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政策论文十篇

关税政策论文篇1

市场经济是竞争性的经济，只要是商业化保险公司，只要不同的市场主体的竞争优势是通过竞争形成的，没有行政垄断的成分，那么对于不同规模、不同组织形式、不同资金来源的公司应总体上同等征税，这也是WTO的国民待遇原则和功能化的保险产业政策的要求。目前市场上占寡头地位的市场主体，如不是靠竞争获得的这种地位，则应在一个合理的税基上（如设定基本保费）加收特别附加税，以保证市场的公平竞争并有利于国家税收的增长。如果说以前对外资的税收优惠是为了配合对外开放的大形势，那么在国家财政收入十分吃紧的情况下，考虑到外资进入中国的根本原因是市场导向即我国的保险市场潜力很吸引人，现在完全没必要对即将对中资公司构成较大压力的外资公司在税率、税基、税种、退税和再投资免税上予以种种优惠。

目前市场上有很高呼声，要求对中小保险公司也像对外资公司那样减免几年税收，甚至将减免的税收转充资本金或准备金而不分红，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想法？根本原因可能就是两条：一是在国外盛行对中小公司的扶持，二是中国目前的保险公司经营区域的规定、对外资的优惠办法、全国性的大公司具有的先天优势和不完善的市场体系，都对中小保险公司的发展构成了极大的冲击。其实靠税收扶贫这种短期行为是不行的，重要的应是促进保险业形成良性的造血功能。如果对中小保险公司实行税收优惠，那也只能在目前有地税分享的营业税中由当地财政解决，否则就是从原来对中小保险公司从机构设置上的限制等不公正的一端转向对那些已享有这方面“实惠”的保险公司制造税收上的不公平。改革的出发点应是在有利于保险业发展的基础上对不公平现象根治，而不是制造新的不公平。

有人提出为防止市场垄断而对资本额和利润实行累进差别税率，对大公司征收高税，对小公司征收低税，笔者认为不妥，因为这不利于培育国际集团，也有违资本的逐利性，也不利于公平竞争。对市场垄断的防止，应通过包括市场份额的限制、反不正当竞争等内容的反垄断法予以解决。

二、改进征税方式，严打偷税漏税，为有利于保险业发展的保险税制改革创造条件

改进征税方式，严打偷税漏税，才能有效地解决保险业的高税赋和偷逃税并存的问题，减轻保险市场主体和消费者的税收负担，净化市场秩序，为有利于保险业发展的保险税制改革创造条件，促进保险业的发展。除免税部分外，原则上应以毛保费作为营业税应税保费，对储金返还和手续费、经纪费及退费，由保险公司代缴相关税赋；否则一经查实，由保险公司加倍代缴相关税赋。

三、调整保险税收结构，发挥保险税收的杠杆作用

由于国家财力有限，不可能大幅对保险业减税。事实上，靠减免税提高保险业的偿付能力是不可行的，比如寿险和长期健康险是免税的，而寿险业的偿付能力不足是有目共睹的，这种偿付能力的不足是保险业经营中的问题，也是保险业金融功能能不能有效发挥的金融制度安排产生的问题。为了使保险业的税收稳步增长，保险业的发展至关重要，税源的培育至关重要，为此必须进行保险业的税收结构调整，发挥保险业的税收杠杆作用。

1．调整所得税和营业税税基

在所得税税基方面，对各种准备金应制定合理的提取标准并严格执行，尤其是对保险保障基金、巨灾风险和长尾巴业务、财务再保险和非比例再保险及今后会发展的再保险证券化业务准备金的提取，这样既有利于不同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又可防止杀鸡取卵，增加保险业的税收负担；对于营业税税基，至少应扣除已决赔款部分中的自留部分。

2．分险种征收营业税，并实行部分险种的全免

建议按各险种从长远角度讲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的大小和对社会保障的重要性、与国计民生的关系程度、是政策性保险还是半政策性保险（含国内实力难以办到的险种和部分再保险业务）、是否为强制性保险为界分险种确定不同的营业税率。同时在目前部分险种的营业税免税的基础上扩大免税范围，如地震险、洪水险、信用保证保险和强制性保险。

3．设置特别附加税，防止利润转移

加拿大对分出到国外的保费，一律征收特别资源税，这样既可防止保险公司尤其是外资公司的利润向国外转移而偷逃税，又可鼓励保险公司在保持财务稳定的基础上尽量分入业务和提高自留水平，这种做法值得我们借鉴。事实上，征收的特别附加税最后是会转移到国外再保接受人的，并没有加重国内保险业的负担，同时由于中国保险业有庞大的市场资源，并不用担心这样做吸引不到外资。

4．在功能性税收政策的大前提下谨慎地实施差别化的税收政策，促进民族保险业的发展

对保险业落后的西部地区保险机构实行优惠税收政策，但时间不能过长，其极限期限是西部市场的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基本完善之时，同时这种差别化的税收政策应对各保险公司一视同仁。对拟破产或财务困难的公司的收购应可享受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为鼓励利润再投资到保险业以增强偿付能力和积累实力，对不分红的所得部分，可实行税收延缓计划或先征后返的政策。

5．调整对保户的税收政策、拉动保险需求

关税政策论文篇2

关键词：资本市场；税收政策；股利政策；股东

文章编号：1003―4625(2010)06―0076―04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股利政策包含了多重信息，这也使它成为财务理论中最受关注的研究领域课题之一。一方面，股利政策涉及如何向股东派发股利，属于利润分配问题。对于股东来说，他们的收益来源于两部分：股票价格上涨带来的收益和股利，这样，股利政策直接影响他们的最终收益，受到他们的关注。另一方面，现代企业运营过程中，内部融资是其重要的融资来源，股利政策不可避免地要在股利派发与收益留存之间进行权衡，以满足公司发展对于资金的需求，这又使股利政策成为融资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股利政策实际上包含了管理者对于企业综合状况的分析与评判，因而会成为外部投资者投资决策的依据之一，这反过来又会影响到管理者的股利决策。当然，还有其他的外部环境因素会影响到公司的股利决策。这些利益相关者因素的汇集，就使得企业最终实施的股利政策会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

中国的资本市场建立于1990年，到目前为止仅仅发展了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同发达国家成熟资本市场相比较，还是一个年轻的市场，因而许多法规仍不完善，上市公司行为也欠缺规范。这种条件下，完善资本市场法规，规范上市公司行为成为资本市场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中国上市公司对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忽视与侵害是一个广受争议的问题，股利政策则是人们探讨这个问题的一个主要出发点。我们已经提到，股利政策受包括企业外部环境、政策在内的多种因素的影响，分析这些影响因素在上市公司股利政策选择中的作用，对于监管当局了解问题所在，采取相应政策，规范、引导上市公司的行为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2005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文将个人投资者从上市公司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50％记人个人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相当于税率减半。理论上，该法规的出台会对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产生影响。本文的目的就是分析该政策实施前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变化，从而为相关政策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借鉴。

二、文献综述和研究设想

(一)文献综述

国外关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研究较为丰富，除经典的股利政策理论外，如股利无关论、“一鸟在手”理论、税差理论、顾客效应理论等，还有较多的实证研究结果，税收对于股利政策的影响是国外实证研究较多关注的领域。税收对股利政策影响的实证分析方面，国外的文献主要使用三类方法进行研究，一种方法是检验风险调整后的税前收益与股利收益率之间的关系，该方法的基本思想是，由于投资者的真实所得是税后收益，因而对于投资者来说，如果股利所得税率高于资本利得税率，相同的股利税后收益必然要求更高的税前股利派发，因而高股利个人所得税政策会使投资者有更高的税前期望收益率要求，从公司角度来说，要满足投资者的期望收益要求，就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即支付更多的税前收益，因此，会抑制公司增加股利的考虑，这种方法的研究主要使用修正的CAPM方法。不过实际的实证研究结果却出现了差异很大的结论，Black和Scho-lcs(1974)、Miller和Scholes(、1982)的研究得出结论：股利与资本利得之间的税收差已不会影响权益的税前收益，Litzenberger和Ramaswamy(1979，1980)的研究则有较大差异，他们的研究得出结论：投资者的期望税前收益率与股利收益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从这些国外研究可以看出，税差对于股利政策的影响并没有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

