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所得税税率论文十篇

个人所得税税率论文篇1

第一章：绪论

(一) 绪论: 依法诚信纳税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息息相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宏伟奋斗目标。税收是保证国家机器运转的经济基础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社会主义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税收工作的成效直接关系着小康社会的实现进程。依法诚信纳税是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依法诚信纳税从法律和道德两个方面来规范、约束税务机关以及纳税人的涉税行为，是“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在税收工作中的集中反映，是“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在经济生活中的生动体现。我国的税收种类大致有：增值税 、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外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土地增值税、投资方向调节税、房产税....而企业所得税占国家税收的很大比例，在此仅探讨企业所得税的征收。

第二章：本论

(一)我国有关企业所得税征收的基本现状

(二) 企业所得税概述

(三) 计税依据概述

(四) 计算应纳税额根据的标准

(五) 税率概述

(六) 记税方法

(1)查账征收方式下应纳税额的计算

(2)核定征收方式下应纳税额的计算

(七) 税收筹划概述

(八) 合理避税的方法

内容摘要：

(一) 我国有关企业所得税征收的基本现状:

1994年，我国实施了分税制改革。新的《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企业的所得税税率为33%。这个税率对我国大中型企业和效益好的企业是比较合适的，但对规模较小的企业来说，税收负担水平与原实际税负相比有所上升。为了照顾小型企业的实际困难，也参照世界上一些国家对小企业采用较低税率征税的优惠照顾办法，税法规定，对年应税所得额在3万元以下(含3万元)的企业，按18%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年应税所得额超过3万元至10万元(含10万元)的企业，按27%的税率征税， 另外，对设在西部地区国家鼓励类产业的内资企业，在2001年至2010年期间，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正确理解税收筹划，做到合理避税。

(二) 企业所得税概述

内容：企业所得税是对各类内资企业和组织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征收的一种税。现行的企业所得税是1993年12月13日由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从1994年1月1日起实行的。

企业所得税的征税对象为来源于中国境内的从事物质生产、交通运输、商品流通、劳务服务和其他营利事业取得的所得，以及取得的股息、利息、租金、转让资产收益、特许权使用费和营业外收益等所得。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为中国境内实行独立经济核算的各类内资企业或组织。具体包括国有、集体、私营、股份制、联营企业和其他组织。

(三) 计税依据概述

企业所得税的计税依据为应纳税所得额，即纳税人每一纳税年度内的收入总额减除准予扣除的成本、费用、税金和损失等项目后的余额。

(四) 计算应纳税额根据的标准

计算应纳税额根据的标准，即根据什么来计算纳税人应缴纳的税额。计税依据与征税对象虽然同样是反映征税的客体，但两者要解决的问题不相同。征税对象解决对什么征税的问题，计税依据则是确定了征税对象之后，解决如何计量的向题。有些税种的征税对象和计税依据是一致的，如各种所得税，征税对象和计税依据都是应税所得额。但是有些税种则不一致，如消费税，征税对象是应税消费品，计税依据则是消费品的销售收入。再如，农业税的征税对象是农业总收入，计税依据是税务机关核定的常年应税产量。计税依据分为从价计征和从量计征两种类型，从价计征的税收，以征税对象的自然数量与单位价格的乘积作为计税依据;从量计征的税收，以征税对象的自然实物量作为计税依据，该项实物量以税法规定的计量标准(重量、体积、面积等)计算。

下列项目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不得扣除：

1.资本性支出。

2.无形资产受让、开发支出。

3.违法经营的罚款和被没收财物的损失。

4.各项税收滞纳金、罚款和罚金。

5.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损失有赔偿的部分。

6.各类捐赠超过扣除标准的部分。

7.各种非广告性质的赞助支出。

8.与取得收入无关的其他各项支出。

(五) 税率概述

税率:企业所得税实行33%的比例税率。同时，对小型企业实行二档优惠税率。即：全年应纳税所得额3万元以下的，税率18%; 3万元至10万元的，税率为27%; 10万元以上的，税率为33%.

(六) 记税方法

计税方法:企业所得税有查账征收和核定征收两种征收方式。

1、查账征收方式下应纳税额的计算：

(1)季度预缴税额的计算

依照税法规定，企业分月(季)预缴所得税时，应当按季度的实际利润计算应纳税额预缴; 按季度实际利润额计算应纳税额预缴有困难的，可以按上一年度应纳税所得额的1/4 计算应纳税额预缴或者经主管国税机关认可的其他方法(如按年度计划利润额)计算应纳税额预缴。计算公式为：

季度预缴企业所得税税额=月(季)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或者

季度预缴企业所得税税额=上一年度应纳税所得额×1/12(或1/4)× 适用税率

(2)年度所得税额的计算

年度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和地方所得税都应当在分月(季)度预缴的基础上，于年度终了后进行清算，多退少补。其税额的计算公式为：

全年应纳企业所得税额=全年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

汇算清缴应补(退)企业所得税税额=全年应纳企业所得税额-月(季)已预缴企业所得税税额

(3)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

税法规定，应纳税所得额的基本计算公式为：

应纳税所得额=收入总额-准予扣除项目金额

在所得税的实际征管工作及企业的纳税申报中，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一般是以企业的会计利润总额为基础，通过纳税调整来确定的，即：

应纳税所得额=利润总额+纳税调整增加额-纳税调整减少额-以前年度亏损-免税所得

2、核定征收方式下应纳税额的计算：

(1)定额征收方式下应纳税额的计算：

税务机关按照一定的标准、程序和方法，直接核定纳税人年度应纳企业所得税额，由纳税人按规定进行申报缴纳。

(2)核定应税所得率征收方式下应纳税额的计算：

应纳所得税额=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

应纳税所得额=收入总额×应税所得率

或……=成本费用支出额÷(1-应税所得率)×应税所得率

税收筹划是纳税人充分利用现行税收法律、法规和制度等政策的不完善、不健全，通过对投资决策、经营管理和会计核算方法的合理安排，达到合法享受税收优惠，避免因对税收政策的不解或误解而产生的税收陷阱，降低公司税负，减少税收支出，增加自身利益，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的一种税收筹划行为。即税收筹划是指在税收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当纳税人存在着多种纳税方案可供选择时，选择最低的税收负担来处理财务、经营和交易事项。税收筹划是一种有别于偷税、漏税、逃税等非法手段的一种合法的理财行为。

(七) 税收筹划概述

税收筹划最经典的表述，来自于英国上议院议员汤姆林爵士在1935年针对“税务局长诉温斯特大公”一案所作的声明：“任何一个人都有权安排自己的事业，依据法律这样做可以少缴税。为了保证从这些安排中得到利益，不能强迫他多缴税。”之后，这一观点得到了法律界的认同。 综观国外诸多对税收筹划的观点，都指出税收筹划是纳税人所进行的减轻税收负担的节税行为。尽管表述众多形式各异，但基本意义却是一致的，即税收筹划是企业经营者通过合法的的策划和安排，以达到少缴税或实现税后利润最大化的目的

(八) 合理避税的方法

所谓的税收筹划也就是合理避税，既然是合理避税，我想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不能违反税法，这里的不违反不单指国家颁布的税法，还包括各项税法解释，税务总局的问题答复等等; 避税一定要建立在对税法熟知的基础上，合理避税是要把会计准则和税法相结合,在税法允许的范围内达到不多交纳税款.

怎么把企业所交税合理的降下来，有如下方法可供参考：

1—合理加大成本，降低所得税，可以预提的费用应该进行预提。

2—对设备采取快速折旧法来降低当期所得。

3—采用“分灶吃饭”的方法，把业务分散，原来一个公司名下做的业务分成2-3个公司做，这样既可以增加成本摊消，又可以降低企业所得：比如你现在公司做一年30万利，需要交9万9的所得税，如果分成3个公司做，一年利每个公司就是10万的利，那么所得税3个公司一共是8万1，而其实因为成本渠道的增加，3个公司年利也不会做到30万了，很多成本已经重复摊消和预提了，其节约下来的税就不仅仅是近2万的税了。

4—采用“高税区往低税区”走的方式：各个特区和开发区在税率方面国家都有优惠政策，把公司总部就转设到这些地方，比如深圳的企业所得税才15%。公司的工厂和分公司的一切业务总核算就算到公司总部去，也就享受到了国家的优惠政策了。把企业结算做到：高所得税向低所得税地方走;搞了税赋率的地区向没有搞税赋率的地区走。

5—采用“把工厂和公司注册到香港”的办法，香港是个自由港，是个低税区，一般企业的所得税不超过8%，其他税也特别低和少。

6—借用“高新技术”的名义，享受国家的税务优惠政策：有2免3减，还有3免8减的。把其他业务和产品套进这个里面来做—搭“顺风车”。

7—借用“外资”的名义对企业进行改制，各个地区对外资企业都有税务优惠政策。

8—使用下岗工人和残疾人，也可以享受到国家的税务优惠政策。

9—和学校的校办工厂联合，校办工厂在税务方面国家是有特别优惠政策的。

这些做法是在企业具体运转中可以采用的安全的、合理的、可靠的企业避税方法。

1994年，我国实施了分税制改革。新的《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企业的所得税税率为33%。这个税率对我国大中型企业和效益好的企业是比较合适的，但对规模较小的企业来说，税收负担水平与原实际税负相比有所上升。为了照顾小型企业的实际困难，也参照世界上一些国家对小企业采用较低税率征税的优惠照顾办法，税法规定，对年应税所得额在3万元以下(含3万元)的企业，按18%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年应税所得额超过3万元至10万元(含10万元)的企业，按27%的税率征税， 另外，对设在西部地区国家鼓励类产业的内资企业，在2001年至2010年期间，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正确理解税收筹划，做到合理避税。

参考文献：《金融经济》2006年22期-期刊，2008年中级会计资格考试辅导《财务管理》........

结束语：本人查阅了大量的电子资料，借鉴了很多导师的思想，得出以上论文提纲，由于本人能力浅薄，提纲有很多不足，望老师体谅，并指点出不足之处，本人再加以改进。谢谢。

2011年03月24日

攥写人：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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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税率论文篇2

［关键词］ 股息所得税；税制改革；国际经验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2 . 11. 017

［中图分类号］F81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 - 0194（2012）11- 0027- 03

1引言

中国证券市场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快速。随着证券市场的持续发展，无论是从市场规范角度还是从增加税收的角度，证券税制都变得非常重要。在现行税制中，印花税等证券流转环节税种的税率已经大幅下降，所以完善证券税收制度更应该立足于证券所得环节的税种，这是由众多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总结得出的结论。英、美、德等国拥有发达的资本市场，并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证券市场税收制度。而对证券投资所得税中最有争议的股息所得税的改革，一直是发达国家投资所得税制度改革的重点。英、美、德等国的股息所得税改革过程中，体现了其在保证公平基础上突出效率的改革思路，综合了一些计税方法并结合成本较低的课税技术手段来解决股息经济性重复征税的问题。

我国虽然尚未开征资本利得税或者证券交易所得税，但是在2008年1月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个人所得税法》中都明确规定，对企业及个人所获取的股息、利息、红利全部计入所得收入当中，统一征收所得税。虽然从2008年10月9日起暂免征收利息税，但是对于股息所得税的重复征税现象一直很严重，没有任何改革和优化的设计。股息重复征税已经给上市公司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严重影响了我国资本市场股票筹资的经济效率。因此，结合我国现阶段证券市场发展的实际要求，借鉴发达国家股息所得税的改革经验，对于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税收制度，特别是健全证券所得税制度以及保障投资者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2国际上股息所得税制度概况

股息征税通常分为法人征税和个人征税。公司收到的股息一般纳入公司所得，征收统一的公司所得税；股份公司相互之间可以采用扣除法、抵免法等方法来免除已缴纳的公司所得税，从而缓解重复征税。个人拿到的股息，主要用以下方法来处理：①古典制所得税。古典税制又可以分成两种：第一，纯粹古典制，美国是最典型的代表；第二，修正的古典制，它对个人获得的股息不归入综合所得征收个税，而是划定单独的低税率。2003年美国税制改革后实施修正古典制，目前这种制度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欢迎。②所得税一体化制。具体实施又分为两个层面：首先，从公司层面入手，实行股息扣除法，即公司可以在纳税前扣除部分股息，捷克曾采用此制度；或实行分辟税率法，即对公司分配的未分配利润和股息实行不同的税率，通常股息更低，以此来减轻重复征税，德国曾长期采用此方法。其次，从股东层面入手，实行归集抵免法或股息免除法来缓减重复征税。归集抵免规定股息已经缴纳公司所得税的全部或部分可以抵免个人所得税，采用这种方法的国家有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等。采用免除法的卢森堡规定可以扣除50％股息再征收个人所得税，希腊允许个人所得税从股息中全部扣除。据此，本文从上述股息处理的方法中选择最具有代表性的英国﹑美国和德国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3英美德股息所得税的理论基础及特点

美国、英国和德国的税收法律基于不同的法人学说理论，这导致它们采用的股息所得税制度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其股息所得税制度也并非严格遵循法人实体说或法人虚拟说而建立，而是体现在对税法理念的灵活运用当中，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股息所得税改革的不断进步。

