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户口十篇

农业户口篇1

2、获得土地的方式不同：农业户口的宅基地大多是国家分配发放的，且宅基地上可以建房等，在遇到拆迁征收时，可获得一笔丰厚的补偿，当然也有的很少，反正就是能拿到补偿金。此外，在农村还享有集体土地使用权，可以把自己的房屋和宅基地流转或租出去赚钱，同时承包地和林地可享受多种补贴；非农业户口获得的房屋大多是要钱买的，且没有集体土地的使用权，就算有钱，也不能买乡下的房屋。

3、领取养老、低保的额度不同：一般情况下，农业户口的发放额度较少；非农业户口获得的养老金、低保金比较多。

4、买房政策不同：农业户口可以去城市里买房，且受法律的保护，但必须达到相应的条件才可以，比如交社保满多少年，是否是大专文凭等；非农业户口不可以去乡下买房，就算买了也不受法律保护，且在市里买房的话，除了限制房屋套数外，其他的没限制，但如果在外地购买的话，跟农业户口买房的条件差不多。

农业户口篇2

公安部副部长黄明在同日举行的新闻会上表示，“这次户籍制度改革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涉及面之广、措施之实是前所未有的。”《意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指导全国户籍制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这一重大改革开始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不再以“农业”和“非农业”区分户口性质之后，如何逐渐剥离与户籍相挂钩的诸多社会福利，将是改革的焦点和难点所在。《意见》对此进行了阐释：进一步调整户口迁移政策，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加快建设和共享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稳步推进义务教育、就业服务、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部常住人口。

根据《意见》所明确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将基本建立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有效支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依法保障公民权利，以人为本、科学高效、规范有序的新型户籍制度，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意见》的出台，标志着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开始进入全面实施阶段，明确了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政策措施和实现路径。

《意见》指出，改革要坚持积极稳妥、规范有序，坚持以人为本、尊重群众意愿，坚持因地制宜、区别对待，坚持统筹配套、提供基本保障。

《意见》就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提出3方面11条具体政策措施。一是进一步调整户口迁移政策。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有效解决户口迁移中的重点问题。二是创新人口管理。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建立居住证制度，健全人口信息管理制度。三是切实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合法权益。完善农村产权制度，扩大义务教育、就业服务、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加强基本公共服务财力保障。

《意见》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把握城镇化进程的客观规律，切实落实户籍制度改革的各项政策措施，防止急于求成、运动式推进。

在户籍制度自身改革的同时，各项配套措施如何落到实处？这是人们更为关注的问题。结合意见，教育部、财政部、卫生计生委等相关部委负责人进行了一一介绍。

――就业失业：在就业失业登记管理上，将实现农民工就业信息全国联网，并为农民工提供免费的就业信息和政策咨询；面向农业转移人口全面提供政府补贴职业技能培训服务，加大创业扶持力度，促进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

――子女教育：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将被纳入各级政府教育发展规划和财政保障范畴，按照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校的人数来拨付教育经费；支持地方以普惠性幼儿园为主，解决随迁子女入园问题，推动以公办学校为主接收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逐步完善并落实随迁子女在流入地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推进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升学考试。

――医疗卫生：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被纳入社区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体系，获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完善并落实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和异地就医结算办法，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加快实施统一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

――养老保险：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加快实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落实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政策。加快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养老服务均等化。

农业户口篇3

基于2011年的中国社会调查数据，对城市中农业户籍人口的身份认同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城市层面的科教文卫支出占GDP的比重、城市主观排斥，以及个人层面上的基本情况、乡土记忆、城市体验、未来期望等因素，对城市中农业户籍人口的城乡身份认同均具有显著影响。根据模型结果，本研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城市化;市民化;身份认同;多层次模型

一、引言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就要求在城市化研究中，除了探讨物质形态、国家制度和相关政策以外，必须强调对人的关注。从人的角度来看，城市化是由农民身份转变为市民身份的过程。中国的户籍制度区分了城乡居民身份，其中农业户口指在农村生活、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然而，在大规模城市化的进程中，城镇中出现了大量的农业户籍人口。这部分人群虽然已经脱离了农村生产生活环境，但其市民化过程却遇到重重阻碍，导致其身份界定与个人实际活动相分离［1］，因此城乡融合进程依旧任重道远。一般而言，城乡融入或社会融合包括经济、文化、制度、心理、身份等多个维度，且各维度之间具有不同的次序和阶段差异，其中心理和身份层面的认同与融合是城乡融合的最高层次与核心环节。在其它维度条件满足的情况下，若个体无法实现心理和身份认同，则说明城乡社会融合尚未能完全实现［2－8］。本研究试图从城市中农业户籍人口自身的视角出发，探究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归属，以及影响其身份认同的宏观与微观因素。

二、文献综述

1．身份认同的内涵及相关理论“身份认同”概念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身份”，二是“认同”。“身份”泛指人们的出身背景及社会地位。身份对于人们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所附属的权利、义务以及可以获得的资源存在差异。“认同”的概念最早起源于心理学领域。在社会学领域，泰弗尔(Tajfel)提出了“认同”的经典定义，认为社会认同是个体认识到他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9－11］。关于身份认同的理论有许多流派，其中最常被引用的是社会认同理论。该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由泰弗尔(Tajfel)和特纳(Turner)等人提出［9］。该理论认为，自我的认同意识产生于群体之间的交往互动，即只有通过群体意识的参照才能产生对群体的评价和自我认同［12－13］。除了社会认同理论之外，还有学者引入了角色理论、族群认同理论、社会距离等理论来进行身份认同研究［12，14－16］。

2．农业户籍人口在城市中的身份认同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由户籍制度导致的身份矛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本地”和“外地”、“农民”与“市民”、“体制内”和“体制外”［1］。根据社会认同理论，群体间的矛盾冲突和歧视现象来源于人们追求积极、满意的社会认同［9］。当群体成员因缺乏改善自身条件和获得资源的途径而沦为弱势群体时，他们会出于个人自尊和自我保护的需要，通过各种途径离开自己所处的群体，以获得强势群体的身份［17］。而强势群体为保护自身的优势资源，将采取限制中低阶层群体流动的策略。群体之间的矛盾由此产生。在中国城市化的现实情境中，城乡二元体制导致城乡差距日益扩大。农业户籍人口处于弱势地位，因而为了改变身份地位而进入城市。与此同时，城市利用户籍限制农业户籍人口的制度性身份，减少或剥离在其城市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共服务支持，以限制弱势群体的上升通道。这使得进入城市的部分农业户籍人口虽然摆脱了对农村身份的心理认同，却无法实现城市身份的制度性认同。制度身份与心理认同的分离导致个体完整的身份认同无法实现，从而形成了介于农民和市民之间的边际人认同［12］，并产生了身份认同的双向偏离危机［18］。

3．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近年来，通过问卷调查、个案访谈、田野调查、跟踪观察等方法，对城市中农业户籍人口的身份认同的研究日益增多，其中多数研究均采用问卷调查法。王春光等学者针对流动人口的城乡身份认同进行了研究［12，20－22］。还有少数学者并不强调流动人口的身份矛盾，而是更关注本地与外地之间的身份问题［8］。此外，部分研究更加关注特定群体，如农民工、高学历流动人口以及失地农民的身份认同问题［2，4，7，10，23－26］。有研究发现，尽管农业户籍人口进入了城市，但只有少数农民认为自己是城市人，而近半数获得城市户口的人认为自己仍是农村人，并且对其生活水平做出负面评价［26－27］。由此可见，只有实现户籍身份和心理身份的统一，才可以说农民真正实现了市民化。上述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大部分研究反针对特定区域或城市，而在全国范围内探讨城市中农业户籍人口身份认同问题的实证研究较为欠缺，导致研究结论缺乏可比性和普遍意义;第二，既有的问卷调查在样本选择方面存在随意性较大、样本数量较少的问题，使得研究的信度存疑;第三，既有的研究大多探讨了微观层面的个体因素对身份认同的影响，而普遍忽略了宏观城市或区域层面的因素对身份认同可能产生的影响。有鉴于此，本研究基于2011年中国社会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考虑到全国性样本的区域间差异，采用多层次模型分析宏观和微观因素对城市中农业户籍人口的身份认同可能产生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于2011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CSS)，该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起，覆盖了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城乡区域，共包括128个县(区)，有效样本共计7036个。调查严格遵守分层多阶段抽样的步骤，以确保问卷设计的合理性、样本选择的规范性、数据质量的可靠性和分析结果的代表性。