另一种方法是除息日股价行为法，该方法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是在五个人股利所得税的条件下，除息日股价下跌的幅度应该等于股利派发额，否则投资者可以通过套利获得无风险收益。Elton和Gru-ber(1970)、Poterba(1986)基于此方法的研究发现除息曰当天，股票价格下降的幅度小于股利派发额，他们认为这是税收效应发生作用的结果，在剔除影响收益率的其他因素后，两者之间的差额受资本利得与股利之间税收差额影响。Karpoff和Walking(1988，1990)、Michaely(1991)等的研究对此结论提出质疑，他们认为交易费用的存在会限制投资者的套利行为，除息日股票价格的表现与交易费用及其他微观市场结构密切相关，Frank和Jagannathan(1998)以香港资本市场数据的研究也支持后者对于前者的质疑，因为香港市场不存在相关税收，但他们的研究也发现除息日当天股价下跌低于股利派发额。总体来说，这些矛盾的结论可能源于此种方法的缺陷，即以特定日的股价表现反映税收政策效果，该方法的有效性并不那么令人信服。

最后一种方法是事件研究法。该方法主要以税收政策调整时间为参照点，分析该时间点前后税收政策是否发生变化。Bolster和Janjian(1991)、Papa-ioannou和Savarese(1994)以及Casey(1999)均以1986年美国税收法案税率改革为背景，研究公司股利政策是否发生变化。Bolster的实证研究得出结论，1986年后，随着股利所得税率的降低，实行高股利支付率的公司数量明显多于实行低股利支付率的公司。Papaioannou和Savarese(1994)认为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不仅有股利所得税率的降低，还有提高资本利得税税率的因素，从而基本消除了两者之间的税率差异。Blouin和Shachelford(2004)、Chetty和Emmanuel(2005)同样研究了2003年美国削减个人股利所得税政策对公司股利派发行为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得出了与Bolster等的研究基本相同的结论。针对不同时间节点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这表明在成熟资本市场中，税收政策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存在稳定的相关关系。

国内也有大量实证文献研究国内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具体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如王化成和李春玲等(2007)、智宝月(2009)、刘银国(2008)等等。虽然在股利政策研究方面国内存在大量的文献，拥有较为丰富的相关成果，但涉及税收对股利政策影响的实证研究文献较为有限，王志强(2004)、刘利(2006)提供了有限的研究成果。王志强(2004)采用

2000―2002年的资本市场相关数据，借助修正的CAPM模型及除息日股价变化方法分析了税收对于沪、深上市税收政策的影响，研究结论认为中国上市公司税前期望收益率与股利收益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存在股利政策的税收效应。刘利(2006)使用同样的方法采用2004年6月沪市分红派息公司的数据研究税收对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得到了类似的结论，并认为通过改革相关税制，缩小资本利得和股利所得税的税差是提高上市公司股利发放水平的有效途径。

(二)本文的研究设想及创新之处

从国内相关研究来看，主要借鉴国外修正的CAPM模型分析税收对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实际上使用这种方法存在一些疑问，因为该方法的研究主要使用截面数据，并不反映税收变化时的状况，也就是在税收政策不变条件下的研究，而上市公司基于不同的行业、不同的运营特点及不同传统会有不同的股利政策，因此这种方法所测度的税前期望收益率与股利收益率的相关关系，可能反映的仅仅是上市公司不同个体税收政策的差异。当然仅仅采用这种方法研究可能与研究期间中国股利税收政策并未有过调整有关。2005年中国调整了股利税收政策，个人投资者暂按减半额度征税，到目前税收政策的改变已有一段时间，这也使本文有条件来研究在此前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是否出现调整。

对于税收政策改变前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变化的研究，无论国内的研究还是国外的研究，大多采用时间节点前后对股利差异进行对比来反映股利政策是否发生变化，这种方法的缺陷是容易混淆不同因素的影响作用及时间变化的影响。本文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使用相关时间序列数据并在引入税收政策虚拟变量的条件下进行回归分析，同时在回归方程中考虑其他主要的影响因素，以分离这些因素的影响，从而使回归系数更真实地反映税收政策变化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带来的影响。

三、研究指标、模型

股利政策最主要的体现是股利派发水平，这里我们采用多数研究的选择，使用股利支付率及其变化反映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调整。税收政策的变化通过虚拟变量反映，即股利个人所得税调整的2005年之前的年份赋值0，2006年及以后的数据年份政策虚拟变量赋值1。由于股利个人所得税税率的减半征收，实际相当于税率减半，显著降低了股利派发的税负，原理上基于税负减轻及资本利得税和股利税之差缩小的考虑上市公司会增加股利派发水平，因而本文给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1：上市公司股利派发率与股利所得税税率负相关。

除了税收政策变量外，其他一些因素对股利政策的影响也是不可避免的，本文选择了一些主要因素作为控制变量，以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根据经典的财务理论投资机会也会影响到公司的股利政策。当公司存在更多投资机会的时候，会需要更多的资金以满足相应资本预算的需求，内部融资由于不需要额外的筹资费用，并且不需要繁杂的程序，成为公司筹集资金的首选来源，因此，当出现这种情况时，公司就会有减少股利派发的倾向，即留用更多的利润。营业收入增长率越高，表明公司处于更高的成长阶段，也会有更多的投资机会，本文使用营业收入增长率反映投资机会，基于此给出本文的第二个假设。

假设2：上市公司股利派发率与营业收入增长率负相关。

外部筹资成本是影响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又一个重要因素。利率的高低对于资本成本的高低，特别是债务成本有着直接的影响，当外部资本成本总体水平上升时，会增加上市公司资金成本支出，因而会抑制公司对于外部资金需求，并使用内部资金进行替代，从而减少股利的派发。本文使用利率作为外部融资成本指标，并给出本文的第三个假设。

假设3：上市公司股利派发率与外部融资成本负相关。

从公司内部财务指标来说，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越高，其资产的流动性就越好，相对于低短期偿债能力状况时期，公司有提高股利派发的倾向。反映短期偿债能力的财务指标有多种，由于现金流量是反映短期偿债能力的最直接的指标，这里使用现金流量与流动负债的比率反映短期偿债能力，因此给出本文的第四个假设。

假设4：股利支付率与短期偿债能力正相关。

考虑税收政策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并加入控制变量，给出如下的实证模型：

GL=C+a,SS,+a2了Z,+a3I,+a4CZ,+u　(1)

其中GL,为相应年份的股利支付率，反映上市公司股利政策，SS,为税收政策虚拟变量，TZ,为营业收入增长率指标，反映上市公司总体投资机会变化，I，为利率，反映外部融资成本，CZ,是现金流量与流动负债的比率，反映短期偿债能力，C为常数项，、a3、山为相应变量的系数，u，为随机误差项。

四、数据说明与实证分析

(一)数据说明

研究中使用的财务指标数据来源于深圳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的CSMAR资本市场数据库，利率数据来源于《中国金融年鉴》各期，并且使用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作为利率指标，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有多种期限，并且各年份利率期限长短也存在不同，为保持利率期限的一致性和连续性，本文选择120日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数据，并取当年每月的加权平均值，然后按年度得出每年的平均值。由于自1996年才有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数据，因此，我们的研究数据从1998年开始，区间选定为1998―2007年，考虑从1998年开始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中国资本市场建立于1990年，初始期限过早，则上市公司数量有限，代表性不足。最终模型使用的财务数据是样本中上市公司相关数据的平均值，考虑在整个研究区间数据的一致性，我们以1998年为基期初选上市公司，并且有下述情形的上市公司将会被从样本中剔除：(1)期间曾经暂停上市或已经退市的公司；(2)未分配利润连续三年以上为负数的公司；(3)数据缺失的公司；(4)1998年上市的公司；(5)数据中出现明显偏大或偏小值的公司。剔除后，样本中共包含463家符合要求的上市公司，然后依据这些样本公司的相关年度数据计算各相关财务指标的年平均值，表1为相关数据的描述行统计。

(二)实证分析

将上述指标代人模型(1)得到如表2所示的回归结果。

表2显示的回归结果表明，模型回归的R平方为0.73左右，调整后的R平方也达到了0.51左右，表明方程总体上具有较好的拟合优度，因此，整体上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分因素分析首先检验本文的假设Ⅱ。税收政策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为负，并且t统计量在5％以内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说明股利所得税税率降低的政策并没有提高上市公司股利派发水平，相反显示了反方向的影响，也就是否定了本文的假设1，这与经典财务理论相悖，究其原因，可能在于中国的上市公司并没有主动的股利政策，或者说，上市公司治理结

