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作制度论文十篇

耕作制度论文篇1

1、科学术语的研究与规范具有积极的意义

科学术语就是指某一门学科中的各种专门语言，用来表示某一特有的概念与状态。任何一门学科都有专门的科学术语，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术语也在日益丰富与发展、规范。但存在着新术语层出不穷，术语混乱现象又很严重的情况，很多旧的术语存在着口语化、含糊话、解释意义不同等很多缺陷，随着科学的日益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科学术语表达的含义的单一化、专业化、体系化与准确化。因此，在现代汉语中研究科学术语问题具有重要的语言学意义与科学意义。首先，知识的规范需要科学术语的规范。随着知识的高度发展，知识信息已经成为大海，其中涉及到的各种概念、物品、状态难以数计，知识之间交叉重扎，科学术语之间极其容易混淆。这就对术语的规范性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每一个术语的含义必须是单一含义、特指某一事物的，术语的内涵与外延界定必须是严格的，命名必须遵循一定的系统性与原则性。随着科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对于科学术语的规范性要求会越来越高。其次，科技文化的传承需要科学术语作为载体。科技术语是科学研究与科学技术文化传承的桥梁和纽带，没有科技术语就没有科技知识，这与“没有术语就没有知识”是同样的道理。在科学知识教育中，科学术语承载着历史上科学家们对于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并且一代一代传递下去，逐步丰富发展着学科的体系，我国古代科学发展成果丰硕，要理解古代科学技术精华，必须研究古代典籍中的科学术语。术语构成了知识体系最基本的单元，知识就是这些单元构成的结构体系。再次，是信息社会信息管理的需要。当前世界范围内的以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工程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新技术革命浪潮已经波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更对人类社会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要将计算机技术应用于语言文字的信息处理，首先就要求术语规范化。很显然，如果术语混乱，计算机将无法进行工作。随着学科知识体系与信息技术的日益结合，科学知识需要通过计算机软件进行规范表达，这需要建立以计算机为载体的属于数据库，这就对术语的规范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是适应知识国际化发展的需要。知识的国家化已经迎来了科学知识表达的国际化，世界需要接轨，科学术语必须在一定的语言文字基础上进行国际统一。当前以英语为标准的科学术语体系已经汇集了世界科学知识研究的精华，而我们的汉语言发展需要建立自己的科学术语体系，这不仅有利于汉语言发展适应科学的需要，也是促进科学发展的需要。当前，我国的科学术语表达非常缺乏科学规范化。古代的科学典籍中的科学术语在现代科学中存在着理解的误区，很多科学研究着缺乏古汉语基础，对史书典籍中的属于做出了非本意的解释；我国方言复杂，民族众多，不同地方的语言对古代与现代科学术语的理解都存在着差别。可见，科学术语的混乱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科学研究与科技的推广学习。

2、“耕作制度”是农业科学中重要的术语

耕作制度是农业科学中最重要最基础的术语，耕作制度简称耕作制，也可以叫做种植制度，或者栽培制度，是刊用耕地组织作物生产的一项农业技术措施制度。一种耕作制度，综合反映了作物生产中用地的程度、内容和方式。种植制度是指一个地区或生产单位的作物组成、配置、熟制与种植方式的综合。包括确定种什么作物，各种多少，种在哪里，即作物布局问题；作物在耕地上一年种一茬还是种几茬？还是哪一个生长季节或那一年不种？即复种或休闲问题；种植作物时，采用什么样的种植方式，即单作、间作、混作、套作或移栽；不同生长季节或不同年份作物的种制顺序如何安排即轮作或连作问题。还包括对土地的使用情况，包括农田基本建设，土壤培肥与施肥，水分供求平衡，土壤耕作以及农田保护等。耕作制度对于农业发展的意义是极其重要的。科学合理的耕作制度即对种植作物种类与结构，土地使用的效率，种植时间的安排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今天我们很多农民还是依靠传统的耕作制度进行农业生产的。不同地区的耕作制度是不同的，优化耕作制度对于提高农业效益，增加收入与产出非常重要。一个合理科学的耕作制度需要结合地区生态、地理、等各种条件进行合理安排，按照古代与今天的科学发展思想，耕作制度还需要考虑到耕地的可持续开发，同时还需要考虑到市场的需求、农业技术的进步等因素。随着市场的变化、科技的变化，传统的耕作制度必须进行调整与改变，以适应经济效益的需要。所以，耕作制度反映农作物生产的结构和水平，是一项较为系统综合的技术一经济措施，所涉及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极为广泛复杂。深入研究耕作制度，将充实丰富许多学科，对提高和发展农业科学有重要意意。耕作制度是现代科学制定的科学术语，在我国古代的农书典籍中没有出现“耕作制度”这四个字，但是其中对于农作物生产时间、操作步骤的安排以及要求等当中，早已对耕作制度这样的重要术语有着自己的表达，但是由于我国的农书典籍存世较少，章目不全，表述差错、解释不同等问题，其中部分耕作适度也无法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为了深入理解我国古代农书中对耕作制度的研究，有必要厘清古代农书中具体的词语表达方式，对于我们研究古代农业技术，弘扬民族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有关农业术语“耕作制度”的文章

经过资料的详细检索，在目前的我国古代农书及典籍中虽然对耕作制度有较为详细的分析，但是没有出现术语“耕作制度”一词。在现代书籍与各种有关论文中，有很多对耕作制度进行研究的文章，其中都对耕作制度的含义作用进行了科学规范的分析，但是并不是从语言文字角度进行直接分析的。有一部分文章对我国的科学术语规范进行研究的文章，但是没有对耕作制度一词进行专门的分析。所以，可以说针对“耕作制度”一词进行单独分析研究的文章没有查阅到。下面从几个方面对查阅的文章进行简单综述。首先，对于术语的研究文章很多。我国很早就重视术语的规范化，早在战国时期，荀子的《正名篇》中，就有六分之五的内容谈到有关术语的间题。到了本世纪初，术语工作更向前发展，1932年，成立了南京国立编译馆，制定了严格的术语审订程序，出版了《化学命名原则》一书。解放后，我国的术语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50年，“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成立，制定了“统一学术名词工作的初步方案。”1984年，成立了“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订委员会”，1985年，又成立了“全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这些组织在术语的拟制和规范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一定成绩。其次，对于耕作制度概念的研究分析。在很多的教材与文章中，很多人提到了“耕作制度”的含义。词典中给它下的定义是：农作物栽培的方式及用地、养地农业技术体系的总称,又称农作制度。它以种植制度和作物布局为中心,包括土壤耕作、栽培、施肥、灌溉、水土保持、植保等农业技术措施的综合运用。陈启锋在《论中国耕作制度》（1983年福建农学院学报）中，认为耕作制度是刊用耕地(及其所处的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组织作物生产的一项农业技术措施制度。孙声如在《试论我国古代耕作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中把我国古代的耕作制度分为抛荒制(公元前6000年以前)、轮荒制(公元前6000年一一西周)、连作制(东周一一秦)、轮作制(西汉一一南北朝)、二熟制和多熟制(隋唐一一清)。《齐民要术•种谷》：“凡谷田，绿豆、小豆底为上，麻、黍、胡麻次之，芜著、大豆为下，谷田必须岁易。”所谓“岁易”，就是轮作换茬的总结。另外，我国古代《汉书•食货志》引李悝的“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不勤，损亦如之。”《荀子•富国》中的“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晋书•傅玄列传》中的“耕夫务多种，而耕暵不熟，徒丧功力而无收……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齐民要术•种谷第三》中的“顷不比亩善。谓多恶不如少善也。”等等，都是对耕作制度的阐释。对于《齐民要术》进行研究的文章很多，其中大部分是针对耕作制度的。如：游修龄《从“齐民要术”看我国古代的作物栽培》(《农业学报》1957年第7期)；古世禄《“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谷子品种不是86个》(《山西农业科学》1981年第10期)；李家文《从“齐民要术”看古代蔬菜生产》(《大众日报》1961年12月9日)；匡明纲《“齐民要术”中的果树遗传育种》(《中国农史》1985年第1期)；游修龄《从“齐民要术”看我国古代的肥料科学》(游修龄编著《农史研究文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7月)；万国鼎：《“齐民要术”所记农业技术及其在中国农业技术史上的地位》(《南京农学院学报》1956年第1期)。等等。

三、《齐民要术》关于农业术语“耕作制度”的确切表述

《齐民要术》的语言具有专业性、口语性和地域性的特点。书中蕴含着众多的农业专门术语，贾思勰在自序中说：“鄙意晓示家童，未敢闻之有识，故丁宁周至，言提其耳，每事指斥，不尚浮辞。览者无或嗤焉。”经过分析，在《齐民要术》中没有直接出现耕作制度一词语，但是整个一本书都是围绕着耕作制度的介绍来展开的。其中重点介绍了“畎亩法”、“区田法”、“代田法”、“轮作法”，这些耕作方法本身就是对耕作制度的描述，贯串着中国古代农耕制度中“精耕细作”精神。我们可以从《齐民要术》中看到很多对耕作制度的描述性语言。如：“（苗）其弱也欲孤，其长也欲相与俱，其熟也欲相与扶。”（《齐民要术•杂说》引自《吕氏春秋》）。反映了早在先秦时代，人们已经认识到分行栽培有利于作物的快速生长，因此有了横成行、纵成列的分行种植技术。对于南方水田耕作技术，主要指耕、耙为主的整地技术，和以耘田为主的水田管理技术，在《齐民要术•卷二》中也有简要的介绍，交待了耕播锄耰的要领（当时尚无“插秧”技术）。这是对我国古代旱地作业技术的描述，中国历史上虽然有较为发达的水利事业，但却长期滞后于农业的发展，加上自然方面的原因，使得干旱成为农业发展的最大不利因素。抗旱耕作技术是中国农业在数千年时间里得以持续发展的原因之一。《齐民要术》一书在谈到耕作技术的时候，没有开篇就直接介绍耕作技术，而是首先提到了耕、耙、耱等重要的农具，可见工具对于农业发展的重要意义。《齐民要术》归纳概括了我国黄河中下游的地理特点及气候特征：处于内陆地区；冬冷夏热，四季分明，春季或夏季降雨量稀少，降雨时多为暴雨。鉴于这种独特的气候状况，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对抗旱保墒（保墒即保持田地里的湿度）方面的问题做了详尽的探讨。从汉代开始，连年种植在华北的许多地区已是司空见惯，到了贾思勰生活的北魏时期，民间开始推广实施轮作制，并且出现了多种形式的间作套种方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给我们提出了一套完整而又复杂的大田作物的轮作，即“作物轮栽”法。针对北方干旱少雨的情况，《齐民要术》中对怎样打井浇地、积雪、冬灌等等问题，都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创见。特别是总结了耕、耙、耱、锄、压等一整套保墒防旱的技术。对于这些环节之间的巧妙配合及灵活操作、运用都做了系统的归纳。《齐民要术》中列举了形式多样的耕作方式，有深耕、浅耕、初耕、转耕、纵耕、横耕、顺耕、逆耕、春耕、夏耕、秋耕、冬耕等。并详细说明了每一种耕作方式适用于哪些情况，如何具体操作等。在农作物的田间管理过程中，他强调农作物要多锄深锄，锄小，锄早，逐次调整中耕深度。此外，对于已经耕坏了的土地，作者也记述了补救和改良的措施。《齐民要术》在耕作技术上注重培养地力，提倡多粪肥田、绿肥轮作。它提倡“粪种”，施用有机农肥，直接为作物提供养分。为此还总结出施肥“三宜”经验：时宜、土宜和物宜。《齐民要术》提及的有机肥料有苗粪、草粪、泥粪、人粪、畜粪、骨蛤灰粪、渣粪、黑豆粪、皮毛粪等，都是农民辛苦制作的有机农肥。书中认为，粪有生熟之分，有些肥料在未经发酵腐熟之前使用，不仅无益，反而有害。施用有机肥，确保地力不衰减，是中国生态农业的关键性措施。书中还记叙了种子单选、单收、单藏、单种种子田、单独加以管理的方法。为了保证种子入土后能够保持完好，并顺利的发育成熟，长出健康的嫩芽，《齐民要术》意交待了播种前要做的准备工作。书中还介绍了水选、溲种、晒种等多种处理种子的方法，在育苗的步骤中提到了水稻的催芽技术。《齐民要术》中介绍了主要粮食及经济作物在具体情况下的播种比例。如讲到种小豆时，书中记载到：夏至后十天种小豆是最佳的时节，一亩用豆种八升。初伏终了下种稍差，一亩用一斗豆种。

耕作制度论文篇2

关键词：耕地保护；社会责任；外部性理论；对策分析

我国是一个典型的人多地少的国家，因此，保护耕地是一项基本国策也是国民义务。对于耕地均衡性不足的情况来说，提升保护耕地的效率，实施相应的保护政策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多年来，专家学者致力于耕地保护的研究，提出了很多具有代表性的问题，但是，归结起来就是社会成员对耕地保护没有较高的意识，因此，保护耕地这一国策长期被忽视。另外，我国还积极地借鉴其他国家对耕地保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全方位地提升国民的耕地保护意识。

1 我国耕地保护的社会责任制度

1.1 耕地保护的外部性

这一理论最早是有英国学者提出，所谓的外部性就是指个人的收益和社会收益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第三方在获得或者是没获得许可的情况下得到一部分收益。耕地保护的外部性就是指耕地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土地使用者所创造的收益被其他人分享，这种外部性的存在使得土地使用者本身的利益受到严重地影响，更不利于耕地的生态性。

