制度的细化和深化，更是促进其发展的直接动力。

⒊建立公共行政理论研究项目基金和公共行政机构教师进修基金制度。［5］尽管在经济落后地区提供这种资金比较困难，但地方政府应有所作为，而应想办法加以解决。特别是对于有创新精神的公共理论研究，应该建立项目基金制度。此外，对于培训机构的教师进修，也应建立相应基金，确保教师得到进修机会，帮助其提高素质，以应对现代公共行政教育培训的需要。

行政文化篇2

1.行政文化概念与主要内容

行政文化是行政方式在文化领域的一种反映，是一种社会现象。关于行政文化的理解，不同的学者观点不一样，我国学者对行政文化的理解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点：一是广义的行政文化。它的出发点是文化的广义概念，即人们的生产劳动中创造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总和，包括制度文化、组织文化和精神文化，具体说来有行政机构的一般设置、人员的分配和行政人员的思想状态、行为方式等等。二是狭义的行政文化。这种观点是源于狭义的文化观念，认为文化就是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念。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行政文化包括行政管理理念、行政习惯和原则、行政思想和道德等等。三是综合的行政文化观点。认为行政文化是行政方式和行为在文化领域的反映，即行政文化可以通过行政中的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物质文化三方面加以概括。

2.行政管理现代化概念与内容

行政管理现代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它是指行政管理的发展过程。行政管理的现代化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是由落后向先进、由野蛮向文明发展的过程。行政文化的发展与一定的社会经济文化因素紧密相关，具有十分明显的社会性。在我国当前社会中，社会性质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是初级阶段，行政管理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行政管理的现代化必须与社会现代化相适应。从整体上说行政管理现代化就是要在行政管理的广度和深度上实现现代化。从广度出发，主要是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和社会领域实现现代化；从深度出发，主要是从行政管理的制度层面、物质层面、精神层面实现现代化，以现代化的制度管理方式实现行政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

二、行政文化建设与行政管理现代化之关系

行政文化是行政管理之中的重要一环，在行政管理上起推动作用,行政文化通过一种物质上的保障、精神上的鼓舞、制度上的规范来实现行政管理现代化。我国行政文化发展至今，取得了一些成效，也面对着一些不足：受传统观念影响，封建思想浓重，在行政上专制、集权思想比较浓重，法治程度不高，民主程度低下等，因而有必要针对其不足性进行行政文化建设。行政文化建设就是要从制度上、物质上、精神上加大影响力，保证行政文化在行政管理上的推动作用，促进行政文化管理的现代化。另一方面，行政文化对行政管理方式有很大影响，这种影响通过行政管理的结构组织形式表现出来。我国的行政文化之中，集权成分较多，因而在行政管理上表现为相对集中；在西方，由于行政文化的不一样，其行政管理方式则表现为权力的分散与制衡。行政文化与行政管理的关系还表现在行政文化对行政管理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是行政文化透过影响行政行为从而影响行政管理。行政文化通过一种意识上的、心理上的、思想上的影响，影响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一般而言行政意识比较强的行政人员，在行为上表现为果断、坚定、有执行力，反之则表现为犹豫不决、缺乏决断力、行政效率低等。其次，行政文化通过影响行政体制从而影响行政管理。行政文化的影响一般是一种潜在性的影响，它通过对文化传统、社会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条件影响着行政体制。通常来说，在文化传统较为开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社会条件下，其行政体制相对民主性较好、法治程度较高；然而当一个地区这些条件较差，其行政体制就朝着专制化、集权化发展。最后，行政文化通过影响行政观念从而影响行政管理。行政文化通过作用于行政人员之上的观念、习惯，从而影响行政人员的行政方式，这种影响是一种深层次的长远的影响。行政人员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受教育和接触到的一些社会现象的影响，这些影响也会体现在之后的行政管理之上。如行政人员的行事风格、任命习惯等等，都会受到行政文化的影响。

三、基于行政文化建设的视角探讨促进行政管理现代化的措施

行政文化对行政管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文章从行政文化建设的视角，从行政文化对行政管理的作用和影响发面作了一些探讨，认为加强行政文化建设，促进行政管理的现代化主要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

1.行政文化建设要把握好行政管理现代化的方向

行政文化对行政管理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一种潜在的方式实现的，所谓潜在的方式即不明显的方式，主要是通过与行政管理有直接影响的因素从而对行政管理产生影响。因此在行政文化建设中，首先要把握好行政管理的现代化方向。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制度还不健全，行政管理制度也较为落后，主要体现在行政效率偏低、法制化程度不高等方面，要明确行政管理的现代化目标，就是在行政管理之中坚持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提高行政工作的效率，建设服务型政府、法治型政府。所以，在行政文化的建设上，也必须坚持文化建设的方向，在文化建设过程中，始终向着服务型、法治型、高效型方向前进，努力创建与行政管理现代化相符合的行政文化。

2.积极进行行政文化本身的建设，带动行政管理的现代化

行政文化作为行政行为和行政组织方式在文化层面上的反映，对行政管理本身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因而要实现行政管理的现代化，就必须重视行政文化本身的建设。从行政文化的内涵来看，创建优秀的行政文化，就要从行政思想和道德、行政心理等方面着手。具体的做法是，首先要认真审视行政文化，对行政文化进行系统的总结和归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行政文化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具有丰富的内容，因而可以从中借鉴许多有益的东西，同样也会存在一些落后的东西，因而要学会取舍。其次就是积极引进先进的行政文化理念，如西方的分权思想有利于促进我国的行政管理的民主化、法制化，因此可以借鉴，结合本国国情，变为自己的东西。通过创建优秀的行政文化，形成一个良好的行政氛围，让行政文化对行政管理施加积极的影响，以行政文化带动行政管理的现代化。

3.积极推动社会改革，创建有利于行政管理现代化的氛围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达程度不高，政治民主的程度也偏低，在这一阶段，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精神需求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一矛盾，就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有利于推动行政管理民主化的经济社会环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我国的经济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人们的认识水平提高了，观念也会产生相应的变化。行政管理水平也会相应的提高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经济与政治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当经济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政治形态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因而经济的发展有利于行政改革的推进，行政改革使得行政管理朝着现代化的方向不断前进。

四、结语

行政文化篇3

人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中最为重要的，人自身是独立的个体存在，因为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意识和感情，同时人因为需要存活在社会中，故而形成了团体，拥有了属于团体的意识和感情。由于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文化素养、道德观念，所以在进行现代行政管理是就会遇到很多复杂的情况，这个时候就需要通过传统文化与现代行政管理进行有效的衔接来解决遇到各类问题。无论传统文化的治民思想还是现代中国行政管理的治民思想，都离不开人民，要借助于传统文化来规范、约束人民的行为，让人民有社会正义感，积极投身于现代化建设、家庭事业中去，提高社会发展。

二、传统文化在行政管理中的影响因素

1、传统文化在行政管理思想中的反映

西方国家的行政管理制度是现代行政管理的发源地，在行政管理中注重的是时效性、制度性、规范性，具有较强的制度性和规范性，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的管理思想多是刚柔并济，提倡传统的仁政，同时又强调法制，用道德和法制共同来治理中国的行政事务。中国一直强调要建设和谐社会，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一直是以礼待人，以礼安邦，凡事都是讲究个情、理、法。讲究人情是中国行政管理的一大特点，这与传统文化中的孔孟思想有莫大关系，儒家思想提出的仁政就是让凡事都讲情理，不要追求苛刻的法律，在行政管理中有情有理。在现代中国行政管理中，工作者同样以传统文化中的正己化人来进行管理，管理的根据更有文化底蕴，让管理更有人情味、更加融洽，不刻薄呆板。

2、传统文化在行政管理目的中的体现

管理目标的设定往往是与利益直接挂钩的，这样就使得管理目标变得狭隘，管理目标的制定应该是要符合现代化社会发展进程的，要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要符合人民权益保障的，同时也要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以此来实现中国梦，让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以在制定管理目标的过程中，不能只是为了眼前的利益制定相应的管理目标。传统文化有许多与现代中国行政管理相通的地方，尤其是儒家思想对现代中国行政管理的影响，让行政管理目的更具人性化，不在只是可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更多的是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更适合可持续发展的管理目标制定。当管理受到法家影响时，管理目标就变得更为谨慎，具有较高的规范性，并会因为蝇头小利而降低管理目标，坚持遵守规范性，拒绝越雷池半步。当管理目标受到道家影响时，管理目标就变得更具备道德性，坚持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制定具有道德性的管理目标。

