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独立制度十篇

司法独立制度篇1

法官是法治的核心要素，法律必须依靠法官来公正有效地适用。在西方人眼里，法官扮演着这样一个角色（role,或称之为作用）：通过法科的训练，旨在改善司法决策（judicialdecision-making）的质量，格外独立于司法委员会（judicialcommittee），拥有相当的自由而凭借其品质（merit）去审理案件。[4]司法独立要求“国家的司法权只能由国家的司法机关统一行使，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行使此项权力”，[5]而其核心是“裁判者在进行司法裁判过程中，只能服从法律的要求及其良心的命令，而不受任何来自法院内部或者外部的影响、干预或控制”。[6]也就是说，司法独立的核心要素是法官独立，下文的论述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参照英美法系国家，“最高法院于下级法院之法官如无行为不当得继续任职，并于规定期间领受酬金，该项酬金于继续任期之内不得减少”。[7]以此保证法官独立审判，忠诚于法律。我们在赞许这种制度的同时，应该充分认识到，法官个人的独立（或者说独立于组织和上级）必须以法官自身素养的提高为前提。倘若法官自身水平有限，其独立程度就是错案的程度了。考虑法官的素质，至少应该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演绎公正善良艺术的必须具备一定的职业技能。职业（profession）不仅仅是一种从事的工作，它更要求诀窍、经验以及专门化的知识体系。波斯纳在讨论法律职业时指出“法律总是被理解为是一种既是学得的也是博学的活动，进入法律业总是受到这种或那种限制。（英文learned同时具有学得和博学两种含义——译者注）”[8]这种技能包括法律职业语言（行话）、法律职业思维模式及司法技术（解释技术、推理技术、文书写作技术等等）。这些职业技能与以学历为标准的文化素养密切相关，然而，“在文化水平上，现有的法官确实与理想状态的法官相距甚远。尽管很多法官已经以各种方式获得大专甚至大学本科文凭，但是，除了少数通过自学高考获得学历的法官外，绝大多数法官自己都不把这种学历当回事，他∕她们公开称自己是水货。”[9]我们不难发现，学历成为司法独立制度建设的一个基础。即使不能断言学历与职业水平有正比关系，也不能忽视我国法官的低学历现状。

另一方面，独立行使校正正义的人必须具备高尚的伦理道德，包括法治信仰（权利本位观念、程序正当观念、规则至上观念等等）和行业职业道德。法官的职业道德应从三个方面来确定：成文法（《法官法》）的规定，法官行业内部规则和章程，习惯和经验。前两者都可以用制度来约束，至于后者，国民的心理习惯还是官本位的权力思想，而法官所要求的是一种权利本位的人权思想。习惯的差距亦是一大障碍。

我们发现法官在司法独立中面临的两大问题：法科教育和习惯经验。后者必然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过度，其基础是自身修养，其手段又回到法科教育上来。在法官的层面上，要改善现状，实现司法独立，势必要求法科教育先行。

二、民众的法素质司法独立的意义

民众，在这里是指普遍意义上的自然人，以区别特殊职业身份的法律职业群体。公民在现代法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一别于臣民，不再是统治的对象。“民犹水也，法治赖之。成法治于民，败法治于民。”[10]

“法是表明理性和正义的概念。它不是人为设定的，更不能人为地加以改变，它高于和优于人类制定的法律。”[11]公民的法素质在这个意义上体现的是一种理性和正义的价值观念，代表了社会的理性和正义的价值取向，将推动司法独立制度建设。

首先，民众是司法的直接承受者，就绝大多数案件而言，公民或以个人身份，或以利益代表的身份参加诉讼。那么司法公正直接影响到公民的切身利益。如果出现司法不公或者司法腐败，其中必有一方当事人受到了非正义的对待。那么司法独立的推动力量不仅仅是权力当局，还包括普通市民。

其次，民众在政治生活中又是一个监督者。在民主国家里，公民充分享有对国家机关监督的权利，并体现为一种舆论监督。此时，公民不是以个人的名义，而是以一种群体的力量来保证司法权的独立运作。

我们在进行上述讨论时，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公民具备一定的法素质。而公民法素质的培养，成为一个现实问题。

三、再论法律教育

通过上述两部分的论证，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在法官的层面上，法科教育起着提高业务水平、加强自身修养的手段；在民众的层面上，法科教育又是启发人民心智、演绎法律精神的方法。由此，我们断言：司法独立制度建设的人文基础应该立足于法律教育。

笔者认为，法律教育应该包含两个层面，即职业教育和人文教育。

职业教育的目的在于造就“法匠”，培养懂司法技术的专门人才，这一点是最基础最本原的一点。“在西方国家，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有不解之缘。法学教育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必经之路，法律职业的共同体只对那些具有同一教育背景的人开放门户。”[12]职业教育的成果是法律职业主义（judicialprofessionalism）的产生。只有产生一个严谨的、相互认同并尊重的职业共同体，行业内部约束才能形成，行业对外力量才得以加强。法治社会缺乏了主体条件的保障，即使司法独立，也未必能实现最大限度的正义。

法律教育也是一种人文教育，意思是“法律教育是现代民主政治之下公民的基础教育，是培养现代民主政治的因子的教育，是国本教育。”[13]作为人文教育，法律教育培养的是司法独立的社会基础，是一个以全民为外延的法治土壤。当然，这里的教育不是“法学院式”的教育，而是一种普法教育，其目的在于树立法制观念，形成法治思潮。

四、简短的结论

司法独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依赖社会自身的力量。国家的意志

经济的需要，人民群众的呼唤和参与，都将是司法独立进程的推动力量，如果把制度改革视为硬件的话，那么以法律教育为核心的人文建设亦是必不可少的软件基础。后者的作用虽未及前者立竿见影，但决不可忽视。

[1]所谓传统的，主要是指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中世纪的基督教时期及传统的中国。

[2][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程逢如、在汉、舒逊译：《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1页

[3]张晋藩、杨堪、林中著：《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61页

[4]引自演讲稿AnAmericanLawProfessorinChina:CommentsontheFutureofRuleofLaw,byJeffreyE.Thomas

[5]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12页

[6]陈瑞华著：《看得见的正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29页

[7]美国宪法第三条第二项

[8][美]波斯纳著，苏力译：《超越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

[9]苏力：《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8页

[10]范忠信：《信法为真》，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11]梁治平：《法·法律·法治》，《读书》1987年第6期

[12]方流芳著：《中国法学教育观察》，载贺卫方编《中国法律教育之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13]同注[10]，第151页

一、法官的职业素养对司法独立的意义

法官是法治的核心要素，法律必须依靠法官来公正有效地适用。在西方人眼里，法官扮演着这样一个角色（role,或称之为作用）：通过法科的训练，旨在改善司法决策（judicialdecision-making）的质量，格外独立于司法委员会（judicialcommittee），拥有相当的自由而凭借其品质（merit）去审理案件。[4]司法独立要求“国家的司法权只能由国家的司法机关统一行使，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行使此项权力”，[5]而其核心是“裁判者在进行司法裁判过程中，只能服从法律的要求及其良心的命令，而不受任何来自法院内部或者外部的影响、干预或控制”。[6]也就是说，司法独立的核心要素是法官独立，下文的论述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参照英美法系国家，“最高法院于下级法院之法官如无行为不当得继续任职，并于规定期间领受酬金，该项酬金于继续任期之内不得减少”。[7]以此保证法官独立审判，忠诚于法律。我们在赞许这种制度的同时，应该充分认识到，法官个人的独立（或者说独立于组织和上级）必须以法官自身素养的提高为前提。倘若法官自身水平有限，其独立程度就是错案的程度了。考虑法官的素质，至少应该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演绎公正善良艺术的必须具备一定的职业技能。职业（profession）不仅仅是一种从事的工作，它更要求诀窍、经验以及专门化的知识体系。波斯纳在讨论法律职业时指出“法律总是被理解为是一种既是学得的也是博学的活动，进入法律业总是受到这种或那种限制。（英文learned同时具有学得和博学两种含义——译者注）”[8]这种技能包括法律职业语言（行话）、法律职业思维模式及司法技术（解释技术、推理技术、文书写作技术等等）。这些职业技能与以学历为标准的文化素养密切相关，然而，“在文化水平上，现有的法官确实与理想状态的法官相距甚远。尽管很多法官已经以各种方式获得大专甚至大学本科文凭，但是，除了少数通过自学高考获得学历的法官外，绝大多数法官自己都不把这种学历当回事，他∕她们公开称自己是水货。”[9]我们不难发现，学历成为司法独立制度建设的一个基础。即使不能断言学历与职业水平有正比关系，也不能忽视我国法官的低学历现状。

另一方面，独立行使校正正义的人必须具备高尚的伦理道德，包括法治信仰（权利本位观念、程序正当观念、规则至上观念等等）和行业职业道德。法官的职业道德应从三个方面来确定：成文法（《法官法》）的规定，法官行业内部规则和章程，习惯和经验。前两者都可以用制度来约束，至于后者，国民的心理习惯还是官本位的权力思想，而法官所要求的是一种权利本位的人权思想。习惯的差距亦是一大障碍。

我们发现法官在司法独立中面临的两大问题：法科教育和习惯经验。后者必然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过度，其基础是自身修养，其手段又回到法科教育上来。在法官的层面上，要改善现状，实现司法独立，势必要求法科教育先行。

二、民众的法素质司法独立的意义

民众，在这里是指普遍意义上的自然人，以区别特殊职业身份的法律职业群体。公民在现代法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一别于臣民，不再是统治的对象。“民犹水也，法治赖之。成法治于民，败法治于民。”[10]

“法是表明理性和正义的概念。它不是人为设定的，更不能人为地加以改变，它高于和优于人类制定的法律。”[11]公民的法素质在这个意义上体现的是一种理性和正义的价值观念，代表了社会的理性和正义的价值取向，将推动司法独立制度建设。

首先，民众是司法的直接承受者，就绝大多数案件而言，公民或以个人身份，或以利益代表的身份参加诉讼。那么司法公正直接影响到公民的切身利益。如果出现司法不公或者司法腐败，其中必有一方当事人受到了非正义的对待。那么司法独立的推动力量不仅仅是权力当局，还包括普通市民。

其次，民众在政治生活中又是一个监督者。在民主国家里，公民充分享有对国家机关监督的权利，并体现为一种舆论监督。此时，公民不是以个人的名义，而是以一种群体的力量来保证司法权的独立运作。

我们在进行上述讨论时，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公民具备一定的法素质。而公民法素质的培养，成为一个现实问题。

三、再论法律教育

通过上述两部分的论证，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在法官的层面上，法科教育起着提高业务水平、加强自身修养的手段；在民众的层面上，法科教育又是启发人民心智、演绎法律精神的方法。由此，我们断言：司法独立制度建设的人文基础应该立足于法律教育。

笔者认为，法律教育应该包含两个层面，即职业教育和人文教育。

职业教育的目的在于造就“法匠”，培养懂司法技术的专门人才，这一点是最基础最本原的一点。“在西方国家，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有不解之缘。法学教育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必经之路，法律职业的共同体只对那些具有同一教育背景的人开放门户。”[12]职业教育的成果是法律职业主义（judicialprofessionalism）的产生。只有产生一个严谨的、相互认同并尊重的职业共同体，行业内部约束才能形成，行业对外力量才得以加强。法治社会缺乏了主体条件的保障，即使司法独立，也未必能实现最大限度的正义。

法律教育也是一种人文教育，意思是“法律教育是现代民主政治之下公民的基础教育，是培养现代民主政治的因子的教育，是国本教育。”[13]作为人文教育，法律教育培养的是司法独立的社会基础，是一个以全民为外延的法治土壤。当然，这里的教育不是“法学院式”的教育，而是一种普法教育，其目的在于树立法制观念，形成法治思潮。

四、简短的结论

司法独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依赖社会自身的力量。国家的意志

经济的需要，人民群众的呼唤和参与，都将是司法独立进程的推动力量，如果把制度改革视为硬件的话，那么以法律教育为核心的人文建设亦是必不可少的软件基础。后者的作用虽未及前者立竿见影，但决不可忽视。

[1]所谓传统的，主要是指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中世纪的基督教时期及传统的中国。

[2][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程逢如、在汉、舒逊译：《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1页

[3]张晋藩、杨堪、林中著：《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61页

[4]引自演讲稿AnAmericanLawProfessorinChina:CommentsontheFutureofRuleofLaw,byJeffreyE.Thomas

[5]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12页

[6]陈瑞华著：《看得见的正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29页

[7]美国宪法第三条第二项

[8][美]波斯纳著，苏力译：《超越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

[9]苏力：《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8页

[10]范忠信：《信法为真》，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11]梁治平：《法·法律·法治》，《读书》1987年第6期

司法独立制度篇2

   

    【关键词】公司法/独立董事/移植

   

   

    改革现行公司治理结构是我国《公司法》修改的重点课题之一。本文仅就独立董事制度的完善发表几点粗浅看法。

   

    一、英美国家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历史背景

   

    “独立董事”一词源于美国的“independent directors”，在英国被称为非执行董事(non-executive directors)。美国公司法中的董事分内部董事(inside director)与外部董事(outside director)。若采两分法，外部董事与独立董事可互换使用。如采三分法，董事可分内部董事(inside director)、有关联关系的外部董事(affiliatedoutside director)与无关联关系的外部董事(unaffiliated outside director)，即独立董事。内部董事指兼任公司高管人员的董事；有关联关系的外部董事(灰色董事)，指与公司存在实质性利害关系(如公司已退休高管人员、高管人员的亲朋好友、公司律师、供应商的总裁)的外部董事；独立董事指不在上市公司担任董事之外的其他职务，并与公司、内部人及大股东间不存在可能妨碍其独立作出客观判断的利害关系(尤其是直接或者间接的财产利益关系)的董事。独立董事不兼任公司高管职务，属外部董事范畴；又不与公司存在实质利害关系，故不同于关联董事。

   

    美国传统公司治理结构中并不存在独立董事制度。最早引入独立董事制度的联邦公司立法为1940年《投资公司法》。至于投资公司之外的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在20世纪70年代前基本由内部董事控制。偶尔设立的外部董事往往由公司总裁的亲朋好友担任。结果，外部董事往往对公司总裁言听计从，唯唯诺诺，扮演着花瓶角色。

   

    其实，早有学者批评美国各州立法者和法院偏袒公司经营者，未能妥善保护公司的股东、债权人和社会公众免于遭受公司管理层的无能、疏忽、失信乃指反社会行为的侵害，猛烈抨击各州立法者和法院竞相放松公司经营者管制、向最低点竞争的公司立法行为(race to the bottom)。(注：William L.Cary,Federalism and Corporate Law:Reflections Upon Delaware,83 Yale L.J.663,664,666(1974);Charles W.Murdock,Delaware:The Race to the Bottom-Is an End in Sight?9 Loy.U.Chi.L.J.643(1978).)为更好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制约放荡不羁的公司管理层，开阔公司董事会决策视野，推出独立董事制度可谓水到渠成。

   

    20世纪70年代初的“水门事件”暴露出来的公司丑闻，如在国内政治选举中的非法捐款、在国际贸易中向外国官员行贿等，引起美国广大中小投资者对董事会监督职责的怀疑，也促使美国证监会强制要求所有上市公司设立由独立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以审查财务报告、控制公司内部违法行为。此前，美国证监会已经通过个案协商方式推展独立董事制度。例如，美国证监会在与被处罚上市公司达成的多件调解书中要求违规公司设立独立董事，或将原属内部人把持的重权移交独立董事。此后，纽约证券交易所、全美证券商协会、美国证券交易所也纷纷要求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多数成员为独立董事[1](P.341)。美国密西根州的《公司法》更是率先在各州立法者中间确立了独立董事制度。

   

    近年来，民间组织要求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呼声日益强烈。例如，美国法学会1992年发表的《公司治理原则：分析与建议》积极倡导独立董事制度。其中的第3A.01条建议每个大型公共持股公司的大多数董事由那些与公司高管人员(seniorexecutives)缺乏重要关系的人士组成。这必将对美国《模范商事公司法》和各州公司法的修改产生重要影响。美国全国公司董事协会1996年发表的《董事职业化研究报告》呼吁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占据实质性多数席位，(注：National Association ofCorporate Boards,Report of NACD Blue Ribbon Commission on DirectorProfessionalism 9(1996).)并对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中只有公司总裁一名内部董事表示赞赏。美国企业圆桌会议1997年发表的《公司治理声明》也要求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占据实质多数。(注：The Business Roundatable,Statement on CorporateGovernance 10(1997).)美国加利福尼亚公务员退休基金(CalPERS)更明确主张，最理想的董事会中应只有一名公司总裁(CEO)作为内部董事。(注：Adam Bryant,CalpersDraws a Blueprint for its Concept of An Ideal Board,N.Y.TIMES,June 17,1997,at D5.)

   

    但美国建立独立董事制度并非一帆风顺。当美国法学会推出公司治理研究项目《公司治理原则：分析与建议》、要求确立独立董事制度时，就曾引起轩然大波。反对者认为，独立董事制度并非对现行法律的重述，而是对公司法的彻底改写；主张缩小董事会监督管理层经营活动的职权；认为赋予董事会监督权，将会破坏董事会与管理层紧密合作的建设性角色；指责该研究结果忽视了经济学的作用、以及公司利益最大化的优点；认为既然公司受制于市场并服从消费者和股东的要求，就没有必要出台该研究项目；甚至批评该项目的研究者不懂公司经营的实际状况以及独立董事的应有角色等。(注：James D.Cox,Thomas Lee Hazen and F.Hodge O'Neal,Corpotations,Volume 1,AspenPublishers,Inc.,2002,Sec.9.3.)尽管如此，独立董事制度仍然受到广泛赞誉，美国法学会亦于1992年批准了《公司治理原则：分析与建议》。

   

    在实践中，美国独立董事在董事会结构中的比重日渐增加。在目前上市公司董事会席位中，独立董事席位大约为2/3[1](P.342)。据美国学者1997年对标准普尔500家公司的调查统计，111家公司(占被调查公司总数的23%)中的内部董事只有1名；159家公司(占被调查公司总数的33%)中的内部董事只有2名；113家公司(占被调查公司总数的23%)中的内部董事只有3名；58家公司(占被调查公司总数的12%)中的内部董事只有4名；25家公司(占被调查公司总数的5%)中的内部董事有5名；18家公司(占被调查公司总数的4%)中的内部董事有6名或6名以上。换言之，74家公司(占被调查公司总数的15%)中的内部董事比例为10%以下；182家公司(占被调查公司总数的38%)中的内部董事比例为11%至22%；124家公司(占被调查公司总数的26%)中的内部董事比例为21%至30%；71家公司(占被调查公司总数的15%)中的内部董事比例为31%至40%；24家公司(占被调查公司总数的5%)中的内部董事比例为41%至50%；4家公司(占被调查公司总数的1%)中的内部董事比例为51%至60%；5家公司(占被调查公司总数的1%)中的内部董事比例为61%以上。(注：Sanjai Bhagat & Bernard Black,The Uncertain Relationship Between Board Composi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54 Bus.Law.921(1999))

   

    独立董事的作用亦日益彰显。20世纪90年代，大量经营效益滑坡的公司的总裁被独立董事们掌控的董事会扫地出门。据美国一些学者对266家公司在1970年、1976年和1980年董事会的结构和公司业绩的调查研究，证明公司董事会的独立性与公司业绩存在正比例关系。(注：Barry D.Baysinger & Henry N.Butler,Revolution Versus Evolutionin Corporation Law:The ALI's Project and the Independent Director,557,572(1984).)到了20世纪90年代，更有学者发现强有力证据，认为公司经营绩效与独立董事的独立程度成正比。(注：Ira M.Millstein & Paul W.MacAvoy,The Active Board ofDirectors and Performance of Large Publicly Traded Corporations,98 Colum.L.Rev.12

83,1299—1315(1998).)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董事会结构与公司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并不确定。(注：Sanjai Bhagat & Bernard Black,The Uncertain RelationshipBetween Board Composi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54 Bus.Law.921(1999).)

