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确认范文
时间：2023-03-22 14:37:40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行政确认，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行政确认与行政许可的区别
行政确认与行政许可的主要表区别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二者目的不同。
行政确认制度的目的具有多样性，主要包括：首先，对某种不明确的事实或状态予以明确，预防和解决纠纷。比如公安机关对当事人交通事故的认定，利于当事人侵权损害赔偿争议的解决。其次，方便行政机关进行科学管理。行政机关将确认结果作为进一步管理的前提，也可以通过确认掌握一定的信息，为作出相关决策提供依据，比如对文物保护单位的进行认定后，则可给予特别保护，不允许被污染和破坏。再次，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通过法律上的承认，相对人的资格或权利义务受到认可和肯定，从而具有了公信力，可以申请各种需要取得而尚未取得的权利，或在相关领域就业。最后，节省社会资源，维护社会秩序。行政确认相当于国家以其公权力作出判断，公民则不需要花费人力、物力、财力等对一些复杂的、不易判断的事项作出判断，比如某种食品的质量是否达到一般的标准。行政许可的目的则比较单一，主要目的在于控制某种行为所带来的危险，稳定社会秩序和维护公共利益。
（2）二者的羁束性不同。
行政确认行为具有严格的羁束性。法律在事先即对行政确认的范围、形式、程序、方法作出具体规定并对某种确认所遵循的技术规范作出规定具体标准，行政主体只能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和技术鉴定规范进行确认。相对而言，行政许可没有如此严格的羁束性，行政机关在作出是否准予许可的决定时，还需要衡量相关的多种因素，比如对于一些存在数量限制的许可，一旦达到既定数量，即使申请人符合各种条件，亦不能被许可。
（3）所针对的事项不同。
行政确认针对的是某种事实、资格或权利义务关系。对是否存在、是否具备和权利义务处于何种状态作出判断。行政许可针对的只能是行为，也就是说只能对行为进行限制或禁止。虽然解除禁止或限制的条件可以表现为赋予某种权能、给予某种资格甚至加盖检验、检测、检疫印章。豍
（4）法律效果不同。
首先，行政确认是对相对人是否具有某种法律地位、法律关系以及法律事实是否存在的宣告，行政确认本身并不直接设定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也不会直接导致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变更或消灭。而行政许可直接设定了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了直接的法律效果。一旦获得准许，被许可人必须依法履行法律规定的权利义务，否则受到制裁，行政机关还要依法对其监督检查。豎其次，不经确认或没有被确认并不意味着当事人必然不能从事某项活动；而从事未经许可的行为，将发生违法的后果，当事人会受到严重的制裁。
（5）行为方式不同。
从行政确认的行为方式来看，既有依申请的确认，也有依职权的确认，而行政许可只能是依申请的行政行为。
二、行政许可和行政确认的联系
行政许可和行政确认的联系主要表现为：
（1）二种行为往往前后相连。一般来说，先有确认后有许可，行政确认是提出行政许可申请的条件之一。比如，律师执业的许可申请，必须提交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合格证书，而颁发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合格证书即为行政确认。在某些领域，先有许可后有确认。比如，根据《动物防疫法》第51条规定，设立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机构，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申请动物诊疗许可证。申请人凭动物诊疗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登记注册手续，取得营业执照后，方可从事动物诊疗活动，这里的登记注册即为一种行政确认。
（2）二者有时“重合”。由于行政确认和行政许可都是行政机关进行管理的一种手段，对于某种行为是否设定行政许可，是立法者基于国家需要，进行利益衡量的结果。所以，立法者为了加强控制，可能对于某些之前由行政确认就可以完成管理的事项设定行政许可，行政确认向行政许可转化则成为可能，反之亦然，这也是行政确认和行政许可两种行为密切联系的原因之一。继而言之，假如设定许可的表现是没有对有关确认主体和程序的规定作任何改变，只是规定了不进行确认则不得从事某项行为，则此时行政确认和行政许可发生“重合”。比如，《动物防疫法》第59条第4项规定，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的动物产品，具备补检条件的，实施补检，这里的检疫显然是一种行政确认行为。而对该法第77条分析可知，这里的检疫具有许可的性质，即只有经过检疫，才能向无规定动物疫病区输入动物、动物产品。行政机关的检疫行为，具有了双重性质，但其又不完全符合其中任何一种行政行为的特征。
注释：
比如烟草的专卖许可，形式上是赋予了烟草专卖的许可权，实质上允许进行与烟草专卖产品有关的生产、销售、进出口等行为。又如，对动物附有检疫证明，实质上是允许对动物屠宰、经营、运输等行为。
参见《行政许可法》第六章相关法条。
参考文献：
[1]杨解君.行政许可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1.
篇2
关键词：行政诉讼法；原告资格；行政相对人；公益诉讼
中图分类号：D92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8-0101-02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确认，直接影响着公民行政诉讼权和行政救济的实现，进而影响着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所以合理确认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意义重大。但正如施瓦茨所指出的那样：“行政诉讼中有关原告资格的规定是行政法中变化最快的方面。”[1]因此，准确地探究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涵义以及学界中对原告资格的争论就显得非常必要。
一、行政诉讼中原告资格涵义
对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内涵，我国《行政诉讼法》等相关法律并没有加以明确界定。但可以通过以下法律条款予以认定，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讼。”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解释）第12条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除此之外，依据美国《布莱克法律大辞典》中针对原告资格的解释，原告资格意味着某人在司法争端中所享有的将该争端诉诸司法程序的足够的利益，其中心课题是确定司法争端对人的影响是否充分，从而使人成为本案的正当原告。如果人符合原告资格的各项要求，具有为司法争端所影响的足够利益，就可以认为人在诉讼中享有法院应给予保护的、实实在在的利益。原告资格的另一个作用是确定司法审查的范围，即法院是否享有审判某一司法争端的权力。原告资格与人实体诉讼请求的是非曲直没有关系[2]。
基于以上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相关规定和解释的考察，行政诉讼法中的原告资格是指个人或组织在自身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公务人员侵害时，请求法院介入进行司法审查所应具备的条件。具体包括以下构成要件：“第一，主体要件：原告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第二，行为要件：必须是具体行政行为；第三，权益要件：具体行政行为所侵害的必须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第四，结果要件：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只有在自身利益受到侵害的前提下才能提起行政诉讼。”[3]
二、学界关于行政诉讼中原告资格的争论
作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构成要件的重要内容，学界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标准”以及“私益诉讼”存在着争论，大致分为三种观点，具体内容如下：
1.行政诉讼中的原告应该是直接行政相对人，即行政行为直接影响的相对人，主张直接受害人诉讼。这部分学者指出，由于具体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以及其他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个人在行政管理活动中针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所实施的单方行政行为，因此，对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只能由该具体行政行为的直接行政相对人提起。而行政相对人作为具体行政行为所赋予权利或所课处义务的直接承受者，不应包括与该具体行政行为有其他关系的公民、法人或组织。至于具体行政行为中的其他关系人问题，他们认为，应该依照《行政诉讼法》第27条：“第三方原则”参与诉讼，即“同提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作为第三方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
很明显，在这些学者看来只有当行政相对人自身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才具备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其他利害关系人也只能在直接行政相对人提讼的基础上才能以第三人身份共同参加诉讼。
2.行政诉讼中的原告不仅包括直接行政相对人，还应包括间接行政相对人，即主张利害关系人诉讼。这些学者指出，如果把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仅仅界定为直接行政相对人，一方面背离了《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难以有效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不利于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另一方面，从当前司法的实践来看，“一些具体行政行为虽然是针对特定的人就特定的事项做出的，但其影响往往超过它所针对的对象，直接影响他人的权利和义务，使他人的权利或义务发生变化，如该具体行政行为实现，将使所影响的人的利益直接受到损害，从而他人成为该具体行政行为法律后果的直接承受者”[4]。此外，从西方国家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历史发展经验来看，各国也逐渐放宽了原告资格，例如，“例如，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规定当事人只能在权利受到侵害时才有资格，经桑德斯兄弟一案开始，从1946年《联邦行政程序法》规定‘不利影响和损害’标准后，通过法院的判例，这个标准已被充分扩展了，甚至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损害和不利影响的程度，由直接扩大到间接；受不利影响和损害的对象由自身扩大到其他人”[5]。
对于以上主张，《若干解释》第12条之规定指出：“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由此可见，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由直接行政相对人向直接行政相对人和间接相对人共同拓展，即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利害关系人”标准。
3.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应该进一步放宽，逐渐发展民众诉讼和公益诉讼，真正保障公民、法人或组织的诉讼权利。尽管当前学界基本认同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为“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行政相对人”，即直接行政相对人和间接行政相对人。但部分学者认为，当前的行政诉讼资格都关注的是行政相对人因“私益”受损进行诉讼时所获得的资格，现实生活却存在许多损害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因此应逐渐建立和完善公益诉讼和民众诉讼。
所谓行政公益诉讼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主体行使职权的行为违法，侵害了公共利益，依法提讼，要求司法机关予以审查。行政公益诉讼制的建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行政公益诉讼既是公民维护公益的法律手段，也是行使宪法规定参与管理社会事务的一种机制；更重要是，行政公益诉讼能够有效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对于维护社会的公正、公平及合法运行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6]而民众诉讼是指任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只要不服行政机关所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不管该行政行为是否与自身利益相关，均有权利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撤销。这种行政诉讼意味着社会公众对于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状况的高度监督，促使其依法行政，切实维护相关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因此，在行政公益诉讼和民众诉讼中，提讼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通常是非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即原告一般是与被诉的行政行为或不行为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组织和个人。但由于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了只有法律上有利害关系的行政相对人才具有原告资格，所以行政公益诉讼和民众诉讼很难取得诉讼资格，个人或组织不能有效地行使诉讼权。
三、结论
综上所述，学界对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争论反映了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不断发展，即从“直接行政相对人”到“利害关系人”再到“全民诉讼”，由“窄”到“宽”逐步拓展的趋势。但有些学者认为，根据现阶段我国国情，对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应该坚持“利害关系人”标准，反对“全民诉讼”或“公益诉讼”的提法，因为当对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不加限定时，容易造成个人或组织的滥讼，严重浪费国家司法资源，降低司法效率。
然而，笔者认为，确立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保障个人或组织的诉讼权利，从而维护其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切实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其职权。因此，行政诉讼原告资格“门槛”的高低直接影响着这些目的实现。所以，我国必须逐渐放宽和统一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由直接受害人诉讼向利害关系人诉讼和民众诉讼转变，由重视“私益诉讼”向“私益诉讼”与“公益诉讼”并重转变，不能因噎废食：因为担心所谓的国家司法资源浪费、司法效率低下等原因来限制行政诉讼中的原告资格，阻碍行政相对人诉讼权利实现。
参考文献：
〔1〕（美）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
〔2〕Bryan A.Garner .Black Law Dictionary（the Fifth Edition）[M].West Publishing Co，1979.
