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理论论文十篇

委托理论论文篇1

依据《物业管理条例》,物业管理是指业主通过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由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对房屋及配套的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进行维修､养护､管理,维护物业管理区域内的环境卫生和相关秩序的活动｡而按照《物权法》第八十二条:“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根据业主的委托管理建筑区划内的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并接受业主的监督｡”物业管理是在业主的委托和监督下,对建筑区划内的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进行维护､保养､保修等管理｡可见,二者的物业管理范围有所不同｡在《物业管理条例》中,依据我国国情,增加了“区域内的环境卫生和相关秩序”的管理,即保洁和保安管理｡但二者均强调了物业服务公司提供的专业物业服务是由业主委托,受业主监督,主要内容是建筑区划内的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管理｡从物业管理的定义中可看出,物业管理权应属于业主｡

《物权法》第七十条:“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该规定标志着我国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的确立,也是国家首次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业主对物业的管理权｡当数个业主(即区分所有权人)共同拥有一个建筑物时,业主对建筑物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业主的建筑物区所有权由三部分构成:专有部分所有权､共有部分共有权和共同管理权｡其中,专有部分所有权是基础权利,业主转让建筑物专有部分所有权的,其对共有部分的共有权和共同管理权一并转让｡业主既是物业管理的权利主体,也是物业管理的责任主体｡可见,业主的物业管理权属于物权,是一种法定的权利｡物业服务企业根据业主的委托管理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其管理权基于物业服务合同的授予,其管理行为应接受业主的监督,因此,物业服务企业获得的是“物业管理权”的一种权限｡业主的物业管理权是绝对权利,物业服务公司行使物业管理权只是履行以业主为相对人的合同义务,如果没有兑现承诺,就是违约;如果超越范围,就是越权或侵权｡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理论告诉我们:物权是物业管理权的基础,物业管理作为业主自我管理不动产的权利,是业主实现其财产权的自发需求和重要手段｡在物业管理活动中,业主不能认为物业管理是物业服务企业强加的,物业服务企业也不能以“管理者”自居｡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双方任何形式的错位和越位,均是对双方正常法律关系的扭曲,并最终无益于业主宪法权利(财产权)的保护｡

《物权法》第八十一条:“业主可以自行管理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也可以委托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管理｡”“对建设单位聘请的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业主有权依法更换｡”显然,物业管理权属于业主,且物业管理不一定非要请物业服务公司不可,它有三种途径:自行管理,即自治｡委托给物业服务公司｡委托给其他管理人｡但此处未明确其他管理人的含义｡一般为了实现专业化管理,通常采用委托给物业服务公司管理的方式｡物业服务公司应明确,自己只是接受业主的委托,依据委托合同向业主提供物业服务,物业管理权本质上属于业主,而自己是物业服务的提供者而不是管理者｡但实践中,往往混淆物业管理主体和管理服务提供者的区别,物业服务公司既做管理者,又做服务者,身兼二职,矛盾突出｡

因此从本质上讲,物业管理是业主通过合同的形式委托物业服务公司,对其物业进行管理和服务,物业服务公司是由业主聘请的专业服务公司,管理物业的权利属于业主｡

二､从委托到信托的变迁分析

清楚了物业管理的本质,下一步便是设计一种好的制度来明晰和平衡物业管理各参与主体的责任､权利和义务｡

在物业管理委托合同中,只有两个权利主体,委托人是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受托人是物业服务公司｡在我国,业主委员会没有独立的财产,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其参与诉讼活动的后果将归于全体业主,民事责任最终也由全体业主共同承担｡在《中国民事审判前沿》一书中,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意见为:依法成立的业主委员会在其职责范围内,经业主代表大会授权,就物业管理有关的､涉及全体业主公共利益的事宜,以物业服务公司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与物业管理无关､个别的或部分业主的事宜,业主委员会无权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因此,在委托合同中,业主委员会作为有条件的民事诉讼主体,难以保障单个业主的个别事宜｡单个业主必须通过召开业主大会才能行使权利,而义务又由单个业主履行,使得业利义务不对等｡如物业管理费的缴纳,根据《物业管理条例》,如果业主欠费,物业服务公司可以以“事实服务”､“欠费”轻易单个的业主｡而业主就公共利益的物业管理问题要物业服务公司,就必须召开业主大会,根据不同情况征得2/3或半数以上业主同意,才能由业主委员会提讼｡通俗地说,业主必须联合起来才能物业服务公司｡这在实践中联合成本太高,业益难以保障,常常以拖欠物业管理费来抗衡｡物业服务公司收不到物业管理费,服务质量下降,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单个业主的物业管理与物业服务公司产生分歧时,业主更是处于劣势地位｡

要解决业利义务不对等的问题,必须明晰和平衡物业管理各参与主体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变物业管理权委托关系为信托关系｡

信托式物业管理可定义为:业主大会把属于全体业主的物业管理权委托给物业服务公司,物业服务公司按照信托式物业服务合同,对房屋及配套的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进行维修､养护､管理,维护物业管理区域内的环境卫生和相关秩序的活动｡它是基于《信托法》建立的一种业主大会､业主与物业服务公司之间的“契约模式”,并非现行物业管理的委托合同关系｡

在物业管理信托合同中,增加了一个权利主体,即单个业主,更为重要的是,每个业主作为权利主体的受益人都享有和业主大会同样的物业管理监督权｡根据《信托法》原则,每一个受益人都享有委托人的权利,单个业主觉得物业服务公司服务不好,便可以行使业主大会的权利提出诉讼,如胜诉,全体业主受益｡

物业管理权从委托到信托的变迁可用如下示意图表示:

从上图可看出:物业管理权从委托到信托,三方当事人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立体化｡业主和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相互监督,一起负责物业管理费的归集｡物业管理权以信托的方式托给物业服务公司,物业服务公司按信托合同提供物业服务,获取物业服务报酬,同时接受业主和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监督｡

(二)留置权与动产质押的区别｡从历史发展中我们看出,“以占有一定物为前提”是留置权的本质内容之一｡之所以还要分析留置与其他担保方式的异同,主要是从此种分析中更能看清留置权制度除“占有一定物”以外,还有哪些独特的本质内容,体现何种价值取向｡从前面分析的留置的共识性的本质内容看,留置权是基于对标的物的占有而发生的担保物权｡与其他担保方式特别是基于占有标的物而设定的动产质权最为接近｡再者留置权和动产质权都是通过留置一定物以担保债权的受偿｡因此,留置和其他担保方式尤其是动产质押存在许多类似点,但毕竟他们是各自独立发生效果的担保物权｡因此,他们还有许多区别｡

首先,取得占有物的时间和价值取向不同｡关于取得占有物时间,留置制度中留置权人取得占有物的时间比质押权人取得质押物的时间要早｡并且,留置的发生和存在以主债权人事先占有留置物为必要,而质押却一般是临时才转移质押物的占有｡留置和质押在价值取向上的不同主要表现在:留置制度中的主债权人尽管事先占有了他人的物,但他不是想着日后留置该物为目的,实际上主债权人起初占有该他人之物时根本不想留置该物｡后来留置该物也是为了自力救济的缘故｡因为留置主债务人的物比让主债务人清偿主债务会更加麻烦｡退一步说,即使他想留置该物,则能否产生留置的权利,他也决定不了｡留置权利的产生不在于留置权人,而在于相对人(主债务人)是否违约｡因为只有相对人(主债务人)违背诚信原则或违约了,主债权人才有留置该占有物的权利,留置权才得以产生｡而动产质押则不同,自主债务人转移占有物给主债权人(质权人)占有的那一刻起质权就产生了｡而质权人之所以占有质物,就是奔着质权来的｡从占有物的角度上看,动产质权人占有他人之物是为了担保债权,而留置权人的占有则比它复杂,起初的占有与担保债权无关或说与留置无关｡只有当债务人违约了,其继续占有才是为了担保的目的,即在相对人突然违约的情况下,“饥不择食”地将手头的占有物用来作为主债权实现的担保物,是一种事后担保｡因此,也可以说,留置权制度的价值取向决定留置物的产生｡

其次,留置与抵押､质押的作用也不尽相同｡留置的目的在于促使债权尽早得以实现,使因一方违约而打破的双方之间的“公平状态”重新恢复,从而体现“效率”｡留置权人的权利来自法律的直接规定可以保证这种“效率”｡而抵押和质押则是通过双方当事人协商达成共识,自愿使双方之间原始的“公平状态”形成一种新的排列组合｡如双方可以协商用质押抵押制度进行融资,但双方权利义务都在平等协商､都有充分自由选择的基础上产生,并无哪方恶意和占主导的问题｡而留置不同,留置权人(主债权人)一方对留置权是否产生不能掺有丝毫的故意,如恶意挑拨行为诱使对方不如期履行自己的债务等｡否则,留置制度或说法律制度“惩罚恶人及恶行”的精神就得不到体现｡正因为如此,留置权应在追求恢复公平体现“效率”的前提下,承担一个惩罚恶人及恶行的责任,或说防止恶人及恶行｡在“效率”和“公平”间达成一个平衡｡所以,留置权的本质内容要体现保护债权人而不利于债务人｡

综上分析,留置权的本质内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占有一定物为前提｡二是留置该占有物担保主债权实现,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才可变价优先受偿｡

由于在留置权人实现变价受偿前,留置权消灭的决定权完全掌握在债务人的手里,因此,要赋予债权人更多的有利地位,以便使之能与恶意债务人相抗衡｡既体现“公平”,又富有“效率”,更好地为民事活动的有序进行保驾护航｡

