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诈骗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金融诈骗，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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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凭证诈骗罪，是指使用伪造、变造的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一）客体要件

本罪所侵害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侵犯了国家有关金融凭证的管理制度，同时又对公私财产的所有权造成损害。从广义上来说，汇票、本票、支票都属于银行的结算凭证，与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等金融凭证具有相同的性质。但作为本罪行为对象的金融凭证，则仅是指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及银行存单。如果使用伪造的、变造的汇票、本票、支票进行诈骗，构成犯罪的，不构成本罪、而应是票据诈骗罪。

所谓委托收款凭证，是指收款人委托银行向付款人收取款项所提供的凭据与证明。利用委托收款的方式进行银行结算，其必以收款人向其开户银行填写委托收款的凭证，并提供收款依据为前提。收款的依据一般有经济合同、各项劳务费用的收费单据、各项代办业务的手续费凭证等证明。委托收款凭证根据其方式的不同可分为邮寄和电报划回两种情况，具体采用哪种，则由收款人自己加以选择，在付款期满后，银行即将应付的款项划转到收款人的帐户上。所谓汇款凭证，是指汇款人委托银行将款项汇给外地收款人时所提供的凭据和证明。按照银行传递凭证的方式不同，可分为信汇和电汇两种方式。前者即信汇方式、是指委托银行以邮寄的方法划转款项；后者即电汇，则是指委托银行采用电报的方式划转款项。

所谓银行存单、作为一种银行结算凭证，亦是一种信用凭证。它是由客户即存款人向银行交存款项、办理开户后，由银行签发的载有户名、帐号、存款金额、存期、存入日、到期日、利率等内容的一种银行到期绝对付款的结算凭据和证明。存款人凭其可以办理存款的取存，银行则凭其办理收付款项，次数较少，是具有相对固定性的储蓄业务，如一次性的整存整取、定活两便的储蓄存款等就是凭银行存单予以结算。

（二）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使用伪造、变造的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进行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行为。

所谓伪造，是指仿照真实的金融凭证形式的图样、格式、颜色等特征擅自通过印刷、复印、描绘、复制等方法非法制造金融凭证或者在真实的空白金融凭证上作虚假的记载的行为。所谓变造，则是指在真实的金融凭证的基础上或者以真实的金融凭证为基本材料，通过挖补、剪贴、粘接、涂改、覆盖等方法，非法改变其主要内容的行为，如改变确定的金融、有效日期等。所谓伪造、变造的金融凭证，就是已经过伪造手段产生或变造手段加以改变的虚假金融凭证。

所谓使用，在这里是指将伪造或变造的金融凭证谎称、冒充为真实的金融凭证，用之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是否实施了使用之行为，是构成本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重要界限。行为人如果仅有伪造、变造金融凭证的行为，但没有使用的，则只构成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如果既有伪造、变造金融凭证的行为，又用之骗取了他人财物的，这时，伪造、变造的行为实属本罪的手段牵连行为，对此应择一重罪定罪科刑。

应当指出，进行金融凭证诈骗活动，只有达到了数额较大的起点标准，才能构成本罪。杏则，如果没有达到数额较大的最低起点，即使有使用金融凭证进行诈骗的行为，也不能构成本罪。对于数额较大，不能仅仅理解为行为人在客观上已实际骗取的数额，其应当结合行为人的主观企图或在客观上可能骗取的数额加以全面分析而认定。可能达到数额较大，但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没有得逞，构成犯罪的，应以金融凭证诈骗罪的未遂论处。所谓数额较大，参照《解释》，是指个人诈骗数额达到5万元以上，单位使用金融凭证诈骗达到10万元以上。

（三）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既包括个人，亦包括单位。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与金融凭证诈骗的犯罪分子串通，即在实施金融凭证诈骗的前后过程中，相互暗中勾结、共同策划、商量对策、充当内应，为诈骗犯罪分子提供诈骗帮助的，应以金融凭证诈骗共犯论处。这是因为，进行金融凭证诈骗活动实现其非法骗取他人财物的意图，往往离不开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内部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犯罪分子提供企业信号、联行行号及密押等信息。还应注意的是，对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的上述行为不能一概而以金融凭证诈骗共犯而论。例如，因自己的利用职务之便的主要行为，造成了本单位的经济损失的，此时应当按照贪污罪或职务侵占罪定性。只有因其帮助行为在造成了除自已所在金融机构以外的其他金融机构的经济损失的，以及不是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为主利用职务之便而侵吞、诈骗的，才以本罪共犯处罚。但无论以何罪处罚，都应从重处罚。如果在进行此种犯罪的过程中还有其他犯罪行为如受贿的，则按牵连犯从重处罚。

（四）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必须出于故意，过失不能构成本罪。行为人对所使用的伪造、变造的金融凭证必须表现出明知。如对伪造、变造的金融凭证不表现为明知，即不知道所使用的金融凭证是伪造或变造的，则不构成本罪。行为人如果是在不知道的情况下使用的，如持有金融凭证的人所持有的金融凭证是其前手诈骗、盗窃、抢劫、抢夺而来自己却不知情的；或者受人委托使用委托人提供的本身是冒用的金融凭证的、自己完全不知情的，就因为不是出于故意而不构成本罪。

对于犯罪的目的，本罪要求出于非法占有之目的。杏则，如无非法占有的目的，即使出于故意也不可能构成本罪。不过，行为人明知自己所使用的属于伪造、变造的金融凭证，仍决意使用，其非法占有的目的不言而喻。

二、认定

1、本罪与诈骗罪的界限

本罪与诈骗罪，两者之间存在着法条竞合关系。行为人以金融凭证进行诈骗属于诈骗罪的一种表现形式，前者即本罪为特别法条，后者即诈骗罪为一般法条。根据法条竞合适用的原则，除有特别规定的除外，应依特别法条在这里即为本罪定罪量刑。