   

    英国非执行董事制度的建立也如火如荼。英国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直接导火索是1990年冬、1991年春广大投资者高度怀疑英国公司财务信息披露的真实性以及董事会对公司管理层的有效控制。波力派克(Polly Peck)、埃克斯科(Exco)和克劳罗尔(Coloroll)等公司巨头的崩溃均为例证。于是，在1991年5月成立了由凯德博雷(Adrian Cadbury)勋爵为主席、由金融报告理事会、伦敦证券交易所和会计师协会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并于1992年底发表了著名的《凯德博雷报告》(全称为“凯德博雷委员会有关公司治理财务方面的报告”)。该《报告》要求每个公司的董事会都要设立具有一定才干和数量的非执行董事，并使其观点得以影响公司的经营决策。《凯德博雷报告》出台后的执行效果较好。就非执行董事数量而言，上市公司和其他公司巨头纷纷设立非执行董事，以致于出现了非执行董事供不应求的局面。就非执行董事的专业而言，律师、会计师和行政人员是非执行董事的主要成员。伦敦证券交易所也要求上市公司在年报中披露其贯彻《凯德博雷报告》的情况或未予遵守的原因。当然，非执行董事制度的实施也有美中不足：律师、会计师和行政人员作为非执行董事未必能对公司的经营决策进行有效监督、并提出切中要害的挑战意见；约1/3的受访非执行董事认为其从管理层获得的信息有限；大多数非执行董事由董事会主席个人出面邀请，而非由规范化的董事会和提名委员会举荐；风险与报酬不成正比，致使不少非执行董事在就职前往往犹豫再三。(注：JohnShaw,The Cadbury Report:Two Years Later.See,Comparative Corporate Governance,Edited by Klaus J.Hopt & Eddy Wymeersch,Watlter de Gruyter & Co.,1997,p.26,31.)当前，英国非执行董事制度仍在不断完善之中。

   

    独立董事制度还移植到法国和日本等国，大有蓬勃扩张之势。《OECD公司治理原则》第5条第5项也要求董事会对公司事务作出客观判断时应独立于管理层，并明确要求董事会设立足够数量的非执行董事对有可能产生冲突的事项(如财务报告、提名、高管人员与董事薪酬)作出独立判断。独立董事制度对于提高公司决策的科学性、效益性、安全性，强化公司竞争力，预防公司内部控制人渔肉公司和股东利益，强化公司内部民主机制，维护小股东和其他公司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发挥了积极作用。当然，英美法系的独立董事制度并非完美无暇。进一步完善独立董事制度也是英美法系面临的重要课题。

   

    二、我国具有导入独立董事制度的土壤

   

    我国上市公司多由国有企业转制而来，流通性不强的国家股、国有法人股控股现象普遍，致使大股东或者母公司得以控制董事会和经理层，董事会与经理层互相兼任，重叠程度过高。据证监会资料显示，2000年上市公司80%以上的董事会中“内部人”董事比例达到60%。“内部人”相对控制着80%以上的上市公司[2]。内部人控制现象，不仅导致公司经营者游离于广大中小股东的监督之外，而且导致公司经营者及大股东肆无忌惮地蚕食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是根治内部人控制、遏制一股独大(霸)的一剂良药，有利于维护中小股东利益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充实董事会知识结构，提高董事会决策质量。

   

    我国1993年《公司法》虽确定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构成的公司治理结构，但并未规定独立董事制度。1997年中国证监会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允许上市公司根据需要设立独立董事。该态度仅是许可和鼓励而已，而非强制。据世界银行研究报告，1999年时我国上市公司仅有54名独立董事，占全部董事的3.1%[3](P.76)。国家经贸委与中国证监会1999年联合的《关于进一步促进境外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深化改革的意见》率先在海外上市公司强制推行独立董事制度，明确要求境外上市公司董事会换届时，外部董事应占董事会人数的1/2以上，并应有2名以上的独立董事。可惜，这一硬性要求只适用于境外上市公司，而不适用于境内上市公司。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中国证监会2001年8月公布了《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开始在上市公司全面推行独立董事制度。同年，中国证监会要求基金管理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2002年1月中国证监会与国家经贸委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更在第3章专节规定独立董事制度。

   

    可见，在监事会制度无法发挥应有监督职能、《公司法》又不能很快修改的情况下，中国证监会被迫以行政规章的方式，借助行政权力在上市公司推行独立董事制度。移植独立董事制度之善意得到了越来越多人士的肯定，但由于缺乏《公司法》明确规定而使该制度在实践中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尴尬。治本之策乃在于完善公司法，将独立董事制度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单层制治理结构，从而与双层制并肩而立，供公司任意选择。应当指出，《公司法》对于独立董事制度的适用范围应采取分类原则。申言之，强制上市公司全面推行独立董事，而且独立董事要在董事会中占据多数席位；鼓励非上市股份公司推行独立董事，独立董事是否在董事会中占据多数席位由公司章程规定；允许有限责任公司自由决定是否设立独立董事。

   

    我国独立董事制度正在上市公司与基金管理公司中顺利推展，独立董事作用日趋明显。但由于立法滞后和市场环境、传统文化障碍等配套措施的原因，实践中出现了独立董事花瓶化、荣誉化、顾问化等问题。除《公司法》应全面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外，尚应强调两点：(1)世界上只有更好的公司监督机制，没有最完美的公司监督机制。独立董事制度更非万能。没有理由苛求独立董事制度“包治”公司治理“百病”。不仅英美法系的独立董事制度未能根绝公司治理丑闻，就连作为双层制样板的德国监事会制度也未能彻底消除德国的公司治理弊端。(注：Comparative Corporate Governance,Edited byKlaus J.Hopt & Eddy Wymeersch,Watlter de Gruyter & Co.,1997,p.12,13.)(2)独立董事制度作为世界范围内的新生制度，有一个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不可能十全十美。英美法系建立独立董事制度为时不久，至今仍存在诸多问题。例如，美国安然公司与世通公司均有独立董事，但独立董事并未有效遏制管理层的贪婪、狂妄和欺诈行为。独立董事制度作用的发挥需要一段时间。我国独立董事制度仍处初创阶段，不仅《公司法》尚未明文认同，其他配套制度和市场环境尚付阙如。我国郑百文公司早在1995年就率先设置了独立董事，但未能阻止郑百文的虚假陈述行为。但不能据此全盘否定甚至妖魔化独立董事制度。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完善、而非压抑和排斥独立董事制度。

   

    三、新《公司法》应授权公司章程自由选择单层制和双层制

   

    独立董事制度最早发端于美国。但美国与英国公司法均确立单层制的公司治理结构。换言之，公司机关中仅有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无监事会之设。独立董事实际上行使了双层制中监事会的职能。而在德国、荷兰等国公司法确定的双层制下，公司由董事会负责经营管理，但要接受监事会的监督，董事也由监事会任命。双层制与单层制的共同点在于，实现经营职能与监督职能的分开。如果说单层制在董事会内部实行了独立董事监督职能与内部董事经营的分开，双层制则在董事会外部另设上位机构行使监督之责。

   

    美国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初衷在于，彻底转变除了股东大会和股东代表诉讼无人挑战董事会权威的局面，在董事会内部强行嵌入监督

机制。如果说德国的监事会是董事会的外在监督机制，而美国的独立董事则是董事会的内在监督机制。结构虽有不同，功能却无二致。换言之，美国承认了公司法上传统的董事会作为一元化的公司经营机关存在着制度设计上的瑕疵。美国公司法上倘若存在监事会制度，则其是否还要建立独立董事制度，则是未解之谜。

   

    我国《公司法》确定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构成的公司治理结构。看似双层制，实与双层制不同。原因在于，监事会与董事会均为平行的公司机关，同时对股东大会负责；监事会既不握有重大决策权，也无董事任免权。当然，监事会还是被赋予了法定的监督之责。由于在制定《公司法》时，立法者没有把独立董事制度考虑进去，也就不会为独立董事预留法定监督权限。如此以来，在上市公司推行独立董事时，似乎存在独立董事与监事会权限的碰撞。

   

    在未来新《公司法》当中如何处理独立董事制度与监事会制度的关系，值得研究。对此，主要存在4个备选答案：(1)引进单层制及其配套的独立董事制度，废除现行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和监事会制度；(2)进一步改良监事会制度，排除单层制和独立董事制度；(3)独立董事制度与监事会制度并存。此即我国当前上市公司治理机构的现状。(4)授权公司在其章程中选择单层制或者双层制。如果选择前者，公司不设监事会，但须全面移植英美法系的董事会制度和独立董事制度，彻底改造我国公司法框架下的董事会制度；如果选择后者，须全面移植德国的董事会制度和监事会制度，尤其要彻底改造我国公司法框架下的董事会制度和监事会制度，监事会应为董事会的上位机关。

   

    笔者持第4种观点。换言之，我国新《公司法》应授权公司在其章程中自由选择单层制或者双层制。选择单层制的公司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既可继续坚持单层制，也可更弦易辙，改采双层制；反之亦然。因为，惟有公司自己，而非立法者，才最清楚哪一公司治理结构模式适合本公司的实际情况。实际上，单层制与双层制都诞生于市场经济国家，都有其独特的法律、历史、经济、文化和社会背景，很难简单地认定孰优孰劣。立法者的天职是给公司及其股东提供更多可资选择的法律路径，而非堵塞和限制公司及其股东的自治。而且，经过中国证监会和上市公司的惨淡经营，独立董事制度已经开始浮出水面，并且得到了广大投资者和经营者的感情和理性上的认同。全面抛弃独立董事制度，与全面抛弃监事会制度都不应当是立法者的明智选择。

   

    在这方面，《欧盟第5号公司法指令草案》和法国1966年《股份公司法》的起草者也曾面临单层制与双层制孰优孰劣的困惑。他们对这一立法难题的解决思路颇值借鉴。《欧盟第5号公司法指令草案》(修改稿)的起草者曾指出，“就公司管理机构而言，目前在欧共体范围内存在着两套不同的法律制度。其中的一种制度规定了单层制公司机关体系，另一种制度规定了双层制公司机关体系，即经营机关负责经营管理公司的业务，另外一个机关负责监督经营机关。在实践中，即使是在单层制公司机关内部也进行事实上的职能分离，即执行成员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非执行成员只负责监督公司的经营管理。在这两套法律制度之下，都有必要严格区分负有上述职责之一的人员的责任。全面推广这种严格区别将会有助于推动来自不同成员国的股东或者股东集团设立公司，并进而推动欧共体范围内公司之间的相互融合。虽然强制性地全面推广双层制，从近期看是不切实际的，但是该制度至少应当作为所有股份公司都能自愿选择的一种模式。当然，只要赋予单层制某些法律特征，以使其作用与双层制的作用相协调，就可以继续保留单层制。”可见，虽然起草者对双层制格外青睐，但从实际角度着眼，允许单层制的存在，并要求单层制具有与双层制相同的法律特征，即经营职能与监督职能的分开。而在单层制国家，单层制已经行之甚久，改采双层制绝非易事。可见，《欧盟第5号公司法指令草案》(修改稿)采取折衷主义态度是妥当的。

   

    无独有偶。《法国股份公司法》自1966年也允许公司选择单层制或者双层制模式。截至1990年，只有7.6%的法国股份公司选择了双层制模式。截至1995年，158000家股份公司中有155000家股份公司选择了单层制，而仅有3000家公司选择了双层制，这3000家股份公司中的一些公司有很强的竞争力。一些股份公司则在单层制或者双层制模式之间不断变幻选择。法国绝大多数股份公司之所以青睐岁月悠久的单层制，主要源于法律传统的力量和多年来法国人对单层制的法律与实务经验的积累。(注：ComparativeCorporate Governance,Edited by Klaus J.Hopt & Eddy Wymeersch,Watlter deGruyter & Co.,1997,p.12,13.)

   

    从授权公司选择制的思路出发，我国立法者除了建立健全单层制中的独立董事制度外，也要完善双层制中的监事会制度。中国证监会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在上市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中推行独立董事，实乃由于目前上市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的监事会监督乏力所致。如果监事会在实践中能够切实有效地行使其法定职责，确实没有必要设立独立董事。为弥补现行立法及实务中监事会制度的瑕疵，应参照德国的双层制模式，将监事会确定为董事会的上位机关，监事会有权任免董事会的成员；要改进监事会的监督手段，扩充监督职权，规定董事会有义务定期向监事会报告工作；还要引进外部监事。

   

    在《公司法》修改之前，至少在上市公司与基金管理公司存在着独立董事与监事会并存的现象。如何确保二者间的各司其职与通力合作，避免二者不必要的权力斗争，是确保公司效率和股东利益的重要问题。笔者认为，监事会与独立董事均为公司机关或其成员，不应存在凌驾于公司和股东利益之上的特别利益，均对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负责，两者在公司治理结构中不应存在本质性利害冲突。但美国公司中独立董事的职权是在没有监事会的制度环境下设计出来的，而我国公司已经存在着监事会，这就决定了我国独立董事的出现不能也不应取代监事会，更不可能享有美国独立董事所享有的那么多权限。

   

    应当承认，独立董事与监事会在职权范围上既存在交叉与重叠，也存在不少差异。例如，独立董事的监督对象包括公司内部人(包括董事和经理层)和控制股东，而监事会监督对象包括独立董事在内的全体董事(含董事长)、董事会秘书、经理、财务总监等高管人员。原则说来，法律和行政规章明确赋予一方的职权只能归属该方，对方不得行使；独立董事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规章、监事会根据《公司法》享有相同职权的，应以《公司法》规定为准。具体说来，各类公司(含上市公司)的监事会仍应当依法围绕公司经营的合法性、妥当性对董事(含独立董事)和经理行使《公司法》规定的监督职责。独立董事的主要权限应当限定于《公司法》载明的董事会职权中的关键部分，如向董事会提议聘用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向董事会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提议召开董事会；聘请独立财务顾问，从而对董事会提交股东大会讨论的事项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因此，只要独立董事在《公司法》规定的董事会权限范围内运作，不侵占监事会的权限范围，就不会存在独立董事与监事会发生职权撞车的问题。倘若独立董事与监事会监督意见相左，均应向股东大会据实披露，由股东大会最后定夺；小股东倘若认为股东大会决议存在瑕疵，可向法院提起股东大会决议撤销之诉或无效确认之诉。

   

    要从根本上避免独立董事与监事会制度叠床架屋，减少监督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如独立董事与监事的薪酬、重复聘请中介机构的费用)，应从制度上革除当前独立董事与监事会并存的格局，授权公司自由选择独立董事制度或监事会制度。

   

    四、寻求良好的独

立董事与外部董事的构成比例

   

    独立董事的能力和品德不管如何优秀，但孤掌难鸣。单个或者少数独立董事很难在董事会中产生支配性影响。美国独立董事制度有效的主要原因在于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占据优势地位。因此，独立董事在董事会构成结构中的比例问题值得探讨。

   

    公司董事会以其独立董事的构成比例为准分为7种模式：(1)全部由内部董事组成的董事会。(2)内部董事占绝对多数、独立董事占绝对少数的董事会(30%以下)。(3)内部董事占简单多数、独立董事占相对少数(30%至40%之间)的董事会。(4)内部董事与独立董事平分秋色(40%至50%)的董事会。(5)内部董事占相对少数、独立董事占简单多数(50%至60%之间)的董事会。(6)内部董事占绝对少数、独立董事占绝对多数(60%以上)的董事会；(7)全部由外部董事组成的董事会。这类董事会目前还比较少见。

   

    从前述美国学者1997年对标准普尔500家公司的调查统计分析，被调查公司中属于第1种模式和第7种模式的没有，属于第6种模式的占被调查公司总数的94%，属于第5种模式的占被调查公司总数的5%，属于第4种模式的占被调查公司总数的1%，而属于第2种与第3种的总共只占1%的比例。

   

    那么，哪种董事会模式最为理想?独立董事的比例是否越高越好?美国公司法学者柏格特与布莱克的研究成果表明，并非独立董事数量越多，公司经营绩效就越好。反而有证据表明，独立董事占绝大多数的公司的绩效反而逊于其他公司；内部董事占简单多数的公司与独立董事占简单多数的董事会的公司在绩效上旗鼓相当。他们认为，如果一家公司董事会中有适度的少量内部董事(如11人董事会中有3名至5名)，则公司的经营绩效会更好。(注：Sanjai Bhagat & Bernard Black,The Uncertain Relationship BetweenBoard Composi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54 Bus.Law.921(1999).)鉴于这两位学者的研究在美国学界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有必要对这一研究结论作两点说明。

   

    首先，柏格特与布莱克有关独立董事占绝大多数的公司的绩效反而逊于其他公司的结论，并不能确切地说明这些公司绩效竞争力之薄弱的根源在于独立董事占了绝对多数。公司的经营绩效取决于劳动、资本、管理、市场、法律等多种因素，独立董事再重要，也仅是良好公司治理的一个环节而已。将公司绩效之不彰归咎于独立董事的绝大多数，难以服人。即便就独立董事制度自身而言，独立董事的作用能否全面发挥出来，亦取决于董事的独立性、业务素质、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等诸多因素，与董事人数不存在一一对应的正相关或负相关关系。而且，独立董事占绝大多数是公司绩效不彰的原因抑或结果，也有待进一步研究。难怪柏格特与布莱克也反复强调，“不问独立董事的能力背景，一味追求独立董事占绝对多数的观点无济于事，除非独立董事们具有很高的素质，比如对本公司所属产业情况了如指掌”。(注：Sanjai Bhagat & Bernard Black,TheUncertain Relationship Between Board Composi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54 Bus.Law.921(1999).)言外之意，如果独立董事的素质过硬，真正了解公司经营之道，独立董事占绝大多数未必就不好。

   

    其次，柏格特与布莱克承认，“没有研究数据表明，美国公司董事会应当改弦易辙，退回到20世纪60年代内部董事一手遮天的董事会结构”。一言以蔽之，他们的核心观点是，“公司有权尝试独立董事占绝大多数的董事会结构”。他们举例说明，“如果11人董事会中包含有6名独立董事、4名内部董事和1名有关联关系的外部董事，可能比有9名独立董事和2名内部董事，更能使公司受益”。(注：Sanjai Bhagat & Bernard Black,The Uncertain Relationship Between Board Composi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54 Bus.Law.921(1999).)