众所周知，耕地也可以看做是自然资源的一种资源，经济性较强。耕地的经济性是可以被使用者独享的，作为特殊的资源类型，耕地的主要特点如下：第一，耕地的社会稳定作用。粮食是保证国泰民安的基本条件，不容忽视。粮食在国际竞争中也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对于我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只有解决人们的温饱问题才能够加强经济和社会的建设，保证代代人能够繁衍生息。第二，耕地的社会保障作用。虽然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是长期以来，农村还需要依靠耕地来解决诸多问题，包括养老问题，吃饭问题等。如果农民失去了土地，社会的保障性就受到了严重地威胁，必然会给社会的整体稳定性带来严重地影响。可见，耕地对于社会的稳定作用巨大。第三，耕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要想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土地必然需要被充分利用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因为，土地乃立国之本。如果对耕地资源的保护力度不够，就会出现以过度开发土地作为前提的经济发展，这样人类本身就会受到大自然的严惩。

1.2 耕地的公共物品属性决定耕地的社会责任

公共物品属性本身就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进行分析的，所谓的公共物品就是指物品本身具有非竞争性，为社会成员所共享。耕地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之间具有一定的联系性。从经济效益方面看，私人对其进行保护就具有竞争性。在耕地耕种的过程中，使用者需要播种作物，在最终的农产品竞争的环节存在着一定的竞争性。从社会和生态效益两个方面来说，其又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不会随着社会成员的增加而变化，因此，又表现出一定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因此，从后两个性质上看，社会成员有权利和义务对耕地进行保护，并且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可见，为了提升耕地的公共效益，促进社会效益的良性循环和发展，社会公众需要对耕地进行保护。这样还能够从某种程度上调动农民工作的积极性，在降低农民投入成本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体现出社会的公平性。

1.3 我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有利于保护耕地

社会主义公有制背景下的耕地只是由农民掌握土地的使用权，但是并不是土地的所有者。耕地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所有者，因此，可以将土地的所有者看做是社会公众。公众在享受土地资源所带来的效益的同时必然要承担相应的义务。这样就自然而然地将公众对耕地的权利、责任相互结合。虽然耕地的使用者是农民，但国家也根据耕地使用的现状采取了多种优惠政策，既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同时也对耕地的社会保护责任提上日程。可见，公有制对耕地的保护上体现出一定的优势。

2 增强我国耕地保护社会责任的对策建议

2.1 加强耕地保护社会责任的理论研究

在我国，耕地保护的社会责任是一个比较新兴的研究课题，很多相关的理论依据、责任量化标准与方法、相关责任行为等都在不断完善之中。因此，加强耕地保护社会责任的理论研究已成为推行耕地保护社会责任的一个客观要求。当前，特别要加强耕地保护社会行为的责任主体及承担责任方式的理论研究。这是因为任何社会行为都必须明确执行主体，落实具体的责任人，如果社会行为的主体虚化或缺位，就很有可能落入“公地的悲哀”的境地，即名义上人人都有责任，实际上人人都无行动。而耕地保护社会行为的承担责任方式，是社会采取耕地保护的具体措施的落实，是通过国家加大农田基础建设投入或进一步加大对农户的经济直补，还是采取其他措施，这些措施分别有什么理论依据与优缺点等，都必须通过系统的理论研究来提供理论支持。

2.2 提高全社会耕地保护意识

要在全社会中形成耕地保护的自觉行动，让全民都把耕地保护作为自己的责任，这就需要形成全民的耕地保护意识。然而，虽然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强调耕地保护是我国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关系到我国的粮食安全、社会稳定及可持续发展能否顺利实现等重大问题，但目前我国民众的耕地保护意识并不强，有相当部分民众认为耕地只是农民自己的事情。因此，提高全社会的耕地保护意识，是推行耕地保护社会行为的首要任务，不仅要加大耕地在保证粮食安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重要作用的宣传，还要普及耕地在农田耕作传统文化、开放空间、农村独特景观、生物栖息、空气与地下水的净化等方面为社会提供的生态功能方面的知识，让人们认识到耕地不只是为农户带来经济收益，更多是为全社会带来了诸多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全社会人人都是耕地保护的受益者，只有这样，才有望形成全民提倡耕地保护的氛围。

结束语

总而言之，耕地是一种典型的准公共物品，具有强烈的外部性，由此决定了耕地保护并非是某个集体或个人的责任，而是整个社会的责任。在国外，许多国家在耕地保护的社会化扶持方面已相继建立了一些较为完善的措施体系，而在我国，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耕地保护由社会承担责任，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积极探索构建具有我同特色的耕地保护社会化机制与模式，从而使耕地保护这一基本国策得到真正贯彻落实。

参考文献

[1]张晏.我国现在耕地18.31亿亩[N].中国国土资源报，2012，（4）：4.

[2]钱忠好.中围农地保护：理论与政策分析[J].管理世界，2013，（10）：60-69.

耕作制度论文篇3

【关键词】 耕地保护;土地整治;占补平衡;农业经济

“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耕地保护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关系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始终是我国一件头等重要的大事。2015年6月，对耕地保护作出重要指示，“耕地是我国最为宝贵的资源。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把关系十几亿人吃饭大事的耕地保护好，绝不能有闪失。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依法依规做好耕地占补平衡，规范有序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面对当前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农业发展面临农产品价格“天花板”封顶、生产成本“地板”抬升、资源环境“硬约束”加剧等新挑战，迫切需要进一步落实好耕地保护和节约集约用地制度，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陕西省土地工程建设集团（简称地建集团）作为省属公益性国有独资企业，近年来，通过技术创新累计完成土地整治实现新增耕地面积30万亩（其中关中地区15万亩），探索与实践出了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用地服务保障的有益之路，并对耕地保护以及土地整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入调查研究，提出有效对策。

一、陕西关中地区耕地占补平衡土地整治的有益实践

陕西关中地区指秦岭北麓渭河冲积平原地区，总面积5.55万平方公里，包括西安、宝鸡、咸阳、渭南、铜川五个地级市54个县（市、区），人口密集，工农业富庶，号称“八百里秦川”。加快“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但因关中地处内陆，水资源贫乏，生态环境脆弱，尤其随着工业化进程发展，通过土地整治保障耕地占补平衡问题尤显重要与迫切。陕西地建集团自2010年在陕西渭南、宝鸡、咸阳、西安、铜川等5市14县80乡镇300余村，通过开垦和整理裸地、荒草地、内陆滩涂、废弃采矿用地等土地工程，实施土地整治项目400多个，累计投资23亿元，整治土地16万亩，新增耕地15万亩，有力保障了城市和基础设施发展和省内异地重点建设项目用地需求，为“稳增长、保民生、促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1、取得明显的社会效益

（1）缓解耕地压力，增加就业机会。项目实施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解放出部分农民剩余劳动力，缓解劳动力紧缺，提高劳动生产率，缓解了当地耕地压力。实施中部分安置项目区内闲散劳动力，提高群众收入。项目建成后，农民充分利用完善的农业生产设施，发展多种经营，降低生产风险，收入稳定提高。

（2）增加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质量。通过田块的平整、水利设施的配套、土地的集约利用、耕地经营的规模化，极大的改善土地利用条件，提高耕地质量，增加耕地面积，提高土地的生产效率，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促进农村主导产业的发展。

（3）显著改善农业生产条件。项目以农田水利建设为突破口，力求旱涝保收，注重从根本上改善生产条件及农田灌溉用水。项目区内路相通、渠相连，道路硬化，灌溉用水得到保障，灌溉面积增加，提高了抗御自然灾害能力，改善了生产条件，发挥了长期生态效益。

2、产生良好的生态环境效益

（1）提高植被覆盖，改善生态环境。沿道路、田坎布置农田防护林，形成林带，涵养水源，增加了植被覆盖率，改变了项目区田间小气候，降低风速，减少蒸发，提高湿度，有效地抵御了干热风对农作物的侵袭，对自然灾害具有巨大抗逆性，区域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2）保护土地，提高土壤质量。土地整治使“其它草地”等未利用地被整治成为耕地，土地荒芜面积大大减少。整体投资开发总量70%以上的土地，经过整治变成规格化水浇良田，土地得到保护，土壤质量得以提高，“渭北金腰带”效益名副其实。

（3）兴修水利设施，防止灾害发生。项目区种植农作物使得原来降水得到利用，减缓了形成径流的流量以及流速，减小了对坡面水土的冲刷，土壤流失大大减小。灌溉网系建设，起到蓄水保土作用，减弱了地表径流量，使洪涝、干旱灾害出现的频率降低，提高灌溉保证率，为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生态环境。

3、产出较好的经济效益

（1）产出效益。综合考虑关中地区市场需求和土地适宜性，新开农地产年亩产小麦400kg、玉米450kg，每kg单价2.6元、2.4元，5年累计产粮50万吨，产值超过10亿元。新增耕地运作成本500元/亩，新增耕地成本投资1.98～2.23万元/亩，低于2.5万元/亩的全国平均水平。

（2）年纯收入。土地整治项目平均资金回收期为18-20年，静态投资收益率为4.71 %，每万元投资新增耕地数量0.56亩，经济效益较好。因整治改善了生产条件，提升了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程度和劳动生产效率，生产成本降低，也带来可观的间接效益。

（3）耕地质量提高。通过整治及基础设施配套，项目区耕地面积增加，土地质量得到提高，又因改善了农田灌溉条件，并经通过后期耕作，生地变熟地，耕地质量得到进一步提高。

二、土地整治耕地占补平衡实施过程中的矛盾问题

陕西地建集团基于对关中地区实施土地整治调研现状发现，耕地占补平衡耕地保护执行实施矛盾凸现，整治积极性受挫，相关利益纠结等新情况，必须有效应对及时解决。

1、耕地后备资源已十分匮乏

（1）相对数量大，绝对数量小。依据《耕地后备资源调查与评价技术规程》，陕西地建对实施项目涉及的12县31万亩现有可开垦和整理为耕地的裸地、荒草地、内陆滩涂、废弃采矿用地进行调查和摸底，综合考虑海拔、坡度、交通、土壤、光照等因素，分析出海拔高度1300米的土地11.8万亩，占后备资源的38%;坡度大于25°的土地8.4万亩，占后备资源27%;裸岩石砾地1.2万亩，占后备资源3.8%。实际后备资源预计可新增耕地4.9万亩，仅占后备资源总量的16.1%。

（2）图斑面积大，可开垦面积小。按照省耕地占补平衡项目管理办法项目立项要求，许多图斑面积大，但可用补充耕地面积有限。主要是因为地块坡度大、海拔高、树木多、土层薄，需要大量外运客土。

（3）地块分散、零碎、集中连片少。位置偏远，交通不便，给项目申报、踏勘、立项、规划设计、实施管理都带来困难。

2、林地垦造及耕地利用空间存在矛盾和障碍

目前，陕西关中可以开垦为耕地的未利用地几乎均已开发，剩余70%以上的“造地”位置大都有林木覆盖，地类划分属于林地与耕地“模糊地带”。一些未利用地类在同一片区域，林业规划中被确定为“宜林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却被称为可作为耕地后备资源的“未利用地”，城乡建设规划中又可能规划为城市“建设预留区”，常常发生许多内耗、浪费和重复投资现象。

3、盐碱地治理及沿黄湿地围垦造地不能保证耕地指标

相关部门没有对此进行垦造耕地的积极性，出于利益驱动往往把其直接围成用于旅游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建设用地，用于发展二三产业。另外，目前剩下的都是围造条件相对差的地方，在该地区实施土地整理和造地难度大，沿黄一些地方没有完成造地任务的，就退而求其次欲在低丘缓坡造地来抵补任务，使原有后备资源更趋紧缺。

4、已垦造耕地中不同程度存在质量问题

陕西省用于垦造耕地的直接投入平均每亩为2万元左右，垦造耕地成本已经不低。但新增耕地无论从立地条件还是肥力水平来看，与占用耕地仍有一定差距。按照耕地质量管理办法，验收的肥力指标按照熟地制定，要求先补后占;而现实中是现造现用，新造耕地肥力指标显然达不到验收标准，就不能用于耕地占补平衡。

三、推进耕地占补平衡土地整治的应对举措

当前，国家正在整合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补助资金、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投资等，集中力量开展土地平整、农田水利、土壤改良、机耕道路、配套林网电网等建设，力争2020年全国建成8亿亩高标准农田。基于此，必须紧抓政策机遇，采取有效对策进一步推进占补平衡实施。

1、按新政策要求，切实做到“占优补优、占水田补水田”

土地整治项目立项要严格执行“占优补优、占水田补水田”政策。进行土地整治，在增加耕地，提高土地利用率同时，改善耕地质量，提高耕地产出率，促进项目区产业结构调整。通过内部挖潜，在复垦和整理上下功夫，通过对工矿废弃地整理、旧村庄改造、空心村整治，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措施对建设用地进行必要整理，既集约节约利用土地，又改善生态环境，减少非农建设对耕地需求，保护耕地资源。

2、以高定位编制实施土地整治规划

目前陕西省15°-25°的坡耕地占耕地面积的12.58%，而大于25°的陡坡耕地占到耕地面积的23.50%，主要集中在汉中、安康、商洛、延安、榆林等市，占全省25°以上坡耕地面积的90%以上。渭北地处浅山丘陵，补充耕地坡度多为在15°以上。陕西省“十三五”土地整治规划编制应定位为最高层面的规划设计，充分认识复杂性、系统性，土地整治规划要契合“四个全面”、经济发展新常态、生态文明建设、区域发展三大战略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等战略需求。

3、综合考虑成本因素，适当扩宽补偿范围

近年来虽然多次大幅度提高耕地开垦投资标准，但部分土地整治项目在预算编制时，在项目区青苗、树木补偿、房屋、坟地等拆迁上，没有考虑必要的资金投入，增加了施工难度和项目承担单位协调难度，应适当扩宽补偿范围。