2、本罪与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的界限

行为人伪造或变造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又用之骗取财物的、属于手段牵连行为，根据牵连犯的处理原则应择一重罪进行处罚。

三、处罚

l、犯本罪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l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所谓情节严重，是指诈骗数额巨大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所谓数额巨大，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是指个人诈骗数额达5万元以上，单位诈骗金额达30万元以上。至于其他严重情节，一般是指进行金融凭证诈骗集团的首要分子；多次进行金融凭证诈骗、恶习不改的；因其诈骗造成受害人巨大经济损失的；金融凭证诈骗款项用于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等等。

2、犯本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处l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所谓情节特别严重，是指诈骗数额特别自大或者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个人诈骗数额达到10元以上，单位诈骗达到l00万元以上的，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即可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至于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主要是指以金融凭证诈骗为常业的，因其诈骗造成他人特别巨大经济损失的，属于惯犯、累犯或多次作案的，具有多个严重情节的，等等。

篇2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1999）刑复字第103号

    被告人张奇，别名张明亮，男，1956年  11月  14日出生，汉族，北京市人，无业（1995年6月至1996年被聘为北京银盾警业商贸集团招商引资部经理），住北京市西城区高梁桥东巷7号，1997年10月7日被逮捕。现在押。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原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指控被告人张奇犯金融凭证诈骗罪一案，于1998年9月10日以（1998）一中刑初字第  116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张奇犯金融凭证诈骗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宣判后，张奇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  1999年  3月  18日以（1998）高刑终字第  599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本院核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复核。现已复核终结。

    经复核查明：1996年6月，中国警察学会公安学基础理论专业委员会联络中心副主任兼北京银盾警业商贸集团（以下简称北京银盾集团）副总裁张洪发（另案处理）与时任北京银盾集团招商引资部经理的被告人张奇共谋以支付高息为诱饵，骗取储户在银行的存款。二人通过高建忠、牟义杰（均另案处理）得知北京市百货大楼（后更名为北京市王府井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闲置资金，便让高建忠、牟义杰欺骗北京市百货大楼称，北京市百货大楼若将资金存入中信实业银行西长安街办事处，除存款银行付给国家规定的利息外，待该款贷出后，贷款方还支付一部分高于银行的利息。同年7月5日，北京市百货大楼将2000万元存入中信实业银行西长安街办事处。尔后，张洪发、张奇指使高建忠、牟义杰持中信实业银行西长安街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陈瞳（另案处理）提供的北京市百货大楼预留印鉴卡复印件私刻了“北京市百货大楼财务专用章”和该百货大楼总会计师刘玉兰的印章。张洪发伪造了北京市百货大楼转款的银行信汇凭证。同月10日，张洪发使用伪造的银行信汇凭证到中信实业银行西长安街办事处将2000万元划入中国警察学会公安学基础理论专业委员会联络中心在该办事处的帐户上，骗得北京市百货大楼存款2000万元。事后，张奇分得赃款8万元，其余赃款被张洪发和北京银盾集团使用，造成损失1200余万元。

    1997年3月，北京恺波特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田际道（在逃）让张奇帮助拉资金。张奇通过关四虎（在逃）、李琪梁（另案处理）等人以前述手段诱使中国商检报社于同月  27日将  1000万元存入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崇文门分理处。随后，田际道找人私刻了中国商检报社财务专用章和法人名章，让张奇比对后，伪造了中国商检报社转款  990万元给北京恺波特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的银行信汇凭证。同年  3月  31日，张奇指使李琪梁到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崇文门分理处将  990万元划入北京恺波特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设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莲花河分理处的帐户上，骗得中国商检报社的存款  990万元，事后，张奇分得赃款  16万元，其余赃款被北京恺波特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使用。案发后追缴赃款、物品共计人民币  230万余元，尚有  750余万元未追回。

    1997年5、6月间，张奇与北京公达房地产公司副总经理祖峰（在逃）相识。祖峰获悉北京华川经济贸易开发公司有600万元闲置资金欲存到银行赚取高息。遂与张奇、铁歧（另案处理）共谋骗取该款。同年  7月  31日，祖峰通过他人以前述手段，诱使北京华川经济贸易开发公司将  600万元存入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宣武门分理处。随后，祖峰向北京华川经济贸易开发公司索要了该公司的预留印鉴卡和进帐单复印件交给铁歧。铁歧指使王艳秋（同案被告人，已判刑）持北京华川经济贸易开发公司的预留印鉴卡私刻了“北京华川经济贸易开发公司财务专用章”和该公司法定代表人鲍鸿玺印章。张奇对私刻印章进行比对后，伪造了北京华川经济贸易开发公司转款  590万元给北京公达房地产公司的银行信汇凭证。同年8月4日，铁歧等人持伪造的银行信汇凭证到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宣武门分理处将  590万元划入北京公达房地产公司帐户上，骗得北京华川经济贸易开发公司的存款590万元。事后，张奇获得赃款  5万元，其余赃款被北京公达房地产公司使用。案发后，追缴赃款519万余元，尚有70万余元未追回。

    1997年  8月，祖峰获悉北京送变电公司有闲置资金1000万元。遂与张奇、铁歧共谋骗取该款。同月6日，祖峰以前述手段，诱使北京送变电公司将1000万元存入中国银行北京分行莲花河分理处。次日，祖峰向北京送变电公司存款人索要了该公司的预留印鉴卡和进帐单复印件交给铁歧，铁歧让王艳秋持北京送变电公司的预留印鉴卡私刻了“北京送变电公司财务专用章”及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曹晋恩的印章。张奇对私刻的印章进行比对后，伪造了北京送变电公司转款  980万元给北京公达房地产公司的银行信汇凭证。同年8月11日，铁歧指使他人到中国银行北京分行莲花河分理处划款时，银行工作人员发现银行信汇凭证上的印鉴与预留印鉴不符，诈骗未得逞。

    综上，被告人张奇伙同他人  4次使用伪造的银行信汇凭证，诈骗储户存款共计4560万元（其中980万元未遂），张奇分得赃款29万元。案发后追缴赃款、物品共计1510万余元，尚有2000余万元赃款未追回。

