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补贴论文十篇

财政补贴论文篇1

（一）中央和地方财政补贴联动，财政补贴规模日益增进

地方省级和市县财政也根据实际情况按照不同比例落实配套资金。截止2011年底，地方各级财政累计拨付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达到200亿元。

（二）中央和地方补贴相辅相成，财政补贴险种各有侧重

我国农业保险承保品种近百个，除中央财政选择的15个补贴险种外，地方财政还选择地方特色险种进行补贴。中央财政补贴险种一般是关乎国计民生、保障人民生活、影响农民收入、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的主要种养殖业品种等。2007年中央财政选择玉米、水稻、小麦等5个种植业保险险种和能繁母猪作为保费补贴的试点，在此基础上，逐年在不同省区增加新的补贴险种。2013年补贴险种达到了15个，包括糖料、马铃薯、青稞、森林和天然橡胶、育肥猪、牦牛等险种。中央财政的保费补贴惠及了除北京、上海之外的大部分地区的主要农牧产品。地方财政在享受中央财政补贴的基础上，根据本地区的财政实力、农业政策，选择具有地方特色、高效的经济作物等给予保费补贴，开展特色农业保险。例如山东省除纳入中央财政补贴的小麦、玉米、棉花3个险种外，还对苹果、蔬菜大棚、蜜桃、西瓜、奶牛、黄牛、养鸭、能繁母猪等8个品种给予地方财政补贴；上海市对食用菌、羊、淡水养殖、鲜食玉米等21个品种给予地方财政补贴。

（三）中央和地方财政因地制宜，财政补贴区域和比例逐步增加

我国各级财政保费补贴比例迅速增加，平均比例达到75%～80%的较高水平。2007年对于中央确定的补贴险种，在试点省份省级财政部门承担25％的保费后，财政部再承担25％的保费。2010年是我国农业保险财政保费补贴发展阶段性的一年，补贴品种大幅增加；补贴比例增加力度较大，基本确定了中央和地方财政的补贴比例，体现了中央向中西部倾斜的方向；补贴金额增加到新的高度；补贴的地区由试点省区推向中西部省区和部分东部地区。2012年中央财政对种植业保险补贴区域扩展至全国，2013年中央财政对种植业的补贴比例为：在省级财政承担25%的保费补贴基础上，对中西部的补贴比例为40%，东部地区35%；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垦、中储、中农承担65%的保费补贴。对能繁母猪、奶牛、育肥猪保险的保费补贴为：在地方财政承担30%的基础上，对中西部的补贴比例为50%，东部地区40%，对中央单位的补贴比例为80%。森林保险的补贴区域有江西、福建、湖南3个试点省区增至、浙江、辽宁、云南、广东、四川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兴安岭等，除大兴安岭林业集团外，中央财政对公益林的补贴为：在地方财政至少补贴40%的基础上补贴50%；对商品林的补贴为：在省级财政至少补贴25%的基础上补贴30%。中央财政对藏区品种的补贴比例为：在省级财政至少补贴25%的基础上补贴40%；中央财政对海南天然橡胶的补贴比例为在地方财政补贴25%的基础上补贴40%，对广东农垦的补贴则为65%①。

（四）保费补贴、税收优惠、再保险，多种财政补贴方式助力农业保险发展

保费补贴是我国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主要手段，但并不是唯一手段。早在2006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就提出对保险公司经营的政策性农业保险适当给予经营管理费补贴，目前北京和江苏等少数省市实施了经营费用补贴。在税收方面我国现行法律对农业保险提供的税收优惠有限,力度不大,只是免征营业税、印花税，对农牧保险以及相关技术培训免征营业税。种植业保险25％的巨灾风险准备金可税前列支，农业保险所得税纳税基数按90％计算。2007~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分别提出探索、建立健全中央、地方财政支持的农业再保险体系和探索逐步建立健全财政支持的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目前，再保险采用的方式一是政府提供的赔付率超赔再保险。例如北京政府提供综合赔付率在160%～300%之间的超赔再保险，浙江省政府为提供综合赔付率在200%～500%之间的损失巨灾再保险。二是由国、内外的（再）保险公司（集团）提供的类型多样的再保险。例如中国再保险集团为上海市提供种养业5%的成数保险，美国怡安再保险顾问有限公司为其提供种植业的赔付率超赔再保险。在直接保险的基础上，再保险是应对农业大灾风险的第一层制度安排，第二层制度安排是由中央和省级、市县财政支持的、农业保险机构按照保费收入和超额承保利润一定比例计提的大灾风险准备金。2013年12月28日财政部颁布了《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准备金管理办法》，要求保险机构结合农业灾害风险水平、风险损失数据、农业保险经营状况等因素合理确定风险准备金的计提比例，资金独立运作、分级管理、在本机构农业保险各险种之间、相关省级分支机构之间统筹使用，专门用于弥补农业大灾风险损失。第三层制度安排是其他风险融资方式，例如风险证券化等。

（五）财政补贴效率凸显，成为我国农业保险的重要助推器

农业保险财政补贴调动和激发农户参与农业保险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其“四两拨千斤”的资金杠杆效应，日益成为农业保险的重要助推器。2013年，我国农业保险承保主要农作物突破11亿亩，占全国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的45%，水稻、玉米、小麦三大口粮作物的保险覆盖率分别达64.9%、67.3%和61.8%；畜牧业保险也已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成为全球最大的畜牧业保险市场。2007~2013年的保费收入为51.8亿元、110.7亿元、133.9亿元、135.7亿元、173.3亿元、240.3亿元、360.7亿元，分别是2006年未实施财政补贴的8.5亿元的6.13倍、13.09倍，15.83倍、16.04倍、20.48倍、28.3倍和42.4倍。同时，中国农业保险赔款及给付也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2013年我国农业保险金额突破1万亿元、参保农户突破2亿户次、保险赔款突破200亿元。2007～2013年，我国农业保险累计提供风险保障4.07万亿元，向1.47亿户次的受灾农户支付赔款744亿元。

二、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机制的问题透视

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机制确立了中央和地方财政协同推进的“三级联动倒补贴”机制，呈现迅速发展的态势，补贴金额迅速增加、品种和区域不断拓宽、方式逐渐多样化、效率明显提高，成为农业保险发展的重要推动器。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显现出了不容忽视、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财政补贴规模小，与发达国家和理想规模都差距甚远

世界银行2007年65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支持农业保险的调查数据显示，农业保险补贴金额约为660亿美元，占农业保险保费收入的44%。其中种植业保险的政府补贴金额约为580亿美元，约530亿美元（占全球补贴金额的91%）集中在14个高收入国家和地区，仅美国和加拿大就占据了440亿美元；10个中等偏上和14个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补贴金额约为51亿美元（占种植业补贴总额的8.8%）；而最低收入的两个国家补贴金额非常少，接近于零。养殖业保险的政府补贴金额约为79亿美元，其中约56亿美元（占养殖业补贴总额的74%）集中在9个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约21亿美元集中在2个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养殖业保险补贴分量最为重要（如表1所示）。相比之下，我国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的规模相形见绌（如表2所示）。可以看到，2010年是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关键性的一年，农业保险补贴的品种、区域和补贴程度都有实质性的增加，2010年的保费补贴比例也是最高的。此后，保费补贴的基数增长较快，远远超过补贴金额的增长速度，保费补贴比例显现出下降的趋势。这表明，我国农业保险补贴规模的增速落后于农业保险发展的速度，制约了农业保险的快速发展，所以大幅度增加补贴规模迫在眉睫。

（二）财政补贴效率低，补贴品种有限、保障水平和覆盖率较低

首先，农业保险中央财政补贴品种范围狭窄，且未建立中央财政支持的地方特色险种补贴体系。2013年我国开展农作物制种、渔业、农机、农房保险和重点国有林区森林保险保费补贴试点，但补贴范围狭窄且集中于小麦、玉米等主要的粮食作物和能繁母猪、奶牛等主要养殖品种，未能实现农作物品种的全覆盖。对于地方特色险种，如药材、烟叶、苗圃等高效经济作物也未建立中央财政补贴体系，只有地方财政单独支持。难以满足各地区和农户的差异化需求，与保险政策导向以及地方政府的诉求产生冲突，削弱了农业保险的效果。同发达国家的品种数量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例如美国为150多种农作物提供保费补贴，基本上达到了“能补则补”的水平，具体包括：玉米、大豆、小麦、棉花、水稻、大麦、小米、高粱、燕麦、花生、土豆、干豆、洋葱、西红柿、辣椒、葡萄、苹果、甜菜、向日葵、核桃等，其中玉米、大豆、小麦和棉花等重要农作物获得的保费补贴数额位居前四名。其次，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低，难以胜任农业保险使命。中央财政补贴险种以“低保障、广覆盖”为原则确定保障水平，保险金额低，原则上仅为农作物生长期内所发生的直接物化成本。仅能部分补偿农户生产成本的损失，对于农户预期收入的损失则无法补偿，对农户因产量风险、市场价格风险造成的损失更是力有不逮。如2013年山东省小麦每亩保险金额为300元，能繁母猪每头1000元，保障作用有限。而美国农险的收入保障保险既保产量又保收入、既保自然风险又保价格风险，为保户提供了较为全面和较高水平的保障。我国部分省市虽然也实施了一些价格指数保险和收入保障保险的试点，但由于缺乏政府财政补贴支持，实施状况并不乐观。如2011年上海安信实践了“冬淡”青菜成本价格保险，2012年中华保险在甘肃推广马铃薯产值保险，2013年安华农业保险在北京试水生猪价格指数保险。但除了实力雄厚并且“菜篮子”工程受到政府高度重视的“京沪”地区发展势头较好外，其他发展状况不是太如人意。一是全国农业保险平均覆盖率较低，离“广覆盖”的目标仍有差距。2010年全国主要粮油棉作物保险覆盖率仅35%，水稻保险的平均覆盖率为49%；2011年全国主要粮油棉作物保险覆盖率为33%，2012年覆盖率增至39.14%；2013年全国主要粮油棉作物保险覆盖率为45%，水稻、小麦、玉米的保险覆盖率虽然超过60%。但与美国85%的农业保险覆盖率差距甚远。二是各地区农业保险覆盖率不均衡，差别悬殊。一般而言，粮食主产区、农业大省的粮油棉等主要种植业品种的覆盖率较高，而非粮食主产区的保险覆盖率较低。例如2012年黑龙江省主要粮食作物保险覆盖率为35.49%，垦区种植业保险业务覆盖率为91.56%，基本上实现了“应保尽保”，远高于非垦区种植业保险业务覆盖的24.12%。而最低的重庆覆盖率仅仅为0.04%。同时保险覆盖率还受到种植面积、农民收入等的影响，例如种植面积较少的海南、上海覆盖率都在99%以上，而农业大省安徽和河南的覆盖率分别是77.61%和31.6%。三是高效农业的保险覆盖率较低。对于除水稻、小麦、能繁母猪等基本政策性农业保险外，涉及蔬菜大棚、经济林木等的高效农业保险覆盖率比较低。例如2011年江苏省高效农业保险平均覆盖率仅在30%左右，南京市高效农业保险覆盖面实现程度仅为3.87%。农产品保险覆盖率偏低，使农业保险保障能力发挥有限，难以在大灾之年更有效地降低农户生产经营风险。其次，按照现有农业保险补贴政策规定，市县财政必须进行配套补贴。但传统农业大县一般都是财力困难县，农业保险承保得越多，意味着其需要负担的配套资金越大，造成一些市县政府对开展农业保险的积极性不高。

（三）财政补贴比例低且缺乏差异化，激励效应有限

首先，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比例比较低。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种植业保险的保费补贴比例为31%，较世界前十位国家的平均水平47%低了16个百分点；养殖业保险的保费补贴比例为58%，较世界前十位国家的平均水平50%高了8个百分点；农业保险种养两险的保费补贴比例与世界前十位国家的平均水平低了7个百分点，与补贴比例最高的意大利相比，低了32个百分点；与65个被调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低了3个百分点（如表3所示）。近年来，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比例在中央、省级和市县三级财政支持下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比例达到了50%~80%的水平，表面上，超过了美国等许多农业保险发达国家的水平，但实际上差距甚远。因为美国保费补贴的基础是以产量和收确定的保险金额，而我国是以物化成本确定的保险金额。同时，美国巨灾风险的补贴比例达100%，美国政府还通过保费打折变相进行保费补贴。其次，中央财政保费补贴比例缺乏差异化，仅仅是依据险种和地区不同而略有差异。例如2013年种植业的保费补贴比例中西部为65%、东部地区为60%；养殖业中西部80%、东部地区70%。我国中、东、西部在政府财政实力和财政支持力度、农民收入水平、农业播种面积、地区风险分布状况、农业产值占GDP比重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要求我国保费补贴比例要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再次，保费补贴对农民参保的激励作用有限。保费补贴实际上是农业保险价格补贴的一种方式，但是保费并不是影响保险需求的唯一因素，农民的收入水平、风险偏好、政府财政支持、农业保险的推广力度、强制保险的实施、自然风险的区域分布状况等都会影响农民参保率。

（四）风险分散缺乏财政支持，农业保险财政补贴体系不够健全

国际上财政补贴农业保险的方式一般有资本金支持、保险费补贴、经营管理费用补贴、再保险支持、税收优惠、农业巨灾风险准备金、损失评估补贴以及研发和培训等方式。我国目前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方式以保费补贴为主，尚未建立多种形式并行的财政补贴体系。保费补贴在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支持下，补贴力度较高，政策实施效果明显；管理费用补贴目前只有北京市按照市级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总收入10%的标准和江苏省的部分地区实施；税收补贴方面，政府仅对农业保险业务免征营业税和印花税，对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和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比较低，仅仅是所得税纳税基数按90％计算，对农业巨灾风险准备金的税收没有优惠，无疑增加了保险公司持有保险准备金的负担；资本金和损失评估补贴以及研发和培训等方式的补贴则完全没有实施；在再保险补贴方面，尚未建立中央财政支持下的农业再保险制度，只有在浙江、上海和北京等地，政府动用财政资金购买再保险，以降低农业保险经营风险；在巨灾风险转移方面，我国虽然建立了巨灾风险管理基金，但是还没有完善的巨灾风险管理制度，也没有巨灾风险证券化等经营风险分散机制。农业保险的赔付率较高，业务经营具有非营利性的特点，同时农业保险又是具有极大的社会经济效益,是具有正外部效益的准公共品，农业保险供给存在很大缺口。单靠保费补贴这一单一的补贴方式对保险公司的激励作用有限，多形式的农业保险财政补贴体系的缺位，难以有效刺激保险供给，难以完备农业大灾风险分散体系，也不利于风险在再保险市场的进一步分散。

（五）财政补贴层次多，地方财政负担过重

我国农业保险财政补贴采取自下而上的三级联动倒补贴机制，农户保费到位后，省市财政补贴才能下拨，省市财政资金到位后，中央财政的补贴资金才能下拨。这种机制的后果，一是资金在层层下拨中难免造成损耗，滋生各种截留、腐败问题。国际上财政补贴层次大都是两层，超过两层的较为稀少。二是造成地方财政“难以承受之重”。地方财政承担的保费补贴比例在40%~45%之间，地方财政对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的配套能力往往取决于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实力。一些财政能力较差的贫困地区，难以组织补贴资金，不能及时、足额拨付，造成“多有多补、少有少补、没有不补”的现象，甚至有的地区为了减轻财政压力阻止农民投保，阻碍农业保险推广。而农业大县基本上都是财政穷县,即使能组织补贴资金，一般也在富裕县市之后，形成“富者先补、多补，贫者后补、少补”的现象，导致中央财政相应的保费补贴资金拨付滞后，进而影响整个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的到位。