3、传统文化在行政管理方式中的运用

传统文化对中国行政管理的影响在于，传统文化必然要与管理过程进行相融合，这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要求所进行的。中国现阶段社会发展过程的要求就是进行和谐社会的发展，这就相当于道家思想所提出的“无为而治”，在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将更多的实至权利下放到个人手中，这样会更为有效的发挥各个环节的管理机制，更为有效的提高整个管理过程的能力，进而提升管理的实际效果。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强调“人性可朔”人的性格都是会根据周围的人或事物发生改变的，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运用的方式是完全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性格的，所以在管理的过程中要尽可能的根据不同事件的特性进行具体的管理措施。

4、传统文化对人民群众的管理背景

古代选拔人才通常是通过科举制，同时以举孝廉、推大儒来进行国家人才选拔和召集。让这些人才参与到国家的行政管理机构中，让这些贤明人才发挥自己的才能服务于国家，服务于人民。两千多年前的孔孟提出的儒家思想就是提倡“举贤才”来治理国家，让有德有才的人来进行国家的行政管理。传统文化中还提倡儒家的仁政思想，治理人民群众要合理利用道德和法制来管理人民群众，让人民处于一种德、法结合的社会，在这个环境下约束自己的行为，树立正确的人格。传统文化管理人民的背景同样适用于今天中国的行政管理中，也为中国的行政管理提供了文化依据。借古通今是完善现代中国行政管理的有效途径，当代中国的行政管理更应德、法相结合，在社会树立一个充满正确价值观的大环境，让人民群众自律，有正确的价值观。同时行政管理也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法制，制度性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保护人民的权益，最大化有利于实现民主国家。

5、传统文化在行政管理中的负面遗留

传统文化中也存在一些客观问题，比如重形式，轻效率；重权利，轻人民；重等级，轻民主；在现代中国行政管理中这些情况屡见不鲜，新闻报道的钓鱼执法、、效率低下、营私舞弊等。这些传统文化负面的遗留都与中国现代行政管理相悖，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要摒弃这些，学习传统文化中好的方面，提倡德政，让人民生活在一个和谐的社会之中，更好地发挥行政机构的效能，才是社会进步与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有效途径。中国是世界的一员，要时刻紧跟世界的变化，同时也要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寻找自己的发展方向，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保持快速稳定的发展。

三、结束语

行政文化篇4

当人们理性考察完备的行政法律规范的内容，并包括了成熟的形式时，在行政立法中，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不仅独立存在，各自发挥着相互不可替代的功能，而且行政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在实体规范与程序规范的分配上遵循着其固有的、并正被人们认识的规则：即在行政实体规范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分配中，行政主体的权利（力）多，而相对实体义务少；行政相对人则实体义务多而相对实体权利少。在行政法程序规范双方当事人权利与义务的分配中恰恰相反，行政主体承担程序义务多，而享有程序权利少；行政相对人却享有尽可能多的程序权利，而较少承担程序义务。行政法律规范就这样在规则支配下精致地权衡、公允地分配着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在实体权利义务与程序权利义务的统一中最终兑现了法的平等。

研究各国（地区）行政法法典化的进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行政法法典化不仅比刑法典、民法典甚至成文宪法要晚百余年，而且难度也大得多。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行政法涉及权力的法律控制，影响国家权威；二是国家管理事务的庞杂与变化性加大了规范进程的难度。总之，人类设定自律性规范比认识掌握自然法则要困难，特别是制定直接约束权力的规范比划分权力的规范还要艰难。

第二，各国对行政法法典化的探索始于大陆法系国家，是从实体法规范开始的，受阻后转向一般手续法规范的制定。20世纪中期以美国为代表的《行政程序》（APA）颁行，标志着行政法法典化取得了初步阶段性成功。美国的APA开行政程序司法化的先河，解决了当事人参与、政务公开，特别是切实有效地找到了事前与事中监督行政规章制定行为、行政裁决行为的具体方式与制定，即听证、公开的程序制度。这些创新制度成果是人类共有的法律文化的宝贵财富，尤其值得坚持人民监督理论的社会主义国家汲取。多年来，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人民参与管理、人民监督公仆的理想和愿望缺少制度的保证，而在美国人民斗争中逐步完善的公开、听证等程序制度，很好地保障了行政相对人实体的参与权、监督权以及对人身权、财产权予以保护并及时补救权利的实现。因此，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学习。

第三，大陆法系国家以奥地利、德国、荷兰为代表，在不同时期的行政法法典化的探索中，都保留实体规范必不可少的那部分内容；三国立法者与学者始终不放弃在对行政程序规范研究拟定的同时，努力推进实体法规范的法典化进程；一贯保持着法典化必须是程序规范与实体规范在同一法中规定，不可能截然分开的理性认知。

第四，各国（地区）经百余年的艰辛探索，逐步认识到：行政法律规范和民、刑法规范一样，分为程序性规范与实体性规范，这是法的共性。同时各国行政法学界也发现：行政法规范不只限于诉讼阶段的程序规范，行政程序性规范相对独立地贯穿于行政管理活动的全过程；它与管理过程中各环节的实体规范相辅相成，共存于同一法律规范之中。紧接着人们又进一步认识到，行政法律规范中的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不仅是相对独立，程序权利与义务和实体权利（力）与义务各自发挥不同的功能，而且不能彼此取代。这种认识上的飞跃推动了行政法法典化的进程并获得了行政程序立法法典化的阶段性成果。然而这种突破和推进从负面也给行政法学界带来了认识上的某种新的偏颇，即只注重程序的法典化而忽略了实体的规范化与法典化，甚至某些人误认为行政法法典化只是行政程序法典化，即如美国已经完成的APA那样。

第五，行政法法典化不仅必要，而且可能，但它的最终完成是十分艰巨的。各国（地区）的立法表明，程序规范的统一立法（事实上也只能是部分行政行为的主要程序的立法汇集编纂）比实体规范容易些，但实体规范的法典化的尝试也有立法例。可见各国（地区）立法实践有侧重实体与侧重程序之分（尚不见纯粹的程序立法），但哪种模式的探索也不可能只立实体法或只规范程序规则，而是两者兼而有之。21世纪人们的研究与立法实务要充分认识两类规范的互动功能与相互联系；掌握行政法程序规范与实体规范中权利（力）与义务分配的规律与规则。事实上，即使称为程序法典的，其中也离不开实体规范，而且尚有多部单行实体规范相互补充才能运作。

行政文化篇5

行政国家的主要标志是：

（一）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大量增加。以美国、英国和我国为例：美国在建国之初，

联邦政府仅设3个部，行政人员为4479人，与美国当时总人口的比例为1∶1100.到本世纪，联邦行政部门发展到70多个（10多个部，60多个独立管理机构）行政人员增加到3，111，912（1991年统计数），与美国总人口的比例为1∶80.英国在19世纪前期，中央政府仅设6个部，行政人员22，000人，与当时英国总人口的比例为1∶740.到本世纪60年代，中央政府的部发展到24个，行政人员增加到827，000人，与英国总人口的比例为1∶69.我国在封建时代，中央政府通常设10来个部门（如唐朝的3省6部等），行政人员与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汉1∶7945；唐1∶3927；明1∶2900；清1∶911.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最初设35个部委级机构，54年增加到64个，行政人员与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1∶297；80年代初期，中央政府部委级机构曾增加到100个，90年代中期，纯行政人员已达1042万，加上其他吃“皇粮”的人员则达3576万，与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1∶29.