2．变量选取(1)因变量:城乡身份认同状况首先筛选出户口性质为农业户口、且居住在非农村地区的样本。随后依据问卷中“就您目前的生活状况来看，您认为自己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一题的答案，判断城市中农业户籍人口的身份认同状况。在去掉回答“不清楚”或数据缺失的少量样本后，得到身份认同明确的样本1261个，该二分类变量便构成了本研究的因变量。其中，23．63%的受访者认同自己的城市身份(回归中赋值为1)，而高达76．37%的受访者认为自己仍是农村人(回归中赋值为0)。(2)自变量:城乡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身份认同是一个动态、整体的过程［19，22］，应避免对当前状态的静态描绘。因此，本研究在选取自变量时，主要基于社会记忆和情境理论以及城乡社会融合的理论框架，以动态视角进行个人层面“过去—现在—未来”的全过程分析。社会记忆理论和情境理论认为，个人的身份认同是社会记忆和时空情境相互作用的结果［20，22，28］。农业户籍人口的社会记忆包括进城前的农村乡土记忆、家庭背景、外出动机以及城市生活的各方面体验。根据情境理论，生活场所的变更对个人和群体的认知将产生长久的影响。因此，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情境中，农业户籍人口的身份认知无疑受到了农村背景和城市环境的双重影响。在城市体验方面，本研究引入了城乡社会融合的研究框架，并结合问卷调查内容，将该群体的城市融合分为经济融合、社交融合、制度融合等维度来考察。此外，还借鉴了一些学者对未来的身份归属意识的探讨［10，12，21，26］。本研究根据上述“基本情况—乡土记忆—城市体验—未来期望”的变量选取框架，最终选取了14个个体层面的自变量，如表1所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假设是:个体行为既受到自身特征的影响，也受到其所处环境的影响［29］。考虑到宏观层面的因素也可能会影响到个体的身份认同，本研究以样本所在的82个地级单元作为空间尺度，引入了2010年各城市的人均GDP、城乡收入比和科教文卫支出占GDP比重等宏观层次变量，以反映各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城乡差距和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的差异。此外，根据社会认同理论，“我”群的自我认同与“他”群的群体意识密切关联，而城市居民作为本研究中的“他”群，对农业户籍人口构成了隐形的社会排斥。研究表明，这种社会排斥对外来人口的本地身份认同具有显著影响，应作为宏观层面的变量进行分析［8］。因此，本研究筛选出问卷中的城市户籍居民，以其对农村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就业、买房和子女上学行为的态度，来计算出农业户籍人口在城市中受到的社会排斥。

3．计量模型本研究的因变量，即身份认同状况为分类变量，应采取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但由于绝大多数调查数据来源于不同城市(不同组别)，且同组内个体的相似性要高于不同组之间个体的相似性，即样本误差具有相关性，因此，如果回归分析忽略了数据样本的组间差异，将会违背残差独立、随机的假设，可能导致有偏估计［30］。考虑到传统logistic模型无法处理嵌套数据问题，首先需要建立元模型(nullmodel)，检验因变量的总变异有多少是由于组间差异造成的，继而探讨建构多层多分类logistic模型的必要性。元模型是最简化的多层模型，在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均没有解释变量，仅包括截距均值γ00和组水平上截距的随机变量u0。

四、计量结果分析

本研究构建的多层logistic模型包括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解释变量分为微观层面的自变量Xm和宏观层面的自变量Xn两部分。微观层面的统计模型与传统logistic模型的形式相同，而多层模型认为，各地级行政单元的回归截距β0具有显著差异，应以β0作为宏观层次的因变量，探究宏观层次解释变量回归系数β0n的方向与显著性。此外，γ00是平均截距，u0为各城市截距与平均截距的随机离差;γm0是各地级行政单元估计得出的平均斜率，为固定变量，而um为随机变量［30］。分析可知，只有年龄、拥有的社会保障数量、房屋性质这三个自变量在不同城市间的差异显著，因此将其纳入随机变量um，以反映不同情境下微观层面解释变量的差异化影响，而其余自变量则不纳入um，选择固定斜率。计量回归的结果如表3所示。

1．城市宏观层面 第一，科教文卫支出占GDP的比重与农业户籍人群的城市身份认同呈显著正相关，即基础公共服务的支出比重越大，城市中农业户籍人口就越倾向于认同城市身份。第二，城市居民对于农村务工人员在城市中的就业、住房、子女教育问题的主观排斥与农业户籍人口的城市身份认同呈显著的正相关，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体现了城乡心理之间的激烈冲突。社会认同理论认为，地位高的强势群体由于对有限资源的竞争而排斥低层次群体的向上流动，以消除其对于自身的威胁［9］。此外，也有研究发现，城市居民的主观排斥并不能被农业户籍人口明显感知，大部分人认为自己受到的排斥主要来自制度和政策［32］。因此，市民主观排斥对农业户籍人口身份认同的影响并不直接，这种正相关关系也许与流动人口政策的开放程度有关。第三，城乡收入比在0．1的水平下显著，虽然未达到最佳显著水平，但其系数为负，表明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利于农业户籍人口的城市身份认同。

2．个体微观层面第一，基本情况。年龄较大、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的农业户籍人口更加倾向于认同城市身份，受正式教育年数的增加也具有一定正向影响。居住在中心城区或者边缘城区的人，比住在城乡结合部之外地区的人对城市身份认同的概率更大。住在农村社区转变而来的城市社区，或者城中村社区的居民对农村身份认同的概率更高。第二，乡土记忆。模型中有关农村务农经历的乡土记忆对于农业户籍人口的城市身份认同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物质生活的迁移并不一定同时伴随着认同系统的迁移［26］。与没有农业经历的人群相比，曾有过务农经历或是家里有人正在务农的人群无疑对农村有着更深的感情，其农民身份定位是初始的、明确的自我认同，存在路径依赖。另外，与工作或学习、拆迁或搬家相关的进城动机对农业户籍人口的城市身份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三，城市体验。在本研究中，拥有自有房屋的人群认同城市身份的概率更高。在制度融合方面，城市为农村流动人口等农业户籍人口开放的社会保障项目越多，越有助于该群体的城市身份认同。第四，未来期望。取得成功的原因在0．1的水平上显著，可见成功取决于自身努力等内因的群体，其跨越农业户籍身份、认同城市身份的概率更大。

五、政策建议

在本研究的样本中，72．3%的农业户籍人口在城市中认为自己仍然是农村人，约五分之一的农业户籍人口却跨越了户籍障碍而认为自己是城市人。根据社会认同理论，这种现象可以解释为地位较低的群体为了自尊和更加积极的社会认同而脱离现有的身份，希望通过社会流动加入地位较高的群体中。这种制度身份与主观身份的矛盾冲突对农民和城市社会来说都是有害无益的［21］。身份认同虽然是最高层面的城乡融合，但它的实现并不必然表示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等方面融合的实现，反之亦然［7］。若制度和政策层面的配套缺位长期存在，市民化过程中的身份认同将难以实现，进而会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制度身份市民化户籍代表了人们的制度性身份，而主观身份认同代表了自我感知的身份［22］。“市民化”的广义内涵不仅包括客观的市民身份和社会权利，还包括主观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观［7］。因此，应设计出一套规范、合理的落户制度，提出满足农业户籍人口合理落户条件的阶段目标，使其拥有积极的期盼和提升身份认同的充足动力，以有效避免在城乡文化冲击之中的无所适从和边缘化危机。

2．增加基础性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投入由多水平Logistic回归结果可知，科教文卫支出占GDP比重越大、拥有的社会保障数量越多，农业户籍人口认同城市身份的概率越高。户籍所体现的价值正是源于依附其上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研究表明，“农转非”群体户籍的改变未能带来该群体对市民身份的心理认同，他们在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与普通市民相比仍存在相对剥夺感，无法完全融入城市生活［26－27，33］。因此，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中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问题必须是政策关注的重点。只有缩小制度身份内外在资源配置之间的差距，才能淡化群体的身份认同边界，进而缓解社会冲突［1］。

3．提供规范且低廉的住房研究表明，拥有自有房屋的人群认同城市身份的概率较大。流动人口由于收入偏低、缺乏城市住房保障而选择租住于环境恶劣、设施陈旧的城中村，这加剧了包括身份认同偏差在内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政府在推行城中村改造项目的过程中并没有充分考虑到流动人口的居住需求，只要流动人口仍拥有寻找低廉住房的需求，新的城中村便会卷土重来。因此，应考虑将流动人口的住房纳入住房保障体系，探索为该群体提供规范及廉价住房的多样化途径。