    上述事实，有查获的伪造的印章和银行信汇凭证、鉴定结论、证人证言及同案被告人的供述证实，被告人张奇亦供认。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张奇伙同他人使用伪造的银行信汇凭证，骗取储户存款，其行为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在共同犯罪中，张奇参与预谋、比对假印章、伪造银行信汇凭证，并指使他人划款，参与分赃，起主要作用，系主犯。但鉴于张奇系帮助他人实施金融凭证诈骗，骗得的赃款绝大多数为他人或其他单位占有，张奇所得赃款数额不大，且认罪态度较好，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相对小于张洪发等人，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一、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但量刑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三）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二款、第一百九十九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1998）高刑终字第  599号刑事判决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998）一中刑初字第1162号刑事判决中对被告人张奇的量刑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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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骗招数一:

理清银行卡消费债务

“钱还没汇吗?我原先那张银行卡磁条坏了,把钱打到农业银行6228482310495327919,陈小林。”某日,在外企上班、平时习惯网购的职员赵小姐收到这样一条短信。收到短信,她还真以为是自己某一笔网购交易成功后忘记付款了,但登录淘宝网站之后发现,所有交易都已经付款成功,她这才意识到自己收到的是一条诈骗短信。

“如果不是核对一下,也许我就莫名其妙地把钱给汇出去了,因为自己正在网购,所以总觉得应该给卖家付款。”赵小姐这样表示。

与她有相同情况的人不在少数。刚刚使用信用卡消费过的张先生,前两天收到所谓农业银行发来的催款短信:“您从农行信用卡透支消费5000元,为不影响信用卡的使用,请将5000元汇入卡号为6228481120648278815,户名为张斌的账户,农业银行客服。”看了两遍,张先生才发现这是一条诈骗短信。“一开始就觉得是真的,因为我刚巧透支了5000元,后来想起来自己的卡是建行的,怎么农行在催款了,这才意识到差点上当。”张先生这样表示。

事实上,诈骗者之所以设计这样的短信语言,正是要钻人们对自己银行卡消费债务不甚清楚的空子。因此,谨防上当的第一步,应该是全面梳理银行卡消费债务,对自身的财务情况做到心中有数。

防骗招数二:

备份银行客服电话单

了解过自己的财务状况,市民还应对储蓄银行的客服电话及客服短信平台号码有一个基本的印象。

例如大家所熟知的工商银行客服热线为95588,其短信平台号码通常是95588或4006695588;招商银行客服热线为95555,短期平台号码为4008205555;建设银行客服热线为95533,短信平台号码为4008200588;中国银行客服热线为95566,短信平台号码为4006695566。

当然,目前开设分支行的银行数量有数百家,客户把所有客服电话单都记住非常困难,但应该将常用银行卡客服电话记住。如果实在记不住,也要牢记一点,即银行任何短信通知,绝对不会使用个人手机号码。因此,看到异常号码传发的催款短信,只要您拿不准,就一定要致电银行客服,由客服为您转接到相应部门进行查询,不要回复异常短信,以免财产蒙受风险。

防骗招数三:

收到短信后直接拨打110

公安部门在10086短信中提醒,凡是接到陌生人要求转账、汇款的短信或者电话的时候,请您做到,不听、不信、不转账、不汇款,并且立即拨打110报警,以防受骗。

目前,公安部门已开通了反诈骗咨询服务台,这是公安部门新近推出的打击防范电话诈骗的新举措。今后市民遭遇电话或短信诈骗,或者没有办法辨明来电显示真假的时候,可以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电话。接警员会立即把电话切到反诈骗咨询服务台,由相关的专家和民警为你答疑解惑,对报警的市民进行劝阻,帮助他们减少损失。

相关人士表示,虽然各类电信诈骗被媒体多次曝光,但仍有市民上当受骗,说明除了市民的防范意识有待提高外,对于电信诈骗的预警宣传还存在真空地带。

对此,银监部门日前也表示,金融系统将在今后继续加强涉及个人银行账户开立、大额汇款和转账、网银、ATM机等业务的管理。在具备条件的网点,将开辟专门窗口,由业务能力强的业务员专门办理大额汇款业务和转账业务,发观可能涉及诈骗案件的转账业务,及时拨打110报瞥服务电话。银监部门也表示,对成功堵截诈骗案的员工将进行奖励。

防骗招数四:切莫用“歪招”惩戒金融诈骗

骗子并不高明的诈骗短信近来屡屡得手。先是一位教授被骗走了270万元,接着又有几名市民分别被骗走十几万元。这些案件在市民中引起轩然大波,甚至有一些市民觉得,应该破坏掉骗子提供的账户,这样至少能使一些将要汇钱给他的上当者有所警觉。笔者认为,受骗人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做法不能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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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诈骗罪 非法占有目的 非法占用目的

一、金融诈骗罪主观构成要件之争论

观点一认为：金融诈骗罪的构成一般应以非法占有目的作为主观要件，但部分金融诈骗罪的构成不应以非法占有目的为主观要件，这主要取决于刑法的具体规定。如从刑法第198条对保险诈骗罪的文字规定可推断出投保人骗取保险金必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是“占用型”金融诈骗罪的构成无需具备非法占有的主观要件，如刑法第195条第（三）款规定“骗取信用证的”行为，构成信用证诈骗罪，实践中无论是非法占有目的还是非法占用目的的信用证诈骗行为都构成信用证诈骗罪。主要理由是：(1)金融诈骗罪中的“诈骗”与侵犯财产罪中的“诈骗”并不完全等义。我国金融诈骗罪中的“诈骗”包括骗取财物型诈骗和虚假陈述型欺诈两种情形。骗取财物型诈骗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虚假陈述型欺诈则不必具有非法占有目的。(2)符合刑法的立法精神。我国刑法对金融诈骗罪的规定侧重于维护金融管理秩序。