   

    我国独立董事制度尚在建立与完善中，尚无独立董事数量与公司绩效相互关系的实证研究。笔者认为，美国的经验与实证研究可资参考。最重要的是，独立董事与内部董事各有优劣。独立董事在利益关系上的超脱与独立使其在参与董事会决策时能做到一身正气，不会为追求私利而恶意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但独立董事投入公司的工作时间有限，缺乏对公司真实情况和最佳决策方向的深刻认识，欠缺公司经营的必要知识与经验；又因其与公司经营绩效间又不存在实质性利益关系，其履行董事职责的利益驱动力自然弱于内部董事或外部关联董事。因此，独立董事有可能演变为“麻木董事”。内部董事在利益关系上陷得太深，极易在追逐自己利益的同时损害公司与股东利益。此即人的道德风险问题。但其对本公司具体情况了如指掌，在本公司决策方面的专业经验远非独立董事所比拟。因此，最佳董事会结构应是内外董事(包括独立董事与关联董事)并存、德能互补、好人与能人为伍的结构。

   

    第1种模式和第7种模式处于董事会结构模式中的两极，有失偏颇。前一模式过于封闭，既排斥了外部人对内部人的合理制衡，又阻挡了外部人超然而独到的见解。此类董事会难以避免保守封闭、夜郎自大、内部人相互勾结侵害公司与股东利益的缺陷。后一模式虽具开放性与动态性，但囿于清一色外部董事的固有缺点(如远离经营层的信息、对公司了解不深、利益驱动不足)也很难成为董事会理想模式。

   

    在我国引入独立董事制度之前，绝大多数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属第1种模式。中国证监会《指导意见》要求上市公司在2002年6月30日前，董事会成员中应当至少包括2名独立董事，即采第2种模式。《指导意见》要求上市公司在2003年6月30日前董事会成员中应当至少包括1/3独立董事，即属第3种模式。无论是2名，还是1/3，都略显人数单薄。第4种模式、第5种模式、第6种模式和第7种模式在我国尚未出现。

   

    鉴于我国独立董事既要监督与制衡内部控制人，也要监督与制衡控制股东，为使独立董事的声音不被内部董事和关联董事吞没，独立董事应在董事会中占据多数席位，本文前述的第2种、第3种与第4种模式均不可采。这样，既可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规模优势和聪明才智，也可用够用足内部董事的有益资源，特别是信息优势和利益驱动机制。需强调的是，如果独立董事不在董事会中占据多数席位，独立董事控制的专门委员会再多、独立董事对专门委员会的控制力度再大，仍然无法制止内部董事或关联董事的一意孤行。因为，专门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专门委员会提案要提交董事会审查决定。至于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占据简单多数(第5种模式)，还是绝对多数(第6种模式)，都应尊重公司与股东自治，以及市场的自由选择。这恰恰是柏格特与布莱克的核心研究结论。

   

    五、完善独立董事的能力建设机制

   

    个体独立董事资格之优劣关系到整个独立董事制度能否发挥其应有作用。大体而言，独立董事既应具备普通董事的任职资格，也应具备其他特殊资格(包括利害关系上的独立性和超脱性，以及过硬的业务能力)。

   

    独立性是独立董事的价值所在，也是独立董事有悖于内部董事与外部关联董事的关键所在。独立董事的权利与利益均以其独立性为前提。与公司和大股东存在千丝万缕利害关系的人士虽可担任内部董事或外部关联董事，但不得担任独立董事。《公司法》应当采取枚举法与概括法相结合的原则，从严界定独立董事的消极资格。要进一步拓宽中国证监会《指导意见》中有关非独立性的外延。凡在5年内受雇于公司或者其关联公司(包括母公司、子公司和姊妹公司)，在5年内与该公司发生过商业往来或财产关系，在5年内与该公司主要客户和供应商有隶属关系的人员，在5年内本人或其同事为公司或关联公司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在5年内与公司捐赠的机构或者个人不存在雇佣关系或其他利害关系，在5年内作为公司大

中型股东(1%持股比例以上)及其雇员，以及上述人员的近亲属(包括直系亲属与旁系亲属)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如合伙人、前夫、前妻、监护人、被监护人和同居者)，均应被排斥于独立董事范围之外。易言之，凡与任职公司或其大中型股东、高管人员存在财产(包括股权、债权、物权)、亲属、雇佣、交易等利害关系的人士(包括社交密切、存在私人感情的好友、同学、同乡等)均不得担任独立董事。受儒家文化和其他文化的影响，我国传统社会注重人际关系。整个社会就是一张由形形色色的利害关系编织而成的巨网。利害关系之普遍多样与盘根错节，无疑加大了甄别独立董事独立性的难度。缺乏独立性、或形式上具备但实质上不具备独立性的人士当选为独立董事的现象在所难免。因此，有必要鼓励中小股东随时凭借证据挑战独立董事尤其是处于利害关系灰色边缘的独立董事的独立性，鼓励股东提起独立董事更换之诉。

   

    独立董事与内部董事和其他关联董事朝夕相处，年深月久后既容易培育独立董事与其他内部董事和关联董事的私人感情，也容易形成董事会成员间的利益共同体，从而严重腐蚀董事的独立性。有鉴于此，必须从严限制独立董事的任职期限(如3年1届)，且不允许连任。一些意志薄弱、利欲熏心的独立董事有可能在任期届满前就丧失或抛弃自己的独立性。这些独立董事应在自己丧失独立性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主动辞职，其他董事或股东也有权要求其辞职。

   

    仅有独立性还不够。独立董事还应当具备至少足以与非独立董事相匹配，甚至更强的业务能力，包括担任独立董事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这种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囊括企业管理、法律、财务、工程技术和其他专业技术。在美国，担任独立董事的人士囊括其他上市公司的总裁、退休的公司总裁、大学校长、退休的政府公务员、成功的个体商人、独立的投资者等。前两类人士最受欢迎，因其对经营管理大公司的复杂性有清醒认识，所提建议也十分中肯、详细、实用。美中不足是，这两类人士对同行的相互同情，有可能演变为偏袒、放纵公司经理任意行使自由裁量权，对公司经理的高额薪酬往往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根据一仆不侍二主的原则和反不正当竞争的精神，在职公司经理不能担任同行公司的独立董事，但可担任其他行业公司的独立董事。在职公司经理要深入了解其他行业的公司的具体情况也非易事，更何况在职公司经理还要倾注主要精力经营管理本公司。又鉴于我国尚无成熟的经理人才市场，在职公司经理很难成为独立董事的主体。除在职公司经理外，学者、律师、会计师和非营利组织的代表均可成为独立董事。

   

    从知识结构上看，独立董事集体的专业知识应当搭配合理，不宜高度重叠，且能囊括公司管理、财务、法律、营销等内容。独立董事不宜全部由法学家担任，也不宜全部由经济学家或者任何一类专业人士担任。鉴于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业务素质事关千万投资者切身利益，立法者有必要干预独立董事的业务知识结构，对于业务知识构成规定一个硬性比例。

   

    为确保董事会的运作效率，《公司法》应要求大型股份公司董事会下设若干专门委员会。为发挥独立董事的监督优势，避免独立董事沦为稻草人，具有监督职能的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诉讼等专门委员会应全部由独立董事组成，主席由独立董事担任。当然，这些委员会设在单层制中的董事会下面是妥当的；在双层制下应设在监事会下面。至于董事会下设的具有经营决策职能的投资委员会、战略委员会，理应吸收内部董事和外部关联董事参加，但其构成比例略低于独立董事。美国学者克莱恩认为，内部董事参与投资委员会的程度与公司经营绩效成正比。(注：April Klein,Firm Performanceand Board Committee Structure,41 J.L.& Econ.277(1998).)《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52条要求独立董事在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而未要求独立董事在战略委员会中占多数。该态度可解释为，战略委员会的成员可以全部或主要由内部董事构成。建议《公司法》授权公司董事会决定战略委员会、投资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是独立董事还是内部董事。关键是要充分发挥内部董事在参与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和重大投资决策方面的建设性作用。

   

    为充分发挥独立董事作用，《指导意见》要求上市公司赋予独立董事6项特别职权：(1)重大关联交易审核(包括认可与否定)建议权；(2)向董事会提议聘用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3)向董事会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4)提议召开董事会；(5)独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和咨询机构；(6)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公开向股东征集投票权。但上述权利不属于单个独立董事的权利，而以取得全体独立董事多数同意为前提。这些职权是在假定独立董事少于内部董事、且不设专门委员会的框架下享有的；倘若独立董事多于内部董事。且设有专门委员会，这些职权应当分别由专门委员会、独立董事或董事会行使。如，第1、第2项职权由审计委员会行使，第3、第4和第5项职权可由任一专门委员会行使，第6项职权应由各独立董事分别行使。为培育独立董事市场，加强独立董事自律，有必要设立董事协会。为提高独立董事的业务素质，应加强董事业务培训，马来西亚的董事强制培训制度值得我国参考。

   

    六、完善独立董事的选拔机制

   

    据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对2001年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统计显示，在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中，董事会提名达到87.36%，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名的占据15.06%，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提名的有1.7%，上级主管部门推荐的0.57%，公开招聘占1.99%，其他途径有7.1%[2]。

   

    《指导意见》第4条授权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单独或者合并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股东提出独立董事候选人，并经股东大会选举决定。因此，1%以上的股东虽可提出独立董事候选人，但由于控制股东控制股东大会的选举结果，仍然改变不了控制股东控制独立董事人选的命运。既然独立董事由控制股东“一手提拔”，而非中小股东的自主选择，则要求独立董事代表中小股东利益，监督和挑战董事会和内部控制人似乎有“缘木求鱼”之嫌。

   

    为预防控制股东和内部人左右独立董事人选，可考虑以下方案：(1)进一步降低股东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持股比例(如0.5%)。(2)将独立董事提名权限定为中小股东的权利。大股东将提名权让渡给中小股东后仍享有表决权。法理依据在于，既然独立董事的重要职责是关怀中小股东，中小股东理应享有提名权。在这种情况下，独立董事既有提名权，也有表决权。(3)大股东享有对独立董事的提名权，但在选举独立董事时要回避表决。法理依据在于，独立董事的重要职责在于监督大股东。大股东既与独立董事之选任存在利害关系，当然应回避表决。(4)公司公开招聘独立董事候选人，鼓励适格人士参加独立董事竞选。凡具备独立董事资格的人均可毛遂自荐。(5)独立董事协会建立独立董事数据库，并主动向各个公司推荐独立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协会负责制定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组织全国性独立董事资格考试。(6)鼓励猎头公司向各个公司推荐独立董事候选人。以推荐独立董事为主业的猎头公司在市场中发展壮大。

   

    七、明确独立董事的问责机制

   

    独立董事固然具有独立性，但不是断线的风筝，必须对公司与股东利益负责，并关怀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中国证监会《指导意见》要求独立董事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尤其关注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这意味着，独立董事维护的是公司利益(不完全等同于大股东利益)；大中小三类股东的利益都蕴含于公司利益中，不允许大股东利益凌驾于中小股东利益之上。公司利益也不等同于大股东利益与中小股东利益的简单相加，

或者股东近期利益与股东长远利益的简单相加。现代公司法认为，公司利益既蕴含股东利益，也蕴含其他利害关系人利益，如消费者利益、职工利益、债权人利益、供应商利益、环境利益、公司所在社区利益等。独立董事既应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也应关心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这才是独立董事对公司利益负责的全面涵义。独立董事仅对中小股东利益或仅对股东利益负责的观点有失偏颇。当然，股东利益是公司利益的核心。独立董事不得剥夺股东权利以增进其他利害关系人的不法、不当利益。

   

    独立董事与非独立董事一样，对公司和全体股东负有诚信义务(含忠实义务与勤勉义务)。违反该义务的，独立董事要对公司、甚至股东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独立董事毕竟不同于公司顾问或其他名誉职位。独立董事既握有参与公司重大经营决策、对其他董事和经理层进行监督的权力，也肩负沉重的法律义务。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不是独立董事逃避责任的护身符。在一定程度上，独立性只会加重、而非减轻独立董事所负的义务，尤其是忠实义务。因此，笔者主张，在衡量独立董事与非独立董事是否违反忠实义务的时候，不应适用不同标准。

   

    独立董事也要严格履行勤勉义务。而判断独立董事是否履行注意义务的标准是，以普通谨慎的独立董事在同类公司、同类职务、同类相关情形中所应具有的注意、知识和经验程度作为衡量标准；但若某独立董事的知识经验和资格明显高于此种客观标准，应以该董事是否诚实地贡献出了他实际拥有的全部能力作为衡量标准。独立董事客观上投入公司的时间有限，且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这一事实可能构成法院在个案中判断独立董事是否免责或减责的正当理由。换言之，内部董事既是公司董事、又是公司高级雇员，理应承担比独立董事更重的勤勉义务。为帮助法院准确衡量独立董事是否违反勤勉义务，独立董事协会可制定自律性的《独立董事最佳行为准则》。

   

    实践中，不少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由忙忙碌碌的名人担任。名人作独立董事不仅给公司带来知名度、公关和知识资源，也给名人带来财产收益。问题是，同时兼任多家公司的独立董事应否在每家公司投入足够精力与时间履行董事义务?回答是肯定的。投入与独立董事职务相匹配的足够精力与时间是独立董事的义务。没有投入足够精力与时间履行董事义务的独立董事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应从忠实义务与勤勉义务两个角度分别予以考虑，然后定其责任承担。独立董事由于过错给多家公司造成损害时，应向多家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公司法》导入经营判断规则有利于减轻或免除善意、勤勉、谨慎的独立董事的赔偿责任，鼓励其积极进取精神。独立董事可购买董事责任保险，以减轻赔偿责任，公司也可提供部分保险费补贴。作为被保险人的独立董事屡屡因能力不济导致保险公司向公司或者股东支付赔偿金，迟早被独立董事市场淘汰。因为，保险公司会不断提高该董事的保险费，直至该独立董事望而却步，上市公司也将不堪忍受无德无才独立董事的保险费补贴。可见，责任保险市场有助于准确甄别并及时淘汰滥竽充数的独立董事。

   

    八、独立董事的利益激励机制

   

    要充分发挥独立董事作用，尚须善待独立董事。通常情况下，将人力资本甚至股权资本投入公司的内部董事具有精心治理公司的动力。而独立董事在利益驱动不足的情况下容易滋生懈怠心理，很难全身心投入公司的经营管理大业。调动独立董事为公司经营献计献力的动力源仅仅由良心和菩萨心肠提供是不够的。独立董事违反对公司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要承担责任。独立董事分文不取，既不符合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理念，更难以获得独立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经济能力。在实践中，声称自己从某上市公司未领分文的某独立董事陆某被中国证监会罚款后，不少独立董事应声辞职。这一现象值得深思。

   

    美国20世纪初的独立董事报酬也很微薄。随着独立董事群体的壮大，独立董事的报酬已有明显提高。据柏格特、凯里与艾尔森对1724家美国公司的统计，每位董事的平均年薪由1992年的16300美元上升到1996年的18300美元；大公司董事的平均年薪由1992年的23700美元上升到1996年的26700美元。78%的被调查公司还向董事们提供出席董事会及其委员会会议的津贴。董事每次参会的平均津贴由1992年的700美元上升到1996年的900美元；在此期间，大公司董事每次参会的津贴稳定在1000美元左右；在此期间，被调查公司平均每年举行董事会会议7.2次(大公司平均8.1次，小公司6.5次)。(注：SanjaiBhagat,Dennis C.Carey & Charles M.Elson,Director Ownership,CorporatePerformance,and Management Turnover,54 Bus.Law.885(1999).)这些统计数字是针对董事群体的，而非限于独立董事。但由于独立董事是董事中的主体部分，上述统计数字对研究独立董事的薪酬也有一定助益。许多公司为吸引独立董事，还推出股权和股票期权激励机制。有些公司向独立董事提供退休养老福利计划。尽管许多股东权保护团体抱怨独立董事福利过于丰厚，但不少公司认为这对于提升独立董事素质具有积极作用。

   

    根据中国证监会《指导意见》第7条第5项之规定，上市公司应当给予独立董事适当的津贴；津贴标准由董事会制订预案，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在公司年报中披露。如何确定独立董事报酬是个令人棘手的问题。就独立董事而言，要价过高会吓跑上市公司，要价过低又担心降低自己的身份。就公司而言，目前也无成熟的报酬确定方案。结果是，相当一批独立董事从上市公司取得的报酬大大低于内部董事，甚至仅有象征意义；有的独立董事从上市公司分文不取。据调查，独立董事薪酬最高的是宝钢股份的独立董事，年薪达到20万元；而绝大多数独立董事的薪酬集中在年薪3—5万之间。由于各地经济发达程度不同，各公司独立董事薪酬也有较大区别[2]。我国《公司法》可规定独立董事薪酬结构(包括固定现金年薪、股份薪酬与股份期权)，也可授权公司章程酌定。但立法必须确保独立董事不能成为类似于内部董事的利益中人。至于独立董事的具体薪酬数额，立法者无权干预，应委诸独立董事市场确定。

   

    独立董事可否持有任职公司股份?柏格特、凯里与艾尔森的研究成果表明，独立董事持股比例较多时，就容易快速更换公司的CEO。(注：Sanjai Bhagat,Dennis C.Carey &Charles M.Elson,Director Ownership,Corporate Performance,and ManagementTurnover,54 Bus.Law.885(1999).)柏格特与布莱克研究成果也表明，独立董事持有本公司的股份越多，公司的经营绩效越高；他们建议美国公司的独立董事获得更多的激励机制。(注：Sanjai Bhagat & Bernard Black,The Uncertain Relationship BetweenBoard Composi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54 Bus.Law.921(1999).)这一研究结论值得我国新《公司法》参考。但立法者也面临二难问题：禁止独立董事持股时，立法者担心其缺乏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允许独立董事持股时，立法者又担心其丧失独立性。关键是控制独立董事的持股上限。根据《指导意见》第3条第2项，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10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下列人员不得担任独立董事。依反对解释，只要独立董事的持股比例不超过1%，或者尚未达到上市公司前10名股东的程度，就不构成公司的大股东，自然具有担任独立董事的资格。因此，独立董事可有限度地持有任职公司股份。

   

    九、独立董事角色定位应当准确

   

    独立董事要克尽普通董事的应尽职责，既要发挥参与决策的职责，也要发挥监督职责，还要发挥顾问和咨询职责。在监督者与顾问之间，前者是第一位的，后者是

第二位的。作为监督者，独立董事有义务确保公司经营行为合乎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作为顾问，独立董事应为提升公司业绩献计献策。前一角色使内部董事和其他高管人员对独立董事心存敬畏，后一角色使内部董事和其他高管人员满怀感激。因此，监督者与顾问角色之间并不必然发生矛盾。独立董事不应只满足于监督角色，公司有理由期待独立董事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为公司创造财富；独立董事也不应只满足于顾问角色，因为公司完全可以聘用各类一流顾问，顾问角色并非我国引进独立董事制度的初衷。

   

    独立董事制度是新生事物。独立董事与其他董事共谋公司大业必然存在磨合期。面对非独立董事的冷待、排挤和封杀，独立董事要挺起腰杆，凭着高尚人格与过硬素质履行职责。独立董事被内部人收买，或对内部人侵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充耳不闻、随波逐流的，要对公司和股东承担民事责任。为确保独立董事对全体股东利益负责，《公司法》应确认独立董事对广大股东的报告和说明义务，打通独立董事与广大股东间的信息沟通渠道。

   

    独立董事市场也会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假定一些独立董事刚正不阿，勇于行使监督者职责，敢于对抗大股东和内部董事的违法或不妥行为；而其他独立董事见风使舵，阿谀奉承大股东和内部董事。因此，勇敢、正直的独立董事有可能被懦弱、圆滑的独立董事所取代。但笔者认为，独立董事宁可辞职或被股东大会罢免，也不应屈服于大股东和内部董事。懦弱、圆滑的独立董事虽可苟且偷安于一时，终究难逃对公司和股东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风险。据调查，我国“目前所有敢于公开对董事会或大股东发表反对意见的独立董事，几乎在事后都选择了辞职”[2]。独立董事应具有方正气节。

   

    【参考文献】

   

    [1]R.W.汉密尔顿.公司法(第4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2]李东平.三大问题困扰独董制度实践[N].证券时报，2003—03—23.