构不合理，回报股东的意识并不强，更多的是一种在资本市场圈钱的意识，因此股利派发水平对所得税税率变化并不敏感，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证监会强制规定，上市公司分红是其获得进一步融资资格的先决条件之一。而之所以回归结果显示相反的影响，可能基于这样的显示：中国资本市场从2001年起经历了四年多的下跌，2005年所得税税率的下调，可能更多反映的是监管当局推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政策取向，更多显示的是政策信号的作用。2006年及其后中国资本市场的巨幅波动，又使投资者忽略了股利派发对自身投资收益的影响，而上市公司在这种环境下也就缺乏股利派发的积极性，

利率的回归系数约为－1.6，并且t统计量在1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高利率将会抑制上市公司提高股利派发水平，而低利率环境对上市公司增加股利派发水平有正面影响，这印证了本文的假设4。说明外部，特别是外部债务资本成本的高低是影响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重要因素，债务资本越高，上市公司越倾向于使用包括留存收益在内的权益资本，从而减少股利派发水平，相反则会提高上市公司股利派发水平。研究期内，中国的市场利率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因而对股利派发水平的提高具有正向影响。营业收入增长率和现金／流动资产比率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这两个因素并没有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调整产生影响，因而否定了本文的假设2、假设3，从现金流的角度分析，中国上市公司由于创造现金流的能力普遍偏弱，因而一定范围内相关指标的变动并不能显著改善上市公司的偿债能力，因而股利政策也就不会对该指标敏感。

关税政策论文篇3

［关键词］企业年金 税收 政策

尽管企业年金计划是企业的自愿行为，但是，政府的财税优惠政策的宽松程度是影响企业年金制度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为了使我国企业年金计划能够健康发展，我国应该尽快出台相应的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明确企业年金计划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条件和要求，积极推广企业年金计划的税收优惠政策。本文就我国企业年金税收政策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做了简要分析。

一、我国企业年金税收政策现状分析

1、缴费环节个人所得税的征免规定

对于养老金收缴环节是否征收个人所得税的问题，我国的现行做法是，无论是企业为职工还是个人自己向年金计划缴费，只要进入个人账户的资金就作为即期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

2、投资环节的税收征免规定

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出台针对养老金和企业年金投资收益的税收优惠政策，换句话说，企业年金基金的投资收益是应税的。

3、养老金领取环节税收征免规定

目前，我国对企业年金的领取环节没有任何税收优惠，必须交纳个人所得税。

由于我国目前企业年金投资渠道狭窄，资金保值增值较困难，从长久来看，通货膨胀是养老金资产积累面临的重要风险。再加上我国的企业年金采用缴费确定制而非收益确定制，职工退休时按个人账户养老金本利和计发而不与物价指数和工资指数挂钩，这样，如果再对其养老金全额征收个人所得税，对退休职工领取的养老金无疑是雪上加霜。

但是，在我国的实际生活中，退休职工领取养老金收入一般是没有征税的，也就是说，虽然税收规则要求对养老金领取额征税，但是实际上没有征税。

二、我国现行企业年金税收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无论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均认识到税收优惠政策是企业年金的“引擎”，企业年金的发展需要政府税收政策的支持。但是与发达国家的企业年金发展政策环境相比，我国企业年金发展的政策瓶颈亟需突破。

目前我国尚未制定统一的税收优惠政策。具体分析，我国现行企业年金税收政策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企业年金的税收政策不统一

我国企业年金的税收政策基本上是体现在政府的政策性文件之中的。无论是从国务院和国家职能部委的政策性文件，还是各地方政府有关的政策性文件来看，企业年金计划的税收政策在内容上存在着差异，是不统一的。这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地方政府政策性文件与国务院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政策性文件中，关于企业年金政策的不一致性。例如，关于企业缴费的免税额度:2000年国务院《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方案》(国发[2000]42号)中规定企业向企业年金缴费部分在本企业职工工资总额4%以内的，可以在成本中列支，而湖北、浙江、安徽等省规定企业向企业年金计划缴费在本企业职工工资总额5%以内可以在成本中列支。二是，国务院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政策性文件的不一致。国务院在国发[2000]42号文中明确规定，在试点地区企业向企业年金缴费在额外负担一定的范围内可以免税，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2004年出台的《企业年金试行办法》中却没有说明企业向企业年金计划缴费可以在企业经营成本中列支，只是规定了向企业年金缴费的最高限额。三是，各地方政府对企业年金计划的税收优惠方式也不统一，这不仅表现在各省之间，而且还表现在同级省政府不同地区之间:如，对企业年金的缴费，有的优惠多，有的优惠少，有的干脆没有。

2、缺乏税收优惠政策与税收优惠不足并存

缺乏税收优惠政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政策规定上看，2000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试点方案》规定，企业向企业年金缴费在本企业职工工资总额4%以内，可以税前列支，但试点工作目前仅在辽宁省、吉林等省和极少数试点城市进行；少数非试点地区(如上海、深圳、大连、浙江、安徽)也出台了地方性税收优惠政策，而全国大多数地区尚没有正式出台针对企业年金的税收优惠政策；二是，从涉税环节上看，企业年金的税收涉及三个环节:缴费阶段——涉及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投资运营阶段——涉及增值收益税；养老金领取阶段——涉及个人所得税。从国际看，绝大多数国家税收优惠政策(免税)体现在前两个阶段，第三个阶段一般均纳税。在国务院、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及各地方政府的有关企业年金计划的税收的政策性文件中，对投资运营阶段，没有税收优惠政策，相应的投资收益仍需纳税；对缴费阶段中的个人缴费基本上也没有税收优惠，个人的缴费仍要缴纳个人所得税，企业向企业年金的缴费也不是都免税。

税收优惠不足主要体现在现行税收优惠中的最高免税比例过低，且灵活性太差。首先是税惠比例不统一，各省从3%到10%不等，缺乏较为合理的规范标准，各个地方各行其是，给监管带来不小的难度，也给不法之徒留下了违规操作的制度空间。其次，上述各地的税收优惠比例以5%居多，但实际情况是该比例明显偏低，无法激起企业参加企业年金的积极性。

3、税收优惠规则层次不高、权威性不足

目前，我国企业年金的税收优惠规则是以政府的《决定》、《通知》、《复函》、《试点方案》、《试行办法》等政策性文件的形式出现的，国家的立法机关及税务机关对企业年金的税收政策并没有专门的规定，更不用说有专门的法规。而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税收优惠政策在收入法典中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因此，企业年金的税收优惠政策显得层次不高、权威性不足，缺乏严肃性。

结束语

虽然存在种种问题，但是实际上实行优惠税收政策亦表明政府在养老金计划中承担的部分责任，我们应该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同时，政府通过税收优惠政策给予企业导向，促使企业年金向政府既定的方向发展，比如保护职工的利益，这将有助于促使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公平，促使资本市场的发展。

参考文献：

关税政策论文篇4

（1）保障财政性教育投入增长的资金安排需要。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一直重视教育投入问题，我国的财政教育投入逐年加大。在2006年公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和《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优先发展教育，加大教育投入，保证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长幅度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逐步使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达到4%。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要坚持教育公益性质，加大财政对教育投入，规范教育收费。从2008年和2009年来看，我国财政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已连续两年达到了3%的水平，公共教育服务的水平逐渐提高，教育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目前教育财政的投入总量与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距4%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

应该看到，为了保障公共教育支出，我国政府在每年教育财政预算安排中，一些与教育有关的税费收入直接负担了财政的教育支出成本，如教育税收优惠政策、教育费费附加等。但由于我国目前没有单独的教育税体系，教育类税收综合机制也没有形成，所以税收保障公共教育财政资源的作用亟待挖掘。而在发达国家（如美国），财产税一直是国家公共教育财政的主要来源，大约75％的财产税被指定运用于教育。此外，税收优惠政策还是各国教育类税收的普遍做法，如教育所使用的土地、建筑的税收减免部分，成为公共教育投入的有效补充。世界银行还在《教育部门援助战略》（WorldBankSupportforEducation）别强调：“公共财政是教育改革中最为重要的环节，教育投入、教育收费、税收以及资金使用效率都与学校的管理和融资密切相关”，这充分体现了教育类税收对于公共财政资源的重要性。我们试图从教育的直接税、税式支出及税收管理三个方面入手，分析我国教育财政的税源基础及其机制，提供有利于缓解全社会教育经费需求压力的财政收入方案，保障财政性教育投入的增长。