（六）农业保险补贴制度不健全，委托机制和道德风险问题涌现

首先是政府和保险公司之间的委托———问题显现。“政府推动”是我国农业保险开展的原则之一，由于保险公司在基层网点、人员、技术等方面的欠缺，政府在保险承保、理赔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一是政府过度干预问题，承保时由基层政府按照“村—镇—县”自下而上的顺序进行投保登记，产生了虚报承保面积以套取财政资金、基层政府强制安排保险；理赔时，赔款也由政府，因而出现截留、克扣、均摊理赔款、未发生赔款要求退还保费等现象；政府在向保险公司划拨补贴资金时，存在不能及时、足额拨付的问题。二是导致了保险公司的过度依赖，保险公司与基层政府签订承包协议，由政府来收取保费、查勘定损、发放理赔款,保险公司缺乏开展农业保险的积极性，甚至只是为了拉近与政府关系或者获得保费补贴而开展农业保险。忽视了分散农业风险的目的，弱化了农业保险的作用。其次是农户与保险公司之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影响了农业保险的实施效果。由于农业保险在核查投保数量、出险数量、实际损失等方面存在难度，因此易导致农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例如农户在投保时倾向于投保高风险的标的，投保后忽视农作物的风险管理，消极应对农业风险损失，理赔时虚报、夸大损失或者恶意欺诈骗取赔偿金等。另一方面，保险公司也存在着或定损过低不予全额赔付,或理赔流程繁琐或赔款交付期限过长等道德风险问题。委托———机制和道德风险的问题导致了政府、保险公司和农户之间矛盾重重，扩大实际损失，社会福利受损，更重要的是影响了保险公司的展业积极性和农户的投保积极性，制约了农业保险的发展。

三、我国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机制的创新

（一）农业保险补贴规模的确定：逐步向理想规模靠拢

1.理想规模的确定：美国经验。2010年美国联邦政府农业保险补贴金额占美国农业GDP的比例为2.7%，在同一水平下我国2007~2013年农业保险补贴的总规模（如表4所示）。与此测算结果相比，我国的农业保险补贴的现实规模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表4美国经验数据下的中国农业保险补贴测算规模（单位：亿元）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理想规模的确定：由于资料限制，根据研究需要仅以我国获得中央财政补贴中的13种农业保险险种：玉米、水稻、棉花、小麦、马铃薯、猪、牛、羊为标的，根据2013年的产量和实际价格，测算出在保障水平分别为60%，70%，80%的情况下，在农业保险平均纯保险费率为6%的条件下，计算出相应的纯保费。计算公式为：纯保费=保险金额*纯保险费率；保险金额=标的的市场价值额*不同的保障水平。我国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比例的区间在约50%~80%，故而分别计算出当补贴比例为50%和80%时，不同保障程度对应的不同保费补贴规模。例如在补贴比例为50%，保障水平为60%时，保费补贴规模应为30882.2亿元(如表5所示)。保费补贴规模=纯保费*保费补贴比例。

（二）提高补贴效率：合理确定补贴品种、提高保障水平和覆盖率

1.保费补贴品种的确定：中央财政保基础、地方财政保特色。我国在保费补贴品种的确定上，要根据政府财政实力，把握抓大放小的原则。一是继续实施对小麦、玉米、棉花、能繁母猪等主要农牧产品的补贴。二是结合各地农业发展状况和经济、财政能力，适当将规模大、产值高、特色强的高效经济作物纳入保费补贴品种。如云南的高原特色农业、甘肃的枸杞、湖南的油菜等。三是对于单一风险、规模较小、损失程度较轻的风险，则可以通过寻求商业保险或者其他危险处理方式进行保障。2.提高保障水平：加大创新型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力度。首先，财政要大力支持提高农业保险保障水平，提高创新型的价格指数保险和收入保险的财政补贴力度。我国要坚定不移的由“保成本”向“保产量”、“保收入”转变，因为增收是农民的第一要务，如果农业保险不能保障农民收入，农民宁愿选择弃农打工。因此，要根据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财政能力、农民的缴费能力和保障需求，按步骤、分阶段逐步实现向产量保障和收入保障转变。我国的价格保险、产量保险、收入保险等有试点、有实践经验、有政府政策支持，但是缺乏政府财政支持，政府财政支持缺位是创新型农业保险发展的短板。2014年8月13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大力发展“三农”保险，按照中央支持保大宗、保成本，地方支持保特色、保产量，有条件的保价格、保收入的原则，积极发展农业保险、拓展“三农”保险广度和深度。应大力贯彻实施这一指导意见，从保成本向保产量、保收入，从保自然风险向市场风险转变。其次，要建立差额累进补偿方式。提高保障水平未免容易引发农户的道德风险，因此要建立差额累进补偿方式，合理确定保险公司和农户的损失承担比例，使农户自负一定的风险损失。差额累进补偿指的是先根据农民历史收入确定参考收入，按照实际收入占参考收入的不同比例确定不同等级的补偿比例。实际收入占参考收入的比例越低，也即是损失越大，保险公司补偿的比例就越高，农户个人承担的风险损失就越少。然后对实际所得与参考所得不同比例的差额按照不同等级实施累进补贴。这样，既能赔偿农民较大的收入损失，又能防止道德风险，防范农民面临风险时的不作为。

（三）保费补贴比例的确定：制定差异化的保费补贴率

首先，只有提高保费补贴比例才能激励农户参保。王韧（2013）在湖南以水稻种植为例调查了250个农户在不同补贴水平下，农户增加投保的意愿。结论是当补贴率达到90%时，农民愿意参保的种植面积数量才发生显著的改变，农民参与投保意愿才会显著增加。其次，制定差异化的保费补贴率。我国各地经济状况、农业生产特色和农业风险情况复杂，农业保险的费率和保费补贴率也应体现出不同，应该结合各地农业生产贡献情况、地方财政能力、农业风险区域分布状况、农民的收入情况等不同而确定差异化的保费补贴比例。我国目前按中、东、西部来区分补贴比例，失之于细。

（四）财政支持风险分散：健全农业保险财政补贴体系

MahulandStutley（2010）以65个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研究其种植业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方式的不同。在保费补贴、经营费用补贴、损失评估补贴、再保险补贴以及研发和培训等其他补贴等项目中，各国最普遍采用的是保费补贴，开展保费补贴的国家和地区比例达到63%；其次是其他项目补贴，再次是再保险补贴和经营管理费用补贴，比例达到32%和16%。高收入国家以开展保费补贴和再保险补贴为主，比例达到67%和52%，普遍开展经营管理补贴和损失评估补贴。中等收入国家以开展保费补贴和其他项目补贴为主，比例达到65%和46%，再保险补贴和经营管理补贴开展比例较低，损失评估补贴更为少见。低收入国家就只有保费补贴一种形式。如表6所示。表6不同国家和地区种植业保险的补贴方式（单位：个、%）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应建立健全农业保险财政补贴体系，发挥多种补贴方式的推动作用，在继续提高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的基础上，拓宽经营费用补贴、税收优惠、再保险补贴和巨灾风险补贴等多种补贴方式。首先，按照保险公司赔付率确定经营费用补贴标准。经营费用补贴是一把双刃剑，是政府刺激保险公司增加供给的一种手段，同时带来政府过高的财政负担和保险公司的道德风险等问题。因此，政府应该区分危险单位的性质，采取赔付率超额累进制，不同阶段的赔付率对应不同的经营费用补贴率，赔付率越高，补贴率就越高。其次，提高农业保险税收优惠力度。将农业保险所得税纳入减免范围，有利于保险公司将盈利年份应缴税额转作弥补亏损年份专项资金，降低税负。扩大税收优惠面，我国目前只对种、养殖保险采取税收优惠，在此基础上可以给予其他涉农险种相应的税惠政策。再次，建立健全财政支持的再保险体系。政府对再保险公司（集团）提供经营费用补贴或者保费补贴等，灵活运用比例再保险、险位超赔再保险、赔付率超配再保险等多种形式，恰当安排合理的再保险层次，在更大范围分散风险。对于超出再保险承担范围的风险，由政府兜底，充当最后的支付者，政府利用再保险基金和政府财政进行支付或者寻求保险支持。引入再保险市场竞争，由政府成立政策性的再保险公司承保农业保险再保险业务，采取政府兜底的财政支持机制；引入外资再保险或者合资再保险等市场主体，提高再保险效率。

（五）财政补贴拨付流程：建立以中央和省级财政为主的自上而下的二级拨付链条

财政补贴论文篇2

【关键词】 农业 财政直接补贴 乘数效应

一、引言

补贴作为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同时在宏观和微观主体两个层面上发挥作用。政府作为宏观主体，为了达到其政策目标，利用市场机制中边际成本与边际利益的关系，通过财政补贴对微观主体的利益激励，来调动或者牵引市场力量服从政府的宏观调控，实现政府的政策目标。而这些目标中，有的属于市场失灵领域，有的属于市场有效领域，有的属于市场的组织和建设范畴。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财政农业补贴政策。如2007年，中央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其中有关补贴的政策提到，健全农业支持补贴制度逐步形成目标清晰、受益直接、类型多样、操作简便的农业补贴制度。各地用于种粮农民直接补贴的资金要达到粮食风险基金50%以上。中央财政要加大对产粮大县的奖励力度，增加对财政困难县乡增收节支的补助。2010年，农业补贴的品种范围扩大了，力度加大了，补贴的重点对象更加明确――“新增农业补贴适当向种粮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倾斜”，对补贴款专款专用不得他用的规定也更加严格和明确。纵观我国多年来的财政农业补贴政策，其政策目标多属于农业处于市场失灵领域和增强农业竞争力的组织和建设范畴。

补贴是一种政府或其委托机构所无偿或优惠给予的利益。根据关贸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第十六条补贴以及乌拉圭回合达成的《补贴和反补贴协议》中所提到的补贴定义，机构补贴行为的情况有以下两种：一是政府或非政府机构做出的财政支持，如资金赠予、贷款担保、税收减免等；二是政府或非政府机构做出的价格支持，初级产品的输出给予直接或间接的支持以使该产品出口售价低于同类产品国内销售价格。因此，本文将补贴划分为三种类型：一类财政资助型的补贴；二类价格支持型补贴；三类收入支持型的补贴。其中直接财政资助，如拨款、贷款、投股；资金潜在的直接转移，如债务转移和担保；税收抵免或税式支出；政府提供除一般基础设施外的货物、服务或者政府采购。所以，本文认为财政直接补贴应属于直接财政资助，更加突出补贴的主体――政府直接给予财政支持，而不是委托或指示一个私人机构完成政策目标。

农业补贴就是对农业进行的补贴。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而有关财政农业直接补贴的研究却不多。例如，闵宗陶、魏剑峰在2005年的《粮食财政补贴方式转变的经济学分析》中，就粮食财政间接和直接补贴效应进行对比，但是更多说明粮食间接补贴的缺陷，而对粮食直接补贴分析不深入，其中提到，所谓直接补贴就是对生产者按一定标准进行直接转移支持。郭宏宝在2009年的《中国财政农业补贴：政策效果与机制设计》中，在划分农业补贴时，是按照我国现行财政预算账户中政府补贴支出分类、政府预算支出形式和补贴的作用和WTO《农业协议》的相关条款进行分类的，没有突出财政农业直接补贴种类，仅在第二种分类中的预算补贴中提到。

二、相关农业直接补贴政策

2004年，中央在有关“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应当清醒地看到，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中还存在着许多矛盾和问题，突出的是农民增收困难。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多年增长缓慢，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许多纯农户的收入持续徘徊甚至下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农民收入长期上不去，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影响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不仅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对此中央提出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有：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要建立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2006年，中央在有关“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近几年，采取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重大政策，取得重大成果。但必须看到，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农业基础设施脆弱、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依然突出，解决好“三农”问题仍然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对此中央提出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有：粮食主产区要将种粮直接补贴的资金规模提高到粮食风险基金的50％以上，增加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

2008年，中央在有关“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粮食连续四年增产，农业生产全面发展。农业资源环境和市场约束增强，保障农产品供求平衡难度加大，要求加速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农产品贸易竞争加剧，促进优势农产品出口和适时适度调控进口难度加大，要求加快提升农业竞争力。农业比较效益下降，保持粮食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要求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对此中央提出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有：继续加大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力度，增加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扩大良种补贴范围，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种类，提高补贴标准，将农机具购置补贴覆盖到所有农业县。

2009年，农业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有：把保持农业农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围绕稳粮、增收、强基础、重民生，进一步强化惠农政策,增强科技支撑，加大投入力度，优化产业结构，推进改革创新，千方百计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千方百计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继续提供有力保障。对此中央提出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有：增加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加大良种补贴力度，提高补贴标准，扩大油菜和大豆良种补贴范围。大规模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补贴范围覆盖全国所有农牧业县（场），带动农机普及应用和农机工业发展。加大农资综合补贴力度，完善补贴动态调整机制，加强农业生产成本收益监测，根据农资价格上涨幅度和农作物实际播种面积，及时增加补贴。按照目标清晰、简便高效、有利于鼓励粮食生产的要求，完善农业补贴办法。根据新增农业补贴的实际情况，逐步加大对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种粮补贴力度。

三、有关经济模型的选择与分析

1、名义保护率（NRP）

NRP由Bela Balassa于1965年提出，是一种应用广泛、简单适用的补贴测定方法，它利用农产品国内市场价格与世界市场价格之间差额的百分比来反映一国政府利用各种措施对农业进行补贴的程度。其测定模型是：

上述计算公式中，PD表示国内市场价格，PW表示国际市场价格。如果NRP为正，则表明一国的农业政策为正保护政策，且NRP的绝对值越大，保护的力度越强；如果NRP为负，则表明一国的农业保护政策为负保护政策，且NRP的绝对值越大，负保护的程度越强。

2、财政转移支付的收入乘数效应

财政农业直接补贴是财政转移支付的一种表现，因而能用财政转移支付的收入乘数效应来衡量财政农业直接补贴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财政转移支付乘数是指收入变动与引起这种变动的财政转移支付变动的比率，即财政转移支付的变动会引起收入乘数倍的变化。具体计算方法是：

K表示财政转移支付乘数，tr表示一定时期内财政转移支付的变化量，y表示一定时期内收入的变化量。因此，如果用tr表示一定时期内财政农业直接补贴的变化量，y表示一定时期内农业产出的变化量，就能用K表示财政农业直接补贴乘数。用K的数值反映财政农业直接补贴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K的值越大，说明财政农业直接补贴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很大，反之，则说明影响程度较小。

四、数据验证

第一，选择粮食作物中的主要谷物五年的国内市场价格和国际市场价格，借助名义保护率（NRP）测定我国农业直接补贴水平。

由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近几年我国给予农业直接补贴的政策未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水稻的名义保护率2007年前都为正值，而2008年和2009年的数据却都变为负数，说明我国水稻经过财政直接补贴，在国际市场上还不具有竞争力。玉米的名义保护率也都为正值，而且数值在前四年都比水稻的名义保护率的值大，说明我国对玉米的财政直接补贴，已使玉米比水稻在国际市场上更具有竞争优势。水稻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国家对其进行补贴，更多的是出于国家粮食安全储备的目的。从玉米的名义保护率的数值反映，国家对玉米的财政补贴政策不稳，但受当年主要谷物补贴量的影响。小麦的名义保护率的数值基本上是负、正值交替，反映了我国对小麦的财政直接补贴很不稳定，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大力度。2008年和2009年的小麦和水稻的名义保护率的值接近，说明我国对水稻和小麦的补贴今后将采取一致的措施。从表1还可以看出，水稻和小麦作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国内市场价格逐年上涨，这与国内的供给和需求密切相关；国际价格在2009年突转下降，这与人民币和美元汇率有关。因此，用名义保护率的值反映一国政府利用各种措施对农业进行补贴的程度时，会受到上述相关因素的影响。

第二，由于农业是第一产业的主要构成部分，因此借助第一产业的增加值来反映财政对农业的补贴政策对农业造成的影响。下面选择最近五年的第一产业产值和财政支持“三农”的投入额，经过相关计算，借助财政转移支付的乘数效应反映我国支持“三农”的财政政策效果。

由表2的数据Ktr的值都大于1，说明财政支持“三农”的政策已对农业经济起到了拉动作用。从Ktr数值的变化看，每年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效果差异很大，2004年和2007年的Ktr数值明显都比其他年份高，反映财政转移支付对农业经济的拉动需要其他相关方面的大力配合才会发挥应有的作用。另外，从表2的数据可以看到，财政支持“三农”投入增加值高时，第一产业增加值也高，反之相反。一方面说明我国财政支持“三农”政策不稳定，另一面也说明第一产业需要国家财政支持。

五、结论

本文主要是从财政政策角度，分析财政农业直接补贴对农业经济的影响和相应的政策效果，借助名义保护率和财政转移支付的乘数效应模型，利用相关数据进行验证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有：一是财政支农政策要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必须保持政策的连续性、持续性和稳定性；二是财政支农政策要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还需要有其他相关方面的大力配合，才会发挥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华元渝、陈舒泠编著：农业中国[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

[2] 段爱群：论WTO中的财政补贴与我国的战略取向[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3] 吴方卫、孟令杰、熊诗平：中国农业的增长与效率[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4] 郭宏宝：中国农业财政补贴：政策效果与机制设计[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

[5] 樊胜根主编：公共支出、经济增长和贫困：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启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6] 高宏业主编：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7] 文小才：当前我国财政农业补贴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经济经纬，2007（3）.