司法独立制度篇3

关键词 司法公正 司法独立 体制

近年来司法腐败案件屡见不鲜，司法公正已成为国人瞩目的焦点话题。一方面，处于转型期的随着关系的复杂化和社会冲突的尖锐化，对司法活动寄予了前所未有的厚望，而另一方面，司法的不公却再三地打击着公众脆弱的“法制”信心。如此巨大的反差迫使我们不得不认真反思：是什么妨碍了司法的公正？

公正是司法活动的内在品质和价值追求，是社会、公民对法制的期望和信心，英国思想家弗兰西斯.培根讲：“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了法律——好比弄脏了水源。”公正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许多重要的因素都可以归结到司法独立上来，而法院又是司法活动的主角，所以，探讨司法公正有必要从法院的独立上着手。在学理上，“所谓法院的独立，即法院法官的审判，应不受行政机关或立法机关干涉的意思；就是某一个法院对于另一个法院的审判，亦只能于判决后，依上诉程序而变更其判决，在审判之时，任何法院，亦不受任何其他法院的干涉；至于行政机关或立法机关，则即在法院判决以后，亦不享有变更法院的判决之权。"[1]（p296）司法独立对于法院和法官摒弃干扰，客观、公正地司法有着毋庸置疑的意义。但是长久以来，我国在司法独立上的表现并不能令人满意，由此而致的司法不公现象“至今已觉不新鲜”。我想，与其斥责那些徇私枉法的法官、阻挠司法的政官，、思想改造、组织纪律或领导工作的失误，不如冷静地在制度层面上作一番探讨更有意义。

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检察机关、军事机关是居于其下且为同一层面的权力分支机构，全国人大是它们共同的权力来源，它们分别向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相互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和直接的制约关系。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些制度设计在宪法层面上确立了司法独立原则，保证了司法机关的独立地位，宣告了一种与中国传统县衙式司法模式截然不同的司法体制的确立，其所依据的基本上是欧洲大陆法系和苏联社会主义法系两者结合的模式。文明国家多在宪法性文件里确立了司法独立制度，但应当注意的是，宪法自身所具有的原则性、宣言式及由此必然导致的缺乏操作性特点，要求必须有配套的法律、制度忠实地对其细化，才能实现司法“精神”上的独立，而不仅仅是形式上的独立，宪法才不会流于口号。然而，问题似乎就出在这里：我们或者基于良好的愿望，在保障司法独立的制度设计上有所作为，但效果并不大好甚至相反，或者根本就漠视制度的作用，仅仅寄希望于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这把“尚方宝剑”。于是，司法的独立状况与宪法的善良初衷大相径庭，法院成了国家机关中谁也能管的“小弟弟”。

司法独立制度篇4

本文提出：

1、公司治理应当借助市场中介组织的力量制衡，用市场的机制制衡；

2 、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制衡机制应该借助律师事务所这样一个独立和能够发挥制衡职能的机构去执行，即独立司法监理机构。

3、独立司法监理是结合外部独立董事、外部独立监事、外部常年法律顾问等外部制衡治理结构的基础上引入的角色，并形成相应的独立司法监理制度。

4、目前公司应当履行适当和合理公开的经营信息比较分散和难以取得，有必要将必须公开的信息集中在某个机构或者该机构有权力直接取得上述分散在各处的信息，以此维护企业诚信和解决公司信息不透明的需要。

5、独立司法监理机制是对公司内部有消极干预的外部制衡机制，因此不同于其他任何公司治理机制。

6、独立司法监理机制对我国国有企业改制后的公司治理、一人公司监管、上市公司治理、投资者权益保护治理等方面均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

主题词：公司治理，独立司法监理，独立司法监理制度

一、独立司法监理制度概述

1、独立司法监理制度的概念

独立司法监理制度是指独立于公司，依照法定或者约定代表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司整体利益的独立司法监理机构（即律师事务所）对监理公司实行监理的制度。该独立司法监理机构与监理公司没有任何可能严重影响其做出独立客观监理的交易或者关系，具有独立意志。

2、独立司法监理的法律特征

（一） 有法律责任后果的独立性

独立司法监理的首要特征是独立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⑴ 法律地位的独立。独立司法监理是经过股东会议选举产生或者经过司法行政部门经招投标程序产生，代表公司整体利益和社会公共事务利益对公司实施经营监理，因此并非由公司大股东推荐或者委派，也非公司的经营管理人员，享有对公司的独立的监理权。⑵ 经济地位的独立。独立司法监理必须与公司没有重要的经济联系或者业务往来，自身利益不会与公司利益发生冲突。⑶ 人格的独立。即独立司法监理独立于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经理层。⑷ 法律责任主体的独立。律师事务所必须结合其专业对监理公司实施经营监理，如果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公司或者第三人发生损失，律师事务所及其独立司法监理必须要依法承担过错赔偿责任，因此必须保证其专业的独立操守。⑸ 意思表示的独立。基于上述独立的特点，独立司法监理必须要独立的表示其专业意思。

（二） 有更加全面的专家性和法律的专业性

独立董事或者独立监事的来源往往是拥有与公司经营相关的经济、管理、法律、金融、工程或者人事管理等方面的专业知识的资深人士或者其他在政府或者民间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士。而笔者认为，由于受到专业的局限，独立董事或者独立监事都只能在其专业范围内发挥作用，这与公司治理结构需要全方位制衡的目的不相适应，而律师事务所作为独立司法监理机构因其涉及公司的法律部门如劳动人事、投资、财务管理等都属于健全，且律师事务所在处理诉讼和非诉讼过程中在法律专业的基础上必须涉及社会、经济、管理、金融等各方面专业事务，因此，有更加全面的专家性，可以比独立董事或者监事发挥更加全面的监理职能。

（三）有法律约束的客观公正性

独立司法监理机构凭借其复合的团队知识结构为公司的经营管理提供监理建议；因其独立性而衍生的客观公正性通过其监理意见书而表达出来。其客观公正的监理意见是保证其履行监理职能的必要保证。如果独立司法监理工作因故意或者过失造成公司整体利益或者社会共同利益受损，依法可以追究其过错赔偿责任，因此，独立司法监理机构必须要保证其监理客观公正。

（四）有代表社会公共利益和企业整体利益的公信性

独立司法监理机构代表社会公共利益和企业整体利益对企业经营管理提供监理具有公信性。因为独立司法监理机构即律师事务所本身代表了国家法律的实施，也代表了社会普遍公平，在社会上具有公信力；如在监理中代表弱势利益群体的利益对企业经营提出独立公正的法律监理，在公司治理结构内部对大股东形成制衡作用，也能够得到社会弱势利益群体的信任；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代表社会提供消极信息披露，对于关联交易、信息欺诈、重大行为恶意隐瞒等行为构成制衡，在公司治理结构的外部对公司形成外部制衡，从而也能够获取社会公共群体的信任。

（五）在立足于权利和权力基础上形成的监理职能具有消极干预性

独立司法监理机构所具有的监理职能只能对公司形成消极干预，因为公司属于私权主体，归根到底属于私权的范畴，公司行为也属于私权的行使行为，除了私权权利主体外的其它主体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去影响其处分和使用私权的行为，这表现在独立司法监理机构在监理过程中对公司经营行为不具有表决权，对公司违法行为不具有主动披露权；但公司虽然是私权主体，但公司本身具有盈利为目的的目的性，注定了其必须对社会公共资源形成竞争，在这个阶段包括采取各种违法的行为或者不公平的手段展开竞争，这必然导致公共利益和企业整体利益的受损，这就需要外部能够进行必要的干预，传统上讲这属于国家的职能，但由于国家职能资源的不足和行使权力范围的限制，过大或过小的权力制衡都会达不到对公司治理的制衡，我认为这必须借助市场经济中所形成的市场机制特别是代表社会法律公信的律师事务所作为中介组织对公司形成机制制衡，这就需要律师事务所作为独立司法监理机构具有一定的干预性。因此，在立足于公司权利和国家法律权力的基础上形成的独立司法监理具有消极干预性。

（六） 独立司法监理范围具有有限干预性

独立司法监理机构在行使监理过程中并不是对公司经营行为的方方面面都行使全面干预，不影响公司作为私权主体应有的权利行使，不影响公司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监事会决议的效力，不对公司的经营行为具有任何否决权利和表决权利，即独立司法监理在权力上具有有限性。

独立司法监理干预的范围具有有限性，如仅对公司经营行为中可能严重影响企业整体合法利益和侵犯公共利益的行为进行消极的干预，如公司中存在的关联交易和自我交易行为、重大涉诉行为、信息欺诈行为、修改公司章程行为、在职竞业禁止行为、财务报表合法性保证行为等进行消极有限干预。

从上述，独立司法监理不同于独立董事、独立监事、法律顾问等组织结构角色，是市场经济中完善市场主体特别是发挥中介组织作用的一种新的尝试，它是我国在实行建筑监理后所进行的横向借鉴。

独立董事和独立监事的来源不能保证其具有比独立司法监理机构更加全面的专家性，也不能履行好从合法性方面行使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监督作用，他并不代表社会公共利益去履行职责，由于基本上独立董事和独立监事的来源为个人，因此在发生了责任之后往往无力去承担。而独立司法监理机构能够代表更加全面的专家性，也能够从法律的角度对公司经营予以监督；其从法律和授权的角度出发行使职权，代表了社会公正和社会公共利益，从而也保护了弱势股东和中小股东的合法利益。在发生责任之后作为法人也依法具有承担能力。

法律顾问由于不具有法律和合同授权，甚至还不具有外部独立董事和独立监事具有的对公司经营形成的制衡权力，它对公司经营不具有干预性，从而无法对公司治理产生影响；它的作用仅能够保证公司整体经营的合法性，而对于公司经营是否损害中小股东，是否信息欺诈，是否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等并不发挥作用，在传统公司治理中，法律顾问连外部制衡机制都无法发挥作用；而独立司法监理机构所具有的有限干预性和消极干预性特点，在尊重公司私权的前提下，代表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司整体最大利益，进入到公司内部经营行使干预而不影响公司经营，从而形成有效的内外部相结合的制衡机制，它不是单纯的内部制衡或者外部制衡。

3、实行独立司法监理制度的作用：

（一） 实现公司治理结构的充分平衡的需要

公司治理内部结构中，受股东结构和董事和监事的来源影响，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无法真正发挥其相互制衡的作用；就在股东会内部也往往存在“一股独大”造成中小股东权利无法平等体现的失衡；又如监事会方面，监事会作为公司必设且专事监督职能的机构，本来应当对公司经营者构成强有力的监督，但实际监督效果却很差，基本上处于虚设状态。这属于内部的失衡。而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与公司外部治理往往又存在矛盾，公司与社会公共利益往往面临着公权和私权的冲突，如公司利用信息不公开对社会虚假欺诈消息获取不正当利益，公司利用不公平手段获取社会机会资源，公司采取违法行为侵犯社会公共权利等，都导致了公司与社会之间的不平衡。

独立司法监理机构在行使独立司法监理职能过程中，代表着社会共同利益和企业失衡主体的利益以法律的独立和公平行使消极干预职能，对企业的违法行为或者对企业对社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行使有限干预，从而能够对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失衡和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外部失衡形成制衡作用。

（二）、保护弱势股东和利害关系人利益的需要

弱势股东不仅仅表现在中小股权的股东，其实也表现在一股独大的国有股权之中，因为管理经营国有企业的是形形色色的人，以行政授权为基础的国有企业人使国家对公司的控制表现为行政上的超强控制和产权上的超弱控制。国有股权在产权管理方面其实就是弱势股东，必须有市场机制中对国有股权的管理人如对企业的实际经营者形成制衡的机制，独立司法监理对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的关联交易和自我交易、在职竞业禁止义务、财务报表合法性保证等方面实行的监理，其结果能够有效保护国有股权不受内部失衡造成非法侵犯。在代表中小股东利益时，独立司法监理有权对股东会中恶意侵犯中小股东权益的行为表明监理法律意见，监理法律意见的有限公开可以影响社会对公司形象的评价，从而消极干预公司的行为，有权代表中小股东行使质询权，从而从内部行使独立董事的监督权。

（三）、保护企业整体利益的需要

企业整体利益是指从企业整体出发所存在的共同的最大利益。这个利益要属于合法的利益，独立司法监理对严重违法的企业经营行为有独立表明监理法律意见的职能，从而监督企业的违法性损害企业整体利益；这个利益要不损害企业中中小弱势股东的利益，独立司法监理对中小弱势股东的权利进行了监理保护，从而维护了企业的整体利益；这个利益要不损害社会的公共利益，独立司法监理站在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角度出发，适当披露信息，对关联交易、财务报表合法性保证提供监理意见，从而让企业克制对社会的损害行为，从而达到维护企业整体利益的需要。

（四）、维护企业诚信和解决公司信息不透明的需要

企业诚信是维继市场公平的最基础要求，企业不诚信最主要的是企业信息的不对称，如虚假出资、抽逃出资行为；如合同诈骗行为；如虚假财务行为；如故意扰乱市场行为等等，这些行为主要原因是信息的不对称，市场上的相对主体不能获取有效信息从而作出错误判断是致使上述违反诚信的行为发生的主要原因，当前，表明企业诚信的应当向社会公开的信息资料存在分散和不容获取的特点，如分散在工商、税务、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行政或者中介组织之中，而企业自身在不诚信的情况下，也存在故意虚构信息或者社会上不能获取的现象。这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对企业应当向社会公开的必要信息集中在某个机构适当公开或者这个机构能够有权力查询上述分散在各处的信息，或者这个机构能够直接消极参与企业的管理从而第一手获取信息，这个机构我们认为只有律师事务所根据律师法作为独立司法监理机构的时候才能充当，在独立司法监理机构能够积极履行职能的情况下，便于社会的相对人能够方便作出正确评估交易风险，从而达到维护企业诚信的目的。

（五）、预防法人犯罪的需要

法人犯罪是是1 9 9 7 年刑法修订后新增加的犯罪种类，《刑法》第3 0 条的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是单位犯罪，对单位犯罪除了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外，还要对单位判处罚金。企业法人犯罪尤其集中在与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的走私罪、诈骗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单位行贿罪、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危害税收征管罪等犯罪中。通过对企业内部信息的适当公开，从而让企业在决策涉及法人犯罪的经营行为时，存在独立司法监理机构对企业行使消极干预的监督，决策人应当向独立司法监理机构保证其合法性，从而明确和警示责任主体，对存在的财务问题可以根据会计师事务所的报告提出法律风险监理意见，这种有限进入内部的干预行为能够有效防止法人犯罪的产生。

（六）、一人公司和国有企业监管的需要

修改公司法中谈论的热点之一就是如果设立一人公司后如何监管的问题，而作为单一的投资主体在此问题上也可以视作为一人公司而探讨。本文作者认为，不仅仅上市公司，还包括一般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由于其有限责任的法律特征，而对于社会存在必然的公平道义，通过独立司法监理机构实行的监理，对公司经营行为实行动态的监管，如公司中部分信息必须向社会公开，从而达到对公司的监管由静态的监管进入动态的监管，由资源有限的行政监管进入到市场机制上产生的中介组织进行监理监管，这样股东的多少或者相互间是否有一定的制衡作用已经不重要，最关键的是这种动态的中介组织监管机制是否起到作用。

（七）、机构投资者的需要

投资者高度关注所投资公司的治理情况，这切实关系到投资者的投资利益；特别是当公司股东从自然人股东向机构投资者股东转化之后，所有者与经营者的身份是分离的、明确的，所有者对经营者控制的欲望是坚实的，所有者与经营者有着不同的利益表现，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造成投资者必须要关注其投资的目标公司经营的健康和效率，即必须要关注其投资公司的治理机构。通过对公司治理结构和机制的安排来保证机构投资者的投资安全。投资者通过间接参与投资公司治理结构，和直接建立治理机制的方式尚不能有效保证其投资安全，必须借助市场的中介组织力量形成制衡机制直接介入公司经营之中。

4、独立司法监理的法律地位

（一）独立司法监理的产生

独立司法监理机构的产生选任程序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产生，一种是根据监理公司与独立司法监理机构之间通过约定建立监理关系，另外一种是根据法定，由司法行政部门通过符合条件的独立司法监理律师事务所通过招投标产生。

由于在现有的法律体系中尚无独立司法监理这个概念，而目前公司法修改尚处于讨论的过程中，其他也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来调整独立司法监理制度，因此，要产生独立司法监理机构，可以基于上述两个方面途径来产生，前者是基于《合同法》，由企业或者投资主体和独立司法监理机构之间签订《独立司法监理合同》，通过合同形式授权独立司法监理机构行使独立司法监理权，在合同中明确独立司法监理机构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法律责任，从而促使独立司法监理机构的公平独立行使监理职责，这样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企业的整体利益和中小股东的利益；而对于后者，则主要针对企业没有一致通过聘用独立司法监理机构的情况下，如规模小的有限责任公司没有能力聘请或者存在争议无法统一聘请的决议，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可以委托司法行政部门或者司法行政部门可以依职权在具有独立司法监理资格的律师事务所中按照招标投标法的规定选择一家独立司法监理机构。

（二）独立司法监理的权利

独立司法监理的权利来源在没有明确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主要是基于《合同法》所授与的合同权利；另外，只有在完善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的情况下，如国资委、证监委及保监委等如制定了实行独立司法监理的指导意见的情况下，权利来源才具有更多的法律依据。

我们认为独立司法监理的权利必须应当包括以下几项：

⑴独立发表监理意见权

独立司法监理机构对公司经营行为实行监理，有权利就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违法现象提出独立发表监理意见。如董事会的各项重要决策有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股东是否能有效获取充分的信息、第三人是否有能力消极获得必要的公开信息、公司是否存在关联交易或自我交易、根据会计提供的公司财务是否真实和合法等等。对于存在的违法行为应该提出独立司法监理意见报告给公司。

⑵代表公司整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行使质询权

在涉及公司整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方面的违法行为，独立司法监理有权发出监理质询权，被质询的公司应当根据质询内容在规定的期限内答复，在规定的期限内公司有权作出有保留存异议的答复。

⑶有限信息披露权

行使有限信息披露是行使独立司法监理职能的重要方面，是公司外部治理机制能否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享有有限信息的获取权的情况下，独立司法监理机构有义务消极公开这些信息，所谓消极公开，是指应社会第三人的申请而公开而非依职权主动公开的行为。披露信息必须是保证社会相关利益者在没有虚假信息干扰的情况下作出经营交易判断，促使违法经营行为透明化。有限信息披露还包括披露的信息并非包括了公司所有的经营信息，只包括根据法律和协议约定为了不损害公司和社会利害关系人的整体利益的有限的部分信息。

⑷公司会议列席权和见证权

为了保证获取必要的信息和对公司的违法经营行为进行及时的监理评估，公司在召开公司会议时，独立司法监理机构必须列席，对于会议的决议和程序，必须提供形式见证保证其会议的合法性。

⑸报酬请求权

独立司法监理机构基于合同约定或者招投标规定，对公司经营行为实行监理，并承担监理责任，且属于市场中的中介组织所进行的经营行为，因为必须体现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而享有享有的薪酬。报酬的标准可以根据公司规模的大小和监理事务的复杂程度由双方协商决定，也可以由司法行政机关在招标投标时确定。

⑹备案审核权

公司必须将应该公开的并独立司法监理有权知悉的监理范围内的财务报表、关联交易、配股增发方案和分红派息方案等提交独立司法单位备案，独立司法监理机构要审核上述经营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和章程的规定，并促使企业监理良好的内部控制机制。

