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安全法十篇

生物安全法篇1

内容提要:科学技术是理性的产物，是知识的表现，是文化的成果，它打着正面的、文化的、文明的、理性的、合理的等各种正当的旗号去行使它的权力，所以科学技术对整个社会的严重后果有其正面影响与负面影响。这是社会学家对科学技术的文化认识。如果我们把科学技术发展与人类社会变迁作一个历史性的规律总结，其实科学技术的每一次突出的进步都深刻地体现了经济的烙印，当前一次科技革命的成果所带来的社会财富和经济成果不能继续满足社会总需求时，新的科技革命应运而生，它的使命将会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并最终成果社会经济运行和财富增量的核动力。近年来，现代生物技术的出现和发展，逐渐成为推动世界新技术革命的重要力量，生物技术的产业化也开始对人类社会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然而，同其他科学技术成果一样，现代生物技术也是一柄双刃剑，它一方面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向人们展示出解决人类面临的许多难题（如粮食问题、人口问题、能源问题、健康问题和环境问题）的希望之光，另一方面也逐渐暴露出一些负面效应，如人类生命和健康的安全性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现代生物技术产品使用者的知情权问题、隐私权问题、基因歧视问题以及是否侵犯人类尊严问题等。在过去的三次科学技术革命浪潮中，科学技术的社会经济价值已经为广大公众所充分认知，给人类的社会结构、人类的生活和行为方式等带来了举足轻重的变化，但是科学技术的“反身性”和“吊诡性”特征也深刻地为广大公众所体会，机器、工厂、产品和市场将我们引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风险社会”之中。代表着第四代科技革命的现代生物技术亦不例外，其风险化程度将风险的范畴从人类社会延伸至自然，甚至整个生态系统，因为现代生物技术就是以生物作为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的。因此，现代生物技术的出现将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物视为必要的价值“目标”，但同时不可避免地将其演绎为一种生动的“工具”。生物安全的立法必要性研究首先从风险社会理论出发，认为现代化的反身性必须在发身性的规律内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和规范。风险社会的现代化要根据其反身性的属性对原有的个体化特征进行适当修饰和纠正，赋予其在当前社会状态新的历史内涵。这种修正的过程同样需要借助规则秩序的工具性作用予以实现，通过法律的指令性、规范性、预防性等功能将个体化为核心的传统现代型过渡到集体化和社会化为核心的全新现代性，强调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和保障，通过法律的规范体系预防风险，救济和弥补风险损失。如果将生物科技所带来的诸多风险视为现代社会反身性的一种外化，那么生物安全立法则是必要的和紧迫的。此外，在生物安全立法的研究上，文章将立法的利益目标设定在社会公共利益视角之上，认为生物技术本身社会公益性决定了生物安全立法的社会公益性，无论是转基因生物安全，还是生物多样性保护，抑或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等都需要在公益性法益价值观指导下，以法律规范的形式扬生物科技之长，避其之短。如果将法律视为一种市场产品，那么立法必然就是一种适应市场的市场供给行为，其经济学基础在于人们对于法律产品的市场需求。公共选择理论认为，风险社会的风险多元化和风险强化性前置了生物安全法律的社会需求，从而导救了生物安全的法律供给，生物安全法应运而生。

自18世纪法国大革命以来盛行的建构论理性主义为立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们将法学同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学科密切的联系起来，吸取充分的理论营养成分，抽象出一系列的价值、原则、规则和秩序，以“完全理性的基本假设为基础创设了整个制度”，创造了法律本身。建构论的立法理念常常以有意识的国家立法为主导，强调对国家立法的必要性、立法价值、立法宗旨；立法决策；立法程序等方面的研究。虽然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反建构论理性主义者将法律与立法作出了明确区分，通过对自生自发秩序与组织秩序的界分阐释“社会秩序规则二元观”为基础的法律理论，但是仍然不能否定和排除有限理性所给予立法创造秩序的重要性。

一、风险社会的立法诉求

（一）现代化的反身性

关于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冲突与协调是20世纪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核心论题。与“现代性终结”相抗衡的“第二现代性”或称之为“反身性代性”的研究和探讨在德国学者UBeck的《风险社会》后变得更加引人注目。他从两个角度对现代化的反身性作出了说明：一是“以财富和风险生产为例讨论反身现代化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混杂”；二是“工业社会中蕴含的现代性和反现代性（modernityandcounter-modernity）的内在矛盾”。Beck认为传统的现代化和工业社会的现代化是有区别的，一种是古典的现代化（classicalmodernization），是在19世纪反对封建社会、建立工业社会中发展起来的，而另一种是反身性现代化（reflexivemodernization），是在今天的工业社会之中发展的。在工业社会之中，存在着现代性和反现代性之间的冲突，因此工业社会不是一个彻底的现代性社会，而是一个现代的封建社会。在这种半工业半封建社会中，封建性的方面并非传统的遗物，而是工业社会的产品和基础。

工业化社会的反身现代性主要起因于工业化过程中个体化崇尚取向，主张个体理性的张扬，强调自我为中心的权利建构。这种个体化的进程主要体现为三种维度：（1）解放维度，即“从历史地规定的、在统治和支持的传统语境意义上的社会形式与义务中脱离”；（2）去魅维度，即“与实践知识、信仰和指导规则相关的传统安全感的丧失”；（3）控制或重新整合的维度，即“重新植入——亦即一种新形式的社会义务”。在传统的工业社会中，社会不平等模式是阶级模式，即存在着权利的平等，每个市民社会成员作为个人都平等地拥有并享受着某些权利，这些权利的私有化属性最终成就了工业化社会发展的快速化和社会变迁。但同时这些私有化权利以其自身拥有的形式化外表逐渐掩盖着实质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将会主要体现在阶级之间的不平等，体现为对不平等社会经济现象的平等化和合法化。如当前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市场失灵现象本身就本源于代表个体化法律取向的民事法律制度，从而使得诸多经济不平等现象在没有进一步法律规制的前提下而被附上合法化的光环。个体化促使新的社会形成不同的结构和变迁，使阶级的社会认同的区分失去了原有的重要性；但社会不平等并没有消失，而是在社会风险的个体化趋势中重新定义；不同的群体和团体依据特定的利害关系问题和情境，建立或解散临时的联盟；而社会的长久冲突将体现在先赋的特征之上，如种族、肤色、性别、民族、年龄、同性恋、身体残疾等。

个体化趋势没有使得社会的不平等得到实质缓解，相反崇尚个体权益和理性的现代化社会结构和变迁在某种程度上正在加深这种社会内部的不平等，从而造成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甚至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利益不均衡，从而加速了风险社会的产生。

（二）风险社会与全球化

风险社会概念和理论的提出仍然归功于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并随着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和英国疯牛病事件的爆发而成为西方社会学理论研究的热点。该理论认为工业文明在为人类创造了丰厚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足以使整个地球毁灭的风险，旧的工业社会体制与文化意识在所谓的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凸现其内在的反身性和高风险性特征。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个人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多地避开传统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由此出现了以不确定性为基础的风险社会与不确定性为基础的现代政治法律秩序之间的内在紧张。风险社会理论本身作为一社会变迁理论，但与传统不同的是，风险社会挑战既有工业社会的认知、发展基础与典范，并企图从此种就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所衍生的灾难风险、自危急性建构社会自我翻转、变迁的功能。

（1）风险的界定。风险是风险社会的基本范畴,对风险的理解构成了风险社会理论的基石。贝克在《风险社会》中指出，“风险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风险概念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的措施战胜种种(发展带来的)副作用。”贝克对风险概念作了8点总结:①风险既不等于毁灭也不等于安全或信任,而是对现实的一种虚拟;②风险指充满危险的未来,与事实相对,成为影响当前行为的一个参数;③风险既是对事实也是对价值的陈述,它是二者在数字化道德中的结合;④风险可以看作是人为不确定因素中的控制与缺乏控制;⑤风险是在认识(再认识)中领会到的知识与无知;⑥风险具有全球性,因而它得以在全球与本土同时重组。⑦风险是指知识、潜在冲击和症状之间的差异;⑧一个人为的混合世界,失去自然与文化之间的两重性。

风险与工业社会的反身现代性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统一与连接，互为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工业社会中个体化浪潮促使以个体权益为中心的社会法律制度得以建立和发展，并以此为基础不断推进和张扬个人理性在社会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和角色。也同时正因为工业化社会对个体理性和权益的推崇，从而导致了工业化社会在发展过程中衍生更多形式上平等，但实质上不平等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如企业的排污行为等。以个体利益促进为导向的工业社会市场经济逐渐形成了自身的规则体系和秩序范围，体现为建立以契约自由、所有权绝对、意思自治等三大要素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并主导当今乃至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社会经济秩序构建。这就是所谓“现代性”的表现。随着市场经济和社会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出现很多诸如经济垄断、信息不对称、经济寻租、外部性、环境污染、生物技术安全等等形式上合法，但实质上对社会公共利益构成重大危害的行为和秩序内容。按照贝克对现代性和风险社会的理解，这种在工业社会高度发展时期出现的实质不平等现象就是现代化的反身性的表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反身性的现代化在内容层次和范围层次上更加突出，呈现出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2）风险结构——个体化到全球化。根源于个体化浪潮的反身现代性和风险，其初级表现形式为个体的风险。因为个体化使原有的各种社会关系变得松散和不稳定，个人失去了家庭、邻里、朋友、伙伴网络的支持。劳动市场之中流动性加强，缔结永久性社会纽带的可能性降低，激烈的竞争加剧社会群体内部的个人孤独感，而现代居住方式使个人面对的是陌生人的世界。这种个体的孤独感、社会纽带关系的不确定性也随之体现在经济领域，体现在个人对财富的追逐和占有。人们从对财富的追逐转向更多地对无所不在的危险和灾难的逃避。在风险刚刚出现时，作为潜在的编辑效应而得到合法性。但随后风险不再是隐性的，更变成一个全球的问题，成了社会关注和科学调查的主体。在全球化进程中，各种环境污染和各种大的灾害问题在风险分配中也跨越国界、跨越阶级，造成风险无处不在，人们将无法避免。如发生于20世纪直接著名的公害，以及不断产生和发现的食品安全、SARS、东南亚海啸事件、禽流感、疯牛病、松花江跨界污染、菲律宾泥石流等等无不印证着我们正处在一个全球风险化的时代。

如果从风险结构的维度来认识全球化风险，主要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①从文化的视角解读全球化风险，主要包含社会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自然风险，其中社会政治风险还应当包括法律风险，经济风险主要集中在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等主要方面。就自然风险而言，包括对自然和社会所构成的生态威胁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带来的负作用和负面效应所酿成的风险。玛丽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斯在其《风险与文化》一书中将社会结构的变革和变迁分别归结为三种风险文化所酿成的结果，即倾向于把社会政治风险视为最大风险的等级制度主义文化、倾向于把经济风险视为最大风险的市场个人主义文化和倾向于把自然风险视为最大风险的社会群落之边缘文化。他们认定正式这三种文化风险类型导致了社会结构走向混乱不堪的无组织状态。②如果我们归纳综合风险社会几个关键性结构因素，大概可以从另外三个方面对风险结构予以认知和把握，那就是高科技社会与生态破坏；个人主义化以及全球化危机。此三因素并非各自独立、偶连性发生的，而是在工业资本主义与现代化过程中，倾向进步开发主义、扩张主义、个体主义及市场自由主义等的发展结果。首先高科技发展的本质原先就是使知识/社会的分化越趋复杂性，知识的分工越来越细密，知识专业的藩篱之墙愈来愈高，更不利于知识的整合；而科技带动社会分化的领域与速度也日益复杂迅速，往往无奈地打破人们（性别、族群）社会分工认知的基础和行动的认同范畴。更甚的是，当此种演化乃以工业—科技主义为优先，整个演化所产生的风险结构变成了专家暴力统治意义下的复杂性危机，在专业复杂性与社会功能复杂分化背后，明显的隐藏着“老大哥”统治的机制，从“知识就是权力”到“权力就是知识”,老大哥夹着工业进步、经济发展的威力俾倪于世，而将工业—科技进步强行等同于社会进步或纯化为现代文明的开展，事实上是将社会推向演化死亡的路向。同时基因科技业和核能科技同时并列为高科技对生态造成破坏风险的例子，以前述基因改造微生物或农作物为例，其在未通过数年严格的田间试验及管制时，若任意释放入自然界，所造成的生态灾难是目前科学所无法估量和补救的。高科技风险已逾越了传统科技的控制范畴，其具有不可计算、不可控制和损害无法复原补偿性的内涵。特别是，以目前全球政经发展的趋势，高科技所涉及的生态风险也不再是局限于地域的、国家内的，而是透过自由贸易、买卖、境外移转、生态扩散（诸如汞污染、核废料、臭氧层破坏等），对生态的威胁已成为全球化的风险。

二、生物技术风险及其解决之道

（一）生物技术风险

生物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设计、并定向改造某种生物，这种人为改造的生物可以对原来生物的性状、代谢乃至生命过程产生变革性影响，从而产生新的生物。现代生物技术产业是高新技术产业，对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生物技术在农业、医药、食品、环保、轻工等部门会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甚至有取代一些行业原有技术和工艺的趋势，生物技术产业可能成为21世纪的支柱产业之一，有人甚至还认为“基因世纪”即将到来。如，在美国1996年时70%的转基因Bt棉花不再喷洒杀虫剂，产量提高70%，每公顷节约140—180美元；美国原来每年约有一半的玉米田（3200万hm2）受棉铃虫危害，丧失金额达到10亿美元，但种植基因Bt玉米后，产量提高9%，而经济效益1996年是190万美元，1997年达到1900万美元。②除此以外，生物技术还对解决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的粮食、食品供给提供强大的支持。不少人认为基因工程技术，特别是转基因技术，将是解决21世纪不断增加人口对粮食需求的唯一途径。转基因技术不仅能提高粮食或作物的产量，并可提高其品质。全球每年由于维生素A缺乏导致50万人失明，100万儿童死亡，这类事件多数是发生在以稻米为主食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中，特别是非洲。2001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其的第12期《2001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基因改良技术尽管充满争议，但该项技术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的突破性技术，在承认需要面对基因改良技术所带来的环境和健康等方面风险的同时，仍要注意到这一技术在生成抗病毒、抗旱和富有营养的作物方面具有的独特潜力，这些作物能够大幅度减少目前仍困扰着全球8亿人口的营养不良现象。①就我国而言，目前，我国生物技术已广泛用于农业、医药、环保、轻化工等重要领域，为生物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奠定了良好基础。生物技术与产业已经开始从跟踪仿制到自主创新的转变；从实验室探索到产业化的转变；从单项技术突破到整体协调发展的转变。