〔3〕林芳，覃蓉.略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J].法制与社会，2009，（5）.
〔4〕黄学贤.论行政行为中的第三人[J].当代法学，2006，（2）.
篇3
关键词： 确认无效诉讼；确认无效判决；无效行政行为；撤销诉讼
2000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行政诉讼若干问题解释》”）第57条第2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确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者无效的判决：（一）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但判决责令其履行法定职责已无实际意义的；（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三）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法不成立或者无效的。”那么，《行政诉讼若干问题解释》在原有的撤销判决之外增设确认无效这一判决形式，是否意味着在我国的行政诉讼中已经建立了确认无效诉讼制度？本文试图通过对我国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司法实践的考察、对确认无效判决的适用和确认无效诉讼与撤销诉讼之间关系等问题的分析，就建立我国行政诉讼中的确认无效诉讼制度进行探讨。
一、我国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司法实践
在我国，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司法实践最早始于普通诉讼中。一个典型例证是最高人民法院于1994年3月30日的《关于企业开办的企业被撤销或者歇业后民事责任承担问题的批复》（法复[1994]4号）。该批复认为：“企业开办的其他企业虽然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但实际上没有投入自有资金，或者投入的自有资金达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五条第（七）项或其他有关法规规定的数额，以及不具备企业法人其他条件的，应当认定其不具备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开办该企业的企业法人承担。”“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对虽然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但实际上并不具备企业法人资格的企业，应当依据已查明的事实，提请核准登记该企业为法人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予吊销的，人民法院对该企业的法人资格可不予认定。”根据这一批复，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可以直接认定已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但实际上不具备企业法人法定条件的企业不具备法人资格，从而间接确认其由工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无效。
就具体的司法实践而言，法院经常在涉及婚姻效力的民事诉讼中，以及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或有效性为要件的刑事诉讼中，否定某些行政行为的效力。例如，在黄某诉罗某某、张某重婚一案中，黄某为能在本单位分房，要求与罗某某先行办理结婚登记。罗利用其担任乡人民政府民政助理员职务之便，开具了结婚证。后来罗某某对张某发生好感，在未经张同意的情况下，自行开具与张的结婚证并藏匿于办公室抽屉内。案发后，黄某以罗某某、张某犯重婚罪为由提起诉讼，要求法院追究罗、张两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最终，法院认定罗某某与张某的结婚登记无效，于是宣告两被告人不构成重婚罪。[1]
在涉嫌妨碍公务罪的刑事案件中，司法机关有时通过宣告不构成妨碍公务罪从而间接认定公务行为不成立或无效。例如，2002年陕西延安“夫妻黄碟案”以人民检察院认定“妨碍公务”的证据不足，决定不批准逮捕张某而告终。
在行政诉讼中，由于行政诉讼法未规定确认无效判决，法院只能以撤销判决撤销本属无效的行政行为。[①]但是，也有一些法院大胆地尝试对某些行政行为适用确认无效判决。[②]特别是1996年10月1日行政处罚法生效后，司法实践中还出现了确认依法“不能成立”和相对人“有权拒绝”的行政处罚无效的案件。例如，在慈某诉某市容所、某工商所、某区巡警支队侵犯财产权、人身权案中，慈某在未取得营业执照的情况下，利用其租住的民房开办小吃店。1996年12月18日，由某市容所、工商所、巡警、交警等部门组成的联合执法队进行执法检查时，发现慈某无证经营。市容所执法人员甄某、邵某和工商所执法人员牛某遂口头要求慈某缴纳罚款50元，被慈某拒绝。牛某当即宣布对慈某无照经营行为予以取缔，并在未与慈某一起当场清点、制作清单的情况下，强行搬走其经营工具。慈某向某区法院起诉，要求法院确认某市容所、某工商所、某区巡警支队的行为违法，并返还搬走的物品，赔偿损坏物品以及医药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等4800元。法院经审理后判决：1.确认某市容所口头罚款50元、取缔无照经营的处罚行为无效；2.确认某区巡警支队行为合法；3.责令某工商所重新作出处罚；4.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2]（p.230-241）显然，在该案中，法院确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无效的依据是行政处罚法第3条第2款、第41条、第49条和第56条关于“无效”、“不能成立”、“当事人有权拒绝”的规定。
在司法实践的基础上，2000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的《行政诉讼若干问题解释》中首次确立了确认无效的行政判决形式，从而为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司法实践提供了依据。
二、确认无效判决的适用及其存在问题
《行政诉讼若干问题解释》第57条第2款明确规定了确认无效判决，但是行政法学界和实务界对确认无效判决的适用争议颇大。首先，确认无效与确认违法之间如何界分？即何种情况下法院应当作出确认无效判决？何种情况下法院应当作出确认违法判决？其次，如果确认无效判决仅适用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法不成立或者无效”，[③]那么“依法不成立”与“无效”之间又如何界分？
关于“行政行为依法不成立”的含义，学者们争议颇多，比较典型的观点有三∶（1）“‘不成立’的行为不仅仅限于‘无效’的行为，还包括‘不成熟的行为’。所谓不成熟的行为，是指行政机关正在运作，但尚未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行为。而无效的行为，指的是行政机关已经作出，但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3]（p.167）（2）“被诉行政行为依法不成立是指行政行为还在运作过程中，没有发生效力，也就是说，还不成其为行政行为。”[4]（p.177）（3）“判断一个具体行政行为是否成立的标准最主要的是看其是否经过了法定的程序，这些程序包括步骤、时限、方式、形式等诸方面要求，不符合这些法定的程序即为具体行政行为‘依法不成立’。”[5]（p.249）这三种观点都值得商榷。
第一，行政行为是否成立与行政行为是否无效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行政行为的不成立，是指行政行为在事实上并未作出或形成，而无效行政行为则指成立后的行政行为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法律行为的成立与否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其着眼点在于：某一法律行为是否已经存在，行为人从事的某一具体行为是否属于其他表示行为。而法律行为有效与否则是一法律价值判断问题，其着眼点在于：行为人从事的某一法律行为（或表意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精神和规定，因而能否取得法律所认许的效力。”[6]（p.183-184）
第二，不成熟的行政行为一般不能作为行政诉讼的对象。为避免法院过早卷入行政决定的程序，许多国家确立了司法审查的成熟原则。所谓成熟原则，是指行政程序必须发展到适宜由法院处理的阶段，即已达到成熟的程度，才能允许进行司法审查。在美国，衡量行政行为是否成熟的标准，除是否存在法律问题之外，主要看最后的行政决定是否已经产生，即通常情况下，只有当行政决定具有最后性时，司法审查才有可能。[7]（p.642-648）在日本，最高法院判例严格要求纷争的成熟性。即关于形成有关行政过程的行政厅的行为，只要没有到达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作出最终决定的所谓终局阶段，便不承认其具有处分性。[8]（p.730）虽然近几年来，各国判例发展的趋势是放宽成熟原则的解释，以方便当事人起诉。“最近的一个判例更为明显地表明，如果行政行为尚未变成某种正式行政行为，只要它符合不利之影响的标准，法院则愿意复审这种行政行为。”[9]（p.490）即使如此，法院仍然要求当事人受到行政行为的实际的不利影响才进行司法审查，而当事人受到行政行为的实际的不利影响实际上意味着行政行为客观上已经存在。在我国，行政诉讼也同样只能针对已存在的行政行为提起，即使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时，没有制作或者没有送达法律文书，相对人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时，也必须证明行政行为存在。[④]据此，“不成立或不成熟的具体行政行为就不适宜运用确认无效判决，因为如果一个正在运作、尚未正式对外作出的行政行为被提起诉讼，法院应该裁定不予受理而不是越俎代庖地宣告其无效。”[10]
第三，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不等于行政行为没有成立，也不表示其一律无效。首先，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在性质上属于违法行政行为，而行政行为是否违法与行政行为是否成立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行政行为只有在成立后才发生合法与违法的问题。其次，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会产生多种法律后果。对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的处理涉及到许多复杂的理论与实际问题。诚如大多数国家所规定的，明显的行政程序违法并造成行政相对人损害的行政行为应属无效行政行为；程序违法明显轻微的，可以通过在法定期限内加以补正的方式得到解决。但大部分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属于可撤销的行政行为，而这种可撤销的行政行为又会遇到各种复杂情况。因此，对这一问题不宜片面化、简单化。[11]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行政诉讼若干问题解释》第57条第2款中所谓的“行政行为依法不成立或者无效”，并不分别对应于学理上的行政行为不成立和无效，而是指现行立法（主要是指行政处罚法）中所明确规定的行政行为不成立和无效。[⑤]行政处罚法第3条第2款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第41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不依照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行政处罚不能成立；当事人放弃陈述或者申辩权利的除外。”通过比较和分析不难发现，行政处罚法第3条第2款中的“行政处罚无效”实为广义的无效，而第41条中的“行政处罚不能成立”并非行政处罚事实上没有成立，而是指行政处罚因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和正当程序因而在法律上视为不成立，其实质是自始无效。[⑥]显然，无论是《行政诉讼若干问题解释》还是行政处罚法等具体的法律、法规，其相关规定的科学性和技术性都不无问题。