（2）建立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税体制的需要。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明确提出了财政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支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方向和任务。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中都把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放在重要位置。公共教育是当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最主要的内容之一。我国公民无论居住在哪个地区，都有平等享受基本受教育的权利。而包括税收在内的财政职能是政府全面履行职责和加强宏观调控的物质基础、体制保障和政策手段，在推进公共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服务均等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责无旁贷，也大有可为。虽然于凌云、安体富等强调转移支付机制是公共教育均等化的重要体制保障，但丁元竹指出税收均等化、财政需求均等化等内容同样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政体制的重要内容，需要对我国将建设何种财政能力均等化体制进行研究，要从完善财政体制的角度加以认识。可见，建立有助于公共教育资源合理配置的税收体制机制，对于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政体制有着积极作用。

（3）完善教育财政学理论的需要。目前，教育财政学已经融合了财政学和教育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并成为公共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廖楚晖在《教育财政学》的研究展望中，提出可以进一步从政府教育支出成本分析的角度，对教育财政的税收分担问题进行研究。应该指出，不同国家的财政管理体制不尽相同，造成了教育类税收理论研究的背景也不一样，如联邦制的美国，州和地方政府承担的教育财政责任大，与教育税收理论研究一般是在州和地方政府层次上进行；而不同国情的国家，其受教育人口、人均受教育水平及公共教育需求等千差万别，财政教育负担也各有差异，教育税收理论研究的复杂程度也不相同。而其中与教育相关的税收机制研究更少，也不成体系。因此以我国的教育税收机制为研究对象，将其融入到完善公共教育财政资源配置的研究之中，并上升到理论高度，在国内外教育财政学研究领域中具有学术创新和推广价值。

2国内外研究现状

通过“educaition”、“tax”或“taxreform”等关键词在中英文图书数据库（包括《PublicEconomicReview》、《EconomicsofEducationReview》及《JournalofDevelopmentEconomics》等重要国外刊物）、世界银行网站（worldbank）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网站进行文献查阅，我们发现：第一，近年关于教育税收理论研究的文献很少，只有早期少数文献针对教育、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研究；目前主要从税收优惠政策或者单一税种的角度，来研究一国教育财政经费来源的问题；第二，运用教育类税收数据进行教育财政的实证研究实为罕见。

2.1国内外理论研究

2.1.1国外理论研究

国外早期相关研究与增长理论相关，如GerhardGlomm运用理论推导解释了税收、教育支出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税收和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大，而学习时间对税收的变化反应迟钝。此外，较早的文献还对税收优惠与教育投入进行了分析，如Auten，et.al.提出采取相关的教育税收优惠措施，鼓励个人和团体捐资助学，拓宽教育资金来源，从而增加对教育的投入。而近年来的理论研究，主要侧重于针对单一的税种或政策对于教育筹资的影响。关于工资税与政府教育支出，Strauss、PanuPoutvaara等研究认为，受教育者应该向资助他们教育的地区缴纳工资税，这样可以使政府财政收入增加，这些税收又可以转移作为政府教育支出的来源，以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关于财产税与公共教育提供，HilberandMayer、Wallis的研究指出，美国早期的财产税主要用于地方道路建设和学校筹资。地方纳税人之所以愿意支持财产税，是他们拥有的财产价值随着本地区公共服务（包括教育）的改善而提高，这就为征收财产税筹集教育资金提供了可能。关于累进税与民办教育筹资，EwijkandTang指出，政府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民办教育的决定，因此政府应该采取较高的教育补贴和累进税政策，增加财政收入，相应提高政府财政支出中用于教育的部分，支持教育的发展。

2.1.2国内理论研究

国内也针对单一的税种或政策对于教育筹资的影响进行了理论研究。关于教育费附加改为教育税，吕道明等、席卫群和宫肖愿认为要拓宽税收筹集教育经费的主渠道，我国应该在选择合理税基的前提下，参照国外设立教育专门税，将教育费附加改为教育税，以达到解决现阶段地方教育经费的短缺，提供更优质教育的目的，满足学生和市场的需求，更好地体现“投资－收益”的原则。关于税收优惠与教育筹资，廖楚晖则专门针对高校后勤问题，提出了持续对该领域进行税收优惠扶持政策的一些思路；关于建立单独教育税体系的构想，张伦俊等对建立我国教育税制体系提出了一些构想：一是教育类税收的税基只能对流转额征税，才是最合适的选择。二是教育类税收的课税依据是商品的销售收入额与劳务的经营收入额之和。三是关于教育的税种归属，宜将教育税划作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划归地方财政的教育税收入用于对地方教育，包括义务教育、中等教育和其他形式的教育投入。关于财产税与教育筹资，郑磊等以美国为例，对以财产税筹集教育财政资金的模式进行了比较和借鉴，发现以财产税为教育筹资，可以部分缓解中国基层政府财力不足的窘境，具有一定的效率优势。

2.2国内外实证研究

2.2.1国外实证研究

国外与教育税收有关的实证研究不多，上个世纪80年代末，关于财产税与教育筹资的研究，如Herber研究了美国以财产税作为中小学教育资金来源的筹资模式，他指出之所以选择用财产税为中小学教育筹资，主要是因为财产税是美国地方政府的一项稳定且大宗的收入来源，这种制度安排保证了地方政府有足够且稳定的税源，从而有足够的收入用于教育财政支出。关于差别税收政策与教育选择，BoothandColes运用美国和瑞典的样本，分析认为对劳动力市场收益征税但是对家庭生产不征税这种不对称待遇会影响教育选择和劳动力供给，税收政策可以通过影响劳动力供给的性别差别进而造成全国范围内教育总量的差别，强调了税收对教育财政支出和教育资源分配的重要影响。关于税收减免对教育财政资源配置的效应研究，LoebandSocias对美国教育基金的税收减免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在联邦制国家，一般容易忽视了中央政府在教育财政方面的主导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地区间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现象。因此应该充分重视中央政府在教育财政方面的作用，中央政府应该通过税收优惠的政策机制，促进地区间教育资源的均衡。

2.2.2国内相关实证研究

国内关于教育税收的实证研究少量见于教育税收优惠和教育财政成本核算的文献之中。关于教育税收优惠与教育筹资，王法忠通过数据，分析了我国目前在教育方面实施的税收优惠政策，指出其存在对教育机构的优惠多、对受教育者的优惠少，对财政拨款学校优惠多、对民办学校优惠少，对校办企业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弊多利少等问题，提出要以增加财政资金的方式支持教育事业改革，规范现行教育税收优惠政策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关于教育财政成本核算中的税收探讨，廖楚晖等分别从我国教育财政成本分担角度以及高等教育成本分担角度，将教育资助主体分为政府资助、个人资助和社会资助三类，来核算税收在教育财政中的份额。

2.3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国内外已有的文献从教育税收的必要性、经济理论意义以及经验借鉴方面做出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总体而言，实证分析分析很少，实证研究仅能就某类教育税收制度安排进行相应的政策探讨，存在着一系列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教育税收机制的概念、成因、特点及范围等研究不足。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对教育税收制度或机制进行概念界定，有关研究不是介绍传统或现有的与教育有关的税收制度，就是在国与国教育税收政策方面加以简单的比较和借鉴，对于不同国情的教育税收成因、特点及使用范围的研究也不足。

（2）教育财政成本分类不清晰使得教育类税收研究框架模糊。财政的成本是税收，教育财政的成本也不例外。目前针对政府教育财政的细分方法却十分罕见，仅有廖楚晖等少数文献对教育财政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主要指教育的税式支出）等行了简要分类。由于教育财政成本分类不清，教育的税收研究框架容易引起争议，学界的结论对于决策部门而言，也缺乏应用价值。

（3）教育财政经费中的税式支出核算不全面。一个国家的教育投入水平往往用该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来衡量，而这一指标并没有将一些教育财政的间接成本纳入核算的范围，如我国每年对教育用土地、设备、社会办学以及校办企业的税收减免等，都属于一种税式支出补贴教育经费，这些收入如果全部缴入财政国库，再用于支付教育，则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远高于政府公布的水平，因此我国政府的教育投入不足所引发的各种争议，是教育类税收无法清晰地核算，还是公共教育的税收配置效率问题？这些还有待进一步商榷和研究。