（1）美国实行法人实体说。即理论上应该按企业所得和个人所得分别全额征税，但实际上美国证券税法却规定公司收到从被投资公司所获得的股息后，可以从公司的应纳税所得中扣除70％以上，甚至全部扣除。这说明美国所施行的证券税制也承认会造成重复征税，所以才会采取措施纠正这一不合理之处。而采取公司之间的股息用扣除法处理，则是体现了对法人实体说的灵活运用。目前关于法人实体说又有了进一步改进，即考虑给予个税的扣除。这是因为企业所得和个人所得也存在着重复征税，2003年的股息税改革法案便是由此而出台。

（2）英国承认法人虚拟说。如果严格参照此理论，应该规定公司像合伙企业那样，将税前利润全部分配给股东后，按个税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而无须再征收企业所得税。但实际操作中英国政府认为，要想实施完全溯源型的所得税制度难度太大，很可能阻碍现代公司经济的发展，所以规定合伙企业可视为导管型实体，只需缴纳个税；但公司毕竟是需要纳税的实体，所以要缴纳企业所得税。此举符合税法便利征收的原则，也是对法人虚拟说的灵活运用。当然，最终产生的股息重复征税问题，也可以运用一体化征收措施来解决，这并没有违背法人虚拟、自然人是权利义务主体的法学精神实质。

（3）德国承认法人虚拟说，并且从1977年到2000年一直实行完全归集抵免制。即公司利润先要缴纳公司所得税，在分配税后利润时，对股东需要缴纳的个税，已征收企业所得税的部分可以免税。这就使得股息税负完全取决于股东适用的个税税率，很好地解决了股息重复征税的问题。但德国在2000年的税制改革中，却放弃了这种理论上较完美的股息所得税制，结合其实际情况转而实行股息部分免税的方法，回归了较为简单但是效率较高、课税成本较低的税制。这种改革也是股息所得税不同理念灵活运用的例证。

由以上英、美、德等国股息所得税征收的理论依据可以发现，不同的税法理念是各国采用不同股息所得税的初衷，而随着经济发展和征税的实际要求，各国不是一味坚持最初的理念，而是灵活运用，选择在公平和效率方面能够兼顾并且在技术上行得通的方法。这种股息所得税治税思想的变化也体现出英、美、德等发达国家在股息所得税改革中所关注的问题。即，股息税制的制定应当考虑如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矛盾。具体而言，美国对股息实行古典法征税，主要是侧重税收公平的思想。因为股息所得纳入个人的综合所得，然后按个人所得税的累积税率征税，有利于体现税收横向公平思想；而反过来则不利于股票筹资，导致融资结构扭曲，会损害经济效率。而美国在 2003 年实施的股息税改革，对股息单独制定一个较低的个税税率，又表明其更加注重税收效率的思想。英国股息税改革也体现了税收公平的思想，主张消除股息重复征税，体现公平性。而其归集抵免率不断下调，又是重视税收效率思想的体现。德国则停用归集抵免法，实行股息部分免税，这也是重视税收效率思想在改革中的清晰体现。综上所述，各国的股息所得税改革实质上都是从重视公平转向重视效率，不同之处在于突出效率的同时对公平的兼顾程度能有多大，正如英国还是很注意股息所得税的公平，而美国和德国改为修正的古典制，则是更重视税收的效率一样。

4英美德股息所得税改革的借鉴意义

英、美、德的股息所得税制度是世界上最常见的3种股息所得税形式，很富有代表性，其股息所得税改革的经验对于我国证券投资所得税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股息所得税改革必须坚持重视效率并兼顾公平的原则。股息所得涉及重复征税，导致它的税负往往较重，资本成本也高于债券和留利。因此进行股息所得税改革，首先要使股票资本成本降低。英、美、德的股息所得税改革都是侧重于经济效率这个原则，“效率为主、公平为辅”正在成为股息税制改革的主题。因此，我国的股息税制改革也要贯彻这一原则，侧重提高股息所得税的经济效率，更好地繁荣国内证券市场。

（2）股息所得税改革要重视简化税制以提高税收的行政效率。股息所得税改革必须注重简化税制、提高行政效率，这正成为股息税制改革的又一重要趋势。美国给予股息单独低税率和德国股息税废止归集抵免制，都说明税收成本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例如德国改革归集抵免制的原因在于政府财政负担过重，这是因为抵免的税收会直接减少政府收入，抵免程度越高，政府财政压力越大，而且归集抵免制实施上太复杂，税务部门的行政管理成本和纳税人纳税成本都很高，这必将造成行政效率低下。所以德国会简化税制，实行简单而高效的方法。由此可见，理论的纯粹性正逐步淡化，制度的实用性却在不断增强，税制简化已成为税制改革的重要趋势，而这正是我国在股息所得税制度改革中应该遵循的方向。

（3）股息所得税改革要保证与国际接轨。归集抵免法是20世纪70-90年代股息税改革的主要方向，而这个理论上最完美的方法却正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由于归集抵免法对居民收到的股息会给予抵免，而非居民收到的股息却不允许抵免，这种规定显然有悖于鼓励跨国投资活动的做法。2004 年欧盟法院就芬兰不允许芬兰居民从瑞典公司获得的股息进行抵免，判处其违反欧盟宪法。这一判决导致欧盟范围内实施归集抵免制的国家不得不重新审视归集抵免法的合理性，德国便是其中之一。虽然英国仍坚持此制度，但其承受的国际压力也越来越大，所以也正考虑是否进行改革。一般说来，修正的古典法正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它和股息部分免税法一样，正在成为股息税改革的主要方向。因此，我国在股息税制改革中必须要注意与国际接轨，协调处理国际间股息所得税，保证其利益分配。

综上所述，英、美、德股息所得税改革的方向基本相同，都不再刻意追求理论的纯粹性和单一性，而是一方面对股息存在的重复征税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另一方面又考虑到税收成本不能完全免除重复征税，尽量在保证公平和效率的基础上实施简单有效的股息税制度。这些经验都值得我国在证券所得税体制改革过程中加以借鉴。

主要参考文献

［1］尹音频． 资本市场税制优化研究［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2］杜莉． 析关于股息所得税的“新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 世界经济文汇，2005（4）：166－171．

个人所得税税率论文篇3

(一)测算模型

1.测算基尼系数的模型说明。本文将采用基尼系数作为衡量收入分配状况的主要指标，采用非等分组的基尼系数计算法，主要原因是本文将按家庭人均收入对收入等级进行分类，将每户家庭作为一个组，由于家庭人口数的差异，数据并未按照等分组的形式出现，因此，采用非等分组的基尼系数计算法将使结果更加精确。

2.基尼系数按收入来源进行分解。本文将采用对组数据将基尼系数按收入来源进行分解的方法以分析各收入来源对基尼系数的影响方向。

(二)数据来源

本文大部分数据(除非做特别说明)根据西南财经大学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0)》整理得出，少部分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税务年鉴》。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城镇居民的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不包括转移性收入，因此，原始样本中剔除了农村居民和以离退休收入或养老金收入等转移性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城镇家庭，样本中包括4938个家庭，总调查人口为18765个。为了准确地衡量各分类收入的差距和个人所得税对其的调节效应，本文在计算各分类收入的基尼系数时，是将各分类收入进行排序得出的基尼系数值，在统计各收入阶层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情况时，将居民进行分层的依据是人均总收入。

(三)测算方法

在对个人所得税再分配效应进行定量测算时，是通过税前税后的基尼系数对比以反映其效果。在本文所选取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原始数据中，缺少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实际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额，因此，笔者将在样本实际收入的基础上，根据2010年税率表和计算方法，测算出理论上各项收入应该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额。对于工资性收入，本文将每个人税前年收入换算成平均月收入，扣除生计费用2000元/月和三险一金后得到应纳税所得额，再依据税率表计算出应纳税额;对于经营性收入，本文假定经营性收入由家庭工作人口平均获得，因此，将经营性净收入除以家庭工作人口后获得用以作为税基的经营性净收入;对于财产性收入，本文采取“最大征收原则”的手法，得到个人所得税调节作用的最大值。“最大征收原则”是指由于数据源的限制，为了定量分析个人所得税对财产性收入的征收情况，按照最大征收原则，舍去税法对于一些财产性收入征收的特殊规定或减免措施，从而得到一个虚拟的个人所得税征收上限值。为了尽可能地保持数据的准确性，本文只有当适用不同税率的收入无法区分时，采用较大的税率。因此，本文赋予其他金融投资产品零税率，房屋租金收入10%的税率，股票收益、其他财产性收入和债券收益中的企业债券收益20%的税率，债券收益中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券收益、定期存款利息收入和其他金融产品收益免税。

二、个人所得税税前和税后基尼系数的比较分析

(一)我国城镇居民收入个人所得税税前和税后基尼系数的比较

我国个人所得税缩小了城镇居民的整体收入差距，发挥着积极的再分配效应;表2显示城镇居民中10%最高收入阶层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占个人所得税总税额的80%左右。虽然理论数据显示个人所得税使得基尼系数产生了4.91%的变化，但是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数据，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个人所得税的调节收入分配作用非常明显，政策效应达到了7%左右，在21世纪的最初10年，政策效应约为4%;而英国的个人所得税对收入的调节分配作用最为强劲，2003—2009年，基尼系数变动幅度均大于9%，在2005年达到最大为10.53%。相比之下，我国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作用效果一般，并且由于征管水平因素的影响，实际效果将会弱于理论效应。但我国10%最高收入阶层的平均税率为16.16%，一部分原因是适用45%税率的居民较少，另一部分原因是分类税制导致来源不同的收入适用不同的税率和计算方法，从而降低了累计税率作用的发挥。因此，我国个人所得税发挥积极的再分配效应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二)按城镇居民收入来源对个人所得税税前和税后基尼系数的比较

1.工资性收入个人所得税税前和税后基尼系数的比较。在工资性收入方面，个人所得税发挥着较好的正向调节作用。根据表4，最高收入的两个阶层缴纳的个人所得税超过了个人所得税总额的90%，间接地反映了工资性收入个人所得税的调节收入分配功能效果。工资性收入个人所得税具有较好的累进性，10%最低收入户的该项税负为0，从10%高收入户开始，平均税率成倍增长，10%最高收入户的平均税率达到了15.32%，但我国工资性收入的最高边际税率是45%，这反映出即使是10%最高收入户，能适用45%税率等级的居民比例都很少，因此，在现阶段的收入分配状况下，45%税率的作用有限。

2.经营收入个人所得税税前和税后基尼系数的比较。经营性收入的差距虽然是城镇居民三类收入中差距最小的，但仍然超过了0.4的基尼系数警戒线，因此，个人所得税的调节收入分配功能对工资性收入具有重要意义。由基尼系数的变化可以看出，对城镇居民的经营性收入，我国个人所得税发挥着较好的正向调节作用。经营性收入个人所得税主要由10%最高收入户承担，平均税率为22.64%。税率的累进作用较明显，10%最高收入户的平均税率达到了22.64%。但是对比各收入阶层的平均税率可以发现，并非收入等级高，平均税率就高，因为收入等级较低的家庭可能经营性收入较高，从而适用较高的税率，如10%中等收入户的平均税率低于10%中等偏下收入户，10%较高收入户的平均税率低于10%中等偏上收入户。所以，城镇居民的收入结构也影响着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作用的发挥。

3.财产性收入个人所得税税前和税后基尼系数的比较。对于财产性收入实行的是比例税率，理论上讲，比例税率不具备累进税率一样有效的再分配功能。在我国目前的财产性收入分配状况下，财产性收入的个人所得税对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发挥着较小的正向调节作用，基尼系数的变化幅度为1.27%。从平均税率来看，最高为16.45%。对于财产性收入，适用比例税率20%。但是，财产性收入中存在很多享受税收优惠的项目:有暂免征收的项目，如存款利息、投资基金买卖价差或分红;对于房屋租金和从我国上市公司取得的利息、股利、红利所得，目前实行的是10%的优惠税率;对于近几年快速发展的银行理财产品、信托理财产品和券商理财产品，却一直缺乏相关政策规定，各地普遍也没有对其征税。因此，这些税收优惠使实际税率小于20%。对比各阶层的平均税率，总体趋势是随着收入的上升，平均税率增加，但财产性收入的个人所得税实行的是比例税率，这说明低收入阶层中享受税收优惠的项目较多，从这个角度来说，部分优惠政策所带来的低税率加强了财产性收入个人所得税的调节收入分配作用。

三、结论

1.个人所得税发挥了积极的再分配效应，对经营性收入的作用最明显。从基尼系数的变动方向和幅度看，不论是对城镇居民总收入，还是对各项分类收入，个人所得税均发挥了一定的正向调节作用。但是，分项测算后发现，其对经营性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最明显，对财产性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最弱。