财政补贴论文篇3

    【关键词】 农业 财政直接补贴 乘数效应

    一、引言

    补贴作为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同时在宏观和微观主体两个层面上发挥作用。政府作为宏观主体,为了达到其政策目标,利用市场机制中边际成本与边际利益的关系,通过财政补贴对微观主体的利益激励,来调动或者牵引市场力量服从政府的宏观调控,实现政府的政策目标。而这些目标中,有的属于市场失灵领域,有的属于市场有效领域,有的属于市场的组织和建设范畴。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财政农业补贴政策。如2007年,中央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其中有关补贴的政策提到,健全农业支持补贴制度逐步形成目标清晰、受益直接、类型多样、操作简便的农业补贴制度。各地用于种粮农民直接补贴的资金要达到粮食风险基金50%以上。中央财政要加大对产粮大县的奖励力度,增加对财政困难县乡增收节支的补助。2010年,农业补贴的品种范围扩大了,力度加大了,补贴的重点对象更加明确——“新增农业补贴适当向种粮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倾斜”,对补贴款专款专用不得他用的规定也更加严格和明确。纵观我国多年来的财政农业补贴政策,其政策目标多属于农业处于市场失灵领域和增强农业竞争力的组织和建设范畴。

    补贴是一种政府或其委托机构所无偿或优惠给予的利益。根据关贸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第十六条补贴以及乌拉圭回合达成的《补贴和反补贴协议》中所提到的补贴定义,机构补贴行为的情况有以下两种:一是政府或非政府机构做出的财政支持,如资金赠予、贷款担保、税收减免等;二是政府或非政府机构做出的价格支持,初级产品的输出给予直接或间接的支持以使该产品出口售价低于同类产品国内销售价格。因此,本文将补贴划分为三种类型:一类财政资助型的补贴;二类价格支持型补贴;三类收入支持型的补贴。其中直接财政资助,如拨款、贷款、投股;资金潜在的直接转移,如债务转移和担保;税收抵免或税式支出;政府提供除一般基础设施外的货物、服务或者政府采购。所以,本文认为财政直接补贴应属于直接财政资助,更加突出补贴的主体——政府直接给予财政支持,而不是委托或指示一个私人机构完成政策目标。

    农业补贴就是对农业进行的补贴。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而有关财政农业直接补贴的研究却不多。例如,闵宗陶、魏剑峰在2005年的《粮食财政补贴方式转变的经济学分析》中,就粮食财政间接和直接补贴效应进行对比,但是更多说明粮食间接补贴的缺陷,而对粮食直接补贴分析不深入,其中提到,所谓直接补贴就是对生产者按一定标准进行直接转移支持。郭宏宝在2009年的《中国财政农业补贴:政策效果与机制设计》中,在划分农业补贴时,是按照我国现行财政预算账户中政府补贴支出分类、政府预算支出形式和补贴的作用和WTO《农业协议》的相关条款进行分类的,没有突出财政农业直接补贴种类,仅在第二种分类中的预算补贴中提到。

    二、相关农业直接补贴政策

    2004年,中央在有关“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应当清醒地看到,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中还存在着许多矛盾和问题,突出的是农民增收困难。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多年增长缓慢,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许多纯农户的收入持续徘徊甚至下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农民收入长期上不去,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影响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不仅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对此中央提出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有: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要建立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2006年,中央在有关“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近几年,采取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重大政策,取得重大成果。但必须看到,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农业基础设施脆弱、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依然突出,解决好“三农”问题仍然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对此中央提出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有:粮食主产区要将种粮直接补贴的资金规模提高到粮食风险基金的50%以上,增加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

    2008年,中央在有关“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粮食连续四年增产,农业生产全面发展。农业资源环境和市场约束增强,保障农产品供求平衡难度加大,要求加速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农产品贸易竞争加剧,促进优势农产品出口和适时适度调控进口难度加大,要求加快提升农业竞争力。农业比较效益下降,保持粮食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要求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对此中央提出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有:继续加大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力度,增加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扩大良种补贴范围,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种类,提高补贴标准,将农机具购置补贴覆盖到所有农业县。

    2009年,农业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有:把保持农业农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围绕稳粮、增收、强基础、重民生,进一步强化惠农政策,增强科技支撑,加大投入力度,优化产业结构,推进改革创新,千方百计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千方百计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继续提供有力保障。对此中央提出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有:增加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加大良种补贴力度,提高补贴标准,扩大油菜和大豆良种补贴范围。大规模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补贴范围覆盖全国所有农牧业县(场),带动农机普及应用和农机工业发展。加大农资综合补贴力度,完善补贴动态调整机制,加强农业生产成本收益监测,根据农资价格上涨幅度和农作物实际播种面积,及时增加补贴。按照目标清晰、简便高效、有利于鼓励粮食生产的要求,完善农业补贴办法。根据新增农业补贴的实际情况,逐步加大对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种粮补贴力度。

    三、有关经济模型的选择与分析

    1、名义保护率(NRP)

    NRP由Bela Balassa于1965年提出,是一种应用广泛、简单适用的补贴测定方法,它利用农产品国内市场价格与世界市场价格之间差额的百分比来反映一国政府利用各种措施对农业进行补贴的程度。其测定模型是:

    上述计算公式中,PD表示国内市场价格,PW表示国际市场价格。如果NRP为正,则表明一国的农业政策为正保护政策,且NRP的绝对值越大,保护的力度越强;如果NRP为负,则表明一国的农业保护政策为负保护政策,且NRP的绝对值越大,负保护的程度越强。

    2、财政转移支付的收入乘数效应

    财政农业直接补贴是财政转移支付的一种表现,因而能用财政转移支付的收入乘数效应来衡量财政农业直接补贴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财政转移支付乘数是指收入变动与引起这种变动的财政转移支付变动的比率,即财政转移支付的变动会引起收入乘数倍的变化。具体计算方法是:

    K表示财政转移支付乘数,tr表示一定时期内财政转移支付的变化量,y表示一定时期内收入的变化量。因此,如果用tr表示一定时期内财政农业直接补贴的变化量,y表示一定时期内农业产出的变化量,就能用K表示财政农业直接补贴乘数。用K的数值反映财政农业直接补贴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K的值越大,说明财政农业直接补贴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很大,反之,则说明影响程度较小。

    四、数据验证

    第一,选择粮食作物中的主要谷物五年的国内市场价格和国际市场价格,借助名义保护率(NRP)测定我国农业直接补贴水平。

    由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近几年我国给予农业直接补贴的政策未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水稻的名义保护率2007年前都为正值,而2008年和2009年的数据却都变为负数,说明我国水稻经过财政直接补贴,在国际市场上还不具有竞争力。玉米的名义保护率也都为正值,而且数值在前四年都比水稻的名义保护率的值大,说明我国对玉米的财政直接补贴,已使玉米比水稻在国际市场上更具有竞争优势。水稻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国家对其进行补贴,更多的是出于国家粮食安全储备的目的。从玉米的名义保护率的数值反映,国家对玉米的财政补贴政策不稳,但受当年主要谷物补贴量的影响。小麦的名义保护率的数值基本上是负、正值交替,反映了我国对小麦的财政直接补贴很不稳定,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大力度。2008年和2009年的小麦和水稻的名义保护率的值接近,说明我国对水稻和小麦的补贴今后将采取一致的措施。从表1还可以看出,水稻和小麦作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国内市场价格逐年上涨,这与国内的供给和需求密切相关;国际价格在2009年突转下降,这与人民币和美元汇率有关。因此,用名义保护率的值反映一国政府利用各种措施对农业进行补贴的程度时,会受到上述相关因素的影响。

    第二,由于农业是第一产业的主要构成部分,因此借助第一产业的增加值来反映财政对农业的补贴政策对农业造成的影响。下面选择最近五年的第一产业产值和财政支持“三农”的投入额,经过相关计算,借助财政转移支付的乘数效应反映我国支持“三农”的财政政策效果。

    由表2的数据Ktr的值都大于1,说明财政支持“三农”的政策已对农业经济起到了拉动作用。从Ktr数值的变化看,每年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效果差异很大,2004年和2007年的Ktr数值明显都比其他年份高,反映财政转移支付对农业经济的拉动需要其他相关方面的大力配合才会发挥应有的作用。另外,从表2的数据可以看到,财政支持“三农”投入增加值高时,第一产业增加值也高,反之相反。一方面说明我国财政支持“三农”政策不稳定,另一面也说明第一产业需要国家财政支持。

    五、结论

    本文主要是从财政政策角度,分析财政农业直接补贴对农业经济的影响和相应的政策效果,借助名义保护率和财政转移支付的乘数效应模型,利用相关数据进行验证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有:一是财政支农政策要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必须保持政策的连续性、持续性和稳定性;二是财政支农政策要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还需要有其他相关方面的大力配合,才会发挥应有的作用。

    【】

    [1] 华元渝、陈舒泠编着:农业中国[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

财政补贴论文篇4

【关键词】 财政政策； 财政补贴； 政府干预； 企业绩效

中图分类号：F8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4）28-0088-06

一、引言

政府对企业的财政补贴作为国家的财政调控政策，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一定的经济结构条件下，有效的财政补贴能够提高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引导经济走向、维持社会稳定等，从而提高企业绩效和社会绩效，实现整个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财政补贴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其资金流向（哪些企业可能会获得补贴）以及资金流量（不同的宏观经济环境下获得补贴数额的不同）对补贴的有效性有着不同的影响。

针对财政补贴资金流向的影响因素，国内外的学者从微观层面上进行了深入的研究。Faccio（2006）研究表明相对于非政治关联的企业，有政治关联的企业能获得更多的财政补贴。国内学者余明桂等（2010）研究发现，与地方政府建立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比无政治联系的企业获得更多的财政补贴，但其经济效益与社会贡献却越低。同时，政府倾向于向成长性好、出现亏损和规模大的公司提供财政补贴，地方政府影响越大，上市公司越可能获得更多的补贴收入（申香华等，2010；陈冬华，2003）。也有研究表明，政府的财政补贴比例与上市公司的员工比例、上市公司提供公共产品、上市公司的高税率等呈现正相关关系，与上市公司是否是当地重点企业呈现负相关关系（唐清泉、罗党论，2007）。这些研究都阐述了财政补贴的资金流向，即在补贴总量既定的情况下政府会优先向哪些企业发放补贴。然而，不同的宏观经济背景对政府发放的财政补贴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在宽松的财政政策下，为了刺激经济的发展，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导向作用，各级政府可能倾向于发放更多的财政补贴；而在紧缩的财政政策下，政府倾向于削减财政支出，从而导致财政补贴的减少。因此，不同的财政政策影响着财政补贴的资金流量。同时，不同的财政政策下，企业获得财政补贴的边际效应不同，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财政补贴的有效性。考虑到在我国市场进程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地方制度环境出现了不平衡发展，地方政府在进行财政补贴时受到当地制度环境的限制。制度环境较差的地方，政府对企业的干预较多，政府有强烈的动机将社会目标转移到有财政补贴的企业，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财政补贴的有效性。

已有的研究主要从微观层面上对财政补贴的动机、影响因素以及产生的经济后果进行了探讨，对理解财政补贴有着重要的作用。但这些研究并没有从宏观经济政策角度，尤其是影响国家财政补贴总量的财政政策的角度来考虑企业财政补贴的获得及其经济后果。同时，在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受到严重的所有制歧视，如信贷歧视等，政府补助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对民营企业的经营活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本文从宏观财政政策与政府干预两个角度考察其对民营上市公司财政补贴有效性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财政政策与财政补贴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我国的宏观财政政策也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从1979年开始，我国宏观财政政策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并采取了“促进国民经济调整的财政政策”、“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以及“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实现调控目的。财政政策作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同时对微观企业行为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姜国华等，2011）。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则成为改革开放以后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沈巍等，2010）。同时，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府的经济权利也由集权转向分权，各级政府获得了更大的财政权利，如税收自和财政补贴发放权等。

财政政策主要通过税收、补贴、赤字、国债、收入分配和转移支付等手段对经济运行进行调节，是政府进行反经济周期调节、熨平经济波动的重要工具，也是财政有效履行配置资源、公平分配和稳定经济等职能的主要手段。财政补贴作为财政政策的重要手段，不仅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也影响着微观主体行为。当经济增长滞缓、需求严重不足、经济发展受到制约时，为了进一步开拓市场、刺激最终消费需求，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政府倾向于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增加政府投资和财政补贴来刺激企业的发展，拉动内需，推动经济增长。同时政府补贴也向企业传递了积极的信号，激发企业的发展热情，进而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而当经济发展过热、通货膨胀严重、经济运行主要受供给能力制约时，政府倾向于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通过减少财政支出、缩减政府开支、压缩投资规模等方式来稳定物价、抑制社会总需求的增长，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运行。因此，相对于紧缩的财政政策，在宽松的财政政策下，政府向企业支付更多的财政补贴，以刺激经济的发展，企业也就更容易获得政府的财政补贴。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1：在宽松的财政政策下，企业更容易获得财政补贴。

（二）财政政策、财政补贴和企业绩效

企业在获得财政补贴后是提高了企业绩效还是降低了企业绩效？在微观层面上，企业基于寻租行为的财政补贴并不能提高企业绩效。邹彩芬等（2006）发现税收优惠政策对农业上市公司产出无明显效应。唐清泉等（2007）研究发现，从补贴效果来看，政府补贴没有增强上市公司的经济效益，但却有助于上市公司社会效益的发挥。同时，余明桂等（2010）通过研究民营企业财政补贴发现，有地方政府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获得的财政补贴越多，企业的经营效益和社会贡献越低；而无政治联系的企业获得的财政补贴越多，企业绩效和社会贡献越大。这说明地方政府基于政治联系的财政补贴扭曲了整个社会资源的有效分配。已有研究发现，企业绩效除了受到行业、公司自身情况等因素的影响外，还受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Brown& Ball，1967；Magee，1974；King，1960）。靳庆鲁等（2008）研究发现，经济增长以及经济政策显著影响了上市公司业绩，扩张性财政政策与公司会计业绩显著正相关。

在不同的财政政策下，企业获得财政补贴所带来的企业绩效是不一样的，笔者认为，相对于宽松的财政政策，财政补贴带来的企业绩效在紧缩的财政政策下更显著。一方面，在紧缩的财政政策下，政府通过增加财政收入或减少财政支出来抑制社会总需求增长，政府对企业的补贴也相应减少。由于在紧缩的财政政策下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出现过热的现象，通货膨胀比较严重，过度的无效投资造成生产能力过剩，从长远发展来看，政府更倾向于补助那些有较好投资项目的企业或者附加值较高的企业，如高新技术企业。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府补助的效率性，进而提升了企业绩效。相反，在宽松的财政政策下，为了刺激消费，拉动内需，政府通过增加补贴、降低银行贷款利率等方式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在这样的宏观经济背景下，企业投资机会增多，现金流充足，企业在拿到政府补助后更容易导致企业管理者的非生产性寻租行为，进而导致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降低了企业绩效。

另一方面，在紧缩的财政政策下，为了缓解经济过热，政府和中央银行通常会提高利率，企业进行外部融资的成本大大增加。张敏等（2010）认为，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民营企业在很多方面都面临严重的所有制歧视，其中信贷歧视是一个极为突出的问题。民营企业在贷款时面临着贷款难、贷款利率较高、严格的贷款抵押等问题。在紧缩的财政政策下，银行贷款利率上升，进一步加剧了企业融资困难的程度。这时，对公司进行直接的财政补贴，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企业融资不足问题，刺激了公司的投资需求，进而改善了企业的经营业绩。相反，在宽松的财政政策下，虽然政府发放的财政补贴在总量上有所增加，但补贴对企业绩效的边际效用在递减。相对于紧缩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财政政策下企业更容易从其他渠道进行融资，从而降低了财政补贴对企业绩效的边际效用。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2：相对于宽松的财政政策，民营企业获得的财政补贴在紧缩的财政政策下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更显著。