（二）行政职能大为扩张。在19世纪以前，国家行政职能通常限于国防、社会治安、税收和外交等寥寥数项。而进入20世纪以后，行政职能大为扩张。国家行政新涉及的领域主要计有：（1）干预经济，对经济进行调控；（2）管理国内、国际贸易，国内国际金融；（3）举办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4）管理教育、文化和医疗卫生；（5）保护知识产权；（6）保护、开化和利用资源；（7）控制环境污染和改善生活、生态环境；（8）监控产品质量和保护消费者权益；（9）管理城市规划和乡镇建设；（10）直接组织大型工程建设和经营、管理国有企业；等等。

（三）行政权力大为膨胀。行政权的膨胀首先表现在行政机关对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控制方面，如行政许可和审批制度。19世纪以前，行政许可和审批很少适用，即使适用，也只限于几个特别行业。而到本世纪，各国适用行政许可和审批的行业通常达几十，甚至几百种，大至航空、航天、广播、电视，小至儿童玩具，人们日常生活的油、盐、酱；醋、茶等。除行政许可和审批权外，行政机关的行政征收、行政给付、行政调查、行政强制、行政处罚权同样大为扩张。不仅如此，在本世纪，行政权已不仅仅在执法领域膨胀，而且大举侵入到立法和司法领域。在立法方面，行政机关制定的法规和规章的数量已大超过议会立法的数量（通常为议会立法数量的10至20倍）；就是议会通过的法律，其法案的70％以上也是由行政机关提交的。在司法方面，行政机关在其系统内设立行政裁判所或行政法官，裁决商标、专利、医疗事故、交通事故、土地、森林、水、矿产资源等各种各样的争议、纠纷。

（四）行政自由裁量权大为增长。在19世纪以前，西方国家一般均奉行“无法律即无行政”的原则，行政机关很少有“便宜行事”的自由裁量权。但到20世纪，特别是二战以后，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迅速增长，议会对行政的授权很少限制，许多授权是漫无边际的。议会授权经常使用的表述是：“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作出某种行为；或者行政机关“认为必要时”，可作出某种行为，等等。行政机关根据这种广泛的授权，几乎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想怎么干就可以怎么干。

行政国家的成因

行政国家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其最重要的原因有下述五项：

（一）经济的迅速发展。20世纪，西方国家的经济较19世纪有了迅速，甚至迅猛

的发展。经济的迅速、迅猛发展导致了私人对“公共产品”（如公共交通、市政建设、社会保险、环境保护、市场秩序、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调整各种经济关系的规则等有形或无形产品）的大量需求。而这些“公共产品”是很难由私人提供的，于是政府的职能和权力籍此膨胀。

（二）科技的发达和进步。科技的发达和进步既是促成20世纪经济迅速、迅猛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它本身又导致了两个结果：其一是立法权和司法权逐渐旁落行政机关。因为有关立法事项和有关民事、行政案件越来越多地涉及科学技术，而议会的议员、法院的法官往往缺乏对相应事项、相应案件的专门知识、专门经验和专门技能，故不得不越来越多地授权行政机关行使准立法和准司法职能。其二是科技的发达和进步同时提出了对之加强管理的需要，如知识产权的保护、知识产权的交易规则、知识产权争议的处理，等等。这些都是“公共产品”，一般只能由政府生产和提供。

（三）议会民主的衰落和普通司法单轨制对现代社会的不适应。19世纪以后，由于政党制度的日益发展和多数党内阁对议会的控制，议会民主日渐衰落。议员们在竞选时，往往给予人民种种许诺，但一旦被选上进入议会后，即一切从党派利益出发，完全置人民利益于脑后。议会由于通常为执政党占多数席位，故受制于执政党内阁，议会对政府的监督成为徒具形式。至于法院，本来是行政权的一大制约。但自从法国等欧洲大陆国家建立行政法院，实行司法双轨制以后，普通法院对行政的制约功能大为削弱；由于现代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英美国家的司法单轨制到20世纪也难以为继，加之普通司法程序繁琐，效率低下，司法权越来越多地向行政转移。虽然英美国家的普通司法还保留着对行政司法的最终审查权，但因过多地考虑行政的政策性、技术性等，往往放宽审查标准，使行政更无所顾忌地自由裁量。

（四）帕金森定律的作用。根据帕金森定律，行政机构有一种自我膨胀的内在动力。首先，一般行政官员都有一种增加下属，扩大权力，以提高其所在机构级别和本身职务级别的本能的欲望；其次，一个官员找下属，往往愿意找两个，而不希望只找一个，使之能互相制约。而下属在工作多了需增加编制时，往往不愿意增加一个同事，而希望上级给他配备下属，并且是希望配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下属；第三，下属多了，工作人员多了，工作量可能更为增加：需要有人搞人事，需要有人搞后勤，工作要层层请示，文件要一个一个部门会签，各种各样的关系需要协调，等等；第四，各部门为其增人扩编制造理由和根据，还会源源不断地开拓出新的工作、新的事务来。这就是所谓“帕金森定律”。为了证实这一定律，有关研究人员考察了英国海军部的机构和人员在本世纪前期的发展情况。英国海军部1914年有行政人员2，000人，当时其所管辖对象为：海军官兵及海军基地工人、办事人员共206，249人，比例为1∶103；到1928年，海军总人员编制缩减为166，997人，而海军部行政人员却反而增加到3，569人，比例为1∶47.研究人员再分析导致这种管理对象减少，管理人员增多现象的具体原因时，完全证实了帕金森定律。

行政国家的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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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行政国家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产物，是社会对“公共产品”需求大量增加后，人们为满足此种需求而自觉或不自觉制造出来的一种奇特之物。此种奇特之物一经制造出来，确实给人们神奇地生产和提供了各种各样所需要的“公共产品”，但是，其在生产和提供“公共产品”的同时，也魔术般地生产出各种各样人们所不愿看到的副产品。而且，行政国家的副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发展，以致于其有完全演变成一个社会毒瘤的趋势。这种现象即为行政国家的异化，其主要表现在下述五个方面：

（一）对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威胁。在现代复杂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人们为了保障民主、自由、人权，必须确立和维护相对稳定的秩序。而要确立和维护秩序，就必须有强有力的行政权，行政国家正是社会对这种强有力的行政权的需要的产物。然而，行政权过于强大，如果没有同样强有力的控制机制，它又必然形成对民主、自由、人权的威胁：使议会徒具形式，使法院听命于政府，使人民（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对行政官员心存畏惧。

（二）腐败和滥用权力。行政权本来是人们为获取“公共产品”而设置的，但是当其异化以后，它即在为公众提供“公共产品”的幌子下，大肆为掌握和行使其权力的人提供“私人产品”。。掌握和行使权力的人运用权力为他们自己谋取金钱、财物，甚至美色（所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他们本来是人民的“公仆”，但却以权力把自己塑造成“主人”，将行政相对人作为自己任意驱使的对象，他们可以对相对人乱罚款、乱摊派、乱集资、乱定规章制度、乱发号施令，相对人若不服从，他们即对之予以强制或制裁，甚至实施肉体和精神折磨。行政权的滥用和腐败，有时可以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三）和效率低下。在行政国家的条件下，由于帕金森定律的作用，行政人员增加，行政机构膨胀。按照一般规律，人多应该是好办事，多办事，但是异化的规律却是“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机构之间、办事人员之间互相推诿、互相扯皮。本来是一个衙门能办的事，相对人要找几十个衙门，拜几十尊菩萨，盖几十个图章，更不要说这些衙门门难进，事难办，这些菩萨脸难看，话难听了。

（四）人、财、物资源的大量浪费。行政权的行使必须有相应的成本付出，这是自然的、正常的。但是当行政国家异化现象出现以后，行政权行使的成本会成倍地增加，以至导致人力、财力、物力资源的大量浪费。很多优秀人才的精力、才华并非用于事业，而是用于处理机关之间人与人的各种复杂关系；国家财政税收的大部分不是用于经济文化建设，而是用于几百上千万公职人员的“皇粮”开支（所谓“吃饭财政”）。除了正常的“皇粮”开支外，一些公仆坐超标车，住超标房和在宾馆饭店山吃海喝造成的浪费恐怕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五）人的生存能力和创造能力的退化。行政国家往往与计划经济制度和福利国家制度相联系。实践证明，计划经济和福利国家均不利于培养和激励人的竞争精神和创新能力。在一切都有国家保障的条件下，人们会逐渐养成依赖，甚至懒惰的品质，其生存能力会逐渐退化，以至经不住人生道路上的任何风浪打击。在行政国家的条件下，政府可能本是好心地为国民考虑一切，提供一切，但最终反而害了国民，最后还会使国家衰败。这是行政国家异化的另外一种表现。