然而，生物技术本身也像其他事物一样，在功用和价值上存在两面性，有人将其称之为“双刃剑”。它在带给人类巨大利益的同时，也会带来其他负面影响。生物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最终在不同技术的转化和连接之上制作或改变一种产品，这种产品既可能与人类自身利益和基因资源休戚相关，也可能与人类赖以存在的生态环境资源（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以及其他自然资源等）紧密相连，它的效应既可能是积极的，其目的在于实现人类及其财产的增量，但也可能是消极的，其危害在于破坏和威胁合理的生态规律或伦理纲常等。美国华盛顿特区的经济趋势基金会总裁杰里米·里夫金所言“历史上从来没有一种重大技术革新的引入给自然界带来良性后果”。学者认为，当代生物技术，特别是转基因技术的大量应用，对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包括粮、棉、油、畜禽、水产养殖等）、医药卫生、社会伦理都会产生很大影响。目前，对生物技术所可能引起的生物安全问题，特别是对自由研究、制造、引入（环境）、投放（入市场）和排放转基因有机物或转基因生物可能产生的环境风险和安全问题，已经引起许多国家的关注和学术界争论。③从当前对生物技术安全的研究和观察来看，其安全隐患主要体现在：

1、生态系统安全风险：生物技术的发展在不断带来社会经济贡献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威胁着整个生态系统的安全。所谓生态系统安全，就是指从整个生态系统平衡、稳定的角度出发来判断生物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潜在危险，主要体现在农田生态系统安全、自然生态系统安全两个方面。生态系统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非生物（如温度、湿度、土壤、各种有机物和无机物等等）之间，通过不断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而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一个生态学功能单位。④按照贝塔朗菲对系统的认识，系统决不是以数的简单相加，而是具有自身的规定性，它的整体性表现为时间维度上和空间维度上的内在稳定性、适应性、自我调整和内外环境的组织化。任何对系统本身的外在干预，都有可能破坏系统的稳定性和自我调整性。因此，生物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就是通过对生物体内控制其特定性状的基因作为外源基因按照人为的意思，而非自然的过程，转入到另一种生物体内并使之表达。所以这种非自然的人为干预和创制行为是对生物本身内在环境以及生物与生物之间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的一种干预，那么这种干预本身可能贵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它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或缩短自然生成的过程，也会在原有的生态系统内创制一种全新的物种，也可能造成物种与物种之间的相互影响等，所有这些都将有可能破坏整个系统的内部运行规律，其内在的稳定性将会遭到侵袭，从而改变甚至消灭一个已有的生态系统。

从当前生物技术发展来看，已经造成的农田生系统安全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增加杀虫剂的使用、产生新的农田杂草、转基因植物自身变为杂草、产生新的病毒、产生新的农作物害虫、对非目标生物的伤害等；对自然生态安全造成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花粉和种子的传播、干扰侵入到新的栖息地、丧失物种的遗传多样性、对非目标生物的伤害、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营养循环和地球化学过程的改变、初级生产力的改变以及增加了土壤流失等。

2、自然环境风险：如果我们将生态系统视为超越于环境的宏观范畴，那么现代生物技术的自然环境风险就显得更加具体和客观，主要包括自然资源破坏风险和环境质量降低的风险。以转基因生物技术为例，人们将基因食物的负面性视为一种基因污染，这种基因移植工程就等于把自然界不存在的工厂化学副产品，不管有毒、无度，全部流入江河海洋，肆意污染。一些西方人士将以基因强制移植为特征的转基因技术称为“扰乱自然和万物自身的运行”或“篡改上帝的作品”的行为。

现代生物技术的自然环境风险，主要体现在三个不同的阶段：首先是生物技术研究阶段；在此进程中一切科学的研究手段、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结果都处在不确定状态，其对研究对象生物的选取、实验室的安全装置、以及实验制剂等各方面均存在随意性，尤其在实验室研究阶段，实验室的环境安全措施显得尤为重要，从而保障实验生物、实验环境、实验排污控制等方面的无害处理。其次是生物试验阶段。所谓生物试验，就是将生物实验的结果置放于实际环境中予以检验和考察，以确定其研究效果以及实际功用的活动。任何不恰当或不合理的生物试验都将给当地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破坏，需要就试验地的选择、试验地生态环境的影响评价、试验方法，以及试验废物等进行详细的研究与判断。第三是生物产业化阶段。产业化发展是生物技术发展的价值终极表现，历经研究和试验阶段的生物技术的环境安全性并不就此告一段落，相反其生物产品的产业化发展会在更为普遍和广泛的层面上影响自然环境安全。

需要重点指出的是，生物技术的自然环境风险不仅仅停留在传统的自然资源的物理表现形式上，生物技术发展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将人类对于自然资源的认知延伸至微观单元载体之上，即遗传资源。所谓遗传资源，是指来自植物、动物、微生物或其他来源的具有实际或潜在价值的任何含有遗传功能单位的材料，具有非常重要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科学价值和美学价值。遗传材料中所记载的遗传信息构成遗传资源的价值核心。生物多样性以遗传多样性为核心基础，遗传资源的有效保护构成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必要组成部分。现代生物技术在自然资源风险的预防与控制方面既包括物理形态的自然资源的法律保护，又包括微观形态的遗传资源的法律保护，避免生物技术的应用造成遗传资源的破坏、流失或不当变异。

3、人类健康安全风险：转基因技术及其他生物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为人类解决粮食、疾病、能源和环境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带来充满希望的前景，但也可能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带来潜在的健康安全风险。一方面，生物技术对生态系统本身可能造成的潜在危害，诸如农作物产生新的变异、产生的病毒、动植物产品成分发生重大变化等都将给人类的食品安全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尤其重要的是这新的变异或病毒的潜在危害是很难在生物技术研发阶段就能够发现或预期的，有的即使能够得到准确预期，但能否通过现有技术条件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人类也是属于整个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系统的任何变化和变迁都在外在生存环境上影响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生物技术的扩大会给人类生存环境带来多大程度的影响是很难预期的，因此人类健康安全的风险在生物技术发展的初级阶段就已经显现，并为人所担忧。如1988—1989年日本一家公司利用基因重组为生物技术生产的乙色氨酸投放美国市场后引起37人死亡；1998年英国Rowett研究所的生物学家ArpadPusztai就郑重警告人们关注那些未被充分证明其安全性、便急于推广的转基因食品（GMF），因为他们可能有潜在风险；美国得克萨斯州ProdiGene公司于2001年在内部拉斯加州一块约一英亩的田地里种植药要用胰岛素转基因玉米，在收获中漏掉三株转基因玉米以及一些溢出的玉米，2002年种植普通大豆时，结果使100万斗大豆受到要用转基因玉米的污染。①

4、社会秩序和伦理风险：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不仅加快了一切自然物人化的过程，也同时实现了将人予以物化，如克隆技术、器官再造技术，人体和动物之间的基因交换技术等。当代社会出现的人体器官移植、器官捐赠、买卖、代孕等现象已经将人体的一部分作为物或商品，而克隆人的设计、生产、销售、储藏和买卖，则将人本身（而不是人体的一部分）作为物或商品，这有可能引起新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人身商品化、侵犯人的尊严等新的伦理道德问题，严重的会造成新的社会伦理奉献、经济风险和社会动荡。②生物技术的广泛应用不断地证明了人类主观能动性和改造自然界的强大力量，但是也不得不从社会秩序、社会伦理等角度重新审视生物技术的负面影响。

所有这些安全风险都必须在技术上、制度构建上予以很好地防范，从而扬长避短，发挥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应。

此外，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相互间的融合程度以前所未有的趋势展开，随而引起的外来物种入侵问题已经成为当前生物安全的重大问题之一。据统计，目前全世界有3亿以上的人在处于旅游的过程当中，每天有200万人在越过国际边界，每年有50亿吨以上的船运货物越过大洋和其他水道，每天大约有3000至10000个水生生物物种随全世界船舶压舱水在移动，并被排放到异地，这些都为世界大部分地方生物的混合创造了条件，④并同时由于物种相互间的排斥和侵袭造成触目惊心的经济损失。在外来物种入侵以外，我们还应当从迅猛经济发展的激情中醒悟过来，要充分重视由于人为活动范围的扩张而导致的物种灭绝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现实生物安全研究的核心对象。

（二）生物技术风险的安全立法

风险社会理论一改传统社会理论对科技至上主义、理性至上主义以及现代性的崇尚和张扬，给繁荣的市场经济和全球一体化认识提供了一个逆向思维模式，给我们对生物科技发展的负面性和不确定性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维范式，为我们生物安全立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其重要意义在于：（1）风险社会理论为进一步广泛讨论生态危机和生物安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风险社会的概念虽然还不太成熟，它却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打破了注重科技与工业发展的积极作用的传统思想意识,培养了人们的反思和自省意识,从而,使人类进入了一个反思的时代。通过对现代性反思至少使人们意识到科学必须理性地发展。（2）风险社会理论增加了人们的风险意识,将生态危机与科技发展带来的风险突现出来。然而,它对未来风险的描述有些夸张倾向,既不可能被计算也不可能被预知,这样会使人们陷入一种无奈的忧虑,滋生悲观主义情绪。虽然贝克本人宣称他不是悲观主义者,但他的思想仍会使一部分人在风险面前显得焦虑不堪。为此,威尔金森专门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风险与忧虑的关系问题,写出《风险社会中的忧虑》一书。（3）风险社会理论在制度层面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风险社会中,旧工业社会体系已经过时,民族国家已经无力应对威胁整个人类的现代风险,这必然要求并引发社会结构深层的变化和政府制度的变革与角色的转换。在全球风险社会里,建立全球风险防范体系,最终以承担风险的基本单元为基础形成全球公民社会,这是贝克在《世界宣言》中的思想。然而,如何实现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型、如何实现生态民主与保持社会正义都还是摆在人类面前的难题。总之,风险社会理论的主要贡献就是让我们利用其关于风险、灾害和社会思想的分析重建现代性理论。

现代化社会风险根源于个体化和全球化趋势中的反身现代性，主要体现在：（1）以形式上的平等掩饰更大范围内的不平等，以法律规定的合法形式赋予现代性的合法性特征，但无法预测并彻底解决合法性项下的公平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障；（2）个体化趋势增加了个体的孤独感和社会裙带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个体生命、健康、安全和经济利益的不确定性；（3）利益个体化和经济科技全球化不能提供更为长久的稳定的利益实现机制和公平机制，不能保证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不能确保生物科学技术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现代化的这种反身性必须在反身性的规律内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和防范。从规则秩序的视角来看，现代社会的现代性标准在于通过法律规则和规范的形式将这种个体化特征确定下来，主要体现为意思自治、契约自由和所有权绝对。但随着工业化社会的不断推进，以个体化特征为核心的现代性呈现出明显地反身化取向，将人类社会导入风险社会的新型社会类型。当然不能决断现代化的反身性是否错误或者是否正当，但是风险社会的现代化含义和内容中必然要赋予现代化以全新的意义和内涵，即风险社会的现代化要根据其反身性的属性对原有的个体化特征进行适当修饰和纠正，赋予其在当前社会状态下新的历史内涵。这种修正的过程同样需要借助规则秩序的工具性作用予以实现，通过法律的指令性、规范性、预防性等功能将个体化为核心的传统现代性过渡到集体化和社会化为核心的全新现代性，强调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和保障，通过法律的规范体系预防风险，救济和弥补风险损失。这也是现代化的反身性所隐含的必然要义。

三、生物安全立法的社会公益探究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科技革命的时代，相较于物理领域的科技革命，此种革命展现出一种全新的、或许还是极不寻常、其所有的后果完全无法估量的局面：生物科技革命。”由生物技术引发的生物安全问题是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风险之一，是工业化社会个体化进程发展的高级表现，在彰显科技至上主义色彩的同时隐藏着不可预知的潜在风险。风险社会的反身现代性一方面追求个体理性和科学技术的无限魅力，另一方面力求通过理性的法律制度和规范体系达到对社会秩序的调整和规制。反身性的过程就是对现代化的批判和反思的过程。生物技术高度发展是现代化进程的显著成果，但同时生物安全的担忧和风险又凸显了现代化的反身性特征。根据上文对现代反身性立法诉求的论述，生物技术的风险回避就必须在法制目标上通过立法径路予以完善。

对于生物安全的立法研究不同于传统的、构成工业社会之规范基础的、以个体利益为内核民商事法律规范。虽然这种传统私益本位的法律制度体系成就了工业社会快速发展的成果，但是其反身性的属性也给现代社会秩序构成极大的风险，所以对现代化进程中反身性的克服就必须在法律制度构建以及立法宗旨的确立上有别于传统的民商事法律，而转向对集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有和维护。

生物安全立法的公益性研究必须建立在对生物安全公益性特征的深刻把握之上。所谓公共利益，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和界定。美国社会法学创始人罗科斯庞德将利益划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但他对公共利益的理解带有明显地政治国家色彩，即将公共利益视为涉及政治组织社会的生活并以政府名义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而社会利益则是“即以文明社会中社会生活的名义提出的使每个人都能获得保障的主张或要求”。传统功利主义法学家杰里米边沁认为“公共利益是构成共同体众多成员的利益的总和”，“社会公共利益只是一种抽象，它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日本有学者将公共利益理解为“包括产业利益在内的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或指保护经济上的弱者。”我国学者孙国华先生认为，按主体的不同，利益可分为个人利益共和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又可以分为人类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阶级利益、集体利益、家庭利益等等。也有人将公益性描述为“是一种利益所属的公共性而非私人性，一种利益分配的公平性而非独享性，一种利益本位的社会性而非个人性”。鉴于社会公益欠缺统一的理解和认识，在不同的语境和背景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最根本的分歧就在于对公益之“公共”的内涵和外延存在很大的差别，是众多私人之集合体还是在私人集合之外的更为广泛意义上的利益探讨？人们似乎自然而然地认为，公共利益在某种利益上讲必定是所有私人利益的总和；而如何把所有的私人利益聚合起来的问题，似乎又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当前对社会公益的不同见解主要仍可归因于思维的视角和切入点各异，即从不同的语境和研究背景下对社会公益的认识程度会存在或多或少的不同，如在民法语境下探讨社会公共利益，可能更为主要地集中在对私人之集合的利益依存性；在行政法的语境下探讨社会公共利益，就不可回避地与国家利益相关联；在经济法语境下研究社会公共利益可能会指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利益，其中同样包含国家的利益，因为它是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逻辑基础上建构的法律秩度体系；对于环境法来说，特别是生物安全立法，其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研究和考察就应当走出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性利益范畴，而转向以全体社会成员利益为基准，人类利益关怀以及生态利益的实现和保护，所以这是更为宽泛范畴内的公益性释解。鉴于此，生物安全的社会公益性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深刻把握：（1）利益的整体性和普遍性。从公益性的利益范围维度来考察，生物安全主体中所关注的是社会成员集体利益、人类利益以及生态利益相整合的，具有普遍性特征的利益范畴；（2）利益主体的广泛性，生物安全中的公益性研究必须跳出传统以国家为界限的社会成员集合利益的藩篱，转而充分关注个人主体之外的其他主体的利益，包括人类、国家以及生态系统（包括生物）等。狭隘的社会观可能会使得我们对公共利益主体的理解囿于传统的社会理论观，但是正如学者在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否为社会关系时指出的那样，“社会是人化的自然与自然化的人的综合体，社会关系包括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这点来看，利益主体同样也可以从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联延伸至人与自然的利益关系，以及对整个生态利益的关爱。而且在生态伦理学中，生态利益是一个高于人类利益的上位概念，因为我们无法将人类与生态系统完全分割开来，否则将不存在实质性的人类利益，抑或社会成员的集合利益和个体利益。

