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域管理论文十篇

流域管理论文篇1

塔里木河流域位于新疆南部，在天山山脉和昆仑山山脉之间，东西长1100km，南北宽600km，面积102万km2（包括境外流域面积2.4万km2），占新疆国土面积的61%。塔里木河流域包括巴音郭楞州、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克孜勒苏州、和田地区5个地州共42个县市和兵团农一师、农二师、农三师、和田农垦管理局共56个农垦团场。据1998年统计，流域人口826万人，占新疆总人口的47%；其中少数民族681万人，占流域总人口的82.5%；国内生产总值350亿元，耕地136.3万hm2，分别占新疆全区的31%和44%。

塔里木河流域是塔里木盆地内的阿克苏河、喀什噶尔河、叶尔羌河、和田河、开都河—孔雀河、迪那河、渭干河与库车河、克里雅河和车尔臣河等九大水系144条河流的总称，多年平均径流量312.5亿m3（国外入境水量63亿m3），主要以冰川融雪补给，不重复地下水资源量30.7亿m3，流域水资源总量为429亿m3。历史上塔里木河流域的九大水系均有水汇入塔里木河干流，但由于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等影响，20世纪40年代以前，车尔臣河、克里雅河、迪那河已相继与干流失去了地表水联系；40年代以后，喀什噶尔河、开都河—孔雀河、渭干河也逐渐脱离干流，目前与塔里木河有天然地表水联系的只有和田河、叶尔羌河和阿克苏河三条源流，以及通过人工干渠向塔里木河输水的孔雀河。

目前，源流区总面积为24.1万km2，其中山区面积17.12万km2，占71%，平原面积6.98万km2，占29%。源流区多年平均降水量252.4mm，主要集中在山区，年降水量可达400mm以上，是主要产流区；平原降水量大多在40～70mm之间，产流很少，属干旱地区。在源流区中，阿克苏河由源自吉尔吉斯斯坦的库玛拉克河和托什干河两大支流组成，河流全长588km，经依玛帕夏闸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国内流域面积4.28万km2（境外流域面积1.95万km2）。和田河发源于昆仑山和喀拉昆仑山北坡，有玉龙喀什河和喀拉喀什河两条支流，河流全长319km，由南向北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后汇入塔里木河干流。流域面积4.93万km2。叶尔羌河发源于喀拉昆仑山北坡，由主流克勒青河和塔什库尔干河、柯克亚河和乌鲁克河等支流组成，河流全长1165km，叶尔羌河出流域灌区流经200km沙漠后到达塔里木河干流。国内流域面积7.70万km2（境外流域面积0.29万km2）。开都河发源于天山中部，全长560km，最终注入博斯腾湖。博斯腾湖是连接开都河和孔雀河的枢纽，它既是开都河的尾闾，又是孔雀河的发源地。随着入湖水量的减少，博斯腾湖的湖水已无法通过自然落差流入孔雀河。1976年以来，借助于所建成的扬水泵站及输水干渠，实现博斯腾湖向孔雀河供水，进而向塔里木河干流供水。

三条源流的水资源总量201.39亿m3，其中地表水196.61亿m3，地下水4.78亿m3。径流量以冰川融雪补给为主，也有少量的地下水和泉水补给，径流的年际变化不大（表1）。阿克苏河是目前惟一的一条常年有水补给塔里木河的河流，是塔里木河最主要的源流；和田河在每年洪水期有水补给塔里木河，是塔里木河的主要季节性源流；1985年以后，叶尔羌河已无水供给塔里木河，仅在1994年发生特大洪水时，有部分余水输向塔里木河。三条源流河流入干流的多年平均径流量为45.87亿m3，其中阿克苏河占73.0%，和田河占23.9%，叶尔羌河占3.1%。此外，从1976年开始，通过博斯腾湖扬水泵站及输水干渠，每年向孔雀河供水约10亿m3，其中约2.5亿m3水量通过库塔干渠输到塔里木河干流的下游灌区，以解决该地区的春季生产生活用水。

2塔里木河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

塔里木流域在相对长的历史时期里，人口和经济增长缓慢，水资源开发利用处于相对稳定的阶段。塔里木河流域较大规模的水资源开发与利用，始于20世纪50年代。为了弄清塔里木河水资源开发、利用过程，我们先从历史的角度加以描述，然后从逻辑的角度做一个归纳。

2.1根据水源可利用性建立新的移民点

建国以后，为了国防安全，屯垦戍边的需要，我国一直面临着粮食短缺问题。在当时看来，塔里木河流域地域广袤，是适宜采用外延扩大再生产方式生产粮食的一个好地方，而且认为，这是合理利用塔里木河流域土地资源的重要途径。人力资源和水资源是当时开发塔里木河流域所面临的两个制约因素。第一个问题是通过扩大建设兵团建制和从东中部移民的办法加以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则是根据利用水资源的难易程度决定团场配置的做法加以解决的。于是在水资源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出现了一批新的居民点和大片新的耕地，塔里木河流域也随之变成了一个粮仓，生产出的粮食为化解当时的粮食短缺问题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2.2以提高引水率的做法扩大开垦规模进而粮食生产规模

生产建设兵团为了扩大商品粮产量，不断地开垦耕地从而扩大生产规模。1993年与1949年相比，源流区的灌溉面积从35.12万hm2增加到77.66万hm2，净增42.54万hm2。为了满足不断扩大的耕地对水资源的需求，生产建设兵团采取了增加引水量的做法，引水量占河川径流总量的份额逐步上升到80%以上，叶尔羌河灌区的引水率接近100%，从而导致源流汇入干流水量的逐年减少。据统计，1957─l995年源流区多年平均来水量平均每年增加2000万m3，而源流灌区用水量平均每年增加5000万m3，使汇入干流首阿拉尔站的水量平均每年减少3000万m3。经过几十年的累积，阿拉尔站的径流量由50年代的49.35亿m3减少到90年代的42.33亿m3，减少17.5%。

2.3以开辟新水源扩大开垦规模和粮食生产规模

在塔里木河流域，任何一条河的水量都是相当有限的，而且随着引水率的不断提高，引水的边际成本越来越高。所以，随着垦殖规模的继续扩大，先后又采用了打井获取地下水的办法。此外，还在博斯腾湖建起了扬水泵站及输水干渠，实现博斯腾湖向孔雀河供水，其中的库塔干渠则是专门为引孔雀河水济塔里木河下游的恰拉灌区修建的，从1976─1994年平均输水量2.06亿m3，解决了干流下游的一部分用水需求。

2.4减少灌溉系统的输水损失

为了化解下游来水量减少的负面影响，位于干流区的5个团场对干、支、斗渠全部进行了防渗处理，渠系利用系数由原来的50.2%提高到81.2%，提高了31个百分点，在来水量不断减少的情况下，仍能维持1.66万hm2耕地的灌水需求。同时，由于渠道渗漏减少，垦区地下水位有所下降，土壤盐渍化程度也在减轻。

2.5采用节水技术，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具体措施是通过发展膜上灌，棉花改窄膜为宽膜，推广玉米、冬小麦的膜上灌，水稻改浅水淹灌为旱育稀植，有条件地方试行喷灌、滴灌。根据农一师水利规划和塔里木河流域规划，在不增加引水量的情况，发展节水灌溉。

2.6调整种植结构

在开垦初期，种植业结构以粮食作物为主，在粮食作物中又以水稻为主，占粮食总产量的70%。到80年代，流域内粮食作物比重仍然很大，占45%，但随着来水量的减少，水稻种植面积趋于下降。进入90年代以来，来水量进一步减少，1991─1995年平均供水量只有4.64亿m3，其中来水量2.38亿m3，引水量2.26亿m3。扣除水库、渠道及河道的蒸发与渗漏造成的水量损失，可用的水量远不能满足灌溉需要。为了解决水资源供不应求的问题，5个团场的粮食播种面积减少到100hm2，其中以小麦、大豆和棉花为主，占耕地总面积75%。

2.7弃耕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3万hm2耕地，因为缺水不得不大面积弃耕，如今耕地已递减到1.2万hm2。2000年，塔里木河下游发生了有水文记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水荒，断流时间持续时间长达300多天。兵团被迫再次扔掉0.33万hm2耕地。在被称为“风头水尾”的34团、35团，也由于缺水而放弃了近半耕地，当年开垦的上万亩耕地如今仅剩266.67hm2。

在干流下游，由于垦区内水库蓄水严重不足，1993年被迫弃耕棉田3500hm2。20世纪90年代以来，恰拉和铁干里克灌区60年代开垦耕地约2.67万hm2，由于缺水灌溉，被迫放弃了约1万hm2。现有耕地面积1.67万hm2，实际播种面积1994年只有1.33万hm2。

塔里木河流域现在不仅停止了毁林开荒，而且决定在3年时间内压缩20万公顷棉田。退耕后的棉田大部分用来栽种果树及荒漠植被。塔里木河流域的巴音郭楞州2000年已经退耕还林0.75万hm2，今后5年内将退耕还林4.67万hm2，退耕还草2.2万hm2。阿克苏地区将在塔里木河两岸种植6.67万hm2生态林。

2.8实行宏观调控措施

塔里木河下游恰拉至台特马湖段，历史上因水量充足，沿岸胡杨、芦苇、甘草和红柳等植被生长茂密，形成一条宽约1~5km的纵贯塔里木盆地东部的天然“绿色走廊”。近几十年尤其是最近30年，这条“绿色走廊”因水源断绝，日趋衰败，自然环境急剧恶化，存在着被风沙淹没的极大可能。为了消除绿色走廊面临的生态威胁，政府采取了调水措施。2000年5月和11月，先后两次从博斯腾湖向塔里木河下游总共调水3.27亿m3，调水距离785km，水流通过断流河道长达215km，使断流将近30年的塔里木河下游得到清流的滋润。2000年第二次输水结束后，塔里木河下游河道的地下水位抬升3m以上，地下水影响宽度达到800m，影响范围约200km2，这对以胡杨林为主的“绿色走廊”起到紧急抢救的作用，延缓了生态系统的急剧蜕变，而且增强了搞好塔里木河流域治理的信心。由于塔里木河尾端台特玛湖以上148km的河道仍处于干涸之中，2001年第三次从博斯腾湖调水输入塔里木河，输水将直至台特玛湖。

从逻辑角度看，塔里木河流域的水资源利用相继经历了4个阶段：（1）单一依靠渠系利用地表水阶段。在这个阶段，由于渠道渗漏严重，加上大水淹灌，水资源的损耗率极大。（2）渠、库配合利用地表水阶段，其实质是利用水库拦蓄的一部分夏洪和冬闲水扩大灌溉面积，从而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3）渠、库、井配合，地表水与地下水并用阶段。地下水的适当开发，既能降低地下水位，从而防治土壤次生盐渍化，同时又能减少无效蒸发，使水资源得到合理利用。（4）提高引水效率与用水效率并举阶段。提高引水效率的措施有渠道衬砌等，提高用水效率的措施包括推广玉米、冬小麦的膜上灌，棉花改窄膜为宽膜，水稻改浅水淹灌为旱育稀植，有条件地方试行喷灌、滴灌，以及通过调整种植结构和产业结构，降低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用水量。

3近年来塔里木河流域开发治理方面所做的工作

3.1资源调查、考察与流域规划

1982─1986年，先后进行了阿克苏河、和田河、叶尔羌河和塔里木河干流的资源调查和科学考察。1986─1991年又相继完成了叶尔羌河、和田河和阿克苏河的流域规划和塔里木河的干流规划。1999年12月18─30日由自治区人民政府组织、自治区计委牵头，水利、农业、林业、牧业、气象、中科院新疆分院、巴州、兵团、农二师等方面专家组成的考察组对塔里木河中下游进行了勘察，并完成了《塔里木河干流水利工程建设与流域生态环境建设的项目建议书》。2000年1月12日～28日，2月13─29日，在水利部的具体要求和安排下，新疆水利厅组织了38位专家对塔里木河干流进行全程实地踏勘，历时33天，行程11000km；获得了大量的水样、土样、地形断面、GPS定点资料及相应的音像资料，召开了六次座谈会和一次研讨会。在此基础上编制了勘察报告、塔里木河规划纲要任务书和规划工作大纲，以及塔里木河生态治理抢救工程的可行性研究报告。2000年4月24日，自治区计委和水利厅通过了塔里木河干流生态治理抢救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并报国家计委和水利部，现己列人今年国家的基建计划。2000年5月27─28日，由水利部规划总院组织，水利部有关司局参加，审查并通过了塔里木河流域综合规划纲要任务书。

3.2塔里木河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研究

近年来，中科院新疆生地所、清华大学、新疆农业厅、水利厅和塔里木河管理局等单位相继开展了《塔里木河流域自然环境演变和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塔里木河流域资源与环境遥感调查和系列图纸编制》、《塔里木河农业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整治》、《阿克苏河¾¾塔里木河水资源利用优化模式及环境保护对策》、《塔里木河上游三源流向干流输水目标管理系统研究》、《塔里木河流域水资源利用及管理研究》、《塔里木河干流来水平衡研究》、《塔里木河河流形态研究》、《塔里木河流域水资源利用、生态环境整治和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塔里木河流域整治与生态环境保护研究》等研究项目。上述研究对塔里木河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许多有较高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的成果。尤其是1996～1999年，中科院生地所、清华大学和塔里木河管理局承担的“九五”攻关项目《塔里木河流域整治与生态环境保护研究》，其研究的内容、深度和广度经国家鉴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3.3塔里木河干流的整治工作

1992─1996年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实施了《塔里木河治理前期准备项目》，项目总投资3514万元。1994─1996年在水利部的支持下实施了《塔里木河向下游绿色走廊应急输水工程》，项目投资2600万元。1998年开始利用世界银行贷款进行《塔里木盆地灌溉与环境保护二期工程》，总投资1.128亿元，目前正在实施。上述整治工程的完成使塔里木河流域管理机构和生态综合监测站初具规模，并相继建成了十几座阐、涵、桥。

3.4加强水政水资源管理

1992年1月，成立了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颁布了流域管理委员会章程和管理局职责。1994年4月，颁布了《塔里木河流域水政水资源管理暂行规定》。1994年冬至1995年夏，依据《塔里木河水资源管理暂行规定》，利用《塔里木河前期治理项目》和《塔里木河向下游绿色走廊应急输水工程》中已建成的部分工程，在自治区政府的协调和巴州、农二师的配合下，首次向塔里木河下游大西海子水库以下绿色走廊泄水2800万m3。1997年12月，颁布了《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塔里木河流域水资源管理条例》。1998年8月，成立了塔里木流域水利委员会常委会和塔里木流域水利委员会、执委会、管理局，并通过了五年工作计划和水利委员会章程。1999年初，下发了《新疆塔里木河流域各用水单位年度用水总量定额》。2000年2月12日塔里木河流域水利委员会与流域内各地州师局签订了2000年用水协议。2000年4月30日和11月，依靠水利部、自治区政府和兵团的支持和巴州、农二师、塔里木河管理局的共同努力，先后两次从博斯腾湖向塔里木河下游大西海子水库以下绿色走廊泄水3.27亿m3，对于扭转下游植被衰败的趋势起了积极作用。上述工作的开展使塔里本河流域的管理逐步纳入了法治化管理的轨道。