二､留置权的价值取向决定留置权是一种特殊的法定担保物权

留置和动产质押虽然同为担保物权,但动产质押为约定担保物权｡质押设定时双方当事人所处地位平等,都有充分的自由决定是否参加预期拟定的法律关系｡而留置为法定担保物权,因为留置权人是在不由自主中就被带入了留置的法律关系中｡在留置权产生过程中,留置权人始终是被动的,不能自由选择的｡而质权人是可以选择的｡更主要的还有保管担保物的问题｡对于质权人而言,他可以选择方便保管的物作为担保物,对于自己不方便保管的物有拒绝作为质押物的自由｡而留置权人却根本没有这种自由｡因为留置权人一般无法选择自己方便保管的物作为留置物｡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主债权人“饥不择食”地扣押手头仅有的占有物,根本不会考虑日后保管的问题｡也常常没有条件让留置权人做别的选择｡因此,法律必须赋予他一系列权利来与恶意主债务人相抗衡｡而且,不能因为留置权和质权同属担保物权,就让留置权人的权利仅仅等同于质权人的权利｡笔者认为留置权人的权利应该大于质权人的权利｡否则,不足以维持留置权人(主债权人)和主债务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的平衡｡对于留置权人的权利,有人总结成留置权的两次效力｡留置的第一次效力是留置权人占有留置物不返还;留置的第二次效力是留置权人对留置物最终变价优先受偿｡但是,笔者认为,对于留置权人权利的法律保护,仅仅这样界定还不够｡因为第一次效力发生和第二次效力发生之间还有一段时间差,法律规定为留置期间｡那么,在留置期间里肯定是留置权人保管留置物｡保管留置物就会发生保管费用,虽然法律规定保管留置物的费用可以作为实现债权的费用日后得以清偿｡但是当留置物价值低于主债权时该保管费如何得到清偿?留置物留置期间留置权人能否使用留置物优先实现保管费?这些问题表明留置权不是像质权那样双方约定而产生的担保物权,而是一种基于法律直接规定而产生的法定担保物权｡既是法定担保物权就应该赋予权利人更充分的权利,否则,规定法定担保物权的立法目的就落了空｡现行的担保法仅赋予留置权人和质权人等量的权利,但因留置权人的处境天然地不如质权人,质权人可以选择要不要质权,但留置权人的处境是无权选择｡因此,我们认为留置权人除拥有质权人那样的权利外,还可以在留置期间使用留置物｡至少对于非消耗型的留置物如修理的车辆､电脑､家用电器等等可以保管时使用｡这样,可使其保管留置物的费用及时实现｡

参考文献:

[1]郭明瑞.担保法原理与实务[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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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书江,译.日本民法典[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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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郭明瑞.担保法原理与实务[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5.

委托理论论文篇2

关键词：委托理论　乘务员理论　信息不对称　控制　合作

一、委托理论与乘务员理论溯源

(一)委托理论溯源20世纪30年代，股份公司在发挥职业经理经营专长的同时，也面临严重的治理问题。主要表现在委托人和经理人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分散的小股东远离公司实际经营，由职业经理或董事会控制，委托人控制假设不复存在，而委托人未能察觉或缺乏有效的管制机制，结果委托人的利益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委托人与经理人之间的利益严重分歧。美国著名学者贝利和米恩斯(Berle andMeans，1932)在《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一书中，对委托人主导型企业(O-M：owner-manager)和经理主导型企业(M-M：manager-manager)做了区分，提出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理论，为公司治理的基本理论――委托理论，奠定了基石。股份公司两权分离，形成股东和经理人的信息不对称环境，导致经理人充分拥有实施自利行为的空间，从而损害了股东利益，股东与经理人的矛盾激化。因此委托理论先天存在的根源就是解决信息不对称下委托人(所有者)和人(经理人)冲突，而这种冲突激化的根源在于经理人利用与委托人信息不对称的经济环境，背离委托人目标，行使自利的、机会主义行为，这就是委托理论“经济人”假设的经济学背景。另外委托理论隐含了基于委托人角度假设，即企业应由委托人控制并按委托人的意志来经营，则表明了公司治理的取向。

(二)乘务员理论溯源20世纪后期公司治理环境极大改善，社会追求和谐以及市场建设发展完善，带动了经理人追求朝高层次化、社会化方向发展。经理人的利益取向与委托人趋于一致。经理人与委托人的利益冲突得到缓和。在这种背景下，乘务员理论重述经理人和委托人关系，这标志公司治理理论有新发展。乘务员理论是莱克斯・唐纳德(LexDonaldson)和詹姆斯・戴维斯(JanlesH.Davis)1989年在论文《CEO治理与股东报酬：理论或乘务员理论》中从社会学和心理学角度，创造性地提出的新公司治理理论。1997年两人再次合作，《基于乘务员理论管理说》。与委托理论不同，乘务员理论基本假设是经理人的行为动机与委托人利益一致。即从人性角度强调社会人的本性，认为信息不对称形成的人和委托人关系并不总是对立的，存在目标和行为的和谐统一，因此委托人不能用控制和监管去约束人，而应采用和谐手段激励人。乘务员理论考察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委托人和经理人的另外一种情景，即委托人(委托人)和乘务员(经理人)之间的关系。美国的乘务员概念应追溯到他们的英国先辈，作为一个社会历史概念，当应用于会计领域时，不仅仅是单纯意义的服务者，而且是具有社会属性和法律属性的社会人。因此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境下，经理人作为乘务员，有追求利益的动机，但是作为社会人，他有集体主义意识，有自我实现、自我发展的需要，这两种身份在“乘务员”这里得到很好的融合。如果委托人能够沟通和感知经理人的这种背景，那么对经理人实施的治理机制的重点是给予更多的信任、更多的授权、更多的决断力，而不是严格的控制和监督。

二、委托理论与乘务员理论的研究内容

(一)研究框架根据委托理论与乘务员理论，本文设计研究框架如下：

(1)委托理论的研究框架。委托理论的基本框架如下：第一，环境：信息不对称，委托人与委托人的非合作博弈。第二，理论基础：经济学、财务学及博弈论。第三，目标：激发人管理动机，组织运作最大化，实现股东利益。因为经理人利益和委托人利益存在冲突，所以委托人建立严格的控制机制，常用的策略控制、监管、超额薪金计划等，激励相容。第四，假设：经理是经济人，选择关系。委托人和经理人之间是委托关系。委托人将公司的资产和经营委托给经理人管理，经理人是人，为委托人经营公司并领取报酬。委托人和经理人作为两个利益主体，目标和动机存在分歧。委托人追求公司利润和价值最大化，经理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个人效用是指权力、地位、名声、报酬、职业保障、福利等因素构成。经理人行为呈现管理机会主义，委托人设计有效激励、约束机制，并运营这种公司治理体系，经理人激励相容，实现委托人利益。

(2)乘务员理论的研究框架。乘务员理论的基本框架如下：第一，环境：信息不对称，委托人与乘务员的合作博弈。第二，理论基础：心理学、社会学及博弈论。第三，目标：激发乘务员组织运作最大化，满足股东利益。因为经理人利益和委托人利益具有一致性，所以经理人为组织的、集体的目标而工作，既满足个人需要，又实现股东利益。第四，假设：经理人是社会人，选择乘务员关系。乘务员发现合作比个人主义行为有更大效用，而且这些行为具有理性化。如果委托人发现，经理人动机符合基于乘务员理论的社会人理性，授权型公司治理机制就非常合适。因此，能被信任的乘务员自治既能达到乘务员利益最大化，又能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配备必要的资源以保证消除源于个人主义行为的组织行为，乘务员就能被激发采取和组织目标一致的行为。所以，委托人乘务员关系下，委托人采用严格的控制机制可能产生无效生产，因为他破坏了乘务员有组织的行为，降低了他的行为动机。

(二)内容比较下面将委托理论和乘务员理论进行比较分析。见(表1)。(1)理论研究比较。从理论基础研究，两者都是在信息不对称下展开的研究，而且都以委托人和经理人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实现的目标都是公司利益最大化，但是两者选择研究角度的差异，导致博弈方式存在差异。张维迎(2005)在《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中指出，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的主要区别在于人们的行为相互作用时，当事人能否达成―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bindingagreement)。如果有，就是合作博弈；反之，则是非合作博弈，即每个参与者都选择自己的最优决策。而且，合作博弈强调的是团体理性(collective rationality)，强调的是效率(efficiency)公正(fairness)、公平(equality)。非合作博弈强调的是个人理性、个人最优决策，其结果可能是有效率的，也可能是无效率的。根据以上分析判断，经济学视角的委托人和经理人博弈是非合作博弈，心理学、社会学的委托人和经理人博弈是合作博弈。(2)治理方法比较。从治理方法研究，基于经理人的不同假设和行为方式，理论下委托人厌恶风险，会采用严格组织控制、监督、激励的方式约束人的利己主义、管理机会主义，以实现公司目标；而乘务员理论下委托人喜好风险，会采用授权、激励的方式认同经理人的集体主义，以实现公司目标。(3)心理机制比较。从心理机制研究，经理人的心理决定了行为方式。由于经理人的利益目标与委托人目标具有一致可能性，因此经理人的行为可能倾向个人主义和非合作。也可能倾向于集体主义和合作。对经理人需求动机的选