1、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

转基因的生物安全主要是指现代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应用，特别是转基因生物活体释放到环境中以及进行跨国转移，可能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产生潜在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1）转基因生物的重组基因，打破了自然界物种的界限，进而打乱了生物进化的历程；（2）改变了生物的多样性和群落结构，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可能会遭到破坏；（3）转基因生物回归自然界后，会不会使种植区周围生物受到危害，会不会影响生态系统中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4）重组微生物对某些化合物降解后所产生的中间物或最终产物，有的又会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5）重组DNA进入水体、土壤后，将流向何方？存活多久？他们会不会与细菌杂交，出现对人类有害的、新的致病菌？现在已知DNA在土壤中至少可以存留40万年；（6）转基因植物中，如含有对人体有害蛋白或过敏蛋白的花粉，有可能通过蜜蜂采集进入蜂蜜中，最后再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转基因生物的潜在风险首先突出地体现在通过对转基因生物本身的基因转变或修饰而对生物内部组成结构、生物特性、生物机能等诸多方面产生的根本性演变，进而影响该生物所赖以生存的其它生物要素和自然生态环境，将其新产生的某种基因特性释放到他原有的生态环境中去，构成对原生态环境的冲击和影响，并在时间的长度上修饰和更改原有的生态系统，从而使得原有生态系统中的各自然生态要素的生存环境和能量交换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最终对人的生存健康产生重大的、不可预见的重大影响。由此可见，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就是在生物安全风险的基础上衍生和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突出强调对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共风险性的充分认识基础上展开对其公益性的影响研究和对策研究，具体探讨生物安全公共影响的深度、广度，以及针对转基因生物安全公共风险的防范对策、制度构建、规范设定性的研究。

从目前来看，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主要集中在对转基因生物的生态安全性研究和健康安全型研究两个方面。所谓生态安全性研究，是指转基因生物对任何以生态为单位的安全所构成风险的对策性研究，突出的表现为对以“基因污染”、“基因漂流”和“基因逃逸”等为核心的风险防范研究，从而确保生态环境的自然特性和安全特性。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安全”不是一个非常狭隘的概念诠释，而是包括人类的生存安全和健康安全在内的，有关生物本身的安全、生物种群的安全、生态群落的安全以及生态系统的安全。所谓健康安全性研究，是指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健康所带来的潜在威胁的对策性研究，包括但不限于人类个体的生命健康、人类生活群体的健康安全、人类社会的健康安全，以及人类社会代际之间的平衡与安全。

2、生物多样性的社会公益性拓展

生物多样性是自然界的核心要素，是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也是人类生存与发展不可缺少的或不能替代的伙伴与资源。作为自然资源中最重要的活的资源就是生物多样性，或者简称为生物资源，也像任何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一样，具有它自身的特征价值，主要体现为有限性、多用途性、可更新性、区域性、可变性和计量的困难性。所谓有限性是指生物资源是有边界条件的，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不能无限地供给；所谓稀缺性是指由于人类活动的广度和深度，以及生物资源本身的边界条件和有限性决定的资源稀缺性；所谓多用途性是指生物资源及其以生物多样性为骨架和主干组成的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与用途几乎是全方位的，在不同的资源搭配和能量循环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和用途；所谓可更新性是指生物资源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繁衍性、自我恢复性和可再生性，但是可更新性具有明显地边界特性，因此受到资源有限性的约束，人类对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均不能超过资源本身的可更新能力；所谓区域性，是指生物资源和生物物种的分布带有明显的区域和地理位置特点，根据区域的水热条件、气候因素等，表现出突出的地带性和区域性，在地理区域的共轭性与相似性的基础上，又明显地表现出区域分异规律，即在同化前提下又显著表征为异化现象；所谓可变性是指生物多样性及其相应的生态系统在开放的不平衡条件下不断地同外界交换物质与转移能量，在不断耗散的前提条件与进程中，形成有序地自组织的耗散结构，在相对的临界平衡状态或混沌状态下不断地推陈出新，辩证地前进，其结果可能表现为生物资源的再生、恢复、扩张、萎缩、衰减、退化或消失等；所谓计量的困难性是指生物资源的公共产品属性、不确定性、条件参数的可变性决定了对其量化的困难性特征。

对生物多样性的法律保护，其社会公共利益属性重点体现在对人类社会共同体优良生存环境的保护和对生态系统保持平衡两个方面：（1）生物多样性是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基础，人类的生命维持资源、生活资源、健康资源、财富资源等均来自生态环境，其多样性决定了人类需求的多样性，任何多样性的丧失最终构成对人类生存的威胁；（2）生物多样性是维持生态系统平衡和创造优良生存环境需求的基本要素；从局部看，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多样性有利于涵养水源、巩固堤岸、降低洪峰、防止土壤侵蚀和退化等；从全局看，它有利于维持地球表层的水循环和调节全球气候变化，有利于维持生物与生物之间的能量循环和守恒，从而确保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性。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发展和质量保持将从根本上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生物多样性的社会公共利益属性在很大程度决定了，当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或削弱构成对社会公共利益危害时，法律的规制和救济是非常必要的，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生物多样性立法供给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3、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社会共益性

相对于一个生态系统而言，外来物种入侵是由原来天然存在的区域性生态系统中并没有某个物种存在，该物种借助于人类活动、自然因素或其他途径和因素越过不能逾越的空间障碍而进入新的生存环境和生态系统之中，从而给新的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安全性等造成一定影响。人类历史上发生的外来物种入侵现象主要是通过自然的传播、人类携带、有意引进等多种方式进行，其造成的不利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即生态系统危害和人类健康危害，共同构成了对环境法学上“公共利益”的威胁与挑战。

在生态系统方面，外来物种入侵给其他物种造成广泛冲击，入侵物种通过适应性进化能在定居建群后迅速繁衍，在竞争中夺取必要的营养和生存空间，创建了自身的竞争优势，造成本地其他物种的减少甚至灭绝；这种竞争一般称之为“似然竞争”（apparentcompetition），包括占据生态位的竞争和威胁本土物种生存；另外入侵物种还存在化感作用，入侵植物通过向外释放一些化学物质，影响、抑制或刺激临近植物的生长与发育，从而对生物多样性构成极大威胁；此外，入侵物种还会在物种遗传方面造成物种侵蚀，是生物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丧失，出现某些物种的濒危和灭绝。就中国而言，我们国家遭受的外来物种入侵威胁主要体现在：（1）生物多样性丧失；（2）破坏景观生态的自然性与完整性；（3）竞争并占本地物种生态为，使本地物种失去生存空间；（4）危害生物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②

在人类健康方面，外来物种入侵在给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同时，威胁到人类的健康和安全。从生态学的视角来看，人类作为生态系统的一个物种和要素，与其他物种之间长期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系统环境，但外来物种的入侵给其他生物物种构成危害的同时，同样也威胁到人类物种的健康与安全。一方面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遗传多样性的丧失直接给本地居住人口的生存环境构成极大影响；另一方面外来物种入侵也在很大成多上侵占了人类的生活领地和居住范围，最近报道的红蚁等外来物种已经严重侵害到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有的外来物种已经将原来居民的劳作产所侵占殆尽；第三，最为严重的是，外来物种群侵害会造成人类的疾病，使原来深藏于自然生态环境中幽秘之处的某些病毒可能被激活报复或侵袭人类，如“第Ⅳ级病毒”，特别是1976年在扎伊尔、苏丹等地出现的埃博拉病毒和拉沙病毒就是最恶劣的事例。③除此以外，由动物传给人类的疾病种类也很多，如拟杆菌署和丝杆菌属感染；炭疽；鼠疫、沙门菌；SARS；禽流感病毒等。

通过对转基因的生物安全、生物多样性和外来物种入侵防护的公益性探讨来看，其共同的目标都在于对生态系统安全、人类的生存健康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其公益性之所以与一般的公益性探究有所不同就在于，其间增添了对生态利益、生态安全、生态正义等价值观的考虑，丰富了公共利益的内涵，从而为生态安全立法的逻辑基础增加了更多的理论积淀，也为其价值目标的确定和立法本位的探寻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四、生物安全的法律供给需求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有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另一个是政治市场。在经济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消费者（需求者）和厂商（供给者），在政治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选民、利益集团（需求者）和政治家、官员（供给者）。在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来选择能给他带来最大满足的私人物品；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民主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在社会的上层建筑中，同样也存在着市场，以市场的秉性和模式运行。作为维护社会安定、秩序的法律制度当然也可以设定为像市场一样的运行模式和理论，存在着供给和需求的变换统一。任何一种法律都依存于供求双方的交换才得以成为法律产品，因为它也具有社会有用性和使用价值，但同时由于法律的公共属性，决定其在市场产品属性上有别于经济学中的私人物品，而凸现公共产品的特点。除此以外，法律市场在主体和效率方面与一般的经济市场存在明显的差别和特性，法律市场的供给者主要为国家，其消费需求者体现为广大民众，法律市场的立法产品、执法产品、司法产品的主要生产者和供给者都是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因此享有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垄断权；正是因为国家机关对法律市场的垄断才造就了法律市场的低效率。但法律市场的上述特性不能根本改变其与经济市场在运行模式和构成要素上的统一性，即当前的法律制度不能有效满足社会稳定和秩序要求，不能保证广大民众的多数需求时，亦不能有效满足国家机关的统治意愿和利益时，法律的需求应然而生，国家为了继续稳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和统治利益，保障社会整体的利益、安全和秩序，弥补法律供给之不足，通过立法等法律供给措施满足社会法律需求；此外，在法律供给中，法律生产要素资源的稀缺性，是制约供给能力的根本原因，法律供给能力的大小取决于法律生产要素的状况和生产要素资源的配置及资源配置状况两个方面，其中法律技术、法律工作者素质的提高、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都会扩大法律的供给能力。

（一）供给需求理论的法律延伸

经济学中的供给与需求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市场的运作原理，通过供给与需求的力量互补和相互作用，产生均衡的价格和均衡的数量，从而达成市场均衡。市场均衡发生在供给和需求力量达到平衡的价格和数量的点上。任何市场的非均衡态都决定了供给和需求的重新组合和排序，或增加供给，或减少需求。供给和需求的博弈永远处在均衡的此消彼长过程之中，在需求增加的情形下，需求和供给的非均衡决定了相应供给的增加。

在非经济的法律市场中，同样存在着供给需求的均衡解。当法律的供给成一定的稳定态势时，即在现行法律规范体系较为稳定的状态下，法律市场的均衡将主要取决于法律需求。法律需求决定了法律供给和法律市场的发展状况。但法律需求的产生主要受以下几个方面的制约和约束。

第

一、法律市场均衡与法律需求。所谓的法律市场，实际上是按照一般的市场要素和运行规律所拟制出来的以法律作为交易客体和核心的市场环境和市场秩序。法律市场的基本构成及其变换趋势同样依赖于市场主体双方的博弈，以及由此产生的价格因素，亦即在法律需求者和供给者之间因法律的供给和需求所产生的类市场环境。按照市场运行规律来看，相对稳定的市场在供给和需求方面基本持衡，市场的均衡态就要求市场主体双方在供给和需求上的相对均衡，任何一方发生变化，都会形成供给和需求的非均衡博弈，从而引发市场波动，通过供给增加或需求削减的方式再次达到均衡。就法律市场而言，国家或政府作为法律供给方，应当及时对市场的法律需求状态作出评估和回应，从而满足法律市场的要求，达到法律供给需求状态的均衡。法律的市场供给主要取决于法律制度约束、法律价格因素以及法律物质技术等要素的影响，也就是说在现行宪法的规范范围内，根据当前市场的守法成本和违法成本的差别比较，以及立法、执法和司法技术等相关因素，决定是否在现行法律体系范围内增加或修订法律，从而更大程度地满足法律市场的需求。其中法律的价格因素客观地体现为拟供给法律的效用范围，如果其效用范围广，需求者的权益内容和范围会基于该法律的供给得到更大程度的确认或保护，从而形成守法的受益范围大于违法的潜在收益，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供给就成为必要。

第

二、法律市场主体的支付能力与法律需求。所谓需求，主要有两个方面构成，一是需求主体对某种客体的愿望和欲望，一是该主体具有购买产品的支付能力。法律需求的产生同样具有一般需求的内在要求，其支付能力主要体现为市场主体对国家机关法律活动的支付能力，执法、司法机关对立法活动的支付能力。法律市场主体的支付能力强弱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法律市场主体对自身权益、集体权益的认知程度，认知程度越高，就更大程度上决定了相应法律供给的需求度和必要性。也就是说，法律市场主体，特别是法律需求者对自身和集体权益保护的认识程度愈深，其相应的法律意识愈强，对能够更大范围内保障其权益的法律需求愈大，法律的供给市场应运而生，从而相应的立法、执法和司法措施成为法律市场的必然。

第

三、法律价值与法律需求。

人们对法律的需求根源于法律的价值（秩序、自由、正义、效率），而法律的供给，仅仅是确立并实现法律的价值的过程。政府并不能直接供给法律的价值，如秩序和效率，而是通过提供法律，通过提供立法、执法、司法活动来间接满足人们的终极需求。法律的这种工具属性，表明了国家机关仅能供给中间产品——法律，而不能供给最终产品——正义、效率等法律的价值和社会目标。在供给和需求之间探究立法的价值，就在于通过法律供给能否在法律的运作过程中实现对法律需求的满足，确认、维护或保障应当保障的权益，防范或者遏制权益侵害、受损风险的产生。也就是说，立法的供给必须能够明确确定拟供给法律的价值目标和立法宗旨，从价值目标上可以归顺法律供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

四、法律市场利益与法律需求。市场运作的机理在于交易双方或供给双方的利益交换或互补，法律需求的产生必然归因于某种潜在利益的驱动，期望通过法律供给达到确认、维护和保障权益的目标。鉴于法律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其供给和需求必然要在基本利益取向上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和意愿。当某一种利益目标变成大多数人的利益指向，相应保护改种权益的法律规范的需求就应运而生，这种法律需求会打破原有的法律市场均衡，从而引发了法律市场的非均衡态，非均衡态向均衡态的发展就依靠保障该群体利益需求的法律供给与以相对应，从而最终实现立法。