关税政策论文篇5

关键词:财政政策;经济增长;探讨

一　财政与财政政策要研究财政政策,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财政。但是, 目前 学术论文界对于财政的定义还存在一定分歧,受到较多关注的包括再分配论、政府收支论和公共财政论。再分配论认为财政是 社会 再生产分配环节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财政处于社会再生产的分配环节,而且和同处于分配环节的信贷分配、工资分配、价格分配和 企业 财务分配等相比,有其特殊性,它不是一般的社会产品分配,它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需要,凭借 政治 权力及财产权力,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动,包括组织收支活动、调节控制活动和监督管理活动等(刘邦驰,汪叔九,2001)。政府收支论认为财政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来满足公共需要,进行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收支活动,并通过收支活动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以达到优化配置、公平分配、经济稳定与 发展 的目标。

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 现代 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 理论 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由于受自给自足的 自然 经济制约,国家不可能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职能服务。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国家,一般都实行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以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财政政策不仅为实现国家政治职能服务,而且成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 方法 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　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 影响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 影响 。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政府债券与 企业 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政府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政府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资,从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政府有意进行的 经济 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二)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 分析 为解决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国主要采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支出规模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笔者也将主要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以财政支出项目为自变量的柯其分别表示财政支出结构中某一项目支出增加1%时所引起的产出增加百分数,这样我们就用产出弹性来描述财政支出的结构效应以及其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调节作用。我们以《 中国 统计年鉴》(2006)我国1989—2005年财政支出职能结构分类统计数据为样本区间。相比较高,而在1996年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为不利的,税收负担相应较轻,实际该年税收负担为10.3479%,与其他年份相比较低。经过去除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且高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低,低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高,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现在我们转入,采用排除非税因素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所得到的回归效果比较好,调整的r2为0.317,f检验值为6. 115,各回归变量的t检验值均能通过95%的检验,从系数项来看,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3. 866,即表明税收负担上涨1%,经济增长率下降3.866%,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影响系数较小。这样的结果与 理论 上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相符,我国现行税制是符合经济 发展 规律 的。

从以上数据分析看,在我国现行税制下,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修正后的税收负担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这一点与国外的实证 研究 结果基本相同。从数据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应该说是1983年税制改革的延续,1983年是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变化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设立所得税,税收负担从1982年的11. 25%,猛涨到1983年的18.55%,在随后近10年时间内,税收负担不断降低,最低时为10. 167%,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税收负担才得以不断的提升,到2004年达到18. 839%。也就是说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缓解了税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从税制结构角度看, 1983年以前,由于企业以利润形式上缴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类税收,直接税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仅在10%左右,通过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税体系,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随后持续减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税体系的建立,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23.953%,随后几年逐渐升高, 2004年达到39. 0463%。从求解出的结果看,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1994年起越来越有利,非税环境越来越有利,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逐步体现,反过来说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不断减弱,这种情况在1983年税制改革前也出现过,所以面临新的经济环境,税收作用不断减弱的情况下,税制必须进行改革。

三　总　结

本文在对财政与财政政策进行概念阐述的基础上,研究分析了财政政策的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中,在对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进行研究时,分别运用了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分析模型来进行定量分析。从分析可以看到,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各有所侧重,且影响程度和范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因此,必须合理运用好各种政策工具,加快财政改革步伐和政策的完善,才能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增长。

参考 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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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政策论文篇6

关键词：税收优惠；缺陷；完善措施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3）10-87 -03

税收优惠作为我国税收体系中的一部分，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为我国经济社会带来的积极影响大家有目共睹，在外资从无到有、推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等等方面，税收优惠都功不可没。然而，随着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它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可避免的，现行包括涉外税收优惠、中小企业所得税优惠、自主创新税收优惠政策等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陷。

一、税收优惠政策的作用

（一）积极作用

税收优惠是为了配合国家在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总目标而实施的一项重要的干预经济的宏观政策。自实行至今，它不仅吸引了大量外资、引进了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而且在推动我国出口贸易、增加就业机会、促进社会稳定等方面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消极作用

在税收优惠政策逐渐发挥作用的同时，其负效应也越来越明显。一方面，它本身就存在着缺陷。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现行税收优惠政策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也是必然的。其目的既是为了减轻纳税人的税负，那必然会导致财政收入的减少。加之其体系无序，亦会致使政策的作用相互抵消，进而效果明显也会被削弱。此外，这也会加剧地区间税收优惠政策的竞争。再者，税收优惠本就有悖于税收法定原则。

二、我国现行的一些税收优惠政策

我国现行有很多税收优惠政策，包括涉外、海外投资、自主创新、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等。

（一）涉外税收优惠

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实行了十多年的两税并轨制度即将宣告结束。两税合并以后，专门针对外资企业的所得税优惠已经基本不存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就不再实行涉外所得税优惠政策。新出台的企业所得税法中高新技术企业仍然享受15%的优惠税率，并将优惠扩大到全国所有地区，而外商投资我国也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产业，因此两税合并并不会对外商造成太大影响。

（二）促进海外投资的税收优惠

通常海外投资是指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上企业同时负有东道国以及居住国的纳税义务。我国为了促进海外投资、避免国际重复征税，实行税收抵免法：境外投资所得在境外已纳税款可予以扣除，并通过对外缔结税收协定来减轻海外投资商的税负。

（三）激励自主创新的税收优惠

我国激励企业自主创新的现行税收政策，主要涉及鼓励科技投入与科研活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技术设备引进、科技产品出口等方面，包括企业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关税等优惠政策。例如：对增值税而言，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电路产品按17%的法定税率征收增值税后，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所退税款由企业用于研究开发软件产品和扩大再生产，不征企业所得税。

（四）中小企业所得税优惠

中小企业可以为国家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但其在资金问题和技术创新方面还较为贫乏。新企业所得税法以此为导向，为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安排了多项优惠政策，包括税率优惠、技术转让收入减免、创业投资抵税等。新企业所得税法还从单纯扶持中小企业延伸到同时扶持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创业投资企业，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

三、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的问题

（一）涉外税收优惠

鉴于现阶段的经济发展要求，外资数量早已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在扩大外资规模、提高外资质量、增强外资使用效率等方面更应该给予关注。

近年来进入我国的大都为资源导向、出口加工、劳动密集型外资企业，在现阶段它们非但没有为我国带来技术革新，反而使得国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况且，外资税收优惠从来都不是外商进入的主要动力，很多跨国公司甚至不考虑税收优惠情况，只把它作为锦上添花的因素。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目前吸引他们的其实是我国日益优良的投资环境和巨大的市场等因素。

再者，内资企业在不平等的竞争环境下，受到生存与利益两股力量的夹击，很可能致使其采用不正当的竞争策略，这也是我国目前假外资滋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促进海外投资的税收优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至今早已具备了对外投资的条件，同时越来越多的我国企业试图到海外直接投资，寻求新的发展空间。虽然我国也有心促进海外投资，但由于现行税收优惠政策缺乏系统的税收促进体系、没有明确的政策导向、优惠形式单一、支持力度不够等原因，往往力不从心。

（三）激励自主创新的税收优惠

此项政策没有固定、完整的体系，立法层次过低，且规定过于简单、弹性甚大，给税收政策的操作实施带来一定的难度，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效用的发挥。

另一方面我国激励的方式也并不科学，诸如税收优惠单一、优惠力度偏小且有失公平、税收优惠对象针对性不强等等，都有待改善。

此外，现行增值税制中的税额抵扣不彻底、现行企业所得税制存在功能缺陷、需要税收政策扶持的领域存在着政策真空等，甚至让原先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也起到了负作用。

（四）中小企业所得税优惠

当前中小企业备受关注，它在确保国民经济适度增长、缓解就业压力、实现科教兴国、优化经济结构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理应受到大力扶持，我国也相继出台了有关的税收优惠政策，但是，我国现行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存在逆向调节现象，对科技创新的激励效果并不明显。

逆调节具体表现为亏损后转的逆向调节问题、利息税前扣除的逆向调节问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逆向调节问题、技术转让所得减免税以及优惠税率的逆向调节问题等。