农业户口篇4

（河海大学 校长办公室，江苏 南京 210098）

摘　要：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产生了新的社会群体——“农业转移人口”。随着《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的正式颁布，我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在这一重要历史时刻，农业转移人口在身份终将得到认可，强加于他们的社会歧视终将消失。而此时，在制度保障他们合法权益下，在“传统人”到“现代人”转变过程中，培育农业转移人口具备现代性的社会精神气质和人格特征的市民观，就显得弥足珍贵。

关键词 ：城镇化；二元户籍制度；市民观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5）04－0045－04

收稿日期：2015-01-20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科基金：江苏城乡公共服务于管理一体化研究（08ZHD010）成果

作者简介：于洪军（1976-），安徽阜阳人，河海大学校长办公室，博士研究生，副研究员，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推进城镇化的目标是，到2020年，要解决约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约1亿人口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约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推动新型城镇化要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突出特色推进新农村建设，努力让广大农民群众过上更好的日子。这样的宏伟蓝图，在2014年7月30日，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之时，我们听到实现伟大目标的总动员号角。

一、问题的提出

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召开，重点提出了推进城镇化的六大任务，将“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离土不离乡”，在现实的情况下，转变为“将自己的户口和家人留在老家，以流动人员的身份外出打工”，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解决好人的问题是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逐步解决已经转移到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问题，就能给人们稳定的预期和希望。而在这个希望在国务院颁布《意见》后得到实现。这次户籍改革体现出国家 “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涉及面之大、措施之实”是前所未有的。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努力，1958年颁布的《户口登记条例》及配套制度行将就木，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结构终于被一点点撬动了。这是让亿万农民值得欢呼雀跃的重大历史改革。

当然，要使得农业转移人口能够像城市人那样成为既得利益者，享受基本的劳动就业、公共教育、医疗卫生服务、计划生育服务、公共文化服务等权利，以及享有就业扶持、住房保障、养老服务、社会福利、社会救助和子女高考等权利，不是一蹴而就，这需要一个过程。但是，这样的改革体现了国家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所有相关改革部署核心在一个“人”字——确保进城的农民有活干、呆得住、得到均等化公共服务，确保大中小城市布局合理、有好的生态甚至“记得住乡愁”。

城镇化不仅是一个农业人口不断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并向城市聚集的过程，也是一个农民生产生活方式不断转变、综合素质不断提高并逐步融合到城市社会之中，实现农民市民化的过程。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农民市民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农民中最迫切需要市民化的社会群体。因为他们处在城镇化浪潮的浪尖，在生产方式的改变情况下，他们的生活方式、社会角色也在潜移默化的改变着，他们向着非农化转变。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与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一样，将对我国城乡一体化建设产生积极的重大影响。

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过程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不仅仅是农民社会身份和职业的一种转变（非农化），也不仅仅是农民居住空间的地域转移（城镇化），而是一系列角色意识、思想观念、社会权利、行为模式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是农民角色群体向市民角色群体的整体转型过程（市民化）。而在其中，哪个层面是影响其它层面的关键因素呢？这是我们在市民化过程中需要再思考的问题。如果我们把农民转变为市民，放置于一个“传统一现代”社会心理的嬗变之中，提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方向：一是在身份、保障上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显性要求；二是他们的思想意识形态层面或精神层面的要求，这是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隐性要求。在解决第一问题的同时，第二问题不能偏颇，这是今后我国社会发展工作中必须解决一个关键问题。

二、市民观：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精神坐标

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转移人口转变为市民，走向人的现代化，不仅仅只是打破户籍制度的壁垒，在身份、职业上的转变，更重要是在思想、意识与价值观上的转变，具备现代的市民观。

（一）农村转移人口市民观的概念厘定

笔者曾经在硕士论文中将市民观定义为，“是城市市民在城市文化情景中所孕育的思想、观念、情感、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的综合表征，是城市市民在社会活动中产生的感觉与知觉所构成的印象和所唤起的记忆，由此而形成的心理定势和行为取向。”[1]内涵包括以下方面：崇尚个人奋斗和成就的创新、开拓、进取意识以及追求个人合理价值的自由主义；尊重他人和自然生态环境的平等观以及不论种族、性别以人的尊严为要求的普遍主义；以时间效益为上的质量生命观以及珍视人类普遍价值的科学的功利主义；理性的思维方式以及不断追求真、善、美的终生学习理念；另外还有增进社会整体福利的公益意识以及勇于牺牲自我的崇高的人道主义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意识等等。这些方面相互有机联系共同构成现代市民观的整体。

（二）农村转移人口市民观的意义

“一些理论家认为这些变化并不仅仅是伴随着现代化而产生的，实际上他们是发展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换句话来说，现代化只可能发生在价值观和心理特质能与之相适应的环境中。”[2]因此，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形成市民观对他们市民化以及城镇化建设有着积极意义。

一是对农业转移人口自身的意义。农业转移人口转变为市民，从社会学角度上分析，是一个再社会化的过程。布鲁姆认为“再社会化则剧烈一些，它意味着放弃一种生活方式而采取另一种不仅与从前不同的而且完全不相容的生活方式。[3]在这个再社会化的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不得不放弃了原先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而采取另一种与原来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担任了新的社会角色。

二是对社会的意义。农业转移人口具有现代市民思想意识有利于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和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水平。农业转移人口生产方式的转变和流动仅仅是城镇化初级阶段一个表象，城镇化质量提高进而发展到高级阶段还需要他们具备市民观的程度来实现。人的现代化在社会各个方面现代化中占有首要地位。而观念性文化变迁的是人的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因此，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的观念性变迁整个社会现代化水平有着及其重要的意义。

（三）制约农村转移人口形成市民观的因素

1.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小农意识首先表现在价值观上即是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时，……将主我消融于客我之中。……是非主体性价值观的具体体现。[4]这就决定了思维方式的非反思性和思维层次的经验思维；体现出一种非进化和缺乏创造性的封闭收敛式的思维；表现为小富即安，反对创新；知足常乐、满足现状。另一方面，道德实践的二重性，人治、圈子意识将人自然区分开；表现为小团体主义的盛行，民主法制观念淡薄；善分不善合，现代性契约精神和组织意识缺乏。

2.长期存在的心理冲突。虽然二元户籍制度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长期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导致农民因非国民待遇带来的社会歧视不可能在短期消除。市民对农业转移人口，在一定时期仍会“经济吸纳”和“社会拒人”的双重态度。就是这样的模糊角色，让他们在实际中成为“边际人”，由此所到来的心理冲突仍会长期存在，甚至会产生反城镇化的心理倾向和对城市厌恶的心态。

3.社区文化建设的滞后性。社区作为“村转居”建设的重要方面，是与农村转移人口直接联系最多的，也是最便利的。随着生活方式和环境的变化，他们对精神文化追求始终在萌发和储存阶段，只要有适度的引导，就能迸发新的动力。但在城镇化进程中，进行了“村转居”以及社区重建。由于中国县乡政治体制是一种“压力型体制”，村落文化依然是社区的强势文化。所以，社区的文化建设并没有与社区建设同步，而是滞后于社区建设，没能满足农村转移人口的学习和精神需要。

三、二元户籍制度破解：培育农业转移人口市民观的制度保障

对于农业转移人口来说，他们的精神世界深深的镶嵌在“过时的、陈腐的、时常令人难以忍受的制度中，它们被紧紧的束缚住。要打破这个牢固的束缚，要求他们在精神上变的现代化，接受我们已确认的现代人所以的那些态度、价值、行为模式，并把这些融于他们的人格之中”。[5]现在，这样束缚的制度：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已经正式破解，为农村转移人口培育市民观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满足了在身份、保障上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显性要求。

（一）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改革之殇

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及配套制度，为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提供了详细的制度安排。这个条例以法律形式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限制城市间人口流动，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构筑了一道鸿沟，城乡分离的“二元经济模式”从此在中国根深蒂固。同时，也带来诸多的社会问题。一个小本本“户口”就成为既得利益者的标签，从一出生就划界为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和农村人带来地位上的不平等，从生老病死、就业、医疗、公共服务到社会保障的不平等。“农转非”，成为亿万农民为之奋斗的生活目标，一切都为了获得城市人口的社会身份。