观点二认为：刑法规定的八种金融诈骗罪无一例外地都必须以非法占有目的作为主观要件。理由是：(1)不论是金融诈骗罪，还是普通诈骗罪，都是目的犯。金融诈骗罪是从普通诈骗罪派生出来的，既然是诈骗，行为人当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2)集资诈骗、贷款诈骗罪之所以规定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为了与刑法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高利转贷罪划清界限，而其余金融诈骗罪对非法占有目的不作规定，是因为“不言自明”的，对这些犯罪，条文都使用了“诈骗活动”一词，表明了非法占有目的。(3)对于在法条上未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金融诈骗罪，并非不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是这种欺诈行为本身就足以表明行为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

综上所述，第一种观点从法条的具体规定入手想理清各个金融诈骗罪的主观目的，但也是不易合立法原意的。第二种观点虽认为非法占有目的是所有金融诈骗罪的主观要件，看似与第一种观点相对立，并且也成为代表学界和实务界主流的观点，但其认为法条所规定的各种客观欺诈行为本身就已表明了行为人具有该主观目的，在司法实践中不需去证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或可通过司法推定对具有特定情形的行为人可推定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肯定了非法占有目的不是金融诈骗罪的主观要件。

二、“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基础——行为理论

当今刑法中，“行为的观念处于犯罪概念的核心” 。古典学派重视个别犯罪行为的客观意义，确立了“无行为则无犯罪的原则” ；近代学派虽然提出“应受处罚的不是行为而是行为人”，但是，行为概念在刑法体系上具有双重意义：第一重意义是分类的意义，即行为对刑法的所有现象而言是最高统一体；第二重意义是定义的意义，即所有的犯罪要素都是作为形容词而添加在行为这一名词之前的。德国刑法学家迈霍弗尔认为行为具有三种机能，即作为基本要素的机能、作为结合要素的机能和作为界限要素的机能。所谓基本要素的机能是指在刑法性判断的范围之内作为记述性确认和规范性评价来考虑的所有附加语都必须回溯到行为这一共同的基础概念之上；作为结合要素的机能是指在构筑犯罪论体系时把不法的、有责的、可罚的无价值判断结合在一起的是行为；作为界限要素的机能指把刑法上不重要的行为一开始就不视为行为、将其置于刑法的考察范围之外。 从行为概念所具有的机能来看，行为概念是刑法上不可能放弃的概念，因为正是行为是刑法规制的对象，行为给刑事归责划定了最外在的界限。因此，在构成要件论以前的阶段所讨论的一般行为是犯罪概念的基石。

（一）包容型法条竞合的特征决定非法占有目的是金融诈骗罪的要件

我国现行刑法除了规定诈骗罪（刑法第266条，又有人将之称为普通诈骗罪）之外，还规定了合同诈骗罪（刑法第224条）以及在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主义市场秩序罪中用专节规定金融诈骗犯罪是指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有价证券诈骗罪和保险诈骗罪等八个罪名。由此分析，刑法第266条规定的诈骗罪和其他条文所规定的各种特殊形式的诈骗罪之间并非平等并列的关系，诈骗罪与其他特殊形式的诈骗罪之间属于刑法理论上的普通法条和特别法条的法条竞合关系，两者具有包容关系。而决定这种包容关系存在的原因是“诈骗”这一因素，因为，无论是金融诈骗罪还是普通诈骗罪，都无不具有“诈骗”这一内在因素或特征。包容型法条竞合的两个法条之间的特征之一就是表现为一法条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在整体上包涵了另一法条所规定的构成要件，在任何情况下，能够为其中外延小的法条所评价的犯罪行为，从逻辑上必然能够为另一外延大的法条所评价。正是因为这一点，笔者认为，金融诈骗行为首先应符合普通诈骗罪构成要件的行为。诈骗罪是一种侵犯财产所有权的犯罪，因此其主观本质特征就必然表现为以非法占有他人财产为目的。

（二）对非法占有目的这一金融诈骗罪的必要条件未作规定是立法技术在刑法立法中的运用

刑法之所以对大部分金融诈骗罪在法条上未规定非法占有目的，并不是立法的疏漏，而是立法技术在刑法制定中的运用，是立法功利主义的体现。是以其极少数的条文，网罗极复杂的社会生活，为便于适用和遵守起见，条文固应力求其少，文字应力求其短，以免卷帙浩繁，人们有无所适从之叹。我们知道，非法占有目的这一主观要素虽然在盗窃罪、诈骗罪的条文中未得到体现，但我国刑法理论界一直认为，盗窃罪、诈骗罪的主观要件包括非法占有目的。如果没有非法占有目的我们就很难将盗窃罪和一般的盗用行为、诈骗罪和一般的欺诈行为相区别。对此，司法实务界均予以认可而并无异议。这说明，刑法虽然实质上要求某犯罪之构成须具备某种要件，但可能因为该要件众所周知，出于立法的简洁性而对之未进行规定，这种要素实际上就是刑法理论上所讲的“不成文构成要件要素”。因而，在一些刑法明确需要非法占有目的，又不至于出现混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场合，刑法分则条文往往并不明文规定非法占有目的。但此时非法占有目的这一“不成文构成要件要素”亦如规定于条文中的构成要件要素一样对认定犯罪起决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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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机构;新型诈骗;问题;对策

近年来，我国经济、金融总体运行平稳，但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特别是随着科技与互联网络的迅猛发展，针对金融机构的欺诈和犯罪日益增多，并呈现出多样化、科技化的特点，给金融机构及客户造成了非常大的风险和损失。因此，作为银行业金融机构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不断认真总结、分析、研究和改进银行业反欺诈防范措施，以更加有效地应对和防控各类金融诈骗行为的发生，构筑防范金融犯罪的坚强壁垒。