走出行政国家

行政国家的产生，既有历史必然的因素，又有人为的因素。人制造行政国家，本来是为人的发展创造条件，但是，在其运作过程中，它却一步一步演变成阻碍人的发展，甚至摧残人的魔域。人类必须走出这个魔域，否则，就不仅不能发展，而且有自我毁灭的危险。然而，人类怎么走出行政国家，避免行政国家异化给人类带来的种种祸害呢？最佳的办法自然是废除行政权，废除国家。但是人类在现有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还离不开行政权，离不开国家。在国际共运史上，有人曾建立过没有国家，没有政府的巴黎公社，然而仅存在几十天时间就失败了。我国在中，一些人曾在一定范围内鼓吹，甚至实行过无政府主义，但这不仅没有给人民创造自由发展的条件，反而导致了人的自由、权利受践踏的悲剧。可见，人类走出行政国家，必须一步一步地走出，而不能一步废除行政权，废除国家。根据现有的经验，人类从行政国家走出的基本途径是：限制行政权；控制行政权；转化行政权；以至最终使行政权消失，使国家消亡。

（一）转变和缩减政府职能，限制行政权。当社会进入到行政国家阶段，人们在尝到了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某些甜头后，往往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政府无所不能，什么都能做，什么都能做好。于是，什么事都让政府做，政府什么事都做，政府不仅进行管理，而且从事生产和经营，不仅宏观调控，而且微观干预。这样就导致了行政职能和行政权的膨胀。现在要走出行政国家，首先就要转变和缩减政府职能，让政府少管“闲事”。现在政府管的许多事情本来是政府完全没有必要介入，没有必要管的“闲事”，这些事如果让“看不见的手”去调节，会比政府管理更有效，而且可以避免腐败和人力、物力、财力的大量耗费。

（二）规范行政行为，控制行政权。行政权必须限制、削减，但是在相当相当长的一

个历史时期内不可能取消、废除。因此，人们走出行政国家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规范行政权的行使，控制行政权。控制行政权包括事前控制、事中控制和事后控制。所谓事前控制，是指法律在事前为行政权的行使规定一套实体准则，如行为条件、范围、幅度等，以控制行政权运作的前提和标准；所谓事中控制，是指法律为行政权的行使规定一套公开、公正、公平的程序，如告知、听证、说明理由、职能分离、回避、不单方接触等，以控制行政权运作的过程；所谓事后控制，是指法律对行政权的行使规定一套事后监督机制，如行政监察、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以控制行政权运作的结果。

行政文化篇6

关键词  文化  行政文化  政治文化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当代行政学的重建和发展,行政文化作为一个外来的研究术语也被一同引入到行政研究的工作中。现在,行政文化研究已经成为我国当代公共行政研究的重要领域。不过作为一种学术研究领域,它还处在一个探索发展阶段,对其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甚至行政文化的概念都还没有形成一致的认识。这无疑对行政文化研究的深入带来极大的困惑。本文针对目前行政文化概念的不一致认识,试图对行政文化的概念进行界定。

    一、行政文化概念的提出

    (一)文化―行政,当代行政学研究的新视野。早期行政理论和现代行政理论都是建立在传统实证主义方法基础之上的,在这种方法指导下,行政学理论尽管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其局限。70年代以后,这些思想受到了批判,胡格韦尔特在分析里格斯的行政生态理论后尖锐地指出:行政生态理论“象所有功能主义有关现代化的理论一样是有缺陷的。这是因为功能主义者忽视了把发达的世界和欠发达的世界之间历史的和当代的结构关系考虑在内”。这一缺陷“造成了特殊的不良后果[1]”。在这里,胡格韦尔特所批评的缺陷也就是缺乏具体对应的、实在的具体环境。行政不仅与环境相关,而且是特定条件下的特定环境,对任何行政的分析必须建立在其所赖以存在的特定环境基础之上。

    而要研究特定的、具体的环境下的行政问题,就必然地与文化联系在一起。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正是文化高度体现了一个社会、民族所特有的那种特殊意义,也正是特殊性的影响才使得行政研究的具体化要求显得格外强烈。当代西方管理学者也都强调:“管理不仅是一门学问,还是一种文化,即有它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工具和语言的一种文化。”至此,文化与行政的问题就成为当代行政学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行政文化也正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被提出的。从此,文化作为一个新的角度,为行政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空间,也提供了一个更为科学恰当的分析行政的方法。

    (二)政治文化概念的诞生,是行政文化引起世人关注的逻辑原因。我们知道,行政学是从政治学分出来的一门学科,自从威尔逊的《行政学研究》以来,行政作为“国家意志的执行”才彻底独立出来。但是,在研究行政学的同时不能完全撇开政治学,它始终都是受政治的影响的。概括地说,就相对而言,行政与政治关系紧密;就被包含而言,行政与政治不可分割。因而,在阿尔蒙德的“政治文化”概念提出以后,行政文化也相应地引起人们的关注。

    二、目前我国关于行政文化概念的各种认识

    行政文化不论是作为一门学科还是一种研究行政学的方法论,在我国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但是究竟行政文化是什么这一概念性的问题学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人们对行政文化概念的概念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第一种观点是从行政文化的主体界定的,台湾着名学者张金鉴认为“行政文化是政府官吏和公务人员所应共同信守的行为模式、生活方式、人群关系及价值观念[2]”。这种观点揭示了作为行政主体的政府官吏和公务人员所表现的环境主体的行政文化,不过对于行政文化的内涵却没有明确的指出来。

行政文化篇7

关键词：行政文化；内涵；现状；改进建议

1行政文化的概念分析

关于行政文化概念的界定，当前学者们尚未达成共识，尚未形成相对集中的论域范围。总结归纳大概为三类，分别是广义、中义和狭义的行政文化。持广义观点的学者从广义的文化（指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角度出发，认为行政文化是指“由国家行政组织的物质设施、组织制度和行政组织及人员所应共同具有的思想、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心理状态、行为标准、生活方式等所整合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模式”，把行政组织机构、物质设施等纳入行政文化的范畴。持中义观点的学者认为文化包括制度和精神层面，认为“行政文化一般是指行政活动过程中，影响甚至决定行政参与者行为的一系列行政思想、行政意识、行政理念、行政心理、行政习惯、行政规则等……”。

2从行政文化的内涵角度反思我国法律、制度及政策中的行政文化现状

（1）重公务员基本业务素质，轻公务员行政意识和观念。目前国家公务员考试主要考查基本行政职业能力，缺乏行政意识和观念的考查。行政意识和观念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由于公务员职业的特性，没有正确的行政意识和观念很容易产生权力的异化，构建现代行政文化需继续完善公务员考试制度。

（2）“引咎辞职”尚未制度化，内化为行政道德任重道远。基于权责对等，《公务员法》中新增领导干部引咎辞职的规定。引咎辞职，是指公务员对其没有做好的工作（不作为）而造成的损失和负面影响，主动承担责任的一种自责行为。“引咎”出自承担责任的自觉，是主动请辞行为，是“官德”体现。但目前我国引咎辞职规定还未形成制度，许多政府官员失职后并不愿主动承担责任，反而借口推脱。

（3）“潜规则”尚存，法制缺位，良好行政规范形成受阻。“潜规则”相对于正式规则而言，指没有由国家权力机关制定颁布的但在现实社会中，在人们内心中实际潜在，并在人们的实际行为中利益往来中大行其道的非正式规则。“潜规则”是传统宗法族制、官僚政治以隐性的方式积淀在行政人员心头的处事规则，是一种“经济人”理性下的行政文化，追求个人利益。目前，我国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潜规则”的影响，致使法律制度事实上归于形式，阻碍现代行政规范的形成。

（4）行政执法僵硬呆板，不利于形成正确的行政价值观。严格依法行政导致许多行政人员只唯“法”，不唯“实”。这里所指“法”是指法律条文，而“实”则是指法的价值。正确的行政价值观不仅要行政人员按照法律规定办事，当遇到某些法律条文规定与法的价值冲突时，还必须能够凭借正确的行政价值观进行辩证推理，从而真正实现依法行政。如，交警对于闯红灯为抢救生命的司机的处理，就是对法律秩序和正义进行价值判断。

（5）应急“”局限不容忽视，制约良好行政心理的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规定：监察机关有权“责令有违反行政纪律嫌疑的人员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对调查事项涉及的问题做出解释和说明。10几年来，“”的实施，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其自身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如限制严格、范围局限，缺乏强制力，易导致违法事件与承担法律后果失衡等。领导干部和行政人员容易钻空子，避重就轻，逃避责任，难以有效抑制腐败现象，不利于形成良好的行政心理。