户籍制度改革是循序渐进，在艰难中前行。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解除对农民工进城择业的严格限制；1997年，小城镇户籍初步放开；1998年，户籍制度进一步松动；2001年，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推进；2008年，中小城市户籍进一步放开；2012年，引导非农产业和农村人口有序向中小城市和建制镇转移；2013年，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直到2014年7月30《意见》的颁布，标志二元户籍制管理模式从此谢幕。

（二）实现农村转移人口培育市民观的制度保障

户籍管理制度的破解消除了长期存在农民心中的阴影，缩小了城市和乡村的发展距离，城乡之间的医疗，教育资源，社会福利等一系列的问题能够迎刃而解，极大的保障了农村户籍人员应得的尊重和社会身份，为他们在思想观点形成市民观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意见》中所体现出来的“一二三四…N”工作模式，都为培育农村转移人口市民观提供了充足的条件。“一”种身份：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两”大目标：1亿人落户城镇、建立新型户籍制度；“三”个特点：总体调整、综合配套、整体构建；“四”级落户：全面放开、有序放开、合理确定、严格控制；“N”项配套措施：就业、教育、医保等全面跟进。这次破解之道就犹如凤凰涅槃一样，终将压抑在亿万农民近半个世纪的心理忧郁进行了外科手术，得以打破城乡分割，实现农村转移人口市民梦。所以这次改革回应了社会期待、顺应了发展要求，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彰显了我国政府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

但是这些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如何各个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解决深层次的矛盾，实现所有人口的自由流动，甚至人的现代化，还需要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的符合客观规律的城镇化管理之路。从这个高度上说，这次改革才刚刚上路。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英格尔斯认为：“在当代世界的情况下，个人现代性素质并不是奢侈，而是一种必需。他们不是派生于制度现代化过程的边际收益，而是这些制度得以长期成功运转的先决条件。”[6]因此，只有将农业转移人口的现代性素质不断提升，才能真正实现这次户籍制度改革的目的，改革的红利才能彻底释放出来。为了实现制度改革最大的边际效应，我们应对农村转移人口的思想观念、价值观进行思考，采取行之有效的方式落实这些改革措施，培育他们的市民观，让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得到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

四、二元户籍改革落地：培育农业转移人口市民观的政策选择

（一）精神需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权利

笔者想用“权利”一词来解释农业转移人口的精神需求。只有从思想上重视起来，并采取相关的措施，进行制度创新和规范，把满足农业转移人口精神需要当成一项民心工程来做，才能体现“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现在，城乡二元社会已被打破，是培育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观的绝佳时刻。他们身份刚刚被重新确认，但他们的精神生活，仍处在“非城非乡”的悬置状态。他们无法退回到曾经的过去，也无法前行走进城市的生活。他们所依据的价值规范受到冲击，他们的熟悉的规则被破坏了，他们感到一种“意外的失落”。社会需要呼唤，唤醒他们内心强烈的聚合心理，破除小农意识，并为之奋斗，帮助他们由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

（二）落实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社会层次的政策革新

二元户籍制度改革，提升了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层次，把其现代市民观培养推向新的高度。这就要求在政策选择上进一步创新：第一，消除劳动力市场分割模式，让农村转移人口享有进入较高级劳动力市场的平等机会。并加强各类职业培训，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和就业能力；第二，将他们子女教育落实到实处，享受公平的教育权，让农村转移人口的第二代接受更完备的教育，为他们的第二代形成现代市民观夯实基础；第三，创新公共管理制度，保障他们积极参与不同层次的城市公共管理活动的权利，并发挥其能动性。在公共参与中，他们会逐渐形成新市民的自我认同，增强他们培养现代市民观的自觉性、自为性；最后，统筹社会资源均衡配置，在养老、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逐渐实现资源均衡、机会均等，让他们享受应有的国民待遇。

（三）探索服务农业转移人口的社区管理体系

探索建立有效的社区管理服务体系，为农业转移人口实现观念的转变找准着力点。农业转移人口在身份的转变过程中，其思想观念、生产、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与城市市民相比，还有着较大的差异。如何尽快地弥补差异，提高个体素质，顺利实现身份的转变，就迫切需要一个好的环境与制度加以帮扶。其中好的制度和社区管理体系就显得至关重要。充分发挥社区基层组织以及党支部的组织核心作用，通过组织丰富多彩，有针对性的文化活动，健全社会文化建设体现，深入开展市民观培教育。

（四）正确引导舆论，消除市民对农民的排斥

正如法国新闻学者贝尔纳·瓦耶纳所说：“真正的教育也离不开新闻（媒介）。因为大众传播工具是一种扩大器，可以使教育者的作用超越一般传播的对象。”[7]要充分发挥现代媒体的作用[8]：第一，培育传媒的公平观念。传媒在评价市民与农民时，要使用同一标准。扩大对农民勤奋、淳朴和勇敢的传统美德的宣传，增加农民对城市贡献的报道。以激发农民的上进心，引导市民客观的评价农民；第二，传媒要纠正流行的错误观点，营造一个和谐的社会文化气氛。农民与市民共同为城市建设贡献力量；第三，传媒也应关心农民的文化需求，开辟出农民的专栏，关注他们的生活，提供大量有用的信息、技术；第四，培养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社会角色和倡导城市社会规范。大众传媒不仅能为农民提供城市角色模式，还可以通过对信息的选择、过滤以及对正确行为、观念的认可，谴责社会违规行为，强化城市社会规范。

参考文献

[1] 于洪军.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市民观培育[D].河海大学，2005.15.

[2] （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第十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636.

[3] （美）布鲁姆等.社会学[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130.

[4] 袁传银.小农意识与中国现代化[M].武汉：武汉出版社：54-56.

[5] （美）阿历克斯·英克尔斯.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454.

[6] （美）阿历克斯·英克尔斯.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455.

[7] 萧璐.略论大众传媒教育功能[J].新闻界，2003，（1）:20.

农业户口篇5

1、粮农是属于农村户口类型，计划经济时代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农业户口指靠自己生产口粮的农业人口。

2、一般在常住人口登记表的填写时，职业要填写本人所做的具体工作，农林牧副渔劳动者，要填“粮农”、“棉农”、“菜农”、“渔民”、“牧民”等。

农村居民户口特指在实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地区，与“城镇居民户口”相对应的户口类型。根据公安部门对户口的分类，只有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后来，非农业户口被说成城镇户口或城市户口。

界定为农村户口，需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现户口登记在村委会、依法承包农村责任田、2005年1月1日前缴纳农业税费并承担农村公益事业劳务、没有享受城镇居民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

（来源：文章屋网 ）

农业户口篇6

要了解小城镇对周围农村发展的作用，了解小城镇的人口容量，就必须研究小城镇的人口问题。也只有对小城镇的人口问题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才可能对小城镇的户籍制度改革有清楚的认识。

一、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进程回顾

农村改革后大量的农民进城谋生。因此1984年国务院发出《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县城以下的集镇入户居住，发给《自理口粮户口簿》。这是对50年代以来户口管理体制的一个重大突破。自理口粮对农民的吸引力不大，1990年全国自理口粮人口428万人，1993年只上升到470万人[1]，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小城镇的经济缺乏活力。以1993年为例，在自理口粮就业人口中，从事工业的占26.7%、商业的占23.2%、服务业的占17.7%、建筑业的占10.7%、交通运输业的占6.1%、其他的占15.6%，从这个结构可以看出为小城镇自身经济服务的就业人口占半数以上。让农民自理口粮到城镇，而小城镇给农民的机会有限，因此吸引力也有限。

1992年公安部出台的《关于实行当地有效城镇居民户口制度的通知》，决定实行当地有效城镇户口制度，范围是小城镇、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等，对象是外商亲属、投资者、被征地的农民。在这一基础上，1992年山东省政府出台了“山东省地方城镇户口”政策，其他大部分地方采取的是“蓝印户口”这种更加机动的户籍政策。蓝印户口是一种介于正式户口与暂住户口之间的户籍，因使用的印章为蓝色而得名。拥有蓝印户口的人基本上可以享受正式户口的利益，但是要经过若干年后才能够转变为正式户口。最早采用蓝印户口的以中小城市居多，在一些地方的小城镇也实行蓝印户口。蓝印户口的条件和价值与城镇的地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城镇地位越高，得到蓝印户口的条件也越高。