⑺提议权

独立司法监理机构有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权利。

⑻有限信息知情权

信息对称和确保知情权是独立司法监理机构履行职责和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和关键所在，应使其所获得的信息足以让其发挥作用。对于公司中有权知悉的监理范围内的财务报表、关联交易、配股增发方案和分红派息方案等监理内容，要保证独立司法监理能够及时、客观和准确的获取信息，从而公正、有效的开展工作。但并不是监理公司的任何信息独立司法监理都有权获取，只是属于应当向社会公开的部分信息。因此为有限信息知情权，获取信息的范围应当通过合同来约定。

司法独立制度篇5

司法独立，指审判意义上的司法独立，是司法机关在法律范围内自主公正地行使司法权，不受任何非法因素的干预。司法独立是世界公认和普遍接受的一项宪法原则，许多国家都严肃地将这一原则载入其之中。

在现实生活中，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在矛盾中共生共存，各种力量在其中起着不同的调整作用，在真正实行法治的国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以公知的法律调整为特征的司法手段是最稳固和最有力的手段，也是社会不公平的最后和最权威的救济手段，它事关社会关系能否最终得到正确调整，社会秩序能否最终得到实现。正是司法手段的这种地位和使命决定了司法制度的本质应是公正的。公正的司法制度是秩序的保障，不公正的司法制度则是秩序的祸患，追求公正的司法制度是我们建立和改革司法制度的初衷和最高目标。

要实现司法公正，就必须司法独立。因为要公正司法，就须居中裁判；要居中裁判，就意味着得独立司法，不受法外各种社会因素所左右或干扰。

德国学者就把司法独立概括为八个方面：1.独立于国家和社会间的各种势力；2.独立于上级官署；3.独立于政府；4.独立于议会；5.独立于政党；6.独立于新闻舆论；7.独立于国民的时尚与时好；8、独立于自我偏好、偏见与激情。笔者以为，司法独立体现的是特定社会司法实体的法律自主性，它应该是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国家权力架构中法院的独立地位，即法院单独享有全部司法裁判权力而不依附于任何其他机构；二是司法程序上法官的独立地位，即法官只依法律、自身的学识和道德裁判，不服从任何外部命令和利益。它应该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法院和法官独立于社会其他政权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二是一个法院独立于其他法院（不论上下级或同级）和一个法官独立于其他法官（同样不论级别）；三是法官不受自身的私欲、偏见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只要真正实现上述意义的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就有保障，社会就能走入长久法治。

二、我国现行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司法制度主要是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参照前苏联模式，结合国家领导人意志建立起来的，其中许多不合法治规律和中国国情的弊端，随着时展，日益成为妨碍司法独立和社会主义法治进步的制度。这些弊端主要表现为：

（一）婆婆过多，法院对外关系不顺

在法院工作与党的领导关系问题上，在我国，党领导一切，这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地位和我们国家的性质所决定的。党的领导是保持人民司法性质和审判工作方向的根本保证，我们在司法工作中也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但这里有一个什么才是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的最合适的形式和途径的问题。

我国的宪法和法律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是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的定型化和法律化，是全体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严格依法办事，就是实现党的意志，就是坚持党的领导。由于人民法院工作的性质和国家法制统一的需要，法院工作必须坚持党的统一领导。而目前的状况却是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变成了地方党委的“藩镇割据”式的分块领导，甚至变成了地方党委中个别领导人的领导。个别领导不顾国家法律，干预审判工作，甚至具体案件的处理，对依法独立审判的行为动辄斥以“向党”，使法院工作在权与法面前无所适从。地方党委是党在地方的一级组织，其任务在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保障国家宪法和法律在本地方的实施这一点上与人民法院是一致的。但地方党委的领导不能等同于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地方党委个别领导人的意志更不能代替党中央的统一意志。地方党委作为地方的最高领导和决策机关负有富一方经济，保一方平安的职责，他们在认识和执行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保障国家宪法和法律在本地方的实施的时候不能不较多地考虑地方的利益和需要，地方党委干预审判是许多地方法院审判工作地方保护主义的重要原因。

在与地方人大和政府的关系问题上，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不可能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但在我国司法权、立法权和行政权中，司法权是明显弱化的权力，处于单纯被制约的地位，三权之间没有建立起科学合理的制约机制，司法最终裁决权被虚化。地方人大任命和罢免同级法院院长、庭长和审判员，监督同级法院审判工作，不仅审议法院工作报告，而且有权对法院的个案审理进行事前、事中和事后的随心所欲的监督和审查。往往一个案件法院刚受理，人大的具体处理意见和要法院汇报的指示就传来了，使法院与同级人大无形中形成一个事实上的领导和服从关系。法院的工资及办公经费由地方政府供给，中层以下干部的进出和升降由政府人事部门审批，法院在人、财、物上受制于和有求于政府机关，对行政违法的制约无能为力，无法抗拒和抵制政府机关对审判工作的干预。

如此体制，法院受地方党委领导，由地方权力机关产生，由地方政府财政供养，人、财、物均由地方管理，地位十分低下，地方党委、人大和政府往往把法院视为同级地方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动辄给法院下指示，批条子。法院领导为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获取必 要的办案经费，不得不屈从于各方面的压力。法院“端人碗，受人管”，“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不仅要在审判工作中听命于地方党委、人大机关及领导个人，而且还要直接作为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参与地方中心工作甚至是违法行政活动，这就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大量地方保护主义的现象，严重损害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这样，司法不公，司法地方化，维护国家法律和人民利益的人民法院成为单纯执行地方党政领导意志，保护地方利益的地方法院，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民主、公正与进步是我们党艰苦奋斗，孜孜以求的目标，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对党的领导的误解和国家架构旧模式的约束，建国五十年了，司法独立问题尚未真正解决，这不能不说是共和国法制建设的一大悲哀。

（二）法院管理行政化，对内管理关系错位

从司法原理上讲，每个法院都应该是独立的，不存在上下级领导关系；每个审判组织和法官都是依照法律规定，运用审判和法官个人的知识和经验处理个案的独立的实体，这是法院区别于行政机关和法官区别于行政机关公务员的重大特征之一。而我国目前的法院在这一点上却与行政机关等同。

在法院审级管理上，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各级人民法院独立行使职权，上级法院有权监督下级法院的审判工作，这种监督使得司法决策多了一道控制程序，当事人多了一个求得公正的机会。下级法院一审，上级法院二审，上级法院有权改变下级法院判决，并不等于后者就是前者的下属，而只是各自独立行使法定的职责。但目前在相当一部分人眼里，上下级法院在审判业务上是领导关系，以致从最高法院到基层法院之间经常发现行政管理的痕迹，最典型的是多年来实行的案件请示制度，下级法院在审判过程中遇有问题，就请示上级法院，由上级法院作出有直接约束力的内部批复（这种批复有审判纪律的强制力保证其执行）或作出在后来可能影响本审级决策的指示，当案件上诉后，上级法院只得依原来自己所做的指示来维持一审判决，这样两个审级变成了一个审级，当事人的上诉权实际被悄然剥夺了。

在法院内部审判职权分配问题上，我国法律没有规定法官独立审判，只规定了法院独立审判。然而，司法公正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它总要体现在每一个案的具体审理之中。而个案又总是由具体的审判个体或组织来审理的。司法独立是宏观的，也是微观的，它终究要归结到审判权力具体享有者的独立上，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总是由具体的审判组织来实现的。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法院行使审判权的组织形式是审判委员会、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而非院长、庭长。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我国司法制度未能摆脱行政模式，从机构设置到内部人事管理及工作运作等都深深地打着行政化的烙印，与此相伴而生的是司法权力的行政官僚化，即司法权力的大小是按职务大小和行政级别的高低来划分的，从而在法院内部了形成一种层层命令与服从的关系：审判员服从庭长、庭长服从院长、合议庭服从审判委员会等等，甚至一九九八年评定法官级别竟然也是按照现有行政级别来套评的！案件审理须层层审批，导致产生错案人人有责，却人人都不负责的奇特现象。所有这些都扭曲了司法权力的特征，背离了司法权对独立的本质要求，甚至连现行的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也被歪曲了。

在法官管理上，长期以来，我们没有按法官职责所要求的标准去建立法官群体，而是以普通行政干部的人事机制来管理法官，没有根据法官职责要求建立严格的淘汰机制和审判监督机制，错案责任追究制也没能很好的执行，只要对主要领导个人的胃口，法官谁都可以干，以工代干的可以当法官，法律外行可以当法官，初中小学文化也可以当法官。法院的饭碗比行政机关的饭碗还铁，一个法官即使被证明业务水平不合格，或道德败坏，只要法院主要行政领导个人不反对，也是位子照坐、案子照办。如此，又如何能保障法官素质，纯化法官队伍呢？而且，由于编制限制，一些素质不高的人占据了法官位置，使得法官队伍难以补充高素质的新人。

从一般意义上讲，由于司法权力最终裁决的特性，法官在人们心目中应当是博学多识、公正无私、严慈理性的。在许多国家社会各阶层中，公信度最高的社会群体就是法官群体。而在我国情形又是如何呢？很遗憾，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即法官群体的专业和文化水平偏低，政治和道德素养也不尽如人意，司法腐败问题相当严重，极大地损害了法官群体的形象。社会上流传着“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的民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公众对法官群体的印象。可以说，法官的公信度几乎丧失殆尽。法官声望日见其下，以至不少高素质的人才不敢，也不愿当法官。

凡此种种，其直接恶果就是司法体制的低效和司法权力的腐败，这是无须证明的事实。对此，司法界的有识之士深感切肤之痛。我们现在该做的事情就是要对症下药，去污除弊，努力建立起一个健康、廉洁、高效、公正的司法制度。

三、完善我国司法独立制度的具体措施

针对前述我国司法制度中存在的问题，笔者建议采取以下具体改革措施：

（一）理顺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体制

地方各级法院是党和国家设在地方贯彻执行国家法律和党的方针政策，履行国家司法职能，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国家的司法机关，不是地方的司法机关，不应该受地方党政机关的领导和制约。为维护司法独立、公正和法制的统一，应落实法院在国家机构中“一府两院”的宪法地位，法院系统应实行人、财、物条条管理，由党中央直接领导最高人民法院党组，然后法院内部则逐级由上级法院党组领导下级法院党组。法院的组织人事和对法院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和法律的领导工作由各级法院及其上级法院的党组和党委负责。地方党委对设在本地方的人民法院只在法院贯彻执行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上有监督指导的权利。地方党委不能领导法院的工作，不得干预法院具体案件的审判工作，否则以违纪论。同时，法院党务与审判业务要脱钩，在组织上不能将党务和审判业务混为一体，管党务的不能管业务，管业务的不能管党务，这样可以防止或至少减弱因上下级法院党组的领导关系对审级独立的影响；

（二）修改法官的任免程序

现在世界上法官的任免程序和方式大体上分为三种，一是任命制，二是选举制，三是任命加选举制。我国是单一制国家，为维护法制的统一性，司法人员的任命权应统一行使，具体可采取选举加任命制，即党中央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主席团提名，提请全国人大选举产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最高法院院长提名任命最高人民法院其他法官和各高级人民法院法官。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的法官均由其上一级法院院长提请上一级人大常委会任命。地方各级法院的院长则从法官中产生，法官按照法定标准，通过国家严格的考试取得资格的，非因法定事由，未经法定程序，不受罢免。

（三）改革现有的法院人事管理机制和法官制度

对外不能独立的法院和法官难保司法公正，而将诺大、独立的司法权赋予一个无能，甚至腐败的法官无异于灾难！

司法不独立、 不公正和腐败既有法院外部制度的原因，也有法官制度和法官自身的原因。改革现有的法院人事管理机制和法官制度，首先应将法院的人事管理与地方组织人事部门分离，归由法院系统。将法院工作人员分为两类，一类为勤务人员，由法院直接向社会招聘；另一类即为法官，基层法院法官由国家向社会公开招考，符合法定条件的，由人大任命为法官。中级以上法院的法官从下一级法院的优秀法官中产生。以后的升、降、免职等均按《法官法》由法院直接按程序办理。同时，制定严格的、高标准的法官任职条件，淘汰不合格法官，精化法官队伍，保证法官队伍的高素质和高层次；提高法官待遇，增强法官抵御物质诱惑的能力。

（四）改进法院财政管理体制

法院经费由地方财政供给，在财政上受制于人有碍司法独立；法院直接收取各种诉讼费用和实际执行费，也不利于法院的廉政建设，应改为法院的财政开支，包括法官的福利待遇，一律由国家财政统一负担，根据人员、案件数量等因素，按定额直接划拨至各级法院或由最高人民法院代管。法院不得自行创收，不收取任何费用。对诉讼费用，法院只负责计算数额后，交由国家有关收费部门负责收取，上交国库。

（五）在人大设立专门的司法监督委员会完善人大监督制度

根据“谁也不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的原则，当法院或法官本身违反法律时，就产生了一个谁来裁判的问题。因此，可以在人大设立专门的司法监督委员会，行使准司法权，一是对法官的职务犯罪案件组成特别法庭依法审理。二是对法院在适用法律可能损害立法权力的情形下，根据当事者或其它关系者的申诉，纠正错误的司法解释，并作出一般性的立法解释。

（六）改革现行的执行制度

执行职能和审判职能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职能，执行职能从其本质上说是不符合司法权性质的，而将这样一种职能附加于法院就会使法院的性质变得模糊不清。法院只应是专门的审判机关，如果承担执行职责，那么执行结果势必会影响裁判的效力，进而使人们对法院的公正权威发生质疑，使司法权力受到损害，因而应将执行从人民法院的职能中分离出去，交由司法行政部门负责，司法行政部门可以为此设立专门的执行警察。

司法独立制度篇6

主题词：公司治理 独立司法监理 独立司法监理制度

引子：

在这次《公司法》修改讨论中，健全公司治理结构是争议的重点，有关各方要求增加有关独立董事、独立监事和加大对公司的监督、提高信息公开透明度等方面内容的呼声都很高。但从我国实施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等公司治理结构制度过程中的出现的问题来看，笔者认为现有的公司治理结构制度体系都不足以达到立法目的。应当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笔者提出一种新的制度构建——独立司法监理制度。

本文提出：

1、公司治理应当借助市场中介组织的力量制衡，用市场的机制制衡；

2 、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制衡机制应该借助律师事务所这样一个独立和能够发挥制衡职能的机构去执行，即独立司法监理机构。

3、独立司法监理是结合外部独立董事、外部独立监事、外部常年法律顾问等外部制衡治理结构的基础上引入的角色，并形成相应的独立司法监理制度。

4、目前公司应当履行适当和合理公开的经营信息比较分散和难以取得，有必要将必须公开的信息集中在某个机构或者该机构有权力直接取得上述分散在各处的信息，以此维护企业诚信和解决公司信息不透明的需要。

5、独立司法监理机制是对公司内部有消极干预的外部制衡机制，因此不同于其他任何公司治理机制。

6、独立司法监理机制对我国国有企业改制后的公司治理、一人公司监管、上市公司治理、投资者权益保护治理等方面均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

一、独立司法监理制度概述

1、独立司法监理制度的概念

独立司法监理制度是指独立于公司，依照法定或者约定代表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司整体利益的独立司法监理机构（即律师事务所）对监理公司实行监理的制度。该独立司法监理机构与监理公司没有任何可能严重影响其做出独立客观监理的交易或者关系，具有独立意志。

2、独立司法监理的法律特征

（一）有法律责任后果的独立性

独立司法监理的首要特征是独立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⑴ 法律地位的独立。独立司法监理是经过股东会议选举产生或者经过司法行政部门经招投标程序产生，代表公司整体利益和社会公共事务利益对公司实施经营监理，因此并非由公司大股东推荐或者委派，也非公司的经营管理人员，享有对公司的独立的监理权。⑵ 经济地位的独立。 独立司法监理必须与公司没有重要的经济联系或者业务往来，自身利益不会与公司利益发生冲突。⑶ 人格的独立。即独立司法监理独立于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经理层。⑷ 法律责任主体的独立。律师事务所必须结合其专业对监理公司实施经营监理，如果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公司或者第三人发生损失，律师事务所及其独立司法监理必须要依法承担过错赔偿责任，因此必须保证其专业的独立操守。⑸ 意思表示的独立。基于上述独立的特点，独立司法监理必须要独立的表示其专业意思。

（二）有更加全面的专家性和法律的专业性

独立董事或者独立监事的来源往往是拥有与公司经营相关的经济、管理、法律、金融、工程或者人事管理等方面的专业知识的资深人士或者其他在政府或者民间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士。而笔者认为，由于受到专业的局限，独立董事或者独立监事都只能在其专业范围内发挥作用，这与公司治理结构需要全方位制衡的目的不相适应，而律师事务所作为独立司法监理机构因其涉及公司的法律部门如劳动人事、投资、财务管理等都属于健全，且律师事务所在处理诉讼和非诉讼过程中在法律专业的基础上必须涉及社会、经济、管理、金融等各方面专业事务，因此，有更加全面的专家性，可以比独立董事或者监事发挥更加全面的监理职能。

（三）有法律约束的客观公正性

独立司法监理机构凭借其复合的团队知识结构为公司的经营管理提供监理建议；因其独立性而衍生的客观公正性通过其监理意见书而表达出来。其客观公正的监理意见是保证其履行监理职能的必要保证。如果独立司法监理工作因故意或者过失造成公司整体利益或者社会共同利益受损，依法可以追究其过错赔偿责任，因此，独立司法监理机构必须要保证其监理客观公正。

（四）有代表社会公共利益和企业整体利益的公信性

独立司法监理机构代表社会公共利益和企业整体利益对企业经营管理提供监理具有公信性。因为独立司法监理机构即律师事务所本身代表了国家法律的实施，也代表了社会普遍公平，在社会上具有公信力；如在监理中代表弱势利益群体的利益对企业经营提出独立公正的法律监理，在公司治理结构内部对大股东形成制衡作用，也能够得到社会弱势利益群体的信任；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代表社会提供消极信息披露，对于关联交易、信息欺诈、重大行为恶意隐瞒等行为构成制衡，在公司治理结构的外部对公司形成外部制衡，从而也能够获取社会公共群体的信任。

（五）在立足于权利和权力基础上形成的监理职能具有消极干预性

独立司法监理机构所具有的监理职能只能对公司形成消极干预，因为公司属于私权主体，归根到底属于私权的范畴，公司行为也属于私权的行使行为，除了私权权利主体外的其它主体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去影响其处分和使用私权的行为，这表现在独立司法监理机构在监理过程中对公司经营行为不具有表决权，对公司违法行为不具有主动披露权；但公司虽然是私权主体，但公司本身具有盈利为目的的目的性，注定了其必须对社会公共资源形成竞争，在这个阶段包括采取各种违法的行为或者不公平的手段展开竞争，这必然导致公共利益和企业整体利益的受损，这就需要外部能够进行必要的干预，传统上讲这属于国家的职能，但由于国家职能资源的不足和行使权力范围的限制，过大或过小的权力制衡都会达不到对公司治理的制衡，我认为这必须借助市场经济中所形成的市场机制特别是代表社会法律公信的律师事务所作为中介组织对公司形成机制制衡，这就需要律师事务所作为独立司法监理机构具有一定的干预性。因此，在立足于公司权利和国家法律权力的基础上形成的独立司法监理具有消极干预性。

（六）独立司法监理范围具有有限干预性

独立司法监理机构在行使监理过程中并不是对公司经营行为的方方面面都行使全面干预，不影响公司作为私权主体应有的权利行使，不影响公司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监事会决议的效力，不对公司的经营行为具有任何否决权利和表决权利，即独立司法监理在权力上具有有限性。