总之，《行政诉讼若干问题解释》第57条第2款的规定并未确立无效行政行为的判断标准。而无效行政行为判断标准的模糊势必会使法院适用确认无效判决的司法实践出现两种倾向：一是法官因为无所适从而谨小慎微，基本上不适用确认无效判决，即使有心适用，也可能会更多地请求最高法院作出答复；二是法官凭借自己对无效的理解，大胆地、经常性地作出确认无效判决，以至于形成混乱的、缺乏一致性的法律适用状况。[10]
司法实践也确实如此，自2000年《行政诉讼若干问题解释》公布以后，法院适用确认无效判决的案件极其有限。即使是对于“依法不成立”的行政行为，法院也很少适用确认无效判决，而往往以撤销判决代替。例如，在王某某不服泸州市江阳区公安分局治安拘留决定案中，二审法院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行政处罚法第31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本案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形式上看已履行了告知义务，但从内容上看，并未告知上诉人准备给其何种处罚的具体内容。该告知程序的证据，不能证明告知程序合法。根据行政处罚法第41条规定，不依照该法第31条规定履行告知义务的，行政处罚无效。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在程序上不能证明具有合法性，该处罚决定应归于无效。但是，法院最终却未按《行政诉讼若干问题解释》第57条第2款第3项作出确认无效判决，而是依照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2项第1、2、3目，以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和违反法定程序为由，撤销被上诉人的治安管理处罚裁决。[12]（p.371-376）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法院不顾《行政诉讼若干问题解释》在原有的撤销判决之外增设确认无效判决的意图，随意适用确认无效判决。这种滥用确认无效判决的情形在本来为数不多的确认无效判决中却占有相当的比例，有的法院甚至将确认无效判决适用于违法程度较为轻微或并不违法的行政行为。例如，在福州海利达贸易有限公司不服福州市工商局强制变更经营范围案中，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17条规定：企业法人改变名称、住所、经营场所、法定代表人、经营性质、经营范围、经营方式、注册资金、经营期限、以及增设或者撤销分支机构，应当申请办理变更登记。在我国，企业法人需要变更经营范围，应当由企业法人提出变更登记申请。而原告福州海利达贸易有限公司依法取得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中经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为“五金、交电、办公设备、文教用品等的批发、零售等”，不存在需要变更经营范围或者经营范围不明的问题。因此，被告的执法人员在原告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上签注“禁售电动自行车”字样的行为，缺乏程序法依据，客观上也没有必要，该行为应视为在原告合法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上任意涂改的无效具体行政行为。故判决确认被告福州市工商局在原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上加盖“一个月内办理变更手续”印章和签注“禁售电动自行车”的字样的具体行政行为无效。[⑦]笔者认为，确认无效判决应当适用于具有严重而且明显违法情形而自始无效的行政行为，如果被告在原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上签注“禁售电动自行车”只是客观上没有必要（法院认为原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范围已经明确），法院就没有任何理由作出确认无效判决，而应当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上，被告变更原告经营范围的行为之所以构成无效，不是因为客观上没有必要，而是因为变更经营范围依法属于依申请的行政行为，未经原告申请而单方面主动变更经营范围显然构成严重违法。
三、确认无效诉讼的特殊性与特别要件
确认无效诉讼，是指行政相对人主张行政行为自始无效，请求法院以判决加以确认的诉讼。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之所以把无效行政行为与可撤销行政行为相分离，主要是基于两者在诉讼程序上的差异。因为无效行政行为不受争讼时效的限制，相对人可以在任何时间向有权机关提出确认无效的请求；而可撤销行政行为受法定时效制度的约束，相对人必须在法定期限内请求救济。对于无效行政行为，相对人既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也可以提起一般诉讼，即任何法院在任何诉讼中都有权确认无效；而对于可撤销行政行为，相对人只能通过撤销诉讼请求救济，普通法院无权审查并予以撤销。
在中国，虽然《行政诉讼若干问题解释》在原有的撤销判决之外，增设了确认无效这一判决形式，但它并没有规定确认无效的特别诉讼程序。所以不能据此认为在我国的行政诉讼中已经建立了确认无效诉讼制度。“虽然无效性属于实体法范畴，但其根本意义首先表现在程序法方面。”[13]（p.253）无效行政行为的实践，必须得到程序法的支撑。如果没有特别的诉讼程序，无效行政行为的法律规定在实践中将成为一纸空文。如果确认无效诉讼与撤销诉讼在诉讼程序上完全一样，确认无效判决就不具有任何独立存在的价值。所以，要使确认无效判决真正具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必须在诉讼程序上使确认无效诉讼与一般的行政诉讼相分离。笔者认为，确认无效诉讼的特别程序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1.确认无效诉讼不受起诉期限的限制。因为无效行政行为属于自始、当然、确定无效。这就意味着，无效行政行为从作出时就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作出无效行政行为的机关或其他有权机关得随时宣告或确认其无效，相对人也可随时请求有权机关宣告或确认其无效；无论相对人是否主张无效，法院或其他有权机关是否确认无效，无效行政行为均属无效，任何人可以忽视其存在而不予尊重和执行；无效行政行为的内容绝对不可能被法律所承认，它不仅从一开始就无效，而且不因事后的追认、转换等补救或时间经过而变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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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确认无效诉讼应以行政确认程序为前置条件。对于无效行政行为，作出无效行政行为的原行政主体及其上级行政主体有权依职权或依申请确认其无效。如果原行政主体或上级行政主体已经依职权确认无效，说明关于行政行为是否无效的争议已经得以解决。此时确认无效诉讼自然没有存在的前提和必要。故为防止滥用确认无效诉讼，可规定相对人在提起确认无效诉讼前，必须先向原行政主体或上级行政主体请求确认无效。如果原行政主体或上级行政主体确认行政行为为有效或在法定期限内未予答复，则可向法院提起确认无效诉讼。
3.在确认无效诉讼中原告负有举证责任。行政诉讼法第32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 《行政诉讼若干问题解释》第26条进一步规定：“在行政诉讼中，被告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承担举证责任。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提交答辩状，并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证据、依据；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的，应当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 2002年10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2]21号）第1条又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32条和第43条的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承担举证责任，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提供据以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的，视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很显然，在行政诉讼中，如果被告不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法院只能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而予以撤销或确认其违法，而不能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有重大且明显的违法而确认其无效。所以如果相对人向法院提起确认无效诉讼，在行政诉讼中只能由原告对行政行为无效承担举证责任。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完全可行的。因为在行政诉讼中，法院的调查取证权受到非常严格的限制，[⑧]期望通过法院的调查取证进而认定行政行为无效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由于无效行政行为系具有重大和明显违法情形的行政行为，对普通相对人来说是容易识别的，原告并不存在举证上的困难。因此从举证责任的分配来看，由原告来证明行政行为无效也是合理和可行的。
四、确认无效诉讼与撤销诉讼的关系