1997年在全国近400个小城镇进行户籍改革试点。从1998年开始，各地逐步开放小城镇户籍。在这方面，中西部地区开放的步伐迈得比较大。例如1998年贵州省在10个小城镇进行试点，在贵州省公安厅的《小城镇户籍改革试点方案》中规定，在小城镇中有合法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稳定的生活来源，有合法的固定居所后居住满两年，就可以办理小城镇的常住户口，并且不允许收取城镇增容费。

2000年中央和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规定对县级市市区及以下的城镇，只要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的农民，均可根据本人意愿转为城镇户口。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各地对小城镇户籍的开放速度也相应加速。2001年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对小城镇的户籍改革进一步放宽，至此绝大多数小城镇的户籍基本上对农民开放了。

在开放小城镇户籍这场改革中，对开放户籍促进城镇化寄予了太多的希望。其实从1997年开始小城镇的户籍试点改革到现在，小城镇对农民的吸引力并没有明显的增强，没有出现大量农民迁入小城镇的情况。例如1999年在安徽涡阳县竟然要把城镇户籍以每个600元的价格摊派出售[2]。河南省小城镇的户籍开放后，对农民的吸引力不大，在一些改革试点小城镇竟然没有一个人申报[3]。为什么小城镇的户籍改革没有引起大的反响，这从小城镇人口状况可以得到有益的启示。

二、小城镇人口状况

关于小城镇的人口统计比较混乱，不同的资料来源有出入。资料不一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统计口径问题，按照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一个镇人口的身份至少有两种类型，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在一些镇中则可能还有“自理口粮人口”、“蓝印户口”、“地方城镇户口”等等。按照户口所在地又可以划分成本地人和外来人口，而外来人口中又可以划分为办理了暂住手续与没有办理的两类。按行政区划来划分镇人口，时常会产生误导。因为大多数小城镇的管辖范围都比较大，包含了大量的农村，容易夸大小城镇的人口规模。目前小城镇的范围界定也有待完善，因为在一些地方，随着小城镇的发展、城镇人口规模的扩大、农村工业的发展，镇与周边农村在地理上已经连成一片，如果用原来的行政区域来计算小城镇的人口规模则容易缩小其实际的人口数量。鉴于上述情况，在本文中对小城镇人口的描述分析存在一定的局限，只能是一种概况性的介绍。

表1与表2是来自不同资料的全国性小城镇人口资料，表1是历史性的回顾，表2是时间剖面的状况。表2的资料并不完整，缺了接近2000个镇的数据，占当年全部城镇数量的10%。如果比较两张表的数据，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在平均人口规模上有比较大的差异，而在平均非农业人口规模上的差异比较小，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是统计范围的不同，前者是用镇行政区划统计，因此规模偏大，后者用建成区，因此规模偏小。由于农业人口大部分居住在镇的建成区外，用行政区与建成区不同口径统计导致的差距比较大。又因为非农业人口主要集中在镇的建成区内，所以用行政区与建成区不同口径统计导致的差距相对比较小。上述的两个资料都有缺陷，但是相比之下用建成区统计的资料更加符合实际情况。

表1部分年份小城镇基本情况

附图

资料来源：[1]《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出版社.

[2]《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3]《中国人口年鉴》(198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根据表2中的数据，从60年代初期开始到改革开放前的20年间，全国小城镇在数量和人口规模上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以后，小城镇的数量从1980年不足3000增长到1999年接近2万个，平均每年增长率为10.5%；人口规模从5693万增加到37637万，平均每年增长率也为10.5%。虽然近年来小城镇有较大的发展，但是分析一下却可以看出小城镇发展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作为小城镇主体的非农业人口，从1980年到1999年的平均年增长率只有2.8%，扣除了人口的自然增长因素，小城镇的非农业人口迁移增长率实际上是很低的。第二个是在1980年平均每个小城镇有1.5万的非农业人口，到1999年平均每个小城镇的非农业人口不到4000人。小城镇非农业人口规模的缩小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部分人口规模大的小城镇发展为小城市，二是新增加的小城镇的人口规模小，三是因为户籍制度的限制，大量在小城镇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农业人口”没有被承认是非农业人口。

表21999年各地带小城镇人口情况人／个

地带平均人口平均非农业人口平均劳动力人数平均企业人员数

东部5842241531551516

中部511923782489857

西部331214601676505

全国5009216926121077

说明：①共17260个镇资料，根据这些镇的资料计算，下同。

②此表的人口指的是镇区的人口。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乡镇统计概要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前几年大量的县城转变为城市，导致剩下的小城镇人口规模普遍不大，全国大约70%的小城镇的人口规模不到5000人，非农业人口规模不到2000人。小城镇人口规模超过2万，或非农业人口规模超过1万的小城镇，占全部城镇的比重在3%左右。从空间的角度看，小城镇的人口规模以东部地带为最大，中部次之，西部最低。例如东部地带小城镇平均人口规模比西部高76.4%，东部地带小城镇平均非农业人口规模比西部高65.4%。根据17260个镇的资料，在人口规模最小的2000个镇中，约50%在西部地区。

表31999年各地带小城镇人口规模分布%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乡镇统计概要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表41999年各地带小城镇非农业人口规模分布%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乡镇统计概要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由于大部分小城镇人口规模小，只要增加几千人就可以让不少城镇人口倍增，由此带来生活环境恶化，就业机会减少等问题，因此短期内大多数小城镇人口增长的空间不大。

三、小城镇人口中实际非农业人口估算

在前面谈到小城镇发展过程中，大量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的“农业人口”得不到承认为合法的非农业身份，这部分人在目前的城镇人口中占相当大的一部分。同时在部分小城镇中存在大量的外来劳动力，在有资料的城镇中，有1226个镇的企业中的就业人数超过有当地户籍的劳动力人数，表明大量外来人口存在。这种情况以东部居多，数量最多的分别是广东、江苏和重庆。如果大量实际从事非农业工作者的身份得到确认，对城镇户籍管理有益，这些城镇将是户籍制度改革的最大受益者。

表5企业人数超过镇劳动力总数的城镇分布

地区数量（个）比重(%)

东部65053.0

其中：江苏14311.7

广东14812.1

中部27022.0

西部30625.0

其中：重庆13511.0

全国1226100.0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乡镇统计概要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到底小城镇中有多少人口应该属于非农业人口，这是无法准确回答的问题，因为在小城镇中，有些家庭内部的成员可以分别从事农业与非农业工作，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同时兼职农业与非农业。不过还是可以对目前小城镇中实际非农业人口规模作一大略估计，下面是估计的公式：

期望城镇非农业人口＝1.8×（企业人员数＋劳动力人数×0.1）

这一公式的基本思路是：第一，按目前中国城镇的实际情况，每个非农业劳动力供养1.8人（包括劳动力本人在内）；第二，在一个镇内部的劳动力中至少有10%的人是从事行政管理、文教卫生、商业和服务业，应该说10%这一比重可能偏低。用这一公式计算出的城镇非农业人口规模，本文称为期望城镇非农业人口。表6是根据公式计算的结果，从中可知全国小城镇中，实际属于非农业的人口要比统计数多50%左右，其中东部地区大约多70%，中西部则在30%左右。要强调的是这些期望可在小城镇增加的非农业人口中，70%以上在东部地区。

从期望可增加的小城镇非农业人口数量上看，除了局部地区之外，小城镇非农业人口的增长并非是无限的，它受到小城镇就业条件的限制。除了少数以交通、旅游、集市贸易为主要产业的小城镇之外，大部分小城镇人口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企业发展的制约，只要没有一定数量和规模的企业存在，让小城镇人口大发展是空中楼阁。根据表2中的数据，全国平均每个小城镇只有大约1000人的企业员工。东部地区多些，平均有1500人左右，西部平均只有500人上下。而从表7的数据中可知，全国接近40%的小城镇中，企业员工数量不足250人，在西部地区这一比重是接近60%。从企业情况看，目前大部分小城镇容纳大量人口就业的前景并不乐观。

表61999年各地带小城镇非农业人口增长潜力万人，%

地带实际非农业人口期望可增加期望可增加非

非农业人口①农业人口比重②

东部1935130967.6

中部118933428.9

西部62017728.5

全国3744182048.6

注：①期望可增加非农业人口＝A类城镇的期望非农业人口-A类城镇的实际非农业人口

A类城镇指的是：期望非农业人口＞实际非农业人口的小城镇

B类城镇指的是：期望非农业人口＜实际非农业人口的小城镇

②期望可增加非农业人口比重＝期望可增加非农业人口／实际非农业人口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乡镇统计概要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表71999年各地带小城镇企业员工人数规模分布%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乡镇统计概要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从期望城镇非农业人口和小城镇企业规模的分析中可以得知，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可以让一些实际上已经在小城镇工作的人得到户籍，但是靠这类人口来增加小城镇人口的作法在东部地区可以比较有效，在中西部地区的效果不大