择，是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知人善用，当董事会聘任经理人时，必须根据委托人目标、公司的经营环境以及经理人的需求动机，如委托关系或乘务员关系，甄别和选聘心理动机及需求层次贴近的人才，适当授权与激励。(4)制度环境比较。从制度环境研究，不同倾向的委托人和经理人关系，管理制度设计的差异显著，如(表1)分析。“有许多情况不仅是一种财富最大化行为，而是利他的和自我施加的约束，它们会根本改变人们实际作出选择的结果”(诺斯，1994)。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约束个人的偏好和目的，所以公司制度的倾向性反映公司治理的文化氛围、激励方向和控制程度。但是“新制度经济学关注利他主义，但是并没有超越其功利主义本质”(吕中楼，2005)，说明无论哪种委托人和经理人关系，公司制度都必须考虑经理人个人主义的背景，只有满足了经理人的基本需求，才能激发其更高的价值观，尽管其目标价值观存在显著的差异。(表1)从四个方面研究了两种治理理论的差异性。然而，经理人目标、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并非一成不变，社会环境、文化知识、、道德观念等时刻影响着经理人需求动机，使其呈现多样性、跳跃性和调整性，“在复杂的公司治理实践中，也许并不存在占绝对优势的理论，某一理论的优势可能只是相对于具体的条件而言。因此，解决复杂的公司治理实践问题关键是找到适合于理论的条件”(张辉华等，2005)，经理人和委托人之间关系选择遵循双向选择原则。所以公司治理及其管理的关键是委托人如何判定双方关系，设计恰当的管理体制和激励合同，以此整合经理人与委托人的目标。

三、委托理论与乘务员理论之博弈分析

委托理论论文篇3

【论文摘要】：激励问题是管理界一直在探索的话题，是一个世界性和永久性的课题，也是我国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最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现代企业理论和国外实践证明股权激励对于改善企业治理结构，降低成本﹑提升管理效率，增强企业凝聚力和市场竞争力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股权激励是一种有效的激发人力资源积极性和创造性的管理方式。鉴于此，文章粗浅得分析了股权激励的理论基础。

在经济管理界，任何一种现象从出现到盛行，背后必然有其理论依据。股权激励是现代公司激励的主要形式之

一，股权激励制度产生的经济学依据，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但就其实质而言，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

（一）委托-理论

委托-理论把企业看作是委托人和人之间围绕着风险分配所作的一种契约安排，是由米契尔·詹森（MichaelJensen）和威廉·麦克林（WilliamHMeckling）在1976年发表的论文《企业理论：管理行为、成本及其所有结构》中首次提出的①。委托-理论有两个主要结论：一是在任何满足人参与约束及激励相容约束而使委托人预期效用最大化的激励合约中，人都必须承受部分风险；二是如果人是一个风险中性者，那么就可以通过使人承受完全风险(即让他成为惟一的剩余权益者)来达到最优激励效果。由于委托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契约不完备，人的行动不能直接被委托人观察到，从而产生人不以委托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为减少人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和所有者对其进行监督的成本，风险收入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变量。所以委托理论的关键是委托人如何设计相应的制度，并且如何在这种制度下保证人的自利行为同时也是有利于委托人的。制度设计通常需解决两类约束问题：一是参与约束（participationconstrains），即需保证人愿意从事委托人委托的工作；二是激励相容约束（incentivecompatibilityconstrains），即人的自利行为也是有利于委托人的。将委托理论运用于公司实践，就形成了委托-关系。委托关系通常是指委托人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委托人从事某些活动，并相应地授予人某些决策权的契约关系。委托关系的实质是委托人不得不对人的行为后果承担风险，而这源于信息不对称和契约的不完备。委托理论是关于委托人如何设计一套激励制度来驱动人为委托人的利益行动的理论。由于委托人无法观察人的私有信息，也不能观测到人的行动选择或者观测成本太高，只能观测到产出（公司业绩），所以委托人需要通过一定的激励合同以促使人采取有利于自己的行为。

（二）人力资本理论

人类对人力资本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开创者有奥多.舒尔茨（T.W.Schultz）、加里.贝克尔（Gary.S.Becker）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等经济学家。人力资本是指附着在自然人本身上的关于知识、技能、资历和熟练程度、健康等的总称，代表着人的能力和素质。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率高于物质资本的投资收益率。人力资本是财产的一种特殊形式，也存在产权问题，只是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只能属于个人，非激励难以调动，而企业则是众多独立要素所有者所拥有的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共同订立的特殊市场合约②。

通过经营者股权激励的制度安排，使经营者拥有一定的剩余索取权，既是对经营者人力资本价值的承认，也符合人力资本间接定价的特性。

（三）契约理论

在公司中，存在委托-关系，委托关系是通过契约形式建立的，委托关系能否完善，关键在于契约能否制定得完善。委托-关系是两权分离的现代企业产权关系的必然产物,而有限理性的"经济行为"则通常会导致委托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利益冲突的结果往往是人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其原因之一是信息不对称所致，由于人处于信息的前沿地位，其信息获取总比委托人更为有利；原因之二在于契约的不完全性，委托人在与人签订契约时，往往无法顾及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因而无法订立完善的契约来限制人的越轨行为。这就导致委托人与人之间行为的不一致。不得已，委托人只好通过一种方式，让人能够利用自己的私有信息，既为公司服务，也为自己谋利。其结果，在管理方式上就出现了分权管理；在激励机制方面，就出现了股权激励。股权激励可以弥补不完全契约的不足，高管人员获得的股权激励的收益多少来自于高管人员的自身素质和经营中的努力，因而具有自我激励作用。

以上是我对股权激励的理论基础粗浅的分析，股权激励作为一种有效解决企业委托-问题的长期激励机制，只有更好的了解股权激励的理论基础，了解其必要性我们才能更好地利用这种激励方式。

注释

①JensenMC,MeclkingWH.TheoryoftheFirm:ManagerialBehaviorAgencyCostandOwnershipStructure,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1976.

②周其仁.《市场中的企业：一个热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和约》，载《经济研究》，1996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曹凤岐.《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股权激励研究》，《北京大学学报》,第42卷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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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卓勇,吴晓波.《股权激励的不同类型及其运用》，《改革》,2000年第3期.

委托理论论文篇4

关键词：跟单托收，银行责任

 

根据《托收统规则》第3条的规定，所指的托收的当事人一般涉及四方当事人,即委托人、托收行、代收行和付款人[3]。按照目前教科书的观点，委托人和托收行之间形成委托关系；托收行和代收行之间也是委托关系。委托人和代收行之间则不存在直接的合同关系。代收行与付款人间没有合同关系。委托人和付款人之间合同关系[4]。本文所讨论的是跟单托收中银行的法律责任，因此本文所关注的是委托人——托收行——代收行之间的法律关系并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但是教材所给的观点理由不甚详尽，因此基于对URC522中第三款托收的关系人，第四款托收指示相关内容，结合有关民法教材中关于法律关系原理及相关材料的说明，有以下分析：第一，共同论[5]。这种观点认为，在同一托收业务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银行为委托人的利益服务，因此构成共同关系。笔者认为，这样的理解过于片面，共同“是指权由数人共同行使的”。也就是说，共同至少要满足两个条件：首先，当事人之间存在关系，委托人直接授予全体人以权；其次，数个人必须共同行使权。如果各人可以单独行使权，则仍是单独。在托收业务中，委托人显然没有直接授予代收行以权，并且代收行与托收行也非共同行使权，因此认定为共同缺少法理依据。第二、在国际托收中，三方当事人之间形成复关系，托收行是委托人的本人，代收行是委托人的复人[6]。其表现在于：（1）委托人与托收行之间是关系，在委托人提交给托收行的托收申请书中对此有明确的表示。同时，它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构成本，是日后托收行开展业务、为委托人与代收行建立另一层复法律关系的基础。（2）按照托收的业务流程，代收行应由托收行联系，并由其发出的托收指示书予以明示。很明显代收行就是托收行以自己的名义为被人在异地选任的复人。委托人对代收行的选择意见，并不影响托收行成为选任行为的主体。（3）代收行是托收行为委托人选任的参与整个托收业务的行，在托收指示书中，委托人与托收行之间的本关系是明确告知代收行的，而且这个托收指示书应该完全是根据委托人的委托指示而制定的，至于委托人与付款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也是可以通过一系列商业单据和金融单据知晓的，所以实践中代收行很清楚自己最终是在为谁提供服务。这种复关系只能认定为一个完整法律关系的两个层次，而不是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托收行与代收行都是委托人的人，两者都直接对委托人负责（上述上海兰生公司诉华侨银行、美国华旗银行国际托收纠纷一案中，被告华侨银行的律师徐捷先生在其词中就正确的阐述了这一点[7]）。（4）代收行在具体操作时，它的一切承兑、交单和付款行为是以托收指示书为依据的，执行托收指示书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委托人承担而不是由托收行承担。论文参考网。URC522明确规定，托收行利用其他银行的服务的风险由委托人承担，这正是委托人与代收行存在直接法律关系的表现。最后，即使托收行为委托人选任了代收行，委托人与托收行之间的法律关系依旧存续，托收行有责任继续为委托人服务至托收完成。

所以采用不同观点对跟单托收中银行地位的分析，则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三、跟单托收关系中银行角色及责任

URC522在跟单托收中对托收行、代收行的共同责任和义务作了相关规定。托收行主要有以下责任和义务：（1）审阅委托申请书及委托人的特别提示，若不愿受理所受到的托收申请或其中的特别提示，则应无延误地立即通知委托人，表明拒绝接受或要求其修改委托申请书。（2）审核单据的种类和分数表面上是否与托收申请书完全一致。（3）按规定填制托收委托书。（4）按常规处理业务。（5）及时通报信息。