一、银行业新型诈骗的几种类型

主要包括网上银行欺诈、电话银行欺诈、网络欺诈、电信欺诈、盗刷银行卡、POS套现、贷款欺诈、重要空白凭证欺诈（存折、存单、银行承兑汇票等）以及其他类型的欺诈风险。

二、欺诈风险的表现形式及特征

（一）不法分子常用的欺诈手段有：

1.利用假网站和手机短信，冒充银行名义向客户发送诈骗短信，声称客户中奖或账户被他人盗用等，要求客户尽快登录到短信中指定的网站进行身份验证，从而获取客户的卡号、密码、身份证件等信息后盗取客户资金。

2.以垃圾邮件的形式大量发送欺诈性邮件，这些邮件多以中奖、顾问、对账等内容，或是以银行账号被冻结、银行系统升级等各种理由，要求收件人点击邮件上的链接地址，登录一个酷似银行网页的界面，而用户一旦在这个指定的登录界面输入了自己的卡（账）号、密码等，这些信息就会被窃取。

3.假冒银行网站诈骗。在网络上设置与真银行网站域名相似或外观相似的站点，诱骗客户输入用户名及口令，盗取信息后进行网银转账。

4.利用银行自助设备诱骗客户。 一是冒用银行、卡组织等金融部门名义粘贴虚假信息，诱骗客户进行转账操作，诈骗客户资金;二是在客户取款时，犯罪团伙通过故意与取款人搭话来分散取款人注意力，并设法盗取客户银行卡账户信息和密码或调换客户银行卡。

5.通过木马程序等网络技术手段或其他手段，远程操纵客户电脑获取客户密码等认证信息，从而盗用客户资金。

6.信用卡诈骗。一是盗用他人身份办卡，并迅速透支套现;二是伪造卡或伪造信息办卡后盗刷;三是冒领、盗窃他人卡，不法分子套取密码盗用。

7.注册虚假商户利用POS机盗刷信用卡套现或以消费名义刷卡套现等。

8.提供虚假申请材料骗取银行贷款。

9.伪造票据骗取银行资金。

（二）新型诈骗案件的特点

1.地域跨度大，被骗人不止局限于当地，犯罪分子利用新的通讯方式能轻松在全国各地行骗。

2.行骗速度快，犯罪分子谎称是熟人有事、或者自己为公安人员。编造虚假电话、短信，甚至是飞信、微信等等，地毯式的给群众虚假信息，作案时间短，范围广，侵害面大，在受害者想清楚之前就完成了作案。

3.信息诈骗手段翻新速度很快，开始只是单一的虚假短信，发展到现在各种网上显号软件、显号电台等等，成了一种高智慧型的诈骗。

4.受骗人群多为中老年人，信息渠道窄，辨别能力差，容易被骗子以小利诱惑。加之，子女多在外工作，当接到子女发生意外的电话时，多惊慌失措，如果碰巧再联系不上子女，多半会受到不法分子蒙骗。

5.诈骗多为团伙作案，分工明细，所采用的诈骗方式多为远程的非接触式的诈骗，这就使得案件发生后，公安机关侦破困难。

三、典型案例

案例一：肖某，23岁，2013年11月12日来某金融机构办理网银开户业务，柜员通过询问发现，肖某之所以办理网银是因为其QQ上某好友（事后发现此号被盗，被人用来恶意行骗，并非本人）向其谎称有急事急需用钱，并提供账户。肖某急忙办理网银向其汇款，银行工作人员怀疑这是新型网络诈骗，对肖某进行劝阻，让肖某通过手机和朋友和其亲属联系，终于发现自己被骗的现实，成功阻止了一例网络诈骗。

案例二：2014年初，一企业法人代表来某金融机构咨询，称有人向其提议租用其pos机并想用本地企业账户申请pos机进行信用卡套现，并给予好处费。该企业负责人向银行工作人员询问此法是否可行？银行工作人员向其详细说明了pos套现的危害性与违法性，成功阻止了犯罪分子将某银行pos机作为违法工具的计划。

案例三：2013年6月，有客户接到手机短信称其信用卡涉嫌参与洗钱活动，并被冻结。客户打通电话，对方称其为某某市公安局，通过电话号码查询确为当地公安局电话号码。对方称其涉嫌洗钱，需将其财产移至指定账户，证明是无罪后归还，否则将一并作为赃款扣除。银行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情况后，发现极有可能是一起利用新技术的电信诈骗案件，劝说客户报警，最终客户没有造成损失。

四、反欺诈风险管理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银行业竞争呈不断加剧之势。为了应对竞争，各家金融机构不断推出新产品，加快业务发展来争夺客户市场。但同时，银行也必须面对与之相伴的不断增长的各种风险的威胁。风险管理成为中国银行业经营管理中的关键议题。

银行在经营管理过程中面临的最主要风险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而欺诈风险作为操作风险中的一种，近年来，虽然各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都相继实施了一些行之有效的防范措施，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各种类型的操作风险中，对银行业影响最为重大、破坏力最为深远的还是欺诈风险，首先是内部欺诈，其次是外部欺诈。

目前，少数金融机构对欺诈风险的认识不足，在管理理念、管理框架、以及管理技术、系统、人才等方面都略显不足，这与当前严峻的欺诈风险形势形成较大反差，在欺诈风险管理的战略管理、业务操作、系统平台以及反欺诈技术等各方面都面临诸多挑战。

五、对策及建议

为了更好的识别欺诈和控制欺诈，维护企业声誉，并为客户提供安全高效的服务体系，银行业金融机构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树立反欺诈理念，健全反欺诈实施方案。对各业务和管理条线欺诈交易进行监测分析、调查报告，建立银行内部通畅的风险报告制度，建立欺诈事件的监测预警机制，从各类业务产品为切入点，逐步实现从客户整体层面对欺诈事件的预警，注重对安全和欺诈预防情况的整体评估。