4、确保土地整治质量措施

实地踏勘调研，召开群众座谈会，做好前期论证、调研，使得设计符合实际，科学合理。项目严格按建设项目管理程序进行，严格落实项目管理“五制”要求，加强工程监理，对施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加以研究和解决，确保施工质量。加大隐蔽工程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做好现场记录，发现问题及时整改。严格执行变更程序，经项目涉及村组申请，项目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承担单位、设计单位同意，有批准权限的部门批准方可实施，杜绝随意设计变更和工程量增减情况发生。项目实施邀请有责任心、威信高的镇、村干部为质量监督员，协助做好项目管理，切实保障工程质量。

5、加强对新开垦耕地的管护力度

一是在项目设计预算上适当增加项目区外道路交通投资，解决因交通不便群众不愿耕种的问题。二是进一步明确土地所有权的管理责任，在一定年限内实行管护补贴和种粮奖励，激发土地所有权人保护耕地的责任心和粮食种植的积极性。三是从耕地开垦费中提取一定比例资金，设立项目后期管护基金，用于补充耕地后期管护，确保发挥长期效益。

四、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土地整治工作的思考建议

按照2015年7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意见》，只有切实发挥土地整治对耕地占补平衡政策的协同推进作用，才能坚守耕地红线，做到面积不减少、质量不下降、用途不改变，稳定提升粮食产能。基于调研，提出意见建议：

1、完善耕地保护政策，建立占用耕地论证制度

（1）进一步完善“台地产业，坡地村镇”政策。鼓励产业园区和村镇建设利用低丘缓坡地，尤其是山区、低丘缓坡 地区农村建房不能占用耕地，只能用坡地。

（2）进一步提高占用耕地成本。当前，建设占用耕地的成本远低于占用低丘缓坡的成本，要用经济手段倒逼少占平原区耕地，多用低丘缓坡非耕地。

（3）建立占用耕地论证制度，土地利用规划、城市扩展、村镇建设、能源交通水利等建设占用平原区耕地都要进行专家论证，未通过论证的，行政部门不能批准建设项目。

2、进一步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共同责任制度

目前耕地占补平衡责任主体是各级政府，虽然政府成立了造田改地领导小组，相关部门为成员单位。但大多流于形式，效果一般，除了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感到有压力和责任外，其他部门与耕地占补平衡关系不大，考核责任也是如此。要进一步研究细化和明确各相关部门责任，加强对相关部门的考核，建立耕地占补平衡责任追究制度。

3、制定垦造耕地与林地管理相衔接政策制度

坚决纠正国土部门按垦造耕地立项，林业部门按林相结构调整立项，造成垦造耕地通过验收后又种植经济林按林地验收的情况：

（1）加强林地与垦造耕地规划衔接，实现“两规”合一。

（2）建立垦造耕地选址立项两部门共同到场制度，研究涉林造地的标准，特别是水土保持的标准，尽量少占林地或不占林地。

（3）探索研究大片林地中布局一定量的耕地对生态的影响度，部署林地生态环境对耕地的承载容量等课题。

4、改进和完善耕地质量评价制度

（1）因地制宜，分类制定耕地质量标准。丘陵山区与盐碱地等造耕地的质量标准应有所区别，同时根据现代农业的发展技术水平，制定土壤肥力标准。

（2）尊重客观规律，建立分阶段验收制度。按耕地形成规律分两个阶段验收，第一阶段是在垦造耕地工程竣工后，按耕地工程建设标准和设计方案验收;第二阶段是在新造的耕地进行几年的培肥与地力提升后，按熟地的标准验收。

5、完善耕地质量保护制度，制定耕地质量等级国家标准

（1）划定永久基本农田，确保基本农田落地到户、上图入库、信息共享，完善耕地保护补偿机制。

（2）按照“谁受益、谁管护”的原则，明确责任主体，建立奖惩机制，落实管护措施。有条件的地方在坚持农地农用和坚决防止“非农化”的前提下，根据农民意愿统一连片整理耕地，尽量减少田埂，扩大耕地面积，提高机械化作业水平。

（3）实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分区域开展退化耕地综合治理、污染耕地阻控修复、土壤肥力保护提升、耕地质量监测等建设。逐步扩大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与种植结构调整试点，全面推进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土壤剥离再利用。

【参考文献】

[1] 韩霁昌编著.土地工程概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3.

[2] 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中心编著.中国土地整治发展研究报告.2[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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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罗进荣等.浙江省耕地占补平衡制度的实践与思考[J].土地整治动态，2015.9.1-5.

[5] 周杨武等.我国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地区差异研究[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5.36（1）22-30.

耕作制度论文篇4

第一，由国家民委主持编辑，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概况)(以下简称概况)，关于基诺族历史上的“游耕农业”有这样一段叙述：新中国成立以前……，刀耕火种，轮歇游耕的原始农业还占主要位置，由于土地不固定，因而形成“地跟山转，人跟地走，寨跟山跑，广种薄收”的原始游耕农业。再有，1988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双版纳国土经济考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第156页中写道：“基诺族由于土地不固定，因而形成了地跟山转，人跟地走，寨跟山跑，广种薄收”“当村寨周围的森林砍光，无法再进行轮歇耕作时，基诺人便举族而迁，整个村寨迁往他处。”

第二，周新文和陶联明在《民族研究》1997年第3期发表了论文《基诺族不是“游耕”“游居”民族》(以下简称周文)。文章说：“笔者从小生长在基诺山，是土生土长的基诺人，对基诺山的风土人情，自然风貌了如指掌。”周文认为上述第一种意见失实。“基诺族山民们只能在本寨拥有的土地上耕种，这恐怕称不上‘游耕’吧?”

第三，石奕龙在《民族研究》1999年第5期上发表了《基诺族是游耕民族而非游居民族——与周新文、陶联明同志商榷》(以下简称石文)，认为：在人类学、民族学的文献中，刀耕火种也称游耕、山田烧垦、初耕农业、园艺式农业、降雨农业等。游耕是刀耕火种的一种指称，它强调的只是耕地变动性较大这一特征，而与游居无必然联系。周新文、陶联明同志既然承认基诺族过去从事的是刀耕火种的农业生产活动，那么就无法否认基诺族是从事游耕农业的事实。因此，基诺族是游耕民族的说法并没有错。但是，游耕并非游居，把基诺族视为游居民族则不妥，应该说解放前的基诺族是游耕民族而不是游居民族。

笔者认为上述三种意见是围绕基诺族是不是游耕民族进行讨论的，但是，三者都忽略了对基诺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给予更准确的历史定位，因为这实在是讨论这一问题的非常重要的大前提。由于三者忽略了这样的重要问题，也就使三种意见先后步入了误区，反而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概念的混乱，应当预以澄清。

一、中国是否存在“游耕民族”有待查考，不能称基诺族为“游耕民族”

上述石文中认为：“在人类学、民族学的文献中，刀耕火种也称游耕、山田烧垦、初耕农业、园艺式农业、降雨农业等。游耕是刀耕火种的一种指称……。”人类学和民族学应当是比较年轻的学科，但是，由于这两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人类和民族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所以，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文献就不只是现在发表的那些田野报告一类的，也不只是有关的人类学和民族学专著和论文，肯定应当把有关人类和民族的历史文献包括在内。所以，我的研究是从查阅这些历史文献开始的。

基诺族是不是游耕民族?首先要看一看历史上是不是有相关的记载?

我在《四库全书》的电子版中输入“游耕”一词，检索结果一共得到八条，其中两条是人名，另外六条中，“游耕”都是两个词，比如：“优游耕读”，这里的“游”和“耕”是两个古汉语单音词，和上面那些述论的“游耕”没有关系。这也就是说，全部《四库全书》中不含有“游耕”这个词。这大体上说明“游耕”，在《四库全书》所涵盖的语言范围内是一个不存在的概念。上述有关基诺族是不是游耕民族的论争中，三位作者所使用的“游耕”概念，应当是一个有待查考其来源的词。这大体上说明中国历史上不存在“游耕民族”这一说法，基诺族也是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大概也不能称其为“游耕民族”。

我又查阅了目前国内出版的最大的汉语词汇工具书——《汉语大词典》⑴在这部大型工具书中，也没有收入“游耕”一词。

基诺族究竟是不是游耕民族?这显然是和本民族的历史相联系的，也是要和中华民族的整体相联系的。在上述文献中找不出“游耕”这样的词汇，这说明：基诺族是“游耕民族”——这种说法本身是需要推敲的。因为任何民族的概念都是有丰富的历史内容的，而用一个说法本身还成问题的提法来定义一个民族，显然是有其不合适的地方的。因为用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可能并没有的概念来概括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任何一个民族，显然都是不一定合适的。因为在众多的民族历史文献中，我们都难以查到“游耕”这样一个词，显然，在事关民族性质这样一个历史范畴的概念，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慎用，或不用。对于“游耕”这样的概念的使用，不仅在基诺族的研究中要慎重使用，而且在中华民族的其它民族的研究中也应当慎重使用，在民族史的研究中更要慎重使用，以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混乱。

当我检索“刀耕火种”时，一共在《四库全书》中检索出144条，其中的内容大多说的是我国南方民族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刀耕火种”。古时候也叫“畲田”。“畲田”一词在《四库全书》中共检索出317条。两者相加共461条。这说明有关“刀耕火种”的历史记载材料是非常丰富的。

石文中说“刀耕火种也称游耕”，“游耕是刀耕火种的一种指称”，正是把刀耕火种的内容，装进了在历史文献中难以查到的“游耕”这样的概念中，进而在周文指出事实错误之后，仍然很肯定地认为基诺族是游耕民族，这就不是一个事实错误的问题，而是理论和概念的混淆问题。这样做是否合适?我在下面会讨论这个问题。

我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该如何准确地为基诺族定位。上述三种论点的作者都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我认为这种定位是讨论基诺族是不是游耕民族这一问题的必要前提条件。

二、基诺族是从事刀耕农业的民族，轮作制为其重要特点

首先需要讨论的是基诺族的生产生活方式，研究这个民族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的生存状况，这些问题显然对于回答基诺族究竟是不是游耕民族，应当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必须面对基诺族的历史与现实，并在此基础上给予准确地定位。

杜玉亭先生说：

“基诺族有一万余人，主要聚居在西双版纳景洪县的基诺山，其主要生产部门是为人们提供衣食之源的刀耕火种农业。因为基诺山是无坝区的纯山区，居民们选择刀耕火种农业是势所必然。刀耕火种是一种形象的成语，用刀把轮歇山地的林木砍倒即等于农田的耕，把晒干的林木烧成灰烬变为肥料就等于农田的种(不然就不能种，种了也无收成)，因此，山地农业的主要生产工具是刀类，其次是装有铁头的播种用的剁铲，以及铲草的小手锄等。这类生产工具与内地犁耕汉区相比，是相当原始的，但其主要生产工具已是铁器，这些铁器可以适应刀耕火种的需要，其山地旱谷的产量一般可达籽种的30倍，个别经验丰富的农民的山地，曾达到亩产千斤(市斤)旱谷，这一产量并不亚于附近汉族的牛耕地。因此，基诺族生产力的特征主要不在于生产工具的原始，而在于生产上的一体趋同性。

刀耕火种农业的一体趋同性，可以在如下的年度周期主要生产项目中得到说明：一月(此以下皆用夏历)，备耕，砍树修技乎整土地；二月，开辟防止山火蔓延的山地防火道，开始烧地、种早包谷；三月，继续辟防火道，平整土地，盖山地茅棚，种棉、玉米、瓜类等，四月，在大面积山地上烧地，种早稻和豆类、高粱等；五月，为山地打栅栏，开始除草；六月，除草，打棉花尖等；七月，除草，修补山地栅栏，开始在明年种的山地上砍树——刀耕；八月，除草，刀耕；九月，收早稻、早玉米、棉花，护秋管理；十月，收割早稻等作物；十一月，收割、脱粒、入仓；十二月，备耕，把砍倒的树枝砍下堆起烧掉，乎整土地。上述基诺族年度周期的农业生产活动，从表面上看是依节令变化而从事的不同生产项目，而且文明时代的农业也有类似年度周期的生产活动，但基诺族的年度周期生产活动可以显示全民一体性，即不论男女，也不论具有权威性社会地位的长者和巫师，全体村民都要根据这一生产周期，把一年的大部分时间投入山地农业劳动，而在汉族式自然经济下的农村，是不存在基诺族刀耕火种农业生产的这种一体趋同性的。”⑵

很显然杜先生把基诺族的生产方式定位于刀耕火种，他们的社会生活也是以此为重点，并形成了一年中主要生产活动的周期。由此决定了基诺人的一体趋同性的特点。这抓住了正确认识和把握基诺族社会生活的关键所在。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根据杜先生的研究成果，基诺族是从事刀耕农业的民族。其生产力水平不亚于从事牛耕的汉地农业，尽管他们从事的是刀耕火种的农业生产。而在古今中外的刀耕农业中基诺族的特点是：一体趋同性。有关这一特点杜先生的论文有详细的论述，从略。

事实上，学者们把农耕民族耕作方式概括为三种：刀耕农业、锄耕农业和犁耕农业，到了近代才有了机械化肥农业。杜先生的文章正是抓住了基诺族农业耕作方式上特点，将其作为一种刀耕农业经济形式的典型。

杜玉亭先生所著《基诺族简史》有一段阐述：“以‘刀耕火种’为特点的山地农业是基诺族的主要生产部门，除个别村社使用畜力犁山地外，大多数村社都是‘刀耕火种’，农具基本上是铁制的……。以巴亚寨为例，这里的山林按惯例分为十三大片，每年砍伐其中的一片，一般耕种一年即丢荒，十三年后这里又长出茂密的森林，又轮到它被砍伐耕种”。请注意：杜先生这里还是没有把刀耕火种和游耕联系起来，而且这里杜先生用事实说明，基诺族实施的是十三年轮作制。而轮作制是刀耕农业的最重要内容和特点。