代收行在国际贸易中通常为非出口地银行，多为进口地银行，但有时也有第三国银行参与代收业务。所有代收行都有以下责任：（1）若决定不受理所受到的代收委托或某特别指示，一般应无延误地以可能的最快捷方式通知委托方。（2）审核单据的种类和分数，看表面上是否与托收指示书完全相符。若发现有不符之处，则应以可能的最快捷的方式通知委托方。（3）按委托方的指示处理单据以及代为缮制一些业务中必要的单据。若委托方未明确指示其要求代为缮制单据的式样及词语的具体要求，则代收行可按常规缮制而不承担责任。（4）遇有意外情况，应无延误地及时通知托收行。论文参考网。遇有意外情况无论委托人是否实现授权，代收行并无采取行动保护货物的义务，但也可不经事先请示而采取行动保护货物，无论如何代收行都必须及时将意外情况以及所采却的措施立即通知托收行。（5）所有通知中均应载明必要的具体内容，必须注明托收行的托收指示书的业务。提示行是负责向付款人提示单据的代收行。论文参考网。提示行是代收行之一，它负有“提示”职责的代收行。在实务中，它通常兼有提示、接受付款或承兑付款及交单等多重职责。人们多以付款人的账户行或指定代收行在付款人所在地的分行或行为提示行。

但由于跟单托收的有不同的类型，所以在不同的类型下，银行的法律责任又有所区别。以下就跟单托收的代收行责任进行讨论。

代收行在在即期付款交单（D/P）条件下法律责任。在即期付款交单的条件下，代收行的义务是接受托收行委托并按照“托收指示书”提示付款人以见票即付的方式付款赎单。在实践中，如果代收行违反了这一义务，未收到付款人的付款即将装运单据交给付款人，将导致委托人的损失。在托收业务中，代收行所收到得各种单据中一般包含有提单。持有提单的意义在于持有人有权向承运人提取货物，拥有提单就可以转让货物的实质占有权，这是其物权凭证性质决定的。提单持有人可以将提单作为权利证书而设定质押。对于提单来说，代收行承担了法律上的善管义务，而非仅仅是基于合同“托收指示书”所产生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代收行放单给付款人时没有收到货款，则与“善意和合理谨慎”的义务和“托收指示书”中关于向付款人交付单据的条件不符合，最后会使委托人对货物的占有权收到损害。如果委托人和代收行之间是复关系，委托人有权对代收行在管理托收业务过程中的过失所引起的损害结果提出权利主张。但是代收行诉讼主体资格以及代收行的责任承担问题，并不单纯依赖URC522的规定，还应当关注有关的国内法。URC522中第11条第3款的规定：“一方指示另一方去履行服务，指示方应受到被指示方的法律和惯例所加于的一切义务和责任的制约，并承担赔偿的责任。”虽然这一条款所针对的是托收行和代收行之间的关系而言的，但从该条款中可以看出在托收业务中代收行所在国法律对于规范托收业务的重要地位。因此，虽然URC522中并没有关于委托人能否直接起诉代收行以及代收行是否应当对其过错向委托人承担责任的规定，我们也可以从代收行所在国的国内法中找到相关的理论支持。

参考文献

[1] 陈安.国际贸易法学(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75

[2] 陈治东.国际托收业务中银行责任之法律分析[A].武大国际法所.武大国际法评论(第2卷)[C].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2

[3] 刘颖，王玉宝.《论银行托收各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经济师[J] ,2004.5：56

[4] 朱揽叶.《国际经济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9：134-135

[5] 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624。

[6] 曲一帆.论国际托收各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及责任承担.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33

[7]上海兰生公司诉华侨银行、美国华旗银行国际托收纠纷[EB/OL]http://kbs.cnki.net/forums/25428/ShowThread.aspx

委托理论论文篇5

关键词：公法与私法；德国民法典；委托权；授权行为

拉伦茨编写《德国民法通论》最大的特色就在于他将伦理学上的人格主义移植到民法当中，将人的理性价值作为相互尊重的法律关系的基础，从而延伸出权利义务责任内容。直接在民法的教科书当中阐述民法之法哲学基础，这在其他民法的教科书当中是不常见的。“如此安排，不外使读者更能高屋建瓴地把握住德国民法典的哲学基础与人文基础。”并且，拉伦茨将“法律关系”的概念提升至民法体系的核心，与“权利主体”概念处于同一位阶，这对于德国民法学发展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基本评价

拉伦茨的《德国民法通论》从内容结构上说大体包含五编及导论附录共七个部分的内容。导论主要是关于德国私法的法律基础、精神基础、民法的现展以及法律解释的内容；第一编是关于法律上人的概念，包括自然人及法人；第二编是关于法律关系与权利；第三遍主要内容是权利客体与财产；而最重要的是第四编法律行为的内容，拉伦茨花了大部分的篇幅在叙述相关内容，可以说这一编是整本书的重点和核心；第五编是关于期间、期日和担保的规定以及附录的内容。作为一本民法教科书，本书的特点十分鲜明：1.全书涵盖了民法的基本内容，篇章完整，重点突出，每一章节都有重点问题的论述，处处都体现着拉伦茨精深的民法造诣。2.作者以多角度的视野去探视民法问题（例如法解释学、伦理学、方法论以及司法实践等等）。3.采用典型案例分析的方式对理论问题进行说明。几乎每一个知识点的难点拉伦茨都用实例去阐述说明，便于读者的理解。

二、制度略论

关于权，拉伦茨在《德国民法通论》里面将其定义为“由被人本人或者在他的名义下由他的人通过法律行为所授予的权限。”而史尚宽将其表述为“谓得因行为直接对于本人发生效力之地位。”史尚宽提到，关于权的性质有两种学说，一种为“权利说”，另一种为“资格或地位说”。“权利说”认为，权本质上属于得为对于他人发生效力的法律行为之力，因此权从性质上说是权利，可认为它是一种特别形成权。不过通常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权利是要为权利享有者设定一定利益的，但是人是为了被人的利益而行使权，因此将权直接归于权利是不合适的。反而“资格或地位”说要比“权利说”更贴切一点。拉伦茨则认为权是一种“权限”或者“权能”，这种“权能”的目的在于“使人可以正常地被人以实现被人的利益或者第三人的利益或者在例外的情况下实现自己的利益。”笔者个人认为，我们不妨将权的性质与亲属法上监护人的职责作类似理解。对于委托权之发生与人与被人之间的内部关系之关系，拉伦茨有非常精彩的论述，他赞同拉班德的观点，认为“委托权的授予需要一区别于设立这种内部关系的行为的专门的行为，即授权行为。内部关系本身并不会产生委托权”并且这种授权行为是单方法律行为。拉伦茨还认为委托权的发生并不依赖于人与被人之间的内部关系的效力，委托权的消灭才是取决于委托权所基于存在的法律关系。史尚宽也认为委托权发生的原因是本人之权授予，他还提到了几种关于授权行为之性质的观点争议。第一种观点为“委任契约说”，这种观点认为委托权的发生是基于“委任契约”即人与被人之间的内部法律关系，除此之外并没有独立的授权行为。当然，史尚宽列举了几种反例来反驳这种观点。第二种观点为“无名契约说”，即认为委托权虽不是基于“委任契约”而产生，但是是属于“为人契约”之附随的“无名契约”。这种观点对于日本没有明确规定制度来说可以解释，但是对于我国民法明文规定制度，故也不得适用。第三种观点为“单独行为说”，这种观点认为委托权的发生仅基于委托权之授予的意思表示，是单方法律行为。这种“单独行为说”来源于德国民法理论，与拉伦茨的表述一致。实际上对于委托权与人与被人之间的内部基本法律关系之关系，笼统来讲就存在“有因说”与“无因说”两种说法。“有因说”认为委托权要受到基本法律关系的影响，如果基本法律关系无效或者被撤销，则委托权也因此而消灭。“无因说”则否认二者之间存在关系，认为二者完全独立，如果基本法律关系无效或者被撤销，委托权也不受影响。不过根据我国民法规定，我还是更赞成拉伦茨对此的观点，认为委托权的发生并不依赖于人与被人之间的内部关系的效力，委托权的消灭才是取决于委托权所基于存在的法律关系。

参考文献：

[1]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M]．法律出版社，2013：1003.附录《卡尔•拉伦茨生平及其<德国民法通论>》

[2]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M]．法律出版社，2013：854.