（三）政府干预、财政补贴和企业绩效

在一定的经济结构和外部环境下，有效的财政补贴能够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引导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然而，由于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各地区发展不平衡，制度环境具有较大差异。樊纲、王小鲁和朱恒鹏（2009）编制的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反应了我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特征，不同地区的政府干预程度、市场环境以及法制环境等差异较大。而各地区制度环境的巨大差异直接影响着地方政府对财政补贴的分配。原因在于，经济转型时期，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分权使得地方政府成为主要的经济主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当地的经济发展，地方政府在决定向企业提供财政补贴时具有很强的自由裁量权。但地方政府也承担了较多的政策性目标（潘红波等，2008），如增加税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等，地方政府为了其政策目标的实现而有强烈的动机对地方企业的经营进行干预。洪银兴等（1996）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使用补贴政策可以显著地促进地区投资增长，大投资在短时间内就会使得地区经济总值迅速提高。地方政府通过财政支出向企业提供补贴可能并不是基于企业绩效或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而很可能是政治家与企业家之间的双向贿赂和寻租活动（Shleifer and Vishny，1994）。因此，在政府干预下，财政补贴不仅没有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反而由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相互寻租降低了企业绩效。政府干预越强的地方，寻租的可能性越大，企业获得财政补贴后更大程度上损害了企业绩效。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3：政府干预越强，民营企业获得财政补贴后的企业绩效越差。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的选择及数据的来源

本文以2006―2010年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并按照以下标准对初始样本进行筛选：（1）剔除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样本；（2）剔除每年被ST和PT的上市公司；（3）剔除财务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4）剔除2008年数据。由于2008年上半年我国实施的是稳健的财政政策，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开始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该年的财政政策对研究结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故将其剔除。经过以上筛选，最终得到1 480家样本公司。

本文所使用的财政补贴数据通过企业披露的年报手工收集而来，财政政策数据来源于中央工作会议以及《中国统计年鉴》，各地区制度环境数据采用的是樊纲等（2009）在《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9年度报告》一书中编制的各地区市场化指数，其余财务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

（二）变量定义

1.财政政策

本文的样本期间为2006―2010年，根据年度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央财政赤字，笔者发现，2006年和2007年我国实施了稳健的财政政策，而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持续到2011年。由于2008年我国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财政政策由比较稳健的财政政策转变为宽松的财政政策，其经济后果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故本文将这一年的样本剔除。相对于2006年和2007年，2009年和2010年的财政政策较为宽松，因此把2009年和2010年作为财政宽松年度，赋值为1，将2006年和2007年作为财政紧缩年度，赋值为0。

2.财政补贴

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在新旧会计准则下处理方式不同，2006年企业从政府获得的财政补贴反应在利润表 “补贴收入”科目中，而从2007年开始，新会计准则取消了“补贴收入”这一科目，有关政府补贴形成的收入，在“营业外收入”科目中反映。这里，将财政补贴定义为企业从政府获得的补贴收入除以营业收入。

3.政府干预

本文采用樊纲和王小鲁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9年度报告》中“政府与市场关系”指标各地区得分来衡量各地区政府干预强度。该指标的值越小，表明上市公司所在地区的制度环境越差，政府干预越强。

（三）模型设计

为了检验三个假设，笔者构建了以下模型来考察财政政策对财政补贴的影响，以及在不同的财政政策和制度环境下企业获得财政补贴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Subsidyt = ？琢 + ？茁1Fiscalt + ？茁2Aget + ？茁3Sizet +

？茁4Leveraget+？茁5Growtht+？茁6Industryt+？着t （1）

ROAt=？琢+？茁1ROAt-1+？茁2Fiscalt +？茁3Subdidyt + ？茁4Fiscalt

・Subdidyt+？茁5Aget+？茁6Sizet+？茁7Leveraget + ？茁8Growtht+

？茁9Industryt+？着t （2）

ROAt=？琢+？茁1ROAt-1+？茁2Indext+？茁3Subdidyt+ ？茁4Indext

・Subdidyt+？茁5Aget+？茁6Sizet+？茁7Leveraget + ？茁8Growtht+

？茁9Industryt+？着t （3）

各变量的定义如表1。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财政政策和财政补贴

表2是模型1的回归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财政政策（Fiscal）与财政补贴（Subsidy）负相关，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下，企业更容易获得政府的财政补贴。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下，政府通过增加投资和财政补贴等刺激经济的发展，因此企业在宽松的财政政策下比在紧缩的财政政策下更容易获得财政补贴。回归结果验证了假 设1。

（二）财政政策、财政补贴与企业绩效

表3是模型2的回归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财政政策（Fiscal）与企业绩效（ROAt）正相关，但不显著。财政补贴（Subsidy）与企业绩效在10%的水平上正相关，说明企业在获得财政补贴后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企业绩效。财政补贴和财政政策的交乘项（Fiscal・Subsidy）与企业绩效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民营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在紧缩的财政政策下对企业绩效的提升更显著。该结果支持了假设2。

（三）政府干预、财政补贴与企业绩效

表4报告了政府干预下财政补贴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从表中可以看出，政府干预指数与财政补贴的交乘项（Index・Subsidy）与企业绩效正相关，并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地方政府干预指数越小、政府干预程度越强的地方，企业获得政府补助后的绩效越差。上述结果验证了假设3。其余控制变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与已有研究基本一致。

五、结论

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影响微观企业行为，国内外的一些研究将经济周期（Kora jczyk and Levy，2003）、货币政策（祝继高等，2009；靳庆鲁等，2012）等宏观经济政策引入到微观企业行为的研究中，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而迄今为止，已有研究很少关注到宏观财政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的互动关系。本文基于宏观财政政策的视角，研究财政政策对民营企业获得财政补贴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在不同的财政政策和政府干预情况下，财政补贴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宽松的财政政策下我国民营企业获得更多的财政补贴。相对于宽松的财政政策，民营企业获得的财政补贴在紧缩的财政政策下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更显著。同时，在政府干预较强的地方，财政补贴降低了企业绩效。

本文从宏观财政政策的视角对现有的文献进行了拓展，丰富了将宏观到微观传导机制的研究。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鉴于没有可参考的文献，本文根据年度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央财政赤字来判断某年度财政政策是宽松还是紧缩，并采用0-1变量进行度量，没有考虑该年度财政政策宽松或紧缩的程度，因此该度量方法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同时，宏观经济政策具有周期性较长的特点，本文研究的样本区间为2006―2007年以及2009―2010年，跨度较小，今后研究可以扩大样本的跨度，从而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 Faccio， M.， 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6（1）：369-386.

[2] 余明桂，回雅甫，潘红波.政治联系、寻租与地方政府财政补贴有效性[J].经济研究，2010（3）：65-77.

[3] 申香华.成长空间、盈亏状况与营利性组织财政补贴绩效――基于2003―2006年河南省和江苏省上市公司的比较研究[J].财贸经济，2010（9）：64-69.

[4] 陈冬华.地方政府、公司治理与补贴收入――来自我国证券市场的经验数据[J].财经研究，2003（9）：15-21.

[5] 唐清泉，罗党论.政府补贴动机及其效果的实证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金融研究，2007（6）：149-163.

[6] 姜国华，饶品贵.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J].会计研究，2011（3）：9-17.

[7] 沈巍，孙跃实，闫爱玲.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特点比较分析――改革开放30年回顾与总结[J].金融与经济，2010（11）：44-47.

[8] 何源，白莹，文翘.财政补贴、税收与公司投资行为[J].财经问题研究，2006（6）：54-58.

[9] 邹彩芬，许家林，王雅鹏.政府财税补贴政策对农业上市公司绩效影响实证研究分析[J].产业经济研究，2006（3）：53-59.

[10] Brown， P. and Ball R. Some Preliminary Findings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Earnings of a Firm， Its Industry， and the Economy [J].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Empirical Research in Accounting： Selected Studies，1967（5）：55-77.

[11] Magee R. P. Industry-wide Commonalities in Earning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1974（2）：270-287.

[12] King， B. F. Market and Industry Factors in Stock Behavior[J].Journal of Business，1996（1）：139-160.

[13] 靳庆鲁，李荣林，万华林.经济增长、经济政策与公司业绩关系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08（8）：90-101.

[14] 张敏，张胜，王成方，申慧慧.政治关联与信贷资源配置效率――来自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J].管理世界，2010（11）：143-153.

[15] 樊纲，王小鲁.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9年报告[M].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16] 潘红波，夏新平，余明桂.政府干预、政治关联与地方国有企业并购[J].经济研究，2008（4）：41-52.

[17] 洪银兴，曹勇.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地方政府功能[J].经济研究，1996（5），22-28.

[18] Shleifer， A. and R. Vishny. Politicians and Firms[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4 （4）：995-1025.

[19] Kora jczyk R. ， A. Levy.Capital Structure Choice： Macroeconomic Conditions and Financial Constraint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3（68）：75-109.

财政补贴论文篇5

关键词：农业比较利益；要素配置；农业补贴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08&ZD022）；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课题（2011B0809）。

作者简介：江喜林（1983-），男，湖北黄冈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农业财政和农业投资管理研究；陈池波（1961-），男，湖北荆州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农业财政和项目管理研究。

中图分类号：F32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3）01-0022-05收稿日期：2012-02-22

为克服以前针对流通环节的“间接补贴”的诸多弊端，目前，我国的新农业补贴制度采取了“直补”为主体的补贴模式，即政府直接面对农户进行转移支付，不与市场第三方发生关系。这种补贴模式产生了两个问题。其一，由政府直接面对千家万户，政策成本颇高（王玉霞　等，2009）；其二，监督困难。投入补贴是一类重要补贴，其本意是降低要素成本、促进投入增加，而直补模式在政策执行上的困难和监督成本使得补贴发放实际上与生产脱钩，成为事实上的收入补贴（杜辉　等，2010）。再者，补贴规模如此之大，引发如下思考：收入补贴对农业生产是否有积极作用？生产性专项补贴和农产品价格支持的政策效果如何？农业补贴资金如何配置最有效率？

财政补贴论文篇6

【关键词】农业机械化；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证分析

一、研究背景与文献综述

为了减轻农民劳动强度，改善与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水平，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建设现代农业，拉动农机工业发展，扩大农村需求，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2004年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安排专项资金对农牧民购置农机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实施7年来，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是中国农机化步入良性循环，进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从2004年到2010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全国农机购置补贴资金354.7亿元，切实有效带动了农牧民的积极性，拉动了农机工业的发展。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关于农机购置补贴方面的研究众多，集中起来可以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定性分析，如：李万刚，2009；谢健，2010；王帮高,吕伟杰，2011；曹玉合,夏然雨，2005等。这类研究从各个角度分析了我国农机购置补贴行为的得失，但缺乏定量分析，没有系统地考察我国农机购置补贴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农业总产值的增长。

另一类研究是定量分析，学者们利用各种不同的定量分析方法和工具分析了我国财政农机购置补贴支出的绩效。如：王文志，2006；金峥，2007；姚晓兵,李宜,滕斌,马列淦，2010等。以上定量研究集中揭示了我国及不同地区农机购置补贴与农业总产值和农民增收的等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旨在立足于内蒙古地区的现实情况，收集7年来的统计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农机购置补贴促进农业总产值提升的结论。

二、对我区农机购置补贴的统计分析

7年以来，中央财政累计安排内蒙自治区农牧机购置补贴资金12.71亿元，自治区各级财政累计投入3.57亿元，截止2009年底，带动农牧民投入24.44亿元，取得了良好效果。一是提高了农牧业装备水平，改善了农机装备结构。2004―2009年我区农牧机总动力年均增幅在12.7%左右，明显高于补贴前8.7%的水平；大马力、多功能、高性能及薄弱环节农牧业机械增长迅速，农机装备结构不断优化。二是提升了农牧机作业水平，加快了农牧业科技发展。2009年全国耕种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48.8%，我区农牧机综合作业水平达到65.6%，农机农艺集成配套，促进了精量播种、化肥深施、高产栽培、旱作农业、保护性耕作等先进农牧业生产技术措施大面积推广。三是转变了农牧业生产方式，促进了农牧机社会化服务和规模化生产能力增强。在农牧机补贴政策带动下，各类农牧机服务组织发展步伐加快。截止2009年底，全区农牧机大户达25476户，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到235个，农牧机化示范区达到221个。农牧机化示范区以示范农牧机先进及时和促进农牧业发展为目标，集农牧机化新技术应运、标准化作业、社会化服务为一体，创新了农牧机化服务的新机制。四是拉动了农村牧区需求，促进了农牧机工业发展。农牧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实施直接拉动了农村牧区消费水平，带动了农牧机工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2004―2009年规模以上农牧机工业企业产值年均增长超过20%，产销率达98%以上，农牧机市场产销两旺。

2010年，我区实施对牧区木牧民补贴购机优惠政策。补贴对象是自治区33个牧业旗和21个半农半牧区旗县牧业苏木的牧民，直接从事牧机作业的牧业生产经营组织，在牧区取得当地工商登记的奶业专业合作社，牧区奶蓄养殖场所办生鲜乳收购站和乳品生产企业参股经营的生鲜乳收购站。补贴产品范围是《2010年内蒙古自治区农机购置补贴产品目录》内12大类35小类112个品目5630个所有机型。其中18―24马力皮带传动拖拉机、风光互补设备中央财政资金不予补贴，由自治区、盟市财政叠加补贴30%,按两级财政配套资金比例分摊；网围栏补贴使用中央财政资金，与自治区划区轮牧项目结合，中央财政二批资金切块下达。补贴资金总投入1.3087亿元，其中自治区财政资金6780万元，盟市财政配套6307万元。根据各盟市财政收入不同情况，自治区与盟市两级财政分别按照3:7、5:5、7:3比例落实专项资金。补贴比例：在财政补贴30%的基础上，自治区、盟市财政专项资金累计补贴20%，总体补贴比例达到50%，牧民购机单机补贴额最高不超过8万元；100马力以上大型拖拉机、高性能青饲料收割机、挤奶机械补贴额可提高到20万元。

从图1、图2我们看以看出，中央财政补贴支出和自治区财政补贴支出逐年增加，尤其是中央财政补贴大幅度上升，2008年中央和地方补贴总额为16800万元，2009年上升为55800万元，增长了2.32倍，这说明国家和地方对农机购置补贴的重视。同时农业总产值也有了较大提高，我们推测农机购置补贴对农业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到底二者的关联度有多大，需要进行实证分析之后才能下结论。

三、农机购置补贴与农业总产值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部分采用回归分析法，利用表1来求解2004年以来内蒙古地区农机购置补贴与农业总产值之间的关联程度，得出农机购置补贴对促进农业总产值的作用。

数据来源：2010年内蒙古统计年鉴

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Y=a+bX，其中，Y代表内蒙古农业总产值,X代表中央财政与自治区财政之和，利用STATA软件回归结果如下：

从回归结果看：R2=0.8270，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在显著性水平为0.05的情况下，F0的临界值为12.56，F=23.90>F0，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在总体上是显著成立的，即农机购置补贴对农业总产值的影响是显著的；b=58.80823，说明对农机购置补贴每增加一万元，农业总产值就增加五十八多万元，所以从回归分析的结果看，农机购置补贴对农业总产值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我国应该加大对农机购置补贴的投入。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1978-2009年农业总产值与农业机械总动力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因此从长期开来，农机总动力是影响农业总产值的重要因素之一，实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加大农机总动力的投入会提高农业总产值。2、2004年实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之后的时期与补贴之前相比，农业总产值的边际收入倾向增加了，可见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确实对促进农业总产值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来促进我国农机投资和农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1、扩大农机化发展空间。要抓好“三个个转变”。一是田间作业环节由耕地为主向种植业生产全程机械化转变，重点是发展收获、设施农业、庭院加工和其它机械作业环节。二是由主要粮食作物生产机械化向全面提高种植业机械化水平转变，重点是发展三大作物机械化生产。三是由农业产中机械化，向产前、产后机械化转变，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包装、储运机械化，使全省农机化发展突出重点、整体推进。

2、优化农机化发展结构。以增量调整带动存量优化，以存量优化促进结构升级，走数量与效益并重、协调发展的路子。在确保农业机械总量稳步增长的前提下，着力调整大中型机械与小型机械、动力机械与配套机械、种植业机械与农村其它各业生产机械的比例。要在全省创建一批不同形式、不同内容、各具特色的全程农机化示范区，在中部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重点抓农畜产品生产和加工机械化；在东部地区，重点抓经济作物、杂粮杂豆、青贮饲料和畜牧业牧草生产机械化，引进推广旱作节水机械，经济作物机械，青贮饲料收获、牧草收获、打捆和加工机械；在西部山区半山区，着重发展林果、特产品生产机械化。

3、创新农机化科技推广工作。按照农业部的要求，在做好十大农机化新技术推广工作的同时，抓好农业机械化创新示范工程。

4、拓宽农机社会化服务领域。向农业的广度和深度拓展农机服务的新领域，延长农机社会化服务链条。一是注重培植基层新型农机服务组织。打破行政区域和所有制界限，优化配置机械、资金、场所等生产要素，大力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形式的农机生产经营合作社，并以股份、合作等形式与农机大户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营机制，增强服务能力和发展后劲。同时，积极扶持和引导农村农机大户的发展，使其成为农机社会化服务新的增长点。二是大力推广农机合同服务，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农机服务的新模式。倡导基层农机站同辖区各村委会签订全年农机委托作业服务合同，以合同形式对机械作业面积、作业时间、作业费收取、作业质量监督等方面做出约定，届时按合同进行作业。

参考文献

[1]曹志义,张铁军.农机购置补贴与农户增收效果分析[J].农机化研究,2006(12).