所以，作为土生土长的基诺人。周新文和陶联明二位先生对于《概况》和《报告》两书说基诺人是游耕游居民族的说法，显然是有必要纠正的。但是，他们在纠正这些说法的同时，并没有对基诺族的社会经济生活给予清楚的历史地位。周文只是说明基诺族不是游耕游居民族，而对于基诺族究竟是什么民族，没有给予清楚的界定。

而杜玉亭先生抓住了基诺族的农业生产特点，认为基诺族从事的刀耕火种的农业。它是历史上农耕民族的三种耕方式之一——刀耕农业，它与另外两种——锄耕农业和犁耕农是并列的。这恰恰是基诺族的典型的农业经济型态。这样既表达出了基诺族的生存经济和生产方式上的特点，也可清楚地将其归之于历史上农耕民族的三种耕作方式之一。这样也就可以用规范的学术语言来描述基诺族自身的特点了。

“游耕”不是描述中国历史上民族的规范语言，而且不能概括基诺族的农业经济形态和生产方式，也就不能认为基诺族是游耕民族。再有“游耕”在中国古典典籍中有关民族学的文献中是一个不一定存在的概念。

这说明上述杜玉亭先生用“刀耕火种”的农业来概括基诺族的生存经济，不仅与历史研究中的刀耕农业、锄耕农业和犁耕农业的划分标准相符合，也是符合中国历史上对于南方少数民族生产和生活方式描述所使用的通用概念。

杜先生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使用了规范的学术语言和概念来描述，而且还在于这是他对基诺族历史与现实的实际情况，作出了深入的研究后得出了的规范的研究成果。这种成果应当得到应有的尊重。详细情况，请参见杜先生的有关论著。

三、有关“游耕”和“游居”的几个问题

如果说关于基诺族“游耕”上述第一种说法，是由于事实不明，当周新文、陶联明二位先生以地生土长的基诺人的身份指出了这种事实错误之后，石奕龙先生的文章仍然主张基诺族是游耕民族，这就不是一个事实不明的问题了，而是理论和概念的辨析与使用上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石文首先把游耕与游居区别开来。他说：

“……可见，这样的游耕是有计划和有规律的，即它是根据森林的再生周期和是否满足该族群生息的要求来计划的。而且，游耕只是耕地的变动性大、游动性大而已，它不一定导致‘游居’。因此，游耕与游居是两码事，前者指刀耕火种的田地游动性较大，而后者指的是居住方式的游动性大。

周文既然承认基诺族是从事刀耕火种耕作方式的民族，那么，就无法否认基诺族是游耕民族的事实。把基诺族界定为游耕民族并没有错误，错误的是把基诺族界定为‘寨跟山跑’的‘游居’民族。由于基诺族在用刀耕火种的耕作方法从事生产时，并没有因变换耕地而迁徙村寨，所以，把他们视为‘游居’民族没有事实根据。基诺族是游耕的民族，而不是游居的民族，这样的说法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

对于石先生上述说法，我认为有几个问题需要辨析：

第一，石先生把游耕与游居区别开来，游居甚至是比游耕更加不常用的概念。笔者孤陋寡闻，此前从来没有见到这一说法。石先生在文章中也没有给我们提供出哪些人类学和民族学的著作中使用了这一概念。就是在石先生本人担任副主编的《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中也查不出“游居”一词。在同一本书中，我们查到了“游耕”一词：

“游耕(shiftingorswiddencultivtion)刀耕火种的一种特殊形式，指一个民族在一定范围内不断迁徙，开辟新的耕地的耕作方式。其基础是该民族拥有超出其实际耕作所需要的土地。它以树木、杂草的灰烬为主要肥料。因此，新开辟的耕地一般使用几年后地力就会消失而无法继续耕作，只得迁徙它地另辟耕地，待旧耕地重新长起树木后再迁回来。如此循环往复，就是游耕的特点。在土地资源丰富人口压力不太大，再生林能恢复原状的情况下，游耕是一种效率很高的耕作方式。但是，也正因为其效率高，容易使人类生存，因而也就导致了人口的不断增长，进而使人们不断地新开辟原生林，最终造成生态的不平衡，使人类受到自然界的惩罚。因而，如何解决目前亚热带、热带地区存在的游耕方式所产生的弊病，是人类面临的一个既重要又严峻的课题。”⑶

我们看到这里“游耕”的释义中还是没有出现“游居”，更没有把游耕和游居区别开来。并且多次出现“迁徙”，既然石先生自己并没有把游居与游耕区别开来，迁徙在一般人的理解中，应当包括居住地的迁徙．因为石先生自己的定义中既然没有做出特别的说明，那就应当符合一般人对于迁徙的理解。尤其是当游耕“因而也就导致了人口的不断增长，进而使人们不断地新开辟原生林，最终造成生态的不平衡，使人类受到自然界的惩罚。”在这种情况下，就一定会导致居住地的迁徙。因为原有居住地已经无法生存下去了。那么，石文中有关游居的辨析，实在是意义不太大了。

我还查到了另一种游耕的定义：

“游耕一种粗放的耕作制度。夏商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下、完全依靠土他的自然肥力种植农作物。这种掠夺性的种植方式使地力很快衰竭。便在部族聚居地换一块土地耕种，将原来的土地撂荒。一境之内可资利用的土地全部轮种几遍之后，地力严重衰竭，短时间内难以恢复，需要长期撂荒，方可再行种植。为了整个部族的生存，便举族迁徙，另寻新的居住点，以相同的程序和方式进行生产这种方式即为游耕。”⑷

这里的“游耕”的定义非常明确：“为了整个部族的生存，便举族迁徙，另寻新的居住点，以相同的程序和方式进行生产。这种方式即为游耕。”这里还是没有使用游居的概念，但是，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游耕是需要“另寻新的居住地点”的。

所以，在周文提供了明确的事实依据后，石文把游耕和游居区别开来，认为基诺族仍然是游耕民族，从他自己给出的游耕概念和其它著作给出的游耕概念，都说明石先生的这种做法有点勉强。

第二，石文中剔除了游居之后的游耕，和需要迁徙游居的游耕，两者相比较，其间的区别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石先生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界定。因为基诺族这样的定居的民族既然是游耕民族，那么不定居的迁徙的刀耕火种民族又是什么民族呢?如果对此没有明确的界定，是不是会引起混乱?因为一般人的概念里，游耕者应当是后者，而不是基诺族这样的从事定居农业的民族。

第三，像基诺族这样的定居民族，其耕作方式既然被石先生称为游耕民族，那么，他们的耕作方式，和轮种的有没有区别?如果有区别，二者又是如何界定的呢?

周文正是由于基诺族实施的轮作制，才认为基诺族不是游耕民族的。周先生在文中说：

“‘这里的山林按惯例分为十三大片’，系指在村寨界限以内的山林‘按惯例’分片的劳作方式，说明本村寨对土地的耕作是有计划的。‘十三年后这里又长出茂密的森林，又轮到它被砍伐耕种’，这种‘惯例’是基诺族先民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符合自然生态的规律。假如西双版纳热带雨林萌生恢复得更快些，基诺族先民也许就不会把山林划分为十三大片，可能是十二、十一片或更少的片数；反之，如果森林恢复得慢，还可能分为十五、十六片甚至更多。这种对土地使用有计划的轮作休耕方式，与土地使用上的无计划、无规律的‘游耕’是两种不同的概念。”

同样，上述引用的杜玉亭先生的文章，也明确指出基诺族是耕作上实行轮作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石先生完全忽视周文中有关轮作制的论述，并且一点也不加以辨析，把这种轮作制说成是游耕。

“轮作农业(croprotationsystem)在同一耕地中按顺序种植多种作物，至某特定年完成一循环的农耕方法。这是为了减少地力消耗、增大收获量、合理进行耕作的一种农耕方法。轮作农业在欧洲最为发达，古老的三圃制，七区轮作则都是典型轮作农业。例如英国目前尚有许多地区实行小麦、饲料、大麦、紫木蓿的四年轮作制，饲料芜菁、大麦、豆类、小麦、豆类、大麦、紫木蓿、小麦的八年轮作制。”⑸

古今中外的轮作制都是因地制宜的，因此，各有其具体的内容。轮作和休耕相联系，基诺族的轮作制就是和休耕直接相关的。轮作制和复种有关，中原汉地的轮作制就这种轮作制。国外有典型的七区轮作制，基诺族则采取十三区轮作制。

无论是七区，还是十三区，都是轮作制，不是游耕。因为同样是轮作，不应当称基诺族是游耕民族。

石文对于周文中有关基诺族实施轮作制的内容视而不见，一定要说基诺族是游耕民族。对此我不能理解。因为不理解，自然也就会发出这样的疑问：既然基诺族的十三区轮作制是游耕民族所为，那么英国的七区、八年轮作制是不是也是游耕民族所为?如果英国人不是游耕民族，那么为什么同样实施轮作制的基诺族一定是游耕民族?

第四，我注意到在由石先生任副主编的《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中“游耕”一词的英译为：shiftingorswiddencultivation。巧得很shiftingcultivation和swiddencultivation都可译为“轮作”。这一点，我在后面会继续探讨。

四、“游耕”概念的混乱与滥用

石文中把许许多多相关的和不相关的内容统统加进了“游耕”这一概念中。

石文引述了一大堆国内外文献，最后总结说：“总之，通过上述所引文献，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讨论或叙述这类包含有刀耕火种耕作方法的农业或耕作方式时，人类学、民族学文献中有‘刀耕火种’、‘园艺式农业’、‘粗耕农业’、‘游耕’、‘降雨农业’、‘山田烧垦’等不同术语或概念。这些术语或概念均用来指称或概括在林地里砍倒树木等清理出一块空地，然后把晒干的树木杂草焚烧做肥料，在雨季开始时种下各种庄稼但并不怎么从事中耕的耕作方式或农业生产活动。在这些名词术语中，‘刀耕火种’一词为我国固有，其余都译自国外人类学、民族学的文献。之所以用词有许多不同，其主要原因是每个名词术语都是根据这类农业或耕作方法中的不同特征而归纳限定的。虽然在界定时存在不同的名词、术语，然而它们所指称的都是一回事。也就是说，刀耕火种就是园艺式农业、粗耕农业、降雨农业，亦是游耕农业。”

原来他把这么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东西统统装进了“游耕农业”这个口袋里。

最后，石先生得出了结论：“周文既然承认基诺族是从事刀耕火种耕作方式的民族，那么，就无法否认基诺族是游耕民族的事实。把基诺族界定为游耕民族并没有错误……基诺族是游耕的民族，而不是游居的民族，这样的说法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石先生论文的另一个支撑点在于，他对于游耕概念的阐述。

第一，石文首先把“刀耕火种”纳入他的“游耕”的口袋：

“在人类学、民族学的术语概念中，刀耕火种(slashandburnagriculture)是人类的生计、取食方式或种植、耕作方式之一。在国内外的人类学、民族学著作与辞典中，都有清楚的界定，如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第89页‘刀耕火种’条曰：刀耕火种(slashandburn，cultivation)又称‘刀耕火耨’、‘火耨刀耕’，指砍倒树木，经过焚烧，空出地面以播种农作物的一种原始耕作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独龙、拉祜、基诺、佤、傈僳、怒、景颇、黎、苗、瑶、彝等民族的部分地区，都不同程度地采用这种耕作法。”

现在我把由宋恩常先生执笔的同一词条中被石先生漏引的部分补上：“刀耕火种农业最早是火种，使用石制工具。发明治铁术以后，就以铁刀、铁斧砍伐树木，焚烧后直接在火烬上播种。随着氏族或村社人口的增加，生产经验的积累，出现了轮作制和休耕制。”请注意石先生漏引了“轮作制和休耕制”。

同一词条：“由于刀耕火种农业耕作技术原始落后，所以在生产中普遍存在互相协作的组织。这种协作既盛行于同一氏族、同一家族或家族之间，也存在于同一村社各家庭之间。刀耕火种对农业的发展曾起过积极作用。是农业民族初期开辟耕地和获取生活资料的主要方式。随着生产工具的进步和天然林地的减少，乃耕火种农业逐步过渡到锄耕和犁耕农业阶段。”请注意宋先生把刀耕火种农业与锄耕农业、犁耕农业并列。

接着石先生引了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民族词典》第20页“刀耕火种”条，在这个词条中同样谈到“刀耕火种的农业逐渐为锄掘农业和犁耕农业所取代”。

值得注意的是：我在石先生所引的这两本辞书中都没有查到“游耕”。就石先生自己引用的和我补充的引文，也看不出把刀耕农业或刀耕火种，纳入游耕的道理何在，相反，这些都可在说明上述杜先生认为基诺族是从事刀耕农业的民族是正确的。

我在《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中也没有查到“游耕”的词条。而是分别查到了“刀耕火种”和“刀耕农业”：

“刀耕火种(slash-and-burncultivation)原始农业时期采用的一种耕种方式。其操作方法是选择合适的林地，用刀或斧砍倒林木，候其干燥后，放火焚烧，开拓出一块荒地，人们即在这样的地面上进行播种。播种的方法因作物种类而异；大粒的种子，如豆类作物通常实行点播，由男子持尖头木棒成竹竿在前面扎穴，妇女儿童跟在后面将种子放入穴内；小粒种子如粟、稗子或几种作物的混作，则采用撒播的方法。刀耕火种依靠焚烧草木后的草木灰作肥料，不必有施肥；依靠焚烧清除杂草，在作物生长期间不必有中耕除草。