委托理论论文篇6

【关键词】委托理论 风险投资 启示

一、委托理论的发展和主要观点

（一）国外的研究状况

美国等由于发展风险投资历史较长，效果显著，即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又对风险投资中的委托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形成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凯伯和谢恩（cable and shane,1997）曾提出了一个风险企业与风险投资企业关系的合作博弈模型，但在模型中未考虑到风险企业与风险投资企业之间的分工属性问题。l.吉本斯在《博弈论基础》中对以知识和创新能力为基础的风险企业与风险投资企业之间的合作博弈模型从信号博弈方面进行了模型构建和分析[13]。gompers（1993）在其博士论文《理论、结构和风险投资模式》中认为：一方面，风险企业经营团队的能力和努力对风险企业的成功至关重要，设计合理的机制可以使风险企业经营团队的回报主要取决于风险企业上市或被兼并收购时的股票价值，从而将风险企业经营团队（风险企业）的利益与风险投资企业的利益紧紧地“绑”在一起；另一方面，风险企业经营团队在运营企业过程中可能会为了获得更多的个人好处而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这将严重损害风险投资企业的利益，因此有必要在合同中将一部分控制权配置给风险投资企业（且与所有权配置无关）以提高投资效率，即通过设计合适的金融工具作为筛选和激励的有效手段。[14] 另外，萨尔曼（sahlman,w.a,1990）、勒纳(lerner ,1994)、j．lerner 和rodney clark等也对风险投资中的委托关系进行了实证性研究。

（二）国内研究状况

国内学者已开始吸收委托理论的成果并已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姚佐文（2001）在《风险资本家与风险企业家之间的控制权分配和转移》中指出，风险投资中的控制权分配直接影响企业的价值以及风险投资企业与风险企业经营团队的个人利益，并通过模型分析了风险投资合同中控制权的分配和转移，认为控制权尤其是剩余控制权是一种“状态依存权”，并且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是可分离的，且不必完全对应。[15] 黄美龙（2001）在《美国风险投资治理机制及借鉴-基于委托理论的分析》中，详细地分析了风险投资中的有限合伙制和风险企业的治理机制，并比较分析了股份公司、有限合伙制和风险企业治理机制的异同。认为政府作为我国风险投资主体，极容易导致逆向选择问题和道德风险问题，要促进我国风险投资健康发展，必须改变我国风险投资主体为民间机构或个人，并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16]张帏和姜彦福（2003）在《风险企业中的所有权和控制权配置研究》中指出，“所有权必须与控制权相匹配”的原则并不能很好地解释风险企业中的实际现象。基于风险投资的特点和风险企业经营团队人力资本特性，利用tirole（2001）模型分析了风险企业常常难以获得风险投资的原因，并引入连续控制权变量，对此模型进行拓展，导出风险企业为了获得风险投资所必须放弃的控制权的均衡解，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风险企业融资时经营团队所拥有的非人力资产数量、运营企业时的个人非货币收益大小、经营团队声誉好坏等重要因素对风险企业中控制权配置的影响，认为：从静态来看，风险企业经营团队控制权随所拥有的非人力资产的增加而递增、随运营企业的个人非货币收益增加而递减；从动态角度分析，随着风险企业经营团队人力资本逐步转化为企业的实际资产，其必须放弃的控制权将相应减少。同时，进一步分析了风险企业中所有权与控制权配置特征及其原因，提出风险投资中采取的治理机制应当是特殊的相机治理机制，即根据风险企业的实际发展绩效和运营状况以及风险企业经营团队的能力是否适应企业的发展要求而配置控制权。[17][18] 田增瑞（2001）在《创业资本在不对称信息下博弈的委托分析》中提出，在投资者和风险投资企业之间，风险投资企业应承担无限责任，并应建立信誉机制，风险投资企业和企业之间应签订可转换优先股的契约，以转移风险。[19]南立新和倪正东（2002）在《中国风险投资企业与创业者之间的委托问题及解决方案》中，通过对大量的实际考察，认为委托的主要问题表现为：签约前隐藏信息和约后隐藏行动，提出的具体解决办法是：进行尽职调查；投资协议制约；分阶段投资等。[20] 另外，俞以平和张东生等人对风险的控制和激励也进行了研究。

二、一些启示

根据委托理论的发展，结合国内外风险投资的委托关系研究现状，本文认为对风险投资的研究如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则更好地分析风险投资委托关系的特点：

（一）从风险和分担的角度来研究风险投资的委托关系

国内外研究主要是借鉴委托理论关于在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下的委托关系，从人的风险控制及激励机制等方面进行研究，内容集中于风险投资企业与风险企业之间的委托关系，局限于所有权和控制权的配置、人（风险企业）的激励约束机制和如何通过投资前的尽职调查来消除和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等方面，却忽视了风险投资高风险特性下的委托关系形成和维系机理，缺乏对风险投资整体运作模式的系统分析，特别是对风险投资的整个委托关系中的风险问题这根主线的作用，这样，对风险投资中委托关系的研究不能区别于一般产业投资过程中的委托关系，对实践缺乏相应的指导作用，因此，从风险投资的风险和分担角度出发，有助于将风险投资委托关系形成的前提即对高风险的逐级和分担，与利益主体在关系过程中风险控制与激励相结合，较为完整和系统的解释风险投资的委托关系特点对风险投资运行效率的作用，抓住了风险投资委托关系的实质，明确了各利益主体的角色定位问题。

（二）研究的范围和对象

从风险和分担角度研究风险投资的委托关系问题，应看到风险的逐级转移和释放是一个完整的链式结构，因而，研究的范围应将投资者到风险企业的风险过程纳入研究，侧重于a级和b级各自的关系特点，以及与整个关系链条的关系的研究，以阐述风险投资委托关系的特点。从研究对象上而言，为适应风险、分担及提高投资效率的需要，各利益主体所采取的不同组织结构形式及相互作用关系来适应风险的转移和分担的过程，说明了对风险效率的改善和提高具有不同的作用机理。所以，研究的范围和对象应是投资者、风险投资企业到风险企业的完整关系链，个体对象是投资者、风险投资企业和风险企业，这样，为风险投资的委托关系提供了明晰的研究载体。

（三）研究方法

国内外学者们对风险投资的委托关系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但由于国外的发展环境与我国有较大的差异，国内发展风险投资事业也远晚于国外发达国家，涉及风险投资的相关资料数据较难以获得，因而，国外纯理论的研究不一定完全适应我国的具体制度环境，实践的经验通过运作比较的方式给予我们启发，所以，在系统对风险投资的委托关系研究中，可考虑在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定性与定量想结合的方式，采用一定的调查、统计等方法，并结合作者自身的风险投资实践，在研究风险投资委托关系的共性下，运用案例研究的方法来说明我国风险投资中的委托关系特征及关系的行为过程。

（四）研究内容的扩展

1、在考虑风险条件下，将投资者、风险投资企业和风险企业这三个“黑箱”打开，对风险的效率传递机制问题及各种委托关系路径下的激励约束机制等问题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

2、研究风险投资效率与委托的风险效率相关性。委托理论在风险投资中的运用和研究，是企业内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条件的拓展，应层级委托关系的效率对风险投资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以及不同委托关系路径下效率问题。

3、对委托人和多人进行探索性研究。我国风险投资市场的政府主导型风险投资企业也可能出现“委托人缺位”、“激励机制缺位”等问题，对风险分担的影响将决定风险效率的传递机制问题。多人可能是在一定区域内的关联产业内企业，或是具有产业链关系企业，或是企业内部治理过程中团队成员的分别选择问题，其相互作用机理，关系效率及相互监督成本等系列问题，及可能存在的“人缺位”问题等，有着积极的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 holmstorm ·bengt,1998. the firm as a subeconomy. mit working paper.

[2] [3] [4] [5] 均译载自《企业的经济性质》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6] 李春琦和石磊《国外企业激励理论述评》 《经济学动态》2001、6

[7] [8] [9]均译载埃瑞克·g·菲吕博顿 鲁道夫·瑞切特编 孙经纬《新制度经济学》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0] 张维迎《所有制、治理结构及委托关系?兼评崔之元和周其仁的一些观点》《经济研究》1996、9

[11] 徐新 邱菀华（1998）《委托—理论中自然状态的不确定性对最优契约影响的研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理学院

[12] 高程德《现代公司理论》p167-204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3] [美] l·吉本斯《博弈论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年版

[14] gompers, 1993 《理论、结构和风险投资模式》译自“the theory,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of venture capital (funding), ph.d. thesis, harvard university.”

[15] 姚佐文《风险资本家与风险企业家之间的控制权分配和转移》《预测》2002.1

[16] 黄美龙 《美国风险投资治理机制及借鉴-基于委托理论的分析》硕士论文（2001）

[17] 张帏和姜彦福《风险企业中的所有权和控制权配置研究》清华大学中国创业研究中心2003、3

[18] 张帏《基于创业企业家人力资本特性的创业投资制度安排研究》2001博士学位论文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委托理论论文篇7

【关键词】委托理论 风险投资 启示

一、委托理论的发展和主要观点

（一）国外的研究状况

美国等由于发展风险投资较长，效果显著，即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又对风险投资中的委托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形成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凯伯和谢恩（Cable and Shane，1997）曾提出了一个风险与风险投资企业关系的合作博弈模型，但在模型中未考虑到风险企业与风险投资企业之间的分工属性。L.吉本斯在《博弈论基础》中对以知识和创新能力为基础的风险企业与风险投资企业之间的合作博弈模型从信号博弈方面进行了模型构建和[13]。Gompers（1993）在其博士论文《理论、结构和风险投资模式》中认为：一方面，风险企业经营团队的能力和努力对风险企业的成功至关重要，设计合理的机制可以使风险企业经营团队的回报主要取决于风险企业上市或被兼并收购时的股票价值，从而将风险企业经营团队（风险企业）的利益与风险投资企业的利益紧紧地“绑”在一起；另一方面，风险企业经营团队在运营企业过程中可能会为了获得更多的个人好处而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这将严重损害风险投资企业的利益，因此有必要在合同中将一部分控制权配置给风险投资企业（且与所有权配置无关）以提高投资效率，即通过设计合适的工具作为筛选和激励的有效手段。[14] 另外，萨尔曼（Sahlman，W.A，1990）、勒纳(lerner ，1994)、J．lerner 和Rodney Clark等也对风险投资中的委托关系进行了实证性研究。