而且经济活动的动态性、经济现象的隐蔽性、创新活动的复杂性以及税收政策工具的时滞性，会使税收工具极有可能因为被曲解和规避而失效，甚至收到与预期相反的效果。

四、完善税收优惠政策的建议

（一）涉外税收优惠

1、通过建立以产业性优惠为主、区域性优惠为辅的涉外税收优惠体系，在缩小地区间差异的同时，还可以利用外资填补我国急需发展产业的漏洞。具体而言，表现为如下两点：（1）制定明确的产业性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外资投向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提高流入第二产业的外资质量。（2）调整税收优惠的地域倾斜方向，鼓励外资流入中、西部地区，努力实现区域均衡发展的战略目标。

2、加强间接优惠的调节力度。我国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都是以直接优惠的方式吸引外商的进入，这正如上述问题中所阐述的，只能吸引数量上的外资。这对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状况来说，显然是落伍了。我们在此可以借鉴发达国家采取间接优惠为主、直接优惠为辅的方式，提高外资质量。

3、规范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加强法制化管理。

4、引入税式支出制度，提高涉外税收优惠的实际效益。

5、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确保税收优惠落到实处。

（二）促进海外投资的税收优惠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取其精华。海外投资大国荷兰与40多个国家缔结国际税收协定，并配有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有针对性地促进本国企业走出去；法国对企业海外直接投资长期奉行保护和扶持政策，多方面落实到受益企业；韩国为支持对外资源的开发，制定专门优惠措施，同时还负责向企业提供海外投资的各种咨询服务。

首先，为促进海外投资的税收优惠，我国完全可以学习以上国家加大税收优惠力度的措施，经济发展至今也已具备了迎接经济全球化挑战的基础。其次，完善税收促进体系，采取多样的税收优惠政策手段也很有必要。包括健全海外投资税收法律体系、采取灵活多样的税收优惠手段，准许投资企业提取税收准备金、直接减免海外投资企业来源于东道国投资所得的所得税、延期纳税、在与发展中国家签订的国际税收协定中适当增加税收饶让的条款等。再者，为改善我国当前产业结构升级任务艰巨的局面，税收优惠政策应与国家产业政策配套实施。

（三）激励自主创新的税收优惠

国外在采取税收减免等税率优惠和税额优惠政策的同时，重点采取加速折旧、税前列支、费用扣除、投资抵免、提取准备金等税基优惠政策，比较适应科技创新型企业前期投资多、利润少的特点，能够确保企业真正享受到这些优惠政策。我国目前主要采取减免税的税率优惠和税额优惠政策，这种政策在企业无利润或者利润少的情况下起不到应有的促进作用。因此，我们可以借鉴国外，让政策发挥其应有的效果。

为了切实激励自主创新，必须明确设定税收优惠的条件和范围，多样化激励手段，根据不同的政策目标或者同一政策目标的不同阶段实施不同的优惠政策。进一步鼓励企业加大科技创新研究和开发投入，将优惠重点转向具体研发项目的扣除设计，重心放在研发阶段及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阶段以及对创新孵育体系激励方面。引入技术准备金制度，从税收政策角度建立起企业科技投资的利益补偿机制，消除自主创新活动在各个环节的潜在风险，增强其收益的确定性和保障性。扩大增值税优惠政策的适用范围，改变以所得税优惠为主的格局并激励高新技术企业产品出口。

（四）中小企业所得税优惠

针对之前提出的逆向调节问题，我们可以采取如下几点措施：首先，要调整所得税弥补模式和期限；其次，可以允许利息支出全额扣除、研究开发费用后转加计扣除；接着，可以对技术转让所得实行全额免税；再者，可以以特定活动的税收优惠替代企业优惠税率，这有利于从整体上抑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产生负面的影响。

追随国际化趋势，将对中小企业的全面优惠改为有选择的重点优惠，为体现公平与社会政策原则扩大使用主体范围，引入税式支出，加大对税收优惠的绩效考评，做到税收法定、税收公平与政策弹性的有机统一。

此外，还可以丰富和完善税收优惠方式，加强税收优惠的导向性，重点鼓励中小企业的产业升级、技术创新和再投资。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所得税优惠的配套协调体系，使其规范化、法律化。（下转第135页）

（上接第88页）

总而言之，我国税收优惠相关政策存在诸多缺陷。要想切实保障税收优惠受益人的权益，当前税收优惠政策细则就必须加以改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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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政策论文篇7

运用税收政策引导和支持产业结构升级进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世界多数国家的普遍做法。近年来，我国政府逐渐意识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制定了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产业政策，而且力图通过相关税收政策的实施达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目的。 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经济转型及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仍步履迟缓。 这就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产业税收政策有效性问题①， 比如我国的税收政策的目标是否明确、作用点是否恰当、是否符合博弈的理性化要求？产业税收政策是否有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 高级化？ 而对我国产业税收政策有效性进行评价，正是本文所要研究和回答的问题。当前正值强调提高政府管理效率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时候，尤其是在讨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否失灵的时候，对产业税收政策有效性研究就更加必要，这对于改进政策制定系统，克服政策运行中的弊端和障碍， 增强政策的活力和效益，提高政府决策科学性和完善宏观调控机制具有重大意义。此外，2008 年全球性经济危机加快了新一轮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这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在这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研究如何有效发挥以产业为导向的税收政策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的作用，对于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 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参与产业国际竞争，支撑我国经济新一轮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

二、文献综述

当今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利用财税激励手段来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政策目标。 从能够查阅到的国内外文献，我们发现针对产业税收政策有效性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多。Hall and Jorgenson（1967）利用 1929~1963年美国制造业和非制造业设备和建筑投资时间序列数据，研究美国战后三次税收政策调整对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1954年国内收入法案采用加速折旧法大大促进了企业对建筑业投资，推动了美国建筑行业的发展；1962 年国内收入法案主张缩短机器设备的折旧年限及对设备和机器实行投资税收抵免政策，对设备投资的激励效应很大。[1]C.Jhonsnog（1982） 认为，日本的产业政策包括产业税收政策对重化学工业在经济 高 速 增 长 期 的 崛 起 具 有 重 要 贡 献 。[2]R.Minami（1994）认为，通过将公共资金配置到某些特定的私人产业，政府能够使其选定的产业规模化，这也鼓励了私人金融机构对这些产业的信贷。[3]Rajagopal 和 Shah（1995）利用时间序列数据评价了墨西哥、 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 R&D 的税收激励效应，发现税收激励措施仅对部分行业的R&D 有效。[4]当然，不同的研究样本及样本数据差异可能得出不同甚至相左的结论，如 Alim.Ei-Agraa（1997）通过对日本不同产业接受日本发展银行贷款、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及增长速度数据的分析发现，1974~1990 年期间政府下大力气扶持和保护的产业部门的增长率明显低于获得政策支持较少的部门。获得的银行贷款最多且得到较多税收优惠的精密仪表业在产业增长率上明显落后于获得较少产业支持的电子机械和通用机械产业。[5]我国学者专门针对产业税收政策有效性的研究起步较晚，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税收政策与产业结构某一方面的关系， 如 R&D 税收激励效应的研究方面等。 李丽青（2007）建立回归模型对我国现行R&D 税收优惠政策的有效性进行研究发现， 现行R&D 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 R&D 投入具有正的影响，但激励作用不明显，原因在于 R&D 税收优惠政策存在优惠范围较窄、与现行税制不协调等问题。[6]戴晨、刘怡（2008）利用面板数据对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两种政策工具对企业R&D 活动的激励效果进行比较发现， 税收优惠比财政补贴对企业 R&D 具有更强的激励作用。[7]曾光辉（2010）运用 AHP 分析法对中国高新技术产业财税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评价，认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财税政策总体上是有效的，但高新技术产业财税政策的生存环境较差及税务执法人员的创造力欠缺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新技术产业财税政策作用的有效发挥。[8]综上文献回顾可知，关于产业税收政策效应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而且相关的研究成果被间接转化在各国产业税收政策规划之中。但客观地讲，与国外有关研究相比较，国内研究无论是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存在一定的差距，本文试图在此方面进行突破性研究。

三、中国产业税收政策有效性评价

众所周知，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 因此税收政策要根据现实不断作出调整，而调整的依据就是产业税收政策是否有效，能否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能否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 所以本文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中国产业税收政策有效性进行客观地评价，以取得政策实施的相关信息，作为决定该政策变化、政策改进和制定新政策的依据。