3改变现状、构建现代行政文化的建议

3.1提高“官纪”，从行政伦理角度构建现代行政文化

行政伦理是行政人员在行政管理活动中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它是维持行政管理活动参与者之间合理、正当关系的原则和规范。怀特的行政伦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行政官员风纪——即他所谓的“官纪”问题的研究上。他指出：“官纪者，乃表现于行政人员热望、忠诚、合作、竭力负责及以服务为荣之精神也。”

3.2辩证的对待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加以巩固和创新

要构建现代行政文化，对传统文化不能全盘否定，而应该批判的吸收。对传统文化的扬弃不能简单的一分为二，而应该以完整、发展的观点作客观具体分析。比如，儒家文化中的忠孝伦理思想、强调集体主义、富有人情味的人际关系等要素，很多学者认为是不适应现代要求的消极因子。

但在同样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日本、韩国却应用巧妙，独具特色。在构建现代行政文化的过程中，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吸收非常重要，传统文化的积淀、传承和创新是行政文化塑造的根本，而外来文行政文化的的融合需要更加漫长的历程。

3.3继续推行政府机构改革，从结构上影响行政行为，构建现代行政文化

上世纪60年代，麻省理工学院的史隆管理学院（SloanSchoolofManagement）第一次开发完成一个叫做“啤酒游戏”（beergame）的模拟，参加者只须做一项决策。经过对“啤酒游戏”的结果反思得出：结构影响行为，不同的人处于相同的结构中，倾向于产生性质类似的结果。当问题发生或绩效无法达成的时候，通常我们会怪罪于某些人或某些事情。然而我们的问题和危机，却常常是我们由所处系统中的结构造成的，而不是由于外部的力量或个人的错误。因此，继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现代行政文化，规范行政人员的行为。

3.4改善行政组织和人员的心智模式，建立学习型组织推动现代行政文化的构建

在行政管理的过程中，许多好的构想往往未有机会付诸实施；而许多具体而微的见解也常常无法切入运作中的政策；也许组织中有过小规模的尝试成果，每个人都非常满意，但始终无法全面地将此成果继续推展。研究发现，这根源于“心智模式”。所谓心智模式，是根深蒂固于心中，影响我们如何了解世界，如何采取行动的许多假设、成见或者图像、印象。心智模式常常无形当中指导着组织和人员的行为。对于优良的心智模式加以巩固，但是对于不好的心智模式就要加以改善。心智模式虽然是根深蒂固的，但不是不可改变的。

确定行政组织核心价值观，建立共同愿景，面向现实、面向未来构建现代行政文化。

核心价值本是一个舶来品，出自于1994年柯林斯和波拉斯发表的《基业长青》。一般认为，核心价值是指一个组织的最基本和持久的信念，具有内在性，被组织内的成员所看重，独立于环境、竞争要求和管理时尚，一般3-5条。而共同愿景，是组织全体衷心共有的目标，价值观与使命。在一定程度上，两者都是组织成员之于组织的共同奋斗精神和目标。核心价值观与共同愿景的确立和认同，对组织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如，中国移动的核心价值观是“正德厚生，臻于至善。”（语出《尚书•大禹谟》、《大学》）。“正德厚生，臻于至善”要求移动人以人为本打造以“正身之德”承担责任的团队，要求移动人成为以“厚民之生”兼济天下、承担社会责任的优秀企业公民，要求移动人培养精益求精、不断进取的气质，锻造勇于挑战自我，敢于超越自我的精神。从而造就我国通信行业的龙头老大。济南钢铁是中国钢铁行业中的一匹“黑马”，在短短的十几年中，一跃成为中国钢铁行业的骄子，钢产量突破千万吨级大关，跻身中国钢铁行业前列，无不得益于其核心价值观（可尊，可信，共创，共赢）。因此，借鉴企业成功文化经验，构建现代行政文化也是一个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刘怡昌.中国行政科学发展［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6.

［2］门泉东.行政文化改造的意义［J］.理论界，1989，（6）：14-16.

行政文化篇8

汉代行政构架有一种“简单的美”。在谈及中国古代地方政治得失时，钱穆先生曾提出一个重要判断标准，即“管官的官多，管民的官少”，还是与此相反。在他看来，古代最理想的行政构架是汉代，只有朝廷（中央）、郡（省）和县三级。府、州以上都是管官的官，县官是管民的官。“汉郡多至一百以上”，“一个县政府，也往往有属吏几百人的大规模”，主要的行政资源集聚在地方，所以汉代是“管官的官少，管民的官多”的杰出代表。但这种地方政治架构，从宋代开始就变得不理想，明清以降更是每况愈下。

以明代为例，地方行政由汉代的两级变成了四级，“一省分成三个司：一个布政使司，一个按察使司，一个都指挥使司。前两个藩臬二司，又再分许多分守分巡的司。这许多官下面，才是府、州和县”。“三司”是管行政的承宣布政使、管司法的提刑按察使和管军事的都指挥使。其下是由“分司”分派到地方去的官员（如出自布政使的参政、参议，出自按察使的副使佥事），然后是府和州，最后才是县。由于层级增加和冗员繁杂，结果是基层政权不堪“一层一层的由上面加下来的高压”，这就彻底解构了汉代行政构架的“简单的美”，极大地提升了我国古代国家的行政成本。

汉魏六朝行政构架之所以会形成“简单的美”，与两汉时期重实际实用的主流民族文化精神密切相关。柳怡徵反复强调说：“盖古之学者以学为文，未尝以文为学。汉魏而下，而文章之术盛”。他还指出：“学者之务实用，不独精于算数、创制奇器已也，其于规天法地之事，亦时时推陈出新，以其致用。”精于算数的代表是祖冲之，创制奇器的代表如扶风人马钧“作翻车”，改造诸葛亮的连弩等。重视实用和实际，使两汉文化具有浓郁的行政文化色彩。

顾炎武《日知录》曾盛赞东汉士风。今人缪钺在《与郭洽周论东汉史事》中也慨叹：“士气东京美，千秋未可逢。”其代表人物如党锢之祸中的陈蕃、李膺、范滂等，据《后汉书党锢列传》记载：“李膺振拔险之中，蕴义生风，以鼓动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势，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慨，波荡而从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顾，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壮矣哉！”这些被后世讥为“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的书生，在紧要关头能做到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与汉代推崇儒学的行政文化生态密切相关。

首先，推崇儒学的行政文化生态，极大地提高了整个社会特别是士阶层的道德素质和伦理水平。两汉经师在当时很有人缘。在清人唐晏的《两汉三国学案》中，我们经常会碰到“门徒尝数百人”这个句子。这不仅印证了孔子所谓“德不孤，必有邻”，同时也为汉代行政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生态和社会氛围。

其次，在伦理环境中训练和养成的文化主体，绝不同于西方的“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而是可以干实事，具有坚忍不拔的主体自由意志和实践理性能力的，同时也不乏真正的国之栋梁。如刘昆，“迁弘农太守，先是崤、函驿道多虎灾，行旅不通。昆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负子渡河”。

由于崇高的伦理主体和经世致用的学术相结合，汉代儒生成为汉代士大夫学习、模仿和歌颂的对象，这是汉代文化在行政主体建设上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汉代文章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它确定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评价标准。与老庄及中西现代的审美观不同，这个评价标准的核心是“崇实”、“致用”的儒家文论观。曹丕有“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之说，这与秦汉文章主要是政府公文或主要用于政治事务密切相关，同时也成为评价古代文章的主流典范或尺度。后来王世贞也说：“西京之文实，东京之文弱，犹未离实也。六朝之文浮，离实矣。唐之文庸，犹未离浮也。宋之文陋，离浮矣，愈下矣。元无文。”尽管这种评判标准可能有损于艺术审美，但对政府公文或文风，无疑是一个极好的范式和样板。

汉代文章是行政公文的杰出代表，如贾谊《过秦论》：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如晁错《论贵粟疏》：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

以后，如海瑞的《治安疏》，张居正的《陈六事疏》，都继承了这个传统，充分发挥了文章对中国古代政治和社会特有的矫正时弊、固本培元的作用。现代学者刘师培解读中国文化多偏颇之词，但对《史记》却有一探骊得珠的评价：“《史记》……《货殖传》所言，戒人君之重取民财也。《蒙恬传》所言，戒人君之轻用民力也。重取民财、轻用民力为君主专制之二大原因，故史公戒之。”