关于确认无效诉讼与撤销诉讼的关系，有两种模式可供我们选择：一是德国模式，即把确认无效诉讼和撤销诉讼视为适用于不同对象的完全并列的两种诉讼类型。在德国，被诉行政行为无效的，公民仍然可以提起撤销之诉，也就是说，行政行为是违法还是无效不影响起诉的适法性。因为违法的——可撤销的与违法的——无效的之间的界限在具体案件中很可能是模糊的，因此选择适当诉讼种类起诉的风险不由原告承担。在适法提起的撤销之诉中，查明行政行为无效的，作出确认判决。此时撤销诉讼就转变为确认诉讼。[13]（p.254）在台湾地区，如果“行政法院”认为原告请求撤销的对象为无效行政处分，可要求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将撤销诉讼转换为确认诉讼。如果原告不愿变更，则原告之诉因欠缺诉讼对象之诉讼要件，应以裁定驳回。[14]（p.185）二是日本模式，即把确认无效诉讼看成撤销诉讼的补充诉讼类型。因为在日本，无效确认诉讼可以说是“乘坐定期公共汽车”而晚了点的撤销诉讼。所以作为在诉讼上的体现方法，二者以各种方式相互关联：（1）即使在撤销诉讼中主张了属于无效原因的瑕疵，只要作为撤销诉讼来审理也足够了；（2）在起诉期间内提起了无效确认诉讼的情况下，作为撤销诉讼来处理；（3）在无效确认诉讼中主张了不过是撤销原因而已的瑕疵时，请求将被驳回。[15]（p.404-405）
如果仅仅从理论出发，确认无效诉讼确实填补了一个漏洞：自始无效的行政行为是没有效力的，所以本来就不可能通过某一形成之诉予以撤销，因为根本就不存在有待形成的东西。[16]（p.323）但是，建立无效行政行为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为相对人提供足够的救济，所以确认无效诉讼的存在价值主要体现在诉讼之前起诉期限的延长和救济途径的选择上。因此确认无效诉讼制度的建立应当着眼于这样一个问题，即相对人对于本来应该在起诉期间内提起撤销诉讼而没有提起的情况下，是否开拓救济途径、承认给予其特别救济。而在诉讼阶段，即使是对于无效行政行为，通过撤销诉讼来处理，不仅同样可以排除行政行为的效果，而且可以减轻原告的举证责任以及法院出现错误确认的风险。所以，如果相对人在起诉期限内提起行政诉讼，法院通常可以甚至应当作为撤销诉讼来处理。只有当原告明确提出确认无效的诉讼请求时，确认是否无效才成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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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张正先不服龙岩市新罗区烟草专卖局以擅自收购烟叶对其处罚决定案。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行政卷下），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153-1155页。在该案中，法院认定被告在作出行政处罚时，违反了行政处罚法第31条和第32条规定。行政处罚法第31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第32条规定：“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行政机关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第41条进一步规定：“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不依照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规定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当事人放弃陈述或者申辩权利的除外。”从法理上分析，依法“不能成立”的行政处罚是根本就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的，因而无须撤销，而只需确认其无效即可。
[②] 例如，天津房地产管理分局不服天津市房地产管理局等吊销房屋所有权证决定案。同上，第926-930页。
[③] 这是目前许多学者和法官的理解，即对于“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但判决责令其履行法定职责已无实际意义的”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法院应当作出确认违法判决；对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法不成立或者无效的”，法院应当作出确认无效判决。参见江必新著：《中国行政诉讼制度之发展》，金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139页；甘文著：《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之评论——理由、观点与问题》，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62-165页；张树义主编：《寻求行政诉讼制度发展的良性循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7-249页。
[④] 参见《行政诉讼若干问题解释》第40条。
[⑤] 这一点可从原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的观点中得到印证。江必新认为：“一般说来，没有成立的行政行为是不能被诉的，应当视为起诉时机还不成熟。但是考虑到行政处罚法已使用了不成立的行政行为的概念（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视为行政行为不成立），不能说不成立的行政行为就绝对不能进入诉讼过程。不成立的行政行为既然是不生效的行政行为，当然不能用撤销判决，只能用确认判决。” 江必新著：《中国行政诉讼制度之发展》，金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177页。
[⑥] 从理论上说，行政行为是否成立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其着眼点在于判定行政行为在客观上是否形成或存在；而所谓“行政行为依法不成立”则是法律在对行政行为是否客观存在这一事实判断的基础上进行第二次判断，即价值判断。
篇4
目前，运政管理部门在道路运输管理、执法中所运用的的各类法律、法规及规章正在逐步健全、完善。反之，若用之不善的话，将会对行政机关包括个人都带来影响及危害，本文所提出的对行政相对人的正确理解正是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
一、首先谈法律关系主体概念的问题
行政法律关系主体是指行政法律关系的权利的享受者和义务的承担者，包括组织和个人。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可分为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和第三人。行政法律关系主体是行政法律关系三大要素（主体、客体、内容）中的第一要素。研究行政法律关系，首先必须从研究主体入手，如果没有主体，由行政法律关系客体反映出来的内容就无所归属，行政法律关系就无法成立。要解决行政法律问题，首先要弄清其所涉及的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否则只能使问题陷入混乱而不能把握问题的脉络和发展线索。例如，在行政诉讼关系中，不弄清原先和被告是谁，行政诉讼工作就无从入手；在行政处罚关系中，不弄清行政相对人是谁，就有可能出现错案，使不该受罚的参与人受罚，该罚的当事人却未受到应有的惩罚。
二、再谈运政执法中的行政相对人的确认
交通运输行政执法中，行政相对人的情况较为复杂。包括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也可以成为交通运输行政处罚的对象。如我单位曾处罚过的从业人员曾某驾驶所有人为自[:请记住我站域名/]己本人的车辆未携带道路运输证从事营运一案，行政相对人就是公民，处罚直接下达，执法文书可直接对其本人送达并签收；在曾处罚某城市运输公司在所辖区不按核定站点上下乘客一案中，行政相对人就是法人，处罚对单位下达，执法文书应交由法人本人送达并签收。在目前交通运输管理中，涉及没有经营许可证擅自经营的违章处罚中，公民作为行政相对人的情况日渐较多，而在其他违章处罚方面，法人和其他组织作为相对人的情况多些。尤其是目前，经许可从事旅客、危险品货物运输的大部分都是法人或组织，个人从事道路运输已受到严格限制。
根据我国《宪法》第三十二条“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第五条“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必须遵守中国法律”的规定，外国组织和个人可以成为我国行政管理的相对人。但《行政处罚法》第三条则明确了行政处罚法律关系的相对人只能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未提及外国组织和外国人。在我国加入WTO后，外国组织和外国人在我国从事经济活动的越来越多，在交通领域中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也会不断出现，从国家和国民待遇原则出发，将外国组织和外国人纳入交通行政处罚相对人范围是毫无疑问的，今年六月施行的《国际道路运输管理规定》就已经有所证明。
笔者认为，在交通行政处罚中必须分清行政相对人和行政参与人，以确保处罚的准确性。在当前发生的运输违法案例中，一般行政相对人大多不参与，而是雇佣的司机在从事经营活动过程中发生的。违章司机不是行政处罚的相对人，只是参与人，行政相对人是车辆所属的公司。接受处理及调查的又可能是亲属或第三人等，这时就更应该搞清楚处罚相对人，否则就会造成错案。
要分清行政处罚中的行政相对人，关键是要搞清楚谁是违反法规的当事人，按照法规应该追究谁的法律责任。这就要求在立法上明确规范主体，不能用模糊性表述，否则会增加执法难度，甚至造成错案。交通部《道路运输行政处罚规定》中就存在这样的问题。例如：在不按核定站点客这一违章行为中，到底谁是行政相对人？当前，许多运输公司的车辆承包给个人经营，挂靠经营屡见不鲜，执法单位对其区分是比较困难的。交通部《道路运输行政处罚规定》中则使用客运经营者来表述行政相对人，那么，公司把车辆承包给车主，车主又雇佣司机，在不按核定站点上客的违章案例中，到底谁是客运经营者？我所在进行运政执法时，一般把公司作为行政相对人，但从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角度出发，车主（承包者）也是经营者，是否也应把车主列为相对人？对执法者来说，这是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在立法上就为执法增加了难度。
即将实施的《湖北省道路运输条例》则比较明确地使用经营者和驾驶人员来表述行政相对人。最主要的是，此条例已逐步规范主体确定化。例如，对道路运输经营车辆的驾驶人员不符合规定条件的违规行为，处罚主体是驾驶人员，对未按国家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进行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或者初出具虚假检测报告的行为，处罚主体是经营者，所以，基本不存在对某一违规规章行为可能出现不同规范主体的扩大性解释。这对执法者来说，执行起来就比较容易，不会出现搞错处罚相对人的问题。
篇5
慢性前列腺炎就像感冒一样常见
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男科专家、副主任医师介绍说，根据近年来国内外多家临床研究机构统计，前列腺疾病在中青年男性中发病率很高，占30％～40％，50％以上的男性，在其一生中某个阶段都可能被前列腺疾病困扰，其中又以慢性前列腺炎最常见。