（一）产业税收政策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产业税收政策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是进行政策有效性研究的基础，该指标体系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相互独立、相互补充的各类指标所组成的有机整体。 产业税收政策有效性可以采用政策制定有效指标、政策执行有效指标和政策效果有效指标来衡量。 政策制定有效指标包括政策目标的科学性、政策工具的科学性、政策的可操作性；政策执行有效指标包括政策对经济的适应性、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的协调性和政策运行环境的支撑性；政策效果有效指标包括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增长速度、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速度、二三产业产值的比重。 产业税收政策有效性评价的层次结构指标如表1 所示。

（二）计算指标权重集并确定权向量

为了对中国产业税收政策有效性进行评价，我们采用问卷调查和当面访谈的形式，邀请财税政策方面的学者、税务工作者及企业管理人员对中国产业税收政策有效性情况进行赋值评分。此次调查共发出调查问卷200 份，回收 185 份，回收率达 92.5 %，其中有效问卷180 份。 在对回收的有效问卷进行统计整理的基础上，采用层次分析法构造出各指标的判断矩阵、权重并进行一致性检验（具体过程略）。表2 中的单、总排序就是根据相关判断矩阵确定的中国产业税收政策有效性各评价指标的权重系数。运用上述指标权重，确定目标层、准则层的权向量。目标层权向量：W=（0.346，0.328，0.326）准则层权向量：W1=（0.343，0.331，0.326）；W2=（0.337，0.329，0.334）；W3=（0.335，0.332，0.333）

（三）建立评语等级的模糊尺度集和评价矩阵

定义评语集为V=（V1，V2，V3，…，Vi，…，Vp），此处p=5，用“较强、强、一般、弱、较弱”5 个等级评语来表述， 则 V1、V2、V3、V4、V5分别代表评语为较强、强、一般、弱、较弱。 将 V={较强，强，一般，弱，较弱}作为产业结构财税政策有效性各指标的评价等级。评分采 用 百 分 制 ，“较 强 ” 为 [90，100]，“强 ”为[75，89]，“一般”为[60，74]，“弱”为[40，59]，“较弱”为[0，39]。在对回收的问卷进行整理的基础上确定中国产业税收政策有效性二级评价指标对各评价等级的隶属度，并对其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单因素等级评价矩阵如下（Ri分别表示评价因素集Ai到抉择评语集V 的模糊关系，其中：i=1，2，3）：

（四）建立模糊综合评价模型

1. 对目标层各指标做一级模糊综合评价，得到如下结果：对政策制定有效的评价为：B1=W1•R1（0.074，0.481 0.418，0.009，0.000）对政策执行有效的评价为：B2=W2•R2（0.090，0.324，0.465，0.107，0.014）对政策效果有效的评价为：B3=W3•R3（0.069，0.425，0.447，0.059，0.000）

2. 经过二级模糊综合评价，得到目标层综合评价集为：3. 计算中国产业税收政策有效性的综合评价值为：D=B•VT=73.85中 国 产 业 税 收 政 策 有 效 性 的 评 价 分 值 为73.85，按照评语集及其对应的分值段[60，74]，中国产业税收政策有效性的评价分值属于一般。

（五）简要评析

本文在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中国产业税收政策有效性评价发现，中国产业税收政策的有效性一般。 那么制约中国产业税收政策有效性发挥的因素是什么呢？

一是从准则层的单排序值排名来看，在影响中国产业税收政策有效性的三大因素中，各要素对产业税收政策有效性的影响作用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均衡的，依次为政策制定有效（0.346）、政策执行有效（0.328）和政策效应有效（0.326）。 从我们分析的结果可知，我国产业税收政策制定是有效的，这构成了产业税收政策执行有效和效应有效的基础。 因此，产业税收政策作用能否充分发挥、预期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及其实现程度，主要取决于政策本身制定的科学合理性，其次受制于政策执行过程中相关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二是从指标层中各指标对中国产业税收政策有效性总排序值来看，作用最大的前三个指标分别是政策目标的科学性、政策工具的科学性、政策的可操作性，作用最弱的后三个指标分别是产业税收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的协调性、产业税收政策运行环境的支撑性、产业税收政策对经济的适应性。 这表明现行产业税收政策目标的确定基本上是与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而且各种政策手段的组合与配置对于推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这进一步论证了我国产业税收政策制定是科学有效的。但与此同时，上述分析结果也反映出制约我国产业税收政策发挥作用的薄弱点，这些薄弱点也是我们提高税收政策有效性的着力点，即通过增强产业税收政策对产业结构变化的适应性、强化产业税收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的协调性、 优化产业税收政策的运行环境，有效发挥税收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调控作用。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中国产业税收政策的有效性进行考察，发现我国税收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还可以释放更多的潜能，还有较大的作用空间；通过对评价结果的综合分析发现，我国产业税收政策的制定是合理有效的，但是由于政策执行过程中各种制度环境和非制度环境的不健全，降低了政策的有效性，制约了税收政策调控功能的发挥。为了强化我国税收政策对产业结构的宏观调控作用，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一是要准确定位财税政策的作用领域。 有针对性的财税政策可以介入并促进一国产业结构的形成，但这并不意味着财税政策应包揽一切，财税政策应在找准自身作用领域的前提条件下，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安排相应的财税政策，并在尊重和承认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度化要发挥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财税政策的宏观调控与引导作用，以保证产业结构调整有序、顺利地推进。

关税政策论文篇8

广泛发动助推科研。万州区税务学会把税收科研工作列为年初工作安排的重点，将税收科研任务下达到各会员小组，在全年学会工作中狠抓落实。他们坚持学会与行政配合抓，将税收科研工作纳入年度学会和行政工作考核，并加强平时的检查、督导和抓落实。为切实搞好学术科研，该学会采取了公开课题立项及审定要求等学术“透明”作法。学会秘书处收到课题立项审批表后，在10日内进行汇总，与区局主管科室及学会片区大组负责人一起审定，然后通知各会员小组，凡经审定立项的课题，并如期保质完成的，学会发给课题费。各会员小组按片区大组提出的时间交稿，然后由片区大组确定交流时间、地点，组织本片区各会员小组交流，并将本片区的优秀论文（不超过论文总数40%）推荐到区学会，参加区国税局与税务学会组织的优秀税收科研论文交流。

通过税务学会在全区税务系统的广泛发动，仅仅在2012年度税收科研论文研讨会上，就收到论文49篇，评出特等奖6篇、一等奖2篇、二等奖4篇、三等奖6篇。

开展优秀课题申报。为打牢税收科研基础，区税务学会大力开展优秀课题申报。各会员小组按照学会下达的参考课题，结合本单位实际及科研力量选定自己的研究课题，定时报学会立项。根据区税务学会秘书处统一安排，各会员小组可申报立项课题1-2篇。课题论文要求观点、方法新颖，立论清晰，论据充分，逻辑性强，结论准确，具有较强的税收科研转化价值，论文字数不少于3000字。同时，学会公开奖励标准，对税收科研论文的立项课题费、用稿稿费、获奖奖励标准等进行公开，增大吸引力，调动写作积极性，使重点税收科研项目出彩。

通过扎实努力，学会2012年主打的6个课题大多已有明显收获：撰写的“对税务机关引导纳税遵从的调查与思考”、“关于推进国税系统基层党建工作的思考”在研讨会上受到好评；撰写的“税务海量数据处理的难点及对策”被国家税务总局电子税务管理中心举办的税务系统数据分析应用论文征集评选中获优秀论文奖；撰写的“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助推三峡库区可持续发展的思考”已被万州区科协评为科普成果，并奖励3000元；撰写的“ 西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税收政策选择”已获重庆市国际税收研究会论文评选三等奖；撰写的“关于促进收入合理分配、缩小贫富差距的税制改革思考”被中国税务学会“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课题研讨会推荐参加中国税务学会年会。

关税政策论文篇9

论文摘要：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水平对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的增强意义重大,但光靠企业自身的努力远远不够,尤其对于中小企业更是如此,因此促进中小企业自主创新除了企业自身的积极主动之外,还需政府的财税政策支持。本文通过对安徽中小企业实际情况的分析,结合现行的财税政策,提出促进安徽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政策措施。