行政文化篇9

一、年主要工作

（一）效能政府四项制度创建

1．认真搞好行政绩效管理制度的落实。按照通知要求，我局认真梳理涉及州政府投资重大项目和年度重要工作并报送了2个涉及资金327万元的建设项目的行政绩效管理制度考核表；初步建立起了一整套项目、经费必审、督查和跟踪制度。

2．控制各类公务活动经费开支。严格限制接待标准、规格，严禁超标准接待，局机关所有公务活动须经局主要领导同意，实行一支笔审批制度。局党组要求各单位严格执行财经纪律，严格执行行政成本控制各项制度，切实降低单位行政运行成本。

3．进一步加大行政行为监督力度。按照《州推行行政行为监督制度工作方案》，我们把制度的内容具体化、明细化，制定了《州文化局关键岗位和重点环节行政行为监督登记表》、《州文化局行政行为监督登记表》和《州文化局个人行为监督承诺表》，向社会作出了郑重承诺，在政府网站及时进行了公示，并及时上报州监察局备案，主动接受社会和有关部门的监督。

4．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提高行政能力。一是局机关进一步严格了周五半天学习制度，进一步规范了机关学习活动。二是制定了学习型机关培训专题计划，明确年度重点培训计划9个专题，目前全部实施完成。三是制定并印发了《州文化局量化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方案》，启动了州级文化行政部门行政处罚权规范工作。四是实施重点工作目标倒逼管理，选取全州“农家书屋”建设和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2项工作作为实施目标倒逼管理的重点工作项目，成效明显。

（二）创先争优活动

按照州委的统一部署，州文化系统创先争优活动于5月份全面启动。文化系统开展创优争优活动，从部门业务实际，以文化服务为出发点，在活动中，局党组讲求实效，各项工作扎实推进，落到了实处，为不断创造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服务人民群众，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打开了新局面。

（三）“学习《廉政准则》、规范从政行为、促进科学发展”主题教育活动

根据州纪委的统一部署，我局6月份起在文化系统开展了“学习《廉政准则》、规范从政行为、促进科学发展”主题教育活动，全面实施了学习宣传、对照检查、整章建制三个阶段工作，全局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和廉政建设成效显著，服务于大局和文化工作的作用明显增强。在活动中，我局进一步完善了财务财产管理制度、票据管理制度、公物采购制度等制度，支出比去年同期大幅度下降；认真清理了行政审批项目，严格规范文化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行为，严格按照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依法行政；建立了干部离任经济责任审计机制，局机关对一般干部的调动也进行财务财产检查，明确了经济责任，严肃了财经纪律；严格履行职责，层层落实任务，实行责任追究制度；积极完善信息公开制度、透明管理，主动接受群众监督。通过整个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升华了文化系统党员干部的思想，切实把《廉政准则》内化为观念，外化为行为，进一步巩固深化了学习效果。

（四）文化惠民工程

文化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奋进的号角。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就是要通过一批具体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项目，将健康向上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今年以来，我局进一步整合资源，开展送文艺下乡、农家书屋建设等文化惠民工程，让人民群众共享文化成果。

1．开展文艺服务。开展“送文艺下乡”和礼仪性接待等各类文艺演出活动276场，编创音乐、舞蹈作品33个，演出节目182个，服务群众169000多人次。

2．建设农家书屋。今年以来，完成142个农家书屋，价值284万元的图书配送工作；根据省新闻出版局的通知精神及全州农家书屋工程建设进展情况，制定了年覆盖全州所有行政村和社区的计划，现已完成今年计划实施的225个行政村（社区）的农家书屋建设部份前期准备工作。

3．推进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督促落实我州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15个站点的前期准备工作，目前已经完成1个州级分中心、1个县级支中心、13个乡镇站点的安装调试，10月份全部投入使用。其余六库镇等4个乡镇站点的设备已经落实，可望于年底前投入运行。

4．公共图书服务。全年全州各级公益图书单位过刊整理、排序、装裱、分编、上架图书报纸247种，25508册；收集地方文献52种；提供图书借阅48155册次，接待读者44713人次，提供咨询服务160人次，电子阅览室服务读者12700人次；开展图书下乡活动4次和图书宣传活动1次，服务群众2800多人次；为乡镇基层配送图书3383册、近400盘知识讲座及电影等光盘，赠送基层单位图书274册。

5．文物单位免费开放。片马纪念馆和驼峰航线纪念馆在经费困难的情况下，突出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服务特色，坚持免费开放，一年来累计接待国内外参观人员20513人次。

（五）群众文化

全州文化工作者坚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从群众的实际需要出发，把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作为第一工作目标，大力繁荣群众文化。

1．狠抓少儿文艺辅导。举办了寒暑假少儿美术、电子琴、舞蹈培训班各1期（总第18、19期），培训学员37名。在教学中我们融入各民族的文艺元素，让学员在学习中感受各民族的舞蹈、音乐韵律，为今后的民族文艺事业培育潜在的有潜力的幼苗。并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取得了社会和家长的一致好评。

2．活跃群众文化生活。今年以来我们通过文艺晚会、群体文体活动等系列文化活动，营造全社会欢乐、热烈、融洽的文化氛围。一是结合地方实际，开展了“澡堂会”、“尚旺旅游文化节”、白族“二月会”、怒族“乃仍节”、普米族“吾昔节”等民族群体性节庆文化活动；二是成功举办（策划、组织实施）了“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8周年”、6.26禁毒日《为了这一片净土》、《峡谷花朵》和《最美夕阳红》等专场文艺晚会；三是于3月份结合农家书屋工程的实施，在全州范围开展以“我的书屋，我的家”主题的讲演比赛活动，选送了3名选手参加了全省比赛，获3个奖项，进一步推动了全民阅读活动的深入开展；四是长期坚持开展灯光、音响服务工作，全年服务达87场次。

3．开展广场群众性文辅工作。一是编创了一套规范化民族舞和健美操进入社区普及辅导；二是组织业务骨干，精心编创了我州主体民族的广场舞蹈6套及健身操3套，准备下一步向全州各乡镇进行推广。全州群文工作者长期深入机关、校园、军营、社区等进行文艺辅导，年内共下基层辅导158多人次，执排63个歌舞节目，切实丰富了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

4．进行对外群文交流活动，宣传文化。8月创作民族健身操《舞动傈僳》参加云南省第2届少数民族健身操比赛，获得银奖；10月份，执排《彩虹》参加全国第2届老年时装大赛，获得银奖。

（六）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1．乡镇文化站建设。积极做好我州第二批6个乡镇文化站建设，目前除江乡文化站由江管委会负责实施外，其它5个文化站均已竣工并通过验收；10月份，第三批2个乡镇乡镇文化站建设项目得到落实，并开工建设；为乡镇文化站、村文艺队解决文化文艺活动设备，共发放给9个乡镇、8个农村业余文艺队摄像机、照相机、音响、电视机、办公桌椅等价值45万元的设备；表彰了长期活跃在基层的4支民间文艺队，并以以奖代补的方式，为他们配发了音响设备。

2．积极争取文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是根据“桥头堡”建设文化交流合作重点建设会议精神，结合实际，编制了《州“桥头堡”建设文化交流合作重点建设申报项目书》；二是实施年村级文化体育活动广场建设试点工程，与州财政局、州体育局联合上报了我州年试点共12个村的农村文化体育广场建设方案；三是加强了与州发改委的沟通联系，及时编制我州申报国家“十二五”州级三馆建设项目申报书，将州民族博物馆、州文化馆、州图书馆的新建与改扩建列入州发改委和我局“十二五”规划的重点内容；积极争取条件，先后向省文化厅申报了项目，使我州78个村级和社区文化活动室有望在年内得到省厅在资金方面的支持。

3．加强文物工作资金及硬件配置。一是争取项目经费维修了杨玉科家祠建筑群；二是落实了经费和数据库专用设备，为我州实施馆藏文物数据库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是向省财政厅、省文物局争取了30万元的设备购置经费经费，购置文物普查专用车辆一台，改善了文物普查中存在的出行难的问题；四是争取科普教育能力提升项目经费，提升了片马抗英纪念馆科普教育功能。

4．推进文化工作队伍素质提升工程。一是组织了1期培训班，就音响使用技术，照相、摄像，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及农民素质教育网络，农村广场文化，乡镇文化市场管理、文物管理和新闻写作等知识，培训县、乡、村文化业务骨干60人；二是根据全省社文科长、图书馆长联席会议精神，编制了“州农文网校”培训方案和实施意见，并于10月份开办了1期全州乡镇文化站岗位培训班，培训人员46人，全面推进了乡镇文化站服务工作。乡镇文化站在加挂“农文网培训学校”之后更广泛地开展起针对农民群众的信息化网络化服务。