4水资源开发中的主要问题

4.1源流区大量开荒，自用水量急剧增加，导致汇入干流的水量减少

据统计，在1949─1993年期间，尽管源流区的水资源趋于增加，但由于其新增灌溉面积太多，达42.54万hm2，引水率已提高到80%以上，甚至接近100%，导致汇入干流区的水量不断下降。据统计，干流来水量90年代与50年代相比减少了16.8亿m3。干流来水组成也发生了变化，即大部分是回归水和农田排水，由此导致了干流河水矿化度的升高。

4.2干流区上游引水过多，下游来水量急剧下降

干流区除了来水量有所减少、质量有所下降外，还出现了上游引水量增多，用水份额加大，下游来水量和用水份额急剧减少的问题。从表2可以看出，最近几十年，干流各区段的耗水量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上游耗水量从50年代的14.8亿m3增加到90年代的17.1亿m3，耗水份额由26.4%增加到43.5%；中游耗水量由50年代的25.8亿m3减少至90年代19.2亿m3，但耗水份额相对稳定，维持在46%~50%之间；下游段耗水量减少较多，由50年代的15.6亿m3减少到90年代的3.1亿m3，耗水份额由27.7%下降到7.8%。有关资料表明，上游沙雅县境内和中游尉犁县境内的开荒尤为严重，估计每年在1万hm2以上。为了满足新增耕地的用水需求，上游下段和中游乱扒的引水口多达300余处，致使下游来水量由50年代的15.6亿m3剧减为90年代3.1亿m3，减少了80%。由于下游来水量减少，大西海子水库的蓄水量满足不了当地灌区的用水需求，新疆塔里木河管理局准备实施的向“绿洲走廊”应急输水0.8亿m3的目标未能实现。

由于竞相引水，干流来水量愈往下游递减得越快。在阿拉尔至新满渠180km内，每km减少360万m3；新满渠至大坝284km，每km减少400万m3；大坝至恰拉的203km区段内，每km减少1010万m3。下游的总来水量从50年代的14.8亿m3减少到4.64亿m3，减少了69%，铁干里克的来水量由8.5亿m3减少到0.06亿m3，减少了99.3%。阿拉干和罗布庄则分别断流了25年和27年。

4.3流域内水利基础设施薄弱

无论是源流区还是干流区，所建的都是引水工程，基本上没有控制性水利工程，加上水利工程严重老化，水毁工程修复缓慢，对水资源的宏观调控能力很低；基本上没有采用工程治理措施，河道处于自然状态，洪水来时到处漫流，大量水资源被蒸发、渗漏掉了；枯水季节，水质咸化，又不适于灌溉；渠系衬砌率低，输水过程中的渗漏非常严重，损耗率高达60%～65%，以致每hm2耕地的灌溉用水达到16500~22500m3。

4.4缺乏流域总体规划

流域内各地州、各部门各自为政，水资源缺乏统一管理。源流区和干流中上游随意取水现象比较严重，到达下游的水量越来越少，越来越难以维持农田灌溉和生态需水。

5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措施

5.1实行全流域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配置

为了有效地协调源流区与干流区的关系，干流区上中下游的关系，以及生产、生活与生态用水的关系，实现塔里木河流域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对塔里木河流域进行统一管理。1)强化管理、监督，实行干流、源流水资源一体化管理，按照大流域的概念对分源流、干流所做的流域规划作必要的补充、修改和调整，提高它们之间的耦合性。2)在源流区实行定额限量引水，确保塔里木河干流来水量不低于47.1亿m3，其中，源流区来水量不低于43.6亿m3，“引孔济塔”水量不低于3.5亿m3。为了拯救下游绿色走廊，近期要确保有2亿m3水量泄往大西海子以下，远期达到2.5亿m3。

5.2借助于水价和水权交易等手段，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从供给角度看，水价必须反映水资源的稀缺程度，从需求角度看，水价要反映水资源可带来的边际效益。有了这样的价格信号，就会诱发源流区和干流区开展旨在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技术创新，实现由增引地表水到转向开发地下水的转变。所谓水权交易，则是为了实现“双赢”。

5.3依靠技术创新和工程建设，提高水资源的可利用性

据业内人士估计，工程措施可挖潜的水资源达7.39亿m3，其中上游段2.46亿m3，中游段4.93亿m3；节水2.79亿m3。其中上游0.82亿m3；中游1.97亿m3。具体措施包括疏通河道，修建控制闸，封堵非法引水口，减少湖区蒸发耗水等。源流区内潜水位在0～2m的面积有7500km2，潜水蒸发量达47.7亿m3。通过开发地下水替代一部分地表水，不仅可利于提高向塔里木河干流输水的保证程度，而且可获得良好的生态效益。开发地下水的投资也不会高，一般都低于修建水库的投资，经济效益也是好的。

塔里木河流域的水资源利用应实行维护生态与发展生产相结合原则。生态用水按维护现有生长较好的植被面积计算约需31.23亿m3，生产用水可达到9.66亿m3，扣除水库、湖泊、湿地、河流水面蒸发损失6.4亿m3，生态与生产用水比例大体为3:1。干流各区段的水量的分配应按地域相对平衡，上、中游各占源流来水份额的42.5%，即18.5亿m3，下游占15%，达到6.5亿m3。下游再加上孔雀河供水3.5亿m3，合计10.0亿m3，就可满足维护下游绿色走廊用水。

6总结性评论

6.1存在的主要问题

（1）源流区大量开荒，导致用水量急剧增加。据统计，1957─l995年源流区多年平均来水量平均年增加2000万m3，而源流灌区用水量也平均年增加5000万m3，使汇入干流首阿拉尔站的水量平均年减少3000万m3，其结果是阿拉尔站的径流量由50年代的49.35亿m3减少到90年代的42.33亿m3，减少17.5%。

（2）干流区上中游大量耗水，致使到达恰拉断面的水量由50年代的l4.6亿m3减少到现在的2.5亿m3，阿拉干地下水位由3～5m下降到11～13m，下游段胡杨林由50年代的5.4万hm2减少到1995年0.733万hm2，减少了86.4%；35年内沙漠化面积增如1.231万hm2，两大沙漠正在靠拢。

导致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无序开发、无序引水、无权威管理机构、无统一治理规划。

6.2治理的基本思路

（1）今后的开发治理中应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前提，以水资源优化配置为重点，以水资源统一管理作保证，建好管好源流，改造治理干流。

（2）水资源首先满足生态需求，同时兼顾生产需求；源流和干流治理应抓紧干流治理；干流的上中下游治理突出上游下段和中游上段的治理；南岸和北岸应当重在南岸；水量水质重在水量，但不忽视水质。

（3）干流治理控制上游、改造中游、挽救下游，下游治理上段保绿洲、中段保生态、下段保通道。

（4）源流治理实现三个转变，即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开发利用水资源转变，由片面开发地表水向科学开发地下水转变。由建平原水库向建山区水库取代部分平原水库转变。干流治理实现三个改造，即通过修闸、筑堤、疏浚、封口改造干流通道；通过排水工程和泄洪区建设改造干流水质，通过退耕还林还草、种植业结构调整改造农业生产系统。

（5）强化流域法治管理，加大监督查处力度，依法治水，依法管理河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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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樊自立.塔里木河流域资源环境及可持续发展[M].科学出版社,1998.

[4]毛德华.塔里木河流域水资源、环境与管理：塔里木河流域水资源、环境与管理学术讨论会论文集[D].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8.

5．王树基，刘兴文.阿克苏河-塔里木河流域水土资源合理利用与环境保护对策[M].气象出版社,1993.

收稿日期：2003-06-02

作者简介：李周，男，1952年9月出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委员会委员、农村发展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农村经济》杂志社社长，《中国农村经济》和《中国农村观察》杂志副主编。主要从事环境与资源经济和发展理论与政策的研究。至今已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改革》、《管理世界》、《香港社会科学学报》、《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林业科学》、《林业经济》和《美国经济评论》、《牛津经济政策评论》等中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著近300篇。

StudiesontheWaterResourceUtilizationandManagementinTarimWatershed

LIZhou,BAOXiao-bin

(RuralDevelopmentInstitute,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Beijing100732,China)

流域管理论文篇2

长江中游地区所习称的"垸田"（也称"院田"）就是下游地区所说的"圩田"，"垸"与"圩"都是指堤岸。嘉靖《沔阳志》卷8《河防》谓"沔居泽中"，地势低下，"江溢则没东南，汉溢则没西北，江汉并溢则洞庭沔湖汇为巨壑"，"故民田必因地高下修堤防障之，大者轮广数十里，小者十余里，谓之''''院''''。"乾隆《湖北安襄郧道水利集案》卷下《禀制宪晏各属水利岁修事例》云：

自京山以下，次潜江，次天门，次沔阳，地形愈洼，众水汇归，南北两岸夹河筑堤。其州县民人纠约邻伴，自行筑堤捍水保护田庐，谓之"垸"。各垸之田，少者数百亩、千余亩，亦多有至万余亩者。

因此，所谓"垸田"就是筑围堤、防御洪涝的水利田，堤垸实是垸田的标志，其功用主要是防御洪水。（注：当然，为了有效地防御洪涝，仅仅筑起堤垸是不够的，还要开挖排灌渠系、兴建引排涵洞、并保留蓄涝湖泊。因此，张国雄先生给垸田下的定义是："两湖平原河湖交错的水乡地区一种四周以堤防环绕、具备排灌工程设施的高产水利田。"参阅梅莉、张国雄、晏昌贵著《两湖平原开发探源》，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87～91页。）

张国雄博士对两湖平原垸田的兴起与发展作了详尽细致的研究。（注：参阅前揭《两湖平原开发探源》，第四章"垸田的开发"，第87～134页。）他认为：两湖地区垸田的兴起，大致在南宋晚期，不迟于13世纪中期的南宋端平、嘉熙年间（注：这一看法最初是石泉先生提出的（见所编《中国历史地理专题讲义》，武汉大学历史系1981年油印本，第174页），张国雄对此作了详尽的考证，见石泉、张国雄《江汉平原的垸田兴起于何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1期。）。南宋晚期与元代江汉平原的垸田主要集中在西部的江陵、荆门一带。明朝前朝，随着移民的大规模迁入，江汉平原的广大湖滩河滨很快得到开发。嘉靖《沔阳志》记沔阳州垸田之开发云：

明兴，江汉既平，民稍垦田修堤，是时法禁明白，人力齐一，堤防坚厚，湖河深广，又垸少地旷，水至即漫衍，有所停泄。……故自洪武迄成化初，水患颇宁。其后佃民估客日益萃聚，闲田＠①土，易于购致，稍稍垦辟，岁月浸久，因攘为业。又湖田未尝税亩，或田连数十里而租不数斛，客民利之，多濒河为堤以自固，家富力强则又增修之。

洪武至成化初（1368～约1468年）是汉水下游平原垸田的初兴阶段；成化至正德中（1469～1521年），垸田发展十分迅速，形成了垸田兴建以来的第一次高潮。嘉靖以后，由于移民继续大批移入，垸田增长速度更快，其分布也进一步向沼泽化的湖区和淤塞河港扩展。在明清之际的动乱中，垸田受到破坏，绝大部分堤垸均被废弃；康熙、雍正年间（1662～1735年），垸田逐步恢复，并在数量与规模上超过了明代。乾隆时期，垸田兴筑再次掀起高潮，垸田实际上已臻于饱和；嘉庆、道光以后，垸田围垦恶性膨胀，或"随淤随筑"，"凡湖渠泽薮有为泥沙填淤者，即争垦筑垸"（注：光绪《汉川图记征实》第3册，"堤垸"。）；或竭湖造田，湖泊渐次被垦为桑田。

汉水下游平原的垸田主要集中在沔阳、景陵（天门）、潜江、监利、汉川和汉阳、应城、云梦等州县，其中沔阳、潜江、监利、天门、汉川地势低洼，湖泊相连，垸田开发最早也最为密集。嘉靖《沔阳志》卷6《堤防》录嘉靖三年（1524年）知州储洵疏谓江水若自监利车木堤冲塌，"不惟其县受害，而沔阳后＠②茅埠凡一十六村、熊家＠③潭凡四十余院、税粮八千余石高低淹没，尺寸不堪耕种"；若潜江排沙头、班家湾、新开便河及沔阳石牌铺等处水口冲塌，"每遇襄汉水发，则潜江、景陵二县，沔阳深江西范凡二十七村、莲河柘树凡七十余院、税粮一万五千余石亦无尺土耕种"，则到嘉靖初，沔阳州至少已有110余垸（注：光绪《沔阳州志》卷3《堤防志》也称嘉靖中，沔阳垸田"百有余区"。诸堤之名难以详考，除嘉靖《沔阳志》所及之熊家、＠③潭、莲河、柘树等院外，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11沔阳州"山川"栏记有百石湖堤，堤内皆田，也当为垸田。）。潜江县在成化、正德时己有48垸，到万历间增至百余垸（注：康熙《潜江县志》卷3"乡区"记载明成化间潜江县有5乡1坊48垸，万历《湖广总志》卷32《水利志》录有潜江37个"旧垸"、9个"新垸"之名，张国雄认为它们很可能就是正德以前的48垸，并根据有关调查资料复原了明早、中期潜江境内垸田的分布情况（参阅前揭《两湖平原开发探源》第105～106页，"图4-1"，其中可能有个别失误，如江＠④院、车老院，据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6荆州府"山川"栏，并"边临襄江"；而张国雄先生将之置于潜江东南境，可能有误。）。监利县在成化间由知县焦钦主持一次即修建堤垸25处（注：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6荆州府"山川"栏"监利"县下。），"田之名垸者，星罗棋布。"（注：康熙《监利县志》卷尾，刘鸿浩：《重筑吴家lóu＠⑤堤记》。）景陵县在宣德中（1426～1435年）也己出现垸田。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11沔阳州"山川"下记景陵县有古堤二，"一在县东北，长五里，以防义河水势，宣德间知县杨安修。一在县东北，上下有lóu＠⑤，一名穴河，一名红花。遇旱则贮湖水以灌田，泛则开lóu＠⑤以防潦，水势高则不开，成化间知县姜绾重修，弘治间川襄洞庭水泛冲滔，知县周瑞重筑以杀水势，民甚利焉。"此二堤虽不以垸为称，但由其功能来看，显然是垸堤。

汉川县垸田之出现似较沔阳、潜江、监利为晚，嘉靖《汉阳府志》与《湖广图经志书》所记汉阳府农田水利多为陂堰，垸堤较少（注：《汉阳府志》卷2《方域志》记汉阳县有谭家院、东西杨树堤、李家堤、莲花堤、青草堤、山嘴堤、柘林堤、洲家堤、万家堤、郑家堤等，无以判断其是否为堤垸。）。汉川堤垸之大兴大约是在隆庆（1567～1572年）、万历（1573～1619年）年间。白鱼垸原为汉江南河分流的一个支汊，"隆庆时，白鱼垸淤阜成陆，障堤成垸。"细鱼垸"本湖渠，明万历年间因淤筑垸。"（注：光绪《汉川图记征实》，第3册。）南河垸"隆庆间民人于湖渚障堤为垸，延袤八十余里。"（注：同治《汉川县志》卷7《山川》。）天启四年（1624年），汉川县同时兴建了教子台、太实、永固3垸（注：同治《汉川县志》卷9《堤防》。）。尽管如此，汉川堤垸的数量与规模看来都远远比不上沔阳、监利等州县。