（二）生物安全立法的供求逻辑

法律需求属于制度需求的范畴，是一种将外部性内部化的制度设计，虽然其供求逻辑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下可以被解释为一种供给和需求的逻辑发展体系，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不仅是一种非市场需求，而且是一种非物质商品的需求。法律需求根源于需求主体对某种“潜在利益”的期望和追求，是一种在已有的法律制度安排中无法实现和获取的利益。生物安全的立法需求源发于主体对保障生物安全利益的期望，从当前的法律结构体系和制度体系来看，该种利益期盼是无法予以满足的。

上述的制度经济学的立法阐释，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说明生物安全立法的立法逻辑：

（1）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体广泛。一般来说，法律需求的主体就是法律需要保护的利益主体，它既可能是一般的市场主体，也可能是国家政府，也可能是社会公众。生物技术的发展所产生的转基因安全风险、生物多样丧失风险以及外来物种入侵风险等统一构成了生物安全立法的风险体系和利益保护对象。在上述风险和利益保护的释解当中，基于对自身生命健康利益和人类世代延续的利益视角，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体主要体现为一般公众；基于对整体社会安全和秩序利益的视角，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体又将体现为国家及其政府；基于对生态系统安全利益诉求的视角，生物安全的法律需求主体甚至可以，也有必要突破原有的法律主体观念，转而确认并保护动植物，乃至生态系统的生存和安全利益。

（2）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潜在利益”。法律需求的“潜在利益”一般不能完全在实现的规范体系中得以体现，其潜在性深刻地反映了现实法律制度所建构的利益体系的非完整性。正是因为“潜在利益”的存在，构成了法律制度体系发展的牵动力，形成一个相对稳定，但又不断地在“需求-供给”中发展的运动模式。

从生物安全本身来看，安全的主体范围非常明确，一切可以归属为生物学中的生物范畴的主体都应当在生物安全法律中得以体现，并由特定的“潜在利益”与之相对应。根据生物安全法律主体的广泛性，需要通过法律保护的“潜在利益”至少包括一般公众的生命健康利益，国家政府的安全与稳定利益，一切生物体的生存利益和相互间均衡利益，以及生态系统本身的安全利益。

（3）现实法律制度安排和规范体系尚无法满足上述“潜在利益”。建立在传统法律理论体系上的法律制度安排缺少也很难对生物安全利益提供应有的风险防范机制和保护机制：首先，生物科技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所带来的风险只是在20世纪末期才真正被人们发现和认识，科技的两面性和吊诡性只有在科学技术知识较为普及的情景下，才能被广大公众所知晓。科技发展所隐含的生物安全问题、生命健康问题、生态伦理问题等作为一种潜在的或现实的社会问题时，其重要性和紧迫性才真正上升为多数人的社会风险意识。风险是一个与利益相比对的概念，它意味着主体的某类利益正在或将要被侵蚀或剥夺，当一种风险演化为一种群体性、社会性的风险意识时，相关的风险防范措施必须在整体上予以采纳或建构。法律作为一种规则和规范体系，预设人们的行为模式和行为结果，从而在制度层面上提供了一个可知悉、可预见、可防范、可制裁的规范模式，从而加快了主体的立法诉求，也推动了权力机关的立法供给。其次，现有的法律制度设计和安排都是建立在对人类自身利益的确认和保护之上，法律主体的范围也很难突破对自然人或法律拟制主体的传统认知，相应地法律的利益主体和权利主体也很难突破传统之囿。然而，就生态系统而言，彰显人类利益和智慧的科技现代化正是成就当前生物乃至生态系统风险的主要因素，现代化的反身性深刻地印证了至高无上的人类利益的局限性和短视性，也从风险的角度提出了将人类利益与生物利益、生态利益相融合的利益取向和规范模式。但就目前的规范体系和法律制度建设来看，生物安全立法的利益谱系（包括人类利益、生物利益和生态利益）仍然任重道远。

五、立法必要性下的制度安排

工业文明，特别是以生物技术发展为代表的人类第四次科技革命，在为人类创造了丰厚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足以使整个地球毁灭的风险，旧的工业社会体制与文化意识在所谓的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凸现其内在的反身性和高风险性特征。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个人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多地避开传统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由此出现了以不确定性为基础的风险社会与不确定性为基础的现代政治法律秩序之间的内在紧张。不确定的生物科技和科学技术本身隐含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必须在原有的法律秩序体系框架内重新建立并发展生物安全法律体系和由此产生的秩序体系。此外，生物安全立法的利益取向和价值取向分析认为，生物安全立法的逻辑基础在于，生物安全的社会公共性强烈呼唤并要求在法律秩序下重新建构生物安全立法的利益谱系，将人类安全利益与生物安全利益以及生态安全利益联系起来，从而将人类的发展与整个生态系统的安全相互联结，在利益层面确立生物安全立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如果我们将法律规范体系和制度体系的确立和完善放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背景下加以考察，法律需求和法律供给的辩证统一，以及由此产生的法律体系的均衡给生物安全立法的必要性设定了经济学意义上的理论基础。

生物安全法篇2

“五常法”二级生物安全管理模式内涵

1常学习生物安全实验室检测人员和管理人员必须经常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和单位制定的《生物安全管理手册》、作业指导书、操作规程、管理制度和消毒技术等，接受上级部门规定的检验人员岗位培训、资质培训和业务培训。对学习、培训和考核情况进行评价、如实记录，确保培训和学习有效，并能指导和应用到实际检测和操作中。

2常规范明确管理人员和检测人员岗位职责、行为规范，要求自觉遵守国家颁布和实施的有关法律、法规，制定和完善《生物安全管理手册》、作业指导书、操作规程、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并严格按照规定的要求和检验方法进行体检、准入、防护、检测、消毒和记录等，对生物安全柜、压力灭菌器和其他检测用仪器设备按实验室认证认可要求进行检定、校准。让有关人员在工作中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确保生物安全规定规范化即完全彻底地执行，使各项操作和管理科学化、标准化、制度化和持久化。

3常清洁实验场所、实验仪器、实验物品和实验人员手在实验过程中应该按照程序和规定的要求及时清洗、消毒或灭菌，做到清洁和无害化;实验废弃物应该及时处理，减少和防止污染的发生。

4常检查生物安全委员会、生物安全管理科室、科室负责人和生物安全监督员各司其职，切实履行监督检查制度。所有监督检查结果及时、实事记录，以便备查、改进，并对检查结果作出客观、独立评价。

5常改进常改进就是针对BSL－2现场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而展开的不断持续的行为规范的修正改善以及生物安全管理体系(包括生物安全管理手册、作业指导书、管理制度等)的不断修订、完善的过程，用不断完善的生物安全管理体系再来指导实验人员生物安全的行为规范，形成良性的、螺旋式上升的二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管理模式。做到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和整改，消除隐患，确保安全。

“五常法”二级生物安全管理模式运行

1常学习中心实验室7名微生物检测人员均参加、通过了浙江省卫生厅组织的生物安全上岗培训和考核;压力灭菌器操作人员和艾滋病抗体、肠道致病菌检测人员均经过专业培训并持有有效资格证书;生物安全管理科室－－质管科每年组织生物安全委员会、检验科学习生物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和病原微生物、传染病、消毒技术等知识培训，并进行书面考核;检测人员积极参加省市疾控中心组织的检测新技术培训;清洗、消毒辅助人员经过清洗、消毒操作专项培训。2011年全年参加生物安全相关培训共69人次，人均3次以上。通过培训，相关人员不断规范操作，提高了应急处理能力，强化了生物安全意识。

2常规范中心最高管理者—中心主任组织成立了生物安全委员会，明确实验室负责人为实验室生物安全第一责任人，质管科为生物安全管理科室，质量监督员为生物安全监督员，每个实验室落实安全责任人。2006年8月生物安全委员会组织编制了《生物安全管理手册》，目前运行的是第2版，内容包括了组织机构、实验室准入制度、实验室人员生物安全行为规范等17个管理要素。另有生物安全仪器操作规程62个，病原微生物检测作业指导书63个，实验室废弃物处理、清洗消毒、个人防护细则和制度8个，相关记录表格68个。在开展实验室工作前对所有实验室人员进行健康体检并建立健康档案，采集本底血清标本并长期保存，检查项目包括HIV(1+2型)抗体初筛、HAV－IgM、乙肝三系和ALT。安排检测人员每年参加健康体检，实行系统监测。明确规定检测人员必须熟悉生物安全柜、隔离衣、防护服等生物安全装备的使用，并进行操作比赛;熟记实验室行为规范，掌握检测方法和消毒技术;并要求经常对照中心制定的生物安全管理体系，不断规范自己的行为，养成了正确的操作习惯。

3常清洁检测人员在实验过程中做到随时消毒和清洁。如撕开的试剂包装盒及时放入垃圾箱，保持实验台面清洁;用过的滴头放在配有消毒液的盛皿里;实验废弃物按照《实验室消毒灭菌要求》、《实验废弃物管理规定和处置要求》等作业指导书及时进行高压灭菌或消毒、记录。实验结束后实验台面和地面再用合适的消毒液擦洗一遍;实验人员离开实验室按照《洗手操作规程》正确洗手，实验室的空气使用紫外线消毒。对使用中的消毒液进行检测，确保有效。消毒、灭菌过的物品分开存放、标记;消毒过的实验废弃物定点存放、定时运输，专人管理，防止了室内和室外污染。

4常检查检测人员每天下班前按照各自规定的岗位职责检查仪器设备、水、火、电、门窗安全并记录、签名;每个节假日科室自查，着重检查实验室设施安全及防护设施储备情况等;监督员对照生物安全管理体系及检测人员具体岗位职责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发现不合格项及时记录、上报，2011年共检查14次;科室负责人重点关注实验室消毒灭菌及实验废弃物的处置工作，质管科着重加强菌毒种管理;生物安全委员会全年集中、全面检查2次，包括人员健康档案、检验人员操作、个人防护、清洗消毒情况，生物安全仪器检定和校准状况、年度计划执行情况、管理体系修订和完善情况等。对检查结果及时反馈，生物安全委员会年底全面总结、评价。

5常改进2011年共发现安全隐患2个，不合格项5个。针对存在问题，中心及时修订了《生物安全管理手册》1．5《生物危险/危害评估》和1．12《实验室消毒、灭菌要求》2个管理要素，完善、修改了生物安全仪器校核规程和生物样本检测作业指导书22个，新编制了《微生物实验室岗位安全作业规程》、分子生物学检测仪器操作规程和作业指导书8个，增加了相关记录和表格10个，明确了使用中消毒剂检测项目和检测频率，新配置了高温灭菌箱、低温培养箱等生物安全仪器和检测仪器设备5台，消除了安全隐患。

生物安全法篇3

【关键词】ATP；口腔；诊疗环境；医院感染；安全性；消毒

一直以来，口腔专业在院感管理中被认为是高危专业需要重点管理，由于口腔诊疗是近距离操作，在有菌的口腔中进行，诊疗过程中气动蜗轮手机、超声洁牙等动力系统的使用产生大量的气溶胶，对诊疗环境造成污染重、波及范围广。特别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来，口腔诊疗环境成为医院感染防控工作的重中之重[1-2]。针对口腔诊疗环境的监测，目前普遍采用的目测法及细菌学监测方法很难有效、快速的监测[3]。我们采用了ATP生物荧光方法评估口腔不同操作方法对诊疗环境的影响，便于更精准的指导临床做好医院感染防控工作。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2019年12月—2021年1月之间60例患者，将患者分为两组：动力系统组和非动力系统组（对照组）。动力系统组入选标准为：被诊断为牙周病需行超声洁牙至少在15颗牙以上的患者30例，且牙周病按照疾病程度均在2级以上；非动力系统组：需要托槽粘贴的正畸患者30例。

1.2方法

1.2.1采样。分别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诊疗环境进行采样，整理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分析两组患者诊疗对诊疗环境的污染情况。

1.2.2设备与材料。采用美国Hygiena公司生产的PLUS手持式荧光检测仪及相应配套的ATP采样拭子；按照布点摆放正方形不锈钢板，面积100cm2，经消毒供应中心进行灭菌处理，纸塑包装将规格板独立密封，使用时在有效期内进行操作。

1.2.3采样位点。每个诊区内布置6个采样位点，以医生诊疗时位置为中心，医生正前、正后方各距100cm放置一个无菌不锈钢板，医生工作站、治疗柜各放一个无菌不锈钢板，反向100cm各放一个无菌不锈钢板，放置高度1.2m。摆放点位，见（图1）。

1.2.4采样时间。1）诊室环境管理：两组诊疗区域空气质量：紫外线照射30min，开窗通风30min，测试前分别在两组区域按照布点摆放无菌不锈钢板，5min后进行ATP生物荧光法测试，确保诊室环境同质化。2）诊疗前后物表采样：两组患者分别在患者治疗前按照布点要求摆放规格板，每位患者治疗时间20min以上，超声洁牙操作以动力启动开始计时，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20min后采样，进行ATP生物荧光法测试。

1.3统计学方法

使用SPSS25.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x-±s）表示，组间差异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组内差异比较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计数资料组间差异采用χ2检验。以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分析结果显示，治疗前，两组ATP测量值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与治疗前相比，两组ATP测量值均明显升高，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组间比较，动力系统组ATP测量值明显高于非动力系统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3结论

1）使用动力系统组诊疗后诊疗环境污染程度明显高于非动力系统组，动力系统的使用明显增加诊疗环境的污染。2）ATP生物荧光法对口腔诊疗环境污染程度的量化指标，可以作为对不同操作对诊疗环境影响的安全性评估。3）本项目通过ATP生物荧光法对口腔诊疗环境污染程度的研究，提示医务人员在诊疗操作过程中针对不同操作做好个人防护。

生物安全法篇4

Abstract： Based on the Wuli-shili-renli methodology， work safety management and control of large enterprises is researched in this paper. Firstly， combining with current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status of work safety risk management and control of large enterprise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SR methodology， the advantages of WSR methodology to solve problems of the work safety management and control of large enterprises are analyzed. Then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wuli， shili and renli， the key work safety risk factors of large enterprises are expounded. Finally. The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work safety risk management and control for large enterprises is proposed from the two hierarchies， both top level planning and the actual practice.