2.税率体现出税制的不公平，反映出税收负担受收入结构的影响。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各收入阶层的总税负并不总是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上升，总体收入较高的阶层的平均税率并不总是高于总体收入较低的阶层，10%最低收入户的平均税率高于10%低收入户，反映出了在目前分类税制下，从总收入角度来说，没有体现出量能课税的原则，公平性受到了影响。分项测算时，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也呈现出此种情况，因为各收入阶层经营性收入与财产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有差异。因此，城镇居民的收入结构影响着其税收负担。

个人所得税税率论文篇4

税收筹划论文分析了在现代经济条件下，税收作为企业的客观理财环境之一，如何依法纳税并能动地利用税收杠杆，谋取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成为企业理财的行为规范和基本出发点。一个企业如果没有良好的税收筹划，不能有效地安排税务事项，就谈不上有效的财务管理，也无法达到理想的企业财务目标。对于追求价值最大化的企业来说，如何在税法许可下，实现税负最低或最适宜，也就成为企业税收筹划的重心所在。因此，税收筹划论文深入探讨企业税收筹划的理论依据和筹划思想，就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一、税收筹划论文税收筹划的含义与特点

税收筹划论文阐述了税收筹划是指在遵守税法和符合立法精神的前提下，利用税收法规所赋予的税收优惠或选择机会，通过对企业投资、经营和理财等活动的事先安排和筹划，尽可能地节约税款，达到税负最轻或最佳，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行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税收筹划必将成为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筹划论文提到它具有以下几个显着的特点：

（1）合法性。税收筹划不仅符合税法的规定，而且符合税法立法的意图，这是税收筹划区别于偷税避税的根本点。在合法的前提下进行税收筹划，是对税法立法宗旨的有效贯彻，也体现了税收政策导向的合理有效性。国家在制定税法及有关制度时，对税收筹划行为早有预期，并希望通过税收筹划行为引导全社会的资源有效配置与税收的合理分配，以实现国家宏观政策。因此，提到税收筹划不仅不违法，而且作为纳税人的权利受到国家的保护。

（2）超前性。税收筹划是企业对生产经营、投资活动等的设计和安排。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纳税义务的发生具有滞后性，即由于特定经济事项的发生才使企业负有纳税义务。一旦经营活动实际发生，应纳税款就已确定，再进行筹划已失去现实意义。税收筹划就是要将税收作为影响纳税人最终收益的重要因素，对投资、理财、经营活动做出事先的规划、设计、安排。

（3）整体性。税收筹划的整体性，一方面指税收筹划不能只注重于某一个纳税环节中的个别税种的税负高低，而要着眼于整体税负的轻重；另一方面指总体税负的轻重并不是选择纳税方案的最重要依据，应衡量“节税”与“增税”的综合效果。税收筹划不仅要考虑纳税人现在的财务利益，还要考虑纳税人的长期利益；不仅要考虑纳税人的所得增加，还要考虑纳税人的资本增值；不仅要考虑纳税人的税后财务利益最大化，而且还要使纳税人因此承担的各种风险降到最低。总之，税收筹划只有从纳税人财务计划、企业计划这些整体利益出发，趋利避害、综合决策，才能真正达到目的。

（4）积极性。从宏观经济调节看，税收是调节经营者、消费者行为的一种有效经济杠杆，国家往往根据经营者和消费者的“节约税款，谋取最大利润”的心态，有意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引导和鼓励投资者和消费者采取政策导向行为，借以实现某种特定的经济或社会目的。

（5）目的性。税收筹划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减轻税收负担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在多种纳税方案中选择税负最低的方案；二在纳税总额大致相同的各方案中，选择纳税时间滞后的方案，这就意味着企业得到一笔无息贷款，通过税负减轻而达到收益最大化的目的。

（6）普遍性。从世界各国的税收体制看，国家为达到某种目的或意图，总要牺牲一定的税收利益，对纳税者施以一定的税收优惠，引导和规范纳税人的经济行为，这就为企业提供了进行税收筹划、寻找低税负、降低税收成本的机会，这种机会是普遍存在的。

二、税收筹划论文阐述了税收筹划的主要方法

1.税收筹划论文阐述了筹资过程中的税收筹划

不论是新设立企业还是企业扩大经营规模，都需要一定量的资金。可以说，筹资是企业进行一系列经济活动的前提和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进行筹资，如企业内部积累、企业职工入股、向银行借款、企业间相互拆借、向社会发行债券和股票等，而不同筹资渠道的税收负担也不一样。因此，税收筹划论文表明企业在进行筹资决策时，应对不同的筹资组合进行比较、分析，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确定一个能达到减少税收目的的筹资组合。

（1）债务资本和权益资本的选择。就举债筹资而言，要考虑举债筹资费用，如发行债券要支付手续费和工本费等，而借款虽不需支付手续费和工本费，但要按借款合同金额的一定比例缴纳印花税，因此税款的缴纳作为筹资费用因素必须考虑。但是利用债务筹资，纳税人不仅可以获得利益收益额，而且负债利息可以在所得税前扣除，与不能作为费用支出只能以税后利润中分配的股利支付相比，负债筹资可以少缴所得税，获得节税收益。这样，企业在确定资本结构时必须考虑对债务筹资的利用。一般而言，如果企业息税前的投资收益率高于负债成本率，负债比重的增加可提高权益资本的收益水平。然而，负债利息必须固定支付的特点又导致了债务筹资可能产生的负效应，如果负债的成本率超过了息税前的投资收益率，权益资本收益会随着负债比例的提高而下降。因此也不是负债越多越好，随着负债比例的提高，企业的财务风险也就随之增大了。

（2）融资租赁的利用。租赁也是企业用以减轻税负的重要筹划方法。通过融资租赁，纳税人不仅可以迅速获得所需的资本，保存举债能力，更主要的是租入的固定资产可以计提折旧，折旧作为成本费用，减少了所得税的征税基数，少纳所得税，而且支付的租金利息还可在所得税前扣除，进一步减少了纳税基数。因此融资租赁的税收抵免作用极其明显。

2.税收筹划论文阐述了投资过程中的税收筹划

税收筹划论文阐述了企业在进行投资预测和决策时，首先要考虑投资预期获得的效益，其次要考虑收益中属于本企业的有多少。对投资者来说，税款是投资收益的抵减项目，应纳税款的多少直接影响到投资收益率，尤其是所得税对投资收益的影响更需决策者的重视。

（1）组织形式的选择。企业在设立时都会涉及组织形式的选择问题，而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供企业选择的企业组织形式很多，不同的组织形式税收负担不同。企业可以通过税收筹划，选择税收负担较轻的组织形式。

（2）投资地区的选择。企业需要对投资地税收待遇进行充分考虑，有时国家为了支持某些区域的发展，一定时期内对其实行政策倾斜，如现行对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西部地区等的税收优惠政策。在这些地区投资，有些税种可以少交或不交，这完全符合政府的政策导向和税法的立法意图。

（3）投资行业的选择。为了优化产业结构，国家在税收立法时，也做了相应的规定，以鼓励或限制某些行业的发展。因此，企业投资时选择投资何种行业也可以进行税收筹划，要结合实际情况，予以充分的考虑。

3.税收筹划论文阐述了经营过程中的税收筹划

企业以不同的方式筹集资金，并按照科学的方法投入企业后，其经营活动进入营运周转阶段，这一阶段集中了企业的主要经济活动，筹资、投资的效益通过这个阶段得以实现，而且自始至终包含着税收筹划。企业可以通过合理安排生产经营活动来进行税收筹划。例如，对于享受限期减免所得税优惠的新办企业，获利年度的确定也应作为企业税收筹划的一项内容。由于新办企业产品初创，市场占有率相对较低，获利初期的利润水平也较低，因此，减免所得税给企业带来的利益也相对较小。为了充分享受所得税限期减免的优惠，企业可通过适当控制投产初期产量及增大广告费用等方式，一方面推迟获利年度，另一方面通过提高产品知名度，充分挖掘其潜在的市场占有率，提高获利初期的利润水平，从而获得更大的节税利益。

三、税收筹划论文阐述了进行税收筹划应注意的问题

（1）遵守税法，依“法”筹划。税收筹划的一个显着特点在于合法性。不合法，就没有税收筹划。具体包括3方面的内容：一是以依法纳税为前提。二是以合法节税方式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安排，作为税收筹划的基本实现形式。三是以贯彻立法精神为宗旨，使税收筹划成为实现政府利用税收杠杆进行宏观调控的必要环节。

（2）税收筹划活动要充分考虑实际税负水平。影响税负实际水平的因素有货币时间价值和通货膨胀。货币时间价值对企业投资绩效及税负水平的最深刻影响，表现在现金流量的内在价值的差异方面。在税收筹划中，企业应提高应收现金的收现速度和有效比重，在不损害企业市场信誉的前提下，尽可能延缓税收支出的时间和速度，控制现金支付的比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会形成应税收益的高估，同时还应注意到通货膨胀也使得企业延缓支付税金，会达到抑减税负的效应。

（3）税收筹划要考虑边际税率。对税收筹划影响较大的税率不是某项税负的平均税率，而是其边际税率。边际税率是对任何税基下一个单位适用税率，也即对每一新增应税所得额适用的税率。在实践中，往往会出现“边际税率越低，税收收入越高，边际税率提高，税收收入反而降低”的怪现象，这反映了边际税率变化对纳税人心理的影响及对经济行为的影响。企业应通过对边际税率的考察，核算税收筹划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合理开展税收筹划活动。超级秘书网

（4）税收筹划要有全局观。税收筹划要从企业微观经济系统甚至国家宏观经济系统角度全面考虑，细致分析一切影响和制约税收的条件和因素。

（5）税收筹划应注意风险的防范。税收筹划之所以有风险，与经济环境、国家政策及企业自身活动的不断变化有关，尤其是那些立足长期的税收筹划，更是蕴涵着较大的风险性。因此，在税收筹划中，有关人员除了全面学习税收法规之外，密切保持与税务部门的联系与沟通至关重要。

个人所得税税率论文篇5

摘要：税收收入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税制改革历来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三次大的税制改革,形成了现有的税制体系。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我国要进行新一轮的税制改革，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又指出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本文根据拉弗曲线原理,分析研究了我国这次税制改革，论证了这次税制改革的合理性。

关键词 ：税制改革；拉弗曲线；税率；财政收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新一轮的税制改革方案，外界对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关此次税制改革的文件指出，要进一步推进增值税改革，适当简化税率，完善消费税制度，分步实施个人所得税改革，以确保优化税制结构，构建现代税制体系。本文主要运用拉弗曲线原理，对此次税制改革进行理论分析。

一、拉弗曲线的含义

拉弗曲线是供给学派的一个重要理论，它是由“供给学派”代表人物南加利福尼亚商学研究生院教授阿瑟·拉弗提出的。该理论之所以被称之为“供给学派”，是因为它主张以大幅度减税刺激供给，从而刺激经济活动。“拉弗曲线”的基本含义是，税收并不是随着税率的增高在增高，当税率高过一定点后，税收的总额不仅不会增加，反而还会下降。因为决定税收的因素，不仅要看税率的高低，还要看课税的基础，即经济主体收入的大小。过高的税率会削弱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积极性，因为税率过高企业只有微利甚至无利，企业便会心灰意冷，纷纷缩减生产，使企业收入降低，从而削减了课税的基础，使税源萎缩，最终导致税收总额的减少。当税收达到100%时，就会造成无人愿意投资和工作，政府税收也将降为零。

拉弗曲线认为，虽然税率提高会使同量收入的纳税额增加，但如果税率太高，纳税人增加收入的积极性就会受到压抑，并进而减少投资和工作时间，将导致税基的减少。若果然如此，政府的税收不但不会因增税而增加，反而有可能减少。相反，减税会刺激劳动者的工作热情和企业的投资动力。虽然税率下降，但税基的大幅度增加很可能增加政府的收入。

二、我国新一轮的税制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税制改革主要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到1983年，这个阶段主要是进行了国有企业的利润治理，把国有企业的利润全部留给国家，1978年到1979年是采用的就是这种模式。紧接着到了1992年，我们国家的税制改革进入的全面启动的阶段，这个阶段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企业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都进行了改革。截止1994年，我们国家形成了一个整体的税收体制，就是市场导向的税收导向。接下来就是2006年，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税制改革又进入了更深层次的改革，这一次改革进一步修改完善了原有的税收体制。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财税改革放到了更重要的议事日程上，并且首次将财政定位为“国际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是继1994 年分税制以来的新一轮税制改革。

1.进一步推进增值税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增值税改革，适当简化税率。”当前，税制改革的重头戏和对全面改革的倒逼机制是“营改增”改革。“营改增”在减轻税负、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提振消费、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此外，随着“营改增”改革的基本到位，应尽快清理、简并现行较为繁琐的税率档次，充分体现增值税的“中性”特点，规范征管。

2.三中全会提出了加快推进房地产税改革

房地产税是各国普遍征收的一种地方税，是许多国家的地方税的主要来源。

此次大会明确提出了加快房地产税立法的问题，与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相呼应，更有利于体现房地产税的公平性。提高相关法规、资金、运行机制的透明度。在逐步提高立法层次和继续鼓励先行先试的过程中，将实质性推进个人住房房产税改革和房地产相关税制改革。