清代堤垸之分布更为广泛，凡可资利用的河湖沼泽都渐次被围垦。汉水下游平原垸田分布最为密集的仍然是沔阳、潜江、监利、天门、汉川5州县。乾隆年间，沔阳州共有1368垸，支河港汉与湖地多被"垦为阡陌，且各修堤垸障之，尽占水道。"（注：乾隆《沔阳州志》卷《赋役志》、光绪《沔阳州志》卷2《山川》。）潜江县在康熙三十年（1691年）已有156垸（注：光绪《潜江县志》卷10《河防志》。这156垸中，有的沿袭明末而来，有的则属新筑，如猎塌湖、东西白湖、张蓼湖、枝江湖等等，都是康熙年间淤垫为垸田的，见康熙《潜江县志》卷3《山川》。），到乾隆间，增加到160余垸（注：乾隆《湖北安襄郧道水利集案》卷下，《制宪鄂奏移驻厅员分汛管堤》。）。监利县，据咸丰年间（1851～1861年）的统计，共有498垸，"人稠地狭，绝少旷土。"（注：光绪《荆州府志》卷20《堤防志》；光绪《潜江县志》卷8《风俗》。）天门县（即明代景县）菜子、老鹳、岳港、龙潜、上帐、下帐等湖在乾隆年间相继淤为平田，全县共有109垸（注：乾隆《天门县志》卷1《地理志》，卷6《水利志》。）；后来较深的杨桑、高台湖也"大半淤塞"，到光绪间（1875～1908年），天门县垸田增加到200余座（注：《襄堤成案》卷1，《职员蒋元鸿等呈请督抚宪札饬钟潜二主勘估等修溃口不得观望协帮禀》。）。汉川县在康熙年间有35座官垸、8座民垸，乾隆年间民垸增加到265座（注：光绪《汉川图记征实》，第4册。）。

除以上5州县外，汉阳、应城、荆门也有部分堤垸。光绪《汉阳县志》卷2《营建略》"堤防"称：汉阳县于康熙五十年筑永丰堤，"外距群湖，置石闸蓄泄内湖诸水。而蔡店迤南卑洼处亦有汉水旁溢忧，随建芭芒堤，作后障，是为修堤圩田之始。"在应城县南境与汉川县交界处，有郭家垸，始筑于万历二年（1574年），因常受yún＠⑥水之害，屡废屡修（注：光绪《应城县志》卷2《建置志》"水利"。）。荆门州的垸田主要集中在濒临汉水的沙洋一带。在沙洋西南的青村堤下，有彭家垸、南湾垸、小＠⑦垸、浩曾垸、王家垸、庄家垸等等（注：同治《荆门直隶州志》卷2《建置志》"堤防"。）。

以垸田为主要特征的汉水下游平原农业区的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麦类及黍、粟等杂粮也占有较大比重。这首先从农业用地的结构方面表现出来。明清有关记载中常把耕地分为田、地、山塘四类，其中"田"专指水田，"地"专指旱地，"山"指山林牧业用地，"塘"包括湖荡、陂塘，其实并非耕地，而是一种水利设施，可用于蓄水灌溉和养鱼。田、地、山、塘在全部农业用地中所占的比重，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水稻、旱地作物生产以及林牧业、渔业（捕捞养殖业）在当地农业经济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嘉靖《靖阳府志》卷5记载了不同年份汉阳府及所属汉阳、汉川二县的耕地状况，我们以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为例计算出表1。

表1明代汉阳府农业用地的结构

府县田地山塘

面积百分比面积百分比面积百分比面积百分比

汉阳府2730顷76.34674顷18.8562顷1.73110顷3.08

汉阳县2005顷74.23570顷21.1053顷1.9673顷2.70

汉川县725顷84.40104顷12.111顷0.1229顷3.38

说明：（1）资料来源：嘉靖《汉阳府志》卷5《食货志》。（2）原记载中田地山塘各项面积记至亩、分、厘，表中仅取其约数。由于统计方面的原因，汉阳、汉川二县之和与汉阳府总计数并不相符。

龚胜生博士曾经对清代两湖地区的耕地结构作过细致的分析（注：龚胜生：《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8～69页。），我们根据他的计算，撷取汉水下游地区部分州县的情况列出表2。

表2清代汉水下游部分州县农业用地的结构

州县农业地的构成(%)

田地山塘

汉阳县31.026.937.54.6

汉川县40.324.95.829.0

沔阳州75.913.111.0

潜江县90.39.7

监利县46.553.5

京山县40.533.621.84.1

钟祥县31.1

二汉水中游以旱作为主的水旱兼作农业区

本节所说的汉水中游农业区，包括随枣走廊、襄宜平原与南阳盆地3个地理单元，虽然随枣走廊在自然地理的意义上基本属于汉水下游地区，但考虑到其农业经济的主要特征更与汉水中游的襄宜平原接近（特别是随州与枣阳），所以我们将它归入汉水中游农业区。

汉水中游农业经济区最重要的特征是水旱兼作、而以旱作农业为主，稻作农业在地区经济生活中所占的比重由随枣走廊而襄宜平原、而南阳盆地逐渐减少，旱作农业所占的比重则相应地递增。这首先从各州县载籍耕地的结构中反映出来，在本区最东端的安陆县，据龚胜生博士的计算，载籍耕地中水田所占的比重为64.8％，旱地占23.7％，山林占3.9％，湖塘占7.5％，水田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而在本区西端的光化县，则是旱地占据着绝对优势。据正德《光化县志》卷1《田赋》记载，正德七年（1512年），光化县共有官民田地湖荡688顷，其中水田72顷，占总数的10.7％；地615顷，占总数的89.39％；湖荡81亩，占总数的0.12％。到清朝后期，光化县水田的比重有所增加，大约占全部农业用地的24.0％（旱地占75.9％，湖塘占0.1％）。在南漳县，水田所占的比重为9.9％，旱地则占90.1％（注：此处安陆、光化、南潭三县清代水旱田地的比重均据前揭龚胜生《清代两湖农业地理》表8"清代两湖州县耕地结构表"，第61～64页。）。南阳盆地的水田面积更少。盆地内生产条件最好的南阳县，在清末仅有稻田100顷，占全县可耕熟田的0.31％。这些稻田都分布在南阳县西当境低山中，靠泉水灌溉（注：光绪《南阳县志》卷9《沟渠》。）。到解放初的1953年，南阳专区的水田只有437163亩，占全部耕地面积的2.4％。邓县、新野的水田占全县播种面积均只有0.02％（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汉江工作队：《汉江流域地理调查》附表24，"汉江流域各县土地利用率和水旱地比例统计表（1953年）"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地方志中有关物产的记载也加强了我们的这种认识。道光《安陆县志》与同治《随州志》有关物产的记载均将"稻之属"列于首位，其下才分别是麦之属、豆之属等；而《襄阳府志》及各县志中则一般将稻、麦并列于"谷品"下，不再将稻单列，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水稻地位的变化。乾隆《襄阳府志》卷6《风俗物产》下总论襄属各州县物产状况云：

襄郡居楚北上游，地势颇高，水田少而旱地多，襄麦较下游诸郡独胜，以界连豫境，作面食佳。稻以光化六股泉产者为上，枣阳香稻亦不减也。

在襄阳府各州县中，以宜城县种水稻最多。光绪《襄阳府志》卷9《建置志四》"水利"栏称："宜城三面临水，汉水绕其东南，蛮水饶其西南，地势平衍，为一郡稻米之乡。"但宜城的水稻种植也呈现出逐渐减少的趋势。同治《宜城县志》卷3《食货志》"物产"栏称：

宜境山泽原隰参半，有宜稻者，有宜麦菽杂粮者。初夏麦熟，民多食＠⑨，即大麦仁也。小麦不充常餐，恒储以市。宜稻之乡，自二渠废后，惟恃陂塘，偶值夏旱，即难有秋。一遇岁歉，多食蜀秫，或食荞麦，且有杂有野蔬者。

显然，宜城县在木渠、长渠湮废后，水稻种植受到水源的限制而大幅度减少。枣阳县东南部赂属于yún＠⑥水流域，陂堰较多，水稻种植较广；其西北境则"重冈九十九间，原田每每恒苦旱干"，以旱地作物为主（注：国民《枣阳县志》卷14《食货志》"农业"。）。至于南漳、襄阳、谷城、均州、光化以及属于郧阳府的保康县，则主要是在水源充足便于灌溉的河流谷地间有水稻种植，面积不大。南漳、保康二县的稻田集中在较为宽广的漳水、沮水和蛮水谷地，各水"岸侧暨支流均有平畴产稻"，"所产稻谷仅足供城市平坝之用，山农饔饔以包谷杂粮为主。"（注：国民《南潭县志》卷6《建置志二》"水利"；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8《民食》。）襄阳县的稻谷产地主要有峪山、黄龙荡与张家山三处，谷城县与均州的水稻则集中在南、北河下游及其它山溪性河流谷地，光化县水田大都在汉水南岸沟溪两侧，汉水北岸的丘陵岗地几乎没有稻田存在（注：同治《襄阳县志》卷3《食货志》"物产"；同治《谷城县志》卷2《水利》；光绪《均州志》卷6《赋役志》"物产"；光绪《光化县志》卷3"物产"。）。

南阳盆地在汉代曾是著名的稻米产区，但自六朝起，水稻种植即呈现出逐渐减少的趋势（虽然在唐宋时期曾有反复），到元代，文献中已见不到关于南阳地区种植水稻的记载，估计当时南阳地区即使有水稻种植，面积也不会很大。明朝中期，丘浚曾说荆襄唐邓有水陆之田，"可水耕之地，则引水立堰，募南人耕之"（注：《明经世文编》卷72，丘浚：《屯田·荆襄唐邓之田》。）。开发水田，需要募南人经营，说明水稻种植技术在当地已失传，这当然是水稻生产大幅度减少的结果。王士性《广志绎》卷3"江北四省·河南"下记载，"确山南多稻田，近楚俗，北乃旱地，渐见风尘"。确山今属驻马店地区，唐白河流域大片田地都在确山一线以北，显然，其水稻生产已微不足道。嘉靖年间邓州水利屡复屡坏，致使地方官员考虑"不如听其种旱田之愈"（注：《天下郡国利病书》卷53，河南四"南阳府"。）。在明代后期和清前期地方志关于物产的记载中，水稻的地位已很不重要。如嘉靖《邓州志》卷10《赋役志》"物产"栏的记载是："多粟、多麦、多菽、多脂麻，有黍、有稻、有稷、有荞。"顺治《邓州志》的记载与此相同。清中后期的一些地方志，干脆就没有水稻或者是间有水稻了。乾隆时人萧韶相《召父陂》诗云："南阳草莽已连阡，水到空闻召父贤。鹦鹉不知香稻少，秋声犹集废塘边。"（注：见乾隆《续河南通志》卷75，《艺文志》。）正是南阳农业沧桑巨变的写照。虽然在一些水源条件好的滨水地带还"间种jīng＠⑩稻"（注：光绪《南阳县志》卷2《疆域志》"风俗"。），但总的说来，南阳盆地在明清时期已基本上成为较单纯的旱作农业区。

总之，汉水中游农业经济区虽然在总体上看是水旱兼作，但水稻种植从东南向西北递减，其中安陆、随州、枣阳、宜城四州县水稻种植面积最大，在当地农业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也较高；南漳、襄阳、保康、谷城等县已较少，光化、均州、新野、南阳、邓州、淅川诸州县更少，至于南阳北部诸县的水稻种植更是微不足道。同时，历明清两代，汉水中游各地的水稻种植面积还在持续下降。这种农业布局和演变趋势显然与自然地理条件以及环境变迁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现代汉水中游地区的年平均气温为15～16℃，5～9月或6～9月平均气温均大于22℃，1月平均气温2～3℃，7月平均气温28～29℃。年均降雨量700～850毫米。一般说来，这样的气候条件是比较适合水稻生产的（注：前揭《汉江流域地理调查报告》，第五章"气候"，第36～45页。）。但是，我们知道，明清时期正是我国著名的小冰期，年均气温比现代低得多，降雨量也要相应减少（注：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1～14页。）。年均气温与降雨量的降低，势必要影响到对水热条件都有较高要求的水稻种植。

但是，地理条件的变化并非决定性因素，导致汉水中游地区水田面积减少的最直接的原因应当是水利的废驰。汉水中游地区降雨集中，7、8、9三个月的雨量常占年降雨量50％以上，春、秋则常发生干旱，特别是5月底为插秧季节，却正当少雨时期；同时，丘陵岗地的落差较大，平原地带多沙质土壤，地表水不易自然保存，因此，稻作生产必须仰赖于蓄水灌溉，水利事业的兴衰也就决定着稻作农业甚至是地区经济的兴衰。又因为溪流含沙量大，土性疏松，蓄水陂堰易于淤浅；遇有洪水，堰堤又极易被冲毁。喜靖《邓州志》卷11《陂堰志》称："（邓州）壤土沙涸，而强为堤筑，则易坏。"光绪《南阳县志》也指出："（南阳诸水》依冈环注，随地可渠，然水流迅急，多沙易淤善徙……故县境陂堰名天下，其实难久而易淤。"所以，水利工程必须常加维修整治，稍加懈怠，就可能淤塞湮废。可是，汉水中游地区的农田水利并没有象汉水下游和荆江堤防那样的重要性，不足以引起政府的关注；虽然在一些勤政的地方官的提倡与主持下，部分州县的水利工程得到一定程度和整治与维修，但大多没有延续性，更未能形成制度。因此，就明清时期汉水中游地区而言，官府对于农田水利实际上是极不重视的。这是农田水利废驰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农田水利的衰败还有更为复杂的社会经济原因。顺治《邓州志》卷11《陂堰志》云：

天启以后，陂堰为豪强兼并，民间失其利，闸口淤塞，尽成旱田，讼益众。崇祯七八年后，陂堰尽荒，福府岁收租，至有被累死者。皇清十五年来，陂堰尽荒。

此言明末清初水利废驰之原因有三：一是为豪强兼并，民失其利；二是陂堰租税太重，业主不堪负担；三是战乱破坏，人口流散。光绪《南阳县志》卷9《沟渠》云：

凡农治田，人三十亩，水田则减三之一，而所收倍。蓄泄以时，不忧水旱。自明季陂堰失修，河深渠高，水不能至。旧农多宛徙，新籍者率来自秦晋，昧水利；或富连阡陌，不亲田事；佃农迁徙不恒，虽欲修不自主。又兴陂，动连数十村落，议龃龉多不合。旧陂废久，疑所用，则颇盗其堤堰土石，或境堙平之。