关键词： 物理-事理-人理（WSR）方法论；大型企业；安全生产；风险管控

Key words： Wuli-shili-renli methodology；large enterprises；work safety；risk management and control

中图分类号：F2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7）23-0059-04

0 引言

大型企业大多涉及石油、煤矿、化工、建筑、交通等高风险行业，企业组织结构复杂、从业人数众多，与中小型企业相比更易于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目前我国大型企业安全生产风险管控水平总体趋向好转，已经基本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1]；在设备、工艺层面，我国大型企业的整体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特别是在高铁、核电领域已经具备了国际领先水平。然而近年来大型企业生产安全事故特别是特、重大事故仍然时有发生，近年硐嗉谭⑸了11・22青岛输油管道爆炸事故、8・12天津港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等特别重大事故，造成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追其溯源，虽然我国引入了大量国外安全管理体系和先进设备，但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延续影响及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影响，“水土不服”的问题的较为普遍，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往往存在“两层皮”的现象。我国的大部分大型企业还未真正建立以风险管控为基础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安全生产风险防控缺乏科学有效的手段，导致存在的安全生产风险往往不能及早发现并得以真正解决。

大型企业安全生产风险管控是一项系统工程，以往大部分研究往往聚焦于企业微观视角的安全“4M 模型”（人、机、物、管）[2-4]，忽视了企业安全生产风险管控主体（社会、企业、人）及其如何作用于（管理、文化）客体（设备、技术、环境）的能力和态度。因此，本文将依据我国系统工程界一直倡导的“懂物理、明事理、通人理”的实践与理论原则，基于具有东方思维特点的物理-事理-人理（WSR）方法论对我国大型企业安全生产风险管控进行分析研究，为完善我国大型企业安全生产管控模式提供一种全新的思路。

1 WSR方法论及其在大型企业安全生产风险管控领域的适用性

1.1 WSR方法论

WSR方法论由我国学者顾基发先生提出，WSR方法论具有中国传统的哲学思辨，是多种方法的综合统一，根据具体情况，WSR将方法组群条理化、层次化、起到化繁为简之功效，属于定性与定量分析综合集成的东方系统思想[5]。WSR方法论目前已经在管理决策支持[6]、综合集成项目应用[7]、各类评价项目[8-10]等多个领域进行了广泛应用。

在WSR方法论中，“物理”是指客观物质世界所蕴含的法则和规则，主要涉及自然科学相关知识；“事理”是人们做事和管理的道理，主要涉及管理科学、系统科学和运筹学等学科知识；“人理”是指做人的道理，包含人与人、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和为人处事的道理，主要涉及人文科学、行为科学等领域的知识[11]。

1.2 WSR方法论应用到大型企业安全生产风险管控的适用性分析

1.2.1 系统性

大型企业的安全生产风险管控是一个复杂的动力学系统，通过协调人、机、物、管、环五大要素相互融合，达到企业安全生产与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调统一，其中涉及了政府监管、企业自身管理、法律法规标准及规章制度、企业生产、社会影响等多个方面。WSR方法论作为一种面向复杂巨系统的方法论，从物理、事理和人理三个维度深入归纳大型企业的安全生产风险管控要素，并基于这三个维度将大型企业生产过程中的风险管控要素纳入定性和定量的研究分析中，从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实现了对大型企业安全生产风险管控的认知升级，从而能够为相关研究学者和管理人员提供认识和解决大型企业安全生产风险管控问题的思路和工具。

1.2.2 科学性

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WSR方法论在物理、事理、人理三大层面由各自对应的科学理论支撑，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管理科学、系统科学、行为科学等多个科学领域，又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角度出发充分考虑人类发展、传统民族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因此WSR方法论相比于西方安全生产风险管控理论，能够更为科学、全面的挖掘出我国大型企业安全生产风险管控的深层次问题，符合“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和“协调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要求，在探索完善我国大型企业安全生产风险管控模式持续改进机制方面具备很强的指导作用。

2 基于WSR方法论的大型企业安全生产风险关键要素分析

2.1 大型企业安全生产风险的物理因素分析

基于能量意外释放事故致因模型[12]，大型企业安全生产风险的物理因素主要包括生产设备因素、固有危险源因素、生产环境因素和安全设施因素四大方面，它们之间相互影响，并在一定条件下，可能成为导致事故发生的风险因素。

2.1.1 生产设备因素

生产设备是指企业为了进行生产活动，对投入的劳动力和原材料所提供的必需的相关生产活动工具的总称。Willie Hammer关于事故的研究结果表明，生产设备的危险因素在一个时期的调研中曾被认为导致了工厂绝大多数的伤害事故[13]。生a设备的机械化水平、安全性、可靠性、功能选型、完好率、人机设计水平等是影响安全风险大小的关键因素。

2.1.2 固有危险源因素

固有危险源是指企业长期或临时生产、加工、产出、运输或存储的易燃易爆、有毒有害或有腐蚀性的物质，主要涉及生产工艺过程中的原材料、辅料、产品、半成品和废弃物[14]。固有危险源的安全风险主要取决于企业生产系统中危险物质的自身的物化性质和数量。固有危险源的数量越大、自身危害性越大，企业的安全生产风险越大。

2.1.3 生产环境因素

生产环境是指企业人员进行生产活动所处的环境，其风险因素是指生产系统中对机器、设备（或某些部件、装置等）正常运行，以及人员的安全、健康产生重要影响的所有天然的和人为的因素的组合。生产环境的主要风险因素包括自然环境因素和作业环境因素两个方面，自然环境主要包括自然界中与人类生产活动相关联的因素，作业环境是生产环境中与人密切相关且可以被人类改变的环境因素。

2.1.4 安全设施因素

安全设施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为了减少、预防和消除可能发生的危害所配备的装置、设备和标识等，包括：设备安全防护设施、安全监测报警设施、防火防爆设施、职业卫生防护设施、生产环境防护设施、应急与救援设施、消防设施和安全标识等。

2.2 大型企业安全生产风险的事理因素分析

大型企业安全生产风险的事理层所要解决的问题是通过合理配置各种资源以寻求不断提升企业的安全生产风险管控水平。基于WSR方法论对大型企业安全生产风险的事理因素进行归纳，主要可概括为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等体系建设、安全投入，安全风险预控、安全文化建设、安全培训教育、安全激励与惩戒、应急组织与响应七大因素。

2.2.1 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等体系建设

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等体系建设主要包括与安全生产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规范及企业的安全管理体系等文件体系的制定、完善及运行落实情况。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等体系树立了安全生产工作的尊严性、权威性和指导性，若存在缺陷和不足，必将导致安全生产工作的缺乏引导与约束，使安全生产的各方面要求得不到保障，从而增加安全风险。

2.2.2 安全投入

安全投入是指企业在其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为了控制安全风险因素，消除事故隐患或危险源，提高作业安全水平所进行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等各种资源的投入。安全投入包括主动投入（预防性投入）和被动投入（控制性投入）两个方面，主动投入又可分为硬件投入和软件投入。硬件投入主要包括安全设施、生产环境安全、安全科研技术和人员等方面的投入；被动投入是指处理已经发生或发生后的生产事故成本投入，如事故抢险、救援，事故调查，安全设施修复和人员伤亡赔偿、补偿等。

2.2.3 安全风险预防

安全风险预防是指企业有计划地对企业存在的隐患、危险源或其他危险因素开展预防性控制、治理，并有效降低企业生产安全风险的专项管理活动。安全风险预控因素主要包括安全检查、安全审查、安全评价、隐患排查治理和事故专项治理等[15]。

2.2.4 安全文化建设

安全文化是企业和个人在安全生产领域种种素质和态度的总和。安全文化可细分为安全观念文化、安全行为文化、安全管理文化和安全物态文化[16]，其中安全观念文化是根本，在其影响下产生安全行为文化和安全管理文化，最终形成安全物态文化。安全文化对象具有层次性，通常包括决策层、管理层和执行层三个层面。对于不同的对象，安全文化的表现和要求也是不一样的，例如决策层、管理层应主要强调事故预防、安全投入、以人为本等理念，而执行层则强调积极参与、安全行为等观念。

2.2.5 安全教育与培训

安全教育与培训是努力提高企业各层级人员的安全意识和素质，学会从安全的角度观察和理解要从事的活动和面临的形势，用安全的观点解释和处理生产经营过程中的问题的一种活动。安全教育培训主要面向态度、知识和技能三个层面。安全态度教育是安全教育与培训的根基，通过安全态度教育，真正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安全知识教育主要包括安全管理教育和安全技术教育，通过安全知识教育，使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进一步提高对安全微观层面的认识；安全技能培训主要是针对一线操作工人，将安全知识转化成安全操作，实现从“知道”到“会做”的过程。

2.2.6 安全激励与奖惩

安全激励与奖惩是通过内、外部的物质或精神奖惩刺激，激发人的安全工作动机，最充分地发挥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提升企业的安全绩效。安全激励与奖惩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在当前新形势下，安全激励与奖惩要从惩罚性管理向激励性管理转变，从事后惩罚向事前预防转变，从被动参与向主动参与转变等管理理念。

2.2.7 应急组织与响应

应急组织与响应是指为了应对安全事故的发生，预先有组织、有准备地制定措施与应对方案，用最小的代价减少事故带来的损失和危害而采取的一系列活动。应急组织与响应因素主要包括应急预案和应急救援两个部分。应急预案是指为降低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人员伤亡所采取的应急行动的步骤和纲领，主要包括预案准备、编制、实施和修订四个部分。应急救援是针对事故采取的准备、响应和恢复等一系列活动，主要包括事故的预警预测、应急体制建设、响应机制建设和应急装备建设。

2.3 大型企业安全生产风险的人理因素分析

WSR理认为“人理”是核心问题，主导“物理”和“事理”，主要包括“人”和“关系”是两大核心因素。其中“人”是指人行为及人所具有的直接影响人行为的因素总和，如人的生理、心理、动机、意识、知识、能力等；“关系”是人与人、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所有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化过程。

2.3.1 企业领导人因素

企业领导人是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者，其个人安全素质的高低不仅影响着企业安全生产组织、决策和指挥能力等关键因素，还会对企业各级人员的安全意识、行为等产生较大影响，直接决定着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的贯彻落实。企业领导人因素主要包括安全法律意识、安全重视程度和安全组织、决策和指挥能力。

2.3.2 中层管理人员因素

中层管理人员是企业安全生产风险管控工作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是企业安全生产风险管控工作成败的枢纽。安全责任心及态度、安全管理实践经验和安全技能是一个合格中层管理人员必须要具备的三大关键要素。

2.3.3 一线作业人员因素

一线作业人员是企业安全生产风险管控工作直接参与者，是企业安全生产风险管控工作成败的基础。对于一线作业人员而言，安全行为习惯、安全知识及技能和安全作业意识是保证安全生产、避免安全风险产生的重要因素，此外人的生理和心理特性、身体健康状态等也都会成为潜在的安全风险，需要引起注意。

2.3.4 外部人员因素

外部人员是指会对企业安全生产风险管控产生影响的外部单位或组织的人员，例如政府安监部门人员、上级主管部门人员、安全生产服务机构人员、公安消防机关人员、外协单位人员等。例如政府安监部门人员如果安全责任心不强，安全监管不到位，会让企业存在侥幸心理，进而增加企业的安全生产风险；安全生产服务机构人员如果缺乏职业公德，为了经济收益而开具虚假验收评价报告致使存在较大风险隐患的企业可以正常营业，也会给企业带来极大的安全风险。

2.3.5 关系

在大型企业安全生产风险管控过程中，正确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是十分必要的，这里所指的“人”，既指单个的个体人，也可以是由单个人集中起来形成的群体。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三大方面：

①员工关系。这里的员工关系主要包括两层含义：员工与企业的关系、员工与员工之间的关系。员工关系主要包括员工对企业的满意程度、工作压力情况、员工与直接领导的关系、员工对薪水的满意情况等，和谐的员工关系可以促进员工对企业、对他人的关爱，进而降低企业的安全风险。

②企业内部部门之间关系。企业内部各部门关系是会对企业安全风险管控结果产生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大型企业尤为明显，大型企业内部人际关系以及繁杂冗余的机构和审批程序，使得企业办事效率较低，因此各部门能否通力、高效协作，对安全管控的效率和质量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③企业与外部之间关系。以企业与政府监管部门关系为例：政府作为监管部门，需要对企业的日常风险情况进行检查，并指导企业开展安全风险的管控工作，一旦企业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安监部门将负责对事故进行调查处理，因此企业与政府在安全风险管控问题是会存在博弈，例如部分企业为逃避检查或者处罚，会特意隐瞒相关事故或者危险源，对有关情况会瞒报或者谎报、甚至不报，因此，政府则需要制定合理、合情的政策、法规，引导或者强制企业做好安全生产管控工作，推动企业安全管理水平的不断提升。

3 启示和建议

从本质上解决大型企业安全生产风险管控问题，一是需要结合企业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抓住主要矛盾，提高安全生产风险管控效能；二是要本着统筹兼顾的原则，综合全面的分析“物理”、“事理”和“人理”层面的各个因素，做好相关风险的预控措施；三是要充分考虑大型企业安全生产风险管控系统的动态性，把握不同阶段、地域、行业大型企业安全生产风险管控的规律。具体建议如下：

①强化大型企业安全生产风险辨识工作。风险辨识是大型企业安全生产风险管控工作的基础，目前大型企业特、重大事故数量高居不下的最根本原因就是企业风险辨识工作不到位，特别是人的意识、行为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安全生产过程管理等“人理”和“事理”要素通常被忽视，建议基于WSR方法论建立“物理”、“事理”和“人理”风险辨识清单，全面辨识企业日常生产中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

②创新大型企业安全生产风险管控考核评估机制。一是前移考核评估关口，推动考核评估的重点由注重结果向注重过程转化，建立动态考核评估机制；二是健全考核评估体系，加大对于人员意识、行为及关系和过程管理等“人理”和“事理”因素的指标的考核力度；三是确立以发现安全生产风险为导向的“激励型”考核评估导向，考核评估的目的是发现存在的问题及找出解决的方法，如果过分强调处罚和追责，这会极大挫伤各级领导和员工的积极性，势必造成掩饰事故真相的现象，因此应该将考核评估的重点放在风险溯源和教训吸取上，鼓励对未遂、先兆事故的统计分析，及时发现安全管理存在的漏洞，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大事故的发生。

③完善大型企业安全生产法制建设，发挥法制对安全生产管控中“物理”的支撑作用和“人理”、“事理”的约束作用。我们国家目前仍然处于严格监督阶段向独立自我管理阶段过渡时期，需要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法制建设，完善安全生产法制体系。政府部门要做好顶层策划，加强关键和缺失法律法规标准体系的制修订工作；要严格约束政府、企业及中介服务机构在安全生产相关的各种行为，加强日常监督和审核；要充分发挥市场能动性，充分发挥第三方机构对安全生产风险管控工作的支撑作用。

④企业要牢固树立以“人理”为主导、“事理”为核心、“物理”为保障的安全生产风险管控理念，扎实开展各项安全生产相关工作。要重视安全教育培训工作，创新安全教育培训模式，着力打造“安全素养再提升工程”；要重视“关系”在安全生产风险管控的“隐形”作用，在日常工作中注意人际关系和技术两个层面的协调，保证安全管理工作的有效实施；企业应结合自身行业特点和经济效益，以科技进步为动力，积极采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装备改造提升企业“物理”水平，以创建“本安型”企业为终极目标。

⑤努力打造企业安全文化，筑牢企业安全根基。安全文化是企业安全管理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企业安全生产“人理”、“事理”的终极需要。安全文化是企业决策层、管理层和操作层对安全生产表现出的态度和素质的总和，建设企业安全文化需要决策层树立以人为本的安全思想道德观、预防为主的科学发展观和安全第一的效益观；需要管理层要认真掌握安全生产方针政策、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不断提高专业水平、提高安全管理技能，引导推动员工建立安全价值观；需要操作层不断提高安全素质和意识，实现“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的转变。

⑥相比于目前已有的研究方法，基于WSR方法论能够更加全面、系统的分析大型企业安全生产风险管控中的各个关键要素，下一步可以考虑与系统动力学等理论进行结合，深入分析大型企业安全生产管控生态系统的演化机理。

参考文献：

[1]雷绍慧.国内外大型企业集团安全管理模式现状研究[J].价值工程，2013，12：162-163.