出于没有灌溉条件，作物的发芽生长全靠天然雨水。所以选择放火的时间非常重要，如果放火焚烧时适逢大雨，即无法继续下一步工序，要待次年再来。播种完毕以后碰上雨水，就可保证有收成。刀耕火种因没有施肥，种植作物以后，土壤肥即下降，同时第二年的杂草则会猛长。所以通常只能在砍烧地上种植一年(至多二年)后，就得抛荒，另找新的地方砍烧。抛荒的土地经过十来年或更长的时间，地面上恢复了自然植被。才可再次进行砍烧。所以，刀耕火种并非盲目的东砍一年内砍一年，而是一个社群的人往往在一个固定的山地大范围内，进行有次序的轮换砍烧和迁徙居住的生活。刀耕火种的农业生产，只能解决一年生活中几个月的粮食供应、而且不稳定，所以这个时期采集和狩猎的食物来源仍占很大的比重。在人口与林地的比率合适的条件下，刀耕火种与生态环境尚能适应，随着人口的增加、铁器工具的引入，导致人口与林地比失去平衡，抛荒的期限缩短，自然植被无法恢复，出现水久性的光秃山地，水土流失严重，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刀耕火种便成为一种破坏性的耕作制了。(郭文韬)

刀耕农业(slashandburnagriculture)原始农业早期阶段的一种生产形态。刀耕农业即俗称的刀耕火种，在中国古籍上称畲田或畲耕。它的特点是生产工具只有石斧和尖头木棒(或竹子)。其生产过程是先用石斧砍倒树木，晒干后放火焚烧草木，然后在火烧地上点播或撒播种子；在出苗生长期可没有任何除草、施肥等管理，到成熟时去收割。

刀耕农业的起源和田猎的关系密切不可分。原始的狩猎人为了把猎物驱赶到一定的范围内，提高动物的密度，而猎取丰富的动物，他们选择一定的树木和地段，有控制地放火，驱迫动物向密林中躲避，进行围猎(即田猎)。放火的另一目的是让烧焦后的树干来年前发出新的嫩叶。这种新梢嫩叶是麋鹿之类最喜爱的鲜食，可以吸引它们来取食时进行狩猎。在这个反复的实践过程中，人们发现掉落在火烧地上的植物种子生长得特别好(因为草木灰就是一种天然的肥料)，从而引发了人工种植的实践。迈出了原始农业的第一步。

刀耕火种并非任意盲目地毁林，而是有计划地选择对象、在一定的范围内轮番砍烧。由于火烧地上的种植不施肥，只依靠灰烬提供肥力，故从第二年起肥力下降，杂草却因光照条件改善而猛发起来，作物生长受杂草的影响，产量很快下降。人们不得不放弃旧地，而另找新的地点烧垦。被放弃的旧地并非永久不要，而是等待若干年后，原有的树木又恢复成林时，再行烧垦。这使原始刀耕的人只能过相对定居的生活，而在一个大的范围内迁徙，而绝非盲目的流窜。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遭受破坏的林木，仍有恢复成林的机会，所以人与林的生态关系总体上仍处于平衡的依存关系，并不像后世所理解的刀耕火种是破坏森林的野蛮掠夺种植。只有当人口的增殖越过人林平衡点，特别是引入铁器工具以后，刀耕火种的破坏作用才明显起来。刀耕农业所使用的工具如石斧、石镰、石磨盘、磨棒等，可说都是从狩猎时期继承下来的。其中如尖头的点种棒可能是狩猎工具投枪的演变。刀耕农业的播种方式有点播和撒播两种。点播用于大粒种子如稻谷、荞麦、豆、玉米之类。撒播则用于细小的种子口粟、黍、籽粒苋、稗子等。此外，常用的还有混播。即将各种不同作物种子混合播种在一处。在种植块茎作物如芋、木薯的场合，木棒还可用以挖掘，兼是收获的工具。

刀耕农业阶段，采集狩猎还占有很大比重。因为种植作物所得，在数量上只够维持几个月的需要，无法周年供应。在质量上只以供应淀粉类为主，动物性蛋白质和脂肪仍得仰给于狩猎。种植和狩猎在时间上的矛盾，通常是到准备播种起，一切人力服从农事，待播种完毕就可全力投入采猎。认为男子只管狩猎、妇女分管种植是不全面的。(游修龄)⑹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词条都谈到了迁徙问题，郭文韬先生说：“所以，刀耕火种并非盲目的东砍一年西一年，而是一个社群的人往往在一个固定的山地大范围内，进行有次序的轮换砍烧和迁徙居住的生活。”游修龄先生说：“原始刀耕的人只能过相对定居的生活，而在一个大的范围内迁徙，而绝非盲目的流窜。”

再有，二者都特别谈到生态的平衡。

从以上这些材料说刀耕农业或刀耕火种内容非常丰富，其中包括迁徙，也包括石先生所言的游居或定居的民族。上述这些我能查到“刀耕火种”和“刀耕农业”工具书除了其中一本外都没有“游耕”词条。我不明白，石先生为什么要把它们装入游耕中。这种作法，既不符合中国传统的学术规范，也不符合现代的学术术语的规范．至少，游耕不仅中国历史文献中很少见到，而且是当代学术文献中涉及不多的一个概念。

第二，被纳入游耕的还有初级农业。

在石文中说：“而在有的人类学著作中，则把这种horticulture翻译为初级农业，或把这种农业称作粗放耕作、游动耕作或游耕。如恩伯夫妇所著的《文化的变异——现代文化人类学通论》说：“人类学家一般把食物生产系统分为三个主要类型——初级农业、集约农业和畜牧业。”

实际上C·恩伯和M·恩伯在《文化的变异——现代文化人类学通论》这本书中对于“初级农业”的概念界定的很清楚：

“初级农业(horticulture)这个词可能会使人联想到在温室中栽培兰花和其它花卉的‘园艺技师’。但对人类学家来说，这个词的意思是用比较简单的工具和方法(包括依靠自然来补充土壤中植物生长所必需的养料的方法)对一切作物进行的栽培。这些工具通常是手持工具，象点杆或锄头，而不是犁和其他由动物和拖拉机牵引的工具。而且，所用的方法也不包括施肥、灌溉或其它在一个生长季节后恢复地力的方法。

初级农业有两种类型。较常见的一种类型依据的是粗放耕作或游动耕作(游耕)。土地只使用很短一段时间然后就拋荒若干年以便自然恢复地力。在抛荒的那些年里，土地上长满野生植物和杂木林。后来用下面即将谈到的刀耕火种系统开垦田地时，养料就回到了土地之中。另外，一种初级农业依靠的是长期生长的木本作物。一个社会可能会同时实行这两种类型的初级农业，而两类都没有永久性的田间作物耕作。”⑺

作者明白无误地说明游耕只是初级农业的一种类型，另一种类型依靠的是长期生长的木本作物。也就是说可以把游耕装在初级农业的口袋里，而不是相反。石先生恰恰是把初级农业装进了游耕的口袋里。这显然是装不下的。这样做的结果是会引起不必要的混乱。而石文正是由于概念的混乱，导致结论的错误。

第三，被纳入游耕的还有园艺农业。石文中说：“另外，在国外的人类学、民族学的词典中，也有同样的界定与解释，即园艺式农业或刀耕火种就是游耕。”F．普洛格和D．G．贝茨在《文化演进与人类行为》中说：

“园艺式农业虽然不能完全抛弃打猎、捕鱼和采集野生植物，然而，园艺式农业同狩猎一采集不同。它主要依靠的是人类养植的食物，特别处那些用简陋的方式和工具在小块庭院般的地块里生产出来的植物食品(实际上，‘园艺式农业’意即‘对园地的垦殖’)。不同的群体之间，农业技术和其他行为方式存在着广泛的差异。但是，共同的获食战略——小规模的食物生产——造就了定居方式、社会组织和群队之间相互作用上的某些广泛的相似之处。”很显然园艺农业是一种定居农业。

作者也谈到了园艺农业的耕作方法：“所有园艺式农业都具有区别于精耕细作农业的某些特征。第一，同这种耕作方式相联系的是相对简单的技术。一定时期，只有零星的土地得到垦殖。这些小块地又处在没有灌溉、没有犁耕、没有畜力牵引，更谈不上机器操作的情况下耕耘的。仅有的工具是诸如小刀、斧头、挖棍和锄头一类的简陋手工工具。换言之，园艺式农业劳作者和狩猎一采集者一样，仍然主要依靠肌肉的能量来获取食物。第二，相比于精耕细作的农业而言，园艺式农业每英亩的产量要相对低一些。正因如此，人们有时称园艺式农业为‘粗耕农业’，因为每生产一单位的能量，‘粗耕农业’要比精耕农业需要多得多的土地。”⑼

从其耕作方法来看园艺农业是一种简单的粗耕农业。所以，书中明确地指出“园艺式农业的最后一种形式，即目前所谓的‘刀耕火种式农业’仍是最为普通的。”⑽

“伴随着园艺式农业的出现，几乎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其他一些因素。其一就是定居更加固定，附近建立起了永久性的常年定居点。狩猎一采集者将精力花在四处搬迁寻找食物上，而园艺式农业生产者却将精力放在一个地方，即他们的田地的食物生产上。”⑾

这样一来，我们就很清楚了：园艺农业仍然是一种定居农业。至少是趋向于定居农业．作为定居农业怎么可以说是游耕农业呢?至少，我们从作者那里得不到这种说法。而石先生肯定地说“园艺式农业或刀耕火种就是游耕。”

第四，石先生说“在国外的人类学、民族学的词典中，也有同样的界定与解释，即园艺式农业或刀耕火种就是游耕。”他首先举出了罗杰．皮尔森主编的《人类学词汇》：“在人类学文献中，horticulture(园艺式农业)这一术语经常用以描述一种粗放的耕作方法。这种耕作方法常常导致地力的耗尽，而需每隔几年就要清理出新的处女地来种植作物——在某些作品中，这种做法被称为“游耕农业”(shiftingagriculture)。由于使用各种原始的手持工具和缺乏给土壤再施肥的知识，园艺式农业与有着更先进耕作方法的农业不同。”

我认为shiftingagriculture这个英文词的确切内容和翻译，都是需要推敲的。例如：shiftingcultivation意思是轮作。同样，shiftingagriculture有人译为“移动农业”，这里的移动其实是指土地的轮作，因此专业化的译法为“轮作农业”，类似的词汇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extensiveagriculture粗放耕作；efficientagriculture高效农业；inten-siveagriculture集约农业，精耕农业；lowagriculture粗放农业；terraceagriculture梯田农业，等等。因此，把shiftingagriculture译为“轮作农业”可能更好些。至少，“游耕”不是唯一的译法。而我们在前面见到石先生的“游耕”英文为shiftingorswiddencultivation，其实这个词组确切内容就是指轮作。

我也查了有关shiftingagriculture的英文解释。

在EncyclopediaBritannicaArticle中的英文解释是这样的：systemofcultivationthatpreservessoilfertilitybyplot(field)rotation,asdistinctfromcroprotation.Inshiftingagricultureaplotoflandisclearedandcultivatedforashortperi-odoftime;thenitisabandonedandallowedtoreverttoitsnaturalvegetationwhilethecultivatormovesontoanotherplot.Theperiodofcultivationisusuallyterminated……

很显然，将其译为轮作是没有问题的。

在人类学家的著作中对shiftingagriculture是这样解说的：

ShiftingAgriculture3.22.04

Inmanycountriesitisdifficulttosetupagriculturalareasduetolackofspaceoralackofnutrientsinthesoil.Slash-and-burnfarming,orshiftingcultivationasitismorecommonlycalled,referstoaparticularmethodwhichaddressesboththeseproblemsinwhichlandisclearedandburnedinordertocreateasuitableareaforagriculture.Tiffsmethodoffarmingisoftenusedintropicalthirdworldcountriesandareasofgreatpovertybecauseofitsinexpensivenatureaswellasitsrelativesustainability,thoughthemodemerahasreducedthesustainabilityoftiffsmethod.Asitsnamesuggests,slash-and-burnfarminginvolvesclearingawayacertainamountoflandtocreatelashwhichisburnedinordertoopenthespaceaswellasprovidenutrientsforthecrops.Thelandisusedfor2-3harvestsatwhichpointthenutrientsinthesoilareexhaustedandthelandislefttofallowforanextendedperiodoftime.Whilethelandisfallowingthefarmersmovetheircropstoadifferentareawheretheyrepeatthestonemethod.Ideally,theexhaustedlandisleftfortentotwentyyearsinordertoreplenishthenutrientsdepletedfromfarming,however,duetoincreasesinpopulation;farmingsitesaregivensignificantlylessfallowtimeinordertoproduceenoughfoodforthepeopledirectlyresultinginthedegradationoftheforests(Peters，pg．12)．⑿

请特别注意这一句：Slash—and—burnfarming，orshiftingcultivationasitismorecommonlycalled，其中的shiftingcultivation正是我前面提到的轮作，即：耕作土地的轮换。刀耕农业由于耕作方式的粗放，又不施肥，所以，只能用休耕轮作来恢复地力。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剑桥百科全书》(TheCombridgeEncyclopedia)⒀在这部权威的工具书中shiftingcultivation被译成“轮耕”，slashandburncultivation被译成“刀耕火种轮耕”。⒁由此可见，刀耕火种与轮耕同义。我们跟随石先生绕了一大圈，还是回到了杜先生的原点。可见，这一点中外学术界概莫能外。相关的释义如下：

“shiftingcultivation轮耕热带雨林中的一种农耕法。又称为火耕法。这是因为几年耕种后地力丧失，植被不易再生，因而迫使农民迁往新地。所谓刀耕火种即指这种清理地表植被的方法。在某些地区，人们迁移新地。而在另一些地区，人们则长期定居，但实行一种称为休耕制的土地轮作法：让地力耗竭的土地休耕，以容植被再生，然后再次耕作。”⒂

第五，石先生又举出了夏洛特·西蒙—史密斯主编的《人类学词典》：“Seiddenagriculture／Swiddenhorticulture(游耕农业／游耕园艺业)是一种耕作方法，也称“刀耕火种”(slashandburn)或‘游耕农业’(shiftingagriculture)。其特征是为了种植庄稼，清理和烧掉地表(典型的热带森林)的植被。这种田地在短期耕作后，需休耕很长时间或整个放弃。尽管当代某些理论家认为，游耕农业结合狩猎、采集，事实上可以比人们想象的能养活更多的人口和造成更大程度的定居，然而这种耕作方法一般都发生在那些人口密度低、土地肥份低区域中的传统社会，如亚马逊雨林地区社会等。”