[2]韩剑锋.中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增收效应实证分析[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9).

[3]李红.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经济学分析[D].乌鲁木齐:新疆农业大学,2008.

[4]张宗毅,周曙东,曹光乔,王家忠.我国中长期农机购置补贴需求研究[A].纪念中国农业工程学会成立30周年暨中国农业工程学会2009年学术年会（CSAE2009）论文集[C].2009.

[5]李军富,杨存典,郭琳,朱虎良,贫困地区实施农机购置补贴项目的效应及障碍研究――以陕西省商洛山区为例[J].安徽农业科学,2010(28).

[6]蒋节.落实购置补贴惠农政策 促进农机化又好又快发展[J].福建农机,2008(04).

[7]刘国富,蒋.娄底市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与对策[J.湖南农机,2010(07).

[8]张宗毅,周曙东,曹光乔,王家忠.我国中长期农机购置补贴需求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09(12).

[9]李农,万.我国农机购置补贴的宏观政策效应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10(12).

财政补贴论文篇7

论文关键词：农业财政政策，政策目标，政策内容，发展方向

 

一、农业财政政策的基本目标

当今世界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无不强调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作用。作为宏观调控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政府农业财政政策，更是各国政府用于支持和保护农业，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手段。虽然各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不同，但政府农业财政政策的目标大体是一致的，主要目标有三个：

1、生产目标。

即促进农业增产。在二战前后，发达国家中的很多国家农产品都不足，例如欧洲的法国、德国、瑞典等国，亚洲的日本等国，各届政府都很重视农业的增产和农产品的自求平衡。例如，自20世纪30年代至今，历届瑞典政府都把建立一个稳定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体系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以保证国内主要农产品的自给有余，特别是保证国家紧急状态下如战争时期的粮食供应。日本至今仍把农业增产作为主要的政策目标政策内容，以满足国内农产品的需求（牟爱春，2003）。

2、收入目标。

稳定提高农业生产者的收入水平，缩小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收入差距，保证他们收入水平的基本平衡。工业化国家的经济虽然从总体上说很发达，但由于农业是一个受自然条件制约很大的部门，农民的收入相对较低，而且不稳定，特别是对于那些经营规模小、技术和管理水平低、自然条件较差地区的农民，如何增加他们的收入，一直是各国政府十分重视的问题。

3、效率目标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包括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农产品的价格要合理，在国内能为消费者所接受，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能力；另一层意思是要实现农业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保护农业的生态环境。在以前农产品生产不足的时期，各国都很注意生产目标，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农产品剩余的出现，以及自由贸易的发展，各国政府不仅注意农产品的产量，更注重产品的质量和成本，更注意农业的持续、长远、稳定发展。

各国财政政策的目标基本是这三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政策目标的重点或次序有所不同。例如，以前生产目标优先，目前效率目标优先，但增加农民收入在各个阶段都是重要的政策目标。

二、各国农业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

1、政府通过财政补贴和投资，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近年来，各国政府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有两个重点：一是重点支持生态农业建设政策内容，二是重点支持欠发达地区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例如美国为了保护土地和自然资源，政府推行停耕、限耕政策，对停耕或限耕的土地给予补贴（吉力、林桢，2003）。法国对于投资于西部、西南部、中部和东部等落后地区的工矿企业给予各种优惠，包括搬迁补贴、税收优惠、减收地价费、燃料费及其他奖励措施等。瑞典从20世纪40年代起就对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加强了投资和补贴，以遏制这些地区的人口和资金外流，并且对退耕还林的农民按公顷给予补贴（牟爱春，2003）。

2、通过财政补贴和关税政策保护国内主要农产品的生产

目前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对本国农业给予了保护，保护的手段主要是财政补贴和关税杠杆。财政补贴主要有价格补贴及其他补贴，包括目标价格补贴，最低价格补贴，出口价格补贴等。目标价格补贴是对农产品规定一个计划价格，当农产品的价格低于这个价格时，政府就给予补贴，瑞典、日本都实行过这种补贴。最低价格补贴是指对农产品规定一个最低收购价格，当市场上的农产品价格低于政府规定的最低保证价格时，政府就组织收购，对收购的公司给予补贴，欧盟、日本、美国等国都有这种补贴（冯青松、孙杭生，2004）。出口补贴是为了鼓励本国农产品出口，解决国内农产品过剩的一种措施。如欧盟对于出口到非欧盟国家的农产品，对其高于国际市场的价差部分给予补贴。美国政府更重视农产品的出口，对于国内收购的过剩农产品，政府通过发放贷款和价格补贴等办法，支持农产品出口，另外还通过对别国的各种“援助”倾销农产品。关税保护是很多国家用于保护本国农业，防止国外农产品低价倾销竞争的重要措施。如瑞典实行浮动税率，即当国外农产品进口的价格低于国内同类农产品价格时政策内容，关税税率自动上浮，直到关税使进口农产品的价格与国内市场农产品的价格基本一致。目前欧盟对进口农产品征收差价税，涉及酒类、水果、蔬菜、花卉、蛋、禽、肉等。

3、运用财政补贴和银行贷款支持改善农业结构和提高生产效率

各国主要的做法有：

（1）对农业结构的调整给予财政补贴。欧盟的农业结构调整政策旨在完善农业结构、提高农业生产率。共同农业政策对得到批准的各成员国的单独项目和共同体计划项目提供资助。①

（2）支持农业的科技进步，帮助农民提高经营管理和科技水平，主要是支持农业的科技研究和推广。例如美国从19世纪就通过拨给各州公用地，让其出售公用地再创办一所农学院或有机械系的大学，以发展农业教育论文开题报告范文。联邦政府又从出售公用地的收入中给各州拨款，帮助建立农业实验站。1914年国会通过法令规定联邦政府向接受法律条文的各州提供资金，在各州及县内建立农业推广组织，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同时，各州政府也对农业教育、研究和推广进行资助。（吉力、林桢，2003）

（3）支持农场的规模化经营。这是很多国家的共同做法。从50年代到70年代，瑞典政府对农场的合并提供直接补助，目前该国的农场平均规模为30公顷，平原地区达到了50公顷。澳大利亚政府在1992年实行了一项新的“农业调整计划”，对农场为提高生产能力的贷款提供利率补贴，提供贷款支持农场升级和提高财产管理能力。澳大利亚政府还对离开农业的人给予补贴和贷款，以帮助他们寻找新的职业。②

（4）支持农业产、加、销一体化。为了提高小农场的竞争能力，澳大利亚政府提出了支持“农业综合企业”发展，即改变以前对农业只看生产，忽视农产品加工、运输、储藏和销售的做法，而是把他们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对待，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农产品的收益率，增加了农民收入，还帮助农场特别是小农场提高了效率。瑞典、法国等国的农业合作社，都是农业产加销一条龙、系列化的范例，该项改革对农业效率的提高和农民的增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③

4、运用社会保障政策、补贴和税收政策等稳定农民的收入水平。

例如瑞典作为一个高福利的国家，其福利政策的最大优点是推行了普遍的社会保险金制度政策内容，不仅为非农业劳动者而且为农民制定了较完备的社会保险计划，包括救济金计划、劳动安全计划、农民社会保险计划、奶业农民提前退休计划、欠收保险计划等。澳大利亚为了稳定农民的收入，针对其旱灾多的问题，制定了旱灾政策，主要内容有：政府帮助农民实施风险管理，通过收入平等保证金和农场管理债券，让农民按照公共管理计划把农场的收入储蓄起来，以备农场需要时抽回资金。政府还实行收入平均税方案，以确保农民和其他收入波动较大的人与那些有稳定收入的人以同样的税率交税；对于遭受特大旱灾的农民提供福利补贴。

三、我国农业财政政策的发展方向

在现阶段，采取适当的财政政策与措施对农业加以适度保护是必需的。财政与农业的关系在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从农业获取积累的阶段、向农业回报的阶段、逐渐减少补贴的阶段。目前，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已进入第三阶段，而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农业所处的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有所不同，因此，我国财政与农业的关系正处于向农业回报的阶段。在现阶段，加大农业财政投入，提高农业保护水平，并逐步向农业支持过渡，是必不可少的。

1、应建立和健全农业政策保护体系，为农业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从美、欧、日的经验来看，他们实施农业保护政策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不仅促进了农业的稳定发展，而且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又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从而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中国目前的情况是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农业还非常落后，农村市场不发达，农民的有效需求不足，严重制约了整个经济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内容，对农业的保护势在必行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2、应有效增加农业财政资金投入。

我国农业落后，农业的GDP占比大，农业人口多，农户经营规模小，农业商品化率低，农户自我积累能力弱，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农业生产率低。相对于其他产业而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没有政府的支持和保护，尤其是财政投入的支持，农业就难以保持健康发展。而且，我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以农户为单位的农业生产规模小，农业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农业科技的推广与应用仍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国家对农业的财政投入将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必须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措施，保证财政支农资金优先供应，对挤占和挪用财政支农资金的要严肃处理，使财政支农资金能够按要求进度正常拨付。同时逐步完善财政支农资金的政策引导机制。不仅财政本身要千方百计增加农业投入，而且要引导社会各方面增加对农业投入，包括预算外资金、信贷资金、农村集体资金、农民家庭资金、外资，要采取各种政策手段，如税收、贴息、投资、补贴、债券等来达到引导社会增加农业投入的目的。

3、应选择切实可行的农业财政补贴方式

我国现阶段农业保护水平还比较低，再加上我国农业本身在国民经济中所处的地位突出，农业的弱势特征明显，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尤其是加大财政对农业的补贴仍然是一项重要政策。但由于财力有限政策内容，不可能做到已大量资金反哺农业，其目前环境下，农产品价格对农业的刺激作用已相当弱化，价格补贴在我国受到了许多限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的重点，应从市场流通领域调整到农业生产领域，即农业生产能力的提高方面。除了保留对农民一定的直接收入补贴外，还应增加科技投入补贴、对农村非农产业(乡镇企业等) 的补贴、其他收入补贴等。另外，当前农村的非税负担沉重，采取相应措施减轻农民负担，如乡村机构人员工资由财政支付，农民子女的义务教育支出由财政全额负担，农村失去劳动能力的人的生活补助由财政统筹等，这些措施虽非财政补贴之内涵，但却实际有效的起到了财政补贴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姚莉，论国外农业发展的财政政策支持[J]，湖北社会科学，2006（9）.

2、佘定华，浅论提高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财政政策[J]，商场现代化，2007（6）.

3、吉力、林桢，美国的农业财政政策及借鉴[J]，世界农业，2003（7）.

4、冯青松、孙杭生，美国、欧盟、日本农业政策的比较研究与启示[J]，世界农业，2004（6）.

5、牟爱春，农业政策的国际比较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03.

6、财政部课题研究组，瑞典、澳大利亚农业财政政策考察报告[J]，财政研究，1996（8）.

7、贾康，转轨中的财政制度变革[M]，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

8、徐全红，与西方发达国家农业财政政策的比较和我们的选择[J]，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8）.

财政补贴论文篇8

关键词：低碳补贴；环保型财政理念；环境补贴；制度；建议

中图分类号：D92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1-0134-02

一、低碳补贴的法学理论

（一）环保型财政理念

低碳补贴通常是政府对企业给予直接的财政资助，鼓励其发展节能减排生产的财政支出。气候变化、低碳经济时代，环保型财政支出富有时代特色，是财政法的一个重要理念，是绿色财政在低碳经济背景下的产物。法学中，“绿色”代表安全、健康、公平、稳定等价值观[1]，其核心思想是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是当今财政法的主动脉，为环保类财政支出输送新鲜血液。

环境问题具有跨国性特征，一旦发生环境事故，后果不可逆，通常殃及鱼池，其法律责任并非民法中损坏赔偿，2005年中俄松花江污染事件便是惨重教训。政府通过财政支出，补贴企业发展低碳环保型生产模式及其技术研发，不仅可以产生环境效益，保护本国公民的基本人权，而且能够增加全人类的福祉。

现代法理学，环境权是最重要的基本人权。即便是WTO这个崇尚自由贸易的国际法，也通过GATT第20条（b）款和（g）款来保护人的生命健康和自然资源。人类生存需要清洁的空气，清洁的空气也被国际社会看作是可用竭的自然资源。①所以，环保型财政理念之下的低碳经济补贴势在必行，符合环境治理的预防原则。德国是环保型财政直接支出的先行者。

（二）环境补贴

低碳补贴是环境补贴中的一个分支。环境补贴是环境法中的一个重要制度，征收环境税、给予税收优惠、发放低息贷款等，是其经常性方式。与直接的财政资助相比，环境补贴多是间接地价格支持，通过补贴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使环境成本内化。从环境治理机制的发展来看，环境补贴属于第二代机制――市场机制。市场机制的优点是灵活、自主，并非绝对强制命令化。通过市场的价格机制（Demand-and-Supply），自动地将环境成本高的产品淘汰出环保型市场。

例如，A国与B国是长期的贸易伙伴，但是B国的环保水平较低。A国与C国（欧盟）是刚刚建立贸易往来，但是C国具有世界一流的环保技术。为了适应气候变化，实现发展低碳经济的目标，A国现推行一种碳税措施，根据产品的碳含量征税。碳含量高的产品需要在边境缴纳更多的税。如果没有转向的税收优惠，在产品相同的前提下，B国的产品与C国的产品相比，在A国的市场线显然会逐渐失去竞争力，因为其在边境需要缴纳更多的碳税。相反，C国的产品因为环保水平高，得到了A国的税收减免，相当于得到间接补贴。

二、我国的低碳经济发展现状

近几年，我国的低碳市场发展空间日益扩大，发展潜力也是无限的。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到2010年上海世博会，我国的低碳经济市场越来越成为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土壤，蕴含无限商机。加之中国的减排承诺，②外国投资者更加着眼于中国市场。他们的低碳产品，如西门子的节能灯，在中国市场上很具竞争力。而且比产品更具竞争力的是，外国公司的低碳技术。上海世博会期间，光西门子一家，就提供了将近9亿欧元的环保技术合同[2]。

与无限发展潜力的低碳市场相比，我国的低碳产业发展力量显得薄弱，不平衡。我国低碳产业的发展模式是：高碳产业低碳化改革，新兴低碳产业加快发展，低碳产业生产链和低碳产业群初显。我国的高碳产业多是能源密集型产业，如运输业、水泥业、制造业等三高产业。这些产业是温室气体的最大生产者，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报告，大气中六种主要的温室气体中，二氧化碳占到50%以上。这些产业正在进行低碳化改革，但是改革成效不大。节能减排压力之下，我国大力发展替代能源产业，主要有风能产业、太阳能产业、核能产业。但是，这些产业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很多停留在形象工程，关键问题还是核心低碳技术的缺乏。目前，我国的能源结构中石化能源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根据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力和科研水平，低碳技术的自主研发尚处于幼稚阶段。如何筹备研发资金，吸引研发人才，成为一个关键性的课题。国外先进经验是建立完备的一条龙的补贴制度，激励自主研发。这方面成绩突出的国家很多，我们以丹麦为例。丹麦政府推行大量不同类型的税收政策措施，适用于不同的能源产业。其中，对化石能源征收高额环境税，而替代能源（可再生能源）可以享受政府的免税待遇和优厚的直接补贴。比如，风电产业，可以享受政府3.3欧分的直接补贴，极大地降低了成本，增强了市场竞争力[3]。丹麦政府的政策措施收到积极成效，吸引大量有实力的投资者投资于新能源产业。

因此，我国应该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在高新产业发展初期，给予补贴以扶植，降低技术研发的成本，摆脱技术研发的路径依赖。在低碳节能减排市场中，低碳补贴将发挥关键性作用。我国是转型经济国家，补贴是发展经济的传统手段，低碳补贴更是扶植节能减排研发企业的重要手段。