[2]庞柒.煤矿企业长效安全评价体系研究[D].北京：北京工业大学，2014.

[3]李贺松.安全风险管控体系及系统研究[D].保定：华北电力大学，2012.

[4]Pascal Poisson， Yuvin Chinniah.Managing risks linked to machinery in sawmills by controllinghazardous energies： Theory and practice in eight sawmills[J]. Safety Science， 84， 117-130.

[5]顾基发，唐锡晋.物理-事理-人理系统方法论：理论与应用[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

[6]董丽娅，刘子玲，等.WSR方法论在科技投入宏观系统管理研究中的应用[J].中国软科学，2006，2：89-93.

[7]王德光.基于系统理论的小流域喀斯特石漠化治理模式研究[D].福州：福州师范大学，2012.

[8]马继辉，吕永波，等.高新技术企业安全评估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7，11：114-121.

[9]Ya Li，Zhichang Zhu.Soft OR in China： A critical report[J].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2014，232：427-434.

[10]高艳.基于WSR的医院知识团队绩效研究[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2013.

[11]顾基发，唐锡晋，朱正祥.物理-事理-人理系统方法论综述[J].交通运输系统工程与信息，2007，7（6）：52-60.

[12]傅贵.安全管理学――事故预防的行为控制方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

[13]王培，李新春.危险源理论及煤矿事故危险源风险分析研究综述[J].煤炭经济研究，2008，11：76-79.

[14]蔷，王生. 职业卫生概论[M]. 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8.

生物安全法篇5

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国家粮食局负责起草的《粮食法》目前已经过五六轮修改，开始全面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意见，预计今年两会之前，《粮食法（草案）》将提请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知情人士称，如果审议顺利，《粮食法》有望在年内出台。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在有关报告中建议，国务院有关部门对立法涉及的粮食转基因管理的有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之所以将《粮食法》也归入转基因立法范围，是因为2009年农业部已经给转基因水稻、玉米颁发了安全证书，因此《粮食法（草案）》中也涉及到“转基因”的内容。

而同是涉及转基因管理，另一部由环保部牵头的 《转基因生物安全法》历经十年仍停留在起草阶段。

知情者透露，《转基因生物安全法》之所以被迫拖延这么久，究其原因是由于农业部、环保部和科技部等部委之间的利益纷争。

两个立法

在去年12月下旬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在有关报告中建议，国务院有关部门对立法涉及的粮食转基因管理的有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争取2011年将《粮食法（草案）》提请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而在《粮食法（草案）》推进的同时，环保部也一直在组织《转基因生物安全法》的起草工作。

前述知情人士称，在《粮食法》起草中，参与部门之间的争议比较小，对负责起草的国家粮食局影响较小，而《转基因生物安全法》从开始起草以来，环保部所受到的阻力很大，导致起草过程中经历了多次转停。参与起草的许多专家对此多有怨言，有的甚至选择了退出。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王灿发是 《转基因生物安全法》的起草人之一，她表示，环保部主持的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在2006年下半年就被迫停下来了。在经历了几次停停转转之后，由于整个工作进展实在太缓慢了，她选择了退出。

王灿发获悉重启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是在去年底，不过，她表示自己现在已经是局外人了。

另一位参与 《转基因生物安全法》起草的专家表示，环保部重启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是因为由于立法的滞后性已经制约了我国转基因物技术的有序发展，转基因食品的安全也得不到保障，尤其是在2009年8月农业部给转基因水稻、玉米颁发了安全证书之后，许多专家对国内转基因生物安全现状极为担忧，呼吁有关部门尽快立法。去年全国两会期间，很多参会代表也表示对转基因安全问题极为关注，同样呼吁尽快立法。

同样的呼声还来自其它社会各界，多方面的压力促使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再上轨道。

部委纷争

知情人士称，早在1999年环保部就开始组织专家起草《转基因生物安全法》。

环保部当时立法的设想主要是，一方面为了保障转基因生物技术及利用该技术生产的产品在计划、试验、生产、运输、销售以及应用过程中的安全性，另一方面是为了保护我国生物的多样性、生态平衡和国人身体健康，推动转基因生物技术在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环保部的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第一次出现波折是在2001年春节后。前述知情人士称，当时环保部组织的专家们正忙着做调研等前期立法准备工作，却忽然得知国务院很快将一份名为《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的文件。这份文件由农业部负责起草。环保部方面担心该《条例》出台后，很有可能在内容方面与正在起草的《转基因生物安全法》或有交叉或有冲突，国务院法制办方面当时回复说，《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和《转基因生物安全法》并不冲突。

2001年5月23日，国务院《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在该《条例》公布后不久，国务院法制办方面就叫停了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工作。给出环保部的说法是，《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与《转基因生物安全法》存在交叉和冲突。

环保部联合了科技部、国家林业局、中国科学院等十多个多部门，试图说服国务院法制办的相关负责人，但最终无果。

此后，国务院建立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的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参与者包括农业、环保、卫生和检验检疫等部门。但在实际执行当中，特别是在转基因生物安全问题上，基本上都是农业部说了算。

再往后，业内一些专家开始公开表示，我国转基因方面的立法主要集中于狭义的农业种植业领域，在环境安全和食品安全的问题上，环境部和卫生部等部门才更具权威性；环境部、科技部、卫生部等部门也都积极要求发出更多的声音。农业部显得比较孤立，受到了诸多质疑。

受此影响，2005年春节之后，环保部再次获准起草《转基因生物安全法》，但受国务院法制办的安排，由原来的环保部单方面起草改为环保部与科技部联合起草。

联合起草带来的结果是，立法重新启动不久，环保部与科技部就在立法观点上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环保部强调必须从生物安全、环保的角度立法，而科技部却主张更应该从促进生物技术进步的立场去把握。环保部与科技部都坚持各的观点，最终使得立法再次停滞下来。

一波三折，在农业部给转基因水稻、玉米颁发安全证书之后，由于对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的呼声高涨，相关立法才再次入轨。

艰难推进

对于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的重新启动，前述知情人士并不看好。他表示，环保部和科技部们之间存在的分歧依然还在，再加之其他相关部门也有分歧，何时能够完成《转基因生物安全法》草案很难确定，至于颁布时间则更是遥遥无期。

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首席科学家薛达元是国内转基因生物安研究专家之一，在转基因生物的安全问题上，他非常担心相关政府部门的管理跟不上，但他明确表示不看好新一轮的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

去年9月17日环保部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下称“计划”），薛达元是该计划的专家组组长。他曾表示，环保部在制定计划过程中受到了很大阻力。

薛达元表示，“行动计划”草案中本来很明确地说转基因生物存在潜在的风险，最开始的草案中的提法更为严重，但是由于有关部门不同意，在正式的文本里都被删掉了，最后剩下的只有关于风险的一点儿表述。

生物安全法篇6

【关键词】 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检测 关键技术

近年来，食品安全是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同时“守好食品安全红线”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做好食品安全工作，要用科学技术作为保障，因此加强对食品安全检测与分析关键技术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1 我国食品安全现状

国内外研究机构对食品安全进行了定义，包括两个关键点：首先是入口食品不得含有有毒、有害物质;其次不能对人体产生急性或慢性致病影响。这就要求食品在生产、储运、消费等各个环节符合食品安全相关标准的要求。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频频出现在媒体报头，并呈现出涉及范围愈广、危害程度愈深、原因多样等问题，不但危害到人民群众的健康，也给社会安定带来不小隐患。

我国2009年重新颁布了《食品安全法》，但很多内容和标准仍然不适应新的食品安全形势。我国食品生产、加工环节的污染严重，滥用化肥、添加剂等问题突出;我国食品仓储、销售等环节经营不规范，缺少专用的冷鲜设施，制销假冒伪劣食品;食品精深加工和流转环节不断增多，食品安全鉴定和安全监管工作难度也越来越大。究其根本，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食品安全监管手段缺失，相关食品安全检测和分析技术体系不够完善。

2 食品安全检测和分析技术

目前，食品安全检测和分析主要应用技术分析作为手段，广泛应用的技术有基因食品检测法、色谱-质谱法等。

2.1 基因食品检测法

将转基因生物作为直接食用的食品，或作为原料加工而成的食品被称为转基因食品。转基因生物具有高产、抗害等特点，在食品生产领域已有很多应用，譬如我国食用油中很大比例使用转基因生物原料加工而成。然而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国内外的实验室不断研究转基因食品的检测技术。目前该技术主要有两大类，分别是基于核酸的检测方法和基于蛋白质的检测方法，前者主要包括聚合酶链式反应法和基因芯片技术，后者主要包括酶联免疫分析法、蛋白质芯片和蛋白质组分析。

2.2 色谱-质谱法

色谱-质谱法主要包括气象色谱、液相色谱和质谱三种分析方法。色谱技术应用最早，在对化合物分离上具有一定优势，但气象色谱对分析物有一定的特性要求，限制了其检测应用范围，液相色谱对分析物的适用性相对较广。质谱分析法广泛应用于微量成分的检测中，具有明显的优势。目前，将液相色谱和质谱技术联合应用，已经取得了较好的实验效果，同时兼具检测速度快、适用范围广的特点，适用于实验室快速分析。色谱-质谱法已经在苏丹红、三聚氰胺等非法食品添加剂检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3 酶联免疫分析法

免疫分析法是将抗体与相对应抗原发生反应这一特性，检测食物中抗体含量的技术，主要包括：免疫酶法、荧光法、放射标定法等。其中免疫酶法是将酶作为标记物和催化剂，有效避免了放射性元素的使用，既可进行定性分析，也可进行定量分析，广泛应用于农药残留、致病菌检测等方面。基于免疫分析法的试纸和试剂检测灵密度高、便捷易推广，适用于现场快速检测和大批量检测，被誉为最具发展潜力的快速检测技术。

2.4 光谱分析法

光谱分析法可以在不接触检测物的情况下，通过向检测物发射光谱，使用光谱仪分析检测物对特定光谱的物理反应特性，来鉴定有害物是否存在。这种方法具有不接触检测物、检测速度快、便于信息化等特点，十分适用于在食品在生产和加工环节的线上检测。该方法选用不同的光谱来检测食品中相应的有害物，在食品表面的农药、微生物残留检测上十分有用。其局限性是只能进行定性检测，不能进行定量检测。

2.5 生物传感器法和生物芯片

生物传感器法通过生物传感器对生物活性单元敏感的特性，将传感器接触生物质浓度作为检测对象，需要一整套的传感、电传、信号转化设备。生物传感器法与免疫分析法结合，通过检测抗体和抗原反应后的生成物，进一步提高了检测的适用范围，发展前景比较好。近年来，生物芯片法发展也比较迅速，它通过将生物芯片与食品中的目标分子进行结合，用精密仪器检测生成物，也有一定的应用前景，目前常见的生物芯片包括基因芯片、蛋白芯片和微流控芯片三类。

综上所述，不同的食品检测和分析技术适用于不同的领域：基因食品检测法主要针对转基因食品的实验室分析;色谱-质谱法和酶联免疫分析法分别应用于食品的实验室检测和现场检测;光谱分析法主要应用于食品加工过程检测;生物传感器法和生物芯片是新兴的食品安全检测技术，是前几种技术的补充。

3 食品安全检测问题的经验借鉴和建议

3.1 国外食品安全检测的经验

发达国家的食品安全检测和分析技术发展比较成熟，一些经验可以被我国借鉴。发达国家为推进食品安全检测和分析技术制定了完善的法律，配套细致的法规，建立了严格的检验标准。建立了完善的食品安全检测与分析技术体系，以实验室灵敏检测技术为骨干，以快速检测技术为支撑。积极推行试验成熟的新技术新技术，应用了基于物联网的食品溯源技术，有效遏制制劣、制假活动的发生。

3.2 我国食品安全检测的建议

面对我国食品安全的新形势，着力我国食品安全检测和分析发展水平，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工作：（1）建立与国际接轨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继续推进《食品安全法》的完善，并配套制定细则和检验标准，使技术发展有法可依;（2）加强食品安全监管的体制机制建设，创新适应新形势的食品安全监管机制，大力推进食品安全责任落实;（3）提高食品检测和分析能力，推进关键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构建现场快速检测与实验室灵敏检测相结合的技术体系。

4 结语

“人民群众无小事，食品安全无小事”，我国应以加快构建完善的食品安全检测和分析技术体系为抓手，满足当前食品安全监管的迫切需求促进我国社会的健康安定发展。

参考文献：

生物安全法篇7

【关键词】食品安全；控制技术；现状；发展；思考

食品安全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也是国家稳定和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随着全球环境污染的日趋严重，食品科技的迅速发展以及大众对高素质生活愿望的不断提高，给食品安全形势带来了新的挑战。特别是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时代，食品供应链中的环节和因素在不断增加。从农场、牧场的原料生产到食品企业的加工、包装、储藏、运输和销售，食品不安全因素贯穿于食品供应全过程，各大类食品均存在安全隐患，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屡有发生。因此对食品安全控制这一课题进行深入探索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我国食品安全的现状

食品安全，是指一个单位范畴（国家、地区或家庭）从生产或提供的食品中获得营养充足、卫生安全的食品以满足其正常生理需要，即维持生存生长或保证从疾病、体力劳动等各类活动引起的疲乏中恢复正常的能力。食品安全状态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食品中各种危害物对消费者健康的影响程度。它是以确保食品卫生、营养结构合理为特征。强调食品质量安全，是人类维持健康生活的权利。

食品带来的风险，主要来自微生物性危害和化学性危害。其中微生物性危害包括：（1）细菌性污染，（2）真菌毒素污染，（3）病毒性污染，（4）寄生虫污染。化学性危害包括：（1）农药污染，（2）兽药污染，（3）重金属污染，（4）食品添加剂、食品容器和包装材料污染。

这些年来，随着转基因食品、新资源食品和保健食品等新食物陆续上市，也给食品安全控制增加了新的内容。尤其是转基因食品，现在已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而对其安全性的激烈争论没有停止。目前已有儿童因饮用转基因大豆豆浆而发生过敏反应的报道。由此，食品安全不容忽视。

当前，食品安全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化肥、农药等对人体有害的物质残留于农产品中；（2）抗生素、激素和其他有害物质残留于禽、畜、水产品体内；（3）超量使用添加剂、滥用非食品加工用化学添加剂；（4）食品制造使用差、劣原料；（5）病原微生物控制不当。