在社会稳定的情况下，南阳水利仍多失修的原因有数端：其一是迁入的人口多来自陕西、山西，不知水利；其二是业主不亲农事，不问水利之有无；其三是"亲田事"的佃户迁徙无常，不能也无力兴建水利；其四是水利工程动辄牵涉到几个乃至十数个村落，村落之间很难合作。此数端相结合，农田水利的衰败自是必然（注：明清时期汉水中游地区农田水利事业的普遍衰退与汉水下游平垸田的高度发展形成鲜明的对照，其原因何在，颇值得探讨，限于篇幅，这里不拟展开充分讨论。除了正文简略提到的几点外，我还注意到黄宗智先生关于宋代以后太湖汉域水利事业之衰败原因的分析，其中颇有与汉水中游地区相类似者。请参阅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3～42页。）。

在旱地作物结构方面，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玉米（包谷、玉蜀黍、玉高粱）和棉花种植的推广。玉米大约在清初开始进入汉水中游地区，到乾隆、嘉庆、道光时期逐渐推广，成为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乾隆十八年（1753年）湖广总督开泰在奏折中说：

楚省所属产有包谷一种，即京中所谓玉米者，民间每于山头崖侧、地角田边零星布种。其性易生，兼耐旱涝。二三月间种后，止须锄去野草，便自生发，无庸灌溉。六七月间结包，即可煮食；俟其包实坚老，收获碾碎可以拌米作饭作粥，并为汤饼之用，颇有香味，力田之家籍以佐米粮之不足。约略每一株结五六包至二三包不等，以每包百粒计之，收成不啻百倍，是以近年以来种植者日益加多。……现据襄阳府、随州、东湖县禀覆，各称可买二三千石、四五千石不等，尚有数处未经覆到，核其大势，如二万石内外。（注：《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乾隆十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湖广总督开泰奏。）

稍后成书的乾隆《襄阳府志》卷6"物产"栏述襄阳府粮食作物在麦、稻之外，"又有秫，一名玉高粱，俗名包谷，最耐旱。近时南漳、谷城、均州山地多产之，遂为贫民所常食。"显然，玉米种植已比较普遍，但面积不大，主要集中在山区和丘陵岗地，在平原地区则主要是于"地角田边零星布种"。乾喜年间，虽然玉米的种植面积有所扩大，但主要是在新开垦的山地，原有的"熟地"较少有改种者。因此，就汉水中游地区而言，山地较多的州县如南漳、保康、谷城、均州、光化、枣阳、淅川、裕州等，玉米种植也较多（注：同治《南潭县志》卷6"物产"；《三省边防备览》卷8《民食》；同治《谷城县志》卷2"物产"；光绪《光化县志》卷3"物产"；民国《枣阳县志》卷6《舆地志》"物产"。）。

棉花于明代前期已在汉水中游地区普遍种植。天顺《襄阳郡志》卷1"土产"栏中已记有棉花（写作"绵花"），万历《襄阳府志》卷4"物产"仍之，且增加了绵布。同书卷12《食货五》"万历岁贡数"条记载："南京库折绵花绒米，共五千石，每石折绵花绒十斤，共五万斤。"说明襄阳府棉花产量已相当可观。乾隆《襄阳府志》卷6"物产"将木棉与绵布列为全郡之"通产"。在襄阳府所属各州县中，枣阳产棉多且优。其所产棉布远销陕西（注：民国《枣阳县志》卷6《舆地志》"物产"。）。

宜城也是重要的产棉县。同治《宜城县志》卷3《食货志》"物产"称："邑少丝麻，惟恃木棉，乡野亦多种者。当岁晚务闲，闾阎争事纺织。"在随州，民户广种木棉，"人习为布，秋熟后贾贩鳞集，随民多恃此以为生计。"（注：同治《随州志》卷13"物产"。）在南阳，张履祥《南园先生全集》卷43《近古录》引钱懋登《厚语》载：

南阳李义卿，文达公之曾大父也。家有广地千亩，岁植棉花，收后载往湖湘间货之。是时价颇贱，停于邸舍。越三月，适临江三商议值，三百两交易讫。

文中所说的"文达公"即李贤，据《明史》卷167本传，是宣德八年（1433年）进士，成化二年（1566年）59岁时故去，其曾大父李义卿不会是晚于永乐年间的人。因此，可以认为在明朝初年南阳即有较大面积的棉花种植。嘉靖《邓州志》卷10《赋役志》"物产"栏中记有布、绵花，顺治《邓州志》与嘉庆《南阳府志》均仍之。光绪《南阳县志》卷2《疆域志》"物产"栏称南阳县"惟丝棉麻靛漆玉颇著。"但南阳地区的棉花种植远远赶不上襄阳地区广泛。在1953年的调查中，南阳地区的棉花种植南积占播种面积的4.33％，其中最高的邓县占6.65％，新野县占5.66％；而襄阳地区的棉花种植面积则占总播面积的11.62％，其中枣阳县多达24.92％，宜城县为12.49％，襄阳县为11.31％（注：前揭《汉江流域地理调查报告》附表25，"汉江流域各县1953年各种农作物播种面积及产量统计表"。）。这虽然是后来的情形，但考虑到作物种植结构的相对稳定性，可以认为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中后期的情况。

三汉水上游农业经济区

汉水自丹江口以上为上游，是一个多山的地区，但有不少山间盆地散布其间。在陕西境内有汉中、西乡、安康、汉阴、商州--丹凤等盆地；在湖北境内有郧县、郧西、房县、均州等盆地。这些盆地，或因断层而生，或因侵蚀而成，成因不一，但同样都有广泛的新生代地层分布，易受侵蚀，故每造成平原、岗地和低矮的丘陵，在地貌上和四周矗立的山地形成明显的对照。由于土壤和水资源条件较好，这些河谷山间盆地经济开发较早，水田在耕地中所占的比重较大，在经济上成为上游地区最重要的农业中心；而周围的山地（即所谓的"秦巴山区"）则直到明清时期才得到逐步开发，作物种植以旱地作物为主，经济发展水平与河谷盆地也有很大的差距。因此，汉水上游地区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农业经济区域，即水旱兼作的河谷盆地和以旱作为主的秦巴山地。

1河谷盆地水旱兼作区

汉中等盆地的土壤、水热条件与汉水中游地区比较接近，但由于水利事业较发达，所以水稻种植一直比较普遍。汉中盆地的灌溉水利起源甚早，很多地方志常将一些水利事业的起源远推至西汉时期，当非无因。到宋代，汉中地区已形成较系统的堰渠。《宋史》卷95《河渠志五》称："光元府褒斜谷口，古有六堰，浇溉民田，顷亩浩瀚。每春首，随食水户田亩多寡，均出夫力修葺。"其中山河堰"灌溉甚广，世传为汉萧何所作，嘉yòu＠(11)中，提举常平史zhào＠(12)奏上堰法，获降敕书，刻石堰上。中兴以来，户口凋疏，堰事荒废，累曾修葺，旋即决坏。乾道七年，遂委御诸军统制吴拱经理，发卒万人助役，尽修六堰，浚大小渠六十五，复见古迹，并用水工准法修定。凡溉南郑、褒城田二十三万余亩，昔之瘠薄，今为膏腴。"明清时期，以山河堰、五门堰、杨填堰等为主的许多堰渠仍在发挥作用，还新修、改建了不少堰渠。据嘉庆《汉南续修郡志》卷20《水利》的记载统计，清中期汉中府南郑、褒城、城固、洋县4县共有堰63处，灌田17万余亩。在汉中盆地西端的沔县，有12堰，灌田17970亩；在汉水支流牧马河谷的西乡盆地，在41堰，灌田7740亩。

安康盆地和汉阴盆地的水利远赶不上汉中发达。"汉阴有月河一道，纳观音、仙溪、龙王沟、板峪各水，引水作渠数十道，灌田二万二千余亩。"（注：《三省边防备览》卷8《民食》。嘉庆《汉阴厅志》卷2《疆域志》境内共有灌溉河渠20余处，灌田二万余亩，与此大略相近。）"安康惟恒口引恒河、傅家河、南沟作千工堰、大济堰、南沟等堰，灌田六七千亩。余引黄洋河、观音河作渠，灌田无几"。但在黄洋河、坝河上游的平利县，山间坪坝发育，其大贵坪、丰口南、曾家坝、白土关、上下坝等18坝，"大者广一二里，长七八里，引水作渠，灌田约四五万亩。""这些堰渠大都是乾隆、嘉庆至道光中兴修的。光绪《续修平利县志》卷4"堰渠"下称：乾隆二十年旧《志》中仅有丰口坝、狮子坝等处小堰渠6处，至道光中，"凡傍山小田能引水灌溉之处，均由乡民自行修浚。"

丹江横穿商丹盆地，河谷宽广，乾隆《直隶商州志》卷2称："丹水自胭脂关东流，过说法洞，绕（商）州城南，又东至张村铺、商洛镇、龙驹寨，经流二百里，两岸随地皆可开渠。"《三省边防备览》卷8云："商州城外及东南各村，其平旷之处，与安康之恒口、汉阴之月河相似溪涧之水足资灌溉，而湖北武（昌）黄（州）、安徽潜（山）六（安）流徙之人，著籍其间，用南方渠堰之法，以收水利，稻田数万。"

郧县盆地河谷甚宽，两岸均属丘陵，其水利以武阳、盛水二堰最为著名。但因为地近河南，客民多来自秦豫，对于开发水利不甚重视。堵河上游的竹溪盆地"川原平旷，溪流潆回，水田一带，风景绝似江乡。"房县东北境"平原＠(13)＠(13)溪流清漪，间有小阜，而锦畦锈塍，风景绝佳。"（注：《三省边防备览》卷8《民食》。）同治《房县志》卷2记堰池51处，"或七八百石种，或五六百石种，或百余石种，皆系顺河之大小闸以灌之也。"其中最大的＠(14)解堰灌田近二万亩。

除了这些较宽广的盆地外，山间狭小的平坝上也尽可能地利用水源以资灌溉。郧阳府郧西县处万山丛中，而天河、夹河（金钱河）河谷间有平坝，农民"或掘地而为塘，或筑堤而为堰，以予三农之用，虽曰瘠壤，而亦得为膏腴也。"（注：同治《郧西县志》卷6《水利志》。）汉中府留坝厅，"本无水利。近年以来，川楚徙居之民，就溪河两岸地稍平衍者筑堤障水，开作水田。又垒石溪河中，导小渠以资灌溉。""各渠大者灌百余亩，小者灌数十亩、十数亩不等。"（注：嘉庆《汉南续修郡志》卷20《水利》。）（今镇巴县）处大巴山中，"山大林深，然过一高山，即有一田坪。星子山之东为楮河，厅西为九军三坝，南为渔肚坝、平落盐场，西南为仁村、黎坝，均为水田，宜稻。九军坝产稻最美，其粒重于他处。渔肚坝、楮河、平落盐场周围各数十里，俗称''''万石平落，五千盐场''''。"（注：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

汉中等较大盆地的水利事业自有其悠久的历史传统，而山间小盆地（平坝）农田水利的兴修显然与川楚等南方移民的进入有着密切的关系。前引《三省边防备览》与嘉庆《汉南续修郡志》中关于商州和留坝水利的兴修与川、楚、皖移民的关系即可见出一斑。人口来源结构的变化显然给土地的利用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水利事业的发展，使稻作生产的规模得以扩大。据彭雨新、张建民先生不完全的统计，在清中期，处于汉中盆地的南郑、城固、沔县、褒城、洋县五县水田面积分别占总耕地面积的43.3％、21.2％、26.4％、8.5％、8.1％（注：参阅前揭彭雨新、张建民：《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第282页，表5-7"部分州县水浇田地比例参考"。著作者指出：由于各种记载悬殊甚大，这一统计数据仅能供作参考。）。在1953年的调查中，以上五县水田和水浇地在总耕地面积中所占的比重分别是38.7％、35.55％、19.5％、37.3％、21.21％，汉中市为64.65％，西乡县为27.69％（注：前揭《汉江流域地理调查报告》附表24，"汉江流域各县土地利用率和水旱地比例统计表"。）。由于这些县还包括盆地周围的大片山区，因此，实际上盆地内水田所占有的比重也明显比其他县高。许多地方志记载中都称这些州县的水田居十分之一。在前揭1953年的调查中，上述五县水田所占的比重分别是16.9％、5.12％、7.5％、12.23％、11.06％（注：需要说明的是，水田面积并不等于水稻种植面积，尽管绝大部分水田被用于种植水稻，但仍有不可忽略的部分水田被用来种植蔬菜和其它经济作物。）。

[在条件优越的汉中盆地，至迟到清中后期，水田已较广泛地推广了稻麦复种制。《三省边防备览》卷8《民食》云：

（汉中）水田夏秋两收，秋收稻谷，中岁乡斗常三石（京斗六石）；夏收城（固）、洋（县）浇冬水之麦亩一石二三斗，他无冬水者，乡斗亩六七斗为常。稻收后即犁而点麦，麦收后又犁而栽身秧，从不见其加粪，恃土力之厚耳。

民国《续修南郑县志》卷3《风土志》称：县境主要种植以稻麦为大宗，水稻"除南北深山及北境高原不能引水灌溉外，余皆产之。产量沃田每亩约二石至二石五斗。"大小麦则"于水田收稻后种之"，腴地每亩五斗至八斗。

汉中盆地内的旱地"以麦为正庄稼，麦收后种豆、种粟、种高粱、糁子。上地曰金地、银地，岁收麦亩一石二三斗，秋收杂粮七八斗。"（注：《三省边防备览》卷8《民食》。）西乡、汉阴、商州、郧县、竹溪等小盆地内的情形大致相同。

汉水上游河谷盆地所种植的经济作物，主要有烟草、棉花等。烟草之种植大约始于清初，到嘉庆间，汉中盆地的烟草种植已经相当普遍。严如煜说："汉川民有田地数十亩之家，必栽烟草数亩"，每亩可摘三四百jīn＠(15)，卖青蚨十千以外（注：《三省边防备览》卷8《民食》。）。岳震川《赐葛堂文集》卷4《府志·食货论》称："城固＠(16)水以北，沃土腴田，尽植烟苗，盛夏晴霁，弥望绿野，皆此物也。当其收时，连云充栋。"棉花种植的推广则与两湖籍移民的进入有密切关系（注：汉水上游河谷盆地棉花种植始于元代，同治《房县志》卷11"物产"录元人熊涧谷《木棉诗》可证。唯在明代乃至清代前期种植面积都不大。直至乾隆年间，随着两湖及赣皖移民的进入，带来了先进的植棉技术，棉花种植才逐渐推广。乾隆二十三年《续商州志》卷8称：棉花，"近来植者渐广。"这正是南方移民逐渐进入商州地区的同时，光绪《洵阳县志》卷14《艺文》录竹枝词云："洵河大半楚人家，夜夜篝灯纺手车。宝庆女儿夸手段，明年多种木棉花。"更证明了两湖籍移民与汉水上游地区棉花种植之间的关系。），因此，商丹、房县、竹溪、安康等两湖籍移民分布较广泛的盆地内棉花种植也较早。到嘉庆道光间，西乡、汉中盆地的棉花种植也逐渐扩大。嘉庆《续修汉南郡志》卷27《艺文》称："近年汉南知种木棉，秋收之际，白英满畦，亦兴利之一端也。"但汉水上游棉花生产在国民以前一直不占重要地位，所产不敷本境之用，仰赖下游输入（注：成书于光绪三十二年的仇继恒《陕境汉江流域贸易表》在"入境货物"中记录了大宗棉布，说明陕南棉织品不敷本境使用。）。