这里的译文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其中的swidden意思是“(割除和烧除植被后开出的)临时性农田”，也就是刀耕火种所产生的结果。由我国云南学者尹绍亭教授出版的人类学专著《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这部获得云南社会科学一等奖的著作，其英文的译名为：PeopleandForests—YunnanSwiddenAgricultureinHumanEcologicalPerspective。可见，这里的“刀耕火种”被译成了“SwiddenAgricultur”尹绍亭教授的书中有一节是专门谈基诺族的：

第四节基诺族的刀耕火种

一、地理环境

二、社会组织及土地制度

三、土地类型及耕作技术

四、栽培作物

五、发达的轮作技术

六、生产节令和生产过程

七、农耕礼仪

尹教授这里给基诺族的界定是“刀耕火种”和轮作。这和我前面讲过杜玉亭先生给基诺族的定位基本一致的。而石先生则用了“游耕”，并把这个被他装进太多的内容，以至于没有一个清楚的界定的概念用于基诺族，进而得出“基诺族是游耕民族”的结论。

小结

“游耕”在中国传统学术和古典民族学文献中很难见到，几乎是不存在的。而民族是有着深厚历史内涵的概念，不宜用游耕这样的概念界定民族。说基诺族是游耕民族，不符合基诺族的历史与现实实际情况。

游耕在现代学术中可以使用，但要界定清楚，明确其使用的范围。注重中国人使用这个概念的习惯。尤其是不要把众多的内容统统装进去，进而滥用。这样对学术研究不利，也不利于对国外学术成果的学习和消化。

石文中对游耕概念的界定与使用是混乱的。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外民族学和人类学传入中国后，引起的学术概念的混乱。这需要在学术研究中进一步得到澄清。这其中还包括翻译的不准确。石文中把一个翻译得并不准确的概念，又按照自己的意志装进了太多的东西。把这样的一个概念用于界定基诺族，其问题是显而易见的。

本文借用杜玉亭先生的成果对基诺族的生产方式有一个清楚的定位，进而指出目前围绕基诺族究竟是不是游耕民族的三种说法的误区。认为基诺族刀耕火种，是从事刀耕农业的民族，轮作制为其重要的特点。

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abstract

TheJinuonationalitywhetherisornotYougeng(游耕)thatchinesemeaningisfanningtomoveaboutlikehorde.,therearethreekindsofviewpoint.Tiffstextcontinuestocarryontheresearchtothis.TheJinuonationalitydealwithslash-and-bumfarming,orshiftingcultivationasitismorecommonlycalled,notmoveaboutlikehorde.AcademicandclassicethnologyculturalheritageofChinesetraditionincanhardlyseeonephraseofYougengthatmeaningisfarmingtomoveaboutlikehorde.ThephraseisnotagreewiththehistoryandrealisticactualcircumstancesoftheJinuonationality.Thephraseispackedintoentirelynumerouscontentses,thenabuse.Isdisadvantageoustotheacademicresearchthus,alsodisadvantageousintothestudyandthedigestoftheforeignacademicproduction.

注释：

⑴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

⑵杜玉亭，《一种经济形式的典型——基诺族生存经济》，《云南社会科学》1991年第六期。

⑶陈国强主编．石奕龙副主编，《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第481—48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第一版。

⑷夏亨廉，《中国农史辞典》中国商业出版社，1994年，2月第1版，第359页。

⑸张文奎，《人文地理学词典》，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262页。

⑹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编辑部，《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农业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35页。

⑺C·恩伯《文化的变异——现代文化人类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2月第154—155页。

⑻⑼⑽⑾F．普洛格和D．G．贝茨在《文化演进与人类行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第167页、167—168页、168页、171页。

⑿Peters，WilliamJohn．SlashandBurn：FarmingintheThirdWorldforest．Moscow，Idaho：UniversityofIdahoPress．1988．

⒀由英国现代工具书与数据库权威专家大卫·克里斯持尔教授主编，由著名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和钱伯斯兄弟出版公司合作编纂出版的。中文版根据该书1994年第二版翻译。本书是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组织翻译、编辑、出版的综合性案头型百科工具书。中文版聘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审、原副总编輯、著名百科全书编纂家金常政先生担任《剑桥百科全书》编译委员会主任，负责组织全书的翻译和审校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几个研究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和翻译工作者参与了全书的翻译和校订工作。其权威性是显而易见的。

耕作制度论文篇5

关键词耕地保护；利益补偿；补偿模式；补偿资金；补偿主体；补偿标准；补偿方式

中图分类号F32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14(2012)07-0120-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7.019

我国人多地少，耕地资源数量匮乏，耕地资源质量差，人均耕地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8年末我国总人口高达132 802万人，人均耕地只有0.137 hm2，仅为世界平均水平(0.25 hm2)的54.8%，且中低产田占耕地总面积的2/3左右。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1%，粮食安全问题在世界经济竞争中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我国粮食安全问题与其说是一个经济问题，还不如说是一个政治问题。2008年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建立保护补偿机制，确保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用途不改变、质量有提高”。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的主体功能区（包括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功能区）、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和“十二五”规划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充分说明中央政府对耕地保护的重视程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生产格局由“南粮北调”变成了“北粮南运”，且受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目标的约束，新的粮食主产区将不能选择以牺牲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为代价的现代化推进路径［1］。尽管我国在不断加强粮食生产的扶持力度，但种粮农民的收入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状态，且非农收入在农户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呈现逐步提高的态势，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我国粮食生产的根基。从制度设计来讲，必须考虑对其进行经济补偿，必须探索一个能够调动国家、地方和农民三方积极性，融国家粮食安全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粮农收入增加三方利益协调一致互为促进的粮食安全长效机制。

在耕地保护中，国家是实现耕地保护政策、制度的供给者，地方是这些制度政策的实施者，而微观单位和农户是这些制度政策的接受者。长期以来，我国耕地保护采用的是一种命令型、监管型的自上而下式的耕地保护体制，即中央政府通过立法和行政命令等约束机制，借助各级土地利用规划，逐级分解并下达耕地保护指标任务，而耕地保护主体作为保护耕地的实际执行者，则更多地考虑本地区和自身的经济利益。这种体制更多的是强调运用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来贯彻落实土地用途管制政策，片面强调耕地保护主体的保护义务，而忽视了耕地保护主体的利益保护，最终导致耕地保护主体的责任远大于权利，付出远高于收益。在当前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耕地经济产出差异既是诱发耕地非农化使用的主要诱因，也是地方政府实现财政收入的有效途径。多数地方政府注重地方经济增长，强调招商引资，违规上马建设项目，使得耕地保护政策的落实增加了难度。另外，由于农业生产比较利益的大量存在，使得耕地保护的微观主体（农户）缺乏实行耕地保护的内在的持续的动力。因此，我国要实现耕地保护的目标，更多地依赖于耕地保护主体的内在激励，要求其自觉保护耕地并如实反映耕地信息［2］，关键在于形成完善的耕地保护利益补偿机制，有效调动实施耕地保护各行为主体的积极性，完善其经济激励与约束机制，切实提高耕地保护绩效，形成耕地保护的长效机制。

赵凯：论“三级三循环”耕地保护利益补偿模式的构建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年第7期1现行耕地保护制度的缺陷分析

耕地保护制度是指与耕地保护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等多套规范的综合体，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某种制度或某个政策的约束［3］。自1986年国家土地局成立以来，国家逐步确立了以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土地用途管制、基本农田保护、建设用地计划和审批管理、农地征用管制、土地督察制度、土地开发复垦等制度为主体的耕地保护的宏观和微观管理，并出台了一系列的耕地保护政策。尽管这些制度的实施对耕地保护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但制度运行结果与预期的政策目标之间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多年的实践证明，耕地保护的效果并不理想，耕地面积仍然减少［3］。其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耕作制度论文篇6

论文关键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粮经比例,国家粮食安全,种植结构

一、问题的提出

1978年改革开放吹响破除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号角，但对于已经执行了近30年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国，实现全社会的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将有很远的路要走。农业更是如此。虽本次历史性的大变革发端于农业，可我国不仅有辽阔的农村、九亿农民，而且农业生产力落后，农村基础设施破旧，农民接受新事物、新知识的能力低，因而，自1982年，在连续的5年里针对“三农”问题中央了5个一号文件，废除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农副产品统购统销等制度，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等制度，农业生产局面得以展开，农民生活水平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正如黄季所言，“制度创新的贡献重大，但只是一次性的飞跃”，对粮食生产增长的影响因作物而异大约在30-35%之间，技术进步才是中国粮食生产增长的第一推动力，他指出，在改革初期（1978-1984年）技术进步在水稻生产增长中的贡献率为48%，在其他粮食增长中的作用更高，在改革的中后期（1984-1992年），技术进步更是成为粮食生产增长的关键因素。因此，如何从技术层面盘活我国的农业，破解“三农”难题，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政策界和理论界都在思考、在探索。经历了18年的建设与发展后，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又定格于“三农”问题，并在连续7年里相继出台了在我国历史上创纪录的7个一号文件，聚焦于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农业稳定农民增收，力图借助制度的完善，引致农业技术创新来破解“三农”发展的困局。

在此背景下，本文尝试从调整种植产业、优化粮经结构的可行性着手，分析在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种植上，如何才能有效利用国内的优势资源，做强种植业，推动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二、调整粮经种植结构利于发挥我国的资源优势

（一）稀缺的耕地资源

中国只有世界7%的耕地，世界排名第126位；人均占有耕地仅1.41亩，相当于世界人均40%，印度1/2，美国1/8，俄罗斯1/10，加拿大1/18，澳大利亚1/28；而所养活的人口却占世界的22%，居全球首位。据2007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显示，全国耕地18.26亿亩，园地1.77亿亩，林地35.42亿亩，牧草地39.28亿亩，其他农用地3.82亿亩，居民点及独立工矿用地4亿亩，交通运输用地0.37亿亩，水利设施用地0.54亿亩，其余为未利用地。与2006年相比，土地“四减三增”：耕地减少0.03%，园地减少0.04%，林地减少0.002%，牧草地减少0.03%，居民点及独立工矿用地增加1.11%，交通运输用地增加2.05%，水利设施用地增加0.37%。2008年国土资源公报显示，在耕地占补平衡政策下，2008年土地整理复耕开发补充耕地344.4万亩，但同期全国耕地净减少29万亩。在全国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中，人均耕地面积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所确定的0.8亩警戒线的有666个，占23.7%；人均耕地面积低于0.5亩的有463个，占16.5%。

1957年以来，我国的耕地就一直呈现净减少的态势，在“六五”到“十五”的25年内，我国的耕地净减少18180.6万亩，相当于2007年全国耕地面积的9.96%，年均减少727.23万亩；随着经济增长，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加快，耕地资源转为建设用地的速度也在加快，自“八五”以来的15年，年均耕地减少量以3倍左右的增幅发展（见表1）。耕地的肥力也在下降，据土壤普查显示，全国土壤有机质含量普遍偏低，养分失调，有的地区地力锐减。全国约有1.8亿亩耕地的有机质含量不到0.6%，有11.6亿亩缺磷，4.1亿亩耕地缺钾，2亿亩耕地磷、钾均缺；水土流失的耕地约6.3亿亩，沙化的耕地1亿亩，盐碱化的耕地0.2亿亩，浅育化的耕地0.7亿亩，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耕地耕层浅、土质不良或过酸过碱。

表1我国“六五”到“十五”期间土地减少状况单位：万亩

“六五”期间

“七五”期间

“八五”期间

“九五”期间

“十五”期间

合计

净减少量

3529

1845.2

1053.3

2513.1

9240

18180.6

年均减少量

705.8

369.04

210.66

502.62

耕作制度论文篇7

关键词 耕地集约利用；影响因素；协整分析；农户视角；湖北省

中图分类号 F3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11-0067-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11.012

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长期以来，我国有限的耕地资源承受着巨大的粮食生产压力［1］。同时，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非农经济建设对耕地资源的占用呈逐年递增趋势。据国土资源部门统计，1978-1989年，我国年均建设占用耕地15.8万hm 2；1990-1999年，年均建设占用耕地16.8万hm 2；2000-2008年，年均建设占用耕地21.1万hm 2。而生态退耕、农业结构调整和灾害损毁，也使得耕地总量不断减少。与此同时，伴随着我国总人口的持续增加和消费饮食结构的改变，我国对农产品的需求总量将不断增大。有效增加单位耕地的粮食产出能力，提高耕地资源的集约利用水平已成为当前保障粮食安全、满足巨大粮食需求的唯一可行之路。当前，大量研究分析了耕地集约利用的内涵和特征；并从影响耕地集约利用的条件因素、现状、实现效益和生态环境等方面，利用层次分析法、多因素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等对全国和区域不同尺度的耕地利用的集约度进行了客观评价；探讨了其空间分异规律；并提出了耕地资源集约利用的政策措施［2-7］。然而，从本质上说，耕地资源利用在微观尺度上是一种农户行为。作为理性个体，农户对生产投入的选择遵循于特定成本约束下的收入最大化原则。因此，耕地利用的集约度实质上是微观行为主体某种行为方式的结果。要改变或提高耕地利用的集约度更重要的是分析导致这种行为结果的背后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以此为出发点，本文将以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大省湖北省为例，利用1981-2008年近30年的耕地利用现状、耕地投入、耕地产出数据及相关社会经济数据，借助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基于农户视角，分析耕地集约利用与其影响因素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波动效应，以揭示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的内在经济机理，并试图阐述由此生发的政策启示。这对于改善农户生产行为、调控我国耕地资源利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将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 变量选取、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1.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研究期选取1981-2008年，以耕地集约利用综合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在解释变量的选择上主要考虑影响农户耕种行为的因素，如农户家庭的农业劳动力禀赋状况、农户农业经营的收入、农户农业生产的成本以及农户农业生产的产权保障等方面。据此，本文分别选取户均农业劳动力人数、农业比较收入、农户人均农业生产支出、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和耕地的产权保障等指标作为解释变量。所有变量的基础数据来源于《湖北省统计年鉴》（1982-2009），《湖北省农村统计年鉴》（1982-2009）。