产生食品安全问题的原因有：（1）有些食品加工企业管理松懈，生产控制不严格，未达到工艺要求，微生物杀灭不完全，导致食品残留病原微生物或在生产过程和储运过程中发生微生物腐败对人体形成危害；（2）部分企业在食品工业中，超标、超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滥用添加物，甚至使用非法添加物；（3）有些食品加工企业和加工者在食品加工中混杂非食品物质，仅仅为改善食品外观质量、延长保质期或增重；（4）加工企业的出厂产品缺少完备的检验。

二、食品安全控制技术的现状

1、食品安全控制技术中的食品安全管理工作

食品安全既是一项基本的人权问题，也是涉及重大公共利益

的政治问题，不仅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安居乐业，而且关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民族的繁荣昌盛。

目前，各级政府对食品安全工作非常重视，已经列入党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把食品安全问题作为民生的大事来抓，都成立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增加了监管体系的投入，完善了食品安全和质量标准体系建设，加大了食品安全打击力度，为进一步加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提供了组织保证。

2、食品安全控制技术中的检测技术

（1）食品生产中的质量安全控制

①食品原料产地环境检测与控制

产地环境污染直接或间接影响食品安全。产地环境污染主要是指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和土壤污染。对产地环境的监测和产地污染的防治，有助于从源头上确保食品安全。

②生产加工过程中检测与控制技术

根据食品安全控制的要求，开展食品生产、加工、储运、包装等环节安全技术的研究，建立对食品安全进行全过程控制的技术体系。如“良好生产规范”、“良好卫生规范”、“危害分析关键点控制体系”等质量保证体系。

③研究开发可靠、快速的食品安全检测技术和相关仪器

目前，一些公认的重要食源性危害，在检测技术方面还不够完善，不能满足食品安全控制的需要。在食品安全检测技术方面急需解决适应生产特点的现场检测技术，在检测手段设置的技术措施中缺少完善有效应对手段。因此，我们要根据当前食品安全的要求和特点，研究开发可靠的控制食源性危害的检测技术和产品，以保证食品安全检测工作的需要。

（2）食品安全控制中主要检测方法

食品安全检测的指标主要包括食品的一般成分分析、微量元素分析、农药残留分析、兽药残留分析、霉菌毒素分析、食品添加剂分析和其他有害物质的分析等。根据被检测项目的特性，每一项指标的都有对应的检测方法。

①食品安全检测技术中化学性危害检测技术

除传统的常规分析方法外，仪器分析方法逐渐成为食品化

学性危害检测主要的手段，包括分光光度法、原子荧光光谱法、电化学法、原子吸收光谱法、气相色谱法、高效液相色谱法等。以上检验方法按照检验项目，大致可以分为无机成分分析方法和有机成分分析方法。

无机成分的分析检测项目主要包括微量元素中的铜、铅、锌、锰、镉、钙、铁等。分析方法主要包括原子光谱法、分光光度法、电化学法、离子色谱法等方法。

有机成分的分析一般由色相气谱或高效液相色谱法以及分子光谱法完成。在相关检测中，特别是农药残留，如有机氯、有机磷的测定得到普遍的关注。

②食品安全控制技术中微生物危害检测技术

至今微生物检测和鉴定方法主要有三大类：传统方法、数值

化方法、化学及D-T生物学方法。每一类又派生出8～20种具体方法和仪器，当前应用最广的是有两种：一是根据不同细菌对不同碳源的代谢利用率进行鉴定；二是根据每种细菌都具有特征性的脂肪酸图谱进行鉴定。

三、全面推进食品安全控制技术的发展

1、推进食品安全控制中管理工作的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我认为，当前食品安全管理工作面临严重挑战，作为政府职能部门一定要理性思考，以与时俱进，转变政府职能，在优化行政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审时度势，未雨绸缪，不断改进工作作风和方法，全面推进我国的食品安全管理工作。

（1）管理体制的进一步理顺，行政部门设置和职能分工的优化；

（2）食品安全监管法制化建设的推进，依法行政的加强；

（3）食品安全检测网络的建设，风险分析和预警能力的提高；

（4）统一的食品标准化体系的建立，食品安全检测能力的提高。

2、推进食品安全控制技术中检测技术的发展

食品安全这个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如何快速、准确地检测食品卫生中存在的问题已成为重中之重。但是食品分析的困难很多，包括样品中基质背景复杂，前处理过程繁琐，需要耗费较多的时间、被测成分浓度较低、分析仪器的定性能力受到限制、仪器检测灵敏度不够等。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满足目前越来越严格的法规要求，是当今食品安全检测中的分析测试技术的研究方向。

（1）推进食品安全控制技术中化学性危害检测技术的发展

①研究并建立一系列样品预处理技术平台。该平台以解决农产品、食品样品所特有的多杂质、多组份、多干扰条件下的多残留分析。

②分子印迹合成受体（MISR）技术。该技术的原理是：首先使拟被印迹的分子或聚合物单体交联，再将印迹分子多次从聚合物中提取出来，聚合物内部就留而下了被印迹分子的印迹。

③研究并建立新的质谱联用技术。使用质谱仪对被测物进行定性分析，通过四级杆质谱仪的选择离子检测（SIM）、离子阱技术的选择分离储存技术（SIS）、对低含量、背景干扰严重难以定性分析的化合物采用串联质谱（MS/MS）的方式分析，可以获得很好的检测效果。

④仪器便携，检测现场化。这一方向主要由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中派生出来的。比如蔬菜中农药残留量检测方法的研究，就是目前食品安全检验中相当重视的一个方面。

⑤生物传感器技术。生物传感器是一类以生物材料为敏感识别元件，将化学量转化为其它可测定的物理量的装置，是一个典型的多学科交叉产物。由于现代提取净化技术的推出和高选择性、高灵敏度、高分辨利仪器的进步和完善，一次处理和注样，同时检测几种、几十种甚至上百种农药残留量成为可能。

（2）推进食品安全控制技术中微生物危害检测技术的发展

①微量量热法。此法是通过测定细菌生长时热量的变化进行细菌的检出和鉴别。目前已有能测定微小温度变化的仪器，如美国检测仪表实验公司生产的多路微量量热器。

②放射测量法。此法是根据细菌在生长繁殖过程中代谢碳水化合物的产生CO2的原理，把微量的放射性14C标记引入碳水化合物或盐类等底物分子中进行检测的。

③气相色谱法。利用微生物细胞分离的气相色谱分析是研、究微生物分类的有效方法之一。其原理是将微生物细胞经过水解、甲醇分解、提取以及硅烷化、甲基化等衍生化处理后，使之分离尽可能多的化学组分供气相色谱仪进行分析。

④阻抗测定法。利用阻抗测定法可迅速检测出各种微生物对不同底物作用的结果，即在含有几种不同底物的培养基中，分别接种适量的被检测生物，经一定时间培养后即可用阻抗测量仪在检测其生长情况的同时反应表达出其特征，进而鉴别其种、属。

⑤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此法广泛应用于细菌、霉菌的检测及其它许多领域，如用于大肠菌群的快速测定，在4小时之内即可获得结果。

⑥荧光素酶测定法。此法是生物发光测定法中最敏感的方法，其理论基础在于ATP的存在成为检测样品中有无微生物的极佳依据。

生物安全法篇8

关键词：实验室生物安全；改革；实践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2)41-0134-03

2002年SARS爆发，2011年3月东北农大多名学生感染布鲁氏菌病，10月中南大学实验楼火灾，这一系列事故再次引起社会对高校实验室安全特别室生物安全的关注。实验室生物安全是指为避免微生物和医学实验室各种活动中生物因子对人、环境和社会造成的危害或潜在危害，而采取的防护措施(硬件)和人员素质及管理措施(软件)，以达到对人、环境和社会的安全防护目的的一种综合行为。

一、高校实验室特点及大学生实验室生物安全现状

1.高校实验室特点

高校的生物安全问题主要集中在从事医学、生命科学学科教学和研究的院校。普通高校实验室具有下列特点：①生物安全级别低，多数属于BSLl和BSL2级；②生物安全相关设施较少，生物安全意识较弱；③随着招生规模的扩大、实验室的开放，高校实验室人员较多，流动较大，难以管理。一个实验室的硬件设施再好，如果缺乏有效的管理机制，也难确保其安全。

2.大学生实验室生物安全现状调查

以问卷形式，随机调查了193名不同专业学生，包括医学专业、生物科学专业、生物技术专业等，所有学生均接受了相关专业课程学习。调查问卷设计15个问题，每个问题均统计正确答案，结果如下：

结果表明，学生对微生物基本技术(5、6、7、8)掌握较好，说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对学生基本技能的训练。但是对于生物安全的基本知识(1、2、3、4)、职业暴露的处理方法(12)、废弃物处理原则和方法(13)、生物安全法律法规和急救知识(15)几方面内容掌握较差，反应了教师在注重基本技术教学时，忽视了生物安全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传授，学生缺乏系统的、全面的生物安全知识教育。同时，通过调查可以发现，学生非常希望得到系统的、全面的生物安全知识教育。

二、建立生物安全管理体系。开展生物安全教育改革

针对调查问卷的结果，浙江中医药大学(以下简称“我校”)意识到生物安全对保障教学和科研及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在生物安全管理和教育方面积极进行了一系列生物安全管理和教育改革。

1.建立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组织体系，制定生物安全应急预案

我校由相关学院领导牵头，各实验室主任为核心，成立生物安全管理委员会，负责制定生物安全应急预案，应急预案对应急救援组织机构、组成人员和职责划分及预案的启动、终止、危险目标及其危险特性、对周围的影响及应急救援保障等进行详细的编制，预防我校重大的、突发性生物安全事故的发生，增强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

2.加强生物安全风险评估，建立管理制度体系

对我校实验室的各种菌株、有毒物品、易燃易爆物品等进行详细的登记、建档和妥善保存。编写《生命科学学院实验室生物安全操作手册》，对具备生物安全隐患的种类、存在状态、自然感染途径、实验室操作所致非自然途径及预防等进行阐述。制定一系列实验室管理制度，包括：危险标识制度，安全检查制度，坚持和完善各种记录制度及奖惩制度等，从源头进行防微杜渐，预防和控制生物安全危害的发生。

3.加强对学生的生物安全教育和培训，建立实验室人员准入制度

根据实验室生物安全教育的目标和我校生物安全调查问卷结果，我校选择与临床关系密切的医学检验专业2007级学生作为实验室生物安全教育改革试点，进行生物安全教育。授课内容主要包括：实验室生物安全绪论、各种化学品和放射性物质的生物安全、病原微生物生物安全、临床实验生物安全、基因工程生物安全等内容，分层次、分阶段进行教学。教学过程中加强生物安全基本知识、基本理论讲授，在学生进入实验室后，注重基本操作技术、急救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培训并进行考核，考核合格的学生颁发合格证书，允许进入实验室，确保实验室生物安全。

4.创建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网页，积极营造生物安全氛围

根据我校教学和科研特点，结合国家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形势和要求，创建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网页，学习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宣传我校生物安全制度和取得的成绩，监督存在的不足，表扬生物安全优秀个人和单位，以网络为平台在相关院系营造一个人人关注生物安全的氛围，并自觉实践实验室生物安全。

三、教学改革效果评价

我们以医学检验专业2006级作为对照组，未进行生物安全教育和培训；选择医学检验专业2007级作为实验组，进行详细的生物安全教育和培训。分别进行理论考核和实践考核，总分为100分。理论考核60分，主要为客观题，着重生物安全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的考核；实践考核40分，主要侧重考核基本技术，包括基本操作方法、职业暴露的处理、废弃物的处理等生物安全基本技术。对两组成绩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经过生物安全教育和培训的学生对生物安全知识掌握明显好于未经过培训的学生，x。检验显示两者之间有显著差异。

四、讨论和分析

目前，我国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提倡科技兴国，鼓励高校师生开展科学研究，高校之间科研实力的比拼与排名，科研人员科研业绩的考核、职称晋升，研究生博士生的扩招及素质的高要求，使得科研业绩的权重在逐渐增加。因此，高校必须更新教育理念，增强防范意识，强化生物安全防护教育。但目前国内开设实验室生物安全课程的高校不多，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还需要进行摸索。

生物安全法篇9

一、我国动物源性食品安全现状考察

（一）病害、劣质动物源性食品泛滥市场

基于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在我国偏远地区，人们愈发意识到养殖业对增加财富的重要性，几乎每家每户都会饲养家禽牲畜，由于动物疫病复杂多样、防疫基础比较薄弱、防疫制度不甚科学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驱动等诸多原因，造成了动物疫病大量存在。随着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对私屠滥宰等违法经营行为打击力度的加大，违法生产、加工、经营动物源性食品的行为虽然有所收敛，但是由于监管制度不系统、不健全，导致病害、劣质动物源性食品依旧充斥市场。

（二）动物源性食品中药物残留严重超标

不可否认农药、兽药、饲料添加剂等的使用，为畜牧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给动物源性食品安全带来了巨大隐患。动物源性食品因有毒有害物质超标和兽药残留造成的中毒和污染事件时有发生。其中兽药残留是导致其安全性下降的重要原因。当前动物源性产品中的药物残留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饲养过程。养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殖者违法使用国家明文规定的违禁药物，导致食品中存留有害成分；二是所用饲料。目前饲料中添加药物残留于动物体内，通过食物链，均会对人体产生危害；三是加工贮藏过程中的残留。

（三）饲养方式和水平落后，防疫工作难度大

近年来，重大动物疫情频发，由此导致的动物源性食品安全事故不断出现，给广大消费者的生命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主要表现为：

首先，饲养环境差，饲养方式和水平落后。所以，推行健康养殖方式，发展规模化养殖，做到科学选场、科学引种、科学饲养，可以在生产源头保证畜产品的质量安全。

其次，人畜共患病对人体健康构成严重威胁。目前，结核、狂犬病等尚未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人畜共患病隐患的存在必将诱发更多其他对人体健康和安全构成潜在威胁的动物性疾病。

最后，境外动物疫病对中国构成了潜在威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国际间动物源性食品交流活动频繁，类似禽流感、口蹄疫等国外动物性疾病随时可通过边贸经济往来而传入中国[1]。由此引发的“输入性”动物源性食品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二、我国动物源性食品存在的安全问题及成因分析

（一）生产规模化、标准化程度较低，检疫、检测设备不匹配

生产过程是保证食品安全的重要环节。时下，我国动物源性食品加工业迅速发展，但由于食品企业对资金和技术要求不是很高，一些地方检疫仍靠感官检查，缺乏先进的仪器设备，违禁添加剂、兽药、激素等检测也存在检测手段、仪器缺乏等问题，这些无疑为动物源性食品安全问题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二）经营者质量安全意识不强，监管者对违法行为打击力度不够

动物源性食品经营者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对动物防疫法律法规和动物源性食品安全知识知之甚少，为了发家致富对其所经营食品的安全问题也比较漠然。此外，动物源性食品渠道多样，一些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便的地区，为各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的市场检查工作带来了难度。这些都使得各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没能及时发现动物源性食品市场中的违法经营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违法经营活动的打击力度[2]。