现在，打开收音机、翻开报纸，铺天盖地都是治疗慢性前列腺炎的广告，由于医疗知识的缺乏和对广告的盲从，很多人对该病认识有偏差，以为这是个疑难重病。在门诊，患者第一次来就诊时往往有明显的精神压力，对身体出现的不适，存在紧张、焦虑、怀疑的心态。
正确认识是：慢性前列腺炎的发病率很高，就像感冒一样，各个年龄段的男性朋友都有可能遇到，只要接受正规治疗，听从医生建议，是完全可以痊愈的。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对于症状不是特别严重的、对生活质量影响不大的患者，甚至没有必要专门使用药物治疗，只要从生活、工作习惯上注意就可以自愈。
慢性前列腺炎不等于“障碍”
虽然从病理上讲，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盆腔肌肉上的病变可能会影响和性生活，但与某些不负责任的广告中宣传的慢性前列腺炎会导致“障碍”甚至“不孕不育”并没有直接关系，患者和家属不必背上沉重的心理包袱。
治疗期间，医生可能会建议患者适当减少性生活次数，因为过度性生活可致前列腺充血，加重慢性前列腺炎，不利于康复。因此有些患者就很悲观，认为该病必须禁欲，甚至担心该病会导致婚姻和夫妻感情出现问题，事实上，规律的性生活、正常的心理状态是有利于慢性前列腺炎的治疗的。
患慢性前列腺炎没什么不光彩
医师说，在与患者的交谈中，他们常常提到这样的问题，“我生活一向很检点，怎么可能得这种病?”“是不是得了这种病就不能生育了?”等等。这些问题让医生啼笑皆非。
长期以来，老百姓往往对男科疾病存在偏见，把这类疾病神秘化，加上民间有一些不正确的观念，甚至毫无科学依据地把疾病的发生与个人生活不检点等因素联系起来，给疾病的正常治疗造成很多不必要的障碍。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生殖系统出现问题，与性病完全不能画等号，更不能说明患者在生活作风上有问题。患者应该及时、坦然地到医院就医，不要偷偷摸摸地到不正规的医疗机构治疗。家属也要积极建议和配合患者就医，不应该对患者抱怨、责备、歧视。
慢性前列腺炎是“一组病”
篇6
一、“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含义
这里所说的“利害关系”，首先指的是一种法定的权利和法律的保障利益的得失关系。这种法定权利，集中反映在我国宪法的规定中。如公民的权利就有人身权利、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教育权利、社会权利等。如体现在民法上的就有生命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婚姻家庭权、财产权、相邻权、经营权、承包经营权、继承权、债权、知识产权等。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必须直接影响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特定权利和利益，才能视为行政诉讼意义上的“利害关系”。如果仅属于间接影响，则一般不构成行政诉讼意义上的“利害关系”。如城建部门对正在施工的违章建筑作出如下处理决定：“对已建部分予以拆除，未建部分不准继续施工。”建筑单位对处理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虽然因为这一处理决定使得建筑承包单位、建材销售单位的合同利益受到损害，但这种损害仅属受具体行政行为的间接影响，直接原因是他们与建设单位之间的建筑承包合同和建材购销合同发生变更，因此建筑承包单位、建材销售单位与城建部门对违章建筑进行处理的具体行政行为之间的“利害关系”，不是行政诉讼意义上的利害关系，可另行通过民事诉讼程序来解决。
行政诉讼意义上的“利害关系”应属于行政法律关系，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同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国家行政机关之间存在法律关系。这种法律关系的性质必须是行政法律关系，而且必须属于外部行政法律关系。倘若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使行政机关的下属机关或所属工作人员基于内部行政法律关系的权利和利益受到影响，则这种“利害关系”不属行政诉讼意义上的“利害关系”。
具体行政行为首先是对行政行为的对象（即相对一方）有最直接的利害关系，诸如：对相对一方赋予或不赋予某种职能，设定某种义务，采取某种行政强制措施，科以某种行政处罚以及依法对相对一方和其他民事主体所发生的某些民事争议进行裁决和处理等。与此同时，由于相对一方在社会上并非孤立存在，相对一方的权益变化往往会影响到第三者权益的变化，只要这种权益变化直接来自具体行政行为这一法律事实，亦应视为直接的利害关系。如某甲的违章建筑妨碍某乙通行，但城建部门对某甲违章建筑的行为罚款了事，对违章建筑不予拆除，准其继续存在，显然这种于法相悖的所谓处罚影响了某乙的相邻通行权利，城建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仅同其直接对象某甲有直接利害关系，同并非直接对象某乙也有直接利害关系。
就直接对象而言，具体行政行为的直接对象可能是单数，也可能是多数。在多数的情况下，该具体行政行为和所有直接对象都有利害关系。最后，具体行政行为的直接对象和权益受到该行为直接影响的非直接对象可能都是多数。如环保部门对共同造成某一水域污染的多家工厂进行行政处罚，而直接受污染之害造成经济损失的又有多家渔场和养鱼专业户，在这种情况下，就形成了一个同具体行政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群体。
原告和第三人都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他们的主要不同在于：原告主动提起诉讼，或经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后追加为共同原告，能对具体行政行为提出撤诉或变更之诉或提出赔偿、补偿的诉讼请求。而第三人则未提起诉讼，而是申请人民法院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或经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后，实施相应的诉讼行为。原告和第三人对具体行政行为的态度相反性是区别原告和第三人主要所有。
二、在行政诉讼中设立第三人的意义
为了保证案件客观、公正地审理和判决，在行政诉讼中确立第三人的诉讼参加人地位已成为国际通例。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这种制度在我国行政审判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完善，体现了我国的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
我国行政诉讼法确立第三人的诉讼参加人地位是直接由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目的和宗旨所决定的。
首先，它是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的需要。由于第三人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所以第三人对案件事实一般都有不同程度的了解，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为查清案件事实，有必要听取第三人的陈述。而正因为这种“利害关系”的存在，第三人又不同于证人。第三人陈述的客观性有可能受到影响，第三人的陈述和证人证言属于不同类型的证据，人民法院对不同类型的证据应针对其不同特点进行审查、分析和综合判断，才能准确地认定案件事实。另外，第三人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是人民法院对该具体行政行为作出维持或撤销、变更决定时必须予以考虑的因素，因此事先理应听取第三人的意见。反之，如果对这个因素未加考虑，可能不仅影响到法院对案件处理的正确性，而且可能引起重复诉讼，影响案件处理的及时性和审判工作效率。如果对第三人合法权益应予考虑而未予考虑，可能会导致判决的违法，因而在二审中被发回重审，或终审后按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再审，结果使当事人受到诉累之苦，时间、精力和财力均受到不必要的损失也影响到审判的公正性和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
其次，让符合法定条件的第三人参加诉讼，是保护第三人合法权益的需要。诉讼权利虽然是程序性的权利而非实体权益，但行使程序性的权利是实现实体性权利的重要保证。第三人既然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而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的审理结果将决定对该具体行政行为是维护还是撤销或变更，当然关系到第三人实体权益，如果不让第三人参加诉讼，第三人就无从行使请求回避、提供证据、质证、辩论等诉讼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作出关系到第三人实体权益的裁判显然是违反审判公正原则的。
再次，第三人参加诉讼，是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需要。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应该是全面的。鉴于第三人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因而可能涉及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根据、行政程序、适用法律，以及是否越权或权力滥用等问题。在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时，不仅要审查原告对其合法性的异议，而且要审查第三人的异议。如果第三人异议成立，该行政行为是非法的，人民法院依法应予以撤销。反之，假如人民法院维持了这样的具体行政行为，就等于放弃了监督行政行为的职权。退一步讲，即使这样的具体行政行为被法院维持，一旦第三人在执行中提出异议，即不可能按执行程序执行，因而这样的具体行政行为最终也不可能得到维护。具体行政行为只有在原告和第三人均行使诉权后，经人民法院判决维持。这时，如果原告或第三人拒绝履行，行政机关才可以依法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以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三、行政诉讼第三人与民事诉讼第三人的异同
（一）两者在法律特征上相似之处
1、两者都同案件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民事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必须是“案件处理结果同他在法律上利害关系”，而行政诉讼中的第三人必须是“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看起来提法有所差异。其实，“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必然与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就这一点而言，两者是相同的。