3.资源税改革将扩大征税范围和提高资源税税率

十八届三中全会还提出了分步实施个人所得税改革，要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注重在“价税财联动”框架下处理好资源税改革与相关领域配套改革攻坚克难的方案。

4.要完善消费税制度

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环节、税率，把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征收范围”。这是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的消费税改革方向。应该进一步扩大征税范围提升调节力度，然后完善计征方法，将部分应税消费品由生产环节纳税改为零售环节纳税，相应为“营改增”后地方政府层面的收入增加来源。最后还应调整消费税税率，对清洁能源和环境友好产品实行低税率或免税。

5.要分步实施个人所得税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

这一要求是延续了以往中央文件的表述，相关方案设计中应根据个人所得税征收对象与其他居民群体的收入差距、具体家庭的负担能力、瞻养状况、购房按揭因素等实际情况来确定征收标准，以充分发挥其调节作用。

三、基于拉弗曲线对税制改革的分析

对“营改增”，首先，增值税是以商品（含应税劳务）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按照我国增值税条例的规定, 增值税是对在我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企业单位和个人, 就其货物销售或提供劳务的增值额和货物进口金额为计税依据而课征的一种流转税。从税收负担看，由于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征税范围具有明显的行业性，同时由于两者对税制要素的具体规定不同，造成行业间税负的实质差别。因此，实行“营改增”改革，有助于实现各行业间的税负平衡。而且，统一采用低税率，避免增值税税率的复杂化。“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我国未来税制改革的原则之一是“公平税收负担”。“营改增”试点改革新增11%和6%两档税率，使得增值税的税率档次过多，与中性税收的税制设计初衷有冲突，有必要综合考虑税负均衡等多方面因素，简化税率结构，避免税率结构复杂而导致的征管效率降低等问题。降低税率有利于企业的技术进步，产品升级，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也有利于民间投资。这也恰恰体现在拉弗曲线原理所倡导的“减税”理念，可能会导致财政收入的减少。但是，通过“营改增,使得原来被纳入营业税征收范围的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建筑安装行业扩大为增值税的征收范围，扩大了税基，从而解决财政收入减少的问题。

三中全会指出，将现行的房地产税收和某些合理的房地产方面的行政性收费一并合理化，并改变目前重流转环节税收、轻保有环节税收的做法，将住房开发流转环节的部分税负转移到保有环节，赋予地方政府在幅度税率范围内具体确定适用税率的税政管理权限。这样能有效地简化了房地产税征收的繁杂过程，提高征税的效率，促进房地产业发展，使得税基增加从而达到增加财政收入的效果。对房地产流转环节征收的税率较高，将其原来属于流转环节的税负转移到保有环节，相当于一部分税负的税率降低，根据拉弗曲线，符合“减税”的效应。但是，税率降低同时会促进房地产的开发并进一步促进投资，最终使税基增加，税收收入增加。

对于资源税，扩大征税范围，将煤炭、水资源等纳入资源税的征税范围，征收方式由从量征收改为从价征收，以进一步发挥税收促进资源合理利用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税基，增加了税收收入。新一轮的资源税改革还要求提高资源税的税率。通过拉弗曲线可知，提高税率，一般情况下会导致税收收入增加。

在消费税方面，通过对一些容易产生环境污染的一些类别的电池，大排量汽车等大量消耗资源的产品，以及私人游艇、私人飞机等部分奢侈型高端物品，高尔夫球、高档餐饮等部分高档消费行为（如）等，纳入消费税征税范围或提升税率，更好地发挥消费税在促进节能减排、合理引导消费方面的作用。这一方面扩大了消费税的征收税基。另一方面，对于一些对环境友好的商品进行低税率或者免税率，符合拉弗曲线的“减税”效应。降低税率虽然会影响税收，但是，低税率会刺激消费，使得税基增加，税收收入也增加。

最后，新的个人所得税改革也充分反映了拉弗曲线的原理。按照我国个人所得税法，我国的个人工资或薪金所得税采取超额累进办法，累进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为45%，适用于超过8万元的那部分全月应税所得额。而对于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以及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适用20%的比例税率。当税率过高后，高薪阶层所获得的收入绝大部分被征了税，严重挫伤了富人们工作的积极性，他们宁愿选择闲暇而放弃工作。而且，若不顾纳税人的个人情况而统一征税也会降低一般劳动者的积极性。对个人所得税的分类改革，也就是加重高收入者税负，尽量不伤害中间阶层，减轻低收入者税负，有利于降低贫富差距。且通过对个人所得税进行分类，也会考虑到纳税人家庭状况、受教育程度、赡养人口购房按揭等因素。使得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更加公平，从而提高纳税人工作的积极性，使整个国家的产出增加。

四、结论

通过结合拉弗曲线对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分析可以看出，此次改革是合理的，有利于我国税制结构的优化以及我国经济的发展。税制改革是一个漫长不断摸索的过程，以拉弗曲线所倡导的税收政策, 即以“轻税赋、宽税基”思路为参考，结合我国政府财政管理体制，制定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税制改革方案，有利于我国税制改革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胡俊坤.拉弗曲线理论评析[J].四川财政，2002（02）：3-5.

[2]安体富,王海勇.新一轮税制改革:性质、理论与政策（上）[J].税务研究，2004（05）：1-6.

[3]王政.浅析拉弗曲线理论对我国税制改革方向的影响[J].上海财税，2003（08）：2-5.

[4]范新宇“. 拉弗曲线”对税制改革的启示[J].中国税务报，2004（03）：3-8.

个人所得税税率论文篇6

关键词:增值税;逃税;政策效果

中图分类号:F81文献标识码:A

一、国外研究现状及分析

真正把逃税问题作为一个独立研究领域并建立理论模型的是Allingham和Sandmo(1972)。其理论思想主要来源于Becker(1968)对犯罪经济学的研究和Mossin(1968)对风险及不确定性问题所进行的研究。Allingham和Sandmo共同提出的预期效用模型(A-S模型)是一个静态的研究模型,通过对其中一些参数如税率、检查率和惩罚率等的变化来分析其对逃税的影响,并以此得出一系列的比较静态结果。Allingham和Sandmo给出了模型结论并指出了其发展方向。几乎在Allingham和Sandmo建立A-S模型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逃税理论进行研究,这其中有多数是基于A-S模型,然后放宽一些严格假设或者做部分修正,总结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A-S模型为基础的研究。这类研究一般沿着A-S模型的基本思路进行,用现实中的数据来验证A-S模型,或对A-S模型进行扩展,放宽模型的某些假设条件或引进更多的现实因素,使其更接近现实生活。伊特扎基(Yitzhaki,1974)对A-S模型做了一个重要的改进。他认为,美国和以色列的税收法律都是以所逃税额为依据的,而A-S模型以少申报的收入为惩罚依据与事实有偏差,伊特扎基的改进使模型更接近实际,同时也使部分结论更加明确。克里斯琴森(Christianse,1977)通过加入检查率和惩罚率之间的联系对A-S模型进行了修改,根据这种联系的特征,他认为某些情况下惩罚率的提高实际上可能导致鼓励逃税。威特和伍德伯里结合一个累进税建立了一个比较静态模型,得出相关结论:(1)活动的可能性的增加会鼓励税务申报,被稽核概率增加的影响大于民事惩罚的增加;(2)总额税的增加会鼓励申报;(3)税前收入增加对申报的影响不能确定。Yitzhaki(1987)对稽查率进行了改进,认为在世界各国的征管实践中,税收机关不可能对每一个纳税人实行相同的稽查率,而当稽查概率是偷逃税规模的增函数时,纳税人将根据收入的规模来决定申报收入。传统的A-S模型中还假定纳税人深知税务机关的稽查概率,但Spicer(1986)研究认为,主观概率普遍比实际稽查概率高。Kim(2003)和Dirk Niepelt(2005)对时间因素进行的分析,税务机关的稽查需要时间,这样纳税人如果处于资金上的窘境时,就倾向于偷逃税以渡过难关,而且资金具有时间价值,税收机关的查处时间越长,纳税人的偷逃税比率就越高。另外,A-S模型假定纳税人偷逃税没有什么成本,也不存在道德是非观念,是没有道德荣誉感的中性人。但实际情况是纳税人不仅要支付偷逃税技术成本和税收罚款等直接成本,还存在着心理成本。当纳税人的预期效用增加大于心理成本时,纳税人的行为与A-S模型一致(Spicer,1986),而且纳税人的心理成本和社会偷逃税范围成反比,即纳税人偷逃税具有外部性,偷逃税范围越广,纳税人的心理成本就越小,纳税申报就越少。偷逃税不仅取决于成本和收益,而且与收入来源、偷逃税的难易程度、偷逃税机会相关。此外,以A-S模型为基础开展研究,扩展或构建新的模型来研究A-S模型没有涉及的领域。Kesselman(1989)在《所得逃税:部门间的分析》对A-S模型进行了扩展,不仅考虑到了(潜在)纳税人对逃税的需求,而且考虑到了逃税的“供给”。在他的模型中有两个部门:地上部门和地下部门,在不同部门工作在生产方面是无差别的。Kesselman认为:第一,大部分的逃税利得通过低价转移给了消费者;第二,相对价格的变化使税率改变对逃税的影响作用下降;第三,因税率变化引起的逃税对边际收入的影响,取决于不同部门之间产品的消费替代弹性。对于A-S模型的有关结论,学者们也尝试从实证的角度进行验证,如Mork(1975)在《个人所得税逃税:一些经验证据》中,通过在挪威进行实地调查和收集的数据,对A-S模型的一些结论进行了验证和解释,并对在实践中如何控制逃税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有关逃避税问题的实证研究更多的是对以逃避税为主的税收流失规模的估测。Engel和Hines(1999)曾以近几年税收回顾检测的可能性为焦点做过一个逃税的动态分析,他们采用1947～1993年的数据测量美国的逃税,所得出的结论正如模型中所预测的那样,IRS在审计后每年所收的罚款额与根据国民收入统计计算得出的逃税数据高度相关。CarolineAdams和Webley Paul(2001)用实证分析的方法,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影响增值税依法纳税的各项因素。这项研究更进一步指出,避税行为不仅有利于纳税人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且也有利于增强纳税人对税收制度的顺从,有利于政府宏观调控意图的实现。

近年来,基于模型的有关结论,对稽查规则的研究成为经济学者关注的重点,主要是对不同的群体采用不同的稽查率,如对低收入者的稽查概率应高于对高收入者的稽查概率(Helmuth and Firouz,1995),还有学者认为要对一定收入以上的收入群体进行随机稽查(Cremer and Gahvari,1993)或者对不同社会风俗(Gareth,1996)、偷逃税机会(Marissa Ratto and Thibaud Verge,2002)、诚信的群体适用不同的稽查率(Brain,1994)。

(二)研究逃税对其他经济领域的影响。在A-S模型中,收入是一个外生变量,这是模型的一个优点,使得可以直观地表达各偷逃税因素与结论之间的关系,同时也使得模型显得不切实际。因此,很多学者把偷逃税和其他经济领域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在这类模型中,往往把纳税人收入作为一个和模型中其他因素相互联系的内生变量。在这一方面,学者们关注得最多的是偷逃税和劳动力供给之间的联系。大多数人在生活中都会接触非正轨经济(黑市经济或地下经济)。每个人的时间可以分为休闲时间、正规工作时间和地下工作时间,劳动力在正规工作时间所取得的收入都申报,在地下经济取得的收入都不申报,从而劳动力供给决策和偷逃税决策之间互相发生影响:税收机关提高强制纳税程度,会降低正规经济实际工资率。加入休闲时间变量后,税务执行变量(稽核和惩罚)的影响变得不明确起来。执行变量增加会减少有效工资率,而它可能会减少总的劳动供给;如果劳动供给曲线是向后弯曲的,额外增加的执行实际上可能会增加劳动供给,可能会增加不申报收入的数量。风险厌恶的可能和劳动供给相互作用,逃税的诱惑可能会鼓励个人更多地工作,以应付被稽核的损失(Laurence Weiss,1976)。另外,稽核增加也可能反过来会引起逃税的增加,而且既然逃税机会对于不同的职业来说是不同的,那么逃税可能会影响职业的选择(PierrePestieau,UriM.Possen,1991)。Isachsen和Strom(1989)在《隐形经济:劳动市场和偷逃税》中、Cowell(1985)在《偷逃税与劳动收入》中都探讨了逃税与劳动力供给的相互关系问题。还有一些学者研究逃税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Roubini和Salai Martin(1995)指出在逃税现象严重的国家,政府将压制金融部门以增加铸币税和增加通胀率,将导致经济增长率的下降。Caballe和Panades(1997)分析改变税收服从政策(tax compliancepolicies)如稽查概率和罚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表明强制执行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依赖于私人资本和公共资本的相对生产率。Lin和Yang(2001)提出了一个逃税的动态组合模型。他们认为,把资源从非生产性的公共部门转移至生产性的私人部门将有利于经济增长,逃税提供了这样一种资源转移的渠道。Lin和Yang认为,随着税率累进增长,通过逃税而产生的资源转移对经济增长的正影响将最终超出税收扭曲对经济的负影响。对于逃税如何影响经济增长,Ho和Yang(2002)通过建立模型(H-Y模型)进行了分析,他们的模型是建立在Persson和Tabellini(1994)的模型(P-T模型)基础上的。在P-T模型中,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公和政治制度有关,如果分配矛盾对社会是很重要的,那么政治制度将会使经济政策对提升经济增长的活动不利。通过H-Y模型,Ho和Yang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政治制度的因素,逃税的存在将会导致更低的税率,并且随着表示平均有效的逃税知识或逃税知识和比例所得税率的一阶导数的增加,税率会下降。税率的下降是否会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呢?这取决于生产中有用的知识和比例所得税率的一阶导数的符号,即在模型中它是正的还是负的。