2秦巴山地旱作杂粮区

在河谷山间盆地的四周是广褒的秦巴山地。秦岭海拔高度一般约2500米，最高峰太白山海拔3767米。其南坡坡长而缓，形成波状山地，有"九岭十八坡"之说。大巴山平均高度2000米左右，其北坡为变质岩和石灰岩山地，土层瘠薄。由于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秦巴山区都是丛山密林，除少数山间通道外，鲜有人迹。直到明中期，特别是清中期以后，随着外来移民的大量进入，秦巴山区才逐渐得到开发。到嘉庆、道光年间，秦巴山地的丛山密林中，到处都有客民的足迹，崇山峻岭，无不开辟垦殖。同治《房县志》卷4《赋役》云：

房居万山中，林木阴森，刚卤交错。自国初以来，日渐开垦，小民择高陵大阜，凡可树艺处，几至无地不毛。

土地资源条件较差的竹山县，"幅员宽广，昔时土浮于人，又山多田少，水田十之一，旱地十之九。近则五方聚处，渐至人浮于土，木拔道通，虽高岩峻岭，皆成禾稼。"（注：同治《竹山县志》卷7《风俗》。）大巴山深处的砖坪厅处川陕交界地带，海拔大都在1500米左右，"弥望皆崇山峻岭，民居落落如晨星。自yǎn＠(17)山毕公（沅）巡抚陕西，廉得南山中多隙地，谋于方伯、观察暨郡太守，招集开垦，俾无旷土。数年间，四方之已襁负而来者，不绝如缕。由是启之辟之，昔之黄茅白苇，今则绿壤青畴矣"（注：乾隆《兴安府志》卷26《艺文志》，曹希昆：《新设砖坪厅县丞衙门记》。）。到道光初年，砖坪厅"境内皆山，开垦无遗，即山坳石隙，无不遍及"（注：卢绅：《秦疆治略》。）。秦岭南坡西安府、汉中府、兴安府与商州四府交界的地区，在清初还是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约自乾隆四十年（1775年）前后，"四川湖广等省之人陆续前来开垦荒田，久而益众，处处俱成村落。"所以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增设五郎厅（后改为宁陕厅）。到嘉庆二十年（1815年），"屈指建治方三十二年，昔之鹿豕与游、上巢下窟者，今则市廛鳞接、百堵皆兴矣；昔之林木阴翳、荆榛塞路者，今则木拔道通、阡陌纵横矣。"（注：道光《宁陕厅志》卷4《艺文》。）佛坪是秦岭山区开发最晚的地方，道光四年（1824年）才设厅立治。至迟到嘉道之际，秦巴山区已经得到普遍的开发。

在流民大规模移垦之前，秦巴山地低山丘陵地带的作物种植以黍、稷、荞等杂粮为主，高寒山地则只有零星的燕麦、苦荞等作物。移民进入后，除在河谷与山间平坝大力发展水利事业、扩大水田面积外，在低山丘陵地带主要是推广玉米种植，而在中高山区则广泛种植马铃薯。

萧正洪先生的研究表明：陕南最早种植玉米的确切记载，见于康熙二十二年（1681年）《西乡县志》，但在乾隆二十年（1755年）之前，只有西乡、石泉、山阳、洋县、略阳、镇安等6县有玉米种植；到乾隆三十年（1765年）前后，山区的玉米种植面积终于超过粟谷杂粮，跃居旱作物的首位（注：参阅萧正洪：《清代陕南种植业的盛衰及其原因》，《中国农史》1988年第4期、1989年第1期。）。道光《石泉县志》卷4《事宜附录》云：

乾隆三十年以前，秋收以粟谷为大庄，与山外无异。其后，川楚人多，遍山漫谷皆包谷矣。

鄂西北山区玉米的普遍种植当比南山地稍早。同治《房县志》卷11"物产"栏称："（包谷）自乾隆十七年大收数岁，山农恃为命，家家种植。七八月清暖则倍收，山乡甚赖其利；间或歉收，则合邑粮价为之增贵。"说明在乾隆二十年（1755年）之前，鄂西北山区已普遍种植上玉米。无论是鄂西北，还是陕南，在清中期以后，玉米都已成为山区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云：

数十年前，山内秋收以粟谷为大庄。粟利不及包谷，近日遍山漫谷皆包谷矣。包谷高至丈许，一株常二三包。山民大米不耐饥，而包谷能果腹，蒸饭作馍，酿酒饲猪，均取于此，与大麦相当，秋成视包谷，以其厚薄，定岁丰歉。

郧阳府各属"崇山峻岭，平畴水田十居一二，山农所恃以为饔餐者，麦也，荞也，粟也，总以玉黍为主。至稻麦，惟士官与市廛之民得以食之。"在商州各属，"镇安、山阳寸趾皆山，绝少水利；商南商雒间有水田，然亦不多。故商自本州而外，属城四邑，民食皆以包谷杂粮为正庄稼。"兴安府七邑水田计"不逮南（郑）、城（固）一邑之多，山民全资包谷杂粮。"汉中府属留坝、定远、凤县、略阳、洋县等，也"均以包谷杂粮为正庄稼。"（注：《三省边防备览》卷8《民食》。）在南郑县，盆地四周的山区也多产玉米，其产量每亩约三斗至五斗（注：民国《续修南郑县志》卷3《风土志》"物产"。）。

马铃薯（洋芋）在秦巴山地的推广，比玉米要迟一些，大约是在嘉庆年间，童兆荣《童温处公遗书》卷3《陈报各属山民灾歉请筹拨籽种口食银两禀》云：

查洋芋一种，不知始自何时，询之土人，佥称嘉庆教匪乱后，各省客民来山开垦，其种渐繁。高山地气阴寒，麦豆包谷不甚相宜，惟洋芋种少获多，不费耘锄，不烦粪壅，山民赖此以供朝夕。其他燕麦、苦荞，偶一带种，以其收成不大，皆恃以洋芋为主。

光绪《续修平利县志》卷9《土产志》"洋芋"条下称："旧《志》未载。相传杨侯遇春剿贼于此，军中采以供食，山中居民始知兴种，故俗又称为杨芋。或云，乾隆间杨口仕广东，自外洋购归。"看来乾隆间山中已有种植，嘉庆以后才全面推广。

山区的作物种植呈现出典型的垂直分布的特征。在河谷和山间平坝，尽可能地利用一切条件，兴修渠堰，开发水田，种植水稻；在低山丘陵地带，以种植玉米、小麦为主；在中高山地带，则只能种植洋芋和部分杂粮。道光《石泉县志》卷2《田赋志》"物产"栏称："五谷不尽种。水田种稻，坡地种包谷，麦豆则间种焉。"又说："石邑水田十仅有二，稻谷无多，高山随便播种，更难概论，惟坡地须酌种麦。"道光《紫阳县志》卷3《食货志》"树艺"栏也说：浅山低坡，尽种包谷、麻、豆；山顶老林之旁，负谷麻豆清风不能成，则种荞麦、燕麦、洋芋、红苕。道光《宁陕厅志》卷1《风俗》谓："其日用常食以包谷为主，老林中杂以洋芋、苦荞，低山亦种豆、麦、高梁，至稻田惟近溪靠水，筑成阡陌，不过山地中十分之一。"但在道光以后，由于山区人口压力越来越大，而地力下降，产出减少，所以高产的洋芋的种植面积逐渐扩大。光绪《定远厅志》卷5《地理志》"风俗"云："高山之民，尤赖洋芋为生活。道光前惟种高山，近则高下俱种。"

要言之，汉水上游地区在不同的海拔高度依次形成三个大致清淅的作物分布区域：河谷盆地和山间平坝是传统的主要农业区，以种植水稻和麦类作物为主，玉米等杂粮也占有一定的比重，普遍实行稻麦复种或麦--杂粮一年二熟制：低山丘陵地带乃是在乾隆以后逐渐形成的、以玉米为主要作物的种植区域，以一熟制为主，间有实行麦--玉米（或粟谷、洋芋）二熟制者；中高山地则是嘉庆以后开辟的、以种植马铃薯、苦荞为主的区域，普遍实行一熟制（注：参阅萧正洪：《清代陕南种植业的盛衰及其原因》，《中国农史》1988年第4期、1989年第1期。）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队的左半部右加巢

＠②原字为原字为法的左半右加又下加丰

＠③原字为法的左半部右加旱

＠④原字为法的左半部右加义

＠⑤原字为豆右加划的右半部

＠⑥原字为法的左半部右加员

＠⑦原字为土右加台

＠⑧原字为禾右加占

＠⑨原字为米右加见

＠⑩原字为禾右加杭的右半部

流域管理论文篇3

二、长江上游水能资源的开发、下游深水航道与太平洋的沟通、三峡水利枢纽和南水北调工程是长期影响全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措施。长江流域的治理开发必须打破行业的局限性，全面统筹，综合规划，统一安排战略性工程项目的实施骤，力争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的最优效果。

三、与时俱进，持续深入研究长江流域水情、沙情、水质和河势的变化，正确确定不同时期的江道整治、防洪减灾、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的重点，把握有利时机，及时采取措施。

四、建议重视以下问题的研究和规划：

1．水土保持和水利（水电）工程对长江流域和主要支流中下游水沙变化的影响，修正典型大洪水年洪水过程，制定以三峡水利枢纽为中心，联系上中游重要水利枢纽工程的调度运用，研究制定长江中下游防洪的联合调度运用方案。

2．继续研究三峡工程坝下游分期分段河势变化，分析江湖关系的新发展趋势，及时调整长江中下游防洪方案。三峡工程投入运用后，荆江河段冲刷最为剧烈，对荆江大堤安全产生新的威胁，必须及早研究对策，及时采取措施。洞庭湖防洪形势，值得特别关注，须研究新的对策和措施；三峡工程投入运用后，对鄱阳湖的影响也不可掉以轻心。

3．分蓄洪区对长江防洪是不可缺少的长期非常规工程措施，其调度运用是防汛的焦点和难点。对分蓄洪区的建设和管理，须与大堤同等重视。分蓄洪区的建设和管理必须按照既是防洪设施又是广大居民生存发展基地的双重作用，同时要对分蓄洪区内居民与防洪保护区内居民的安全和发展前途一视同仁，给予生存发展的同等权利。按照这两个基本要求，打破传统观念，采取特殊措施，进行分蓄洪区建设规划和建立新的管理体制。尽快研究解决分蓄洪区存在的问题。

4．进一步制定河道整治和岸线利用规划，从防洪、取水、航运、城市建设、环境保护的全方位出发，联合有关部门，综合研究规划确定控导岸线和治导工程，并制定岸线利用和滩地利用的准则。力求具有法律功能，尽量避免岸线利用的失控和防洪的被动局面。

5．将长江河口段的整治和水土资源开发利用规划放在重要位置，并抓紧进行。

6．对南水北调进行远景全面规划，着重分析研究调水对本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的影响。

流域管理论文篇4

关键词 流域；生态系统管理；生态系统方法

中图分类号 P9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7)05-0148-05

传统的流域主要体现其水文学特征，是指被地表水或地下水分水线所包围的范围，也就是河流湖泊等水系的集水区域。随着科学、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流域的概念又有了更为广阔的内涵，除了具有基本构成要素外，还具有了一定的层次结构和整体功能，是一个不仅包括了水资源，同时还包括了天、地、气、生等自然要素以及人文社会经济要素在内的复合系统。与流域概念的不断发展一样，流域管理也在不断发展。综观发达国家流域管理的发展历程，都经历了一个由片面注重单一资源的开发利用，到强调改进流域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到强调广泛合作基础上的流域统一管理，再到现在的强调流域范围内水、地、气、生、人的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的过程。由此，树立流域可持续发展观，从流域环境与发展统一的角度考虑基于流域生态系统、流域经济系统和流域社会系统的流域复合系统管理，实现流域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研究人员长期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

1 流域生态系统管理的形成和发展

了解生态系统管理的形成与发展有利于深刻理解流域生态系统管理，因此，首先介绍生态系统管理。

1.1 生态系统管理的形成和发展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随着生态学学科理论体系的完善和系统化，以及人类对其与自然关系的新认识，在传统的环境管理中逐步引入了生态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生态和景观单元内实施环境管理的理念得到认可和发展。郭怀成教授环境规划与管理研究小组认为在生态系统方法、物种保护、综合资源管理以及区域规划等的基础上，生态系统管理（Ecosystem Management）在20世纪90年代后成为研究和管理实践中新的热点。关于生态系统管理的第一本著作是1988年由Agee. J. K 和D. R. Johnson写的关于公园和野生地的生态系统管理，作者提出了实现生态系统管理的基本目标和过程的理论框架。之后，有很多学者对生态系统管理展开讨论。1992年，美国林务局宣布将采用“生态系统的方法”来管理国家森林，这在美国是第一次，或许在全世界也是第一次官方采用生态系统的方法来管理自然资源［1］。1993年，美国克林顿总统为了实现地区森林生态系统的科学管理，设立了一个森林生态系统管理评价工作组（FEMAT），发表了题为“生态系统管理：一个生态的、经济的和社会的评价”的报告，标志着生态系统管理的基本框架的形成［2］。2000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第V/6号决定，提出了有关生态系统管理的5项导则和12项原则，为进一步实施生态系统管理提供了重要的指南。

虽然美国林务局（1992）、美国环保局（1995）、FEMAT（1993）、美国森林学会（1992）、Agee和Johnson（1988）、Keiter(1989)、Christensen等（1996）等尝试从不同角度定义生态系统管理，但是，目前对生态系统管理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引用最多的或许还是来自Crumbine（1994）的阐述［3］。Crumbine（1994）通过对1993年6月以前发表在经同行评议的期刊上的关于生态系统管理的论文进行分析，总结其共性，确定了生态系统管理的10个基本内容，包括：用“系统”的观点看待生物多样性等级，寻求各等级之间的关联性；管理者必须超越行政的或政治的边界，在恰当尺度内界定生态边界；注重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以保持生物多样性；增强生态学数据的研究和收集；管理者对行动的结果进行监测以对成败进行定量评价；适应性管理以应对不确定性，增强管理的灵活性；加强合作，包括管理机构间、与私人间等，综合考虑各种冲突；组织变化，包括结构和运行方式的简单和复杂的变化；承认人类根植于自然；人类的价值对于实现生态系统管理目标的重要性等［4］。

生态系统管理概念的提出使人类由对自然的无序利用和被动适应，开始走向实施主动的生态恢复和科学管理［5］。郭怀成教授环境规划与管理研究小组认为目前有关生态系统管理的研究在国内外均处于起步阶段。

以上介绍中出现了“生态系统管理”与“生态系统方法” ，有研究认为生态系统方法和生态系统管理是两个密不可分的概念，生态系统方法是一种框架和理念；而生态系统管理则是一个过程和实践，并有相对更窄的目标和更实际的应用［3］。