2、两者参加诉讼诉途径相同，即均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
3、两者参加诉讼的时间都必须是在他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和判决之前。
4、两者参加诉讼的目的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5、两者都是独立的诉讼主体。在诉讼中都享有请求回避、陈述事实、提供证据、质证、辩论、请求重新勘验、鉴定，以及对不利于自己的判决结果提出上诉等诉讼权利，同时都要承担相应的诉讼义务。
（二）两者存在重大差异
1、法律关系不同。行政诉讼第三人必须和被告行政机关之间存在行政法律关系，双方处于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不平等地位。而民事诉讼第三人和原、被告一方或双方存在民事法律关系，彼此均属于平等民事主体。
2、行政诉讼中不存在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民事诉讼中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对原、被告争议的诉讼客体有独立请求权，因而有权提起诉讼，成为诉讼当事人。在这种情况下，第三人处于原告的地位，而原诉原、被告均处于被告的地位，从而形成了原来的诉讼和第三人提起诉讼两个诉讼的合并审理。行政诉讼的第三人和原告一方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被告一方是行政机关，因此第三人和原告方不可能形成行政法律关系，因而不可能把原、被告双方都作为行政诉讼被告而提出自己的独立请求。假如第三人对具体行政行为提出独立请求而又符合起诉条件，则这时第三人的诉讼地位就不应是第三人而是共同原告了。
3、行政诉讼第三人概念的外延较民事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概念外延要小。在行政诉讼中，同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人，不一定都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因而不一定能成为行政诉讼的第三人。例如，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所为的行政行为，如果被提起行政诉讼，尽管行政机关败诉的处理结果有可能导致他受到纪律处分或承担赔偿义务，这当然也是一种利害关系，因此不属于行政诉讼意义上的“利害关系”，不符合行政诉讼第三人的条件。再举例来说，城建部门违法发给某甲建筑执照，致某甲违反有关法规在海堤上建私房，被水利部门依法强行拆除。某甲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尽管某甲的败诉有可能导致某甲追究城建部门的赔偿责任，对城建部门来说，这当然也是一种“利害关系”，但由于城建部门和水利部门之间不属于外部行政法律关系，而是基于其越权的具体行政行为和某甲单独形成行政法律关系，某甲追究其赔偿责任应另行提起行政赔偿之诉来解决，城建部门不符合原诉第三人的条件。
4、行政诉讼第三人处分诉讼权利的范围与民事诉讼第三人有所不同。行政诉讼第三人一般具有原告资格，只是因为对具体行政行为未起诉而未成为原告。如果在诉讼过程中，他重新对具体行政行为提起撤销或变更之诉，只要这种诉讼请求没有超过法定期限，法院应予准许，这时他的第三人身份就转变成为共同原告的身份，行使原告的诉讼权利，承担原告的诉讼义务。而民事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则不存在这种情况，他无权提起诉讼。
5、行政诉讼第三人在诉讼中独立为诉讼行为，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他不协助原、被告任何一方为诉讼行为。民事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虽然参加诉讼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他总是协助当事人一方为诉讼行为。
6、行政诉讼第三人如果未参加诉讼，以致合法权益未得到保护，不可能另行起诉，只有通过申诉和再审程序改变原判决才能解决，因为同一个具体行政为不宜作为两个案件的审理对象。民事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如果未参加诉讼，其合法权益问题可以另行起诉请求解决，而不是一定要对原案进行再审。例如，买卖纠纷中的连环无效买卖纠纷，凡原告、被告以外的所有买卖各方可以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一并解决纠纷，也可以在原诉结束后和直接发生买卖关系的另案单独解决纠纷，一般不会引起对原案的再审。
鉴于第三人是否参加诉讼，行政案件同民事案件的法律后果不同，要对《行政诉讼法》第27条的表述中“可以”这一用词有正确的理解。笔者认为，“可以”的含义，一是第三人如果对具体行政行为也提起诉讼，他可以取得共同原告的资格，即根据其主观意思表示的不同，他可以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也可以以原告身份参加诉讼；二是第三人参加诉讼可以有两种途径，既可以由第三人自己申请参加诉讼，也可以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
如果符合法定条件的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被一审法院拒绝如何处理？在民事诉讼中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由于处于原告地位，依其诉权可以提出上诉。那么，行政诉讼第三人是否有权提出上诉呢？这个问题在《行政诉讼法》中没有明确规定。笔者认为，行政诉讼中的第三处于“准原告”的诉讼地位，如果人民法院拒绝其参诉申请，应以裁定的形式作出，如果第三人不服裁定，可以比照原告不服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裁定来处理，却可以在十天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对民事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诉权争议，则不宜赋予其上诉权，而应由一审人民法院径行裁量决定。
四、行政诉讼第三人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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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食品和居住价格上涨拉动的结果，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点
从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构成因素来看，今年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食品和居住价格上涨引发的。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结果显示，1―7月份，食品价格上涨8.7%，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约2.9个百分点；居住价格上涨4.1%，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0.5个百分点。两者合计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3.4个百分点，占价格总水平上涨幅度的97.1%。也就是说，在居民消费价格的类构成中，食品和居住价格上涨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3.4个百分点，占价格总水平上涨幅度的97.1%，而其余6大类价格上涨仅仅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0.1个百分点，仅占价格总水平上涨幅度的2.9%。在居民消费价格的8大分类中，衣着、交通和通信、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三大类价格是下降的；烟酒、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三大类价格小幅上涨，涨幅均小于2%。尽管与老百姓的感受有一定的差异，但统计结果说明当前居民消费价格上涨是结构性上涨，价格的上涨不具有普遍性，没有出现由于总需求严重超过总供给而引起全面的价格上涨。
二、价格总水平的平均上涨幅度仍处于适度范围内
从目前价格总水平的平均上涨幅度来看，1―7月份累计上涨3.5%，虽然超过了预定的3%的计划目标，但仍处于温和上涨的范围内。而且，3%的价格涨幅目标是以8%的经济增长目标为前提设定的，但目前经济增长幅度已经达到了11.5%，而3.5%的价格涨幅与11.5%的GDP增长相比也在适度的范围内。从历史上看，实施工业改革的1985年以来，经济增长超过11%的年份一共有7年。在这7个年份中，价格上涨幅度最大的是1994年，价格总水平涨幅为24.1%，最小的是1992年，价格总水平涨幅为6.4%，7年的平均涨幅为12.7%，上述年份的价格涨幅最小的也大于今年1―7月份价格涨幅3.8个百分点，而7年的平均涨幅则高于今年1―7月份价格涨幅8.9个百分点。因此，从历史的比较以及经济增长的对应速度来看，今年1―7月份价格平均涨幅仍处于适度的范围，物价总水平总体上仍处于可控范围，没有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
三、今年价格总水平的上涨,是由于生猪短缺导致的猪肉价格上涨引发的, 是特殊原因引起的短期现象，不具有持续性
当前价格总水平上涨的原因并不是国内总供求关系失衡，也不是因为农产品整体出现了供求失衡，而主要是由于5月下旬以来猪肉价格急剧上涨引发的。这种以猪肉价格短期内急速上涨引发的价格总水平上涨，虽然具有影响大的特点，但不具有持续性。
从短期来看，肉价的大幅度上涨对价格总水平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不仅因为肉类在居民消费价格中的权重较大，而且对其它食品价格、特别是食品工业和餐饮业价格的影响也较大，但这种影响只限于即时的影响或滞后时间较短的影响，不会产生过长时间的影响。一般来讲，生猪的生产周期是3个月左右，如果算上母猪怀仔的时间，大约在半年左右。如果从6月份生猪供应明显短缺、猪肉价格大幅度上涨时算起，以3个月为短周期计算，到10月份猪肉价格有望实现基本平稳并可能略有下降，以6个月为长周期计算，则到明年1月份，猪肉价格有望出现比较明显的回落。从市场供求的自发调节作用来看，一般来讲，我国粮食与生猪的合理比价为5∶1，即5斤粮食可转换1斤生猪，而现在一斤生猪的价格相当于10斤粮食的价格，目前养猪的收益预期高于传统的合理范围一倍左右，农民养猪的积极性很高。加之国家近期出台了生猪饲养的一系列扶持措施，如对每头饲养的母猪补贴50元、生猪防疫采取免费强制免疫、设置生猪规模饲养奖励基金、对病害猪实施每头500元的补偿、对生猪饲养贷款实施担保政策措施，使企业和个人养猪的积极性进一步增加。因此，生猪供求关系的变化是完全可以预期的，最长的时间可能不会超过6个月。从市场运行的实际情况来看，8月中旬以来猪肉价格逐渐平稳，并出现了小幅的回落。如果考虑到9、10月份天气转凉、猪肉需求有所增加的因素，猪肉价格仍可能高位运行，甚至不排除猪肉价格在9月份有可能出现一波新的小幅上涨，但随着生猪出栏数量的相应小幅增加，供求矛盾不会出现明显的加剧，猪肉价格涨幅将会小于6、7、8月份，对价格总水平的拉动作用也将明显减小。10月份以后，随着生猪供应的逐渐增加，猪肉价格将逐渐回落，从而影响价格总水平涨幅的逐渐回落。到明年1月份之后，随着生猪供应的明显增加，猪肉价格将出现显著的回落，从而对价格总水平产生向下运行的影响作用。