（七）文艺工作

1．民族文化精品创作。年以来全州民族文艺工作十分活跃，新编创各类音乐、舞蹈作品33个，通过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努力，进一步推动了文艺工作。结合州委州政府江乡整乡推进族整族帮扶工作的推进，为提高族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我局投资编创大型族歌舞剧《江•人》（暂名），进一步宣传活跃民族文艺。目前，编排已经基本结束，进入剧目修改完善阶段；按照和省文化厅签订《江乡整乡推进整族帮扶项目实施目标责任书》的内容，我局编制具体实施方案，目前已经筹集1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了一首族声乐作品征集编创，3—5个族舞蹈作品编创等工作，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2．对外文化交流和宣传。参加了昆明国际文化旅游节，共演出5场，每场18个节目，观众人数达15000多人次，收到了良好的反响，进一步对外宣传了，提升了民族文化的知名度。

（八）文物工作

1．文物普查。截止4月30日我州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圆满完成实地文物调查阶段性工作、共校验不可移动文物记录171条、消失文物3条、行政村261个、CAD制图350张、照片1700多张、校验率为100%。顺利通过省级专家组验收。为州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实地文物调查阶段工作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2．主要业务工作。完成了“十二五”文物规划项目编制工作，申报项目14项，其中第7批国保单位6项，综合性文管所5项，博物馆3项；顺利通过了省文物局、公安消防总队对我州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消防安全检查工作的验收；完成了我州馆藏文物数据库管理系统建设工作，共完成38件珍贵文物的录入，拍摄照片300多张；三普工作期间，完成我州茶马古道沿线有关文物保护单位情况调查工作；积极配合配合贡山至江公路项目、大华电站建设项目，开展了野外预可研文物勘探调查工作，为正确处理好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提供了科学依据；完成第6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工作；参加了对中老边境和中缅边境的文物考古调查，进一步摸清了我州与缅甸接壤地区文物分布的情况，掌握了自家家底；年内处理白汉洛教堂神父住宿楼、贡山石门石刻安全隐患工作两起，保证了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全；开展了杨玉科家祠建筑群、兔峨土司衙署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抢救性维修工作。对贡山石门石刻州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合理开发利用土地进行清理，保证了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带内的土地不受侵犯。

（九）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继承和弘扬优秀文化，是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我局对此十分重视，专题研究决定相关事项，进行了严密的安排部署，各县各单位围绕文化遗产保护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一是广泛宣传。我们通过散发宣传资料，开展文化遗产项目展示（演）、文化遗产知识讲座等形式，向社会公众普及《国家文物保护法》、《云南省民族民间优秀传统文化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性文件和文化遗产知识，共开展文化遗产项目展示（演）30多场、文化遗产知识讲座10多场，散发宣传资料15000余份，悬挂了横幅标语100多条，摄制宣传图片260张，教育群众近2万人次。在宣传中，工作人员根据少数民族群众不懂汉语的实际，同时通过傈僳语、汉语两种语言的录音播放进行宣传。在宣传教育活动中，文化部门还特别注重对青少年的培养教育，我们专门邀请了一些民间艺人到学校进行宣传文化遗产及保护的相关知识，对青少年进行文化遗产相关知识教育，受到了教师学生的欢迎。二是开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项目申报工作。年组织完成普米族《挫蹉》和傈僳族《摆时》等部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申报工作，落实了专项保护补助资金80万元；三是圆满完成第四批省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申报工作，认真组织，逐项评选，推荐胡学忠等4位传承人参加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评选，全被入选；四是完成部级非遗项目“十二五”时期（——2015）保护规划的申报，使我州“傈僳族民歌”、“怒族仙女节”等5个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有望于十二五期间得到国家专项资金的支持。

（十）文化市场管理工作及“扫黄打非“专项斗争

1．新闻出版、版权

（1）做好新闻出版市场年检工作。完成了全州46户印刷企业、经营户和106户出版物经营户（含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经营单位）的年检工作；批准印刷内部资料出版物22本，发展了14户经营户。

（2）加大了新闻出版（版权）法律法规宣传和教育培训力度。一是在4.26“世界知识产权日”，开展了以“保护知识产权、打击侵权盗版”为主题的非法出版物销毁活动，共销毁10000余碟（册）非法出版物，并发放了700余份宣传材料进行了宣传；二是加强了对执法人员及从业人员法律法规培训，派人员参加了国家版权局举办的版权执法培训，组织举办了2期全州音像制品52户经营户负责人培训班。

（3）加强新闻出版市场培育力度。截至目前为止，全州已有出版物市场经营户175家，从业人员共649人，年销售总额为2022万元、利润总额为200万元。经过一段时期的培育，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昆明新知（六库）图书城、报社民族印刷有限公司和六库军铭印刷厂已经具备一定规模的市场竞争力，成为我州新闻出版领域有影响力的领军性企业。

（4）加强监管，努力维护企业和经营户的合法权益。一年来，全州新闻出版领域组织了4次较大规模的出版物市场检查活动，收缴了非法出版物3218碟（册），查处12家违规经营户，罚款1.5万余元，有力维护出版物市场的正常秩序。

2．文化市场

年以来，我们加强机构建设，在管理中切实突出重点，加强了对文化市场的管理。一是根据中宣发[2009]25号文件的要求，经州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成立了州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整合了现有的文化、广播影视、新闻出版（版权）等部门所属的行政执法机构，设立集中统一的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结束了我州没有独立的州级文化文化市场执法机构的历史；二是组织了1期互联网市场经营法人培训班，加强了对音像制品经营单位法定代表、场所负责人以及有关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工作；三是加强网吧管理，规范网络市场。我们采取日常管理和专项整治相集合的办法，双休日和节假日重点检查。与此同时，密切关注网上舆情动态，严密封堵境外有害出版物和政治谣言有害信息，整顿、查处违法违规网站，处罚不法分子，网络文化市场环境得到了有效改善；四是加强校园周边环境治理，为确保未成年人有一个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及时对学校周边影响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的经营场所进行清理。一年来，全州各级文化市场执法部门共出动稽查检查人员2220人次、出动车辆298辆次。共检查各类文化经营单位2608家次；查处违规接纳未成年人的网吧4家，罚款13000元，并处停业整顿1家；查处无证经营的娱乐场所2家，当场作出停止营业；受理举报案件1起，已办结。收缴非法音像制品4211盘碟；收缴非法出版物181册。

3．“扫黄打非”

一是在1季度，以查缴政治性非法出版物和扫除色情出版物为重点开展了专项集中行动，自4月起，在全州范围内开展了“迎世博会出版物市场集中清查行动”。采取“专项治理和日常监管相结合”、“行政处罚与宣传教育相结合”等措施，确保市场不出问题。5至6月份，积极开展净化社会文化环境和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为主题的“扫黄打非”专项检查；二是州“扫黄”办组织四县执法人员切实加强了对出版物市场的日常监管，坚持“天天一小查、每周一大查”，进行高密度的拉网式大检查，坚决取缔销售盗版出版物的无证照经营和游商地摊。

二、存在的问题

一是学习力度有待加强。在政治业务学习方面虽然经过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和效能政府建设等活动得到了明显转变，但仍有一些干部职工认识不够，热情不高，导致对文化业务知识了解不多，理解不深，学习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二是资金缺乏制约工作开展。州歌舞团一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音响灯光老化,机器设备严重磨损,影响了精品剧节目打造。州图书馆每年仅有六万元报刊预订费，没有将购书经费列入财政预算，读者到馆率、馆藏利用率、图书流通率急剧下降，阻碍了图书馆社会职能的发挥。文化单位的硬件设施普遍陈旧与不完备，导致一些正常服务活动难以开展，约束了单位公益职能的有效发挥，无形中降底了公共服务的能力。

三是农村文化建设有待加强。由于农村文化建设投入不足，对农村文化生活和文化活动帮助、辅导和培训力度不够，经费投入不足，深入农村调研不多，研究农村文化工作不够。

四是基层文化工作薄弱。个别文化站仍存在有站有人，工作人员业务素质低下的情况，县乡两级对村文化活动室的监督管理不到位，严重影响文化工作的正常开展。

五是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待加强。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全州50万人民不可多得的文化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收集整理由于得不到有效的经费保障，许多民族民间的传统文化资料随着民间艺人的去世而消亡，民族文化保护形势不容乐观。