逃税现象下的政府收入问题也是学者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一般认为,逃税将会导致一国政府收入的减少。然而,Peacock和Shaw于1982年的研究表明,逃税增加不一定会导致政府收入的减少,因为税制的有效税率的降低会使产出增加,这将弥补税收收入的减少。Ricketts(1984)、Lai和Chang(1989)通过引入一个货币部门和综合Peacok和Shaw模型中的对供给的考虑,对Peacok和Shaw的结论进行修改。Lai和Chang甚至得出:逃税的增加实际上会增加政府收入而不是减少。当然,还有一些学者研究税收与其他一些经济问题之间的关系,如Cremer和Gahvari(2000)在他们的论文《逃税、财政竞争与经济一体化》中研究了逃税对税收竞争和国家间财政政策协调影响,他们对逃税问题的研究以已经跨出的国界,考虑到了税基在不同国家的转移所造成的逃税问题。

(三)研究信息不确定下的逃税模型。逃税理论的大多数模型是建立在个人对影响他决策的所有因素具有完全信息,特别是假设他们对税率、被查到的概率、将受到的惩罚等具有完全信息。这在现实中显然是不可能的。Sproule(1985)研究了当有关税收系统参数的有效信息不完全时,对纳税人逃税决策的影响。他使用了Isachsen和Strom的模型(I-S模型),该模型假设劳动的供给和申报的收入都是内生变量。他的研究表明:当把税率看作是一个随机变量时,I-S模型的假设条件将不再成立。Sproule认为,“在一般情况下,I-S模型内解的条件受到税收系统参数信息的充分程度的影响,而这些信息对决策者是有用的。因此,信息的可获性可以视为隐性经济中的一种影响因素”。因此,Sproule认为,有效信息可以被看作是影响地下经济活动决策的一个因素;而且根据受到影响的税收系统参数的不同,信息不确定程度及信息的显著变化对最优逃税行为有相当不同的影响。这是信息不确定理论在逃税领域的应用,但目前还没有关于这一方面的进一步研究。

(四)研究基于博弈理论逃税模型。随着博弈论应用范围的推广,越来越多的学者在研究逃税理论时用到了博弈论思想。Wane(2000)通过建立一个信号博弈模型,研究在容易产生腐败的经济环境下,税务机构与纳税人之间的博弈关系。该信号博弈从一个自然集出发,其信息传递机制为:政府公布征税函数;税务机关宣布对税务人员的报酬计划;纳税人向税务机关申报应纳税所得;腐败或诚实的税务人员对纳税人申报的应税所得进行审计,形成纳税人类型的信念集,并产生对审计的努力程度的反应函数;税务人员的审计结果有以下三种情形:税务人员无法识别纳税人的真实类型,因此确认纳税人的报告;税务人员检查出纳税人的真实应纳税所得,并与纳税人达成受贿协议,并确认纳税人的报告;税务人员检查出纳税人的真实应纳税所得,并报告给税务机关;根据税务人员与纳税人的类型及他们之间的谈判情况(关于行贿、受贿的谈判),产生不同的结果。Cowell(2003)构建了一个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博弈模型,也包括了四个博弈方:政府、税务当局、税务人员及纳税人。其中,纳税人既想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又不想为此纳税,该博弈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纳税人冒着被检查出来并被惩罚的危险而逃税是否值得?最后,Cowell通过分析认为,逃税起于一个基本的问题:短期的个人利益和长期的集体利益之间的矛盾。

二、国内研究现状及分析

国外对偷逃税理论模型的深入研究,引起了国内有关学者的密切关注。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税收制度的完善,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我国的逃税问题展开了研究。从20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已有一些相关研究成果出现在著作和论文中。袁国良(1995)在比较阿林厄姆和桑德姆“预期效用最大化”模型和Srinivasan“预期所得最大化”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效用最大化个人偷逃税模型,并据此分析个人所得税偷逃税的原因且提供了治理建议。马栓友讨论了逃税所带来的经济后果,他在论文中论述了逃税对财政、对社会总需求、对公平分配、对资源配置等的影响。郁维(2000)对个人所得税偷逃税模型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并对偷逃税经济模型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梁朋(2000)分析了A-S模型假设条件存在问题及与现实生活产生的差距。运用修改的模型对我国税收流失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全面治理税收流失的思路和对策。杨碧云等(2003)总结国外个人所得税偷逃税理论的演进过程,并根据个人所得税偷逃税理论的相关结论提出了治理我国个人偷逃个人所得税的建议。张新立(2003)利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委托理论对我国的税收管理进行系统的研究,建立了税收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的博弈模型,并对我国个人征税效率低下的原因作出详细分析,同时给出了几点建设性建议。刘芳、陈平路(2004)在分析A-S模型的基础上,利用成本-收益比较模型分析税率、税收稽查概率以及偷逃税操作成本、偷逃税心理成本和社会代价等因素对偷逃税的影响。李金锋(2004)指出偷逃税行为最现实的原因是纳税人和征税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因此,治理可从内外两个方面入手:“内”是在内部建立激励机制;“外”是通过制度的重新设计和调整,增强对纳税行为的控制和约束,堵塞纳税人的寻租途径。刘华(2005)利用A-S模型分析了不同税制对纳税人纳税策略的影响。刘华、霍景东等(2005b)在纳税人为理性的假定下,以拉姆齐无限期家庭效用函数和AK生产模型为工具,推出了家庭的最优税率,分析了政府支出效率对最优税率的影响,并利用代表性家庭的期望收入函数得到了使其终身效用最大化的最优所得申报比率推导出结论:制定合理的税率、提高政府支出效率比加大稽查力度和惩罚力度更有效。李国锋、李丽(2005)认为,偷逃税款与税收监督是税收过程中纳税人与政府之间的典型博弈行为。他们指出,国内部分学者对该博弈行为共同假设为“税收机关一旦检查,逃税就会被发现”。现实中,这一假设过于严格。为此,他们引入税收机关一旦检查,纳税人逃税被检查出的概率变量以及逃税的社会信用损失的机会成本变量,拓展了模型的假设,利用博弈分析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对税收监督博弈做进一步的分析。国内对于公司逃税的研究,大多从实证的角度进行定性分析,并通过分析问题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王逸(1999)针对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的问题,通过比较分析各国税收优惠政策,建议我国采用统一内外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建立产业政策导向为主、区城政策导向为辅的优惠体系,强化所得税优惠的科技导向功能,改革环境保护的税收优惠政策,合理选择税收优惠形式。郝硕博(2002)认为,必须改变企业所得税税法过分依赖财务会计制度的做法。税法必须自成体系,不能以财务会计制度代替税法。企业所得税税基的确定应有独立的程序和规则,并应考虑所得税与流转税的协调性。南京市国家税务局税务学会课题组(2002)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得税是实现经济资源合理配置的重要手段,其调节作用直观而有效。近年来,随着企业制度改革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日益突出,现行的所得税制度已经无法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改革和完善我国现行所得税制度,具有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意义。在遵循国际惯例与立足现实国情的基础上,对企业所得税的各税制要素进行分析,并提出了优化所得税税制的初步构想,包括合理确定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体、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课征模式、实现两种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的一致、消除两种所得税之间的双重课税等方面。

(作者单位:新疆财经大学)

主要参考文献:

[1]Allingham,M.G.Sandmo,A.IncomeTax Evasion:A Theoretical Analysis,Journal ofPublic Economics,1972.

[2]Becker,Gary S.Crime and Punishment:An Economic Approach,Journal of PoliticalEconomy,1968.

[3]Benjamini Y.Maital S.Optimal Tax Evasion and Optimal Tax Evasion Policy:Behavioral Aspects,[in:]W.Gaertner,A.Wenig(ed.),The conomics of theShadowEconomy.Springer Verlag,Berlin,1985.

[4]enjamini Y.Maital S.Optimal Tax Evasion and Optimal Tax Evasion Policy:Behavioral Aspects,[in:]W.Gaertner,A.Wenig(ed.),The Economics of theShadowEconomy.Springer Verlag,Berlin,1985.

个人所得税税率论文篇7

论文关键词：从账户处理探讨建筑业“甲供材料”若干税收业务问题

 

所谓“甲供材料”就是建设方和施工方之间材料供应、管理和核算的一种方法，即建设单位在进行施工招投标与施工单位签订施工合同时，建设单位为甲方，合同中规定该工程项目中所使用的主要材料由甲方（建设方）统一购入，材料价款的结算按照实际的价格结算，数量按照甲方（建设方）调拨给乙方（施工单位）数量结算。

建筑业“甲供材料”（包工不包料的工程）由于材料入账单位与税法规定的纳税人的不一致，一直以来是税收管理的难点。在实务中尚有几个疑难业务问题需要甄别清楚。

有一个工程建设方与施工方约定：建筑劳务100万元经济论文，建设方自行采购材料97万元。双方的会计处理如下：

建设方 借：在建工程—建筑劳务 100

在建工程—材料 97

贷：银行存款（应付账款）197

施工方 借： 银行存款 100

贷：主营业务收入100

借：营业税金及附加5.91（（100+97）×3%=5.91）

贷：应交税费——应交营业税5.91

根据以上常见的建筑业务会计处理我们来分析几个税收业务问题。

一、营业税讨论。

1、计税依据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六条规定：“除本细则第七条规定外，纳税人提供建筑业劳务（不含装饰劳务）的，其营业额应当包括工程所用原材料、设备及其他物资和动力价款在内，但不包括建设方提供的设备的价款站。”

一般来讲包工不包料的工程，施工单位只就劳务费金额开票。但施工单位在纳税申报时，要按料工费全额纳税。而甲供材料的会计处理只反映在建设单位，而作为纳税人的施工企业账上没有甲供材料的金额反映。这个是税务管理上的一个难点，一般税务机关可以要求在开具建筑业发票或纳税时，必须由对方（建设单位）出具证明有无甲供材料行为以及相应的金额。目的是为防止施工单位仅就人工费和部分材料缴纳营业税。

根据国家关于工程造价的相关规定，在工程中，无论材料由谁提供，工程总造价包括全部的材料价款，且在工程总造价的核算中，所有的材料都要提税后计入工程总造价经济论文，即工程造价是含税价。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建筑项目实行的是项目经理负责制，双方在签订合同过程中往往没有考虑甲供材料部分金额对应的税金，也就是说合同总造价没有包括甲供材料部分金额对应的税金。税务机关要向施工公司征收甲供材料部分的营业税时，施工企业往往另再向建设单位收取。作为间接税的营业税税负具有可转嫁性决定了最终的营业税税收是由建设单位承担的。

基于此在实务中计征甲供材料营业税时需要把甲供材料部分金额换算为含税价格。换算公式：甲供材料部分金额计税营业额＝甲供材料部分金额÷（1-营业税税率）。如：一个工程建筑劳务费100万元，甲供材料部分金额97万元（签订合同时双方没有把甲供材料部分金额对应的营业税算入合同总造价）。在纳税申报时应交营业税=【100+97÷（1-3%）】×3%=6万元，而不是（100+97）×3%=5.91万元，相应地，建筑劳务发票应该按照100+3=103万元开具，这样就把整个工程的全貌都反映了，也解决了双方的财务处理。

建设方 借：在建工程—建筑劳务 103

在建工程—材料97

贷：银行存款（应付账款）200

施工方 借： 银行存款 103

贷：主营业务收入103

借：营业税金及附加6（（103+97）×3%=6）

贷：应交税费——应交营业税6

如果不是这样处理，建筑劳务发票仍按100万元开具，对甲方单位来说，它的工程总造价总支出是200万元经济论文，但是入账的原始凭证只有197万元，不符合账户处理“账实相符”的客观性原则。

当然如果双方在签订合同过程中已经考虑了甲供材料部分金额对应的税金，也就是说合同总造价包括甲供材料对应的税金，也就不需要再换算。

2、纳税义务发生时间问题。

营业税条例及细则没有直接提及甲供材料建筑方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站。

《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540号）第十二条“营业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并收讫营业收入款项或者取得索取营业收入款项凭据的当天。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五条规定，“纳税人提供建筑业或者租赁业劳务，采取预收款方式的，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到预收款的当天。”