四、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压力对居民消费价格上升的压力较小
上游的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之后向下游的消费品价格传导，从而产生价格总水平的大幅度上涨，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历次严重通货膨胀发生的重要特点。但从目前生产资料出厂价格的变化来看，今年1―7月份生产资料出厂价格仅上涨2.9%，其中采掘工业出厂价格仅上涨0.1%，原材料工业出厂价格上涨5.7%，明显低于1985年以来国内生产总值高于11%的其他7个年份。7个年份平均价格涨幅为20.6%，高于今年1―7月份涨幅20.5个百分点。原材料工业出厂价格的最低涨幅为6.9%，高于今年1―7月份涨幅1.2个百分点，七个年份平均价格涨幅为16.2%，高于今年1―7月份涨幅10.5个百分点。可见今年上游的生产资料价格涨幅明显低于上述经济高增长年份的生产资料价格涨幅，因此对价格总水平上涨的压力也是明显小于上述7个年份。
五、价格总水平上涨的消费需求压力较小
同1985年以来经济增长幅度超过11%的7个年份相比，目前的消费品市场呈现明显的供大于求的格局，而上述的7个年份消费品市场均呈现供不应求的状态，因此消费价格上涨的需求压力是明显不同的。我们知道，投资和消费双膨胀，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主要特点。但从目前来看，今年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幅度虽然很大，但消费增长相对较慢。而影响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主要需求因素是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消费的高速增长，是居民消费价格大幅度上涨的必要条件。今年1―7月份，我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15.5%，虽然是近几年增长速度最快的，但同其它7个年份相比，则是明显缓慢。统计数据表明，1985年以来国内生产总值高于11%的其他7个年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幅度分别为20.7%、17.6%、27.8%、16.8%、13.4%、30.5%、26.8%和15.5%，除了199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幅度略低于今年之外，其它各年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幅度均明显高于今年。这7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平均增长幅度为22.8%，高于今年1―7月份的平均增幅7.3个百分点。比较来看，今年消费需求对价格总水平的拉动作用明显小于其他7年。这样的消费需求增长速度，是难以产生严重的通货膨胀的。
六、汇率变化的影响环境不同
目前我国人民币对美元的汇价是浮动变化的，总体的变化趋势是人民币平稳小幅升值。自去年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兑美元的汇价已经上升了7.3%。随着经济增长和竞争能力的提高，经济界预期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可能还要加快、升值的幅度还要进一步加大。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这种变化，对于抑制国内价格总水平的过快上升是有利的。目前的人民币汇率的这种变化与1985年以来经济增长幅度超过11%的其他7个年份相比，是完全不同的：1985―1995年，人民币对于美元的汇率一直处于贬值的过程，从官方的汇价来看，1985年人民币与美元的汇价是293.67元兑换100美元,而1995年人民币与美元的汇价是835.05元兑换100美元，这期间人民币的贬值速率为每年11%。这期间人民币大幅度贬值的环境，对国内价格总水平的上涨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对期间出现的严重的通货膨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上述分析表明，今年我国价格上涨的经济基础和市场环境与1985年以来经济增长幅度超过11%的7个年份相比有较大的区别，短期内价格上涨的压力虽然较大，但价格运行没有持续上涨的条件，影响价格上涨的压力远没有1985年以来经济增长幅度超过11%的7个年份大。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出现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不大。
篇8
关键词：比较优势理论；贸易保护理论
中图分类号：F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0-0092-02
一、现阶段国际贸易理论的争论点
现阶段国际贸易理论的各个学派的争论点在于如何进行国际分工、国际贸易才能使一个国家的利益最大化，现阶段的国际贸易理论已经不局限于经济利益，可能还包括政治利益，生态环境利益等。
二、对比较优势理论质疑的回应
李斯特提出了贸易保护理论和保护幼稚工业理论，他认为，有了生产力的发展就有了财富，向别的国家购买廉价的商品，表面上看起来是要合算一些，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是，本国工业的生产力就不能获得发展，本国将处于落后和从属于外国的地位。如果本国采取保护关税的政策，起初会使工业品的价格提高，但经过一定时期，生产力发展了，商品生产费用就会降下来，商品价格甚至会跌落到国外进口商品的价格以下。
那么是否意味着一个国家应当抛弃其现有的比较优势，去追逐整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更新换代，以满足长远的发展之需呢？
梵蒂冈与瑞士，我们都知道梵蒂冈是传统的旅游业国家，它的国民收入主要来自于国内外投资和不动产出租、旅游、邮票、特别财产款项的银行利息、宗教银行盈利、教民的捐赠。宗教事务银行盈利占2/5，捐赠占2/5，其他占1/5。梵蒂冈是没有工业和农业的，假想一下如果梵蒂冈抛弃其比较优势天主教而去发展工业，或是力图建立完善的产业结构体系，他会成功么？瑞士是永久中立国，依托其中立国的地位，不但避免了战火的侵扰，而且为其赢得了良好的信誉，所以银行业十分发达，几乎成了各国政府和个人的避难港湾，设想一下如果瑞士放弃中立国的地位，加入欧盟，参与到世界维和的行列中来，这将会对银行业造成多么大的打击，进而对其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形成冲击。
而李斯特提出贸易保护理论时，德意志地区当时虽然是以农业为主，但其理学、数学、哲学、教育水平相对于非西欧国家甚至一些西欧强国来说都有绝对优势，另一方面德意志地区有许多露天、浅层煤矿，德意志地区是煤炭储存量最大的地区高达2300亿吨，可开采的煤矿240亿吨，铁矿也较丰富。德意志有较强的民族凝聚力，那时正处于德意志统一的前夜，李斯特发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是1841年，普鲁士统一德意志是1871年，并且1834年由38个德意志邦联的邦国组成了关税同盟。所以德意志地区具有发展工业的比较优势潜力，正是当这种比较优势潜力转化为有形的比较优势后，工业可以取代农业成为新的比较优势，重新参与国际分工。所以当贸易保护渐渐放开后，德国与世界展开国际贸易依然遵循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这种一个国家参与国际贸易中应当生产自己有比较优势产品的规律并没有被打破。
有人提出中东应当注重产业结构的更新换代，以防止国民经济过度依靠石油。然而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中东国家是否具有产业结构全面发展的潜力。首先，中东国家除石油外的矿产资源不够丰富，国土面积中可利用的面积小，人民受传统伊斯兰教教义的影响对从事一些行业有制约。其次，石油资源具有特殊性，不同于农业，带有很强的时代特征。假设中东的产油国集体把石油作为战略储备物资，集体大规模长期减少石油供应量，而向世界转为出口其他产品，这必将促进可替代的新能源的开发速度，和其他地区石油的探测开采，迫使世界采用新能源或转移进口渠道，之后如果中东再改为以出口石油为主，石油作为中东的比较优势将大大减弱。对他们的经济损失这无疑是巨大的，所以中东发展石油化工等围绕石油核心产业的政策是正确的。任何想要摆脱石油的束缚而另辟蹊径的做法可能会由于制约过多而失败。
那么对于中东和北非地区应当如何发展才是最有利的呢，首先应当坚持石油产业的核心地位不动摇，注重民众福利和贫富差距问题（有人指责贫富差距是单一的石油产业结构造成的，这完全是没有依据的，在许多产业结构多样化的国家，贫富差距也很大），注重国际政治关系，防止极端宗教民族主义的盛行。合理适当地利用石油产量上的宽紧政策作为政治砝码，因为李斯特的贸易保护理论不过是从两个角度出发的，一个是经济因素，希望通过产业结构的更新换代可以带动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从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另一个是政治因素，希望建立完善的工业体系来增加国防能力，减少对外国的依赖度，增加本民族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对于一个发展其他产业条件不足的中东石油输出国，国家人民生活水平福利很高，且可以用多余的资本去购买先进武器设备保证国家安全，并且利用石油资源作为有效的国际砝码。一个石油输出国完全可以像技术密集型的工业强国一样健康发展，他的经济是没有问题的。
当资源枯竭时，其国民收入已经很高，这个过程只不过是将石油资源变成人们手中资本的过程，并不会因为石油的枯竭而变得一贫如洗。若这些国家放弃比较优势理论，进行人为地强制产业结构更新换代，可能带来和预期相反的结果，反而使经济驶入不健康的方向。
三、重新审视比较优势理论
一个国家的某项产品是否具有比较优势，不应当简单地看其产品的相对成本和对国际市场的占有率，还应当看他的比较优势产品是否具有“需求刚性”，和要素所有者可以从该项产品中的收益率的高低，以及比较优势构成结构是否合理，如果一项产品同时具有以上三点，则可以被称为具有真实比较优势，否则将被称为具有表面比较优势。
比如，拿中国现阶段比较有优势的服装纺织行业来说，比较优势来源于较低劳动力成本，如果它的成本优势是建立在低劳动力成本的基础上，只具有这样优势不能够被称为有真实比较优势，因为现阶段中国的服装还会被欧美市场指责倾销，然而一旦中国的产品价格有所上升，可能马上会激发同类竞争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抢占这一市场，由于中国的产品容易被仿制替代，可能会导致原先的市场霸主地位瞬间瓦解，这就陷入了一种表面的市场垄断者的尴尬地位，我们不妨称其为“倾销陷阱”。事实也正如此，现在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我国纺织业大国的地位已经动摇，大量的纺织企业已经入驻东南亚。正是因为中国（纺织业、鞋业）、马来西亚（生产橡胶）是以较低的劳动力价格使其成为该国的比较优势产品的，且容易被模仿替代，这种表面的比较优势并非真实，所以这些国家必须进行产业结构的更新换代，以找到自身真实的比较优势，重新参与国际贸易，而石油的生产并非是以低劳动力价格为代价的，且短期内不易被替代，所以这种比较优势是真实的，中东和北非国家应该坚持。生产一种产品销量有保证，且能使生产者获得较大的经济利润，为什么要改换生产其他的产品呢？这本身已经达到了发展经济的目的。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保护贸易政策要想成功，必须确保它所保护的对象，将来能够具有竞争力，成为比较优势。