四、关于小城镇人口与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几点讨论

在对小城镇人口状况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可以从人口的角度对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作一点讨论。

首先，小城镇的人口规模普遍太小，对大多数服务行业来说，根本达不到许多服务业所能生存的“门槛人口”。在这些城镇中，要依靠企业中就业人口的大量增加，拉动服务业人口的增加才可能发展。其实从“自理口粮”人口对小城镇发展起的作用有限这一事实，也可以看到开放小城镇户籍对大部分小城镇的发展帮助有限。

其次，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口的流动主要是受到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从目前小城镇的人口状况看，大多数小城镇的劳动力市场潜力有限。大部分企业规模小，容纳劳动力的能力极有限。根据《中国农村乡镇统计概要2000》中数据计算，在小城镇中平均每个企业的规模12人，其中东部地区平均16人，中部地区平均9人，西部地区平均7人，可以说相当部分企业是处于小作坊的水平。没有就业机会，白给农民一个小城镇户籍对农民没有实质意义。

第三，目前户籍制度改革并不限于小城镇，大多数小城市的户籍已经相当开放，甚至于石家庄这样大城市的户籍也基本上开放，与小城镇相比，城市的吸引力远大得多，而且对石家庄这样的城市来说，户籍开放后也没有出现大量人口涌入的局面。因此只要小城镇的就业机会无法超过城市，那么小城镇的户籍吸引力就有限。

第四，小城镇户籍改革的实质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根据目前小城镇人口现状，小城镇户籍改革的实质是承认大批在小城镇工作、生活的人口，他们的身份已经不是农民，其目的应该是方便人口管理。如果把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目的定位在促进农村城镇化上，从前面的分析看，很可能要失望的。

第五，小城镇户籍改革的效果存在地区差距。在东部地区小城镇的发展水平比较高，在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特大城市的郊区，户籍改革对小城镇规模的发展会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相反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简单通过开放小城镇户籍，甚至是开放城市户籍，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依然有限。

收稿日期：2002-1-21；修订日期：2002-4-3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1990年度与1993年度）.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1993.

农业户口篇7

自1958年中国实施户口登记条例开始，城乡户籍制度就把中国公民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成为“二元社会结构”最显著标志之一。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科教、卫生、医疗、就业、住房、养老、粮食与副食品供应等一系列福利政策，催生了一系列不平等的制度体制，在城乡之间形成了难以逾越的鸿沟。

很长一段时间里，农村许多居民都梦想着把农业户籍变成非农户籍，而考学、当兵、招工曾经是摆脱农民身份的仅有渠道，也是形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现象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后，农民或出高价为子女购买非农户籍，或通过婚姻关系实现户籍迁移，或通过购买城市房产实现户籍变更，也有的通过就地工业化和城镇化，使农村居民享受到甚至比城市居民更优越的福利，但农业户口的身份标签始终缠绕着农村居民。因此，取消户籍差别，实现自由迁移和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就成为农村居民的迫切愿望。

近日，国务院公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这标志着我国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农业”和“非农业”二元户籍管理模式开始退出历史舞台。

打破“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户口界限，使公民获得统一的身份，是继20世纪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又一次对农民的“解放”，还农民以迁徙的自由，为农民的自由发展提供可能。统筹户籍制度充分体现公民有居住和迁移的自由权利，剥离、剔除附着在户籍关系上的种种限制，真正做到城乡居民在发展机会面前地位平等，是同步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十分重要的前提。

需要指出的是，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并不是把乡村变成城市，也不是消灭农民，更不能伤害农民利益，因此特别需要认识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户籍改革不是不要农民。有人说户籍改革后就没有农民了，这是对户籍和农民概念的误解。户籍是国家以户为单位记载人口基本信息的法律文书，也是公民的重要身份证明。取消农业户口，不是取消农民。农民是占有土地并从事农业经营的人，体现的是职业特征。只要有农业存在，只要有人从事农业生产和经营，就一定有农民。过去身份意义的农民随着户籍改革而消失了，未来的农民主体应该是新型职业农民。农村居民获得了与城镇居民同等的非农就业权利，农民不再是唯一的职业选择；同样，未来新型职业农民可以来源于任何愿意从事农业又有从事农业能力的人，这样就实现了职业选择的开放性和伴随职业活动的迁徙自由。

农业户口篇8

关键词：户籍制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中图分类号：F325.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5-0022-02

户籍制度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形成的一项基本的国家行政制度；是国家依法收集、确认、登记公民出生、死亡、亲属关系、居住地址等公民人口基本信息的法律制度，和以保障公民在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权益，以个人为本位的人口管理方式。当代中国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从表面上看是一个“户口”问题，但实际上附着在户口背后的一系列体现城乡差异的社会保障制度和财政制度，将城市和农村分割为两个社会，成为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最大的制度。

一、我国户籍制度的历史演变

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户籍制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创立了对人口流动限制较为宽松的户籍制度（1949—1957）。1949年9月我国制定的《共同纲领》就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居住、迁徙的自由权。1951年公安部颁布实施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对城市户口进行管理；1953年国务院了《为准备普选进行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的指示》以及《全国人口普查登记办法》，相应的在农村建立了简单的农村户口登记制度。建国初期创立的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的限制较为宽松，其主要功能是提供人口信息与统计人口数字，属于最基本的社会管理。

第二个时期，实行了对人口迁移流动严格控制的户籍制度（1958—1978）。1958年1月9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以法律的形式规范了全国的户口登记管理，户籍制度开始由自由迁徙转向严格控制流动的阶段。这一时期国家为了应对当时的短缺经济，人为地为公民贴上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人口标签，严格限制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忽视了《宪法》中规定的“人人平等”的精神与城乡工农之间的利益差别。到1978年，全国的城市化率只有17.9%，82.1%的人口是农民。农村劳动力被制度性地限制在农业生产领域，即使城市存在合适的就业机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农村剩余劳动力也无法自由转移。

第三个时期，循序渐进放宽对人口迁徙控制的户籍制度（1978年至今）。1978年，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突显出来，国家在这一时期对农民进城的制度限制有所松动，户籍制度在限制城乡人口流动方面的功能日益削弱。

1980年9月，国家颁布了《关于解决部分专业技术干部的农村家属迁往城镇由国家供应粮食问题规定》，打破了初期户籍制度对指标的控制，标志着户籍制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此后，于20世纪80年代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规定》等政策规定，为我国长期以来铁板一块的户籍制度打开了一个缺口，使城乡人口流动成为可能，也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

随着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现行户籍制度的弊端日益凸显，户籍制度改革已迫在眉睫。1992年8月，公安部发出《关于实行当地有效城镇居民户口的通知》，决定在小城镇、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等地实行有效城镇户口制度，同年10月开始，规定中的部分地区先后开始实行《当地有效城镇居民户口》，这是我国户籍制度改革过程中的一项过渡性措施。

2001年5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从小城镇入手的户籍改革开始受到关注，一些地方逐步放宽农村户口向小城镇迁徙的条件。2003年，全国各地又推出新的户籍改革措施，停办蓝印户口；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类别，推行城乡户口一体化；进一步降低城市户籍门槛。广州、成都、重庆、厦门、武汉等地相继推出了改革措施。同时，上海、北京、广东分别实施了暂住证制度。合法固定住所与稳定的收入和生活来源，逐渐成为城市落户的基本条件。到2006年底，已有重庆、山东、广西、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先后取消了二元户口划分，统称为居民户口。2009年广东省中山市开始探索外来工积分制入户政策，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截至2011年7月，广东已有15.3万农民工通过积分制入户城镇。2010年，重庆市开始启动以农民工为主体的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截止2012年初，重庆农民转户人数已经超过320万。

这些地方在户籍制度上的试水，被认为是以破除中国城乡二元体制藩篱为目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乡间的融合。然而，现阶段户籍制度的改革并没有从根本打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消除城乡间差距，户籍制度依旧是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巨大障碍。

二、当前户籍制度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负面影响

1.二元户籍制度造成福祉差别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对户籍制度进行的渐进式改革虽然已经取得不少成果，但是，纵观改革全貌，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附加着的不同的城乡社会福利和教育、医疗保障，使得城乡居民分割为两个不对等的社会集团，将农民屏蔽在分享城市的社会资源之外，附有严重的身份色彩，既缺乏效率，又欠公平。