独立司法监理干预的范围具有有限性，如仅对公司经营行为中可能严重影响企业整体合法利益和侵犯公共利益的行为进行消极的干预，如公司中存在的关联交易和自我交易行为、重大涉诉行为、信息欺诈行为、修改公司章程行为、在职竞业禁止行为、财务报表合法性保证行为等进行消极有限干预。

从上述，独立司法监理不同于独立董事、独立监事、法律顾问等组织结构角色，是市场经济中完善市场主体特别是发挥中介组织作用的一种新的尝试，它是我国在实行建筑监理后所进行的横向借鉴。

独立董事和独立监事的来源不能保证其具有比独立司法监理机构更加全面的专家性，也不能履行好从合法性方面行使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监督作用，他并不代表社会公共利益去履行职责，由于基本上独立董事和独立监事的来源为个人，因此在发生了责任之后往往无力去承担。而独立司法监理机构能够代表更加全面的专家性，也能够从法律的角度对公司经营予以监督；其从法律和授权的角度出发行使职权，代表了社会公正和社会公共利益，从而也保护了弱势股东和中小股东的合法利益。在发生责任之后作为法人也依法具有承担能力。

法律顾问由于不具有法律和合同授权，甚至还不具有外部独立董事和独立监事具有的对公司经营形成的制衡权力，它对公司经营不具有干预性，从而无法对公司治理产生影响；它的作用仅能够保证公司整体经营的合法性，而对于公司经营是否损害中小股东，是否信息欺诈，是否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等并不发挥作用，在传统公司治理中，法律顾问连外部制衡机制都无法发挥作用；而独立司法监理机构所具有的有限干预性和消极干预性特点，在尊重公司私权的前提下，代表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司整体最大利益，进入到公司内部经营行使干预而不影响公司经营，从而形成有效的内外部相结合的制衡机制，它不是单纯的内部制衡或者外部制衡。

3、实行独立司法监理制度的作用：

（一） 实现公司治理结构的充分平衡的需要

公司治理内部结构中，受股东结构和董事和监事的来源影响，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无法真正发挥其相互制衡的作用；就在股东会内部也往往存在“一股独大”造成中小股东权利无法平等体现的失衡；又如监事会方面，监事会作为公司必设且专事监督职能的机构，本来应当对公司经营者构成强有力的监督，但实际监督效果却很差，基本上处于虚设状态。这属于内部的失衡。而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与公司外部治理往往又存在矛盾，公司与社会公共利益往往面临着公权和私权的冲突，如公司利用信息不公开对社会虚假欺诈消息获取不正当利益，公司利用不公平手段获取社会机会资源，公司采取违法行为侵犯社会公共权利等，都导致了公司与社会之间的不平衡。

独立司法监理机构在行使独立司法监理职能过程中，代表着社会共同利益和企业失衡主体的利益以法律的独立和公平行使消极干预职能，对企业的违法行为或者对企业对社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行使有限干预，从而能够对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失衡和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外部失衡形成制衡作用。

（二）、保护弱势股东和利害关系人利益的需要

弱势股东不仅仅表现在中小股权的股东，其实也表现在一股独大的国有股权之中，因为管理经营国有企业的是形形色色的人，以行政授权为基础的国有企业人使国家对公司的控制表现为行政上的超强控制和产权上的超弱控制。国有股权在产权管理方面其实就是弱势股东，必须有市场机制中对国有股权的管理人如对企业的实际经营者形成制衡的机制，独立司法监理对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的关联交易和自我交易、在职竞业禁止义务、财务报表合法性保证等方面实行的监理，其结果能够有效保护国有股权不受内部失衡造成非法侵犯。在代表中小股东利益时，独立司法监理有权对股东会中恶意侵犯中小股东权益的行为表明监理法律意见，监理法律意见的有限公开可以影响社会对公司形象的评价，从而消极干预公司的行为，有权代表中小股东行使质询权，从而从内部行使独立董事的监督权。

（三）、保护企业整体利益的需要

企业整体利益是指从企业整体出发所存在的共同的最大利益。这个利益要属于合法的利益，独立司法监理对严重违法的企业经营行为有独立表明监理法律意见的职能，从而监督企业的违法性损害企业整体利益；这个利益要不损害企业中中小弱势股东的利益，独立司法监理对中小弱势股东的权利进行了监理保护，从而维护了企业的整体利益；这个利益要不损害社会的公共利益，独立司法监理站在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角度出发，适当披露信息，对关联交易、财务报表合法性保证提供监理意见，从而让企业克制对社会的损害行为，从而达到维护企业整体利益的需要。

（四）、维护企业诚信和解决公司信息不透明的需要

企业诚信是维继市场公平的最基础要求，企业不诚信最主要的是企业信息的不对称，如虚假出资、抽逃出资行为；如合同诈骗行为；如虚假财务行为；如故意扰乱市场行为等等，这些行为主要原因是信息的不对称，市场上的相对主体不能获取有效信息从而作出错误判断是致使上述违反诚信的行为发生的主要原因，当前，表明企业诚信的应当向社会公开的信息资料存在分散和不容获取的特点，如分散在工商、税务、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行政或者中介组织之中，而企业自身在不诚信的情况下，也存在故意虚构信息或者社会上不能获取的现象。这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对企业应当向社会公开的必要信息集中在某个机构适当公开或者这个机构能够有权力查询上述分散在各处的信息，或者这个机构能够直接消极参与企业的管理从而第一手获取信息，这个机构我们认为只有律师事务所根据律师法作为独立司法监理机构的时候才能充当，在独立司法监理机构能够积极履行职能的情况下，便于社会的相对人能够方便作出正确评估交易风险，从而达到维护企业诚信的目的。

（五）、预防法人犯罪的需要

法人犯罪是是1 9 9 7 年刑法修订后新增加的犯罪种类，《刑法》第3 0 条的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是单位犯罪，对单位犯罪除了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外，还要对单位判处罚金。企业法人犯罪尤其集中在与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的走私罪、诈骗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单位行贿罪、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危害税收征管罪等犯罪中。通过对企业内部信息的适当公开，从而让企业在决策涉及法人犯罪的经营行为时，存在独立司法监理机构对企业行使消极干预的监督，决策人应当向独立司法监理机构保证其合法性，从而明确和警示责任主体，对存在的财务问题可以根据会计师事务所的报告提出法律风险监理意见，这种有限进入内部的干预行为能够有效防止法人犯罪的产生。

（六）、一人公司和国有企业监管的需要

修改公司法中谈论的热点之一就是如果设立一人公司后如何监管的问题，而作为单一的投资主体在此问题上也可以视作为一人公司而探讨。本文作者认为，不仅仅上市公司，还包括一般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由于其有限责任的法律特征，而对于社会存在必然的公平道义，通过独立司法监理机构实行的监理，对公司经营行为实行动态的监管，如公司中部分信息必须向社会公开，从而达到对公司的监管由静态的监管进入动态的监管，由资源有限的行政监管进入到市场机制上产生的中介组织进行监理监管，这样股东的多少或者相互间是否有一定的制衡作用已经不重要，最关键的是这种动态的中介组织监管机制是否起到作用。

（七）、机构投资者的需要

投资者高度关注所投资公司的治理情况，这切实关系到投资者的投资利益；特别是当公司股东从自然人股东向机构投资者股东转化之后，所有者与经营者的身份是分离的、明确的，所有者对经营者控制的欲望是坚实的，所有者与经营者有着不同的利益表现，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造成投资者必须要关注其投资的目标公司经营的健康和效率，即必须要关注其投资公司的治理机构。通过对公司治理结构和机制的安排来保证机构投资者的投资安全。投资者通过间接参与投资公司治理结构，和直接建立治理机制的方式尚不能有效保证其投资安全，必须借助市场的中介组织力量形成制衡机制直接介入公司经营之中。

4、独立司法监理的法律地位

（一）独立司法监理的产生

独立司法监理机构的产生选任程序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产生，一种是根据监理公司与独立司法监理机构之间通过约定建立监理关系，另外一种是根据法定，由司法行政部门通过符合条件的独立司法监理律师事务所通过招投标产生。

由于在现有的法律体系中尚无独立司法监理这个概念，而目前公司法修改尚处于讨论的过程中，其他也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来调整独立司法监理制度，因此，要产生独立司法监理机构，可以基于上述两个方面途径来产生，前者是基于《合同法》，由企业或者投资主体和独立司法监理机构之间签订《独立司法监理合同》，通过合同形式授权独立司法监理机构行使独立司法监理权，在合同中明确独立司法监理机构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法律责任，从而促使独立司法监理机构的公平独立行使监理职责，这样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企业的整体利益和中小股东的利益；而对于后者，则主要针对企业没有一致通过聘用独立司法监理机构的情况下，如规模小的有限责任公司没有能力聘请或者存在争议无法统一聘请的决议，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可以委托司法行政部门或者司法行政部门可以依职权在具有独立司法监理资格的律师事务所中按照招标投标法的规定选择一家独立司法监理机构。

（二）独立司法监理的权利

独立司法监理的权利来源在没有明确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主要是基于《合同法》所授与的合同权利；另外，只有在完善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的情况下，如国资委、证监委及保监委等如制定了实行独立司法监理的指导意见的情况下，权利来源才具有更多的法律依据。

我们认为独立司法监理的权利必须应当包括以下几项：

⑴独立发表监理意见权

独立司法监理机构对公司经营行为实行监理，有权利就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违法现象提出独立发表监理意见。如董事会的各项重要决策有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股东是否能有效获取充分的信息、第三人是否有能力消极获得必要的公开信息、公司是否存在关联交易或自我交易、根据会计提供的公司财务是否真实和合法等等。对于存在的违法行为应该提出独立司法监理意见报告给公司。

⑵代表公司整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行使质询权

在涉及公司整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方面的违法行为，独立司法监理有权发出监理质询权，被质询的公司应当根据质询内容在规定的期限内答复，在规定的期限内公司有权作出有保留存异议的答复。

⑶有限信息披露权

行使有限信息披露是行使独立司法监理职能的重要方面，是公司外部治理机制能否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享有有限信息的获取权的情况下，独立司法监理机构有义务消极公开这些信息，所谓消极公开，是指应社会第三人的申请而公开而非依职权主动公开的行为。披露信息必须是保证社会相关利益者在没有虚假信息干扰的情况下作出经营交易判断，促使违法经营行为透明化。有限信息披露还包括披露的信息并非包括了公司所有的经营信息，只包括根据法律和协议约定为了不损害公司和社会利害关系人的整体利益的有限的部分信息。

⑷公司会议列席权和见证权

为了保证获取必要的信息和对公司的违法经营行为进行及时的监理评估，公司在召开公司会议时，独立司法监理机构必须列席，对于会议的决议和程序，必须提供形式见证保证其会议的合法性。

⑸报酬请求权

独立司法监理机构基于合同约定或者招投标规定，对公司经营行为实行监理，并承担监理责任，且属于市场中的中介组织所进行的经营行为，因为必须体现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而享有享有的薪酬。报酬的标准可以根据公司规模的大小和监理事务的复杂程度由双方协商决定，也可以由司法行政机关在招标投标时确定。

⑹备案审核权

公司必须将应该公开的并独立司法监理有权知悉的监理范围内的财务报表、关联交易、配股增发方案和分红派息方案等提交独立司法单位备案，独立司法监理机构要审核上述经营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和章程的规定，并促使企业监理良好的内部控制机制。

⑺提议权

独立司法监理机构有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权利。

⑻有限信息知情权

信息对称和确保知情权是独立司法监理机构履行职责和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和关键所在，应使其所获得的信息足以让其发挥作用。对于公司中有权知悉的监理范围内的财务报表、关联交易、配股增发方案和分红派息方案等监理内容，要保证独立司法监理能够及时、客观和准确的获取信息，从而公正、有效的开展工作。但并不是监理公司的任何信息独立司法监理都有权获取，只是属于应当向社会公开的部分信息。因此为有限信息知情权，获取信息的范围应当通过合同来约定。

（三）独立司法监理的义务

独立司法监理机构在公司经营管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享有广泛的权利，也承担着多项义务。承担义务是保证司法监理独立公正的必要保证，因此这种义务不应当享有免责权利，反而在违反义务的情形下，独立司法监理机构应当根据约定或者规定对社会第三者或监理公司本身承担责任。我认为独立司法监理必须承担以下义务：

⑴独立公正义务

应当独立履行职责，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它与公司之间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者个人影响。

司法独立制度篇7

中国自清末修律引入近现代司法制度，司法独立问题就渗透到国人的生活之中。在制度实践上，司法独立作为近现代司法制度的基本要求，艰难而曲折地转化为各种规范设置和实际操作。在观念上，司法独立成为交谈中的优势话语，以及判断有关见解合理与否的一种准据。可以说，自清末以来，无论是在短暂的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混乱的北洋政府时期，还是战争频仍的国民政府时期，各种关于合理政制的评点，对行政干预司法、尤其是基层行政司法合一的批判，以及围绕司法党化或党义化的争论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立足于司法独立的原则。因此，即使考虑到那时中国社会在整体发展上的低水平，考虑到中国固有的法律文化传统和其他各种因素的制约，司法独立在认知和实现的程度上都非常有限，但是，作为法制现代化的一个基本标志、以及从事制度正当性证明的一种根据，其意义不容置疑。

天翻地覆，沧海桑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对旧法统和资产阶级旧法思想的彻底否弃，国人开始了模仿前苏联法制、创建自己的新法制的进程。此时，司法被定位为国家的“刀把子”，其首要甚至惟一的使命就是在政治上实现对敌对分子的专政。司法独立被作为资产阶级的“专利”，在理论上受到批判，在制度实践上被抛弃。尽管自1978年以来，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这种对于司法独立的怀疑和否定的态度，至今没有发生根本的、尤其是自觉的转变。

当然，上述判断并不意味着没有变化，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种大的转型。从计划分配到市场配置，从国家一统到国家与社会二元，从观念统制到自由开放的讨论，一切都在变。尤其是在法制方面，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的加速，随着建立民主和法治国家的目标的确立，以及法制改革特别是司法改革的展开，司法独立的说法也逐渐地、自然而然地回到了人们的日常交谈中。许多研究表明，要解决中国司法所面临的难题、建构合理的司法制度，就必须确立并落实司法独立原则。司法独立应该成为描述中国司法制度特性的一个综合表述，成为塑造和规范中国今后司法制度的一个基本标准。

从中国目前在司法独立方面的认识和制度现状看，至少有以下若干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1．中国的政制与司法独立的关系。在西方法治发达社会谈论司法独立，都是基于个人自由和三权分立的前提预设。在当代中国谈论司法独立，是否意味着对分权预设的肯定？

2．“独立审判”与司法独立是否能够等同。在有关中国司法改革的研讨中，许多学者往往立足于中国已有的制度实践来阐释司法独立，认为中国宪法规定了“独立审判”，就等于确立了司法独立原则。引发的问题是，“独立审判”与司法独立是否含义相同？什么是界定司法独立的标准？

3．在中国司法改革的场景中，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的关系。在有关司法改革的讨论中，可以明显感到两种立场观点的分歧：一种认为，司法公正是司法制度和司法活动的核心，司法改革应该以克服司法腐败低效、确立司法公正为指向；司法没有公正，缺乏社会公信，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独立。另一种认为，要克服司法腐败低效、确立司法公正，关键要在观念和制度上确立司法独立；没有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就毫无保障。对于这种分歧，应该如何看待？

4．与上面一个问题相关，司法独立是司法者的一种特权，还是国人的一项人权？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想首先应该充分肯定司法独立原则的价值合理性。放眼当今世界，司法独立已经成为国际交流中的一种共同的话语，确立和奉行司法独立，已经成为一种国际趋势。1985年8月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并经联合国大会决议核准的《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规定：“司法独立应该由各国以宪法或法律加以保障，尊重并遵守司法独立是所有政府及其他组织的义务。”1993年6月26日世界人权大会通过的《维也纳行动纲领》则将司法独立列为实现人权和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条件。

下面，我想从立场或方法的角度针对性地谈几点看法：

1．在思维的封闭和开放上，立足于开放。如果把司法独立只是与某种法律文化传统、与某种社会和政治制度捆绑在一起，那是一种封闭性的思路，如果以此作为讨论司法独立和中国司法改革的前提预设，则是武断。司法独立与社会政制的关系是论证的结果，而非展开论证的确定前提。考虑到权威国际文件中对司法独立原则与不同宪政架构兼容的可能性的肯定，考虑到当今世界具有不同宪政架构和法律文化传统的国家奉行司法独立原则的实践，我们应该认真探讨司法独立与中国司法制度建构的关系、以及与中国宪政框架如何切合的问题。

2．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于司法独立含义的认识，要立足国际，而不能囿于国内。在一个全球化和多样性并行发展的时代，像人权、民主政治、法治等用语一样，伴随各国普遍采纳司法独立概念而来的也是对定义权的争夺，即什么是司法独立？什么是有关国际文件中所说的司法独立各项一般要求的确切含义？例如，法院和法官在什么程度上应该独立于行政、立法和其他任何组织或个人？什么是法官不参与政治讨论或非司法讨论的确切含义？法官不受罢免的具体条件和程序是什么？法官的职务行为不受追究是绝对的吗？法官应该获得怎样的报酬才足以免于生活之忧和腐败的诱惑？什么是司法决定的终极性？等等。但是，争论不可能是无限制的。应该清楚地看到，我们的“独立审判”与国际社会所说的“司法独立”，在形式和内容性质上还是有较大的差距。

3．在中国司法改革的背景下，对于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关系，应该立足于动态分析，而非静态纠缠。从较为终极的意义上说，司法公正是司法制度和司法活动的核心所在，司法独立则是达致司法公正的基本保障。但是，从阶段性的情况看，或者说从中国目前的司法现状看，它们两者之间却有一种互为因果、互为实现条件的关系。按照系统理论，一个组织的自治以该组织的良性运转和具备自我净化的能力为前提。一个积弊丛生，缺乏社会认同的组织不可能获得独立的地位，即使获得也不能持久。中国的司法改革和司法制度建设，必须在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之间创造一种良性循环的态势。司法的公正和独立只有有机地结合，才能在一个“司法权的巨大作用已经获得世界范围的承认”的情况下，构成“司法职能在每一个国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标志”。

4．为此，要特别强调司法独立不是司法者的一种特权，而是国人的一项基本人权。独立的司法是实行法治的民主自由社会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要求。这种独立意味着司法功能的行使不受行政或立法部门的干涉，但并不意味着法官有权恣意妄为。司法独立更多的是正义的享受者的一项人权，而不是司法者自身的一项特权。

司法独立制度篇8

[关键词] 独立董事 公司内部治理 问题

1 独立董事的涵义

迄今为止尚没有关于独立董事统一的、权威的定义。美国著名的公司法学者罗伯特.W.汉密尔顿在1996年出版的《公司法精要》简单地提到外部董事，但还未提及独立董事。一般说来，独立董事（Independent Director）是指外部董事或非执行董事，但外部董事或非执行董事却不一定是独立董事。