《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规定“条例所称收讫营业收入款项，是指纳税人应税行为发生过程中或者完成后收取的款项。条例所称取得索取营业收入款项凭据的当天，为书面合同确定的付款日期的当天；未签订书面合同或者书面合同未确定付款日期的，为应税行为完成的当天。”

根据新的营业税条例及实施细则，建筑业营业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归纳如下：

纳税人提供建筑业应税劳务，采取预收款方式的，为收到预收款的当天；如果合同规定了付款日期的经济论文，则不论届时是否收到款项，均以该日期确定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未签订书面合同或者书面合同未确定付款日期的，为应税行为完成的当天。这里需要区分，工程完工前实际收到的款项应按照实际收到的款项当天确定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工程完工后按照取得竣工结算单的当天确定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按照结算总价减除实际已收到款项确定计税营业额。

通过以上的分析，甲供材料部分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可以理解为：甲方供料（除装饰劳务外）一定程度上等同于甲方付款，也应当按照甲方供料的日期确定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即如果合同约定供料日期的，按照合同约定日期确定；合同未明确供料日期或在未签订合同的情形下，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实际收到的供料日期。

如果建设单位的工程材料采购通过“工程物资”核算，则建设方购入材料“借：工程物资、贷：银行存款（应付账款）”时，建筑业甲供材料营业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尚未可以确认；到工程领用物资“借：在建工程、贷：工程物资”时，可以确认建筑业甲供材料营业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二、一些地方小税种讨论。

1、城建税等随同营业税附征的地方税费。

缴纳了营业税的施工单位应该是城建税与教育费附加的缴纳人。由于一般的税收理论把随同“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征收的城建税与教育费附加也视同流转税经济论文，因而，如果实务中能够确认甲供材料部分金额是不含税的，也有必要考虑城建税与教育费附加的税负问题，相应的上文关于“甲供材料部分金额计税营业额＝甲供材料部分金额÷（1-营业税税率）”的公式要进行修正。纳税人甲供材料部分金额计税营业额＝甲供材料部分金额÷[1-营业税税率×(1+城建税税率+教育费附加费率) ]。

有的地方还开征其他的附加，也要一并考虑。如浙江省还有地方教育附加(征收率2%)和水利建设专项资金(征收率1‰)，上述公式还要进一步修正。纳税人甲供材料部分金额计税营业额＝甲供材料部分金额÷[1-（营业税税率×(1+城建税税率+教育费附加征收率+地方教育附加费征收率)+水利资金征收率）]站。

前文所述工程假如位于浙江某县城。则对施工方来说，纳税人甲供材料部分金额计税营业额＝=97÷[1-(3%×(1+5%+2%+3%)+1‰)=97÷(1-3.4%)=100.4141。在纳税申报时应交营业税=[100+100.4141]×3%=6.012万元，城建税0.3，教育费附加0.18，地方教育附加费0.12，水利资金0.2。施工方应开具劳务发票金额100+（100.4141-97）=103.4141。双方的会计处理如下：

建设方 借：在建工程—建筑劳务 103.4141

在建工程—材料 97

贷：银行存款200.4141

施工方 借： 银行存款 103.4141

贷：主营业务收入103.4141

借：营业税金及附加6.812

贷：应交税费——应交营业税6.012

应交税费——应交城建税0.3

应交税费——应交教育费附加 0.18

应交税费——应交地方教育附加费 0.12

应交税费——应交水利资金0.2

2、印花税

根据《印花税暂行条例》及其施行细则相关规定，甲供材料部分金额的印花税征收问题很容易判断征收与否，只要在建筑合同中有甲供材料部分金额的涉及就可以按照规定征收。印花税暂行条例》印花税税目税率表：“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按承包金额万分之三贴花。”如果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没有涉及甲供材料金额，则对施工方甲供材料金额不涉及印花税经济论文，对施工方与建设方只征收承包金额的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印花税。甲供材料金额部分只有建设方涉及的采购环节的购销合同印花税问题。两者的适用税目与纳税人均是不同的，要注意区别。

三、企业所得税讨论。

1、企业所得税的征收与否。

在企业所得税法里没有甲供材料征收的专门规定，笔者认为甲供材料部分金额不应征收企业所得税。理由为：其一，《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企业以货币形式和非货币形式从各种来源取得的收入，为收入总额”。对施工单位来说没有甲供材料部分“货币形式和非货币形式”的收入，也就没有构成施工单位的应纳税所得额。其二，企业所得税法以及有关文件没有甲供材料部分金额并计应纳税所得额的特殊规定。其三，我们可以作一个假设，假设甲供材料对应的工程是包工包料，也就是说对应的甲供材料部分都是由施工单位购入的，那么这部分金额一方面作为施工单位的工程成本，另一方面作为施工单位的工程收入，两者的金额相同，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得数为零。基于以上三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甲供材料部分金额不征收企业所得税站。这是建筑业甲供材料部分金额营业税与企业所得税征收上的不同。

2、营业税及附加的税前扣除。

《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规定：“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经济论文，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准予在结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由于施工单位上交甲供材料部分对应的营业税金及附加没有相应的很明确收入，所以甲供材料部分对应的营业税金及附加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问题有必要进行分析。甲供材料部分对应的营业税金及附加是否是“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一些人是就根据这一条来否认甲供材料部分营业税金及附加在企业所得税前的扣除。其实，根据笔者上文营业税计税依据方面关于甲供材料含税与否的讨论，我们不难发现，甲供材料部分对应的营业税金及附加与施工单位取得收入的关系很是相关。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一条明确“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所称税金是指企业发生的除企业所得税和允许扣除的增值税以外的企业缴纳的各项税金及其附加”。在实务中准予扣除税金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在发生当期扣除；二是在发生当期计入相关资产的成本，在以后各期分摊扣除。甲供材料部分的营业税及附加是施工企业实际缴纳的各项税金及其附加，不难判断属于在发生当期扣除。

所以甲供材料部分的营业税税金及附加符合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关于准予扣除的相关规定，允许在计算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个人所得税税率论文篇8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文献综述

1 国外个人所得税文献综述

1.1 最优所得税理论

最优所得税理论源于西方，主要研究的是征税过程中公平与效率的权衡抉择问题。在课税中应平衡公平与效率，过于重视效率，可能会导致税负不公，不能缩小贫富差距，激化矛盾。而过于重视公平却忽视效率，可能会导致税务机关办事效率低下，影响经济发展。因此，在制定税制时，应考虑权衡公平与效率。最优所得税理论具体包括最优企业所得税理论和最优个人所得税理论。关于最优个人所得税问题，Edgeworth（1897年）最早提出最优的个人所得税政策应该使个人效用之和实现最大化。Edgeworth认为应该实行累进税率制，而且累进程度很高，收入最高的人的边际税率可以达到100%。现如今流传较为广泛的最优个人所得税理论是由Mirrlees于1971年提出，Mirrlees也认为个人所得税应该实行累进税率制，但是不应对最高收入者实行100%的边际税率，最高收入者的边际税率应该为0。Mirrlees的研究结果还表面对最高收入者施加很重的课税会造成高收入者的不满，抑制高收入者的劳动激情，同时也并不能提高低收入者的福利水平。Stern（1977年）制定了Stern Model，被广泛应用于最优个人所得税理论研究。Stern Model是一种线性所得税曲线，Stern也认为个人所得税应该是累进制的，通过模型寻找平衡点，使在保证个人收入的前提下，使社会的总体福利达到最优。虽然最优所得税理论对经济发展以及税制制定方面起到很大的启发作用，但是因其存在大量前提假设，是一种理想化状态，与蓬勃发展的现代社会相脱节。总体来说，虽然最优所得税理论有其局限性，但是它将现实中的问题进行抽象化，化繁为简，并且推崇的累进税率制，为世界各国的个人所得税税制模式提供了理论依据，所以对现实中的税制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1.2 家庭申报制与个人申报制

个人所得税最早起源于英，20世纪，世界各国也陆续开征个人所得税，并根据自身经济情况制定了各自的个税模式。针对个人所得税究竟应该实行家庭申报制还是个人申报制在世界范围内众说纷纭。首先，国外有些学者支持家庭申报制，认为家庭申报制能使家庭福利达到最大化。Piggott和Whalley（1996年）认为个人所得税应该实行家庭申报制，将家庭视为一个个体，将家庭所有成员的总收入合并到一起作为应纳税所得额交税，这样可以使家庭福利达到最优值。家庭申报制汇集全家收入一起报税，能够避免相同收入家庭税负却不同的不公平现象的产生。家庭申报制还有利于家庭各成员的重新分工，使各家庭成员达到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相反的，国外有些学者却反对家庭申报制，认为个人申报制更能够提高效率。个人申报制将个人视为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人，针对个人的收入征税。相比家庭申报制，个人申报制只需要单个人的收入数据，更方便获取。个人申报制还能够简化个税核算流程，从而提高财务人员和税务人员的工作效率。总结来看，目前在世界范围内针对个人所得税究竟实行家庭申报制还是个人申报制，双方学者各持己见，平分秋色。

1.3 综合制与分类制

目前针对个人所得税征收模式主要有三种模式，综合制、分类制、综合制与分类制相结合的征收模式。20世纪，亨利西蒙斯在他的税收纵向公平的研究中提出支持个人所得税的综合征收制。Owens（2006）也支持个人所得税征收实行综合制模式，他认为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是个人，应该把个人从各种渠道取得的所有收入合并到一起征税，这样才能公平合理的确定纳税人的税负，并且可以杜绝纳税人将收入在各种收入间转移，避免偷漏税行为的产生。日本学者也支持Owens的观点，认为个人所得税征收时应该实行综合征收制，综合考虑纳税人的情况，在保证纳税人基本生活的基础上进行征税。相反的，Hallt（1985）、Gale（2005）拉布什卡（2011年）等人却是个人所得税分类制的坚定拥护者，个人所得税的分类征收制对纳税人的不同来源收入分类征收，实行不同的征税标准，更能体现公平原则。他们认为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制是个双赢的方式。首先，分类征收制能有效的避免纳税人的偷漏税行为，针对纳税人各种来源的收入进行征税，有利于国家税收的稳定；其次，也能避免纳税人重复纳税，维护纳税人的权益。国外还有些学者则支持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税制模式。凯劳克斯（1917年）提出应该实行综合制与分类制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税制模式，将综合制与分类制的优点相结合，同时也能削弱综合制与分类制各自的缺点，扬长避短。总结来看，目前世界各国针对个人所得税的三种征收模式，都结合各自国情选择了适合自身发展的税收征收模式。学术界针对三种征收模式孰优也是各持己见，百家争艳。

2 国内个人所得税文献综述

2.1 家庭申报制与个人申报制

个人所得税自1980年开始在我国征收，近几年来个人所得税改革的话题越来越火热。财政部长楼继伟（2015年）明确指出个税的改革不能是仅仅简单的提升个税起征点，相反应该将改革重点放在税制改革上。个人所得税的申报方式的改革上，各方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部分学者提出我国个税应该实行家庭申报制，以家庭作为单位进行纳税申报。吴从慧（2011年）提出我国应该借鉴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对个人所得税实行家庭申报制。家庭申报制能够体现税收公平，使相同收入的家庭税负相同，同时还可以缩小贫富差距。吴从慧还提出了我国在实践家庭申报制的过程中应当注重征管条件的建设。赵晟（2014年）提出我国个税征收方式应该向家庭申报制过渡。我国自古以来就很看重家庭，提倡尊老爱幼。家庭申报制是以家庭为单位，将家庭各成员的收入合并交税，这样可以避免横向不公平。并且我国的家庭申报制除了简单的将家庭各成员收入合并为一个整体纳税以为，还应当考虑各个家庭的赡养负担、抚养负担以及房贷负担，综合考虑一个家庭的情况，量能纳税。鼓励遵循中华传统，尊老爱幼。白卿（2016年）提出支持个税家庭申报制。家庭申报制在征税时考虑到家庭各方面的支出，在此基础上对家庭征税，更能体现公平原则。相反的，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我国个人所得税应继续坚持个人申报制。财政部刘尚希（2012年）提出家庭申报制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不适合我国目前的国情，应该继续执行个人申报制。家庭申报制的实行需要社会各界的配合，家庭成员人口数据的收集、家庭成员收入信息的收集以及家庭负担情况的收集都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目前我国并没有形成相应的征管平台，所以不能高效、准确的收集到家庭申报制所需的信息。薛刚、李炜光、赵瑞（2015年）也提出受到现实条件的制约，我国暂时不适合直接实行家庭申报制。还应继续实行个人申报制，并且在执行个人申报制纳税过程中逐步引进家庭因素，循序渐进。

2.2 综合制与分类制

个税改革的呼声引发国内学者对于个人所得税征收模式的讨论，我国目前执行的个税实行的是分类征收制，部分学者认为分类征收制符合我国国情，个人所得税应继续执行分类征收制。张洪（2011年）提出综合制征收模式的实行需要多方面的配合，针对目前我国现实情况，很难实现，目前应该继续执行分类征收制。相反的，另外部分学者认为我国现执行的个人所得税分类征收制度存在明显的不足。分类征收制易造成低收入者和收入来源单一者承担更高的税负，而高收入者和收入来源多样化的人却承担了较少的税负，这显然违反了个人所得税的本质精神。因此，很多学者提出我国应该实行综合制与分类制相结合的征收模式。高培勇（2008年）提出个税应继续加强综合制与分类制相结合的征收制度的建设。财政部长楼继伟明确表示个税改革重点应向综合制与分类制相结合的征收模式A斜。孙刚（2014年）、梁玉珠（2015年）和赵寿斌（2016年）均提出我国应该实行综合制与分类制相结合的税收征收制度，并且论证了混合征收制度在我国的可行性。对混合征收制度在我国的实施提供具体建议，将劳动收入合并征税，并且制定新的费用扣除标准，以及与世界接轨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建立高效的税收平台，有助于信息在各方的快速、准确的传递。最后，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我国应该跨过混合征收制的过渡阶段，一步到位，直接实行综合征收制。熊仁宇（2009年）提出我国现已符合条件，可以直接将分类制改为综合制。综合制征收模式是将个人所有来源的收入汇集到一起按照统一标准纳税。黄凤宇（2012年）也认为综合制与分类制混合的征税模式会加大社会成本，应该直接进入综合制。

【参考文献】

[1]John Piggott，John Whalley.The tax unit and household production[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6.