（二）国内研究状况

国内学者已开始吸收委托理论的成果并已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姚佐文（2001）在《风险资本家与风险企业家之间的控制权分配和转移》中指出，风险投资中的控制权分配直接企业的价值以及风险投资企业与风险企业经营团队的个人利益，并通过模型分析了风险投资合同中控制权的分配和转移，认为控制权尤其是剩余控制权是一种“状态依存权”，并且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是可分离的，且不必完全对应。[15] 黄美龙（2001）在《美国风险投资治理机制及借鉴-基于委托理论的分析》中，详细地分析了风险投资中的有限合伙制和风险企业的治理机制，并比较分析了股份公司、有限合伙制和风险企业治理机制的异同。认为政府作为我国风险投资主体，极容易导致逆向选择问题和道德风险问题，要促进我国风险投资健康发展，必须改变我国风险投资主体为民间机构或个人，并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16]张帏和姜彦福（2003）在《风险企业中的所有权和控制权配置研究》中指出，“所有权必须与控制权相匹配”的原则并不能很好地解释风险企业中的实际现象。基于风险投资的特点和风险企业经营团队人力资本特性，利用Tirole（2001）模型分析了风险企业常常难以获得风险投资的原因，并引入连续控制权变量，对此模型进行拓展，导出风险企业为了获得风险投资所必须放弃的控制权的均衡解，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风险企业融资时经营团队所拥有的非人力资产数量、运营企业时的个人非货币收益大小、经营团队声誉好坏等重要因素对风险企业中控制权配置的影响，认为：从静态来看，风险企业经营团队控制权随所拥有的非人力资产的增加而递增、随运营企业的个人非货币收益增加而递减；从动态角度分析，随着风险企业经营团队人力资本逐步转化为企业的实际资产，其必须放弃的控制权将相应减少。同时，进一步分析了风险企业中所有权与控制权配置特征及其原因，提出风险投资中采取的治理机制应当是特殊的相机治理机制，即根据风险企业的实际发展绩效和运营状况以及风险企业经营团队的能力是否适应企业的发展要求而配置控制权。[17][18] 田增瑞（2001）在《创业资本在不对称信息下博弈的委托分析》中提出，在投资者和风险投资企业之间，风险投资企业应承担无限责任，并应建立信誉机制，风险投资企业和企业之间应签订可转换优先股的契约，以转移风险。[19]南立新和倪正东（2002）在《风险投资企业与创业者之间的委托问题及解决方案》中，通过对大量的实际考察，认为委托的主要问题表现为：签约前隐藏信息和约后隐藏行动，提出的具体解决办法是：进行尽职调查；投资协议制约；分阶段投资等。[20] 另外，俞以平和张东生等人对风险的控制和激励也进行了研究。

二、一些启示

根据委托的，结合国内外风险投资的委托关系现状，本文认为对风险投资的研究如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则更好地风险投资委托关系的特点：

（一）从风险和分担的角度来研究风险投资的委托关系

国内外研究主要是借鉴委托理论关于在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下的委托关系，从人的风险控制及激励机制等方面进行研究，集中于风险投资与风险企业之间的委托关系，局限于所有权和控制权的配置、人（风险企业）的激励约束机制和如何通过投资前的尽职调查来消除和减少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却忽视了风险投资高风险特性下的委托关系形成和维系机理，缺乏对风险投资整体运作模式的系统分析，特别是对风险投资的整个委托关系中的风险问题这根主线的作用，这样，对风险投资中委托关系的研究不能区别于一般产业投资过程中的委托关系，对实践缺乏相应的指导作用，因此，从风险投资的风险和分担角度出发，有助于将风险投资委托关系形成的前提即对高风险的逐级和分担，与利益主体在关系过程中风险控制与激励相结合，较为完整和系统的解释风险投资的委托关系特点对风险投资运行效率的作用，抓住了风险投资委托关系的实质，明确了各利益主体的角色定位问题。

（二）研究的范围和对象

从风险和分担角度研究风险投资的委托关系问题，应看到风险的逐级转移和释放是一个完整的链式结构，因而，研究的范围应将投资者到风险企业的风险过程纳入研究，侧重于A级和B级各自的关系特点，以及与整个关系链条的关系的研究，以阐述风险投资委托关系的特点。从研究对象上而言，为适应风险、分担及提高投资效率的需要，各利益主体所采取的不同组织结构形式及相互作用关系来适应风险的转移和分担的过程，说明了对风险效率的改善和提高具有不同的作用机理。所以，研究的范围和对象应是投资者、风险投资企业到风险企业的完整关系链，个体对象是投资者、风险投资企业和风险企业，这样，为风险投资的委托关系提供了明晰的研究载体。

（三）研究

国内外学者们对风险投资的委托关系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但由于国外的发展环境与我国有较大的差异，国内发展风险投资事业也远晚于国外发达国家，涉及风险投资的相关资料数据较难以获得，因而，国外纯理论的研究不一定完全适应我国的具体制度环境，实践的经验通过运作比较的方式给予我们启发，所以，在系统对风险投资的委托关系研究中，可考虑在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定性与定量想结合的方式，采用一定的调查、统计等方法，并结合作者自身的风险投资实践，在研究风险投资委托关系的共性下，运用案例研究的方法来说明我国风险投资中的委托关系特征及关系的行为过程。

（四）研究内容的扩展

1、在考虑风险条件下，将投资者、风险投资企业和风险企业这三个“黑箱”打开，对风险的效率传递机制问题及各种委托关系路径下的激励约束机制等问题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

2、研究风险投资效率与委托的风险效率相关性。委托理论在风险投资中的运用和研究，是企业内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条件的拓展，应层级委托关系的效率对风险投资投资效率的因素，以及不同委托关系路径下效率问题。

3、对委托人和多人进行探索性研究。我国风险投资市场的政府主导型风险投资企业也可能出现“委托人缺位”、“激励机制缺位”等问题，对风险分担的影响将决定风险效率的传递机制问题。多人可能是在一定区域内的关联产业内企业，或是具有产业链关系企业，或是企业内部治理过程中团队成员的分别选择问题，其相互作用机理，关系效率及相互监督成本等系列问题，及可能存在的“人缺位”问题等，有着积极的实践意义。

[1] Holmstorm ·Bengt，1998. firm as a Subeconomy. MIT working paper.

[2] [3] [4] [5] 均译载自《的性质》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6] 李春琦和石磊《国外企业激励述评》 《经济学动态》2001、6

[7] [8] [9]均译载埃瑞克·G·菲吕博顿 鲁道夫·瑞切特编 孙经纬《新制度经济学》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0] 张维迎《所有制、治理结构及委托关系―兼评崔之元和周其仁的一些观点》《经济》1996、9

[11] 徐新 邱菀华（1998）《委托—理论中状态的不确定性对最优契约的研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院

[12] 高程德《公司理论》P167-204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3] [美] L·吉本斯《博弈论基础》 出版社 1999年版

[14] Gompers， 1993 《理论、结构和风险投资模式》译自“The Theory，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of Venture Capital (Funding)， Ph.D. thesis， Harvard University.”

[15] 姚佐文《风险资本家与风险企业家之间的控制权分配和转移》《预测》2002.1

[16] 黄美龙 《美国风险投资治理机制及借鉴-基于委托理论的》硕士论文（2001）

[17] 张帏和姜彦福《风险企业中的所有权和控制权配置研究》清华大学中国创业研究中心2003、3

[18] 张帏《基于创业企业家人力资本特性的创业投资制度安排研究》2001博士学位论文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委托理论论文篇8

关键词：审计意见购买动因防治新制度经济学

审计意见购买是指在某一特定会计年度，公司变更审计师比不变更能明显地获取更为有利审计意见的现象。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是近年来审计理论界与各国证券监管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现有的大多数研究集中于实证研究。本文试图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出发，通过运用委托理论、契约理论、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对审计意见购买的动因进行深刻剖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从根本上解决审计意见购买问题的相关建议。

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审计意见购买的动因分析

（一）委托理论的分析委托问题最早由罗斯提出，认为如果当事人双方，其中写作论文理人代表委托人的利益行使某些决策权，关系随之产生。米歇尔·詹森、威廉姆·马克林（1976）认为如果关系的双方都是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人不会总是以委托人的最大利益为转移。一般认为，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是委托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信息不完全是由于人的有限理决定了人们掌握的信息不可能无所不包，每一个人对信息的反应所建立的主观模型也不一样。信息不对称是指某些参与者拥有另一些参与者不拥有的信息。可从时间和内容上加以划分，从不对称发生的时间来看，发生在当事人签约之前的称为事前不对称，即逆向选择，发生在当事人签约之后的信息不对称称为事后不对称，也就是道德风险。按威廉姆森的解释，机会主义即“欺诈性地追求自利”的行为，是委托问题产生最核心的原因。根据上述委托理论，在上市公司中的所有者将公司的经营权委托给人，人按双方的约定经营。会计信息是对人经营管理活动的反映，也是委托人了解企业经营状况的主要渠道。由于个体的有限理性，委托人不可能掌握所有的会计信息，即便能够，每一个委托人对会计信息的理解也可能存在偏差。同时，会计信息在人与委托人之间往往是不对称的，作为人的经营者存在机会主义，可能更多地想谋求自身的利益，虚列会计信息，粉饰经营业绩。委托人聘请外部审计师对企业会计信息加以审计，对其合法性、公允性加以鉴定，正是为了解决委托问题，标准的审计报告措词可以让委托人达成一致的理解，权威的信息鉴定又确保了所获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性，因此乐于让渡部分利益聘请审计师以规避投资风险。但经营者有自身的效用函数，为避免审计师察觉其舞弊行为后出具不利审计意见，很可能寻求审计师的合谋，或者以更换事务所相威胁，或以提高审计收费与长期业务往来引致的经济利益为诱饵，以便成功购买审计意见。