2.加强对员工的反欺诈培训。（1）对所有员工进行金融业务基础培训;（2）对管理岗位员工进行制度培训，如银行反欺诈、反洗钱的法律和政策;（3）对业务人员进行针对培训，如根据工作岗位进行信用卡、票据、贷款欺诈的识别和预防等;（4）开展重点培训，如季度、年度反欺诈教育，对不同时期突发的欺诈进行信贷、网银、票据、账户盗用等反欺诈培训。

3.扩大宣传，层层强化防诈骗意识。金融机构可以利用柜面前台、宣传栏、LED屏等宣传电信诈骗风险，也可以定期在集市、要道等位置开展形式多样的宣讲活动，全方位提醒客户此类金融诈骗的表现形式与潜在风险，也可以通过发放防诈骗小手册，帮助客户增强识别各种诈骗的能力和意识。

4.强化对客户的风险提示工作。对客户讲解如何保护本人资料、银行卡、密码等资料和不要轻易相信中奖短信等欺诈资讯，从源头上减少欺诈行为的发生。

5.加强对各类欺诈风险的防控。

（1）对贷款欺诈行为：①把好客户准入关，完善不良客户征信调查，将有不良信用记录的客户拒之门外;②落实银监会“三个办法一个指引”，认真执行“三查”，合理确定客户授信;③强化信贷审批，坚持贷、审分离，并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和道德风险防范机制;④加强与合作机构的管理，选择实力强、信用好、主营业务合法稳健的担保机构合作，并进行动态监控;⑤放贷后发现欺诈风险的及时采取保全措施，如停止发放未提取的贷款、宣布提前收回贷款、通过司法手段冻结存款等。

（2）对票据欺诈行为防控要“了解你的客户”、注意核实票据真实性、重点审核可疑交易。

（3）对银行卡欺诈行为，要了解欺诈类型，如假卡、遗失卡、未送达卡，查明欺诈发生原因，加强防范：①核实并收集保留齐全开户所需的证明资料;②对主要信息进行电话了解，必要时面谈;③发现欺诈嫌疑，及时采取措施遏制事态发展，如停止支付款项，联系公安机关等。

篇6

    恶意透支信用卡却不思悔改,不久又酒驾又致人轻微伤,心怀侥幸心理逃避法律惩罚,不料年关将至却落得锒铛入狱。日前,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已公开审理该案,判处张某拘役8个月,罚金23000元。

    2010年9月至12月,被告人张某使用其所持有的中国银行信用卡透支使用本金人民币11980.01元,期间无视银行催收通知,超过一年仍不归还并中断了与该银行的联系。次年12月份,被告人张某又酒后驾车,途经莆田市荔城区黄石工业园区永丰鞋厂门口路段,与林某驾驶的小客车发生碰撞,造成林某轻微伤及两车损坏的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鉴定,被告人张某血样中检出乙醇含量为204.95mg/100ml;小客车损失金额人民币4735元。

    法院认为,被告人张某的信用卡诈骗及危险驾驶行为证据确实充分,法院根据其犯罪事实及悔罪情节,故判处以上刑罚。

篇7

    1997年新刑法颁布之前,金融犯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新刑法颁布,“金融犯罪”也有了明确的涵义和界定。在新刑法中,金融犯罪以2节32个罪名规定在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包括“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和“金融诈骗罪”,是新刑法分则中占条文数最多的一类犯罪。为了维护金融秩序,新刑法将金融诈骗罪列入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这不仅说明打击金融犯罪对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也体现了金融犯罪在新刑法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2.票据犯罪的概念及罪名。票据犯罪是指以伪造、变造、诈骗及其他方法侵犯票据管理,破坏金融秩序,情节严重,依法应受刑法处罚的行为。

    新刑法中涉及票据的金融犯罪即票据犯罪有四个罪名,分别是:第177 条“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第188条“非法出具金融票证罪”、第189条“票据业务渎职罪”、第194条“金融票证诈骗罪”。

    票据犯罪在金融犯罪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票据犯罪中又以票据诈骗犯罪发案率最高。

篇8

一、如何认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如何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贷款的目的，是司法实践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说是个“老大难”问题，是因为这一问题由来已久，且不局限于贷款诈骗罪，在其他金融犯罪以及合同诈骗罪中也同样存在。以往的有关司法解释曾经努力解决这一问题，基本思路是总结、提炼司法实践的成功经验，具体规定典型的诈骗行为，以便于司法机关认定。原则上讲，只要以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行为人实施了这些典型的诈骗行为，就可以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除非有相反的事实或证据否定这一点。

司法实践中，许多公诉机关和公诉人之所以感到证明被告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十分的困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忽视了这一点。如此认定贷款诈骗罪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一方面能够节约诉讼成本，有效地特别保护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金融资产安全，进而同时有效地维持金融秩序。另一方面对于行为人来说也是公平的，没有不合理地加重贷款者的法律责任。行为人采取欺骗的方法获取了贷款并用于合法经营，如果成功地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并如期偿还了全部贷款，那么行为人当然不会获罪，相反会成为一个狡猾的“成功商人”，但是这种成功是建立在违背诚实信用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是行为人自己而不是国家和社会将其置于这样一种危险的境地-要么成为“罪人”要么成为“成功者”。

二、如何理解“以其他方法诈骗贷款”

我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三条具体规定了以下几种具体的诈骗行为方式：其一，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的行为；其二，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的；其三，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的；其四，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或者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的；其五，以其他方法诈骗贷款的。前叙四种行为方式是具体的、明确的，第五种行为方式则是概括性的规定，为防遗漏立法者进行了“拉大网”式的描述。

对于认定“以其他方法诈骗贷款”，司法人员有着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当然，具体认定时应当谨慎从事。总的原则是，其他诈骗贷款的方法应当在性质和程度上与前四种诈骗方式类似、相当，并足以表明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以下几种行为方式应当属于“以其他方法诈骗贷款”的范围：