1.2 流域生态系统管理的形成和发展

193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开发田纳西流域水资源的立法，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流域综合管理机构――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取得了综合开发治理的良好效果。二战以后，很多国家都研究美国的经验并结合本国国情，制定出了自己的水环境流域综合管理方案。英国泰晤士河、欧洲的莱茵河和澳大利亚的墨累―达令流域是综合开发、保护和治理流域的又一典型：把握了流域具有系统性的特征，把局部与整体统一起来，强调区域间的合作，制定流域综合规划、把流域内水、土地、植被等生物资源综合考虑，充分吸收公众参与并重视地方知识的应用，有效地避免了区域间为区域利益而牺牲流域利益的利益之争、部门间为部门利益而牺牲流域利益的利益之争、以及区域与部门间的利益之争。20世纪80年代，美国提出了流域管理模式。90年代，随着可持续管理理论的提出，流域管理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Gardiner（1993）最先提出以流域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流域综合管理。流域综合管理的内涵包括：流域是资源开发管理与环境保护的最佳单元，运用综合观点对流域资源、生态、环境开发和保护进行管理，流域综合管理是一个统筹兼顾的协调与协商和动态的连续的发展过程，流域综合管理应用行政、市场和法制手段来进行优化管理，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管理［1］。对比流域综合管理内涵和生态系统管理包括的主要内容，流域综合管理体现了重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参与的广泛性、应用适应性管理、方法和手段的多样性、相关利益主体的合作与协调性等生态系统管理最为基本的内容，因此，我们认为流域综合管理是一种流域管理的模式、框架和理念，流域生态系统管理则是基于流域综合管理模式，应用生态系统方法，通过具体的行动、过程和实践，促进和实现流域的可持续发展。在此基础上，有研究就流域综合管理和流域生态系统管理的理论、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及分析工具等进行了探讨［2～8］。随着流域生态学的发展和流域管理实践经验的丰富，流域管理也更侧重于生态系统的管理［9］。

2 流域生态系统管理的主要内容

综合以上研究，总的来说，流域生态系统管理应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①注重流域生态系统特征，包括从生态界限考虑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尺度更宽、各生态系统间和生态系统内各组分的相互关联性、生态系统健康包括自然恢复力、生态系统具有服务功能、生物多样性、在区域层次上存在着结构和组成上的差异等；②从流域环境与发展统一的角度考虑基于流域生态系统、流域经济系统和流域社会系统的流域复合系统管理，实现流域的可持续发展；③适当调整机构和组织以适应流域生态系统管理的需要，加强机构合作、协调与沟通能力等能力建设；④由于流域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时滞性，并且管理必须认识到变化的必然性，因此要采用适应性管理的方法，从实践中积累经验，及时调整行动；⑤承认人类根植于自然，因此人类的价值对于实现流域管理目标非常重要，应该认识到人类文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重视地方居民生态系统知识的运用，有利于管理措施的执行，鼓励各利益相关主体（stakeholders）共同参与、协商、讨论和决定流域事务；⑥采用多学科方法，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⑦应用行政、市场、法制等多种手段进行管理；⑧加强信息能力建设，做好流域生态系统相关基础数据等信息的收集、监测、统计和分析等，为流域生态系统管理提供依据；⑨注重制定流域中长期规划，并做好规划执行情况的跟踪和评价工作。

3 中国实施流域生态系统管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3.1 中国流域生态系统管理的现状

中国从21世纪开始引入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理念，探索创立一种跨越部门、行业和区域的可持续的自然资源综合管理框架［14］。在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中，正在逐步采用生态系统方法，如，作为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的纲领性文件《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的制定便是明证。又如，2000年中国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也贯彻了生态系统方法的思想。虽然，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在法律、法规及相关的政策文件中正式地提出“流域生态系统管理”，但是我国目前已经开展了大量的以小流域综合治理为目标的研究和实施工程［5］，特别是近年来，流域相关机构的管理者和流域管理的研究者正通过各类项目的实施和会议的召开等多种形式的国内、国际交流与合作，正在不断引进和学习有关流域生态系统管理的理念和方法，这为中国实施流域生态系统管理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3.2 中国实施流域生态系统管理的主要障碍

3.2.1 探索中国流域综合管理新机制和新体制，应成为相关政府部门和科学界共同努力的方向［5］

流域管理体制设置是中国实施流域生态系统管理的重中之重，急需建立以机构为主线的新型流域管理体制和区域与部门的合作机制，这是由于：机构固有的惯性,不可避免地会对生态系统管理产生约束［15，16］，必须加强机构的合作、协调与沟通能力等能力建设；目前中国流域管理存在的矛盾往往涉及流域管理机构、相关的行政主管机构、地方政府、地方各相关主管部门等机构之间。如，地方立法机构作为地方最高权力机构地位的尴尬，地方政府部门权力的越位，地方财政机构和发展改革机构权力地位的显著。由于现实权力的配置改变了法定权力的配置，从而使得很多流域事务无法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去执行，只能依照具体情况具体处理；由于综合管理是一种非集中的分权决策，区域与流域的统一管理需要运用协同管理理论，即分权理论，将政府和地方资源使用者之间权利和义务进行分配［18］。研究表明，如何从更大范围考虑生态安全问题，需要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合作才能解决［19］。从莱茵河流域区域间合作的成功案例分析，只有各区域协商达成共识，治理才会更有成效。否则，法律规定的“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相统一”在现实中很难实现。

3.2.2 法制保障不足

主要体现在：①法律规定还不足以支持流域生态系统管理。我们已有的研究表明，总的来说，中国在流域立法领域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指导、《环境保护法》、《水法》、《防洪法》、《水污染防治法》、《水土保持法》、《环境影响评价法》为主，其他相关法律为补充的较为系统的、旨在促进、实现和保障我国流域可持续发展的国家立法，其对流域生态系统管理的先进理念有所体现，但是还存在差距，必须通过适时和合理的修改才能够支持我国流域的可持续发展。②法律的执行不总是好的。环境保护领域的“有法不依”在中国并不新鲜［20］，因此，即使有法律保障，倘若不执行，法律也就成了摆设，只是充个面子而已。③立法程序。在中国，特别是地方，立法的程序总是由某个政府职能部门首先根据自己的需要向政府法制部门提出立法建议，由政府法制部门经过调研论证认为可以纳入立法计划，再由提出立法建议的某部门具体拿出立法草案的初稿，经过讨论，再提交人大的相关委员会调研、论证和审议，最终才可能形成立法。这虽然也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但是，这个“下”往往不具有利益的代表性，而是体现某个或某几个部门的部门利益，当然，因此形成的法律因为有部门利益倾向得不到其他部门的认同，从而实施效果并不好。当然，为了避免因为部门利益产生的冲突，在法律的制定过程中，也往往由人大或政府法制部门斡旋，但是造成的结果可能是法律规定不明确造成执行中的困难，或者为了多个部门能够分享利益而使立法违背了初衷，法律规定不符合自然规律而是为了满足部分利益相关人的心愿，由于从法律中得到的利益不一样，从而不同部门的履行态度不一样。

3.2.3 生态极限与生存极限之间的冲突造成了管理措施的“执行难”

仅考虑生态的因素，低估了人文因素的影响，往往难以充分考虑到各种利益群体对资源管理承受的极限，会使遵守法律和政策与生存和发展产生矛盾，从而导致现实中为了生存而不顾生态极限。因此，建立社会上和生态上都可接受的环境管理方法和政策是至关重要的。甚至环境保护的社会因素必须优先考虑［21］。

3.2.4 过分依赖行政手段的运用，对市场机制运用不够

目前中国流域管理的相关文件或法律规定大多是义务性规定，对违反规定的行为多是采取罚款等行政手段，对市场机制的运用考虑不够，即使有规定，也较为原则，无法实施。如排污交易许可，其实施难度大，缺乏细致的措施是主要的障碍［22］，在中国，国家尚未出台排污许可证和总量控制的实施办法，导致地方排污许可证发放和总量控制工作缺乏法律依据。

3.2.5 分区研究不够

要实现流域的可持续管理，必须强调全球变化背景下，流域的环境变迁、气候变化、生态耦合以及未来短尺度趋势预测，强调自然科学的和人文科学的有机融合，强调流域尺度兼顾多种利益和区别不同区域特征的综合集成机制［23］，这是以往的研究所欠缺和不足的，从而不足以指导实践。而针对区域性生态环境问题及其干扰来源的特点，通过合理构建区域生态格局来实施管理对策抵御生态风险是目前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研究的新需求，也是生态系统管理能否成功的关键步骤［4］。

3.2.6 适应性管理能力不足

适应性管理即“边走边看”，从实践中积累经验，及时调整行动，采用该方法是流域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决定的，因此，具有不可避免的风险性。为了降低风险，需要一个公众、政府、环保组织、企业等利益相关人共同参与决策的过程。而参与式决策过程也使执行适应性方法成为必然［16］。但是目前，在流域事务的决策中，由于环保意识不够、参与渠道不畅通、参与缺乏制度保障、信息公开不够等诸多因素，导致公众参与不足，地方知识的运用不够，决策更多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被动接受过程，“参与式决策” 远远不够。事实上，在许多自然资源管理活动中，广泛的公众参与和权力下放被视为重要的资源管理目标［24，25］。因此，利益相关人参与到流域管理的决策中来显得非常重要。而地方生态学知识的运用正是提供了一种既经济又实用的选择，特别是对资源的使用者直接参与到管理决策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6］。

3.2.7 流域信息建设不够

流域信息建设不够，从而没有更好地支持流域决策,而研究表明，地理信息系统、遥感数据等都是实现环境管理目标的重要工具和方法［27，28］。这一不足主要体现在：资金缺乏，使实时监测更多地成为一种“理想”；信息的来源渠道多元导致数据的不一致；缺乏正式的信息沟通渠道；非正式的信息批漏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创收”渠道等。

4 中国流域生态系统管理的实现

由于机构能力建设的重要性，本文试以机构为主线，探索流域生态系统管理的实现。首先，应该成立由政府部门代表、行业代表、环保组织、专家、公众包括妇女等利益相关者组成的流域生态系统管理咨询委员会，融合多学科知识，并从多视角共同商讨流域事务，包括相关法律和政策的制定、修改和具体实施方案、中长期流域规划的制定和实施途径、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的环境影响评价等，有利于为中央政府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并为地方政府的具体实施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从而为实现流域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流域生态系统管理咨询委员会直接为中央政府在流域管理事务决策中提供咨询建议，并监督和评价流域管理措施的制定情况，同时中央政府就其咨询建议的采纳情况及其他在流域管理事务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向流域生态系统管理咨询委员会反馈。各级政府层面，其机构设置保持不变。中央层面，主要负责制定流域综合规划和激励政策，协调各种利益的平衡，促进利益相关主体间的合作，从宏观上掌握流域可持续发展目标，指导和监督流域管理措施在地方层面上的执行情况。地方层面，为中央层面负责，按照中央的产业布局和区域功能划分，考虑当地具体的人文、生态因素，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贯彻执行相关法律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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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管理论文篇5

论文摘要:由于传统的水利建设理念与现实的矛盾越来越大,各种不合格的水利建设工程严重的破坏了我国的生态环境的稳定,洪灾、水资源的恶化及缺乏等都影响了我国的可持续发展,为进一步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需要,在全面认真总结旧水利建设理论好坏的同时,发展新的水利建设理论,全面实现我国水利建设的现代化发展。文章就我国水利现代化发展及我国水利建设新理论的形成展开探讨。 

 

随着近年来强调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多种先进的思想理念,我们在深刻总结传统的水利建设旧理论的同时,发展新的水利理论,促进我国水利建设的现代化发展,满足当前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水资源的需求。本文针对当前我国的水利建设观念还比较落后,分析我国水利的现代化发展状况,实现我国水利现代化事业存在哪些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以及为适应水利现代化的发展需要,新水利理论应运而生。 

1 实现我国水利现代化事业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1.1 实现我国水利现代化发展事业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水利建设事业同国际上发达国家先进的水利水平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主要体现在管理工作水平相对比较落后,管理人员的选拔不严格,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有待提高;受传统水利建设理论影响,思想观念仍比较陈旧,河流的断流、湖泊的干枯等都是因为人类不合理的侵占生态用水导致了生态退化,大量的围湖造田、森林开垦等人类活动也严重地破坏了生态平衡,这些都是由于在观念上存在局限,传统的水利建设理论中更多的强调人类自身的发展需要,而忽视了人也是流域生态系统的一分子;与国际上先进的水利建设水平相比,我国仍需要不断努力提高水利技术装备水平,采用先进的水系生态修复技术,提高效率。 

1.2 采取有效措施促进我国水利现代化的发展 

全面实现我国水利事业的现代化发展,首先要制定完善的水利现代化建设计划方案,做好水利的管理工作,流域管理部门要重视管理人员的选拔工作,提高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注重人才的培养。规范管理体制,健全水资源管理的法律法规,采用先进的流域管理技术,重视综合治理流域的管理思路,预防和治理相结合的策略,最终实现流域的可持续发展;这都要求我们转变思想观念,回归自然,人与河流和谐相处,大力宣传人与流域和谐共处的观念,使流域生态系统保持稳定和平衡;强化技术规范,大力发展先进的水利技术,更新水利修复设备,不断提高水利建设施工技术水平,保障水利资金的投入,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监督机制,实现我国水利现代化发展。由于当前我国正加快经济发展,我国水利现代化建设也要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以防为主、治为辅、防治相结合的策略。根据地域的不同,制定符合当地发展需要的水利现代化计划方案,分阶段综合治理,提高效率,加大资金的投入,发展我国水利事业,实现人类社会与水域生态系统的和谐共处。 

2 我国水利新理论的形成及发展方向 

2.1 实现水利现代化发展推动水利新理论的形成 

20世纪我们在建设大型水利造福于人类的同时,各种生态环境恶化的现象也越来越明显,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由于大量的不合格水利工程的建设,流域的水循环系统遭到破坏,出现短路的现象,破坏了地表水的平衡,导致地下水位上升或下降;水库、堤防等水利工程的建设也影响了水域生态系统的连贯性,导致食物链中的某些环节遭到破坏,物种急剧减少,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被破坏;防洪工程的建设在杜绝了洪灾的情况下,也阻止了洪水泛滥区与河流之间的水循环工程,导致洪泛区的生态活动难以进行;对流域水资源的开发速度超过它的再生速度,过量的开发地下水资源,引起地下水位的下降,造成地表植物的枯萎、地面下沉等严重的后果;流域一般都具有自我净化的能力,但大量污染物的排放超出了环境的自净能力范围内,环境的总体质量下降,流域的物质循环受到阻碍。这都要求我国发展新的水利理论,实现我国水利的现代化,维护生态的平衡稳定。 

2.2 我国水利新理论的发展 

为实现我国水利建设的现代化,水利新理论应运而生,在总结传统理论优缺点的基础上,充分体现高科技、现代化的管理思想。传统的旧水利理论是以改造大自然、加强水利工程建设为主要指导思想,以力学知识作为支撑,在这种思想下的水利建设工程严重的破坏了水流域的循环系统。水利新理论在总结传统理论优缺点的基础上,综合考虑社会、经济、技术和生态等因素对水资源的影响情况,发挥水利在流域可持续性发展过程中重要作用。水利新理论跨出传统水利理论的局限,将流域观念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在重视流域的物理特性之外着力分析流域的社会及自然特性。在研究流域的水文规律的基础上,从天象、地象及生态整体上观察水域情况。同时,不可忽视人类活动在其中的影响。顺应水利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水利新理论在综合分析水域的自然特性、水文状况以及社会特性,实现流域范围内的社会可持续发展。 

3 总结 

21世纪的新社会,人们要求建设现代化的水利工程,在总结传统的旧水利建设理论优缺点的基础上,发展水利建设的新理论,平衡国家经济迅速发展与维护流域生态平衡稳定需要之间的矛盾,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水利新理论的指导下,充分体现我国水利事业高科技和现代化的管理思想,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共处,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朱庆元.江苏水利现代化发展战略研究[d].河海大学,2001. 