（二）契约理论的分析契约也称合约、合同，是指几个人（至少两人）或几方（至少两方）之间达成交易的某种协议，意在做什么。包含以下原则：社会性原则；平等性原则，自由原则、理性原则、互利原则和过程性原则（易宪容，1998）。契约有完全契约和不完全契约之分。完全契约是指契约条款详细地表明了在与契约行为相应的未来不可预测事件出现时，每一个契约当事人在不同情况下的权利和义务、风险分享的情况、契约强制履行的方式及契约所要达到的最终结果。不完全契约是指留有未被指派的权利和未被列明事项的契约，是由于人的有限理性、交易费用的存在和信息不对称性而导致的，因而存在“敲竹杠”的问题，即一旦人们做出专用性资本投资后，担心事后重新谈判被迫接受不利于自己的契约条款或担心由于他人的行为使其投资贬值。审计契约是一项不完全契约，同样存在信息不对称。审计师在接受审计业务前并不清楚企业管理层的品行，企业所有权者即审计业务的委托者不清楚审计师的专业胜任能力和职业操守，也无法按所自己所掌握的信息或约束条件对审计师进行比较和权衡，以便以最小的资源耗费使需要得到最大限度满足，这显然背离了契约的理性原则。审计契约虽也旨在消除会计信息中的不确定性，鉴证会计信息，满足企业所有者的需要，但无论从审计实施过程还是审计结果，都不可能完全避免不确定性。按现行的相关法律、审计准则的规定，审计师只需“合理确信”会计报表中不存在重大错报，这为审计师提供了意见购买的博弈空间。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审计师也可能受到“敲竹杠”之威胁。审计师的培养及其审计知识与经验的积累是事务所的专用性资本投资，也事关作为知识型组织的事务所的兴衰成败，而审计资源是有限的，审计市场的竞争不可谓不激烈，这为企业管理层提供了“敲竹杠”的砝码。因此审计意见购买较易成功。

（三）交易费用理论的分析1937年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首次提出“交易费用”的思想，将其解释为“利用价格机制的成本”，同时，他认为企业组织作为市场的替代同样存在内部“管理费用”。此后，阿罗、威廉姆森、张五常等均对交易费用进行了审计意见购买是指在某一特定会计年度，公司变更审计师比不变更能明显地获取更为有利审计意见的现象。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是近年来审计理论界与各国证券监管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现有的大多数研究集中于实证研究。本文试图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出发，通过运用委托理论、契约理论、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对审计意见购买的动因进行深刻剖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从根本上解决审计意见购买问题的相关建议。

研究结论从新制度经济学主要理论看，审计意见购买的防治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方的参与和协调才能得以彻底防治。如（图1）所总结，它可从公司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即股东、债权人和人力资本所有者即经营者、职工、会计信息提供者会计师和审计信息提供者审计师入手，同时，它需要有相关行业协会和其他监管方的参与以及中介行业的发展（如个人或企业征信制）。防治措施中，首要的是审计委托权应当切实由不掌握审计信息剩余控制权的所有权人即债权人、股东职工来行使，由他们来选择审计师，因此审计委托关系应当从图右下角的由管理层来行使更改为虚线所指。其次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这实际上是通过建立健全的机构或机制来监督管理者，保护各类企业所有权者的利益。最后，对于审计活动的企业一方两个最重要的当事人———经营者和会计师可通过提高其违规成本来约束；另一方审计师可从执业行为和行业治理着手。

参考文献：

［1］米歇尔·詹森，威廉姆·马克林：《企业理论：管理者行为、费用与产权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3］易宪容：《交易行为与合约选择》，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委托理论论文篇9

关键词：政府社会管理；民生；委托理论

保民、安民、重民，贵在政府。政府社会管理改革是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是促进社会改革、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权益的关键。

本文则从多重委托理论的角度分析和阐释了民生视角下的政府社会管理改革。

1多重委托理论下的政府社会管理

1.1委托理论的内涵

委托理论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契约理论，基本内容是：当一个或更多的行为主体（委托人）指定、雇佣另一些行为主体（人）为其提供服务，并授予其某些决策权，委托人根据人提供的服务数量和质量支付相应的报酬。

1.2多重委托

学术界有单重委托和双重委托理论之说。冯根福在2004年提出了双重委托。在现实中，委托并非单重或双重的，而是多重的。多重委托，指委托是层层委托形成了以委托链为核心的多向度的委托关系。

1.3民生视角下的政府社会管理的多重委托关系

人民人民代表政府社会公共组织

（公众）（人民代表大会）?K公务员

如上所示，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是人民与人民代表的委托关系。人民委托人民代表来履行人民的权利和实现自己的义务；第二层是人民代表与政府之间的委托关系；第三层是政府与公务员、社会公共组织的委托关系。政府把政策执行委托给公务员或社会公共组织来执行或对社会事务进行管理。公务员或社会公共组织实现的目标或宗旨是服务于广大的人民群众，为人民群众提供质优价廉的社会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及安定有序的生活秩序和发展空间。

政府社会管理多重委托关系的特点：委托关系的层次多、链条长；委托关系涉及的利益相关者比较多，如人民、人民代表、政府；民生视角下的政府社会管理改革的多重委托关系涉及多任务委托，最主要的是政府与公务员、公众之间；第二层委托关系中错综复杂，涉及到政府公务员激励制约机制与服务型政府建设，这是改善民生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2多重委托下政府社会管理存在的问题

从第一个层面看，人民与人民代表的委托关系。人民通过选举自己的代表代替自己行使相应的权力。在当代社会政治制度框架下，选举制作为当代政治制度的三大基石之一有其优越性，但是其还存在一些不足与缺陷。人民往往在不了解代表信息的情况下就从众地选举了代表。代表作为人掌握着一些委托人所不了解的信息，而委托人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不能清楚了解政策制定的过程。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和非均衡，就有可能导致人总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能够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愿。从第二层讲，人民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再次委托政府作为政策的执行机构，来进行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政府作为理性经济人也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于是在政策执行中会偏离政策原有意图，损害社会和公众的利益，以至于社会管理的失效与社会政策的失败。从第三层讲，政府与公务员及社会公共组织之间的委托关系，也存在着许多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公务员和社会公共组织在社会管理方面更是存在着信息的不完全、环境的不确定等因素，由此导致了政府社会管理的失效和社会管理体制的滞后。

3多重委托理论下的政府社会管理模式创新

3.1政府社会管理改革：激励制约机制的设计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加强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必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运用委托理论探讨政府社会管理改革，正与十六届六中全会所要建立的社会管理格局相符。下面从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四个维度，对政府社会管理改革进行的尝试性研究。

（1）健全和完善选举制度。

选举制是现代政治的三大政治制度之一，关注民生定要关心民众的利益表达机制。改善当代中国的选举制度是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从十七大代表选举方案得出特征是：提高了生产和工作一线代表的比例；扩大了差额选举比例；整合派的建议；代表候选人实行公示制度。选举制的变化体现了政府社会管理和国家政治生活更加民主。

（2）公务员激励制约机制的构建。

第一，建立制度化的激励监督机制。对我国而言，《公务员法》是规范公务员行为的一部制度性的法规。在这部法规中，对公务员的激励和制约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政府既要从法律上对公务员进行监督和制约，也要建立政府体系内外评价机制。竞争激励机制、新陈代谢机制和勤政保障机制，是公务员制度的三大运行机制，三者之间互相联系，互相渗透、互相依存。按照委托理论的观点，政府应该做好公务员的考录、考核、奖惩、晋级增资等制度上的激励制约，以实现公务员能够负责有效地服务于人民，接受人民的监督。

第二，完善公务员文化建设。提高公务员的素质和能力，塑造公务员终身学习的意愿。大力发展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创建公务员文化进步的社会环境。公务员的文化建设，首先要体现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和观念。其次，公务员要有终身学习的理念和价值。此外，公务员的文化建设也要体现在制度层面的创新和能力层面的提升。

第三，加强公务员的伦理建设。公务员的伦理建设包括责任、义务等方面。要从政治经济文化方面进行公务员伦理建设。政府要提供公务员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工作环境，不仅要根据职位和品位对公务员的报酬和待遇进行改革，而且要给予公务员充分的尊重和发展权。这就从一定程度上制止了败德行为的发生。

3.2社会公共组织的激励制约机制的设计

第一，创建发达的公民社会、培育完善的社会组织。在信息化和后工业时代，权力开始逆向回归，政府向社会放权，把权力回归到社会。让公民自己来管理自己，体现了公民民主意识的增强。这是政府作为委托人把一部分社会管理交给公众去管理，这既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也是公民社会逐步成长的结果。

第二，积极推进第三部门参与社会管理。未来的政府不再是统治的政府，而是治理的政府。随着第三部门的蓬勃发展和承担越来越多的社会事务，政府通过促进第三部门的发展，鼓励第三部门也参与社会管理，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更好更快地服务公众，体现民生。

第三，提高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热情。政府社会管理改革，要重视公民自身的力量和作用，增强公民社会管理的意志，转变公民社会管理的观念，使公民把社会管理当成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进行管理和服务。

3.3新型政府社会管理机制的创设

社会管理作为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表明防范和治理社会问题，确保社会安全、协调发展。根据理论和结合现实国情，笔者主要从制度层面进行了激励约束机制的创设。新型社会管理机制的目标是建立“主体多元、责任明确、合作互动、协同管理”的体制，努力实现社会管理的社会化。主体多元主要是指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不仅包括政府组织，而且还包括非政府组织，以及第三部门等非营利型组织。责任明确主要是指在社会管理中，政府作为整个社会宏观调控者，应把握社会发展的大方向，引导好社会发展航向；在其他部门能够做好的领域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合作互动是指在社会管理中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政府与公众进行合作，实现互动管理社会。协同管理指在社会管理这个大系统中，运用协同理论，发挥协同作用，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只有这四者结合起来，才能实现社会管理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