 

当今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 发展

(三)2009年2月2日,为贯彻落实安徽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工作的若干政策措施(试行)》等文件精神,安徽省科技厅、发改委、经委、财政厅、国资委、总工会联合制定了《关于加快培育创新型 企业 的意见》,要求国家和安徽激励企业自主创新的有关政策在创新型企业先试先行,并要求有关部门研究制定支持自主创新财税政策实施办法,贯彻落实国家和安徽省关于企业研发费所得税前加计扣除政策,企业加速研究开发仪器设备折旧政策,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和创新型企业 发展 的税收政策,支持企业加大自主创新能力建设政策等等,把鼓励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政策落到实处。但是,目前我们还未看到具体的、可操作的可行办法。因此,结合安徽中小企业的发展现状,适时提出促进安徽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政策建议,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三、促进安徽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政策建议 

 

当前安徽中小企业的发展既面临国际 经济 环境不景气的不利影响,又面临自身资金、技术薄弱、发展势头受限的被动局面。改变这种现状,增强中小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中小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促进中小企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既需要企业自身的动力,更需要政府相关部门的政策支持。 

(一)真正建立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财政投入机制。各级政府要将科技投入作为预算保障的重点,不得随意变动和挪用,力争到2010年,全省地方财政科技投入占地方财政经常性支出的比例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同时省级应用技术研发经费要力争高于中部地区平均水平。地方政府要采取有效措施,引导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财政要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的投入力度,多种方式鼓励中小企业自主创新。 

(二)真正建立切实可行的激励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近年来,国家出台了许多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如两税合并后的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降低了企业的所得税税率,增加了部分费用的扣除;2008年11月和2008年12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及其相应的实施细则,修订后的部分税收条款减轻了企业的税负,但我们应当清楚地了解到,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和措施基本上带有适用对象的普遍性,所以对于促进安徽中小企业自主创新方面意义不大。要想真正推动安徽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性,必须在税收政策的实施方面加大对扶持对象的税收优惠力度,只有在这种差别待遇的税收优惠政策下,中小企业的自主创新积极性才能得到更好的发挥。目前,可以考虑在中小企业的所得税 计算 方面加大费用扣除力度,加速资本折旧力度,减少企业应纳企业所得税;在增值税和营业税方面,增加扣除,缩小税基,减少应纳税额,减轻企业税负,做到让利于企业,增强中小企业的盈利能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自主创新积极性。 

(三)政府应当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大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的支持力度。创新是企业的灵魂所在,实施创新的主体显然是企业富有创新积极性的人才,因此政府尤其是省级政府要出台支持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支持 教育 人才培训与科技人才需求的共享对接、建立有力于激励自主创新的人才奖励制度,为提升中小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供人才支持。 

 

参考 文献 : 

[1]周平.我省13万中小企业遭遇“钱荒”[n].安徽市场报,2008.9.5. 

[2]安徽省财政厅关于财政支持科技自主创新的若干意见.财教(2008)144号.安徽省 科学 技术厅网站. 

关税政策论文篇10

一、文献综述

1.出口退税的理论依据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探讨出口退税制度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邓力平（1996）、潘明星（1997）、刘怡（1998）、马玉瑛（2000）都认为出口退税有助于消除重复征税，保证公平竞争。另外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1997）的研究表明，出口退税符合传统的税收法理：符合避免双重征税原则，符合流转税的消费者承担原则，符合流转税的中性原则。当然也有少数学者对我国出口退税实践过程中产生的种种问题提出了置疑。唐倩（1996）认为：出口退税助长出口贸易的低价倾销，这不仅使出口利润减少，还遭受其他国家反倾销抵制。

2.出口退税率的合理确定

我国理论界基本赞同，出口商品退税率的设置从理论上讲应本着“征多少退多少，彻底退税”的原则，但对于实践中应如何设置合理的退税率，理论界有两种不同意见。邓子基（1999、2000、2003）、邓力平（2000、2001）为首的一派学者认为，出口退税率的设置应采取“中性与非中性”相结合的方法，从而既能使退税率的设置符合出口商品的实际税负，又可体现出国家的政策意图。王复华（2001）认为出口退税应按照国家产业政策与外贸商品结构调整的要求，有差别、有层次地对不同商品设计不同的退税率，以体现出口退税的政策导向。

3.出口退税经济效应的计量

对于出口退税在促进出口、推动国民经济增长方面所带来的经济效应的衡量方面，理论界采取的方法比较一致，大多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隆国强（1998）通过假设出口退税率提高一个百分点，与汇率贬值1%所带来的经济效应是一致的，间接测算出了出口退税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对出口总额、GDP 增长、国内税收总额的积极作用。陈红伟（2000）遵循此思路，估算出汇率贬值1%所带来的经济效应相当于出口退税率提高0.92个百分点，由此得出了不同的经济效应分析结果。陈平、黄健梅（2003）通过引入实际有效汇率的概念，从理论上阐述了出口退税对出口规模的作用，所得到的结论是我国出口退税政策通过实际有效汇率对出口赢利产生显著的影响，从而使得该政策对促进我国的出口增长无论在长期或短期均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通过对本领域文献的研究，可以看出在对我国出口退税的研究中，对出口退税的存留问题，大部分学者都持赞同态度。但是在出口退税率的确定上，是实行彻底退税还是差别退税，仍有分歧。从长远的利益看，应该实行零税率，理论界赞成这种观点的也较多，但就我国的现实国情来分析的话，实行零税率还为时过早，所以说我国的出口退税政策更倾向于差别退税。

二、我国出口退税制度存在的问题

经过不断的改革和实践，我国的出口退税制度已经能够很好地促进我国的外贸发展，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下面分几方面来分析我国出口退税制度存在的问题：

1.征、退税脱节，导致退税不合理

当前由于增值税征收管理不健全，出口退税与国内征税环节无法实现有效衔接，征税地与退税地不一致且相互独立运作，使征税机关与退税机关之间往往缺乏对征税信息的必要沟通，“征归征，退归退，征退不见面”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是当前出口退税工作中无法避免的尴尬局面。并且由于我国电子计算机参与税收管理较晚，全国各地税务部门之间以及与出口退税有关的海关、外汇管理、银行等部门之间没有实现联网，因而无法对出口退税行为进行多部门综合监控，以至于利用假出口货物专用发票和伪造税务机关复函来骗税的行为时有发生。

2.退税办法复杂，退税效率低下

我国出口退税手续为“两单三票”，即出口销售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专用税票、海关报关单、外汇核销单。出口企业退税的总体过程可以分为两个环节，一是企业出口收汇的过程，即企业收集退税所需凭证的过程；二是企业申请退税取得退税款的过程。由此，退税的速度也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出口企业取得退税凭证的速度，二是税务机关审核退税凭证并办理退税的速度。整个过程花费很多时间，效率低下。

3.出口退税政策的立法不完善

我国于1994年制定颁发了《出口货物退（免）税管理办法》，对新税制下出口货物增值税和消费税做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随后又多次颁布了一系列的通知和规定，对该办法进行了补充、修改和调整，但关于出口退税的法律少之又少。据统计，仅从1994年到2004年，我国共出口退税方面的法规36条，其中通知有35条，决定有1条，上升到法律高度的则几乎没有，甚至税务机关的行政解释也成为出口退税的重要法律渊源，导致当前出口退税法律支撑极其薄弱。另外出口退税政策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出口退税制度经历了多次调整，作为出口退税制度核心的出口退税率更是调整频繁。

三、政策建议

针对我国出口退税制度存在的上述问题,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加强法治建设，切实做到依法退税

（1)要建立严格的出口退税执法责任制，明确海关、外汇管理部门、主管征税机关、主管退税机关的责任。

（2)充分利用“金关”、“金税”工程，完善出口退税电子信息网络系统，提高出口退税工作效率和防骗税、反骗税的能力。

（3)对骗取出口退税的违法犯罪行为，要有明确、严格的法律界定和处罚依据。

2.充分利用WTO规则中允许出口退税的条款，完善出口退税政策

（1)应积极全面推行零税率，这样退税额虽然有所增加，但是符合国际上通行的退税原则，也有利于外贸出口。

（2)结合实际制定新的出口退税政策，扩大退税税种范围。

（3)运用税收政策支持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出口， 保护稀有资源和紧缺物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