2.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城仍面临较高的“准入门槛”

几乎所有地方的户籍制度改革举措都降低了城市户口的“准入门槛”，但是都有一定的附加条件，只有符合这些条件的农民工才可能取得当地户籍。这些条件包括两类，一类是经济门槛，如购买城镇价格昂贵的住房、在城镇投资开办企业创造就业机会等；另一类是技术门槛，如规定进入城镇各行各业的外来农村劳动人员必须具备相应的文化程度。以户籍控制得比较宽松的城市——杭州为例，现有规定是外来人口只要有大学本科学历就可以直接获得杭州市非农业户口。而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多收入微薄、文化程度较低，这些附带的苛刻条件加大了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成本。

在现行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下，农民工即使进入城市就业，也需要办理各种各样的证件，经过一套繁杂的手续，必然限制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持续、稳定地转移。人为地在城乡之间划出了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农民因其身份的限制失去了自由迁徙的权利，被牢固地束缚在土地上，使得农民在就业机会、发展机会和受教育机会等方面与城市居民不可同日而语。

3.二元户籍制度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彻底

不仅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受到阻碍，不少已经转移到城镇务工的农民工由于城乡户籍陷入到就业机会歧视、小孩上学难、看病难、生活成本高的困境，无法被城市吸纳。由于户籍制度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使得一部分农民工在城市遇到风险以后不得不回到农村的土地上，因为土地是他们最后、也是最安全的保障。这样不仅限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同时造成转移的不彻底性，转移回流。随着“返乡潮”的日趋强烈，导致了现在东部地区“用工荒”的局面。这种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劳动力无法有效转移，无论是在短期内，还是从长期看，都不利于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

三、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转移

1.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

我国现有的户籍制度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在我国建国初期大力发展工业的阶段，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除了承担现有的人口登记、人口调查、统计信息等基本功能外，还承担了身份认同、社会福利、资源分配等外在功能能。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从制度上消除根植在现有户籍制度背后的社会利益分配不合理，打破挂在户籍名义下的各种权利壁垒。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更加自由、更加有序。

为此，要总结和推广近年来在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试点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可以采用国际上通行的按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实行以固定居住地为标准划分的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以所从事职业划分的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不分户口性质，打破传统的户口观念，使户口只具有最初的管理功能，形成居民户口簿和身份证共同发挥作用的管理制度。同时，逐步取消附着在户口上的特权，减少由户籍制度造成的公共服务差异，使户籍制度的改革与其他关联的配套制度改革同步推行，互相衔接，循序渐进地推进改革。做到真正地统一城乡居民身份、统一就业政策，统一社会利益分配，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打开方便之门。

2.加快户籍制度的法制化进程

我国现行有关居民迁徙自由的法律依据仍是1958年颁布实施的《户口登记条例》，它与当时我国的国情相符。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该条例的部分内容已经无法满足社会需要。对此，国家应当推动户籍制度改革纳入法制化轨道，借鉴国外经验，尽快修订《户口登记条例》并出台《户籍法》，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公民自由居住和迁徙的权利。同时，城市应该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在《户籍法》尚未出台之前，修改完善具有本地特色的相关户籍管理政策，待到时机成熟时，应当通过市人大，制定地方性法规，既可以将成熟的政策固定下来，又可以增加户籍制度的法治含量，还可以为国家立法提供新鲜而成熟的立法依据。但是，要谨慎制定与户籍制度相关的各种政策法规，使其能够与户籍制度同步进行，以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3.构建以市场为基础的户籍制度

农业户口篇9

关键词：二元户籍制度；弊端；改革；城乡一体化

我国户籍制度基于1958年1月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管理条例》。沿用至今形成了现行的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二元”户籍管理体制。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信息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二元”户籍管理体制逐渐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不协调音符。

一、二元户籍制度造成城乡居民权益的差异

二元户籍制度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的痕迹，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它的弊端也日益凸显出来，主要集中表现在：

（一）造成城乡居民身份上的不平等

二元户籍制度把农民从一出生就印上“二等公民”的身份标签，并有明显的世袭色彩，成为“农子农孙”。这种带有等级身份的户籍制度，对农村人口来说是极不公正的，尽管同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但城市人口先天优越于农村户口，城市户口的公民不仅能世袭城市身份，而且在就业、医疗、住房，乃至受教育权等都拥有较优越的保障。而农村人口，仅能通过考大学、参军等有限的渠道改变自己的户口性质，造成决定一个人身份性质的不是他的能力，而是他的出身。正是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城乡差异，形成了“城里人”和“乡下人”在社会权益上的不平等。

（二）造成城乡居民经济利益分配上的不平等

二元户籍制度的症结不在于从形式上将居民区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而在于户籍制度承担了额外的社会管理职能，使户口充当了城乡福利分配的工具。

一是社会保障。我国己经为城市户籍人口基本建立起以社会保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严重滞后，保障标准较低，保障形式单一，农民获得的社会保障极其有限。在我国，占总人口80%的农民，只享有社会保障支出的10%左右，而占总人口20%的城市居民，却占到社会保障费用的90%。

二是教育。目前各地都是凭户口上学，“户口”不符合当地入学规定的，就要多支付一笔数量可观的赞助费、借读费或择校费等。此外，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也存在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因“户籍制度”而失去意义。

三是住房。城市住宅市场存在着对弱势群体，特别是非户籍迁移农村人口的社会排斥。在城市中，部分城市人口可以享受住房公积金福利；城市中低收入家庭可以低于市场价格购买经济适用房；城市低收入家庭可以享受廉价租房福利等等，以上福利资格的认定无一不以持有城市户籍为前提条件。

（三）造成城乡居民就业上的不平等

在人所享有的实际权利中，就业权无疑是一项最重要的权利。虽然我国《劳动法》规定了“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但是在二元户籍制度的背景下，这条规定只是一句苍白无力的口号。

在现行户籍制度支配下，就业权不平等已是不争的事实。城市中正式就业岗位绝大部分成为城市居民的专有，进城务工的农民在城市的就业机会十分狭窄。因此，农民工大多集中一些重、累、脏、险，待遇较差的行业，如建筑业、保姆、保安、饭店宾馆服务员等等。另外，许多大城市还存在着限制外来农民工就业的“职业保留法”。当劳动者的职业不是取决于一个人的能力和工作态度时，农民就要承担更大的艰难，支付更昂贵的代价。

（四）造成城乡居民在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

我国现行《选举法》第二章第十四条规定：“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这种“四分之一”代表分配的规定，说明8亿农民的被代表权只相当于2亿城镇人的被代表权。目前农村人口是城镇人口的近2倍，但在行使选举权上，却连城镇人口的1/2也达不到。这一选举制度没能体现出公民平等的法律地位，只是户籍制度下人为的划分。

再如，依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在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中，即使是同一起事故中受到同样的伤害，也因受害人户籍身份的不同，农村居民得到的赔偿金额往往比城镇居民少几倍。

二、二元户籍制度制约了城乡一体化进程

现行的二元户籍制度，不仅在城乡之间形成了不平等的社会权力与国民待遇，制约着社会公正公平与和谐的推进，而且影响着城乡一体化的协调发展。

（一）阻碍了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经济发展会加快城市化进程。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虽然有了飞速的发展，但城市化进程却发展缓慢。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户籍制度对人口的自由流动限制的过死，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我国76%的人口在农村，而农业剩余劳动力估计有2亿人，占农村人口的近1/4，他们需向第二、三产业和城市转移，而传统户籍制度下，农村与城市之间、小城市与大城市之间存在一条条难以逾越的鸿沟，严重阻碍了社会流动的正常进行，抑制了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而这种严格限制人口流动的结果，会造成中国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畸形现象：有人口流动而无人口迁徙；有城市流动人口，而无城市新迁移民。这些被称作流动人口的社会必要劳动者，由于不能被城市接纳只得成为一只只“侯鸟”。

（二）人为地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早已存在，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乡的分化和经济差距愈加明显，如果以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之比来衡量中国城乡收入的差距，可以明显看出在实行二元户籍制度的几十年来，城乡收入差距（比例）呈明显拉大的趋势。（如表1）

造成这一差距的原因很多，其中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关键性因素之一。它致使农民收入不能持续增长，加剧了社会分化、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同时农村土地资源的有限性和土地报酬递减趋势，随着人口在不断增长，生产经营规模不断缩小，从有限的资源上获得更多的财富是不可能的。