1 .获得信用贷款之后，恶意地处分（例如大肆挥霍）贷款，导致贷款到期不能偿还的；

2 .获得担保贷款后，未经银行等金融机构同意，擅自处分业已质押、抵押、担保的财产、有价证券等，导致到期贷款不能偿还的；

3 .合法取得贷款后，因投资经营严重亏损等原因不能偿还贷款，携带部分贷款潜逃的；

4 .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就贷款用途有特别约定，却将贷款用于其他高风险投资领域，导致贷款不能偿还的；

5 .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就贷款用途没有特别约定，但没将贷款用于合法经营，却将贷款使用于走私、非法经营等犯罪活动的。

三、单位实施贷款诈骗行为的如何处理

单位实施刑法分则中没有明文规定为单位犯罪的行为，应如何处理？一种意见认为，应当追究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实行单罚制，即只处罚单位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不对单位判处罚金。相反的意见认为，依照罪刑法定原则，不应以犯罪论处。

我们同意后一种意见。理由在于：

从理论上讲，一、法人制度也是保护个人利益和自由的制度设置，法律没有将某种犯罪规定为可以由单位构成的犯罪，意味着法人、单位对于个人相对于国家的一种庇护。二、作为单位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员所实施的单位犯罪行为，不同于自然人犯罪行为，最大的不同在于主观责任上的差异。犯罪单位的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员的主观责任要明显低于犯罪的自然人个人。三、自然人个人可以为法人所控制和影响，单位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的名义、为了单位的利益实施犯罪行为，其人身危险性明显低于自然人犯罪主体。在许多情况下，自然人个人成为法人犯罪的具体实施者，背后有着各种各样的苦衷，俗话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从我国刑法规定上讲，理由在于，依照我国刑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单位承担刑事责任以法律规定某种犯罪是单位犯罪为前提。法律没有规定单位可以成为某种犯罪的犯罪主体的，单位不能因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而构成单位犯罪并因此而承担刑事责任。否则，即构成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违反。 1999 年 6 月 18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也隐含着这一层意思。

篇9

案情：2002年12月，甲公司与乙公司就家用电器买卖达成口头约定，其中交货条件为付款后发货。同月3日，乙公司收到甲公司通过信汇方式汇来的10万元货款后，即按约发货。29日，甲公司将信汇凭证回单联传真给乙公司，并电话告知，款已汇出，请即发货。乙公司念及甲公司先前的履约行为，又虑及今后的业务发展，在接受信汇凭证回单联传真件的当天，即发给等值的家电产品。然而，在超过信汇款到账的合理期限后仍未到款，乙公司便通过银行查询，得悉无此汇款。案发后，经查明，甲公司发送给乙公司的信汇凭证回单联传真件，是在前一次已使用过的金额记载事项都相同的信汇凭证回单联上，经对原日期进行覆盖并重新填写等变造后再予传真。据此，甲公司的行为已构成犯罪无疑问，但构成何罪产生了争议。

第一种意见认为，甲公司的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理由是：甲、乙两公司之间存在着口头形式的买卖合同，甲公司在履行过程中，利用先前按约履行，已骗得乙公司信任的情况下，采用虚构货款已汇付的事实，骗取了乙方交付的货物，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第二种意见认为，甲公司利用已经使用并已结算清结的信汇凭证回单联，通过覆盖、重填该信汇凭证的出具时间，并且利用了加盖其上的银行结算章反映在传真件上的模糊性，而使乙公司轻信该信汇凭证传真件出自于真实原件，从而骗得了乙公司的货物。其犯罪目的的实现，有赖于变造的金融凭证的使用，因此，其行为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

此案中，甲公司的犯罪目的之所以能实现，不可忽视的是其变造银行信汇凭证并传真给乙公司的行为所起的作用。而将变造的银行信汇凭证传真给乙公司的行为，是否属于“使用变造的金融凭证”？这是确定甲公司是否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的关键。那么，如何理解金融凭证诈骗罪中的“使用”？所谓使用，是指将伪造或变造的金融凭证谎称、冒充为真实的金融凭证，用之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是否实施了使用之行为，是构成本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重要界限。然而，就金融凭证的使用而言，可因金融凭证的不同而使用方式也不尽相同。如银行存单是一种可转移的财产权利凭证，利用伪造或变造的银行存单行骗，而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则必须以已经过伪造手段或变造手段加以改变的虚假金融凭证本身的使用亦即交付为客观方面的必备要件。至于其复印件或传真件，不发生任何权利的转移而无丝毫可使用性。但银行信汇凭证和电汇凭证就不同，它经付款人填写后，由汇款的银行收受，并按银行结算程序将款项划转收款人开户银行。因此，在付款人开户银行受理信汇或电汇业务的同时，只有付款人才能得到经受理银行签章认可的回单联，收款人并不能同时取得信汇或电汇凭证。这就决定了付款人使用经受理银行签章的信汇或电汇凭证的回单联，来证明其已付款的事实，便具有现实性和合理性。而异地交易的双方为加速商品流转的速度和合同履行的效率，借助传真等现代化通讯工具，将据以证明已付款的信汇或电汇凭证传真给收款人，应视为对金融凭证的使用，而且，信汇和电汇凭证回单联，是由付款人收执，不存在交付收款人的问题。因此，对付款人而言，使用信汇或电汇凭证，即意味着将回单联向收款人出示，而出示又有原件出示和传真件出示两种形式。当行为人在真实的信汇或电汇凭证回单联的基础上或者以真实的信汇或电汇凭证为基本材料，通过挖补、剪贴、粘接、涂改、覆盖等方法，非法改变其主要内容，如改变确定的金额、有效日期等，使之以假乱真，进而向受害人直接出示或以传真形式出示，以虚构已付款的事实，骗取财物的，符合使用变造的金融凭证进行诈骗的客观特征，应以金融凭证诈骗罪定罪。

基于上述分析，甲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按照先付款的合同约定，使用经其变造的信汇凭证并向乙公司传真出示，以制造已付款的假象，使乙公司信以为真，而自愿履行交货义务。甲公司的这一行为，已同时触犯合同诈骗罪和金融凭证诈骗罪，且属于想象竞合犯形态。由于金融凭证诈骗罪的处刑较合同诈骗罪要重，按以一重罪从重处罚原则，对甲公司应以金融凭证诈骗定罪处罚。