1.1.1 耕地集约利用综合指数（ILU）

耕地集约利用实质上是通过增加对单位面积耕地的其他要素投入、优化存量土地利用结构、改善土地管理制度等，来提高土地利用的产出效率和经济效益。而耕地利用是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环境相关要素以及农户行为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系统［8］。因此，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差异既表现为复种指数、土地垦殖率、户均耕地面积等耕地利用现状的不同；也体现在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投入、农业机械投入、劳动力投入等耕地投入数量的不同；同时还表征了农户人均农业经营纯收入、单位面积耕地农业总产值、粮食单产等耕地产出数量的差异。

参照已有研究成果［2-7］，从耕地利用现状、耕地投入、耕地产出等方面选择复种指数、耕地有效灌溉率、土地垦殖率、户均耕地面积、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投入量、单位耕地面积农业机械投入量、单位耕地面积劳动力投入量、单位耕地面积农业总产值、粮食单产等9项指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式（3）中，F为耕地集约利用综合评价值；Fi为第i个公因子的得分，Wi为由各个公因子特征值所确定的权重。

1.1.2 耕地集约利用的影响因素

耕地利用的集约度实质上是农户在其所面临的各种经济、社会和制度环境约束条件下，所采取的不同耕地利用行为方式的直接结果和体现。因此，对耕地资源集约利用影响因素的分析，关键是探讨影响农户耕地利用行为的相关因素。而农户的土地耕种行为与其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等人口因素，农业经营的投入、产出比等经济因素，以及相关制度政策等因素有关。各影响因素见表2。

1.2 研究方法

以往的土地集约利用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采用传统的回归分析和相关分析方法，然而多数社会经济时间序列数据都是非平稳的，并不能满足传统的回归分析对数据平稳性的要求［9］。因此，在未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前，直接对其进行回归及相关分析，可能会由于非平稳的序列带有趋势项而显现出一定的关系，出现“伪回归”，因而并不能揭示变量间的真实关系。同时，由于耕地集约利用受到多种社会经济因素的综合影响，在一定的时间里，各影响因素与耕地集约利用间可能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也可能存在短期的波动效应，而传统的回归方法不能很好地分析这些动态因果关系。

而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则能较好地解决上述问题。协整理论主要从分析时间序列的非平稳性着手，探求非平稳经济变量间蕴含的长期均衡关系，由于能为两个或两个以上非平稳变量间寻找平衡关系，故常用于分析社会经济因素与其他因素间的关系。同时，协整分析方法只有

反映农地承包经营权安排对农户农业投入和农业生产的影响，采用虚拟变量赋值：1981年-1996年，依照第一轮土地承包15年的承包期，分别赋值为15；1997-2008年为第二轮土地承包，依照30年的承包期，分别赋值为30。

满足变量存在平稳性这个前提的基础上，才可以继续分析变量间的关系，因此可以有效避免“伪回归”问题［10］。而误差修正模型则能将变量间的长期趋势行为与短期变化相关联，从而探讨变量间的短期波动效应。因此，本文将借助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来分析基于农户视角的各影响因素与耕地集约利用之间的关系，揭示其相关性，并进一步分析其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和短期的波动效应，以深化现有的耕地集约利用研究，为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具体步骤是：首先，利用ADF单位根检验法检验各变量的平稳性及其单整阶数，以避免出现伪回归问题；其次，若各变量是同阶单整的，则进行协整检验，以便弄清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最后，通过构建误差修正模型分析各影响因素对耕地集约利用的短期波动效应，并得出相应的政策启示。

2 耕地资源集约利用影响因素的协整分析

2.1 变量的单位根检验

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法对耕地集约利用的各影响因素进行平稳性检验。依据原变量和差分变量的折线图确定具体检验类型，即是否包含趋势项或截矩项，检验的最优滞后期根据施瓦茨信息标准（SIC）自动确定。如表3所示。

从表中可见，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接受序列ILU、

ANL、RAI、ANC、API、RB均有单位根的假设，但拒绝序列ILU、ANL、RAI、ANC、API、RB的一阶差分具有单位根的假设，所以这些序列是一阶单整序列，可以进一步检验他们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也就是说，耕地利用集约度与其影响因素户均农业劳动力人数、农业比较收入、农户人均农业生产支出、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及耕地的产权保障满足一阶单整序列的假设，可通过协整模型检验其是否具有长期的协整关系。

2.2 变量的协整检验

协整理论是研究非平稳时间序列的一个强有力的理论，它使得刻画非平稳时间序列之间的平稳关系成为可能。Engel & Granger指出，两个或多个非平稳时间序列的线性组合可能是平稳序列。协整关系检验与估计的方法主要包括：Engle-Granger两步法和Johnsen极大似然法。本文采用Engle-Granger法检验耕地利用集约度与其各影响因素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利用耕地利用集约度与其影响因素的静态回归得到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即检验残差序列｛ut｝的单整阶数。检验的假设是：H0：ut～I(1)，H1：ut～I(0)。在零假设下，残差序列中存在一个单位根。故若零假设成立，则说明变量间不存在协整关系［11］。协整检验表明，耕地利用的集约度与其影响因素间存在显著的长期协整关系（表4）。

2.3 误差修正模型

协整检验表明耕地利用集约度与其影响因素间存在协整关系，也就是说在长期存在均衡关系，用OLS回归方法估计得到耕地利用集约度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协整回归模型见表5。

回归结果显示，模型的拟合优度、t检验都较好，不存在自相关，统计学检验有意义。同时可以看出，在长期里，户均农业劳动力人数（ANL）、农业比较收入(RAI)和耕地的产权保障（RB）对耕地利用的集约度存在正向影响，其增加1个百分点，将导致耕地利用的集约度分别提高0.166、0.430和0.035个百分点；农民家庭人均农业生产支出（ANC）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API）对耕地利用的集约度存在负向影响，其增加1个百分点，将导致耕地利用的集约度分别下降0.004和0.008个百分点。

尽管耕地利用集约度与其影响因素即使长期存在均衡关系，但在短期内由于受外界干扰，可能是不均衡的，因此，必须对这种短期波动进行修正。误差修正模型可以将

变量间的长期行为和短期变化相关联，将均衡误差引入一阶差分后的分布滞后模型，同样利用回归模型可建立误差修正模型（表6）。

由表6，模型（6）-（10）为所求的误差修正模型，表明在短期内各影响因素对耕地集约利用的影响方式和程度；ECM项是误差修正项，反映了变量在短期波动中偏离其长期均衡关系的程度，其系数的大小反映了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

可见，在短期内，各影响因素对耕地利用集约度的作用方向相同而作用力大小不同：

（1）户均农业劳动力人数（ANL）、农业比较收入(RAI)和耕地的产权保障（RB）对耕地利用的集约度存在正向影响，其增加1个百分点，将导致耕地利用的集约度分别提高0.169、0.401和0.00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短期内户均农业劳动力人数和农业比较收入对耕地集约利用的作用程度与长期是相似的，差异并不显著。但耕地的产权保障对耕地集约利用的影响却主要体现在长期，短期内其影响系数为0.005，而长期则高达0.035。

（2）农户人均农业生产支出（ANC）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API）对耕地利用的集约度存在负向影响，其增加1个百分点，将导致耕地利用的集约度分别下降0.003和0.001个百分点。可见，与长期相比，短期内农业生产成本变化对耕地集约利用的影响相对较小，主要是因为农业生产周期长，故而，投入成本的影响还是主要体现在农户长期的耕种行为上。

3 结论与讨论

耕地利用的集约度实质上是农户在其所面临的各种经济、社会和制度环境约束条件下，所采取的不同耕地利用行为方式的直接结果和体现。因此，本文试借助分析影响农户耕种行为的相关因素来探讨其对耕地集约利用的影响。在分析方法上，综合应用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试图剖析耕地集约利用与其影响因素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波动效应。

通过协整分析可以看出，在长期，户均农业劳动力人数、农业比较收入和耕地的产权保障对耕地利用的集约度存在正向影响；而农户人均农业生产支出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对耕地利用的集约度有负向影响。而根据误差修正模型，尽管在短期内，各影响因素对耕地集约利用的作用方向没变，但其作用程度却有较大差异。其中，户均农业劳动力人数和农业比较收入对耕地集约利用的影响在长期和短期内的差异不大；而耕地的产权保障和反映农户农业生产成本的影响因素在短期内对耕地集约利用的影响程度相对于长期而言要弱得多，说明耕地产权制度和农业生产成本对耕地集约利用的影响更多体现在长期的影响上。

在我国，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也由于其生产周期长，抗风险能力差，而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较为薄弱的环节。同时，受到比较利益的驱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伴随着耕地的大量非农化。因此，要保护好耕地资源，更重要的是从稳定产权、控制或适度降低农业生产成本等方面来制定相应的制度、政策。唯有此，才能从长期真正保护好耕地资源，保障我们的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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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 integration Analysis on Driving Factors of Intensive

Cultivated Land Use Based on Perspective of Farmers：

A Case Study of Hubei Province

WU Yu ling 1 FENG Zhong lei 2 ZHOU Yong 1 HU Juan 1

(1.College of City and Environment,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China;

2.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Hubei 430016，China)

Abstract

耕作制度论文篇8

关键词： 耕地压力指数；时空分布；安徽省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60432133

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发展和城市化进程步伐的进一步加快，部分耕地资源不可避免地面临即将转化为工业用地和城市用地的现状。安徽省作为农业大省和人口大省，而且也是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区，全面分析安徽省的耕地压力指数时空分布特征，这一研究对于促进安徽省耕地资源保护、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意义[1-2]。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安徽省地处长江、淮河的中下游地区，气候温暖湿润。截止到2010年末的统计数据显示，安徽省户籍人口为6827万人，其中常住人口为5950.5万人，省内GDP生产总值约12359亿元，农业生产总值占安徽省总产值的12.5%，约1544.4亿元，城市化水平高达43.2%。

文中涉及安徽省耕地面积、及人口数据主要来源于安徽省2000～2010年统计年鉴。

2 内容与方法

2.1 耕地压力指数

耕地压力指数是最小人均耕地面积与实际人均耕地面积之比[3-4]，计算公式：

（1）

当K1时，耕地已经面临着明显的压力信号，耕地资源极度紧张。

2.2 耕地压力指数时间变化

安徽省2000～2010年间耕地面积总体趋势是持续减少状态。根据统计年鉴数据资料知，10a间全省耕地面积减少高达4.83万hm2，平均每年减少接近4391 hm2，人均耕地面积将呈现不断降低的变化态势。计算安徽省最小人均耕地面积Smin和耕地压力指数K，并对Smin值和K值的变化加以分析。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和耕地压力指数的变化状况如表1所示。

2.3 耕地压力指数空间分布

由图1可以看出，地级市K值呈现很明显的时空分布差异，耕地压力指数较大值出现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我省皖南丘陵区，大别山区以及安徽省中部地区。2000年 K值高出1地级市有9个占全省总体的53%，主要集中位于安徽省的皖南、皖东地区。2005年K值大于1的地级市减少到6个，主要在皖南。2010年K值大于1的地级市减少到4个，依然分布于皖南。10a间安徽省的耕地压力指数总体是呈现下降的趋势，其中淮北、淮南、六安和安庆耕地压力下降最明显。

3 结论与建议

为了促使安徽省当前耕地压力面临的现状得到有效缓解，缓解耕地与人口压力，现提出建议：严格控制全省人口增长，同时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实施耕地保护制度，抑制耕地过度非农化发展的速度，制定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提高城市土地利用率，同时广泛开展农田资源整理、土地有效复垦、增加耕地资源的数量，减轻全省耕地资源流失的现状成为当前的重中之重，因地制宜，科学发展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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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作制度论文篇9

关键词：流转租期；流转方式；耕地质量保护

耕地质量关乎到农业的长期发展以及农民的切身利益。近年来中国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保障粮食生产与改良耕地质量安全，2015“中央一号文件”以及农业部《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方案》均具有针对性地提出综合治理退化耕地、机耕地质量保护等措施。在三权分置的新形势下，随着土地流转市场的深化与城镇化的发展，以及劳动力转移，新型经营主体等规模化经营特征发生了重大变化。农户作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经济主体和土地的直接使用者，其对耕地保护意识及行为直接关系着耕地质量变化与粮食生产的结果（许恒周，2011）。随着土地流转、土地确权等土地权益拥有者的变化，土地经营者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耕地保护的形式是否存在差异？在存在差异的同时，是更加倾向于劳动偏向型还是资本偏向型？本文就此展开研究以期为国家政策的制定，提出几点建议。