三、下半年工作计划

一是继续深入推进效能政府等制度创建工作，加大宣传力度，严格监督检查，形成推动制度落实的整体合力；切实负起责任，建立完善有效的协调机制，共同推动制度的落实；要细化任务要求，实施目标管理，纳入考核范围；高标准，严要求，切实开展落实好我局效能政府四项制度建设各项工作任务。

二是继续深入开展文化系统创优争优活动。要在年基础上，认真总结，不断完善，按照州委创先争优活动的要求，切实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充分发挥文化系统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进一步提升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能力和水平。

三是结合此次政府机构改革，完成我系统新增单位，州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支队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具体组建工作。

四继续实施好文化惠民工程，积极开展文艺、送戏、送图书下乡等活动，全面完成全州农村书屋的建设任务。

五是继续活跃群众文化。进一步抓好群众性广场文化活动。组织好各大小节庆的文艺演出，深入社区、机关、企业、学校等开展文艺辅导工作；进一步深入开展群众性广场文化活动，组织实施好群众“大家乐”文化活动的普及工作；继续举办少儿美术、电子琴、舞蹈等专业特色培训班。

六是继续文艺精品创作。坚持正确的文艺导向，积极贯彻精品战略，在年基础上，有计划、有重点地组织打造我州大型新编原生态歌舞剧目《江•人》，从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等方面继续修改完善，争取打造成为在国内有一定影响的优秀民族文艺作品。

七是加强文物工作。积极做好我州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努力完成第二、三批州级文物保护单位“四有”工作。积极申报第7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部级文物保护单位，向省科技厅申报科普教育基地能力提升项目，做好州民族博物馆及人口较少民族博物馆的立项前期准备工作，争取发掘石岭岗古文化遗址。

八是抓好文化人才培养工程，对全州文化馆、图书馆、乡镇文化站及文化市场管理人员进行培训，不断提升他们的工作水平和业务素质。

行政文化篇10

关键词：文化兴国 行政文化 管理效率

1.文化兴国战略与当前行政文化

纵观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史，任何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背后都有深厚的文化支撑，技术和制度只是文化土壤上长出的智慧之果。五千年中华民族文化为中国文化复兴提供了丰富的精神素材和物质积累。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正是由于思想和文化的解放，带动了制度的变革，促进了科技的进步，让中国抓住了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机遇，在众多领域里跟上了全球发展的步伐，从而实现了工业的崛起和经济的腾飞，成就举世瞩目，进一步印证了文化的力量。文化，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志，是国家战略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同时也应看到，由于市场经济带来的不诚信和个体利益的欲望过盛，我国文化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各种腐败的封建行政文化仍然时时处处存在，难以在短时间内肃清，从而导致了我国民主文化的推进举步维艰。

为了进一步发挥文化对社会进步所产生的作用，党中央及时提出了“文化兴国”战略方针。“文化兴国”战略，不仅与先前的“科教兴国”战略构成一种深层次递进，也是对国家发展战略的丰富和完善。要让文化得以兴国就必须分清文化的真与假，弘扬中国先进文化，废弃当前腐朽文化，规范中国文化的轨迹，从而使中国文化腾飞并与世界接轨，并让文化制度化、法律化，以促进我国政治经济的快速发展。而行政文化属于文化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对政治经济文化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但由于受多种消极因素的影响，我国行政文化在某些方面有倒退现象，未能充分发挥公共行政的服务功能，部分腐朽行政文化阻碍着我国的改革与发展。当下，“文化兴国”大势所趋，给行政文化的改革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但是如何构建和培育行政文化，至今还没有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方案。作为党政部门，应认真听取和调研民间行政不良现象，制定切实可行的操作办法，让优秀行政文化能充分发挥出来。

2.行政文化与管理效率之间的辩证关系

目前，我国行政管理效率仍然不高，在管理体制方面存在很多问题，部门林立、层次繁多、人浮于事，现象、副闲职多等现象未能得到彻底改观。部分行政管理人员的素质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政治素养、思想道德，离国家规定的法定标准还相差甚远。部分行政人员法律意识淡薄，无法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真正利益，剥夺人民利益的行政现象在基层体现得更加明显。这些现象为什么至今仍然不能根本解决，其原因与我国当前落后的行政文化有着重要的关系。不改变我国现有的行政文化，单纯从法律和制度上着手是很难使我国行政管理效率得以根本好转。

我们必须培养优秀的行政文化，才有利于整合行政人员的道德分歧和文化异化，才有利于融合他们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党政机关必须营造适宜的文化环境和创造性的氛围，通过激发行政人员意志，使得行政核心价值观在行政领导心中永远扎根，通过行政文化的发展从根本上克服现代行政人员的精神危机、价值虚无和利己主义，以主流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来强化行政领导的为民意识。中央与地方领导在行政文化上必须形成自上而下的认知和自下而上的驱动力，通过上下互动、政府和民间实现联动和理解，使我国的行政文化真正能体现为民服务的宗旨。只有行政文化被行政人员认同并自觉内化，行政管理效率才会真正提高。

3.建立民主法制高效的行政文化提高管理效率

早在革命战争时期就认识到建立社会主义行政文化就必须消除专制主义的影响，确立社会主义民主行政的价值观。为此，在行政管理中，高度肯定和接受了马克思的廉价政府经验。因此他要求尽量减少国家寄生虫的非生产性活动和取缔为非作歹的活动，杜绝把大宗国民产品浪费在供养国家恶魔上，行政职务工资福利应以以工人的工资执行为依据。工人阶级随时可以罢免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负责制来代替虚伪的负责制，建立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廉价政府。他要求行政主体都必须贯彻民主的精神，用民主作为尺度来衡量工作的得失。行政主体应当尊重群众的合法民力，切实把自己置于群众监督之下，保证群众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全党必须坚决反对和克服家长制作风，坚决切除压制群众、打击报复，只为自己利益着想做官当老爷等专制主义毒瘤。

邓小平在长期行政管理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法治行政文化观。行政文化作为行政系统的“软件”部分，对行政管理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作用。在我国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封建专制是和人治联系在一起的，是依靠当权者个人的权威来治理国家，法屈从于君主的意志，沦为统治者的奴婢。面对“”招致的无政府状态和空前破坏，邓小平更是深感法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努力推动行政文化建设由人治状态转向法治。他要求用法律来规定行政活动的组织、权限、手段和方式，做到依法行政，使行政管理必须遵守法律并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进行。行政执法不只是针对老百姓，对于国家行政领导和干部，同样应以法律为准绳，任何干部以任何形式违法都必须一查到底，决不能姑息迁就。

同志提出了高效行政的文化价值观，要求行政人员必须树立重实际、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的行政风气，大力发扬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工作作风。要励精图治、高效廉洁地做好政府工作，要求在考察中轻车简从，简化接待礼仪；精简会议，压缩会议时间，减少会议人员；领导同志要把精力集中到研究处理重大问题上来，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会议和事务性活动。这些举措实质上是在行政主体中倡导高效行政的价值观，使效益意识内化为行政主体的信念，并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去。他指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必须始终把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总之，在“文化兴国”战略大背景之下，各级党委政府必须带头重塑优秀行政文化观，各部门行政主体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树立执政为民的理念，不断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各级各部门应以为民服务作为行政管理根本宗旨，不能以追求更高的职位和更大的权力作为其工作的根本。坚决反对作风，批判和破除官本位意识。各级行政人员要想群众之所虑，急群众之所难，谋群众之所求，扎扎实实解决好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全局和影响群众生活的各种紧迫问题，以改进工作作风的实际行动取信于民。也只有用先进的行政文化武装我们的头脑，行政管理效率才会真正得以提高。

参考文献:

[1]范玉刚.“文化兴国”战略还远吗[J].人民论坛，2010（9）：32-33.

[2]覃孟念.论的行政文化观[J].思想研究，2000(5)：29.

[3]黄鹏程.如何提高我国公共管理效率刍议[J].科教导刊，2011（4）：132.

[4]覃孟念.邓小平的法制行政文化观[J].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3)：18-19.

[5]覃孟念.试论同志高效行政文化观[J].思想研究，2007(4)：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