流域管理论文篇6

【关键词】水资源论证；水环境；水资源承载能力

1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对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作用

自2002年3月24日，水利部、国家计委联合《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管理办法》（水利部、国家计委15号令）开始，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工作在全国普遍开展。11年来。水利部通过“论证资质管理”、“审查工作管理”、“论证导则”等文件的推出，使论证工作逐步完善。论证提高了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使用效益，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水事纠纷出现。论证促使建设项目在规划设计阶段就考虑处理好与公共资源——水的关系，既保障了建设项目水量和水质可靠性、安全性，又使建设项目用水需求控制在流域或区域水资源统一规划的范围内，保证了水、生态和环境不受大的影响，发挥了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职能。

2 论证工作存在的问题

2.1 论证工作开展阻力大

一些地方政府偏重GDP增长，把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途径。往往把水、电、路三通作为招商条件，一些用水多、污染重的项目被冠以“市长工程”“县长工程”，阻止进行水资源论证工作。水利部门作为政府属下的职能部门，有法不能依，执法不能严。目前各地的用水建设项目很多，但真正进行水资源论证的大多是发改委审批过程中要求必须有水资源论证的重点项目以及石油、铁路等与地方政府部门不存在直接隶属关系的项目、个体老板的项目等没有一个项目进行水资源论证。在经济发展与水资源论证工作发生矛盾时，只考虑经济发展因素。部分领导干部水资源保护意识低，论证工作开展阻力大。

2.2 项目业主对论证工作的认识不够深入

目前相当多的业主对水资源论证的认识还比较肤浅，认为论证仅仅是立项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或水行政主管部门刁难建设单位的一个借口，给论证单位论证和编写报告书的时间一般比较短、经费较少，使论证工作难以达到应有的深度。

论证单位和论证专业技术人员得到论证合同后，不仅应为业主负责，更应该站在国家公共利益的立场上，为水的高效利用、科学管理和有效保护负责，为公共的水资源和生态环境服务。

2.3 流域水资源综合规划缺乏，论证宏观依据不充分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应以流域和区域水资源的现实条件为基础，但是目前许多流域和区域水资源综合规划还没有做出，要加快流域水资源综合规划及各专项规划的编制工作，做好河流水量分配方案；明确全流域和各区域的水资源承载能力，并根据流域的水资源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实际，制订出合理的规划方案，使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充分体现区域经济布局和流域水资源基础条件相适应、项目规模与水资源承载能力相协调以及水资源发展规划与生态环境建设同步发展。

2.4论证依据变化导致失真

水资源论证必须对建设项目用水工艺、排水处理深入了解。业主提供的基本资料至少要包括以下内容：确定的项目用水量和用水工艺流程；确定的厂址及取排水口位置；客观全面的河势和水文地质条件；废污水退水影响要有一定深度的分析；水生生物现状及影响分析；附近用水户或利益相关者的。意见等。现实工作中业主往往不能提供论证工作必需的基本资料，或提供的资料达不到要求的情况 论证人员必须想办法收集，否则，论证深度很难达到。

2.5项目论证专家现场查勘工作较少

水资源论证是审查项目取水、供水、用水、耗水、排水、节水和保水等多个方面的合理性，审查项目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其重点是审查报告的文字、数字，但也要增加论证专家的现场调研工作，尽量让专家到现场进行查勘，详细了解报告所叙述内容的可靠性。

2.6 重视取水轻视退水

工业企业和生活用水（水厂、水源地）等取用水量较大且容易对周边环境产生影响的取用水工程，必须有充分的水平衡数据作支撑。但是许多论证报告中的水平衡测试数据经不起推敲和实践检验。

取水和退水对周边的影响都是水资源论证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在水资源普遍缺乏的地区，这些地区供需矛盾突出，新建、改建、扩建水源地对原来的取用水格局将产生影响。许多项目取水影响分析相对退水影响论证的难度低，所以许多报告的退水影响论证不充分，影响水资源论证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2.7 论证区域范围规定模糊

由于没有统一的论证范围，评价河段或项目影响河段的范围由几公里到几十公里，甚至到几百公里。这样对当地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论证的深度往往不够。如果没有一定区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综合分析，仅限于项目是否有可靠的水源，这只解决了建设项目的问题，没有解决公共水资源是否安全的问题，而后者对于项目及周边用水户对区域水资源累计影响和水环境累计影响的分析是十分重要的论证工作。

3 解决问题的办法及建议

随着取水许可制度的完善，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工作一定会逐步规范，一定会成为优化流域及区域间水资源配置，加强取水许可管理，保障水资源的平衡和安全，支撑和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有利武器。

3.1 加强水资源论工作的宣传力度，完善相应措施，落实领导责任制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把思想统一到科学发展观上来，依照量水而行、以水定发展的理念，适度确定建设项目发展速度。同时，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耗水少、污染小的工业，严格控制高耗水行业的发展，积极采用高新技术对现有耗水大的行业进行节水技术改造，不以当前经济发展影响以后发展的持续性。同时，要进一步提升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取水许可的科学化和规范化管理水平，避免取水许可审批和水资源管理工作的失误，依法保护公共利益、取水户和他人的合法利益 。

3.2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应服从国家重大规划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要紧紧围绕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重大建设项目工业布局及流域水资源综合规划和各专项规划来开展。在国家重大规划的指导下，以水资源综合规划为水资源管理工作的重要基础和依据，做好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工作。水资源论证制度的推进要充分考虑流域与区域之问的实际情况，做好水资源承载能力的科学论证。使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制度的实施有利于水资源的合理配置、有利于提高水资源的使用效率、有利于节水型社会建设、有利于减少水事纠纷和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3.3 严格管理论证单位及评审专家，保证论证的准确性

论证单位内部要建立健全内部审查审批制度，组织开展分口把关、研究问题、落实责任。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对水资源论证报告书的编写单位进行资质监管，对论证专家库进行严格审查、动态管理，对审批的文件充分发挥各有关职能部门的作用层层会签（由技术负责人审签，分管行政领导审定）。依法行政，科学管理，做到每个环节专人负责把关。同时，要建立健全有关的行业技术规范和规章制度，依法加大对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工作的管理、考核和监督力度。

3.4 严格水资源论证报告编写、审查工作和市场监管

在审查过程中，坚持水资源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相结合，统筹已建、在建和拟建项目的相互影响，注重开发、利用和节约保护相结合，考虑取水、用水和退水之间的影响，平衡流域与区域、用水与节水、生态水与生产、生活用水的关系。要重点加强对建设项目的现场勘察、取水分析、用水平衡、退水影响以及对其他用水户的影响等关键环节的严格审查，确保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成果的科学合理。

加强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编制工作的市场监管，建立公平的竞争市场，规范项目管理，提高报告书编制的质量。

3.5 选择合理论证区域

应该根据论证内容的要求制定统一的评价范围，建议设定三个层次评价区间或范围，即水文评价区间、水资源开发利用状态评价区间和建设项目与其他用户相互影响区间，分别作为水文评价、取水评价和排水评价范围。

水资源开发利用状态评价区间。分析项目所在区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状况及区域用水累积影响。如果项目所在流域或区域已经有水量统一分配或调度方案，则应该按统一分水方案进行取水评价。如果尚没有建立流域或区域水量统一分配方案，建议以建设项目为中心，上下游各取一个水资源三级分区或上下游各100 km左右范围作为用水参考评价区间。

3.6 建立论证回访与论证后评估制度

水资源论证为建设项目可研和科学审批取水许可、入河排污口设置提供了依据，具有前置性、科学性和合理性。项目建成投产后取水、用水、退水情形如何，与论证是否一致，建立论证回访制度和论证后评估制度，用实践来检验论证理论的正确性，以反证水资源论证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论证后评估内容建议包括建设项目背景，取水、用水、节水、退水实施评价，论证效果评价，涉水运行管理评价和结论等。通过论证回访和论证后评估，学习更加科学合理的论证策略，杜绝论证与实际脱节，总结经验和教训，对进一步提高水资源论证与评审水平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与借鉴作用。

流域管理论文篇7

1实现我国水利现代化事业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1.1实现我国水利现代化发展事业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水利建设事业同国际上发达国家先进的水利水平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主要体现在管理工作水平相对比较落后，管理人员的选拔不严格，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有待提高;受传统水利建设理论影响，思想观念仍比较陈旧，河流的断流、湖泊的干枯等都是因为人类不合理的侵占生态用水导致了生态退化，大量的围湖造田、森林开垦等人类活动也严重地破坏了生态平衡，这些都是由于在观念上存在局限，传统的水利建设理论中更多的强调人类自身的发展需要，而忽视了人也是流域生态系统的一分子;与国际上先进的水利建设水平相比，我国仍需要不断努力提高水利技术装备水平，采用先进的水系生态修复技术，提高效率。

1.2采取有效措施促进我国水利现代化的发展

全面实现我国水利事业的现代化发展，首先要制定完善的水利现代化建设计划方案，做好水利的管理工作，流域管理部门要重视管理人员的选拔工作，提高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注重人才的培养。规范管理体制，健全水资源管理的法律法规，采用先进的流域管理技术，重视综合治理流域的管理思路，预防和治理相结合的策略，最终实现流域的可持续发展;这都要求我们转变思想观念，回归自然，人与河流和谐相处，大力宣传人与流域和谐共处的观念，使流域生态系统保持稳定和平衡;强化技术规范，大力发展先进的水利技术，更新水利修复设备，不断提高水利建设施工技术水平，保障水利资金的投入，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监督机制，实现我国水利现代化发展。由于当前我国正加快经济发展，我国水利现代化建设也要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以防为主、治为辅、防治相结合的策略。根据地域的不同，制定符合当地发展需要的水利现代化计划方案，分阶段综合治理，提高效率，加大资金的投入，发展我国水利事业，实现人类社会与水域生态系统的和谐共处。

2我国水利新理论的形成及发展方向

2.1实现水利现代化发展推动水利新理论的形成

20世纪我们在建设大型水利造福于人类的同时，各种生态环境恶化的现象也越来越明显，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由于大量的不合格水利工程的建设，流域的水循环系统遭到破坏，出现短路的现象，破坏了地表水的平衡，导致地下水位上升或下降;水库、堤防等水利工程的建设也影响了水域生态系统的连贯性，导致食物链中的某些环节遭到破坏，物种急剧减少，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被破坏;防洪工程的建设在杜绝了洪灾的情况下，也阻止了洪水泛滥区与河流之间的水循环工程，导致洪泛区的生态活动难以进行;对流域水资源的开发速度超过它的再生速度，过量的开发地下水资源，引起地下水位的下降，造成地表植物的枯萎、地面下沉等严重的后果;流域一般都具有自我净化的能力，但大量污染物的排放超出了环境的自净能力范围内，环境的总体质量下降，流域的物质循环受到阻碍。这都要求我国发展新的水利理论，实现我国水利的现代化，维护生态的平衡稳定。

2.2我国水利新理论的发展

为实现我国水利建设的现代化，水利新理论应运而生，在总结传统理论优缺点的基础上，充分体现高科技、现代化的管理思想。传统的旧水利理论是以改造大自然、加强水利工程建设为主要指导思想，以力学知识作为支撑，在这种思想下的水利建设工程严重的破坏了水流域的循环系统。水利新理论在总结传统理论优缺点的基础上，综合考虑社会、经济、技术和生态等因素对水资源的影响情况，发挥水利在流域可持续性发展过程中重要作用。水利新理论跨出传统水利理论的局限，将流域观念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在重视流域的物理特性之外着力分析流域的社会及自然特性。在研究流域的水文规律的基础上，从天象、地象及生态整体上观察水域情况。同时，不可忽视人类活动在其中的影响。顺应水利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水利新理论在综合分析水域的自然特性、水文状况以及社会特性，实现流域范围内的社会可持续发展。

流域管理论文篇8

第二条在江河、湖泊（含运河、渠道、水库等水域，下同）新建、改建或者扩大排污口，以及对排污口使用的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前款所称排污口，包括直接或者通过沟、渠、管道等设施向江河、湖泊排放污水的排污口，以下统称入河排污口；新建，是指入河排污口的首次建造或者使用，以及对原来不具有排污功能或者已废弃的排污口的使用；改建，是指已有入河排污口的排放位置、排放方式等事项的重大改变；扩大，是指已有入河排污口排污能力的提高。入河排污口的新建、改建和扩大，以下统称入河排污口设置。

第三条入河排污口的设置应当符合水功能区划、水资源保护规划和防洪规划的要求。

第四条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的组织和指导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按照本办法规定的权限负责入河排污口设置和使用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可以委托下级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所属管理单位对其管理权限内的入河排污口实施日常监督管理。

第五条依法应当办理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审查手续的，其入河排污口设置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按照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的管理权限审批；依法不需要办理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审查手续的,除下列情况外，其入河排污口设置由入河排污口所在地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批：

（一）在流域管理机构直接管理的河道（河段）、湖泊上设置入河排污口的，由该流域管理机构负责审批；

（二）设置入河排污口需要同时办理取水许可手续的，其入河排污口设置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按照取水许可管理权限审批；

（三）设置入河排污口不需要办理取水许可手续,但是按规定需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其入河排污口设置由与负责审批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环境保护部门同级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其中环境影响报告书（表）需要报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的，其入河排污口设置由所在流域的流域管理机构审批。

第六条设置入河排污口的单位（下称排污单位），应当在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之前，向有管辖权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提出入河排污口设置申请。

依法需要办理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审查手续或者取水许可审批手续的，排污单位应当根据具体要求，分别在提出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申请或者取水许可申请的同时，提出入河排污口设置申请。

依法不需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表）以及依法不需要办理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审查手续和取水许可手续的，排污单位应当在设置入河排污口前，向有管辖权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提出入河排污口设置申请。

第七条设置入河排污口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入河排污口设置申请书；

（二）建设项目依据文件；

（三）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

（四）其他应当提交的有关文件。

设置入河排污口对水功能区影响明显轻微的，经有管辖权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同意，可以不编制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只提交设置入河排污口对水功能区影响的简要分析材料。

第八条设置入河排污口依法应当办理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审查手续的，排污单位提交的河道管理范围内工程建设申请中应当包含入河排污口设置的有关内容，不再单独提交入河排污口设置申请书。

设置入河排污口需要同时办理取水许可和入河排污口设置申请的，排污单位提交的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中应当包含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的有关内容，不再单独提交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

第九条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入河排污口所在水域水质、接纳污水及取水现状；

（二）入河排污口位置、排放方式；

（三）入河污水所含主要污染物种类及其排放浓度和总量；

（四）水域水质保护要求，入河污水对水域水质和水功能区的影响；

（五）入河排污口设置对有利害关系的第三者的影响；

（六）水质保护措施及效果分析；

（七）论证结论。

设置入河排污口依法应当办理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审查手续的，还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就建设项目对防洪的影响进行论证。