一、相关研究文献评述

耕地质量问题一直是学术界比较关心的问题。有关耕地质量保护相关研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1.一部分学者分析耕地质量保护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业收入比例、预期收益和两者同时作用对农户进行耕地保护意愿具有促进作用（肖建英，2012；陈美球，2007；张衍毓，2006）。2.部分学者关注土地的“三权确立”对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部分学者认为，农地使用权提高了土地使用权的稳定性，从而激发了农户对土地长期投入的意愿，对耕地单产和质量变化具有正向影响（何凌云，2001；黄季焜，2012；马贤磊，2009；张振环，2013）。而同样也有一些学者持有相反的观点，认为土地调整、地权稳定性对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影响不显著（张红宇，2002；赵阳，2004；许庆，2005；钟甫宁，2009）。3.部分学者论述了土地流转与耕地质量保护之间的关系。其中，多数文献以“是否土地流转”作为关键变量，得出结论为农地流转对耕地保护具有负面效应（俞海，2003）。郜亮亮（2011）将流转地来源区分为亲属转入和非亲属转入两种方式，研究发现从非亲属手中转入的农地施用有机肥概率低于从亲属手中转入的农地。综述研究发现，关于耕地质量保护文献主要集中于耕地质量保护的影响因素、尤其是土地的“三权确立”以及“是否土地流转”对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而忽视了流转方式和流转租期对耕地质量保护的影响。在现阶段，农业生产还属于弱势产业的情况下，农户是否对耕地质量保护采取相应的措施？由于家庭资源禀赋的不同，有土地流转的农户与无土地流转的农户之间对耕地保护的方式存在异质性。鉴于此，本文对比土地流转户和非流转户耕地保护行为差异，重点分析土地流转期限、流转方式对劳动偏向型和资本偏向型耕地质量保护产生的影响。

二、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方式选择及影响因素分析

（一）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方式

广义上耕地质量保护包括耕地数量和耕地质量两方面（牛海鹏，2011）。本文研究主要涉及耕地“质量”保护，即在土壤利用过程中，农户根据耕地质量状况所进行有利于维持和提升耕地质量的行为。本文将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划分为资金偏向型投资和劳动偏向型投资（杨志海，2015；钟甫宁，2009）。其中，对在耕地保护过程中不需要投入资金或投入较少资金且需要投入大量劳动力的方式归为劳动偏向型，包括整修水渠、回收农膜、施用农家肥、绿肥、石灰、石膏等调理剂。劳动偏向型耕地保护具有的特点是所需劳动力较多。这间接说明：该类型是以农业生产为主或家庭中存在兼业行为的家庭户；而不需要投入劳动力或较少投入劳动，且需要投入大量资本的方式归为资本偏向型，包括商品有机肥、秸秆还田、测土配方肥、土地平整和深松耕地等。区别于劳动偏向型耕地保护方式，资本偏向型耕地保护的特点是所需的资金较多，间接的说明该类型增加了生产资料成本。

（二）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选择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农户耕地保护行为的因素众多，但本文主要从流转租期及流转方式角度来探讨耕地保护行为的差异。首先，分析流转租期对耕地保护行为影响。农户在有限的流转期内主要考虑收益最大化。当农户流入土地流转租期较长时，且家庭劳动力较为充裕时，农户会选择劳动偏向型耕地保护，如在非农忙时期对土地进行整地或投入农家肥等行为。当家庭劳动力不充裕时，农户家庭规模化经营或非农收入所带来的资金回流，会选择资本偏向型耕地保护方式，如购买有机肥等。在流转租期短的情况下，农户会担心投入的成本不能在短时期收回，很大程度上影响农户对耕地质量的相应投入。因此，土地流转租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耕地质量保护行为。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假设一：流转租期对耕地保护投入行为产生正向促进作用，无论是资本偏向型还是劳动偏向型。其次，流转方式是影响农户是否进行耕地质量保护的主要原因之一。流转方式不同体现在土地租金不同。当流转方式趋于免费代种时，土地租金最小，间接地说明农业生产经营成本相对较低，农户进行资本投入型耕地保护的概率更高。当流转方式的租金越多，表现为农户农业生产经营成本较高，进而农户采取劳动型耕地质量保护或不采取耕地质量保护措施。因此，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假设二：流转方式对资金偏向型耕地质量保护具有负向作用，对劳动偏向型耕地质量保护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三、农户耕地质量保护的数据选取及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数据来源于江西省307户农户实地调查数据，本文主要从两个层次分析了流转租期、流转方式与耕地质量保护行为选择的决策差异。首先，分析土地转入户与无流转行为户的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差异。其次，针对有转入土地的农户中，流转租期、流转方式对耕地保护不同类型的影响程度。本文所指的流转方式是指农户转入土地的来源，主要按所用租金的多少和耕地所在地理区位来划分，具体划分为：1=免费代种；2=代种，支付一定的费用或事物；3=租其他农户（包括生产队、合作社）的土地、有租金，4=租村集体土地，有租金；流转租期主要指农户进行转入农地时所产生口头或者书面约定经营土地的年限。

（二）有流转户与无流转户之间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差异模型构建

（1）式（1）中Y表示是否采取了耕地质量保护措施；Transfer表示是否流入土地；W表示控制变量，包括农户认知信息、家庭特征、地块特征、是否土地确权等；β0为回归截距项；β1、β2分别表示自变量的回归系数；μ子为服从独立同分布的随机扰动项。

（三）流转期限、流转方式对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影响的模型构建

主要考察流转期限、流转方式对不同类型的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除流转期限和流转方式外，耕地保护行为的发生还受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和地块特征的影响。例如，地块细碎化程度越高，无论是资本投入型还是劳动投入型都会加大成本，从而间接影响耕地质量保护行为。为此，本文将模型设定如下：（2）式（2）中Yτ=1,2,3分别表示资本偏向型、劳动偏向型和资本加劳动双选择的耕地保护选择行为；Deadline表示流转期限；Way表示流转方式；N表示控制变量，包括家庭特征、地块特征、是否土地确权等；δ0为回归截距项；δ1、δ2、δ3分别表示自变量的回归系数；ντ为服从独立同分布的随机扰动项。

四、回归结果分析

（一）土地流转对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影响的回归结果

表2估计了土地流转对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出，是否转入土地的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转入土地的农户对耕地保护具有促进作用。其原因可能是转入户进行耕地质量保护目的为不损害土壤质量且间接地提高产量，转入土地的家庭多为以务农为主的农户，土地产出是产生收益的主要来源。无流转行为户耕地保护的意识较弱，主要原因为无流转行为户多为兼业户，以非农收入作为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不关注提高产量所带来的收益；地块数与耕地保护投入负相关。地块数越多意味着越会增加耕地保护的时间成本和投入成本，造成农业收益的降低。因此，地块数越多越会阻碍农户进行耕地质量保护；租金是影响农户是否进行耕地保护的重要因素，租金越高农业成本越高，农户进行耕地保护的可能越小；土地是否确权对耕地保护具有促进作用，土地确权以三权分置的形式促进了土地权属关系的稳定，完善了财产权利的保护，有利于农户对耕地进行投资及保护。其他控制变量中，家庭资源禀赋、户主个体特征对耕地保护行为产生影响。农业劳动力数占家庭总数比对耕地保护行为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土地是农业生产资料的基础，农业劳动力在非农忙时节多为闲置劳动力，妇女或老人在农闲时会施用农家肥、整地或进行其他耕地保护行为，以起到保护土壤提高肥力的作用；农户耕地保护认知对进行耕地保护行为具有促进作用，对土壤质量状态及保护措施认知程度越高。户主为村干部促进耕地保护投入，村干部对国家政策方针了解程度和认知程度高于普通农户，并且村干部具有带头作用会更加响应国家政策方针进行耕地保护。

（二）流转租期、流转方式与耕地质量保护的回归结果

表3描绘了流转租期、流转方式对耕地保护行为的实证分析。将耕地质量保护投入的方式分为资本偏向型、劳动偏向型和资本加劳动偏向型。此回归结果的样本中剔除了非流转户的样本，最终样本数为210户。农户对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选择除受关键变量影响外，还受地块信息、家庭资源禀赋和户主个体特征等变量影响。1.土地流转情况的影响。从表3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劳动偏向型还是资本偏向型耕地保护行为，流转租期对耕地保护行为都具有正向影响。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看，这是由于耕地保护行为属于一种短期投资行为，即投入一定的资本或劳动对土地进行质量保护，土壤质量提高的情况下间接地可以减少施用肥料。因此，理性农户考虑投资成本能否在经营期得到同等或更多的收益回报。流转方式的土地租金对于劳动投入型的农户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对于流转方式趋近于租用村集体土地的农户选择劳动投入型耕地保护的概率更大。其主要原因，第一，租用村集体土地租金较高，当投入成本过高时，农户的农业总收益将会缩小。第二，对于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来说，闲暇时间不计入成本。流转方式对于资本偏向型的农户具有阻碍作用。原因有两个：一是当农业生产成本过高且收益一定时，由于土壤质量提高带来的收益未能超过资本偏向型耕地保护的投入额度。二是农户进行资金投入可能导致收益还未能全部收回，土地流转期限截止的可能。因此，农户流转土地方式越趋近于租用村集体土地，农户进行资本投入的可能性越小；而对于劳动加资本投入型不显著，可能是由于投入的促进与阻碍作用使得正负效果抵消。2.其他控制变量。是否确权对耕地保护具有正向影响，农地确权明晰了农地的面积，增加了农民对耕地质量投入意愿；地块数对耕地质量保护具有阻碍作用，即地块越细碎化农户进行耕地保护的时间成本和资金投入成本越高，农户进行耕地质量保护可能越小；农业劳动力数占家庭总数比越多农户进行劳动投入型耕地保护的可能性越大，由于这类农户主要以农业生产作为农业主要收入来源，并且耕地保护会提高土壤质量从而提高农作物产量。当农户不考虑闲暇成本时，农户会自愿发挥自己的价值，以提高产量为目的的对耕地进行了质量保护的行为。农户认知程度促进耕地保护。土壤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家庭农业生产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户主，进而户主对土壤质量的分析及认知影响是否进行耕地保护。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耕作制度论文篇10

关键词：坡耕地；玉米；土壤；侵蚀

中图分类号：S51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70332004

土壤侵蚀是指土壤因外力被径流悬浮、分散，对环境影响较大，一直是我国的重要环境问题之一，坡耕地的土壤侵蚀是坡地水土流失的主要源头，本文所研究的重庆大足区的耕地中，坡地占比很大。该区土壤侵蚀比较严重，导致沙化、流失的也是坡地。玉米作为坡耕地的主要经济作物，其根系对土壤侵蚀的影响历来备受关注，因此玉米作物根系对坡耕地土壤侵蚀的影响值得深入研究。

1 研究现状及研究的价值意义

坡耕地的土壤侵蚀容易引发地区洪涝灾害，环境污染等直接问题，并间接影响地区的经济发展。另外，耕地的生态效益是由种植的农作物决定的，而作物根系是影响水土流失的关键因素，直接决定着作物的产量。就现阶段对坡地利用来看，玉米种植比较广泛，因此，对玉米根系与土壤侵蚀之间的影响进行研究是很有价值的，对不断完善耕地上作物功能的评价体系，指导生产具有重要的意义。

2 试验研究区概况

大足区位于长江上游，重庆西部地区，地处丘陵与平行岭谷交接带，介于E10529'～10602'，N2924'～2952'之间，海拔高度在270～900m，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热量丰富、雨量充沛，空气湿度较大，四季分明。总的地貌特征为“三山六丘一分坝”。

3 玉米根系对坡耕地土壤侵蚀的影响研究

3.1 研究对象

本文以重庆大足区的坡耕地及其地上生长的玉米作为研究对象，采用3种科学可行的试验方法，认真探索了玉米根系对坡耕地土壤侵蚀的影响，并总结得出了结论。

3.2 实验方法

利用随机取样法取样，在成片坡耕地的上、中、下不同坡度随机选取地块，用比重瓶法测定径流量、泥沙量。

3.3 理论依据

径流量、泥沙量的计算公示如下：

V=M/（C+ρ×S×t） M沙=C×V/（ S×t）

V是各时段单位面积的径流量mL/（m2・min）；M是每次采集径流和泥沙水样的总质量g；C是含沙量g/mL；是水的密度g/ml；t是每次取样时间；S是坡面面积m2；M沙是各时段单位面积上采集的泥沙量g/（m2・min）。

采用室内冲刷槽人工模拟降雨进行试验，多次试验结果均证明坡耕地上的玉米具有防止土壤遭侵蚀的作用，增强了土壤的抗蚀性，且与根系数量及发达程度，叶片总表面积有一定关系。

3.4 实验结果

3.4.1 采用室外径流M行人工模拟降雨试验表明，耕地上玉米根系能防止土壤水浸、沙化

试验选取地质差异可忽略不计、大小均等的两块坡耕地：D1（地块），D2（玉米地块）。试验得出数据：D2比D1的拦截径流率高出16.74%，拦截泥沙率高出47.74%，数据充分验证了室内人工模拟降雨得出的结论。

3.4.2 玉米根系对土壤的抗侵蚀性影响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而减弱

试验时选取2块地质差异可忽略不计、大小均等的坡耕地：D3（地块）、D4（玉米地块）。得出数据：在地表以下深度为0～10cm时，D4比D3的抗侵蚀能力增强45%，深度为10～20cm时，D4比D3的抗侵蚀能力增强32%

研究表明玉米增强土壤抗侵蚀作用效果显著，具体表现在根系对土壤抗水冲刷、抗外界剪力、土壤含水量上较地块要强。相对拦截径流率，相对拦截泥沙率增强明显，证实了玉米对土壤侵蚀的防治是通过对降雨的截留，蓄水消能以及根系固结土体的综合作用来实现的。在玉米生长的各阶段均优于耕地。

4 玉米作物在坡耕地土壤保持中的运用

水土保持工作意义十分重大，利用玉米能增强土壤抗侵蚀性能的优点来治理水土流失，是有效、可行的手段。在运用时制定合理的种植制度，选择适宜的玉米品种，这样既能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也能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

5 结语

土壤侵蚀是影响环境生态的重要原因，玉米根系能增强土壤的抗蚀性已经在试验中得到证实，主要表现在相对拦截径流率，相对拦截泥沙率，对坡耕地的水土保持效果尤为显著，通过坡耕地种植玉米，利用玉米作物根系来增强土壤的抗蚀性值得我们开展更深入的系统研究，推广运用农作物种植来进行土壤侵蚀的防治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