（三）不能对我国人口流动状况实施有效管理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从事非农产业，如果按城市人口和农业人口二元户籍管理结构，就不能真实反映我国的人口构成状况、人口分布状况及城市化水平。如在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中瞒报、拒报、漏报现象严重，陕西省应该登记的人数少了200万，湖南省则少了近千万，上海“人户分离”人数多达250余万，约占户籍总人口的19%等，中西部地区农村相当一部分人有籍无户，农村“空壳”现象较为突出。这些名不符其实的户籍登记，极大程度地影响了普查工作的质量、速度和准确性。其主要原因就是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与实际的需求相差太远。一方面我国的流动人口正以高速增长；另一方面管得太死的户籍制度是仍以不变应万变，自然会引起管理与普查工作的混乱。因此二元户口管理制度，会造成人口信息失真、管理缺位等问题，已不能对现有人口进行有效管理。

三、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而城乡协调发展成为和谐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我国城乡差别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是二元户籍制度以及相关的一系列就业制度、社会医疗保障制度、教育制度等已经被公认为我国推进城市化和实现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毫无疑问，改革现行二元户籍制度势在必行。

（一）确立户籍基本功能，剥离附加在户籍之上的种种权益

加快二元户籍制度改革，首先要重新确立户籍制度的基本功能。从理论上讲，户籍制度的基本职能只有两项，一是证明公民的身份，证明公民的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以便于公民参与各类社会活动；二是为政府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配置劳动力资源等提供人口数据及相关的基础性资料。其次，要剥离一切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其它功能，改变种种对非农业人口的偏向及对农业人口歧视的条款和规定，卸载那些原来不应该承担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因素，比如选举权问题、婚姻登记、社会保险、医疗住房、招生就业等。

（二）以常住地为户口登记标准，建立新的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

改变户籍的二元制结构，就要废除几十年以来惯用的划分农业和非农业户口这些不科学的依据，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区别，以居住地作为户口登记的标准，使户口登记如实反映公民的居住和身份情况。针对人口流动性日益增加，对部分常住地变动较为频繁的人群和人户分离的问题，可以统一设计代表不同的居住时间的暂住户口和暂住卡，作为对常住人口的补充和中间过渡形式。而在现阶段，改革户口管理制度，就是要突破多年的农业和非农业的管理模式，建立新的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

（三）建立新的户籍管理法

户籍管理是一种调整社会秩序、社会关系的治国安邦的手段，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没有法律支持，这项工作难免会出现无序、无度、无为的局面。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中的部分内容已与新的刑法、刑事诉讼法相抵触，各地出台的户口迁移政策早已突破了《条例》中的有关内容。因此，为适应依法治国的要求及户籍制度改革的形势，当务之急是制定一部与市场经济相协调的《户籍法》，为户籍制度改革“保驾护航”。从而以公正的法律的形式推动我国城市化进程，促进社会人口的自由流动，以法的形式确定自由迁徙。

（四）加快人口管理信息化

户籍改革后，户籍将主要成为人口信息的管理和服务体系。因此，可以积极实施全国统一的人口信息管理体系，其主要的组成部分是：统一的人口信息平台、智能式身份证、统一信用体系、政府各部门和有关公共服务机构对人口信息平台的合理共享、备案式而非审批式的户口迁移办法等等。实施这样的信息管理体系，户籍制度就会从过去单纯的管理手段变为服务为主、兼顾管理的制度。

总之，改革户籍制度，就是建立以人为主的户口登记制度，最终实现迁徙自由，使户籍成为为公众服务的一种手段，这不仅是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本意所在，也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相信通过二元户籍制度的改革，会不断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市化进程，逐步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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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户口篇10

传统户籍制度的形成及其影响

新中国成立至1958年，中国没有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1954年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公民“迁徙自由”的基本权利，公民可以自由迁移流动，自由选择就业和居住地。但在当时经济比较脆弱，资源短缺，人口众多的情况下，农村人口过度频繁的流动给社会管理和经济秩序的维护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于是政府自1955年开始采取各种政策性措施限制农民进城，并在1958年1月9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确立了比较完善的户籍管理制度，包括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变更等7项人口登记制度。1975年在宪法修改案中，又正式删除了公民的“迁徙自由”权利。这种户籍制度以法律的形式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和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人为地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构筑了一道高墙，由此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模式”。在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下，城市与农村以及城市之间处于一种“隔离”状态。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只有通过考大学、参军（提干）、招工（或者顶替在城市工作的父辈）、婚嫁等有限的几种途径，实现“鲤鱼跳龙（农）门”。

传统的户籍制度把农民稳定在土地上，对保证城市粮食的供应，积累工业化所需资金，维护社会经济的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这种身份限制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转型与发展的最大阻力之一。它限制了公民的正当合法迁移和就业选择，在城乡之间建立起一种基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等基础上的全方位不平等，农业人口也因此沦为“二等公民”，其各项权利因出身、地域而受到歧视。这种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本质是限制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导致大量过剩劳动力只能以土地作为社会保障，被强制留在农村从事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劳动，严重阻碍了城镇化的自然进程，致使我国城市化率在1980年前的30多年中，一直维持在20以下的水平，尤其不适应市场经济对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在地区之间、产业之间的流动与集聚，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等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中国经济社会出现的所有问题，都源于这种户籍制度安排。

户籍制度的变迁与改革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开始对户籍制度做出重大的调整。例如，1982年国家明确提出“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兴办服务业，提供各种劳务”。1984年中共中央在《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农民进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中，肯定了农民离土离乡从事小工业和小服务业的做法，基本取消了农民自发进城务工的限制。1998年7月22日国务院又对户口管理做出了“四项改革”。即实行婴儿落户随父随母自愿的政策；放宽解决夫妻分居问题的户口政策；父母投靠子女政策；在城市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的公民落户政策（即蓝印户口）。2001年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工作全面，对办理小城镇常住户口的人员，不再实行计划指标管理。2008年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使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等等。一些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也对户籍制度改革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

这些改革虽然在实际上允许公民自由迁徙，赋予农民进城打工的权利，但仍然没有彻底打破传统户籍制度固有的身份限制和不平等，制约着农民作为生产要素潜能的进一步释放。这集中体现在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身上。一些名义上取消了农业和非农业户口的地方，其就业和福利制度也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因而，对户籍制度进行重大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

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界限，建立城乡统一户口登记管理制度，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从《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来看，提出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和由此衍生的蓝印户口等户口类型，建立与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相适应的教育、卫生计生、就业、社保、住房、土地及人口统计制度，意味着1958年以来以“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为区分标志的身份歧视与福利区隔被终结了。“农民”不再与“农业户口”直接挂钩，其子女不再被强制标签为父母亲的户口属性，而是依据其就业地点与常住地区申领居民户籍。同时强调要实施差别化落户政策，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这虽然有违城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使全体居民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等改革宗旨，只是基于具体国情而不得已采取的措施，也难以起到理想的效果。

户籍制度改革实质是人的全面解放

提到户籍制度改革的重大意义，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会带来制度红利。这种经济上的红利实际上是由人的解放带来的。户籍制度改革带来的是人的全面解放，包括思想观念的解放、人的自由迁徙和人的潜能的自由发挥等。

新的户籍制度改革首先赋予国人“法律意义上的平等”。随之而来的各种配套的平权改革，将使公民在就业、教育、卫生、养老、住房等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尤其是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之后，可以理所当然地成为市民，其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的权利，以及在居住城市参加高考与公务员考试的权利，都将得到落实。这些必将大大释放出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活力，为每一个人提供更多平等的发展机会，促进社会及公共治理水平的改善与提高，进而重塑中国的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方式和政治文化生活。

理论研究和实践都表明，人口自由流动是充分发挥个人潜能、消除贫困、缩小贫富差距、提高劳动生产率、繁荣经济的最有效途径。人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劳动力作为生产经营活动的首要资源，在摆脱了传统的户口束缚，在由市场机制的配置下，对经济发展至少会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巨大的人口进入城镇，不仅提供了新的劳动力、智慧和创造力，从而推动城镇化进程。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水平迅速提高，从1978年的17.9%增加到2013年的53.76%，很大程度上是公民自由迁徙权逐步分开的结果。而城镇化的发展又为经济结构的合理调整，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社会转型与升级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二是亿万农民将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农村的土地会在城镇化过程中进行流转、托管、入股或重组，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与机械化水平，从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的收入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