第十条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应当委托具有以下资质之一的单位编制：

（一）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资质；

（二）水文水资源调查评价资质；

（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资质（业务范围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的）。

第十一条有管辖权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对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入河排污口设置申请，应当予以受理。

对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五日内一次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排污单位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材料的，应当受理；逾期不告知补正内容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受理或者不受理入河排污口设置申请，应当出具加盖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

第十二条有管辖权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应当自受理入河排污口设置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决定。同意设置入河排污口的，应当予以公告，公众有权查询；不同意设置入河排污口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排污单位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对于依法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建设项目，还应当将有关决定抄送负责该报告书（表）审批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有管辖权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根据需要，可以对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组织专家评审，并将所需时间告知排污单位。

入河排污口设置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应当告知该利害关系人。排污单位、利害关系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

入河排污口的设置需要听证或者应当听证的，依法举行听证。

有管辖权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作出决定前，应当征求入河排污口所在地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本条第二款规定的专家评审和第四款规定的听证所需时间不计算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内，有管辖权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应当将所需时间告知排污单位。

第十三条设置入河排污口依法应当办理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审查手续的，有管辖权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在对该工程建设申请和工程建设对防洪的影响评价进行审查的同时，还应当对入河排污口设置及其论证的内容进行审查，并就入河排污口设置对防洪和水资源保护的影响一并出具审查意见。

设置入河排污口需要同时办理取水许可和入河排污口设置申请的，有管辖权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应当就取水许可和入河排污口设置申请一并出具审查意见。

第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同意设置入河排污口：

（一）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设置入河排污口的；

（二）在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要求削减排污总量的水域设置入河排污口的；

（三）入河排污口设置可能使水域水质达不到水功能区要求的；

（四）入河排污口设置直接影响合法取水户用水安全的；

（五）入河排污口设置不符合防洪要求的；

（六）不符合法律、法规和国家产业政策规定的；

（七）其他不符合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规定条件的。

第十五条同意设置入河排污口的决定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入河排污口设置地点、排污方式和对排污口门的要求；

（二）特别情况下对排污的限制；

（三）水资源保护措施要求；

（四）对建设项目入河排污口投入使用前的验收要求；

（五）其他需要注意的事项。

第十六条发生严重干旱或者水质严重恶化等紧急情况时，有管辖权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应当及时报告有关人民政府，由其对排污单位提出限制排污要求。

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施行前已经设置入河排污口的单位，应当在本办法施行后到入河排污口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所属管理单位进行入河排污口登记，由其汇总并逐级报送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

第十八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的排污口现状情况进行调查，并提出整治方案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十九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应当对管辖范围内的入河排污口设置建立档案制度和统计制度。

第二十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应当对入河排污口设置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被检查单位应当如实提供有关文件、证照和资料。

监督检查机关有为被检查单位保守技术和商业秘密的义务。

第二十一条未经有管辖权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审查同意，擅自在江河、湖泊设置入河排污口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追究法律责任。

虽经审查同意，但未按要求设置入河排污口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六十五条第三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五十八条追究法律责任。

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设置排污口的，以及已设排污口不依照整治方案限期拆除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十二条入河排污口设置和使用的监督管理，本办法有规定的，依照本办法执行；本办法未规定，需要办理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审查手续的，依照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入河排污口设置申请书和入河排污口登记表等文书格式，由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制定。

第二十四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流域管理论文篇9

Abstract: The actor-network theory (ANT) tries to open the "black box" of technology, and get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n the scale of commercial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regional logistics network with the reference point ANT to help decision-makers on the regional logistics network planning and optimization.

关键词：行动者网络理论；行动者；区域物流网络

Key words: actor-network theory；actor；regional logistics network

中图分类号：F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1）13-0029-01

0 引言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简称ANT）是20世纪80年代初由法国巴黎学派提出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其的代表人物是拉图尔、卡龙和劳。该理论用行动者（Actor）来表示科学研究过程中的各种存在并且打破了“人”与“非人”的区别，二者都被看作是网络中的行动者，而不应该将有生命的同无生命的、个人的同组织的加以区分。区域物流网络构建的能力与水平既是区域经济实力的体现，也是衡量区域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

1 行动者网络理论

巴黎学派的理论家认为所有行动者结盟而构成的异质网络中的各行动者都有自己不同的角色需要，并发挥了重要作用，沿着这个网络，每一个行动者通过毗连的其他行动者而获得其利益或意义。①行动者。在ANT理论中，行动者包括了科学实践中的一切因素，可分为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的存在和力量，后者包括思想、技术和设备等各种非人因素。②广义对称性原则。广义对称是ANT中的核心，指行动者网络中的人与非人参与者是完全平等的，它打破了以人类行动者为中心的传统观念。拉图尔认为，现实的研究对象往往是自然与社会的“杂交物”――既非自然客体也非社会主体并且融合了一定文化和社会地位的“准客体”；对研究对象的分析应从准客体入手，而不是通过传统的“主体-客体”模式。③转译。巴黎学派提出“转译”来说明各主体成为网络中行动者的基本方法。转译是指行动者试图将其他行动者的问题或目标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从而对被转译的行动者进行界定。“转译”反映了行动者之间相互作用的途径和行动者网络形成的过程，是ANT的中心。

2 ANT与区域物流网络构建的关系

2.1 ANT对区域物流网络构建的理论指导作用 ANT把网络看成是各异质行动者的联盟，虽然行动者的利益各不相同，但在网络中，行动者之间被期望能建立起稳定的关系，这就关系到行动者网络建立过程中所采用的技术，而建立行动者网络的关键是将各参与者的利益进行动态转化，形成趋稳的利益共同体。类似地，区域物流网络是在一定时间和区域内，由需要流通的物资、流通设备、人缘和信息等多个相关的动态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区域物流网络结构的演化过程可划为以下几个阶段：低水平均衡阶段极化聚集式发展阶段辐射扩展式发展阶段高水平均衡阶段。发展到高水平均衡阶段，区域物流网络系统中的交流是多层次、多渠道且相对稳定的。因此， ANT中的行动者、转译及网络构建等创新性思想可以对区域物流网络的构建进行有效的理论指导。

2.2 区域物流网络构建存在的问题 区域物流网络体系主要可以划分为基础设施体系、信息系统以及政策保障体系等三个子系统。进一步分析可知，该网络中的行动主体主要包括：运输部门、信息管理部门、网络通信设备、Internet、供应链中的各企业以及政府部门等。区域物流的构建不能单靠市场自发的进行，否则会造成资源浪费和混乱的结果。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网络结构、企业管理和物流技术等方面的水平限制，我国当前的物流领域存在着许多缺陷，主要表现在：没有有效的物流网络来支撑高效运转的物流系统；生产企业、销售企业、和流通企业等网络参与者希望更好地发展物流，却总是受到各种客观条件的制约。即便如此，由于区域物流网络的动态性使其具有比等级组织灵活、比市场组织稳定的双重优势，前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各行为主体仍然致力于将物流网络系统做为其新型组合与运作方式。

3 基于ANT的区域物流网络优化途径

根据以上基于ANT的区域物流网络中的主体分析，可以从网络中的行动者角度出发总结出相应的网络优化途径：

3.1 从整体上对基础设施进行集成和优化 运输部门（铁路、公路、水运和空运等）原本都是相互独立的，对此，应该将各部门的利益放在整体利益之下，从而实现物流资源的集成和优化，而非只从形式上改变过去的分割管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企业竞争力，否则，无法达到物流网络系统优化的效果。

3.2 加强物流网络的信息化建设 信息化是物流的灵魂，第三方和第四方物流都是通过信息来提供服务的，因此，没有物流的信息化，就谈不上物流的现代化。经国家经贸委经济信息中心调查结果显示：520家目标国有大型企业和地方骨感企业中，76.5%建立了专门的信息管理部门，89%接入了互联网。但是，大约只有7.5%的企业真正全面实现了基础工作的信息化，只有36%的企业实现了综合信息化。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企业信息化程度和实际效果仍然较差。企业的信息化建设主要从两方面入手：其一，可以引进MRP等对生产进行有效管理；其二，利用EDP等技术对企业信息进行管理。随后，这两方面逐步融合到一起，实现网络的优化。

3.3 建立网络中各节点间的供应链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单个企业实难以承担起国际竞争。网络中的供应链可以看成是生产流通交换三大环节循环进行几次的过程，它是一个要求具有一系列标准、规格和对口设备等条件的链状的、相对固定的企业供应关系。如果该供应链得不到优化，单靠网络中某一行动者的优化也是无济于事的。因此，需要对整条供应链进行管理，企业之间要采取并购、战略联盟、信息化和企业网络等方式建立竞争优势。

3.4 完善政策保障体系 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政策保障在经济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完善的政策保障体系将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有利于整个网络体系框架的实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鼓励现代物流业发展的产业政策规划；政府物流业管理协调机制的规划建议；物流业行业管理体制的规划建议；物流业市场的规范化策略；物流人才战略；为物流发展规划的实施所提供的政策保障等。

参考文献：

流域管理论文篇10

4篇论文分别从网络舆论场域、中国电影文化表达的认知和使命、娱乐节目后期包装对花字的使用、真人秀节目《传承者》对非遗保护与传承的新思路等问题进行分析探讨，供媒体同仁参阅。

【内容提要】本文关注了《网络舆论场的生成与结构》一书的出版，认为本书是网络舆论研究领域中一本极具创新意义的学术新作。本书借助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分析工具，通过对网络舆论场域的生成背景、客观结构、运行逻辑及不同行动者在场域内的实践活动的分析，完成了对网络舆论场域的整体观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读网络舆论场域，推动网络舆论治理的新视角。

【关键词】舆论 场域 研究

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其《风险社会》一书中，使用了“风险社会”的概念来描述创造了极大物质财富，同时也给人类带来诸多风险的后工业社会。他认为，工业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导致了全球范围内风险的出现，在风险社会中，出现了矛盾频现，危机频发，风险丛生的景象。

在当今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结构转型的加速，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多，结构失衡、体制摩擦、环境恶化等社会问题与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社会繁荣的现世景象相伴而来，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存，社会进步与社会风险共生，极大考验着转型中中国社会的承受能力。与此同时，社会发展中存在的贫富差距过大、社会失范严重、环境风险提升等问题对普通民众的生活造成影响，导致社会不满情绪频发、社会负面心态蔓延，社会风险在公众层面进一步强化。

与此同时，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为日益复杂的社会治理带来新挑战。日新月异的网络新媒体打破了中国传统的舆论格局，互联网以其独特的传播优势，逐渐融入社会各阶层的表达体系，成为利益诉求的重要平台。在网络平台上，信息交流具有私人化、平民化、广泛化、自主化等特性，具有快速聚集民意、迅速拓展传播影响力的能力。因此，在当前，网络舆论越来越成为我国建设民主政治，创新社会管理方式的重要语境，对社会发展进程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在网络舆论研究中，由刘艳婧博士撰写，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网络舆论场的生成与结构》无疑是一本极具创新意义的学术新作。此书借助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分析工具，将这一理论切入到网络舆论研究中，完成了对网络舆论场域的整体观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读网络舆论场域，推动网络舆论治理的新视角。

一、理论与视角：场域理论在网络舆论研究中的创新使用

在当下中国的社会语境中，多元化的社会结构影响下，不同利益主体、价值主体之间的交流、碰撞及争论此起彼伏，利益、诉求及价值观的多样化成为常态，社会舆论十分活跃。随着网络新媒体的发展，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推动下，传播行为再次拥有了人际传播所具有的互动性与多元化的交流模式。以微信、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进一步丰富了由互联网络开辟的新的舆论场，也使得两个舆论场中的差异与分歧被放大。同时，作为社会话语场域，舆论场中充满了利益、权力的纠葛，其表达主体也呈现出多元化态势。

作为社会学研究中层理论和“关系主义”思维方式的代表，“场域”理论提供了网络舆论研究的新范式。依据布迪厄对“场域”的概念界定，本书首先给出了“网络舆论场域”的定义，即网络中的不同行动者（网民、组织、机构等）互相之间所形成的围绕着网络舆论的生成和传播的客观关系网络，并借助“场域”理论中的三个核心概念――场域、资本、惯习所搭建起的研究框架，对网络舆论场域的生成背景、客观结构、运行逻辑及不同行动者在场域内的实践活动进行系统深入的探讨，主要解决网络舆论场域的形成原因及背景，资本构成和运行逻辑。这一研究有助于丰富网络舆论的基础理论研究。

二、观察与解构：深入解读网络舆论场域的特征与构成

现阶段，以新闻跟帖、网络论坛、网上即时通信、博客、播客、微博、微信等为表现形态，聚焦于垂直领域的私人化、广泛化、平民化、自主化传播的网络自媒体，因其海量信息和开放性，不断形成具有显著社会影响力的公众意见集群，并可以随时随地进行迅捷的互动与传播。巨大的信息流使得这种虚拟世界的“话语权”和“干预力”不断增强，推动着舆论的产生机制、内容及其语境等都在发生变化。因此，随着网络自媒体的舆论影响力的增强，它日益受到政府管理者的重视。在这里，要想对网络舆论进行有效的治理与监管，需要对网络舆论场域进行深入观察与准确分析。

本书对网络舆论场域的元场域进行梳理，在廓清该场域所处位置和生成背景的基础上，更好地观察所研究场域的客观关系构成和特殊逻辑规则。本书通过分析指出了网络舆论场域的三大元场域，即以执政理念更新、舆论引导观念转变、基层政府公信力式微为现阶段特征的政治场域，以社会转型的加　⑼络社会的崛起、利益诉求渠道的不畅为现阶段特征的社会场域和以媒介生态的改变和传媒功能的演进为现阶段特征的媒介场域，一并构成了现阶段中国网络舆论衍生和传播的宏观环境。

三、分析与建构：客观评述政府舆论监管实践与策略

对网络舆论场域构成、运行规则、效应发挥等方面进行分析，深化和推进对于网络舆论生成和传播规律的认识，能够廓清对于网络舆论的误解，从而帮助党和政府妥善应对网络舆论，为新形势下党和政府制定有效的公共政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益的参考。

为此，本书针对网络舆论场域内包括网民和政府在内的两类不同行动者的惯习及其社会实践活动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中国的网民群体在进行信息生产时存在“开放性领域中的意见多元”“匿名性传播中的自由表达”“陌生人环境中的自我暴露”“共享性空间中的隐私窥探”“平权性语境中的话语狂欢”“同质化社区中的群体极化”和“拟态化交流中的理性缺失”七种惯习。同时分析指出了一些政府在网络舆论监管中的几大惯习，即“维稳意识下的消极打压”“管制思维下的硬性钳制”“官僚作风下的封杀堵塞”和“地方保护主义观念下的拖延回避”。更为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作者分析建构了保守、继承和颠覆三种类型的网络舆论监管策略，并指出，目前网络舆论场域正以其特殊的运作逻辑和游戏规则迫使政府摆脱传统舆论监管惯习的影响，不断更新网络时代舆论监管的理念和策略，使网络时代政府舆论监管惯习，从“严把关”和“堵为主”的硬性管控转向“巧指路”和“疏为重”的隐性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