4结语

本文从多重委托理论角度分析和阐释了民生视角下的政府社会管理改革。从民生视角进行政府社会管理改革的制度创新和理论探讨。重在运用多重理论，研究了政府社会管理改革的微观方面：公务员激励制约机制、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公共组织共同参与的政府社会管理体制的创建。

参考文献

委托理论论文篇10

关键词:受托经济责任;契约经济学审计制度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标志着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完善中国的审计制度,适应经济转轨环境和迅速变革的要求,是中国审计事业健康发展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近20年来,“受托经济责任论”在中国审计理论界得到较为普遍的认可,依据该理论,审计源于受托经济责任的产生,是用于维护授权人和委托人经济权益的独立的经济监管活动。然而在实践中,该理论在指导审计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方面发挥的作用不甚理想,形成了对审计许多不恰当的社会期望。

契约经济学是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50年来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已成为当代经济学的主流学派。契约经济学对社会经济现象和制度的深刻剖析,为我们认识审计发展的内在规律,搞好审计制度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一、契约经济学与委托-关系

(一)委托-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

契约经济学研究范围包括受托经济责任,不过是将委托-受托()关系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詹森和梅克林将关系定义为“一种契约关系,在这种契约下,一个人或更多的人(即委托人)聘用另一个人(即人)代表他们来履行某些服务,包括把若干决策权托付给人”。以委托-关系为研究对象,形成了专门的委托-理论。

委托-理论否定经营者无私假设:“如果这种关系的双方当事人都是效用最大化者,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人不会总以委托人的最大利益而行动。”

该理论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是信息不对称,也是成本发生的最基本原因。信息的不对称性可以从两个角度考察:一是信息内容的不对称,可能是指某些参与人有关行动方面的信息不对称,也可能是指某些参与人有关知识方面的信息不对称。研究不可观测行动的模型被称为隐藏行动模型,研究不可观测知识的模型而被称为隐藏知识(信息)模型;二是发生时间的不对称,信息的不对称性可能发生在当事人签约之后——道德风险模型,也可能发生在当事人签约之前——逆向选择模型。

(二)现代契约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

现代契约理论从完全契约这一概念所假设的条件出发,分析其与现实条件不一致的地方,提出了不完全契约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引出对激励契约与最优契约的讨论。

新古典契约理论对完全契约这一概念作了详尽的分析。所谓完全契约指缔约双方都能完全预见契约期内可能发生的重要事件,愿意遵守双方所签订的契约条款,当缔约方契约条款产生争议时,第三方如法院能够强制执行。不完全契约正好相反,由于个人的有限理性,外在环境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对称性,契约的当事人或契约的仲裁者无法证实或观察一切,这使得契约条款是不完全的,需要设计不同的机制以对付契约条款的不完全性,并处理由不确定性事件引发的有关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问题。

那么,激励契约的设计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委托人需要在契约中设定一种条款,采用一种激励机制以诱使人按照委托人的意愿行事。在一个竞争的环境中,委托人必须设法引导人尽最大努力为其工作,以降低成本。问题是:在现代契约中,所设计出的激励契约有没有可能达到最优水平。

现代契约理论认为在放松了阿罗-德布鲁范式假设条件下仍存在一种在现实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契约,通常这不是帕累托最优契约,而是一种次优(即现实中最优)的契约。它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委托人与人共同分担风险。

能够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信息。也就是说,委托人需要利用必要的手段观察掌握尽量多的信息,在无法观察的情况下,人隐藏行动和知识时,要利用一定的技术手段,如贝叶斯统计推断来构造一个概率分布,并以此为基础设计契约。

设计机制时,其报酬结构要因性质不同而有所不同,委托人和人对未能解决的不确定性因素和避免风险的程度要十分敏感(Wilson.R.1969,Ross.S.1973)。这意味着,在满足上述条件的基础上,委托-人之间的最优(或者是次优)契约关系是可能得到的。

二、契约经济学与审计制度建设

审计制度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必然要受到特定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从本质上讲,审计制度是一种独立经济控制,同时也是一种契约安排,是审计关系相关各方权利、责任、利益及基本行为规范的约定。因此,契约经济学可以成为审计制度建设的理论依据。

(一)遵循契约平等原则,注重审计的独立性

现代契约理论强调,契约是由双方意愿一致而产生相互间法律关系的一种约定。平等与人的自由意志是契约的两项基本原则。

从宏观上讲,现行市场经济,现代民主政治体制,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均(至少在形式上)体现了这两项原则;从微观上看,在因将资源委托他人保管使用或将决策权授予他人而形成的各种委托-关系中,委托人与人之间权责利的界定得到相互认可。

在形式上,审计的职责是对人按照委托人的要求履行其保管和使用经济资源或决策权的状况进行检查与报告,是代表委托人利益的。从实质上看,审计只有保持客观公正,才有可能被委托-相关各方所接受,才有可能对契约的形成、履行与不断完善起到独立控制与保障作用。因此,保持审计的独立性,对于切实发挥审计的功能至关重要。

(二)遵循成本-效益原则,注重审计制度的合理性

依据契约经济学原理,审计可以看作是为了减少信息不对称而设置的控制(监督),其目的在于降低成本。审计本身也有成本,只有审计收益(成本的降低)大于审计成本时,审计才是合理的,才真正为社会所需要。美国会计学会在1976年发表的《基本审计概念公告》中提 出,利益矛盾、遥远性、复杂性和重要性是决定审计存在的基本因素,正是体现了成本-效益原则的内在要求。

从“受托经济责任论”出发,审计制度的建立不应该有任何的限制,只要存在受托经济责任,就应该进行审计。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社会提出了各种要求与期望。如国家审计中,提出任期经济责任审计,不仅要审计企业经理,而且要审计市长、省长;不仅要审计微观经济责任,而且要审计宏观经济效益。国家审计机关的审计干部一方面为承担了如此重要的使命而自豪,另一方面,又为审计资源缺乏,审计任务繁重而无计可施。从审计自身看,国家审计的成本-效益的比例可能是十分理想的;但是从社会角度看,从促进各种经济契约关系的完善效果分析,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三)研究权责利配比(契约优化)状况,恰当定位审计的作用

契约理论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和相应的交易成本问题,契约通常是不完全的。但是,却存在满足一定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契约。权利与责任的合理划分,激励机制的合理设计以及委托人与人共同承担风险是契约优化的基本条件。审计制度设计中,必须研究这些条件是否存在,是否完善。在契约本身存在严重缺陷的情况下,应该十分谨慎地界定审计的作用与责任。

例如,在发达国家,市场化程度很高,政治上的民主制度建设也较为完善,形成了职业经理人和公务员队伍,企业和政府管理都十分规范,在公平与透明的基础上,形成了对企业和政府运用经济资源的效率与效果较为客观有效的社会评价。在权责利关系配比较为合理的前提条件下,审计对促进企业及政府管理的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特殊的问题,如党政和政企职责划分不清,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不能流通等等,这些问题的共性是权责利不配比或配比不合理。审计制度的设计必须考虑这些问题,一方面着眼于未来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另一方面合理定位审计的现实作用。

(四)从解决信息不对称入手,合理把握审计重点

契约经济学研究表明,委托-问题的核心是信息不对称。审计的基本功能正是在于减少由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成本。

资本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导致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难以实现,公司治理中的信息不对称导致重大决策的失误,政府活动的信息不对称导致腐败与低效。但是,审计不可能根本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如前所述,信息不对称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两类:知识与行动。由于委托人与人之间知识的不对称导致的问题不可能通过审计加以解决。审计的着眼点是人对行动的了解、选择与报告。值得提出的是,委托人与人通常都要在契约的约定中明确人相应的报告责任,提供委托人需要的信息。审计是对信息的质量进行检查证实。

从“受托经济责任论”出发,审计监督的范围相当广泛。人们提出了事前审计、事中审计和事后审计要求,有些人将审计看成“监工”,要求对经济活动的过程实行实时监督。从改善审计效果出发,似乎审计实施的时间愈是提前效果愈好。在这里,两项重要的假定被忽略了:人承担建立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保障所承担受托责任有效履行的义务,审计是在此基础之上的独立控制;审计受到资源与知识的限制,不可能、也不需要胜任或取代人的职责与任务。多年来,审计效果从长期角度看并不理想,问题越审越多,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对委托-的核心问题缺乏明确的认识,审计重点把握不当,只注重具体的经济活动和经济事项的检查,忽略了整体信息质量改善的重要性。

三、结论

“受托经济责任论”强调了审计在促进国家和企业责任式管理方面的重要作用,对我国审计制度的初步形成发挥了一定的指导作用。但是,依据该理论指导审计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存在着上述分析指出的种种缺陷。

现代契约理论研究的成果,开拓了审计研究的视野,使我们可以更科学地认识审计发展的规律,更全面和客观地考虑我国审计制度的建设问题。

当然,如何应用契约经济学理论指导审计制度建设,需要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另外,审计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必然受到所处环境的政治、文化、法律等方面的影响,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也可以为我们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审计理论研究应该博采众长,才能不断获得发展。

参考文献:

1、科斯.哈特.斯蒂格利茨.契约经济学[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