在美国公司法中，如果对董事采取三分法，董事可以分为内部董事、有关联关系的外部董事与无关联关系的外部董事。内部董事（Inside Director）是指兼任公司雇员的董事；外部董事（Outside Director）意为该董事不是公司职员却是公司董事会成员，即除了董事身份外，其与公司之间既无职业上的联系，也无业务上的联系。其中，有关联关系的外部董事是指与公司存在实质性利害关系的外部董事；只有与公司无关联关系的外部董事才可被称为独立董事。因此，独立董事亦被认为不在上市公司担任董事之外的其他职务，并与公司及其大股东之间不存在可能妨碍其独立作出客观判断的利害关系(尤其是直接或者间接的财产利益关系)的董事。由于独立董事不兼任公司的经营管理人员，独立董事当然属于外部董事的范畴。又由于独立董事不与公司存在实质性利害关系，独立董事又不同于其他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的外部董事，尤其是股东代表董事。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把独立董事界定为与公司没有“重要关系”的董事。该“重要关系”是指在股东大会召开时：（1）他是公司的雇员，或者在此前两年内曾是公司的雇员。（2）他是此前两年在公司内曾担任过首席执行官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某一个人的直系亲属。（3）他在此前的两个财务年度内，曾因商业关系而向公司支付过或收到过超过20万美元的金额；或者，他在某一商业机构中拥有股权或代表某一股权而有投票权，而该公司曾在此前两个财务年度内向其支付或收到过一定的金额，并且该金额乘以他所拥有的股权比例后其值大于20万美元。（4）他是某一商业机构的重要管理人员，而该商业机构曾因商业关系而向公司收到过超过该机构年度总收入5%金额的款项，或者超过20万美元的款项。（5）他与过去两年内曾经担任过公司法律顾问的法律公司具有职业关系。美国法学研究所在其《公司治理原则》中，也将独立董事界定为与公司无“重要关系”的董事。但该“重要关系”有与前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界定的“重要关系”略有不同①。

中国在《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对独立董事定义如下：独立董事为不在公司担任除董事外的其他职务，并与其所受聘的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不存在可能妨碍其进行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的董事。其对独立董事的认识上更强调其独立性②，对其独立性在形式上做了较为全面的界定，这同美国实务界更重视以有无“重要关系”这一概括力极强的标准又略显差异。

2 独立董事制度的发展简史

2.1 独立董事制度在国外的起源与发展

独立董事首创于美国。在英美的公司法中并无董事与监事的“权力分立”制度，完全由董事会主掌公司的一切资源③，不像大陆法系董事会和监事会双重监管结构。由于执行董事或内部董事不具有利益上的独立性，常置公司行为合法性于度外，热衷于短期目标，以致出现内部人控制和关联交易等不正常现象。因此必须对原有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进行变革。

美国证监会在1930年就已开始建议公开上市公司采用独立董事制度。1940年《投资公司法》规定至少40%的董事须为独立人士④。1977年纽约证券交易所“要求美国本土上市公司应在1978年6月30日前设立维持一个全部由独立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不得具有与管理层有导致影响其作为委员会成员独立判断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美国密歇根州《公司法》率先立法采纳独立董事制度，规定了独立董事的标准、任命方式及拥有的特殊权利。

之后，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于1991年成立公司财务治理委员会。该委员会在在1992 年提出的关于上市公司的《最佳行为准则》中建议：上市公司董事会应该包括具有足够才能、足够数量、其观点能对董事会决策起重大影响的非执行董事，并在其报告中要求：“董事会至少有三名非执行董事，其中的两名必须是独立的。”

1975年，日本法务省民事局参事官室在有关公司法修改要点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就曾建议引进外部董事以提高对公司业务监督的实际效果。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美关系协议谈判期间，美方也再三要求日本采用独立董事制度，但受到日方以日本与美国的公司治理结构不同，美国式独立董事制度并不适合于日本为由婉拒。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外国投资者乘机进入，日本公司的股权结构随之变化，部分有实力的外国投资者要求日本公司改善治理结构。日本于1993年修改商法时，通过以延长监事的任期等措施强化监事及监事会的方式调整公司的治理结构，但实际效果并不如意。经过长期的争论，日本终于在2002年5月的商法、公司法修改中接受独立董事制度，在法律上对企业是选择设立独立董事还是选择强化独立监事仅作出任意性规定，由公司自己选择适用，对原有公司治理结构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

2.2 独立董事制度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

1997年，证监会了《上市公司章程指引》。虽该指引还未正式提及独立董事，但是它规定，上市公司根据实际需要可以建立独立董事制度，并对不得担任独立董事的人员范围进行界定⑤。1999年，证监会和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联合了《关于进一步促进境外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深化改革的意见》。该意见对“外部董事”强调规定：在董事会成员中，至少有一半是独立董事，而且独立董事至少要有两名。并且该独立董事必须独立于公司股东，也不能在公司中担任其他职务。

2001年1月，证监会《证券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就证券公司的内部组织结构做出规范，要求证券公司必须“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监督职能。6月，证监会了《证券公司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该办法明确规定证券公司独立董事人数以及任职条件⑥。该办法对证券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不仅在于它要求在董事会中应有多少独立董事，而且它还要求，下列事项⑦必须经多数独立董事批准才能生效。8月，证监会了《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虽然该意见只对境内上市公司有效，但它几乎包含了之前政府部门通过建立独立董事制度来规范公司的内控机制所采取所有措施。9月，证监会了《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征求意见稿）。该准则以经合组织的公司治理原则为基础，立足本国国情，但不具有强制力。

2000年11月，上海证券交易所了《上市公司治理指引》（草案），规定每一家上市公司至少应有两名独立董事，并且独立董事不得少于董事会人员总数的20%。并规定董事会所有的下属委员会――包括被特别提及的薪酬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应主要由独立董事组成，且委员会主席应由独立董事担任。但该指引并没有明确规定何为“独立董事”。

2006年1月，新《公司法》第123条以国家法律形式规定：上市公司设立独立董事，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同时在新《公司法》第52条与118条分别规定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设监事会，其成员不得少于三人。

综上，中国政府已经决定在公司治理方面采取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双重监督机制。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认真分析经过6年多实践检验的独立董事制度的利弊，以期扬长避短，推动中国公司健康发展。

3 独立董事制度的问题分析及对策

“独立董事因治理结构而生,为制衡权利而来。”独立董事制度的设立宗旨必须是在公司内部达到一种权利的平衡。美国的独立董事制度就是为了弥补不设监事会、内部董事互相监督功能失效而设置的。德国公司设立股东大会、监事会和董事会，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监事会，再由监事会选举产生董事会，监事会为董事及董事会的上级机关，对董事会有很强的制约作用。由于德国特殊的二元制治理结构已经达权利制衡之目标，实现了公司内部权利的平衡，从需求角度无须再引入独立董事制度。从制衡权利的角度考察，日本强化监事会的思路并无根本性的错误，问题在于日本1993年修法所引入的独立监事比例太少，强化监事的措施不够。因此，日本在2002年引进独立董事制度的同时也通过增加独立监事人数来强化监事会功能。但两者功能大体相同，不宜并列，否则势必造成机构重复，权力范围无法界定而互相推诿，增加监督成本。于是日本以法律形式赋予企业对设立独立董事还是独立监事的选择权。

我国1999年的《关于进一步促进境外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深化改革的意见》对境外上市公司在董事会换届时，作出了外部董事应占董事会人数的1/2以上，并应有2名以上的独立董事的规定。新《公司法》第123条明确规定上市公司须设立独立董事，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同时，新《公司法》第118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监事会，其成员不得少于三人，并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职权与《公司法》第54条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监事会职权一致。至此，我国就独立董事制度与监事制度的并存状态在法律上得以明确。但如此并存的监督形式既非美国式单一的独立董事制度，亦非德国式单一监事会制度，也有别于日本可选择式监督制度。两种监督制度的并存必然需要两种监督制度的有效协调，方可发挥其应有作用，解决独立董事与监事会两种制度的冲突不能急功近利,应该区分短期和长期两种制度安排。笔者结合国外独立董事制度的发展及我国近年独立董事的实践，本着进一步促进公司治理结构完善之期待，对该两种制度如何得以良好协调并存以及今后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长期选择之关键问题略作分析。

3.1 协调独立董事与监事会的职权冲突问题

鉴于国务院尚未出台具体办法，目前独立董事的职权还依照《上市公司章程指引》执行。按照上述《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规定，独立董事的职权基本上包括监事会的职权而且比之还更大。对比《公司法》、《指导意见》和《治理准则》等有关法规, 我们发现, 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职权存在明显的重叠和交叉。主要表现在: ( 1) 二者都把对公司财务的检查监督作为核心内容; ( 2) 二者都有监督董事、经理违法行为的权力; ( 3) 二者都有权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然而, 对于两种监督权, 谁的监督起决定作用, 法律并没有明确界定。现实是作为传统监督机构的监事会职能在不断虚化，就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我国思想不健全，商事公司传统缺乏，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弱化了监事会的权力； 二是公司法赋予监事的职权偏小不说，对监督对象也缺乏有力监督手段，没有像德国一样赋予监事会对董事会成员任免权；三是缺少有力的监事权保障机制和监事责任机制。

虽然监事会职能在不断虚化，但监事会的职权是由《公司法》赋予，其法律地位显然高于即将由国务院具体规定的独立董事。如前所述，即使法律地位较高的监事会的职能都在不断虚化，表面上职权强大的独立董事能起到的监督作用就有待进一步考证。就我国独立董事的实践而言，表面上职权强大的独立董事在与上市公司大股东的冲突或矛盾对抗中实质上是处于弱势的⑧，要么辞职走人⑨，要么低头服从充当摆设，即使发表不同的独立意见，至多也就是信息披露一下，而无碍于大股东的意志，不能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之功能。因此，当前的关键不仅需要协调独立董事与监事会的职权冲突，更重要的是设计周密的独立董事配套制度，以期寻求独立董事制度的长远发展。

笔者认为在协调独立董事与监事会的职权冲突的同时，必须提高独立董事的法律地位，逐步健全其配套制度。首先需要明确划分各自的职权范围，逐步实行单一的独立董事制度。随着国有股不断减持，一股独大的上市公司将逐渐减少，监事会的职权会进一步削弱。同时，我国法律没有规定保障监事会行使职权的具体程序和措施，造成监事会对董事和经理的监督权无法行使，监事无法制约和监督其行为。监事会终将被逐步成熟完善的独立董事制度所取代，由于历史原因，这个取代的过程很可能需要持续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同时也留给了我们充分的时间用于设计并实践周密的独立董事配套制度。当前，国务院在授权制定独立董事具体办法时，宜根据独立董事所具有的事前监督、内部监督和决策过程监督的特点，规定不与监事会职权重叠但又确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所必须的独立董事的职权，例如可以强化对公司财务以及对董事和经营管理人员业务行为的合法性监督等职权，建立职责明确、分工合理的上市公司内部监督体系。

3.2 明确独立董事本身的权利义务

按照上述《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规定，独立董事的权利义务不对等，激励与约束的缺失使其行权动力不足。在责任方面，独立董事承受着更大压力，一旦出现董事会决策失误，内部董事的责任可由派出单位承担。但由于我国刚刚引入该制度，还没有建立独立董事的责任保险制度，独立董事需要由自己来承担。2002年发生的因ST郑百文独立董事被罚款10万元而状告中国证监会的案件，已将我国独立董事的责任程度问题，非常尖锐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在权利方面，独立董事从公司领取的津贴既与公司业绩无关，又不能体现收益与风险的相关性；同时也没有诸如股票期权等长期激励措施；由于“独立董事市场”还没有形成，独立董事个人声誉的经济价值亦无法通过市场来实现，其外部激励机制也不存在。另外，由于制度上欠缺，对独立董事的“不作为”尚无有效处罚措施，约束乏力，导致独立董事的法律责任缺失。

鉴此，笔者认为需要明确独立董事本身的权利义务。

首先，要建立独立董事的利益激励机制，善待独立董事。对于我国独立董事，既可以在立法上规定独立董事的报酬组成结构，也可以授权各公司自由斟酌确定。但立法中必须确保独立董事不能成为类似于内部董事甚至雇员的利益中人。至于独立董事的具体报酬数额究竟为多少，立法者和政府部门都无权干预，而应由独立董事市场予以确定。同时，国家应该在独立董事市场还不健全的情况下，积极建立并完善“独立董事市场”，让独立董事的价值通过市场来实现。

其次，要建立定期沟通制度,保证独立董事的知情权。独立董事的知情权受到限制,则该项制度的作用发挥就失去了前提和基础。目前,独立董事的在人数上尚处于求大于供的状态,一个董事担任多家公司独董的现象比比皆是,很难完成每年工作不少于15 日法定要求。必须建立上市公司和独立董事定期信息沟通制度,将独立董事工作的各项制度固定化、细致化,保证独立董事能及时地掌握企业的运作状况。

最后，要明确独立董事的责任（包括法律责任和其他责任）。其中主要为民事赔偿责任，独立董事民事责任包括：（1）对公司的责任。独立董事因怠于行使职权致使公司利益受到损害的，应当和有关人员一起向公司负连带赔偿责任。（2）对股东的信任。如股东对独立董事提讼，其属实，则独立董事对于股东因此诉因所受的损害负赔偿责任。（3）对第三人的责任。独立董事履行职务时，如因违法行为而致他人受损害的，应与公司共同对第三人负连带责任，考虑到独立董事的职权比一般董事大，其民事赔偿责任亦应有所区别。当然，有关法律还应规定独立董事民事责任之免责情形，并应根据需要建立独立董事责任保险制度。至于独立董事的刑事责任，可以比照我国《公司法》、《证券法》中关于董事、经理刑事责任的规定作出相关规定。独立董事的责任的其他责任，可以尝试成立一个功能相对完善的“独立董事协会”来实现。可以通过该协会审核独立董事的资质条件；可以通过该协会对独立董事在公司中的执业行为进行监督；可以通过该协会根据独立董事的执业的表现来确定其薪酬，以促使独立董事勤勉敬业。

4 结论

由于当前公司法已经确认监事会和独立董事两种制度内部监督机制的同时存在，但目前两种内部监督机制都缺乏完备的法律配套，实践操作中必然会产生冲突，因而不能充分发挥各自监督作用。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奢求中国的独立董事制度发生我们所期待的作用，我们需要实践、需要等待。随着中国国有股份一股独大的形势悄然变化，随着独立董事良好配套制度的逐步完善，我国将逐步建构起投资人法律保护体系，放弃监事会而形成单一的独立董事监督机制，并推动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促进我国证券市场健康、迅速发展。当然，为了今后的长期目标――选择单一的独立董事制度监督机制，在新《公司法》业已确立独立董事制度的现状下，当前更务实的做法应是就如何完善独立董事制度进行有益的探索，不断从独立董事制度本身和独立董事制度的外部环境去完善独立董事制度。

注释

①此处的重要关系描述得更为抽象，他们认为存在以下关系即属重要关系：1.他在过去两年内是公司的雇员。2.他是公司业务主管的直系亲属。3.他直接或间接地公与司之间存在金额超过20万美元的交易关系。4.他是为公司服务的律师事务所或投资银行的职员。

②该独立性主要通过对独立董事的任职条件的规定来实现，我国对独立董事的任职条件规定如下：1.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2.具有本指导意见所要求的独立性；3.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则；4.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须的工作经验；5.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条件。

③张民安：《现代英美董事法律地位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版，第12页。

④何美欢：《公众公司及其股权证券》，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版，第513页。

⑤该指引对不得担任独立董事的人员范围界定如下：1、公司股东或股东单位的任职人员；2、公司的人员(如公司的经理或公司雇员)；3、与公司关联人或公司管理层有利益关系的人员。

⑥独立董事必须符合以下条件：《公司法》规定的董事资格条件；非证券公司股东单位的任职人员；非证券公司当前或以前三年以内的任职人员；与证券公司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财务负责人、稽核负责人没有利益关系；不在与证券公司存在重大利益关系的机构任职；具有五年以上金融、法律或财务工作的经验，并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董事职责；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⑦必须经多数独立董事批准才能生效的事项：证券公司的审计事务；证券公司的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和质押贷款；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证券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及其他形式的报酬；证券公司聘请或更换会计师事务所；证券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事项；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⑧当独立董事的行为不符合大股东意愿时，监事会作为大股东可以控制的一个内部机构显然将作为对抗独立董事的一枚棋子。表面上职权强大的独立董事在与上市公司大股东的对抗中明显是处于弱势。

⑨2005年1月至7月，深沪两市1300多家上市公司就有近50名独董在任期届满前提出辞职或被上市公司免职。参见2005年08月10日《中国证券报》。

参考文献

[1] 张民安. 现代英美董事法律地位研究[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2] 何美欢. 公众公司及其股权证券[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 刘俊海. 建立健全公司治理结构的若干思考[J]，法学论坛，2002, (6).

[4] 王骏. 完善上市公司监事会与独立董事关系构架的法律思考[J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 ,(12).

[5] 王常柏,冯花兰. 论独立董事制度与监事会制度相结合的监管模式[J]. 生产力研究，2002,(1).

[6] 刘云川. 独立董事制度的完善[J]，江西金融职工大学学报，2006, (5).

司法独立制度篇9

一、司法独立的涵义和我对司法独立现状的认识及如何实现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一词通常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一是结构意义上，是指司法机关独立于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因此，司法独立是一种“国家权力的结构原则”；二是程序意义上，司法独立的意旨是在司法程序中保障法官司法权以维护程序正当性和结果正确性，因此也系“技术性的司法规则”。不过这两种意义联系紧密：前者是后者的保障，而后者乃前者的意义和价值之所在。由此出发，采用一个较为概括性的概念；司法独立是指司法机关独立于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司法机关行使其职权时，只服从法律，不受任何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虽然司法独立作为一项宪政原则与司法原则，为现代法治国家普遍承认和确立，但鉴于各个国家的政治、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不同，很难给出一个可以普遍使用的标准。即使是我国学者，对于司法独立的涵义，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也会得出不同的理解。有人理解为：司法独立指结构上的独立与程序上的独立。有人理解为，司法独立是审判权独立与法官独立，有人理解为：司法独立指对当事人独立，职能独立，机构独立和内部独立。也有人理解为：司法独立指司法权的独立，司法主体的独立，司法行为的独立和司法责任的独立。还有人理解为：司法独立指司法机关的外部独立与内部独立，尽管各家的理解角度不同，但其基本点是一致的：即司法独立不仅包括法院的独立，还包括法官的独立和法院内部的独立。法院的独立，指某个体独立，即法官在进行司法裁判过程中，只能服从自己对法律的理解极其心中的正义准则，而不接受任何来自法院内部或外部的影响、干预或控制。法院内部的独立，指其审级独立，既不仅同级法院之间完全独立，互不隶属；就是上下级法院之间也完全独立，互不隶属。虽然上级法院可以改变下级法院的裁判结果，但这也只是司法裁判增加一道审核程序，使之更严慎，减少错误而已，并不意味着后者成为前者的下属。而这与行政机关上下级之间上命下从的领导与服从关系有着质的区别。在法院的独立、法官的独立与法院内部的独立三者中，当以法官的独立为核心。司法独立作为司法公正的基本前提和主要保障，它不能仅停留在作为一项空头原则的层面之上，它的确需要有具体有效的制度来保障。有人认为，司法独立的制度应当包括体制保障、经济保障、资质保障和身份保障等四个方面的内容。也有人认为，司法独立的制度保障应当包括法院的整体独立，法院的内部独立、法官的身份独立，法官的职业特权及法官的职业伦理准则等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体制保障。司法机关应当独立于其他机构，成为国家权力体系中独立的一支，不受其他机关的指挥、控制。而且为了有效地行使司法权，控制非法的权力干预，在国家体制中，法院和法官应该享有崇高的地位。同时，财政供应体制以及司法行政营理体制也应当有利于司法独立。

（二）经济保障。联合国大会《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第7条规定：“向司法机关提供充足的资源，以使之得以适当地履行其职责，是每一会员国的义务。”这包括提供需要的办公条件，办案费用等。同时，法官待遇也应当比较优厚，高薪不仅养廉，而且培养法官的独立精神。无论对法院还是对法官，受自身利益所驱动，即无司法独立和公正可言。我个人认为，经济保障在我国应有一套比较适用和完善的良好体制，这样才能从根本遏制社会腐败的发生，而更利于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