三、我国低碳补贴制度的若干建议

面对强大的国际竞争和我国薄弱的低碳产业水平和稚嫩的技术能力，政府给予本土企业低碳补贴，提高其在低碳市场上的竞争力，已经是迫在眉睫。下文试图对我国低碳补贴制度提出若干浅见，包括：从技术到产品的补贴、从高碳到低碳的补贴、建立实效机制。

（一）从技术到产品的补贴

低碳补贴需要全面贯彻到企业的整个产业链，大致分为技术补贴和产品补贴。这里的技术是指节能减排技术，产品是指利用这种技术生产出的销售于市场上的产品。按照研发的难度，由易到难将技术分为节能技术、替代能源技术、碳捕获（carboncapture）技术以及碳存储（carbonstore）技术。客观评价，最简单的节能技术取得的成效最大，该技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差距最小。利用该技术生产的产品已经得到市场推广，人们耳熟能详的有节能冰箱、节能灯等，发达国家还有节能建筑材料。

我国对节能技术的补贴不能间断，目前已经出台的四大类30余项税收优惠，值得保持。在此基础上，我国应该加大对替代能源的补贴额度。我们可以学习法国的先进经验。法国政府通过补贴核能，其核能发电取得瞩目成就，核能发电占法国总电力的4/5之多，同时，保持向邻国出口电力的贸易能力[4]。因此，我国需要补贴技术研发型企业，如华为、大唐等，鼓励其自主研发低碳创新技术。

碳捕获（carboncapture）技术以及碳存储（carbonstore）技术几乎是欧美的专利，我们现在很难获得。对于这部分技术在中国的适用性与实用性，有待论证。所以，我国暂且忽略这两种技术的研发补贴，如果需要少量技术，只能进行国际技术转让。

技术补贴固然重要，但是，低碳技术生产出的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也很重要，不能因为产品的技术成本高，而使其丧失价格优势。补贴的方式可以直接补贴销售者，也可以间接补贴消费者，例如，购买节能冰箱享受3%的消费税优惠。对出口产品的补贴要慎重，既要鼓励出口，又要避免落入WTO禁止性补贴的范畴。笔者建议，补贴出口产品的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补贴产品研发型企业容易获得合法性，因为研发补贴是WTO允许的补贴。

在中国，集中补贴产业生态园技术中心，是一条良策。北京、大连及其他沿海城市，已经建立了产业生态园区。园区的优势是将分散的技术、产品生产及推广集中起来，强化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和销售。集中补贴此类园区，可以高效实现低碳目标。

（二）从高碳到低碳产业的补贴

在中国，根据成本效益分析，笔者建议，对高碳产业与低碳产业给予不同的补贴。对于传统的高碳产业，政府要给予补贴，但是要补贴关键环节，即补贴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改革环节。对于创建初期的新能源产业，政府要加大补贴力度，降低企业运行成本，集中补贴企业的节能减排技术的研发环节。笔者建议，我国的低碳补贴需要轻度转向，适度地从补贴传统高碳产业的产业结构升级向更多地补贴新能源产业研发转变。毕竟，寻找清洁的替代能源，才是发展低碳经济的核心目标与长久之计。

无论是传统的高碳产业，还是新兴的清洁能源产业，政府都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衡量企业自身的能力，进行成本效益分析，给予适当补贴。有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本身就具有活力，吸引外商投资的能力强，对于该地区的企业政府可以减少补贴，鼓励企业拉来外资。我国著名的钢都――辽宁省鞍山市，就是这样的城市，当地政府的补贴压力很小。笔者建议，对资源型城市减少补贴，鼓励当地招商引资。

（三）建立实效机制

国外完善的低碳补贴制度，通常包括各种各样的实效检验机制，规定补贴的法定用途，保障补贴的效果。笔者建议，我国的低碳补贴制度尽快建立实效机制，具体分为监督机制和惩奖机制。

1.监督机制

我国对产业的补贴要确保落到实处，这是补贴支出方面，受补贴者对政府的监督，笔者建议，我国政府的低碳补贴政策要细化成各个专项补贴。专项补贴的特点用途，即补贴的使用环节，更需要监督。早期国内外有例，对渔业、能源产业的环境补贴没有用于发展环保事业，而是增加了环境污染。所以，必要的监督机制必须建立，实现财政公开，透明，并且进行民主监督。

2.惩奖机制

惩奖机制建设比较好的是世界环保榜样――欧盟。欧盟要求受补贴者做出承诺，法定期限内预计取得哪些目标，并且提供保证目标实现的具体措施，政府根据企业取得的成果，与其承诺的目标比较，越贴近目标，则给予越多的补贴，否则，补贴数额越少。如果不能实现目标，将不能获得补贴，那么，企业前期的研发投入将自费解决，这是一种变相的惩罚。通过这种赏罚分明的机制，可以保证企业研发的效率和效果，建议我国移植这种法律制度。

参考文献：

[1]韩文博.试论绿色财政[J].财政研究，2006，（1）：56.

[2]官平.瞄准中国7万亿美元低碳市场[N].东方早报，2010-05-06.

财政补贴论文篇9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国家对农业越来越重视，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我国加入 WTO 后，国家对农业的重视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2006 年 1 月 1 日《农业税条例》的废止，2004—2010 年、2011—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均以农业为主题。在国家重视程度不断加强的背景下，我国农业，农村发展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到 2015 年，粮食产量实现“十二连增”，农业电力、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取得了不少成绩。在取得成绩的同时，同样面临突出的问题。农业基础设施依然落后，农民收入依然较低，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需求的变化，农村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可选择性增多，第二、第三产业的高速增长，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人口大量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使得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多数只剩下老人和小孩。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市，为城市带来充足的劳动力，但是农业收益较低，尤其是粮食种植业收益更低，不能把优质的劳动力资源留在农业，同时农村土地抛荒、农村土地流转的非粮化、非农化现象突出。更重要的是国家实施多年的农业补贴的效率不增反降。1如果农业的这种现状继续发展会不会影响到农业的基础地位，甚至威胁到国家的粮食安全，这是一个值得思考与探讨的问题。

是什么原因导致我国农业产业面临的突出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成为农业领域深化改革必须面临的问题。从法律的角度来看，问题的存在都是由于相关主体之间权利和义务的配置不平衡，解决问题就是通过改进相关法律制度，以达到相关主体之间权利和义务的配置平衡、协调。市场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需要市场和政府这两只手共同起作用，这是众所周知的道理，如果市场经济中的哪一领域存在突出问题，说明市场和政府的作用没有协调好，或者说政府没有较好地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也就是说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没有运用好。农业补贴是国家利用财政资金支出手段对农业产业领域的资源配置进行宏观调控的政府行为，农业补贴的实施是依据国家的有关农业补贴的法律法规及政策，国家对农业产业的宏观调控存在问题，说明有关农业补贴的法律法规及政策不合理，导致农业补贴实施过程中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配置的不合理。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法律规范是客观存在着的现实经济关系的集中反映，具有调整经济生活，规范经济行为，维护经济秩序，组织、管理、服务经济活动的功能。”

农业补贴法律制度是客观存在着的农业生产现实的集中反映，农业补贴的法律制度具有调节农业生产，规范农业补贴工作的实施，服务农业生产活动具有重要作用。农业补贴的法律制度是对国家利用财政支出手段实施农业补贴的宏观调控行为进行规范和确认的经济法规。对农业补贴实施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就是要找出农业补贴的哪些领域和哪些方面存在权利和义务配置的不合理，以及导致权利权利和义务配置不合理的法律方面的原因，提出改进权利和义务配置协调、合理的建议及对策。

二、研究内容

对农业补贴实施问题进行调查研究，首先要找到农业补贴存在的主要问题，从法律的角度来看，问题的存在都是由于相关主体之间权利和义务的配置不平衡，解决问题就是通过改进相关法律制度，以达到相关主体之间权利和义务的配置平衡、协调。从法学的方面对农业补贴实施问题进行调查研究的目的，其实质就是要调查与农业补贴相关的法律制度及及政策的实施现状，调查农业补贴的实施是否实现了立法的意图和目的，或者说调查研究与农业补贴相关的法规及政策的实施效果。对农业补贴实施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就是通过调研资料来评价农业补贴的实施效果，那么，用什么标准来评价农业补贴的实施效果或者说从哪些方面去进行调研分析成为本文首要解决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要从哪些领域和哪些方面找出农业补贴存在的权利和义务配置不合理，以及导致权利权利和义务配置不合理的法律方面的原因，提出改进权利和义务配置协调、合理的建议及对策。

对于用什么标准或者说从哪些方面来评价农业补贴的实施效果，笔者认为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农生产经营者和农业管理及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对农业补贴的了解程度，二是中央及地方政府和农业生产经营者是否履行和遵守了农业补贴相关法规及政策规定的义务，三是农业补贴的功能及目的是否实现，对于以上第一方面来说，主要包括农业生产经营者和农业管理及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对农业补贴的种类、内容、目的的了解程度。对于以上第二方面来说包括地方政府是否已经积极履行了农业补贴的的相关义务，农业补贴资金有没有存在被挪用，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农业的投入是否充足，相对来说，地方政府更愿意对农业的哪些部门进行资金投入；农业生产经营者有没有存在骗取农业补贴资金的问题。对于以上第三方面的来说，主要是指农业补贴应当具有的功能及目的是否实现，主要包括农业基础实施是否得以完善，农民的积极性尤其是种粮农民的积极性是否得到有效激励。

实质上，本文中笔者力图调查研究农业补贴当中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在有关农业补贴的权利义务的配置，二是政府与市场之间权利和义务的配置，三是从事农业，尤其是从事粮食种植业的农民权利义务的配置。因为，农业补贴的财政资金的投入既有中央政府的投入也有地方政府的投入，这就关系到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应当由哪一级政府对农业投入更为合理，地方政府对农业投入的意愿，地方政府有没有挪用农业补贴资金的问题。农业补贴要能够很好地实现其目的和功能就需要与农业补贴相关的法律制度恰当地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对于市场能够很好调节的领域，政府除发挥监管作用外，尽量少干预或者不干预。农民对农业补贴的了解程度是农民主张其补贴权益的前提，农民主张救济其正当权益是关系到公平公正的问题，使农民尤其是种粮农民的收入得到合理保障，防止农业补贴中的骗补行为也是关系到公平公正的问题。因此，笔者主要从三个方面对农业补贴实施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找出我国农业补贴实施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农业补贴存在问题的法律方面原因最终提出改善农业补贴法律制度的建议和对策，以力求实现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的合理配置，改善农业产业面临的突出问题，促进农业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三、研究方法

本论文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方式直接深入贵州省主要产粮县市，对农业管理及服务机构工作人员以及农户进行调研，对收集的调查问卷进行分析，并结合三种科学的方法进行整体研究归纳总结。

（一）文献研究的方法，通过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官网进入中国知网搜集相关期刊论文、博硕论文、报纸等与农业补贴相关的电子文献，同时在学校图书馆和贵州省图书馆查阅有关农业补贴的资质文献。在搜集好有关农业补贴的文献后对其进行筛选分析，作为本论文研究的基础。

（二）实证研究的方法，本论文主要采用调研的实证研究法，以贵州省为例对农业补贴实施存在的问题进行实地问卷调研，不仅对农业管理及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进行调研，同时也对农业生产经营者进行调研，总结出我国农业补贴法律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三）归纳总结的方法，对农业补贴调查问卷进行分类归纳总结，分析农业补贴实施问题，归纳出农业补贴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运用经济法的相关知识，分析导致农业补贴实施存在问题的法律方面的原因，提出完善农业补贴法律制度的对策及建议。

四、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对农业补贴问题研究得较晚，在 21 世纪之前，在国内对农业补贴的研究还是一个前沿问题，进入 21 世纪在中国加入 WTO 之后，国内很多的学者对农业补贴进行研究，到目前为止对农业补贴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多成果。但是学者们多是从经济学和农业经济管理方面进行研究，从法律角度研究很少，在法律方面研究的有主要集中在国际经济法领域，从经济法方面进行研究的非常少。

国内最早对农业补贴进行研究较为知名的学者有朱希刚老先生。之后有程国强、王传丽等，程国强认为 WTO《农业协定》对削减发达国家实施农业补贴只能取得有限成果，WTO《农业协定》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王传丽从国际经济法角度对 WTO《农业协定》以及农产品贸易相关的规则协定进行研究，同时从相关国际法规则对农产品贸易产生的影响以及国内的相关法律规则如何与 WTO规则相协调进行了仔细分析。王玉帅在其博士论文《WTO 框架下中国农业补贴法律和政策研究》中指出为了保护我国农业生产者利益，促进农业的持续发展，在下轮农业谈判中，我国应当积极争取对我国有利补贴事项。

其他学者还从农业补贴概念的界定、以及我国农业补贴法制构建等方面进行研究。如，如黄河教授认为，农业补贴主要有一下两个方面的的目的，一是鼓励和支持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这就包含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科技服务等财政支出；二是保障和提高农业生产经营者的收入水平。另外，高峰等学者指出农业补贴是指政府对农业生产、流通等相关环节进行的财政转移支付，换句话说政府通过财政预算的方式在预算内对农业生产经营者进行补贴，以提高农业生产经营者的收入，促进农业基础设施的完善，弥补市场机制对农业生产领域资源优化配置的不足。还有其他学者建议建立农业补贴专门法律制度，如王华巍、李鹊、何宇鹏等。刘莎依据 WTO《农业协议》提出我国“黄箱”补贴、“绿箱”补贴与“蓝箱”补贴的具体农业补贴制度的内容，使我国农业补贴法律制度和 WTO 的各项规则相融合。

国外学者的研究著作多集中在农业补贴对的经济发展的影响，例如 Kym Anderson 等。Mitsuo Matsushita 对 WTO 框架下的农业补贴规则做了详尽的分析。有的作者则分析本国农业补贴政策可能面临的合规性挑战，例如RandySchnepf 和 Jasper Womach 。还有学者就农业补贴对发展中国家贸易地位的影响进行研究，例如 David Bailey 和 Ivan Roberts ；在 WTO 领域，JohnJackson 的著作解释了国家主权与 WTO 规则的关系；很多外国学者对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作了详细的论述，例如 Brian Tamanaha 和 L. Friedman 等。应该说相关学者们在实施农业补贴的理论基础、农业补贴的支持水平、农业补贴制度的演变与变迁、国内农业补贴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完善方法、农业补贴制度的国际比较与经验借鉴等方面研究对我国农业补贴法律构建与完善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但是这些研究多数仅仅从理论方面进行研究，往往缺乏的大量充分的调研资料为依据，学者们提出的农业补贴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法律方法和途径是否符合实际依然是一个未知问题。尤其多数学者都是国际经济法的角度去研究我国农业补贴法律制度如何与 WTO 规则相结合，而在我国农业补贴法律制度内容本身如何设计才能使农业补贴的功能发挥到最大，如何处理农业补贴实施过程中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如何处理在农业补贴的支出中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等这些关系到农业补贴根本问题的研究几乎没有，采用调查研究法方法进行研究的也很少。

第一章  农业补贴实施问题调研情况统计

一、农业补贴相关基本概念

（一）农业补贴的概念

在我国《农业法》、《农业技术推广法》等有关农业的法律当中与农业补贴相关的内容，并没有使用农业补贴的词语进行表述，而是使用保障、支持、补助等词汇。

农业补贴这一词语多出现在有关农业的政策性文件当中，对于农业补贴的概念，我国学者在相关文章作出了界定，如西北政法大学教授黄河认为：“一般意义上的农业补贴指的是对农业的财政补贴,即国家为了实现特定的农业产业政策目的而将财政收入依法定的标准和方式转移给特定的农业生产经营者的国家行为。”

笔者赞同黄河教授对农业补贴概念的表述，同时笔者认为农业补贴是国家利用财政支出手段，对农业领域的资源配置进行宏观调控的政府行为。农业补贴概念的外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农业补贴包括：首先，国家现实和潜在的财政资金的支付，如对农业产业和项目的无息和低息贷款、农业水利工程项目的投入，对从事农业生产的经营者的贷款担保等；其次，国家税收的优惠，如减免农业税等；再次，政府提供的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科技服务等一般公共服务等。狭义的农业补贴的概念指在满足一定条件后，国家无偿性财政资金的拨付，如，农业灾害补贴，农业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等。在本文当中的农业补贴的概念笔者使用的是广义的农业补贴的概念。