[2]Mirrlees.An Exploration in Theory of Optimum Income Taxation，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71.

个人所得税税率论文篇9

关键词：累退税率；个人所得税；生态税

中图分类号：F810.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08）0203-0043-04

我国对税率一般划分为：比例税率、定额税率和累进税率。只有在为了更好解释累进税率时才提及累退税率，大多数人认为实行累退税率是不可能的，学术界对累退税率的研究也较少。但是，不仅在我国现行税收制度中的某些税种具有累退性质，在未来的税收制度改革中，只要运用恰当，累退税率也能发挥其优势，实现政府的政策目标。

一、累退税率的概念

累退税率，是“累进税率”的对称。随课税对象数额的相对比例的增大而逐级降低税率的一种递减等级税率。即课税对象数额的相对比例越大，税率越低；课税对象数额的相对比例越小，税率越高。累退税率的结构和计算方法，是将课征对象按标准分为数额大小不同的若干差级，对数额大者适用较低的税率，而对数额小者则适用较高的税率。

累退税率是随着累进税率的出现而出现的。19世纪后期西方经济学说史上发生了边际革命，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论，培养了再分配论和累进税率的思想。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消费倾向过低，而社会消费倾向过低又源自于所得和财富的分配不均，因此更加主张累进税率的扩张。同时，累退税率也因反向累进和进一步加剧贫富不均而被认为是“不良税率”。但是，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经济陷入了“滞胀”困境，供给学派认为，累进税率导致生产者的可自由支配收入太少，从而不利于投资和储蓄，不利于经济的增长。累退税率则刚好相反，能够促进生产者扩大投资增加供给。虽然当时政府并没有采用累退税率，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累进税率也逐步下降了。可见，累进税率不一定是“良税率”，而累退税率也不一定是“不良税率”。只有充分地客观地认识每种税率的优点和缺点，并根据经济运行的具体环境，才能做出合理的判断。

二、累退税率的优点和缺点

（一）累退税率的优点

1.有利于效用的平等。边际效用递减是累进税率支持者的主要论证理由，但奥地利学派的重要人物――哈耶克认为，用获得收入的努力来说明收入效用正在递减，则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即随着个人收入的增加，为诱导同样的边际努力所必需的对额外收入的激励也将增加，这反映在税制上应实行累退税率而非累进税率。也就是说，实行累退税率能够使每一份努力所得到的效用都是一样的。

2.有利于鼓励提高资本效率。考虑到要素收入的边际成本递增，资本边际效率递减，特别是边际净效率递减，在所得税领域实行累退税更加有利于资本等要素的供给。

3.有利于鼓励规模经济。政府为了要限制、禁止或不允许的小生产经营，收入额越少，越课以重税，即可采用这种形式的税率，以达到预定目的。而世界上少数采用累退税率的国家之一荷兰，就曾为了抑制当地的中小企业的发展而对企业所得采用了累退税率。

（二）累退税率的缺点

1.反向累进，高收入低征收，无法合理地分配税收负担，有违于税收公平主义原则。随所得额的提高，税率却降低，所得多的少征，所得少的多征，对收入再分配具有反向调节作用，使社会各阶层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与纳税人的负担能力不相匹配，违反了税收公平的原则。

2.影响社会的稳定。累进税率的优点是税负公平，具有自动调节功能。但是与之相反，累退税率不但没有内在的自动稳定器的作用，而且还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在当经济处于繁荣时期，累退税率使得国民所得的增长超过个人所得税收入的增长，即个人所得税的税收收入与国民所得的弹性小于1，从而对经济仍起到一定的加热作用，容易造成经济的过度膨胀；当经济处于萧条时期，累退税率的实行使国民所得的减少大于税收收入的减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经济的过度紧缩。这也是累退税率不被绝大多数国家采用的主要原因。

3.计算比较复杂。累退税率和累进税率都存在着计算方法比较复杂的缺点。计税依据数量越大，级距越多，计算步骤越多；而且边际税率和平均税率不一致，税收负担的透明度较差。

三、现行税收制度中具有累退性质的税种

在现行税收制度中，对课税对象规定逐级递减的税率并不多见，但是，其作为一种分析税收收入再分配效果的方法已被广泛使用，因为一些使用比例税率或定额税率的税种也可能具有累退性。

（一）流转税中针对生活必需品征收的税

对生活必需品征收的流转税一般采用比例税率，由于穷人与富人在必需品消费方面并无太大差别，故所承担的税负相近，但相对于穷人与富人的收入而言，却呈现出累退性。增值税不区分消费品的性质，基本上采用17％的统一税率，增值税的平均税负随年均收入的增加而降低，其名义上的比例税率，实际上具有明显的累退性。美国至今尚未引进增值税的原因之一就是担心其累退效应所产生的不公平。营业税虽然按行业设置差别比例税率，但并未根据劳务的性质是生活必需性劳务还是奢侈性劳务而相应设置税率，甚至有些奢侈性劳务(如航空运输劳务)的税率(3％)还低于生活必需性劳务(加理发服务劳务)的税率(5％)。因而，营业税在设计本身也就具有一定的累退性。

（二）关税中的滑准税

滑准税亦称滑动税，是对进口税则中的同一种商品按其市场价格标准分别制订不同价格档次的税率而征收的一种进口关税。其高档商品价格的税率低或不征税，低档商品价格的税率高。征收这种关税的目的是使该种进口商品，不论其进口价格高低，其税后价格保持在一个预定的价格标准上，以稳定进口国内该种商品的市场价格。我国之前只对进口新闻纸征收过滑准税。近几年，我国棉花市场供需缺口不断加大，亟须增加棉花进口的数量，为了稳定棉花价格，正确调控棉花市场，根据海关总署2005年第16号和第64号公告，自2005年5月1日起，我国对配额外报关进口的棉花以滑准税方式征收进口关税。

（三）社会保障税

社会保障税比较普遍的征收方法是对个人收入规定一个限额，对收入中未超过限额的部分按比例征收保障税，对收入中超过限额的部分不征收社会保障税。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采用了这种方法。如法国的年金保险及失业保险、美国的年金保险、疾病与生育保险等。

在保障税的设立中，为体现公平和效率的均衡要求，都设立了征纳上限，同时也不考虑家庭人口的多寡和其它的特殊情况；另外，对于多数高收入者来说,除薪金、工资以外,还有大量的利息、股息、租金和其它的资本利得收入，而这一部分是不属于社会保障税的征纳范围的。这样，从缴纳的保障税与个人收入的比例来说，收入越多，缴纳的保障税在个人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小，形成个人税款的累退制，征纳上限越低，考虑的特殊情况越少，累退效应就越强。在实际征纳过程中收入越高，税负就相对减轻。这种累退效应随财富分配的不公平程度而不断的增强。

四、对我国税制改革中应用累退税率的建议

目前，我国正酝酿新一轮的税制改革。十七大提出了要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调整；更加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节能环保水平；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缩小收入差距；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等政策目标。无论是税收制度的完善还是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的实现都离不开税率结构的合理选择。作为一个明智的选择主体，我国政府应该从现阶段的政策目标出发，针对累退税率的优缺点来衡量其在税收制度中的应用，权衡各种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对我国税率的结构作出理性的选择。

（一）负个人所得税

米尔顿・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首次提出负所得税理论。负个人所得税是以政府向个人支付所得税来代替社会福利补助的一种形式，对政府来说是个人所得税的负收入。其目的有两个：一是对低收入群体不仅不用收税，而且给予所得税补助，以保证个人收入不低于一定的水平；二是在补助低收入者的同时，又要保全效率，不养懒汉。负所得税的基本思想是政府规定最低收入指标，然后按一定的负所得税税率，根据个人不同的实际收入按比例发给补助金，这种补助金便为负所得税。补助的金额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逐步减少，即采用累退税率。

美国提出的“家庭援助计划”和 “改善就业机会和收入计划”，这些福利制度改革的措施都反应了负所得税的思想。目前加拿大也已普遍运用负所得税理论，对低收入者在儿童抚养、配偶补助、失业保险费、教育费、医疗费等项目均实行了负所得税的制度，负所得额可抵减应缴所得税额。我国在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将为负所得税制度的可行性提供宝贵的管理经验。将社会福利支出转由税收支出，还因为税收征管效率高，可大大减少政府的社会福利管理费用，提高办事效率。负所得税的补助制度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既帮助低收入者维持了最低生活水平，同时又不会挫伤工作积极性，克服了依赖政府过生活的思想，又可缩小社会收入分配差距，兼顾公平和效率，通过增加贫困者收入，还有达到扩大内需的作用。

（二）对特殊行业的企业所得税采用累退税率

对具有明显规模经济的企业，或者不适合采用小规模生产的企业所得可采用累退税率。规模经济是指随着生产和经营规模的扩大而出现的产品成本下降、收益递增的现象。规模的扩大，会产生规模经济的外部效应和内部效应。外部经济规模效应是指通过寻求有利于企业运行效率提高的外部环境和外部产出规模，如在一个区域内吸引不同企业，完善相关基础设施和服务，吸引顾客，形成独特的生产和营销网络，改善信息和资金流通运营环境，提高非价格竞争力。内部经济规模效应是指公司通过扩大规模、降低成本来获得经济利益，其效益的提高来源于企业自身规模的扩大，而与其所在产业及所处地理位置无关。

例如，在我国，小型煤炭企业和矿井“多、散、弱、差”，对其管理难度大，一些小型的煤矿企业生产设备落后，不具备安全生产基本条件，安全隐患多，开发利用粗放。而大型的煤矿企业相对而言则易于管理，安全隐患少，加快技术进步的可能性大。同样，在我国的造纸行业中也存在着很多小的造纸企业对环境污染严重，对其管理的难度大。通过采用累退税率，可以抑制这些小型企业的发展，发挥这些行业的规模效应，不仅可以产生外部经济规模效应，而且还可以通过优化内部管理来增加内部经济规模效应。

（三）在生态税收中引入累退税率

生态税收源于英国“福利经济学之父”庇古的外部性理论。庇古主张，为克服私人和社会净产出之间的差异，国家应对产生外部负效应的企业征税，其数额应该等于该企业给社会所造成的损害，以便使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相等；同时对产生外部正效应的单位给予补助或津贴，以此刺激产量增加。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恶化和对环境问题的日益重视，公共财政学家和环境经济学家越来越关注生态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正如对具有负外部效应的企业可研究采用累进税率，使其尽量减少生产具有负外部效应的产品一样，对具有正外部效应的企业，也可研究采用累退税率，鼓励其增加供给具有正外部性的产品。例如，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能诱发沿线土地升值，促进沿线房地产、商业等行业的加速发展。从这一意义上讲，城市轨道交通能增加城市的社会经济福利，带来巨大的正效应。绿色食物、图书、教育、绿化、农村的寿险市场等等都具有正的外部效应，为激励这些企业增加生产、提高供给量，可对其企业所得采用累退税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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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税率论文篇10

“避税”一词最早出现在欧美地区，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发达国家的大公司将其经营活动范围扩展到全球各个角落的同时，也将避税带到其它国家，使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经济地区深受其害，形成了全球性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间，跨国公司在华避税行为比比皆是，防不胜防，使我国税源大量流失。面对这种挑战，有必要从战略角度研究跨国公司避税的影响因素，量化这些因素与税务机关税收征管之间的关系，并且揭示其内在的逻辑关系，从而为国家税务机关采取反避税措施提供建议及意见。