四、结语
设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为b，b越大则表示一个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越大，把一切有利于生产这种产品的因素称为潜在比较优势，用p表示，则p与b成正比，用h表示利润分配中用来支付给生产资料所有者和劳动力的部分，h与b也成正比，因为国际竞争中具有相同竞争力的两个产品，如果其利润是主要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购买技术设备和研发，而并非主要用于分配给生产资料所有者和劳动者，说明其正处于一种追赶积累阶段，于主要用于把利润分配给生产资料所有者和劳动者的企业来说，其产品的比较优势较小。
给出公式，b=f（h，p）
当我们讨论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的大小时，应当考虑它是否具有潜在比较优势，即一定时期内与其他国家虽然有差距，但本国具有在一定时期后使得本国产品具有竞争力的潜力，另一方面是要考虑本国产品具有竞争力后，依靠这一产业生存的人是否具有较大的利润空间，虽然有时一国的某一产业很具有竞争力，但如果利润空间较小，长期的竞争力只会破坏他国的有序市场，也无法使本国居民依靠这一产业富足起来。
在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对于那些有劳动力价格优势，而并非是拥有品牌、款式、技术优势的国家，显然其h要小一些，正是因为国际市场看重其较小的h，才将产业转移到这些国家，所以这些国家具备的b实际是等于或只是略高于拥有品牌、款式、技术优势的国家，所以其比较优势是表面的而非真实的，用图形表示是这样的
当h越小，其b也越小，当h趋于0，b趋于0，我们把h点趋于0即a点以西的区域称为“倾销陷阱”，因为这个区域的国际比较优势完全是建立在劳动力成本很小的基础上，此时b勉强大于等于0，但当h哪怕略有一点点提高都会迫使b=f（h，p）的图像向右平移到b’=f’（h，p），此时对于a’以西的区域b’
所有的国家在强调产业结构多元化，强调自主创新，强调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都应当在这一过程中寻找自身的潜在比较优势，如果不具备这样的优势，其结果可能只是照猫画虎，永远无法形成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参考文献：
篇9
一、正确认识任务型教学
任务型教学（task-based language teaching，TBLT）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一种强调“做中学”（learning by doing）的语言教学方法，把语言运用的基本理念转化为具体实践意义的确课堂教学方式，是20年来交际教学思想的一种发展形态。所谓 “任务”，简言之，就是“用语言做事”， 在“用语言做事”的过程中，学习者始终处于一种积极的，主动的学习心理状态。任务的参与者之间的交际过程也是一种互动的过程。为了完成任务，学习者以“意义”为中心，尽力调动各种语言和非语言的资源进行“意义”共建，以达到解决某种交际问题的目的。完成任务的过程催化了学习者自然的和有意义的语言运用，营造了一个有利于学习者语言习得和内化的支持环境。
二、正确认识和把握任务与活动，练习的关系
实际上，任务型教学又是活动教学理论的一种实践。所谓活动教学，主要指在教学过程中建构具有教育性，创造性，实践性，操作性的学生主体活动为主要形式，以鼓励学生主动参与，主动探索，主动思考，主体实践为基本特征，以实现学生多方面能力综合发展为核心，以促进学生整体素质全面提高为目的的一种新型教学观和教学形式。任务，是任务型教学的核心概念。之所以称之为任务型教学是因为从教学内容的选择到课堂教学的组织，实施，评价都是围绕任务进行的。任务型教学的交互性，真实性，过程性，学用结合，学习者的个人体验和主动参与等特征都是通过让学习者完成交际任务，即通过开展有目的的交际活动体现出来的。可见，活动是实施任务型教学的主要渠道，活动贯穿于任务型教学的始终。
三、正确认识任务型教学的本质特征
第一：互动性原则。之所以把“互动性”放在第一位，这是因为语言学习本身的最终目的是要学会用语言交际。互动性是交际的核心。互动性的重要作用集中体现在能够促进语言自动性的生成，这也是二语习得研究者从探究儿童语言习得过程获得的启发。既然是互动就一定涉及合作，只有参与交际的各方积极合作善于合作才能顺利达到交际目的，并从对方的语言运用，意义协商，交际策略的使用中领悟其对自我语言使用的反馈，接触新的语言现象和表达方式，丰富扩展自己的语言系统。
第二：引进真实文本原则。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从某种意义上说，学习一种语言就是学习另一种文化。引进真实文本的意义在于：真实文本使学习者直接接触目的语言文化，有助于获得对目的语言的真实体验，能够促进学习者以接近母语的方式使用新的语言参与有意义的交际，而不是展示自己的语法或词汇知识。真实文本的另一特点是不脱离特定语境。语境对语义理解和语言使用的影响制约不容忽视。强调引入真实文本并非任务型教学首创，它有利于培养学习者的文化意识，语境意识。针对语境使语言学习生动有趣。
第三：过程性原则。让学习者体验学习过程是任务型学习的宗旨之一，在某些情况下学习过程是第一性的，而学习内容是第二性的。交际是一个过程，交际能力的获得也是一个过程，它以具备各方面的知识技能为前提，但这些知识技能能否转化为交际能力，相当程度取决于学习者是否具备过程能力。任务型教学重视将学习者注意力吸引到学习过程上来将有助于过程能力的培养。
第四：重视学习者个人经历对学习的促进原则。任务型教学坚信有效的语言学习不是传授的，而是经历的。学习者个人经历对学习的促进作用一方面表现在对学习活动的认知参与，通过亲身感受获得个人体验，建立起对客体的认识和理解。对学习者来说，这种通过参与由亲身经历形成的认识较直接被他人告知而获得的认识更具实际意义。
第五：课堂语言学习与课外语言运用的相关性原则。该原则体现了学用结合，学以致用的理念。任务性教学注意到了传统语言教学与社会实践脱节的问题，并试图予以克服。它旨在把语言教学真实化和课堂社会化。课堂语言学习与课外语言运用紧密联系的重要意义是可以缩小课堂与社会的距离，把学生作为社会的人通过学习促进学生的社会化。课内学习与课外运用紧密联系的另一作用在于能够有效激发学习者的内在动机。
四、正确认识任务型教学的课外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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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ertificate of calibration equipment no conclusion principle， can use through the confirmation to a conclusion， so the calibration certificate written confirmation is necessary.
[关键词]：不确定度 校准证书 确认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 A
[keyword]： the uncertainty of the calibration certificate validation
0.前言
对校准证书进行确认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测量设备符合预期使用要求。只有测量设备已被证实适合于预期使用要求并形成文件，计量确认才算完成。
1.对校准机构资质确认
1.1法定的计量检定机构（地方县以上计量所或政府部门授权的计量站等），出具的证书上应有授权证书号；如果检定机构未提供，则该证书无效。
1.2CNAS认可的校准实验室，出具的校准证书上应有认可标识和证号。如果校准实验室未加盖CNAS认可章，则该证书无效。
2.对校准机构测量能力的确认
2.1测量项目应在授权范围内，出具检定证书；在设备检定前应对检定机构进行评价，确定其是否具备该项目的检测能力。
2.2应在认可范围内，出具校准报告或证书，校准证书应有包括测量不确定度。
3.溯源性
3.1测量结果能溯源到国家或国际基准。无论是检定证书，还是校准证书都应提供标准器的溯源证明：包括标准器的证书号和有效期。
3.2满足实验室检测或校准要求。校准证书应提供与溯源性有关的信息，包括不确定度及其包含因子的说明。
3.3校准证书中一般不给合格与否的结论。所以在得到校准证书后，要求技术人员认真核对证书中技术参数是否满足测量设备标准要求，给出是否满足要求的意见。
4.针对校准证书中，已经给出校准点的示值误差、校准结果的扩展不确定度的关系来判定设备合格与否。
4.1当示值误差的不确定度U95与被评定的测量仪器的最大允许误差的绝对值MPEV之比应小于或等于1：3，即：U95≤1/3MPEV.
4.1.1被评定测量仪器的示值误差在其最大允许误差限内时，可判为合格，即：≤MPEV为合格。
4.1.2被评定测量仪器的示值误差超出其最大允许误差MPEV时，可判为不合格，即>MPEV为不合格。
4.2若示值误差的不确定度U95与被评定的测量仪器的最大允许误差的绝对值MPEV之比应大于1：3，即：U95>1/3MPEV.
4.2.1被评定测量仪器的示值误差的绝对值小于或等于其最大允许误差的绝对值MPEV与示值误差的扩展不确定度之差时可判为合格，即：≤MPEV-U95为合格。
示例：对混凝土贯入阻力仪进行校准，1000N测量点的实际值为1004.2N，该测量点的不确定度为U=1N（K=2）
即A0=1004.2N，U=6N，A=1000N，MPEV=±10N，则=1000-1004.2=-4.2N，尽管此时≤MPEV，但的绝对值大于MPEV-U95的绝对值，因此判定计量要求未得到满足。
4.2.2被评定测量仪器的示值误差的绝对值大于或等于其最大允许误差的绝对值MPEV与示值误差的扩展不确定度之和时，可判为不合格。
4.2.3当被评定测量仪器的示值误差既不符合合格判据又不符合不合格判据时，为处于待定区。
4.3对示值误差的评定处在不能做出符合性时，应采取的措施
4.3.1通过采用准确度更高的测量标准，减少测量不确定度。
4.3.2通过改善环境条件，减少测量不确定度。
4.3.3增加测量次数，减少测量不确定度。
4.3.4改变测量方法，减少测量不确定度。
5.校准证书确认中存在的问题
5.1证书信息不全：校准证书信息空缺，校准证书信息错误，不能辨认证书是哪台设备。
5.2测量范围不符合：校准的参数范围未覆盖所申请的能力，如低温延度仪，需要使用5℃、10℃、15℃，而校准证书中的检测点只有15℃，实验室没有识别出来。
5.3校准放不具备该项资质：送检前只对该检测机构的资质证书进行评价，没有对证书副本进行评价，该检测证书在有效期内，而其校准能力表无该校准项目。
5.4修正因子未使用：实验室往往知道校准的设备有修正因子，而使用的时候设备被使用者忽略掉，所以所有校准证书和其确认证书的复印件要随设备仪器存放在现场。
6.小结
综上所述，为保证设备真正满足使用要求，对检定/校准证书进行书面确认是非常右必要的。
参考文献：
【1】JJG455-2000《工作测力仪》
【2】CNAS-GL05《测量不确定度要求的实施指南》.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