（二）实施农业补贴的目的

对于农业补贴的目的，我国学者在有关文章提到，如黄河教授认为，农业补贴主要有一下两个方面的的目的，一是鼓励和支持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这就包含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科技服务等财政支出；二是保障和提高农业生产经营者的收入水平，如农业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收入补贴，农业自然灾害救助补贴，农业保险补贴等等。

保障农民的收入水平是美国的等发达国家实施农业补贴的主要目的之一，2014 年美国通过新的农业法案实施农产品价格损失计划、农业经营风险覆盖计划，农业灾害援助的方面保障农民的收入水平。

其他学者，如毛智勇、高平提到我国种粮农民收入补贴应以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和弥补种粮农民的收入水平为目的。

笔者认为国家实施农业补贴的根本目的是要使粮食安全得以保障，要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就要实现以下几个目的，主要包括提高农业的基础设施水平，提高农业的科技水平，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等，因为，只有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科技水平较高，农业产业的生产效率才会提高；只有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得到有效激励，农民才会把劳动力等资源投入到农业产业。农业基础设施落后，农业缺乏科技支持，农业缺乏足够的劳动力，农业产业将不会得以健康发展，将会危及到国家的粮食安全。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安全的环境是政府的基本义务，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提供安全经济社会环境的重要内容。

（三）农业补贴法律制度及其内容

从法学方面对农业补贴实施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其实质上就是对农业补贴有关的法律制度的实施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要实现这一研究目的首先要明确与农业补贴相关的法律制度有哪些。

到目前为止，我国没有专门用于规范政府实施农业补贴的法律制度，农业补贴的实施依据的国内法主要包括《农业法》、《农业技术推广法》等法律，这些法律当中有关农业补贴只作了原则性规定，在我国农业补贴的具体实施主要依据中央有关农业补贴的政策性文件。我国是 WTO 的成员国，我国农业补贴的法律法规以及政策性文件都要遵守 WTO 相关协议中关于农业补贴的规定。

尽管在 2013 年 12 月，WTO 第九届部长级会议（巴厘岛会议）就多哈回合“早期收获”（Bid to“Harvest”）协议达成一致，但多哈回合“早期收获”仅选择了一些技术性比较成熟、涉及政治敏感度较低的一些议题，先行达成的决定草案，对于有关农业补贴的国内支持和市场准入等实质性内容依然被搁置，延期谈判。目前在国际法方面规范农业补贴的主要有 WTO《农业协定》。WTO《农业协定》在1986 年 9 月至 1994 年 4 月的乌拉圭回合谈判中通过， WTO《农业协定》规定了农产品市场准入、出口补贴、国内农业支持等方面内容。在市场准入方面规定了WTO 成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应当承诺逐步降低关税；在出口补贴方面，在基期内（1988-1990）实施出口补贴的成员必须就减少补贴作出承诺并列入减让表，没有实施出口补贴的农产品不得实施出口补贴，中国在加入 WTO前没有对出口农产品实施补贴，因此在入世后也不能实施农产品出口补贴；在国内补贴支持方面，把国内补贴分为绿箱补贴、黄箱补贴、蓝箱补贴。绿箱补贴指补贴措施的实施对农产品贸易没有扭曲作用或者是扭曲作用很小，这些补贴措施包括一般服务、粮食安全公共储备、国内粮食援助、对生产者的直接支付、不挂钩的收入支持补贴、自然灾害救济支付、环境计划下的支付和贫困地区援助补贴。对于绿箱补贴，《农业协定》不要求成员承诺减让，也就是《农业协定》对 WTO成员实施的绿箱补贴没有限制。黄箱补贴指补贴措施的实施对农产品生产和贸易具有严重的扭曲作用，黄箱补贴主要包括价格支持补贴、农业生产资料价差补贴、生产投入补贴和利息补贴等。对于黄箱补贴，《农业协定》要求成员进行削减，而削减的依据是综合支持量和综合支持总量，根据《农业协定》第 1 条，综合支持量是指以货币形式表示的、有利于基本农产品生产者的对某一农产品提供的年度支持水平，或指有利于一般农业生产者的非特定产品支持并不可免除削减的支持；综合支持总量则是有利于农业生产者的所有国内支持的总和，即所有基本农产品的综合支持量、所有非特定产品的综合支持量以及所有农产品支持等值的总和。

《农业协定》要求各成员计算基期(即 1986 年一 1988 年)综合支持总量并将其写入其减让表第四部分第 1 节中。各成员以基期综合支持总量为基准进行削减，并依据削减后的最终综合支持总量和年度综合支持总量作出承诺，如果某一成员没有做出综合支持总量的承诺，则其只能在微量支持允许水平的范围内提供黄箱支持。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于黄箱支持补贴只享有 8.5%的微量允许支持水平，微量支持是指政府所提供的不超过农业或农产品生产总值的一定比例。微量支持不计入现行综合支持总量之中，微量支持不需要削减。需要强调的是各种农产品被允许的微量支持是以该种农产品的生产总值为计算依据，不能把各种农产品被允许的微量支持总量累加到某种农产品或某几种农产品当中。

二、调研基本情况

（一）调研背景和调研目的及内容

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我国许多专家和学者就在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的关系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观点和见解，如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教授在《市场经济与依法治国之我见》一文提到：“在中国发展市场经济，首先要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里面要讲政治，要算经济账，还要有法治；二是要用法律划清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政府是市场行为的‘裁判员’，企业是市场的‘运动员’，两者的角色分工不同，不能混同。运动员也应该分类，有的是跑长跑的，有的是短跑，还有的游泳，不能哪里有便宜可占就到哪里去比赛；三是要更加强调把促进公平、正义作为政府的基本价值追求。”

对农业补贴实施问题进行调查研究，首先要找到农业补贴存在的主要问题，从法律的角度来看，问题的存在都是由于相关主体之间权利和义务的配置不平衡，解决问题就是通过改进相关法律制度，以达到相关主体之间权利和义务的配置平衡、协调。从法学的方面对农业补贴实施问题进行调查研究的目的，其实质就是要调查与农业补贴相关的法律制度及及政策的实施现状，调查农业补贴的实施是否实现了立法的意图和目的，或者说调查研究与农业补贴相关的法规及政策的实施效果。对农业补贴实施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就是通过调研资料来评价农业补贴的实施效果，那么，用什么标准来评价农业补贴的实施效果或者说从哪些方面去进行调研分析成为本文首要解决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要从哪些领域和哪些方面找出农业补贴存在的权利和义务配置不合理，以及导致权利权利和义务配置不合理的法律方面的原因，提出改进权利和义务配置协调、合理的建议及对策。

对于用什么标准或者说从哪些方面来评价农业补贴的实施效果，笔者认为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农生产经营者和农业管理及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对农业补贴的了解程度，二是中央及地方政府和农业生产经营者是否履行和遵守了农业补贴相关法规及政策规定的义务，三是农业补贴的功能及目的是否实现对于以上第一方面来说，主要包括农业生产经营者和农业管理及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对农业补贴的种类、内容、目的的了解程度。对于以上第二方面来说包括地方政府是否已经积极履行了农业补贴的的相关义务，农业补贴资金有没有存在被挪用，中央及政府是否对农业的投入是否充足，相对来说地方政府更愿意对农业的哪些部门进行资金投入；农业生产经营者有没有存在骗取农业补贴资金的问题。对于以上第三方面的来说，主要是指农业补贴应当具有的功能及目的是否实现，主要包括农业基础实施是否得以完善，农民的积极性尤其是种粮农民的积极性是否得到有效激励。

实质上，本文中笔者力图调查研究农业补贴当中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在有关农业补贴的权利义务的配置，二是政府与市场之间权利和义务的配置，三是从事农业，尤其是从事粮食种植业的农民权利义务的配置。因为，农业补贴的财政资金的投入既有中央政府的投入也有地方政府的投入，这就关系到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应当由哪一级政府对农业投入更为合理，地方政府对农业投入的意愿，地方政府有没有挪用农业补贴资金的问题。农业补贴要能够很好地实现其目的和功能就需要相关制度恰当地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对于市场能够很好调节的领域，政府除发挥监管作用外，尽量少干预或者不干预。农民对农业补贴的了解程度是农民主张其补贴权益的前提，农民主张救济其正当权益是关系到公平公正的问题，使农民尤其是种粮农民的收入得到合理保障，防止农业补贴中的骗补行为也是关系到公平公正的问题。因此，笔者主要从三个方面对农业补贴实施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找出我国农业补贴实施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农业补贴存在问题的法律方面原因最终提出改善农业补贴法律制度的建议和对策，以力求实现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的合理配置，改善农业产业面临的突出问题，促进农业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调查问卷设计的基本情况

1.调研对象和时间

本文所采用的调查问卷由笔者在导师的指导下精心设计制作，调查对象为贵州省主要产粮大县的农业生产经营者和农业补贴工作管理和服务机构。

2.调查问卷设计原则

（1）全面性原则。由于农业补贴实施问题不仅关系农民等农业生产者，还关系到负责农业补贴工作的相关管理机构，农业补贴的实施范围不仅包括种植业、畜牧业等产业，还包括农业基础设施、农业科技服务等领域，而各个领域之间又存在作密切的关联，所以，调查问卷涉及的面较广。 

（2）重点突出原则。  调查问卷的设计主要突出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农生产经营者和农业管理及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对农业补贴的了解程度，二是中央及地方政府和农业生产经营者是否履行和遵守了农业补贴相关法规及政策规定的义务，三是农业补贴的功能及目的是否实现。

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法治建设面临的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及支持责任的关系，市场主体之间公平公正的关系。因此，对农业补贴的实施问题进行调查研究，笔者在设计调查问卷的问题时，又重点突出够正确反映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政府、公平公正关系的问题及选项。以达到正确揭示农业补贴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重点分析农业补贴实施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3）开放和封闭相结合的原则。为了充分了解农业补贴的实施过程存在的问题，笔者

在设计调查问卷时，对于一些问题没有事先拟定好问题答案的选项，而是让应答者充分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为保证调查问卷的客观性，笔者在设计调查问卷时大部分题目都采用了封闭式方式，设计好问题后事先拟定了问题答案的选项。 

（三）调查问卷的指标构成

本论文对农业补贴实施问题进行调查研究，由于调研对象的不同，分为农业生产经营者调查问卷和农业管理及服务机构调查问卷，在两类调查问卷中都设置了“对农业补贴的种类和目的的了解及认识、政府和农民履行农业补贴义务现状及建议、农业补贴功能的实现程度”三个一级指标。在农业生产经营者的调查问卷中：在对农业补贴的种类和目的的了解及认识一级指标下设 9 个二级指标，在政府履行农业补贴义务现状及建议一级指标下设 2 个二级指标，农业补贴功能的实现程度一级指标下设 15 个二级指标；在农业管理服务管理机构工作人员调查问卷中：在对农业补贴的种类和目的的了解及认识一级指标下设 8 个二级指标，

在政府履行农业补贴义务现状及建议一级指标下设 9 个二级指标，在农业补贴功能的实现程度一级指标下设 17 个二级指标。每个指标提问或设问所设置的选择性回答分别从最少 2 个到最多 6 个不等，同时设计让调查对象自由回答的开放性问题。具体指标构成如下：

三、调研资料的整理和统计

（一）调研资料整理和统计的相关说明

为了充分了解农业补贴实施效果以及存在的问题，笔者于 2015 年 5 月到 10月期间，到贵州省主要产粮大县的 8 个乡镇去调研，对农民或者农业企业、农业管理及服务机构工作人员发放 366 份《农业补贴实施问题调查问卷及访谈问题》进行调研。 

本次调查主要采用通过向调研对象发放调查问卷的调研方法，把收回的问卷逐一分项进行归纳量化分析。本次问卷调查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了农业补贴实施存在的问题，对完善农业补贴法律制度，保护农民的收入、促进农业产业健康持续发展具有参考考价值。

1.调查问卷的回收情况 

本次调研共发放 366 调查问卷，其中农业生产经营者 200 分，农业管理及服务机构工作人员 166，调研结束共回收 348 份，有效问卷 322 份，其中农业生产经营者 180 份，农业管理及服务机构人员 142 份。回收有效率为 87.98%，可以对问卷进行较好的分析。

2.问卷分项整理情况

本论文对所采用的《农业补贴实施问题调查问卷及访谈问题》进行分项整理，农业补贴种类和目的的了解及认识程度、政府和农民履行农业补贴义务现状及建议、农业补贴功能的实现程度”三个一级指标进行统计，对于两份调查问卷中相同的问题答案区别不大的在同一个表格中进行统计，答案区别较大的分开统计，尽可能具体全面分析本次调查结果。

（二）调研资料主要问题的统计

1. 农业补贴的种类和目的的了解及认识程度调研资料统计整理为了充分了解农业生产经营者和农业管理服务机构工作人员对农业补贴的种类和农业补贴的目的的了解及认识程度，笔者分别对农业生产经营者和农业管理和服务机构进行调研，调研结果统计如下：

（1） 农业补贴种类的了解和认识程度调研资料统计

如表 3 所示，在农业补贴的调查问卷当中，针对“你是否知道国家实施的农业补贴政策”的问题，322 份有效问卷中，有 310 位问答者选择肯定回答，占比96%，只有 12 位调研对象选择否定回答，占比仅有 4%。但是，如表 4，针对“你知道国家实施哪些农业补贴”的问题，在农业生产经营者调查问卷当中，农业生产经营者知道最多的是农业三项补贴，在 180 位调研对象当中，有 168 位调研对象选择知道，占比 93%；知道农业机械购置补贴的调研对象少于知道农业三项补贴的调研对象，其中有 125 位调研对象知道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占比 69%；知道粮食最低收购价补贴的人数少于知道农业机械购置补贴的人数，在 180 位调研对象当中，有 88 人选择知道，占比 49%；在 180 位调研对象当中，知道农业基础建设补贴、农业科技补贴、农业灾害救助补贴、农业保险补贴的人较少，其中，仅有 26%的调研对象知道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补贴，仅有 27%的调研对象知道农业

科技补贴，仅有 25%的调研对象知道农业灾害救助补贴，仅有 31%调研对象知道农业保险补贴。如表 5，在农业管理和服务机构人员当中，知道农业补贴的种类现状比农业上产经营者知道的现状要好，对于所列每项农业补贴 80%以上农业服务和管理机构人员都知道。

（2）农业补贴的作用和目的的了解和认识程度调研资料统计

如表 6，在农业管理和服务机构人员调查问卷中，有 120 位调研对象认为国家实施农业补贴的最根本目的是维护国家的粮食安全，占比为 85%，仅有 22 位调研对象认为农业补贴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占比为 15%。如表 7，有 98 位调研认为当前我国农业补贴的目标不清晰，占比为 69%，仅有 44 位调研对象认为我国农业补贴目标清晰，占比 31%。如表 9，尽管在农业生产经营者调查问卷中，83%的调研对象回答获得农业补贴最多的是粮食种植业，但是 13%调研对象认为畜牧业获得的农业补贴业较多，同时农业休闲和旅游观光也获得农业补贴占比 1%。如表 10，在农管理及服务机构调查问卷中，有 69%的调研对象认为国家农业补贴应当重点支持的农业产业是粮食种植业；如表 11,有 62%的调研对象认为农业休闲和旅游观光不应该获得国家农业补贴，同时，也有 25%的调研对象也认为畜牧业不应该获得农业补贴；如表 12，农业管理及服务机构工作人员认为国家选择重点支持考虑该农业产业对国计民生的重要程度、该农业产业承担的自然风险、该农业产业的经济效益，选择对国计民生的重要程度调研对象相对较多，占比 36%，选择经济效益和承担的自然风险的调研对象比例相同，都为32%。如表 13，在农业补贴调查问卷的开放性问题当中，畜牧业获得了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补贴资金，特别是，与农业生产无关的休闲观光旅游业的观光步道、停车场、太阳能路灯也获得财政补贴资金。

（3）结论

从表 3 至 5 我们可以看出，绝大部分农业生产经营者和农业管理及服务机构工作人员都知道国家实施农业补贴政策，但是，对于农业补贴的种类来说，农业管理及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基本上知道大部分农业补贴的种类，而绝大部分农业生产经营者知道农业三项补贴和农业机械补贴。农业补贴，不但粮食种植业获得农业补贴，其他农业产业也获得农业补贴。