（四）跨国公司避税影响因素的相关理论综述

与本文有关的理论主要有三类：第一类研究税收筹划和避税港经营问题，如Fuest和Riedel。

我们通过第一类理论文献了解税收筹划的策略手段，学习有税收筹划倾向的企业特征有哪些。

一、文献综述

对美国跨国公司避税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献较多，学者们研究公司是否通过利润转移行为最小化其税负，以及转移利润的途径和结果。Fuest和Riedel也指出，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中，美国的跨国公司将其在美国和欧洲高税率国家获得的利润转移至避税港。

在高税率的国家举债融资，利润多流向税率低于10%的国家。Desai等[10]研究跨国公司利用利息支出可从税基中扣除来转移利润，因此在高税率国家的子公司多采用债务融资。

通过第二类理论文献总结研究方法。如Schwarz[6]采用截面数据回归模型检验美国跨国公司是否通过利润转移行为最小化其税负。Rego[7]采用COMPUSTAT数据集中1990—1997年微观企业面板数据建立回归模型，检验了跨国公司税收筹划与经营范围和经营规模的正相关关系。Mills等[8]通过采用企业3年平均ETR为因变量，采用税收筹划投资（企业税务部工资+税收筹划费用），规模，国外资产虚拟变量，长期负债率（长期负债/总资产），固定资产率，库存集中度等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并得出税收筹划投资多和杠杆比率高与企业ETR低相联系的结论。

第三类理论文献指出避税企业的报告会计—应税利润差较大，二者相关度高。Manzon 和 Plesko[9]估计了一个固定影响模型，采用企业会计—应税利润差额为因变量，采用有利节税的投资和融资（利润率、亏损经营、销售额变化），随时间变化的投资（厂房设备和其它资产的定期折价/退休福利），永久性差异（1993年前的商誉），偶然因素（亏损额变动、国外经营范围、规模、之后的扩张）等为自变量进行实证分析。Desai 和 Dharmapala[10]利用会计—应税利润差额中不能解释的部分作为避税指标进行固定影响模型分析。因变量采用递延收入对会计—应税利润差额回归残差做Y，自变量包括激励补偿和管理变量。

二、数据来源及统计分析

1.在华跨国公司相关数据来源

实证研究数据来源于某省国家税务局税收征管信息系统。本文采集了某省国家税务局2011年管辖范围内，申报财务报表的营业收入10万元以上的A类外商投资、2 424户独资企业所得税纳税人截面数据①。采集数据范围包括企业类纳税人税务登记信息、税收申报表信息、财务报表信息以及对企业实施稽查后制作的《税务处理决定书》等二十余项企业报告及税务检查信息。在此基础上剔除报告信息缺失或造成变量计算错误的企业样本，得到参与模型估计的有效样本企业1 999户。剔除的样本企业包括：总资产小于等于0或未填报者；总负债小于等于0或未填报者；固定资产大于等于总资产者；总负债大于等于总资产者。

2.在华跨国公司样本的统计分析

按照营业收入划分企业规模及户均实际缴纳企业所得税来看，两者成正相关关系。有效样本企业统计分析情况，如表1所示。 A类企业所得税纳税人为查账征收企业，B类企业所得税纳税人为核定征收企业，与A类纳税人相比，企业规模相对较小、报告数据资料少，因而不做为本文实证研究的考察对象。

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1 999户企业所得税纳税人中，营业收入在10亿元以上的特大型企业64户，占样本企业总户数的3.20%，缴纳企业所得税510 399万元，占总数的67.36%。营业收入在3 000万元—10亿元之间的大型企业713户，占样本企业总户数的35.67%，缴纳企业所得税237 973万元，占总数的31.40%。营业收入在3 000万元以下的中小型企业1 222户，占样本企业总户数的61.13%，缴纳企业所得税9 392万元，占总数的1.24%。

企业的亏损面与企业规模呈负相关关系，营业收入在3 000万元以下的中小型企业的亏损面最大，达到57.28%。报告研发支出的企业户数仅占总数的2.50%，研发企业随企业规模增大而增多，支出金额也逐渐增加。税务机关对企业近年的税收遵从情况检查结果显示，企业的不遵从户数比重达到9.80%。不遵从户数比重随企业规模增加而增加。

3.在华跨国公司样本统计分析的结果

有效样本企业中，户数最多的三个行业分别为非金属矿物制品业195户、房地产业150户和纺织服装、服饰业146户。户均实际缴纳企业所得税最多的三个行业分别为汽车制造业3 625.63万元、房地产业1 261.21万元和金属制品业346.88万元。盈利企业占行业户数最多的三个行业分别为汽车制造业71.76%、金属制品业65.69%和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59.14%。亏损企业占行业户数超过50%的行业 分别为批发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和纺织服装、服饰业。在亏损企业中，户均亏损额最多的三个行业分别为房地产业1 917.24万元、汽车制造业1 214.39万元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852.98万元。

三、跨国公司避税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1.估计模型的变量定义

本文借用Rego[7] 和Dyreng等[11]等文献的实证研究方法，首先，定义因变量1，即Y1为有效税率变量（Effective Tax Rate，ETR）。且ETR=实缴所得税/税前会计利润。

如果两个企业税前会计收入相等，缴税少的企业有效税率低，可视为税收筹划更加有效。所以，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们均把ETR做为衡量企业税收负担的重要指标。Levenson 认为，股票市场把企业缴纳税收多少做为衡量企业控制成本能力的衡量指标。因此，ETR是众多股东关注的重要企业表现指标。实际计算时，如果企业亏损的话，变量值取0。

其次，定义因变量2，即Y2为企业报告会计—应税利润差额（Book-Tax Difference，BTD）。指标值为企业报告会计利润总额与应纳税所得额之间的差额，如果差额为0，指标取值0，其它情况下将差额的数量级取自然对数进行缩减。会计—应税利润差额是Lisowsky 等[14]采用的避税指标，也是Chen等 [15]采用的4个避税指标之一。 Chen等[15]实证研究采用的因变量分别为：GAAP ETRs，CASH ETRs，全部会计—应税利润差额和非正常的会计—应税利润差额。

最后，定义因变量3，即Y3为企业负债率（Long-Run Leverage）。界定跨国企业收入转移存在难度，跨国公司分支机构一般共享企业独特的资源，如品牌或技术，这些商品极少与第三方进行交易，因此难以取得其定价标准，也难以对其子公司利润分配的真实性、客观性予以证实。现有的实证研究多关注收入转移的动因及规模，一方面从动机出发，如看企业负债情况，研究其它因素相同的情况下，跨国公司是否在高税率地区有更多负债；另一方面研究转移定价和无形资产的属地问题。因Y3在因变量为Y1、Y2的模型估计中充当自变量，定义参见下文的自变量定义。

2.估计模型的自变量定义

模型估计采用的自变量定义如下：

企业规模（Size）：企业的营业收入取自然对数值。在美国国内经营和跨国经营的总体样本中，规模较大的企业，ETR也较高，这与Zimmerman[16]和 Omer等[17]关于大企业与小企业相比承担了更多的政治成本的结论一致。跨国企业扩张地域越广泛，其ETR与国内企业相比越小，所以说企业经济规模与税收筹划相关。

利润率（Profit）：企业报告会计利润总额/营业收入。Grubert和 Mutti [2] 估计美国跨国公司在税率为40%的国家报告平均税前利润率（税前利润/销售收入）为9.30%，在税率为20%的国家报告平均税前利润率为15.75%，由此推断存在由节税驱动的利润转移现象。从收入转移的动因出发，企业会把利润率高的项目放在低税率地区进行。因此，在一定的假设前提下，如果企业规模相同的话，可以推断利润多的企业因为筹划意识强而避税更多，ETR相对较小。

亏损企业虚拟变量（Loss）： 当企业利润总额<0时，变量值为1，其它情况下变量值为0。亏损企业税负低，并且在税收征管实践中也通常被认为避税嫌疑大，所以，该变量与企业避税正相关。

企业亏损额（Net Operation Loss，NOL）：当企业亏损额>0时，变量值取ln（亏损额），其它情况下变量值为0。Dyreng等[11]认为，如果亏损额增加的话，企业可能采取避税行动，本文采用该指标模拟企业避税额度的差别。但是也有观点认为，因为亏损企业无税收负担，跨国企业有动机将利润转移至亏损子公司进行避税。所以，该变量与企业避税的关系尚无定论。

企业广告和业务宣传费支出：广告和业务宣传费支出/总资产。企业公众可见度越高，避税越少。Dyreng等[11]采用该指标做公众可见度的指标，所以，该变量与企业避税负相关。

企业研发支出：研发支出/总资产×100。Hanlon等[18]指出研发支出可进行税收扣除，并且Dyreng等[11]认为它代表无形资产，为企业进行税收筹划提供更多的机会，所以，该变量与企业避税正相关。

固定资产比率：固定资产/总资产。Mills等[8]指出资本密集型企业有多种税收筹划方法，包括资产是购买还是租赁取得、购买和处置的时间等，所以，该变量与企业避税正相关。

无形资产比率：无形资产/总资产。Dyreng等[11]认为，无形资产价值可做为企业转移收入难易的衡量指标。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没有实物资产的企业，摆脱了固定资产的负担，可以轻易的易址至税收优惠地区，所以，该变量与企业避税正相关。

负债率：长期负债/总资产。债务利息可税前扣除，降低企业税负，举债融资是跨国公司在高税率国家常用的避税手段。另外，债务融资能力也是企业在当地政治力的一种体现。Dyreng等[11]将其做为企业财务复杂性的指标，所以，该变量与企业避税正相关。

3.估计模型的行业虚拟变量定义

行业虚拟变量 （Industry Dummy）：当某行业企业超过40户时，对该行业赋予一个虚拟变量。例如当企业为房地产业时，I2变量值为1，其它企业I2变量值为0。依此类推，共12个，如表2所示。指标可解释为在控制了以上变量变化的同时，某些行业的税负高，某些行业的税负低。

从变量的统计描述可以看到，样本企业平均有效税率15%，低于我国标准企业所得税率10个百分点，企业利润率较低，亏损情况较严重，研发支出少，企业自主研发能力不强，可持续发展性较差。由于企业避税手段相对于逃税方式更加隐蔽，不易被发现，税务机关通过稽查方式发现的不遵从企业数量较多，而通过反避税工作发现的不遵从企业数量较少，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反避税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模型估计前进行变量相关性检验，发现自变量LOSS与NOL变量高度相关，相关系数达到0.97。因此，在模型估计时，将两者替换使用。其余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低于0.70，保证了模型估计不存在多重 共线性问题。

四、研究跨国公司避税的影响因素的结论与应用

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避税与规模呈负相关关系，但显著性较低，与以往研究结论相反。说明企业越大，避税额越小。这与税务机关对大规模企业的关注程度高、管理监控严格到位不无关系。企业利润率越高，进行税收筹划的可用资源越多，从而避税的可能性越大。由于亏损企业无税收负担，亏损额越多，企业避税动机越小，因而亏损额与避税呈负相关关系。

企业研发支出可申报免税收入加计扣除，因而研发支出与避税呈正相关。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比率高，均为企业避税提供了更多便利，此两项与避税呈正相关。利息支出可税前扣除，因而负债率高的企业避税额大。税务机关对企业前期避税检查有效减少了企业后期的避税额度，但该变量的显著性较低。广告支出和前期税务稽查行为对避税均无显著影响。一般来讲，广告宣传费越多，企业知名度越高，企业避税一旦被发现，由于声誉受损而产生的成本较高。Gallemore等 [20]提到，美国国内税务局（IRS）局长指出，“过度避税”（tax aggressiveness）战略会对企业声誉造成显著的风险，但实证证据很少。但Gallemore等[19]实证分析了一组因过度避税而被税务机关查处的大企业样本，采用多指标衡量声誉成本，包括管理层轮换率、营业利润、广告费用改变、财富杂志等媒体排名，实证研究结果与人们的直觉相悖，企业避税对其声誉无显著影响。

本文的实证研究结论也证实了这一点。前期税务稽查对企业税收遵从行为的影响尚无定论，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税务稽查对企业税收遵从行为无显著影响，印证了税收法律“棍棒”对遵从行为没有明显影响。

在控制了以上诸多自变量影响的基础上，房地产业和农副食品加工业企业避税额显著高于其它行业，而金属制品业企业避税额显著低于其它行业，但变量显著性较低。

综上所述，本文实证研究得到的基本结论是：影响在华跨国企业避税额的主要因素有利润率、亏损额、企业的研发支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比率等。企业利润率越高、研发支出越多、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比率越高、长期负债率越高，避税越多；企业亏损额越多，避税越少，税务机关前期对企业的反避税检查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后期的避税行为。本文实证研究采用的数据无法获知企业国外母公司及其它分公司的属地、税收政策法规、税率及企业经营情况，使实证研究难以鉴别企业是否存在避税港经营等某些重要的避税决定因素。

暂时性和永久性差额估计，转移定价不会造成会计—应税利润差额，暂时性和永久性差额也不都造成会计—应税利润差额。因此，在可获得更丰富的数据指标的情况下，研究不应局限于ETR和造成会计—应税利润差额方面。使用财务报表数据的局限在于衡量避税的指标，以及遵从与不遵从避税之间的区别。并且避税的影响因素还不局限于此，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也产生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