（三）资质保障。司法独立将司法权完全交付于法官，要求法官凭其“理性与良心”，根据法律和事实情况作出判决。这一原则的逻辑预设是理性的法院与理性的法官。缺乏这一前提的司法独立只会给司法乃至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在现实社会中，我们现有的审判人员事实上并不具备法官的素养，有的从部队退伍，有的是从学院转至法院，而从事法律的专业人员廖廖无几，整个法官队伍参差不齐，素质，涵养不足以让司法充分体现他的广义和真实。这也是我国司法的一个真实国情，并不是我国没有法律人才，没有自制良好的法学人才，只不过我国的资质保障没有能够以快速适用的方式转变去适应社会的发展和需要，我们的人才选用，人才的专业性步子太小，动作缓慢，致使社会腐败的现象比比皆是，我们的政治教育是好的，可我们的资质没有保障，法官的新旧更换日驱紧迫，我希望通过我们这些学子的心声，能让法治社会尽早实现，能有效地建立一个透明的司法，透明的审判机制。

（四）身份保障，《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第11条规定“法官的任期，法官的独立性、保障、充分的报酬，服务条件、退休金和退休年龄应当受到法律保障。为了保证法官能顶住任何强大社会势力的影响甚至压迫而依法办案，多数国家实行法官任期终身制，即非因法定缘由并经法定程序法官不得被免职，而法律对这些缘由和程序的限制十分严格，如法官不因一般工作失误受到弹劾，只有司法腐败或重大失职才是启动法定弹劾程序的基本理由。我个人认为法官终身制不一定适合我们中国，我们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人口大国，我们的社会发展才刚迈入中等发展水平，迄今为止，我们国家的整体司法系的整个队伍，真正从专业学府的并不占多数，我们的司法队伍不客气地说还是鱼目混珠状态，而我们的司法体制、法官审判制度及机关联的制度需要从实践中真实的体现和创新，而对于专业出身的人来自现实司法工作是他们的“临床诊断”，他们可以很专业地对待现实操作中的利与弊，他们的根本原因，完善他们的具体方案，而非专业的人也许积累的经验仅仅印证了某些法律体制或法律规定，不是以推陈出新，我们国家现已处于一种多元化的社会，新型案件层出不穷，对于我们专业的法律工作人员来说，他不仅具有研究的价值，他还窥视社会中某一层或某一范围的法律空白，我们如何去填补空白，如何去完善我们的法律，若仅凭法学专家们纸上谈兵，而没有实际上的操作，我个人认为，这是十分不合适、不真实的，而我国的发展，不在司法上真正的独立，需要走的路还要有很长一段路程，毕竟我们的体制是个宠大的司法体制，如一个巨人想医治他的不顽之症，必先有一套完善、全面、适用的方案和必须的勇气与毅力，我们不能有一丝的差错与松懈，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我个人认为，国际上盛行的不一定适合我们的国家，我们必须有自己的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司法体系，司法观念，但从广义上说，我们的法官制度，或其他具体的操作上还是要从国际上吸取其精华的。

二、司法独立的必要性的相对性

司法独立的必要性与相对性如今已被国际社会普通认可，应当说已具有“公理”的性质。1988年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并经同年联合国大会批准了《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该文件明确要求“各国应保证司法机关的独立，并将此项原则正式载入其本国的宪法成法律之中，尊重并遵守司法机关的独立，是各国政府机关及其他机构的职责，”司法机关应不偏不倚，以事实为根据并做法律规定来裁决其所受理的案件，而不应有任何约束，也不应有为任何直接成间接不当的影响，怂勇、压力、威胁或干涉所左右，不论其来自何方或出于任何理由。

司法独立为什么会受到普遍地肯定和重视？从政治的角度 看，通过司法权的独立可以获得一种的“间离效应”，以维系政治机构和政治运行的理性并维护社会和政治秩序的稳定性。从司法的维度看，司法独立的最基本的意义在于它创造了公正的前提。司法独立的必要性也来自于司法权的特点即维护司法权需要，就我国的情况看，强调司法独立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是我国缺乏独立司法的历史传统，行政与司法的合一，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突出特点，而在近、现代，虽然有别于行政司法机关建立出来，但由于政治制约机制的极不健全，司法始终是弱小的，经常性基至制度性地遭到行政乃至军事的干涉甚至代行其事，而革命政权高度集中统一的要求，以及解放后政治体制的发展状况，在较长的时期内也难以确立和发展一种独立的司法系统。二是目前干扰司法的因素很多，司法机关安要独立行使职权在许多地方和许多情况下还十分困难，因司法机关的人员、资财、生活和办公条件都受当地制约，真正确立司法独立十分困难。三是在目前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势下，独立的、公正的司法尤为重要，这种司法应当说已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的制度性保障条件，因为市场经济是以平等经济主体为基础建立的法治经济，市场经济规则的确立，需要不偏不倚的司法系统对这些规则强制贯彻，并监督这些规则的遵守。无论是谁，只要违反规则应亮黄牌，甚至罚下场，否则，就不会有健全和规范的市场经济。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强调司法独立十分必要。

司法独立的相对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司法独立的确立以法院的理性化为前提，司法独立的程度应当与法院理性化的程度相当，至少不能有明显的不协调。司法独立的制度和原则本身是司法理性即法院理性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同时它的成立又基于这样一项基本的逻辑预设，即理性的法院，亦即理性的法官，它意味着，在独立的司法制度中的法官，具有可以被社会信赖的人格和学识能力，而且处于合理的法院组织法权中以及法官的行为受制公正程度的引导与约束。在这种情况下，依靠司法的自治，即法官的自主精神，就可保证法官“只服从法律”，只服从法官的良知与理性，从而获得司法的公正。另一方面，由于司法独立意味着保证法官的自主性及其自由裁量权，如果法院理性不足，缺乏合格的法官与公正的程序，司法的公正受到普通的质疑，司法的独立性的增强可能造成法官擅权，专横腐败的灾难性后果，而且，有理性的法院和公正的司法，人民才会放心将权力交给法院，才能形成司法独立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条件。二、独立的司法制度合理运行有助于社会的监督，建立独立司法制度所需要的“理性的法院”并不意味着法院的全知全能以及法官的超凡入俗，它只是要求法院和法官具有一种“形式理性”，即法官不合格、法院结构的合格及司法程序的合格，而在实务操作中，任何一个“理性的法院”和“理性的法官”都有其人格局限性和认识局限性，而且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规律，对于法院运作同样适用，在这种情况下，独立的司法制度的合理运行也需要其他权力的制约及社会的监督。司法独立与司法受制是相互依存，不能偏废，同时相互作用的矛盾的两个方面。

三、我国司法独立所受的限制及允许的样态。

由于国家制度，政治体制和司法制度等各方面的原因，我国并不存在而且在现有制度框架内也不可能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司法独立。我们所说的当前我国的司法独立，只能是一种特殊样式的司法独立，其特殊性表现在：其一、系官署独立而非官员独立，从法理上看，司法独立固然包含在外部意义上的官署独立，但其核心内容，是以司法官员为权利义务承受对象的个体性独立。这是因为，第一，司法的理性在本质上是个体性的；二，全部司法秩序是为保证审判法官的客观判断和公正判决而设置的；三，司法责任应当是个体化的。

其二，系技术独立而非政治独立，我国宪法和法律并未肯定司法机关在国家基本权力结构中的独立。因为我们国家结构形式上，实行人大监督下的一府两院制。司法机关相对于立法机关并非相互制衡的分权关系而系下位对上位的关系。

其三，系有限独立而非充分独立，即技术性而言，这种独立也不能不是十分有限的。这种有限性主要是因为，技术独立对政治独立存在的一种依存关系，如果没有国家体制上的独立性。在司法程序中也很难完全避免非程序化的干预，因为对司法机关具有上位关系的权力实体可能利用直接指导，人事任免、经济控制等权力来司法机关贯彻其意志，虽然这些权力实体可以自我抑制，力图避免非程序性干预，但缺乏体制约束的自我抑制不一定是始终有效的，尤其在那些重大、敏感的刑、民案件中，除了这种具有根本意义的体制性制约，我国当前的司法独立还受到其他几个方面的限制，从而造成其独立的程度十分有限。

当前在司法活动中司法不独立并由此而影响司法公正的情况较为突出。表现在：1、地方保护主义。由于法院受地方辖制，实践中可能成为实现地方利益的工具。2、以权代法，以言代法，尤其遇到一些利益损益突出，影响大或者有其他因素介入的案件，某些掌权人物出于这样那样的考虑，于法不顾，直接干预司法或施加压力要贯彻其意志。3、办“金钱案”、“人情案”、司法活动中的腐败现象突出，由于缺乏独立的能力和独立的品格，司法官员可能因利诱腐蚀而在实际上出卖司法权。这方面的情况已到了不下大力气予以整顿的时侯了。

四、在司法独立与司法责任之间求得平衡

中国的司法处于一种比较尴尬的境地，这种尴尬性表现司法公正需要司法独立，然而由于法院理性不足，其独立性又应当受到相当的限制：表现之一：司法公正需要司法独立，但各方面的限制，这一要求又不能短期内实现。如何能解决这一难题？在现有基本条件的限制下，我们认为，只能采取一种办法：在全面改善司法状况的同时，为中国的司法制度提供“最低限度”的独立性保障，以维护最基本的司法公正要求。司法独立可以“先走一步”，同时尽可能地寻求制度与实务的真正而又确有成效的改善，并为进一步的改革提供基础，创造条件。这种独立性保障最基本的有三点：

1、改革法院体制，摆脱或限制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在我国司法不独立而严重损害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地方保护和部门保护。由于司法机关对区域党政机关存在于那种人为的人身和财产依附关系，致使司法机关缺乏基本的独立性保障，因而无法形成司法公正所必需的抗干扰机制。

2、改革法官制度。培育崇高的法官和理性的法院。崇高的法官意味着人格、学识与权威的三位一体，只有这样的法官，才有可能为忠实于法律而独立特行。

3、调整政治与司法的关系，实现政治影响的程序化与合理化。在一种一元化的政治格局中，政治权利与司法权的关系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有待解决的问题。

五、司法独立的解决方法

事实上，加强司法权的统一性一直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 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早在苏联建国初期，列宁就曾指出：地方影响对于建立法制和文明是最严重的障碍之一，甚至是唯一的最严重的障碍。”他反对司法和法律监督机关实行中央和地方的双重领导,主张建立一个“能够对抗一切纯粹地方影响”的强有力的中央机构来领导国家的司法和法律 监督工作,以保证全国“真正统一地实行法制”。五十年代,董必武同志就曾提出应实行法院干部的的垂直管理。六十年代初，刘少奇同志也曾提出。“不要提政法机关绝对服从各级党委领导，它违法就不能服从。如果地方党委的决定同法律、同中央的政策不一致，服从哪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应服从法律，服从中央的政策。”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真知灼见未能在我国的司法管理体制中得以体现。

司法独立制度篇10

关键词：司法独立人大法院宪法关系制度构建

近年来，司法公正已成为国人瞩目的焦点话题，而其中至关重要的司法独立，更是让人莫衷一是。一方面，处于转型期的中国随着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和社会冲突的尖锐化，对司法独立所保障的效率与公平寄予了前所未有的厚望：另一方面，权力失衡所导致的司法腐败却再三地打击着公众脆弱的“法制”信心。

一、司法独立之内涵——人大与法院之文本关系

司法独立，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含义是就政治层面而言，司法独立指司法权独立．源于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即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由议会、总统(内阁)、法院分别独立行使，彼此分立，互相制约；第二层含义是法院独立，法院独立是司法权独立的制度表现，表现为法院作为司法机关独立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其他机关的影响和干预，即使是上下级法院之间在行使审判权时也是彼此独立的：第三层含义是法官独立，即法官审判案件时，其作为个体也是独立的，不受其他机关、各级法院院长及同事的影响和干预，只依照法律和良心。独立对案件作出判断，法官独立是司法独立的最高形态。

我们考量人大与法院的权力制衡，构建人大与法院的和谐宪法关系，主要是就司法独立的第二层含义而言。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就人大与法院的关系而言．这种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可以用法院对人大的四点要求来予以确认，即不侵权、不介入、不施压、不妄评。法院对于人大的四点要求，确立了人大与法院文本意义上的宪法关系，对于法院和法官摒弃人大的不当干扰。客观、公正地司法有着毋庸置疑的意义。但是长久以来，我国在司法独立上的表现并不能令人满意，人大与法院的关系也一直不够顺畅。

二、司法独立之现状——人大与法院之现实关系

产生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甚至司法腐败等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司法制度不独立，司法公正失缺依托，应是其最主要的原因。诚如学者所言“司法的独立性是其公正性的必要条件，离开了独立性，公正性就失去了保障，就无从谈起”。但据现时的国情而言，司法权的独立仍受到诸多制约，法院的独立审判权除受到来自行政权力在财政、人事等方面的压力外。也受到来自人大的干预。

1．人大监督超越监督范围。就个案监督而言。大家的共识是个案监督只监督重大违法案件。但根据中国政法大学蔡定剑教授对人大个案监督的基本情况调查的实际情况看，人大个案监督无所不有。有刑事、民事经济案件，也有行政案件和执行案：有实体问题，也有程序问题，包括案件的受理、超期办案、证据认定等；有案件审理不公正问题，也有法官本身的违法、徇私枉法问题。如果人大这样事无巨细地监督案件。将有损人大权力机关地位，使人大陷于琐事泥潭。

2．人大监督不适当地介入审判。就个案监督而言，主张人大个案监督的共识是监督应是事后的。但实际上在什么时问介入监督的都有。有的在案件一审之前就介入监督，有在一审开庭时进行监督，也有在二审以前介入监督的。还有一审判决后当事人不上诉，待判决生效后再找人大申诉，也有相当多一部分是要求对判决执行的监督。

3．人大利用监督对审判施压。人大在对法院的监督，尤其是个案监督中，一般倾向于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审判者，促使审判者作出监督者认为正确的判决。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浙江建德市黄小军要求返还捐款案”中，当地人大实行全程监督，在审判过程中人大主任会议的意见办了才罢休。象这样的监督案件，不论人大的监督意见是多么正确，但这种做法是建立在对司法制度不信任基础上的，它会强化人们对法院和法官的不信任，使法院失去权威和尊重。

4．某些人大代表利用监督对审判妄加评论。在蔡定剑调查的50起案子中，人大对个人监督的案子都不同程度作出判断．发表了对实体问题的监督意见，包括对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意见。

司法独立对公正价值的终极追求固然要求法院接受人大的合理监督，以保障司法权不被滥用，实现公民的诉讼正义。但不可忽视的是，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几乎受到来自人大各个方面的不合理的牵制。我们不考虑制度因素的消极作用．却要求法院去实现理论上的司法公正，未免强人所难。因此，探讨人大与法院的关系，构建和谐的制度体系，保障人大与法院的良性互动，实现诉讼的公平与效率，当是我们真正的追求。

三、司法独立之对策——人大与法院之应然关系

我国的司法独立，根本目的在于保证司法机关严格执法，实现司法公正。保证司法公正，一方面离不开司法独立，没有独立就没有公正：另一方面又离不开监督．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人大监督与司法独立是相互统一，相互依存，并行不悖的。因此制定完备的司法制度，构建和谐的人大与法院关系，使人大一方面保障司法独立之地位以树立法院之权威，另一方面监督司法独立之实施以实现司法之公正就显得尤为重要。

1．人大必须尊重法院，以认同司法之独立。

要理顺人大与法院的关系，关键在于处理好人大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问的关系．人大对司法的监督要以司法独立为前提，也就是说人大监督应充分尊重司法独立。

首先，只有尊重司法独立，才符合宪法关于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正确分工。根据宪法精神，立法权由权力机关行使，行政权由行政机关行使，司法权由司法机关行使，一个机关不能代替另一个机关行使权力，宪法规定的国家权力的合理分工，也是司法独立的重要依据，所以．在加强人大对司法的监督的同时必须明确，人大对司法的监督是在宪法确认的权力分工的基础上进行的。监督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人大不得妨碍司法机关依据宪法的规定独立行使司机权，不能以一种权力取代另一种权力，更不能将两者混为一体。

其次，只有尊重司法独立，才能实现国家权力的相互制衡。防止权力腐败的最好办法是以权力制约权力，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就像社会科学合理的国家分工，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实行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立，形成了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衡机制，并能有效地防止权力的腐败和滥用。

再次，只有充分尊重司法独立，才能实现司法公正。司法独立首先是严格执法的前提，因为只有保持司法独立，使司法者依法独立司法不屈从于任何权势和诱惑，超然独立于任何一方当事人。才能真正做到严格执法、公正司法。

2．人大必须支持法院．以保障司法之独立

人大必须尊重法院以认同司法之独立，在此基础上，人大还必须为司法独立提供制度上的保障。从应然意义上讲，人大监督本身包含了保障司法独立的内容，而且在诸多监督形式之中。也只有人大监督才有能力保障司法独立。保障司法独立的人大监督．主要是对制度的监督，即监督司法制度运行是否良好、是否存在需要改进的问题等。

财政保障。目前地方司法机关的财政由地方行政机关供给，人事同样受到地方行政机关的管理，无论从理论角度还是从实践角度而言，地方司法权都不得不依附于行政权。所以，司法权独立的首要前提便是要改革现时的人财物管理制度，人大应为独立审判提供充分的保障。人大应利用其预算审查和批准权。为独立审判提供经费上的保障，使审判机关可以独立于行政机关。

人事保障。在目前的人事管理方面，地方各级司法机关的人事关系仍受地方行政机关的严格管辖．人事关系的受制势必影响司法执法的力度和深度，在某种程度而言，人事受制与财政受制对司法系统的消极影响或者说是潜在消极影响是等量齐观的。

同时，人大除应依法遵循程序对审判权进行监督外，还应加强对于扰独立审判权行为的监督。特别是对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的干扰，应发挥其权威作用，排除干扰，从而为独立审判提供程序上的保障。

3．人大必须监督法院，以公正司法之独立。

从司法独立的运行要求来看，它排斥任何形式的监督，但司法不公的现象较大范围地客观存在，在没有建立比较完备的制度来最大程度地预防，抵制司，法腐败的前提下，让司法处于没有任何合理监督的状态下。人们将有可能处于更为严重的不安全之中。况且，就我国司法发展的现状来看，其仍处于逐渐完善的不发达阶段，要使司法处于没有任何监督的绝对独立状态之中，一段时间内也无法实现。:

更为重要的是，司法独立和司法监督并不仅仅是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两者有其统一的地方。在现代社会．司法应当以公正作为价值取向，不与公正相联系的司法就丧失了现代司法的应有之义。公正与现代司法有着内在的联系。而司法独立既是司法公正的内在要求，又为司法公正创造了必要条件。司法监督同样如此，其目的归根结底也在于保障司法活动按照正常的轨道运行，防止司法腐败和不公。权力不受限制便会被滥加使用，特别是在我国现阶段，司法人员总体素质不高，司法工作行政化等一系列阻碍司法公正的因素还比较多，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的现象也没有杜绝，加强和完善对司法的监督就尤为重要。在我国现阶段对司法进行监督完全有必要，监督的目的在于保证司法的公平正义，而我们追求的司法独立其要旨也在于此。因而，司法独立和对司法进行监督能够做到并行不悖，人大应当对法院进行合理合法的司法监督以保证司法独立实现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而不是干扰、阻碍、破坏司法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