从表 6 至 13 可以看出，超过半数的农业管理及服务机构工作人员认为国家实施农业补贴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当前实施的农业补贴目标不清晰，农业补贴附加功能较多。导致一些经济效益较好，与粮食安全关系不大也获得农业补贴。如表 13，畜牧业获得了财政资金的支持，如 A 养鸡场的家庭农场建设和 B 牧业发展公司山地生态畜牧肉牛产业建设。甚至与农业产品的生产无关的项目也获得看农业补贴财政资金的支持，如 C 生态有机茶园公司建设休闲接待广场、D 农民专业合作社新建 1100 米的荷塘观光步道等。

大部分调研对象认为国家实施农业补贴的重点领域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经济效益较差、自然风险较大的粮食生产领域。

2. 政府履行农业补贴义务现状及建议

（1）各级政府履行农业补贴现状调研资料统计

如表 14，在农业管理及服务机构调查问卷中，有 80 个调研对象知道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的资金来源于中央财政的的投入，占总调研人数的 56%；有 38个调研对象知道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的资金来源于省级财政的投入，占总调研人数的 27%；而知道市级以下财政投入到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较少，市县乡三级分别为 10%、6%、1%。如表 15，在 142 个农业管理及服务机构调研工作人员的调研对象当中，有 95 个认为中央财政对农业补贴的投入不足，占比 65%，仅有35%的调研对象的认为中央财政对农业投入充足。如表 16，有 77%的调研对象认为地方财政对农业补贴的投入不足，仅有 23%的调研对象认为地方财政对农业补贴的投入充足。如表 17，尽管 79%的调研对象认为地方政府不存在挪用农业补贴财政资金的现象，但是还是有 23%的调研对象认为地方政府存在挪用农业补贴资金的问题。如表 18，在 188 个调研对象的农业生产经营者调查问卷中，尽管 69%的人认为地方政府不存在拖欠农业补贴的现象，但是，有 31 的人认为地方政府存在拖欠农业补贴的问题。

（2）地方政府对农业的投入意愿及建议调研资料

如表 19，在 142 个调研对象中有 114 个认为地方政府不愿意把财政资金投入到经济效益较差的粮食产业，占比 80%，仅有 20%的调研对象认为地方财政愿意把财政资金投入到经济效益较差的粮食产业，正如表 20，在 142 个农业管理及服务机构工作人员的调研对象中 30%、32%、30%认为地方财政更愿意投入到烤烟、蔬菜、或者其他经济效益较好的农业产业，只有 6 的人认为地方财政愿意把财政资金投入的粮食产业。如表 21,142 个农业管理及服务机构工作人员，有 88%的人认为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的粮食产业的基础设施应当由中央财政投入，仅有12 的人认为应有地方财政投入。如表 22，有 85%的调研对象认为，非粮食产业的基础设施的投入应由地方政府承担，仅有 15%的调研对象认为应由中央政府承担。

（3）结论

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国家财政的大幅提高，国家对农业的投入也在不断加大，农业基础设施也取得了很大的改善。当前我国对农业的财政投入中，既有中央财政的投入也有地方财政的投入，但是，依据调研资料统计，无论是中央财政还是地方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均不充足。同时，尽管大部分地方政府不存在挪用和拖欠农业补贴资金的现状，但是也还是有部分地方政府拖欠农业补贴资金的问题存在，多数地方政府不愿意把财政资金投入到经济效益较差的粮食产业，多数地方政府更愿意把财政资金投入到经济效益较好的非粮食产业。大部分农业管理及服务机构工作人员认为与国家粮食安全相关的农业投入应当由中央政府承担，非粮食产业的投入应当由地方政府承担。

3.农业补贴功能的实现程度

农业补贴功能的实现程度，是指农业补贴的作用和目的达到和实现的程度。笔者赞同政府实施农业补贴的根本目的的为了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的观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就需要农业财政补贴达到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等作用，因此，笔者在调研过程中选取了农业补贴对于改善农业基础设施的现状和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的现状两个方面进行调研。

（1） 农业补贴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支持现状

如表 23，在农业生产经营者调查问卷中的 180 个调研对象，有 80%反映他们村有政府财政资金投资的农业基础设施，仅有 20%的反映他们村没有财政投资的农业基础设施。但如表 24，仅有 9%的农业生产经营者认为这些政府投资的基础设施运行状况良好，11%的农业生产经营者认为这些政府投资的基础设施运行状况一般，80%的农业生产经营者认为这些政府投资的基础设施运行状况不好。如表 25%，在农业生产经营者调查问卷和农业管理及服务机构调查问卷中的 322 个调研对象，89%的人认为农业补贴财政资金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支持力度不能满足现实需求，仅有 4%的人认为能较好地满足，仅有 7%的人认为能够基本满足。86%的调研对象认为当面财政资金对农业基础设施支持力度最薄弱的领域是在农业水利建设和维护方面。

（2） 农业补贴对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调研资料

如表 27，在 322 个调研对象中，仅有 1%的人认为农业补贴在较大程度上降低了种粮农民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仅有 9%的人认为在一般程度上降低了种粮农民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90%的人认为农业补贴仅在较小程度上降低了种粮农民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由于我国实施的粮食最低收购价制度，当粮食价格下跌时种粮农民并没有获得的政府的财政补贴资金，如表 29，当农作物遭受自然灾害是只有 44%的人获得补贴资金，有 56%的人没有获得自然灾害补贴资金，且，如表 30,在 322 个调研对象中仅有 2%的人认为政府提供的财政补贴资金能够弥补较大部分损失，仅有 21%的人认为农业补贴资金能够弥补一半自然灾害损失，77%的人认为农业补贴资金只能够弥补自然灾害的一小部分损失。

如表 31，在调研地域范围内，依据调研对象反映，在他们管辖地域范围内都实施了农业自然灾害保险，但如表 32，农业自然灾害保险在农户或者农业企业的覆盖范围较小，依据农业生产经营者反映仅有 15%的农户获得了农业自然灾害保险财政补贴，有 85%的农户没有获得该项补贴。

如表 33,在 322 个调研对象中，仅有 2%的人认为农业补贴在较大程度上能够激发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种植粮食的积极性，有 9%的人认为农业农业补贴在较小程度上能够激发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种植粮食的积极性，89%的人都认为农业补贴激发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种粮的积极性非常小。同时，如表 34，89%的人认为农业补贴只能在非常小的程度上减少务工和种粮之间的收入差距，仅有 10%的人认为农业补贴在较小程度上减少务工和种粮之间的收入差距，仅有 1%的人认为农业补贴在较大程度上能够减少务工和种粮之间的收入差距。如表 35,90%的调研对象认为农业补贴不能有效减少土地用于种粮和土地非粮化之间的收入差距。如表36，仅有 4%的人认为农业补贴在较大程度上增加农民收入，77%的调研对象认为农业补贴在较小程度上增加农民的收入，19%的调研对象认为农业补贴仅在非常小的程上增加农民收入。如表 37，尽管大部分调研对象反映不存在农业补贴资金被骗取的情况，但也有 19%的调研对象反映存在农业补贴资金被骗取的问题。如表 40，农业管理及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认为当前农业补贴存在的最主要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25%的调研对象认为当前农业补贴的目标不清晰，农业补贴的附加功能过多；27%的调研对象认为地方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动力不足，并存在挪用、拖欠农业补贴资金的现状，中央政府存在缺位，对农业的投入不足；23%的调研对象认为农业补贴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支持力度不足；25%的调研对象认为农业补贴不能够有效激励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3） 结论

财政补贴论文篇10

一、引言

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了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简称“CAS 16”）并要求自当年6月12日起实施，2006年旧的政府补助会计准则就此废止（简称“旧准则”）。CAS 16的公布强化了企业在接受有关政府补助时更多地遵守经济交易实质来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此外也进一步完善了其他方面的会计处理规定，相对2006年的旧准则有巨大进步。为此，本文针对CAS 16与2006年旧政策的财政贴息的变化进行对比分析并通过实际案例分析其中的变化和对企业的核算带来的影响。

二、新旧准则有关财政贴息会计政策变化

（一）旧准则核算的有关会计制度

旧准则明确规定了有关政府财政贴息的会计核算问题。财政贴息，具体实施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有关部门直接将贴息款项拨付给企业，另一种方式是政府将款项拨付给贷款银行。针对第一种直接拨付给企业的财政贴息款，根据CAS 16规定企业需要将此作为政府补助收入进行相应会计核算，具体会计处理需区别对待：若财政贴息与收益相关且是补偿企业已经发生的成本费用则将其计入“营业外收入”；若财政贴息与收益相关但是补偿后续期间企业将要发生的各种成本费用则将其计入“递延收益”并待后期再分摊结转计入“营业外收入”；若财政贴息与购买资产相关则取得后直接计入“递延收益”并待后期在资产使用期间随折旧（或摊销）进度将其分摊结转至“营业外收入”。对于第二种直接给贷款银行的拨款，“CAS 16”规定企业不对此进行?_认财政补助并做相应的会计处理，企业直接以实际优惠后的贷款利率确认其相应的借款及借款费用即可。此外，《〈企业财务通则〉解读》（2007年版）也对财政贴息给出了上述类似的会计核算建议，即俗称的“总额法”核算。该核算方法的核心思想是企业直接或间接收到财政补贴是对企业各种经营活动（资产或费用）的补贴，故以损益处理较为适当。财建〔2012〕95号文《基本建设贷款中央财政贴息资金管理办法》规定，中央财政给予企业基本建设贷款贴息的，在建冲减工程成本、竣工项目冲减财务费用。财政部令第81号《基本建设财务规则》中对财政贴息的有关会计核算做出了说明及规定。该准则指出企业因经营性项目获得的财政贴息，若在建设期内取得则直接在有关项目建设期间内冲减建设成本，若项目验收合格后取得则按照相关会计法律法规进行核算。财政部上述两个文件针对财政贴息进行会计核算的核心思想都是“净额法”，即规定企业获得的财政贴息应冲减资产成本（或财务费用）。

（二）2017年最新修订的CAS 16的变化

1.核算分类的变化

CAS 16针对政府补助概念重新定义，按照最终受益对象来确定政府补助并强调无偿性和来源，并不考虑企业获得的方式（直接或间接）。为此，针对政府拨款给贷款银行而企业以优惠利率获得银行贷款的情形，由于该拨款补助最终受益对象为企业，新准则要求企业对此按照政府补助进行确认、计量并报告。在此基础上，CAS 16针对拨付给贷款银行和拨付给借款企业的财政贴息因不同的拨付对象规定了不同的核算方式。

2.核算方法的明确

前文可知，2006年的旧准则规定企业可按照“总额法”对财政贴息进行核算并且对拨付给贷款银行的情形不做处理。CAS 16针对企业直接或者间接（拨付给贷款银行后企业获得优惠利率贷款）取得的财政贴息，新修订的准则一律要求企业按照冲减借款费用的方式进行核算，即“净额法”核算。准则规定，企业收到的财政贴息直接冲减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费用或先计入“递延收益”再在后期分期冲减；即与借款费用一样，符合资本化时冲减资产成本，符合费用化时冲减财务费用。

（三）2017年最新修订的CAS 16财政贴息的会计处理理论

按照2017年最新修订的CAS 16规定，企业收到的财政贴息可按照以下思路分类处理。

首先，若政府有关部门将对企业的财政贴息直接拨付贷款银行的话，有两种处理方式：（1）企业以借款本金的公允价值入账并按实际利率摊销确认借款费用，该入账公允价值与借款本金的差额确认为递延收益并按实际利率法在存续期内摊销，用来冲减相关借款费用；（2）企业按照收到的借款入账，并按照政府给予的优惠利率和借款本金来确定相关借款费用。

其次，若政府将财政贴息直接拨付给企业，企业可进一步根据该财政贴息是否与建造长期资产相关进行分类处理。（1）取得的财政贴息与建造长期资产相关：①项目建设期内，按照相关规定资本化部分冲减成本、费用化部分冲减财务费用；②若取得财政贴息款项项目尚未开工或已经完工，则全部予以冲减财务费用。（2）财政贴息与建造长期资产无关：①若受补助对象的利息在取得该贴息款之前已经产生，则直接冲减当期财务费用；②取得贴息款时受补助对象的利息尚未产生，则先计入“递延收益”待以后期间分期冲减。

三、实际案例介绍

案例1：华夏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当地政府重点扶持企业，当地政府按照有关政策规定给予华夏公司2017年一项专项资金贷款财政贴息。2015年年初，华夏公司从当地工商银行取得一批为期18个月的专项借款，金额2 000万元、贷款利率12%、按月计息到期还本；当地政府同意财政贴息并按月向贷款工商银行按照6%支付贴息。对此，经过财政贴息后华夏公司该笔贷款的实际利率为6%；假定该笔专项借款用于企业一项不动产建设、全部符合资本化建设。

1.根据CAS 16规定，若按照上文第一种方式处理，利用实际利率对借款本金、利息折折现计算借款本金公允价值，然后按照实际利率计算各期应摊销的利息调整金额（具体计算省略）。对应会计处理如下（单位：万元）：

第一步，2015年年初取得借款按照公允价值确认。

借：银行存款 2 000

长期借款――利息调整 164

贷：长期借款――本金 2 000

递延收益 164

第二步，每月计提利息（对利息调整和递延收益进行摊销）并计入“在建工程”。

借：在建工程 18.36

贷：应付利息 10

长期借款――利息调整 8.36

借：递延收益 8.36

贷：在建工程 8.36

2.第二种方式处理较为简单，无需复杂的计算过程，直接按照借款本金入账并按照财政贴息后的实际贷款利率计提利息即可（会计分录省略）。

3.针对两种不同的处理方法对比分析。政府部门将财政贴息直接拨付给贷款银行的情况下，新准则规定企业将此作为政府补助进行核算但是允许企业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两种方法中在一种方法进行处理。两种处理方法对财报的资产、损益项目没有影响，影响的是负债结构。第一种以借款公允价值1 836万元入账“长期借款”而第二种则是按照2 000万元全部入账“长期借款”，第一种未分摊的164万元“递延收益”则是其他非流动负债；影响了负债结构，负债总额2 000万元不变。为此，实务中，企业更多选择第二种较为简单的方法进行核算。

案例2：鸿禧公司承担基础设施建筑工程，自2016年1月1日从工商银行A分行获得一笔长期贷款50 000万元专用于该工程建设，合同约定贷款利率为6%、为期3年。对此贷款因符合有关政策，鸿禧公司向当地政府申请财政贴息。

首先，假设鸿禧公司在2016年3月1日获得该笔财政贴息（政府每季度末支付当季的财政贴息），合计2016年全年3 000万元。现进一步假设鸿禧公司于当年年初及当年7月1日分别将专项借款的20 000万元、30 000万元用于该项工程建设（上半年尚未投入使用的30 000万元假设不产生收益）；当年一季度末，鸿禧收到政府的财政贴息750?f元。从案例可知，2016年一季度借款费用资本化与费用化之比为23，则对应财政贴息一季度冲减成本与财务费用的比例为23，即冲减工程成本为300万元（=750×（2/5））、冲减财务费用450万元。会计处理：借记“银行存款”750万元，贷记“工程成本”300万元、“财务费用”400万元。针对后续处理，以此类推进行处理。

其次，若取得财政贴息款项项目尚未开工或已经完工，则全部予以冲减财务费用。比如，假设2016年取得财政贴息，但是工程于2017年1月1日开工；对此，由于财政贴息获得时企业工程尚未开工，并不满足资本化要求，故相关财政贴息直接冲减当期财务费用，即借记“银行存款”、贷记“财务费用”。再比如，假设该项目于2018年年底完工但财政贴息在2019年4月才取得，合计500万元；由于项目已经完工，故2019年收到的财政贴息500万元直接冲减当年财务费用，即借记“银行存款”、贷记“财务费用”。

案例3：凯德瑞股份公司作为A市战略引进的高新技术企业，每年可获得当地政府给企业的300万元财政贴息，贴息款直接拨付给企业。

首先，若受补助对象的利息在取得该贴息款之前已经产生，则直接冲减当期财务费用。2017年11月当地政府拨款300万元用于补偿凯德瑞公司当年发生的相关贷款利息，则借记“银行存款”、贷记“财务费用”，金额300万元。

其次，取得贴息款时受补助对象的利息尚未产生，则先计入“递延收益”待以后期间分期冲减。现假设凯德瑞公司2017年12月份收到财政贴息款300万元用于补贴其2018年的贷款利息，借记“银行存款”、贷记“递延收益”，金额300万元；后期分摊时，借记“递延收益”、贷记“财务费用”。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