篇10

信用证(LetterofCredit简称L/C)诈骗,是危害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其产生与信用证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伴随着信用证的产生、发展而产生的一种国际犯罪形式。信用证诈骗犯罪既离不开信用证这个犯罪对象,也离不开金融市场和国际贸易这个特定的犯罪领域。所以,要研究信用证诈骗犯罪,必须首先了解信用证及其在赖以生存的金融市场中的运作程序。

信用证方式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防止异地、异国间贸易中存在的双方不信任与欺诈行为,但是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项制度可以完全防止欺诈,因为总会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情况。信用证方式本身也不能完全避免欺诈。因为信用证的作用,仅是在双方有“信用”的前提下给以保障:对卖方是获得出口项下的货款,对买方是得到与合同相符的货物。而“信用”、是不能防止欺诈的。

一、信用证诈骗的原因

信用证自身存在的理论上的缺陷(即“独立抽象性”原则)是造成信用证诈骗的主要原因之一。信用证是针对单证文件而非货物。这一基本原则体现在UCP500(国际商会1993年修订本《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500的简称)第4条规定:“在信用证业务中,有关各方所处理的是单据,而不是与单据有关的货物、服务及/或其他行为。”但单据文件极易伪造。在印刷业发达、便利的今天,伪造美钞、名画已能以假乱真,伪造与信用证要求相一致的提单等单证文件则更为容易,也更容易成功。提单是一种物权凭证,所以,有人形容提单是一把打开浮动黄金仓库的钥匙,而伪造提单比伪造名画容易得多。那么,在信用证方式下,卖方以假单证特别是提单行骗,说明货物已经付运,其实没有这回事,银行仅机械地“审核信用证规定的所有单据,以确定其表面上是否与信用证条款相符”(UCP500第3条)后即支付货款,毫无义务核对受益人(卖方)所提供的单据的实际真实性,这对买方是很危险的。

根据UCP500,对单据的正确与否,银行只要认定其“表面相符”便没有任何责任。UCP500第15条规定:“银行对于任何单据的形式完整性、准确性、真实性、伪造或法律效力、或单据上规定的或附加的一般及/或特别条件,概不负责;对于单据所代表的货物的描述、数量、重量、品质、状况、包装、交货、价格或存在,或货物的发货人、承运人或保险人或其他任何人诚信或行为及/或不行为,清偿能力及资信情况等,也不负责。”这一免责条文清楚强调银行对于假单证不负任何“把关”责任。除非是单证表面已可看出有“假”,但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

银行也没有能力认证单证的真假。毕竟银行不懂外贸,不知道单证上各种商品货物的合理价格,不知道信用证受益人是否有可靠的货源,等等。除非和约要求银行“把关”,银行不会自找麻烦。国内、国际社会法律制裁不力,骗子容易逃避罪责。由于信用证诈骗是一种非暴力犯罪,其危害性容易被人们所忽视而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各国有关立法及打击措施不力且差距较大。加之信用证诈骗犯罪的跨国性,涉及国际管辖、法律适用等问题,程序复杂,费用较高,追究难度较大,即使追究处罚也较轻。例如在古巴通过伪造信用证附随的提单而诈骗了900万美元的案犯,在美国迈阿密州只被判了2个月的监禁。正由于此类犯罪低风险高回报,国际上许多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如贩毒集团)已大规模进入此领域,信用证诈骗犯罪更为严重。1993年,俄罗斯有关银行一次被黑势力内外勾结,通过信用证诈骗损失4000万美元。

受害者的警觉性与素质不高。在信用证诈骗中,行骗者始终围绕着信用证自身的特点和利用被害人自身的弱点进行诈骗。我国是外国卖方利用假单证行骗的主要受害国,其中重要原因就是水平不高,不懂信用证业务,不懂航运,消息也不灵通,甚至缺少一般的常识与警觉,给骗子以可乘之机。

因此,国际商会银行技术与实务委员会主席B.S.惠布尔指出:“我们应该注意目前存在的欺诈这个重要问题,清楚地认识到欺诈的起因,首先是由于商业一方与一个无赖签订合同,但是跟单信用证只是为商业交易而办理付款,它不可能当警察来控制欺诈的发生。”2所以,防止欺诈的关键是买方要“知道信任谁,信任到什么程度,应在某情况下跟谁打交道。”3

二、信用证诈骗的危害

信用证方式本身不能防止欺诈,非但如此,它脱离于实体经济的独立自主性的交易规则与程式反而给不法分子进行信用证诈骗提供了可以利用的间隙。信用证业务在促进国际贸易中起重大作用的同时,亦显现出一定的负面作用,尤其是二战以来,国际金融风波迭起,信用证欺诈案时有发生,且诈骗数目惊人,所造成的损失日趋严重。虽然无法精确统计究竟发生了多少起信用证欺诈案,但毋庸置疑,利用信用证欺诈,每年可使犯罪分子获取数亿美元的纯利。1992年世界最大的汽车制造商――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一起精心策划的信用证欺诈案中被诈骗了4.36亿美元。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受害人不愿让外人知道他们被欺诈之事。更有美国人格兰兹所为的“90年代的杰作”,其自称是“欧洲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商业票券私人发行员”,编造一个只存在于世界各大银行之间的信用证市场,买进或押出信用证骗钱,据估计总“营业额”可能超过5亿美元,其中英国救世军被骗1000万美元,全美教堂理事会被骗了800万美元,芝加哥住宅局被骗1900万美元,连远在南太平洋的岛国瑙鲁都跑不掉,被骗1300万美元。数额之巨,惊动了美国联邦机构包括联邦储备银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以及国际商会的商业犯罪局和美国证管会。5俄罗斯、英国、古巴等许多国家也不时有信用证诈骗案披露于报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