（三）安全常识传播途径少，消费者防范意识差

现在不少消费者食品安全意识淡薄，买东西较多地关注价格和份量，较少考虑是否安全健康，加之消费能力不高，所以购买动物源性食品往往只图便宜，不求质量，致使质量差、价格低的动物源性食品很有市场。此外，消费者辨别劣质动物源性食品的能力较低，意识不到劣质动物源性食品给自己身体带来的危害。

（四）相关法律体系不健全，政策制度不合理

我国相继颁布了许多确保动物源性食品质量的法律法规，但从总体上看，没有形成相互协调、共同作用的法律体系，不仅如此，相关法律法规的条文对动物源性食品安全的规定过于笼统，加之法律法规的解释及实施细则制作过程缓慢，致使法律或法规难以操作[3]。因此，在我国动物源性食品安全日益严峻的今天，加快立法是当务之急，特别是要加快同国际食品安全标准和管理模式接轨的步伐，缩短同发达国家的差距。

目前，欧盟关于动物源性食品安全相关立法体系比较健全，很多地方可以为我国所借鉴。2000年欧盟委员会了《欧盟食品安全白皮书》，明确提出了复审食品安全法律、完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目标，确立了“从农场到餐桌”全过程控制为原则的食品安全监管理念。

在此之后，完善欧盟食品法体系的关键性步骤便是在2002年出台了178/2002号条例[4]，制定了实现动物源性食品安全的监管程序。其主要内容包括食品的进出口要求、食品和饲料的安全要求、食品和饲料企业的责任、确立可追溯性制度与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制度以及食品和饲料的撤回、召回或通报等，是欧盟新食品法的基石。此外，在关于动物源性食品安全与卫生、动物传染病控制、饲料安全等保障动物源性食品安全方面制订了专门性条例和具体规则。重点内容包括：（1）食品生产加工设施的批准和注册程序；（2）动物源性食品必须加贴识别标识，对其实施可追溯性制度；（3）详细列举了允许进口动物源性产品的第三国或企业清单；（4）突出了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技术体系建设内容，注重弥补原有法律对农场层面的初级生产规范不足的问题[5]。

与此相比，虽然目前我国在畜禽产品、动物疫病、动物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残留、饲料添加剂等方面逐步建立了一套质量标准体系，但这些标准本身质量不高、体系不健全。

三、我国动物源性食品安全法律监管措施之完善

（一）加快立法进程，促进食品安全管理走向法制化轨道

我国目前食品安全问题频发， 以合理的建议作为决策基础，建立和完善食品安全法律监管体系刻不容缓。借鉴国外保障动物源性食品安全的成功经验，我们至少要注意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创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建立市场准入制度，完善相关立法。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1）严格审查生产环境、设备、工艺流程等相关硬件条件，认真考查生产商与质量有关的文件及其产品标准，严格对《生产许可证》的发放工作；（2）实施强制检验制度，严把生产销售质量关；（3）根据质量检验结果，给相应的食品注明质量等级，推进动物源性食品质量安全标志工作[6]。以此为立法出发点，广泛听取和采纳公众的意见，建立立法所涉利益部门回避制度，以便实现法律的公正性。

其次， 建立动物源性食品质量安全的可追溯系统。我国兽医监管部门正积极推进动物标志及疫病可追溯体系的建设，可对动物的饲养、运输、屠宰及动物产品的加工、储藏、运输、销售等环节的相关信息进行详细记录，从而实现在出现质量安全事件时，监管部门及时作出反应，对问题产品追根溯源，及时封存处理。这种将食品安全监管放大到食品链的全过程的监管体系， 强调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必须符合标准[7]，杜绝食品生产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任何污染。

最后，我们需要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风险评估机制，不断提高食品安全检测的技术水平，为食品安全立法提供可靠的参考资料；设立专门的应急机构（例如，紧急疫情中心），保证及时获得疫情信息，负责紧急疫情的分析工作。

（二）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加大执法力度，提高消费者防范意识

政府有必要建立一整套透明、公开的动物源性产品质量安全信息传递机制，及时向养殖户和消费者提供各种与畜产品质量安全相关的信息及法律知识[8]。一方面可震慑不法生产者，另一方面，帮助消费者消除恐慌心态，理性应对。

此外，相关执法部门将查处的出售劣质、病死肉品的单位和个人以及私屠滥宰黑窝点及时报送市食品监管部门，进行综合汇总，并要利用电视等新闻媒介定期公示，使消费者能够及时了解相关情况，积极发现违法经营行为并勇于举报，主动参与到打击违法经营活动中来，提高消费者的防范意识。

（三）突出政府主导作用，建立职责明确、保障有力的工作机制

动物源性食品安全监管涉及范围广、难度大，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工作[9]。各地食品安全领导小组要最大限度地运用政府资源，及时向当地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汇报工作；财政要做好保障饲料安全、食品检验等费用的足额预算；科研管理机构必须对科研项目各负其责，相关管理部门要时时监管，尽早结束不安全项目在生产中的应用，减少不良后果的产生；建立强有力的专职执法队伍，配备执法专用设施，加强监管、检测，使动物源性食品安全从源头得到保证，形成“有领导、有协助、有监督”的“三有”工作格局，为生产动物源性食品提供可靠的保障。

生物安全法篇10

关键词：现代物流企业；安全管理；策略

Abstract: As the market economy develops， the changes of time， China’s logistics has broken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areas. Modern logistics in the field of production， circulation of materials， in the field of commodity circulation and circulation; logistics management is a business-to-process materials circulation of the organization， coordination and control. Modern logistics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and security management also will be in a lot of new changes. Therefore， in the modern logistics enterprise security management， only on the model of safety management reform and innovation can ensure the safety of enterprises.

Key words: modern logistics enterprises; safety management; strategy

现代物流业作为一个新兴的复合型产业，近几年在我国得到了迅速发展，社会物流需求持续、高速增长，物流业增加值稳步上升，社会物流总成本趋于平稳。企业原有的体制己经或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转变，经营方式和管理模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安全管理工作同时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因此，安全管理模式的改革与创新在当前形势下显得尤为重要。

1我国物流企业管理现状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巨大，现代物流产业的发展前景广阔。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各类物流企业快速成长，传统的运输、仓储、联运、货代等企业也加快了业务重组和资源整合的步伐；新兴物流企业在努力扩大规模和提升水平；民营和外资物流企业纷纷兴起和加入，加速拓展市场。目前，不同所有制形式、不同经营模式、不同规模层次的物流企业共同发展的格局已经初步形成。从目前中国物流业发展现状看，具有现代物流特征的物流企业一部分是在运输企业或仓储企业的基础上，通过物流服务的延伸和运作方式的变革转变为物流公司；还有一部分是为满足物流市场的需求，以物流事业为经营内容的新型物流企业，其中包括第三方物流企业和以提供物流信息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第四方物流企业等。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物流业起步较晚，物流成本占 GDP的比重仍然过高，社会物流整体效益差。由于管理体制改革的落后，我国企业物流的发展仍然处于“小、多、散、弱”的状态，普遍存在经营分散、功能单一、自动化程度低，物流布局不合理，物流技术含量不高，物流企业横向联合薄弱，物流服务意识和服务质量不尽如人意等问题，难以满足社会化物流的需要。

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相当多企业仍然保留着“大而全”、“小而全”，“产、供、销一体化”，“仓储、运输一条龙”的经营组织方式，物流活动主要依靠企业内部组织的自我服务完成，使采购、仓储和配送职能未能进行充分整合，无法实行一体化的内部供应链管理，不利于社会化专业分工。这种分散的、低水平的管理活动也存在许多安全管理弊端，抑制我国物流企业的发展。

2保证现代物流企业安全运营的创新管理策略

2.1实施领导干部安全目标管理责任制。企业安全工作落实与否，关键在于领导。真正做到企业法人代表是安全工作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的安全工作负总责；分管安全工作的领导具体抓，负具体责任；其他工作分管领导对其分管内的安全工作负责任，形成齐抓共管保安全的局面。具体说：一是企业经理重视安全，言传身教带动各基层部门负责人都来重视安全工作。经理要亲自参加企业每个月的安全工作例会，听取部门安全工作汇报，掌握各种动态，及时解决安全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亲自过问上级布置的各项安全工作和专项治理工作的落实情况；亲自参加重大的或专项的安全检查，使职工感受到领导对安全工作的重视和支持；二是分管领导真抓实干，做好细致的安排与责任落实工作；三是其他领导在其分管工作中支持和服从安全工作的要求，避免产生矛盾和抵触，形成齐抓共管、确保安全的局面。

2.2树立安全经营观念，促使安全与经营的协调统一。安全和经营是相互矛盾又相互统一的关系。因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成本是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在人们的思想中，安全投入是一种不能直接获得收益的投入。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很多企业经营者在企业运作中，把利润和安全投入放在一起来衡量的时候，往往会把利润放在更为优先的位置来考虑。但是我们要从思想上明确，省去了安全投入，是否就是省了成本，增加了利润呢。当安全工作与经营有矛盾时，要通过我们的工作将其化解，达到安全与经营的统一。要避免把安全与经营割裂开的倾向，处理好“安全为了生产，生产必须安全”的辩证关系。当生产与安全有冲突时，应首先考虑安全。这就给安全管理人员吃了定心丸，使他们消除了顾虑，挺起腰杆敢抓敢管。在措施上，以是否确保安全为其他工作取舍的前提，使安全管理工作变被动为主动，变事后监督为事前防范，有效地维护了安全监督的权威性。同时强调不能因为怕承担责任不敢开拓经营。随着经营的搞活，必然产生许多新的安全问题，如公司把一部分仓库、店面租给客户自行保管，会出现一些客户对安全工作重视不够或因片面强调设施利用率忽视安全有关规定的现象。

2.3建立合理规章制度，形成规范化的管理。企业的安全工作必须有据可依、依法管理，这样才能建立良好的工作秩序，形成规范化的管理。国家《消防法》、《安全生产法》等法规的出台，为企业安全工作提供了依法管理的依据和保障。作为物流企业应在国家法律法规整体架构的基础上，结合经营情况和服务方式的变化对企业的安全制度进行相应的修改、补充、完善，形成企业安全制度。随着仓库外租形式的出现，需要跟上相应的安全规章制度，要根据“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和“安全自查、责任自负、隐患自除、接受监督”的管理要求，建立完善的外租仓库安全责任书制度等。每年初，在制定经济工作计划的同时应做出全年的《安全目标管理工作分解表》，与“管钱管物”人员、特殊工种人员、外租户等签订专项责任书，对灭火器材的保养、维修、换药和特殊储备保养，对特殊工种的培训等均做出时间安排，使各项安全目标层层细化，分解落实到各职能部门、班组、岗位。这样，什么时间该干什么，由谁指定，一目了然，确保各项安全基础工作有序进行。转贴于

2.4加强监督，坚持安全检查制度和严格整改措施相结合。 安全工作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建立和规范安全基础管理工作；二是抓现场安全管理。现场的安全管理是安全工作的重头戏，生产现场安全管理没有捷径可走，只能脚踏实地，做好细致的工作，坚持不懈地巡回检查、再检查，整改、再整改来促进企业安全制度的落实。

物流企业要坚持每月一检查，库区每周一检查，仓库“一日二查”制度，采取二级查与专业查相结合；集中查和抽查相结合；领导查和夜查相结合；季节查和节日查相结合的办法，进行多次大检查，借助于社会大气候，推动安全工作不断改进。要坚持安全检查制度和严格整改措施相结合，对许多不安全因素和隐患做到早发现早处理，把事故苗头消灭在萌芽之中达到了超前预防，及时清理隐患的目的。认真做好各级安全检查记录，对查出的隐患，严格按照规定填发整改通知书，限期整改。实行整改反馈，落实不安全因素的整改工作。 随着企业情况的变化，安全工作往往会出现新的难题，需要我们去解决。因此，在抓表面上的安全基础管理工作的同时，还要安排研究、探索和解决一些安全工作中存在的难点问题，力求企业安全管理水平有新的突破和提高。

坚持把自管库纳入企业安全管理范围，做到统一部署、统一检查、统一考核标准。当然，严格对自管库的管理是一

个艰苦细致的工作过程，自管库往往为了省钱，或为了赶任务，或图一时方便，违反安全规章制度的现象时有发生，如在禁烟区内抽烟、明火作业、乱拉乱搭电线、使用高功率电器、堵塞消防通道等。有时今天检查发现的问题纠正了，明天类似的问题又会发生，因此生产现场管理关键在于持之以恒、一丝不苟地抓落实；二是改进工作方法，提高管理水平。而对常遇到的自管库对安全检查不配合，隐患整改落实难的问题和甚至出现租赁双方关系紧张的现象，使我们意识到搞好自管库的安全工作离不开承租方的理解、支持和配合，因此，安全管理也要提供优质服务，工作方法切忌简单、生硬，要经常与租户交流、沟通，尽可能为租户提供方便，帮助他们解决经营、生活上的困难，增进了解、培养感情、化解矛盾，以取得工作上的相互支持。

2.5提高全体工作人员的素质加强安全教育。提高全体职工的安全意识和安全素质是安全管理工作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意识能反作用于物质，员工的安全素质和安全意识增强了，就会减少不安全行为，从而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如一个企业经营者的安全素质提高了，安全意识能跟上企业经营管理和社会现代生活的需要，自然会认为应该投入资金改善安全设施，他的行为就能符合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安全要求。一个职工的安全素质提高了，他在工作和生活中就会自觉地用安全要求去面对工作和生活，这样就会将各类事故拒之门外，这是搞好安全工作的灵魂。很多事故的发生，往往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环节，哪个时刻出了某一个事故，而是缺乏安全意识所造成的后果。因此我们要加大对安全工作的宣传和教育，用钢性的力度来增强全体职工的安全意识，让我们的行为服从环境的需要，按照安全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办事。同时要重点加强对安全保卫队伍建设，对保安人员进行经常性的强化教育，使他们转变思想观念，向专业化法制化靠拢，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等安全管理法规武装头脑，使他们能用法制法规来指导自己的言行及日常工作，使安全保卫工作更加法制化，更好地为企业保驾护航。

总之，进入21世纪，变革成为永恒的主题。变化的速度远远超过人们学习的速度。物流产业在科技进步和管理创新的驱动下，经历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全球物流已经进入供应链年代。变化的世界对供应链管理、对第三方物流和对运输、仓储、国际物流、商业物流、制造业物流都带来了挑战，企业物流管理必须自身变革，才能应对挑战。在现代物流企业的安全管理中，要坚持做到领导对安全的责任落实到位、规章制度规范到位、管理措施落实到位、员工的安全意识到位，才确保企业的安全，促使物流企业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 魏农建. 物流营销与客户关系管理[M].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2] 汪波. 以资源整合发展物流营销的基本战略[J]. 综合运输，2005(3):45.